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　户政二十二漕运中

译卷四十七 户政二十二 漕运中

漕运

李因笃

我年少时读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心中存有疑惑。河渠，汉代初期的漕运实际上蕴含其中。漕运是天下的重大事务，为何舍弃漕运不谈，却以“河渠”来命名这本书呢？长大后，我研习漕运之学，纵观古今制度的沿革、利害的相互依存，以及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的源流始末，这才感叹司马迁的用意深远。大概治理漕运没有不根本于治理黄河的，治理黄河没有不兼顾治理渠道的。至于治理黄河以利于漕运，人们已经知道了。唯独治理渠道以利于治河，进而利于治漕，长远来看可以节省长途运输粮草以休养生息，近处来看可以兴修水利以增强国力，这些却往往被搁置而未加研讨。我不敢断言东南地区百姓有得以喘息的日子。虽然如此，漕运是天下的重大事务，舍弃漕运和黄河，而急于谈论治理渠道是不行的。我试着先列举漕运的大法，叙述旧闻，然后加以折中评判。

《禹贡》记载帝都三面距离黄河，九州进贡的道路，都以抵达黄河为主。解说者认为这是将贡道附在田赋之下，这是漕运的源头。然而并没有明确提到“漕”字。而且我始终对“甸服”这一条存疑。大概秷米（一种谷物）的征收，从未超出五百里范围，那么其他州所征收的都是货币之类。春秋僖公十三年，秦国向晋国运送粮食，从雍地到绛地，命令说：“泛舟之役”。哀公九年，修筑邗城开通连接江淮的运河。解说者认为泛舟是为了运输粮食，开渠是为了疏通粮道，这都是漕运的雏形。但也未明确提到“漕”字。况且国家遭遇饥荒是偶然事件，而射阳到宋口，只是四境之内罢了。

汉朝兴起，高祖时漕运山东的粮食，供给中央官员，这是漕运的开始。张良说：“河渭漕挽天下”，这是谈论漕运的开始。魏国漕运寿春，后魏漕运江淮，隋朝漕运关东及汾晋地区，唐朝漕运东南，宋朝漕运进入黄河汴水，共有四条路线，元朝漕运至中滦任城，共有两次变革，明朝只有会通河一条漕运路线而已，至今沿袭不变。这是漕运的始终。历代都城不同，其取道各异。我认为应当透彻地说明其中的缘故。大概漕运的关键有三点，而与之并行的措施有五项。三点是什么？曰：控制用度，曰：体恤役夫，曰：商议运输。五项是什么？曰：建立粮仓，曰：开凿渠道，曰：开垦农田，曰：屯田籴买，曰：恢复海运。

为何说控制用度？我观察旧史，汉朝初期的漕运，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到了元封年间，每年增加六百万石。唐朝初期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到了开元二十一年，每年增加二百余万石。那些开创基业的君主，百事草创，其赏赐繁多，周济优厚，以至于宫室城池、车马器物之类，一切都依赖迅速办理，这理应数量众多。而数十万石就已经足够，乃是其子孙守成而已，理应简省，却有时达到百倍仍不足。唐朝史书说得好：“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制而容易供给。”吕祖谦说：“汉武帝官员多，徒役众，所以常常苦于供给不足。”邱浚认为官员多而不切合实用，应当裁减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应当裁减冗卒。那么吃粮的人少了，民力就可以日渐舒缓。由此看来，国家财政的盈亏，在于用度的奢侈与节俭，不在于漕运数量的多少。

为何说体恤役夫？自古以来运输粮食，都以“转”为名。汉、唐、宋的漕运，都是转相递送，没有长距离直达运输的。长运之法，始于明朝，至今未改。唐宋的船只，长江不入汴河，汴河不入黄河，黄河不入渭河。而现在则远至岭北、湖南，都直达京师了。唐宋的漕卒，还有轮换更替，而现在则年年不变。一年之内，大半时间在途中，没有家庭的欢乐，有风涛的危险，洪水的停留，船只的冲激。阴雨则担心浸漏，水浅则耗费推移之力。沿途受将领的勒索，上仓受官差的阻挠。到家之日，席子还未坐暖，催兑的文书又下达了。运卒如此艰难，所以周世宗商议给予路途损耗，每石一斗。宋朝江南的船只，运米到三仓，就装载官盐返回。如果将这种方法推行于今日，那么回船有利，士卒的劳力可以稍得宽缓。况且念及漕丁的辛苦，长运的艰难，即使给他人一粒米，也不敢忘记它的来源，而务必加以节制。这又与控制用度的说法相通。

为何说商议运输？我听说自古以来善于理财的人，必定首推刘晏。自唐代宗广德年间，刘晏主管漕运事务。先前从润州到扬州，陆运一斗米耗费十九钱，刘晏命令将米装入袋中用船运输，减少费用十五钱。从扬州到河阴，一斗米耗费一百二十钱，刘晏制造歇艎支江船，减少费用九十钱。刘晏所造的船，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副长三百五十人，驾驭十船，运米一万石。与今天十人一船，船载不到三百石，共三十船，运米九千石相比，人少五十，米少一千，相差不远。只是装袋运米尚未实行，纲船的损耗减少，士卒的困顿疲敝，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唐朝史书说刘晏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一万石，没有升斗沉没。然而当时并未听说有额外加兑。他所进行的漕运，是在大江大河，又随处转运，不像现在在浅窄的漕渠中长距离运输。其加兑的数量超过所运粮食的一半，而每年捐输的数量，追偿没有止境。大概因为驳船过浅的费用广大，挨次等待的日子众多，不幸沉没，就至于全部损失。现在应当像刘晏的方法，所运的米，全部装入袋中，遇到河水浅则暂时搬运到岸上，过了浅处

译于是又抬着米袋回到船上。有的分装在小船里。有的用布包裹封好。即使偶尔落水。还能捞取出来。不至于完全损失。那些破损的米袋。也有其他用途。然而如果米袋太多，船身吃水浅无法承载。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已经装在大船里。就应该加盖在船舱上方。再用竹子和芦苇从四周遮蔽风雨。等后面的船到了，再重新制造并适当加大船体也是可以的。米袋用布制作。足以支撑好几年。它所花费的成本与可能造成的损失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况且前代运输漕粮都依靠民夫。到了明代才开始由士兵运输。我考察刘晏官方雇佣运夫。而所需的雇佣费用。都出自盐税利润。朝廷没有每月供给口粮和行粮的费用。而百姓有核实均徭的便利。这又与体恤徭役的说法相通。这三项措施并举，漕运的困境稍微缓解。国家积蓄了粮食。同时民间也富裕了。

译那么请让我谈谈建仓。汉代诸葛亮在蜀地运粮，聚集在斜口，修建邸阁，使百姓休养生息，让士兵得到休息，三十年后得以使用。邸阁，是仓库的别名。后魏自从徐州、扬州归附后，将粮食转运到中原，在水边随意设置仓库，从小平到大梁，共有八处。军国有所需要，便根据时机漕运调拨。隋朝设置黎阳常平广通仓，在卫州、陕州、华州三地，相互转运灌溉。后来又在洛口设置回洛仓，积存米粮多达六百余万石。唐朝设置河阴、柏集、津盐仓，三年间漕运七百万石。宋朝设置三转船仓，在真州、楚州、泗州三地，往来不再滞留，而这三处仓库常有数年的储备。裴耀卿的议论好啊，他说：“各仓分级转运，水势通畅则船只航行，水浅则寄存在仓库，等待水势通畅，远行的船只不担忧损耗，比起常年长途运输，其利益加倍。”邱浚也说，漕运粮食供给京师，经过各地由民夫接力运输，而在要害之地设置仓库储存，那么运输的民夫可以轮换休息而不至于长久劳苦，漕运船只转运而不必长途跋涉，所漕运的粮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置，或发放或留存。

那么请让我谈谈开渠。汉武帝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说，关东运粮从渭河漕运，估计六个月才能完成，而渭河道九百余里，常常遇到困难。请求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沿着南山脚下到黄河三百余里，直接便捷，漕运三个月就能完成，而且渠道下的民田万余顷，又可以得到灌溉，减少漕运，节省士卒，实行后果然有利。汉明帝永平年间汴渠修成，史书特意记载。隋朝初年，下诏宇文恺率领众人开凿广通渠，渠成后关内便利。通济渠修成后，天下利于转运。永济渠修成，向北直通涿郡。宋朝雍熙年间开凿沙河以避开淮水的险阻，从楚州到淮阴共六千里，舟行便利。元朝至元二十六年，采纳寿张尹韩仲晖的建议，从安民山开河到临清，共二百五十里，引汶水截断济水，赐名会通河，至今漕道依赖它。又过二十八年，采纳都水监郭守敬的建议，疏通通州到大都的河道，长一百六十四里，节制水流以便漕运。第二年河成，赐名通惠河。我听说古代贤人有云，汉武帝每年漕运多达六百万石，虽然征发过于烦扰，也是因为河渠疏通便利，导致有法度。看汉朝已经如此，考察历代也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渠道与河流是互为表里的。

那么请让我谈谈垦田。我听说汉朝初年的漕运，依靠山东地区。光武帝北征，命令寇恂守卫内地，收取四百万斛粮食以供给运输。隋朝漕运汾州、晋州的粮食，宋朝漕运陕西、京东的粮食，都供给京师。而魏国正始年间，邓艾在陈、项以东，开广漕渠，东南有事，泛舟直达江淮，而资粮仓库不匮乏。凡是漕运都是从南向北，这是从北向南了。如今的山东、河内、汾州、晋州、陈州、蔡州，其土地依旧如故。过去用它供给京师、犒赏战士还有剩余，现在用它养育百姓、供给四方边境却不够，难道不是田地没有全部开垦，而水利还没有讲求吗？唐朝贞元年间，关中地区驻扎军队，一斗米一千钱，江淮的米粮运不到，六军在路边解巾抗议。恰逢韩滉运米到陕州，宫中设酒相庆。元朝至正年间，汝州、颍州盗贼兴起，海船运粮不到，派遣官员到江浙征收，下达命令给判臣，仅得到十余万石，最后连升斗都没有了。邱浚的议论好啊，他说：“君主治理国家，应当像富人治理家庭。有富人住在这里，城郊没有半亩田，只依靠外地的田地，一旦道路阻塞，坐着等死，其没有长远谋划可知了。”《管子》说：“粮食运输五百里，民众就有饥饿之色。”贾谊说：“跨越诸侯国调拨均发，征收一钱的赋税，耗费数十钱的费用，君主所得很少，而百姓所苦的很多。”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丰裕亨通之时，只考虑断绝危机的忧虑，谨慎怀有节俭的德行，务必使有余粮，而在京城附近，蓄水务农，治理沟渠，而不必仅仅依赖远方的漕运来喂养。

那么请让我谈谈屯田和籴买。汉武帝建造柏梁台，征发婢女等人从黄河漕运，度过四百万石，等到官府自行籴买才足够。汉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奏请籴买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的谷物，节省关东漕运过半。赵充国列举留屯十二项便利，其中第五条说：“春天节省甲士，沿河湟漕运谷物，到达临羌，是扬武折冲的器具。”耿寿昌的建议，遇到京城周边丰收可行；赵充国的建议，边境无事，遇到年丰人和也可行。

那么请让我谈谈恢复海运。海运的方法，从秦朝黄陲开始，唐朝人也借它供给幽州、燕地。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稻来宋吴。”这就是证据。然而用来充实国家，则兴起于元朝而废止于明朝。其详情我请在海运篇中详细计算。只是国家定都燕地，大概是极北之地，而财赋都仰仗东南。会通河一条，好比人身上的咽喉。一天食物下不了咽，那么祸患不旋踵而至。自古以来都是转役，而以盐作为雇佣的报酬。如今转役，军夫长途运输，又加上兑支的损耗，即使粮食充足，如同兵员不足怎么办？何不趁国家闲暇，寻求元人海上的故道，与海漕并行。万一漕渠中途停滞，从这里汲取注入那里，胡长孺《虑集》所记载的，也是思患预防的一种方法。

而建仓可以通于恤役，垦田、屯籴可以通于制用，开渠、复海又可以通于议运。这五者与漕运并举，而漕运的弊端就全部去除了。国家不专门依赖漕运，那么漕运将永远便利国家了。况且我更有进一步的意见，考察如今的运道，从仪征直抵潞

译黄河之中，最险要的只有高邮。湖南起于杭家嘴，北至张家沟三十多里。唐代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时，开始在湖东修筑平津堰来防御洪水。宋代宣和年间，柳庭俊又重修斗门水闸，共七十九座。明代洪武年间，州牧赵原开始用砖石砌砌堤岸。永乐十九年，又加筑了较大的堤坝。景泰年间，又用木桩加固。但此后一旦遇到西风为患，堤岸溃决的情况仍不计其数。到了弘治年间，少农白昂治理黄河，奏请将会通河的剩余资金，在高邮开挖复河。在堤东，其长度横跨整个湖泊，两岸修筑土堤，用木桩和石头加固，与湖岸一样坚固。引导船只在内河行驶，以避开甓社等湖泊的险阻。工程完成后，赐名康济河。在宝应越河仿照此法修建的，始于正德年间的郎中杨曰永、嘉靖年间的御史闻人诠、员外范韶、按察使仲本，但事情因循拖延，未能实行。直到万历十二年，根据给事中陈大科的奏言才开始修筑新堤。西侧仍沿用旧堤，但高度和厚度都加倍。南北修建两座石闸。工程完成后，赐名宏济堤。然而河势已经强劲，夺取淮河入海，倒灌清江，危害将日益加深。所以议论的人请求加固高堰，恢复各塘以疏通淮河，以便兼顾上下游的水道，使水流有所蓄积和排泄。这是一种说法。又近年来的漕运水道，在秋末春初，往往因为水浅而受阻。议论的人请求在九月以后，在清口汇入淮河的地方，暂时修筑小坝截水以让船只通过。又在直沽趋向大海的地方，横向修建木闸以遏制水流。遇到浅滩时，在两岸约七八里的地方，横向设立木栅以限制船只。中间开门，疏浚深河，使可以容纳两艘船，分道上下行驶。派遣官员在此分别筹划，授予船只依次遣行的顺序。等到有水时各自撤去木栅，那么滞留堵塞就可以无忧了。这也是一种说法。从通会到京城只有五十里。元代所开的河道废弃堵塞已久，明代臣子多次想要恢复，但未成功。议论水运的人，请求在城东凿成大潭，像积水一样。然后引水从城西进入护城河，再转而向东注入。而在分水进入城市的地方，修筑闸门以掌管开启和关闭。在御河南出的地方，修建巨大的水闸以蓄积宫禁中的水，不满则不开。庆丰以东，每个闸门的旁边，都修建月河，以容纳挨着闸门停泊的船只。这也是一种说法。议论陆运的人，建议在都城以东，官道旁边，再开辟两条新路，都宽十丈以上。旧道让官民往来，只行驶小车。新道专门通行运送物资的大车。往下游去的从左行，往上游来的从右行。道旁的民居，都要求在百步之外，东西分开。靠近道路卖酒食的人，只允许搭建临时铺子。这样水容易干涸，泥土容易平整。又在道路中间设立提举官，掌管庆丰等闸门。原来设置的闸夫，编成甲乙队，专门负责修治。大车入门免除其税，让税赋交给提举官，作为石工工作的费用。又命令下级官府召集车户和牙行，公开商定价格。遇到晴天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列出数目奏报朝廷，永远作为定例。而对于所费用的民田，或者用官地补偿，或者给予价钱，或者免除其租税，比开河节省数十倍。这也是一种说法。泇口高山连绵，疏导困难。议论的人请求在彭城西境，到达夏邑，寻找黄河故道，疏浚并恢复它，以削弱其水势。河道改道后，南北水流逐渐减弱，那么秦沟、留城之间，可以避免冲毁堵塞。徐州南部的淤沙逐渐去除，而萧、砀、曹、单等地，永远有居住之所。这也是一种说法。黄河突然改道不常，议论的人请求按照禹的九道、元代的四道，按图分派所属县邑加以疏浚，让清水入海。而引导沈水，从魏地转折向东，以利于造船。这也是一种说法。另外兼采这六种说法，以三项要点为纲领，而逐步谋求五项并举。漕运大概有希望了吧。至于未兑换时禁止武官旗人的需索，已出发后漕官的催促，将要到达时清理仓场的壅滞，以及节省经费、杜绝私装、核查签报、优待廪给，凡是有关漕运法规的，户部尚书与河漕各位大臣，已经筹划得没有遗漏的策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古代制度淳朴，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于井田，没有后世供养官员和百姓的劳苦。春秋战国以来，军队行军千里，偶尔有运输挽运，但事情结束军队休整，未至于非常疲敝。现在京城数百万人口，依赖东南供给。天下的漕粮，大约四百多万石。天下的船只，大约六千多艘。每艘船花费六百四十金，仅运米四百五十石。又有折耗和加贴，通常几钟才能运到一石。况且用兵未罢，万里馈送粮食，确实是公私交困的时候。君主授予一个官职，兴办一项工程，花费一件物品，一定要以此为念，而痛加自我裁抑，逐渐寻求富足。那么我始终认为节约用度是恳切关注的。

译兴修京畿地区的水利，那么漕粮运输的费用就可以节省。将漕粮折征银两，那么东南地区的国库就可以充实。并且可以消除无数水手沿途的骚扰，可以说其益处无穷无尽。

严禁旗丁刁难告示

贺长龄

为了严禁旗丁刁难勒索以整顿漕运政事：查得山东省的漕粮向来分为闸内、闸外两类。闸外的州县，都是冬季征收、春季开船，时间非常宽裕，各州县从容收足粮食，运送到水边码头，不需要买米交给漕帮，旗丁无法借机勒索，所以兑费还不太多。闸内的州县，因为运河每年冬季必须疏浚，都是冬季征收、冬季开船，时间非常紧迫。各州县距离水边码头，近的有一二百里，远的有三四百里程。有的因为粮食多而收不足数，有的因为车辆少而赶运不及，势必要在水边码头买米垫付兑交，而旗丁于是借此多方敲诈勒索，开始才允许买补兑交。他们勾结米店抬高物价，或者强迫折成高价，代为买兑以渔利，稍有不如意，就把现成的粮食驳斥不收，擅自开船出闸，反而以该州县延误兑粮为由揭发。该州县害怕犯下延误漕运的罪责，只得另外雇船运到闸外赶兑，勒索日益严重，兑费日益增加。而济前帮的任姓各旗丁尤其豪横，访闻任振标、任严化等人，拥有巨资，肆意妄为，一经被签派为头船，运官就听从他们的指挥，州县如同被宰割的鱼肉，如果不是百计刁难，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贪欲？闸内州县兑漕，因此非常苦累。查买米兑漕固然属于条例不允许，但向来零星小户，升合之米，乡民常常因为不便量度，情愿折成银两交纳，该州县也因为零星太多，恐怕斛手、斗级等人容易上下其手，剥削乡民，也就准许他们折交，代为买兑。那些距离粮仓遥远的粮户，路途遥远费用沉重，运送本来极其艰难，如果遇上阴雨连绵，米石更容易受损损耗，所以偏僻乡村的百姓，尤其愿意用银钱折纳，该州县也不能不变通以便利百姓。确实因为皇家正供，所重在米，米如果不好，即使确实是粮户的米，也准许帮丁驳换，令该州县买补另交，只要求米粒干洁，未曾认为买补不可行。东省闸内三十多个州县，从开收米到兑毕开船为期，尚不到一个月，以数千至万余石的漕粮，限定在十几天之间，衡量时势，既断然不能收足，又万万赶运不及，而拘泥于不准买米上兑的条例，白白供给旗丁讹索的资金，如果继续沿袭不改，其势必且日益增加。曾经本护院援引江苏成案，专门上奏，请求将闸内有漕州县，如期未收足数、赶运不及者，准许在各水次就近买补垫兑，以免旗丁挟制，将不法帮丁斥革，查实办理，钦奉谕旨，交部议奏。现在户部覆准，令将旗丁挟制需索之处，会同本部堂出示严禁，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会前来。除了檄饬司道遵照办理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各帮旗丁知悉，自示之后，务须守法奉公，应得兑费，均遵粮道核定的数目，且敷办公而止，不得借端多索，恣意挑剔，尤其不许勾结米店，抬高物价，勒折重价，倘敢故违，或仍如从前之擅自开船出闸，反以州县误兑揭发，以及横豪滋事别情，定即按名尽法惩办，决不宽贷。你们各自凛遵，不要违犯。

漕粮开屯议

李祖陶

《禹贡》田赋的制度，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孟子也说，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那么漕运以供京师，由来尚矣。然而到了今天，那么其弊端已经极深。有田的自应输粮，而且踊跃争先，惟恐落后。而州县却坚决不收米，只收折价，折价又高抬其价，想要上米的，不是合力上控，奔走数年不能成功。等到米能上，而其费用已不赀，犹复内有扣除，外有津贴，数皆甚巨。像这样，其困在民。挽运沿前明之旧，以屯田之军充之，田久荒亡而船仍须造，丁仍须签，富户不能自行，一任舵工水手，浮开用费，贫丁借贷讹索，连累亲朋，加以沿途规例，逐年加增，欲逃不能，欲充不可。像这样，其困在军。州县收漕，号为金穴，荐书至，皆思染指，上官同寅，皆有一定规例，数不可缺，乡蛮恃众，抢桶争，甚至殴役辱官，罪不可较。及至兑军，尤十分繁难，为费尤巨。像这样，困尤在官。所以昔以有漕州县为美缺，今以有漕州县为苦缺，昔以管粮多者为富户，今以管粮多者为穷民，长此不变，其何以堪。昔虞文靖公于元至顺年间有畿南可开水田之议，而不能行。明徐贞明作《潞水客谈》，能行矣而不能就。我朝康熙年间，靳文襄公欲于凤、徐、淮、扬、充五府州沿河之地开屯，行之已有绪矣，卒以中谗而罢。雍正年间，宪皇

译皇帝命令怡贤亲王会同朱文端公，负责管理京畿及辅地的农田水利。赏赐白银二百万两作为经费。已经开垦田地三百多亩了。然而贤王去世，朱文端遭遇父母丧事。最终这件事默默无闻地停止了。

睿皇帝平定教匪之后，也想着治理农田水利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多次命令大臣前去勘察。程月川中丞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论证，认为不可实行。我曾经读了他的文章并对此感到疑惑。在北方建立政权的人，自元朝以前，像金、辽、北魏，都没有听说依靠南方粮食供应而成为强国。如果一定要依靠南方粮食，那么将来江淮一带如果有叛乱发生，阻断漕运，那靠什么来供给呢？只是缺乏善于治理的人，正如李文贞所说的那样。明代虽然经历过太平时期，但许多事情大多未曾整理，即使整理了也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罢了。

最近读到包慎伯大令所著的《中衢一勺》，其中有《畿辅开屯以省南漕议》一文，我不禁振奋起来。认为雍正年间想要遍及京畿辅地，全部改为水田固然困难。如果只在靠近京城数百里的范围内，选择靠近河流可以通行船只的地方，勘察地形，开挖沟渠，招集江浙的老农，挑选优良种子分别试验地力。只要得到三四十里可以开垦的地方，开辟四五处屯田，计算其收入，就足以抵销数百万石南方漕粮。这件事还不太难，并且可以节省一切繁杂的费用。然而如果拘泥于只种水稻，似乎又不合时宜。当地适宜种植的只有海盐。朱尚斋太守在我们郡县任职时，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少种水稻而多种小麦和黍子，确实足以弥补包慎伯观点的偏颇并挽救其失误。现在摘录他的文章放在下面，以供阅览。

译说的是历来教导北方人种植水稻的人。像汉代的张堪、魏代的刘靖、北齐的裴延、宋代的何承矩、元代的虞集、明代的徐贞明，都拘泥于他们家乡种植水稻的利益，沾沾自喜地只种水稻。哪里知道西北的人，习惯吃黍子和麦子，不愿意吃稻米。因为北方的麦子白天开花，其性质属阳，吃了足以养人。况且种植水稻的劳力，比其他作物多一倍，困难尤其在于水。人们的情性是畏难喜易，黍麦既然足以养生，谁肯舍弃容易的而选择困难的？这就是正北地区稻田难以兴盛的原因，其实也不必兴盛。现在京城的八旗，以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等地在京做官的人，都喜欢吃面食。他们的俸禄发给稻米，他们还将把稻米换成麦子做成面食来吃。此外，荆州、扬州地区的人不过占十分之一二，在京居住久了，也能吃面食。那么，发放俸禄可以把米改为麦子，并兼用黍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大仓每年支出之外，必须有储备。米和黍麦都难以长期保存，那么稻谷也不可缺少。现在建议在天津、河间两个府，划定四个区域，每个区域一百万亩，只取其中的十分之二，营造水田来种稻。收获的稻谷折算成米，大约有一百六十万石，用来作为储备。其余十分之八先种麦子，后种黍子，征收麦子八分、黍子二分，用来充作粮仓俸禄。四个区域共田地四百万亩，用开方法计算，只要边长八十里，就能得到田地四百二十四万亩。加上沟渠、堤埂、仓库、房屋，每个区域各增加地方五里，总计一百里就足够了。每个区域设置一个官职，品级如知县，来掌管每年的收入，充实到神仓，以抵补南方漕运四百万石的额度。于是重运可以改为轻运，漕船运丁可以不再使用，漕运仓、两督与坐粮厅的官员都可以罢免。计算一年的经费，每年可以节省五六百万两银子。确实，这番话可以补救慎伯（林则徐）观点的偏颇，使他的说法更加圆满。我读《明史·徐贞明传》，看到他《潞水客谈》中所陈述的十二项利益，可以说论述得很详细了。但最终不能实行的原因，伍袁萃说是因为北方人害怕东南漕粮储备摊派到西北，所以制造烦言来阻挠。如果采用慎伯开垦屯田的说法，那么与百姓无关，北方人就可以没有顾虑而制造烦言。又如尚斋所说的少种稻而多种麦黍，那么劳力相对容易，又足以合乎人情而适应当地风俗。我诗中所说的“漕粮随地堪屯种”，实际上是依据这两篇文章作为根据的。况且随地可以屯种，那么也不必拘泥于天津、河间两府。像慎伯集中所列举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实行。而靳文襄公（靳辅）所列举的沿河之地尤其可行。如果能够实行，粮食就不怕不足，而节省的费用更是不可胜数了。

回复吴仲仙漕帅

曾国藩

南方漕粮全部改为海运，自然是天时人事穷尽变化推移的趋势。承蒙指示，江北各属以及皖北经由洪泽湖向北直达的地区，先办理河运，以免绕道运往上海出海，而旧制也不致完全废除，完全显示出卓越的裁断，斟酌妥善。弟弟虽然主张海运的说法，但也敢不干脆废除河运。因为北运河这一条水路，经过几百年来劳臣的经营而成为巨川，哪里适宜因为停运的缘故而毁掉前人莫大的功绩。只是修造漕船，弟弟的意思是不想太急促，不想规模太大，不想按例价责成旗丁自己建造。太急促就没有这笔巨款，规模太大就难以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节却搁浅，又增加无数疏浚河道的费用。责成旗丁自己建造，往往一个旗丁造船，全族敛财。如果能趁阁下任内革除这种虐政，那是幸事。将要顾全这三点，那么江、广三省似乎不能不以海运为主，而河运仅能作为辅助。草野之见，仍求切实指示为荷。

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三 漕运下

会议海运交米折

曾国藩

奏为遵旨会议、海运米石改由粮道赴通州直接交纳、拟俟下年再行试办、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谕：海运交卸一节，该部拟请按照河运章程，改由粮道赴通州直接交纳，系为扫除积弊起见，着曾国藩、李鸿章、英桂、张兆栋、张之万、杨昌浚斟酌情形，详细商议，会同核议具奏，原折片均着分别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臣国藩当即札饬江苏粮道英朴，会同藩司核议详覆；臣昌浚亦即札饬浙江粮道如山，会同司道核议详覆。旋据浙江粮道如山等会详，称海运章程，始自道光六年，由上海运往天津责成南省委员，由天津运往通州责成北省委员，清清楚楚分为两半，各有专责。奉行既久，法非不善，而弊即丛生。今欲大改章程，不外除弊节费二事。然而运往通州的弊端，全在剥船。若改由粮道委员押运，以隔省人地生疏的委员，稽察隔省积惯作弊的船户，恐怕呼应不灵，其弊更甚。至于海运经费，系按照米数备带赴津，力求节省，方可敷用。向来北省押米员弁，多至一百数十员，今若改由南省带员赴北，薪水既多，川资更巨，即此一项，已形糜费，其余各项，亦必骤增，恐于事未必有济，而所费更属不支。又津局以起剥为重，通坝以交卸为重，粮道专驻津局，则交米之事无所专责，先赴通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