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四盐课上

译唯独湖南永兴一县，煎熬粤盐，用以渗透淮盐辖区，长久以来成为广东省必争之地。至于应当食用淮盐的地区，也有距离淮盐产区较远、按例允许借食邻省盐的，比如宜昌府所属巴东等四个州县借食川盐，永州府所属道州等五个州县借食粤盐，锁筸等地苗疆借食川盐，这些都经过朝廷诏令明确规定。虽然定例不允许超过十斤以上，但一人可以买十斤，合计众人计算，就不知有多少了。

议论的人说，行销盐的定额，定自建国之初，近来人口日益繁多，怎么每年销售的盐斤反而不能达到原定数量呢？这话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查两淮盐法志记载，建国之初淮南每年行销纲盐只有九十六万六百八十四引，后来纲盐食用逐渐增加，到嘉庆七年，才符合现在的定额。这样看来，淮南现行的额引比起建国之初的原额，实际多了四十三万四千八百引有余。

又建国之初每引运盐二百斤，到雍正年间，定为每引三百四十四斤，此后屡次增加，到道光十一年，才以每引四百斤为定额。比起三百四十四斤为一引的情况，每七引多出一引。以此计算，湖广所销售的盐，比以前暗中增加了十余万引而人们没有察觉。

我私下认为，原来定的盐额，都以人口数为衡量标准。近数年来湖北湖南两省，上报户部的民数细册，大约共有五千万人有余。除去按例食用邻省盐的地方，至少也去掉十分之一，其中应当食用淮盐的，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以每人每天食用三钱计算，按例核算，每引四百斤的盐足够供应六十人终年的食用。即使将上报的民数与应当销售的定额互相比较，已经恐怕不足而没有盈余。

况且人口既然繁多，那么吃盐的人固然多，而卖盐的人尤其多。民间生计艰难，所以凡是有盐利可图的地方，贫民无不千方百计挑运，四处出售私盐。那些靠近四川、广东、潞州的地区，与两淮盐场，相距都很远，淮盐转运到岸，自一千多里到二三千里不等，而邻省盐一步即到。成本既轻，卖价自然便宜，想要让民间舍近求远、舍贱买贵，本来就是极难的事。

而且以盐税比较，邻省都轻，而淮纲独重。比如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火云阳等厂，仅纳六分八厘一毫，即使是最重的犍为厂，每包也只一钱三分四厘。如果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就该纳银一两三四钱，比川盐税加重十数倍。又查潞盐每一百二十引为一名，完纳正杂税银一百两，如果淮盐一百二十引，就该纳银四百八十两，也不止相差数倍。虽然粤盐的税则我不深知，但考察其总数，不到淮盐税的十分之二，其轻可知。

用重税的盐，与邻界轻税的盐争售，即使彼此都是官盐，也必定彼盈此缩，何况又加上无税的私贩，纷纷渗透，其势不能相敌，更不待言。

译况且不止这些，潞盐在陕西销售，有应当从湖北郧阳府经过的；川盐在贵州销售，有应当从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经过的。因为淮盐的引地边界，成为了邻省盐必经之路，虽然想要禁止其私自贩卖，势必不能做到。只是因为引地既然先前已经划定，如果不保卫好藩篱，那么侵扰将没有止境。因此嘉庆年间，朝廷内外的臣工，屡次有奏请，主张将郧阳改为食用潞盐，衡州、永州改为食用粤盐，辰州、沅州改为食用黔盐的，都经过驳斥训诫不准许。于是湖北省边境名义上属于淮盐界，但实际上不销售淮盐的地方，又减少了十分之一二，所依靠来营销的，只有腹地几个郡罢了。然而自从黄州到武昌、汉阳，凡是盐船经由停泊的地方，被夹带私盐所占有的，早已习以为常。又有商民各船从江浙来到湖北，常有船户水手带盐私自售卖。况且近来淮北票盐盛行，更从安徽的英山、霍山，与河南的光山、商城、罗山等县，灌入黄州、德安、汉阳各处。所以即使是腹地几个郡，也越发难以销售。还有一种棘手的情形，就是商人完纳课税购买盐，发给运费，都必须用银子，而市场上盐斤无非卖钱。从前银价贱的时候，以一千文作一两，按照奏案梁盐每包价银三钱计算，不过卖钱三百文。近因银贵钱贱，三钱库银，即合钱四百二三十文。纵使市上盐价较前有增加，但以钱折合银，实际上已经暗中减少。岸商水贩，都只图利益，岂肯亏本。那么招徕就越发困难。现在试将高低之盐一律计算，每引只算银十四两，湖广每年食盐按定额，即须银一千余万两，以钱计算，则须一千五六百万千文，其繁重超过各省。所以运盐纳课，虽然在两淮，但输纳营运的资金，大都出自两湖。这是臣早晚筹思，而兢兢业业惟恐贻误的原因。臣自从上年三月到任，因为正月、二月售盐稀少，极力筹谋设法疏通销售，凡所陈奏，督率属吏缉获各路私盐，以及严禁铜铅船买带川私，与襄阳等处，撤退邻境三十里内盐店，并衡州、永州一带，责成道员督缉各事宜，幸而都仰蒙训示，并谕令四川、河南各督抚一体稽查，使臣得以严饬各属，加倍遵行，认真堵截拿获。如宜昌一带是川私聚集的渊薮，则委派候补道刘肇绅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程家颋查拿，究出弁兵纵容私盐分肥的情弊，从严惩创。又襄阳府属久被潞私侵占，绝无水贩运盐，臣亲自到那里，相度机宜，责成安襄郧道杨以增改立章程，并将施南府金石声，奏蒙恩准，调任襄阳，该道、府一同出力筹办，潞枭渐渐收敛，水贩即源源运行。又衡州一带，也久不销引，自从臣亲自到那里，饬拿私盐多起，并将卡座奏改为游巡，责令衡永道张晋熙，会同湖南盐道李裕堂督办，近日粤私稍少，惟距离武昌甚远，尚须随时察看。又黄州武穴一带，为盐船入楚停泊要口，船户水手，与岸上奸贩串通卖私，日甚一日，臣派委试用知府但明伦驻扎该处，凡有盐船入境，亲自催促，并将水痕风色，察验报明，如有水迹不符，及无故逗留，立即究办，听说船户奸贩都畏惧其严厉，凡此远近印委各员分饬筹办，仍责令湖北盐道于克襄督同汉岸总卡的委员，武昌府同知陈天泽，综管其事。此外各府州县，都有缉私疏引的责任，虽然楚省向例准许其融计销数，但臣惟恐各属互相观望，会同抚臣周之琦，饬令盐道于克襄，按月按季，核计各州县销数，分别功过，先将短销的黄安县知县刘坤琳撤任查办，于是州县才开始知道儆惧，竞相思谋设法督销。又经该道于克襄捐资，密遣亲丁，分路缉私，尤多起获。所以统计上年两省，所获私盐竟至一百余万斤之多，而且获一斤之盐，即提一斤之课，不特有裨库项，并向来捏报邀功、朦混搪塞诸弊端，都无处施展。这都是仰赖圣主洞烛无遗，准许臣获私提课的奏请，才得以钦遵督办，感懔尤深。

臣又思盐务事宜，仍须恩威并用，若一味严缉，恐怕窒碍也很多。所以又剀切示谕绅民，晓以利害大义，以为每人每日食盐仅止三钱，所费不过一文，即使官盐不如私盐之贱，而按日分计，所争也仅毫厘。民间日用饮食，何处不可以节省，而独于必不能已的食盐，计较毫厘贵贱，公然犯法食私，在绅衿应革功名，在平民应受满杖，明于利害者，当不至于如此愚蠢。况且湖广钱漕最轻，比之江苏仅及数分之一，圣恩高厚，赋额永不加增，若于盐课正供，尚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安在。除既往姑宽免

译考察外县，此后责令绅士、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相禁止食用私盐，违者共同送交官府究办。小民看到此告示，大多听从。对于挑卖私盐的穷苦百姓，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登记成为肩挑贩运者，由各地官盐子店发给凭证，挑往四乡售卖，卖完后缴纳盐价。这样肩挑贩运者各有谋生之路，或许能化恶为善，而偏僻村庄都有官盐挑到，不得借口食用私盐，这对销售盐引似乎有益。查向来民间匪类，大半出自盐枭。即使襄阳的捻匪红胡，为害最甚，总因逼近河南，以越境贩卖潞州私盐为业，遂至无恶不作。如今自整顿盐务之后，襄阳绝无抢劫案件，并将邻省民犯抓获多名。这是所办理的是盐务，而其成效却不止于盐务。

又各处水贩在汉口岸买盐，向来给水程一纸，运到后须由地方官汇总缴纳。臣担心胥吏借机勒索，致使水贩裹足不前，因此变通办理，以便节省额外费用，以示招徕。因事属细微，不敢琐碎上奏。乃准两江总督陶澍移文告知，钦奉皇上谕旨：林则徐曾署理两江总督，对于盐务转运交接之处，熟悉情形。现经酌定道里远近，限期由水贩交付盐行，送局赍道，不准由州县催缴，可免需索留难，办理甚为合宜等因。臣跪诵之余，更当钦遵妥办。水贩因此稍沾微利，颇见踊跃买盐。惟此县之水程，转运别县售卖者，恐致漫无稽考，仍应令其送县呈查。此又是随后续立的章程，与前议两不相悖。

又宜昌府属例食川盐的鹤山、长乐二州县，历来由两淮委员驻扎万户沱地方，代川办运，原为保护淮界起见。而两淮盐政，相距甚遥，倘有借官行私，无凭稽察。经臣咨商两江督臣陶澍，改为由楚省委员驻办，以便约束，并只许就近购运。四川巫山县的大厂盐，已足以敷民食，不准远赴数千里之外的犍为县装运花盐，以致下侵荆州等处。接准陶澍咨覆，意见亦极相同。

又从前楚省历因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引不销，陆续奏明官运商盐，前往减价售卖，以敌邻私。此意未尝不善，而于利弊未能洞澈，不免似是而非，是以历办并无成效。盖淮盐成本重大，即减之又减，总不能贱于无课之私盐。若不认真缉私，而欲以官盐冲其，是商本徒亏，而邻私仍不能敌。且商人本为牟利，必抑价以亏其本，则商运愈不前，而私盐愈充斥矣。又访有一种奸贩，转买减价之贱盐，以灌旺售之引地，是为藉寇资盗，无异剜肉补疮。臣将此三处之盐，一不令抑价，以杜流弊。现在襄阳水贩，运盐已多，宜昌亦已通贩，衡州则官盐业经运往，水贩尚未前来。祇须随时察看情形，如水贩销路大畅，则官运固可无需。即有必须官为倡导之处，亦照时价发售，务令盐色纯净，秤足味佳，不宜抑勒减价，以致亏本滋弊。其扬商向因减价赔垫，立有三盐名目，按引捐贴，兹由臣咨明两淮，严行裁汰，不在借口赔累，致碍鹾政。现闻扬商输课，倍形踊跃，而楚岸售得价银，臣复不时催解赴扬，不任花销糜费，本所报销数，有一引即解一引之银，务使针孔相符，胥归实在，不准如前之漫无凭证。

要之销盐之畅滞，上之视乎天时，下之视乎地利，而人力总不可不尽。臣窃恐无可操之券，而断不敢有未尽之心。惟赖圣慈福庇，长使年岁丰登，堤防巩固，则民力宽裕，而肥腯之奉旨蓄之供，售盐自当更旺。此时所属各员，虽有筹办出力之处，臣均不敢遽行保奏，致启易视之心，务令一力奉行，始终无怠，庶几畅益加畅。至私盐现获固多，然有私总不如无私之为妙。果使将来销引愈多，而获私转少，更足以见化莠为良之实效。臣惟祷祀以求，不敢稍有懈忽，以期仰副圣主委任，责成于万一。谨将办理情形，缕晰缮揭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疏通盐引疏

贺熙龄

奏为恭敬陈述淮南纲引积压过重、淮北票盐验资不当，恳请迅速筹划疏通，以防耽误税课，仰祈圣鉴之事。

私下认为，两淮盐务，自道光十年冬天，皇上洞察情形，知道旧法已穷应当变革，钦差大臣前往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筹划商议革除旧弊，更改制定新章。从此以来，浮滥费用裁减而成本较轻，库藏严格而收支不混乱，计算共九年，奏销八纲，并且摊带乙未、己庚等纲的残引共十万，与从前十年仅行六纲，且多预收空本的情况相比，已有区别。

只是两淮奏销正项，因为先纳税后运盐，与其他省先运盐后纳税的情形完全不同，所以虽然奏销八纲，实际上并非已销去八纲的盐。因为运司每逢奏销期限，就派商人赶着缴纳，虽然有存留口岸未销的盐、存留库中未销的引，但新纲期限紧迫，不得不按数分派各商，如期完纳。商人成本只有这么多，口岸多积压一引的盐，就占用搁置一引的本钱。

近来听说淮南奏销，虽然已过八纲，竟然有积压两纲未销的引，如江西、湖广、安徽纲食各岸，截至去年冬天止，已运到但未销的盐共一百六十余万引，约计一纲有余，以到岸成本每引十两有余计算，即占用搁置成本一千数百万两。

又运库中已纳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纲未运的引，又一纲有余，也占用搁置商本二百余万两，总计占用搁置商本二千万两，而现在扬州各商实际资本不过五六百万，其余都是出利借贷，每纲岸盐，非两年不得销售回本纳税，而在这两年内，又添出两纲派纳的数额，这是淮南转运不灵的实际情况。

况且淮南纲食引盐额，完纳正杂带课银五百余万两，近年奏销，则只完纳正项，其余杂缓纳的银，需等候运岸销售，才开始补纳，每一纲的税课，非数纲不能全部清完，所以目前虽然奏销八纲，实际上未能征足八纲的全课，以致各省应解的款项，不时奏催，无法应付，如果只以正项奏销为事，杂项从何足额，这又是淮南征解各款新旧积压的实际情况。

臣访求所以积压两纲的缘故，也并非由于办理不善，只是因为道光十年更改新章之初，前任督臣陶澍任事过于锐进，代销辛卯以前滞销盐残引一百三十余万引，又代征还未销印本积欠参价、铳引残课三百数十万两，都是以后任代偿前任的积欠，共占一纲引额，加上江汉水灾滞销，又积压一纲，因此积压两纲，至今总无疏通的策略。

臣想盐务，不过在于在场轻本、在岸速销两端，现在淮南裁减浮费以来，每引正杂钱粮四两，实在难以再议轻减，而汉岸销盐只有这么多，即使湖广缉私认真整顿，也只能销足本纲正额，若想靠溢销，加倍提行两纲，恐怕必无此事。

那么淮南当年积压这两纲未销的盐，空占商人的运本，如何销纳？况且引越积压则越多，课越占用则越短缺，倘若一两年内，竟有困顿不能输纳的商人，又导致倒闭歇业的，那时奏销，又将如何办理？正项尚且不能支撑，杂项又将如何征解？

臣详细访察，都是因为淮南目前的祸患，在于中间梗阻，如果不迅速筹划全局及早疏通，就怕有难以措办的势头。只是盐务繁重，非他人所能代谋，应请皇上命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彻底确查，通盘筹划，务必事先图谋，将以前积压两纲引目，如何设法疏通之处，据实上报，不要只是弥补眼前，直到奏销不能进行，才作为临渴掘井的计策。

再者淮北票盐，近年因为贩多盐少，创设验资折扣之法，而验资银数历年递增，听说本年竟多至一千余万两，其实票盐应收钱粮场价不过百万，其余九百余万，一经核定，折领的票，仍须发还各票贩收回，徒然压搁，本无所用，而每当淮北验资之时，正是淮南奏销之日，一时汇集银千百万两，都赴淮北验资而去，遂致扬州银短缺价高昂，虽重利无可借贷，是验资之法，对淮北毫无益处，而恰好掣肘淮南奏销，应如何量为变通，或官运到坝发贩，或签商认引认岸，或归场定额售卖，于此数策中酌行其一，即可无需验资，以累奏销，及将淮南无着悬引，如何酌归淮北之处，应请一并饬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详细筹划妥议，以期有利无弊。

臣因访闻淮南盐务新旧积压，不能转运，一两年内，恐怕误奏销，而淮北票盐验资，十倍有累，正课不得不预先筹划疏通之策，为此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盐不设官议

李祖陶

盐为天地自然

译盐的利润。在海边晒盐、在盐池吸盐、在井中汲盐，都可以制成盐。这是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国家专营盐业以获取军国所需的费用，确实足以弥补田赋收入的不足。所以自汉代以来，善于理财的人，不一定非要增加田亩的赋税，像唐代那样的间架陌钱，宋代那样的青苗法、市易法。大都是从盐业中获取足够的收入罢了。然而如果到处设置官吏来严密控制，那么利益既不能归于国家，也不能惠及百姓，反而全被官吏和胥吏中饱私囊。所以我主张将盐直接卖给商人。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实行盐业专营法，充作军国之用。当时从许、汝、郑、邓以西的地区，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部门主管；汴、滑、唐、蔡以东的地区，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太多就会扰乱州县，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生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江岭地区，将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供应导致盐价昂贵，就降低价格出售。这样国家获得了利益，百姓也不缺乏食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后来竟达到六百万。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松江李雯的论述，说盐产于盐场，就像谷物生长在地里一样，应该确定固定的税额，征收一次税后，不再过问盐的去向，这样国家和百姓都能获利。这大概是因为如果天下都是私盐，也就等于天下都是官盐了。他说这话确实切实可行。如今盐利不能兴盛，正是因为盐吏不能罢免的缘故。而且他说行盐的地区有远近不同，距离官盐远而距离私盐近的，百姓不得不购买私盐。既然购买私盐，那么贩卖私盐的人必然增多，盗贼盛行而刑狱案件也就增多了。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和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销盐的地区，而民间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过来，那种盐颜色青黑，比官盐更好。等到我游历太原，所吃的都是番盐，坚硬精致质量好。这是地理条件的便利，不是国家法律所能禁止的。明明知道不能禁止，却设立捕捉私盐的条例，以查获私盐的数量作为考核，每季度若干，定为固定的额度，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他的言论如此，也可以说是深刻而显明了。从此以后，贤能的士大夫以此名义上疏的，数不胜数，但总不能实行。到了道光初年，陶文毅公总制两江并兼任盐政，才开始根据海阳李侍郎赞元的说法，奏请实行票盐法。然而只在淮北实行，而不行于淮南。江南依靠盐利的人众多，把持和阻挠的人也很多。然而私盐越多，官盐越滞销，税款不足额，官吏疲惫而商人也疲惫，以至于湖北塘角发生火灾，汉岸的盐船几乎被毁尽。天灾在上，民怨在下，即使想不改变盐法也不可能了。于是两江总督陆公建瀛，恭敬地陈述淮南盐务，说救济灾荒必须先振兴利源，振兴利源必须先消除弊端，谨慎地斟酌拟定章程，恭敬地折奏上报。大意是说淮南盐务的疲弊败坏，实在是由于口岸销路不畅。销路不畅的原因，在于官盐价格高于私盐，官盐成本重于私盐。而成本过重的原因，又在于银价日益昂贵，浮费日益增加。如今的计策，想要畅通销路必须先抵制私盐，想要抵制私盐必须先降低价格，想要降低价格必须先减轻成本，想要减轻成本必须先裁减浮费，摊减税目。那么我认为如今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利益不归国家，也不归百姓，而归于中饱私囊之人。淮南引地首尾涉及四个省份，依靠盐业生活的人，官吏方面有文武印委等官员，吏役方面有大小衙门的书吏差役，以及商人的伙计、仆役、船只，不可胜数。一旦商议整顿，他们必然起来阻挠，造谣结党，恐吓欺诈，一定要使良法中止才肯罢休。臣蒙受恩德深重，不敢将国库正税、商民脂膏，作为避免诽谤、养奸护蠹的计策。谨慎地将淮南全局通盘筹划，以充裕税款的办法，作为救济灾荒的方法，斟酌议定章程十条等等。户部议复有的批准有的驳斥，命令再次奏报，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一时间盐价大跌，一包的钱几乎可以买到两包的盐，四方百姓欢腾，拍手称颂圣天子的恩泽以及陆制台的德意，遍及东南数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唉，可以说痛快了。但是按照他的章程，仍然处处夹杂官吏，与《日知录》所说的“不问其所之”不同。又大致模仿票盐法，而不叫票盐法。大意是说票盐分散不可稽核，这样操纵在手，可以自如。然而前人有言，凡是确立一种法律，必须等待特定的人才能实行的，不是好法律。必须人人都能实行，然后才可以称为好法律。如今法律如果陆君长期在两江还能坚持不变，否则官吏乘虚而入，陋规裁减的可以恢复，减少的可以增加，就像漕运原本有余米月粮，可供一切费用，乾隆年间就奏增钱数十文，现在却暗增至数百文了。而且浮收勒折，习以为常，朝廷虽然明知，也不以为怪。天下的事情，大抵如此，可叹啊。

译奏为采买淮盐以救济百姓食用，在淮、楚两岸缴纳盐税以救济军饷，这实在是平定贼寇的要务，恭敬地陈述我的浅见，恳请皇上果断施行。

自从逆贼窜入湖广，骚扰江西、安徽并攻陷金陵，长江阻塞，淮南的盐引一片也未能抵达楚地，至今已有三年了。湖南省内，按规定食用淮盐的州县占十分之七八。从前太平无事时，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油、竹木、纸铁及各类土产，运往汉口销售，换取盐后返回，分销到各岸。计算淮南盐的销售数量，只有湖南最多。每年除了正额盐引之外，还额外销售湖北的盐引十余万引。评论者常说淮南的盐引主要销往西岸和汉岸，但实际上湖南从汉岸分销的盐，几乎抵得上淮南盐运的一半。这是因为江西有广东盐、浙江盐、福建盐的渗透，湖北有四川盐、潞盐、淮北盐的渗透，而湖南距离产盐各省稍远，且四川、广东的私盐又有三峡、五岭的险阻作为屏障，渗透较为困难，所以淮盐在湖南的销售比江西、湖北两省更为畅通。

自从江淮道路阻塞，淮南的盐引一片也到不了，两广多事，广东盐也不时断绝，导致盐价日益昂贵，百姓深受困苦。湖南是产米之乡，近年稍显丰收，米价低廉如泥，加之武汉接连失陷，粮食没有出路可以销售，农民卖出一石谷子，买不到十斤盐，终年辛勤劳作，想免除吃淡饭的苦楚而不可得。这样使得农民困苦；商贩贸易受阻，生计萧条，以前的商人如今变成了穷民，以前的小贩如今变成了乞丐。这样使得商人困苦；士兵出征，盐和银两同样重要，既然不能随身携带盐，势必随地购买，近来集市荒凉，购买困难，南方人几天尝不到盐味，就会筋力疲乏，甚至患上水肿等疾病。这样使得士兵也困苦。这就是祸患对湖南的影响。

淮南各盐场以煮海为业，除了盐丁之外，依靠此业谋生的穷民何止数十万人？连年盐引无法通行，各盐场盐堆积如山，一斤盐仅换一文钱，还苦于无处销售，生计日益困窘，坐以待毙。上年两江总督怡良曾经据实上奏，急切请求抚恤盐丁，其困窘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祸患对江南的影响。

国家两淮盐税，正税杂税每年共计银六百余万两，是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三年来，军饷支出增加数千万，盐税损失二千万，战事正急，饷源早已枯竭，用兵各省都怀有隐忧。武有七德，丰财居其一，财富不能丰裕，且日日担忧军队因饥饿而溃散，统兵的大臣因缺乏军饷而号令难行，持戈的士兵因缺乏军饷而士气易衰，应当裁减的士兵因欠饷而不能裁减，应当办理的事机因欠饷而不能办理，钱粮漕折追逼急切而民力难以支撑，捐输厘金搜刮频繁而民脂民膏已竭，日复一日，不堪设想。这就是祸患对国家的影响。

况且自古盐政的利益，不归官府就归百姓，归官府则利权统一而国用宽裕，归百姓则豪强横行而民生困迫，这是事势必然。如今淮盐的利益，不归官府，不归百姓，反而暗中归于贼寇。凭什么证明呢？淮南盐引无法通行，转运之路已断，而民间食用的盐也有产自淮南的，说不是奸民与贼寇交易，这盐从何而来？传闻各处还有贩运谷米、硝磺，暗中越过下游荒僻的洲渚，搬堤转坝，与贼寇换盐获利的事情。奸民冒死逐利，本为法律难以防范，小民正担忧买盐艰难，岂有空闲去追问盐的来源？官军明显失去了淮盐的利益，而军饷无从筹措，逆贼暗中占据淮盐的利益，而祸患因此更加猛烈。由此说来，采买淮盐之举，不仅是为了筹措军饷，在所必须先做，即使是为了剿灭贼寇，也刻不容缓，这是显而易见的。

历代筹划边防、充裕军饷的策略，多出于盐政，确实因为盐利与地丁、漕米一样，都是取自于民，而小民只知道买盐，不知道纳税，相比地丁、漕米，更没有追逼征比的烦扰。只要成本轻减，足以抵制私盐，小民全部食用官盐，即等于小民全部缴纳国税，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为朝廷收取自然之利，并为民间消除无穷之患，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明代开中法以及王守仁榷盐济饷的策略，之所以是识时务的要着，行之有效，正是如此。兵部侍郎衔臣曾国藩曾考虑到这一点，而有借拨浙盐的请求，已蒙皇上批准。只是所请三万引数量太少，救济江西百姓食用尚且不足，更怎能波及湖南？曾国藩并非不知道浙盐三万引无济于江楚两岸的需求，也并非不知道淮盐比浙盐成本更轻、销售更畅，只是因为淮盐运销楚岸，必须借道浙江河道，浙江的官商正暗中侵蚀淮南盐引地盘，企图垄断浙盐，必将借口淮盐进入浙江，渗透浙江盐引地盘，危言耸听，其势终究阻碍难行，不如直接借调浙盐，稍资军需接济。臣愚以为，浙江所产的盐，断不足以供应江楚百姓食用，而对军饷的裨益不多，不如采买淮盐，对百姓食用有不竭之源，而对剿贼机宜及各省军饷尤其有裨益。

译况且湖南本是按规定食用淮盐的地区，淮盐也是销往湖南的盐引，浙盐尚且可以借用，淮盐难道反而不能通行吗？应当请求皇帝下旨给两江总督，转令运使郭沛霖、监掣同知许敦诗、运判冯国柱、盐大使万启斌、陈本镇等人，设法倡导并劝谕各盐场有盐的商人，先运送十万引淮盐赶赴湖南，使全省官兵百姓得以免除缺盐之苦。其应缴纳的盐税，一半由两淮盐政投纳，一半归湖南投纳，以充作军饷。在户部方面，用失去税课的盐抵充军饷，无需愁眉苦脸地筹款；在江楚地区，将滞销的盐引变为银两，不至于束手待毙。这不仅对江楚的官兵百姓和商贾都有益处，而且对几省的军务大有转机。至于淮盐经由浙河转运湖南，经过江西，也是淮盐的引地，原本不必担心其侵扰；只是从江苏进入浙江，必经浙河，那是浙盐的引地，但路程仅三百余里，只要责成领运的商人、督运的官员，限定行程期限，也不难杜绝其侵扰。况且楚岸的盐价比浙岸高一倍，商人唯利是图，怎肯将销往楚岸的高价盐在浙岸贱卖？以人情事理推测，似乎不必过分担忧。如果试行有效，湖南所收盐税逐渐有了定数，那么东征的水陆两军也就有了可指望的军饷。臣断不敢稍有门户之见，置大局于不顾。当此时局艰难万状之时，公家的利益，岂能知道却不去做？如果身任封疆大吏，却只顾及一隅的私利，导致所救济的少，而所耽误的大，这与盐商各自维护引岸的见识有何不同？并恳请皇帝谕令浙江巡抚及盐务各位大臣，不要被奸商的私下议论所胁迫，那么东南大局就幸运了。臣的一孔之见，谨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咸丰五年九月十五日拜发，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译奏为遵旨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整理、恢复票盐旧制，恭折呈请圣鉴事。

臣奉议政王及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户部奏称，淮北票盐提充军饷，请分别截留，以保正课一折。也因苗逆伏诛，皖徐一带平静，淮北销路渐通，亟应将饷盐分别截留，以挽回颓败的纲纪而充裕正课。着曾国藩严饬盐运司忠廉，设法遵照办理。户部折并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

伏查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用意美好，方法良善，商民称便。果能遵循旧章，行之百年也不会败坏。无如军兴以后，运道的通塞没有常准，销数的畅滞没有定数，盐既不能按额定运售，课税就不能按纲造报，拖延套搭，已觉年不如年。然而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然日渐困竭，但尚能勉力从公；池商虽然难免偷漏，但未敢任意售私。迨至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此途，商贩遂闻而却步。李世忠部下赴埧领盐，尤其桀骜不驯，一不遂欲，百般恐吓，甚至因栈盐不足，下场自捆。一营开端，各营效尤，护私夹私之弊，遂至不可穷诘。

现在李世忠业经开缺回籍，其部下兵勇，亦皆遣散。当此淮甸澄清，自宜恪遵圣谕，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臣旁咨博访，参考成法，核议新章，约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请为我皇上陈之。

漕臣以清淮防费支绌，先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诸多未便，由海分司详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课银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必须停止者一也。

徐州系山东引地，前因捻氛梗阻，东引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借运北盐，划收东课，原系暂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流弊滋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刻下东引，业已通行，徐民无虞淡食，不能再讦借运之虚名，贻侵销之实患。此必须停止者二也。

北盐向有净盐毛盐之分，已改捆者为净盐，未改捆者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勾串营弁，朋贩毛盐，结队横行，连樯闯越。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必须停止者三也。

夫搉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饷盐停，则强封害贩之弊除；捐盐停，则科敛病商之弊除；借运朋贩之盐停，则引界混淆、营私充斥之弊无不除。臣所谓整理之四端，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

淮北纲引，前系奏至戊午纲为止，今于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以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之数，应循照近年奏案，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引。每引例收报部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此外如团练坝工缉费号项等，名目太繁，一概删除，以纾贩力。此现筹整理者一也。

近来军饷皆赖盐厘接济，势不能概行裁撤，而长淮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须完厘钱二千余文，为数过重，自应大加核减。今拟仿淮南总收分解办法，归并两处，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运赴上游，再于正阳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抽，统由臣选派委员驻卡经理。盖非减厘，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

淮北解饷原案，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营分四成，安徽抚营分二成。今临滁两营，业已分别裁并，自可将该两营旧有之饷，改拨金陵一军，稍解燃眉之急。惟漕臣停止捐盐，亦应量予拨济，以资贴补。嗣后所收课厘，臣已咨明吴棠、乔松年，应仍以十成分派，臣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营派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例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

北盐每引例定正盐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连卤耗重一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省运及按包抽厘之费。

译更换盐包之后，盐票与实物不符，弊端丛生。臣已严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并在按规定发给大票之外，仿照淮南地区的做法，将每船装载的盐包数量，填写舱口清单发给，以便使盐与票相符，杜绝就重避轻、以多报少的现象。这是目前筹划整理的第四项措施。

以上各条，是依据户部原奏及御史刘毓楠的条陈，悉心参酌，力求挽回近年来的弊政，全面恢复过去的成规。又担心积弊已深，一旦改为征收现银课税，各盐贩不会踊跃响应，因此又商议辅以官运，按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

淮北地区近年来纲法紊乱，开纲既无定期，奏销也无定限。目前新章既定，臣严饬运司督同海州分司，广为招徕，源源认运，仍限定一年内造报奏销，以符合定制。

但是，例销北盐的口岸，在多次遭受苗民、捻军蹂躏之后，不但烟户凋零、人口稀少，而且在未经开纲以前，存积的饷盐、捐盐、贩盐数量不少。旧盐积压过多，新盐销售难以迅速，这是必然的趋势。

又安徽的颍州、六安、庐州、凤阳，河南的信阳、罗山、光山、固始，逼近捻军势力范围，军情变幻，时刻令人担忧。课税能否如数收足，奏销能否依限造报，不敢说有把握。

五河、正阳关所收的盐厘，将来自然应当随同正课一并报部，以加重款项。只是因为军饷需要紧要，此时所收盐课，只能支应军需，未能先运京饷，内心耿耿，愧疚良深。

臣惟有督饬署运司忠廉竭尽忠诚，实力经营，以仰副皇上整饬盐务纲纪的至意。所有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整理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户部饬查历年各营抵充军饷的数目，已饬运司逐细确查，造册详送。容俟清册送到，另行咨报户部合并声明。谨奏。

译两淮盐价难以议定增加折

沈葆桢

奏报两淮盐价难以议定增加，恭敬地呈递折子覆陈，仰求圣上明鉴的事。

先前办理西征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酌情增加盐价一案。两次接到部里的咨文，命令各督抚专案奏报覆陈等因。先前经过署理督臣刘坤一，发札命令运司及各盐道体察筹议。因为未能全部覆报齐备，所以没有覆奏。现在经臣催促，据各司道先后详细覆报前来。

查考袁保恒加价的主张，意在充实军饷供养军队。西陲用度之繁多，等待军饷之紧急，没有比今天更甚的了。臣职司盐务，如果对度支（国家财政）有所裨益，怎敢不竭尽心力，希望贡献微薄之力。只是淮盐事务的大纲，首要重视疏通销售；而疏通销售没有比便利百姓更紧迫的；便利百姓没有比降低本钱更紧迫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两淮地域广阔，但只是产盐的地区，而不是销盐的地方。其引界，淮南则重在江楚，淮北则重在皖豫。贩卖私盐的禁令固然严厉，但跨省则呼应不够灵便。地域广阔则耳目难以顾及。兵燹之后，各引地长久被邻省盐占据销售，至今未能迅速恢复。缉查无票的私盐尚且不易，缉查有票的私盐尤其困难。

淮南近年造报盐厘，日渐减少。淮北部限以八个月为一纲，从未依限销足，至快也须十个月，才能办完一纲。又因为统计纲分还短缺四纲，所以纵然能稍稍提前提取，也随即按新纲办理，并没有用四个月带销积引的说法。邻省盐路近而价贱，淮盐路远而价贵。避贵趋贱，是人情的常理。如果在邻界毗连之处，抬高淮盐价格，而想要铺户水贩舍贱就贵，即使法令也有穷尽之时。这是加价有碍疏通销售的实情。

盐是民间日用所必需的，减少一分售价，就纾解一分民力。从前盐法，只征收盐课，不征收盐厘。军兴以来，各省借盐厘来济助军饷，开始是分别抽收，后来归并统解。淮南虽然屡次奏请减收，而湖南、湖北、江西各岸，每引尚收六两有余，至八两有余不等。淮北五河、正阳两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已经历有年所。课厘合计，比较往昔仅征课银，数目已经加重。楚西等岸，又因为银价日昂，钱价日跌，民间以钱零星购买，价格已暗中增加，日日请求减轻而不可得。这是加价有碍便利百姓的实情。

商人办盐，必先计算本利，是盈是亏。盈利则不招自来，亏损则招之不来。原奏先请每斤酌情增加三四文，后来减少为酌情增加二文。说二文，是最少的了。殊不知两淮引额，重于他省。淮北例定每引四百斤，淮南例定每引六百斤。即便按每斤二文计算，淮北每引须加八百文，淮南每引须加一千二百文。无论在场征收，或随课并纳，终须归入成本核算，商力实在难以达到。

目前运商运盐到岸，商收盐入垣，皆因积压过多，非守至一年有余，不能脱售。因此有卤耗的拖累，住日的拖累，银利的拖累。转输愈滞，折损令人担忧。与初定章程时的情形迥然不同。这是加价有碍降低本钱的实情。

以上各层，臣据各司道之所详，证以近日之商情，参以曩时之成法，广泛咨询访求，众论一致。两淮课厘所入，虽未能恢复全盛时的旧貌，而每年淮南凡统计已在三百万两以上。历年报解京饷，全恃盐课。西征各军，如老湘一营，专提淮北之厘。此外，淮军月饷，江南留防各营军饷，又特拨之。万年吉地、惠陵等工程繁饷，皆取资于盐厘。近来江皖滞销，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各项拨款，支绌不可言状。兢兢自守，犹虑失其旧观。万一因增价而缺货销售，因缺货销售而延误运输，必致课厘大形短绌。

窃恐所益于军需者，徒有其名；所损于国计者，深受其实。臣固不敢稍涉推诿卸责，存有畏难苟安之心，又何敢轻易更张，致得不偿失之患。所有两淮盐价，难以议增缘由，理合据实详细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收回淮南引地应遵部议迅速举行折

沈葆桢

奏报收回淮盐引地关系国家大计，应遵部议迅速举行以广利源而复旧制，恭敬地呈递折子仰求圣鉴的事。

查考古今财赋之源，自丁漕而外，以盐榷为大宗。淮南额课甲于天下。乾隆年间，两淮每年解部正款，极一时之盛。每遇大政，如扫荡伊、平定金川，淮南捐输饷银，自一百万两至三四百万两不等。天语嘉奖，载在典册。这固然是列祖列宗缔造的宏规，也是古不磨的良法。

自粤逆倡乱，长江梗阻，前署湖广督臣张亮基奏请借拨四川盐行销楚地，而盐法一大变。咸丰末年，两淮废土亭荒，商逃困，几乎荡然无存。同治初年，前两江督臣曾国藩，克复

译安庆。朝廷奏定淮南盐政新章。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只是因为奏请恢复淮盐在楚岸的销售区域，至今未能实行。两湖地区销售的淮盐，尚不及定额的一半。而通州、泰州二十个盐场，产量超过销量，逐年积压，几乎找不到空地来存放。臣于去年十月到任，多次接到盐场商人和运输商人联名呈递的公禀，请求恢复淮盐在楚岸的销售。值此云南、贵州战事平定，四川本省自有管辖的盐引销售区域，以前借销的淮盐区域，不应长期借用而不归还。臣正与代理湖广总督翁同爵商议期间，接到兵部公文，议复御史周声澍关于禁止川盐、恢复淮盐的奏折，并安置四川盐商、整顿淮盐纲纪的方法，酌议章程五条，奏请奉到谕旨，准许命令臣等切实执行。查兵部大臣统筹全局，根据盈虚的情况，斟酌损益的适宜，确实秉持公正，规划长远。从前汉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最高明的政策是顺应自然，其次是引导利益，再次是整齐规范。”现在将淮盐固有的楚岸销售区，仍归淮盐销售，这是顺应自然。将川盐应销的云南、贵州地区，责成四川运输，这是引导利益。命令四川查封私盐井，命令湖北恢复设置巡盐关卡，命令淮南讲求煎炼技术，各自杜绝弊端而整齐规范。臣所说的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谨以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两件事，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译查访湖北征收四川盐厘的情况，湖北每年上报朝廷一百五十多万串，大约折合白银不足九十万两。淮盐在湖北销售一引，从前奏明可得厘银六两三钱有余。后来在划分盐区的案件中，减收一两二钱，实际征收银五两一钱二分七厘。加上课银每引由督销局征收一两二分三厘，共计征收银六两一钱四分。恢复引地后，每年即便以多销售十五万引来计算，也可征收银九十余万两。臣打算让淮商每年包缴湖北军饷银九十万两。如果销售满十五万引，就用厘金和课银全部抵充湖北军饷。万一销售不足数额，另外由淮商按引分摊赔偿，务必使湖北军饷收足九十万两才停止。如果幸运地超额销售，其厘金课银也全部归入湖北军饷。让湖北省花一分疏通销售的力量，就获得一分疏通销售的利益。由督销局随着销售随时解送，不经过运库转拨，使湖北省没有拖欠的担忧。湖南禁止四川盐后，淮盐销售必定通畅，所增加的淮盐厘金，每年断然不止像四川盐厘那样只收三四万串钱，无需另外商议津贴。这对于湖北的军饷需求，必定大有补益，不仅仅是毫无节省而已。

淮南自从制定新章程以来，运商获利颇厚。以前招引他们都不来的，现在听说收回引地的消息，像追逐一样争先恐后。将来增加引额时，必须征收捐项并抽签分配，才能显示公平。过去认运的各旧商，如清水潭直省赈济本省工赈，都已经缴纳过捐项数次，才开始常年办理运输。现在新商同样一律对待，楚岸引价尤其高昂，这项捐输，以每票征收银数千两计算，必定能积成巨款，借以充作中外紧要的需用。所谓充实国库的就是这个。

盐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少了就吃淡食，多了就壅塞停滞。所以立法的开始，必须先计算户口数量，以此确定定额销售的数量；计算定额销售的数量，以此确定定额生产的数量。盐场与销售岸口呼吸相通，首尾相应，才能持久而不败坏。现在淮盐定额尚未恢复而淮盐产量日益增加，难怪盐场有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局面。前些年不是不急于谋划恢复淮盐界区，无奈云南贵州不安定，四川盐也没有出路。因此湖广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吴棠，接连上奏，说四川盐不可立即停止，湖广总督李瀚章极力主张淮盐引额未能骤然恢复，并非心中存有地域偏见，实在有万不得已的苦衷。现在的情形则与以前完全不同，正当趁此机会，将侵占楚地的四川盐引，转而恢复云南贵州的旧定额。譬如外来百姓，起初因为无籍可归，不得已而租田耕种，一旦本籍自有可耕种的田地，断没有舍弃自己的田地去耕种别人田地的道理。如果不这样谋划，恐怕再过几年，像云南的昭通、贵州的贵阳等地，按规定食用四川盐的口岸，其百姓断不肯吃淡食，将另被他乡所占。那时四川和淮盐都受到困境，怜悯淮盐则四川担忧生计断绝，袒护四川则淮盐滋生铤而走险的忧患。煎盐的丁役、捆盐的役夫以及船户等人，两省何止亿万，同时怨恨，难保不勾结大盐枭，激变生事。御史周声澍原疏，部臣覆奏，都看到了淮商今日的弊病，也就是川商前车的鉴戒。想要寻求两全之策，必定在此时急图收复淮盐引地，并恢复四川盐引地，使四川和淮盐商民各得其所，源源不断地办理运输，视为世业。所以平息目前侵灌争利的利益还小，所以消除日后无形祸患的利益还大。所谓利于百姓的就是这个。

有人说淮盐不如四川盐白，难以强迫楚地百姓舍弃美好的而选择恶劣的。哪里知道吃盐的人以盐味浓厚为美，不在于它的颜色；贩卖盐的人以盐质干洁为美，也不在于它的颜色。大概味道浓厚，那么一勺盐可抵两勺之用；质地干洁，那么运往远方没有卤水损耗的亏空。臣到任以来，户场商环绕诉说哀求的，几乎没有一天没有。臣说上策不如自我治理，求人必先反省自己。广泛咨询访求，都说淮盐质地胜过颜色，腊月腌制食物，到春天不变质，本来是楚省所看重的。近年来盐场商人因资本积压，无暇精心追求，场员因懈怠成风，不再过问，丁役只图多煎取利，火候不齐，煎成后丢弃在地上，与泥土混在一起。由此盐场没有遮蔽，沿途风沙雨屑进入，收盐入垣后因为不销售，越发不知爱惜，践踏它，飞洒它。出运后又有船户的搀和，子店的造假，并且有掺入石膏的，那么盐味不可问了。盐场产量向来有定额，后来因为有产量不及定额的，于是改章程以现有产量的多少，作为配运的多少，以此来鼓励超产而警戒短额。各场垣于是相继虚报，彼此效仿，笨拙的积存年老盐堆，丝毫不动，巧妙的随收随运，余卤未干，水贩领一包新盐，过十天仅得九折，那么盐质不可问了。就像余东吕四所产的，向来是淮南各场的冠首，其白度与四川盐匹敌，却因尽收尽运，盐新而卤水损耗多，湖南湖北水贩都抛弃它，愿意取颜色低次但质地干洁的，那么说楚民偏重盐色，这是道听途说的话。实际上淮盐多年滞销，无力加意讲求，失去了本来面目。臣私下考虑积弊已深，无法穷尽查究，不得已宽恕其既往，派委坐补江西督粮道段起、江苏候补道庞际云，带领廉洁干练的委员，分赴

译通泰两地的二十个盐场，逐一进行清理丈量。丈量准确，虚报的弊端就杜绝了。虚报杜绝，盐的等级差别才能依据簿册查考。该道台等人不避劳累和怨恨，破除情面，耗尽两个月的力气，亲自巡视各个盐场，一律检查完毕。我命令取来各盐场的样盐，亲自查验。那些积存多年的老盐堆，干燥洁净、纯净，质地味道都很好的，也不在少数。已命令优先将老盐堆派运，不让新盐堆越级。老盐堆运完后，来年的新盐堆又成了老盐堆。这样水运贩运转运，就没有渗入卤水的损耗。责成盐场官员严厉告诫户场商人，多购买芦席。凡是煎盐、堆盐的地方，都命令下面有衬垫，上面有遮蔽。即使从盐垣中途运输，也用芦席保护，以便抵御风雨。此后出场之盐，仍有盐味淡、盐质杂以及卤水损耗多的，商人革职，官员参劾。然后再严厉禁止沿途搀杂泥沙，并禁止到岸后减扣斤两。责成淮南总局、仪征盐栈以及各岸督销局，层层约束。希望挽回多年的弊端，以便两省百姓食用。至于四川盐行销湖北，售价本来比淮盐贵，是因为厘金重。现在打算撤卡停厘，此后四川盐价更加便宜，难保四川私盐不乘虚而来，多方侵灌。湖北的平善坝，实在是四川与淮盐毗连的关键地区。必须专门派遣大员，调集船只，实力扼守堵截。此外哪里适宜设专卡，哪里适宜设分卡，我断不敢因为湖北有督销的责任，稍存推诿。一切缉私经费，也应当由淮商筹措。责成现任湖北督销局、广西补用道程桓生，选派熟悉地势的委员，前往各处，考察机宜，妥善商议后禀报会商。四川、湖北各督抚大臣和衷共济，妥善办理。李瀚章、翁同爵、王文韶，向来怀抱公忠之心，心存君国。接到部臣此议，必能破除疑虑，恪守成法。大概湖北所忧虑的，是饷项不足罢了。现在饷项有来源了。四川所忧虑的，是边引未恢复罢了。现在盐有去路了。所以恢复淮盐引岸，在四川、湖北并不难行，对于淮盐纲纪万万不容迟缓。相应请旨敕下湖广、四川各督抚大臣，遵照部议，从速办理。使淮盐引岸早日恢复一天，盐场就早日缓解一天的困境，国家就早日获得一天的利益，大局幸甚。理当详细陈述，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湖南平江所食用的盐，并非土产，仍由淮南运销。凡是煎盐时锅底结块的叫作盐，各路都将其视为下等，而平江却专门认为它好。它的味道苦而有力，质地坚硬而不损耗，价格便宜。平江非此不食，各私盐无从灌入，所以销路特别畅通。该岸在同治五年，据湘商专门认领，请票较早，不随湘纲众商给运。所收税银，系汇入上下年奏报。合并声明。谨奏。

注：原文中“凡煎盐〇底结块者曰盐”一句，根据上下文及盐业常识，“〇”处应为“锅”字之误或脱漏，译文按“锅底”理解；“盐”在此处特指一种品质较低但平江人偏爱的盐种，故保留原意。

译淮商遵完川鄂饷银恳立限收复楚国盐岸折

沈葆桢

奏为恪遵部议，包完川鄂饷银，恳请将楚国盐岸引地限期收复，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收回淮盐引地一案，钦奉谕旨，令臣等妥速会商，先期奏定等因。当即分咨各督抚大臣，一面饬令盐运司督同淮商筹议。去后，兹据盐运司欧阳正墉，取具各商切结加结，详覆前来。

臣查淮南额重课紧，取资于两湖者，居十之六。两湖引地，为万煎丁所托命，亦千古盐法之常经。今通泰二十盐场，盐如山积尘封，几无隙地，情之急迫如彼，部议之严切如此。司掌淮盐者，居今日而不图规复引岸，上无以遵循列圣之矩矱，下无以拯救穷海之生灵，清夜扪心，可胜负疚。

顾禁川复淮，前督臣曾国藩、马新贻均奏荷饬部议行，而迄未就绪者，滇黔军务未靖，川盐无所归宿，各省筹饷，同一紧急，为淮计，无暇为川鄂计，顾此则失彼此，川鄂两省，所以不得不交章请缓也。

现在川省运黔边引，业经四川督臣丁宝桢筹借巨款，官运商销，在川且存让淮之心，在淮敢吝贴川之费。传曰：“以欲从人则可。”书曰：“同寅协恭和衷哉。”是欲复淮，必须事事为川鄂设想，方合同舟共济之谊。

臣博采议，集思广益，熟筹三事，敬为皇太后、皇上缕析陈之。

一曰包饷宜信。就淮南饷事而言，每年部拨京饷四十五万两，尚未能解足八成，他如出关紧饷，贵州、甘肃、鸟城东三省等处拨饷，或酌量解济，或丝毫未解，支绌至此，岂有余可筹？然既经户部议令包完，论成本未免骤增，论公议实无旁贷。在谋盐票而不得者，闻有加引之说辐辏而来，虽勒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谋夫孔多，未必能守此大信。窃思商循世业之所鬻，甘苦备尝，所筹必远，与其招新商，终不能为万众无遮之会，不如保旧商，可以巩百年不拔之基。

臣督同盐运司，传集众商，许尽鄂湘原认之引，循环转运，不再另增新引，以挠其权而夺其利。各该商仰朝廷德意，情愿每引摊捐银二两。鄂湘两岸，近年本可销淮盐二十万引，禁川以后，以增销十五万引计之，共可销三十五万引，每引二两，可得银七十万两，加以原奏课厘九十万两，共合一百六十万两，拟以一百万贴鄂，六十万贴川。鄂省向收川厘，分正税、加税、公费三项，加税内有分解淮局之款，统在此百万两，查照向章，分别抵扣。每年包缴之银，由督销局按月分解，责成淮商，于年终截数统算，缺则如数包纳，溢则留备滞销。业与各该商坚明约，收有切结达部。将来淮商短缴丝毫，微臣愿当其咎。此恪遵部议，开诚布公，先示人信之办法也。

一曰定限宜豫。淮南场，盼引地之复有年矣，一旦议禁川盐，不啻久旱之遇甘雨，朝发令而夕奉行，犹苦其缓，情也，亦势也。惟川盐运鄂，所以胜淮者，淮收现银，川收期票，历时既久，帐目滋繁，非宽以岁月，无从清理。即川省修复边引，亦断非一蹴而几之事。夫趋利每敗于欲速，而用志尤贵其不纷。川盐自井起运以达宜昌，完税后分赴荆襄等府，若先禁其出售，则旧积者何由归本？若先禁其入楚，则已运者势难折回。

臣悉心酌议，应以此折奉旨之日起，立限一年，截止川盐出运，以清其源。自截止出运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运竣。自运竣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销竣，而其流亦清。倘已届限期，而川盐尚有尾数存岸，或由川商核算成本，归淮商收买搭销，以免轇轕，亦两全之计。

截止川盐起运之日，即平善坝设卡之始。设卡后，限内有票川盐由卡验明，仍归鄂省照常抽税放行。淮南应于鄂之宜常、樊城，湘之澧州等处，酌设督销淮盐分局，仍归总局统辖。俟到岸川盐销售过半，方将淮盐运往各分局，先行储备，全数封存，俟川盐限满销竣，方准接售淮盐。如此宽以两年，则川商旧欠，可陆续收回，川井新盐，可陆续减运。彼时开办边引，官运商销，必已着有成绩。此遵部议不求速效，次第就理之办法也。

一曰用人宜慎。既禁川盐，必停川厘。川厘既停，贩则利其本

译轻。百姓则贪图其价格低廉。难以避免私盐贩子不趁虚而入。引地既然已经收回。责令商人包缴饷银。淮商的命脉。所系在此。川鄂的饷源。所系也在此。关系既然极其重大。筹划不厌精细详密。大概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而关键在于用人。用人得当则缓急张弛。都能切中要害。自然能使百姓感念恩德而私枭畏惧威势。臣拟拣选廉洁明察、精细干练、能持大体的道员。先与湖广总督李瀚章商议。务必求得彼此深信。然后再会同奏请派遣。在平善坝设立缉私局。总领其事。应如何添造船只。如何抽调旱地队伍。如何设立分卡。如何拣派委员。均由该员随时妥善商议。通禀会办。襄阳一带。是潞私侵灌最严重的地区。也应派员前往。联络地方官员。极力筹谋堵截缉拿。以后湖北四川州县。协同淮南缉私。是为淮商出力。与为川鄂出力没有区别。三省合为一家。随时会商。勤勉者奖赏。懒惰者淘汰。这是遵照部议用人得当、私盐净尽、官员执行的办法。至于淮南盐的质量。自去年清理盐场。先尽老堆捆运。臣每日与局中各员。加意讲求。未曾片刻懈怠。现在运往湖北之余的东吕、四石港、金沙、伍佑各盐场的盐。卤净质洁。渐渐可与川盐相抗衡。向来质量次等的盐场。经现署泰分司许宝善。命令取各场原卤。用灰重淋一次。召集丁役试煎。呈验盐样。一律洁白如霜。所用的加工成本。每斤不足一文。考究既精。整顿尤其容易着力。臣已命令分司场员如法煎炼。并以盐色的高低。决定售价的低昂。区别场员的勤惰。鼓舞而督责他们。以期盐色蒸蒸日上。断不容许他们以低次卤重的质量。自取滞销。运盐者是商人，食盐者是百姓。从未有不便于百姓。而商人能获利的。倘若禁绝川盐之后。淮局以低质盐充数。致使鄂民有吃贵盐、吃劣盐的痛苦。臣愿受湖北督抚参劾。不敢辩解。臣以二百余年固有的引地。耗费百数十万各商人的血本。披肝沥胆。求助邻省。岂是喜好做艰难之事呢。实在是鉴于祖制必不可违。部议必不可阻。国计必不可误。户部必不可无以为生。万不得已的苦衷。应当为川鄂所共同谅解。臣一面具奏。一面咨商湖广、四川、湖南各督抚。将臣所议各节。是否妥当。秉公妥议。迅速覆奏。并知会臣处。以便会同次第开办。以符合圣主敕饬盐政的至意。所有淮商遵完川鄂饷银恳请将楚岸引地立限收复的缘由。理合详细分析恭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粤盐估销湘岸之事。应在川盐禁绝后。另再察酌情形奏请办理。合并陈明。谨奏。

译请整顿盐法疏

刘毓楠

我私下认为，两淮的盐税是安徽省军饷的主要来源。目前安徽军营正处于攻剿战事吃紧的时候，全靠淮北盐畅销、税收充裕，才能接济军需。查考淮北票盐，起初每年销售四十六万余引，加上经由长江运输的数万引，征收的正税和杂税银两几乎超过百万两，奏销时年年结清，这完全是因为立法精当、用人得当。近年来每年销售不过二十万引，有时只有十余万引，乙卯、丙辰两年的盐引尚未运完。票商则无力缴纳，盐场则晒盐扫盐的工人失业，逐渐形成涣散的局面。推究其缘故，都是因为主管官吏管理不善，只知道牟取私利，不知道体恤商人、招揽商贩，导致盐引滞销、税收短缺。安徽军营的守备、提督等军饷，拖欠累月经年，贻误大局，关系非同小可。因此前任运判许惇、诗陈照均，被原任漕运总督袁甲三弹劾免职。无奈盐务官员积习相沿，专门崇尚攀附钻营，更多庸碌无能之辈，想要找到正本清源、实心任事的人，百个中难得一个。淮北盐务败坏已极，必须得到有作为、有操守的官员，才足以资以整顿并筹划税收军饷。查考运使兼管两淮盐务，现在蒙皇上简放新任，必定能破除情面，任用贤能官员。只是淮北利弊所在，恐怕难以周知。臣愚以为，得到合适的人选，法度自然确立；革除弊端，利益自然兴起。谨根据平日所闻所见，斟酌目前因循与变革的适宜之处，恭敬地陈述我的六点浅见，为我皇上敬陈如下：

第一，裁撤厘捐以充裕盐税。查考西坝是淮北票盐的总汇之地，湖南由西坝转运至各岸，途经高良涧、正阳关、临淮关、三河尖等处，现在都设有厘金关卡。每处按包抽取捐税制钱六七百文，或一千一二百文，均由各营军官勇丁管理。交纳稍迟，鞭打立刻到来。商贩畏惧，止步不前。盐税日益短缺，实在由于此故。而且厘捐向来没有定额，不肖的军官往往征收十两上报一两，各营仍有军饷短缺的担忧。由此可见厘捐有名无实。拟请裁撤厘金关卡，招徕商贩，以期额定销量完全恢复，军饷日益充裕，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

第二，禁止私盐以扩大销路。自古以来整顿盐法，首要重视缉查私盐。而官府内部的私盐，尤其应当严加禁止。淮北提盐抵充军饷以来，军官捆运饷盐，购买私盐夹带运输，包庇私贩，漏卡闯关。一引饷盐，夹带数引私盐，其势无法彻底查究。而且票贩到盐场买盐，经由漕运总督委派官员，每运一引，在例定盐斤之外，加带二十余斤，集零成整，运交漕局，不征国家税收，名为饷盐，实为私盐。并且让场商赔偿盐斤，票商赔偿包索，船行赔偿商贩，百般骚扰，怨声沸腾。徐州粮台的饷盐，一向在西坝采买，现在则由海州运判亲属代办，到盐场买盐，压低价值，拘拿车船，夹带私包，无人敢怎样。应请将营盐夹带的各种弊端认真剔除，并将漕局、徐州粮台的盐一概停止。

第三，淘汰冗员以免除扰累。盐务官员的设置，各有专职。淮北从前运行纲盐，过淮河改捆，所以设有淮北掣同知一员，专司改捆；同知一员，淮北批所大使一员，白塔河、乌沙河巡检各一员，专司改捆等事。等到改为票盐以后，北盐直接运往西坝出湖，旧道完全改变，官署徒设，同知等官员，有官无职，无不谋求署理其他缺额，应当立即裁撤缺额，以节省俸禄廉银。再则，票盐改章之初，板浦、中正、临兴三场，设立四局，新关、大伊山、五丈河、顺清河等处，各设一卡，均由运使委派官员稽查。于是日久弊生，竟有挂号、请坪、查舱、裁角等各种名目，每引黑费，高达制钱数千。这些委派官员勒索陋规，徒然成为商贩的累赘。应将局卡各员立即裁撤，所有秤量、查核事务，即责成三场之官实心管理。

第四，减少经费以减轻成本。淮北票盐，旧有经费一项，随同正杂课银征收，数额很大。后来因为转运不及，改为运四成盐包，核算正杂课银，不及三成，经费等项，已在一成以上。凡是经费所提取的盐包，存在西坝变价，官民互市，抢售勒索，实在不成体统。又壬戌年请运较旺，海州运判，在例提盐包之外，每百引加征现银数两。这一年请运二十余万引，加征几乎达到二万余两。是否详报上司有案，应令严切根究，以禁止苛派。并将经费应提盐包迅速停止，酌留旧制经费十成之二，征收现银。那么官吏没有分盐争售的弊端，有现银办公的实惠。票贩成本较轻，也足以广泛招徕。等到西坝销售畅旺，并将盐课提包章程停止，仍征现银，以杜绝弊端。

第五，确定盐价以体恤盐丁。淮北改为票盐以后，丁盐价驳价，每引例定九钱。此后屡次减价又恢复，变更不已。每一任运判到任，必先详请运使，核减盐价，恐吓商民。等到贿赂满囊，才详复旧制。所以前任各运判，均有减复驳价的案卷。价减则生产废弃，生产废弃则盐缺，盐缺则税收悬空，税收悬空则

译盐饷亏损，弊端相互沿袭，竟有如此严重的情形。况且淮北地区屡次遭受捻军焚掠，盐亭、盐池、盐井大半荒芜，盐工流离失所，晒盐扫盐的工人失业，应当紧急稳固池盐生产，以充裕税赋来源。应当仍查照票盐的既定章程，每引盐定为盐价、驳价九钱，永远遵行。该管官员不得擅自核减，以致滋生扰害。

一是疏浚河道以利挽运。海州运盐的河道，潮汐时常通畅，却常患淤塞。商贩旧有河费捐献，每引捐银二分，足额年份，捐银八千余两，向来例存于海州运判库内，以备随时挑浚河道。然而自咸丰元年以来，从未兴工挑浚。现在河身淤垫日益增高，时常干涸，挽运多有阻碍。近来虽然销量不足，但十余年来，捐银已逾数万。商贩屡次请求挑河，该运判声称库存无钱，置若罔闻。应当责令确切查明，迅速将捐存的款项发给兴工挑浚，以利捆运。

又听说淮北商捐，全由官府经理，然而捐仓谷则义仓空空如也，捐勇粮则练勇寥寥无几。应当责令一并清查，以杜绝侵蚀中饱。

以上六条，皆关乎淮北盐务的利弊。臣访闻较为确切，不敢壅塞不上达天听。应当请旨饬下两江总督，遴选清正的大员，会同该漕运总督彻底清查，不得瞻徇隐饰，以清除积弊而充裕税源。臣为整顿淮北盐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译变通盐法疏

戈靖

鉴于淮盐积弊已深，旧有的盐引每年难以恢复，应当急迫地变通既定法规，消除弊端并兴办利事，以求取实际成效并充裕军饷来源，恭敬地请求圣上明察此事。臣私下认为，治理财政以军饷为最紧急的事务，筹建军饷以盐税为最大宗。东南地区是财赋汇聚之地，江淮更是鱼盐富产之所。讲求盐政，自然应当以淮盐为首要。然而今日盐务的败坏，也唯有淮盐最为严重。追溯自战事兴起、道路阻隔导致淮盐运输不通以来，湖广总督奏请借食川盐，而淮盐的销售渠道，便长期借占而不归还。淮盐盐引不能恢复旧状，同治十年，四川与湖广会奏实行川淮分界营销，多次有言官条陈建议，有禁止川盐、恢复淮盐的议论。本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滇黔边界川盐畅销，此时若议停止川盐接济湖北，四川方面已可照办等语。户部奏请恢复旧制，圣旨下令催促，而江淮鄂皖等地主管盐务的地方大员却迟迟未能实行。一方面是因为四川私盐贩子充斥，另一方面是因为淮商把持专利，而实际上是由于督抚畏惧困难而苟且偷安。处在今天若不急切寻求整顿，恢复旧章，以后更没有可以恢复的日子，而淮盐的利益，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谨就臣所见的范围，拟定七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其一，淮盐盐引未能立刻恢复旧有额度，总归是因为淮商垄断营私，可惜他们不奋勉。例如湖北省，自道光年间，议定淮盐将纲盐改为票盐，以六百斤成一引，加半完税。武汉黄德四府应行的大引，为二十八万九千余道；荆宜安襄四府、荆门一州，五处应行的大引为八万道。论荆宜五处，相比武汉四府，地域更广，人口尤多，而当时分配盐引多寡悬殊，是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四川鹤峰、巴东，都是川盐的引地，侵灌最容易，而民间向来食用川盐，过去认为方便，无法禁止。因此这五处分配的盐引特别少。议论者只知道平善坝可以扼守要道缉私，不知道平善坝以上，处处都是道路，即便用重兵扼守，而绕道走私，不过半天的路程。所以旧制尚在耳边，却又以八万引的淮盐，与之相抗衡，为武汉四府巩固藩篱。所以咸丰以前，湖北每年的销量，都能足额。自淮盐废弛后，曾国藩、李瀚章会奏分界，原有请求命令淮商运盐前往荆宜等处设立子店，与川盐并销的议论。光绪四年，湖广总督重申前议，部臣也认为这是恢复淮盐的一大转机，请求由两淮挑选上色净盐前往与川盐并销。无奈淮商裹足不前，没有一人应募。在于淮商习惯于苟安，乐于淹滞销售，乘便而独占其利罢了。想要消除其弊端，不添招新商与之环绕运输，就不能振作。

其二，淮盐盐引不能立刻恢复旧有额度，又是因为淮商隐瞒混淆、包揽军饷而没有实际内容。自咸丰年间川盐侵占楚地盐岸，楚省就将川盐厘金作为军饷的大宗。淮商不思虑盐运如何疏通，专门依靠官府经理，享受现成的利益，近来更听说有出具结状包揽军饷之事。其措辞说等到川盐净尽之日，作为包揽军饷的开始。试想鄂省征收厘金，在宜昌入境的关口，数年来入境的川盐分布各处，堆积如山，到埠的川盐足以供应三四年销售。假如禁止川盐，则川盐厘金停止而楚省军饷立刻短缺。入境的川盐厘金既已停止，到埠的川盐尚未售完，这三四年中楚省数百万军饷，从何处筹措？这就是四川总督允许恢复淮盐盐岸，而湖广总督反而想要延缓的原因，也是起初借其包揽军饷的微言，敷衍眼前的计策罢了。因为川盐厘金停止，则川盐的成本更轻，运贩愈多，售价愈贱，侵灌更广，淮盐盐引愈不能恢复，包揽军饷难道可以依赖吗？况且以前的纲商，都有身家，场垣田产，按籍可查，假如遇到亏欠税课，尚可按名勒令追缴。现在的票商都是辗转行贩，或者有四五家共办一票的，两三年更换牌名，其籍贯姓名均非真实。这些微小的结状，何足为凭？同治八九年间，有讹传另换新商的说法，票价于是贱至二千金。市价高低，原本没有定准，目前票价尚高，所以慷慨出具结状包揽军饷。假如恢复盐引后，淮盐销售仍然滞涩于鄂省，认真将商本提取充作军饷，则票价必定贱至一文不值。商人或许弃票而去，怎能拿着名实不符的微小结状，而追问全省军饷的重事？臣所谓淮商包揽军饷之说，毫无实际内容，就是因为这个。想要求取实际成效，不逐渐增加恢复盐引额度，就不能整顿。

其三，拟请先清除旧商的蛀虫，才能逐渐恢复盐引额度。本部臣奏称商私沿途洒卖，捏称淹销，近年来的大弊端，实在是洞见情形的言论。旧商把持，不容招新商，是唯恐增加盐引后必然导致增加商人，将来新商或许夺取其利权，或许揭发其弊窦，不便于垄断居奇罢了。听说丁宝桢奏称江西等省，官票不及私贩之多，足以见出官票太少，就滋生流弊。沈葆桢奏称认为这是金石般的论断。然而终沈葆桢任职期间，竟未增加恢复一引。曾国藩初定新章，湖南只运八万引，江西只运十万引。此后陆续增加恢复，湖南增至十四万引，江西增至十七万引。

译这是曾国藩任职期间，勤勉致力于增加恢复旧盐引的事。等到曾国藩去世后，旧盐商把持的情况更加牢固。十年来，盐引未能增加恢复。今年户部议定票本捐输一案，有说如果运商推诿，就另招新商的说法。吴元炳又声称新商未必有人愿意接手。臣听说旧商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其手段阴险难以测度。盐运使司的幕僚、差役与他们勾结很深，甚至有的人身在幕府、家为运商。如果另招新商，势必仍然落入旧商之手，弊端无法根除。查《盐法志》，原有商人赴户部交纳盐税，由户部发放盐引的先例。现在打算商议增加数万道新盐引，应请求朝廷命令户部大臣，就近发布告示，另招新商，给予户部刊印的盐引票证，分配给各销售口岸，与旧商一同轮流循环运输，以显示公平。对于旧商沿途私自售卖、谎称货物被水淹灭的情况，应当责成各省盐道及督销局认真稽查，从严惩办。如果主管官员知情包庇纵容，就由总督、巡抚指名参奏查办，以清除积弊。这样，旧盐引的额度，就可以逐渐恢复。

译一、拟请朝廷严令督臣设法整顿，不要畏惧困难而苟且偷安。淮南盐务的惯例规定，各岸的引额，目前只有安徽一省的销量尚能足额。此外，江西的定额行销大引二十七万二千余道，近年仅运销十七万道，计算短缺销额十万二千余道。湖北除荆、宜、襄、安、郧、荆门分属四川盐区外，尚应行销大引二十八万九千余道，近年仅运销十三万道，计算短缺销额十五万道。唯独湖南除澧州分属四川盐区外，尚应行销大引十三万二千余道，近年销至十四万二千引，超过定额的将近一万引。同样的引额，湖南商人办理却出现盈余，湖北商人办理却唯独短缺。因此，湖北西岸多次经户部奏请严令招募商人认运，两江总督总是以等待荆宜收复旧额为借口。查曾国藩奏请将荆宜等五府一州暂准借销川盐，原本是想让淮南商人专心致力于武汉四府。李瀚章每次上奏都说武汉等处分销淮盐的口岸，不准许川盐颗粒侵入。现在如果议论恢复荆宜的引额，请等待收复后实行。然而户部议决催促恢复武汉四府及西岸的引领，两江总督总是以等待收复五府一州为借口。试想，川盐自行销于荆宜，淮盐自行销于武汉，彼此怎么会相互牵制？这明显是推卸责任的言辞，不仅与奏案不符，衡量情理，也不恰当。此前沈葆桢上奏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求人必须先追究自己。丁宝桢上奏说应当先尽力整理两皖各岸，暂时不要与四川、湖北争夺边界。这些都是透彻的根本之论。湖北盐岸向来以武汉、黄、德四府为畅销地区，每年行销额引二十八九万道；荆宜等五府一州为滞销地区，每年行销额引仅八万道。现在淮南商人占据着二十八九万引的畅销岸，认运却只有十三万引，可以说是疲弱了。四川商人以八万引的滞销区，每年运销至十五万引，可以说是勇猛了。淮南商人既不能销足自有畅销岸的定额，却急于争夺荆宜，难怪四川商人不服。假如湖北省放弃四川厘金现收的实利，而将全省巨额军饷推给淮南极度疲弱的商人，难怪湖北总督不允许。然而这都是该总督被湖北商人一面之词推卸责任的浮辞所迷惑，只知道与四川、湖北争夺边界，不知道反省自己责备自己罢了。假如换作湖南商人办理湖北盐岸，怎么知道不会转变成超过原额呢？臣愚以为认真整顿，必须增添招募新商与他们轮流环运，比较激励，才能破除拖延推诿的习气。

一、拟请朝廷严令淮南商人仿照湖南盐务的办法，自然可以逐渐增加引额以恢复旧制。查湖南不仅澧州分属四川，衡、宝、永三府现收广东厘金，永顺、沅、靖等偏僻山区，淮南商人从来足迹未到，实际销淮盐的只有长、常、辰、岳四府。四府定额仅大引七万余道，却超额销出几倍。这是因为湖南商人自筹经费，设法疏通，除长沙总局外，先后增设湘潭、湘阴、湘乡、益阳、安化、靖港、新市等处分局，常德分设六局，岳州四局，辰州三局，各分局之外，又有店铺数十处，县城及各市镇都有整票淮盐运往地方，一切善举，按票捐资，所以四府人人乐于销淮盐，因此能够倍额畅销。平江一个小县，额引九百道，听说今年销至一万道。这是治理自己、反求诸己的明显成效。湖北商人则相反，统辖武汉黄德四府，除汉口总局外，仅有武穴、卫新两个分局，此外没有别的分销口岸，管理人员更少。江西尤其不如湖北，十府之地，除省城总局外，仅吉安、吴镇各有一个分局。淮南商人守轮候销，全靠盐局主持。西岸、湖北各数千里疆域，每省仅三个局，运商聚集于三个局，而各府县远的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不设分局，运商不能前去，强迫食户远赴千百里外购盐，不便到了极点。难怪私盐日益兴起而官销日益停滞。各省引额，当初都是按户口定数。自从长江道路梗阻，一切奏销考成都停止了。现在肃清二十年，休养生息，富庶渐渐可以恢复如初，掌管盐务的官员只是没有详细考核罢了。本年户部上奏说无事时旧额尚不容亏短，值此筹防紧迫之时，越持久则所需越巨，如果不从此增引增课，更靠什么来准备缓急之需。因此增复票引，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请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恪遵部议，赶紧招添商人，前往武汉黄德及江西各引岸，先后增复大引五六万道，与旧商轮流环运，仍比照旧商缴百万之例，严令每票先捐银一千两，作为本年及来年票本捐输，光绪八年以后，一律按纲缴捐，统由户部颁发引照，以便世代遵守，归于统一。民间每日饮食有常，不会因为裁减引额而加餐，也不会因为增加票引而减食。引票轮销有定，后到的不准抢先，已运的也不能压后。纵然下次环运之期稍迟于课厘，固然万无损益。同治十年，曾国藩奏报课厘，说运商转运极滞，场盐拥积尤多，而那年增湘鄂西三岸四万引，此后销数逐年有所增加，这是增引无碍销路的确实证据。鄂西缺额，本有二十五万余引，现在仅酌复五分之一，淮南商人尚绰绰有余地，这五六万新引。

译插入旧商之中。〇凭借不得不销售的情势，由两江总督责成各省督销局的官员，或者仿照湘岸的做法，在武汉、黄州、德安以及江西多设分局，或者命令他们直接前往荆州、澧州等地，与川盐一同销售，都与旧商一样循环运输，使新旧商人各尽其所能，争先运销，一两年后销量必定大有可观，正不必与川商死死争夺引地，而荆州、澧州各属，既然有淮盐前往竞争销售，由浅入深，自然可以逐步图谋恢复全部地盘，而旧有的盐额自然也会逐渐恢复。

译第一条，拟请征收盐票本金捐输，以应急需。盐务自道光中叶以后，积弊已深。此前两江总督陶澍，奏请裁撤根窝以来，南方盐商顺应时势，奏请改为票贩制，此后北方盐引得以超额销售。曾国藩厘定新章程，将纲法的制度融入票法之中，仍不失陶澍的遗意。近来票贩把持利益源泉，仍与根窝无异。今年户部大臣奏请征收票本捐输，命令每纲缴纳一次捐输，仍不剥夺他们世代承袭的产业，操纵极为得法。因吴元炳复称淮商已输银百万，请求免除岁捐。究竟淮商享有纲利已久，每年缴纳捐输实不为过。只是户部原议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千金到百金，尚嫌过重。臣认为岁取有常，不妨从轻征收。如果能源源相继，实对军饷需求有益。应请下旨两江总督责成运司照令淮商，每纲淮南每引捐银一两，淮北每引捐银五钱。核算运北三十万引，淮南岁销四十万引，每年可收银五十余万，与户部大臣原奏银数，不甚悬殊。现在两淮销路，尚可扩充。将来销量更加畅通，则捐数亦多，可收永远有着之饷。淮商现已缴银一百万，应请将本年及来年捐输宽免，即从光绪八年起，每年领运时，按票收捐，以示体恤。此项银两，专解户部，以备中外要需。仍由户部颁发引照，按名填给各商承领，准其子孙世守，非有大故，不得轻议更改，对各商也实有益处。

第二条，拟请减少薪水费用，以纾解商力。户部议中有云，商力不可不体恤，商情不可不知。臣所谓仍收票本捐输，酌情增加新商盐引，严查旧商弊端，商情已无遁饰了。而商力之疲弱，实在不容不加体恤。查近年各省票商，所出无名之费，为数甚巨。湘岸对司道府县各衙门书役，皆有办公经费，每引缴银三钱六分；又有筹备公费，专供督销局员之用，每引收银三钱六分。上年湘岸运销十余万引，仅这两项已出银八万两了。查曾国藩奏定章程，原有每引收岸费三钱的成案，局用有余。今湘省在岸费之外，一年加收至七八万之多，实属浮费。鄂岸所出各处缉私经费数目也相等。皖西等岸名目又不同。扬州又有保甲局费，每引收银八分，每年约收银三四万两。这在商人自愿出资，各衙门书役藉以办公，原与其他陋规有区别。究之总为无名之费。今既然命令征收票本捐，则此等杂费，必应停止，使商有余力，可以勉抒报效之忱。所有各岸杂费，除淮南有立定梅花两书院捐，淮北有考棚捐，湘岸另有淮商公局经费，每引一钱二分，专供缉私勇粮，及育婴保节各善堂之用，西鄂岸有育婴等捐，淮北有施药捐、暂栖所捐，均照常缴捐外，其余一概停止，永为定例。从前四川盐务，陋规至重，丁宝桢一举而廓清之，盐法遂大有成效。《诗经》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上七条，皆陆续访之众论，参之愚见，区区刍荛之言，相应请旨饬部核议。可否能行，未敢擅便。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两淮盐法议上

方浚颐

法之宜古宜今，尽美尽善者，莫如纲盐。然而行之既久，因利生弊。道光庚寅、辛卯年间，盐利上不归国，下不归商，而尽归于中饱之蠹。两江总督陶澍，将淮北改行票法，而淮南则仍行纲盐，只是革除根窝，裁减靡费，以减轻商本，而利于转运，盐法于是一变。至二十九年，楚岸、塘角大灾，焚烧盐船数千号，商力不支，总督陆建瀛，也将淮南改行票法。法疏节，目师前人一税之后，任其所之之意，于仪征设栈转运，盐法于是二变。有识者早知此事权尽解，漫无纪律，必难持久。乃行之未及三年，即遭粤寇之乱，长江梗阻，票贩星散，止余商保守堆盐而已。前署两淮运使郭沛霖，于无可设法之中，行化私为官之策，就泰州纠商设栈，招贩买运，轻其科则，藉以保护数百万穷丁，免致流离失所，固亦不得不尔者。迨同治甲子，金陵克复，江路肃清，曾国藩奏立行票章程，大旨在定价整轮，于瓜州设官栈以固商，于鄂湘西皖设督销局以固运商，盐法于是三变。李鸿章复定循环转运法，人皆称便。顾始终未经户部核定也。文正之意，以为改纲为票，可暂而不可久，乃一时之权宜。合肥之意，以为寓票于纲，有其实而不居其名，俟后来之酌定。于是票贩之黠

译盐引。如果看似可以依赖却实际上不可依赖，恐怕一旦恢复旧制，盐引就会变成废纸，从而导致商人改行转卖。近三四年来，盐引屡次更换主人。那些愚钝的人苦于循环制度已经确定，无法介入，于是不得不以高价购买盐引，致使成本加重，是昔日根窝成本的数倍，甚至有人请求增加盐引额度，侥幸获得盐引。他们却不知道，纲法整顿而票法散乱，纲法受到官府的约束，票法则任由商人囤积居奇。纲法看似宽松实则严密，有总商专门负责；票法看似严密实则更加松散，任由贩运者自由往来。谁得谁失，明白人都知道。统计四个盐岸，以楚岸为最大宗。自咸丰三年起，因为道路阻塞借用川盐运输六年，因为军饷不足征收川盐税，于是淮盐的引地就被川盐占据。同治七年，曾国藩上疏请求禁止川盐私盐进入楚地，收复淮南的引地。朝廷下达命令让四川查禁私盐井，两湖严格设立关卡，作为恢复淮盐引地的计划。主管官员认为川盐难以立即遏制，请求设立盐局，按川盐八成、淮盐二成的比例分成搭销，于是封禁私盐井的提议就搁置了。又经过户部驳斥，刚刚确定了分界营销的方案：湖北的武汉、黄德四府和湖南的长沙、常德二府，专门销售淮盐；湖北的安襄、郧荆、宣五府一州，湖南的澧州一属，暂时销售川盐。淮盐的分界，川盐私盐不得侵入尺寸；川盐的分界，仍然允许淮商设店零售。现在因为云南、贵州尚未平定，川盐没有本岸可以销售，所以暂时借用淮盐的引地，等到云南、贵州肃清，就把借销楚岸的权利归还给淮盐。曾国藩作为实行票法的人，却上疏恢复纲法的策略；户部主持大计，又孜孜不倦地把恢复淮盐纲法作为急务，再三争取，不遗余力。最近因为言官上疏请求收回淮盐引地，部臣认为空谈恢复淮盐，不能切实禁止川盐，恐怕积弊难以挽回，操之过急多有不便。

译禁止川盐，必须先筹划安置四川盐商的办法。恢复淮盐，必须先筹划整顿淮盐的办法。斟酌拟定章程五条：一是查封私井，以堵塞川盐的来源；二是疏通边引销售，以分散川盐的销路；三是恢复设立关卡，以遏制川盐的来路；四是严格规定期限，以恢复淮盐引岸的旧制；五是讲求煎炼技术，以利淮盐的销路。这样，淮盐恢复纲法，就在旦夕之间。当此淮南盐场疲困、盐堆积如山之时，谁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日夜盼望楚地盐岸回归我们两淮呢？然而，私井能否一律封禁，滇黔两省的边引能否招商立即配运，恢复设立关卡能否不分界限、切实奉行，这三者既不能保证，我恐怕一年的期限，自己会成为具文，势必借口私井未禁、边引难行、关卡不力，多方拖延，互相推诿。追溯自同治七年，曾国藩奏请收复淮南引地，至今已九年，观望徘徊，迄无成效。虽然是因为一心向川的人多，分心向淮的人少，但积重难返，是人的常情；贪利避害，是世间的通病。愚见认为，思虑艰难不如谋求容易，责备别人不如要求自己，暂且搁置鄂湘，先谋划皖西才是得策。皖西两岸，又以皖岸为先。中路口岸，旧制由专商认辨，盐价自下而上，距离越远递增。因为与川盐境地接壤，路程渐近，私盐易于侵入，不分为专岸，不能各自巩固藩篱，作为楚西的屏障。近年江运各口岸，由票商分领，设店专销，日有起色，现已续增五十票，可为明证。因此应援照旧章，将中路全行改为专岸，畅滞搭配，即由现运循环的商贾分任，允许其世代经营。现在地方肃清已久，户口日增，应履勘明确，酌定自变量，秉公搭配，仍按道里远近，定盐价等差，量予变通，以期逐渐恢复旧额。这固然是两淮可以自主，无需谋求他人的。有人说皖岸票商人数众多，岸为何要专？回答说有滚总之法。先选择皖岸票商中家道殷实、办运较多者数人，公推为总商，使其作领袖。凡畸零之票，悉附于总商名下，或万引，或数万引，不拘定数，听散商愿附某总，即归某总。其办运纳课，仍用原花名，注明附于某总商之下，或自行办运，或由总商代办，官府也听之。如此则散者立化为整。议者又说总商名目久除，今复设总商，易启科派把持之渐。难道不想目前缴纳正杂各税，统于厘金成本之内核算，众目共睹，亦何至有科派把持之患呢？商情涣散，非此不足以联之。所谓整票为纲，自胜于废票行纲之转多周折。皖岸果就范围，即行之于西岸，亦用滚总之法，以次而鄂而湘，渐推渐广。票既整，纲即随之以立。因势利导，易于反掌。朝下令而夕从之，斯固可操左券者。至于淮北，以捐输堤工银两，马端愍公疏请照淮南一律循环。现在奏销以十个月为期，旧纲积压尚多，议者动以加引为戒。实则每岁所消，私半于官，贩比商强，票与纲埒，断非持久之道。亦宜于循环各票贩中公派数人，作为总商，责成遵照部文，限八个月包完一纲之课，俟行至现纲，再筹加引加课，则事无不举矣。要之纲法美善，千古不易。非法之坏，人自坏之。而今之议者曰，文正票法，不可擅改。夫文正固时时以复纲为念念者，奏牍具在，信而有征。浚颐承乏于斯，忽忽入稔，旁询博访，众论佥同，用敢粗陈大略，以供执事采择焉。谨议。

两淮盐法议中

方浚颐

近来有议于湖北之安陆、襄阳两府，湖南之澧州一州，江西之饶州一府，先设专岸，以为规复全纲之渐。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未始非计。顾西岸我能自至，岂独饶州一隅之地。鄂湘则川与准争，既已分界，而忽又夺其半，彼必不甘。且助川者大有说辞，动多龃龉，于事无济，而意见先形，则与其肘为人掣，何如权自我操乎。设专岸之不如复准岸，复难复之岸之不如复易复之岸，非皖是图，于何图之。难之者曰，自行票法，商变为贩，大率宦家戎幕，初学持筹，赀本无多，局面狭隘，求如曩日西商皖商之体大物搏、豪富甲天下，绝无其人，乌可轻言复纲欤。前以直隶大水，淮南加引四万助赈，令其先行验赀，三日之间，贮库者百数十万。利之所在，人尽趋之。今日淮南之票，得利未尝不厚，徒以限于循环，觑觎者正复不少。观其请设准岸，则淮鹾之为利薮，可以想见。票法之逊于纲法，而商愿复纲，又可以想

译见到。而议论的人又认为厘金大于正税。旧有的税额恐怕难以立刻恢复。那捐纳厘金暂时资助军饷，本来与正税差别很大。如果真能减少厘金增加正税，这边减少那边增加，在转换之间向商人收取，名目更正，确实能使盐引源源不断地转运，官引畅行无阻，有正税而无厘金，难道不是最完美的吗？如果在票盐之外设立纲盐，那么商人的财力或许达不到；如果在票盐之内寻求纲盐，那么商人的心情很少有不愿意顺从的。又有人说，安徽的票盐都是有力量的商人，听任他们自便已经很久了，实行滚总之法并非易事。这在于大府先下一道命令，给予几个月的期限，将散票改为整票。如果有不遵从的，另行推举商人认办。那又怎么会舍弃他们的行业而公然与官府对抗呢？安徽盐岸是西楚的屏障，想要疏通西楚，而不先整顿安徽盐岸是不行的。西岸是西江的辖境，想要恢复楚岸，而不先整顿西岸是不可以的。安徽盐岸地处中流，是西楚盐船必经之路，其中夹带暗侵，以及北私、浙私渗透越界的弊端，不胜枚举。往年安庆、国、池州、太平，以及全椒、和州、含山等府州县，都属于专商认岸，定额包税，每年大约认销小引二十二万引，以现在的大引计算，也有十四万六千余引。近来安徽盐岸南盐的销售数量，每年才二三万引，比起从前不过十分之二。纵然兵灾之后，人口稀少，也未必减少到如此程度。推究其缘故，南边邻近浙江，国县正当其冲要，北边接壤淮河，北票又经过此地，私盐充斥，四处蔓延。况且太平、芜湖等处，是以前著名的口岸，都位于大通下游，盐船经过沿江洒卖，随地都有，而居民反而需要到上游买盐运销，本来就很不便。如果先将国、安庆、太平三府，按照从前旧额，根据户数多少减成派认，包完厘课，那么众商都有责任，不得不自己筹划销路，就不能不各自巩固屏障。这样安徽南边的浙私，安徽北边的北私，江路船上的私盐，就无法侵入。那么中路私盐踪迹断绝，上游西楚的官引就可以畅行了。眼下扬州食盐，都是专岸，如上江江甘、泰兴等处，近年销量日益旺盛，这就是专岸的明显效果。安徽盐岸现行额引七万二千引，除去江运北盐，每年大约派二万引上下，其余应运南盐五万余引，近年运数只得到一半。不如将整票作为纲盐，让他们认岸，那池州、和、含、全等处，也可以依次举行，逐渐推广，恢复旧制，未尝不是疏通和盐的一个策略。西岸地处腹地，与楚岸鄂、湘两省的情况不同。其邻近私盐最近的，是饶州与广信毗连，一向被浙私侵犯；其次是吉、赣邻近粤私，抚、建邻近闽私，全省淮纲因此不振。从前饶、吉等府都有专商以巩固门户。道光年间，陶文毅公会同江西巡抚勘议，在浙江、广东、福建三省接壤之处，在各要隘添设关卡，实力堵截邻私，分定界址，浙、粤所设子店，为之撤退三十里。现在吉、饶虽然设有分局，销市没有起色，那么浙、粤侵犯淮盐，自不待言。况且听说浙商近来办理徽、广的，获利甚巨，粤盐私贩，则都由陆路而来，千百成群，飘忽猛悍，毫不畏法。目前筹议疏通西引的方法，自然应在三省接界旧设关卡之处，陆路则屯驻兵弁，水路则添拨船只，一面就从西票中选择殷实商人，先从饶州设立专岸认办。从前运库有一项贴饶的费用。因为饶岸的商人，不减价不足以对抗浙私，所以西岸各商，集资津贴。眼下如果能仿照旧章减价，浙私无利可图，定可收敛踪迹，也应当筹议津贴，以资补救。其他如邻近粤地的吉、赣，邻近闽地的抚、建，也可以逐渐推广实行。这样邻私不入，而淮引畅销了。安徽、西岸既已恢复，然后淮南有总办的商人，都知道以纲盐为利，保护大局，见到四川盐长期借道不归，正将出全力与之相争，说四川能做的，我也能做。商贾之事，必须用商贾之道来施行，这本来不是形势逼迫，就能在眼前收到效果的。所以说逆取之难，确实不如顺施之易。

译两淮盐法议下

方浚颐

四川人袒护四川，声称两淮的盐税抵不上四川的厘金，因此不可轻易议论改革。户部支持文正的提议，打算让湖北停止征收四川盐的厘金，将两淮盐税全额归入湖北。每销售两淮盐一引，湖北可获得银六两三钱有余。湖北、湖南两岸，定额销售两淮盐七十多万引，计算每年可收盐税银四百四十万两。即便按近年四川盐占据销售二十万引的数量来计算，也可收银一百二十六万有余。将湖北、湖南近年所收四川盐厘金，以钱折算成银计算，每年至多也不过收银一百万两。这是确切的数目。至于所说湖北、湖南两岸全部销售两淮盐引，不过一百六七十万引，与四川盐在湖北销售十五六万引相比，盐税和厘金已有二百余万的差额，这确实是粗略揣测之词，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说楚地人喜欢食用四川盐，此前两淮盐纲全盛之时，为何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况且视引地为虚名，因此存有喧宾夺主的见解，在四川只谈四川，竟然置祖宗二百年的成法于不顾，这几乎是不知其所云了。

湖北岸的弊端，四川盐争夺两淮盐的市场，在于借官行私。议论的人说，如果湖北岸不能全部恢复，留一两个府给四川，也必定要授权给两淮。凡是暂时销售四川盐的地方，规定每年销售若干引，在平善坝设卡，随时向两淮盐局报告核实，派销多一斤就以私盐论处，那么四川私盐就可以杜绝了。湖南岸过去附属于湖北岸，由湖北归水贩运入湖南，销售迅速且利润丰厚，立法最为简便易行，并非另外设立督销局来主管。现在不但设立一个督销局，而且分设各局，部署可谓周全且严密。议论的人说，局用多而成本高，水贩利润微薄，所以四川私盐容易争胜。昔日水贩载货前往汉口贸易，再运盐入湖南，实在是一举两得，并非像今天这样专为行票而设，耗费太大。澧州是湖南岸的门户，澧州不归湖南管辖，四川私盐难以断绝。督销不归并到湖北，那么商力难以支撑，况且两淮盐运到湖南，还有重煎的费用呢。至于广东私盐是辰州、宝庆、沅州三府的祸害，尤其需要严格设立卡局，严密查缉重税，使片引不得侵犯，那么湖南岸就可以恢复了。这两种说法，不无可以采纳之处，作为恢复湖北、湖南的渐进措施。然而应当与皖西两岸一律先行，整顿盐票，召集商人，使分散而无统属的有所归属，那么提纲挈领，大概就能举重若轻了。顾与运互为表里，病在运的固然不利于顾，病在顾的也不利于运。于是有土亭太多的弊端，就议论合并土亭以节省成本；有盐色搀杂的弊端，就议论辨别楼盐以防混淆；有虚报空堆的弊端，就议论使用丈量以归于核实；有清堆提旧的弊端，就议论永远革除以杜绝取巧。而且派销议论凭旧额以保护垣主，缴价议论提下纲以调剂商人。如果销路不广，引地不恢复，纵然讲求煎炼竭力加工，仍恐怕新堆未重，老堆如故。今日顾与运都病在散，运的票有法以敕心，而顾的垣却无法以公之，又怎能不病呢？议论的人说，官员以增额为能，商人以添产为乐，岸销只有这个数，坎桶废置，处处堪忧。所以盐的定额宜有限制，不添责在商，不透私责在官，治顾与治运并非有两种方法。目前公垣虽不能恢复，而各场也不可无总商。应当仿照敕心票为纲的方法，在通属九商中，责令公举二人作为总商；泰属十一场场商，责令公举二人作为总商。一切场应办事宜，都取决于总商，自然没有参差高下、武断惰偷的祸患。唯独想要缓解场困，全靠岸销；想要扩大岸销，全凭引地。以目前情形而论，自顾自运，不仅不顾运，运也不顾场。即使同运的商人畛域各分，同场的商人畦町未化，所谓办顾运者，并非都是名实相符，并非都是本身，而其主管会计的人，见识卑陋，不知大体，每议一事，动辄经年累月，而鲜有所折衷，筑室道谋，纷如聚讼。官与商隔膜已深，商与商又何尝不视如秦越呢？在此端正名目，统一心志，泯灭尔我，忘记异同，除了糊涂之外，别无良策。

清盐务以裕饷源疏

桂霖

私下考虑国家财政的收入，除地丁税外，盐税实为大宗。朝廷不惜繁费，设官置吏，督课缉奸，实在是因为关乎大库，期望对国家财政有益，对民生无扰罢了。自从军兴以来，纲法紊乱，商人疲敝，国家课税亏缺。近年各省盐政大臣，虽然力求整顿，但口岸交错复杂，枭匪抢掠纷乱，大吏各持己见，成半属空谈。到现在若不急切思考变通，那么积弊相沿，不仅正供日渐削减，而且恐怕隐患潜伏，有不可胜言者。谨就管见所及，敬为皇太后、皇上陈述。私盐的禁令，法律非常严厉。然而奸宄之徒，竟敢于抗拒明禁，冒犯严法，出死命而为之，是因为获利多。私贩之所以获利，是因为售价贱。私盐为何贱？因为没有官府的冗费，没有胥吏的蠹蚀，取直经而销路易，即

译民间购买食盐的人，大多对官府不利，而对私商有利。弊端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每天用严刑峻法来督促约束，也是没有益处的。那么想要根除这些弊端，方法将从哪里入手呢？如果全部裁撤盐务官员，仿效唐代大臣茅五琦、刘晏的方法，在沿海、山地、盐井等产盐的地方，设置官员收购食盐，转卖给商人，任凭他们运往各地，官府不过问。只有私自贩卖的人，依法论处。那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方，则将官盐转运到那里，以应对不时之需。如果商路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使盐价经常保持平稳。这样官府和百姓都能得到好处，没有官私混杂的弊端，没有引岸制度的纠纷。百姓吃盐各自选择适宜的方式，商贩各自安心从事本业。土地没有浪费的人力，人们没有侥幸的心理。私盐贩子这类人，又怎么会乐于对抗明确的禁令，触犯严厉的法律，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件事呢？像这样，国家税收丰收，这是第一个好处；匪徒解散，这是第二个好处；利益归于实际，祸患在无形中消除，这难道不是当今迫切要办的事情吗？从前刘晏掌管盐政时，起初每年收入六十万缗钱，末年所收，竟然超过十倍，而人们并不感到困苦。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大半。宫廷服饰、军饷官员俸禄，都从盐利中获取。盐法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也知道关于财利的说法，圣朝不采纳，改革举措，事情难以实行。然而因为关系到国家大计，牵涉到民生，即使是最愚笨的人的一点见解，也不敢不详细陈述。是否请皇上命令户部全面筹划，审核商议后施行。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谨此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