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百十四　工政二十各省水利

译豆类和粮食生长于土地，由人种植，取用不尽，生产不穷。然而，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寒冷时不能当衣物的，是银钱。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不置办衣物就会寒冷的，是布帛和粮食。假如银钱少而布帛粮食多，并不难将布帛换取粮食，粮食换取布帛，一切器具用品，都可以互通有无。如果银钱多而布帛粮食少，那么这方面的长处，就不能换取那方面的短处，即使坐拥巨额财富，也立刻有受冻挨饿的危险。况且布帛粮食充足，银钱也就显得有余，并非银钱突然变多，而是因为使用需求少，银钱自然显得有余。拿时下的事情来验证：道光三十年，南方省份米价涨到每石七千文，八口之家，每年吃米大约十五六石，合计制钱一百多千。假如家里藏有一百千钱，不足以买米，其他用途没有着落，日益显得不足。乾隆年间，南方省份米价不过每石一千二三百文，八口之家所藏的钱，仅有五十千，买米十多万文，还剩余三十多千，足够准备其他用途，反而觉得宽裕。这就是布帛粮食多，而银钱日益显得有余的情况。唯独想要百姓富裕且积蓄充足，就只有赶快兴修水利。我简要陈述如下：北五省自古以来是帝王建都的地方，百姓生活富足，没听说依赖东南地区的粮食供养。大概是因为那时河流湖泊通畅，沟渠便利，水旱灾害有防备，积蓄储备没有缺乏的缘故。自从沟渠废弃，河流湖泊被百姓占据耕种，起初认为开荒可以增加赋税，对官府有利，却不考察它们是河流还是湖泊，听任其阻塞，年复一年，所以旧河道全部丧失，蓄水排水没有地方。雨水少就无法引水灌溉，势必导致千里赤地；雨水多又没有河道排水，甚至变成一片汪洋，旱涝灾害完全听天由命，这就是凶年多的原因。还有无知的愚民，侵占大道，或者取土壅苗，将大道变成沟渠，往来大为不便，而土地也暗中受到损害。不知道河流和湖泊互为体用，河流主要流动，湖泊主要汇聚。河流从源头通达，湖泊从下游蓄积。有大河流来排水，田地就不会涝灾；有大湖泊来蓄水，旱灾就不会成灾。这就是古代建国者之所以先考察山林河流湖泊利益的原因。陕西、河南黄河之外，都有小河，并有渠堰可以蓄水排水。山东有汶、运、沂、濑等河来排水，也有众多泉水用于灌溉。山西有汾、沁、汭、洚等河来排水，也有大湖泊用来停蓄。如果依法兴修，都能成为肥沃的土地。即使是直隶大小七十多条河，除了东府几条河各自入海外，其余都汇聚于天津，通向大海。比如卫河就是南运河，白河就是北运河，永定河就是卢沟河。又有两个淀叫东淀、西淀，又有两个泊，叫宁晋泊（即北泊）、大陆泊（即南泊）。这些都是众水总会的地方。永顺流浊，所以也叫浑河。康熙三十七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因为浑河冲击半壁，靠近他的祖墓，上奏请求改道向东流入淀中。淀水清澈浑浊，泥沙停留导致河床淤积，冲决成为祸患。

译雍正三年，皇上命令引导浑河另辟一条河道入海，水患逐渐平息。到了道光三年发生大水灾，淹没数百里，又耗费白银数百万两进行修治，才使得水流得以疏通排泄。近来小河大多堵塞，水无法排泄；大河淤积变浅，水无法蓄积。伏秋季节河水暴涨，四处泛滥。治理黄河的官员们担心堤防冲决，便加高河堤。他们不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黄河之所以造成灾害，是因为河水含沙量大，河床日益变浅，越积越高，有的与平地齐平，有的甚至高于地面。如果不治理根本，只知道加高河堤，河堤虽然高了，但河床更浅，百姓的土地更低，这就是为什么冲决灾害频发的原因。

我（舆）认为，现在正值国库不充盈，经费不足，一时难以全面修治。请先选择那些紧要且不需耗费国库银两的措施，以取得实际效果，再慢慢谋划大局，以规划长远。所谓能取得实际效果的措施该如何做呢？我说，大河暂且不谈，凡是小河和田间的水流，都有来源和去向。观察水从哪里来，从哪里泄，哪里可以停蓄，哪里可以流入大河。在大道两旁，各开挖深沟，沟里的土用来培高大道，使水从那里来，从这里去，或者使其停蓄，或者使其流入大河。停蓄的地方挖深，入河的地方堵塞拦挡。干旱时引停蓄的水来灌溉，涝灾时排泄沟里的水来消灾。州县的小道，也各处开挖沟渠，使水到处流通，想蓄水由我，想泄水也由我。这就是古代的沟洫治理法。现在即使不能恢复其制度，效法其意旨获得其利益也是可以的。然而，蓄水的地方必须在水流来的上游，干旱时放水顺流而下，随处灌溉农田。如果蓄在最下游的地方，那么逆流而上就困难了，这也是不可不知的。况且西北地区地广土厚，水源也深，相比东南地区泥土坚实数倍。如果依法治理，除非遇到非常大的洪水，否则每年必定丰收。而且大道高了，行人往来也方便。两旁各有深沟，战马不能横行。十字路口各设更栅，官兵守卫，盗贼之风也会平息。一举而数善备，地方长官为什么长久不这样做呢？

我（舆）丁未年未到京城，路过河间，看到有像我所说的治理方法，私下希望以此感化兴起，能使直隶全省都变成肥沃的土地。戊申年遇见永定河道熊虚谷观察，才知道河间的治理，都是虚谷观察任守备时所规划的。等到他升任通永道后，继任者不理睬，又恢复原状。那么事情并非不可为，也并非没有人做。如果在上位者想要推行，不过一年大局就能安定。虽然熊观察所治理的尚未能完全符合法度，但如果选择一个懂水利、明地理的人来指挥，没有不完善的。

有人说，百姓不懂治水，将怎么办呢？我说，百姓不懂治水，没有不懂治地的。治地就是治水，因为地治好了，水也就治好了。有人说，百姓生性懒惰，又不了解大局，怎么能不花钱就让他们治理呢？我说，百姓不了解大局，但自己的田地他们是了解的。一旦遭遇旱涝，就颗粒无收，这已经历了好多年了。让他们整治以后，从此旱涝无忧。利益虽然是国家的利益，百姓也未尝没有好处。百姓不懂利国，难道有不利己的吗？农闲之时，早晚无事，偶尔在沟洫上劳作，就可以年年丰收。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一定会欣然乐从。由此旱涝无灾，土地都能生长作物，一年的产出，足以储备几年的余粮。几年后家家有积蓄，不依赖南方粮食也能自给自足了。

至于南方省份，财赋最兴盛的是江浙。所以我先说江浙。江浙最兴盛的地方，莫过于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赖以安定的，全在太湖。太湖就是《禹贡》中的震泽，职方中的甚区，共计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位于两省之中，跨越三州十县，是各郡蓄水泄洪的地方。吴淞江等处，是太湖入海的出口。所以苏、松、常如果没有杭、湖的水源，水容易干涸；常、嘉、湖如果没有苏、松的下游出口，水就会四溢。因此苏、松入海的河道，以及通湖州入太湖的河道，如果堵塞，水患就在苏、松、常，并波及嘉、湖。这就是东南几郡丰歉共同的原因。然而这是大概的水患论述，如果要治理，不花费岁月不能成功。为眼前考虑，请也先治理那些容易做且有实际效果的。

因为五郡都是稻田，田间的圩大小不等，有数十顷的，或数顷的，甚至有一二顷的。田外都是河道，十分之一是大道。大道向来有官塘，现在损坏的多，塘也逐渐低矮，并有断缺，行人往来，久已不便。田地则更受其害。在小河的，或是桑地，或是田埂，或是荡阡，地势高的占十之六七，低洼的占十之三四。高的可以挡水，但一处稍低，水就从低处进入。所以大水骤至，田地都沉陷。自道光三年后连年水患，二十九年尤其严重，是自古所未有的。百姓饿死的不可胜数。三十年夏秋之交，已经十年丰收，八月十三、十四两天，大雨如注，水势陡涨，将熟的庄稼，一半被水淹，年景反而大坏。我认为官塘选择那些有桑麻的地主来修，没有桑麻的，官府雇人修，费用从钱粮中扣除。如果官府捐资修，那就更好了。田埂荡阡低洼的

译圩中由公家派人修缮。有的地方加高二三尺，有的加高一二尺。河旁的低地，也一律加高。由地主主持其事，督管工程。所用的土，就从兜处或小河浅窄处取用。淤塞去除，水道就通畅了；土地加高，田地就稳固了。这真是一举两得啊。即使在水势暴涨的时候，乡民也昼夜用土培筑堤岸。但临时只能筑到人力量所及之处，筑不到人力量不及之处；而且只能顾及一方，不能顾及全局。哪里比得上在无事之时预先修筑，一一都能见效呢？外面的河岸可以种植柳树，柳根能稳固河岸，柳枝可作柴火。田间的阡陌，可以种植桑树。凡是种植桑树的，每年必须培土，一年土地可加高二三寸。田土坟墓与地面，日渐增高，水患就可以永远平息了。如果雨水过多，田中积水，就用排水车排出；如果雨水稀少，田中水浅，就用排水车引水灌溉。水旱无灾，每年都能大丰收了。如果是山地，担心旱灾而不担心涝灾，就要勘察地势，逐处选择低洼的地方，作为公共用地，开深以蓄水。水多时就排放以注入河流，雨少时就引水以灌溉农田。层层蓄水，处处拦阻，旱灾时就有灌溉的水源，自然没有禾苗枯槁的祸患，每年也能大丰收了。江浙的大县，如吴县漕米二万七千八百石，仓谷三万石；嘉兴县漕米六万五千八百二十石，仓谷一万三千三百三十石；乌程县漕米七万五千一百三十石，仓谷一万八千九百八十石。民间丰收时，每年一县，大约有一百余万石的产量。统计水旱及偏灾，十年中不过五年丰收。如果水利兴修，每年都能丰收了。十年之中，一县可多收五六百万石。以一府计算又是多少？以一省计算又是多少？况且西北的水利也兴修了，南方的漕粮不必北上，留作本省官兵的口粮之用，那么到处粮仓丰满，达到“菽粟如水火”那样的治理境界，竟然可以在今天重现了。有人说：“您这是大话欺人。如果能做到，从汉朝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可见不是没有人去做，而是不能实行罢了。”我回答说：“不能实行是因为没有人去做，而不是做了没有效果。您没听说子路治理百里的小国，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冉有治理数十里的小国，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我的话是欺人吗？难道子路、冉有的话也是欺人吗？如果这两人的话不欺人，百里、数十里的小地方尚且能取得成效，难道清朝幅员数万里，人口亿万，粮食不能使之充足，军队不能使之强大，百姓不能使之诚信吗？这种说法并非仅出自北门子，三代之后富庶的时代也不少。唐贞观元年，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四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其效果如何？怎么能说没有人去做呢？如果不信，这是不损害国家、不耗费钱财、不害官吏、不扰百姓的事。不妨先在一个地方试试。试之有效，就推广实行；试之无效，停止也没有损失。怎么试呢？派一位贤能的县令，亲自到乡间，仔细观察地势的高低，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为他选择乡里中能任事的绅士长者主持其事，不准胥吏插手其间。按照土地多少，公平派定人员。绅士富人不能亲自做的，雇人去做。”

译大凡民情往往难以共同谋划。开始时不能因为困难而中途停止。这是为了大局。即使是为了小民，如果有奸民设计阻挠，就应当立即惩办。爱民如子的人，不能不嫉恶如仇。子产治理郑国，所以《谁嗣》之歌开头就说“谁杀也”。冬季开工，容易治理的地方，几个月就能完工。遇到难以治理的，三年也必定会有成效。观察以后遇到水灾或旱灾是否有成效，就可以知道了。这是我早晚读书几十年，南北阅历几十年，仔细考察土地，广泛询问民意，确实知道大有裨益的，所以敢说出来。只希望仁人君子采纳。

卷一百十五 工政二十一 各省水利二

东省河道浅窄拟请展筑遥堤奏折

何如璋

关于东省河道浅窄，普遍修筑重堤，劳民伤财而无益，拟请展筑遥堤，以保护重要工程而缓解水患，恭敬地呈折请求圣上鉴察。私下认为，兴办大工程，动用大费用，民生利害，国家财政的盈亏都系于此。必须审慎开始以图最终成功，才能不浪费费用而事情办成。黄河自从改道利津以来，起初河道虽然狭窄，河槽尚深，所以畅通无阻。近来河身日益淤积，泛滥日益严重。朝廷念及灾区，思虑拯救百姓于险境，特派仓侍郎臣游百川前往勘察。随后游百川先后条陈办法，由部议准，疏浚河道，紧急修筑缕堤，并先拨四十万两，解往山东济用。然而此次游百川与山东抚臣陈士杰重新筹划河工事宜，竟然改议普遍修筑重堤，请求拨款二百余万。臣详细查考游百川等人的原奏，明知黄河流速湍急凶猛，实在不能容纳，因为畏惧兴筑遥堤，迁就而采取修补缕堤的策略。又深深顾虑缕堤不可依赖，于是改议普遍修筑重堤，以希望侥幸一日无事，而借此成就功绩。修补缕堤，需要四五十万，虽然无益而无大损。如果花费百余万国库资金，修筑千余里的重堤，那么如果不审度其始终，详细考察其利害，不可苟且从事。现在根据游百川等人多次陈述的情形，结合近日所闻所见，知道有五种必不可行的情况。臣请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水性湍急凶猛，容纳它则顺从，激怒它则逆反，疏通它则通行，束缚它则堵塞。黄河自北宋时南徙，超过数百年，加上运河的牵涉，淮湖的交汇，所以清口以下，非筑堤束水不能成功。然而到了道光年间，虽然每年花费巨万国库资金，最终归于无补。现在黄水东行，自济武以下，没有像运河淮湖那样难以措置的情况。无缘无故与水争地，逼迫而束缚它在数百里间，以激怒它，将导致重堤难以建成，不出一年二年必定溃决。放任它则前功尽弃，保护它则年年修防抢险，费用不堪承受。因此用有限的金银，填补无底的溪壑。这是第一种必不可行的。即使重堤能够建成，将来防不胜防，势必借助民力。近则摊派人夫，远则征收桩料，星夜催促火速，四境骚然。去年桃园的工程，稍微急切，百姓已经不堪。如果年年如此，百姓将依靠什么。这是爱惜沿河数十里的土地，而使数十州县受累无穷。这是第二种必不可行的。如果说筑堤束水，用混江龙等器具往来荡涤，可以去除淤沙，这又不对。黄水一石，挟带泥数斗，前刷后淤，有增无减。假使新淤可以去除，而冲刷于中的泥沙积于外，流滞海口，为患更深。这是第三种必不可行的。查考游百川等人原称自长清下抵利津，南北两岸，原有民堤十之三四。然而上年桃园决口，漫溢数县，而南北岭左家庄等处，仍相继溃决。近因黄汛盛涨，复漫溢历城等处堤工，而济阳利津等处，又万分危殆。凭借民堤断续，水能旁泄，且未值伏秋大汛之时，已经纷纷告急，抢护不及如此。如果一律普遍修筑重堤，则束缚得愈紧，激怒得愈猛，必定突然横溢，力量愈猛。沿河百姓，受患恐怕比今天更惨。这是第四种必不可行的。况且现在所筑的是下游，以形势推测，必定刚筑就刚溃，毫无疑问。即使说不惜劳费，尽力修筑，尽力防守，将来盛涨难消，下游既不通行，上游必将横溢。向南，济南仍受其害；向北，武定益加重其害。且恐怕在濮、阿、范之间溃决，横溢四出，破坏运河卫河，势不可收拾。这是第五种必不可行的。臣对于治水之事，并非所知。只是根据情形参酌，河既因填淤致病，就应当以开扩见功。纵然不能一劳永逸，务必通盘考虑容纳的方法，才能足以利于堤防而缓解巨患。拟请旨饬令下游游百川等在现行河道，仔细测量，且上游宽处，两岸相距多少，河底多少，值盛涨时水长多少，能否容纳，自必清楚。如果真有把握，才可次第兴工。否则仍须展宽河面，筹筑遥堤，使水有所容，安流顺轨，才不至于漫溢为灾。沿河居民，广为设法安顿，有执迷不悟者，以利害晓谕，则堤工可成，巨费不致虚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