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八　礼政五宗法上

译舒芬、杨慎等各位大臣，眷恋怀念先前的君主，有的辞谢爵位，有的甘愿受杖责，他们的志向令人悲叹，他们的议论也不容改变。然而臣私下里惋惜各位大臣的议论，尚不完全符合礼制。为什么呢？世宗不仅适宜作为孝宗的继承人，而且适宜作为武宗的继承人。礼制规定，大夫没有儿子，就为他立后。《杂记》说：“君主为成年男子服丧，不为殇者服丧；为殇者立后的人，按照殇者的服制来服丧。”《丧服小记》说：“君主不为殇者立后。”又说：“兄弟之间不互相立后。”这是大夫和士的礼制，不是天子和诸侯的礼制。天子和诸侯没有为期一年的丧服，伯父、叔父和兄弟都是臣子。君主为天子服丧三年，《服问》说：“与诸侯是兄弟关系的，服斩衰。”《丧服小记》说：“臣子就是儿子。”《春秋传》中，宋穆公称呼宣公为“先君”，“先君”是继承人的称呼。亲弟弟尚且可以为兄长立后。夏父弗忌将僖公的牌位升迁到闵公之上，有司认为这逾越了昭穆次序。昭穆次序是父子的次序。亲哥哥尚且可以比作儿子。《左传》说：“儿子即使像齐桓公那样圣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公羊传》说：“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胡安国说：“将闵公和僖公作为祖和父，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道理。”世宗是武宗的堂弟，在武宗驾崩之时，如果奉行先帝的诏令，直接确立世宗为继承人，说：“朕没有继承人，以王为继承人。朕也知道兴献王另外没有继承人，但朕既然可以用王为继承人，兴献王也可以用宗室子弟为继承人。如果王一定要做兴献王的继承人，那就另外选择宗室子弟做朕的继承人。”推测世宗没有不低头接受诏令的。而当时制定策略的大臣，不学无术，仅仅让世宗以武宗为兄、以孝宗为父，这就断绝了武宗的祭祀；又不先确定典礼然后行事，导致大权在握的人，暗中鼓动，不尊孝宗为父而尊兴献王为父，这就又断绝了孝宗的祭祀。这就是杨廷和、蒋冕等大臣的过错。而臣又私下认为这也是明太祖的过错。曾经考察曹魏有三大政令，其中之一是：诸侯王入继大统，不得顾念私亲。一个朝代的兴起，国运长达数百年，传位数十代，怎么保证没有伯父、叔父、兄弟相继即位的事情呢？如果《皇明祖训》早就将此定为法令，怎么会有异议产生呢？可惜太祖的见识达不到这一点。

译蒋明府祭田学田记

谢济世

读书人没有田地就无法祭祀。至于学校，有虽无田产却自我奋发的人，也有因有田产反而自我局限的人。然而上天生育众民，上智下愚的人少，中等资质的人多。设置田产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我祖先没有学田，只有祭田。八代以前的祭田也不存在了。祭祀是宗子的职责，应由长房主持。田产也应由长房守护。后世宗族支派的礼仪既然已经废除，又担心专门管理的人会私自变卖。于是各房轮流管理。当田产传世不久时，即使偶尔有败家子，田产也因祭祀而得以保存。等到时间久了，人们各自急于私利而怠慢公事。某条沟渠、某条水沟，无人过问。有争执有诉讼，无人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太平时期尚且恐怕失去产业，经历丧乱，田产不存，本是理所当然。然而五代以外，亲情尽绝，丧服期满，田产虽然还在，也不敢祭祀。如果还在五代以内，祭祀既然可以轮流主持，田产也可以轮流守护。乡里先贤蒋琼公，以孝廉身份担任河间县令。他回乡时，为他的祖父和父亲各自置办了若干亩祭田，又为他的父亲置办了若干亩学田。祭田上及祖父，这是孝。学田旁及同父兄弟的子孙，这是悌，也是慈。一举而三善具备。然而有人拿范文正公的义田来轻视他。唉！世上有沉沦宦海，波及祖产的人，置办田产又怎样呢？也有裹着被子归来，连稀粥都供不起的人，祭田学田又怎样呢？又有满载回乡，自置祭田学田，却忘记祖先的人，义田又怎样呢？乾隆丙寅年孟秋，后学某记。

宋明两大疑案论

李祖陶

根据《宋史·濮安懿王传》，濮安懿王允让，庆历四年，封为汝南郡王。嘉佑四年去世，追封为濮王，谥号安懿。仁宗在位很久没有儿子，于是将王第十三子宗实立为皇子。仁宗驾崩，皇子即位，这就是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人奏请交由有关部门，商议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当举行的典礼。诏令须在大祥之后商议。二年，于是诏令礼官与待制以上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上奏说：谨按《仪礼·丧服》篇，为人后者，传文说：为什么服三年呢？承受重大责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来服丧。对于所后者的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都当作亲子一样。又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母，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年而不服斩衰？因为持重在大宗，所以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为人后者为其亲生兄弟，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为人后者，降低亲生兄弟的丧服等级。先王的礼仪，尊贵没有两个最大。如果恭敬之心分给那边，就不能专一于这边，所以如此。因此秦汉以来，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人，入继者有的推尊其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的人讥讽，被后世议论。臣等不敢引为圣朝的法则。况且前代入继者多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之策，有的出自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思宗庙的重任，恭敬承受天地的意旨，在宗室众多之中，凭借圣明，授予大业。陛下亲为先帝的儿子，继承皇位，拥有天下。所以端正冠冕，凝定旒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私下认为濮王应当与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相同，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都称太夫人，考察古今，这样称呼为宜。于是中书省上奏王珪等人的议论，认为不够详尽。濮安懿王，应当称什么亲属，名与不名，王珪等人议论濮王对仁宗是亲兄，对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名。中书省又上奏，礼仪与法令以及五服年月，出继之子，对所继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又宣帝、光武都称父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论，称濮王为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依据。请交由尚书省集合三省、御史台商议上奏。正在商议时，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大臣。于是诏令说：听说集议意见不一，权宜停止商议，命令礼官讲求典故上报。礼官范镇等人，上奏应当如前议。从此御史吕诲弹劾欧阳修首建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于是请求如王珪等人议论。不久皇太后手诏说：听说臣下议论上奏，皇帝追尊濮安懿王，至今尚未举行。我翻阅前史，自有旧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事情才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诏说：称亲的礼仪，谨遵慈训。追宗的礼仪，岂能轻易允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在园立庙，让王子孙主持奉祠之事。次日吕诲等人以所论列弹劾，未见听用，缴纳御史诰，在家待罪。而濮议也停止。这是宋濮安懿王追尊，而终究未追尊的本末。

又按《明史·世宗本纪》，世宗皇帝，是宪宗的孙子。父亲兴献王佑，抗国安陆，正德十四年去世。十六年三月，武宗驾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以遗诏迎兴献王兴邸，即皇帝位。戊申命礼臣集议，兴献王封号。秋七月壬子，进士张

译张璁说继承皇位统绪不等于继承宗法嗣位，请求追尊生父，在京师建立兴献王庙。起初礼部大臣议定尊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叔父，援引程颐关于濮王礼仪的议论进献，未被允许。到这时，皇帝将张璁的奏疏下发，命令朝廷大臣集会商议。杨廷和等人上疏极力争辩，都不被听从。冬季十日己卯初一，追尊父亲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封为皇太后，妃子封为兴献后。嘉靖元年正月，清宫后殿发生火灾，命令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与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三月，上尊兴献后为兴国太后。嘉靖三年正月，南京主事桂萼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下发朝廷大臣商议。夏季四月，上尊兴献太后尊号，称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五年四月，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编修邹守益请求罢去献皇帝称考及立庙，被下锦衣卫狱。五月，蒋冕退休。修撰吕柟说大礼未正，被下锦衣卫狱。派遣使者到安陆迎接献皇帝神主。六月，御史续陈相请求正位，书写桂萼的罪状。吏部侍郎薛蕙上呈《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诗议论张璁等人议礼的过失，诏令下狱。七月，更改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掉“所生”的称呼。大臣伏在宫阙下哭诉争辩，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四十五人到锦衣卫狱。不久在朝廷杖责马理等人，死去的有十六人。甲申日，奉献皇帝神主到观德殿。己巳日，毛纪退休。辛卯日，在朝廷杖责修撰杨慎、检讨王元、给事中刘际安、御史张原等人，张原死去，杨慎等人被贬谪戍边，程度不同。九月丙寅日，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慎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四年五月，建造世庙，祭祀献皇帝。七年，《明伦大典》编成，颁示天下，定议礼各位大臣的罪，追削杨廷和等人的官籍。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宪皇帝。十五年，更改世庙，称为献皇帝庙。十七年，定明堂大飨礼。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神主，附祭太庙，位次在武宗之上。辛卯日，在元极殿大享上帝，以睿宗配享。这是明世宗追尊兴献王的始末。

译我曾粗略地论述过。礼是人心中的堤防，稍微不谨慎，就会溃决，导致无所不至的后果。情又是典礼的关键枢纽，稍微过于执着，就会拘泥，以至于无法自行通达。只有君主必定想要伸张人情，而大臣则用礼来裁断；君主不能坚守礼制，而大臣也用情来沟通，这样权衡才能最为恰当，事情才可以通行。大概讨论礼制必须依据古制，但事情有时并不完全同于古制，况且古人处理此事，也可能有遗憾之处，怎么能执着于古制来驾驭今事呢？

比如宋代濮王的争议，王珪等人原本依据司马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前一部分依据《仪礼》中“为人后者”的说法，本源于经典；后一部分说陛下亲身是仁宗皇帝的儿子，行动以情为据，所以欧阳修另持异议，人们都把他看作邪说。然而仔细玩味欧阳修关于“为人后”的议论，他的说法也不可过分指责。他的意思是古人对于所生的亲人，降低服制但不断绝关系，引用礼制中“为人后者，降低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为期年，但不断绝父母的名称”作为证据，各位公卿都无法驳难他。赵瞻则说词穷了，直言书写不足以援引来判断大义。黄氏《日抄》也说“所生父母”这个称呼，大概是根据最初的情况来命名的，并不是有两个父母。在未为人后之时，以所生者为父母；既为人后之时，以所命者为父母。立言的人在既被命之后，追溯本生的称呼，自然应该沿袭旧称，以父母相称，未必是那个人一时之间称呼两个父母。他的说法很辩驳有力。

然而在《五礼通考》中，记载了方尚书观承的说法，他说：“濮议中的各位都是君子，只是所见各有偏颇，一时之间就像水火不相容。司马光专门重视承继统绪的意义，而没有说应该淡薄对待所生父母；欧阳修虽然依据礼经的文字，而没有说应该扰乱所承继的统绪。只是因为‘皇伯考’这个称呼没有依据，所以想要端正其名分罢了。”赵瞻说礼文词穷，直言书写不可援引来判断大义，然而既然说词穷，可知理屈；既然说是直言书写，哪里容得下曲意忌讳呢？我的意思是英宗是贤君，不同于明世宗的刚愎自用，如果斟酌得当，没有不允准实行的。可惜程子是大贤，他代彭思永上奏也想要改称“皇伯考”，最终导致王陶攻击韩琦，蒋之奇攻击欧阳修，而濮王也归于两无所称。从今看来，对于仁宗称考称子，就像父子相继一样平常，本来是定典，彼此原本没有别的议论。而对于濮王，则应当称“本生考濮国大王”，而不称“皇”；自称“降服子皇帝某”，而书写名字，这样既不蔑视所生父母，也不扰乱所承继的统绪，岂不是恩义两全，名实俱正，可以作为万世为人后者至公至正的常法吗？方尚书大概是协助侍郎编纂《通考》的人，侍郎极力主张司马光、彭思永的两份奏章，而认为欧阳修是错误的；方尚书则认为濮议中的人都是君子，只是各有所偏，于是斟酌折衷而提出这个说法，可以作为此事的断案了。

至于明代的世宗，虽然也是以旁支入承大统，但是凭借遗诏行事，与英宗亲为仁宗之子不同。又因为他属于武宗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所以遗诏说“皇考敬皇帝的亲弟弟与献王的长子某，伦序应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的文字，告于宗庙，请示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那么他的立位与英宗不同，而追崇兴献王的礼制，自然应当与濮王不同。于是当诏令议礼时，杨廷和检阅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交给尚书毛澄说：“这足以作为依据，应当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大妃，自称侄皇帝，名字另外确立，益王的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的祭祀，有异议的人，就是奸邪应当斩首。”这是只知道定陶议出于师丹，濮议出于司马光、程子，是两代大贤名儒，他们的说法不可违背，而不知道定陶王实际上是成帝在位时，就征立为太子，与仁宗抚养英宗为太子相同，而世宗与他们都不类似。所以张璁、桂萼等人，得以窥见帝旨，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说法来迎合他。

夫礼为大宗立后，是重视其统绪。重视其统绪不可断绝，于是为他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是因为统绪可以断绝，那么嗣续可以不断绝。这就是因为继统所以继嗣，继嗣正是为了继统。所以礼说为人后，说的是继嗣；说后大宗，说的是继统。统与嗣并非有两个。薛蕙撰写《为人后辨》，固然足以驳倒张璁等人的邪说。然而世宗是兴献王的儿子，出生在孝宗崩后两年，一旦被征为天子，于是就不以父亲为父亲，而以他人为父亲，这固然是礼制不得不如此，而对于所生父母竟然好像没有生过自己一样，那么在人情上也难以做到了。所以张璁、桂萼等人的说法，比冷褒还要巧妙，而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的争辩，实际上比司马光、范纯仁、吕诲等人更加迟钝，难怪他们像冰炭一样不相容。如果当时斟酌情理，像方尚书的说法那样稍微变通，称兴献王为“本生考兴国大王”，自称“降服子皇帝某”而书写名字，并允许他在奉先殿旁边设立一个别庙，以满足他瞻仰思慕的私情，这样就可以平息世宗刚愎的性格，而张璁、桂萼等人也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奸计了。至于后来改称孝宗为伯考，而兴献王甚至入庙称宗，把他的神位排在武宗之上。

译那么继承大统的君主，等同于开创基业。世宗实在是千古罪人。然而也是起初议论过于固执，有激化促成此事的因素。所以倒行逆施，虽然违背天下后世的公论，却也不顾惜。

译秦汉以前，父亲去世由儿子继承，兄长去世由弟弟继承，并没有所谓的私亲。到了汉代，第一次出现于宣帝，以武帝的曾孙继承昭帝，是作为祖父的后嗣，而不是作为父亲的后嗣，所以魏相上奏说悼园应当称皇考，并在园旁立庙。第二次出现于哀帝，以定陶共王作为成帝的后嗣，即位当年就追尊共王为共皇帝，在京师立庙，排列昭穆次序。第三次出现于平帝，以中山孝王的儿子作为哀帝的后嗣，对于本生父亲没有追尊。到了后汉光武帝以平民身份崛起，在父子辈分中中兴，对于成帝是兄弟，对于哀帝是叔父，对于平帝是祖父，都不能作为他们的后嗣。虽然祖述高祖，但对于皇考南顿君以上，设立四亲庙，也没有不可的。然而最终听从了张纯的建议，继承大统而不顾私亲。此后安帝以清河王的儿子作为后嗣，殇帝、质帝以勃海王的儿子作为后嗣，冲帝、桓帝以蠡吾侯的儿子作为后嗣，质帝、灵帝以解亭侯的儿子作为后嗣。桓帝虽然追尊父亲为皇，但不称帝，也不立庙。到了魏明帝，才特别下诏说：礼制规定，君王没有子嗣，选择支子来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念私亲呢？命令公卿有关部门，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诸侯入继大统，就应当明确为人后嗣的道理。敢有邪说阿谀，妄建不正的名号，称父亲为皇，请母亲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杀他们绝不赦免。所以此后高贵乡公、常道乡公被拥立，都没有对外尊奉，可以说是卓然有成。根据他们的言论，都是禁止称皇称后，而不禁止称考称妣。因为称皇对于大统来说是不合适的，不称父母就无法表达私情。英宗是宋朝的贤君，曾说：我从小就被养在宫中，怎么可以称濮王为考？然而皇太后的手诏已经允许他称亲了。即使刚愎如世宗也说：我起于亲藩，继承宗庙祭祀，怎么敢逾越礼制？然而本生父亲的陵墓，远在安陆，你们觉得安心吗？体味他们的言论，那么后嗣入庙称宗，也不是本意。只是生长在藩邸，一旦成为天子而忘记他们，实在不能淡然处之。所以私情比英宗更为真挚。所以我可以在此臆断，濮议只可以争论称皇，而不必争论称亲。欧阳修的说法，固然没有过错。兴献王只应当争论入庙称宗，而不应当争论称皇称考。即使张璁的话，也不是全然不对。因为父亲固然不可以有两个，而区分本生就没有嫌疑。皇固然不可以随意加封，而吝惜帝名就有隔阂。况且汉宣帝在悼园已经有皇考的称号了，何必一定要像《通考》所说，皇是美大的称呼，而不像后世那样称皇呢？宋朝的过失在于臣子过于执着礼制，不容许丝毫过情，所以此后濮园竟然没有任何称呼。像欧阳修所说的未曾生我的说法，就是拘泥而不能变通。明朝的过失在于君主一定要伸张私情，而臣子又用难以遵从的礼制来激怒他，所以此后兴献王竟然入庙称宗，比哀帝仅仅在京师立庙更为严重。这就是决裂以至于无所不至。所以我反复研读《通考》的文字，而采纳方敏恪公的说法，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判断濮议的标准，也可以以此推定兴献之议。因为明朝的事情与宋朝的事情略有不同，固然不可以执着古法来应对今事。后来阅览的人，或许会采纳这些言论。

又按：兴献之议，至今争论未休。毛西河、李穆堂、若膺等先生，都各持一说，不相上下。《明史》对杨廷和、蒋冕等人的传记评论，则直接说：各位公卿只看到先贤名儒的成说可以依据，不敢得罪天下后世，而不知道天性之亲是不可割舍的。对张璁等人的传记评论，则说：这些人只是借此谋求进身，而不是真正想要阐明礼制。两边都看到了，可以作为这件事的断案了。方尚书说濮议都是君子，那么兴献议中不都是君子就可知了。言语因人而重，难道不确实吗？自记。

《酌中志》的定论，足以破除千古的疑惑。篇幅虽然长，却没有闲字剩句。因为它的道理明白，言辞通达。《中庸》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用士的礼仪祭祀，用大夫的礼仪祭祀。可见古人的礼制，自有确定的权衡。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总未免有偏颇。用“偏”字来折服他们，他们的论断自然确切。李镕《经读》

宗祠规条序

管同

古代从天子、诸侯、大夫直到士官、师都有庙，只有庶人是在寝宫祭祀。从宋朝以后，士大夫中有家庙的就很少了。古代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依次递减到官师，只有一庙。后世虽然身为庶人，他们家堂中的木主往往积累十余世而不祧迁。春秋两季祭祀上及高祖、曾祖和远祖，而国家不加以严厉禁止。古今时代不同，礼制不容强行合一。然而我曾论述过，后世有家堂而少家庙，他们的家堂有的置于内室，人神混杂。况且古代宗庙的礼仪用来排列昭穆，排列事务用来辨别贤能，宴饮时按头发颜色排列长幼。自从家庙的礼仪废除后，五服之内的亲属有整年不相见的，尊祖的道义衰微，收族的情分于是丧失。这就是家运之所以衰败的原因，而有志之士，一定急切地以建立宗祠为要务。我们管氏自明朝世宗时敬所府君，从苏州东洞庭山迁到江宁，传了一世而分为两支，到现在将近二百年，两支分为数十支，现存的可排列为五世，也算繁盛了。私下

译我听说，自从乾隆年间以来，各位祖先和父辈就想要创建宗祠，但力量不足，未能实现。道光七年夏四月，族人聚会商议，认为这件事如果由一人独自承担就难以成功，如果众人分摊出资就容易筹集。我们宗族虽然贫穷，请各自量力而行，努力促成这件事。大家都说好。于是共同捐献白银，得到一定数额，在汉西门内购置了宅院，召集工匠，准备材料，粗略地修缮装饰，到第二年宗祠建成，祭祀有了场所。

从前周代的制度，卿大夫以下必定有圭田。士人有田就可以祭祀，没有田就只进献祭品。大概祭祀必须有田，然后祭品才能洁净，牺牲和器皿才能完备。现在我们宗族的力量，不足以购置祭田，鱼和豆类的进献不能完备礼仪，而且深深担忧无法妥善安排后续事宜。

虽然如此，我们宗族三百年没有宗祠，一经倡议就建成了，怎么知道现在没有田产的人，将来不会拥有连片的土地呢？在宗祠之外，购置义田来抚恤孤儿寡妇，设立义学来教育儿童，拿出剩余的钱财来供给贫困宗人的丧葬嫁娶，我们宗族的人都有这样的志向，怎么知道将来不会一一实现呢？

以尊敬祖先为心意，以凝聚族人念头，人人不私占自己的钱财，这是民众所希望的，上天难道会不顺应吗？至于就现在来说，那么开始采用家堂的规制，略微按照家庙的规模，以稍微明确尊敬祖先、凝聚族人的情谊，把它看作开端而不把它看作完成的事，是可以的。恭敬地与全族共同商议，斟酌制定规章，刻写在墙壁上，并叙述其缘由如下。

译郭氏族谱序

杨彝珍

从前苏洵在族谱序言中说：情感体现在亲人身上，亲疏体现在丧服制度上。没有丧服关系，亲情就尽了；亲情尽了，彼此看待就像路人一样。庆幸他们还没有沦落到像路人那样，让他们不至于忽然遗忘。这就是编写族谱的原因。意思大概是说，以一个人的身体，分化为兄弟，又分化为兄弟的儿子，再层层分化繁衍成无法计算的旁支亲属。其中富裕与贫寒不齐，形势往往导致迁徙散居，大多茫然不能详尽知晓世系次序，于是导致喜事不庆贺，忧患不慰问。而且不只是喜事不庆贺、忧患不慰问，有时因为微小的嫌隙积累而不能相容，甚至将刀刺入其腹中，而怨恨毒恨仍然无法化解。为什么天性竟残忍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服属关系繁多，那么势力日益疏离，情感日益淡薄，常常不能紧密融洽地相处，又用苟且之道各自谋求私利，所以残忍到这种极点。由此说来，想要维系离散乖异的情感，没有比编写族谱来记载世系更好的了，让他们每天拿来省视阅览。知道哪些是昭属，哪些是穆属，向上追溯，起初都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以一个人的身体，顺着脚趾到头顶，稍微有一点创伤，那么疼痛必定彻心，全身也都感到不适。如果想要引刀自残肢体，即使是像孟贲、夏育、成轲那样粗野强悍勇猛的人，也断然不忍心这样做。不仅不忍心这样做，如果突然遭遇水火盗贼的变故，以及凶猛毒虫的侵害临近面前，没有不急忙伸手遮挡保护的，使灾祸不波及身体。然而同样是身体，难道爱同体的不如爱自己的身体吗？所以说观看族谱而孝顺悌敬之心油然而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桃邑郭氏，长久以来是方正雅正的家族。其中的郭兰生孝廉，又是族中的望族。他向来感慨末代风俗宗法制度的弊病，曾经用辑睦宗族的意义勉励同宗之人。现在因为修成家谱，向我求序。我于是取苏洵的宗旨加以阐发，放在篇首，使郭氏的同宗之人阅览后，更加应当油然而生孝顺悌敬之心。

卷五十九 礼政六宗法下

提督出后异姓疏

曾国藩

再江南提督李朝斌，本姓王。在襁褓中时被李氏父母抚养教育，直到长大成人。多次遭遇艰难困苦，王氏本生父母与他隔绝，互不通问。李朝斌起初不知道自己是由王氏所生。今年三月间，有善化县人王正儒来到臣处，声称李朝斌是王正儒的儿子，自幼在李氏家养育，请求命令恢复姓氏归宗等语。臣当即询问李朝斌，究竟是否有原因。李朝斌茫然不解，就寄信回家，询问他的族叔李傅成等人，才据实详细告知了始末。原来李朝斌未出生以前，王氏本生父母已有三个儿子。世俗的看法，认为多子是累赘。王正儒与李朝斌的父亲相识，所以指腹为婚订定，出生后就让李氏带走。王氏父母，本来就已经把他抛弃了。事情隔了四十三年，忽然有呈请恢复姓氏的议论。李氏族人，说王氏的恩义已经断绝，寄信详细论述，极力陈述不应归宗的道理。他的话也很切中要害。臣再次核查此事，关系纲常名分大义，不可凭空臆断。查本朝谈论礼制的书籍，尚书秦蕙田所编纂的《五礼通考》，最为精当严谨。其中对于异姓为后之事，反复辩论，一以推究情理为主。所引用的金史张诗一事，张诗本是李氏的儿子，在张氏家养育，过了三十年才知道真相。起初议论归宗，最终因为张氏没有儿子，于是仍然保持旧状。秦蕙田称赞张诗为孝。现在王氏本生父母有三个儿子，而李氏抚养他的父母，则没有立后。正与张诗的事情相似。伏查定例，出嗣之子归宗，也以所继承的父母有无子嗣为判断标准。如果让李朝斌归宗，那么在王氏本生父母那里，不过是在三个儿子之外，又增加一个儿子。而在李氏抚养他的父母那里，竟然断绝祭祀。抚养他的人必定在九泉之下抱憾，做儿子的将难以安心度过一生。核对古礼，参酌今律，李朝斌应当在李氏另立一家，只祭祀抚养他的父母，而不祭祀其以上的祖宗。对于王氏则不通婚姻。一方面报答顾复的深恩，一方面区别族属的大义。对于王氏的父母，既然未尽教养之责，自然难以要求他以子道相待。该提督天性诚恳真挚，不忍心自绝。臣为他参酌定议，详细批示，广泛咨询同宗之人，情义既可以兼顾，众论也已经一致。只是因为提督是大员，异姓为后，必须奏明立案，以显示郑重，而垂范久远。因此敢详细陈述始末，上达天听。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兄弟异居议

王绅

近世同居，是盛德之事。然而非常之道，不可以常情来固守，所以圣人不推崇。古代制定百姓产业百亩，家庭以八口为比例，有弟弟作为余夫，强壮而有妻室，就另外授予田地，不曾禁止人们分居，而且教导人们分居。为什么呢？人以一个身体，分化为兄弟，又分化为兄弟的儿子，以至于无穷。形势由聚集而走向分散，数目由少而变多，不能最终不分离。君子谨慎对待分离的开始，给予他们职业，示以勤苦，使他们各自成就事业，而百姓竞相劝勉，这也是使人自立的方法。后世一二贤哲，惩戒兄弟争夺财产而私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