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百零三 工政九河防八
口、然愚不曰蒲口、而曰安山之关会通、何者、蒲口随塞随决、河上之役、虽无岁无之、而未尝▯他水、关会通则▯也、引汶而北连自卫、至二百五十里、绝济而南连淮泗、至一千八百里、河以南、而茫茫汶与济之是求、不几置河于外乎、明之失莫大于夏邑、然愚不曰夏邑、而曰永乐之复漕运、何者、塞夏邑而不免于决、溢归亳、侵凤泗、虽一方受之、而未尝天下、复漕运则天下也、引河自西南以通运、于是山东诸郡、皆被其患、听河徙东南以避运、于是济漯淮泗诸水、皆被其冲、河势在北、行在南、而往往欲息方割之势、兼撼狂澜之行、不几令河无适从乎、夫得失则已较然也、从违独无所折衷哉、愚闻昔人之言河者、其最着凡十二家、司马迁曰、河所从来者高、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是论其本也、冯逡曰、九河故道、既灭难明、屯氏河新决未久、其处易浚、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是论其支也、李寻曰、因其自决、可且勿塞、河苟欲居、当稍自成川、然后顺而图之、则用力寡而成功易、是论其形也、贾让曰、治河有三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千载无患、谓之上策、是论其性也、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且有稻转漕之便、谓之中策、是论其情也、缮完故堤、数逢其害、劳费无已、谓之下策、是论其权也、关并曰、平原东郡土形疏恶、河决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是论其属也、韩收曰、于九河之旧、穿为四五、宜有益、是论其汇也、王横曰、西山之下宜更开空、使缘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是论其旧也、欧阳修曰、夺决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所不能、是论其上也、刘曰、二股河已闭、而御河之由冀北者、尚宜疏导、是论其下也、欧阳元曰、治河有三法、乘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是论其术也、余阙曰、中原平衍、唯河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是论其理也、宋濂曰、南渡以后、河由彭城并汴泗东南以入淮、以万里奔溃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此万万不能者、是论其时也、约而计之、有所为百世之利、百世之弊焉、有所为一时之利一时之弊焉、何谓百世之利、邱浚有言、今日之河、所以泛溢而为淮豫之害者、因两渎之水、既合为一、众山之汉、又并以归、淋雨无时、潢潦继作、故欲得上流之泄、必先使下流之通、诚不惜弃地、不惜动民、择任心膂大臣、俾于下流、迄东相其便利之所、污下之处、挑为数河、以分其势、又于所条支河之旁、地堪种稻者、依江南法、创为污田、多作水门、引其灌溉河分疏之后、水势渐减、然后从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荡之、或就而开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则中有所受、不至于束隘、而河之委易达于海、浚之、此议兼贾让上中二策行之、但去其患不言其利、然患平即所以为利、
译然而我不说蒲口，而说安山的关会通，为什么呢？蒲口随着堵塞随着决口，黄河上的工程，虽然每年都有，却从未曾影响其他水系；关会通则影响其他水系。引汶水向北连接卫河，长达二百五十里；截断济水向南连接淮河、泗水，长达一千八百里。在黄河以南，却茫茫然去寻求汶水和济水，这岂不是把黄河置之度外吗？明朝的失误没有比夏邑更大的，然而我不说夏邑，而说永乐年间恢复漕运，为什么呢？堵塞夏邑却免不了决口，洪水归于亳州，侵扰凤阳、泗州，虽然一方承受灾祸，却从未曾波及天下；恢复漕运则波及天下。引黄河从西南方向以通漕运，于是山东各郡都遭受其祸患；听任黄河迁徙到东南以避开漕运，于是济水、漯水、淮河、泗水等水系都遭受其冲击。黄河的形势在北，漕运的路线在南，而往往想要平息方割之势，同时撼动狂澜之行，这岂不是让黄河无所适从吗？得失已经很明显了，遵从还是违背难道没有折衷的办法吗？我听说古人谈论黄河的，最著名的有十二家。司马迁说：“黄河发源的地方地势高，水流湍急凶猛，难以在平地上行进，多次造成灾害。”这是论述黄河的根本。冯逡说：“九条故道已经湮灭难以查明，屯氏河新近决口时间不长，那个地方容易疏浚，可以重新疏浚以辅助大河，宣泄暴涨的洪水。”这是论述黄河的支流。李寻说：“顺着它自然决口的地方，可以暂且不堵塞，黄河如果想要安住，应当逐渐自己形成河道，然后顺着它来谋划，这样用力少而成功容易。”这是论述黄河的形态。贾让说：“治理黄河有三种策略，迁移冀州处于水冲要道的百姓，放任黄河向北流入大海，这项功业一旦建立，千年没有祸患，称为上策。”这是论述黄河的本性。“多开凿漕渠，让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水势的愤怒，而且有转运稻谷的便利，称为中策。”这是论述黄河的情势。“修缮加固旧堤，多次遭遇灾害，劳民伤财没有止境，称为下策。”这是论述黄河的权宜之计。关并说：“平原、东郡的土质疏松恶劣，黄河决口南北不过一百八十里，可以空出这块土地。”这是论述黄河的归属。韩收说：“在九条故道的旧址上，开凿成四五条河道，应该有益处。”这是论述黄河的汇聚。王横说：“西山脚下应该重新开凿空地，让黄河沿着山脚乘着高地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是论述黄河的旧道。欧阳修说：“夺取决口黄河的正流，让人力扭转并回流，这是大禹也不能做到的。”这是论述黄河的上游。刘曰：“两条股河已经封闭，而御河从冀北流出的部分，尚宜疏导。”这是论述黄河的下游。欧阳元说：“治理黄河有三种方法，趁着黄河的流向，顺势引导它，称为疏；去除黄河的淤泥，顺势加深它，称为浚；抑制黄河的狂暴，顺势遏制它，称为塞。”这是论述黄河的技术。余阙说：“中原平坦广阔，只有黄河横溢溃决成为祸患，它的形势如果不多做曲折来削弱它的流速，不可以用强力战胜。”这是论述黄河的道理。宋濂说：“南宋南渡以后，黄河从彭城沿着汴水、泗水向东南流入淮河，想要让万里奔溃难治的黄河，依靠一条淮河来疏导它的愤怒，这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论述黄河的时势。概括计算一下，有百世的利益和百世的弊端，有一时的利益和一时的弊端。什么是百世的利益？邱浚有话说：“今天的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成为淮、豫地区的祸害，是因为两条水道的水已经合为一体，众多山间的河流又都一起汇入，降雨没有定时，积水接连发生，所以想要得到上游的宣泄，必须先使下游通畅。确实不惜舍弃土地，不惜调动百姓，选择信任的心腹大臣，让他们在下游，直到东方考察便利的地方，低洼之处，挖掘成几条河道，以分散水势。又在所开凿的支河旁边，土地适合种稻的地方，依照江南的方法，创建低田，多建造水门，引水灌溉。黄河分流疏导之后，水势逐渐减弱，然后从下游向上游，在河身中间，去除淤泥沙子，或者推荡它们，或者就地开凿它们，使河身更加深邃，足以容纳水流。像这样，中间有所承受，不至于束缚狭窄，而黄河的曲折容易通达大海。疏浚它，这个建议兼用贾让的上策和中策来实行，只是去除祸患而不说利益，然而祸患平定就是利益。”
夫百世之中可以无河患、则利在百世矣、何为百世之弊、河之南也、以徐为壑、自辛卯张秋之决、尽徙而北、又以为壑、开国属邑、七月告决、祥符考城封邱诸邑、荆隆朱源塔湾诸口、八月告决、山东诸都邑、九月又告、起张秋至滦口、夫滦口至临淄十五里、历三十九城、而直逼济南、何其甚哉、虎牢之东、距海几三千里、无崇山巨矶以闲之、无洞庭彭蠡以纳之、又不令其纵而出海、无怪乎所经泛滥、而城郭为墟也、曩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今河淮为一、而清口又合三水、以同归于淮乎、曩河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虽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入海之道犹疑有存焉、今则以一淮受众水之归、治之者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而与水争利、欲行则强为塞、欲止则强为通、惜微渺之费、而忘所捐之大、护已成之业、而兴难就之工、劳力于无用、糜财于不赀、苟顾目前、遑恤其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反不如听其自然、而不治之为愈、夫百世之中、无日不治河、则弊在百世矣、何为一时之利、贾鲁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为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其后总制河防、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凡八阅月诸埽诸堤成、而河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鲁之此议、兼欧阳元三法行之、就目前之利、去目前之害、轻重相权、故一时不见害而见利、则利在一时矣、何为一时之弊、以河须堤、岁岁而筑之、以堤须埽、岁岁而完之、埽之成、民财不知其凡几也、上诸部者、又十不得一焉、埽之成、民力不知其凡几也、上诸部者、又十不得一焉、然国家度支之费、已岁至亿万、幸而未决、此亿万者终无所、不幸而决、小则数十倍、大则数百倍、且戍堤有卒、而坏堤者、即戍堤之卒、守埽有夫、而破埽者、即守埽之夫、何则、彼就食此中、目为奇货、固已久也、一岁无增堤缮埽之役、彷徨四顾、而无以自容、虽严为之禁、究莫能止、鄙夫且曰、此数万之众、皆藉庇于河、苟其轻罢、有相率而为盗耳、嗟乎、国家无术以养民、而以河为之寄、无术以弭盗、而以河为之归、斯不亦可耻之甚哉、指目前之害、为目前之利、上下相蒙、故一时知利而不知害、则弊在一时矣、人君之政、莫先于举利而去害、谋事之端、莫大于近取而远核、将为其利乎、将为其弊乎、必曰为其利矣、将为其百世乎、将为其一时乎、必曰为其百世矣、而或有难者于此曰、捐数百里之膏腴、又所坏城郭田卢冢墓以万数、其如民怨何往、应之曰、今开封自凤阳河所浸、沃田岁数十万顷、纵于迤东之地、开为数河、所费近海斥卤、不过数万顷、果孰多孰少耶、仍即所开河旁、偶值民居、则官予地以偿之、偶损民业、则官倍价以酬之、或从诸宽闲之野、或更与新垦之田、让不云乎、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足以业其所徙之民、知 上之所以劳民、非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则又有难者于此曰、漕东南以实京师、必由博济之境、河北则会通必有所▯、其如妨运何往、应之曰、河不可骤使之东、非不可渐使之北、河突徙不常、
议者每欲求禹之九道、元之四道、分遣郡邑、按图而疏之、今由清入海、而别引沁水从魏博折东以济漕、且漕又以汶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得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先防巨野、使河不妄行、俟既复千乘、然后相其宜而治之、閟不云乎、人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亦安在其必为运害哉、夫利之在百世者、可以徐图、而弊之在一时者、不可不急改、舍小以成其大、弃少以就夫多、毅然不行、不惑浮言、而又委任得人、规置有序、度其权宜、迟以岁月、河淮之民、庶其有瘳乎、虽然、平都尉之领河堤、博求众妙、桓司空之典河议、兼考谋、则愚请述所闻、而更有进焉、王
译如果在百世之中能够消除黄河的祸患，那么利益就惠及百世了。为什么百世之弊在于让黄河向南流，把徐州当作水壑？自从辛卯年张秋决口，黄河全部改道向北，又把山东当作水壑。开国以来的附属县邑，七月报告决口；祥符、考城、封邱等县，荆隆、朱源、塔湾等口，八月报告决口；山东的各州县，九月又报告决口。从张秋到滦口，滦口到临淄十五里，经过三十九座城池，直接逼近济南，情况多么严重啊！虎牢关以东，距离大海几乎三千里，没有高山巨石来阻挡它，没有洞庭、彭蠡那样的湖泊来容纳它，又不让它顺势流入大海，难怪所经之处泛滥成灾，城池变成废墟。
过去黄河入海，尚且能造成沿河州郡的祸害。现在黄河与淮河合流，而清口又汇聚了三条河流，一同归于淮河吗？过去黄河还有蓄水的湖泊，如巨野、梁山；还有分流的河道，如屯氏、赤河。虽然元朝人排挤黄河入淮，但东北入海的通道似乎还保留着。现在却用一个淮河来承受众水的归聚，治理的人往往违背水的本性，逆着水的趋势，与水争利。水想流动就强行堵塞，水想停止就强行疏通。吝惜微小的费用，却忘记捐弃的巨大损失；维护已经完成的工程，却兴办难以成功的工程。在无用之处耗费人力，在不值之处浪费钱财。只顾眼前，哪里还顾得及以后？这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还不如听任其自然，不治理反而更好。
如果在百世之中，没有一天不治理黄河，那么弊端就在百世了。为什么一时的利益，贾鲁曾说：水工的功劳，比土工的功劳难；中流的功劳，比河滨的功劳难；决开河口，比中流难；北岸的功劳，比南岸难。他后来总制河防，疏浚与堵塞并举，引导黄河向东流，恢复故道。总共八个月，各种埽工和堤坝建成，黄河在河南汇入淮河，又向东流入大海。贾鲁的这个建议，兼用了欧阳修、元绛、三法来施行。就眼前的利益，去除眼前的祸害，权衡轻重，所以一时不见祸害而见到利益，那么利益就在一时了。
为什么一时的弊端在于：因为黄河需要堤坝，年年修筑；因为堤坝需要埽工，年年修缮。埽工建成，民财不知耗费了多少，上报给官府的，十中不到一。埽工建成，民力不知耗费了多少，上报给官府的，十中不到一然而国家的度支费用，每年达到亿万。幸好没有决口，这亿万费用最终没有着落；不幸决口，小则数十倍，大则数百倍。而且戍守堤坝有士兵，破坏堤坝的，就是戍守堤坝的士兵；守护埽工有民夫，破坏埽工的，就是守护埽工的民夫。为什么呢？他们借此谋生，视为奇货，已经很久了。一年没有增堤缮埽的工程，彷徨四顾，无法自处，即使严厉禁止，终究不能制止。鄙夫甚至说：这几万人，都依靠黄河庇护，如果轻易罢免，他们会相率为盗。唉，国家没有办法养育百姓，却把黄河作为寄托；没有办法平息盗贼，却把黄河作为归宿，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耻的吗？
把眼前的祸害当作眼前的利益，上下互相蒙蔽，所以一时知道利益而不知道祸害，那么弊端就在一时了。君主的政事，没有比兴利除害更优先的；谋划事情的开端，没有比就近取材、长远核实更重要的。是要为利益呢，还是要为弊端呢？必定说是为利益。是要为百世呢，还是要为一时呢？必定说是为百世。然而有人在这里提出困难说：捐弃数百里的肥沃土地，又毁坏数以万计的城池、田地、房屋、坟墓，民众的怨恨怎么办？回答说：现在开封到凤阳，被黄河浸泡，肥沃的田地每年数十万顷。如果在东部地区，开凿几条河流，所费近海的盐碱地，不过数万顷，究竟哪个多哪个少呢？仍然就在所开河流旁边，如果遇到民居，官府给予土地补偿；如果损害民业，官府加倍价格酬谢。或者从宽阔的野外，或者更换新垦的田地。《尚书》不是说吗：沿河十郡，每年修堤费用万万，等到决口，残害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足以安置迁徙的百姓，知道皇上之所以劳民，不是为了私利，又有什么怨恨呢？
又有人在这里提出困难说：漕运东南以充实京师，必须经过博济之境，黄河在北，则通济渠必定有所阻碍，妨碍漕运怎么办？回答说：黄河不能突然让它向东，不是不能逐渐让它向北。黄河突然改道不常，议论的人常常想寻求大禹的九道、元朝的四道，分派郡邑，按照地图疏浚。现在由清口入海，而另外引沁水从魏博折向东以济漕运，而且漕运依靠汶水而不依靠黄河。黄河在北，则汶水必定微弱，微弱则我们可以控制并辅助它，也可以行船漕运。先防御巨野，使黄河不妄行，等到恢复千乘，然后考察适宜而治理。《尚书》不是说吗：人们认为黄河在北，则通济渠的漕运废弃，我却认为黄河在北，则通济渠的漕运不废弃，《尚书》所谓浮于汶水达于黄河就是如此。哪里必定是漕运的祸害呢？
利益在百世的，可以慢慢图谋；弊端在一时的，不可不急改。舍弃小的以成就大的，放弃少的以就多的，毅然实行，不惑于浮言，而又委任得人，规划有序，权衡权宜，历时岁月，黄河淮河的百姓，或许能有痊愈吧？虽然如此，平都尉统领河堤，广泛寻求众妙；桓司空主持河议，兼考谋划，那么我请求陈述所闻，而更有进言。王
延世治河、尝为竹落长四丈、丈九围、盛以小石、两舟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此一法也、元初治河、议于河三濧口、选廉干知水利之人专司之、谨其防护、较已而后修者、功当十倍、此一法也、尚文议治河、令河西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滥、归德徐邳民之避冲者、并听其便、仍于河南退滩地内、给被患之家、以为永业、此一法也、景濂议治河、于彭城东南浚入旧淮河、使复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北流以杀其力、此一法也、宋礼治河、议于中滦下二十里、浚旧黄河、分疏其流、使由故道而北入海、此一法也、自昂治河议、自东平之东北以至兴济、凿小河十余、引大清河及古黄河入海、此一法也、刘大夏治河、自黄陵冈遥杀其势、而浚孙家渡、别为新河、浚四府营、分为二派、筑长堤、起胙城至徐州、凡三百六十里、此一法也、董其昌议治河、谓渔沟铁线一带、地势多下、陈平江始开会通、此实正河、今自桃源三义镇至瓦子滩、约九十里、其河尚存者、三十里、宜循其旧而复之、此一法也、近时议治河者、或云自王家口以下符离一带、更开支河以分之、即此流彼、于亟浚其淤者、务令两河并行、或递居焉、此一法也、或谓荆隆口新河最浅、其流缓不如旧河之而急、非其所安为区壑焉、徐邳一带、旧河犹存、其怒愈大、而将锺祸于山东、今淮泗之交、褰裳可涉矣、宜急有以浚之、此一法也、凡所谓就河言河治其流者如是也、兴沟洫之宜、则水利不可不讲、书云浚畎浍距川、浚川距海、夫江南之地水患鲜者、以渠多而水势分也、诚于齐豫间定其疆理、因通流画为大渠、因顷亩画为中渠为小渠、▯大渠会于河、疏中渠达于大渠、又疏小渠达于中渠、浅深广狭因乎水、曲直从横因乎地、其卑特甚者、董浚为塘、涝则趋卑、旱则节蓄、使西北多渠、则多容水之地、多治渠、则多治水之人、此治渠亦治河之要也、酌储积之便则屯田不可不修、赵充国条留屯田十二便、其三云、自春宵上循河湟漕谷、夫汉唐之初、其漕率不过数十万者、屯举而收谷多也、诚于畿辅间推乎郡国可水耕者、则立堰以耕之、可陆耕者、则分疆以种之、如淮南可为水屯、颖寿可为陆屯、襄邓可为水陆屯、分属之守令、详核之藩服、其出入大数、听总制河、内则劝农、外则休运、使西北多屯、刍粟鱼盐之富、既可藉以减漕舟车牵挽之费、又可捐以治河、此治渠亦治河之要也、通转输之穷、则海运不可不复、
译延世治理黄河，曾经制作长四丈、每丈周长九围的竹笼，里面装满小石头，用两艘船夹着装载顺流而下，三十六天堤坝就建成了，这是第一种方法。元朝初年治理黄河，建议在黄河的三个主要决口处，选拔廉洁干练且懂水利的人专门负责，谨慎防护，与先决口后修补相比，功效应当高出十倍，这是第二种方法。尚文建议治理黄河，命令黄河西岸的郡县，顺应水的本性，远远修筑长堤，以抵御泛滥，归德、徐州、邳州百姓躲避冲击的，都听任他们方便行事，仍然在河南退滩的土地内，分给受灾家庭，作为永久产业，这是第三种方法。景濂建议治理黄河，在彭城东南疏浚流入旧淮河的水道，使黄河恢复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流一半河水，使其向北流以削弱其冲击力，这是第四种方法。宋礼治理黄河，建议在中滦下游二十里处，疏浚旧黄河，分流疏导其水流，使其沿故道向北流入大海，这是第五种方法。自昂建议治理黄河，从东平的东北直到兴济，开凿十几条小河，引导大清河及古黄河的水流入大海，这是第六种方法。刘大夏治理黄河，从黄陵冈远处削弱其水势，同时疏浚孙家渡，另开新河，疏浚四府营，分为两股水流，修筑长堤，从胙城直到徐州，共三百六十里，这是第七种方法。董其昌建议治理黄河，认为渔沟、铁线一带，地势大多低洼，陈平江当初开凿会通河时，这里确实是正河，如今从桃源三义镇到瓦子滩，约九十里，其中河道尚存的只有三十里，应当沿着旧河道恢复它，这是第八种方法。近来建议治理黄河的人，有人说从王家口以下符离一带，再开凿支河来分流，即使这边水流过去那边，也务必迅速疏浚淤塞处，务求两河并行，或者交替居住，这是第九种方法。有人说荆隆口新河最浅，水流缓慢不如旧河湍急，不是水流安适的地方，因此形成沟壑，徐州、邳州一带，旧河仍然存在，水势愈发猛烈，将会把灾祸集中在山东，如今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提起衣裳就可以涉水而过了，应当赶快想办法疏浚它，这是第十种方法。大凡所谓就河论河、治理其水流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兴修沟渠的适宜措施，那么水利就不能不讲究。《尚书》说：“疏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疏浚大河直到大海。”江南地区水患少，是因为渠道多而水势分散。如果在齐、豫之间确定疆界条理，顺着水流开辟为大渠，根据顷亩划分中渠和小渠。大渠汇入黄河，疏通中渠通达大渠，又疏通小渠通达中渠，深浅宽窄依据水量，弯曲直顺纵横依据地形。那些特别低洼的地方，督促疏浚作为池塘，涝灾时水流趋向低处，旱灾时节制蓄水。使西北地区多修渠道，就多容纳水的地方；多修渠道，就多治理水的人。这治理渠道也是治理黄河的关键。
斟酌储积的便利，那么屯田就不能不修筑。赵充国条陈留置屯田的十二项好处，其中第三条说：“从春天开始，沿着河湟漕运谷物，汉唐之初，漕运的谷物不过数十万，是因为屯田兴起而收成的谷物多。”如果在京畿附近推广到可以水耕的郡国，就建立堰坝来耕种；可以旱耕的，就划分疆界来种植。比如淮南可以作水屯，颍州、寿州可以作旱屯，襄阳、邓州可以作水旱兼屯，分别隶属于守令，详细核查藩镇，其出入的大数，听任总制黄河的官员管理。对内鼓励农耕，对外休养生息运输。使西北地区多设屯田，草料、粮食、鱼、盐的富饶，既可以借此减少漕运舟车牵挽的费用，又可以捐献用于治理黄河。这治理渠道也是治理黄河的关键。
疏通转输的困境，那么海运就不能不恢复。
秦纪云、天下飞挽之役、起于黄陲、琅琊负海之郡、致于朔方、夫元之世、数有河患、而治之得兼南北者、以海舟行、而不仰给于漕也、诚于国家闲暇、求元人之故道、视有便河者、则以河为漕、有便海者、则以海为运、许吴楚从河、两浙从海、苏松与常、两从河海、米船存溺、稽之元史、岁数风角占视、取之沈氏笔谈、如历潢泊议石沙之多寡、州渚之远近、暂资之渔户丁、或并漕于总河、或并河于总漕、使西北知海、海运行则运不妨河、而不必兼河以治、运河运缓则河不妨运、而且得舍运以治河、此治海亦治河之要也、凡所谓置河言河治、其原者如是也、十法以救其流、三要以正其原、而更取吾说之关利弊分于百世一时者、权其缓急、揆其始终、以求当乎六、即薄大行而▯金堤、不烦目为奇举矣、不然、泛言疏而河杀、则留迟有泥留沙滞之虞、泛言浚而河窒、则淤深有匮财竭民之虑、泛言塞而河悍、则气张有左支右绌之嗟、吾不知其可也、
河志自序
曹玉珂
天下之水。其源最远者无如河。然天下之水。其害最深者亦无如河。国计民生系焉。学者诵读之曰。所当与礼乐兵刑。共为究图。庶几临事而不惑也。郦道元云河应天汉。李白亦言黄河天来。盖言其气之相通也。夫天地之气。以人事为寄。朱子云。人事修而河自听命于人。斯论尚矣。或河不听命。苟求其善治者。随势利导。亦云不远之复。此必览古人之得失。乃以知当时之趋避。大河自禹导后。不为患者七百余年。至盘庚决圯。亦止迁都以避。不闻塞治。又数百年而至汉武。穷兵黩武。天下扰攘。乃决瓠子以示变。至于天子亲临。臣下负薪。方就成功。平帝时河决不治。不治而水适顺性。日流日深。罔复旁溢。明帝止修堤以遥御。嗣后河决之书不见于正史者。亦七百余年。禹之治也。顺水之性也。善治之上医也。汉之不治也。任水之性也。不治之中医也。虽任之非所以为政。然任之正合于顺之之道。而中国享安流之福。与禹功同久。则君子之治河也。可以知所从事矣。宋之诸臣。不以人随河。必强河从人。谬引边防借河作险。又有二股六塔之役。劳而且费。岂惟公私几于尽藏。而兵夫之陷溺沦亡者。称数十万。宋之勤于治。何如汉之不治耶。及蔡京王黼辈。以河塞致贺。而宋已不可能国矣。究竟险果可恃哉。天之气也。地之经也。人不可与天地逆者也。是任之不如其顺之。而逆之不如其任之。斯亦利害之较然者。余不。敏读古人书。于兵刑礼乐。咸分类手录。先有祥刑录四册。同学杨树滋。欲代刻于临淄。未果。今尚留树滋处兵谭一书。篇帙颇烦。贫难就梓。惟河志甚简。候选无事。删为八卷。一志河源发于地之从起。重其本焉。次志诸水之注。见众流合势。不可以力抗焉。次志八海。见日迁日南。故道必不可复焉。一志历代治河。取温公朱子所书。列其孰是孰否。俾人有所取法焉。一志历代治河疏奏。见古名臣之所敷陈。合众论而知归焉。一取杂着之关于河者。曰志河杂说焉。然今之治河与古异。何则。漕运所关也。河决而或碍漕。必治河以运漕。故以漕运终焉。
汉武塞河论
刘绍攽
武帝时河决瓠子。帝自临河。沉白马玉璧。臣从官。负薪寘河。后世治河之法。实始于此。而吾以为制其流未探其源也。夫古今善治水者莫如禹。而孟子称之曰行所无事。禹自言不过曰浚亩浍距川而已。殷时河圯。五迁厥邑。不闻与水争也。周定王时河南徙砱砾。失禹故道。诸侯各作堤防。以自便利。甚或加之决灌。以为壑。而河遂荡溢。滋为患害。自汉以后。治河愈密。卒不越塞之之一策。而迄无定宇也。夫果可塞。禹何不障百川而东之。殷何必震动万民以迁。水性就下。消长不一。第为之广其道以行之。安澜固可循轨。泛溢亦可容纳。而又时为疏通。勿令高淤。即不至荡析我田畴。飘摇我庐舍也。后世止图目前之近利。罔思
译《秦纪》记载，天下转运粮草的劳役，始于黄河沿岸、琅琊等沿海郡县，一直延伸到朔方。元朝时期，黄河水患屡次发生，但治理时能兼顾南北，是因为依靠海船运输，而不依赖内河漕运。如果国家处于太平无事之时，寻求元人旧有的河道，观察哪里有便利的河道，就以河道作为漕运通道；哪里有便利的海路，就以海路作为运输通道。允许吴、楚地区从河道运输，两浙地区从海路运输，苏州、松江与常州两地则河海兼用。关于米船沉没溺亡的情况，查考《元史》，每年多次通过观测风向角度来预测；参考沈括的《笔谈》，如测量水域深浅、沙石多少、沙洲远近，暂时征用渔户丁壮，或者将漕运并入黄河总治，或者将黄河治理并入漕运总治，使西北了解海路。海路运输顺利，则运输不妨碍黄河治理，也不必兼顾黄河来治理；运河运输迟缓，则黄河治理不妨碍运输，而且可以舍弃运输来治理黄河。这是治理海路也治理黄河的关键。凡是所谓设立河道、谈论河道治理，其根本道理就是这样。用十种方法来补救其流弊，用三种要领来端正其根本，再选取我那些关乎利弊、分别于百世一时的见解，权衡其缓急，揣度其始终，以求符合六经的道理。即使勉强推行而筑起金堤，也不必视为奇特的举措。否则，泛泛地谈论疏浚而河道变浅，就会有泥沙滞留的担忧；泛泛地谈论深挖而河道阻塞，就会有耗尽财力民力的顾虑；泛泛地谈论堵塞而河道凶悍，就会有气势张扬、左支右绌的叹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
《河志》自序
曹玉珂
天下的河流，源头最远的没有比得上黄河的。然而天下的河流，危害最深的也没有比得上黄河的。国家的生计和百姓的生活都系于它。读书人诵读说，应当把它与礼乐、军事、刑罚一起共同研究谋划，希望遇到事情时不迷惑。郦道元说黄河应和天上的银河，李白也说黄河从天上来。大概说的是它们的气息相通。天地的气息，寄托于人事。朱熹说，人事修明，黄河自然听命于人。这个论述很高明。如果黄河不听命，如果寻求善于治理的人，顺着形势引导，也说是离正道不远而回归。这必须阅览古人的得失，才能知道当时的趋避。大河自从大禹疏导后，没有成为祸患的有七百多年。到盘庚时黄河决口毁坏堤岸，也只是迁都来躲避，没听说堵塞治理。又过了几百年到汉武帝时，穷兵黩武，天下动荡，于是决开瓠子口以示警戒。直到天子亲自临河，臣下背着柴草投入河中，才取得成功。平帝时黄河决口不治理，不治理而水流恰好顺应本性，越流越深，不再旁溢。明帝只修筑堤坝来远远抵御。此后黄河决口的记载不见于正史的，也有七百多年。大禹的治理，是顺应水的本性，是善于治理的上等医术。汉朝的不治理，是放任水的本性，是不治理的中等医术。虽然放任不是用来施政的，但放任正好符合顺应的道理，而中原享受安流之福，与大禹的功绩同样长久。那么君子治理黄河，可以知道该从事什么了。宋朝的各位大臣，不让人顺应黄河，一定强迫黄河顺从人。错误地引用边防，借黄河作为险阻。又有二股、六塔的工程，劳民伤财。岂止公私积蓄几乎耗尽，而士兵民夫陷溺死亡的，号称数十万。宋朝勤于治理，哪里比得上汉朝的不治理呢。等到蔡京、王黼等人，因黄河堵塞而祝贺，而宋朝已经不可能维持国运了。究竟险阻真的可以依赖吗？这是天的气息，地的常理，人不可以与天地相逆。所以放任不如顺应，而逆反不如放任。这也是利害显而易见的。我不敏，阅读古人的书，对于军事、刑罚、礼乐，都分类手抄。先有《祥刑录》四册，同学杨树滋，想代我在临淄刻印，没有成功。现在还留在杨树滋处的《兵谭》一书，篇幅繁多，贫困难以刻印。只有《河志》很简略，候选无事，删减为八卷。第一卷记载黄河源头发于地的起始，重视其根本。第二卷记载各条水流的注入，看到众流合势，不可以力量对抗。第三卷记载八海，看到日渐变迁南移，故道必不可恢复。第四卷记载历代治理黄河，选取司马光、朱熹所写的，列出谁对谁错，使人有所取法。第五卷记载历代治理黄河的疏奏，看到古代名臣所陈述的，综合众论而知归。第六卷选取杂著中关于黄河的，叫《河杂说》。然而现在治理黄河与古代不同，为什么呢？关系到漕运。黄河决口而有时妨碍漕运，一定治理黄河来运输漕粮。所以以漕运作为结尾。
《汉武塞河论》
刘绍攽
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皇帝亲自临河，沉下白马和玉璧，随从的官员，背着柴草投入河中。后世治理黄河的方法，实际上始于这里。但我认为这是控制其流而没有探求其源。古今善于治水的人没有比得上大禹的，而孟子称赞他说“行所无事”。大禹自己说不过是疏通田间沟渠直到大河罢了。殷朝时黄河毁坏堤岸，五次迁都，没听说与水争斗。周定王时河南移，砾石堆积，失去大禹的故道，诸侯各自修筑堤防，以自求便利，甚至有的决口灌溉，以为别人的祸患。于是黄河泛滥溢出，更加成为祸害。自汉朝以后，治理黄河越来越严密，最终不超过堵塞这一策略，而始终没有固定的处所。如果真可以堵塞，大禹为什么不阻挡百川而向东流？殷朝何必震动万民来迁都？水性就下，消长不一，只是为它拓宽道路来引导，安澜固然可以遵循轨道，泛溢也可以容纳。又时常疏通，不让高处淤积，就不至于冲毁我的田地，动摇我的房屋。后世只求眼前的近利，不考虑
后日之远害。当其水涸。则以为旷土可惜。地力未尽。播种之。居室之。快生聚矣。一旦水发。湮为泽国。人以为浸我乐郊。而水实止行其故道也。于此而妄言筑塞。是以人力与水争也。水固可与争乎。就令争之。亦必劳人疲物。困敝公私。以庶几于有成。迨其方成。而崩坏者又不知凡几矣。汉唐元明。何代不然。得失之数。粲然明白。故吾谓未探其源也。探其源。则惟有广河道以行水耳。广河道。则必迁滨河之民。迁其民。则必计其费。国家每岁修河。费以亿计。捐此亿万之费。施之滨河之人。舍危就安。各自为谋。孰不踊跃从事也。在小民有所资以趋避。在河流有所容以消纳。在朝廷捐一二年之费。即以省数十年之用。夫非万全而无弊者与。顾或且疑治堤修筑。历代之成法也。广河道以行水。一人之创说也。而不知所谓成法者。始于汉武而迄无成效。所谓创说者。乃折衷于夏殷之治。斟酌尽善者也。使塞河之文即见于三代。则吾说不可行。而汉武之智。当为治河不祧之祖也。而岂其然哉。
译这是为了防备日后远处的祸患。当河水干涸时，人们便认为空旷的土地可惜，地力尚未耗尽，于是进行播种，建造房屋，很快便人口繁衍、物资积聚了。一旦洪水爆发，这里便淹没成为水泽之地。人们以为洪水侵吞了他们快乐的家园，而实际上水只是沿着它原本的河道流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妄言筑堤堵塞，是用人力与水相争。水难道是可以与人相争的吗？即使真的去争，也必定会劳役百姓、耗费物资，使公私都陷入困顿疲敝，才能侥幸有所成就。等到堤坝刚刚建成，崩坏的地方又不知有多少了。汉、唐、元、明各代，哪一代不是这样呢？得失的规律，清晰明白。所以我说，这是没有探寻到水患的根源。探寻根源，就只有拓宽河道来疏导水流。拓宽河道，就必须迁移沿河的百姓。迁移百姓，就必须计算费用。国家每年修治黄河，费用以亿来计算。拿出这亿万的费用，施用于沿河的百姓，让他们离开危险之地而迁往安全之所，各自为自己谋划，谁不踊跃从事呢？对于小民来说，有了凭借来趋利避害；对于河流来说，有了容纳来消纳洪水；对于朝廷来说，捐献一两年的费用，就能节省几十年的开支。这难道不是万全而没有弊端的办法吗？然而有人或许怀疑，修筑堤防是历代的成法，拓宽河道来疏导水流，只是一个人的新说罢了。却不知道所谓的成法，始于汉武帝，却始终没有成效；所谓的新说，却是折衷于夏、殷两代治理水患的方法，斟酌得尽善尽美。假如堵塞河道的说法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出现，那么我的主张就不能实行了，而汉武帝的智慧，就应当成为治理黄河不可废弃的祖师了。难道事实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