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八　兵政九地利上

译春季大营用兵稍多，其余皆依靠勇丁来成事。国家养兵的费用，每年超过二十万。值此多事之秋，却未听说绿营建立一项奇功、涌现一位良将。如今各省勇丁，合计约在三十万以上，而往年经制之兵，仍未能商议裁减。况且守战各兵，在营的坐粮虽少，但出征外省，加上盐折、夫价、余丁等费用，每名士兵每月支出也在五两上下。平日有粮饷少之名，临事无节省费用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临急无破敌之效。统筹全局，实在不是长久之策。臣愚以为军务全部结束后，仍当综核名实，裁减陆兵；其中必不可裁者，就应当增加口粮。这又是因今日设立水营，而预先为日后陆营做准备。谨议事宜三十条、营制三十四条，分缮两折，恭呈御览。计战船七百七十四艘，除提督已颁关防外，新设总兵四员，拨出兼隶之总兵一员，副将、参将、游击三项营官二十四员，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哨官七十四员，兵数一万二千余人。兵饷、船价、廉俸、杂费、修舰之费，约计每月五万多两。选将、练兵、饷项、捕务以及考核教演之设，无不严格制定章程，希望垂为典章。请旨饬下军机大臣，会同吏、户、兵、工等部，以及总理衙门核议施行。所有会议长江水师营制宜事宜缘由，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吴棠、护理江苏巡抚臣刘郇膏、安徽巡抚臣乔松年、江西巡抚臣刘坤一、湖北巡抚臣郑敦谨、湖南巡抚臣李瀚章，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译我私下打算酌情改革江南外海水师的营制。这件事已于本年四月初七日，在附片中陈奏了大概情况，已有案可查。

我私下认为，厘定新的章程，必须参考旧有的制度。查《中枢政考》所载，江南水师向来分为外海和内河两支。外海士兵六千七百七十六名，军官一百一十八员；内河士兵八千零二十一名，军官一百三十三员。至于船只的数量，则没有可查考的记录。道光二十四年，前任两江总督璧昌上奏称，按照江南旧例，营船二百七十五只，已经破旧损坏得无法使用，另外建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号，大船十二号等语。粗略计算，这些船只不过能装载两千多人，而额定士兵还有万余人没有船可乘。只有水师的名义，没有舟楫的实质，不能不大力变通，讲求实际。

我私下认为，水师人数的多少，应当以船只的多少来决定。没有船，士兵就没有用武之地，军官就成了虚设的员额。想要确定水兵的名额，必须先筹划口粮的收入，同时筹划修船的经费。比如外海船只需要使用广艇、红单、拖罟之类，每造一艘，花费多达数千两银子，夹底的甚至超过一万两。加上大小修整、绳索、锚具、火药器械，所花费的更是不可胜计。上至火轮兵船，费用尤其巨大；下至船板小艇，所需费用也很多。耗尽江苏的物力，不过能办理一百多艘船，装载三千多名士兵罢了。因此不能不大力裁减旧制中的士兵，酌情削减旧设的军官，这是形势所迫。

至于养兵的军饷，旧制水师也按照绿营的例子，有马粮、战粮、守粮等名目。平时士兵有的做点小买卖谋生，有的靠手艺糊口，尚不足以维持自身生存。现在既然责令他们常住船上，不得不稍微从优厚一些。所以长江水师的章程，士兵月粮支给二两七钱或三两不等，比战粮增加了一倍，比守粮几乎增加了两倍。现在议定江苏水师，也应当仿照长江的例子，外海则还需要增加。自从军兴以来，绿营士兵没有功劳，各省勇营却建立了功绩，士兵也颇以平时军饷微薄为借口。现在想要让一个士兵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不能不酌情增加口粮，这也是形势所迫。

但是既然增加了支出，就必须筹划收入。长江水师的军饷，五省各留一处厘金卡口，是出自常赋之外的。我还担心取之过多。江苏水师，则经费出自司库，断不能在正额之外，增添没有着落的军饷，尤其不可拘泥于抽厘的说法，留下一个永远的卡口。追溯乾隆四十七年增加士兵六万多人，当时大学士阿桂上疏陈述议论，认为国家经费突然增加，不觉其多，但每年支出则难以持续。我曾国藩在咸丰元年担任侍郎时，奏请裁兵，就是引申他的话，赞叹这是深远的考虑。今天整理水师，怎肯完全违背以前的言论。江苏水师在嘉庆、道光年间，每年用银多少，江苏没有案卷可查。此时粗略计算，总不想让新章的银两，超过旧制的范围。如果不够，更须酌情裁减陆兵来补救。这不仅江苏是这样，即使沿海各省整顿水师，都须核算军饷。如果新饷果然超过原数，就应当同时裁减陆兵，来酌情接济水师的军饷。

水师长久没有战船，不修造两三年不能完成。陆路纵然缺额士兵，如果招募勇营两三个月，就可以成军。陆路则有事招募勇营，无事裁撤；水路则多年制造器械，一旦取用。权衡缓急，海疆似乎以水营为重。其他省份只有陆兵而没有水师的，纵然不立即议定裁撤，趁此中原大定之际，也可以将出缺的军官士兵，缓至二十年后再议定招募补充。将来重新招募的时候，完全可以仿照浙江的例子，增加大额兵，酌情增加口粮。这又是因节省经费，而兼顾陆营的计策。

谨议定江苏水师事宜十四条，营制十六条，缮写清折，恭敬呈上御览。恳请敕令各衙门详细会议，归于最恰当的处理。凡是疆臣奏事，常常害怕部臣驳诘，这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情。唯独对于这样的大政，则不害怕驳诘，而且只怕他们不驳，只怕他们驳得少。目前多一个诘难，日后少一个过失。不仅请求部臣再三驳诘，即使江苏前后各任官员，如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在江苏用兵最久，洞悉水陆情形；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浙江办理军事事件，讲求已熟；江苏巡抚丁日昌，素有抵御外洋的志向，也请敕令李鸿章、马新贻、丁日昌各抒己见，将江苏水师船政妥为核议，务必使外防与内盗并谋，旧制与新章并顾。

我虽然离开两江，倘若有见解，仍当继续陈奏议论，期望利多弊少。不仅江苏是这样，即使长江水师，也请敕令沿江五省督抚随时察看，如有不妥之处，三年以内，尽可奏明斟酌损益。我断不因自己是初议之人，稍存回护之见。我的微意，不过想要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大概事情因屡次试验而逐渐精通，人因熟悉水而逐渐强壮。至于船式如何才好，营制如何才强，自当博采言论，不敢固执成见。一俟江苏水师定章后

译沿海闽粤各省，均可参照此例办理，实为大局之幸。所有关于酌议江苏水师事宜的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马新贻、江苏巡抚丁日昌，恭敬地呈递奏折上报。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并指示。谨此奏报。

译长江图杂说一

马征麟

长江津要十三则

江势变迁二则

三江旧说

彭蠡

北江三则

南江三则

中江入海

长江津要十三则

马征麟

兵家重视地利，占据险要关塞，则门户坚固，内部自然安宁。长江防务的门户，旧称廖角嘴（廖荆川、宛溪写作“蓼”，《利病书》写作“料”），位于海门厅境内，营前沙属于崇明县，南北相对，为第一重门户；狼山与福山相对，为第二重门户。然而江面辽阔，堵塞困难，如今已另设内洋防线，由五营驻守。至于长江汛防，从江阴的虾山开始，到鼻嘴一带，在整个局势中属于内户，而在长江营制中，实为第一关键。南岸的大小石湾，与北岸的刘闻沙相距不过三里左右，堤台如堤，每道堤可布置数十位守军，两两相连，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地险”，大地资源供我守御之用。

逆流而上，圌山是镇江的门户，屹立在南岸，江中顺江洲绵延数十百里，与北岸的三江营互相犄角。船只航行其间，向东折向南，层峰峭壁，重重险隘，这就是所谓的“表里山河”。京口邗沟，贯通南北，是东南漕运所经、盐税所出之地，咫尺之地，却是半壁江山的咽喉，能不重视吗？

再往上，则是划子口，其南岸即将出口处为石埠桥，前扼长江，后控滁口乌龙山，与沙洲圩堤相对突出，是金陵的门户，古称宣化镇，在六合县南，南岸对着建康的靖安镇，最为冲要，大概就是这里了。

堤防的设置，居于陆地以控制江面，与水师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胜过濡须口夹水置坞的做法。终究不是陆地不守，且无法专责成，水师以船为家，新章规定水兵住岸，有严厉禁令，势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会像楚越两地一样疏远。门窗的修缮，应当趁未下雨时进行。

再往上，则是牛渚采石，是中权之津要；东西梁山，是安徽的屏翰；小孤、澎浪、湖口，是九江、豫章的喉吭；田家镇、西塞山一带，是全楚的钥匙；阳逻堡、沙武口，是荆、扬、豫三州的关塞；岳州是楚南的门户，也是全楚的腰膂；螺山、鸭阑、杨林、临湘、白螺、道人诸矶，两两相对，又是荆州、岳州的锁钥。

再往上，则是筲箕洼，为沮漳之口，春秋时与江汉二渎同为楚望；虎渡河别而为沱，当在周秦以后；求之禹迹，实为长江之干水；荆河、虎渡，二江双流，互为本支，据鄢郢之胜，握全楚之枢，上游有故，则操之有要矣。

岳州一镇，势如高屋建瓴；瓜州一镇，形若丸泥封函关；其间湖汉各营，络绎不绝，呼吸相通；姑孰山川阻险，扼要江津，居中驭驶，势若率然，触处为首尾；是故无事散之五标而不见多，有事聚之一隅而不见少。

瓜州固裕溪守，则淮南有蔽；九江固则利尽南海；汉阳固则郧襄高枕；岳州固则滇蜀安堵；长江天堑，限南北而扼东西；长江之防，专防长江云乎哉？

章氏《山堂考索》曰：江出岷山，经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一都会；沅湘众水，合洞庭而输之江，则武昌为一都会；豫章江与鄱阳之浸汇于湓□，则九江为一都会；今按皖南皖北，众水合于牛渚，则姑孰为一都会；南连吴越，北接淮扬，则镇江为一都会；疆域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八尺之躯，脉之会亦数处尔；宋吴表臣云：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者二，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即今荆河脑，一曰三江口；中流最紧者二，鄂之于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兵家因敌制变，犹水因地制形，未可刻舟胶柱以求，录此以当举烛。

自昔江流壮阔，在在缘以为险；近代渐就淤填，一叶可矜飞越；江固非复昔日天险也；然分南北者利于宽，扼东西者利于狭，则今日之用长江，与昔日之用长江，移宫换羽矣。

地扼东西，忽则铁锁皆断；风利不泊，天限南北，忽则浮梁不差，甚且捣虚飞渡；此亦一长江，彼亦一长江，岂伊地利，抑亦人谋也；是故得其道则洪流障于一苇，违其道则江河溃于蚁穴。

或谓长江之师不为寡矣，将以弥巨寇，在示形便以握其枢；若夫江湖数千里，分地设守，散之若无会哨，防祗御小偷，不知会哨捕偷，所以肄勤劳、便舟楫、扰风涛也；调防以驭之，会操以聚之，所以操纵自如也；木石之转，羊之驱，风帆之

译这难道不是有利之处吗？不像陆路军队驻扎在重镇、扼守都会那样，寓整体于分散之中，不也可以吗？况且楚地有七泽，吴地浸染五湖，低湿空旷，被称为盗匪出没之地，祸患初起时若不剪除，蔓延开来就难以图谋，制止小偷小摸也可以用来消除内患，这又可以忽视吗？

译狼山有五个山阜，旧时隔着江水，并不相连属。《读史方舆纪要》说：军山与刀刃山，隔着江水数里；塔山有两座石门相对，即是元代张瑄、朱清海运的故道。如今五山断续相连，都在陆地上。江阴浮山，又名巫山，旧时在江中，就是所谓的巫门险隘。如今寿兴沙淤积成海坝，浮山便附属于南岸。靖江东西、北的孤山，旧时在北岸，属于泰兴县。后来岸崩塌，山落入江中，离岸五六里，与江阴浮山相对。成化八年，潮沙淤积，化为肥沃的土地，而山又处于平陆之上。靖江县旧为江阴的东西马驼沙，在大江中。天启年间以后，沙淤积连属北岸，于是开凿界河，与泰兴沿河为界。扬子江旧时宽四十里，瓜洲本是江中一个沙洲，后来才向北与扬子桥相连，扬子桥在扬州府城南十五里，而江面仅宽七八里。瓜洲形状像“瓜”字，唐开元以后，逐渐成为南北的咽喉要地。宋乾道四年，才开始筑城设置守将。近年来，江涛震撼，五座城门已沦陷四座。今和州治所即秦代的历阳，《历阳典录》说：历阳未设县以前，江水泛滥。旧地图称渔邱渡为伍子胥入吴渡江之处，这是昔日江流，从今城中流过，后来才迁徙向东。安庆属县的小孤山，旧时耸立在江北岸，与南岸山对立，为控制扼守之处。成化二十年，江水忽然在山北分流，而小孤山遂有砥柱中流的态势。黄州赤壁，旧时侧临江边，如今其下为湖，湖外为洲，离江数里。江夏鹦鹉洲，旧时在江中，洪武年间连属北岸，又说崇祯年间被冲毁荡决无存，如今所称的名称，已不是原来的旧址。枝江百里洲，嘉靖年间被冲决分为二，高岸变为深谷，深谷变为山陵，岂能尽述！

茫茫禹迹，几次经历沧桑巨变，四条大河的变迁，黄河最为显著，长江、汉水次之。然而黄河的移徙，历历可查；长江、汉水的变迁，几乎无可考证。依据近日的情形，粉饰昔年的名号，违背经典旨意而不知，陵乱删削夷平而不顾，有的是一唱百和，有的是聚讼千秋。以今日所履之地去推求，其大端的错误有六：曰三江、曰彭蠡、曰大别、曰汉口夏口、曰九江、曰江沱。六端既已明晰，而经文的简括、字法的恰当，焕然改观，大禹的足迹也因此可以追寻了。禹迹可寻，而洪水方张的态势，或许可以平息吧。

三江的说法，为何如此繁多呢？起初还将三江的中江、北江视为一贯，后来又将三江的中江、北江截断为两宗了。孔安国的传注说：从彭蠡分为三流入震泽，从震泽又分为三流入海，其说久已不足为据。由今芜湖城南，向东经过黄池，越过东坝，过宜兴入震泽，出松江。松江自苏州府吴江县东长桥向东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代在江南设立松江府，而此江遂名吴松江，为中江。《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下说：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阳羡在今宜兴南五里。震泽南有南江，《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吴县下说：故国周太伯所邑，具区泽在西，古文以为震泽，南江在南，东入海。有人说班固所说的南江，是指浙江，然而钱塘县下说：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丹阳郡黝县下说：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都不说南江。可见班固的南江，别指一水，即王安石所说的，一自平江吴县南入海者。大江为北江，《汉书·地理志》毗陵县下说：北江在北，东入海。这是班固的说法。司马彪的《郡国志》沿袭之，而王安石袭用之。左合汉水为北江，右会彭蠡为南江，岷江为中江，这是郑玄的说法。而苏轼沿袭之，胡渭《禹贡锥指》墨守之。江至石城县，在今池州府贵池县西，分为二，过毗陵县，今在镇江府丹徒县东南十八里，北为北江，自石城东出，径吴国南，为南江。今贵池水皆西北入江，其东南崇山峻岭，延接宣歙，哪有分江东出吴国的道理？《汉书·地理志》丹阳郡石城县下说：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尤为荒诞。而中江大概缺失。汉魏时胥河久已湮没，芜湖不能达震泽，故无中江。胥河，说见后。《水经》、《禹贡山水泽地》说：中江，在丹阳芜湖县西，至会稽阳羡东入海，与此不合，疑出两手。这是《水经》及注的说法。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这是郭璞的说法。而《水经注》也引用之，亭林顾炎武取之。江出岷山，至楚都，今荆州府，名南江；至浔阳，今九江府，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今镇江府，名北江，入海。这是盛宏之《荆州记》的说法。而徐铉宗奉之。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这是《元和志》的说法。而近世又有荆江为中江，汉水为北江，洞庭为南江的说法。岷山大江所出，崃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皆东注大江，这是郭璞《山海经注》的说法。

译并不是为了《禹贡》而说的，而后人也依据这一点，凡是这些，都是将三江中的北江视为一个整体来贯通的。

译三江指的是吴江、浦阳江、松江、钱塘江，这是韦昭的说法，而罗泌在《路史余论》中加以申述，认为三江并非指中江和北江，因为中江和北江最初并没有三江的名称，而且三江原本并不流入震泽。松江向东北流七十里，到达三江口分流，向东北流入海的是娄江，娄江从苏州府城东边经过，流经昆山、太仓入海，现在名叫刘家河，府城东门名叫娄门，这就是证据。元代的海运由此经过。向东南流的是东江，元代潘应武说：太湖水流出白蚬江，急水港下淀山湖东边，从小漕沥等港口流入的，就是古代的东江。明代王圻说：东江大概在华亭、海平、湖界之中，后来被捍海塘截断，并与松江合称为三江。这是顾夷《吴地记》和庾阐《扬都赋》注的说法，也符合《尚书·禹贡》孔安国传中震泽分三支入海的意思，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和蔡沈《书集传》都主张这一观点，黄震《日钞》对此半信半疑。三江不必涉及中江、北江的文字，而只求其利弊，在扬州地区最大的河流，莫过于扬子江、松江、浙江，这是蔡沈《书集传》旁通篇的说法，而全祖望《绍衣》遵循此说。凡此种种，都是将三江与中江、北江分为两派的观点。就这两派而言，那么总体贯通的一家更为优胜。有人说《国语》中伍子胥说：“三江环绕着它，百姓无处迁移。”范蠡说：“与我争夺三江五湖利益的，不就是吴国吗？”《战国策》中黄歇上书秦王说：“越王在三江之浦擒获他。”《吴越春秋》中，范蠡乘船出三江之口，《越绝书》说：“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既然苏、浙地区称三江，难道没有依据吗？不知道这自然是吴越之间的三江，并非讨论《禹贡》《职方》中扬州的三江。吴越在扬州，只是东南一隅罢了，难道可以截断脚趾来适应鞋子吗？试着统合两派说法来论述：既然三江已经流入，系于扬州彭蠡既猪之下，彭蠡已经在扬州境内，《水经注》说荆州边界止于武口水，即现在的武湖沙口，位于黄陂、黄冈交界之处，那么扬州的起始就在此处了，三江又何必到荆州、梁州去寻求呢？这与汉代以汉水为北江、洞庭及湘水为南江，以及荆楚、崌崃等说法不合。彭蠡既猪，是从扬州的起始处而言；震泽底定，是从扬州的末尾处而言，那么三江实际上位于扬州的中部。如果说是松江等等，那就在震泽的下游，震泽底定这一句话已经足以概括它，不应该详略失当、上下混乱到这种地步。而且娄江、东江都是松江的支流，只是一条江，没有三江。这与韦昭、庾阐等人的说法不合。浙江的源流，不超过数百里，西边出自山溪，东边靠近大海，没有泛滥的担忧，不是治水所涉及的，怎么能与岷江并提呢？这与郭璞的说法不合。仔细玩味经文，“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语句不相承接，那么三江与震泽也完全不相干。《路史余论》说：这是两件事，并非说它们流入震泽。不应该中江经过震泽，南江又出自震泽。现在安徽的宁国府、广德州两个属县，以及江苏的高诸水，都向北流趋向芜湖、姑孰两个口子入江，这是地势使然。其下通震泽，始于春秋时吴国伐楚，采用伍员计策，开通运道，由太湖入江，所以名叫胥溪，即现在的东坝，东边有伍牙山，这是明显的证据。春秋时征用胥溪逐渐湮没，隋炀帝曾开凿江南河与长江相通。唐景福三年，孙儒围困杨行密于宣州，行密的将领台蒙修筑鲁阳五堰，派遣轻舟运送粮食，所以得以不困乏。宋代改为东西二堰。明初定都金陵，因为苏浙粮道从东坝进入，可以避开长江险阻，洪武二十五年，恢复胥河，设立广通镇。永乐初年，苏松水灾特别严重，当时运道已经废弃，于是重新修筑东坝，高厚数十丈，严禁开决，详见韩邦宪《东坝考》，《郡国利病书》高县内记载此事。山脉的走向，有起有伏，东坝是南干山势的伏处，然而仍然墩阜隆起，丹阳、阳羡的水分为东西两支。这果真是中江，那么金陵、常州、润州、姑苏山脉的盘根错节、发育生长，将从哪里来呢？明代恢复胥溪，而龙蟠虎踞，让燕子飞来，难道不是地脉有所损伤吗？况且哪有长江的气势，却被一道坝截断，就安然无波而没有冲激之患的呢？以大江为北江，与导江的文字尤为矛盾。这与班固的说法不合。有人说经文中只有北江、中江，说南江的是画蛇添足，那么经文中明明说三江，又自己疏解下面说为北江、为中江，那么南江自然可以类推，有北无南，中江何以称中？有人说中江、北江只是一条江，那么经文中既然已有三江、中江、北江等名称，难道只是为了这些纷繁的辞费吗？又有说三江只是一条江，南岸是彭蠡水，为南江；北岸是汉水，为北江；中流是大江水，为中江。这是继承苏轼尝水别味、罗泌合流不混的意思，那么这种说法更加穷尽而不足以辩驳了。《路史余论》说，从豫章入彭蠡，泯汉从汉阳合入彭蠡，那么合为一，不为二了。然而《禹贡》中仍有中江、北江的名称，是因为水性不同，各自为道，如泾渭之分流，流虽合而水不混。唐许敬宗说济水入黄河后伏流地下向南流出，也是以味道区别。现在扬子江心有南零。

译关于北零水的奇异之处，既然知道它流入长江却并未真正混合，这就毫无疑问了。古代设有五行之官，水官若能尽职，就能辨别水的性质和味道，那些潜入地下又涌出、混合后又分离的水，都能分辨清楚。这正是陆羽在扬子江心等待南零水的原因，而张籍（张江州）也记载了严濑水、扬子水和南零水的不同。刘伯刍、李季卿品评天下的水，也各有不同的标准。从前师旷、易牙、俞儿、张华、王劭都能分辨淄水和渑水的味道，苏轼说中江和北江可以通过味道来区别，也是基于这个道理。认为江汉水流入沼泽，混合后再分开，这是错误的；江水流入长江，本来就没有真正混合过。罗氏说豫章有南江的称号，是大禹未曾到达的地方，《禹贡》中没有记载，这不是用豫章、岷山、汉水来解释三江，而是用江汉来解释中江和北江。经文的意思清晰明白，人人都能知道。然而言论仍然混乱，实在是因为“鄱阳湖就是彭蠡泽”的说法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北江被系于彭蠡之下，因此无法确定北江的位置。彭蠡之误，又是因为江汉应当分离的趋势不明确。知道了江汉应当分离的趋势，又知道了江汉应当分离却不能立刻分离的趋势，然后彭蠡之误才能被察觉。彭蠡之误被察觉，然后北江才能被寻得。东汇泽作为彭蠡泽，东面作为北江，这是为了分流江汉合流、洪水漫山淹陵的势头。汉水已经流入长江，水从长江分出，地点在长江以北，所以称为北江。有了北江的名称，与之相对的就是南江。有了南江、北江的名称，中江也就有了称呼。经文中不提及南江，是因为在三江中已经体现了。总之，北江的位置确定了，那么中江、南江也就可知了，然后三江的说法才能得以确定。

译请让我说说彭蠡湖的情况。汉水被大别山阻挡，水势不得不流入长江并与之汇合。长江自从吞纳云梦泽，经过九江而下，已经拥有充沛且不可阻挡的水势，再加上汉水浩渺弥漫，两水相互激荡，使得下游水流更加湍急。因此，分流疏导以削弱其水势，是自然的道理。

等到考察其地势，北岸从黄冈的阳逻到广济的蟠塘，南岸从江夏的黄鹄到瑞昌的马头，总共五百多里，山势陡峭连绵，高峻重叠，水势受制于山，束缚而无法展开。疏导分流既无处施展，开凿河道也无从下手，于是有了“猪”（蓄）的策略。“猪”的意思，就是有所积蓄而无处宣泄，这是可以暂时采用但不能长久的计策。然而，凭借迂回展宽、水流激荡的态势，使其舒缓安宁，以便随后慢慢商议分流宣泄，那么汇聚成泽的工程，就不容稍缓。而汇聚成泽的地方，不宜离得太远，这就更加可以知道了。

如果像汉代人那样，把饶州的鄱阳湖当作彭蠡湖，《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彭泽县下说：“《禹贡》彭蠡泽在西。”《水经》说：“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北。”查考汉代彭泽县在今湖口县东三十里，那么湖口距离汉水入江处已有六百多里，再逆流而上二百多里，才开始有停蓄之所，那么上游的汹涌动荡和凋敝困苦，已经不堪设想了。这是第一个谬误。

如果说一定要到那里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那么请问诸水能够逆流而上吗？这是第二个谬误。即使加倍用力，一定要使水逆流倒灌才肯罢休，而所谓的湖、汉、九水，其重要性不亚于荆州的“九江孔殷”。像刘歆那样，正忙于用“九江”之名来固定疏导宣泄，尚且来不及，又怎么能分引江汉之水去那里呢？这是第三个谬误。

如果说内水枯竭时，外水用来蓄积；外水干涸时，内水用来宣泄。假如内外之水同时涨起，将用什么方法让它们顺道而行呢？这是第四个谬误。况且既然已经说长江到浔阳，水流分为九派，那么江汉的水势，在上游已经分流，又何必在下游汇聚成泽来徒劳地辛苦呢？这是第五个谬误。况且北江的位置已经失传了。这是第六个谬误。

疏导长江的困难，没有比江汉交汇更难的。其来势浩大，其去路狭窄。彭蠡湖的蓄积，是最为得计的。《禹贡》扬州篇庆幸于导水，《汉书》记载其汇聚成泽，《导江》篇记载其交汇汇聚，所谓在一篇文章中，三次强调这个意思。如果湖口以下，江势宽展，固然无需辛劳。一言以蔽之，说“三江既入”，是为了说明其容易。然而还在湖口寻找彭蠡，更在其下游寻找北江，如同盲人昏睡，多么违背常理啊。

至于《集传》想用巢湖来说明，顾炎武（亭林）认为东行北汇于泽，指的是固城、石臼等湖，那就离得更远了。那么彭蠡在哪里呢？回答说：在咸宁的东面，武昌、大冶的西面，通山的北面，江夏的南面。四周冈峦环绕，四山之外，长江如带，环绕其西北，而东面三面四山之间，没有大的水源，而湖泽数以百计，方圆几百里，都由武昌樊山一个口子吞吐。上距离禹时汉水入江处一百二十里，江水向东南流，湖水向西南蓄积。《水经注》所说：“江水右边得到樊口，江津南入，经过樊山上下三百里，连通新兴、马头两个治所。”正因为江津南入，所以能分流江汉合流的水势；也正因为能蓄不能泄，这就是它成为汇聚之泽的原因。禹迹所说的“东汇泽为彭蠡”，在这里而不在别处。

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湖，叫梁子湖。“梁”与“彭”古音都是商音，“子”与“蠡”古音都是征音。梁子与彭蠡，音相近而文字传写讹误。彭蠡长久以来众所周知在鄱阳，于是就没有人能纠正这个说法了。而且因为荆州和扬州的界限不明，所以知道在扬州境内寻找彭蠡，却不知道武昌樊口进入扬州境内已经很久了。说法见后文。《导江》篇说“至于东陵，东行北汇于泽”，东陵，就是巴陵；汇，就是彭蠡之汇。长江自从到澧水，经过洞庭湖到巴陵，都是向东南流，过了巴陵才开始折向东北。其水势斜侧，直过武汉到沙口之下，向东北流五百多里，与汉水交汇。说法见后文。然后又折向东南一百多里，汇于泽。说“东行北汇于泽”，是就大势而言。况且东行北流，已经环绕了汇泽的西北两面。先有汇泽后汇于泽，是治水的顺序，先下流而后上流。

彭蠡湖蓄积了水，江汉浩荡的水势，蓄积虽然舒缓，宣泄却不畅达，就可以安流顺轨而没有泛滥的忧患了吗？不可以。这分流疏导的工程，必须与汇聚成泽并举，而不能稍有迟缓。顺着下流的川泽治水，行事自然无事，那么神圣施工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南岸瑞昌马头以下九江府治，南距离庐山脚下三十里，地势较为开阔，而东角已被灰山束缚，越过鄱湖口而下，直到繁昌，又是岩壑险峻，逼近江岸。只有北岸从广济的武家穴，下到望江的雷池，《寰宇记》称为大雷江，直到安庆的皖口，上下四五百里，空旷遥远平坦，陂泽相连，疏导宣泄的工程，在这里可以施展。

曾经在夏季涨水时，登上庐山北坡，眺望广济、黄梅、宿松、望江的郊野，草木茂盛，浩渺无边，说：“唉，这一定是禹迹所说的东为北江的地方。为什么两千年来没有人找到它的位置呢？从前汉代人曾经把它当作九江。九江是荆州的水，寻阳是扬州的地域，其错误乖戾，本来……”

译不必多言，然而从汉代到晋代，记载确实可信。太史公说：“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寻阳县条下说：“汉代寻阳县在长江北岸，详情后文再说。”接着说：“《禹贡》记载九江在南，都向东汇合为大江。”应劭说：“长江从寻阳分为九条支流。”郭璞说：“九条支流在寻阳分流。”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寻阳地记》说九江分别是：一曰乌白江，二曰江，三曰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张须的《缘江图》说：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江，五曰白江，六曰白乌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江。这些支流参差不齐，随水势而定，长度有的百里，有的五十里，起始于鄂陵，终止于江口，在桑落洲汇合。按孔颖达认为这些名称起于近代，不足以作为依据，这是对的。虽然确定以九条支流来命名，附会失实，但大禹疏导开凿的神功，毕竟传闻有来源，不是凭空捏造可比。为什么后来的议论者贬低九江之说，认为地方无法容纳，竟然将寻阳上下数百里汪洋浩渺的水域置于不考察之列呢？太荒谬了！推究其缘故，有两点：起初是因为鄱阳湖是彭蠡湖的说法误导了人们，接着是因为武穴的堵塞蒙蔽了人们。认为鄱阳湖是彭蠡湖，就必然要在湖口之下寻找北江，这就是为什么多有异说，最终都格格不入、不安定，却不知先前所指责的正是正确的。佛家说“骑驴找驴”，可以让人一笑。武穴是北江分流的地方，大概是古代大江九穴之一，它逐渐淤塞停滞，不知始于何时。然而自从宋人大规模修筑圩田，当时没有不被堵塞的河穴。武穴一堵塞，沿江航行的人就不再知道其中另有一条大水了。古代圣贤疏导开凿尚且来不及，后世却忙于壅塞，谁利谁害，没有人能分辨，又怎么知道它是九江、是北江呢？北江是长江，而附在导汉水之下，是为了说明它最终汇入汉水入江的事。自安庆以下，江面比上游宽，不止一倍五倍，古代没有堤防壅塞的祸患，那么长江奔赴大海有喷箭之势，不费力就能达到。

译在北江疏浚之前，那片地方也是水草茂密、荒僻蒙昧的区域。大禹因为疏浚而使其变得深广，从武山前面，引导江水流入其中，因此命名为北江。如今武穴虽然堵塞，但五百里范围内的湖泊沼泽相互联结，仍然可以大致列举其概况。

在湖北广济境内的，从蕲州向东三十里是马口湖，在广济县西南八十里；再向东是武山湖，在广济县南六十里的湖边有武山，旧时有樊哙城，城的东、西各有一座小城，相传是汉初九江王英布的宅第。那个湖叫连城湖。

在黄梅境内的，叫五阜湖，在黄梅县西一百一十里；叫黄泥湖，在黄梅县西五十里；叫太白湖，在黄梅县西南四十里。与太白湖相近的有南柴池湖、北柴池湖；在濯港县南十五里叫源感湖；在东南三十里叫桂家寨湖；在东南一百一十五里。

在安徽宿松境内的，叫湖，在宿松县西南八十里；叫滠湖，在西南四十里；叫麻湖，在西南十里。与麻湖相接的有脾湖、周泊湖；叫龙南莲若湖，在宿松县南三十里，湖中有浮洲；叫黄湖，在东南十里；叫白荆湖，在东南三十里。与白荆湖相接的叫洿池，那里有山有市镇，分为三十六处；叫棠梨湖、小黄湖，都相互连接；叫浮湖，在东南六十里；叫茅湖，在东南百里；叫太小伯劳，在河东六十里；叫张富湖，在东八十五里；叫大小豆溪，在东三十里。

在望江境内的叫泊湖，在望江县西四十里。宿松以西的各条水流，都汇聚在这里，分两道流入长江：一道由皖口，一道由雷港（即雷池，一说叫大雷戍）。雷港口现在已填塞，其分流泄入长江的地方叫华阳镇；叫慈湖，在望江县北十八里，承接大小豆溪的水流，直达武昌，湖叫武昌湖，在东北三十里。其东北方向有青草湖、白土湖、漳湖，进入怀宁境内，汇合皖水流入长江。长江上下四五百里，都是《禹贡》中北江的故道。

黄梅以西是汉代寻阳县的地界，宿松是汉代松兹县的地界，望江以及怀宁的西境，是汉代皖县的地界。《水经》记载：“江水又向东流过下雉县北，利水从东陵西南注入长江，注入长江的右岸；富水也注入长江。再向东，左边得到青林口，江水左边靠着青林湖。水出自庐江郡的东陵乡，向西南流积聚成湖，湖的西边有青林山。又向西南流经寻阳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向东流通往大雷，一条向西流入长江，这就是《水经》所说的利水。”右边对着马头岸。按：下雉是汉代县名，隶属于江夏郡，在今武昌府兴国州东南。青林口就是武穴。马头镇现在属于九江府瑞昌县。利水向西流入长江，青林水向东流通往大雷的，就是大禹北江的故道，也就是汉代人所说的寻阳九派。《水经注》知道寻阳九派的说法不对，所以只称其为利水。自从武穴堵塞后，人们也就不知道利水和青林水了。

因为北江有南江的名称，因为南江和北江之中有中江的名称，三江虽然并非截然均等齐整，但必定是那些地方参差不远，所以可以统称为三江。如果郑玄以汉水为北江，以鄱阳为南江，将荆州和扬州牵强混淆，已经太过严重。但他以汉水为北江，以鄱阳为彭蠡则是错误的；而以鄱阳为南江则是正确的。南北必定遥遥相对，北江在寻阳，所以知道南江在豫章。汉代的豫章不是春秋时期的豫章，后文有说。荆州的区域，也有类似三江的情况。荆江下口，现在也叫三江口，礼江在中间，荆江在北，湘江在南。荆江为什么不叫北江？《水经注》也有北江的名称，但不是用来解释《禹贡》的北江，后文有说。有人说：“那（荆江）从长江流出又流入长江，它的名字叫沱，后文有例证，不必另外命名。”北江也是从长江流出又流入长江，为什么不叫沱？回答说：“沱是天然形成的，北江是人工开凿的，所以不作为一个例子。”湘江为什么不叫南江？因为没有北江与之相对。《元和志》说湘江是南江，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前文已见。南江旧称湖汉九江，为什么不叫九江？回答说：“数目不限于九，《水经》有十江加上庐溪共十一条水流，详见后文，所以不叫九江。”经文没有提到南江，为什么称之为南江？回答说：“与北江相对，没有其他称呼。废弃南江就无法符合三江的名称，况且没有比豫章、鄱阳更大的地方，而治水却没有涉及，经文没有提及，就改称南江来命名。像豫章江、鄱阳江这类名称，是后起的而不是古称，所以必定叫南江。”

南江，就是现在的豫章江。上游叫江，下游汇合鄱江，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向西经过江西宁都州瑞金县南，又向西南经过州府会昌县北，又向西北行一百多里，宁都州石城、雩都两县的水从北面来注入；又向西，州府兴国县的水从北面来注入；又向西，桃江水出自龙南、信丰两县，三百里后从南面来注入；又向西到州府治所县城东，这就是贡江。《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雩都县下记载：“湖汉水向东到彭泽流入长江，流经一千九百八十里。”汉代时豫章、湖汉，都是统称，所以高帝用豫章作为郡名，而刘歆有湖汉九水为九江的说法，班固的《汉书》于是列出了湖汉九水的条目，并详细记载在下注中。《水经注》专门以这一节为湖汉，下面又说这是通称。西源出自江西，与广东东部相连

译大庾岭北界，南安府大庾县西界，两源夹城，南北合于东，东径南康县城南，又北至三江口，崇义、上犹二县水西来注之，又东径州府城西北，是为章江。《汉书·地理志》县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按与湖汉异源同流，故并云入江，亦统下文诸水之辞也。又南县下云：“彭水东入湖汉。”按彭水即豫章上流，彭及为湖汉之一。《水经》：“水出豫章南野县西。”注云：“豫章水东北流，径南野县北，又北径县东，右会湖汉水。”按《水经》以为统称，注云“有豫章水”，似因此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又云豫章及并通称也。南野县在今南康县西南，章、贡合于城东北隅，是为江。《水经注》刘澄之曰：“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水合字，因以名县。”是为谬也。按今名皆如澄之说，郦氏废之，亦未为是也。北径吉安府万安县城西南，自滇州至万安北十八滩，唯黄公滩最险，故讹称惶恐滩。龙泉县水出于县西，径城南，东北注之。又北径泰和县城南，又北径吉安府治庐陵县城东。庐水出安福县西，径其城北，西北来注之。《汉书·地理志》长沙国安成县下云：“庐水东至庐陵，入湖汉。”按安成在今安福县西六十里。《水经注》：“又西北径庐陵县，庐水注之。”按汉庐陵在今县南，晋庐陵在今吉水县东北三十里。又东北径吉水县城西，又北径临江府峡江县城南，又东北径新淦县城西，又北径樟树镇西南。秀水出于袁州府治宜春县，东径其城北，东径分宜、新喻二县南，又东径临江府治清江县南，径其城东，又北至樟树镇，西南入于，此《汉书·地理志》所谓南水、《水经注》所谓牵水也。《汉书·地理志》宜春县下云：“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水经注》：“牵水西出宜春县，又东径新淦县，注于豫章。”按汉新淦县在今临江府东北六十里。又东北径丰城县西北，淦水东南来入之。《汉书·地理志》新淦县下云：“淦水所出，西入湖汉。”《水经注》：“淦水出新淦县下，注于水。”又北为江，至市镇蜀水二源，北源出瑞州府新昌县西南，源出袁州府万载县西，东流合于瑞州府上高县西，径其城南，又东径瑞州府治高安县城南，东过市镇入于。《汉书·地理志》建成县下云：“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水经》：“水又北过南昌县西。”注云：“浊水注之，水出康乐县，东径望蔡县，又东径建成县，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水。”按康乐在今万载县东二十里，望蔡在今上高县西，建成即今高安县治。

译又向东偏北流去，成为豫章江；瑞河口正对着南昌治所的西南方，盱水从南边流来注入其中。盱水，现在称为抚河，发源于建昌府广昌县南境，向东北流经南丰县城东，又向北流经建昌府治所南城县城东，新城县的水从东南方流来注入其中，又向西北流经抚州府治所临川县城北，这就是抚河。宜黄县的水从南边流来，乐安、崇仁两县的水从西南方流来，汇合后向东注入抚河，又向西北流至南昌城南，注入豫章江。《汉书·地理志》在南城县条下记载：“盱水向西北流至南昌，注入湖汉。”《水经注》记载：“盱水发源于南城县，向西流，经过南昌县南，向西注入江水。”按：南城即现在的县治。又抚河从府城北部分出支流，经过赵圩到梅溪，注入鄱阳湖。豫章江又向北流过樵舍北，缭水从西边流来注入其中。缭水发源于奉新县西，向东流经安义县南，向东偏北流去成为慨口，汇入豫章江。又向北，靖安县的水从西边流来注入其中。《水经注》记载：“缭水发源于建昌县东，流经新吴县，又流经海县，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向东北流经昌邑城后向东流出豫章大江，称为慨口；另一条支流分别注入修水。”按：建昌是东汉时的县，新吴是晋代的县，都在今天奉新县西；海是汉代的县，在今天建昌县南。又向北流过吴城镇，修水从西边流来注入其中。修水，发源于义宁州西南，向东北流，经过武宁以及南康府的建昌两县南，向东汇入豫章江。《汉书·地理志》在艾县条下记载：“修水向东北流至彭泽，注入湖汉，行程六百六十里。”《水经注》记载：“修水发源于艾县西，向东北流经豫宁县，又向东北流经永修县，又向东北注入江水。”按：艾县在今天义宁州西，豫宁在今天武宁县西，永修在今天安义县西南。又向北流过渚溪，到罐子口，鄱阳湖的水从东边流来汇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认为这是余水。《汉书·地理志》在余污县条下记载：“余水在北，到鄡阳注入湖汉。”《水经注》记载：“江水又向北流经鄡阳县，余水注入其中。余水从东边流出余污县，到鄡阳县注入江水。”按：鄡阳在今天鄱阳县西北，余污即今天余干县治。又向北流到都昌县境的石觜山，鄱阳湖的水分出支流从东边流来注入其中。《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认为这是鄱水。《汉书·地理志》在鄱阳县条下记载：“鄱水向西注入湖汉。”《水经注》记载：“江水又与鄱水汇合，鄱水发源于鄱阳县东，向西流经该县南的武阳乡。”又向西流注入鄱阳湖。鄱阳湖除了接受抚河的支流外，仍然接纳三条小干流：南边是泸溪，从泸溪县向北流，到安仁县东南，弋阳、贵溪两县的水从东边流来注入其中，向西经过安仁城南，又向西北到梅溪注入湖中，这是《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所未提及的；东边则是乐安江，发源于饶州府德兴县的东边，向西流经乐平县东南境，安徽婺源县的水从东北方流来注入其中，又向西经过乐平城南，又向西到乐安河口，《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将其统归于鄱水，余干、万年两县的水从南边流来注入其中，这是《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所谓的余水，向西北流经饶州府治所鄱阳县城南，注入鄱江。水位低时余水必定经过这条路，水位高时余水可由康山南山直接到达湖中，由罐子口进入豫章江；东北方则是鄱江的源头，发源于安徽祁门县的东北，向西南流经江西浮梁县城南，又向西经过景德镇，又向西南经过饶州府城南，又向西北流入鄱阳湖，到罐子口石觜山，分出支流注入豫章江。豫章江于是挟带着众水，经过南康府治所星子县东北，又向北经过鞋山，又向东北由九江府湖口县城西，流入长江。汉人把湖汉作为干流，接纳豫章、庐、牵、淦、浊、盱、修、余、鄱，称为湖汉九水；《水经》也把它作为干流，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豫章接纳湖汉、庐、牵、淦、浊、盱、（修）一本作“循”、缭，《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余、鄱，所谓“水总纳十川，同凑一渎”也，而泸水也没有提及。

中江，是从寻阳将长江分为两派开始设立这个名称的，安庆以下直到入海，不再分派了。现在考察，从武穴向东，三十里左右经过龙坪山南，汉人所说的东陵；又向东南七十里右边经过湓口，龙开河注入其中；又向东三十里经过九江府治所德化县城北；又六十里经过湖口，豫章江从南边流来汇入其中，这就是南江；经过湖口县北，又向东北六十里经过彭泽县西，又向北十里经过小孤山，又二十里右边经过马当，又向东北三十里左边经过望江县东南华阳镇，北江分出支流汇入其中；右边经过香口，彭泽瀼子港东流，香水汇合注入其中；又向北四十里经过东流县西，建德县尧城的水向西流注入其中；又八十里左边经过皖口，北江经过皖水又汇入其中；又向东十里经过安庆府治所怀宁县城南，汉代泸江舒县地；又三十里右边经过宝赛，黄湓水注入其中；又向东北六十里左边经过桐城县的枞阳镇，菜子湖水注入其中；又向东三十里右边经过池州府治所贵池县北，贵水向东流注入其中；又六十里右边经过大通镇，青阳县的水从九华山北流注入其中；又向北九十里到无为州的刘家渡，在襄安镇南；又向东南七十里右边经过荻港，荻港水注入其中；又向北二十里左边经过无为州的泥口庐江县，黄泥河向东流注入其中；又二十五里到神塘河口，江宽三十多里；又向东七十里右边经过鲁港南陵县，石硊河北流注入其中；又向北十五里经过芜湖县西，石埭、太平

译旌德、泾等四县的水流汇聚于青弋江，《汉书·地理志》认为这里是庐江的发源地；黟县的黄山，即《水经》和《水经注》所说的“庐水发源于三天子鄣”，向北流入青弋江。又向东三十里，左侧经过裕溪口，巢湖的水流经濡须口，其源头出自潜山、六安，凡是舒城、合肥、无为、巢等州县的水流都汇聚于此，向西流入青弋江。又向东三十里，经过东西梁山；又向东北二十里，右侧经过太平府，姑孰溪、水阳江在此汇入。水阳江发源于宁国县南，东西两条河流经过其治所北面，汇合后流经宁国府治宣城县东面，又向西北流至太平府治当涂县南面，成为姑孰溪。又向北十里，经过采石山，两岸并称为牛渚南碕，固城、丹阳、石臼等湖泊的水流汇入其中。广德州西南的东西两条溪流在建平县东南汇合，流经其西北，注入南倚、固城两个湖泊，向西连通水阳江，向北流经高县西面，分流为山塘沟河，抵达姑孰溪，注入丹阳湖，县北的石臼湖与之汇合，又向西北流至牛渚汇入长江。又向东北十里，流经和州治所东面；又二十五里，流经石跋河，含山县的水向东流注入其中；又五十五里，右侧经过大胜关；又十五里，经过北河口，抵达秦淮河，向西流经江浦县；又十五里，经过金陵下关，秦淮河在此汇入长江。秦淮河发源于句容北面，流经其东南，又向西北贯穿金陵城汇入长江，是钟山随龙之水，并非人工开凿而成，所谓“秦时开凿”的说法，姑且存疑罢了。又向东北六十里，右侧经过乌龙山；又向东四十里，左侧经过瓜埠河，滁河流经六合县东南汇入其中；又二十五里，流经仪征县南面；又五十里，经过瓜洲口，流入伊娄河，四十里后抵达扬州府的邗沟，通达淮河，成为北运河。又十五里，右侧经过京口，进入京口成为南运河，通达苏州、杭州，流经镇江府治丹徒县北面；又十里，抵达焦山，长江在此分为两支，东南方向十三里经过丹徒口，通达南运河；又七里，经过谏壁口，通达南运河；东北方向五十里抵达陀湾，折向西南四十里，与谏壁口汇合；又向东北四十里，抵达太平洲头，再次分为两支，东南方向六十四里经过孟河口，又二十六里抵达龙门港；东北方向一百二十里，经过泰兴、靖江界河口，长江在此汇合为一。又向东七十二里，右侧经过江阴县西北的黄田港；又五里，抵达鼻嘴，左侧流经靖江县南面；又向东北六十里，左侧经过如皋界的张王港，右侧经过山港；又向东南方向，右侧五十五里抵达福山港，左侧九十里抵达狼山港，位于通州治所南面；又向东南，包绕海门厅、崇明县的两个沙洲，最终流入大海。

译长江图杂说二

马征麟

大别

汉口夏口四则

江汉合流

九江三则

云梦

江汉应当分流的趋势已经明确了，然而人们不了解江汉曾经合流的情况，这大多是一种误解。之所以对江汉合流的趋势产生误解，根源在于对大别山的误解，而误解大别山的原因，又是因为对汉口与夏口的辨析不够清楚。请让我谈谈大别山。大别山，是指从北向南走向的山脉，它的作用是阻挡并迫使汉水向南流入长江。它的山脉发源于桐柏山，桐柏山出自中干（主干山脉），所以桐柏山的主干，大势趋向东南，那么主干的南支，便从条分缕析中逐渐向西南铺展了。它的第一个分支是湖北应山、安陆、云梦等县的治所；第二个分支是孝感、黄陂县的治所，山脉占地较为收缩，不妨碍汉水向东流。它的正干向东南趋向的，是黄安、麻城、罗田以及安徽的英山、霍山等县的境地，逐渐向南延伸，所以它的第三个分支从黄安、麻城发出的，山势向南而行且偏西，一直逼近长江北岸的阳逻、龙口才停止。阳逻的山，俗称为十里长山，于是汉水就被山脉所阻挡，不能向东流下，转而向南流入长江，所以《尚书·禹贡》说：“到了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而且不仅是汉水折向南流，长江也从此向南延伸四百里，到了武穴才又向东流。那么大别山究竟在哪里呢？《汉书·地理志》在六安国安丰县下自注说：“《禹贡》所说的大别山，在西南。”郑康成说：“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左传》杜预注说：“大别山，空缺不知所在。”有人说：“大别山在安丰县南。”《水经》说：“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沔水注》说：“京相璠在《春秋土地名》中说：‘大别，是汉东的山名，在安丰县南。’”按：安丰在今霍山县西北，大别山在安丰西南，那么正好位于麻城、黄安的北境。《方舆胜览》说：“大别山又名安阳山，因为汉代的安丰县在山东北，阳泉县在山西北。”又郦道元在《水经注》巴水条中说：“巴水发源于雩娄县之下，灵山就是大别山，它与决水同出一座山，所以世人称之为分水山，也有人叫它巴山。”按：雩娄在今河南光州商城东北，《方舆纪要》说：“在霍邱县西南八十里。”《春秋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人侵犯吴国，到达雩娄。”昭公五年记载：“楚派薳启疆在雩娄等待命令以防备吴国。”汉代该县属庐江郡，晋代属安丰郡，巴水从其境内流出。巴水是黄安、麻城大山向南流的水，那么黄安、麻城北境的大山，就是大别山了。至今仍然称之为分水岭，因为南边的水流入长江，北边的水流入淮河，所以有这个名称。这与班固、郑玄、桑钦、郦道元、杜预等人的说法，全都吻合。孔颖达的疏解却说《汉书·地理志》没有大别山，又说大别山无缘无故会在安丰，《史记正义》说：“注解说在安丰，不是汉水所经过的地方，都是错误的。”有人说：“你所说的大别山，确实有证据，但距离汉水入江的地方，已经在数十百里之外了，恐怕与孔颖达所说的‘触山回南’的说法不合。”回答说：“大的山脉，动辄绵延数百里，大别山并非像蜀地那样只是一座孤立的山，它的分支支撑柱石见于经籍的，本来就有所谓的小别山，《春秋》定公四年《左氏传》所说的小别、大别就是如此。渡过汉水，从小别到大别，是小别近而大别远。经文说‘到了大别’，是就大势而言的。小别恐怕就是阳逻的长山了。”有人说：“古人为什么把汉阳城北的龟山指为大别山？”回答说：“汉水入江的河道，长久以来经过变迁改道，正好在此山北边入江，所以误以为是大别山。”“为什么把汉川东南十里的甑山指为小别山？”回答说：“寻求而没有结果，牵强附会，失实。而且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对于《禹贡》经文、《左氏传》的解说、孔氏的传义，都无法讲通。经文说‘向南流入长江’，现在龟山北边，汉水自西向东流，这是向东流入长江，这是第一个错误。吴国讨伐楚国，从豫章（在江北淮南，不是现在的江西）与楚国夹汉水对峙，子常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到大别，吴国从豫章来，自然在汉水东边，楚国从郢都来，自然在汉水西边，渡过汉水列阵，那么也在汉水东边了。那么小别、大别，都在汉水东边是确定的。现在龟山却在汉水西南，退居汉水之后，而汉水北边却空旷没有山丘，触山回南的道理和形势在哪里呢？这是第二个错误。况且距离小别多么远啊？这是第三个错误。不知道大别山是淮南汉北的望山，所以能阻挡汉水入江，龟山只是江北汉南的余脉，怎么能阻挡汉水？阻挡汉水的话，汉水北折，离长江更远，又怎么能向南流入长江呢？胡渭的《禹贡锥指》，也以龟山为大别山，而图画在汉水之东，依据《左传》的文字，用《禹贡》的意思来推求，认为应当在汉水东边，却不知道现在的龟山在今汉口的西边，其东北沼泽遍布，并没有一座山，这是错误的。”有人说：“经文说‘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荆山在汉水南边，大别山怎么能在大别山北边呢？”回答说：“‘导嶓冢至于荆山’这一句，自然是在汉水南边说的；‘内方至于大别’这一句，自然是在汉水北边说的，不必它们是同一条脉络贯通的。”《汉书·地理志》江夏郡竟陵县自注说：“章山在东北，古文认为它是内方。”《水经》说：“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竟陵在今安陆府天门县西北，这是内方在汉水北边，更加证明大别山是汉水北边的山脉了。指

译龟山就是大别山，这种说法是从唐代开始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鲁山又名大别山，位于汉阳县东北一百步处，这座山前面靠着蜀江，北面环绕着汉水。李白《郎官湖诗序》中也说：与大别山相互交融消失。如果看《水经注》，则记载：江水向东流经鲁山南面，这里是古翼际山。《地志》说：汉水与长江在衡山汇合，翼际山就在旁边。并没有说鲁山就是大别山。鲁山，现在俗称为龟山。

译如今的汉口并非大禹时代的汉口。那么，大禹时代的汉口在哪里呢？回答说：如今汉口东北方向平原广阔，一眼望不到边，《水经注》称之为涝滩。滩内滠口、武口等水流，浩渺无边，它们汇入长江的河口叫沙口、水口，都是从西转向南流入长江。阳逻长山这一山脉阻挡在前面，与触山向南回环的形势相合，在如今汉口以东下游三五十里的地方，这必定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故道。有人问：如今逆流而上沙口，固然不能到达汉水，怎么见得它是故道呢？回答说：汉水在上游宣泄而在下游淤塞。自从周秦以来，泥沙填积，水流失去了沟壑，波涛震撼，土地偏离了原来的方位，所以古代洪流，如今有的细得像衣带；古代起初只是发源的小溪，如今却像尾闾那样宣泄，这是形势使然。所以说：如今的汉口，是魏晋以后的汉口，不是古代的汉口。只有《禹贡》依据山势来谈论水势，虽然变迁但还可以探求。

那么如今的汉口在古代叫什么？回答说：是夏水的河口。那里的沙洲叫夏州，也叫夏汭。《春秋左氏传》宣公十一年，楚国再次封立陈国，从乡中抽取一人回去，称之为夏州。杜预说：州是乡的属邑，并没有说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只说夏州，那么必定是因为夏水而得名。孔颖达《正义》说：是大江中的沙洲。车允撰写的《桓温集》说：夏口城上游数里有沙洲，名叫夏州。可见夏州就是夏汭。昭公四年，吴国攻打楚国，沈尹射在夏汭奔走救急；五年，薳射率领繁扬的军队在夏汭会合。杜预说：夏汭，是汉水弯曲流入长江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夏口。可见晋代人仍然称这个河口为夏口。

应邵《十三洲记》说：长江分流进入沔水，即汉水有两个名字，叫夏水，冬天枯竭夏天流动，所以叫夏水。源头在荆州治所江陵县东南接受江水，《水经注》说：夏水的源头，是长江的支流。又向东经过监利县北，涌水从这里流出。《水经注》说：夏水从华容县东北，向东经过监利县南。华容故城在如今监利县西北，监利故城在如今县东六十里。夏水从南面通到长江，叫做涌口。《春秋》庄公十八年传，阎敖在涌水游玩而逃脱，就是这里。又向东北经过沔阳州西，又向东北流入汉水。《水经注》说：沔水经过江夏云杜县，夏水从西边来注入。云杜故城在如今沔阳州西北，决口注入的地方叫做堵口。从堵口以下，沔水兼有汉水的名称，汇合于长江，叫做夏汭。夏水既然与汉水合为一体，那么它们流入长江，又何必区分哪个是夏口，哪个是汉口呢？古代有枝水和干水两个河口，干水向北的，我知道它是汉口；枝水向南的，我知道它是夏口。后来枝水和干水合为一个河口，过去的人还知道它是夏口，而现代人只知道它是汉口了。

现代人不知道汉口就是夏口，是因为如今夏口的名字不属于北岸，而属于南岸。夏水在北岸且不论，《水经注》说：鲁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焕所治理的城，取两水之名。《地理志》说：夏水经过郡城流入长江，所以叫江夏。旧治所在安陆，吴国于是迁到这里。可见江夏、夏口本来是江北的名称。自从吴人在南岸黄鹄山上筑城，今天叫蛇山，以对着北岸的沔津号称夏口，城随即迁移，江夏郡治也迁到这里。详见图中，江北的称呼才开始移到江南。曹操追击刘备于当阳长坂，刘备与诸葛亮逃往夏口，曹操诗中“西望夏口”，还是指北岸而言。从此南岸有了江夏、夏口，于是成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而北岸作为夏口，知道的人就少了。《方舆纪要》依据李吉甫的说法，认为如今的江夏是春秋时的夏汭，说东汉末年才叫夏口，这是错误的。不知道南岸只有船官浦，一勺之水，实际上无所谓夏口。夏口是孙吴借名的夏口，不是大地本来固有的夏口。知道了夏口古今地点的差异，那么汉口古今地点的差异，也可以探求了。

如今汉水流入长江，在汉阳府北、武昌府西北，汉口镇在北面。《水经注》说：江水又向东北流到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面来注入。沔水就是汉水，沙羡见图内。又向东北三十里右边得到沙湖，水流到青山矶，又五里左边尽头是黄花洲，经过沙口，一说武口，黄陂县滠口水，会合武湖水，从北面来注入，这是《禹贡》荆州和扬州的分界处。《水经注》说：江水左边得到湖口水，靠近太白湖，又向东合滠口水，上游承接涢水于安陆县，向东经过滠阳县北，向东南注入长江。江水又向东流，湖水从北向南注入，叫做嘉吴。长江右岸接连得到两个夏浦，北面对着东城洲，西浦旁边有雍伏戍，长江北岸有武口水，上游通到安陆的延头，荆州边界到这里结束。考察湖口水、嘉吴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如今都找不到具体位置。摄口还在腹地内，黄花洲又在隋唐以后被堵塞了。右岸两个夏浦在大小青山之间，荆州边界结束于沙武口，可见扬州边界起始于沙武口。又向东南二十里经过水口，武湖水分支，从西北来注入，这是《禹贡》汉水入江的地方，说法见前文。《水经注》说：江水向东经过若城南，到武城口三十里，南面对郭口夏浦而不常发大水，东边得到苦菜浦，浦东有苦菜山，又向南五里经过阳逻堡，那里的山叫长山，就是《左传》中的小别山，那地方是荆州、扬州、豫州三州的交通要道。上游二里有大港，《水经注》说：江水左边得到广武

译口、江浦也，谓此。又东南六里过龙口，《水经注》：江的右岸有李姥浦，北对峥嵘洲，按当即西港。又下里许有东港，夏浦也。又五里径白虎山北，《水经注》：江水东径白虎矶，北山临侧江濆。又东十二逾木洲，《水经注》：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江水右迤也。又五里径木门港，《水经注》：又东径贝矶，北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又东得乌石水，水出乌石山南，流注于江。按秋口当即水门，乌石[水](木)口在矮林铺以下，洲塞不知其处。又东北二十右径赵家矶，《水经注》：江水右得黎矶，矶北亦曰黎岸，山东有夏浦。又十五左径公颈，《水经注》：又东径上碛北，山名也，北岸烽火洲，即举洲也，北对举口。举水出龟头山，西北流径蒙龙戍南，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阳，南径方山戍西，西流注于举水。又西南径齐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南，流径白沙戍西，又东南合举水。又东南历赤亭下，谓之赤亭水，又分为二水，南流注于江，谓之举口，南对举洲。《春秋》定公四年，吴楚陈于柏举，疑即此也。按齐安郡在今黄冈县西北。右径七矶港，《水经注》：江之右岸有凤鸣口，江浦也。又东南里左径团风镇，又十里径罗家沟，又南十里径韭菜港，至三江口在举洲下与右江会，右江上距七矶港五里。又南三十径赤壁西，周瑜烧曹操军处，苏氏所赋是矣。《水经注》谓此为赤鼻山，而以烧军赤壁在汉阳，误也，说见后。过黄州府治黄冈县南，《水经》：又东过邾县南。又东南五里右得樊口，江津南入数百里，《禹贡》所谓汇泽为彭蠡者，说见前。又东五里径武昌县北钓鱼台，此为楚鄂都，秦置鄂县，孙吴升为武昌郡领县，隋废郡，说见后，并图。又十里径五丈港，又十里径慈姑港，《水经注》：又东得次浦，江浦也。又十里左过巴河口，《水经注》：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也。右径五矶北，《水经注》：东径五矶北，有五山沿次江阴，今俗有龙王矶、燕矶、寡妇矶、平石矶、红石矶之名，郦氏所谓五矶也。又东南二十左径新港，《水经注》：又东径县故城南，故弦国也。又南十里过兰溪蕲水县，浠兰二水合流注之，《水经注》：希水出县霍山西麓，山北有县故城，西南流分为二，又南积为湖，流经县东，又南注于江，曰希水口。又西南十五过五洲，《水经注》说见图。径回风矶，《水经注》：又东得桑步，下有章浦，本西阳郡治，今悉荒芜。又东径南阳山南，又曰苛矶，一名石姥，水势迅急。又南十五右得黄石港，《水经注》：江水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径其北，即黄石矶，一名石茨，有西陵县，县北则三洲也。据此是汉西陵，在今黄州府东南百里。申耆李氏《地理志今释》云在黄州西北，似误。三洲即五洲，笔小差。又东三十至西塞山，山下为道士洑，《水经注》：黄石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于行小难，两山之间为关塞也。从此济于土澓，土澓者，北岸地名也。九矶之名，郦氏无述，询之土人，乃在下流十余里，北岸茅山港之下有九矶焉，曰茅山矶、●鱼矶、儿矶、越石矶、水灌矶、湖矶、黑矶、瓮谭矶、拦头矶，此郦氏所谓黄公九矶者也。又东南十里左得茅山港，蕲水县泽湖水注之。又二十右得湋源口，大冶县东湋源湖水西南来注之，《水经注》：江水右得苇口，江浦也，浦东有苇山，江水东径山北，北崖有东湖口。又三十左过蕲阳口，蕲水西南流注之，《水经》：又东过蕲春县南，蕲水从北东注之。注：又东得空石口，江浦在右，临江有空石山，南对石穴洲，洲上有蕲阳县治，又东蕲水注之，又东径蕲春县故城南。按汉蕲春县在今蕲州北，南宋蕲阳县又在北蕲阳口，今俗曰挂口。童子河入蕲水，《水经注》：青林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勋伐栅青山，一童子，甚丽，问伐者取此何为，答欲讨贼，童子曰，下旬当平，何劳伐此，在众人之中，忽不见，童子河青林山北界之水也。过蕲州治西，又南十里右得海口水，《水经注》：右径虾蟆山北，而东会

译海口、水南通往太湖，北边到达长江，左右两侧有山翼护，长江水流经其北边，向东汇合于臧口，这是长江的支流。又向东南二十里左边到达马口港，右边约束着下山的山矶。又向西南五里左边经过积布矶，《水经注》说：积布山南边，俗称为积布矶，这里是西阳、寻阳两郡的边界。左岸有土复口，是长江的支流。夹浦之间有长江，山东边有护口，是长江的支流。向南十里左边经过田家镇，《水经注》说：长江向东流经琵琶山南边，山下有琵琶湾。按：琵琶山就是现在俗称为磨盘矶的地方，山形宛然像琵琶。又向东南二十里经过蟠塘，《水经注》说：又向东流经望夫山南边，又向东到达苦菜水口，这是夏浦。按：望夫山应该就是现在的玉屏、旋纲等山，苦菜口即蟠塘。又向南五里右边经过富池口（通山县兴国州），富水从西边流来注入长江，《水经注》说：长江右岸有富水注入，水出自阳新县的青湓山，向西北流经阳新县，阳新县是原豫章郡的属县。又向西北流经下雉县。按：阳新是晋代的县，在今兴国州西南六十里处；下雉是汉代的县，在兴国州东南。又向东十七里右边经过上下巢湖，《水经注》说：又向东右边到达兰溪水口，是长江的支流。又向东八里经过武山，前面到达武穴镇，《水经》说：又向东经过下雉北边，利水从东陵西南方向注入长江。注：又向东左边到达青林口，长江左边靠近青林湖，水出自卢江郡的东陵乡，向西南流积聚成湖，湖西有青林山，湖水向西流，称为青林水。又向西南流经寻阳，分为二支，一支向东流通往大雷，一支向西南注入长江，这就是《水经》所说的利水。右边正对马头岸，从富口到这里五十多里，岸边阻挡着江山。按：童子河是青林山北界的水，青林水是青林山南界的水，东陵乡在龙坪山北。长江与汉水合流四百五十里，从水口到这里为四百里，到这里分为二派，北边为北江，龙坪山在武穴下三十里，汉代人所说的东陵，《水经》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可见九江在上，东陵在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人所说的九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水经注》所说的东通大雷，就是《寰宇记》所说的大雷江。南边为中江，自从武穴堵塞后，人们才开始不知道二江的双流了，说法见前文。《水经》说：长江水流止于利水入江，而在沔水下流出，沔水与长江汇合，又向东经过彭蠡泽，到会稽余姚入海，这几句话疏略得太过，漏洞实在很多。而寻阳以上，《水经》与《水经注》相互维系，还颇为缜密，不能一概以北人的短处来指责它，所以略作诠次罢了。

译九江，就是湘江。它环绕着衡岳的四面，而九条水流汇聚成一条大江。《禹贡》说“九江孔殷”，殷是盛大的意思。《孔传》和《史记》认为这非常符合地势的中正，但在义理上并不妥当。九江隶属于荆州，其下文却说“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江水分流为沱，荆州的沱水汇入长江，位于岳州府下游、城陵矶以北。《周官·职方氏》说：“荆州的沼泽叫云梦。”那么，九江不超出荆州的境界，这是很明显的。况且，它必定在沱水、潜水和云梦泽的上游，这是可以知道的。

然而，汉代人已经将寻阳称为九江，将鄱阳当作彭蠡，刘歆又将彭蠡称为九江，王莽因此将豫章改名为九江。郑康成说：“九江是从山溪流出的。”《孔传》说：“江水在这个州分为九道。”孔安国和郑玄的解释不同，但都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似乎郑玄也主张刘歆关于湖汉九水的说法，孔安国主张寻阳的说法。《太平寰宇记》总括南条的九条水流称为九江：在杭州的叫浙江，在润州的叫扬子江，在江州的叫蓬江，在潭州的叫湘江，在荆州的叫荆江，在利州的叫汉江，在洪州的叫南江，在苏州的叫吴江、松江。寻阳、鄱阳都是《禹贡》扬州的区域，而南条的各条水流又是兼述荆州和扬州，明显违背经文。不知道寻阳是禹迹中的北江，如果说这就是九江，那么江身的分合就说不通了，它们的错误都不必多说了。

《山海经》的言辞虽然离奇恍惚，但说潇湘的深渊在九江之间，其说法终究比较接近古意。《水经》说：“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汉代的下隽县，在今湖北武昌府通城县西、湖南岳州府巴陵县的东南。湘水汇入长江，在巴陵西南，正对着下隽的西北。蔡传依据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就是今天的洞庭湖，又采用曾彦和的说法，认为沅水、《汉书·地理志》武陵郡临沅县注，应劭说：“沅水出自牂柯，流入长江。”渐水，《汉书·地理志》索县下说：“渐水向东流入沅水。”按索县在今常德府武陵县东北六十里。无水，无水的经注作“无”。按《说文解字》，“无”本是古“舞”字，所以无水一作舞水，或作潕，省写作无，讹作元，所以朱子认为是亡水。《汉书·地理志》无阳县下说：“无水源头接受故且兰，向南流入沅水八百九十里。”按无阳在今沅州府芷江县东南，故且兰在今贵州平越州治。辰水，《汉书·地理志》辰阳县下说：“三山谷辰水所出，向南流入沅水七百五十里。”应劭说：“辰水所出，向东流入沅水。”按辰阳在今辰州府辰溪县西。溆水，《汉书·地理志》义陵县下说：“鄜梁山溆水所出，向西流入沅水。”按义陵在今辰州府浦县南三里。酉水，《汉书·地理志》充县下说：“酉原山酉水所出，向南至沅陵流入沅水，行程一千二百里。”按沅陵在今沅陵县西南。澧水，《汉书·地理志》充县下又说：“历山澧水所出，向东至下隽流入沅水。”按澧水自入江支派与沅水相通，此说见后。资水、湘水，都汇入洞庭湖，意思是用这些来命名九江。《路史余论》也认为这九条水都汇入洞庭湖，又引用张勃《吴录》说：“岳州的洞庭，就是荆州的九江。”《因学纪闻》说：“以洞庭为九江，本于《水经》，而胡旦、晁说之、曾旼沿袭此说，那么他们的说法也不完全完善。”

《禹贡》导江说：“又向东到达澧水。”《史记》作“醴水”。“经过九江”，那么澧水不在九江的数目之中，也很明白了。五条水流入沅水，溆水在辰州浦县境内，其流量不到辰河的一半；渐水出自常德府武陵县梁山，流量又最小，《明一统志》略而不载，不足以与沅水、湘水并列而自成一条江。只有酉水、辰水、无水三条水源较长，辰水自辰州辰溪县西南流入沅水，酉水两条源头合流，自沅陵县西流入沅水，经过沅陵、桃源、武陵、龙阳四县境内流入湖中，而无水尤其上游自贵州镇远县流入沅水，那么这就只是一条沅江而已。称之为沅江五水是可以的，连同沅水成为六水也是可以的，但与沅水、澧水、湘水、资水并列成为九水则不可以。

况且《禹贡》导山说：“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敷浅原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安县境内。如果沅水列入九江，那么为什么从衡山向东北经过它呢？衡山在湘水的西边，敷浅原在衡山的东北，中间隔着湘水。经文所说的“经过九江”，就是经过湘江。湘江怎么能称为九江呢？回答说：汇入湘水的大水，分为九条支流，称为九江，统合起来就只是湘江而已。九条水分别是：潇水、舂水、耒水、溆水、漉水、涟水、浏水、资水、汨罗水。潇水、舂水、耒水，是衡山南面的水；溆水、漉水，是衡山东面的水；涟水，是衡山西面的水；浏水与汨罗水，是衡山北面的水；资江，是衡山西北面的水。

那么，九江不是今天的洞庭湖吗？回答说：不是。洞庭湖是古代的梦泽。九江和云梦，一个是沼泽，一个是沟壑，一个是水，一个是土，经文两者都提到了，《水经》两者都解释了，不可以混为一谈。

那么，导江为什么说“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呢？回答说：导山所说的“经过九江”，是经过它的源头；导江所说的“经过九江”，是经过它的下游。导山的“经过”，是人经过它，如“经过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越过黄河”的“越过”，就是它的例子。导江的“经过”，是江水流经它，如“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口，向北经过洚水”，就是它的例子。所谓小水汇入大水叫“入”，大水

译经过小水称为“过”。沅水与澧水相近，在洞庭湖以西汇合，距离湘江北流入长江的地方，即洞庭湖以东、巴陵西南方向，已有两百里的遥远距离，所以沅水不能与湘水视为同一条河流。《水经》提到澧水而不提沅水，是因为从虎渡河以下，澧水先流入长江，举出澧水以表明长江的主流在此，从而区别于荆江作为沱水的身份。澧水与沅水的支流相互连通，提到澧水也就连带提及了沅水。《水经注》说：“澧水又向东南注入沅水，称为澧口，其支流众多。”《离骚》说：“沅水有白芷啊，澧水有兰花。”

译有人说，资水与沅水各自独立成河，资水又流入沅水，有《汉书·地理志》和《水经》可以作为依据。现在却将沅水统归于澧水，这我已经听说了；但把资水归入湘江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资水从茱萸江向东流下，经过益阳县南面，又向东从临资口流入湘江，这是资水的主流。右侧分出的支流向东南顺流而下，从乔口流入湘江，《水经注》称其为高水；左侧分出的支流向西北逆流进入洞庭湖，《水经注》说，流入湖的地方，叫做益阳江口。汉晋时期的益阳县，在今天益阳县东面八十里处。应劭说，县城位于益水的北岸。由此可知，流入湖的水是益水，而不是资水的主流，这非常明显。有人怀疑益阳江口比临资口宽数倍，应当是主流，不知道这是由于水势有淤积和冲刷，变迁而成，不能据此来判定主流与支流。郦道元既然知道有益阳江的名字，却说现在没有益水，这是自相矛盾。况且郦道元在记载湘水时，说从汨罗口向西北经过磊石山南面，说“湘水在左岸汇合清水口，即资水，世人称之为益阳江”，这说明连向西北逆流进入湖的水也最终流入湘江，哪里存在流入沅水的说法呢？《汉书·地理志》说资水流入沅水是错误的。《水经》调和这种说法，认为资水在湖中汇合，却不知道资水是否流入沅水，还是沅水流入资水。所以我断定资水是湘江九条支流之一。

湘江发源于广西桂林府兴安县南面九十里的阳海山。《汉书·地理志》零陵郡零陵县条下说：“阳海山，湘水发源于此，向北到酃县流入长江，经过两个郡，流经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经》说：“湘水发源于零陵郡始安县的阳海山。”注解说：“就是阳朔山。”应劭说：“湘，即湘江。”湘江又向北流到高溪，应水从西北方向来注入。《水经注》说：“应水发源于邵陵县历山东南，流经有鼻墟，这是象被封的地方。”又向北向东流经祁阳城南，又向东北，〇水从北面来注入。《水经注》说：“〇水发源于永昌县北面的罗山。”按晋代永昌县在今天祁阳县西面八十里处。又向东北，余溪水从北面来注入。《水经注》说：“余溪水发源于西北邵陵郡邵陵县东面，向东南注入湘江。”又向东流经北衡州府常宁县，宜溪水从南面来注入。《水经注》说：“宜溪水发源于湘东郡新宁县西南。”按新宁县在今天常宁县西北三里处。又向东北汇合于舂陵水。舂陵水发源于永州府新田县西北的舂陵山。《汉书·地理志》桂阳郡耒阳县条下说：“舂山，舂水发源于此，向北到酃县进入湖中，经过两个郡，流经七百八十里。”按耒阳县今天位于衡州府耒阳县治所，汉代舂山在其境内。《水经注》说：“舂水上游承接营阳舂陵县西北的潭山，又向北流经新宁县东面，又向西北注入湘江。”向东南流经桂阳州蓝山、嘉禾两县，水从西南方向来注入。又向北流经桂阳州西北边境，又向北流经郴州永兴县西面，又向北流经常宁县东面，又向北流入湘江。

湘江又向北流到衡州府治衡阳县城东北角，烝水从西面来注入。《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承阳县注，颜师古说：“承水发源于零陵永昌县界，向东流注入湘江，承音蒸。”《水经注》说：“承水发源于衡阳重安县西面邵陵县界的邪姜山东北，流经重安县南面，武水注入其中，向东到湘东临承县北面，向东注入湘江。”按重安县在今天衡阳县西南八十里处，临承县即今天衡阳府治所。稍向北汇合于耒水。

耒水发源于郴州桂阳县，向东南流经其城南，向西北流。《汉书·地理志》桂阳郡郴县条下说：“耒山，耒水发源于此，向西到湘南进入湖中，项羽所立的义帝都于此。”《水经注》说：“耒水发源于汝城县东乌龙口骑山，向西北流经其县北。”按汉代桂阳郡治所郴县即今天郴州治所，汝城县南齐县在今天桂阳县西南、桂东县北面。东桂水双流在城南汇合，向西南流，西桂水从北面来注入，向西流入耒水。向西北流经兴宁县南。《水经注》说：“又向西北流经晋宁县北。”按晋宁县在今天兴宁县南面。又向西，黄水从南面来注入。《水经注》说：“黄水发源于晋宁西面的黄岑山，即骑田岭，五岭中的第二岭。”向北注入耒水，称为彬口。又向西流经郴州东北，左侧得到温泉水。《水经注》说：“温泉在彬县西北，灌溉田地每年可获三次收成。”又向北到永兴县南面偏西，《水经》说：“又向北经过便县西面。”按便县今天位于永兴县治所。桂阳州水从南面来注入。《汉书·地理志》桂阳县注，应劭说：“桂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入湘江。”《水经》说：“锺水发源于桂阳南平县都山北，经过其县东面，又向北经过锺亭，与桂水汇合。”注解说：“即都庞岭，五岭中的第三岭。”漼水就是桂水，漼、桂声音相近。又向北流经衡州府耒阳县城东面，又向北偏西到耒口，流入湘江。

湘江向东北流到衡山县南面，流出零山，这是山的别名。按汉代零陵郡县在今天广西桂林府全州西南七十八里处，酃县汉代属长沙，在今天湖南衡州府衡阳县东十二里处，始安县即今天桂林府治所临桂县。

向北流经其县东面，又向东北流经全州治所南面，灌阳县水从南面来注入。《水经注·湘水》说：“又向东北流经观阳县，与观水汇合。”又向北到山角司进入湖南境内，又向东北永州府东安县水从北面来注入，这是《水经注》所说的洮水。又向东南到石期铺，永水从南面来注入。又向东到永州府治零陵县西北，汇合于潇水。

译《水经注·湘水》右合黄陵水口条说：“潇湘之浦，‘潇’是指水清澈而深。”《湘中记》说：“湘川清澈见底，深达五六丈，底下的石头像掷彩的骰子，五色鲜明。”这就是“潇湘”名称的由来。胡渭因此说古代没有潇水，“潇湘”只是说清澈的湘水，并非另有潇水的源头；隋唐以后，才开始说潇水发源于九疑山，与湘水汇合称为潇湘。现在考察，汉代《汉书·地理志》零陵郡冷道县有冷水，《水经》及《水经注》中入湘之水出自深水一篇，“冷”和“深”都是清澈深邃的意思。考察其源流，正好对应潇水的位置。那么古代称之为潇，汉代《地理志》称之为冷水，《水经》称之为深水，地点相同，意义相同，名称略有差异，只是郦道元偶然没有察觉罢了。况且郦道元又引用吕忱的话说：“深水又名邃水。”水的异名很多，怎么能据此说古代没有潇水呢？又考察汉代《地理志》，湖、汉、豫章，源头不同但水流汇合，都可以作为九水的统称。现在这里的潇湘也是源头不同但水流汇合，那么潇湘也是九水的统称吗？潇水发源于永州府宁远县南六十里的九疑山。《水经注》说：“九疑山，大舜葬于其南，商均葬于其北，山南有舜庙。”汉代《地理志》零陵郡冷道县下，应劭说：“冷水出自丹阳宛陵，向西北流入长江。”臣瓒说：“宛陵在豫章北界，相距三千里，又隔着许多河流，不可能从下游逆流到冷道县再入江。”考察冷道在今宁远县东，九疑山在其南，那么冷水也就是潇水了。只是丹阳宛陵根据许慎的说法有误罢了。《水经》说：“深水出自桂阳卢聚。”注说：“卢聚山在南平县之南，九疑山之东。发源于卢溪，向西流入营水。”又《湘水篇》说：“营水出自营阳冷道县南山，向西流经九疑山下，又向北都溪水注入其中，又向西北流经冷道县北，与冷水汇合。冷水南出九疑山，向北流入都溪，又向西北流入营水，又向北注入湘水。”考察南平在今湖南桂阳州蓝山县东五里，那么《水经》的深水及注中的营水、冷水，都是潇水了。向北流到宁远城西南、县北，乌江水注入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深水北源。向西北到青口，即江华县东境。〇水出自九疑山石城，向北流经其城东，其南境砯水出自九疑山女英峰，向北与〇水汇合。又向北到道州南，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冯水出自临贺郡冯乘县东北。冯冏按：冯乘在今广西平乐府富川县东北，永明县西南，掩水从东北注入其中，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萌渚峤水，是五岭的第四岭。流经道州治所东北，在青口汇合。又向北，营水的源头从东来注入其中。又向北，冷水的源头从东来注入其中。从此以下，深、营、冷三源同流。又向北到永州府东，曲折向南，再向北流入湘水。《水经》说：“湘水又东北经过阴山县西，水从东南来注入其中。”考察阴山是晋代县名，在今攸县西北六十里。据《水经注》，阴山是西汉县，而汉代《地理志》长沙国没有记载。水出自衡州府酃县南屏水山，向北流经其县西，灵秋水从南来汇合。又向北，沔渡河从东南来注入其中。向西北流经长沙府茶陵州治所南，曲折经过其东北。汉代《地理志》长沙国茶陵县下说：“泥水向西流入湘水，行程七百里。”《水经》说：“水出自茶陵县上乡西北，经过其县西。”考察汉代茶陵县在今茶陵州东。《水经注》说：“水出自江州安成郡广兴县太平山，泉水不常出现，发源于西北，流经茶陵县之南，曲折经过其县西北。”考察广兴是晋代县名，在今江西吉安府永新县西北八十里。向西北到长沙府攸县南，攸水从东北来注入其中。《水经》说：“又向西北经过攸县南注入其中。”攸水出自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向西北流经其县北，又向西南流到茶陵县，流入泥水。考察攸汉代属长沙国，即今攸县治所。安复是晋代县名，隋代讹误“复”为“福”，在今吉安府安福县西六十里。又向西，衡州府安仁县永乐江从东南来注入其中。《水经》说：“又向西北超过阴山县南注入其中。”又向西经过历口县，有历水向下注入泥水。考察历口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县，在今安仁县境。又向西北流入湘水。湘江又向北经过衡山县东，又向北东经过漉水。《水经》说：“湘水又向北经过醴陵县西，漉水从东南来注入其中。”考察醴陵即今县治。漉水有两个源头，南源出自江西萍乡县东北，萍川经过城南向西流；北源出自长沙府浏阳县南界，向南流在醴陵县东双江口汇合，向西经过城南。《水经》说：“漉水出自醴陵县东漉山，向西经过其县南，注入渌水。”渌水东出安城乡翁陵山。我认为“漉”和“渌”声音相近，后人借便以“渌”为称，虽然翁陵名异，但即“麓”是相同的。又向西，铁河从南来注入其中。又向西到漉浦流入湘水。《水经》说：“曲折从县西，向西北流到漉浦，注入湘水。”

译湘江又向北偏西流，到达湘潭县，向南经过涟水。《水经注》记载：湘水又向北流经建宁县。按：建宁县在今湘潭县北部。涟水发源于宝庆府治所邵阳县东北的龙山，向北流百余里，澹水从安化县南部发源，向北流来汇入涟水。向东流到大江口，永丰、望岳两条河从南边流来，汇合后注入涟水。又向东，豆溪河从东北方流来注入涟水。又向东，花桥河从南边流来注入涟水。又向东流经湘乡县南部。《水经》记载：涟水发源于连道县西部，是资水的支流。水从邵陵县境内发源，向南流经连道县，连道县故城在湘乡县西部一百六十里处。向东流经衡阳县、湘乡县南部，曲折向东流经其东部。按：邵陵是晋代县名，即今邵阳县治所；湘乡是东汉县名，即今湘乡县治所。又向东流到湘潭县南部，飞羊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涟水，向东流入湘江。《水经》记载：向东北流过湘南县南部，又向东北流到临湘县西南部，向东流入湘江。按：湘南是汉代县名，在今湘潭县西部六十里处；临湘是汉代县名，即今长沙府治所。

湘江又向北流经湘潭县东部，又向北流到长沙府城西北角，经过浏水。《水经》记载：湘水又向北流过临湘县西部，浏水从县西北方流来注入湘水。浏水发源于浏阳县东部，有两个源头，北边的叫大溪，南边的叫小溪，向西流在双江口汇合，向西流经县城南部，又向西流到长沙府城北边，流入湘江。《水经》记载：浏水发源于临湘县东南部的浏阳县西北部，流过该县东北部，与涝水汇合，向西流入湘江。按：浏阳是晋代县名，在今浏阳县东部。如今涝水直接流入湘江，不与浏水汇合。

湘江又向北流，涝溪从东边流来注入湘江。又向西北流，沩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湘江。《水经》记载：湘水又向北流，沩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湘水。沩水发源于宁乡县西部一百四十里的大沩山，流经其城南，向东北流出沩口，今称靖港，流入湘江。《水经注》记载：沩水发源于益阳县马头山，向东流经新阳县南部，又向东流入临湘县，经过沩口戍的东边，向南注入湘江。按：益阳是汉代县名，在今益阳县东部八十里处；新阳也是汉代县名，史志缺载，晋代改名为新康，在今宁乡县西部十里处。又向北流到乔口，在长沙西北九十里处，资江从益阳县东部分流注入湘江。又向北流经湘阴县城西部，又向北左边经过临资口，今俗称为芦陵潭，入口三十里处有内口，叫林子口，与资水汇合。《水经注》记载：湘口左岸有高口，水从益阳县西部发源，向北流经高口戍南部，又向西北流，上鼻水从鼻州上口接受湘水流入，称为上鼻浦。高水向西北与下鼻浦汇合，水从鼻州下口首先接受湘水，向西通到高水，称为下鼻口。高水又向西北右边弯曲形成陵子潭，向东北流注入湘江，称为陵子口。湘水从高口戍东边，又向北流，右边经过鼻洲，左边汇合上鼻口，又向北流，右边对着下鼻口，又向北流，到达陵子口。按：高口即今乔口，声音字形都相近，不知哪个有误。临资口，是因为濒临资水而得名。《水经》称资水、台水、沅水，不称此为资水，所以字写作陵子。另有写作林子口的，不知依据什么。

资江发源于宝庆府武冈州西南部，流经其州南部。《汉书·地理志》零陵郡都梁侯国下记载：路山是资水发源地，向东北流到益阳注入沅水，经过两个郡，行程一千八百里。《水经》记载：资水发源于零陵郡都梁县路山。注：资水发源于武陵郡无阳县界唐〇山，路山是唐〇山的别名。向东北流经邵陵郡武冈县南部，又流经建兴县南部，又流经都梁县南部。按：都梁是汉代县名，在今武冈州东北部；无阳是晋代县名，在今沅州府芷江县东南部；武冈是南宋县名，即今州治所；建兴是晋代县名，也在武冈州东北部。向东流到新宁县，夫夷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资江。《水经》记载：向东北流过夫夷县。注：夫水发源于县西南零陵县界少延山，向东北流经扶阳南部，又向东注入邵陵水。按：夫夷是汉代县名，在今新宁县东北部；扶阳即汉代夫夷县。

又向东北流成为邵陵水，在武冈州北部，许多水从西边流来注入资江。《水经注》记载：高平水发源于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向西南流经高平县南部，又向东流入邵陵县界，向南流入邵陵水。按：沅陵是汉代县名，在今辰州府沅陵县西南部；高平是晋代县名，在今宝庆府新化县西南部一百里处。又向东北流到宝庆府治所邵阳县城北部，云泉水几个源头汇成一条溪，从南边流来注入资江。《水经》记载：资水又向东北流过邵陵县北部。注：邵陵水又向东汇合云泉水，水发源于零陵永昌县云泉山，向西北流经邵阳南部，向北注入邵陵水。按：永昌是晋代县名，在今永州府祁阳县西部八十里处。又向北流经新化县治所东北部，又向西北流过渠江。《水经注》记载：从下面向东北流出益阳县，其流经的山峡，名叫茱萸江，是水名改变。又向东北流过敷溪，敷溪发源于长沙府安化县西部，流经城东南，向北流注入资江。又向东流经长沙府益阳县南部，又向东分为两派，东南支水由乔口流入湘江，东北干水又分为二，正干向东流由临资口流入湘江，支水向西北流经沅江县，向东北流入湖中。《水经》记载：又向东北流过益阳县北部，注入茱萸江，又向东流经益阳县北部，又叫做资水。应劭说：县在益水之阳，如今没有益水，或许

译资水之殊目矣。按益阳汉县，属长沙国，在今益阳县东八十里。《水经》：“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注曰：“湖即洞庭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湘江又西北过汨罗，今谓之沈沙港。汨罗出平江县东南，屈曲环其城，而西北，杨梅水东北来注之；又西，黄谷水东北来注之；又西北径汨罗山，南入于湘。《汉志》长沙国罗县，师古曰：“盛宏之《荆州记》云：‘县北谓汨水，水源出豫章艾县界，西流注湘。沿汨西北，去县三十里，为屈潭，屈原自沈处。’”《水经》：“湘水又北过罗县西，水从东来流注之，水出豫章艾县西，过长沙罗县西，又西至磊石山，入于湘。”按罗县在今湘阴县东北六十里，艾西汉县豫章郡，在今江西南昌府义宁州西。《荆州记》之汨水，即《水经》之水矣。所谓之水变名者，郦氏岐与汨罗为二水，所未详也。

湘水又东北四十里径磊石山西。《水经注》：“湘水自汨罗口西北径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又东北六十里径鹿角山西。《水经注》：“湘水左径鹿角山东，右径谨亭戍西。”又北得万石浦。按湘水实右径鹿角山西，左径谨亭戍东，郦氏互误。谨亭戍，即今陡沙坡矣。又东北二十里过金波港，新墙河水东来注之。《水经》：“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流注之。”注曰：“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糜湖，右属微水。湘水又北径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又北十里至布袋口，入于大江。《水经》：“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大江由虎渡河而南，挟澧沅而东过之也。导江所云过九江，过此湘江之委输也。

译云梦二泽，名称跨越长江南北。江北为云，《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说的就是这里。江南为梦，《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夫人使弃诸梦中”，《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王以田江南之梦”，说的也是这里。如今湖南澧州的安乡、岳州府的华容，以及湖北荆州府的公安、石首等县，地处江与沱（今虎渡河，流经澧水处称为江，荆江称为沱）之间，都属于云泽。如今公安、安乡长江以南的土地，以及洞庭湖一带，都属于梦泽。《汉书·地理志》南郡华容县下记载：“云梦泽在南。”荆州地区的情况正是如此。汉代的华容县在今荆州府监利县西北，即今华容县以北。今华容县位于荆江之南、大江之北，而汉代华容县位于荆江之北，那么云泽和梦泽都在其南边。《水经》说：“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之东。”这不如《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在南边确切。《尚书》说：“云土梦作乂。”因此知道那地方南高北低。沈括《梦溪笔谈》说：石经中“土梦”二字颠倒，唐太宗得到古本《尚书》，上面写着“云土梦作乂”，于是下诏改从古本。这说明古本中的“云梦”，本来是分开作为两个地名的。《周礼·职方氏》记载荆州的泽薮叫“云瞢”，《尔雅·十薮》记载楚国有“云梦”，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等书，虽然“云梦”连用，也是因为它跨越长江南北，相邻而合称，并非指它是一个泽。可以省略文字以便行文，有时称云，有时称梦，且因其涵盖范围广，随处保留其名。后世谈论云梦的人有两个困惑：一是云梦的单称与合称，江南江北没有辨别清楚；二是云梦跨越川泽，江南江北随处保留其名。自从司马迁有“云梦上为始”的解释，《集解》原本如此，《索隐》作“云上梦”，《汉书·地理志》沿袭说“云梦土作乂”，人们几乎怀疑古经是误倒的。云梦混为一称，是有原因的。《路史余论》说，议论的人不知道，既然把云梦当作一个泽，又说古经是“云梦上作乂”，这是不对的。杜预注“梦中”说：“梦泽名，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注“江南之梦”说：“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注“云中”说：“入云梦泽中，所谓江南之梦。”杜预困惑于“济江入云”的文字，所以说江南。杨升庵《集》注“王以田江南之梦”说：“楚之云梦跨江南北地，故有南梦，有北梦。”五代孙光宪号“北梦”，本于此。而胡氏《禹贡锥指》也依据杜预的意思，认为云可以涵盖梦，梦也可以涵盖云，南云北梦，单称合称无所不可。并且认为孔颖达、司马贞、沈括、罗泌、易祓、郭思、郑樵、洪迈、洪兴诸人，不应抛弃古注而为之辩驳，而唐太宗的改动是多事。这是第一个困惑。自从司马相如《子虚赋》说云梦方圆九百里，云梦就开始没有固定的处所了。《汉书·地理志》南郡编县下说“有云梦宫”，江夏郡西陵县下说“有云梦宫”。编县在今湖北荆门州西，在荆州府北又一百多里。荆州是楚国的郢都，难道楚都就在云梦泽中吗？西陵县据《水经注》，在今武昌府大冶县境的黄石港，在黄州府黄冈县东南百里。那么云梦不仅跨越大江之北，而且跨越荆江之北，并且吞并汉水向东延伸，又将近三百里了。衡量华容云梦在南的说法，为何如此自相矛盾呢？《水经注·沔水篇》说：“云杜县东北有云梦城。”《夏水篇》杜预说：“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史记索隐》韦昭说：“云土今为县，《地理志》说江夏有云杜县，就是那里。”汉代云杜县在今汉阳府沔阳州西北，汉代安陆县即今德安府安陆县治，而隋人又分置云梦县。这样云梦不仅跨越江南北，而且越过汉水向北又一百多里了。再往上从枝江，下到大冶，已经一千多里了，岂止是方圆八九百里的说法呢？不知道《子虚赋》本是虚夸，为何还要效仿它呢？还有更严重的，罗氏《路史》引用《春秋纬·文耀钩》说：“大别以东，至富春、九江、衡山，都是云梦。”能不惊怖于他的话，如同银河无边无际吗？这是第二个困惑。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知道云梦跨越江南北，却不知道江在哪里，错误地把荆江的沱当作禹的大江。禹的大江所谓“又东至于澧”的，现在叫虎渡河了。云泽在虎渡江之北，而荆江之南。吴国进入郢都，楚子仓促涉睢水，睢水在郢西龙洲之北，荆江在龙洲之南，由睢水进入云泽，所以需要济江。济江，是渡过荆江向南，不是渡过大江向南。胡氏知道涉江是南渡，却不知道那是荆江之南，仍然在大江之北。这就是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征引经传，是不刊之论。从前杜氏曾都督荆州，却习焉不察，不知道荆江是沱，难道忘记了《禹贡》“又东至澧”的文字吗？罗氏引用沈立说：云即今之玉沙（宋县，在今沔阳州东南）、监利（宋县，即今治所）、景陵（宋县，即安陆府天门县治）等县；梦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宁（宋县，在石首县东南七十里）等县，也是依据荆江作为南北界限来说的。知道云泽在江沱六百里之间，那么梦泽也可以确定了。又岂止是孔颖达疏所说的云梦一

译泽，就是每个地方都有名称的意思啊。

译长江图杂说三

马征麟

洞庭

三苗

东陵

东迤北

敷浅原四则

沱

梁州沱

荆州沱二则

虎渡大江经流

荆江

集传释沱之误

禹贡锥指释沱之误

澧

沅

洞庭，是云梦泽下游的水泽渊薮。《山海经》说：“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住在那里。”郭璞注解说：“君山有地道潜通吴地的包山。”按：包山又名洞庭山，在吴越太湖之中，君山有地道与之相通，所以也叫洞庭山，湖因此得名。《战国策》称其为洞庭五渚，因为澧水、沅水、资水、湘水汇入长江而获得这个名称。湖位于这几条水之间，资水注入湘水，在洞庭湖的南边，向北流出其东面；沅水注入长江在洞庭湖的西面，向东流经其北面少许，然后转向南，湘水注入其中。夏季水涨时江湖混茫一片，冬季水枯时洞庭湖成为陆地。郭璞注《尔雅》十薮时称之为巴邱湖，却径直把它当作云梦泽，这就狭隘了。《水经注》说：“震泽包山有洞室，向北通向琅邪东武县，叫做洞庭，旁边有青山，一名夏架山，有洞穴潜通洞庭山。”

《战国策》说：“三苗的国家，左边是洞庭，右边是彭蠡，禹征伐了他们。”《水经注·沔水篇》引《吴地记》说：“左边洞庭，右边彭蠡，用太湖的洞庭对应彭蠡，即宫亭湖，也就是鄱阳湖下游，那么左右就可以知道了。太湖在东，所以称为左；鄱阳在西，所以称为右。如果是湘江洞庭，就不能称为左了。”我按：两个湖都以洞庭为名，也是分左右而言的，只是以趋向归属来定方位罢了。如果依据三苗，应当以湘江为正。《史记正义》引吴起说：“左边洞庭，右边彭蠡，因为天子在北，所以洞庭在西为左，说湘江洞庭、彭蠡在东为右。”又说：“现在的江州、鄂州、岳州，是三苗之地。”《通典》说：“潭州、岳州、衡州，都是古三苗之地。”朱熹说岳州、武昌、九江都是其地。《路史》说三苗是帝鸿之后，厘姓国，周景式说：“柴桑、彭泽之间，是古三苗国，负固而亡的，现在衡山、岳阳、潭州之境。”现在按：洞庭自应以湘江为正。如果依据汉代人认为鄱阳是彭蠡的说法，那么湖南的长沙、岳州，湖北的武昌，江西的瑞州、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都是三苗之地了。从前禹会合诸侯，玉帛万国，那时兼并的祸乱尚未兴起，难道有一个国家占据土地如此之大吗？这也是鄱阳为彭蠡之说的遗留错误。所谓洞庭、彭蠡左右，也不过是巴邱、梁子二湖之间罢了。梁子是彭蠡，说法见前。据此而言，那么其地止于武昌、岳州二府之交，也不算小了。从前杜预长于地理之学，对于三苗之国还空缺其所在，这是谨慎啊。由此更可见汇泽在梁子湖。

关于东陵的说法有两种：一是东陵乡，汉庐江郡寻阳县地，那个陵就是现在黄州府广济县南的龙坪山。龙坪、东陵声音相近，后人借便称为东陵罢了。二是巴陵，汉长沙国下隽县地，现在岳州府治巴陵县。二者听从哪一个？回答说：看九江的说法来决定从违。认为九江是湘江的，就说东陵是巴陵；认为九江在寻阳的，就说东陵在东陵乡。现在九江主张湘江，那么东陵就主张巴陵了。有人说：《水经》说九江地在长沙下隽县西北，这是主张湘江了。然而却说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汉书·地理志》庐江郡自注说：“金兰西北有东陵乡”，而属县十二个，没有金兰县。难道是初置而后省入寻阳，抑或是东汉分寻阳设置而志书遗漏了？其地应当在现在黄梅县西南。九江主张湘江的说法，除了《山海经》外，以《水经》为最古，而说东陵在庐江，为什么不可以听从呢？回答说：下文“会汇”，是会汉水入江之所汇。东陵必在会汉上游，越过会汉去寻求东陵，太远了。况且东迤北会于汇，如果如他们所说，那么鄱阳湖为汇，自龙坪至湖口，都是正东向，有什么迤北呢？所以说九江，则《水经》说得对；说东陵，则《水经》失之。巴陵为什么是东陵？曾彦和说：“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为西陵。”《汉书·地理志》南郡夷陵县应邵说：“夷山在西北。”按：夷陵即西陵峡，是三峡之一。《三国志》吴西陵督步阐叛降晋，这是汉夷陵县，三国时也称西陵。其治所在现在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那么巴陵为东陵就可以知道了。现在按：巴陵之名，起于《山海经》《淮南子》羿屠巴蛇的说法，孙吴时才开始作为巴邱邸阁，古时无此称呼，只称为东陵罢了。庐江也有东陵为什么呢？《水经》：“江水又东过下雉县北，利水从东陵西南注入。”注说：“水出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依据郦道元注，汉西陵县在现在武昌府大治县境黄石港，所以这里说东陵。《尚书》说：“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那个西陵就是大冶县的西塞山。郦道元前注说：“黄石山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山连延江侧，东山偏。”

译高称其为西塞，洞庭湖东西宽一百八十里，东面是巴陵。大江流过洞庭湖，到这里向东流，然后斜向北五百多里，到黄冈界的沙武口与汉水汇合，才开始折向东南，经过所谓“至于东陵，向东延伸向北汇合于汇”的地方。现在考察大江从岳州府北门港向东北十五里经过城陵矶，荆州的沱水从西北来又汇入其中。《水经》说，江的右岸有城陵山，山上有旧城，东边连接微落山，也叫晖落矶。又八里，右边经过擂鼓台，就是晖落矶。又七里经过象骨港。《水经注》说，又向东经过彭城口，水东面有彭城矶，所以水接受了它的名字，就是玉涧，水出自巴邱县东面的玉山，玉溪向北流，注入江中。又十里，右边经过道人矶，右边经过白螺矶。又十五里，右边经过临湘县西北的临湘矶，左边经过杨林矶。又十二里，右边经过鱼矶。《水经注》说，自从彭城矶向东经过如山北，北面对隐矶，两矶之间有独石孤立在大江中，山东面的江浦，世人称之为白马口。又三里，右边经过鸭兰矶，左边经过螺山。《水经注》说，左边经过白螺山南，右边经过鸭兰矶北，是江中的山，东面得到鸭兰治浦两口，是夏浦。按鸭兰、螺山，现在久已淤积，属于两岸，不再在江中了。又三十里，右边经过乜洲，东面是湖北嘉鱼县界，西面是湖南临湘县界。又十里，左边经过新闸口，旧有河水从西面流入，现在被浮梁洲堵塞。又五里经过新堤镇。又十五里，右边经过口，黄湖流入其中。又十五里，左边经过腰口，右边经过石头关。《水经注》说，江水左边经过上乌林南，是村居地名。又向东经过乌黎口，是江浦，就是中乌林。又向东经过下乌林南，吴国黄盖在乌林打败魏武帝，就是这里。又十五里，右边经过旧陆口，通城、崇阳、蒲圻三县的水从北面流入其中。上面三里有新陆口，旧口北岸有宝塔洲。《水经注》说，江水又向东，左边得到子练口，北通练浦，又向东合练口，是江浦，南面正对练洲，练名的由来就在此。江的右岸得到蒲矶口，就是陆口，水出自下隽县西面的三山溪，向东经过陆城北，又向东经过下隽县南，又弯曲向西北流经其县北，又进入蒲圻县，又向北经过吕蒙城西，又经过蒲圻山北注入江中，称为刀环口。按练洲就是宝塔洲，有上下两口，相距十二里。陆口东面十五里，左边经过龙口。又十五里，右边经过石矶头。《水经注》说，又向东经过蒲圻山北，北面对蒲圻州，也叫擎洲，又叫南洲，洲头就是蒲圻县治。湖上有白面洲，湖当作山，洲南又有澋口，水出自豫章艾县东，进入蒲圻县，到沙阳西北鱼岳山注入江中，山在大江中杨子洲南。按蒲圻是晋代长沙郡的县，在今嘉鱼县西南，现在的蒲圻县治是隋代的县。又东北十五里经过武昌府嘉鱼县北。《水经注》说，又向东得到白沙口，一名沙屯，就是麻屯口，本名蔑默口，江浦了，南面正对蒲圻洲，水从北面流入百余里，是吴国屯兵的地方。又经过鱼岳山北，下面得到金梁洲，洲东北对渊洲，一名渊步洲，江岸从洲头以上，都壁立无岸，经过蒲圻到白沙才有浦，上面很险峻，江中有沙阳洲，是沙阳县治，县本是江夏的沙羡，晋太康年间改叫沙阳。按汉代沙羡详图内汉口镇，自嘉鱼西南七里江心有洲，江分为二。又东北三十五里，右边经过鱼码头，而江合为一，洲长四十多里，古金梁、渊步、沙阳三洲联属为一。《水经注》说，江的右岸有雍口，东北流为长洋港，又东北经过石子冈，冈上有旧城，就是州陵县的旧城，庄辛所说的左州侯国了。又向东经过州陵新治南港，水向东南流注入江中，称为洋口，南面对龙穴洲，是沙阳洲的下尾，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在江陵迎接文帝，法驾停在此，因此得名，车驾从江陵出发到此，黑龙跃出，背负皇帝所乘的船，所以有龙穴之名。又北四十五里，右边经过上沙洑南。又西十五里，右边经过簰州镇。又五里，左边经过新滩口，西南到沔阳州一百三四十里，由沔阳到达汉水。又西折向北十五里，左边经过水洪口。又东北二十五里，左边经过邓家口。又南二十五里，右边经过上沙洑北。又北二十二里，右边经过赤矶。又北三里许，左岸有纱帽山。《水经注》说，江水左边经过百人山南，又经过赤壁山北，是过去周瑜与黄盖诈败魏武帝大军的地方。按百人就是俗称的纱帽山，赤壁说见后。又东北八里，右边经过金口，一曰涂口，咸宁县斧头湖北流入其中，左边到大军山。《水经注》说，又向东经过大军山，东面有山屯，夏浦，江水左边延伸，江中有石浮出，称为节渡石，右边则涂水注入，水出自江州武昌郡武昌县金山，西北流经过故汝南侨郡故城南，咸和年间，寇难南迫，户口南渡，因此设置此郡治于涂口，涂水经过县西，又西北流注入江中。又十五里经过小军山。《水经注》说，又

译向东流经小军山南面，临近侧江津东面，有小军浦；又向东八里，向右流经合宝山，《水经注》记载；又向东流经鸡翅山北面，山的东面就是土城浦；又向东七里，向左流经屯口，汉水在此分流，从赤野湖西面流来汇入，《水经注》记载；沌水上游承接沔阳县的太白湖，向东南流成为沌水，流经沌阳县南面，注入长江，称为沌口；又向东流经叹父山，南面正对叹洲，又称叹步；又向东二十里经过鹦鹉洲，《水经注》记载；长江右岸正对鹦鹉洲南面，有浦口，江水向右弯曲延伸，称为驿渚，三月末时，下游与樊口水相通。查考鹦鹉洲旧时在江中，明朝初年因沙淤积，与北岸相连，崇祯年间被冲毁荡然无存，如今北岸仍保留这个名称，就是因为祢衡的一篇赋，而永远流传下来。驿渚下游与樊口水相通，恐怕是传闻说法不同；又向东十里，向左经过汉阳府治所汉阳县南面，到达龟山，《水经注》记载；又向东流经鲁山南面，即古翼际山，山的左面就是沔水口了；向右流经鱼套、黄鹄矶，经过湖广省治所武昌府江夏县西北面，《水经注》记载；长江右岸有船官浦，经过黄鹄矶西面然后向南，正对着鹦鹉洲的下游末端；又向东北经过汉口，这里是古代的夏口，说法见前文，汉水向东流入长江，《水经注》记载；沔水左岸有郄月城，是故曲陵县，后来成为沙羡县治所。查考即今汉口镇，说法见图中；又向东三十五里经过沙武口，总共向东偏北方向行四百九十五里，又折向东南二十里，是古汉水撞击大别山流入长江的地方，不仅是汉水撞击后向南流，长江也撞击后向东南延伸。

译敷浅原，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安县境内。孔安国传称其一名傅阳山，位于扬州豫章郡的边界，这是从山的角度而言的。《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历陵县条下记载：“傅阳山，傅阳川在南。”古文认为这就是傅浅原，这是兼从山和水两方面而言的。《寰宇记》说：“敷浅，水色碧绿清冷，长流不息，源头连接瑞昌及鄂州永兴县边界，曲折流淌二百多里，才到达县南。春夏秋三季可以通行舟船，冬季仅能容纳小船。”《路史·水经》云：“敷浅原，地在豫章历陵县西南。”今本《水经》“西”字下脱漏了“南”字。《水经》所载《禹贡》中的山、水、泽、地，共六十处，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称“地”的有四处：流沙、九江、东陵、敷浅原。孔安国、颜师古认为敷浅原是山，这就不同了。今崇阳之西（崇阳，宋代县名，即今湖北武昌府崇阳县治，“西”是“东”的讹误），有云溪山，即望敷山，山势峭峻，清流如带，这就是所谓的敷浅原，并非博阳山，这是专从水的角度而言的。

查考古代山川相依而命名的情况很多。有敷浅之水，何必没有傅阳之山？只是关于山在北、在南、在西，说法又不一致。《汉书·地理志》说傅阳山、傅阳川在南，那么山就在水北；《通典》说蒲塘驿前有敷浅原，向西几十里就是博阳山，那么山就在水西；《路史》以今县南十三里有阳居山，旧经依据固说认为敷浅原名博阳山，县境只有一条水流入大江，人们称为傅阳川，却在此山东北，与《汉书·地理志》不合，那么山又在水南了。查考《寻阳志》，博阳山在德安县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县西北十五里，高一百丈，说登上此山可以望见敷阳。当地人说县古有敷浅原，登此山可以望见，所以名叫望敷。现在山下近村，仍以敷内、敷外为名。据此，那么山在水南的是傅阳山，《汉书·地理志》说傅阳川在南，是错误的；《通典》说向西几十里，是望敷山，认为就是博阳山，又错了。

《集传》说敷浅原，晁氏认为在鄱阳，不对。江州德安虽然接近，但所谓的敷浅原，其山很小且低矮，也未见其值得特别标举。只有卢阜山在大江与彭蠡湖的交汇处，最高且大，应当是《禹贡》所记载的，但都没有考证，恐怕山川之名，古今或许不同，传述者未必得到真相。现在查考《禹贡》导川，是疏导那些水势低下而大的河流注入海，所谓九川，直达四海；导山，是疏导那些水势高而小的河流注入川，所谓浚畎浍直达川。山本身不可疏导，导山也是导川。所以导川必须究其终点，入于海、入于河就是这样；导山不究其尽头，至于荆山、至于大别山就是这样。山到了尽头，就没有川可导了。敷浅，是水名；原，是敷浅水的发源地，因此用它来命名山。《寻阳志》所说的望敷山，在德安县西几十里，在庐阜山的西边，比庐阜山低小。记载敷浅原而不记载庐阜山，是因为导川的事在敷浅原结束，庐阜山也是敷浅原山脉所发育的，山虽然峻极，但岷山、湘东的山脉，到这里就尽了，与导川的事无关，所以不涉及。把庐阜山当作敷浅原，就又错了。傅阳山，也是因为敷浅水而得名，只是太低小，不是敷浅水的发源地，也不能以此当作敷浅原。有人把“原”解释为平原，也不对。导山是循着山脉的。

敷浅水向东南流入豫章，江在修水之下，余水之上。敷浅虽然没有大的源头，但流经二百多里后比淦水大，也是庐水、缭水的匹敌。《汉书·地理志》说傅阳川，却不把它纳入湖汉九水的行列，《水经注》遗漏了它，也不在豫章十川之中。那么湖汉九水，乃是汉人削足适履的说法，哪里算得上是九江呢？

《汉书·地理志》傅阳，颜师古说：“傅读曰敷。”《正义》引《地理志》，作博阳，杜佑也说博阳山。而历陵县王莽时改称蒲亭，历陵是春秋时楚国的东境，地名叫蒲塘，所以改称蒲亭。《路史》、新旧《寻阳录》记载，颜鲁公经过蒲塘驿，辨析土俗所呼的蒲浅水，蒲、敷是音转，南有博阳山，土人呼为阳山，博也是音讹。现在查考《春秋》，薄姑也作蒲姑，都是形音相近而通假。不只是傅有敷音，蒲、敷音近，即使博、薄也从甫受音，所以古音读若补。传作博，起初也是因为音形相近而误。到晋末音才开始混乱，到南北朝音才开始分开，到唐人音就更远了。浅，《史记集解》徐广说：“浅一作减。”

《尔雅》说：“水自江出为沱。”不只是尾部流入江，必须其头部接受江水才叫沱。《禹贡》导江说：“东别为沱。”梁州、荆州都叫沱。潜既道，潜，《史记》作涔。《汉书·地理志》蜀郡汶江县条下说：“江沱在西南，东入江。”郫县条下说：“《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水经》说：“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都回流入江。”见《禹贡山水泽地注》。江水又东别为沱，是开明所凿的。郭景纯所谓玉垒山名作东别的标志。查考汶江在今四川茂州北五十里，郫即

译如今成都府郫县的治所，这些都是在说梁州的沱水。《汉书·地理志》在南郡枝江县条下记载：“江沱从西边流出，向东汇入长江。”颜师古注释说：“沱就是江水分流出来的支流。”《水经》记载：“荆州的沱水在南郡枝江县。”注解说：“江水又向东流，经过上明城北。过去太元年间，苻坚攻占荆州，刺史桓冲迁移州治所，这个地方在今天松滋县西面一里处。那地方地势平坦，北边靠着长江，江水在此分岔，向东流入大江县治所所在的洲上，因此以‘枝江’为名。”盛宏之说：“县治所在沮水中，后来迁移到百里洲，西去郡城一百六十里。”查考现在的里程称为一百二十里，《地理志》说“江沱从西边流出，向东汇入长江”是正确的。查考枝江在今天湖北荆州府枝江县东面、松滋县西面，这些都是在说荆州的沱水。

译《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汶江之沱，是指汶水而言。《水经注》说汶水出自徼外〇山西〇，即岷山玉轮阪下。按此水尾虽然流入江中，但源头并非出自江中，所以不能称为沱。郫县的沱水分派不一，然而其首尾都不超过数十百里，恐怕也不足以担当梁州的沱。《水经》的说法，也是沿袭《汉书·地理志》而来，并没有加以论断纠正。按如今成都府灌县治南，江水分派，夹崇庆、彭山、新繁、新都、金堂等县向东流去，〇水〇水合流，从北面注入其中；向南经过简州治东，又向南经过资州资阳治东，又向南经过资州治东，又向南经过内江治北，又向西南经过州府富顺县南，又向东南到达泸州治北，向南汇入大江。源头接受江水，尾部流入大江，大约七八百里，这难道不是所说的梁州的沱吗？然而《水经》说江水又向东经过江阳县南，〇水向东经过广魏县南，该县即如今成都府汉州治东南注入其中。注解说：江阳县枕带双流，占据江流交会之处。江阳即如今泸州治，这是经注通称此水为〇水。然而郦道元说湔水出自〇道，也说〇虒县的玉垒山下注入江中，〇虒在如今茂州汶川县西，在灌县西北。郦道元又说〇水又与湔水合流，也称为郫江。湔水在灌县西北注入江中，〇水在灌县东，即在江东而与湔水相通，这是达江通〇水的意思，是接受江水了。源头接受江水而尾部流入大江，至今还有称之为沱的，与〇都是流入沱的水罢了，为什么经注都将其视为〇水，而将沱仅仅归属于郫江呢？那么郭景维所说的“玉垒作东别之标”，是说湔水出自玉垒山注入江中，〇水出自江中，接受江水，〇水纳〇雒水而向南再次流入江中，作为东别的沱，所以说玉垒山是东别沱的标志。这是正确的吗？经注的主旨截然不同。

玩味《水经》及注，汉代、魏晋人所说的荆州之沱，都指百里洲所界划为南北江的部分而言，不知道这也不足以担当荆州的沱。至于荆州江与沱的分界，在汉代还应当上起松滋的采穴，下尽于巴陵的三江口，上下共六百余里。郦道元注江陵县西有枚回洲，江水从此分为南北江，南江，即采穴，流经公安、安乡，一直到巴陵。如今采穴虽然堵塞，下游有虎渡口就是。北江则是如今的荆江。郦氏知道江分为南北，却不知道南北江就是江与沱的分界，可以说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人。详细玩味经注，对于南北两江所流经的地方，牵强混同而成一贯。经文中对于北江有江陵、华容可以征引，对于南江有油口、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可以依据。注文中对北江独详，说北江有故乡洲及故楚中夏、江曲、涌水、阳岐、子夏、石首等名称，可以印证其处。中间掺入孱陵、公安、景口、沦口两节，实际上是南江所经。北江以会合湘水为结尾，南江以通达澧水为归宿，两地混杂，实在觉得龃龉难通，怀疑其中有脱句错简。况且郦注又有特别不可理解的地方。经文说：到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流，向东流注入其中，是说注入江中。而郦道元却说凡这些水，都注入洞庭湖的陂泽，这是湘水而非江川。又澧水、沅水两水，经文都说流入江中，而郦道元必定说注入洞庭湖，这是郦道元只知道北江是江，不再知道南江也是江了。那么先前所说的南江，它的委曲轮转在哪里呢？经文说湘水北至巴邱山流入江中，而郦道元说巴陵西面对长洲，该洲南面分湘浦，北面界大江，湘水东北流入大江，称为江会。不知道湘水到巴邱北入江中，是入南江，至今未曾改变。等到过了巴邱向东，迤逦向北到三江口，与北江会合。所以古称江水会，会合的意思，是与江陵西的两分相对成文，不是说湘水入江为江会。郦道元说湘水东北流入大江，乃是南江会于北江罢了。那么郦道元对于南北江实在也没有了然于心，而自畅其说，又怎么能辨别其为江为沱呢？荆江、虎渡，孰为江孰为沱？回答说：虎渡是江的经流，经文所说的又东至于澧水就是。那么荆江是沱。《家语》说：江到江津，在江陵沙市南，非方舟避风不可涉，地势本来滈污，后来大江日益壅遏，沱江日益震刷，沱遂受江之名，而江的经流，只如媵庶。往昔有以沱命名的，如今公安东南江干澳渨之处，有地名沱孔，所由来旧矣。

采穴是古昔大江的经流，不知道堵塞于何代。采穴的口壅闭于上，那么虎渡的口宣泄于下，水流移而向东六十余里，又在隋唐之后了。虎渡旧传以汉时郡守法雄有惠政，虎渡江去而得名。按《后汉书》法雄传有虎害消息事，无虎渡河语。南北朝时，南江也尚无虎渡之名。宋干道七年，荆湖北路漕臣李焘修虎渡堤，取法雄事，而参以刘昆传虎负子渡河、朱伷传虎东游渡江之意，以立此名。以如今所经之地而言，荆州府治西南二十里虎渡河口南流五十里，右径孱陵驿。《水经注》：江水又径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

译浚在此沙洲攻打吴军，俘获了吴国水军督陆景。查考孱陵是汉代县名，隶属武陵郡，《地理志今释》说在今公安县南边。但看下文说“又东南右合油口”，那么该县应在今天公安县北边，“南”字有误。乐乡城在今天松滋东边六七十里处，陆抗与晋朝羊祜在此对峙屯兵，这里是旧长江流经的地方。又向南二十里，左边经过黄金口，江水分成两支：东支为沦水，向东南由孟达河经过黄山，向东经过今天华容县九都的西侧，再向东南回流进入长江，称为沦口；西支为主流，从黄金口又向南三十里，左边经过沱孔，再向西南五里，右边经过公安县东南的港口，有港口关，这就是油口，油水从西边流来注入。《水经》说：“又东南，油水从西南流来注入。”注解说：“又向东，右边汇合油口。”又向东，经过公安县北边。刘备逃往江陵时，让人在此筑城镇守。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气得笔掉在书上。杜预平定江南后，撤销华容县，改设江安县。南郡治所在吴地，以华容南乡为南郡，晋太康元年改名为南平。查考这段江水从虎渡到安乡共三百多里，都正对着南乡，郦道元所说的“东”其实都是“南”。公安县应在今县南边，《地理志今释》说在今治所东北，恐怕不对。又向南五十里叫四水口。《水经注》说：油水东边有景口，景口就是武陵郡的边界，景口东边有沦口，沦水向南与景水汇合，又向东连通澧水及各个陂湖，从此深渊潭水相连，全是南蛮府的屯田处。所以江边有大城相连，叫仓储城，就是邸阁。西南分出的支流叫瓦河，北边是湖北公安界，南边是湖南澧州界，经过津市汇合于澧水四水口。又向南是景水，即长江主流，四十五里左边经过焦圻，又向南二十里是大河口，又分成两支主流，为大河东南，大约六十里到傅家矶，澧水、沅水汇合流入。《水经》说：“又向东到长沙下隽县北，澧水、资水汇合向东流注入。”注解说：“所有这些水都注入洞庭湖的陂泽，这是湘水，不是长江。”查考资水分别流入湘水，《水经》认为它汇合澧水、沅水流入长江，是错误的。郦道元说这不是长江，也是错误的，说法都见于前文。又向东北十五里，左边经过沦口，现在俗名柳子港，又十五里经过明山南边，又十五里经过螺洲，又十五里经过鼓楼山南边的乌龟套，又三十里经过鸡子山南边，又向东南六十里，左边到达君山，又三十里是布袋口，湘水从南边流来注入，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过九江”。《水经》说：“湘水从南边流来注入。”支流从大河口向西折向南，曲折二十五里经过张九台，汇合于澧水，又向东南九十五里，俗名北驾口，汇合沅水，向东北四十五里经过傅家矶，流入大江。水涨时形成赤沙湖，又向东是洞庭湖，东西长一百八十里，汇合归于布袋口。大江从布袋口又向东北，三十里到岳州府治巴陵县北，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过九江至于东陵”。又向东偏北十五里经过城陵山北边，荆江从西北流来，回流进入，称为三江口。《水经注》说：“江水右边汇合湘水，这就是所谓江水汇合。”郦道元的错误说法已见于前文。从虎渡口到这里共五百二十五里，从虎渡口到洞庭湖共三四百里，江面宽的地方约一里，窄的地方只有几十步，而两岸圩堤相连，陂泽港汊无数，中间没有冈陵山脊隆起。从前郦道元已说沦水、景水连通澧水，陂湖相接，全是南蛮府屯田，又说涔坪屯田数千顷，直到宋代，圩田湖田被创作为应奉税源，从此以后，更不知有几千万顷了。公安县在蜀汉时设立，石首县在晋朝设立，安乡、华容县在隋代设立。唐宋之间，华容西边寂静无居民。元代致和年间，迁县筑堤，仅能保护官舍。明代宣德年间，人们还乘船到县城。正统年间，筑堤四十七区，后来当地人增筑，达百余区，大的绵延千余里，小的也有数百亩。华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这些都是泥沙淤积形成的。因为淤积，所以筑坝围圩，越筑坝围圩就越淤塞，这就是长江南北面貌改观的原因。然而大禹时代长江浩渺无际的景象，仍可想象。《尔雅》说：“黄河千里，一曲一直。”水大的地方，曲折必然稀疏，水越小则转折越频繁。大江澎湃的气势，与荆江像蛇一样蜿蜒盘旋相比，有枝干的区别了。

译荆江分为沱水，但根据现今的情况，位于龙洲以南、与虎渡河分列东西的，是缘起水。《水经注》记载：“江陵县西有一座沙洲，名叫枚回，江水从这里分为南北两支，下游有龙洲，洲的东面有宠洲。”如今民间只知道有龙洲，又有天宠洲的名称，宠洲已经与龙洲连成一片。郦道元所说的“分为南北江”，是就大体形势而言的；实际上，江陵以下，向南流的是东西江，石首以下，向东流的是南北江。

经过龙洲东面十五里，到达沮口，现在俗称为筲箕洼，沮水与漳水在这里汇合流入长江。《水经注》记载：“江水又向东，在沮口与沮水汇合。”这就是楚昭王所说的“江汉沮漳，是楚国的望祀之地”。

又向东南五里，经过荆州府治江陵县西面。《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江陵县南面。”

又十里，在左侧经过沙市西面。《水经注》记载：“又向东经过江陵县故城南面。”《禹贡》说：“荆州及衡山之南为荆州”，这是根据荆州的名称来制定州名，所以称为楚地。子革说：“我的先君偏居荆山以供奉王事”，后来迁都到纪郢，现在的城池就是楚国的船官所在地，也就是春秋时期的渚官。沙市南面就是江津戍，长江的大势从这里开始。《家语》说：“江水到了江津，如果不是并船连舟、避风而行，就无法渡河。”

又十里，经过湾口。《水经注》记载：“又向东经过郢城南面，这是子囊遗言所筑的城。”《地理志》说：“楚国的别邑，故郢。”又《水经·夏水篇》记载：“夏水出自江津，在江陵县东南。”注解说：“江水又向东，遇到豫章口，是夏水相通的地方。”西北有豫章冈，因此得名。《方舆纪要》说：“豫章口，在府东南二十五里。”

又向西南三十里，经过蚊虫夹，这里在江西迤西，距离虎渡江的黄金口不到十里。

又向东十里，在左侧经过郝穴。《水经》记载：“又向东到达华容县西面，夏水从这里流出。”《夏水篇》注解说：“江津豫章口东面有中夏口，这是夏水的源头，江水泛滥时形成。”屈原所说的“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龙门就是郢城的东门。江水注解说：“江水向左分流为中夏水，向右则中郎浦流出。”江浦向右迤南，水流曲折，极尽水曲之势，世人称之为江曲。按汉代华容在今监利县西北，中夏口就是郝穴，现在早已堵塞，说法见后文。江曲是指石首东西的长江极为曲折，详见下文。

又二十五里，经过萧子渊，有巨大的沟渠，源头承接江水，向东流至堤头港，又回流进入。夏季江上航行可快捷百里。《水经注》记载：“江水在左侧与高口汇合，这是江浦；右侧对着黄州。江水又向东，遇到故市口，水与高水相通。”按这两节原文在南蛮府屯仓储邸阁之后。

又向西南三十五里，在右侧经过藕池。同治八年，洪水决堤，有溃口。

又向东南二十五里，到达石首县西南的绣林山。《水经注》记载：“江水又向东，右侧经过阳岐山北，山依傍大江，山东有城，是故华容县尉的旧治所。”

又向北东二十里，经过该县北面。

又向东迤南十里，经过望海，有小港，有张公庙。本年洪水决堤，崩塌入江，这里是古宋穴。

又向北二十里，折向东南十里，在左侧经过小河口。《水经注》记载：“大江又向东，左侧与子夏口汇合，江水向左分流，向北流出通于夏水，所以叫子夏。大江又向东，左侧遇到侯台水口，这是江浦。”

又向南二十里，在右侧经过调弦口，有关港水向西南经过湖南岳州府，今华容县东南，又向西南与沦水汇合流入洞庭湖。《水经注》记载：“大江右侧遇到龙穴水口，这是江浦向右分流的地方。”北面对着虎洲，洲北面又有龙巢，是地名。从前大禹南渡长江，黄龙夹船而行，船夫们吓得面无血色。大禹笑着说：“我受命于天，竭力养育百姓，生是性，死是命，何必担忧龙呢？”于是两条龙收起鳞片，摇着尾巴离开了，所以水地以此取名。

又向东北三十里，在左侧经过堤头港。《水经》记载：“又向东南正对华容县南面，涌水流入。”注解说：“江水又向东，涌水注入，水从夏水南通向长江，称为涌口。两水之间，就是《春秋》所说的闻敖游涌而逸的地方。”按这条原文原在中夏水之下、孱陵乐乡城的上游，现在移到这里。堤头港俗也称为刘家沟，其地正当汉代华容县的南面，就是涌水。

又向东十四里，经过上新河口。《水经注》记载：“江水从龙巢向东，遇到俞口，夏水泛滥盛大时才有，冬天没有。江的北岸上有小城，是故监利县尉的治所。”按这条原文原在龙穴水口之下。

又向南十二里，在右侧经过章华港。楚灵王的章华台，杜预说在华容城中，宛溪说荆台在今监利县西三十里，土州之南，《家语》说楚王游荆台，就是这个。据此，章华港实际上是以荆台得名。然而现在江陵的沙市有章台寺，是章华台的遗址，一称豫章台。郡志说台有两座，一座在沙市，一座在监利县境内。又宛溪说监利东北三十里有章华台，一名三休台，这些都是传闻的不同说法。该港向西通调弦口。《水经注》记载：“又向东遇到清阳、土坞两个口，这是江浦。”

又向东五里，在右侧经过塔市驿。《水经注》记载：“大江右侧经过石首山北。”按《旧唐书》说石首县旧治所在石首山下，唐显度初年移治阳岐山下。邑志说旧址在调弦口往东的山路上。据此，现在华容东北的东山，一称墨山，就是石首山。其山

译绵延八九十里，到此处江水向右弯曲，靠近山侧，郦道元所说的地方就在这里。阳岐在今天石首县的西南，现在叫做绣林山，在旧址西北五十多里处。近代人都把今天县北的山当作石首，这是错误的。又向东北十四里，右边经过圻镇；又向东南十里，经过监利县治西边的下新河；又向西南五里，右边经过大马洲。《水经注》记载：又向东经过赭要。赭要，是沙洲的名字，在大江中，位于北湖洲的下游。又向东南十五里，曲折后向东北十五里，经过上车湾。《水经注》记载：江水左边汇入饭筐上口，秋天和夏天水流通畅，可以到达下口，上下口之间相距三十多里。赭要下游就是杨子洲，在大江中，两洲之间，常常苦于蛟龙的祸害。从前荆攸飞渡江时在此遇到两条蛟龙，斩杀了它们，从此以后很少再有这样的祸患了。又向西南三十里，右边经过洪水港。《水经注》记载：江的右岸就是清水口，清水口上面就是钱官。水从牛皮山向东北汇入长江，北面对应清水洲。又向南二十五里，经过反觜。《水经注》记载：清水洲南面就是生江口，水向南通到澧浦。又向东十五里，经过熊家洲；又向北十五里，左边经过尺八穴口，现在已堵塞。《水经注》记载：江水左边汇入饭筐下口，这是江浦流入的地方。又向南偏西三十五里，右边经过划子湾。《水经注》记载：江水又向东汇入上檀浦，这是江中的支流。江水又向东经过竹町南面，江中有观详溠，溠东面有大洲，洲东面分为爵洲，洲南面对应湘江口。又向东二十里，是三江口，现在俗称为荆河脑，重新汇入大江，大江经过九江，到东陵东面偏北的地方。南岸是城陵矶，荆江全长五百五十里。《水经》及《水经注》将南北江混为一谈，现在大致加以分析，编排如上，恭敬地等待有识之士订正。

译《集传》及《诗地理考》认为南郡枝江有沱水，其水流入长江而非发源于长江，这是误解了《汉书·地理志》中“枝江，江沱出西，东入江”的文字，且未能找到其确切位置，于是错误地以其他河流来对应。又说华容县有夏水，源头出自长江，尾巴流入沔水，也称为沱。夏水的源头和尾闾，在《汉书·地理志》和《水经》中都有详细记载，起初并没有用“沱”来命名。况且其源头虽然出自长江，尾闾却不流入长江，哪里符合沱水的特征呢？

胡渭的《禹贡锥指》采纳了袁小修《澧游记》的说法，认为郦道元所说的南江是岷江，经流北江是沱水，这确实很有见识。但瑜中之瑕，瑕疵也很多。郦道元在枝江百里洲处说：“江泛枝分，东入大江”，《地理志》说“江沱”就是这个；在江陵枚回洲处说：“自此分为南北江”，并没有说哪条是江、哪条是沱。两地相距不过百数十里，大小相差则达数百里。胡氏既然引用王晦叔的话说：“枝江县百里洲，夹江沱二水之间，其与江分处谓之上沱，与江合处谓之下沱”，这仍然是沿用汉魏时期关于百里洲江沱的说法，却又牵强地混入枚回洲的南北江之中。《太平寰宇记》说百里洲首派别北为内江，南为外江，这正是郦道元所说的“江泛枝分”，并非郦道元所说的南北江。而胡氏在郦道元和乐史的书中，将南北江混为一谈，这是他自相矛盾的第一处。

解释“导江东别为沱”时说：“一为荆州之沱，古夷水是也”；解释荆州沱时说：“荆州之沱一在江北，《寰宇记》北为内江是也；一在江南，《水经注》夷水是也”。一个沱还是两个沱，为何突然增减与此？这是他自相矛盾的第二处。至于夷水的说法，则更是附赘悬疣，多余至极。《汉书·地理志》巫县下说：“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应劭说：“巫山在西南”；夷道县下，应劭说：“夷水出巫东，入江汉”。巫县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县东，夷道在今湖北荆州府宜都县西北。夷水虽然流入长江，但源头并非出自长江，岷江经过巫山之北，夷水源头出自巫山之南。《水经》经过鱼复县南，夷水出自那里，注解说：“县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水经》所说的“夷水出焉”，又《夷水篇》说“夷水出巴郡鱼复江”，注解说：“江即佷山清江，水清照，十丈分沙石”。这是郦道元明确说明夷水出自佷山，并没有说出自长江。胡氏说夷水源头出自鱼复江，尾巴流入宜都江，古时从巴地进入楚国，避开三峡的险峻，都走这条路，不知道何时逐渐湮塞。大禹疏导长江从梁州进入荆州，必定要乘船走这条水路，虽然强行这样说，哪里能得到巨灵赑屃，劈开践踏巫山的峻岭而飞渡呢？胡氏以《水经注》北江来说明沱水，既然已经得之，为何还要画蛇添足呢？

屈原《九歌》说：“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大江即虎渡的经流，涔水是澧水的别派，江水和涔水不是同一条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水经》说：“澧水又东过作唐县北”，注解说：“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又东南流注于澧”。按作唐汉县在今澧州安乡县西北，天门晋郡，即今澧州石门县治。今公安县西南百里有涔阳镇，在涔水的北面，涔水流入澧水的河口，在澧州的东面，所谓六总口。胡氏错误地跟随《澧州志》的说法，《澧州志》说：“涔水为岷江别派，从公安入境，为四水口，又东南流过焦圻一箭河，至汇口入澧，故称涔澧”，以为南江东南流注于澧，同入洞庭，就是所谓的涔水，这又是多么纵横交错、混乱不堪啊。

澧水出自湖南永顺府永顺县，北上峒河，东流经过上下二峒。《汉书·地理志》武陵郡充县下说：“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水经》说：“澧水出武陵充县西，历山东，过其县南”。按充在今澧州慈利县西二百四十里，仍在永顺府桑植县之西。《地理志》今释说：“在安福县西”，这是错误的。绿水河东南流注入它。《水经注》说：“又东，茹水注之，水出龙茹山，水色清彻，漏石分沙，庄幸说楚襄王饮茹溪之流者也”。又东经过桑植县西，又西南折而东经过澧州永定县南天门山之北，又东一百八十经过慈利县西，二里溇水东南流会合它。《水经注》说：“娄水出巴东界，东径天门郡娄中县北，又东径零阳县，注于澧水”。按娄中晋志作溇中，在慈利西北，零阳汉县在慈利东，经过慈利北，又东北八十经过石门县南，渫水东南流注入它。《水经注》说：“径渫阳县右，会渫水，水出建平郡东，径渫阳县南，又东注澧，谓之渫口”。又东经过澧阳县南，天门郡治也。按澧阳晋县即石门治也。又东九十经过澧州南，又二十五里经过津市东南，涔水东南流注入它。《水经注》说：“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自西北天门郡界，南流径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南注于澧”。又南二十经过嘉山东，又东

译向南六十里是汇口，右侧有支流分出，向南流去与沅水的支流汇合。《水经注》记载：“澧水又向东流，澹水从这里流出。”汇口再向东五里到达张九台，左侧会合了江水的支流。又向东南十五里是西台尾。《水经》记载：“（江水）又向东经过作唐县北面，注入澧水。”又向南经过故郡城东面，向东经过作唐县南面。按：作唐县在今安乡县西北，《水经》说经过其北面，《水经注》说经过其南面，《水经》的记载有误。又向东三十里经过安乡县无城西南面。又二十五里右侧经过澹口。《水经注》记载：“澧水又向东，经过南安县南面。南安县是晋太康元年从孱陵县分置设立的，澹水注入这里。澹水上游承接作唐县的澧水，向东经过该县北面，又向东注入澧水，称为澹口。”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说：“悠悠澹澧水也。”东北相对的地方是腰口，通往大江澹口。又向东南十五里是澧口，俗称北驾口，与沅水汇合。水涨时向东形成赤湖。《水经注》记载：“澧水又向东与赤沙湖水汇合，湖水北通长江而南注澧水，称为沙口。澧水又向东南注入沅水，称为澧口。”其支流如《离骚》所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水落时向东北四十五里到达传家矶，流入大江。

译沅水发源于贵州平越州西南，《汉书·地理志》在牂柯郡故且兰县条下记载：“沅水向东南流，到益阳汇入长江，流经两个郡，行程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经》记载：“沅水发源于牂柯故且兰县，称为旁沟水。”查考得知，故且兰就是今天的平越州治所。沅水向东流经都匀府清平县北，又向东流经镇远府台拱、清江两厅北，再向东北流经天柱县东。《水经》记载：“又向东流到镡成县，称为沅水，向东经过雒阳县。”查考得知，镡成在今靖州境内，雒阳即今沅州府治所芷江县东南。沅水又向东北流入湖南沅州府黔阳县境，潘老河从南边流来注入沅水。潘老河发源于贵州黎平府永从县，向北流经湖南靖州及其属县通道、会同两县境，又向东流经黔阳治所。西水从西北方流来注入潘老河。西水发源于镇远府黄平州，向东流经施秉县南，又向东流经镇远府治所镇远县南，又流经清溪县南，再向东流经思州府玉屏县西，又向东北流经湖南晃州厅南，又向东流经沅州府芷江县南，又向东北，再向南，曲折向西流到黔阳西北汇入沅水。《水经注》记载：“无水发源于故且兰南，流到无阳故县，又向东南流入沅水，称为无口。”又向东，竹舟江从南边流来注入沅水。竹舟江发源于靖州绥县西河，宝庆府城步县的黄石河从东北方注入西河，向北流成为竹舟江。《水经注》记载：“沅水向东流经无阳县，南面濒临运水。运水的源头发源于东南岸的许山，向西北流经该县南，注入熊溪。熊溪南面环绕移山，向下注入沅水。”查考得知，运水即今天的黄石河，熊溪即西河，也就是流为竹舟江的那条水。沅水又向东北流经辰州府辰溪县东南，有水从东边流来注入沅水。《水经注》记载：“沅水又向东，与序溪水汇合。序溪水发源于武陵郡义陵县的鄜梁山，向西北流经义陵县，那里的城池是刘备迁往秭归时，马良出五溪安抚蛮夷所修筑的。序溪水又向西北流入沅水。”查考得知，义陵在今辰州府浦县南三里。沅水又向西北流经辰溪县南，辰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沅水。辰水发源于贵州铜仁府治所铜仁县西北的土司境，向东流经县南，又向东流经湖南沅州府麻阳县南，再向东北流到辰溪县南，汇入沅水。《水经注》记载：“沅水流经辰阳县南，在东面与辰水汇合。辰水发源于县内的三山谷，向东南流，独母水注入其中。又流经该县北，旧治所在辰水之阳，就是《楚辞》中所说的‘夕宿辰阳’的地方。又向右与沅水汇合，名叫辰溪口。武陵有五溪，即雄溪、樠溪、无溪、酉溪、沅溪，辰溪是其中之一。两岸溪谷都是蛮左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五溪蛮。”查考得知，辰阳在今辰溪县西。沅水又向北流经县西，又向北流经辰州府泸溪县南，凤凰、干州两厅的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沅水。《水经》记载：“沅水又流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头出自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的盘弧遗迹还在。武水向南流注入沅水。”查考得知，沅陵在今沅陵县西南。沅水又向东北流经辰州府治所沅陵县西南，酉水从西北方流来注入沅水。酉水有北、南、西三个源头：北源发源于湖北施南府来凤县东北，向南流经湖南永顺府龙山县西，又向南二百多里，与西源汇合；西源发源于四川酉阳州东南秀山县北，向东流入湖南境内，与北源汇合；又向东流经永顺府保靖县北，与南源汇合；南源发源于贵州铜仁府松桃厅东，向北流经湖南永绥厅及保靖北，与北源汇合。又向东，永顺县的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酉水。又向东南流到沅陵西南汇入沅水。现在称这里为辰河，说是辰水和酉水在此汇合，这是错误的。《水经注》记载：“沅水又向东北流经沅陵县北，又向东流经县故治，沿着山冈旁侧，地势尽于川陆，面临沅水，对着酉水，是二州交汇的地方。酉水发源于益州巴郡临江县，即故武陵充县的酉源山，向东南流经无阳故县南，又向东流经迁陵故县界，与西乡溪汇合。郦道元认为这就是延江的支流，更始的下流，这是错误的。又向东流经迁陵故城北，酉阳故县南，沅陵县北，又向东南流经潘永明垒西，那是承明讨伐五溪蛮时，扎营修筑的地方。又向南注入沅水，名叫西口。”查考得知，汉代迁陵县在今保靖县东。沅水又向东北，左边得到朱洪溪。《水经注》记载：“又向东与诸鱼溪汇合，水从北边出自诸鱼山，山与太门郡的澧阳县分岭。”右边经过清捷河。《水经注》记载：“又向东，夷水注入其中。水从南边出自夷山，山东连接壶头山，高百里，方圆三百里。水边有新息侯马援征讨武溪时，勒马停军的地方。道路曲折多险，迂回千滩。马援进军壶头，希望早日成功，途中遭遇瘴气毒害，最终死在这里。忠公遭受诽谤，实在可悲啊。”又向东得到三渡水。又向东流经汉临沅县南，沅南县北。《水经》记载：“又向东北经过临沅县南注入。”县治本是楚国的黔中，秦国夺取楚国的巫、黔及江南地设为黔中郡，汉高祖割取黔中故治设为武陵郡，南面对沅南县，建武年间设置，故城是马援所修筑。查考得知，临沅在今武陵县西，沅南在武陵西南七十里。沅水又向东北流经常德府桃源县东，又向东北流经常德府治所武陵县西南，渐水从北边流来注入沅水。《水经注》：“又向东进入龙阳县，有澹水，发源于汉寿县西杨山，向南流，向东折，流经该县。”

译沅水向南，又向东流经各个湖泊，向南注入沅水，也就是渐水。查考得知，龙阳是晋代的县名，即今天的龙阳县治所；汉寿是汉代的县名，即索县，位于今天武陵县东北六十五里处。沅水又向东流经武陵县南面，又向东三十里到达老河口，又向东南十五里到达牛皮滩，水流分散连接各个沙洲。《水经注》记载：沅水又向东流经龙阳县的泛洲，向北分流与澧水的支流相通。主流又向南四十五里，右侧经过苍港，又向东十五里经过龙阳县北面。《水经注》记载：沅水又向东经过龙阳县北面，县城紧挨着沅水。又向东南十五里分为两股水流，南边的一股叫接港，作为支流，又自行分为两股，向东流入湖泊；北边的一股又向东七十五里，右侧分流经过酉港，与南边的水流相通。主流又向东北四十五里经过北驾口，与澧水汇合，又向东北四十五里经过傅家矶流入长江。《水经》记载：沅水又向东到达长沙郡下隽县西北，流入长江。注释说：沅水向下注入洞庭湖，才与长江汇合。

译长江图杂说四

马征麟

江源二则

禹贡治水治第

堤防壅遏之害六则

扬荆二州之界

大地的形势，两山之间，必定有河流。三条山脉，长江与黄河二水作为分界，北龙行于河北，南龙行于江南，中龙行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然而中国流入黄河的省份有六个，流入长江的省份有八个：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而陕西、甘肃的南部边境，广西的北部边境，都有流入长江的水。它们的发源地，黄河源自昆仑山的东面，长江源自昆仑山的西面，因此长江的源头比黄河更远，而接纳的水量也比黄河多。长江自四川州府以上分为两条干流，北面的是岷江，西南面的是金沙江。岷江发源于四川北境的岷山，“岷”在《史记》中写作“汶”，又写作“〇”，《汉书·地理志》写作“〇”，《禹贡》所说的“岷山导江”指的就是这里。《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县：“《禹贡》〇山在西徼外，是长江的源头，向东南流至江都入海，经过七个郡，行程二千六百六十里。”《水经》：“岷山在蜀都氐道县，是大江的源头。”注：“〇山即渎山，又叫做汶阜山，在西徼外。”查《汉书·地理志》另有氐道县，属陇西郡，在今甘肃秦州清水县西南，《志》说：“养水发源于此，流至武都成为汉水。”两地相距极远，完全不同。岷江向东南流经龙安府松潘厅治东，又向南流经茂州西北，汶江从西北流来汇入。《汉书·地理志》：“汶江县，江沱在西南。”指的就是这里。《水经注》：“汶水发源于西徼外〇山西面，玉轮阪下向南流，向东注入大江。”苏代告诉楚王：“蜀地的甲士，乘船于汶水，趁着夏季顺江而下，五天就能到达郢都。”说的就是这条水。又向南流经其治西，又向西南流经汶川县治西，又向南至桃关，又向南至成都府灌县治南，分为几支，向东流的称为沱江，至泸州治南又汇入长江，说法见前文。又有两支向东南流经郫县，在成都治南汇合，向西南流成为文井江。《汉书·地理志》《水经》郫县：“沱江指的就是这里。”注：“向东流经成都县，二江双流郡下。”《风俗通》：“秦昭王派李冰做蜀郡太守，开凿成都两江，制作五头石犀以镇压水精。”文翁做蜀郡太守，建立讲堂，在南城建造石室。几支向南流的汇于新津县治东南。《水经》：“又向东南经过犍为武阳县。”注：“有江汇入，出自江原县，首先接纳大江，向东南流至武阳县，注入长江。”查江原在今成都府崇庆州东十里，武阳在今州彭山县东北十五里。又向南与文井江在州彭山县东汇合。《水经注》：“又与文井江汇合，这是李冰疏导的。”又流经州治东，又流经青神县东，又流经嘉定府治乐山县东南，青衣江从西北来，大渡河从西南来汇入。《水经》：“青衣水、沫水从西南来，汇合后注入长江。”注：“又向东南流经南安县、西县治，青衣江汇合，襟带二水，是蜀王开明故治。”来敏《本蜀论》说：“楚国人鄨令死了，尸体随水漂流，楚国人寻找不到，鄨令到汶山下复活，看见望帝。望帝就是杜宇，在蜀地称王，号叫望帝。望帝立他为相。当时巫山峡蜀水不流，望帝派鄨令凿开峡谷通水，蜀地得以成为陆地。望帝自认为德行不如他，于是将国家禅让给他，号叫开明。”县南有峨眉山，有蒙水，就是大渡水。查南安是汉代县，属犍为郡，堂即今乐山县治。《地志韵编今释》说：“在夹江县西北二十里。”似乎有误。又向东南流经犍为县治东，又至州府治宜宾县北，金沙江从西南来汇入。《水经》：“又向东南经过僰道县北，若水、淹水汇合，从西来注入。”查若水即今金沙江，金沙江源出吐蕃，向南流数千里，进入云南境内。《水经》：“若水出自蜀郡旄牛西徼外，向东南流，到故关称为若水。”注：“《山海经》说：‘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树名叫若木，若水从那里流出。’又说：‘灰野之山有树，青叶红花，名叫若木，生长在昆仑山西面，依附西极。’”又向南偏东，流经丽江府治、丽江县北，又向南流经其东，又向右经过枯木河，又向东打冲河从北来汇入。《水经》：“淹水出自越嶲遂久县西徼外，向东南至青蛉县，又向东经过姑复县南，向东流入若水。”查遂久在今四川宁远府盐源县西，青蛉即今云南楚雄府大姚县治，姑复在今云南永北厅东南，淹水今称为打冲河。又向南经过龙川江，又向东至雷应山北，向右经过白马口。《水经注》：“若水又流经会无县，有骏马河，从县东高山流出。”查会无即今宁远府会理州治。又向东至云南省治，南滇池水向北流注入。又向东北流经东川府治会泽县西，又向北经过牛拦江，又至四川州府雷波厅境，又向东流经其治南，又流经屏山县治南，又向东，横江从西南来汇入。《水经》：“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成为泸江水。”注：“泸水源出自曲罗嶲下三百里，两峰有杀气，暑月旧时不能通行，所以武侯以夏季渡江为艰难。”查朱提在今宜宾县西南。又向东偏北至

译州府治所在宜县城东，会合于岷江。《水经》记载，江水又向东北流至僰道县，汇入大江。查考僰道是汉代犍为郡的治所，在今宜宾西南；唐代的僰道县即今宜宾治所。向东经过南广口，黑墩河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水经注》记载，江水又与符黑水汇合。符黑水发源于宁州南广郡南广县，向北流经僰道县汇入大江，称为南广口。查考南广在今月州府珙县西南。又向东北流经南溪县南，又向南至泸州江安县北，又向东北至泸州治所南，沱江从西北方流来汇合。《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江阳县南，水从三危山东边流过广魏县南，向东南注入。注解说，水发源于县漳山，也有说法称发源于梓潼县柏山，《水经》说发源于三危山，所据不详。查考江阳即今泸州治所，今成都府汉州治所，这就是江沱。《水经》及注对其发源地及最初接纳江水之处，都记载不清。又向东经过合江县治所北，又向东，赤水河从南边流来注入。《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符县北，斜向东南，鳛部水从符关东北方注入。注解说，符县本是巴夷之地，汉武帝建元六年，派唐蒙为中郎将，率领万人从巴符关出兵。县治所在安乐水会合处，水源南通宁州平夷郡鄨县，北流经安乐县界之东，又流经符县下，向北汇入大江。查考符县在今合江县西六里，鄨县在今贵州遵义府遵义县西，安乐县当在遵义府仁怀县仁怀厅的西境。《地理韵编今释》说在合江县西六里，是错误的。又向北东游溪从北边流来注入，又向东经过重庆府江津县北，又向北东经过重庆府治所巴县南，西汉水从北边流来会合。《水经》记载，又向东北至巴郡江州县东，强水、涪水、汉水、白水、宕渠道水，五水汇合，向南流注入。注解说，强水即羌水，宕渠水即潜水、渝水。查考江州是汉代巴郡治所，在今巴县西。西汉水，《水经》也称漾水，发源于甘肃秦州南的嶓冢山，并非汉水发源的嶓冢。汉水源头的嶓冢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西，在此山北约三百多里，彼处漾水东流，此处漾水南流。南流经阶州成县东，又南流经陕西汉中府略阳县西。《水经》记载，漾水发源于陇西氐道县嶓冢山，向东至武都沮县，成为汉水。查考氐道见前文，沮县在今略阳县东一百十里。又流经汉源嶓冢之西，又流经四川保宁府广元县西，又向西南流经昭化县东北，羌水、白水从西北方流来汇合流入。羌水发源于江源岷山之东，向东流经甘肃阶州治所南，向东南至文县之玉垒关，白水从西来汇合。白水发源于四川松潘厅北土司境，向东流入甘肃境，流经文县南，又向东南与羌水汇合，又向南进入四川境，流经昭化县北，汇入西汉水。《水经注》记载，漾水又向东南至广魏白水县西，又向东南至葭萌县东北，与羌水汇合。查考白水在今昭化县北，葭萌在东南五十里。又向南流经保宁府苍溪县治所东，又流经保宁府治所阆中县西南。《水经》记载，又向东南经过巴郡阆中县。注解说，这是巴西郡治所，刘璋分三巴，这是其中之一。查考阆中在今阆中西。又流经南部县东北，又向东南流经顺庆府蓬州东北，曲折流经其西南，又向西南流经顺庆府治所南充县东，又向南成为嘉陵江，又向东南流经重庆府定远县东，又向南至合州东北，宕渠水从东北方流入，今俗称为渠河，发源于绥定府太平县之北，向西南流经东乡县东，又向西南流经绥定府治所达县南，又向西南巴水从北边流来注入，又向西南流经渠县东南，又向西南流经广安州东，又向西南汇入西汉水。《水经注》记载，漾水流经宕渠县东，又向东南与宕渠水汇合。查考宕渠县在今渠县东北，西汉水流经其西，说在东边是错误的。又向西南流经合州治所东，涪水从西北方流入。涪水发源于松潘厅之东境，向东南流经龙安府平武县西南，又南流经江油县东，又南流经〇州治所东，又向东南流经潼川府治所三台县东，又向东南流经射洪县东，梓潼河流经梓潼、盐亭二县，向南流入，又南流经遂宁县东，又向东南流经安居废县北，又向东至合州南，向东汇入西汉水。《水经》记载，漾水又向东南经过江州县东。注解说，涪水注入，庾仲雍说江州县对着两水口，右边是涪内水，左边是蜀外水。查考江州县即今合州治所，所谓对着两水口。《地理韵编今释》说在巴县西，是错误的。又向东南至涂山南。《水经注》记载，北岸有涂山，南边有禹庙，涂君祠庙铭尚存。常璩、庾仲雍说禹在此娶妻，我查考《尚书》都说禹娶妻在寿春当涂，不在此地。重庆府治所巴县东北，向南汇入大江。《水经》记载，向东南汇入大江。查考《水经》不说漾水汇入汉水，与今地理相符。注引常璩《华阳国记》说，汉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发源于武都氐道县漾山，成为漾水，《禹贡》说导漾东流为汉，就是这个。西源发源于陇西西县嶓冢山，会合白水，流经葭萌汇入汉水。刘澄之说，从阿阳县向南至梓潼汉寿，进入大穴。

译暗中连通冈山，穴小不能容水，水积成大泽，然后流出与汉水汇合。姑且记下这异闻，以等待知情者。又向东北流经长寿县南面，又向东流经涪州治所北面，延江水从南面流来注入其中。《水经》记载：又向东流到枳县西面，延江水从柯郡北面流来向西弯曲注入其中。按：枳县汉代属于巴郡，在今涪州西面。延江水现在也叫乌江，下游就是涪陵江。它发源于贵州大定府威宁州，向东流经大定府南面，又向东流经贵阳府修文县北面，又向北东流经开州北面，又向东经过遵义府治所遵义县南面。《水经》记载：延江水发源于犍为郡南广县，向东流到牂柯郡鄨县，又向东弯曲向北流。按：南广县见前文，鄨县在今遵义县西面。又向东流经平越州瓮安、余庆二县北面，又向东北流经石阡府北面，又流经思南府治安化县城东面，又向北流经印江县西面，又流经四川酉阳州西北面，流入涪陵水，更始水从东北面流来注入其中；湖北施南府咸丰县以及酉阳州黔江县的费水从西南面流来注入其中。四水纵横交错。《水经》记载：流到巴郡涪陵县，注入更始水。《水经注》说：更始水就是延江分支的开始。延江水向北流入涪陵水，涪陵水从县东面流出，所以是巴郡的南边。更始水向东流入巴东郡的南浦县。按：涪陵即今酉阳州彭水县治所，南浦即今夔州府万县治所。又按：《水经》说延江水到酉阳流入酉水再流入沅水，《注》说更始水向东南流入迁陵县，迁陵在今湖南永顺府保靖县东面，这都是错误的。又向北流经彭水县治所西面，涪陵水源从东北面流来汇合，又向西，小乌江从南面流来注入其中，又向西弯曲然后向北，流到涪州治所，向东流入长江。又向东北流到忠州酆都县西面，又向东流经其南面，又向东北流经忠州治所东南面，又流经夔州府万县治所南面，又向东流经云阳县治所南面，又流经夔州府治所奉节县南面，又流经白帝城永安宫南面，先主刘备死于此，托付孤弱给丞相诸葛亮之处。《水经注》记载：又向东流经诸葛亮图垒南面，石滩平坦开阔，视野兼及川陆，有诸葛亮所作的八阵图，东跨旧垒，都用细石堆砌而成。从垒西面聚集八行，行间相距二丈，因此叫八阵。建成后，自今行军，希望不致覆败，都图示兵势行藏的权变，自后深识者也不能完全明了。如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低处磨灭殆尽。又向东流经鱼复县故城南面，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庸与蛮叛乱，楚庄王讨伐他们，七战皆败，只有裨鯈、鱼人追逐他们是正确的。《地理志》记载：江关都尉治所，公孙述命名为白帝，取其王色。蜀章武二年，刘备被吴国打败，改白帝为永安，是刘璋所改，巴东郡治所。益州刺史鲍陋镇守此地，被谯道福包围，城里没有泉水，于是向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到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又流经瞿塘峡，瞿塘滟滪，天下之险，与巫山、西陵并称三峡。《水经注》记载：又向东流经广溪峡，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夏水泛滥，沿泝所忌，昔禹凿以通江者也。又流经巫山峡，长百二十里，巫山县治所南面。又向东出巫峡，为蜀楚分界。《水经》记载：又向东出江关，入南郡界。《注》说巫峡首尾百六十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空，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又流经湖北宜昌府巴东县北面，又向东南流经归州治所南面。《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秭归县的南面。《注》说：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乐纬》曰：昔归典协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秭归，《离骚》所谓“女须娟婵媛以詈余”也。城备征吴所筑，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北百六十里有故宅，宅东北六十里有女嬃庙，捣衣石犹存。又向东流经一城北面，其城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险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是为非也。按：秭归即今归州治所。又向东流经流头滩。《水经注》记载：其水浚激奔暴，鱼所不能游。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又流经西陵峡，为荆楚西门。《水经注》记载：又向东流经黄牛滩，南岸高崖有石，如人负手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江湍纡，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译从黄牛滩向东进入西陵界，到峡口大约一百里，山水迂回曲折，绝壁高达千丈。江水经过大禹所断开的江南，峡北有七条山谷，两山之间有水清澈深邃，形成深潭而不流动。老辈人传说，这里以前是大江，等到禹治水时，这条江太小不足以泄水，于是又开辟了现在的峡口，水势一并冲击，这条江就断绝了，至今称为断江。

出峡向东南二十五里，经过宜昌府治东湖县的西南。《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夷陵县南。注解说：江水出峡向东南流，经过故城洲，上面有步阐故城。又向东经过故城北，就是所谓的陆抗城，依山为墙，四面都是天然险阻。又有故城，南面临大江，秦将白起伐楚，三次交战并烧毁夷陵的地方。孙吴时期改名为西陵。按夷陵在汉代属于南郡，晋代属于宜都郡，在今东湖县东。现在的东湖是明代夷陵州。江流到县西才出险境变得平坦，所以叫夷陵。大江从归州向东曲折流到这里，共一百八十里。

又向东南六十五里，经过荆门、虎牙两山之间。《水经注》记载：荆门在南，上面合拢下面分开；虎牙在北，都因形状像物体而得名。这两座山是楚国的西面屏障。公孙述派遣将领据险建造浮桥，以切断水路，军营堡垒横跨山间，以堵塞陆路。光武帝派遣吴汉、岑彭率领水军攻打，趁着风势放火，于是斩杀了他们的将领。

又向东五十里，经过荆州府宜都县治的东北，夷水从西边流来注入。《水经》记载：又向东南经过夷道县北，夷水从佷山县东南向北注入。按夷道在今宜都县西北，佷山在今宜昌府长阳县西八十五里。

又经过枝江县治的北边。《水经》记载：又向东经过枝江县南。注解说：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北面临大江，江水泛滥时分叉，向东流入大江县治的百里洲上，所以用枝江来命名。县左右数十个沙洲盘布在江中，其中百里洲最大。按枝江在今枝江县东北。

又向东偏北经过松滋县北，又向东经过枚回洲。《水经注》记载：江陵县西有沙洲，名叫枚回，江水从这里分为两支，成为南北江。又向东右边经过采穴，到达虎渡江口。

译蔡氏《集传》说：大禹受命治理洪水，冀州是帝都所在，理应最先治理。然而施工的顺序，都是从下游开始的。所以接着是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兖州地势最低，所以最先治理；雍州地势最高，所以最后治理。大禹说：“我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疏浚田间沟渠，通向大河。”疏通九河通向大海，就是施工的根本与末节。先疏通九河之水通向大海，那么大的水流就有了归宿；又疏浚田间沟渠通向大河，那么小的水流就有了宣泄之处。这都是从下游开始疏导，以削弱水势，这番话真是精妙啊！这与长源罗氏的说法不同。罗氏说：“大禹施工是从下游到上游。”如果按照《禹贡》所记载的九州顺序来说，我未曾不嘲笑这种观点。上游是水的源头，下游是水的归宿。如果上游已经泛滥且被包围，那么下游就会淹没得一无所有。现在治理水患却先从下游开始，这是万万没有的道理。我本来认为治水必须从上游开始，大禹难道会倒行逆施吗？现在如果下游的沉溺鸿沟，不先疏通宣泄，却立刻在上游施工，那就是把下游当作沟壑，像猪圈一样积聚洪水，反而更加增大了水势的浩瀚。既然上游已经泛滥包围，下游淹没得一无所有，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又增加淹没，那么下游的治理，还能从哪里着手呢？而且因为淹没得一无所有，无法施工，上游的水难道能忍耐着与这种情况共存于永远吗？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不先疏导下游，却先疏导上游，这才是所谓的倒行逆施。罗氏又说：“拿着伯禹的书反复阅读，眼睛看着，手画着，按照九州的顺序，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考察九川的顺序来寻求，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退而寻求导山的文字，才找到了答案。然后确信我所说的从上游开始，毫无疑问了。”《禹贡》这本书，实际上不是治水时写的，而是为了确定赋税而附带记载伯禹功绩的。不知道《禹贡》这本书，都是用来记录治水施工的次第，以垂范万世的大法，以免万世百姓遭受鱼鳖之患。九州的顺序，从下到上，这就是所说的“疏通九河通向大海”，先让大而低洼的水流有所归宿。九山的疏导，从上到下，这就是所说的“疏浚沟渠通向大河”，接着让小而高处的水流有所宣泄。所有这些，都是分枝分节地去做，还担心不能使整体通畅，所以又进行九河的疏导，沿着它们的隧道，顺着它们的脉络，彻底疏通上下以洗涤它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禹的经略，循环往复，始终相连，一再再三，观察一地多次出现，如大别山，既出现在导山部分，又出现在导汉部分；九江既出现在荆州部分，又出现在导山部分，又出现在导江部分，可以知道他的勤勉了。至于四列的山，只涉及雍、梁、冀、豫、荆五个州，扬州境内，只有上游敷浅原这一脉，兖、青、徐三个州，则不提及一座山。现在想要依据导山这一节的文字，总括治水始终的次第，难道兖、青、徐、扬四个州，竟然完全没有挖掘填筑的工作吗？罗氏又说：“划分州界不依据水，而治水不限定在州界内。”不依据水，所以荆、梁都涉及沱水，沱水是江、汉的支流。不限定在州界内，所以壶口山必定记载在梁州，梁岐山是梁、雍两州的山。始于梁岐山，可以看出上游必须先治理；涉及沱水，可以看出下游居后。不知道“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之类，划分州界也未尝不依据水。治水者虽然不限定在州界内，但大略都是以州的上下作为施工的先后。至于把梁岐山当作梁、雍两州的山，却不知道冀州自有梁山和岐山。详细考察《集传》把沱水当作荆州的水，却不知道荆、梁两州各有沱水，也未尝不限定在州界内。竟然想要依据这个作为先上后下的明显证据，其疏漏谬误，不是太严重了吗？《尚书》说：“我疏通九河，通向四海；疏浚沟渠，通向大河。”推究《益稷》的文字，与《禹贡》的先后次第，如同符节相合。罗氏颠倒其文说：“疏浚沟渠通向大河，九河通向大海。”这是先下游吗？试着按照《益稷》的文字诵读，果真先上游吗？罗氏的说法如果不被驳倒，后世的洪水就无法治理了。

堤防之事，起于战国时期，堵塞河流以自利，把邻国当作沟壑。然而所修的堤防，尚且距离水二十多里，所谓水尚且有游荡的空间。到了汉代，填淤肥沃美丽，占据为田宅，金堤大量兴起，逐渐形成聚落，流水的沟壑逐渐变窄，那么消泄就越缓慢。消泄缓慢，就容易导致淤填，河道越来越高，束缚越来越紧，而溃决的祸患从此开始了。计算其利害，早已得不偿失。贾让治理黄河的议论说：“水来了又退去，那么填淤肥沃美丽，百姓耕种田地，或许长久无害。逐渐建造房屋，于是形成聚落。水患再次来临时漂没，就再修筑堤防以自救，逐渐离开城郭，排干沼泽居住。沉溺死亡自然是由官府造成的。从此以来，历代都苦于水患。”到了宋代更加讲求水利，熙宁年间，派遣使者考察农业用水利，苏轼上书，说天下长久太平，四方遗留的利益已经穷尽了。现在想要凭空寻找水利，所谓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岂止是徒劳，必定大加烦扰。在江淮、荆襄营田屯田之外，元丰末年，郑民宪上书说，祖宗时营田都设置机构，何承矩在河北建议，欧阳修在河东招募弓箭手，陈恕、樊知古在河东北招置营田，范仲淹在陕西大兴屯田，耿望在襄州设置屯田，章惇最初修筑沅

译州郡也设立屯田务，主要是因为极边地区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边境附近有很多流徙的百姓。利用田地的利益，督促他们耕耘，可以供养军队并节省转运粮草的费用，这是护卫边疆、充实要塞、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上策。用士兵进行屯田，用百姓进行营田。然而前后实施时，有的因为侵占民田而成为扰民之事，有的因为征调借用工夫而成为扰民之事，有的因为各郡强行征集耕牛而成为扰民之事，有的因为兵民混杂耕种而成为扰民之事，还有的因为各路厢军不习惯耕种、不能适应水土而成为扰民之事。以至于每年的收入，抵偿不了支出的费用，于是又上报停止。绍兴六年，张浚奏请将江淮屯田改为营田，不久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以及江淮荆襄各路统帅，全都兼任营田使。《郡国利病书》记载：自汉唐以来，历代都苦于水患，到了宋代作为荆南留屯的计策，大多将湖中沙洲开垦为田亩，又沿江修筑堤坝以抵御水患，所以七泽蓄水之地逐渐被淹没，三江流水之道逐渐变窄而溢出，所修筑的堤坝也逐渐溃塌。自宋神宗熙宁年间以来，出现了为进奉而开垦湖田的现象。《文献通考》记载：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开始有人盗挖湖泊为田，三司使严厉斥责漕运官员。自熙宁年间以来，创设进奉，开始废弃湖泊为田，从此每年遭受水旱灾害。绍兴末年，出现了坝田的祸患。《续通考》记载：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卫泾上奏说：国家太平的时候，江浙平原肥沃的土地，蓄水排水得当，没有水旱的忧虑。自绍兴末年，军队侵夺，濒临湖泊的水荡，修筑堤埂，称为坝田，民田已经受到其害。隆兴、乾道之后，日益侵削，各地围湖造田，以臣耳目所及，五十年间，昔日的江湖草荡，如今都变成了田地。蓄水之地狭隘，干旱时容易干涸；水源既然被堵塞，则江流淤积，疏泄很难；水势容易充盈，形成巨大的洪水。事情的利害关系，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既然因为堵塞导致淤积，又因为淤积加重堵塞。明朝初年，承接元末凋敝之后，开垦田地修筑堤坝，法令禁令明确，湖河深广，堤垸少而地阔，所以水得以漫延停泄，而没有泛滥的祸患。岁月渐久，逐渐侵占为产业，而且湖田税轻，百姓多贪图其利，堤防越多，水势越湍急，冲刷侵蚀的祸患，就像水越深一样严重。《利病书》记载：成化甲午年、弘治庚申年，大水大涨，正德丙子年又涨，丁丑年也是如此，都乘船进入城市，堤防全部沉入深渊，百姓浅处搭栈居住，深处筑巢而居，狂风暴雨，长波巨涛，烟火断绝，哀号声相闻，溺水而死的人，动不动以千计。本朝自道光末年，漂没溺死几乎每年都有，又因为池塘沼泽都变成了田亩，即使偶尔免遭水患，也会遭受旱灾，百姓到哪里去逃命呢？

译江水流出三峡，到达荆州才开始舒缓，江防的堤坝，从荆州、湖广地区开始增多。要削弱上游水势，没有比过分泄洪更好的方法，所以荆江南北，过去有九穴十三口，使长江、汉水与湖泊沼泽呼吸通畅，水量的盈虚变化，能够互相调节补充，不至于因涨落悬殊而造成灾害。现在能够考证知道的，只有九穴的名称而已。松滋的采穴，这是大禹导引长江的主流，说法见前文，从宋元时期就已经先被淤塞。江陵南边有虎渡，是长江的主流，说法见前文，后世将其列为九穴之一，是分流入洞庭湖的。宋干道年间，漕臣李焘修筑虎渡堤，又童承《河防志》说：“虎渡穴口的堤坝，往年越退越决口，一直逼近江口，用来遏制水流的冲击，才得以保全无恙。”这也是多次经过修筑堵塞了。而现在还幸而向南流动如旧。北边有章卜穴，也写作獐捕，元朝时沙市高陵，一半崩塌入江，章穴于是被淤塞。又有郝穴，明朝嘉靖年间将其堵塞。这两个穴过去都是分引江水入汉水的。石首有杨林、宋穴、调弦、小岳四个穴，详见图中，元朝大德七年因为堤防屡次决口而开通它们，到了明朝故道都淤塞了，隆庆年间商议恢复各个穴口，也只疏浚了调弦一个口，然而至今仍然向西南流通入洞庭湖。监利有赤剥穴，现在或者写作尺八口，也是大德年间开通的，到了明朝淤塞。沿江两岸，大堤绵延数百千里，究其根源，穴口淤塞，而堤垸所在之处溃决，冲毁淹没的惨状，不可以数计。长江、汉水并势向东奔流，黄州、德安、九江承接其下游，长江的浩瀚奔腾，更非荆湖地区可比，能够分散削弱其水势的，只依靠大禹导引的北江，即汉人所称的寻阳九派，说法见前文，后世称之为武穴，也叫武山穴，又叫做武家穴，然而也被宋朝人的大堤堵塞，研究经书的人最终没有确定其位置。三江合流，安徽处于总汇之处，无可疏浚分散，所可以依靠的，是枞阳以下，江身宽阔，泄洪还比较容易。江苏省独自靠近大海，更可以无忧。然而近代以来，涝滩洲渚节节壅塞，处处围垦农田，以至于江阴八海之地，潮水落下时船只担忧浅滞，港口不能停泊，冬天如此，夏秋涨水时，水势又更加汹涌了。用堤防来止水，制度起源于上古，不是后世壅遏水流的比较。顾氏说鲧和禹方法相同，平贾没有根据，错误得很。水不能宽缓，而冲激震撼，堤防侵削，壅遏造成的危害固然严重，然而并非全是堤防壅遏的危害，导致壅遏的原因，也有缘故。流入长江的水来自八九个省，深山穷谷，石陵沙阜，全部加以开垦，以为尽地力。上天养育百姓，山川原隰，各有其利，山的利益，在于竹木茶果，而不在于菽麦稻粱，这就是通功易事所珍贵的。然而山居的百姓，无不秃其山，烧草开荒而犁锄，究其收成，非常贫瘠，土壤疏松浮浅，沙石迸裂，随雨水流注，逐波转移，沙石重的，就近填塞溪谷，泥滓轻的，荡积成为洲渚，平填湖泽，远塞江河，溪谷填塞，则近山的田亩受其漫压，江河堵塞，则近水的田亩遭其漂荡，湖泽湮没，则既担忧水溢，又忧虑旱干，山民所获利益甚微，而原隰膏腴的产物，遭受危害何穷。围田的弊端，贪图其肥淤，而害及井牧，开山的弊端，苦于其硗瘠，而导致废弃膏腴，围田者，看见利益在前，而不知道危害在后，开山者，损害材木自然之利于己，而显贻耕凿之害于人，所以开山围田，都有例禁，而开山的禁令，尤当严于围田。

大江变迁，已经在上游显现，起初改道为采穴，久且就湮，再徙而为虎渡，细若衣带，荆江号称江津，媵汜易为适派了。现在郝穴石首之间，至于浮沙移动，水无经道，冬天深广，可丈尺计，舟帆上下，莫识其处，说法见图中，缘下游有所梗塞，泥涂淘汰，已尽浮沙，不得流行，水势愈益喷激，故相推动，久必塞如采穴，势将再徙而南，犹河之再徙而北也。再徙而南，公安安乡华容等县之排泽而居者，容有陆处之日乎？长江下流，其变迁不似黄河之甚者，以两岸之多山，非若河南之千里平旷也。然而日日淤浅，泛滥已不减于尧年，而况广陵常润而下，平原广漠，又能保其必无迁徙之患哉？其迁变之小者，如扬子桥狼五山之类，已见前文。

治江之道，观于古人之论治河而可知。汉平当有言经义，有决河深川无堤防壅塞之文，此鲧所以殛，禹所以兴，以尧舜之圣，不能与横流之水争胜者也。贾让治河议曰：“古者立国居民，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

译百姓需要宣泄情绪，应当让他们说话。如今迁移冀州那些处于洪水冲击地带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一年之内自然安定。如今沿河的十个郡县修筑堤防，每年花费将近一亿，等到黄河大决口，所造成的伤亡损失，相当于几年治河的费用。用这些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这项功业一旦建立，千年无患，这称为上策。多开凿漕渠，用来灌溉农田，分散削弱水势的猛烈，这称为中策。如果只是修补旧堤，增高加厚堤坝，劳民伤财没有尽头，多次遭遇水患，这是最下策。这两人的言论，可以作为治理水患的借鉴。然而云间王氏却说，迁移旁边的百姓，不与他们争夺尺寸之利，这在古代可行，但在今天不可行。他所考虑的，只是冀州而已。如今历经青州、兖州、豫州、徐州的境地，都属于冀州，怎么能全部迁移？所以古代的上策，今天成了迂腐的议论。探究他的说法，不过是说决口之后，用下策堵塞，刚堵刚决，刚决刚堵，无可奈何罢了。他完全没考虑到河床越堆积越高，堵塞越困难，决口越猛烈，北方没有容纳的地方，水流就转向南方，南方没有容纳的地方，水流再转向北方，南北都没有容纳的地方，那么江河流经的地方，处处都变成溪谷，其祸患不堪设想，这难道是治理国家、安定百姓、规划土地的人应该提出的吗？那么现在的计策该怎么办？回答说，五种措施并举就可以。一是禁止开山以清理水源，二是紧急疏通河道以畅通水流，三是开凿穴口以分散水势，四是商议割弃部分土地以拓宽河道，五是修筑陂塘渠堰以蓄积余水。五种措施并举，大河容易排泄，小河有所蓄积，废弃的不多，保全的很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策略了。至于增高堤坝堵塞溃口，在前代或许算是下策，侥幸求得一时平安，但从今天看来，简直就是错误的策略了。开凿穴口就是贾氏的中策，割弃土地就是他的上策，必须并行，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不至于把重担压在一处，导致知难而退。有人说，固定的产业有定数，而人口日益繁衍，山顶水边，人们已经非常勤劳，难道能轻易改变吗？况且他们生在这里死在这里，离开这里就没有永久的产业，谈论迁移谈何容易。确实，上策果然在今天不可行。回答说，你知道开山围泽带来的利益，却不知道利益失去正道，其损失无法计算；你知道禁止开山、决堤带来的损害，却不知道损害符合正道，其利益也无法计算。山居的人住在山里，泽居的人住在泽地，自有各自自足的方法。追求一脉的利益，却危害整体，等到整体受损，那一脉的利益，果真能保全吗？凡是持守大计，只求务实，不求虚名。试着计算今天凿山围泽，侥幸免于水旱灾害所增加的收入，与良田正业每年因水旱灾害所损失的相比，哪个更多？暂且以国家减免赈济的数额来计算，凿山围泽偶尔增加的一点赋税，怎么能抵得上呢？何况在茫茫无边之地被淹没，在千里赤地之中干枯，这所谓想要受益反而受损，不需要智慧就能判断了。况且人口繁衍，增加在农民身上的十分之二三，增加在工商身上的十分之三四，增加在闲民惰游身上的十分之四五，谁不是吃粮食的人，还足以供养他们。所以田地不增加开垦，对农业没有损害。至于灾年，农民反而多有饿死的人，即使每天增加开垦，怎么救得活死亡的人？至于山民不能一起耕种，必须计算现有山居户口，责成山水所及的农田人家，平均摊派以平抑粮价，规定年限，等到竹木种植的利润形成后再停止。以后进入山里的人，不得援引此例，由官府簿记主持，这就是山原两利的方法。有人说，疏通河道行水，是圣神才能做到的事，极尽唐尧虞舜的盛世，也只产生了一个大禹，怎么轻易说疏通呢？回答说，圣神的才能，道理本在于中庸。孟子说，大禹治水，无所作为，可以说抓住了要领。抑制洪水在今天，既有《禹贡》施工次第的成规，不需要金简玉字的神授。又大禹治水，开启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凿开三峡，切断七谷，背负黄龙，制服支祁，功绩堪比神明，非人力所能施展。如今所疏治的，只是沙泥浮积的残余罢了。即使防海的轮船，施以蒺藜，趁着涨潮泛水，用力浚挖，裂缝稍开，水随之荡涤，从海门开始依次向上，上游的泥沙虽然移动，未必一下子流入大海，必将再次壅塞在下面，逐节震动冲刷，反复数次，荡涤一分，江流就通畅一分，田庐就保全一分。坚持这样做，大禹能做到的，现在一百个人做；大禹十次能做到的，现在一千个人做，不还是胜过重蹈堙没水患的覆辙吗？轮船对外防海，对内疏浚，江河既没有额外费用，也不过分劳累，不也可以吗？至于穴口的恢复，必须依靠畚箕铁锹的功夫。然而一条渠一旦建成，两岸的堤坝也就修好了，涝灾借此排泄，旱灾借此蓄积，又享有鱼类的利益，是永久的利益。虽然旧河道不可复知，所开凿的都必定破坏百姓的固定产业，然而所废弃的只是十分之一罢了。用十分之一的力量，弥补其中一部分，一定有办法安置。至于所割弃的土地，不是说把堤坝内的田地全部抛弃，只是让水有其壑谷而止罢了。况且所围起来的，本来都是沼泽，不耐风涛，名义上是抛弃，实际上是节省播种的资力，不至于望洋兴叹而虚掷，又得到几年治堤的费用，以及堤决所损失的数额，用来迁移安顿百姓。

译这样便绰绰有余，这就像把人从水中救出，安置在坐卧的席子上一样。至于堤坝沟渠的修筑，一定要在高处源头蓄水，才能享受到灌溉的利益。《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五年，宝文阁待制李光说，越地境内都有堤坝湖泊，大体上湖泊地势高于农田，农田又高于江海，干旱时就放出湖水灌溉农田，水涝时就打开农田的水流入大海，所以不会造成灾害。这似乎与引导水流向低处的事无关，却不知道《禹贡》在疏通九条河流的源头之后，紧接着就说“九泽既陂”，《集传》认为九州的沼泽，已经修筑了堤防，而没有溃决，这就是在泄水的时候，就做好了蓄水的打算，使得九州之内既不担忧水涝，也不担忧干旱，这是圣人真诚地秉持中正之道的体现，无处不显现出权衡利弊的智慧，而不必等到战国秦汉时期开凿渠道、引水漕运，才知道灌溉带来的快乐和利益。

译帝王的治国方略，历经万古而没有偏颇弊病，只要遵循它去实行，亿万百姓就能永远依赖它。那些出现偏颇弊病需要补救的，都是后世的人各自拿出私人的智巧，不效法古代圣贤，自己陷入偏颇弊病罢了。起初并非没有小利和眼前功效令人喜悦，随后偏颇弊病产生，于是修补补救的方法出现，最终导致积重难返，以至于毁坏败落而无法收拾。凡是所建立的政令、所兴办的事，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在神圣的治水方面，更是自古以来兴利除害的第一大政。自从堤防水利的学说兴起，凡是所规划设计的，都只知私利而不知公义，只见小处而不见大局，谋划近利而不及长远，追求利益而不能避免其害。从前圣人建造陂塘沼泽来蓄积多余的水波，从而防止水势过于枯竭；后人建造堤防来抵御洪涛，从而对抗水势正盛之时。用土来战胜水，这是鲧被杀的原因；后世却窃取这种方法来显扬功名，并苟且享受其利的人，甚至歌颂祈祷他，以至于招致“如果没有禹，我们就都变成鱼了”的报应。堤防的初建，不过是害怕水侵蚀吞没我们；习惯并玩忽它，进而利用它，于是反而凭借堤防去侵蚀吞没水了。自从汉朝以来，日益削减，国家贪图其赋税，官员贪求其功劳，百姓诱于其利益，市场积聚成为大镇，像江陵的章卜郝穴、沔阳的新堤、广济的武穴龙坪，都是商贾聚集的地方，多达数千百家，都沿着堤防建造房屋，聚落逐渐形成县邑，如湖北的公安、湖南的安乡华容等县，都是所谓排干沼泽而居住的地方。这是积羽沉舟、轻折车轴的趋势。水被堤防侵蚀束缚，以至于不能舒畅地流动，于是湍急震怒，泛滥横决，不仅与水争夺的地方，在呼吸之间就被漂没殆尽，又波及到不涝的良田，当年的井田牧地一同沦为泽国，忽然葬身江鱼，于是又归咎于堤防不够坚固、上天不仁而降下灾祸。于是修缮溃口、增高堤坝，每年成为常事，对上耗费国库，对下耗尽民脂民膏，在低湿草泽之间从事工程，行险求幸，这与把柴草堆在下面、火放在上面、人睡在上面的情况，有什么差别呢？水的道理，就像人身有孔窍，每天堵塞孔窍，怎么能不生病？既然病了，还认为疏通水的药剂是迂腐之谈，能不为此大为悲哀吗？况且大地有九州，就有四海，有四列三条的山脉，就有南北两条的溪壑来排泄水；江有澧水、沅水、九江的汇合，就产生洞庭湖来停蓄它，有豫章水的流入，就产生鄱阳湖来停蓄它，所以江得以舒缓其水流；汉水流入江中，叫潜、叫夏、叫沌，都是它分流排泄的途径。而还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所以圣人建造彭蠡湖来停蓄它，建造北江来分流它，这就是用来斡旋造化的原因。大地有水，就像人身有血脉，在隧道中运行，怎么会泛滥成患呢？所以水不激荡就不愤怒，不堵塞就不溢出，不尽取其利，就不遭受其害。所以经典垂示万世的大法，江流入中国，贯穿《禹贡》扬州、荆州、梁州三个州的区域，淮河、东海只有扬州，它的境界北靠长淮，东南直到大海，《传》说南面直到海，《通典》说东南直到海，西到湖北黄州、汉阳二府分界的武湖沙口，《水经注》说荆州边界到此为止，淮水发源于桐，阳逻的长山，也发脉于桐，所以知道荆、扬两州的交界在这里。考察沿革的人，都认为黄州府境属于《禹贡》荆州，错了。我在下面《禹贡》扬州中看到，全有现在江南长淮以南，以及江西、浙江、福建全省，湖北的黄州府境，以及武昌、大冶、兴国诸州县，河南的光固，粤东的潮嘉诸境，晋以后史志常说，五岭以南直到海，都是扬州境，《通典》说，《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泽，都不包括五岭之外，而且荆州南境到衡山的南面，如果五岭南在九州封域内，因为邻接，应当属于荆州，哪有舍弃荆州而属于扬州的道理，这是近世史书的错误。现在按荆州边界止于衡阳，那么五岭之外不属于九州封域确实是对的，但不能以荆州南境不到海为例，推断扬州境也南不到海。经文说“淮海惟扬州”，说淮则西北的境界可知，说海则东南的境界可知，至于福建的汀州、漳州二府，以及广东的潮州府、嘉应州属境，在五岭的第一岭，即大庾岭东峤的东南，不再是五岭的南面了，《传》说南面直到海，说南是以概括东，杜预说东南，语义更加完备，至于说南不到海，则与经文违背了。胡氏说经文说东渐于海，那么青州、徐州、扬州的海都以东面来说可知，不知道合九州封域来说海，那么海在东面，专门依据扬州来说，那么海环绕其东南两面了。春秋吴越，只是古扬州东境的一角罢了。秦九江、会稽二郡，汉庐江、九江、豫章、丹阳、会稽五郡，六安、广陵二国，以及江夏郡的东境，都是古扬州，而两汉都划出广陵，隶属徐州，到隋朝才独占扬州之称，其古扬州开始治所在历阳即今和州，后来治所在曲阿，今丹阳，最后治所在建康，又治所在会稽，都不在现在扬州属境。现在扬州沿革详见图中。荆州及衡阳只有荆州，《传》说，北靠荆山、南山及衡山的南面，《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自注说，《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左传》冯翊襄德县下说，

译《禹贡》北条，荆山在南，洛水向东南流入渭水，属雍州。按：襄德在今陕西西安府富平县西南十里；按：南条荆山在今湖北襄阳府南漳县西南八里、荆门州远安县西北。汉临沮县在今荆门州当阳县西北，汉时荆山在其境内，为荆州、豫州二州的边界。《左传》昭公四年，晋国司马侯说：“荆山是九州险要之地。”《水经注》说：即因荆山的名称而制定州名，所以称为楚地。子革说：“我先君僻处荆山以供奉王事。”《唐六典》山南道记载：荆山三面险峻绝壁，只有西南一角通行人径，山顶有石室，相传卞和的宅邸有抱玉岩。胡氏说：荆州的北界，荆山之西百余里为景山，即荆山的源头。荆山又向东为荆门州，又越过汉水为安陆府钟祥县，又向东为京山县北境、德安府随州南境，又向东为应山县。县北有义阳三关，见《齐书·州郡志》义阳唐申州治平靖，在县北六十里，即古之冥阨；黄岘又名百雁关，在县北九十里，西至平靖关一百六十里，即直辕；武阳，一名澧山关，县东北一百三十里，西至黄岘关一百里，即大隧。《左传》定公四年，吴国伐楚，从淮河渡汉水，楚国左司马戌请求回师堵塞大隧、直辕、冥阨，从后面攻击他们。三关又总称为城口，即楚史皇所说的“堵塞城口而入”。又向东为黄安县，有大活关，至西武阳关一百里；白沙关，西至大活关六十里。又向东为麻城县，有穆陵关，县西北一百里，西至白沙关八十里，关在穆陵山上，或说齐国的四履，南至穆陵，即此处；阴山关，县东北一百一里，西至穆陵关一百里。诸关依山为险阻，与荆山东西方向相对，都是荆、豫二州接界之处。南界衡阳，大概到五岭为止。郦氏说：古云五岭，天地以此隔绝内外，借此作为表界，较为近理。《史记》说：秦有五岭的戍守。《晋地理志》说：自北征南，进入越地的道路，必经岭峤，时有五处，故称五岭。据《水经注》，五岭中大庾岭最东，为第一岭，在扬州境，江西、广东接界处，其余皆属荆州。第二骑田岭，今称腊岭，高千余丈，在湖南郴州南，南接广东阳山县界，北寒南热，气候渐异。第三都庞岭，在衡州府蓝山县南，南接广东连州界。第四萌渚岭，即古临贺岭，今名桂岭，高三千余丈，在永州县江华县南，南接广西平乐府贺、富川二县界。第五越城岭，在广西桂林府兴安县北，岭北一百三十里，接湖南宝庆府城步县界。东界自麻城、黄冈越过长江向南为武昌，又西南为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又南为浏阳、澧陵、攸县，又东南为兴宁、桂东、桂阳，又西南为宜章，皆与扬州分界。西界经无可见，据战国时巴、楚分地约略而言，自巴东越过长江向南，为建始、施州、麻阳、沅州，又东南为黔阳、靖州、通道，直至兴安，与贵州、广西接界。殷制有荆州而无梁州，《尔雅》汉南曰：荆州，汉水出嶓山，梁州山也。自嶓山以东至沙口，凡在汉水以南者皆为荆州。然则《禹贡》梁州之地，荆州也兼有之。《汉志》云周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并梁合雍，未可尽据。汉江夏之西境，及南郡、武陵、零陵、舜冢郡因以名桂阳等郡，长沙一国皆荆州境。

译《史记索隐》说：汧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山、熊耳山、嶓冢山、内方山，加上岷山，这九座山，古代分为三条山脉。所以《地理志》中有北条的荆山，马融认为北条是西倾山，中条是嶓冢山，南条是嶓冢山（此处原文似有衍误或特定指代，依文意马融分北、中、南三条，郑玄分四列）。郑玄分为阴列、次阴列、阳列、次阳列四列，其中阴列是西倾山，次阴列是嶓冢山，阳列是嶓冢山（同上，依文意郑玄分四列），次阳列是〇山（此处原文缺字，疑为某山名）。《集传》说：王肃、郑玄有三条、四列的名称，都不恰当。现在根据“导”字来划分，认为有南北两条山脉，而以长江、黄河作为纲纪。在这两条山脉之中又各分为二，所以有北条的大河北岸的山、大河南岸的山，南条的长江、汉江北岸的山、长江、汉江南岸的山。现在考察四列的山，必定有三条的水系：壶口与西倾山之间是黄河，西倾山与嶓冢山之间是汉水，嶓冢山与岷山之间是长江。然而汉水流入长江，长江可以统摄汉水，所以长江、黄河有南北两条的名称，那么山也就自然有南北中三条的称呼。以长江、黄河两岸来命名，似乎壶口是北条，岍山、岐山、西倾山、嶓冢山都是中条，岷山、衡山是南条。然而根据《汉书·地理志》北条荆山、南条荆山的说法，是大河南北的山都称为北条，大江南北的山都称为南条，内方山、大别山在汉水以北也属于南条。蔡传认为两条山脉之中又各分为二，这种说法是讲得通的。

酌议长江水师事宜疏（或作详酌长江水师事宜疏）

彭玉麟

我奉命查阅长江水师。所有参劾的官员，以及应当补授的各缺额，已经会同各总督、巡抚随时上奏了。我愚钝直率，以一介书生身份，跟随前大学士曾国藩，在军中效力十多年。自忖才识迂阔疏浅，生平未曾深入学问，对于古人驾驭将领、治理军队的方法，未能窥见一二。只是凭借一味朴实诚恳，激励士卒，因此稍微得到他们的效力，侥幸立下战功。现在奉命简阅长江水师，仰体圣上深谋远虑，实在是为了整顿江防，作为东南长久之计。而我智虑短浅，深恐无法向上符合圣上的心意。查考长江上起荆湘，下至海边，从南北来看，是天堑的险要；从东西计算，又是居高临下的形势。而水师这一支军队，占据要害之地，可以左顾右盼，雄视四方。只是地面辽阔，将领士兵贤良与否不齐。作为统帅，如果没有深沈宏大的谋略，而又以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忠诚为国之心行事，那么一时的利益，或许会成为日后的祸害。因此曾国藩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水师，就说应当随时变通，以防流弊，不可拘守成法，这确实是确有见识。我这次简阅所到之处，私下看到这支军队改归经制才五年，弊端已经潜伏，不能不急忙谋划整顿，使不失去设立军队的初衷，以向上符合圣上顾虑东南的深切用意。我管见所及，大约有四点，冒昧地分条列举，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第一，将领人才应当慎重选拔。长江水师，管辖五千多里，而提督一人作为统帅，必定他的精神智力，无所不到，而刑罚赏赐、号令指挥，确实有不出户庭就能坐制远近的气势，才算胜任。不仅仅是每年一次，沿袭旧例而已。所以将领人才极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我私下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的，大约有三等：智识广博深远，天资忠诚刚直，这是上等；秉性刚正，威严胜过仁爱，这是次等；操守清廉，恭敬谨慎畏惧法律，这是再次一等。前朝武臣中如戚继光，文臣中如王守仁，不仅水师可以用，实在是水师的奇才。至于技艺的精练，情形的熟悉，则是微末不足道的了。这样的人才，如果不预先在无事时储备，而仓促间去寻求，那么必定导致事情败坏。轻率地使用他们，几乎无异于抛弃军队，深可忧虑。现在自从军兴以来，谋臣猛将以及内外文武大臣，才能操守都优秀，为皇上所真知灼见的，自然不乏其人。发号施令，由皇上选用。而我认为尤其应当责成统兵大臣及各省贤明的总督、巡抚，随时保举将领人才。无论他们现在是将帅，现在是偏裨，只要看他们的志趣才略，果然与前三项略能相应，就立即秘密上疏保奏。皇上再广泛询问，或者遇事命令他们来京召见。果然他们保举的不虚，随时破格提拔任用，并且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用不可测度的威严来监督他们，务必使有才能的人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充数其间。选择将领、驾驭将领，道理没有超过这个的。至于各营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有心地朴实、智虑过人者，就责成各镇将随时甄别录用，上报提督，以及该管各总督、巡抚，也随时察看，看其可用的，依次提拔任用，以储备将来统帅的人才。希望人才不断涌现，而抵御外侮，可以任凭我指挥了。

第二，积习应当尽力清除。国家设立水师各营，所从事的是杀伐之事，所依靠的是勇敢之气，所承担的是劳苦之役。如果使他们没有勇气而畏惧劳苦，那么将怎样进行杀伐呢？我每次看到前史所载，凡是在开创之初，用兵不多，战功却特别伟大。至于承平既久，士兵日益增加，而越发不可用。所以粤逆之变，以至于舍弃士兵招募勇丁，难道是士兵单独弱而勇丁单独强吗？士兵有习气。

译然而勇丁没有习气。所以臣与曾国藩当初起兵时，湘军所到之处都有战功。那时从将官到士兵，大抵不是书生就是农夫。他们不懂得衣服玩物的享乐，不懂得功名权势的快乐，不懂得趋承应对的虚文。当时湘军之所以胜过别人，不过两点：一是朴实，二是勤勉。可是十多年来，时局逐渐太平，镇将便沉溺于富贵，士兵便习惯于安逸嬉戏。于是朴实的人逐渐变得浮薄，勤勉的人逐渐变得懒惰。这是今天的勇丁，又将变成昔日的兵卒了。难道不值得忧虑吗？那么，在当今想要整顿水师，也在于统帅首先去除积习罢了。臣所视察到的地方，所见镇将以下，朴实的人尚且不少，而那些讲究修饰、热衷应酬的人，都经过臣随时告诫训诫，严重的甚至遭到参劾。常听说每逢检阅，仪节繁琐，沿途迎接，开放大炮，甚至合队排炮，如同攻打大敌。这只知道声威的壮盛，而不顾火药的浪费。已经由臣通令禁止。所到的码头，支搭五色棚帐，亭台吹打，仪仗非常华丽。这徒然装饰观瞻的美好，而不知道摊派的难以支撑。况且这种习气一旦打开，那么轻浮巧诈的人必定因此显得擅长，质朴愚钝的人必定因此显得不足。喜怒爱憎，随之而转移；是非赏罚，随之而颠倒。这与承平年间绿营的习气，又有什么不同呢？臣对于摊派这一项，已经严厉发文申禁。各营红白庆吊，以及祭祀祷赛，有时有万不得已的需要，与湖广、两江督臣商议，略筹闲款，以便资办公用。此后再有摊派名目，应当立即按照克扣军饷的条例，从严参办。所有没有名目的费用，徒然装饰外观，而有损军事实力的，应当请求严旨饬下，定为严禁，务必使上行下效，不失去朴实诚信的旧风，以培养勇敢的风气，大概对于水师可以长久没有弊端。

译第一条，军政应当切实讲求。臣所拟定的慎重选拔将领人才，既能够收用贤能之人，又能强力革除积弊，还可以警戒不贤之人的心。然而镇将以下，中等才能的人居多，那么利弊所在，必定要依靠成法来制约他们，这就是军政应当讲求的原因。查考水师定例，用人非常严格，原本是因为风水沙线、舟船器械，如果不熟悉江海情况，难以期望得力（依据长江水师原奏第十五条）。兵部议定，水师职位空缺，不得搀杂任用其他项水师人员，因此长江用人之法，必须长江水师人员方可补用。自从曾国藩创立水师以来，十八年间，除了已经充任营哨官的以外，那些勇目因战功保举至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的，人数很多。现在议定改为经制额缺，那么这些参将以下的人，名义上虽是兵，实际上都是候补人员。臣此前与提督再三商定，就以此等兵中之官作为水师候补，遇有职位空缺，择其才能可用者，酌情提拔补用，不得滥收外来人员。然而此次查阅各营提标中军，所收外来候补人员，多达二百七十余人，各镇标有的三四十人，有的五六十人。询问其来源，在提标的都说由各处荐引，在镇标的都说由提督命令送来的。等到按册点名，则有以前在水师各营因事被撤革的，有以前在陆营，仅在履历中声明曾在某水师效力的，甚至有仅在册上注一个衔名，并无出身履历，而点阅之时并无此人的，可谓冒滥到了极点。而一经收录入标，就必须津贴薪水，耗费尤其严重。日复一日，数年之后，长江水师必定混杂不伦，而营制就不可问了。只因为此项人员收录入标已久，一时难以全部遣散，臣拟定限定定制，提标只准留三四十人，各镇只准留一二十人，其中有不安本分，或别有嗜好的，随时严加淘汰。此次严格限定数额，待随时用完后，即不准再收候补人员。如有职位空缺，专门从长沙水兵中提拔补用，以免外来其他项人员扰乱，务必使水师人才，总归由水师选拔，以符合定制。至于各营额兵，以前大多为游勇。查考各省水师兵丁，向来由本地招募，实在是因为生长在当地，情况较熟。现在拟定凡在水师地面渔户、水勇等人，如有才力精壮、心地朴实、熟悉风水沙线的，都可以酌情招募补用。并且使湘军、土军，主客并用，以杜绝勾结妄为之弊，对军政也有裨益。至于原奏第二十七条，不准私设炮船，所虑最为深远。而近来民间炮位，未能禁断，那些行巨案，往往有假冒炮船之事。长江各营炮船，只有旗号，并未参照沙船、漕船定例，在船尾两旁大书深刻标列字号，盗船私船，无法分别，以致营船揽私闯卡，匪船假冒行船，漫无稽查，官民均受其害。应饬令各营所有炮船，均在船尾两旁，大书某营某哨第几号炮船，务必使旗帜收卷之时，仍可一目了然。遇有揽私滋事，即可按号查究，那么营船不敢妄为，而盗船也无从混迹了。

第二条，体制应当恢复旧制。查考水陆各营，设提督为总辖，即设总兵为分辖。提督固然有节制各镇之权，而总兵即有操纵一镇之责。因此定制提督相见，用主礼，文移往来，一切平行，盖重总兵，即所以辅提督也。现在查考水师提督，与所辖各镇公牍，初拟用札，既而改用照会，经臣再三商论，始用咨。至于各镇对于提督，则一概用申文，实在不是国家旧制。至于提督出巡所到之处，各总兵必须迎送出境，挂刀谒见，尤为礼所未见。虽然苟且自卑屈，类出于不肖之逢迎，而妄为贵倨，又何以存方面之体统。提督之体愈尊，则总兵之权愈夺，遇有大事，能望其引义以诤乎？用人失当，能望其秉公弗阿乎？又长江水师原奏第十五条，哨官出缺，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员五项，应全归提督主政，原以一事权，委署一层，未及分别声。长沙分汛地，每哨所管汛地，或二十里，或三十里不等，该汛官遇有事故出缺，若必由提督委署，则如湖南岳州镇标出缺，提督适在江南太平，江南瓜州镇标出缺，提督适在湖南岳州，上下数千里，悬缺久待，往返需时，万一本汛出案，势必无所责成，邻汛出案，亦将巧为诿卸，关系军机，实非浅鲜。提镇皆系统兵大臣，即皆有用人责任，总兵用人失当，提督秉公参劾可也，岂宜总兵竟不预闻？若补缺既由提督主政，而总兵不得委署一缺，则轻重过甚，流弊颇多，且亦非提督一人精力所及，于营务尤有窒碍。应请饬下提镇体制，仍遵国家定例，一切平行。其各镇

译将领出现空缺，就由该总兵就近委派代理，然后再行文通知提督请求补授。如果提督补授的人选不当，各总兵就立即行文通知予以更正。这样提督和总兵之间就有相互制约的态势，也就有相互补益的功效了。

右边臣所陈述的四条，是针对当今水师已经显露的弊端而言的。而那些尚未显露的弊端，防微杜渐，尤其依赖随时整顿。臣与曾国藩创立长江水师的初衷，原本是因为经过十多年的苦战，依靠这一支军队夺取并占据长江的险要地势，使叛贼束手待毙；而且历经百战的将士，抛弃他们实在可惜。况且东南地区有这支军队，驻扎在腹心要害之地，一旦有事，可以避免腹背受敌、首尾受损的忧患。这就是臣的深意所在。

臣学识平庸愚钝，蒙受恩泽深厚，既然有所见解，不敢不竭尽忠诚陈述。是否妥当，恭候圣上裁决。为此专门上折陈述，恭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译论“言一”

李祖陶

咸丰二年，我居家无事，游历到省城，听人谈论湖湘一带的战事。贼寇的声势非常猖獗，众说纷纭，各不相同。当时楚地的总督是新建人程晴峰先生。有人问应当如何自处，以及江西省是否应该预备防务。我说：晴峰先生自入仕以来，从部员做到总督，在督理漕运时，剔除了陈规陋习，声名显赫。如果让他长久担任此职，可以继承清江杨勤恪公的事业。如今他年过七十，精力也已经衰退了。在道光末年，他从云贵总督调任两湖总督，似乎应当自陈衰老，极力请求退休闲职，像浙闽总督刘公那样，皇上没有不批准的。即使恰好有邻省震动的警报，也万万不应该规避推脱。那么就应当深谋远虑，大展宏图，聘请老儒中博古通今的人来谋划商议，收召壮士中力气能举门杠扛鼎的人作为爪牙。命令提督、总兵等将领，各自选拔麾下勇健的士卒，用戚继光编组军队的方法来训练他们。节制分明，器械锋利，金鼓有节奏，旗帜有章法。去年正值广东警报，就可以鼓行前进，与钦差大臣两面夹击，不仅仅坐守军营以消耗我军士气，那么这些乌合之众自然可以一朝剿灭。哪里至于让广西糜烂，转而波及湖湘？既然进入湖湘，士民商贾望风逃散溃败，永州、衡州自然难以坚守，军队或许退守，道理上也是适宜的，就像张巡从雍邱退守睢阳一样。但是长沙的防守必须牢固，外面有救援，应当必定没有祸患。倘若支撑不住，就与城池共存亡，知道必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至于江西地方，议论的人认为贼寇必定不会来，将从洞庭湖东下长江，或者从湖北汉水趋向宛洛，那么我私下不认为这样。江西是鱼米之乡，不仅自给自足，还足以资助他人。倘若像司马错伐蜀的策略，先夺取江西作为资财，那么强大而且富有，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兵法讲究乘虚而入，有声称向东而实际向西攻击的情况。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邓艾走阴平七百里的无人之地，都是这种策略的遗留。此时武昌、岳州必定有重兵堵御，倘若贼寇探知江西没有防备，派一支军队从袁州、吉安而来，那么临江、瑞州就会震惊，南康在长江上游，南昌必定会被困坐困。况且穿过江西境内，由鄱阳湖进入长江，这条路尤其捷径。倘若直接侵犯安庆、池州、和州以下，全都风靡溃败，贼寇占据金陵作为巢穴，稍微截断淮扬运道，祸患就不可胜言。所以审度地势，推测贼情，江西确实不可不预先防备。然而为了防备而只谋划修筑省城并疏浚护城河，还是下策。江西之地，环绕排列十二个郡，赣州踞于上游，九江是它的门户，吉安、袁州二郡贴近湖南。如今赣州、九江都设置了重镇，吉安的边界也都调兵防守关卡了。然而承平之世的军队，实在不足以抵挡贼寇，而且他们的骚扰反而超过贼寇。万载人卢翰坡，是太守的儿子，最近从桂林回来，说广西的军队完全没有技艺，临阵只依靠炮火，远远看见贼寇的影子，就把炮火放尽，贼寇靠近就抛弃火炮逃跑，周制军虽然亲手斩杀他们也不能制止。况且中了鸦片毒的人很多，能披坚执锐的人，绝对没有。广西的军队如此，湖南的军队可以推知，而我们江西的军队更可以推知。没有办法，那么团练乡民，实在是古法。然而考察宋代韩魏公的义勇、王介甫的保甲，都是有名无实。近代人的说法，也徒然纷纷扰扰。我的意思是，省会之地，应当先选将练兵。作为五人、十人的长官，必定才力超过五人、十人；作为百人、千人的长官，必定才力超过百人、千人又有智谋。练兵则完全按照《纪效新书》的方法，以精神、气力、相貌选人，而分别授予他们兵器。由队长以上层层节制，命令士卒眼睛都认识旌旗的颜色，耳朵都知道金鼓的声音，分合进退，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不敢稍有违抗。在省会练兵三千，全部成为劲旅，再选择其中特别优秀的，分布到各个重要郡县和要地，让他们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这样，不仅省会有兵，各郡也都有兵，兵都如父子兄弟般相依，耳目手足般相习，贼寇必定闻风不敢入境，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了。但是想要练兵必须先供给军饷，想要供给军饷必须先筹集费用，想要筹集费用必须先设立机构。适宜在省会设立一个总局，由知府等大官，公请乡大夫中贤良而有才的人做主管，贤良而有文采的人做辅佐，又广泛招揽俊才，有的善于谋划，有的擅长书写，有的勇力过人，有的精通技艺，有的善于奔走集市，有的擅长侦察，全都收罗供养他们，以供我们使用。省局既定，就颁布其格式到各府，府又颁布其格式到各县。郡县有惊扰，省城派出精锐军队去救援。贼寇或许从蕲州、黄州下到九江，那么省兵就从鄱阳湖出击截断他们。以此来缓解圣天子对一隅的忧虑，并且可以作为东南数千里应援的助力，难道不美好吗？《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取那桑树皮，修补好门窗。”如果等到临旱才挖井，就晚了。世上有懂得大道的君子，必定不认为我的话是过早的计策。编组选拔士兵的方法，其论述非常长，我另有记述，这里不再赘述。

泾县包慎伯集中，有一篇《乡兵对》，说训练乡兵有七种弊病。一怕藉

译百姓充任士兵，粮饷难以持续供给。第二，担心检阅时剔除老弱，惩罚无法胜数。第三，担心强悍之徒欺凌争斗。第四，担心统领倚仗人多，挟制长官。第五，担心奸民煽动，或许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第六，担心轻率调遣，遭遇敌人就会溃败。第七，担心事态平定后应当解散，人们无处归依。想要去除这七种弊端而获取成效，必须采用我的说法。我的说法是：州县亲近百姓的官员，必须减少随从下乡，召集各乡管事、生员和乡老，赐座并供给饮食，当面晓谕盗贼的危害和团结的利益，使乡民明白，信任长官筹备保全，而没有调遣作战的祸患。其方法是在乡间时，一方面发放门牌查核户口，以二十五人为一甲，推举向来被民众信服的人担任甲长。甲册编成后，才商议派兵。古法是三丁抽一，如今州县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丁壮，常常超过十万，五人中派出一人，一县可得两万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设长官，挑选甲首充任，兼管督促训练。不列入正规军队编制，忧患相互承担，善恶相互担保。城区的工商人士，一律编派。兵法规定四两为卒，乡兵恐怕人多难以控制，所以相互担保，到两为止。两两设立一师，挑选士兵中的能者，或武生，以及县里有才能技艺的人充任，优厚供给饮食，教授技艺、武器和队列。贫富必须均摊役务，不入伍但愿意学习的人听任。古代富人出钱、穷人出力的说法，断不可用。那些好义愿意捐献军需的人，从优奖励，不愿意的人不要强迫。各两汇总名册呈报县令，县令根据总册划分为几个乡，每乡一千多人，各自丈量空地作为演武场，每季进行检阅。轮到派应检阅的人，两长呈报名单，准备点验师的名额，填写在两册的开头。检阅时技艺不精，连坐师；不遵守约束，连坐长；优秀者多的，师和长有赏。检阅方法比照军营，赏赐方法加厚，惩罚稍轻，实行起来必须守信。那些凶横滋事的人，两长在检阅时禀报，按律法重惩。偶尔有技艺出众的人，经过几次检阅后，就申请特别褒奖，提拔到军营收用，以彰显获取才能技艺的好处，暗中消除勇猛强悍的祸害。检阅完毕，照文科考试的例子，在乡间标示优秀者。因为士兵有定数而没有固定的人，就没有脱籍和无事吃闲饭的祸患，而有百姓都习兵、士兵都可用的效果。县令检阅两年之后，在仲冬于县城统一检阅，赏罚如同县里一样。县检阅乡，甲日发放乙乡的牌子，乙日发放丙乡的牌子。府检阅县，间隔一天，离城远的，往来不过三天。公堂发放饭食钱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一年不过三十千文，由公捐自办，不经过吏员之手，劝谕应当不难。家庭结为伍，伍结为两，邻里相互担保，即使无赖横行，所到之处都遇到他们的对手，流寇听到形势必然远逃，来犯则人人各自为战，据险抵抗，很容易罢了。包世臣的说法如此，与戚继光的说法不同。因为戚继光的方法，是精练官兵，用来破灭寇盗的，所以用束伍的方法，来严格其节制。包世臣的说法，是团结乡勇，用来保全地方的，所以用保甲的情理，来紧密联络。节制，是将军督抚的事；保甲，是郡守州县的事。合并两种方法使用，天下幸好无事。所以我节录以备使用。

译潼关连城说

杨端本

古人说泥丸坂向东直到函谷关，是今天潼关的钥匙。西秦人说潼关就是古代的函谷关，难道不对吗？然而进入关中主要有三条道路：潼关是进入关中的正道；商州的武关，是进入关中的孔道；从前汉高祖攻破秦朝，由此进入咸阳。朝邑是古临晋之地，从夏阳到潼关，平旷百里，黄河容易渡河。汉高祖往来关中，曾经经由临晋；而七国谋反，也想军队由此进入。这又是进入关中的间隙之道。五泉先生说：“一方不戒备，三处险要就都失守了。”这话确实如此。然而武关万山险阻，一名将领率领偏师就可以没有忧患。朝邑虽然说是平广百里，但如果在中路任命将领建立营寨，设置几十艘大船，南北防守，那么黄河就是天然的壕沟了。至于潼关的防守，那么禁坑是最为重要的地方。从前黄巢从禁坑攻破潼关，明朝逆贼李自成，也从禁坑攻陷潼关。这难道不是“一方不戒备，就失守三处险要”的明显验证吗？忽视地理的要害，于是十二连城就被废弃了。古代在禁沟以西设置十二座连城，从南郊到达山脚，共计三十里，十二座城，也就是三里一座城。每座城设置士兵一百人，而在中城增加兵力，多设置火器和箭矢，联络呼应，迅速如风雨。即使有百万大军，难道能超越飞渡吗？所以防守潼关而不防守禁沟，防守就等于不防守。防守禁沟而不建立十二连城，防守还不够完善。这就像在一间屋子里，关门堵洞以防鸟雀进入，却关闭了窗户。这是把关口交给敌人，不是巩固边防的办法。防守关口的人，观察地理的形势，谋划边疆的万全之策，周遍考察山川，广泛阅览古事，借鉴观察成败，对于建立连城来控制禁沟，控制禁沟来巩固关口，也应该深思熟虑吧。

卷七十九 兵政十地利下

兴安州升府疏

毕沅

奏报关于陕西兴安、汉中两个属州，以及终南山一带地方险要，请求改设官属，以资控制，以重视稽查防范的事。据查陕西兴安直隶州，濒临汉水，背靠终南山，是秦地属州的关键，也是荆襄的门户。万山重叠，实在是四塞的深奥地区，形势最为险要。该州管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总计地方四千多里。从前都是荒山僻壤，土著居民不多。自从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为四川、湖北间有歉收的地方，穷苦百姓前来就食，随即栖息山谷，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的贫民，也大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近年户口，骤增至十几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近来风俗刁悍，诉讼案件繁多，命案盗案，居全省之首。兼有外来无业匪徒，因为地方僻远，容易隐匿踪迹，出没不定。加之该州向来有总兵同城驻扎，近来又添设重兵，号称巨镇。兵民交错，事务繁杂。旧设知州一人，臣仔细考察情形，并与司道等详细商酌，该州品级稍低，办理恐受掣肘。必须将兴安州升为兴安府，改设知府，才足以资弹压。至于现有的州吏目，即改为府照磨，兼管司狱事务；原设州学正，改为府教授；训导改为府训导。又府城内应设知县人，即将州属的汉阴县，改为附府首县。查兴安是古安康郡地，应请求即命名为安康县，将州辖地方归并管理。其原设汉阴县的典史，移为安康县典史；原设汉阴训导，改为安康教谕。至于汉阴旧治，在兴安以西一百八十里，不便缺乏官员，应另设兴安府通判一人驻扎其地，专司捕盗缉匪，以及查拿地方私贩盐茶、私宰私烧、赌博挞降等事。再兴安境内，西南平地方，距州二百四十里，楚蜀人民杂处，实为要隘。此地将来归并安康首县管辖，应另设分防县丞一人。又兴安所属紫阳县西南的二州，距县一百八十里，与四川太平县连界；平利县东南的镇坪，距县四百八十里，与四川太平、大宁等县，及湖北竹溪县连界，疆境犬牙相错，箐密林深，两地均属紧要。应于二州垭添设主簿一人，即将西安府知事，裁改移驻镇坪，添设巡检一人，同镇坪所设县丞，都令专司缉捕。再查汉中府属的西乡县南的大池坝，距县三百里，与四川通江县连界；又褒城县南的黄官岭，距县一百三十里，与四川南江县连界。该处都山路荒僻，最易藏奸。应请于大池坝添驻分房县丞一人，黄官岭添驻巡检一人，都令就近盘查缉捕奸匪。其黄官岭的巡检，即将该县青桥驿驿丞裁汰改移。这是兴安、汉中应行改设官属以资镇压防范的情形。至于省城以南的终南山，环绕西安、凤翔、兴安各府州属周围，约计数千余里，崇山峻岭，都是鸟道羊肠，路径阻绝。先前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