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　兵政十五海防中

译卷八十四 兵政十五 海防中

会商驱堵夷船

胡兴仁

私下认为潮州、漳州两郡的海口紧密相连，必须统一筹划办理，才能防止奸邪、杜绝弊端。我奉福建总督命令前往诏安，就近与某人会商，两省如何统一防堵，妥善商议章程，迅速飞驰等因。我随即于二十日抵达黄冈，会同南澳镇及某人悉心妥善商议。本月初三、初四等日，先后有八只夷船驶至布袋澳，均于十三、十四等日，驶出西南洋面离去。现在并无停泊。只是夷船诡诈多变，现在虽然深知畏惧慑服，恐怕盘桓逗留有所希冀，不可不事先预防，布置防堵。我们反复思考商议，私下认为夷船之所以往来，是倚仗有奸民勾结。想要杜绝销售接济的来源，应当筹划坚壁清野的方法。如果能让沿海居民知道违禁物品会招致祸患，那么贪图利益之心必然减轻。再加上哨船的堵截，地方营县官员的稽查，有犯必惩，无奸不除。该夷人无所贪图，或许鸦片可以断绝。我们一同前往广东管辖的柘林、樟林、南澳，以及福建管辖的铜山、悬钟、布袋澳等处，周详审视。除了柘林各海口向来有船只，只有布袋澳等处，因为铜山营配备的缉捕兵丁少，难以兼顾，拟增设船卡房，水陆兼堵。商船一项，现在奉广东总督邓廷桢、林则徐之命，在帆面上写明姓名牌甲，加以海关的盘查检验，自然容易稽查。而沿海渔船接济，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尤其应当实行保甲法，使他们互相牵制。谨慎斟酌拟定四条，两省统一办理，是否妥当，理当联名请求立案，批示遵照执行，实为公便。

一、潮州郡、漳州郡各海口，应当随时随地雇佣渔船，由地方官挑选派遣差役探查。一听到船上传报有夷船驶来，立即告知澳甲，迅速报告该营和地方官差役前往，一面通知陆营，在岸边防守，以杜绝接济销售等弊端。等到夷船驶去，即将差役撤回，以免虚耗且杜绝其他弊端。

一、商船出口入口，虽然由地方官发给执照，向来不派差役稽查。只有海关收税，向来在各隘口派有委员家丁，即在稽查漏税之人时，顺便稽查违禁之弊，形势便利而不扰民。如福建漳州浦的旧镇，云霄的石蛇尾，诏安的铜山、悬钟，以及海澄、潮阳，均有海关委员守查。应责成出具查过多少商船，并无夹带禁物的甘结，按月申报。

一、夷船驶出内港，难保没有通夷的奸民，借捕鱼为名，销售接济。应当编查水保甲，责令澳甲、船行造册送县，发给牌匾张挂。如有通夷私贩等弊端，总甲知情不报，除了将本船查封捉拿究办外，仍要科处总甲、互甲的罪责。

一、福建铜山、悬钟紧接南澳，直通澳门，与广东及饶平、澄海水陆连界。虽然水急不能停泊，但寄锭也应当防范维护。南澳有兵防守，布袋澳系铜山兼辖。铜山出洋的兵丁一百六十名，洋面太宽，难以兼顾。应请在布袋澳洋面增设小船四只，每只拨兵十二名，每兵月给口粮九钱，每月应给银四十三两二钱。查水师总兵标额设随行出洋兵四百名内，可否筹拨四十八名所需口粮，或在各营标薪饷截旷项下支销。岸边增设卡房两间，等到有夷船停泊，由陆营派拨兵二十名住卡稽查，夷船离去后，即令归伍，不必常年住卡，即不必另设口粮。

征夷船进口硝磺税银议

胡兴仁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七日邸报，钦差两江总督耆英等，在广东附片具奏，征收夷船进口硝磺税银一折。据称，各国洋船压舵的咸沙，可以煎滤成硝。因为条例中没有免税的明文，各国夷商均在外洋私售，无赖匪徒即指为违禁货物，查拿生事。议定此后每硝一担，征收三钱。其出口硝磺，仍应严禁等语。查咸沙难免回潮，用它来压舵，似乎不同于淡沙石块，难保不损坏船板。即使可以煎滤成硝，在夷船进口之时，尚是咸沙，并非硝磺，也不便以未成硝的沙责其纳税。况且咸沙煎硝，向来在何处地面？如果是由该国煎成，在外洋私售，则直接称之为硝磺，不得称之为咸沙。如果到内地才开始煎，那么为什么又在外洋私售？如果咸沙可以成硝，则是滨海之地，无处不是硝，又何需乎内地的硝磺？不需内地的硝磺，则向来硝磺出洋之禁，为什么立法极其严格？现在既然明立章程，征进口之硝税，则硝在船中，是出是入，难以分辨。私下恐怕以进口二字，蒙混影射，名为征咸沙进口之税，实以松弛硝磺出洋之禁。其弊端不可胜言。自来内地奸商私贩硝磺，不是卖给洋盗，就是卖给外夷，从未听说外洋有硝载入内地。因此条例中没有完税的明文。如果海岸的咸沙皆可成硝，则奸商虽为渔利起见，亦

译既然有身家性命，既无厚利可图，何必冒险私下贩卖。这一提议一旦实行，便是将原本背负私贩之名的人，如今却让他们遵照公贩的条例，对尚未制成硝的硝石沙征税。这只有硝石的名目，却没有硝石的实物，实在不是体恤外国人的做法。外国船只瞬息间能行千里，守口的官员，果真能一一稽查，保证没有出洋的船只夹带硝石和硫磺吗？既然已经明确征收进口税，那么就难以禁止出洋的硝石。所得的税收抵偿不了损失，造成的弊端正无穷无尽。如果有意顺从外国人，这就是授人以柄，酿成的祸患没有边际。以前只在广东一省，如今福州、宁波、上海一律照此办理，从此外国人的硝石和硫磺就用之不竭了。他们有所盈余，我们便有所亏损。国家征收的税款无几，受到的祸患却极深。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上，应当防备祸患的萌芽。

译密陈夷务疏节录

殷兆镛

奏为谨献浅陋之见。请求以祖宗既定之法为重。先安定内部而后抵御外敌。民心一旦强盛。国威自然振奋。恳请皇上采纳选择此事。私下认为今日国家事务中最紧迫的。莫过于洋务海防这一方面。议论作战、议论防守、议论安抚、议论防御。说法不一了。然而二三十年来。终究没有定论。古人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百战百胜。正不必讨论我们制服他们的方法如何。应当先考察他们战胜我们的地方在哪里。近代人羡慕而惊恐于西洋的。一是富有。二是强大。所谓富有的。是在各处洋面占据码头。每年的收入。超过中华一倍而已。所谓强大的。是船只坚固锋利。新式火器。层出不穷而已。至于他们之所以致富、之所以致强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揣测其根本而探寻其源头。纵然有他们的船炮。而驾驶发射的技艺不如他们。坚忍勇猛的人心不如他们。如山不动的号令不如他们。那么与没有船炮又有什么不同呢？试拿最近的事情来比较。我大清国兴起于东土。以骑射为绝技。当时与明朝人交战。明朝人有鸟枪大炮。而我们却没有。这与今天我们枪炮不敌西洋的情形相似。然而明朝人有枪有炮。往往来不及发射。而我们的劲弓怒马。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明军大多丢弃枪炮逃跑。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人心整齐与不整齐。士气勇敢与不勇敢的差别罢了。本来不在于有武器还是没有武器。前年普鲁士与法兰西交战。法国的陆军枪炮。在西方各国中最为精良。千百年来。称雄无敌。普鲁士是个狭小的国家。只因为君主英明臣子贤良。蓄谋已久。竭尽精力智慧。上下一心。于是使法兰西的火器各种技艺。失去了所依仗的优势。而被普鲁士挫败。这是西方人与西方人交战。所用的轮船枪炮。两方都很精良。只以人心的整齐或涣散来分胜负。中土向来习惯使用火器。即使事事都尽其巧妙。也不过与法兰西的船只相等罢了。如果不先寻求鼓励军心。整顿刑罚政务。假设有像普鲁士那样强锐无前的敌人。我们能不被挫败吗？所以以前明朝有火器。与我国初年没有火器来说。有火器的失败了而没有火器的胜利了。以普鲁士和法国两国来说。以火器著名的失败了。而火器不著名的胜利了。那么他们之所以必然失败、必然胜利的原因。应当以军心的勇敢或怯懦为优劣。而武器的有无、锋利或迟钝实在是次要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以中土十八省。分为南北两路。南方人擅长文词。精于书写。北方人往往比不上。然而北方人只是效仿南方人的笔砚精良。纸墨华美。而不能在幼年时期。耳濡目染。像南方人那样勤奋学习。这是没有益处的。北方人习惯于弓马。善于驰骋。南方人也不如他们。然而南方人效仿北方人。只购买他们的名马高车、劲弓健矢。而不能像北方人那样手足生茧。耐习劳苦。这也是没有益处的。以同一中华之人。南北适宜不同。尚且不能事事互相学习。反而主次颠倒。那么一旦想要强行改变开天辟地以来。数万年的民风习俗。驱迫他们来效法西洋。即使有汉武帝、秦始皇那样的威势。也不能取得丝毫成效也是明显的了。臣愚昧地认为目前中华对于东西洋的情势。有三点不值得忧虑。有三点不容易效仿。有三点大有可为。敢为圣明详细陈述。按照西方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能统一于一个尊主。最大的有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而普鲁士后起。也在其中抗衡。与中土从前的战国非常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范。所以历次条约中。必定说如果以后有施恩的地方。各国一律均沾。其牵制控制的隐情。大致可以概见。决不能由一国独自挑起战端。使我们驾驶得宜。操纵有法。那么他们反而为我们所用。让他们做鹬蚌相争可以。让他们做冰炭不相容也可以。即使不然。也必定有疏远的一方和亲近的一方。一方违背而众人不合。决不至于各国同时分裂。与我们为难。这是不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一点。

西方人虽然勇于战事。而兴兵则非常谨慎困难。必须一国之中君臣绅商。询问谋划全都同意。并且筹集了巨额军饷。才肯任命将领。就像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正是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威名最著。于是他们不敢立刻侵犯广东。特意乘浙江的间隙。以及占据定海。大可接踵内犯。然而仍然向天津诉苦。次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给予六百万两。已经可以罢兵。如果不是裕谦剥皮为于波。那么江二千一百万两。断不至于如此严重。咸丰六年。叶名琛与他们争执入城一事。辗转一年多。才开始攻陷省城。等到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洋船一只。法国急于报仇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命令上海道吴煦让商人与他们讲解。只给兵费二百万两。一切仍照戊午原议。他们的各兵就可以撤回。然而端华、肃顺在内部拒绝。何桂清、薛焕在外部拒绝。洋人无可奈何。才开始大队北上。那时洋兵聚集在上海。载来战马二万匹。在洋泾浜游牧。中国共见共闻。正当发逆接连陷落苏州、常州。假使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变计划。以攻打天津的兵力

译首先占据杭州、湖州，作为贼军的前锋，那么杭州、湖州本来唾手可得。然而西方人没有奉到君王的命令，不敢这样做。根据洋人前后几年的情况来推测，他们善于作战却不轻易决战，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虽然清军不能在海上与洋人交锋，但如果陆路激战，洋人自己估计，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我们的士兵勇丁，号称招募可以无穷无尽，而洋人来的只有这么多，全靠潮勇和汉奸作为前锋罢了。这是第二个不必过分忧虑的原因。

洋商自从十三口通商以来，在中国购置房屋、繁衍子孙已经二三十年，眷恋土地的情意很深，唯利是图。一旦发生变故，他们数千万的资财产业，都将化为乌有。所以前几年屡次帮助中国剿灭贼寇，并非他们归顺朝廷的诚意特别真切，而是他们为自己谋划得更加迫切。如果不是万分怨恨，怎么会自毁前程呢？去年日本无故多嘴多舌，在北京的威妥玛公使尚且出面排解。他们不愿意通商各口岸受到搅扰，遭受池鱼之殃，这也是确凿可证的。虽然日本人内心险诈难测，与西洋人不同，不能不为之防备，但通商各口岸有西洋人贸易存在，绝不会让他们独自逞强扩张。这是第三个不必过分忧虑的原因。

西方人的兵法最为严格，而供养最为优厚。他们的军饷比中国多出数倍。即使一队千人死掉八九成，那一两成的人尚且直前不退。每条船数百人，整天寂静无声。所派在船上分段巡查的人，持枪往来，脚步不停。不仅没有无故登岸的人，即使在船上也没有酣睡高卧的人。枪械器械绳索什物，不惜花费重金，必定崭新坚固。整天磨砺训练，如同等待敌人到来。即使子弹的光滑度，也如球如镜，大小符合膛径。加上规算测量，所以能够命中致远，无坚不摧。即使是王子贵人，一经入伍，就与平民同等。凡是劳苦笨拙的事，都习惯去做。桅杆高数丈，攀绳而上，必定行走如飞。竭尽各兵所能，才能担任水师提督。行伍之中，没有一个军官士兵可以侥幸晋升。这是法律的精严，是中国不易学习的第一点。

西方首领奉命出疆，作为全权大臣的，行止都可以自主。他们督兵时，临阵如何开战，往往在决定计策之前，广泛咨询访求，必定集合众人的意见，选择好的采纳。即使是走卒末僚，都可以参与议论。等到计策确定之后，即使是王公贵人，也不能动摇。一切无知的浮议，更屏弃不顾。所以下情没有不上达的，而良策不会中途受阻。敌人的山川形势，兵将强弱多寡，城郭的远近平险，必定先侦察确实，告知各兵，都能胸中有数。再各自授予地图，临时再三告诫，合众心为一心，掌握胜算，才肯行动。从来没有轻率从事的时候。这是用兵的详慎，是中国不易学习的第二点。

西洋旧制，除了临阵死亡的不论外，凡是所俘获的囚犯，受伤的医治他们，死去的收殓他们，活着的供养他们，绝无摧残侮辱凌虐之事。两军交战，使者往来，不加阻碍。一面白旗，立即停止战斗，不得无故伤害。每日的战事，允许局外人士随时记载，没有什么忌讳掩饰。将领的胜败，如果布置实在不是他的罪过，被舆论所称道的，各国都可以录用，如现在法国的麦马韩之类。这是对待将领的宽厚，是中国不易学习的第三点。

有这三项长处，所以他们人心精力果敢，败少胜多。加上船坚炮利，才开始收到奇效。否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兵革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将法律的精严，是根本；轮船火炮的利速，是枝末。有根本而没有枝末，即使强弩也不能穿透鲁缟。谈论洋务的人，对于西方人的根本长技，为什么不深入思考呢？为什么呢？

译中原地区与西洋相比，未必事事不如，也未必事事都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长处；而天理所在，则没有两样。今人只知道西洋人处处依仗强力，处处依仗权势，却不知道他们平时优待百姓，信任使用军队，仍然不能脱离中原圣贤的大道至理。况且在举措之间，时常有一二暗合之处，这就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世人都认为西洋人聪明，而我却认为西洋人愚笨。正因为他们愚笨，所以用心能够专一，制造器械能够锋利；而中原人的聪明，超过他们十倍，那些不专一、不精深的地方，都是被聪明所误。世人都认为西洋人狡诈，而我却认为西洋人愚直。正因为他们愚直，所以政令严肃，军纪整齐；而中原人的圆融通达，也超过他们十倍，那些不整齐、不严肃的地方，又是被圆融所误。现在想要与他们竞争，谋求富强的成效，必须先探究富强的根源。究竟各国得力的实际，是因为军民一心、法令严整呢？还是仅仅在于船坚炮利、所向无前呢？如果能够抓住这两个极端详细辨析，那么朝廷之上，整顿纲纪、发号施令，谁先谁后、谁缓谁急的次序，自然就有主见，而不会被众说纷纭所迷惑了。

西洋人的擅长在于海上，战争在此，谋利也在此。清初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皇帝将沿海百姓内迁三十里以躲避他，郑氏于是被我们困住，这就是不与他在海上争夺的效果。此时如果确实放弃海上的利害关系，只依靠陆路兵民的心志来战胜他们，他们必定无技可施。追溯自道光庚子年起，至今三十年，内地与洋人交战，只有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以及台湾各社两次重创他们，都不依仗枪炮的猛烈，只依仗人心的坚定。前者战死，后者再进，洋人的利器，竟然也不能发挥作用。从前捻匪猖獗时，各省各县修筑圩寨，那些圩长不过是秀才、监生，一旦发号施令，数十个圩寨中，百万人都能为他们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员，都能像圩长那样恩信及人，那么平时的百姓，都是临事时的士兵，即使一声呼喊，数千万人都会聚集。船是死物，待人使用才灵；民心、兵心是活物，激励他们可以必死。其间优劣，相差天壤。先选拔沿海的督抚，再选拔沿海的州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原有船有炮，固然足以战胜外洋；即使没有船没有炮，也必定卓然有恃无恐。与其花费二三千万，购买非人不能操作的船，哪里如只用一千万，或征收厘捐，或开垦荒地，就能收服沿海万里的人心呢？天下之大，兵刑钱谷的繁杂，边防海防的重任，一一综核其名实，振作有为，使各直省中没有一民不安于生活，没有一官敢荒废职守，节省无益的费用，以减轻民间赋税，寻求有用的人才，各自专任重要职务。船固然不必废弃不讲，但不专门依仗船来自强。兵将关键在于训练得精锐，更应当寻求兵将的敢死精神。将看到薄海内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洋之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办理洋务的大臣，恪守条约，以恩信结交他们，断不至于有无端要挟欺蔑之事。再过一二十年，我皇上春秋鼎盛，英明神武，上承天心眷佑，机会到来，也像乾隆朝平定准噶尔的故事，定可报复数代的仇恨，宣泄天下的愤慨。目前固然不必急急忙忙追求奇效，徒然扰乱人心。制造器械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舞，以举棋不定拖累庙算，以狼狈相倚引起外人的疑虑。耗尽千百万小民的脂膏，购买东西洋唾余之船，有百损而无一益。这是天下士庶绅耆异口同声却不敢上诉的。臣不胜愚钝急切之至，谨冒死上陈，伏乞圣明垂鉴，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上寿阳师相书

王锡振

近日进见，承蒙垂询军事，语重心长，并指示将所说的话详细列出，以及未尽之处条列陈述。连日邸报，私下见到武昌、汉阳又相继陷落，心中愤切。私下认为我跟随行役，将近两年，而贼寇未平，逆焰猖獗，竟到如此地步。当赛帅在长沙被逮捕之日，我曾自感愤恨，打算请求留营，因为身在行间，不能破贼，即使地位卑微，无法比数，宁愿死在军中，也不愿厚颜回家。只是先世祖父单传，到我这里还没有后代，每当军中劳累生病之余，一念及此，常常自感惴惴不安，未能立刻忘记。因此隐忍，疲惫而归。自忖浅薄低劣，忝居门下，素来蒙受知遇，超过平常。出外辅佐粤军，心与事违，又复尺寸未能自立，狼狈而归。幸蒙宽厚优待，不弃鄙夷，反而殷切地加以咨询谋划。这应当如何感激，披肝沥胆，以求得百分之一的得当之处。顾念当时事的艰难，私下恐怕一二所陈述的，未必能有所裨益。情义上不得已，谨就素来所见所闻，作为军中禁忌适宜，以及防堵的要务。

译八条。甄别排序不得体。书写粗疏草率。只能以此采纳选择并加以教诲。幸甚。

其一，我军忌讳多战与急战。士兵勇猛且逼近贼寇，却坐视贼寇修筑营垒，甚至任由其从容逃窜，这是情形中尤其令人痛恨的。然而如果士兵一旦逼近贼寇，贸然交战，没有谋略算计，很少能得利，甚至伤亡日益增多，那么军心就会沮丧而贼寇的气焰反而嚣张了。当贼寇守备正坚固时，我军奉命肉搏先登，这些都是我军的英雄，千百人中，或许数人，或许数十人，一旦有损折，其余的人更加胆怯而不敢前进了。只有朝廷宽缓督责，将机宜权柄专一赋予将帅，将帅谨慎谋划，在士卒中培养精锐，不致力于计算日期而轻率作战，以报告胜利来搪塞责任，不从事督促作战，侥幸求得成功。当此武备长久松弛，平时未曾训练，也必须在临事时加以检阅，使将卒在坐卧进退的方法上相互讲求，务必使我军出战，人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耳目胆识，自然齐一。大谋既定，同力同心，这样一战而大功可成。即使不然，而一战有一战的利益，我军自然由怯变勇了。

其二，我军适宜审察时机。事情不适宜而勉强用力，希图意外的收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先前围困永安的贼寇，以及贼寇占据长沙城外之时，逐日攻剿，不仅没有杀戮，即使有杀戮，又怎能得其要领呢？这种时候，听命作战的人，不能立功，赏赐不胜赏赐，不赏赐则人心不鼓舞；不听命作战的人，也未尝贻误，诛杀不胜诛杀，不诛杀则人心不畏慑。军令日益亵渎，军威且日益松弛了。古东宁乡贼寇逃窜，我军不能并力击之，因为平日已疲于屡战，临事又不能踊跃听命。贼寇占据地方善于防守，不易攻夺，只是他们不永远死守一地，即使占据也不过委任给当地土匪，这容易对付。虽然武汉是雄都，意贼还将顾盼而逃往他处。朝廷责成当事者，必定筹划一个如何能了结此事的策略，以等待可乘之机，或者乘其空隙而攻之，或者因其逃跑而击之，或者困之于牢笼之中，而使之不能再出来。平时听任其从容布置，临事则如雷霆风雨，禁止令行，纵然一次不成，等到再三，有不破贼的吗？

其三，我兵适宜策应。贼寇不轻易出战，每次出战必有包抄埋伏。我军则各营统计有多少，按成数出队多少，出则均出，其不出的，则是真正不出的了。贼寇窥探我军的虚实，一目了然。当其分队，互相抵拒，彼之包抄埋伏一出，则我没有策应的人，即使在各队调度策应，其气先夺，其势已挫了。适宜在出战之时，我军简选整齐精锐，预备策应，断不可以全军一出而尽。至于进攻贼巢，以及贼寇逃窜时，追剿截击，尤其须预先准备策应之军，先期探明确切路径，申明期约。如贼寇逃窜所必由之路，预先埋伏兵数处，等到贼首及其辎重妇女，乘车张狂，从容而过，急击勿失，乃可有功。只是这类兵，尤其须平时择出劲旅，暗中以生死结之，又以勇略将领统习，而后临时乃可指挥如意。所谓大将军必有私人者。或一战而成功，或数战而后能成功，其兵可胜亦复可败。贼寇即使凶横，及遇数伏，未有不亡魂丧胆，迷罔失势者。古善用兵，莫不以此。贼寇至此时，骄肆极矣，用之傥其时邪。

译一、我军的谋划应当统一。全军的将士，只有大帅能够陶冶和协调他们。遇到战事要秘密谋划，大帅要用心运筹，再与幕僚谋划，与各将领谋划，与全军士兵谋划，使得从偏将裨将直到普通士兵，都能贡献自己的心思见闻，互相参照综合。而大帅心中运筹的，又有一些全军不能完全理解的，或许只与亲信的一两人秘密筹划。至于将卒所负责的事务，务必让每个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军前的将领，向来以提督威望冠绝全军，但军门自己说年轻时跟随杨忠武麾下，忠武赏识他的诚朴勇敢，却叹息他不懂将略，大体上还是勇猛而少谋略罢了。其次如总兵和春、当禄、秦定三，副将邓绍良、瞿腾龙，游击以下到千总、把总韩世禧、米兴朝、朱占鳌、金玉贵、张国梁、傅振邦等人，都是将才。总兵和春，实在是在诸将中较为优秀的，因为他稍微有些见识。军门也首先称赞他。张国梁本是投诚之人，也能使用诡诈。只是贼寇凶狠狡诈，似乎不是这几人的智勇所能战胜的。而且运筹谋划必须在大帅心中，然后全军才能发挥指臂般的效果。长沙更换主帅，徐宫保与陶军门都主张先围后剿，见解恰好相同。可惜包围尚未完成，贼寇竟然已经窥探到，再次窜入长沙。贼寇窜逃必定经过宁乡，这人人皆知，但却未能设伏截击，这是贼寇得以合流而未灭亡的原因。广东盗匪如毛维、罗镜贼、凌十八等股，也属于会匪，伎俩情形，大致与此贼相似。徐、叶两位大人，也是用围剿的方法平定了他们。听说罗镜合围数月，直到贼粮耗尽，只能以稗子充饥，我军仍然没有进攻。等到贼寇穷急出击数次，都被击退，然后探明一条路，三次进击而后成功。徐公军令很严，当时在任的文武官员，奉行他的教令非常谨慎。叶公继任，也能沿用他的既定计划，不随意更改，而且坚持得更加坚定，这就是他的谋划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洪逆的党羽比裹逆更大，但在永安、道州时，剿灭的方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可惜当时贼寇占据的地形都能得到地利，我军长期包围，人力有所不足。长沙地势可以图谋，人力也已足够使用，稍微拖延，贼寇又逃脱了。这都是因为谋划不早的缘故。没想到长沙再次失守，贼寇一陷巴岳，再陷汉阳、武昌，凶焰于是如此嚣张。占据的地域更大，裹胁的人必定更多，围剿的方法，不再是以前可以比拟的了。不是换个地方困住他们，就是等他们再次窜逃时，预先谋划伏击。俗话说：“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这在于军前主持其事的人罢了。

请移驻巡抚折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沈葆桢

奏为台湾善后事宜，势当逐渐图谋番境开荒，事关创始，请旨移驻巡抚，以专责成，以图久远事。臣等于十月二十七日，已将收回草房营地各情形奏明在案。因思洋务稍松，即善后不容稍缓。惟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湾的所谓善后，即台湾的所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臣等以往因海防紧急，一面安抚番人，一面开辟道路，以杜绝外族觊觎之心，以消除目前肘腋之患，固未暇为经久之谋。数月以来，南北各路，深入幽险，开凿险阻，斩除荆棘，虽各见成效，卑南、歧莱各处，虽分列军屯，只有端倪，尚无纲纪。若不从此悉心筹划，详定规模，路虽已开，谓一开之不复塞则不敢知；番虽已抚，谓一抚之不复疑则不敢必。为什么呢？台湾延袤千有余里，官吏所治理的，只滨海平原三分之一，其余都是番社罢了。国家并育番黎，只令薄输土贡，永禁侵陵，意至厚也。而奸民积匪，久已越界潜踪，驱番估地，而成窟穴，则有官未开而民先开者；入山既深，人罕到，野番穴处，涵育孳生，则有番已开而民未开者；垒巘外包，平埔中扩，鹿豕游窜，草木蒙茸，地广番稀，弃而弗处，则有民未开而番亦未开者。是但言开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种类数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恃其悍暴，劫杀为生，暋不畏死，若是者曰凶番；卑南埔里一带，居近汉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台北斗史等社，雕题面，向不外通，屯聚无常，种落难悉，猎人如兽，虽社番亦惧之，若是者曰王字凶番。是但言抚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今欲开山，则欲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今欲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涂，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

译设立番学、改变风俗，这几项措施，哪一项不是在安抚番人时必须推行的呢？虽然如此，这仅仅是说后山的情况罢了，其繁重程度已经像这样了。山前地区纳入版图，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所有的规章制度，何曾完备过？就拿目前的积弊来说，班兵懒惰腐朽，贪官污吏盘踞，土匪横行恣肆，民俗懈怠懒惰，海防陆守都空虚无力，械斗事件屡次发生，学术不明，学校反而容纳豪强恶棍，禁令不被遵守，赌博成了日常饮食。治理这块土地的人，并非没有振作有为、端正自身并率领下属的官员，起初苦于事权受到牵制，接着苦于毁誉混淆不清，挽救过错尚且来不及，计算功绩从何谈起？如果不大力整顿，彻底洗刷浮华浇薄的风气，只是用眼下对山前的规划，去推测将来山后的风气，虽然多开辟了一个新区，却恰好多了一个藏匿奸邪的渊薮，我们私下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曾经综合前后山的疆域来计算，可以建立郡的有三处，可以建立县的有十几处，本来不是一个府所能管辖的；想要另外建立一个省，又苦于格局尚未形成。况且福建省向来需要台湾的米粮接济，台湾的饷银向来由省城转运输送，彼此相互依存，不能分离成为两个部分。环海各处口岸，处处需要防守，外国族群和教堂，渐渐分布开来。居民向来有漳州籍、泉州籍、广东籍的区别，番人又有生番、熟番、屯番的差异。气质类别既然不同，安抚驾驭就不容易。以开创之初的事，作为善后的谋划，仅仅依靠静镇是不适宜的，想要遵循旧例却没有依据。派遣大臣持节前往，可以暂时实行而不能长久，想要迅速见效，士兵和百姓会有“五日京兆”（短期任职、不求长远）的想法；倘若超过时限长期驻扎，文武官员就会有“两姑为妇”（难以兼顾、左右为难）的困境。

译我们反复思考，认为应当仿照江苏巡抚分驻苏州的先例，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这样一举就能具备多种好处。为什么这样说呢？镇道官员虽然有专门的责任，但事情必须秉承总督、巡抚的指令才能执行。由于重洋阻隔，文书传递延误，如果擅自行动，又会被指责专断独行。如果巡抚驻台，遇到事情就可以立即决断，这是第一个便利。镇台负责治军，道台负责治民，本来应当相互辅助，现在却相互妨碍。职权不统属，意见难免有分歧，上级各自有所怀疑，下级各自有所倚仗，不贤能的人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贤能的人也不时在其中周旋。如果巡抚驻台，就能统辖文武官员，权力归于一个权威，镇道官员不敢不各自尽好本职，这是第二个便利。镇道有节制文武的责任，却没有选拔文武官员的权力。文官的廉洁与贪污，武官的勇敢与怯懦，总督、巡抚所听到的，与镇道所看到的，有时互相不同。如果巡抚驻台，就不必等待采访，耳目就能周全，升降赏罚可以立即决定，这是第三个便利。城邑中的大奸大恶，民间的冤抑，听闻亲切，法令容易推行，公道迅速伸张，人心顺服，这是第四个便利。台湾百姓嗜好赌博的本性很多，台湾兵丁尤其严重。海疆营制长久败坏，台湾兵丁尤其恶劣。因为兵丁是由总督、巡抚、提督的标兵中抽调而来，各自倚仗其原属主帅的庇护，镇将设法笼络，只求不发生意外的事情。因此家家户户窝藏赌徒，就像商人做买卖、农夫种田地一样平常。如果有巡抚驻台，考察就不会有所偏私，训练就能落到实处，这是第五个便利。福建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州县官员大多亏空负债，常常把台湾当作调剂盈缺的地区，不肖者违法敛财，难以避免。如果有巡抚莅临，贪污奢靡的风气，就能逐渐收敛，这是第六个便利。向来台湾官员如果在镇道那里不得志，等到他们返回内地，常常制造谣言中伤镇道，镇道有时也被他们所挟制。如果有巡抚驻台，这种伎俩就全部失效，这是第七个便利。台湾百姓游手好闲可恶，但憨直实在可怜。之所以常听说发生动乱，是因为官员把吏役当作爪牙，吏役把百姓当作鱼肉，接着百姓就把官员当作仇敌，诉讼不清，而械斗的祸端就产生了，奸邪之人得志，而聚众作乱的气势就形成了。如果有巡抚驻台，就能预先消除动乱的根源而堵塞祸患的源头，这是第八个便利。开垦土地之初，地势特殊，形势不同，旧有的法规难以拘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斟酌裁度，这是第九个便利。新建的郡县，突然设立的营堡，没有地方不需要人才，佐贰官和将领，可以随时发文调任，这是第十个便利。设置官员分派职务，有的适宜长期存在，有的属于权宜之计，随时增减变革，不至于白白耗费俸禄，这是第十一个便利。开煤炼铁，有的只依靠民力，有的适宜参用外国机器，就近考察勘测，可以选择地点兴办利业，这是第十二个便利。

况且台湾一向被称为富饶之地，长久以来被其他民族垂涎。现在虽然外患暂时平息，旁人仍然虎视眈眈。未雨绸缪的计策，正当此时。而山前山后，那些应当变革的，那些应当建设的，没有十几年不能成功。而教化番民使之成为良民，尤其不是逐渐浸润、温和引导，不能达到浑然无间的境界。与其苟且仓皇，徒然滋生流弊，不如先得到一个主持大局的人，事事都能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的长远打算。近年来洋务日益密切，偏重在东南，台湾在海外孤悬，是七省的门户，其关系非同小可。想要巩固地势险要，在于得到民心；想要得到民心，先要整顿吏治和营政；而整顿吏治和营政的权力，掌握在总督、巡抚手中。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巡抚方便。我们明知地方属于封疆大吏，事情关乎制度变更，不是部民属吏应当越级陈述的，但日夜深思，为台湾百姓考虑，为福建全省考虑，为沿海筹防考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怎敢不据实上报，作为刍荛之献。谨将全台善后情形及请求移驻巡抚的缘由，恭敬地写成奏折，由轮船运到上海，付驿六百里快马驰奏。

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

沈葆桢

奏为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拟建府治，统辖一厅三县，以便控制驾驭而巩固地方，恭敬地写成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

私下认为，台湾起初不过是个海外荒岛罢了。自从康熙年间收入版图，才设置府治，管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诸罗就是现在的嘉义，嘉义以北没有设置官员。郡城南北各一百多里，控制绰绰有余。后来北部土地逐渐开辟，雍正元年扩展设置彰化一县，并设置淡水同知，主管北路捕务，与彰化知县同城办公。明知不是一县政令所能周全的，只是因为创建城池，筹集费用非常艰难，姑且权宜行事罢了。雍正九年，割大甲以北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归淡水同知管辖，改治竹堑。自大甲溪起，到三貂岭下的远望坑止，计地三百四十五里多。嘉庆十五年，又因为远望坑向北向东，到苏澳止，计地一百三十里，设置噶玛兰通判。那么人事随着天时地利而转移，想要因陋就简已经不可能了。然而从噶玛兰上行到郡城，十三天才到达；从淡水上行到郡城，也七天才能到达。而政令都统属于台湾府。在淡水设厅之初，不仅淡水、三貂等处，榛莽四塞，即使淡南各社，也是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现在则村社相连，荒地日益开辟。旧志称东西相距仅十七里，现在则有的五六十里，有的七八十里不等。兰厅建治

译此后，从三貂岭绕行至远望坑，又增加了数十里有余的土地，其土地日益开垦的不同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台北海岸以前仅有八里坌一个港口，来往的商船不过几只，其余的支流港口仅能供捕鱼之用；如今八里坌已经淤塞，新增的各港口如大安、后垄、香山、沪尾、鸡笼等，其中鸡笼和沪尾港门宏大宽敞，船只尤其众多。近年来，夹板船和轮船帆樯林立，洋楼客栈街市喧嚣，其港口分支增多的不同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

以前台北地域虽然广阔，新垦之地土著居民稀少，外来流寓者也很少，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前年统计户口，除噶玛兰外，已有四十二万余人。近来与各国通商，华人洋人混杂居住，微小的怨恨就会引发争端，而八里坌一带信奉宗教的人逐渐增多，防范稽查尤其不容易，其人口繁衍聚集的不同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

台湾所产物品，以靛青、煤炭、茶叶、樟脑为大宗，而这些都出产于淡水北部。近年荒山穷谷中栽种愈发兴盛，开采愈发频繁，洋船转运货物，客民聚集，风气浮动，嗜好各异。淡水南部大甲一带与彰化相连，习俗尤其粗犷强悍。同知半年驻守竹堑衙门，半年驻守艋舺公所，两地相距一百二十里，因奔波而荒废公务，是必然之势。从竹堑向南至大甲尚有一百多里，从艋舺向北至沪尾、鸡笼尚各有几十里，命案盗案层出不穷，刚急忙向北赶路，又担忧南方情况，分身无术，枝节横生，公务积压、大案隐瞒，均不可避免。总督巡抚知道这个职位艰难，必定选择循吏能吏来担任，但到任后贤名顿时减退，不符合期望，这是地域造成的，其驾驭之难周全竟达到如此程度。

淡水、噶玛兰的文风，为全台之冠，但岁考、科考童生考试，厅试时淡水属有六七百人，噶玛兰属有四五百人，而赴道台考试者不及三分之一，无非是因为路途险远，贫寒士子难以承担路费，止步不前。而诉讼方面，则四民均受其害，刁钻强悍者理屈而逃避，捏造情由向府衙控告，一旦批准提审，累月穷年，被诬告者即使有望昭雪，家业也已破败。纠正弊端者，因噎废食，一概不准提审，则厅衙案件被胥吏把持，便无可控诉，而械斗的萌芽便产生其中。至于徒刑流刑以上的罪名，定案后解送郡府复核，费用繁多，拖延岁月，赔累不堪，则消弭灾祸不得不耍手段，官员苦恼，百姓更苦恼，其政教之难统一竟达到如此程度。

所以以前台湾道夏献纶有将淡水同知改为直隶州、将噶玛兰改为知县、在竹堑增设一县的请求，臣鹤年、臣凯泰等正命令商议试办，台湾事务纷起，因此暂停。台南骚动之时，就有暗中窥探台北的祸患，经夏献纶驰往该处，预先消除隐患，狡诈阴谋才得以平息。海防洋务，瞬息万变，恐怕州牧尚不足以担当此任。

译去年以来，从噶玛兰的苏澳开始，经由提督罗大春安抚番民、开辟道路，到新城有二百多里，到秀姑峦又有一百多里。如果山前的布置尚不周详，那么山后的经营从何着手？因此根据今日台北的形势来谋划，如果不划分三个县分别治理，就无法明确各自的职责；如果不设置知府来统辖，就无法把握整体的纲领。

我查考艋舺位于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土地肥沃平坦，两条溪流环绕，村落街道繁华，蔚为大观。向西到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个港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作为屏障，而且与省城五虎门遥遥相对。这不仅是淡水、噶玛兰的要害之地，实在是整个台北的门户。拟在该处创建府治，命名为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到后山，都归其控制，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

附属于府的县，南部划定中枥以上，到头重溪为界，大约五十里远；北部划定远望坑为界，大约一百二十五里近；东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圆折算有一百多里，拟命名为淡水县。

从头重溪以南，到彰化边界的大甲溪为止，南北相距一百五十里，其中的竹堑，就是原淡水厅的治所。拟裁撤淡水同知，改设一个县，命名为新竹县。

自远望坑向北向东延伸，仍保留噶玛兰厅原有的疆域，拟设一个县，命名为宜兰县。

只有鸡笼这一区域，如果建立县治，则其地域不足，但通商之后，竟成为都会，而且煤矿事业正在兴起，未投籍的民众四处聚集，海防既重要，诉讼事务尤其繁杂。该处向来没有设置官员，也不是佐杂小官所能镇住的。如果事事都受制于艋舺，则官民都会陷入困境。应请求将噶玛兰通判改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来治理。

臣等出于外防内治、因时制宜的考虑，是否妥当，恳请天恩指示有关部门议复，以便有所遵循。至于建设城署、清查田赋，以及教官、佐杂、营汛等应裁撤、应更改、应增加的事项，容待奉旨允准后，再由台湾道详细核查奏报，以期周全。至于苏澳到歧莱，目前依靠营堡来巩固，将来田地开垦，商民聚集，是否应设置官员，容臣等随时察看情形，请旨定夺。谨先将台北议建府县的缘由，联名恭敬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请琅𤩝筑城设官折

沈葆桢

奏为履勘琅𤩝形势，拟即筑城设官，以镇民番而消窥伺，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将台地招垦开禁的情形奏明在案。臣葆桢先前患咳嗽病，调治稍愈，于是于十三日带领台湾府知府周懋琦、前任署理台湾镇总兵曾元福从郡城出发，十四日抵达凤山，视察淮军城西八营、城东三营，结构精严，上设垛口下挖壕沟，四周方正，突起堡垒，分哨扼守，外部视野开阔，内部平坦如砥，巍然壮观。入营接见统领、营官，各自加以奖勉，并亲自祭奠病逝将士的坟墓后离去。

十五日向南行进，宿于东港，十六日宿于枋寮。此地本是贫瘠的土地，道光年间有位凤山县令曹瑾，开凿水圳以通泉脉，于是变为肥沃之地，至今百姓仍享受其利。当时已是深冬，麦穗秧苗，黄绿相间，那是内地四月间的景象。该处尚属凤山肥沃区域，过了这里就都是番社，居民寥寥无几了。

十七日经过刺桐，乡民哭泣诉说，先后被狮头社番杀害的有五人，而王开俊营长夫经过时，番人误以为是民人，也杀了两人。论起事的根源，番人直率而民人理亏，但等到仇杀发生，断难纵容番人祸害百姓，而且营夫又有什么罪呢？晚上宿于风港，恰逢王开俊移营至此，臣葆桢即令派汛弁郭占鳌到番社，责令交出凶犯惩办，如果敢违抗，则不能不显示威严。风港的倭营都在，四周没有墙壁，草屋数十间，高度仅及肩膀，王开俊嫌其分散不可守，拟合并并加筑墙壕。

十八日抵达琅𤩝，宿于车城，这是前大学士福康安征讨林爽文时驻兵的地方。接见夏献纶、刘璈，得知已勘定车城南十五里的猴洞，可作为县治。臣葆桢亲自履勘，所见相同。自枋寮南到琅𤩝，民居都背山面海，外部没有屏障，到猴洞忽然山势环绕，其主山从左向右延伸至海岸，中间开阔平坦，周围可达二十多里，似乎是全台的收局之地。从海上望去，一座山横隔，虽有巨舰，也无处施展，建城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刘璈素来熟悉堪舆家言，规划审慎详细，现令其专门办理筑城建邑诸事。

只是该处不产巨杉，且无陶瓦，房屋材料砖瓦，必须从内地转运而来，工匠石工也应从远处招致。城地所用的土地，已垦成田地，不能不给价补偿给贫民，未免费用繁多。只有嘱咐委员等核实估计，不得虚耗。县名谨拟为恒春，可否之处，伏候钦定。

如果蒙允准，拟先设知县一员，审理词讼，使民番有所凭依；亲勇一旗，以资号召。其余武员、学官、佐贰，暂且缓图，以

译处理军政事务并节省糜费。车城西南的地名叫后湾，是倭人旧军营的遗址。那里靠近海边，正对着风口，泉水又不好，当时倭人居住在那里，生病死亡的接连不断，而且船上的炮火可以射到，所以淮军到达时，放弃那里而不驻扎。一营驻扎在车城附近以保卫民居，一营驻扎在统领埔，以扼守牡丹各社出入的道路。淮军与番众，都相处安宁。只有倭人的旧军营，虽然只是草屋，但交接接收后不到几个月，现在没有一间留存。有人说被火烧毁，有人说被风吹坏，四周望去空空荡荡。现已命令查访实际情况后上报。当臣葆桢从猴洞返回车城时，恰逢洋将博郎哥、嘉基德、韩德喜等四人到达车城，据称赫德嘱咐在龟仔角附近建造灯塔，随即命令周懋琦与他们一同勘察，等回来后定下计划。臣葆桢于是与夏献纶、刘璈等人，在二十日乘坐轮船返回府城。眼下正值岁末，暂时缓建工程，开春后刘璈应当前往琅峤督办营建各项事务，夏献纶应当前往中路主办开山事宜。臣葆桢考虑到船政每年耗费数百万，正命令办理报销，又因台湾事务而搁置，趁着这段稍有空闲的时间，打算在本月二十四日乘坐轮船内渡，核算大致数目，上奏完毕后，再前往台湾继续管理。现在先将亲自勘察琅峤、择地建城等各情由，联名恭敬地写成奏折，由轮船前往上海，交给上海县通过驿站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上奏。

译请求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

张佩纶

为请求设立沿海七省兵船水师，特派重臣统筹规划，以统一事权并谋求长远大计，恭敬地呈上奏折，恳请皇上圣鉴。臣认为，泰西各国之所以能在海上纵横驰骋、难以与之争锋，不过是凭借船坚炮利罢了。二十年来，中外既然已经通商并订立条约，而各国钢船钢炮的制作日新月异，其像鹰一样盘踞、像狼一样贪婪，对亚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之心，本来是路人皆知。国家即使现在大力建设水师，还担心不能敌对，如果犹豫观望，不制定自强的根本大计，恐怕海上的警报将没有止境。查中国海岸从东边的奉天、锦州到南边的琼州、廉州，绵延一万多里，各省海口，多的有几十处，本来属于防不胜防。而俄国占据海参崴，以窥视混同江；日本袭击琉球，以伺机侵犯台湾、澎湖；英国夺取香港，法国夺取越南，葡萄牙夺取澳门以逼近澳门三路，这是大海的险要之地与他们共有了。西洋各国，又开辟红海以走捷径，铺设海底电线以传达军情文书。一旦有事，他们航海三万里，而征调军队能如期到达，粮饷运输不断，排除重洋的险阻，可以直接叩击城门。我们只能扼守海口，集结陆路军队来抵御他们。进攻则有利，退守也无害。客军（敌军）的态势转为安逸，主军（我军）的态势转为劳累，这本来是论兵者所深以为忌的，也是筹谋海防者应当知晓的。自从广东捻军平定后，中国稍稍建造船厂，购买机器，能够开始建立兵轮水师。但军饷力量不充足，人才不出，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内外议论不统一，至今外海水师船只未改变旧章，各省轮船未确立定制。没有警报时，南北洋的经费，关卡关卡拖欠解送；有警报时，南北洋的经费，省份省份截留。仍然这样不变，而想要沿海水师足以备攻援，足以资战守，也已经很难了。同治年间，丁日昌请求设立三洋水师提督，左宗棠认为洋防一水可通，轮船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各驻师船，经常联合巡逻，自然有常山击蛇之势。如果兼分三洋，反而产生界限隔阂。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所费浩繁，意在以全力扼守要害，而尤其告诫分散漫无重点的防守。其后沈葆桢于是有轮船聚集操练于上海的奏折。臣考察西洋兵制，水师都专门设立海军部，兵权极重。英国人赫德曾在总理衙门献议，也以请求设立总海防司为言。深思二三位老成谋国之人的筹划，参酌五六个海国的新制度，水师应当合而不应当分，应当整而不应当散，利弊也大致可以明白了。那么想要寻求制敌的方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想要收取横渡大海的功绩，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水师政务要点，大约有四端：一是审察形势，二是训练将才，三是整治师船，四是攻究工用。海防之事，督抚不能不过问，而各省既然划分疆域，就不能完全消除田界般的隔阂。如果责成重臣举沿海口岸，分别要冲次冲，何处可屯铁船，何处可建炮台，何处可修船坞，何处可伏水雷，将帅一家，水陆一气，才能血脉贯注，骨节灵通。虽然海口的宽窄，潮汐的来去，泥质的坚韧，礁沙的厚薄，断非一耳目所能周知，一手足所能举，而备多用分之弊除，那么集思广益之效著，那么相地之任宜专也。陆军宿将，强令出海，固恐迁地勿良。即使向来带领内江长龙舢板的楚将，不习风涛海径；向来带领红单艇船的粤将，不习机器测量理法，也未敢轻于相委。南北洋轮船，近来多募用洋员，延以重资，临敌请退，终难收客卿蕃将之益。想要寻求水师将材，惟出洋学徒，庶几中选。然而非师船时时游弋，时时聚操，则技艺日就荒嬉，心志亦终归骄惰。无能者或以奔竞猎迁，多艺者或以朴拙淹滞。陶镕鼓舞，胥赖帅臣，那么驭将之任宜专也。海上战守，莫要于师船。粤省之船，河海两绌；闽厂之船，兵船两绌。即使赫德订购之船，机露炮重，底平行迟，长于守港，难于涉海，亦非水师利用。今定远、济远、镇远等铁舰，既未来华，惟北洋超勇两艘、南洋开济五艘，号称新式耳。然而中外条议，或谓艇船仍不可裁，或谓帆船亦不可去，或谓中国安置铁船之口岸甚多，或谓南洋水性过热，海虫水草，足为铁船之害。非有深谙军事、熟悉洋情者详为考核，购船既受其欺，驻船未得其地，皆足启侮省威。至于罗经海线，考查宜精；鱼尾雁行，阵法宜讲。尤非专心一志，不能日起有功，那么治船之任宜专也。购外洋军火多年，惟南洋、北洋，有克虏伯炮及各种精枪，而滇、奥各军求防陼，士得士乃得之枪，尚为奇货可居，那么各省之风气未开也。置外洋机器多年，而因陋就简，与规矩不能与巧，至今造船之材料。

译制造枪炮的钢铁，都必须从外国购买，那么机器的根本基础就没有确立。如果真能派遣专员经营管理，南北方采伐木材的方法，区分其性质以替代洋木；炼铁炼钢的方法，应当先探究其根本。然后确定轮机采用何种样式，枪炮选择何种类型，使用不杂乱则兵器精良，工艺不杂乱则技艺精湛。其他如水雷、鱼雷以及行军所需的器械，选择地点和人员，全面统筹兼顾。军火既免于缺乏，军饷也免于虚耗，那么简化器械的任务就应当专一。

只是七省水师特派重臣规划，创办之初，必须持有余万资金；办成之后，必须有数百万经费。统筹国家用度，也知道财力难以承受。然而以水师这一支军队，应对七省的防务，就用七省来筹措水师这一支军队的费用，各督抚通力合作，互相调剂，应当不至于束手坐视。而水师逐渐扩充，远则七年，近则五年，积蓄经营，殚精竭虑，或许可以有所成就。

以中国之大，圣上谋略之宏大，敬畏上天、体恤百姓，讲究信用、修好和睦，如果那些国家逐渐浸润于德礼，难道不应该欺诈阴谋全部消除，怀着善意来亲近我们吗？然而十年之中，丰大业案件刚平定，日本就挑起战端；马嘉利案件刚平息，俄国就提出苛刻要求；在东山、中山受挫，又在交海遭受挫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以水师火器为长技，依靠兵力来保护商业，依靠战争来达成和约。而我们仍拘泥于旧船旧炮，不知道改弦更张，只想让将士用血肉之躯去拼杀，文臣用口舌去辩驳，这也是常常处于劣势的原因了。

反复思考，从今以后遴选将帅，规划水师，在法事上是后事，在海防上是先着。应当请求专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为兵轮，定为常制，使各省船厂机局都归其调度，以专责成。内政修明而外患缓解，或许能收到惩前毖后、卧薪尝胆的效果吧。应当如何筹措军饷，建立衙门，派遣大员之处，恳请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善商议后上奏。臣深切忧虑，恳切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