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　户政十六荒政一

译用三千二百石米作为社仓的储备，不再收取利息。每石米只收取三升作为损耗。因此，乡里遇到灾年，百姓也不缺粮食。宋孝宗时，将这种方法颁行于各路。邱浚说，里社不能全都得到朱熹那样的主持者，即使有朱熹主持，也不能全都得到刘如愚父子那样的协助，恐怕有人谋取私利而损害公家，那么弊端就说不尽了。虽然如此，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必定有忠信之人。如果主管官员选择年长的人托付他们，真心诚意地对待，哪里说不可行呢？

救济流民的方法，没有比宋代富弼更好的了。考察庆历年间，黄河以北发生大水灾，流民到京东地区求食，多得数不清。富弼任青州知州，劝谕所管辖地区拿出粮食，加上官府的粮仓储备，选择公私房屋十多万户，分散安置流民，而那些等待补缺的官吏，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就在流民聚集的地方，挑选年老体弱、生病消瘦的人供给粮食，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作为奏请的依据。每隔五天，拿着酒肉去慰问，出于至诚，人们都尽力去做。又允许百姓自由获取山林沼泽的利益，死去的人用大墓安葬。第二年大丰收，流民各自根据远近领取粮食回家。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招募当兵的数以万计。邱浚更想折中这种方法，制定为固定的规章，颁布天下。凡是遇到荒年，或者散发粮食，或者施舍粥食，所在地的长官就下达给下属。凡是所管辖地区有退休官员、等待选任的官员、监生，以及一向在乡里有声望的老人，以他们的名义起用，用士大夫的礼节对待，发给印信凭证，称为“公直”，让他们酌情领取官府的粮食，各自在所在地，根据情况商议赈济，官府不远远控制。事情结束后，他们的报告上报朝廷，酌情加以奖惩，那么吏胥就不能趁机肆意侵吞。这不仅可以施用于流民。

发放赈济的方法，应当符合《周礼》中散施恩惠、减轻赋税，以及施舍给遗民、惠及百姓的原则，兼采唐宋的好方法。比如唐贞观二年，派遣使者赈济饥民，把卖身孩子的父母用金帛赎回。邱浚又说，等到他们卖掉孩子再去赎回，那么卖不出去而死的人一定很多。不如责令主管官员，遇到荒年卖孩子的，官府代为购买。每个男孩女孩，以五缗以上为标准，酌情给予身价，赡养他们的父母，其余作为调养的费用，传送到边郡，编入军队。这是在救荒之中，寓有充实边防的效果。如果费用没有来源，就请求暂时借贷官钱，等到江南的罪人谪戍西北二边时，让他们缴纳五百缗，允许除名；缴纳二百缗，允许改任近卫。所得的钱用来弥补之前的借贷。那些南方人隶属极边，勾补丁役，非常痛苦，一定有乐意服从的人。这样，除去一军得到百军，移动一军得到四十军。如果在今天实行，那些迁徙到尚阳、宁古塔的人，将伸长脖子唯恐落后，没有人能阻挡了。

比如唐代宗朝，刘晏掌管财政赋税，各道设置知院官，每旬月报告州县丰歉的情况给使司，使司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兼用谷物交换杂货，都是官府所用。知院官刚看到歉收的迹象，就先申报到某月需要多少减免，某月需要多少救助。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实行，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未失时。如果在今天实行，专门责成一名府佐督办此事，并设知院官，可以不设立了。

比如后周显德年间，淮南饥荒，世宗命令用米借贷给百姓，不要求他们一定偿还。胡寅说，借贷本是为了惠民，也用来困扰他们，困扰在于要求偿还。有的严格期限，有的征收损耗，有的给米却取钱，有的对赤贫者重重督责，有的胥吏借机诡诈借贷，向编户百姓征收，弊端说不尽。如果在今天实行，散发仓廪，颁布库银，权衡受灾的轻重，而不要求偿还，那么恩惠就广博了。

比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年成歉收，百姓流离，命令侍御史乘船安抚，拿出粮食赈济借贷。比如宋仁宗遇到灾荒，就避开正殿，改变服饰，恐惧表现在脸色上，哀怜体现在诏命中。受灾的地方，必定打开仓廪，平价卖粮不够，就转运其他路的粮食来供给。还不够，就诱导富人捐粮，授予官爵。灾情严重，就拿出内库的金帛，或者出售度牒，或者留用每年的漕粮，免除租税，宽缓赋役，停止劳役，放宽禁令。饥民不能自存，就官府供养；死去的，就官府安葬。如果在今天实行，而又责成督抚大臣，像赵抃那样写信询问属县，像曾巩那样提前赐贷，像隆兴年间那样特别设立赏格，像辛弃疾那样痛惩首恶，兼用这些方法来求取救济，那么百姓的困苦难道没有消除的希望吗？这又不只是专门依靠发放库银。

译然而我进一步揣度时局、审察形势，发现有一些切合当前时弊的宏大谋略，却大多与当时的议论相违背。

第一是放宽允许百姓外出谋食的禁令。安于故土、不愿迁徙，是人的常情。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到了极点，谁肯抛弃亲人、背离祖坟，甘愿成为流亡之民呢？〇如果家中积蓄充足、准备完备，那固然没有忧患了。如果不幸平时没有积蓄，或者虽有积蓄却遭遇连年饥荒，向官府请求救济却无粮可发，劝导百姓借贷却无粮可借，向邻居乞求却无人应允，那么与其看着他们坐以待毙，不如放任他们随处谋生以求存活。于是严厉发文给各郡县，考察粮食的有无，估量数量的多寡，或者迁移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或者转运粮食到有百姓的地方，或者提高粮价以吸引商贾，或者发放官钱来购买粮食出售。如果不幸公私粮源都断绝，计策用尽，那么应迅速上报朝廷，多派遣官员到各地招抚安抚，提供公家储备而不要求偿还。因此，有人负责护送，使百姓不至于溃散失所；有人负责节制，使百姓不至于因争夺生存而作乱；有人负责安定安置，使百姓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完整，我们涣散的户籍得以重新聚合。富弼在青州施行的政令，可以沿袭实行。

第二是严惩延误灾情的罪责。孟子说：“百姓遭遇饥荒，老弱饿死，壮年流散，官吏却不向上报告，这是上面怠慢而残害下面。”朱熹曾称赞苏轼与林希，讨论熙宁年间荒政的弊端，耗费多却无益处，是因为救援迟缓。我曾看到州郡每当发生灾荒，朝廷未曾不减免租税、发放粮食，往往行动滞后，缓不济急。上面耗费巨资，下面却得不到丝毫益处，其原因就是迟缓。之所以迟缓，是因为官吏急于处理文书而怠慢安抚百姓。遇到水旱灾害，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肯上报。等到上报时，州县上报府道，府道上报督抚，批文往返，动辄经过几十天，等到朝廷得知，命令下达时已经太晚了。然而这不是官吏的罪过，过失在于国家。为什么呢？国家不能在平时慎重选拔守令，等到灾荒上报时，就对他们疑虑重重。岂止是守令，连同那些素来倚仗安危的司道督抚，也没有不疑虑重重的。因此不得不派遣官员去勘查，而所派遣的人，又多被法律条文所束缚，顾虑后患，因为一个人的欺诈，就怀疑大家都如此，只求自己方便，不为百姓着想，那些真正能受到恩惠的人有几个呢？朝廷对于督抚司道等大臣，本来就是从前从众臣中选拔，知道他们贤能才任用的。如今仅仅因为报告灾情的缘故，就不值得信任，那么国家所倚重的是什么呢？况且现在派遣的官员，又能保证他们廉洁而且有才，一一符合皇上的心意吗？请按照邱浚所说的规定上报灾情的期限，颁行天下，八分灾情的驰驿上报，五分灾情的派人上报，二三分灾情的入递上报，超过期限未报的，从重治罪。刘晏关于知院的说法，可以沿袭实行。

第三是厚待劝募捐输的典制。邱浚说：“卖官爵不是国家的美事，但用于其他事情则不可以，用于救荒，则是国家为民而不求利。所以宋人称之为崇尚义风，不与进纳相同。从今以后，如果遇到饥荒，百姓有多余粮食的，捐输以救济荒年，就定为等级，授予官职，给予玺书，让官吏优待礼遇，与现任官员相同。如果不是重大过失，也不追夺官职。这样平时百姓就会争相积蓄，荒年就会争相捐输。仁宗诱导富人入粟，授予官爵的事情，可以沿袭实行。至于劝课农桑，一定要像晁错所说，土地没有遗落的利益，百姓没有剩余的力量，然后国家的根本才能稳固。慎重选择长官，一定要像司马光所说，选拔公正的人作为监司，让他们考察受灾的郡邑，那些不胜任的守令就更换，然后吏治才能肃清。宽减租税，一定要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或者全部免除，或者免除一半，遍及天下，然后民气才能复苏。吕祖谦说得好：防备荒年，总括来说，先王有预备的政令，是上策；修习李悝的政令，是次策；各地有可以均衡流通的，移民移粟，又是次策；如果都没有，施舍粥饭是最下策。邱浚说：周宣王之所以能中兴，是因为万民离散，不安居，而能慰劳招抚、安定安置他们。晋惠帝之所以分崩离析，最终不能振兴，是因为六郡连年饥荒，流民进入蜀地的有几万家，不能安抚他们，从而有了李特的首乱。那么荒政所关系到的，难道是小事情吗？我希望今日朝廷之上，追求实际而不追求名声，安抚治理根本，紧急治理标末，以慢慢谋求最好的效果，使国家常把财富藏于民间，而百姓不依赖每年的救济。前代贤人的成法都在，能否灵活变通在于其人，并非有可行不可行之分。

论令废员修兴水利折子

陈用光

臣恭敬地阅读正月二十三日的皇上谕旨，因为姚文田的奏章，通谕直省督抚各命令所属州县官员，务必体察朝廷重视粮食、重视农业的意思，以劝课农桑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深切关怀百姓的依靠，只希望天下每户都有积蓄，百姓没有失所，这是实心实政的发挥，也是尧舜禹汤所共同推究的。臣听说耕种九年有余三年，是国家的常法。自古不能没有水旱灾害，而能使百姓没有饥寒忧患的，只有依靠积蓄的充足。臣恭敬地思考，皇上特别施予的殊恩，自嘉庆四年以来，凡是赐赈的费用，不下三百余万，蠲免的费用，也不下一百余万，以民间的生计，而特别颁发国库的救济，十余年间累计数百万，皇上

译上天仁爱，恩泽优厚到了极点，已无可再增加了。然而一旦遭遇局部灾荒，百姓仍难免遭受饥寒之苦。我曾探究其中的原因：东南地区的百姓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对于堤坝圩田的防护以及水量的蓄积与排泄，百姓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一旦遭遇局部灾荒，沐浴着朝廷赈济减免的恩泽，民力就容易恢复。西北地区的百姓，只知道依赖上天，而不知道依赖人力，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所以雨水少就担忧干旱，雨水多就担忧水涝。他们侥幸遇到丰年，虽然彼此相安无事，但一旦遭遇局部灾荒，就只依赖国家的赈济和减免。鉴于年成不可依赖，而赈济减免又无法停止，虽然皇上爱惜百姓，不吝惜每年耗费国库资金来安定他们的生活，但如果百姓每年只依赖减免赈济的恩泽，而不能自己制定积蓄的策略，那么百姓只是做不到一年的打算，而让国家有难以持续施予的恩惠。我认为想要使百姓富裕，关键在于致力于农业；而想要致力于农业，必须先兴修水利。然而兴修水利，如果突然要求百姓自己去做，那么西北地区习惯于依赖上天的百姓，既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即使州县官员每天张贴告示晓谕，百姓也未必乐意听从，这样就只有空有文书而很少获得实际效果。如果打算由官府来做，那么国家目前正处于经费不充裕的时候，如果立即需要先从国库拿出资金来从事疏浚堤防的工作，这绝对是难以实行的。我愚昧地认为，或许可以仿照营田、任用闲散官员效力的先例，命令各省闲散官员中，有能承担此事的人，让他们自行招募人员，兴修水利，并根据官职的大小，分配负责区域的多寡。先从一两个州县、容易兴修的地方尝试去做。两年之后，如果取得显著成效，就给予恢复原官职的待遇。这样就有三个好处：国家不需要先拿出国库资金，而能让百姓切实获得旱涝无忧的好处，这是第一个好处。闲散官员知道有这条出路，就不甘心自甘废弃，而在他们所办理的农桑水利方面，这正是日后做官的重要事务，对此悉心钻研，那么推广施行时，日后也会驾轻就熟，而国家又可以借此作为培养人才的策略，这是第二个好处。各省督抚命令所属州县勤务农桑，不过只是发布通行的公文，作为形式上的文章，这固然由于因循守旧的积习，也因为兴利除弊的既定规则无从着手，所以畏难苟安。现在看到有施行并取得成效的，就仿效施行，也更容易积蓄力量。而督抚考察官吏的虚伪与否，以及他们自己作为督抚的贤良与否，也可以由此看出，这是第三个好处。

译论营田水利折子

陈用光

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贵在顺应时势并善于利用其趋势。时机成熟就采取行动，就不会有事后后悔的遗憾；趋势可以利用就顺势而为，就能见到容易推行的成效。这是治国的常道，也是古今通行的道理。私下认为，我们皇上夙兴夜寐，勤勉地寻求治理之道，对于众臣僚因循守旧、懈怠松弛的习气，屡次下达谕旨，再三告诫。那么当今之时，正是百官震动、恭敬谨慎地致力于事务和功效的时候。然而事情有尚未兴办的，功效有尚未显现的，其因循守旧的过错，在于对事情认识不确切，以及承担事务不勇敢。对事情认识不确切，是因为真知灼见不足，不能勉强迅速达到；承担事务不勇敢，大概是因为经费不充裕，互相观望而不知从何下手。臣请就其中重大的方面来陈述。睢水决口，至今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去年不敢动工修堵，是因为当时河南乱民尚未平定，担心他们趁机生事。现在大功已经告成，不必再担忧小人暗中作乱了。但至今没有听说动工。幸好现在尚未解冻，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险情。如果到了三月以后，江南春雨增多，或许有冲决堤坝的危险，那么对漕运造成的祸患就大了。况且臣听说山东、河南饿死的人布满道路，而河南尤其严重。开封的百姓，有拆毁房屋、破坏砖瓦，换取百十文钱来糊口的。一亩田地，不过卖一百文钱。本地的百姓，富有的都变穷了，没有能力买田。那些买田的人，大多是外来户。然而田虽然买了，却没有人耕种。大概买了二十顷田，所耕种的不过二顷。因为外来居住的人，不是游历做官的就是商人，不能亲身劳作去从事农业。而本地的人，已经死亡过半了。有的已经下了种子，今年春天下了雪，麦苗刚长出来，又被居民摘取刚长出的叶子来充饥。这样看来，开封一带数百里的地方，可以耕种的土地很多，却没有耕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势加以引导，臣愚昧地认为有三条策略可以实行。一是紧急兴修堵塞决口的工程，让做工的人得以借此糊口，这就是以工代赈的方法。二是命令地方官出示晓谕那些买田的人，让他们多出资招募百姓耕种。耕田的人可以得到食物，买田的人也没有废弃的土地，这种趋势下没有不乐意顺从的，这件事实际上对双方都有利。三是仿照让被罢免的官员努力经营田地和水利的方法，命令河南的高级官员中，那些因公事获罪而没有私罪的人，让他们分别办理。根据官职的高低，分配任务的大小。他们将借此免除罪责，作为重新出仕的途径，那么即使竭尽财力去从事，也应当没有不奋勉的。从以工代赈的方法来说，国家本来就有修治河道的经费；从买田募耕以及让被罢免官员努力经营的方法来说，就不必谋求经费，而坐享水利沟渠的好处。所谓顺应时势加以引导，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由此推及山东，昨天皇上批复了李鸿宾疏浚泉源的奏疏。泉源不仅有利于漕运，还可以利于水利。除了妨碍运河、不能作为沟渠的地方外，凡是能够灌溉田地的，应当听取访查确实的情况，听从百姓的便利，让百姓自己去做。由此推及江南凤阳、台儿庄一带，都可以晓谕百姓，让他们自己去做。臣以前听说凤阳居民春天出省谋生，冬天回乡，这些都是懒惰的百姓，不知道自谋生计。曾经奇怪管理那里的官员，为什么从未考虑过这件事。等到阅读靳辅的奏疏，才知道他任安徽巡抚时，已经为凤阳地方荒芜筹划了沟田之法。而且他所说的生财之道，断然应当仿照这种沟田之法，因地制宜，酌情更改并立即实行，那么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的好处，无穷无尽，正与今日的事势相符合。而陆陇其在条陈灵寿县事务时，关于应当兴修水利的一条，也说与其在荒年之后减免赋税和赈济，不如在荒年之前讲求水利。减免赋税和赈济的恩惠只在一时，水利的恩泽却在万世。臣恭敬地查考，从嘉庆四年以来，仅就直隶一省而言，赏赐赈济的费用不下三百多万两，减免赋税的费用不下百万两。为了民间的生计而特别颁发国库的赈济，仅就直隶一省，十几年间累计数百万两。如果合计天下，数目更成倍增加。皇上如天般的仁爱，极其优厚，无可再增加了。如果让决口不修，江南或许有水患，听任官吏奏闻，皇上必定再次复议赈济和减免。当此经费不充裕之时，臣实在私下忧虑，认为百姓只是做不能终日的打算，而使国家有难以持续的恩惠，这不是好策略。臣请借用百姓自谋生计来比喻。现在有一家，有几顷田地，听任其荒芜，而用来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打算，只依靠借贷来谋生。借贷越多，家计越拮据。如果节约衣食，专心耕田，那么每年的收入终究有所得。积累久了，可以不借贷而自然充裕。天下之大，不是一家可比。有无穷的利益，却不及时顺应时势去谋划，无异于有几顷田地而听任其荒芜。

覆奏查办灾赈情形折

林则徐

奏报查明当前办理灾赈的情形，恭敬地呈折覆奏，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臣接到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皇上谕旨，据给事

译给事中应麟上奏称：积蓄储备的好处是无穷的，而灾后补救的好处是有限的。遭受灾害的地方，穷苦百姓最为痛苦，而豪强恶棍最为强势；富裕人家最为忧虑，而衙门差役最为高兴。有的将粮食掺杂糠秕、克扣升斗，以此私自填满自己的口袋；有的摊派累及商人、强行压迫商铺，令其出资帮助；有的将乡绅的家丁、佃户混入灾民名册，企图冒领赈济；有的将本衙门的贴写、皂班人员列入名册，借机影射牟利；有的将已故的流民乞丐录入名册，以分取利益；有的将纸张、饭食、车马等费用摊派给保正，作为摊派捐项；有的将从事经纪贸易的人等，捏造成饥民，代为支领赈粮；甚至将已经报灾的土地，在水退后不准耕种，等待州县官员实地勘查，名为“指荒地亩”。百姓逐渐逃亡，而奸诈狡猾之徒，却把灾荒当作获利的好机会。赈粮到手后，还跟着众人呼喊闹事；本地赈济完毕后，随即改居其他县邑；米船过境，设卡截留；当铺尚未开门，便邀人爬墙抢劫；生员监生把持局面，妇女喧哗吵闹，种种恶习，说不尽。州县官员稍加惩处，差役便串通地方恶棍在公堂上哄闹，毁辱上级官员，上级官员担心生出事端，便将其撤职。于是这种风气相沿成习，名册交给粮吏，银米委托给劣等生员。今年已经赈济，明年依然如此，真正的饥民，毫无实惠。加上疲沓狡猾的州县官员，扣截赈粮，弥补亏空，危害国家、祸害百姓，尤其令人痛恨。从前乾隆、嘉庆年间，对于捏造灾情、冒领赈济的案件，无不依法严厉处置。如今十多年来，各省督抚，没有参劾到这一点的，难道现在的州县官员比前人好吗？总归是因为各上级官员畏惧揭发，所以虽然弊端丛生，终究没有破案，这实在是近来的痼疾。此后各督抚、府尹务必激发天良，竭力革除积习，在丰收地区积存的谷石，不准只留下例定价格；在歉收地区，查访各种弊端，不得稍有姑息宽容。如果不能实心实意、认真查办，再有前述弊端，经朕派员查出，或另有访闻，定当从严惩处，绝不宽贷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深切挂念民生，恩泽务必下达到底，唯恐有一人得不到救济，务必期望各种弊端全部革除。臣跪读再三，不胜钦敬战栗。查考灾赈的弊端，难以一一列举。而导致弊端的原因不止一端，舞弊的人也不止一类。如果只笼统地称为弊端，而没有分别推求，那么即使极力剔除，恐怕终究对情形隔膜不清。就像该给事中所列举的各种弊端，有在地方恶棍身上的，有在生员监生身上的，有在差役身上的，甚至有在州县官员身上的。臣请分别陈述。地方恶棍的弊端，在于强悍泼辣。如该给事中所称的呼喊闹事、截留米粮、爬墙抢劫等情况，都是实有其事。但这还是浅显的表现。其凶恶的情形，在于强索赈票，不允许委员挨家挨户核查户口。如果不顺从他们的欲望，就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坏轿子，甚至将委员拥入空屋，锁上门户，以此作为要求必须得逞的手段。并主使庄户妇女，百般凌辱，更是不可理喻。对于殷实富裕的人家，则倚仗人多闯入，名为“坐饭”，又曰“并家”，统称为“吃大户”。公然散发传单，纠集党羽助势分赃，不仅设立“灾头”，还有管账、包厨等名目。如乾隆十一年奏办的睦长树、王玉淋等案件，都是地方恶棍中的极端分子。屡次经过严拿痛惩，近来虽然稍知收敛，但恶习终究没有完全革除。值此灾歉频仍之际，只有宽严兼施，随时惩处。如果将此类视为办理灾赈的弊端，那么弊端在民，而不在官。因为这种凶徒，不但州县官员视之如仇，差役更是畏之如虎，似乎没有敢与他们串通的理由。生员监生的弊端，在于包揽。平时无事，惯于撰写灾情呈文。一旦遇到晴雨失调，便约集多人到官府呈报。如果经过有司驳斥，就借民疾为题，联名上控。等到听说查赈，便各自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有能力弹压，只要满足他们的欲望，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告发不休。京控案件，往往由这类人造成。差役的弊端，在于捏造名册。在报灾之初，就造具灾形图册，详细记载区图、斗斛，称为“注荒”。等到发放赈济时，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处处需要费用。差役便借灾费为名，在查荒时索钱卖单，在查赈时捏名入册，先借口赔垫，而暗中实现侵吞欺诈。这类人或愚弄本官，或买通委员，或勾结生员监生，尚且时有发生，曾经惩办有案。如果说他们串通地方恶棍，那么彼此判若两途，拒绝他们唯恐不严，躲避他们唯恐不远，未必会引他们靠近，以自取祸累。

译凡是这三种舞弊的人，欺诈手段繁多，不胜枚举，尚不止如该给事中所陈述的那样。然而扼要之处总在州县：州县官员廉洁，则人们不敢用利益来引诱；州县官员严厉，则人们不敢触犯法律；州县官员勤勉且明察，则人们无法施展奸诈。所担忧的是，在灾荒赈济的地区，很难得到许多良吏。诚如圣谕所说，难道现在的州县官员胜过前人吗？这正是臣深思根本，而必定以考察官吏为最紧急的原因。幸赖我皇上澄清官场风气，首先以清廉为重。近来江苏的州县官员，虽然他们的才干未必确实胜过前人，但在办理灾荒赈济一事上，实为清廉赈济，不能再有侵吞冒领之事。这并非一定是这些人全都清廉，而是实在有一种不得不清廉的形势。

因为发放赈济，总以稽核户口为第一要义。如道光十一年，江苏灾荒严重且广泛，当时总督陶澍与升任的巡抚程祖洛，先后奏定灾荒赈济章程，极力消除积弊，责令委员，每户必须亲自填写，进入必须当面查验，赈票必须亲自发放。查完一户，就用油灰书写在其门首；查完一里，就将户口榜文张贴在通衢大道，使人人共闻共见。等到查过数里，汇总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查验赈票就知道是哪位官员所查。这样，委员查报之后，即使州县官想要增添一户人口，而印票、底册、榜示、清折这四项总不符合，即使想要作弊也势不能为。至于州县官的稽察，委员只需拿着册子下乡抽查，如果发现有册无票、有票无榜，或者票榜与册不符，就将委员揭发。又有各上司层层复查，如果州县官与委员通同包庇，有弊不揭，察出一并参办。那些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费用，都由督抚司道捐出俸禄优厚供给，以免他们赔累而杜绝需索。那时州县官与委员各员，颇知战战兢兢地遵守。又蒙我皇上怜悯民间疾苦，钦派大臣朱士彦、白镕前来督办，一时官吏更加震恐肃然，生员、监生、地痞、棍徒等人，也知道收敛，积弊为之一清，道路传言，都称之为“清赈”。此后查办灾荒事务，就以此为定章。

臣又曾恳切地札谕各属，说地方官办理命案、盗案，如果有故意拷打致死的，就承担抵偿责任，然而那也不过是一人一事。如果办理赈济有所侵蚀，这是直接向千万濒临死亡的百姓，夺取他们的食物而加速他们的死亡。即使侥幸逃脱法网，天理也必定不能容忍。江苏以前有山阳县王伸汉冒赈的案件，府、县官员都陷入重罪，大吏也受到严厉谴责，尤时时指为警戒，听闻者无不股栗。现在平心而论，像王伸汉那样贪婪残忍，不仅现在的州县官员不至于如此，数十年来也是仅闻。而且查王伸汉案中，山阳一县，所领赈银多达九万九千余两。现在十二县卫赈银总共申请拨发十三万两，值此连年灾歉，饥民众多，因为经费有常，不得不极力筹划节省，减之又减，几乎如杯水车薪。即使有贪官，也已杜绝了他们浮报冒领的余地。况且例定赈济之外，无处不依赖捐输协济。如果有司将赈银据为己有，反而命令民户捐输，则必为众人所切齿痛恨，一日不能相安，岂肯听从他们的劝谕？而刁生劣监，虎视眈眈，如果州县稍有营私，就讹诈分肥，人人得以挟制。纵然将所领赈银全部给讹诈之徒，尚不足以填平他们的欲望深渊，安能更有余银入己？况且灾民嗷嗷待哺，岂不担心激成事端？州县即使不顾声名，断无不惜其身家性命。像这样受制于人，而仍然无利于己的事，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肯做。而自督抚以至道、府，都职司纠察，灾荒赈济是重要事务，谁敢徇私包庇姑容？因此今日之州县无从舞弊，既为法令所限，也属时势使然。该给事中所奏，或许是从前旧弊，而非近来归核实之情形。

至于积存谷石，原是备荒的善政。只是近年连遭灾歉，谷价增昂，即使邻省也不是丰收，不仅向来存留的例价不足以买补，恐怕官府采买，民间食物昂贵堪忧。仍应等到年岁丰收后，粮价稍平，再饬令各州县筹买归仓，作为有备无患的长久之计。总之，在民生凋敝之际，治理这片土地的人无不棘手焦心，只有秉持这一片血诚，上以宣扬皇恩，下以结取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谅于旁人，所谓触及之后才知道，践行之后才知艰难。臣惟有恪遵圣谕，察核加严，不敢市惠以沽名，也不敢因噎而废食。总使有司畏惧朝廷之法，则积弊去除而吏治清明；小民感念君上之恩，则元气培育而本根稳固。庶几以此仰副我圣主察吏安民、训诫谆谆的至意。

与吴方伯书

舒化民

东境省西数郡，上冬雪泽颇稀，今岁蝗蝻复萌，知所不免。闰五月内，忽有飞蝗，不知从何来。有一过而不留者，有落地遂遗子者。旧种既将萌动，新子又复继之，所以生生不已。各邑蔓延，特分多寡轻重耳。本年旸雨

译顺应时节，五谷生长茂盛。一旦遭受蝗虫和蝻虫的残害，农民怎能不头痛心碎？于是各乡各里，自行派遣有地之家，召集民夫分组扑打。这是切身之事，难道不认真吗？之所以不立即上报官府，确实是害怕胥吏下乡，反而增添骚扰。所以畏惧官府甚于畏惧蝗虫。然而事情缺乏统一规划，召集的民夫不多，耗时又长。冒着酷暑炎热，体力容易耗尽，人心也容易懈怠。于是认为无可奈何，而将其归咎于天命。唉，这真是令人悲伤啊。

我私下认为，捕蝗旧有成法，固然可以随时变通，但没有不由地方官督率指挥的。捕蝗也有许多条令教示，但乡民难以完全理解。总之不外乎对未飞的蝗虫圈围扑打，对已飞的蝗虫用金钱收买。这是最明白、最容易知晓和遵从的方法。因为一切捕打的办法，乡民无不具备；秤量收买的法子，乡民无不周知。只是需要上级官员督率并鼓励辛劳，这样民气更加鼓舞。至于派遣委员下乡，实在没有益处。诚如古人所说，还没见到捕蝗的好处，先遭受捕蝗的祸害。而地方官作为百姓的父母，就不能推托说没看见没听见。况且动员民众的事，百姓也很乐意。只是官员督责他们，特别乐意却担心承受不了辛苦，这才畏惧罢了。如果真正作为父母官的人，实在以百姓为心，轻车简从，不耗费乡间一粒粮食一捆草料，发给差役饭钱，不许丝毫勒索，高悬禁令牌示，令行禁止，那么百姓盼望官员就像盼望丰收之年一样。又要在各堡各村，挑选殷实老成的人，委任他们办事，劝令分段督派，以专责成，那么呼唤较为灵验，指臂有助，官员也不忧虑过度劳累，而欢笑声震动大地了。

至于有翅膀即将飞起，或者飞来又聚集的蝗虫，不靠收买就不能成功。或者在适中地点设立几个收购厂，或者在附近安置一个收购局，派遣诚实的亲友家丁，用金钱交换购买。价格根据蝗虫的多寡来定等级。这样不仅贫民乞丐，都可以出来赚钱，即使妇女老妪，也无不提着袋子带着筐子前来。纵然每天花费金钱饭食，但能多清除地方一分的蝗蝻，就能多保全民间一分的庄稼。所得不是更多吗？

或许有人说费用没有出处。然而常听说如今担任苦缺的官员，动不动就说赔累。试想哪有比这更紧急的呢？况且天下也没有真正尽心民事而不获得民情爱戴的。官员以百姓为一体，百姓自然与官员同心。能收获就有租赋了，能安抚百姓就易于催缴赋税了。难道不是诚心感动于此而机巧应验于彼吗？否则，有蝗虫而百姓不敢上报，这心意良苦，而作为父母官的人也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听任其自生自灭，自来自去，而不为之想办法。等到残食将尽，勘验已成，百姓更穷而官员更困，难道不后悔得太晚了吗？

我现在足不出户，所见所闻，固然知道关心民间疾苦的，不乏循吏良官，而略询各邑情形，大概如此。可否移文道府，严令各属，务必令其督率地方绅民，设法补救。如同驱逐敌寇，如同拯救水火，以此来消除民害而保全民生，难道不是幸事吗？人想要行善，谁不如我？有一个县倡导，定有几个县效仿。既不是损害邻县，又避免波及。古人修德弭灾，有蝗虫不入境的，大概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我不揣冒昧，敢献此浅陋之见。

译备荒议

陈庭经

自古以来，救济灾荒的好办法有很多。然而，有的通畅，有的阻塞，这必须看当地的地形；有的有利，有的有弊，这必须看当时的时机；有的可行，有的不可行，这必须看执行的人。大概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的。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筹划应对灾荒的策略，一定要先筹划预防灾荒的策略。预防灾荒的策略，没有比开凿水利更重要的了，其次建立义仓，再次设立寨堡。

从前大禹治水有三项措施：开始时疏导水流以消除水害，就是引导河流入海；接着蓄水以兴办水利，就是积蓄水流形成沼泽；最后整治土地以播种，就是疏通田间沟渠直至河流。所以孔子称赞他尽力于沟渠工程。沟渠的方法，就是《周礼》中遂人的方法。现在江南的水利，有符合遂人方法的。

在三江的两岸，每隔十里或五里，就有纵向的浦。纵浦，是长江的支流。在纵浦的两岸，每隔三里或二里，就有横向的塘。横塘，又是浦的支流。在塘的两岸，又有港。在港的两岸，又有沟渠。而在所有江、浦、泾、塘之上，没有没有岸的。一万夫的土地有一条川，就是三江。川上的道路，就是江岸。一千夫的土地有一条浍，就是纵浦。浍上的道路，就是浦岸。一百夫的土地有一条洫，就是横塘。洫上的道路，就是塘岸。十夫的土地有一条沟，就是港。港上有畛，就是港岸。夫间有一条遂，就是沟渠。遂上的小径，就是田埂和圩堤。这就是遂人的方法。

考察《禹贡》中扬州地区，被称为田地等级上下，而至今都成为富饶肥沃的土地，是因为得到了水的利益。用堰来蓄水，用坝来阻挡，用堤来约束，用圩来保卫，用闸来按时启闭。水势到来时，有办法宣泄横流的溃水；水势退去时，有办法灌溉高处的田地。所以雨水多时不泛滥，干旱时不枯竭，田地有收成，财赋居天下首位。然而，东南水多，却不能完全得到水的利益；西南水少，却常常不免遭受水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沟渠没有修缮的缘故。

因此，沟渠的制度，没有地方不适合，而西北地区尤其迫切。考察西北各郡县，有的有支流经过，有的有山涧泉水流出，都可以引水成田，以削弱水势。那些最低洼的淀泊，都可以保留用来蓄水；那些稍高的淀泊，都可以像南方人建立圩田的方法那样处理。水利兴办，水害也就消除了。

大体上，天下的形势，靠近山地的，在于开辟泉水、疏导急流；靠近河流的，在于开凿渠道、引导水流。至于高山和平原，水利难以到达的地方，在于多开池塘水库，多凿井以资灌溉。因地制宜，有的疏通使其通畅，有的停蓄使其汇聚，有的洗涤使其流畅，有的阻挡使其蓄积。不限定方圆，不规定多少，不拘泥于曲直横斜，根据地势来顺势引导，根据古法来变通运用，总以水的蓄积和宣泄为标准，旱涝灾害都可以有所凭借。

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而每年的收入不多，家中没有储备。只有水利兴办，将会富饶肥沃得与东南没有差别，这是第一大利益。东南转运一石粮食，费用多达数石。古人说，西北有一石的收成，东南就节省数石的赋税，这是第二大利益。河南防御黄河堤防，湖广防御长江堤防，南直隶、浙江防御海堤，如果有沟渠来容纳洪水，涨水时不担心冲决，堤岸抢修每年的费用，可以逐渐裁减，这是第三大利益。军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屯田，沟渠通畅便利，荒地开垦，都可以耕种。因此招募人员开垦屯田，不耗费军饷而兵额充足，这是第四大利益。邪教的兴起，多由游民引起。百姓都从事于田间耕作，风俗自然安定，这是第五大利益。沟渠纵横交错，战马不能跨越，足以作为阻挡和坚固的屏障，这是第六大利益。由此推论，难道还会担心像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干旱那样的灾害吗？

虽然如此，义仓的制度，不可以不建立。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耕种，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仓人储藏粮食，遗人堆积物资，都是预先准备，作为散发利益的地方。所以朱熹设立社仓，用来保护富人、安定穷人，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同，方法极好。后世实行，有弊端在于挪移挪用，有利于豪强专断，而惠及不到穷苦百姓；有收取利息而遇到歉收年份，则本金难以偿还的情况。这不是立法的弊端，而是执行者的弊端。

其方法在于每个乡劝谕实行。有的一个乡自建一个仓，有的几个乡共建一个仓。乡绅长老有愿意资助的，不拘定数额，以助其施舍；豪富不肯资助的，看其应出的数额，加重其惩罚。登记在官府，户口有册籍，出入有掌管，开闭有定时，散发领取有凭证，量具有一定的规格。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人口多少，借贷给农民，利息收取增加两成。小灾荒则借贷给穷人并减少利息，必须经过公众商议斟酌实行；大灾荒则全部捐献赈济穷人，必须计算众人平均分配。即使有公事急需，不得轻易挪移，以致耗散。如果有豪强强行购买，不得宽容放纵，以引起纷争。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积累，百姓就没有大饥荒的祸患了。

〇官府为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所以依靠百姓而不依靠官府，那么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弊端。城市专门作为防备，不如乡村多处防备。所以储存在乡村而不储存在城市，那么散发和收敛可以随时进行。这种方法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

虽然如此，寨堡的制度，又不可以不设立。《周礼》中救济灾荒的政策，防止盗贼排在最后；后世备荒的策略，防止盗贼排在最先。义仓设置在乡村，没有城墙可以依赖，如果有抢夺骚扰，那么义仓的粮食就会消耗殆尽，断难再次聚集。这就是为什么要巩固守御的原因。

译这正是不可以稍微忽视的。过去北方居民，常常修筑寨堡居住，依靠高楼作为坚固的依托。十里五里的地方，三家五家的村落，都合并成团居住，互相保卫。内部防线既已稳固，外患便不能侵扰，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大抵村镇有墙壕，就像州县有城池一样。挖掘壕沟的方法，第一要深，使敌人不容易填平；第二要陡，使敌人不容易翻越；第三要隐蔽，使敌人不容易渡过。壕沟内挖出的土，就可以用来筑墙。地势应当险要，地基应当坚实，修筑应当厚实。墙壕之外，用栅栏门来关闭，用角楼来巡逻，用瞭望台来观察，用吊桥来升降。无事时就努力耕作兴作，有事时就关门防守。至于其中清查户口，就由保甲制度专门负责；督率工程，就与水利措施一同策划疏浚。这样可以巩固人口繁衍，可以保护积蓄储备，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困住敌人，所谓一举而众善备者也。这都是防备荒年的大要。然而愚昧的人可以乐于享受成果，却难以谋划开端。这个建议一出，必定有人反对。一是嘲笑它迂腐迟缓，却不知道成就大事的人，一定不能追求眼前的功效；二是顾虑费用太大，却不知道有大利益的人，一定不能吝惜小费用；三是畏惧麻烦困难，却不知道天下没有难成的事，只怕没有担当责任的人。作为上级长官，与其焦虑于征收赋税无处着手，罪责罢黜即将降临，不如召集父老在事先谋划；作为富裕人家，与其叹息于租税无法征收，寇盗日益猖獗，不如消除吝啬之心而谋划长远之策；作为小民百姓，与其指望清理场院无望，借贷无门，辗转流离，死于牢狱沟壑，不如在乡里间竭尽全力于挖土运土，忍受疲劳。这三者的适宜之处，明显是可以知晓的。至于禁止远距离贩卖粮食，禁止游民流动，教导人们提前在其他地方贩卖粮食，教导人们多畜养其他作物，根据时势和地点而善加利用，那就在于执行的人了。良好的方法已经具备，可以依照执行。

译荒政全策

彭世昌

恭敬地编纂《荒政全策》，恭呈御前，恳请钦定。并拟请敕令颁发各省，依次施行。恭敬上奏，仰求圣上鉴察。臣认为，荒政是国家的仁政。有在灾荒未发生之前预先准备的，有在灾荒发生之后进行补救的。全在于大小官吏根据时势因地制宜，多方面筹划办理，才能对民生有所裨益。然而，如果不广泛搜集、多方咨询，确有成熟的见解，那么布置就难以期望周全妥当；而且如果不参考当今情况、斟酌古代制度，编纂成一本书，那么查考时恐怕会因纷杂歧异而感到困惑。因此，我不揣冒昧，谨遵我朝成法，广泛采纳古今的说法，用心融合荟萃，期望篇幅不繁杂，而纲目完备。编纂为备荒事宜十四条，救荒事宜四十二条，另外缮写进呈，恭候钦定。拟请敕令颁发各省，依照办理。不但已经发生灾荒的地区，应当尽力图谋补救；即使是尚未受灾的地方，也应当事先预防。有备无患，本来就不只是为一时打算。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备荒事宜十四条

一曰重视农事

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比粮食充足更优先的。粮食充足不外乎致力于农业。我朝深切挂念百姓依赖，重视农业、珍视粮食，屡次颁布谕旨，这确实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是万世百姓永远赖以生存的。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官员，凡是劝勉督促农事的方法，首先应当切实奉行，并讲求区田、代田等各种方法，以厚植民生，不得只做表面文章。这是备荒的第一要义。

一曰勤于开垦

人口日益繁多，等待粮食的人众多。过去耕种的田亩，能养活一千人的，现在用来养活一万人，或许担心粮食不够供应了。想要寻求充裕的方法，不如在各省空闲荒凉的地方，让百姓选择土地开垦。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由官府借贷提供牛只和种子，并且不立即增加赋税，那么百姓有利可图，愿意前往的人就多。这样每年可以增加百万石粮食，而且没有人口过剩的忧患，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一曰兴修水利

兴修水利，是为了帮助蓄水和泄洪，防备旱灾和水灾，把歉收的年份变为丰收的年份。各直省的高级官员，应当命令查访各属地境内的地势形势，仔细筹划考虑。哪里可以疏通渠道，哪里可以修筑堤堰，哪里可以挖井开塘，或者劝勉百姓自行办理，或者动用公款，由官府办理。务必期望事情必定执行，那么成效必定能达到，岂止是一时的利益呢。

一曰紧急补种

古人说，地方遇到水灾或旱灾，种植必定不能按时，就应当先考察土地的适宜性。如水多就紧急种植不忌水的作物，旱久就紧急种植不畏旱的作物。失去那部分，得到这部分，还可以支撑一半。这确实是备荒的紧急措施。

一曰储备杂粮

杂粮如豆类、荞麦、芋头、薯类等，种类很多，不论南方北方，都应当广泛准备。虽然各地气候或许不一致，但只要能随时种植，多少必定有所收获。这足以用来接济，这是第一点。大抵南方人以稻谷为大粮，北方人以粟麦为大粮，此外往往多不留意。一旦遇到歉收年份，就无法支撑。这是应当预先筹划的。

一曰治理菜园

百姓不能面有菜色，不能不兼治菜园。萝卜、莴苣、菠菜、瓜瓠之类，平时可以辅助饮食，灾荒年份也足以充饥。方法是用几亩土地，用短墙围起来，或者用枳棘作为界限。先种植长生韭二三十畦，其余种植时令蔬菜一二十种，只务求勤加灌溉。每种菜一亩，八口之家，四季都可以取用。如果靠近城市，利益尤其加倍。

一曰广泛植树

种植谷物之外，可以供食用、防备饥荒的，没有比树木更好的了。雍正二年，皇上谕令：房舍旁、田边以及荒山等不可耕耘的地方，衡量土壤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柘可以养蚕，枣栗可以辅助饮食，柏桐可以供使用，即使是榛楛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做饭。可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地方官应当责成乡里长老，广泛劝谕，就适宜种植的树木随处种植，不要视为不急之务。

一曰充实仓储

积蓄储备是天下的根本命脉。常平仓的制度很好，此外如义仓、社仓等，也都应当一律兴办。凡是设立粮仓，不论多少家、多少人，总以乡村附近能联络的，共同设立一个仓。如果乡村零散住户难以联络，或者每族各设一个仓，或者一族中每房各设一个仓，都听其方便。如果在建议之初，仓还没有建立，或者神庙、或者公祠、或者殷实人家，仓屋有余的，暂时借来储存。一旦积谷稍为充足，就可以另外自建粮仓。又募集粮食不拘泥于一种方法，总以不强迫、不假手他人为要。应当在秋收成熟时，州县官设立印信簿册，派遣几位绅士、耆老，转相劝谕，听任捐户自行登记姓名、粮食数量多少，各自量力而行，银两或米粮都随其方便。捐献者不要吝啬，劝募者不要强迫。或者每年捐献一次，或者几年捐献一次，或者捐献一次不再捐献，都酌情处理，随宜办理。捐献粮食有了确定的数额，就向地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广劝募的方法，如祝寿、设宴、酬神、演戏等事，节省其浪费的费用，捐入义仓。这是祝寿酬神的上策，也就是备荒的长策。又管理出纳，应当选择老成持重、家业殷实的人一人总管，再选择一两人逐年分管，仍然设立四柱册，登记清晰。

译互相稽查，不经过官吏之手，州县官核实后转报而已。到了遇到荒年歉收的时候，就用本地所积存的粮食，分发给本地的人。先救济极度贫困的人，其次是中等贫困的人，至于家计稍微能够自给自足的，就不必分发。仍然根据年成的好坏，分别采取赈贷、赈粜、赈济等措施。又因为积存的粮食尚未充足，不妨变通办理，创立“质谷法”。在春耕刚开始的时候，允许农民用物品作为抵押，资助他们进行耕作，秋后加收利息还清。这对仓储有益，对百姓也方便。我的父亲大忻，在道光年间，曾仿照此法，向宗族捐献粮食一千多石，并建造了一座粮仓，挑选人员管理。如今实行了几十年，积存的粮食颇为充裕。不仅本族没有匮乏的担忧，而且逐渐可以惠及远方了。至于粮食日益增多，用不完的时候，又应当划分出一部分，用于恤嫠（救济寡妇）、育婴等善会，以扩大善举。这也是考虑周全所必然要顾及到的。

译第一条：禁止种植罂粟

种植罂粟，对农田危害极大，历来禁令极为严厉。民间如果有仍像以前那样种植的人，应当从重议定处罚，以弥补乡社的荒废。并责成该族族长和里长，直接命令将其拔除，改种五谷。如果有顽固不遵的人，由该族族长和里长禀报追究。〇少一块废弃粮食的土地，就多一块生产粮食的土地，不能因为积习难除，而导致妨碍百姓的粮食供应。

第二条：戒除浮华奢侈

谚语说：“富人家一席酒，穷人家半年粮。”这是说奢侈浪费的危害。不仅仅是富人才这样，即使家里没有多少存粮的人，往往也沾染了这种习气，有模仿效仿的人。这类人即使在丰年也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一旦遇到饥荒年份，立刻就会饿死。地方官员应当恳切地出示告示劝谕：富人务必在丰年时就为荒年做准备，节省无用的开支，用于有用的地方；穷人更应当量入为出，力求节约。这样家家户户才能自给自足，可以依靠而没有恐惧了。

第三条：酌情禁止远距离卖粮

禁止卖粮固然不是好政策，古人说：“丰收的地方仰屋叹息，荒歉的地方顿足呼号”，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因为本地粮食充足，就任凭四方大量运出，那么本地的粮食必定耗尽，贫民难免饿死，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在有一个办法：凡是地方丰收，以及旧存粮食足以支撑三年的，酌情留下两年的粮食自备，其余一年的粮食，任其远距离出售。如果贪图高价，任意多卖，导致本地粮食突然涨价且耗尽的，准许人们举报，没收其粮食分存于义仓。

第四条：预先筹划从他处购粮

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如果等到灾情形成之后才商议购粮，那么粮价必定暴涨，而且恐怕缓不济急。必须在灾象刚刚显露时，通盘计算：本地户口有多少，需要粮食多少，现存仓粮多少，不足多少，预先在粮食多的地方购买储存，以应对不时之需，这也是备荒的先着。

第五条：安置游民

游民是百姓中的蛀虫。平日游手好闲，生计无着，往往三五成群，借端生事。一旦遇到饥荒，多成为盗贼。因此应当设法安置他们。或者劝他们学习杂艺，或者借贷给他们资本，让他们谋点小生计；或者让他们充当闲杂差役，或者让他们看守庙宇，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六条：保全富民

保食六条，最后归结于安定富人，实在是因为富人是穷人的母亲。一个县有富人，那么这个县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一个乡有富人，那么这个乡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如果富人衰败，穷人依靠谁呢？假如遇到歉收，又依靠什么呢？这在于贤能的官员在无事时加意保护扶持，而后在有事时能依赖他们的力量，比如平价卖粮、助赈、施粥等举措就是这样。

救荒事宜四十二条

第一条：勘察

勘察务必亲自踏遍田亩，勘察确定受灾分数的轻重，如八九分、五六七分等。轻重已经确定，将来核定赈济以及钱粮减免缓征等差别，就以此为基础。但是事变没有定数，有现勘察时本属轻微，等到十天半月之后，竟然变成严重的，这又不可不察。至于有人说应当特别派遣大员前往勘察，〇为了慎重起见，非派遣官员不足以专责成；又有人说派遣官员没有益处，而且多了一重供应的烦扰，不如让地方官自己勘察，这些都不能执定为定论。我私下认为，中等荒年，受灾只在一方一隅，那么仅让地方官自己勘察比较方便。如果遇到大荒年，赤地数千里，饥民数百万，那么必须特别派遣大员，会同总督巡抚办理，才可以期望有所成效。只是巡历所到之处，必须自己承担费用，轻车简从，然后才能不扰民。

第二条：上报

隐瞒灾情的人罪无可辞，即使已经上报，如果稍有迟延，可怜这些穷苦百姓朝不保夕，还可以稍微等待片刻吗？地方官在踏勘之后，务必遵照规定的期限，详细上报上司，上司立即批准题奏。如果有迟报超过期限的，照例扣算月日议处。查阅乾隆六年的上谕：“向来各省上报灾情，原有定期，如果提前题报，便不合例。朕想按期题报，是指其根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作为督抚的察其端倪，早作筹划，随时密奏，那么朕可以加倍修身反省，而人事也可以有所准备。如果过于拘泥成例，那么未免会落后于时机。”恭敬地推演圣训，这是说即使依限题报，尚且恐怕落后于时机，何况任意迟报呢。

第三条：停止征收

地方遇到水旱灾害，灾象已经形成，就应当一面停止征收赋税，一面极力请求督抚具题请免。如果奉准减免，就刊刻誊写黄册，为百姓明白地豁除。倘若不豁除，还蒙混私自征收，这是让实惠不能惠及百姓，而且加重了流亡的痛苦。还能称之为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吗？

第四条：审查户口

林希元的荒政，首先说审查户口难，实在是因为户口不清，那么各种弊端从此产生。然而办理也有要领，应当仿照保甲之法，挨门逐户，查验丁口多少，从事什么生计，有无残疾，以及田粮等项，编排确实。然后发放赈济时，大口小口，极贫次贫，都可以按籍处分，没有滥发也没有遗漏，岂止是消除盗贼而已呢？惠士奇说厘清户口的办法，应当仿照韩琦河北救荒的政令，而选择甲户中资助官府的人，宪司以礼聘请他们，委托他们按人口均分户口，分为五等，每县有多少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再接受他们的粮食，而委托他们亲自到某乡，聚集百姓均给，每人每天一升。

译（其量）为幼小者的一半。十天一循环。终结后重新开始。直到麦子成熟时停止。仍然区分出售粟米的地方和发放粟米的地方。让主管官员均衡管理。由有关部门总括其成效。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

译一曰开仓放粮

各省常平仓中的粮食，原本是为了防备荒年使用。当遇到大饥荒时，地方官员应当申请开仓放粮，以充裕百姓的口粮。那些设有义仓、社仓的地方，也命令一律开放。至于开仓时，是拿出三成存七成，还是拿出四成存六成，或是全部出售借贷，或是全部赈济，都要根据灾情的轻重情况，随时酌情办理。务必使实惠真正到达百姓手中。

一曰截留粮食

在大荒之年，仓粮不够用。除了停止解送木地粮米外，如果有其他地方的官粮经过，不妨权宜截留。一方面上报朝廷知晓，另一方面立即进行赈济。〇救饥荒如同救火，稍微迟缓片刻恐怕就来不及了。朝廷深切挂念民间疾苦，必定会准许。上年山西、河南遭遇奇荒，经各大臣奏请，无不立刻施恩。甚至有不等奏请，就施恩三四次的情况，这确实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

一曰挪借公款采买

众口嗷嗷待哺，截留的粮食又用完了。此时想赈济却没有米，想采买又没有银两。计策只有暂时挪借公款，选择诚实能干的人，急忙前往其他地方采买，循环周转，以资接济。等到丰年设法补还，这也是权宜之计。

一曰招引商贾

地方偶尔遭遇局部灾荒，全靠各商运贩米麦，源源不断接济。谨按乾隆元年议定，命令督抚转饬管理关务的各关卡，凡有米船过关，就询问该商人，如果确实是前往受灾各县出售的，免其纳税，发给印票，责令到达目的地之日，呈送给当地官员加盖印信，以便回空时核销。如果有免税米船，偷运到别省，并没有到达受灾地方，就先行出售的，将宽免的税款加倍退出，仍按违禁条例治罪。这用来鼓舞招徕商贾的做法可谓极至了。有养育百姓责任的官员，还早作打算吧。

一曰不压制米价

商贾聚集，市场价格不期待平抑自然会平抑。如果米价正大涨，强行命令压制价格，那么有积蓄的上层人家既不肯出售，商贩听说后，也害怕亏损而不来。所以古人有遇到饥荒反而提高米价，米价反而变贱的情况，他们的见识确实远超常人。然而也必须审时度势，倘若我们刚提高米价而商贾还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但一时贩运未到，唉，那些贫民，哪能吃得下这么贵的米呢？不如在产米地区，张贴提高米价的榜文以招引商贾，而在本地的米价，仍听任其自然涨跌，这样就没有弊端了。

一曰禁止囤积居奇

收成歉薄，米价昂贵，商铺因此囤积居奇，富户因此观望牟利，是在所难免的。这时应当严格制定章程，商铺除了流通货物外，囤积在三百石以上，富户除了自家口粮外，存余在一百石以上的，允许人举报，借出粮食赈饥。诬告者反坐其罪。那么囤积不卖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为之，又不会开启人们藉端报复的缺口。

一曰禁止强买

禁止囤积居奇有惩罚了，而强买的人也应严厉立法。〇时值大饥荒，百姓容易生乱。强买虽然是出于索要食物，但乱心已萌生。如果不严厉禁止，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从此就会抢劫掠夺、掳掠杀害了。所以过去施行荒政的人，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说：强买者斩。现在虽然怜悯他们情有可原，但立法不可不严。

一曰禁止酿酒

酿酒以酒为业，耗费粮食甚巨。在平时准许其开烧，还说是为了增加赋税、便利商贾。若遇到奇荒之年，众口待哺，自然应当暂时请求停止，以充裕百姓口粮。

一曰开设捐纳

灾情过重，虽然朝廷屡次施恩，仍不够用，且正赋已经蠲免，恐怕也没有公款可发。这时必须极力请求开设捐纳这一途径，不拘输米还是输银，或是半米半银，总期望对赈务有帮助。又须轻减数目，推广章程，然后符合规定的人可以期望多且快，而百万生灵得以保全不少。

一曰劝募捐款

人都有不忍之心，当地方大饥荒时，岂无乐善好施的人？这时应当恳切劝勉他们量力捐款，以捐款数目的多少，分别给予奖励。若有破格多捐，为人所难为的，即专案具题，请旨格外旌奖。劝募捐款也应当先出资以为倡导。又劝募捐款宜先访求与殷实大户关系好的人，令其前往劝募。殷实大户乐意捐助就罢了，倘若确实有积蓄而不乐意捐助，或乐意捐助但数目极微末的，有司官才亲自前往劝募。前往必以礼相待，循循善诱，以同乡互助的情谊开导，以暗中获报的说法感动，不可强行勒索。又有零捐的方法，无论在城在乡，劝令各户每日捐钱，或四文六文，或捐米四合二合，积少成多，也可稍资赈济。〇数目少，则人易从，而办理甚易。其钱米或一日一收，或几日一收，均听其方便便可。又近来有塔捐图式，其法以京钱五千为一愿，或捐一愿，或捐数愿，以至十百千万愿各随心力，多寡不拘。愿捐者将姓名、捐数写明在塔图内，集腋成裘，也简便易行。

一曰请求协济

地方大饥荒，本地实在支绌，就不妨移文给本省收成好的地方，借拨银米，以资协济救助。这是古来的道义。各省果有盈余，断无有彼此疆界之理。如今皇上岂有令各省协济的谕旨吗？

一曰定期

不论

译赈济借贷与赈济施舍，无论是发放赈银还是赈米，都应当提前发布告示并传达谕令，明确在某月某日开始赈济，不可延误日期，致使穷苦百姓徒劳往返。赈济开放的期限，确定以五天或十天为限。如果每天发放一次则过于繁琐，如果一次性全部发放，又担心饥民领到赈济物资后，不懂得节省节制。有人提议，如果每十天发放一升一斗，官吏承受不了劳苦，百姓也受不了病痛折磨，不如根据路途远近、人口多少，每人发放两个月的口粮，让他们回家从事本业，这样就不会损害百姓的生计。又有人提议，凡是城市地区每五天发放一次，乡村地区在三十里以内的每十天发放一次，三十里以外的每半月发放一次，这要根据时势和具体情况来制定适宜的措施。

译一曰榜示

办理赈灾最忌讳马虎草率。各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应当在赈济饥荒的地方，人烟稠密、人群聚集之处，张贴榜文。写明领到朝廷恩赐的米粮有多少，截留漕粮有多少，收取的捐输有多少，各省协济的物资有多少，发放出去多少，实际剩余多少，一一公开说明，使大家共同看见、共同听闻，互相监督考核。这样，发放赈济的人就没有侵吞欺诈的担忧，领取赈济的人也能避免冒领的弊端，这确实是好的方法。

一曰设厂

凡是办理赈灾必须设立赈济厂。设立赈济厂必须选择本城以及四乡位置适中的地方，使领取赈济的人路程大致相等。如果一乡设一个厂，距离仍然很远，就应当增设一两个厂，这样老弱之人就不难前往领取，遇到雨雪天气也不受阻碍。如果能男女分设赈济厂就更好了。

一曰赈贷

稍微贫穷的人适宜赈贷，也就是所说的借用官仓谷物的意思。然而也有本来并非贫户，却通过攀附关系多借，辗转贩卖以图谋利益的人，不能不加以考察。应当按照审查户口的办法，查明应当借贷的户口有多少，每天需要谷物多少，准许借贷多少，核实办理。如果赈贷的粮食不够，或者自己拿出谷物，或者劝告富人拿出谷物接济，都应当推行实行。

一曰赈粜

次等贫穷的人适宜赈粜，也就是所说的减价平价出售粮食的意思。然而必须查明确实是贫民，才允许购买减价的米，仍然要示以限制，发给印票，凭票领取。如果是富人以及家计稍能自给自足的人，一概不允许购买。这样贫民就能得到实惠，而冒领滥买图利的弊端就可以避免了。有人说文彦博任益州知州时，减价出售不限数量，怎么样呢？按说这需要依靠谷物充足才行。否则不如限制升斗的数量更为稳妥。

一曰赈济

至于极度贫穷的百姓，购买则没钱，借贷则难以偿还，不赈济不足以保全他们的生命。有的赈米，有的赈钱，有的赈粥，另外在后面分条说明。赈济不难于饥饿的人一定赈济，而难在赈济的人一定是饥饿的。赈济的人未必饥饿，那么饥饿的人未必能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用有限的财物，抵挡无穷的冒领，一定不够用。明代高攀龙常有此议论，然而也没有其他妙法，仍然不外乎逐门逐户，查核务必真实，不让不饥饿的人冒领，那么饥饿的人受到的恩惠就不会少了。

一曰米赈

赈济的方法没有比散米更好的了。前人论述得非常详细。〇发放谷物，小民未必家家都有碾米的器具，而且一升一斗地碾，一龠一合地碾，也受不了这种麻烦。散米则没有这种顾虑。又小民得到米，混合野菜煮食，一天的赈济，可以支撑两天，一个人的赈济，可以供给两个人。这个方法不但可行于赈济，而且可行于赈粜。现在朝廷已经实行并且有效了。

一曰钱赈

散米确实很好。倘若核算米石，不够赈济发放，又应当酌情变通。或者先尽量用米，再用钱，或者钱米分配，或者全用钱代替，都没有不可。有人说赈银也有几种便利，何不用银代替呢？不知道银质坚硬厚重，毫厘之间难以分割，而且秤有高低，成色有高下，容易滋生蒙混欺诈。况且贫民得到银两，又将兑换成钱，辗转之间，损耗不少。如果用钱就没有前述的各种弊端，而且三五零钱，取用很方便，也是好的方法。

一曰粥赈

煮粥赈济这件事，议论的人说煮粥多搀和石灰，不是救人而是杀人。又说强壮的人能喝到，而老弱残疾的人喝不到。又说近处的人能吃到，而荒村僻壤的人吃不到。又说聚集万千饥民在一处，容易感染疫病，众人聚集容易滋生奸盗。又说管事的人多扣克，百姓没有实际救济。这几项确实不能不担忧。关键在于办理得人罢了。如果就近多设厂所，选择诚实的绅士，委托他们办理钱谷煮赈的事，不准吏胥经手。粥煮熟后必须先亲自品尝。放粥的时候，专门设立两人监理，一人在厂外，一人在厂内。敲锣一声，命令领取赈济的人，像鱼一样依次进入。男人归一处，女人归一处。敲锣两声，按人次第均匀发放。得到粥的人就命令散去，不准停留。明天再这样。多准备苍术、艾叶等物，随时熏烧，并不时稽查饥民出入，告诫他们不要滋事。这样还有什么弊端呢。又张伯行有担粥法，每天煮粥一担，让人肩挑，随处散给，粥完了就停止，明天再煮。担粥的人多，那么救活的人就多，而且没有争抢救济的祸患。这个方法也极简便。又长期饥饿的人，肠胃枯细，突然吃饱就会死。魏禧分次给粥的方法，可以酌情采用。饥民到厂的，随其先后，来一人就坐一人，依次挨着坐。已坐的人不许再起来。一人坐满，又坐一行，面对面，背靠背，空出中间道路，可以让担粥的人行走。坐定后敲梆一声，高唱给第一次食物，命令人次第轮流发放，有吃快先吃完的人不得混入。一次发放完毕，然后敲梆两声，高唱给第二次食物，照前面的方法三次就停止。又陆世仪说长期饥饿的人，不能吃米饭，即使是稀粥也不能多吃。因此想到施舍米汤的方法。早晚煮粥饭时，少加一勺米，汤沸腾时必定舀取几盏，盛在大瓮中，越多越好。明早用汤再煮，量入少许麦粉，使其成为稀粥，再用三四块水姜捣碎调和，各自在门口施舍。或者一次，或者早晚两次，以汤尽为度。用来稍微滋润饥民的肠胃。

译胃。

第一类是展赈。

所谓展赈，是圣朝仁爱有加、永无止境的表现。有的增加赈济的口粮，有的增设施粥的厂点，有的延长救济的期限。本来对于孤苦无依、年老病弱而无法自存的人，就已经格外厚待；至于那些因岁寒而没有衣服的人，就供给棉袄；露宿街头而没有房屋的人，就为他们谋划栖身之所；患病的人，就供给医药；病故的人，就准备棺木。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凡是担任地方长官的人，难道能不切实执行，妥善管理吗？

译第一项是制止流民。

饥荒接连发生。怎样才能使百姓不轻易离开家乡，抛弃生计呢？地方官应当遵照嘉庆七年的谕旨，提前在各乡村张贴告示，告知百姓即使有赈济抚恤，也要让他们安静等候，不得远离。同时设立粥厂平价卖粮，以安定民心。因为安抚已经流离失所的百姓，不如在百姓尚未流离之前就加以安抚。那些饥民既然知道本地可以糊口，又怎么会乐于背井离乡呢？

第二项是安抚流民。

至于那些本乡没有食物，不得不辗转迁徙到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到达的地方，其他地方的官员应当不分彼此，加倍加以抚恤。选择宽敞的寺院或空闲的房屋，分别安置他们。每个安置点指定一人管理，稽查他们的出入。官府按人口发放粮食，并严明纪律约束，不得借机生事。如果有亲戚故旧可以依靠的，让他们投靠亲戚故旧；有身强力壮可以做工的，让他们去做工。

第三项是收养被遗弃的幼童。

饥民在路上遗弃子女，如果有愿意收养的人，向官府申报，在某日某地收养了几名幼童。官府发给印有官印的凭证，日后孩子长大，任由养主役使。如果有父母及亲属抱着孩子来认领的，收养家庭酌情给予一些钱文，立两份字据，由他们自行约定期限，何时领回。并注明如果孩子病故或逃跑，与养主无关。一份由父母亲属收执，一份由收养家庭留存。如果期限届满不领，超过两年的，就由养主自行安置遣送，但仍需报官府存档。倘若无人收养，地方官就应当设立机构抚育，使孤儿免于饿死，这也是爱护幼小者的本意。

第四项是禁止将良家子女买为贱民。

遇到特大荒年，以至于卖儿卖女求生，悲惨到了极点。而娼优之家却趁机借贷购买，仍让他们从事贱业，这应当立即禁止。饥民走投无路，原本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但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就不想想办法保全他们吗？应当立即张贴告示晓谕，凡是乐户不得再购买良家子女，违者按律治罪。对于已经购买的，想办法代为赎回，这才是仁人君子的用心。

第五项是禁止抢夺。

饥民抢夺，仅限于食物，还可以说是得到了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但如果抢夺的不只是食物，那么他们的情状也就难以宽恕了。如果一概纵容，势必会演变成盗窃抢劫，而向来从事盗窃抢劫的人，难保不会混入饥民中，掠夺财物。因此应当不时巡察，如果在城乡之间有白昼任意肆行抢夺的，就按惯例追究惩处。杀一儆百，这也是荒政中不得已的措施。

第六项是资助返乡。

按照旧例，年初耕种之时，有愿意返回本乡的，就资助他们送回家乡。然而资助送返的惯例，并不都有益处，有时反而滋生弊端。有的人回去了又回来，有的人离开东方却去了西方。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成例，反而会导致冒领浪费，对百姓没有益处。因此乾隆二十八年皇上谕示，流民故乡既然没有生计，四处出外做工，即使参照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的条例，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共同生存、共同养育，又何必要束缚驱赶，强迫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呢？我认为与其资助送返而没有实际救济，不如延长赈济的时间，使百姓获得实惠更好。然而法律贵在因时制宜，道理在于变通。所以光绪四年，皇上又有将各处饥民妥善资助遣送回乡的谕旨。有时移民就粮，有时移粮就民，总期望实惠能惠及百姓罢了。

第七项是发放种子。

食物是百姓的天，小民终年所仰仗的，全在于及时耕种。饥荒之后，颗粒无存，纵然有田地可耕却没有粮食可种，坐误农时，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地方官应当遵照历年来的谕旨，将州县仓库所存的粮食酌情发给作为种子，以供耕作。或者劝告富裕有力的人，在本乡范围内借贷给种子，等到秋收之时，允许他们加利息偿还。查考种一石谷子，可以获得新谷一二十石，借种的人虽然要付利息，仍然获利十倍，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八项是兴办工程。

救荒的策略，没有比以工代赈更好的了。如开渠筑堤、修缮城墙等事，酌情举行，让百姓通过做工获得报酬，作为糊口的生计。那些不能去做工的老弱残疾者，仍然供给他们口粮。至于民间应当兴办的土木工程，也应当劝令及时修造，彼此都有益处。

第九项是清理积压案件。

东海杀孝妇，大旱三年，地方大饥荒，难道不是因为冤狱无法伸张吗？否则就是审理案件任意积压，以致牵连无辜，违背天和。应当及时分别清理，除了罪行严重的，告诫狱卒不得凌虐，仍按期限审讯结案外，那些罪行稍轻的，或者让人取保释放，或者交人看守。如果审明是无辜的人，立即释放，以消除戾气，招致和顺甘霖。

第十项是赎罪。

除了罪大恶极之外，即使是重罪也允许纳粮赎罪。粮食是饥民赖以生存的东西。犯人如果能拿出大量粮食来救济饥荒，那么所损害的，只是一人的性命，而所救活的，却是成百上千人的性命，罪行足以相抵。朝廷接受他们的粮食来赈济饥荒，是因为体恤千百人的性命，从而宽缓保全一人的性命，法律也不算枉法，权变之中含有常理，这哪里是汉代入粟赎罪所能同日而语的呢？即使永远定为法令也可以。其章程拟定就参照《吕刑》酌情确定，每锾折合粮食若干。

第十一项是放宽禁令。

饥荒接连发生之时，流离失所的人满路都是，却还有举办宴会享乐以及搭台演

译演戏这件事，于心何安？《周礼》记载的十二项荒政措施中，第九条是“蕃乐”，注解说这是指禁止奏乐。这类活动本应严加禁止。只是靠做工服役为生、仰赖此业吃饭的人很多，如果一概禁止，岂不是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吗？从前范仲淹在杭州任职时，正值大饥荒，他允许百姓竞渡，在湖上设宴，从春天到夏天，富人倾巢而出游玩。〇这是发动富人的多余钱财，来救济穷人，是救荒时懂得变通的权宜之计。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凡是遇到荒年仍然像从前一样演戏宴请宾客的，按天数责令他们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赈济饥民。这种不禁止的禁止，似乎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山林川泽的资源，是流民赖以生存的生计，暂时应当放宽禁令。

译一曰暂质

荒年歉收之时，贫民中有拿着衣物去换食物的人，往往价值千钱的物品，只能卖得一百文或十文不等的价钱，饥饿无法避免，又寒冷没有衣服，做饭没有锅具。此时地方官应当暂时挪用钱粮，允许百姓质押，等到秋后赎回，即可补足亏空。并广泛劝导富户，各自出资本，开设当铺，允许他们获取利润。比如价值千钱的物品，酌情质押五六百文，贫民虽然加价赎回，尚不至于遭受大亏，而富户也能获得微薄利润。

一曰择人

有治理的法度，更要有治理的人。人的贤良与否不易知晓，总以平日的存心作为判断标准。官吏存心在于爱护百姓，就是贤良的官吏；绅士存心在于救济他人，就是贤良的绅士。官吏贤良，应当特意委任以专责成；绅士贤良，应当优厚礼遇延请以资助理。这是最关键的举措。

一曰访察

得到人才了，又必须不时地探访考察。吏胥有无克扣隐瞒混淆，户口有无遗漏重复冒领，斗秤有无高低不平，米钱有无短缺，办理是否得当，始终是否不懈怠。今天向东明天向西，循环周历。并时常将穷民艰苦的情状，以及古来救人济人的报应故事，与他们谈论，使他们各动恻隐之心。这是最紧要的。至于出访之时，应当微服前往，出其不意，不要让人得以防备。

一曰劝惩

访察之后，贤良与否自然显现，劝勉和惩处就可以施行了。管事的人如果确实廉洁能干公正，切实奉行，对于官吏则分别奏请奖赏叙用，对于绅士则分别给予奖励。如果有克扣侵吞渔利等弊端，无论官绅，也随即根据轻重，或予以严惩，或令罚谷，务必期望赏赐足以劝勉，惩罚足以警戒。

一曰集思

谈论荒政的人，从古至今，最为详备。《周礼》荒政十二聚万民之外，宋代董煟《救荒全策》，有人主应当实行的六条：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撤乐，三曰降诏求贤，四曰遣使发廪，五曰省奏章而从诤谏，六曰散积藏以厚黎元。宰相应当实行的八条：一曰以调燮为己任，二曰以饥溺为已责，三曰启人主敬畏之心，四曰虑社稷颠危之渐，五曰进宽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七曰择监司以察守令，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监司应当实行的十条：一曰察路丰熟上下，以为告籴之备，二曰视部内伤大小，而行赈救之策，三曰通融有无，四曰纠察官吏，五曰宽州县之财赋，六曰发常平之滞积，七曰毋崇遏籴，八曰毋启昂价，九曰毋厌奏请，十曰毋拘文法。太守应当实行的十六条：

一曰稽查

常平以赈粜，二曰准备义仓以赈济，三曰视州县三等之饥而为之计，四曰视郡三等之丰而为之备，五曰申明遏籴之禁，六曰宽弛抑籴之令，七曰计州用之盈虚，八曰察县吏之能否，九曰委诸县各条赈济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赈济之术，十一曰差官祈祷，十二曰存恤流民，十三曰早检放以安人情，十四曰预措备以宽州用，十五曰因所利以济民饥，十六曰散药饵以救民疾。牧令应当实行的二十条：一曰方旱则诚心祈祷，二曰已旱则一面申州，三曰告县不可邀阻，四曰验旱不可后时，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赈粜，六曰申上司发义仓以赈济，七曰劝富室之发廪，八曰诱富民之兴贩，九曰防渗漏之奸，十曰戢虚文之弊，十一曰听客人之粜籴，十二曰任米价之低昂，十三曰请提督，十四曰择监视，十五曰参考是非，十六曰激劝功劳，十七曰旌赏孝弟以励俗，十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十九曰宽征催，二十曰除盗贼。这些都是留心荒政的人，应当博采旁询，兼收并蓄，庶几临事时确有把握，可以次第举行。

一曰通变

大饥之时，既然胸有成见，不至于束手无策。然而如果拘泥于一种格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仍然无济于事。前人之所以必定告诫拘泥条文的原因。〇时势不同，有适宜于过去而不适宜于现在的，有适宜于此地而不适宜于彼地的。这必须随时立法，因地制宜，期望对百姓有益。荒政的能事至此完毕。

请饬资遣饥民归耕并酌给籽种疏

田翰墀

臣私下恭敬阅读本月初二日的上谕，凡有言事责任的人，各抒所见，据实奏闻以备采择，钦此。仰见圣主好问察言，孜孜求治的至意。臣愚以为，发粟散财固然是救荒的急务，还定安集，更是收恤的良谋。《诗经》说：“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又说：“虽则劬劳，其究安宅”。自古以来抵御祸患，没有不统筹全局的。确实因为聚集则容易滋事，分散则可以谋生，安危所系，不待智者而后辨也。皇上视民如子，所有直隶、河南、山西、陕西被灾各省，不惜巨资，以活遗黎，所以为民请命者有加无已。夫迎

译前来的人应当妥善安置，救济灾荒是为了弥补偏颇。臣听说现在天津郡城内，饥饿的百姓充斥街道巷弄；保定府的赈济事务已经停止，流离失所的人尚未返回故乡。一个省份如此，其他省份的情况可想而知。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而及早为他们安排去处，恐怕不至于骚扰地方的情况，也是很少见的。

追溯查考去年江苏大旱，饥饿的百姓四处外出谋食，经过两江总督沈葆桢等人设立粥厂收养，并资助遣送他们回乡耕种。如今北方的灾荒歉收，比江南更为严重；外出谋食的穷苦百姓，比江苏一省更多。

恳请皇上命令受灾各省的总督巡抚，仿照江南救荒的成功案例，转告下属官员，在赈济事务结束后，将各地的饥民资助遣送回乡。早晚甘霖充沛，不耽误耕种时节；对于无力种田的人，并将州县所存的粮食，酌情给予籽种，不要让书吏借机勒索克扣。等到秋天收获，缴纳粮食归还仓库，这样地方就不会担心滋生事端，而流民也能得以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