卷三十五　户政十八旗生计

译卷三十五 户政十八 旗人生计

旗户分居议

李祖陶

八旗是国家赖以征战的武力。我朝兴起于东方，虎视中原，当时依附风云、追随日月的人，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些人上天所生、世人所选，用来作为亲近辅佐、先后奔走、抵御外侮的力量，大都战功卓著、旗帜常新。比起汉高祖的丰沛子弟、光武帝的南阳宗亲、唐高祖的太原义从、明代的徐达、凤阳、英贤，有过之而无不及。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都北京，酬谢功劳，封列五等爵位，但不分三等土地，圈占京城周围五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以此形成居重驭轻的局势。这比汉代迁徙郡国豪杰以充实关中、明太祖选取江南富人居住凤阳，其意义更为进步。但是，五百里的土地虽然都是肥沃之地，但土地无法再开垦；八旗的人虽然都吃俸禄，但人口却逐代增加。恰逢圣功圣德，累世太平，休养之余，逐渐产生奢侈之风，直到雍正末年，八旗生计逐渐困窘。于是圣天子在上咨询，诸臣在下献计，大都深谋远虑，为十世百世做打算，而不在于暂时救济，所以用来作为补救措施。据我所知，乾隆二年，监察御史舒赫德就有密陈愚虑的奏疏，说旗人赖以生存的只有房地，别无其他项目。房地不足，虽然千方百计供养他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让他们不聚集在一方，才能共同获得利益。我想，盛京、黑龙江、古塔三处是我朝兴隆之地，土地肥沃美丽，听说其空闲地方很多。虽然八旗满洲不可分散居住在其他地方，但这些根本之地似乎不妨迁移居住。务必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导他们俭朴，恢复其初始风气，那么根本稳固，长远可计。但须在数年之前进行安排，然后对八旗中愿意前往的人以及生计极度困窘的人，逐一筹划起身安家等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欣然上路。这是第一种说法。

到了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又有《军国大用不敷，敬陈变通之法》的奏疏，说：“臣蒙恩辅佐户部，详细查核每年经费，收入不敷支出，因为八旗兵饷浩繁，所以支出常常增多；各省绿营兵饷日益增加，所以收入逐渐减少。如果有额外费用，就不免左支右绌了。查八旗人除了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允许他们屯种外，其余都随旗居住，聚集在京城，没有农工商贾的职业，大都仰食于官府。我皇上仁爱如天，在正赋俸饷之外，增设佐领的定额，优给养育的粮食，而旗人仍然穷苦如故，这是因为不让人自谋生计，而常想由官府供养他们。我私下认为，不屯田，断无供给的方法。如今内地已无空闲田地，世宗宪皇帝想在黑龙江、古塔等处分别安置旗人居住耕种，但未及实行。我皇上即位以来，廷臣屡次以此言进谏。如果顾虑其难行而不及时早做安排，数千百年之后，旗户必定十倍于今。以有限的钱粮赡养无数的人口，如果仅从定额饷银内取给，那么兵弁的关支不足以供给闲散人员的坐食，旗人的生计必定日益困窘；如果想在定额饷银之外增加供给，那么民赋的常制断不可增加，而国用所必需的又无可缩减，即使竭尽度支之力，也不足以供给，不将上下交困吗？只有酌情派遣闲散人员到边疆屯田，使他们自食耕牧之利，并按时讲武，那么旗人有生聚之资，国帑也无匮乏之虑了。”这是第二种说法。

到了乾隆十年，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又进献《筹理财之长策》，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二曰给数年之俸饷以遣汉军。为什么呢？臣听说宋祖拥有天下时，举中国之兵只有十六万，等到英宗治平年间，多至一百二十万，国力因此耗竭。明朝的宗室不士不农，仰给宗禄，到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人四十岁不得娶妻，女人三十岁不得出嫁，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足以供给他们。如今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人口繁衍昌盛，比起顺治时，大概一衍为十；而生计的艰难，则比起康熙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府而不止，局限于五百里之内而不让他们出去，那么将来上面的弊端必定像北宋的养兵，下面的弊端必定像明朝的宗室，这是不可不筹划变通的。臣私下认为，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都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请派遣有才干的大臣前往经理，果真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立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者外，其家中的次丁、余丁，力能耕种者，并以前居住所种之田即为本业，分年扣还工本，此外再不升科，只令其农暇操练，那么数年之后即成劲旅。这是安置满洲闲散的方法。至于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的旨意，因为定例太拘，所以出旗者寥寥无几。如今请求不论其家中是否有人出仕，皆得出旗，现任官员各给以三年之俸饷，无官者给以六年之俸饷，其家产许其带走，任其自便，那么贫富皆不失所，五年之后，国帑之节省无穷。这是安顿汉军八旗的方法。这是第三种说法。

三说大同小异，而柴说并筹划散遣汉军，尤为胆识双绝。夫汉军皆中土之人，其初闻风景附着，有勋劳，豢养二百余年，尔公尔侯，报之厚矣。积久蕃衍而生计日蹙，则与其坐困无聊，何若放之江湖，任其浩浩荡荡之为得也。予观魏

译叔子在《封建论》后附论明代制度的弊病，认为君子的恩泽五代就会断绝，即使是宗室也应有所限制：开国天子的儿子封为王，嫡子世代承袭王爵，庶子则每代递减，五代之后沦为平民；继位天子的儿子封为公，其等级递减也依照此例，五代之后也都成为平民宗室，各自从事士农工商的职业，将谱系登记于国家并免除他们的徭役。他的言论曲折而有条理。既然连皇室宗亲尚且加以区别，不让他们全部依赖官府供养，何况是满军中的闲散人员以及依附于汉军的人呢？这确实是救济贫困的长远策略，不仅挽救国家，同时也救济百姓。

译确实如此。黄河改道北流，顺应其本性，不再年年发生水灾，可以节省数百万两的防洪费用；两淮盐价直接卖给商人，私盐全部转化为官盐，每年可增加数百万两的税课；漕粮就地屯种，官府与百姓的困境都能缓解，而国家也无需承担治河、建闸、造船、征发军卒等各项费用，每年节省的必定不止数百万两；旗人分居各地，自食其力，大仓的米粮依然充盈，每年节省的也不下数百万两。合计节省与增加的收入，大约接近二千万两。去年阅读邸报，看到卓中堂统计户部收支的数目，经费年收入四千四五百万两，支出三千八九百万两。如果收入年年不缺乏，支出不年年增加，自然足以支撑。但水旱天灾，即使是尧、汤时代也不能避免，收入怎能年年不减少？大规模战争和劳役，在太平时期也不能避免，支出怎能年年不增加？因此必须有根本的大道来生财、省财，使国库长久充实，粮仓长久丰足，那么仓促间遇到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的时候，也能从容应对，不至于实行苛细的政策，沿袭苟且的惯例，而被后世的史家所讥讽。反复思考，想要为国家生财、省财，没有比这四条更好的计策了。所以自恨身处万里之外的草野，没有途径向朝廷陈述。至于银价昂贵，成为州县和百姓的负担，我另有议论来补救，这里不再赘述。

请筹费移屯兼舒国用疏

沈桂芬

私下认为，我朝定都燕京，以重兵控制轻地，八旗禁军全部驻扎在京城周围。每年耗费数百万两金钱，来供养他们的家口，考虑得非常深远。无奈二百多年来，人口日益繁多，即使不兴兵打仗，年收入依旧，暗中消耗坐吃山空，上下都岌岌可危，有难以维持下去的趋势。历朝谋划国事的臣子，早已预知经费难以接续，以及旗人生计日益艰难，屡次上奏条陈，实际已经批准实行的，如清查入官地亩，分拨拉林地方，移住双城堡屯田，外官允许携带亲族随任，用来调剂的措施已经非常周全。而屯边之法，随即因为安土重迁，事情逐渐停止实行。近来又批准出外谋生，但离去的人寥寥无几。固然由于人情害怕跋涉，也因为各旗兵丁中愿意离去的人，想要做贸易却没有本钱，想要耕种却没有器具，想要迁徙却没有资金。我在京城做官时，亲眼见到旗人生口繁多，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商业，除了仰赖钱粮外，别无谋生之策。自从币制变更，南漕不能接续，一个兵丁所领的粮食，不够供给一个兵丁的食用。强壮的人悍然为非作歹，常常陷入刑网；弱小的人坐以待毙，转死于沟壑。我皇上视民如伤，四海之内，一人失所，尚且深深忧虑怜恤，何况八旗世仆勋旧子孙，近在京城，怎忍心让他们饥寒交迫、颠沛流离，而不为他们谋划呢？自古以来，靠一人养活天下，常苦于不足；让天下人自己养活自己，常觉得有余。我私下认为，今日安插旗人，上策莫过于移屯边方，中策则是听任他们前往各省。在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日子移屯，人情谁不好逸恶劳？在冻饿交迫的时节移屯，人情又谁不辞去饥饿而追求温饱？所以今日移屯这一建议，比起往昔事半功倍。我先说听任前往各省的方法，即就从前武隆阿、英和等臣所奏而推广。无论马甲、养育兵、闲散人员，愿意出外谋生，前往各厅州县的，准许他们直接呈报本旗都统前往。按照商籍、军籍的例规，编为旗籍。户婚、田土、命盗案件，归地方官管理。生子随时呈报，督抚年终汇总咨报部旗。缘守战马粮，及各营将弁，也令一体考拔。并允许用旗籍参加府州县文武试及乡会试。想要参加翻译试的，按照各省驻防的例规。凡是降革、休致官弁，以及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与各省驻防，愿意迁移的均听任。这是移往内地，人们乐于服从，其资助一概由所在省份承担。至于移屯边防的方法，我请求钦派廉洁干练的大员，担任屯田大臣，随带司员，查照旧档案，在奉天、吉林一带，以及独石口外、红城子、开平等处，与张家口外的兴和、新平等城，昔年富俊、孙家淦等臣所勘定的旧地，每年计算可以开垦多少顷，并建造房屋城堡，添制农具牛种，以及军装器械，酌定成规，驻扎其中，始终经理其事。再由八旗都统恳切劝谕旗户，愿意移往口外的，按照道光初年移屯双城堡的旧例，由户部当堂发给治装银三十两，沿途官府提供车马。到屯后每户官府提供房屋四间，农具牛耔皆备。农闲时讲武，刑罚教养之事都由屯田大臣主管。十年以后，地亩按照下则升科，征收的粮食，粜运到口内，而将银两积蓄在屯所。每年即用屯粮所粜得的银两，作为次年京旗移屯与屯所各项之用，无事再动用国库。这是移往边防，事情极其艰难，其资助不得不酌情优厚一些。

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说口北寒冷，不宜种植粟麦，饮食无着，流离远徙，容易伤害臣仆依恋之心。不知道昔年屡次移居双城堡及拉林地方，旗户至今养育子孙，称为乐土。如果不耕种，凭什么生存？至于孙家淦勘地原奏，也将地方的寒暖，谷种的适宜，与日用的水火煤薪，旗民的相安，蒙古旗厂的无扰，以及山场

译那些可以放牧的地方，平原上可以狩猎的地方，条理分明，分析透彻，并非只是空谈。况且人气日益聚集，地气也随之开发，天气也就日渐温暖。旗人不过承受一次迁徙的辛劳，便永远可以丰衣足食。这与固守京城，面对饥寒无计可施、借贷无门的情况相比，相差甚远。臣所说的体恤旗人百姓，就是指的这一点。

议论的人必定会说边疆屯田太多，禁军兵力单薄，恐怕不符合强干弱枝的原则。却不知道圣朝开国之初，人心刚刚安定，不得不依靠精锐士兵镇守辅佐京城。如今四海百姓，都归顺朝廷。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收复郡县，剿灭首恶，大多依靠绿营兵勇以及蒙古和东三省的兵力。旗人生长在京城，习惯于被供养，偶尔有调遣，未曾听说得力。如果让他们移居口外屯田，经受风霜锻炼，从事耕种牧养，生计劳苦，体魄必定变得充实。再加上督帅得人，训练有素，不难恢复国家初建时骁勇强健的风气。十几年后，环绕边疆的土地，东西开辟，连绵不断。向北可以震慑强邻，向南也可以拱卫京城。如果有征调缓急之事，更加可以依赖。臣所说的充实边防，就是指的这一点。

只是迁徙屯田的各项费用，往年还认为困难，如今国库空虚，更从哪里得到这笔闲钱？臣曾经私下计算，八旗目前发放的兵饷，除了两成大钱外，实际发放四成白银。人口众多，嗷嗷待哺，早上不谋晚上。各省军务告竣，必定应该按照惯例照八成旧章，以充裕士兵的衣食。臣私下认为，救济八旗一时的穷困，恩惠较小；给予八旗无穷的赡养，利益长远。在尚未削减的时候忽然提议削减，形势逆反而难以实行；等到已经削减之后稍微增加，形势顺遂而容易调节。请在确定恢复八成兵饷的那一年，暂时发放六成，酌留两成。每年大约可以得到白银一百多万两。治装银两与房屋农具，每户按八十两计算，加上屯所修筑城堡、制造器械以及一切费用，每年至少也可以迁徙几千余户。等到屯田开始征税后，迁徙屯田有了资金，京城旗兵兵饷仍然恢复八成的旧制。这样，目前的经费，无需另外筹措；日后的正税永远没有不足。臣所说的舒缓国家用度，就是指的这一点。

过去臣辅佐管理财政，反复筹划，但军务正紧急，没有空闲上奏陈述。如今虽然出任地方大吏，不敢沉默自安。所幸僭越伪政权已被削平，东南逐渐安定，天下百姓，都蒙受休养生息。似乎应当及时预先筹划根本大计，不要苛求旦夕之效，希望开辟快乐福利的源泉。国家亿万年的宏大基业，可以因此更加巩固。是否妥当，伏乞皇上训示，敕令有关部门核议施行。谨奏。

译维持根本疏

杜瑞联

我私下认为，政令贵在持之以恒，尤其贵在抓住要害。朝廷每日处理成千上万件政务，哪一件不关乎紧要事务？然而在轻重缓急之间，自然有先后次序。大概稳固根本的计策，是先保障百姓的粮食，而后才考虑军队的储备；安定百姓的常道，是从根本延伸到枝叶。变通补救的方法，不可不急于讲求。臣谨就自己有限的见识，分为三条，为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八旗的生计，应当急设法予以接济。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八旗又是京师的根本。我朝依靠武功平定天下，八旗兵丁拱卫皇权，确实是至为重要的计策。然而必须优厚地体恤他们的家庭，才能重用他们的体力。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所发放的粮米，多次被裁减扣发；当十大钱，又抵不上制钱三文的使用价值，以至于百姓啼饥号寒，日益困乏。偶尔有人流落成为匪类，还指望他们勤于操练、防备外侮吗？查考同治元年之前，顺天府府尹蒋琦龄曾奏请恤助旗仆一条，意在开垦闲置田地，并放宽外出谋生的禁令，任其自谋生计，曾经奉旨交由有关部门商议。然而至今办理，尚未得到头绪。臣愚昧地认为，时处艰难，应当采取暂时救济眼前困境的计策。可否命令户部通盘筹算，无论哪项银两，只要有可以节省的，或者可以挪移抽拨的，就像现今李世忠解散勇营交接关卡，两淮盐税所收，每月必定多出数万，或者就专门提取解送京城，添补八旗兵饷，等到钱粮漕运足额，再按旧例支放。这样温饱有了资财，精壮之人便可任用，即使外患也可以暗中消解了。

第二，漕粮征收本色，应当急设法恢复。稳固根本的计策中，漕粮最为大宗。战事兴起以来，纷纷改为折色征收，以至于京通各仓大半空虚。像这样的情况，怎能持久？应请命令有漕运任务的督抚，将各省应征的本色漕粮，酌情恢复旧规。即使不能期望足额，但每省只要得到十数万石，或数万石，积少成多，陆续接济，每年所入，先尽数支放给八旗兵米。这样即使有银无米，也可以凭借饱暖来练习技艺。有人说，漕粮征收折色是为了救济军饷，现在如果改征本色，兵粮岂不是更加匮乏？臣愚昧地认为，平均则无贫穷，这个道理可以确信。现在军营中的冒领，粮台的冒销，每年不知有多少。如果能让各路统兵大臣以及各省督抚严格杜绝冒领浪费，极力谋求节约，并且不立即命令全部解送京城，只是在各营应得的漕银中，划出数万石本色粮食，作为保全根本的计策。这样既不妨碍兵饷，而对八旗大有益处。各大臣公忠体国，应当一定有兼顾两全的策略。

第三，钱局鼓铸，应当设法增加。如今银两和米粮都短缺，只要钱铸能按额定数量完成，也可以弥补银米不足。然而近来钱局所铸的钱非常有限，说是没有铜，没有银两购买铜。臣认为铜本来有专门的经费，只是因国库支出紧张，被挪作他用，导致正当用途没有着落。应请命令户部，划出铜本经费，其中欠在各省的，酌情分别催提；已经解送部库的，另行存放，以便随时采买铜斤，增加鼓铸。即使不能十分足额，但尽其所铸，添放八旗兵饷，应当也不无小补。有人说，需要的额度很多，怎么能顾此失彼？然而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以如今内外情形都苦于缺钱，这是即使抽提别项资金来资助鼓铸，也将勉强为之。铜本系钱局正当的经费。至于采买的弊端在于勒索，鼓铸的弊端在于盗窃，长久以来都是钱法的蛀虫，那么专门负责采买鼓铸的官员，尤其需要谨慎选拔廉洁能干之人，不要沿袭保送部员的常例，这样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来剔除弊端。

以上三条总归为一件事，其收效不急于朝夕，其定计难以迟缓片刻。伏乞命令部臣详细确切地商议奏报，妥善制定章程，持之以恒，逐步推行，那么对于根本计策大概不无裨益了。另外臣还有请求，治国的道理，养育与教化并重。我见八旗旧设的官学教习，多半是虚应故事，应请圣旨命令六部九卿，详细商议整理的方法。自古学术端正而后人心端正，心术端正而后有人才，那么衣食既足，大力推崇教化，尤其是最根本事务中最重要的。

卷三十六 户政十一 农政上

土田论

邹汉勋

《汉书·食货志》记载，百姓受授上等田地，一夫百亩；中等田地，一夫二百亩；下等田地，一夫三百亩。每年耕种的，称为不易的上等田；休耕一年的，称为一易的中等田；休耕两年的，称为再易的下等田。这是说平坦的土地可以这样做的。如果是山林、沼泽、原野、丘陵、盐碱地，各自根据肥沃贫瘠的程度作为差别。《左氏春秋》记载：评定土田，测量山林，聚集沼泽，辨别丘陵，标记盐碱地，统计水涝地，规划池塘，划分原野堤防，放牧低湿高地，井田平衍之地。贾逵注释：山林之地，九夫为一度，九度相当于一井；丘陵之地，九夫为一办，七办相当于一井；盐碱之地，九夫为一表，六表相当于一井；水涝之地，九夫为一数，五数相当于一井；池塘之地，九夫为一规，四规相当于一井；原野堤防之地，九夫为一町，三町相当于一井；低湿高地，九夫为一牧，二牧相当于一井；平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