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户政一理财上

译卷二十六 户政一 理财上

漕费禁给洋钱折

林则徐

奏报江苏省洋钱价值高于纹银，现正值办理新漕运之际，请求禁止折算支付洋钱，以加速漕运事务并平抑市场价格，恭敬地呈递奏折祈求圣上鉴察。

私下认为，财政运用的道理，在于利益通畅于下，而权力操持于上。国家理财制用，以纹银与制钱并行，本不允许轻重不均。从前洋钱流入内地，其成色比纹银低，其价值原本比纹银贱，因为小民图谋便利，日渐通行，不久有洋银等同于纹银，又不久洋价浮于银价。道光十三年间，给事中孙兰枝奏奉圣旨，饬令体察情形，悉心筹议。当时江苏省每洋银一圆作曹平纹银七钱三，虽然成色远逊足纹，但分两尚无差别，民间行使已久，若骤然禁止，转恐窒碍难行。当时经臣林则徐与督臣陶澍酌议予以限制，奏奉圣谕：“洋钱行用内地既始于近年，势难骤禁，要当于听从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等因，钦此，钦遵通行各属，出示晓谕在案。

当奉行之始，洋钱时价合纹银七钱一二三分不等，官民商旅均属相安。迨日久玩生，闾阎间辗转抬高，几有不可遏抑之势。近日苏松一带洋钱，每圆概换至曹纹八钱一二分以上，较比三四年前每圆价值，实已高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至一百文以外。

查苏州工商辐辏，洋钱行使最多，每圆加价一钱，十圆即加一两，以一百万圆而计，即已潜耗纹银十万两。平民一切用度，即明为照旧者，暗中皆已加增。若论拔本塞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方为正办。然习俗狃于便安，势不能骤然阻止，即使严申令甲，亦恐阳奉阴违，若纷纷派委稽查，尤虑藉端滋扰。惟当于行用最多之处先截其流，使奸侩无可居奇，庶洋价因而平减。

查苏省冬春之际，漕船自归次修造，以至兑足开行，用度不少。旗丁与州县交涉之处，虽事属琐屑，未敢上陈，而实于漕行之迟速大有关系。通省办漕之州县，或用纹银，或用钱文，各有相沿旧制，惟苏松等属，每有以洋钱折给之事。在从前原图便易，迨取数多而需用急，则市中洋价愈昂。且南方所用之洋钱，一经渡黄，又不适于北方之用，是以帮船开行，仍须换银带。彼铺户利，权子母，计析锱铢，于粮船受兑之前，先将洋价高以困州县，及至帮船开行之日，又将银价高，以困旗丁，辗转低昂，阴为盘剥，以致县帮交累，漕务愈难。洋钱作价既多，则县帮每多争执，既有争执，势必眈延重运，开行之迟，未始不由干此。

臣等公同筹议，欲杜洋钱之价，绝市侩之居奇，必先于办漕禁用洋钱，方可以回积习。现在空船归次，期于早兑早开，相应请旨，将漕务内一切费用，概禁折给洋钱。其向需洋钱一圆者，今悉以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庶市侩免高之价，县帮无争较之烦，不独圜法得以均平，即漕行亦因以迅速，似属于公有裨。如丁胥夫役人等胆敢抗违，或市侩奸商，把持垄断，即由臣等一体严挐，从重究办，不稍宽贷，务期令行禁止，弊绝风清，以仰副圣主利民速漕之至意。

陈明湖南办理厘金照旧章疏

毛鸿宾

窃臣接准户部咨开。奉圣谕：“厘捐之设，虽为兵饷起见，穷民受累实深。且恐猾吏奸胋，藉端抑勒，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通衢要口，设立厘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贩经过之所，从前设有厘局者概行裁撤。并着各該督抚查明分别应留应撤各厘局，咨报户部，以杜扰民，而严稽核”等因。钦此。

又奉圣谕：“各直省劝捐抽厘藉充军饷，经明谕告诫严禁扰累，至再至三。惟地方大吏派员经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有顶戴虚衔皆可充任，良莠既属不齐，增减无从深考，以致营私蕴利，流弊滋多，实堪痛恨。嗣后各該督抚于捐厘委员，概行裁撤，统归地方官经理。并按月申报，厘捐各款实数由该管督抚，按照例限报部。其通都大道捐厘事烦，州县未能肆应，即派令该管地方道府等官，分头办理，毋得以不肖委员充数。至抽厘之法，并各督抚按照部定章程简明条，分晰开载，榜示通衢”。

译使商民一眼就能明白，不至于让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从中舞弊等情由。奉此圣旨。遵旨查访湖南办理厘捐的情况。在初创之时，经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参考舆论，体察实际情况，仿效唐代大臣刘晏任用士人的方法，不归入衙署管理，不假手于吏胥，极力革除关卡的陋习。湖南地方贫瘠困苦，本来就不是富商大贾聚集的地方，因此历来没有设立货关，与湖北、江西等地大物博的省份，情况不同。而总计每年收入，虽然有时衰有时旺，大约总在百万两左右。连年保卫疆土、援助邻省，支撑危局，深深依赖其财力。这实在是因为用人立法，权衡全都得当，征收解送都核实无误，商民长久信任顺从，所以能有助于军饷需求，又不损害政体。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创办北省厘捐，全都仿照湖南的成法。臣在同治十一年到任之后，留心查访，其中细节或许还需要随时变通，但大纲实在非常完善。现在如果裁撤分卡，专门归地方官管理，那么阻碍就会增多，弊端更加严重。谨为皇上逐一陈述。湖南办理厘捐之初，原本只在长沙、湘潭、常德、益阳买卖较大的地方设局试办。后来各客商于是有改向未经办厘地方贸易的，商民纷纷禀请一律抽收，以显示公平并杜绝趋利避害。于是开始在沿河各口岸依次增设。那些乡村小市，不通舟船的地方，至今未曾实行。又湖南号称泽国，洞庭湖以南，港汊纷歧，设卡的地方，无法控制扼守要害，势必要设分卡。春夏水涨之时，总分各卡，又大多不能扼守要害，势必要设稽查卡。分卡是商船终年往来的地方，稽查卡则随着水势的涨落而撤留。这些都是选择必不可少的，才开始举办。仍然随时察看情况，如果没有补益，就立即停撤。凡经过关卡的货物，核算清楚，收明厘金，立即填票放行，毫无阻滞。在这个关卡已经完纳厘金的货物，经过那个关卡，查验货票相符，不重复征收。计算湖南全省卡局，不过数十处，相安已久，商民都没有异议。如果一律议定裁撤，那么坐贾或许会随之迁移，行商必定因此绕道。不仅总局总卡，恐怕成为虚设，而且厘金的有无不同，物价的轻重也就互异。奸巧的人每每网罗利益以自私，良懦的人或许会向隅而受累。这是对军饷有损，对商民无益。这是湖南厘金分卡难以裁撤的实际情况。

译厘金这一项，是从商人那里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目前事务繁多冗杂，过往客商的去留没有定数，征收的多寡难以权衡。这不像地丁钱粮那样，有固定的数额，官府有账册可以查考，百姓有旧有的规章可以遵守。湖南办理厘金的章程，是由官员和绅士共同管理的。凡是收支稽查，以及书写算货等事务，都是从生员、童生中选派人员，由督办的官员和绅士每天考核所征收的数目，按月张榜公布。在交通要道上，大家都能看见，不仅商人和百姓都相信，就连前年洋商因为茶税一事，前往岳州卡局，也称湖南办事有条理。既然成效已经可以看见，现在将委员和委派的绅士全部裁撤，只责成地方官办理。比较起来，弊端有四点。

委员和委派的绅士专门办理厘金事务，又有协助办理的绅士分担辛劳。精神专一，照料就容易周全；耳目众多，制约就更严密。只要是中等才能的人，就能胜任。地方官如果关心百姓和社稷，那么一县里的公务，已经觉得每天忙不过来。即使是才能出众、应付自如的人，也难以用余力顾及厘金。因此，吏胥伺机营私舞弊，奸商勾结作弊，征收的数目必然立刻显得不足，军饷将从哪里获取？这是弊端一。

各卡局每天经过的商旅，不下几十上百人。委员和委派的绅士常驻在局里，收钱算货，无不亲自督办。随到随走，偶尔有争执，也可以立刻解决，没有拖累。地方官深居衙门，如果任由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轻慢。而且一县之中，市镇不止一处，距离县衙远的有一二百里，近的也不下几十里，很难每天亲自前往。形势上不得不假手于差役胥吏。上下情况不通，于是苛索刁难，扰民累商无从追究查问。亏空挪用、侵蚀公款，差役胥吏互相倚仗作恶。既恐怕他们饱私囊而损害公家，更担心触犯商情而滋生事端。这是弊端二。

设立卡局的地方，都有地方官管辖。委员和委派的绅士，没有权势可以倚仗。收支账目，人人都可以翻阅。稍有积弊，不仅地方官可以纠察，就连当地的绅士商民，也可以揭发。如果归地方官管理，那么银钱应该存入县库，簿账应该存在衙门中。一切收支的细目，外人不能完全知道，知道了也不敢议论。自爱的人固然不至于任性挥霍，但难保不会因公挪用。如果遇到任期届满卸任，列抵流交，是势所必然。案卷因此混乱，款项必然虚悬。这是弊端三。

征收厘金，是不得已的事。当此军饷匮乏，所以不能不设法弥补。将来大局肃清，就不能不随时停止。委员和委派的绅士，由省局委派前往，协助办理的绅士，也多从外地遴选而来。收发的权力，由上级掌握。想执行就执行，想停止就停止，没有牢不可破的隐患。一旦权力授予地方官，那么吏胥就以此为利源。目前还没有实际益处，日后且会成为陋规。即使等到军务结束，下令裁撤，但阳奉阴违，把持盘结，势必难免。用朝廷权宜的创举，供吏胥长远的私图。这是弊端四。

兼有这四种弊端，又有两种困难。委员和委派的绅士，奉命办理厘金，所办的事如果不善，就可以因事撤换。地方官总领一县，所管的不仅是厘金。有廉洁安静的官吏，与百姓相安无事，但在厘金方面时常废弛；有明干的官吏，办公没有差错，但对厘金无暇兼顾。不便拿办理厘金的优劣作为考核标准。这样厘金仍然没有责任归属，那么考察功过的困难也就出现了。

道台、府台所辖地方，远的有一千多里，他们的本任有表率的责任，职位又较尊崇。因为办理厘金而荒废职守，既恐怕不能肃整官常；因为办理厘金而与商民同列，更觉得违背治理体制。而且路途往返，州县的供应徒然繁多，草率稽查，局务的秉承终究隔阂。那么道台、府台分办厘金的困难也就出现了。

钱粮定有科则，尚且相继勒折浮收；豁免刊贴誊黄，尚且有时私征入己。而说地方官管理厘金，就能弊绝风清，这是势所必然不能的。臣固然不敢相信委员和委派的绅士都贤能，也不敢怀疑地方官都不肖。只是认为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法令，只贵在守法的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归委员管理也可以，归地方官管理也可以。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委员有弊端，地方官也有弊端，而地方官的弊端更甚于委员。俗话说，两害相形，取其轻；两利相形，取其重。这就是湖南厘金难以归地方官管理的实际情况。

臣查湖南从前防御剿杀窜贼，分兵援助四邻，支用浩繁，筹饷竭蹶，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受事以来，李秀成在江南窥伺，姜芳、张高友等在黔粤嚣张，而石达开的大股贼兵，又复狼奔豕突，窜扰边陲。转运粮饷、征集兵马，几乎有岌岌不支之势。幸好厘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匀散放，借此避免饥溃，而策成功。加上各营兵勇的行资以及军火器械应接不暇，实为东南诸路的总粮台，也全靠厘金支撑这危局。两粤、黔、鄂、江、皖数省，都与湖南唇齿相依。当此军务吃紧之时，怎敢不竭力维持，作为先事预防之计。湖南民气刚强，筹兵较易，筹饷

译那么处境将万分艰难。近来因为周边战事四面逼近，商贾不敢前往，厘金收入已日渐减少。如果此时再更改旧有章程，一旦遇到阻碍，那么各项事务都将束手无策。是否恳请皇上施恩，俯念湖南厘金办理已有成效，准许仍照旧法管理，不必另行商议变更，这确实对大局有益。

此外，臣还有话要陈述。战争兴起十余年，东南财赋之地，全都遭受践踏。开源与节流两方面都已穷尽办法。既然不能撤兵以纵容贼寇，就不得不筹饷以供养军队。筹饷的方法中，以抽取捐输和厘金最为妥善。抽取捐输的方法中，任用地方官不如任用委员，任用委员不如任用绅士。对情形了解透彻，那么处置自然能得当；耳目较为亲近，那么利弊容易向上通达。其他各省的情况，臣不得而知。仅就湖南而言，自咸丰五、六年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以助军饷，积累成巨额财富。而农民安心于田野，士人安心于家庭，商贾也彼此安心于市场。各种物品价格，起初并未暴涨，民间没有什么弊病。

现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称抽取厘金是弊政。如果真的另有生财之道，谁肯承担聚敛的名声？但这只是局外人的空谈，没有探究局中的实情。那么，圣人耻于言利，凡事都似乎可疑，想要举一例来概括其余，将因噎而竟废食。臣私下观察天下大势，不担心衰弱而只担心贫困。抽取捐输厘金，确实是当前不可停止的措施。只需责成各督抚谨慎用人，务必期望国家财政与百姓生活两不相碍。用人得当，立法自然公平。不仅补救时局艰难，也避免留下后患。否则，依靠法律来防止弊端，弊端就会因法律而产生。法律越繁复，弊端越巧妙，反而得以凭借法律来从事弥缝掩饰。这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纵观古今得失的根源，得人的兴盛，依赖法律的衰败。凡事都是如此，而厘金只是其中一端。这又是臣审时度势的管见所及，伏乞圣慈垂察。

臣对各属办理厘金的官绅，认真访察，尚无不肖之徒滥竽充任。倘若查有营私舞弊，即当据实参办，断不肯稍事姑息。至于各属捐输，也是由官绅委派，与办理厘金大致相同。请求一概照旧章，免除由地方官管理。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附驿具奏。

译时事艰难，亟应筹备军饷的奏折

景廉

为时事艰难、亟应筹备军饷、特上专折陈述、仰求圣上明察的事：

私下认为，思虑祸患并预先防范，是圣贤一贯的训诫；根据收入决定支出，是财政用度的常规准则。追溯自咸丰初年以来，黄河水利工程和军事事务接连兴起，户部库藏的拨付款项几乎耗尽。到了同治年间，每年预先拨付的京城军饷，逐年增加到八百万两。户部库藏的收支，没有盈余；现在库中存储不多，按常规收放，尚能维持；倘若发生意外急需，那么支应就会显得棘手。臣等掌管出纳，不得不怀着如履薄冰的恐惧，做未雨绸缪的谋划。

只是各省的拨款，已经极其繁多，如果不通盘筹划，奏请拨付巨额款项，责令起运解送，势必顾此失彼，徒托空言，反而多造成延误，如同无米之炊，这是臣等不敢做的。如果不分辨缓急，不顾难易，搜刮利孔，百计勒索，那么百姓疲于供应，耗损于流亡，像林总这类人，疮痍尚未恢复，不能倡导皇上的仁德，反而导致削弱元气，聚敛的行为，又是臣等不敢做的。

因此悉心参酌，对于本有的财源尽力规复，对于可以缓办的用度，酌情减裁，总期核实办理，行之有效。谨列举十条，恭敬呈上御览：

一、严催各省开垦荒地。光绪五年十月，臣部议复翰林院侍读王先谦条陈的奏折内，请求圣旨饬令各该督抚，以接到此次部文之日为始，限三个月内，将所属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具清单，汇总奏咨报部，一面妥定惩劝章程，核实办理，规复旧额，奏准行知遵照。查有土地就有财富，田赋所收，本是国家自然的利益，废弃而不治理，财源在无形中消耗。筹备充裕军饷，应当以开垦荒地为第一要务。查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是著名的财赋地区，现在荒地尚多，钱漕缺额，年复一年，其查办未能核实可知。近年山西、陕西遭受旱灾，百姓多流亡，该处荒地，也应力图开垦。现计开单奏报的三月期限将满，应再请圣旨通饬各该督抚遵照上年十月的奏案，先将所属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单奏报。即使没有荒田的省份，也有借口偏灾，以熟报荒，拖欠钱粮，企图减免缓征，不是由州县隐匿，就是由富绅把持，也应在接到此次部文后，将该省有无荒地征收、是否足额，专折奏明。其有清出隐匿、开垦有成效者，奏请优奖；因循废弛者立即严参。将如何办理开垦之处，逐项奏咨报部，以备查核。总之，丁漕等项，是收入的大纲，全赖封疆大吏，认真率领下属，竭力整顿，悉复旧额，不要让本有的财源视同废弃。

一、捐收两淮盐票本金。自道光年间，经前任两江总督陶澍、陆建瀛先后奏改票章，原定先课税后盐，按年资历，掣签轮流认运，立法很得当。等到江楚军兴，淮盐引岸不行，至同治三年，前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攻克金陵，议复票运。当时江淮间户口萧条，富商极少，曾国藩设法招徕，只要有投名领票者，一概准许认运。其后在修筑清水潭案中，经曾国藩饬令各商按一票捐工程费银四百两，一票者五百引也。当时定章，凡捐过工程费者为旧商，从此按年准许其循环转运，更不许新商搀入。现在听说鄂湘等岸，每淮票一张，转相售卖，起初价值银五六千两，迄今每票售银至万余两，即使仅租运一年，也值租价千金。是现在淮商，起初不费一钱而得票，后来也仅缴过捐项四百两，而论票价，则每张所值万金，暂租也千余两，且据为子孙的世业，获利何止数倍。查淮盐旧章，引商则准许世守为业，现在既改引为票，是人皆可认运，不必商循族世之所鬻也。现在虽名为票盐，实与引商无异，一经认运，世世得擅其利，是使大利尽归于商，而掌管盐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殊非榷盐正办，且与改票初章，尤觉不符。臣等以为票商，应以一年一运为断，每年每票除豫缴正杂课厘外，仍令按年捐银一次，作为票本，分上中下三则，上则捐银一千两，中则捐银八百两，下则捐银六百两，合两淮现销四十万引计算，每年约可捐银五六十万两。应请圣旨饬下两江总督，饬运司查明淮北各口岸，盐销畅滞、票价低昂情形，酌定上中下则，分别捐银数目，限一月内逐项奏报，一面传集各商，剀切晓谕，倘现运之票商，藉词推诿，也无庸强以所难，即饬运司另招新商接办，仍复验掣签之旧，利之所在，自无不踊跃输将。至前项银两，应由两淮运库，专存储，按半年一次，批解部库，外省无论何项急需，不准动用。

一、通核关

译征收的税银，常关向来有固定的额度，用于供给部库支用。此后增设洋关，又设立厘金卡口，常关税收便大幅短缺。这是因为办理军务以来，有的地方因局卡林立，未能立即商议开征；有的即使开征，所收税款也寥寥无几。议论的人说，常关税收短缺，洋关税收盈余，两税合计，现在的收入比过去要多。然而其间常关与洋关两税的情况实际上并不相同。洋关专门设立税务司，另有账册上报，各关没有多征少报的弊端。常关如淮安、扬州、临清、赣关等地，历年征收不足定额，都有其原因，这是众人所共知共见的。至于粤海、闽海、江海、浙海等关，常税定额本来较少，各关的局面宽裕，也是众人所共知共见的。此外，各省督抚管理的关例，委派道、府官员征收的，情况有衰有旺，不能一概而论，而著名盈余的关隘，也不少。我部原本不难广泛咨询访查，仿照山海关新增盈余，以及蒋益沣清查太平关的先例，重新核实，重订章程。只是考虑到各省办公的费用，也不能没有来源，自然不便竭泽而渔，过于苛刻。但在当前时局艰难的时期，各省督抚、监督等人，同受国家恩惠，自当激发良知，努力报答。拟由我部通令各省关，除了征收解缴足额之外，仍各根据征收的实际情况，按年量力多缴，共同救济时艰。我部也决不会以此为依据，将多缴的数额编入定额，致使各关有瞻前顾后的顾虑。想来急公好义、尊奉上级，人人都有此心，是短缺还是盈余，自有公论，固知情意殷勤、愿意报效的人，必定不少。

一是整顿各项厘金。近年来，核算抽收的数目，逐渐短缺。虽然子口税单，不免有侵占现象，但这一项目本来没有定额，承办的官员，倚仗没有考核标准，隐匿挪移，在所难免。查各省局卡，散布在外府州县，离省有的几十上百里，有的上千余里。倘若地方大吏不认真考察，只凭委员开报，其中的弊病，从何得知？应令各该督抚明查暗访，分别劝诫惩罚，以收税数额的多少，评定属官的优劣，不允许侵蚀偷漏，以期日渐好转。至于局用一项，有的以一成开支，有的正厘一两，收办公银八分，有的则在支销项下没有经费名目，查应支出的，隐匿不报，那么所报收入不实不全，可想而知。应严令局员和盘托出，据实详细上报，由各该督抚等确切核定，宽恕以往的罪过。至于一切冗员滥役，应全部裁除，务必在一成的数额上，再次核减。零星的厘金卡口，也应随时裁撤，以节省经费而减少纷扰。此外，洋药厘金，是按斤抽收的，却听说东南各省，有以百两报五十两的，甚至报三十两的，这其中暗中亏欠厘金课税，数额巨大。应令各该督抚严定章程，核实征收，不得仍像以前那样减折。其盐厘一项，也令设法整顿，仍查照我部奏咨各案，将货厘、药厘、盐厘分别造报核销，不允许笼统混淆。

一是严查州县交接。同治四年十月，钦奉谕旨：直隶省各州县，仿照山东新章办理，其新旧各案，分别已未完结，限定半年汇总奏报一次。至于报结章程，无论正任署任各员，总须各任分别上报，不准按案任统报，以杜绝牵混，不得以驳改册籍、扣算时日，巧妙逃避处分。一有亏空，立即追缴。各该省督抚，体察情形，参酌山东新章，一体认真查办，不允许不肖州县暗中亏空国库，以谨慎吏治而充裕军饷来源等因，钦此。光绪元年八月，我部议覆山东巡抚丁宝桢代奏薛成条陈事宜；光绪二年十二月，我部具奏，综核度支各折内均经申明旧章，通令各直省遵照办理在案。查办理交接，现在只有山东省最为认真，历经我部奏令各该省仿照考核，却有的请求展缓限期，有的请求分案结报，专门上奏严参的仍然寥寥无几。相应请旨通饬各该省督抚，遵照例限，严查交接。除将如何勒令限期分别清结，于文书到达一月内迅速奏明办理外，自此次奉旨之日，凡州县官卸任交接未清的，实缺人员不准到任，调署候补人员不准委署其他缺额，不准派委各项差使。如此后交接案中有两任亏短，即系前任未清，再行调署委署的弊端，应议处督抚藩司，以徇私庇护属员的罪过，将亏空款项分摊赔偿。仍令各该省遵照定章，将交接未清各员，第二次参劾逾限，即行奏参。将各州县任职卸任各日期，先行咨报我部，由吏部知照升迁调补委署各缺，互相考核。

译一、严格核查各项奏销，以地丁银为大宗。条例规定，凡奏销限期，各督抚须依照限定的月份，在该月底具题册结，随本送部。若因公不能依限，准许其奏请展期；无故逾限者予以议处。司、道、府、州、县等官员，若先已违限，查明后据实开报吏部，分别照例议处。其奏销后续行报解者，仍准许照例报部，分别扣除免议等语。定例极为严密，然而施行既久，逐渐松弛懈怠。各省册结未能依限到部，到部以后会同核议，送改事故，翻译清文，辗转延宕，经年累月。甚或题本缮齐，接到外省扣除免议、减议的咨文，又须通知更改。一人改毕，一人又来，往往因一县一州，致使全案稽延。经征各官熟知题覆需要时间，其应得的处分业已设法规避，未完款项仍未能年清年结，对国课实有妨碍。欲除积弊，不得不思所变通。应请自此次奏准后，所有钱粮奏销各依定限，令各该督抚一面具题，一面先将未完一分以上各员名，开具简明清单，专折奏报，由部核定处分，先行具奏。仍各于题本内，将业经具奏各员声明备核。间有未能依限具题的省份，此项专折仍应按限入奏。其有具奏后续完者，准许其续行奏请，归本案开复。此外盐课、漕项，凡经手钱粮，如报销有关处分者，一律照此办理。庶经征人员知所儆惧，而帑项不致虚悬。

一、专提减成养廉银两。咸丰三年，军机大臣会同臣部议覆太仆寺卿利瓦伊翰奏停廉充饭折内，请将各直省文职一品至七品、武职三品行以上，养廉暂行减成支放。嗣于咸丰六年二月间，钦奉上谕：所有各直省文武养廉，户部查照京官增给俸银章程，酌核具奏等因，钦此。经臣部奏准，自是年夏季起，文职一二品酌给七成，三四品酌给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之正印官，武职三品以上，酌给九成，其余文职武职，均照原额支给。迄今二十余年，循照办理。核计各直省，此项减放，每年节省银九十余万两。军兴以来，司库不敷周转，其减成银两，均已陆续借拨。现值筹备饷需之时，所有前项银两，自应循名核实，专提解京。除云贵、甘肃支绌省分不计外，其余各省综计，约可提银六七十万两。相应请旨饬下各该省督抚，自光绪六年春季为始，将文职武职养廉银两，仍照章分别按成给发外，其减放银两，另存储，按年批解部库一次，年清年结，不得藉词截留。

一、催提减平银两。道光二十三年，臣部奏定章程，各直省减平银两，饬令按年汇解部库充饷，造具扣清册，送部查核。查此项银两，每年节省七十四万余两。乃历年解不足数，计截至光绪五年年底止，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湖北等省，共欠实存未解银三十三万余两。尚有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南、江苏等省，借动银一百六十四万余两。此项本系例应按年解部之款，其借动各省从前均有奏咨案据声明，有即当筹还，现均未据归还。惟为数较巨，各该省库储未裕，不能不请从缓催缴。若实存之款，既据册报现存藩库，应即日委解来京。应请旨饬下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湖北各省督抚，饬藩司于接到此次部文后，勒限半年，将前项实存未解各年减平银两，各按欠解数目，扫数委员解部交纳，以充饷需。自本年为始，除向来留支省分不计外，其余各省遵照奏定章程，一律起解，每年约可多解银四五十万两。经此次严催后，倘再有迟逾，即由臣部将藩司指名奏参，以儆玩泄。其借动银一百六十余万两，亦令各该省设法陆续筹清归还，毋任巨欠终归无着。至未经造册各省分，业经臣部于上年底汇案奏催，应再各令遵照前奏，赶紧按年按补造清册，送部稽核，毋再迟延。

一、停止不急工程。京外各衙门一切工程，除自行筹办不动正项者毋庸议外，其余兴修各工，应支库项者，所需甚巨。同治八年五月间，经臣部奏准一切寻常工程，从缓兴办，通行遵照在案。现在筹备饷需，自应查照同治八年奏案办理。应请将各衙门一切工程，概行停止三年。至坛庙陵寝各要工，关系重大，其实在万不可缓者，应令勘估大臣详细查核，力求撙节，毋任稍有浮冒。此外三海工程，向来官员

译赔款有交一免三的成例，应请停止继续缴纳。那些在京内外应缴赔款的官员，准许他们参照咸丰十年宽免三成的奏案办理，在钦奉此次谕旨后，于限期内由户部缴至七成者，其余三成，奏请皇上恩赐宽免。

译一、核实颜料库、缎疋库折价事宜。同治九年闰十月间奏准：凡在京各衙门借拨库款，均应先行奏交臣部核议，分别准驳后，再奏明办理。这是针对“借拨”而言的。至于颜料、缎疋两库的折价银两，向来由银库支领，并不咨明臣部核转。光绪四年，颜料库领银达二十二万余两，缎疋库领放银达五十一万余两；光绪五年，两库领银多达一百余万两。此项银两，数额巨大。臣等忖度，宫廷崇尚节俭，历年以来，并无额外用项，即使事关典礼，也应当分别缓急，可裁减的裁减，可节省的节省，以省去冗杂繁费，作为节流之计。原本并非因为事关坛庙、陵寝，就可以任其浮支滥用，一概不加稽核。即便是缎疋库折价中的绒觔一项，上年请领多达二十七万余两；山羊绒一项，多达十四万余两。绒绳用于扛抬祭器等项，山羊绒用于铺地拜垫等项，不过是典礼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而耗费却如此之多，不敢说这些用途确是不可更改的。本月十八日，工部奏请饬下太常寺遵照定例，将应需祭器等项，现存者分别造册，应修者核定年限，这也是为了极力杜绝浮冒起见。臣等因此查得，各项折价银两，咸丰四年因军需紧要，奏明减成给发，实行近二十年。后来因各处恭办典礼，先后将绒觔、羊绒等项奏明改放十成实银。现在时事艰难，亟应力求节省，拟请自光绪六年开始，各衙门请领折价银两，无论何处何项，仍遵咸丰四年奏定章程，一律按五成实银发放，以节省糜费。至于外省作为正项开销的，丝毫都关系国库款项，此后颜料、缎疋两库，除各该织造例解的，仍旧办理外，如有例外饬令各省探买的物件，应先行知照臣部，斟酌缓急，再行会同奏请饬遵，这似乎也是节省用度的要务。

以上各条，除备办典礼、修葺工程等项，应归臣部分别核办外，其余全赖地方大吏主持。如地丁是钱粮正项，为国库大宗，东南平定已十余年，何致地亩荒芜，久难垦复？盐、关两税，都是维持正项的供给，其抽厘、减平、扣厘等，均为弥补库亏、军需而设。厘金多由各督抚派员设局经收，扣平、扣廉，则统归藩库汇收汇解。至于交代、奏销，尤为度支大宗。外省若能事事核实，各管理其固有的财政，则国库自然日渐充裕；国库渐裕，则一切京协拨用，自然没有掣肘的担忧，这固然是相互关联的趋势。然而如果不专责于封疆大吏，恐怕臣部徒持仰屋之筹，终究是空谈而无补。恳请圣旨严行申谕，通饬各直省督抚大臣，督率藩、运各司及各监、关、督等，自奉到此次谕旨后，务必力戒因循，认真整顿，查照臣部所议各条，详加规划，切实奉行，各尽其职，不要避嫌怨，不要徇私情，不要畏艰难，不要任粉饰，总期望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预先做到有备无患。仍令将如何办理的情形，赶紧妥筹妥议，限于接到此次部文后两个月内，据实覆奏，不要稍有延宕。

再者，臣等此次条议，不过是就耳目所及，献上一得之愚见。至于各省的物力民情，无从周知灼见，应请圣旨饬下各该督抚，各就地方近日情形，通盘酌度，如有可筹之策、可兴之利，总以无损于民而有益于国者，方能通行无阻。务必令各抒所见，专折奏闻，伏乞圣明采择，以资集思广益之助。各该督抚等身膺重任，目击时艰，必当共矢公忠，以维护大局，则国家之福，亦天下臣民之幸也。所有臣等筹备饷需缘由，理合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近日流弊疏

御史孙翼谋

一、各省厘捐亟宜变通。厘捐的设立，原本是因为军务未平，暂时救济饷需，并非为了专利权。所以设立此局者，必在通都大邑、商贾聚集之地，遴选公正委员，斟酌权宜，按章抽收，使上受益而不损下。然而近来捐纳出身的人员，百计钻营，视此为名利兼收之地，如蝇逐臭，如蚁附膻。甚至外省无耻的官亲，本地不肖的生员、监生，也转相援引，滥充此选。有游手好闲之徒，贿赂局员，给照认办，分置卡隘，锱铢必较。偶尔有讹诈不遂的，胥役人等，皆受私规，都是他们的羽翼，倚势肆法，任意欺凌。以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负贩肩挑，苛索不免。物价日昂，民生日益困乏，为害不轻。其实资助军饷的，只有十之二三；饱私囊的，占十之七八。厘金与税收，固然是轻重相济的。往来总道，既设税局，即应分设厘局，已足够了。

译以便征收。如果一定要在港口岔路处处稽查，难道厘金局不担心百姓偷漏，而税局就独不担心百姓偷漏吗？如果一定要多派委员等各类人员，纷纷办理厘金，难道税局的人员足够驱使，而厘金局的人员反而不够驱使吗？委派一个官员就有一个官员的薪水，增加一个差役就有一个差役的工食，这些费用将全部从厘金中扣除呢，还是不全从厘金中扣除呢？恳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挑选诚实的官员管理，限定吏役的人数，不得过多，使管理厘局的人易于稽查。那些外省的家眷幕僚，以及本地的生员监生、包揽厘金认办的人，一概不准充数。除了水陆码头、市场聚集的地方，按例征收外，所有在小径分设的厘局，全部裁撤，以杜绝官吏贪腐而顺应民意。况且臣还有请求：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概厘金的正税和耗羡比常税更重，与其让官吏中饱私囊，不如让财富留在民间。而且偷漏税额的弊端可以消除，即使财政来源也不会匮乏。应当命令各总督巡抚酌情减定章程，条理分明，张贴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向百姓表明诚信，使借机勒索、侵吞入己的奸弊无处施展，这样百姓容易知晓、容易遵循，就会乐于急公好义了。

译各省的捐纳条例，应当分别停止，改由在京的铜局办理。铜局的捐纳条例开诚布公，所以报捐的人源源不断。外省则是官民互不信任，名义上叫做劝捐，实际上却是勒捐。臣籍贯属于福建，深知从前勒捐时，每开设一项捐例，就遍传殷实人家以及家境仅小康的人家，派定捐数。起初还以礼相待，随后就用威势恐吓。因此，无力报捐的人，行贿求免捐；有力但怕多捐的人，行贿求少捐。捐数既已登记在册，仍有无力全额缴纳的人。于是佐杂官员、委员以及官员的亲信幕友，以五六折或三四折抵换，移甲就乙，这叫做买报捐。现在福建候补的人员，有一半是由买捐得来的。而且小民害怕捐纳也有原因。今天勒捐，明天就按捐户的名目勒借。藩司发给借票，允许在厘局当作实银搭交。等到厘局委员收买借票时，不免压低其价值。这样百姓既在捐纳上亏损，又在借贷上亏损，积怨在民，而得意尽在官。捐纳之外，另有捐费。票本例每银一两，费用二分三厘；防剿例每银一两，费用三分二厘二毫；随官监每名费用十二两。大约计算捐费不下数十万两。报销之时，聚而分肥，何尝对军需稍有裨益呢？富人乃是百姓的元气。千金之家，可以养活数十人；百金之家，也可以养活十数人。自从捐纳不遗余力，导致田产变卖，铺户关闭，致使贫民也无以资生。赒济抚恤的情义衰微，廉耻的良知泯灭，臣实在痛心。近来听说广东屡次实行劝捐，富民迁居陕西，府州县以办捐修城为由，纷纷扰民。各处用兵的省份，捐例也未完全停止。想必民力已经疲惫，岂容再行勒派。而官员的恶习，大都是假公济私。身处肥缺的人，断不能不有所沾润。想要遏制弊端，必须清理源头。先前恭阅阁抄，见到山东巡抚阎敬铭所奏，将道府州县改归京铜局报捐的一折内称，现在办理军务的各直省均不专门依靠捐输。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军饷出自地丁；江苏、安徽、湖广的军饷一半出自地丁，一半出自厘税；广东、福建的军饷出自地丁、盐、茶；陕西、甘肃的军饷，出自地丁协济；四川、浙江的军饷，出自地丁、厘税。只有云南、贵州的军饷无处出自，稍资于此。该抚熟悉情形，自必确有所见。私下认为捐输既无大益，何妨一律全部停止。至于云南、贵州两省，应交该省督抚详议可否，另行具奏请旨。然而有人说各省捐输，均搭饷票，捐输既止，饷票必不流通。臣反复思考，又有变通的一法。听说各省近日情形，报捐封典、职衔、贡监生者居多，报捐实职官阶者尚少。拟请所有报捐封典、职衔、贡监生的，仍准许听凭百姓方便，就近报捐，照例减成收纳。此外实职官阶，统归在京铜局报捐。这样民间不受抑勒，章程悉泯参差，而那些担簦蹑屩赴京来捐的人，更见名器之贵，征踊跃之诚了。

筹饷疏

王开运

私下微臣恭阅邸抄，伏读本年六月十六日皇上谕旨：各省防军每年所需军饷甚巨，各督抚统兵大臣将所部各营严加稽核，选派得力将弁管带，申明纪律，汰弱留强，使其成为劲旅。倘有不加训练、不讲营规、虚报空额、吞蚀口粮等弊，一经发觉，定即重惩。以上各节均须实力奉行，不得视为具文，一味粉饰因循，致负委任。总之时事多艰，全在中外大臣，其矢公忠实心任事，破除成见，以期宏济艰难。朝廷进退大臣，惟视其能否尽职以为考核，其各时加惕励，庶几恩眷长承也。至用人行政时有缺失，凡有言责诸臣，尤当直言无隐，藉资采择，用裨治理，实有厚望焉。等因钦此。仰见圣朝轸念军国，谆谆诰诫之至意。微臣卑职本无言责，何敢僭越指陈利弊。圣主勤求治理，区区愚忱，有愿为刍荛之献者。私下认为国初以来，迄于雍干嘉道年间，非不时有兵役，而度支饷项总不出正赋之外。自咸丰初年以至于今，每年军需除正赋不计外，岁增厘金、洋税、捐输、盐课各巨，而犹时形奇绌，每须借贷。国家二百余年糜费军饷，未有至于斯极也。然当多事之秋，军营浮滥支销，诚有不能顾惜者。今肃清已久，各路防军既不能全行遣撤，若仍照从前对仗行营浮滥支销，不早裁减虚冒，禁革弊端，变通核实，汰兵补勇，以节帑项而计久长，微但国计民生永无充裕之日。倘此后事有意外征兵，则有名无实；筹饷则有加无已。取之库则已空，劝之闾阎则已竭。毒脯救饥，又恐害将更甚。言念及此，诚不知何以待之。此微臣自忘愚贱，日夜焦思，不敢引避嫌怨，谨就管见所及，敬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冀可补救万一也。

查各省陆路防军支销目不一，其可裁减者约有四项；各军弊实不一，其严禁者约有四端；各军虚实不一，其应变通者约

译有四件事是可以裁减的。第一，是各种杂役人夫。各省从前招募马步练勇作为应敌的军队，每一营正勇或三百多人，或五六百人不等。每营或分为四哨、五哨、六哨，每哨或分为八棚、十棚，每棚正勇或八人、十人。每一棚另有火夫一名，搬运帐棚、锣锅、行粮等项；长夫二名。又一营有炮夫子、子药夫共数十名。而总统、分统、营官又各有公长夫数十名，以搬运军需之用。合计马队一营夫一百余名，步队一营夫二百余名。每名每月饷银三两，或三两二三钱不等。凡皆为军临前敌或追奔逐北，必须随同搬运辎重而设。若戍守防军，勇丁安坐无事，独不能自造一饭、自喂一马？即间有操演，尽可轮流更换扛抬枪炮、配带子药。如必事事责之各项人夫而后能行，则勇丁之懈怠无用可知。允宜悉数裁汰，何夫乎？总统、分统、营官无事之日，安用此亲兵、护勇各数十名藉赀保身？既已多立支销名目，则听差用人已有余，而此帐棚、文卷、油烛、柴炭，非有征调，安然不动，设此搬运公长夫各数十名，将安用之？姑不必问其真有与否，徒为虚冒名粮之目也。即偶有之，以抵不足之勇额，恐十不及一。窃以为每营各项火夫、棚夫、炮夫、子药夫、公长夫，或百余人，或二百余名，虚冒太甚，此可裁减者一也。

第二，是各员公费。军有总统一员，每月约薪水银五百两；数营有分统一员，每月约薪水银五十两或百两；每营有营官一员，每月约薪水银五十两，较文员俸银已多数倍。而总统每月又另有办公银约千两，以为办公、偿犒、花红、纸张、油烛、柴炭等费，文案委员、书识等薪水在外。分统、营官每月亦另有公费银百五十两或二百兩，以为添换旗帜、军装、号衣、办公等费。夫所谓办公者，从前敢战之军，奋勇者有奖赏之费，受伤者有养伤之费，阵亡者有埋搬柩、优恤之费，或有败仗有赶办军装之费。若防军，除应酬以塞人言，余则请饷报销有领解部费，阅操赏犒，纵偶有之，一营不过数人，况赏未必重。此外花红纸扎动用甚少，油烛柴炭则月有薪水。至于各营旗帜、军装，未必月月添制；号衣号褂，虽一年半年时有添换，不苛扣勇饷足矣。凡此公费所需几何？仍有一年止发勇丁饷银九个月，或十个月，或闰月并不发饷。此虽非各军皆然，而领解饷银悉系库平，散发粮饷薪水各项，每银一两扣减四分，每万两扣减四百两。此项平余亦名为提出办公，是则各军皆然。似此则办公等费有盈无绌，安用薪水之外每月又另扣公费？然不准支销，则借口办公无资；按月支销，又未免贪冒殊深。窃以为每年照给公费两个月，无有不敷，此可裁减者二也。

第三，是帐棚折价。前敌行军不得不带帐棚，以免野处露宿，且转战无定，易于损失，置诸风雨严霜烈日之中，又易朽败，其不能不半年一换、周年一换者，势也。若驻守防军，必修筑营房以图永久安居，计工估价必作正加倍报销，而所有帐棚束之高阁，悉归无用，又何至半年一换？或八个月或周年一换，每营每年所添换帐棚价银至六七两之多，此不过徒多浮冒目耳。即或偶有移调，旧者尚存可以通用，纵有破坏，弥缝补苴足庇风雨，爱惜存储，断可二年一换，此可裁减者三也。

第四，是勇饷减成。各军正勇口粮，每各每月给银四两二钱；亲兵、什长、巡查，每名每月给银四两五钱八钱，至五六两不等。即以每名月饷四两二钱而论，较之绿营制兵名粮约多一倍，较之旗兵口分则亦多，以次递加乎？然口粮虽重，勇丁果实惠均沾，亦足以示体恤。今军营通弊多端，除层层剥削外，其每名月饷四两二钱者，每月实获究不不过三两有零，其或有时不及此数。以旗绿营制兵口〇较之，即照此每月三两有零，似犹较重。若总统以下各官无复剥，则勇丁每名月饷四两二钱者，减为三两二钱，亦不至形苦累；四两五钱以上者，减为三两五钱，亦足以示优异，此可裁减者四也。

译以上可以裁减的项目有四项，大约每年马队一营可节省军饷五千余两，步队五百人一营者可节省军饷一万五六千余两。至于兵员名额短缺、虚报冒领，还在其外。但遇到战事，营前敌拟裁减这四项，应请酌情增加；如今无事时核减，对于长期佩戴兵符、已经极其豪富的总统、分统、营官，原本毫发无损。唯独每棚勇丁的火夫、长夫，除了由总统以下各官分别提取月饷外，有的由各勇丁公同请领火夫，其虚报名额也经裁革，而军饷又经核减，如果仍像往常一样层层盘剥，勇丁如何能承受？所应当严禁的又有四项：

一曰苛扣米价。各营军粮原本难以保证驻扎之地随时可以获取物资，即使有商贩存储售卖，价格必定昂贵，且恐怕时常缺乏，贻误军食，其不能不由总统委派官员在产米地区设立粮台采买，运解到营接济，这是必然之势。南方多地产米，虽有丰年、平年、歉年之别，但绝收之年极少，即使遇到粮价昂贵之时，每米一石重约一百五十斤，价格在二两银子以上者，十年之内不过一二年。大约丰年每石价格不到一两银子，平年每石价格在一两左右。自从南方买米以济北方军队，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费用约二钱有余；若由轮船运至天津、山海关一带，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费用约六七钱。综合核算米价并各项运费，结合丰年、平年调节盈亏，大约每石需银一两五六七钱，贵时也不超过二两。如果发给勇丁，不分米价贵贱，一概扣发军饷三两抵充一石米，约一百三四十斤。虽然各军不必完全统一，但以此类推，凡有扣发米银的军队，则是苛派昭彰。东西方比较，小米、麦价银两多少未能预先确定，总适宜以采办之地的时价为断，另加运费为准，核实发给勇丁，以免产生怨恨。如果不问价格高低，统一以每名每月坐扣米银九钱，也有扣八钱的，虽然偶有粮价昂贵之年，时价超过坐扣之数，即以此类推，借口粮台贴赔，而十年之中或九年粮价低廉，扣银仍不稍减，这应当严禁，这是第一点。

二曰勒受衣物。勇丁虽然愚钝，衣食所需，领有月饷，不难自备。每有统领、营官制好棉衣及铺盖、包头、裹脚等件散给勇丁，若以为是赏赐，则确实善良；却坐扣月饷，较之勇丁自制贵一倍。号衣、号褂，统领、营官均有公费，本属应办之件，往往添新换旧，全令勇丁自制，甚至勇丁有开除的，新充补者接领号衣，尚须出钱给统领、营官，并须出钱给被开除的勇丁，方能充补。又统领、营哨各官及营务处，时有亲属、家人、故旧带茶包、头裹脚布、疋等类到营散发，勇丁获利三倍，不接受则以威势胁迫，且军饷业经坐扣，勇丁口粮几何？既为该营官剖分，又以此曲徇人情，勇丁忍恨吞声，无可奈何，这应当严禁，这是第二点。

三曰摊派欠饷。军营事件有公事也有私事，其应办公事，如修筑营房，势必估工加倍报销，即使不报销，勇丁版筑之劳也是分内应做的。一切材料并骡马，统领各官原有公费，为何摊派勇丁？至于私事，统领以下各官或有庆吊周济，摊派公分，或有亏短，也摊派助公资，这又是何道理？柴草一项，本为军需，条例所载没有，近来因北方、西陲不易取办，特恩加给柴草银两，体恤勇丁，各军核实发给勇丁的，或也有之，减少的也并非全无。军务频繁兴起之时，军饷需求巨大，国库支绌，间有短欠，也难免。近来由部拨发的无不实发，自改归各省筹饷协济，间或难以符合定章，不能如数领解，而总统以下各官即以协饷短解为名，因而积欠勇饷，难有协饷到营，除总统以下各官先扣足虚报名额有余，然后酌量散放，勇丁待领欠饷无期，惟有衔恨，或弃此他适，因而填沟壑、作不轨者，往往有之。统兵者既有虚报名额的实情，反贻国家欠饷之名，转而素欠饷于朝廷，贪鄙欺饰，莫此为甚，这应当严禁，这是第三点。

四曰刑诛过当。故犯军法，勇丁故有逃难之罪，犯军法，将帅应有可原之情，乃有法非故犯，亦非犯以帑项养育之勇，为将帅自营其私，而勇丁无所沾润，既苦鞭策过严，又苦盘剥太甚，欲留不愿，欲归不得，度日无计，度岁无资，怨气所结，谤讟交作，乃或杀数人以示威，或至杀数百人以绝祸，贪暴残刻，耳不忍闻，这应当严禁，这是第四点。

以上应当严禁的四项，有各军通弊的，有此军所有彼军所无的，有采访尚未尽得其详的。总之，有以体恤士卒之苦，乃可以制裁减虚冒之宜。至于整顿营伍，核实名额以求善后应变通者，则又有四事：

一曰随时换防。各军初募练勇成军，实数尚有八九成，应敌之师，短少尚不敢过甚。一经驻防无事，总统、分统、营官往往饬令勇丁几成告假，上行下效，互相徇隐。而在防之勇丁，或因病故，或因苦离营，或因事回籍，或因赌及犯营规革退，而勇额之虚悬已不少了。又总统、分统、营哨官及营务处，各调剂其亲戚故旧、家人妇女，开虚名散隶各哨各棚，随时坐扣实饷，以及幕友、随员、文案之跟随，亦

译虚报兵额〇营哨各级官员徇私情、习以为常，像这样，虚报兵额〇的现象就更不少了。名册上报兵部，则历历可查；对照实际人数，不足七八成的固然很多，甚至不足四五成的也难以保证没有。虽然各军都有稽查截留旷工的措施，但勇丁的多少只有总统以下的官员知道，虚报兵额〇的亏空也只有总统以下的人分别克扣。各营的勇丁又不是别人能点名清查的，虚实固然无法知晓，强弱也无法知晓。因此驻防时间越久，越不堪深究；离京城越远，更不堪深究。虚耗国库银两之所以日益严重，就在于此。在极难根除弊端的情况下，只有随时更调，或者调广东的兵换防到南省，或者换西省的营调防到北省。不可两省互相调换，尤其不可同一支军队内部互相调换。除了现在刘锦棠的一军尚需防剿余孽，吴大澄所部各营正有应办的事务，传闻尚为得力，都不便立即更换生手外，其余无论哪支军队，都应命令迅速更调，不准督抚、统兵大臣以“久驻防军熟悉地方情形，深资得力”以及“有经手未完事件，未能立即换防”等言辞搪塞拖延，以遂其欺饰弥缝之计。况且在无事之日、无事之地，久驻之军得力，难道换防之军就独不得力吗？如果确实不得力，正可以裁撤；如果得力，正可以借机操练。那些装饰说不可换防的，不是想拥兵自卫，就是怕利权旁落，否则空额太大，恐怕形迹暴露。更不可不立即命令换防。在换防之前，应由督抚严饬各地方官，不许百姓临时应募充当长夫；开行之后，不准游民沿路应募充当勇丁。总以该军实有的勇丁自行搬运帐棚辎重起行，由该管营哨官严加约束。到防而换防的期限不必预定年份，仍可随时更调，使之仓促间募补不及。换防的远近约在千里以外，庶几得以按站稽查。督抚臣预令各该州县，凡遇换防军营经过地方，沿途要隘详密查点人数，呈报督抚臣奏报，即据勇丁多寡以定统兵诸臣的功罪。并请旨破除常格，准经过各州县官核实造册，由驿呈报户部、兵部，使小臣也能尽忠，兼听并观，以免督抚臣独任其怨，归于徇私情面、造报不实。像这样，防军的虚实难逃千里共见共闻的耳目，或许不至于重蹈覆辙。这是应变通的第一点。

第二点，疆臣点校各军练勇，由各军的总统、营官点名、发饷、阅操，则少的无不报为多，虚的无不报为实，弱的无不报为强。究其多寡、虚实、强弱，朝廷固然不得而知，即使驻扎该省的督抚臣也不得而知。只请饬下各督抚臣，于防军过境之时，近的调省，远的出巡，驻扎防军必经之路，无论何军练勇，调册点名、阅操，则道路之中，数之少者不能报为多，额之虚者不能为实，勇之弱者亦不能饰为强。即使临时募补，技艺必不娴熟，则老弱者可以淘汰，冒充者可即斥退，随时据实驰报。朝廷即就其现有的勇丁定为定额，以后只有裁减，不准募添，庶几筹饷又有把握。等到到防之后，督抚臣一年之内，或调省或出巡，点名阅操四次，则将领的能否、勇丁的强弱、人数饷需的虚实，举可周知，也令随时驰报，而保奖参劾即存乎其中。则营伍逐渐归于整顿。督抚臣果真能破除情面，核其名实，虽非其军统帅，也必有所严惮，不敢弊端百出。这是应变通的第二点。

译第三项，关于军饷归并户部拨发。各军的夫价、公费、帐棚、勇饷等项，既然都已裁减，弊端全部消除，勇丁数量又经过核实，那么军饷数额应当重新确定。似乎应该恢复旧制，军饷原本由户部拨发。自从咸丰、同治年间军务紧急，由外省筹饷协济，就直接从外省解送到各军，以免解送户部库银再发领，造成辗转拖延，这是多事之秋的权宜之计。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如果仍然由各省解送到各军，各军指定各省协济，虽然说是简便，但恐怕相沿日久，视为理所当然，将不再知道有朝廷了。在当今统兵的大臣无非是勋旧，新任者原本可以不怀疑，然而日积月累，老臣凋谢，倘若委任的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兵权和军饷都在将帅掌握之中，事情还怎么谈呢？即使万无一失，外重内轻的流弊终究恐怕会滋长严重。就像今年孝贞显皇后陵工的大差，淮纲利银、直隶租银理应提前报解，以应对一切急需，然而各督抚、统兵大臣每年开支动辄数百千万两，朝廷不曾限制，而这急应赶解的数万两经费，如果不是请旨催办，几乎会耽误大典，可见轻视朝纲已成为外省的积习。如果不尽早裁革虚冒，示以限制，提充国库，恐怕将来尾大不掉，朝廷遇有急需，必然呼应不灵。也应请旨饬令户部及各省疆臣、统兵大臣，此后防军月饷，除奉省现议新章外，其余各军月饷现由户部拨发的，仍由户部拨发；由各省协济的，该军距离京城在二千里以内的，所有各省协济该军的饷银，全部令其解送户部，由该军到户部请领；那些防军距离京城在二千里以外，先前由各省协济，且协济省份距离京城较远、距离该军也较远的，所有协饷全部令其解送户部，也由该军到户部请领；只有协济省份距离京城较远、距离该军较近的，所有协饷虽然暂时免解户部，应由该军督办先期奏请，等到奉旨允准，饬令户部自行从协济省份请领。但户部均不得稍有稽延，以免军心失望，导致饥溃。这样办理，并非不知道多一次往返劳运解的费用，但必须如此，朝权才不致下移，且可以随时循名核实，不至于像从前那样，公饷项都在督抚、统兵大臣手中，听任他们任意冒滥支销，而各军的着落也不至于观望徘徊，确实是一举两得。这是第三项应变通之处。

第四项，裁汰制兵，补充勇丁。纵观前代开创之初，无非是兵精而少，等到末世，没有不是兵弱而多的。国家额设的旗兵、绿营制兵六十余万，近三十年来，行军打仗的人都认为不可用，于是广泛招募练勇以成军，似乎练勇可用了。却不知道先前招募的练勇，养到现在，由壮变老，精力消耗，况且戍守安闲，强者必然离去，弱者反而留下，又怎么一定都可用呢？既然说制兵不可用，就应当随时裁革，补充可用的练勇，为什么至今仍然两项兼支，坐耗军饷？现在各省制兵长达十余年不能造册报部，其兵政废弛可知了；各省防军多达数百营，无从核实，那么军饷的节省有望了。即使裁减虚冒，禁革弊端，又再次如前三项变通核实，不过是补救目前，终究制兵的军饷固然不能少，防军的军饷仍然不能无，捐输虽然停止，厘金照旧，民困未解，国库不裕，又将怎样谋划长久呢？今年钦奉明谕，饬令各省防军严行稽核，汰弱留强，圣训煌煌，至深且远。各督抚、统兵大臣高爵厚禄，受恩深重，应当也都有天良，如今过了数月，有一军一营实力奉行，核减浮销，据实奏陈，稍尽臣心，上慰圣意的吗？不过是视为具文，粉饰因循罢了。我私下认为，非圣明果断，特饬各督抚、统兵大臣，限定五年，将各省绿营制兵、水陆防军分年裁汰，各在五年以上，随时裁革挑补，五年之内俱足制兵之额。那些有限满制兵、练勇尚未开除选补足额，饰词延宕的，无非是想虚报空额，吞蚀口粮，那么其罔利营私，当有应得之罪。即使有应须设防的不敷分布，可仿照前贵州巡抚岑毓英改定黔省抽兵补练的章程，应设防军处所，即拨补充制兵的练勇，分起驻扎，仍由以前带练勇的营官及黔省候补归标的武员管带，而总其成于巡抚。所有统领、管哨官、委员、文案、书识等月支薪水，比之各军无不核减，兵勇月饷也不及各军的一半。应请饬令户部调查各省制兵、练勇营制名册，逐一比较，按照黔省章程酌加口粮办理。又黔军兵勇短少一名，记营官大过一次；短少二名，斥革；短少三名，以军法从事。虽未必弊绝风清，但终究不至于像各军虚冒名册那样严重。现已行之数年，尚无大弊。现在如果兵勇互为裁汰，合二者适符制兵额数，那么驻防东南的勇丁即以补东南空额的制兵；那些有东南的勇丁从西北等省驻防的军，或有不愿归西北等省之标的，则西北等省所裁制兵空额可补；其有不足，宁缺毋滥。所留防西北的，尽未归标的勇丁，足补西北等省所空制兵的额，即以之留防西北，以代空额的制兵，可以。或者留防的勇丁多于西北制兵空额，则以余勇之名补于东南兵额不足的省，而以后军饷可仍照各省向章开支。这样则勇丁尽为劲兵，兵额无空悬，军饷不虚糜，然后可以经久。这是第四项应变通之处。

以上可裁减者四项。

译应当严格禁止的有四个方面，应当灵活变通的有四件事。这是微臣愚昧浅陋的看法，不知是否有万分之一可取之处。倘若蒙受圣明采纳，特颁旨意命令下部、地方大吏及统兵诸臣立即施行，如果实事求是，毫不徇私，那么近则一年之内可节省军饷数百万两，远则五年之后每年可节省军饷一千余万两。这样国库怎能不充实？从而缓解百姓困苦，那么百姓衣食所需的厘金就可以减免；从而培养官员廉洁，那么京城官员的俸禄就可以增加；从而抚恤士兵，那么八旗的口粮就可以增加。这都对国家的大计大有裨益。那些公忠体国的人，必定遵旨切实奉行；那些假公济私的人，必定违抗旨意，以言语推诿难以实行。朝廷借此可以辨别忠奸，行使褒贬升降的权力了。微臣尤其伏想，皇太后、皇上为国为民，无时不在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表率，几乎到了无可再节、无可再俭的地步，而臣工们还时常以崇尚节俭为言，唯独统兵诸臣长久掌握利权，难道不应仰体朝廷国库支出匮乏、民生困苦的处境，力求节约以缓解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吗？微臣出于筹饷艰难的考虑，坦诚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恭候谕旨训示施行，不胜恳切惶恐之至。

译拟请明定军需善后报销章程折

张之洞

为拟请明确制定军需善后报销的饭银制度，以维护良法而杜绝流弊，仰祈圣鉴之事。

私下认为，云南报销一案，因为部费浩大繁多，导致言官纠举弹劾，皇上严旨查办。计算此案获罪的人，内外大臣，以及御史、司员、道、府，下至书吏，共三十余人，可谓近年来的大案。现在户部、兵部、工部等部已经严定章程，通行各省内外官吏，应当都警惕畏惧而奉法。

但臣微末的私意，尚不能没有过虑。因为人喜好利益，不是训诫所能改变的；官吏作奸犯科，不是法令所能绝止的。当此时，天威刚刚平息，判词犹新，各部大臣也都有振作求治的意思，或许可以暂时收敛，但不久故技就会重演。

因为钱粮事务，最为烦琐细碎，缴绕目。不驳斥其方法，或许出入不舛驳斥其日期，或者调查无关的案件，或者命令制造无用的册籍。如果要想吹毛求疵，哪里有穷尽的时候。虽然有精明的堂官、司官，也难以穷尽吏胥的伎俩。等到有意作难，外省无从着手。不给费用则巨额难以报销，想给费用则自己触犯宪典。将让外省何所适从。

况且即使给费用而不浮报、不冒领，钱将从哪里出？掌管度支的人，不也很难吗？

据臣所闻，从前历办军需，凡有报销就有部费。只是早年数量较少，而且风气谨朴，职官自爱，只有部吏有这种情况，司官以上，则未曾听说。咸丰末年，才开始有司员招致物议的。同治中期，才开始有局外的京官、选人从中分润的。到近三五年，而放肆滥行到了极点。

以多年大利之源，一旦想要完全断绝，让职官不捍卫法纲是可以的，说部吏从此不敢需索，恐怕部臣也不敢相信吧。

臣愚以为，驾驭胥吏的方法，与对待士大夫不同。稍微体恤他们的私利，然后才可以使大法不致大溃。

伏思各直省奏销钱粮事件，都有例定的饭银开支一项。就以山西而论，地丁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朔两府粮石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二百两，均于耗羡项下动支。文武乡试奏销，有户部饭银六十两，于科经费正项下动支。河东盐课奏銷，有户部山东司饭银六百两，于盐引杂课项下动支。朋马奏銷，有兵部饭银一百六七十两不等，于朋合项下动支。前人立法具有深意，所以年例奏销，不致格外挑剔，也没有额外的使费。当时之所以对军需报销未经议及，是因为国家治安二百余年，征伐用兵，不是常有之事。当时一案军务完毕，经手人员，只了结自身之事，哪里会顾虑后来。

私下揣度今日事势，以后海防边备正宜经营，除勇练军，不能骤然罢免，岂能讳言兵事，不为报销筹谋一个长策。似乎不如明确给予体恤，严定限制。

查山西旧额岁征地丁银三百二万余两，奏销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约二千分之一。现在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军需善后报销银一万两，解送饭银十两。约计此后各省销案，多的七八百万，少的一二百万，饭食不过一二千金，至数千金而止，尚不至于骇人听闻。

等本案核准后，照准销之数核计饭银，于一月内解送户部。既便于核计，且免嫌疑。其案归何部报销的，即解送何部此项饭银。即在军需本案湘平、升平项下动支。豫湘平一项，现经户部奏明，行令扣提报拨。此案系外间节省的盈余，向不报部，以充此用，对国库绝无所伤。而有销案，即有升平，筹办不难，名义也顺。

以理推之，如果部议允行，各省督抚、统兵大臣，几乎没有不乐意这样办理的。那么部吏有纸笔办公的费用，无从借口，对于销案的准驳，应当可以洗心革面、收敛手脚，顺从地听从堂司各官的处理。倘若再有藉端需索的情弊，经部臣、言官以及外省督抚、统兵大臣查出，即行奏明，重治其罪。

庶几各部正直的大臣、贤能的曹司，可以执守新章，不担忧蠹扰。秉公总理得以实行其志，而各直省有督兵理饷之责的人，也不至于棘手而为难。内不索费，则外无浮销，这也是理财节用的实际所在。

胪陈各省抽厘济饷源流利弊疏

郭嵩焘

奏为各省抽厘济饷、历着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详细胪陈，仰祈圣鉴之事。

私下认为，国家承平日久，营兵废弛已极。广西贼初起，调集山、陕、滇、黔边兵，谓必优于腹地，均因日久无功，以次撤归。嗣后各省筹办防剿，专务募勇，而营兵亦时就地调拨，始终不能一得其力。自古行军，皆由调发，近时则一出于召募，此用兵之一变局也。

军务初起，朝廷颁帑金，动辄数百万，或

译由户部运输解送，或由邻省协助拨给，军营安坐等待支取发放。军队驻扎日久，财力日益匮乏，东南各省遭受蹂躏殆尽，户部的解送、邻省的协饷，都无力顾全自身。偶尔办理防堵、捕剿土匪，便左支右绌，无计可施。其势又不能坐视局势决裂，像广西、贵州那样艰难窘迫的地方，也必须经营筹划，自求生存之道。湖南管理得当，竟以一省之力支撑数省，这又是筹饷的一个变局。

用兵既久，筹饷之难倍于筹兵。军饷充裕则军队强大，军饷匮乏则虽有军队也不能依靠其抵御外侮。总计十余年来，筹饷的方法名目繁多，其大要不过两端：一是捐输，二是厘金。

捐输起自汉代卜式，拿出私财资助军需，流弊极于宋明末年，而有搜括之令。国家开设捐纳之例，以仕途进退引导，取之有节制，劝之有方，巨富厚资立致荣显，中下之户也乐于有所效命，制度是优厚的。但多次实行后，则民怨官烦，制度也败坏。所以捐输可以救一时之急，而不可作为长久之规。

厘金之制，大概源于周官的布絘布，以杜子春注《周礼》之意推之，布者应当如今天的坐厘，絘布者应当如今天的行厘。而自周以前，商贾的征敛数倍于农民，后世水陆钞关，定额极少，税课也极轻。这不仅仅是为了优待商人，王者调节宣示天地之宜，田赋所入，以制国用有余；商贾聚散无常居，盈虚无定势，官吏容易借此作奸，所以常放松征敛以便民。军兴用度繁多，则百税并举。远古以来，国用之需，无不取给于百姓。王安石窃取周官之意，以扰乱承平无事之民，君子所深恶。至于艰难筹饷，而一切苟且之政施行，其势自迫于不容已。

四民中惟农商二者为有常业，不取之商，即取之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薄，商民逐末而利源丰厚，轻重之宜，也易知也。今之厘金与汉之算缗、唐之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异名而同实。汉唐之世，所谓算缗诸法者，皆取之商贾之本钱，故又有告缗手实诸法，以穷其根柢，其余百货更加以税。史册所纪，今烦政密所以括民财者甚至。然而汉唐宋取之民者多，而为利反少；今取之民者约，而为利反多者何也？

汉唐之制为定法，以督之州县而已。督之州县，则吏胥之搏噬益繁，而终无实际。为定法，则商贾之丰俭，或相倍蓰，或相千万，而不能不着为课额派之州县。通都巨镇，可以倍征，而徒饱私橐；山城僻壤，并无贸易，而亦须取盈。又或于正供之外，利以杂差，故为扰也。

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序，一依唐臣刘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犹得任人不任法之意。臣请历言之。

所谓不限以科则者何也？上海厘金抽收之法，异于江北，安徽异于江西，湖北异于湖南。货行之通滞，商情之顺逆，惟其所便而不以相强。上海厘金抽收最重，以次推及广东，不逮十分之一，不能比而同也。甚至一省之货，此轻而彼重；一厂之设，此疏而彼密。惟无科则，而后事事乃稍可以核实，可以便民。

所谓不拘以程序者何也？凡商船经过之通津，有卡厂行厘；货物囤积之巨镇，有门市坐厘，其大较也。间有支津汊港，绕越偷漏，则又添设分卡；小镇毗连大镇，或至居奇，则又添设分局，皆随时酌量办理。一省扼要处所，不过三面，办法亦因加密，其余稍宽其法。设局多者，不过一二十处；或通数府县无一卡局；或小镇举办，而大镇反未及举办。推而至于各省，或办或不办，或办之有效，或竟无效，一听督抚之自为经理，均无一定之程序，强之以必行。

是以用兵十五年，被扰亦十余省，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募民以为兵，因地以筹饷，士安于家，农安于野，商贾亦相与安于市。督抚大吏，委任一二员绅，举之而裕如。自汉以来，言利之裨政未有优于今日之厘金者。

言者徒曰病商。周秦以来，天下大利归于商贾，汉兴而力加之困辱，诚恶其专利也。历周至明，士大夫无为商贾者，取之虐而无所惜。本朝稍宠异商贾，士大夫亦多出于其途，利厚而权亦重。厘捐所取，于其岁入之赢余，百分中纳其一二。以今制准之，汉唐宋明以前，诚不足为病。

又凡完善省分，群以保护商贾为言。其筹办厘金者，大率兵燹之后，盗贼出没之乡，商民交困，警报频闻。湖南北巨贾

译那些商人，户籍都隶属于四川和陕西，即使稍微有些疾病困扰，难道他们能强迫自己穿越险阻、跋涉千里，辗转于战火纷飞的地区，亲自前往缴纳赋税，毫无回避吗？因此，那些说厘金制度损害商人的言论，既没有考证古代的制度，也不了解当今的情况，只是替商人争夺微小的利益，以此掩盖他们的私心，这未免有些糊涂了。

又有人说厘金扰民。厘金是按照货物来计算捐税，每一丝每一毫都出自平民百姓，这是人所共知的。富裕人家每天花费数千钱，按厘金计算，应当捐钱数十文；中等人家每天花费数百钱，捐钱几文罢了。如果按户征收捐税，那就是口税和户税，唐宋的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扰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按照日常生活的需要来征收，那么百姓本来就可以紧缩开支、节省用度，以求相互接济，而不会感到成为负担。百姓难以与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创立新法之初，往往多有阻挠。那些甚至闹事的人，则是无法无天的顽民，趁着风气狡诈逞强，意图抢劫，商人无法承受。抓捕惩治一两个人，他们就已经顺从了。开办厘金已经很久，从来没有抗拒厘金的案件，这也足以看出商情和民俗对于利弊的顺从与否了。

况且一心营谋私利，以免除厘金为得计，这是商人的共同心理；一旦得逞，就以抗拒官府为能事，这是奸民的常态。如果因为一两个抗拒厘金的案件，就据此认为厘金扰民，那么漕运中抗拒缴纳粮税，在江浙已成为积习；抗拒捕快、殴打官员，在福建和广东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只求民情的顺从喜悦，不顾政体的衰败，难道连钱粮也不征收，舍弃盗贼也不治理吗？形势本来就不允许这样做。

又有人说中饱私囊的弊端太深。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坏在中饱私囊上，而只有厘金的中饱私囊最为轻微。因为凡是中饱私囊的人，必定一切随意侵吞。厘捐由几个人管理一个厂，由几个厂治理一件事，总局掌管收支，藩司核算数额，上面有总督巡抚制约，下面有州县制约，众人注视的目光，都能指出其中的是非。缴纳厘金的商民，也不甘心听任他们含糊其辞。纵然说中饱私囊，大概也没有多少。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的法律。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即使是琐碎的政事也不会扰民；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缓征、减免赈灾以及一切保用社仓的美政，都足以滋生弊端。总督巡抚切身的经营，自然优于旁观者的臆测。各省办理厘捐号称中饱私囊严重的，广东最为严重，江北次之。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没有章程罢了。

江北的中饱私囊在于官员和士绅，道员郭礼图一旦加以整顿，弊端立刻消除。广东的中饱私囊在于商贾，根深蒂固、纠缠不清，较难断绝禁止。稍微加以清理，大概也是把持的意思多，而侵蚀者有数可记。只任用官员和士绅，而不任用地方官，既然不能盘踞作恶，又没有差役胥吏作为爪牙，所以弊端较轻，而消除弊端也容易。

如果以士绅官员办理厘捐，支销薪水来说，那就更不符合事实了。士绅官员中贤能的人，大多不愿意担任职务，或者由总督巡抚延请，或者由奏请派遣，勉强从事。其中才能一般的人，都足以自谋衣食，用他们的力量来筹措军饷、急公好义，每月给予薪水数十两，少的只有几两。这哪里关系到国家财政的盈亏，却相互痛心疾首，实在不能容忍，这真是糊涂到了极点。

译又有人说，休养生息的政令应当讲求。臣先前在江苏、浙江时，见当地把持厘捐，争论纷繁，最终未能实行。遭受兵祸之后，臣周游松江、太仓各属，常常数十里无人烟。上海办理厘金，每年收入达数百万，而地方唯独得以保全，商贾反而兴盛。湖南支撑数省，专门依赖厘金接济，也未听说民气因此消耗。贼势如虎狼水火，不紧急筹划拯救之术，却说暂且安坐休息，这果真算是休息吗？厘捐之所以仍为良法，正是因为它取的是商贾盈余之利，取之无伤，而不能借此与民休息。取之简约而法度公平，施行简便而情意亲近，尤其符合筹饷的妙用。汉代税法每二缗钱收一算，所谓“算”，是每人出钱一百二十；二缗一算，即每千钱取六十。唐代的除陌钱、宋代的经总制钱，都是每千钱取一百。湖南酌定厘捐章程，大抵每千钱令捐十到二十，最为轻减。上海大概将加倍，广东则尚不及其一半，所以说取之简约。按货物估值计钱抽厘，本钱厚的出得多，利息薄的出得少，人人各尽自己的力量，没有要求免除的，所以说法度公平。汉、唐、宋征收商税的法令，名目多到不可穷尽记录，如今总称为厘捐，所以说施行简便。委任绅士官员，与商贾朝夕相见，利害盈虚，可以互相参证，不胁迫以官威，也不督责以成法，所以说情意亲近。之所以施行数年而无弊端，在于使用法度的人，而法度本身也稍为良善。如果一定要让出征的士兵空腹荷戈，在靠近寇贼的地区，开关延贼，而后才算是休养，正恐古人所说的休息不是这样的。近来见金陵克复以后，议论政事的人动不动就请求停止厘金，或请求酌量裁撤卡局。不知说停止的人，既然别无筹饷之法，可以斟酌盈虚；说酌量裁撤的人，也未尝考究各省办法，轻重疏密，原本就不同。万万不能将一省的水陆市镇，一概举办。一隅之见，难以与辩论。而民情各自私其财，各自专其利，自古如此。只听说筹饷之说就已多有阻难，一听说停撤之言，就更加附会。湖南之所以稍能尽利，专门依赖地方绅士，主持正论者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如果以天下为心，那么事势之艰难，百姓之情伪，也应当稍加权衡。奖之以忠孝，使辅助公家之急，劝谕百端，尚不能一应。既有停撤之议，远近传述，起为难，这是徒据一二人之私论，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使有所借口，以遂其背公营利之私。以此处平世而犹为伤化，以此奖衰俗而适以长奸。臣窃以为，国家爱民，应当规画其大者远者。近年以来，减免苏松浮粮，豁免江西摊赔项，军务报销，不归部核，这几项实皆汉唐以来未有之德政。以此振励天下之人心，攘除寇乱，蔚成中兴之业，惟其所规者大，而所及者远也。现在江南巨寇，虽已荡平，余匪尚数十万人，聚于江西、闽、粤之交，筹兵筹饷，势处万难。商民计厘缴课，本属些微，军需累少成多，藉资补救。官不得已而与民争利，言事者又欲私商贾以与官争利，而所几以为言者，大率影响附会，于民生利弊，实未尝深加考究。自宋以来议论繁多，凡言利者，皆不容于公论，故敛怨以为私，君子之所戒，而固为小人之所趋。至于敛怨为公，则贤愚同所兢兢。军兴十余年，自江、皖、两湖外筹办厘捐，亦未有能尽利者。下之怨百姓，上之得罪清议，一言捐而朘削聚敛之名，已先无以自解。一二办事省分，迫不得已，艰苦经营，粗有成效，言者又取道路无稽之议论而急毁之，徒使地方官事事掣肘，敛怨益深，筹饷益绌，瞻顾周章，进退两无所据。这是朝廷爱民，尚为虚语，而地方公事，已先受其实害，所关于风俗人心尤大。夫不念民物丰啬之原，而动以言利为事者陋也；不顾时局艰难之寄，而仅以不言利为名高者，尤君子之所慎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三代王者理财之道，酌盈剂虚，裁成辅相之义精矣。而曰生之者众，有所以生之者也；曰为之者疾，有所以为之者也。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妄思兴利，不顾民生之休戚，事势之顺逆，无论为公为私，而皆谓之陋。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遂欲据之以为名，古今得失之宜，未接于目，天下利病之数不关于心，仅以邀流俗之誉，使办事者无所措手，故宜慎也。臣于古今事变，名臣大儒奏疏论撰之文，皆曾考求得失，究知其本末，决非敢言利以病民者，而身当其位，事处其难，稍求有益于国。

译对百姓没有妨害，仍然以厘捐为尚，可以长久施行，我不敢不一一据实直陈，阐明其中的道理。恳请皇上施予天恩，将那些主张停止捐输厘金的言论，一概留中不发，使其不至于传播，这样百姓浮动的气焰，就不会挟持朝廷的命令来与官府相抗。等到天下没有紧急的军需，各省没有积欠的兵饷，户部没有竭尽挪移的困苦，然后由皇上独自决断，完全罢免各省的厘捐，惠及商人而商人确实受到恩惠，没有焚掠的忧患；便利百姓而百姓真正得到便利，没有流离失所的警惧，这才永远培养国家的元气，浸润皇上的恩泽，天下人非常幸运。我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再广东的厘捐，旧时设立的关卡厂所共有五处：一是韶关厂，地处江西、湖南两省货物流入的源头，属于广东的北江；二是白沙厂，邻近惠州府城，属于东江；三是后沥厂，邻近肇庆府城，地处广西货物流入的源头，属于西江；四是四会厂，贺水支流从广西贺县流出，到达四会，汇入西江，这里是广东竹木产出的地方；五是芦包厂，位于省河上游，总汇东西江三厂的货物，征收数额很少，但货源有的来自数千里外，有的来自数百里外，都是大江大河。韶关、芦包两厂，每月征收数额各在一万两以上，是厘捐的两个大卡厂。又有陈村、江门两厂，都是征收坐厘，加上省城、佛山、潮州，共为坐厘五个分局。

我私下查访，广东海口众多，各江之水，旁通侧出，而流经的实际上都汇聚于省河。不经过省河的，如潮州韩江，另与汀州、赣州等地的水流汇合，直接从汕头入海，称为东海；雷州、廉州各属地称为西海。沿西海的府县地势狭长，内与广西、琼州交界，又向南悬于海外，所产的糖、靛、桂皮，贩运到各省，是出海的大宗货物。廉州海口最著名的，名叫北海；雷州海口最著名的，名叫海安。这些地方设立关卡征收厘捐，据为私利，已经好几年了。前任署理总督晏端书，委派候补知府吕铨、安徽候补知州蒋国华前往清理，竟然遭到殴打，并没有加以惩办，纪纲法度，废弛到了极点。

我体察广东的情况，民情并非非常刁蛮强悍，而是绅士把持，能急公好义的很少；人才凋零，能办事的尤其少。几个月以来，稍微将包揽征收的私厂一概裁撤，归并到官办厂，去除了显而易见的弊端。其余石龙、西南、九江、三多祝等各处大镇，不下十余处，省河下游各国贸易，以及牛庄、烟台、江浙、福建的海船，更是厘捐的大宗，都因为办理艰难，不敢强行征收。仅在西海等处，因为地方私厂的旧弊，裁撤惩处，增设海西分厂。这是广东办理厘金的大致情况。

其中谷米、薪柴两项，各省办理，章程各不相同。江西、两湖产米的地方，一律征收；上海则在米价昂贵时暂时停止征收。广东认为这两项是贫富共同需要的，自从开办以来，永远停止征收。海西增设的厂，又只征收进出海口的桂、通、青、靛、油、麦、棉花、沙纸、糖包等共八大宗货物，此外百货都没有厘捐。其征收既比其他省份轻，其办法又比其他省份宽松，姑且将就，以求无事。进言的人又想要裁撤北海厘捐，我不理解为什么私收营利办理数年，官吏竟然能够相容；改归官抽，商民已经肆意阻挠，京师甚至传为过举。

此前访闻新选长宁县教谕王师祥，主谋滋事，经委员候补知府吕铨揭发有案，已咨报兵部将该教谕暂行革职，研讯确情，归案拟办。原奏称尚未得主名，好像是指陈前后厘捐情形，而对于这些案由竟然全无所闻，可见传闻不实之辞，影射规避，挟私求逞，断难凭信。恐怕部臣或许照案拟准，责成裁撤，致使商民藉端抗拒。我虽然能据情奏请照旧办理，但政体受到的损伤已经很多。谨先将广东办理厘捐的情形，详细陈述，恳请圣鉴训示。谨奏。

再查各省开办厘金，城村市镇按户征收，称为坐厘；江河总汇处设厂收查，称为行厘。富商大贾转运数千里，资本雄厚，而且货物囤聚在一船上，易于核算，所以行厘的征收数额，常是坐厘的倍数。粤东江路四通八达，浿水东通江西，武水北通湖南，合为北江，设立韶关一厂，又在下流设立芦包一厂，兼扼四会、连阳诸江的要冲，统计北江厘金，每月约三万多两。西江兼受浔江、梧江二水，是广西江流的总汇，设立后沥一厂，每月厘金六七千两。东江为古龙川水，仅及惠州属境，设立白沙一厂，每月厘金约二千余两。唯独省河以南通往各海口，迄今未能举办。

因查近年洋人沿海通商，内地土货，一律贩运，即各省商贩贸易，也都乘坐轮船，以求迅速。所以远自牛庄、烟台，以及江浙福建，近至海西的高廉雷琼，海东的潮州，百货转输，无一不由海运。从前上海厘税，每年三百余万，取给于一个海口，视正税增加一倍；福州一口厘税，每年约一百三四十万；厦门一口厘税，每年约四五十万，均与正税相当。其余天津、烟台、宁波通商各口，一律开办厘捐。论者只说广东海道纷歧，这里征收则那里绕越，恐怕因为厘捐的缘故，以致妨碍正税。

我查《宋史·食货志》记载，诸番异物，十分抽一，或十分抽二，所以元世称为抽分之法。户部所载税则，大率百分取一。粤东厘捐又视税则加轻。凡奸商规避厘税，设法绕越，所谓侥幸营求，追逐蝇头小利者也。富商大贾所必不屑计较，资本愈厚，则顾惜愈重。

译深入探讨这一点，其实无需多言。又有人说，香港孤悬海外，是南方货物囤积的地方，其态势足以伺机囤积居奇，一旦征收厘金，货物必定不会运往省城。臣查访得知，自五口通商以后，商人视物价高低来决定回避或趋就，与从前仅广东一口通商相比，贸易状况相差悬殊，但那时尚能远揽湖南、江西的货物，与上海一口争胜。自从内江通商以来，东南的利源完全被阻断，所能揽获的仅是广东及广西桂平、梧州一隅的利益，百货往来必经省河，无法飞跃绕过。香港商人囤积居奇，能夺取省城商人的利益，却无法漏掉百货入口的税收，得失利弊，情势昭然若揭。只是由一二书吏主持此说以相互阻挠，致使厘捐始终没有起色。臣忖度，广东坐厘，已定为绅商包抽的格局，其势力足以把持一切，如果真能让各口行厘收到一定数额，就逐渐裁汰坐厘，使省城各项贸易少一层摊派，也能稍微消除绅商专利的弊端，对事局确实有益。与其变更旧章，计较锱铢之利，却仍不免流弊，不如查照各省海口捐厘章程，务必让粤东一律办理，较为顺理成章，而功效也尚易聚集。现在盐运总督臣师曾留心大局，才气也很优裕，臣因这一提议久被搁置未行，并未与他商议。粤东军饷，极度匮乏，东江查办各属匪乡，留兵尚有二万人，肇庆土客一案，安抚安置，需费巨万，无处筹措，势不能不谋求稍开利源，一俟军务完竣之日，仍与各厂厘捐一律停止，并不作为常例。伏乞皇上天恩，饬下师曾会同察看各海口情形，添设行厘，其应如何核办之处，容臣酌议章程，再行奏明开办。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译再查户部则例，开载漏税罚例，粤海关一口的科则尤其繁杂，没有一定的程序。近年商货屯聚香港，添设饷渡四十余只，轮流运往省城，所载货物动辄数百石，编开字号多达数十家。若其中有一家夹带私货，该关书吏援引“一半充公”的成例，即将全船货物悉数罚收其半。常有人到臣衙门控告，在海关执户部则例为词，更不凭单稽查漏税之户，于是时常有奸民希图充公赏号，装点情节，赴关报漏税，弊端极为严重。对商情而言，也颇不公允。应请饬令户部添议：渡船装运货物中若有一家漏税，应如何稽查议罚，编入则例，以资循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卷二十七 户政二 理财下

请禁盐务河工侈靡锢习疏

贺熙龄

奏为请饬禁盐务、河工中的奢侈浪费积习，以充裕国计而富足民生，仰祈圣鉴事。

窃惟量入为出，是筹画国事的常规；崇尚节俭、摒弃奢侈，是保全国家的要务。钦惟我皇上躬行俭约，为天下表率。御极之初，恩免各项钱粮，不下数千万之多。历年偶遇灾伤，蠲免赈济兼施，至优极渥。现在河务军需，费用极繁，我皇上不惜屡次发放帑金，以期卫护民生而安定国本。部臣斟酌筹画经费，自可没有匮乏的忧虑。只是图匮于丰，必须崇尚务实，理财制用尤其重在节流。臣伏查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所记载的国初钱粮数目，说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有余，而岁需各路兵饷一千三百余万，加上各项经费二百余万，出浮于入者，共八十七万五千有余。至十三年以后，岁增饷至二千四百万，当时额赋所入，除存留项外，仅一千九百六十万，饷额缺至四百余万，各项经费尚且不在其中，国用也可说是匮乏了。而我世祖章皇帝爱民如子，只裁汰冗员，抑制繁费，军需浩大，无一不取给于节省之余，这确实是崇尚务实、节流之明效大验。

如今岁入之项有常，而所出之数或难预定，有不可不为深长之计的。谨就臣管见所及，敬为我皇上陈之。查财用之最巨者，除田赋兵饷而外，莫如盐务、河工二项。而盐务为一大收入项，河务为一大支出项。盐务之败坏，由于商人的奢侈；河务之败坏，由于厅员的奢侈。夫奢侈生于有余，而流弊必至于不足。

查各省纲食盐引，系康熙初年计口定额，如今户口之增无数，何以每年常有销不完的盐引，以致逋欠累累？即以两淮而论，臣闻其亏欠，竟至三千余万之多。固然由于私枭充斥，额引难销，而若非商人舞弊行私、奢靡妄费，何以缺额遂至于如此？夫阻滞官引者，有商人之私，有商船之私，有枭贩之私。官盐一到口岸，先卖商私；船私则卖于中途，又在商私之前；枭私则随地充斥。计此数项之私，势且数倍于官引。而究其来源，总皆不越于盐场。查盐场按额煎盐，大使亲验，按月开报，运使如有隐匿，以通同治罪。又拏获私盐，承审官不究其买自何地何人者，照放纵例议处。是清查私盐之法，本为详备。而私盐之放恣自若者，固由场员之奉行不力，亦由众商之承买无资。

查商人运盐办课，必系身家殷实、极知自爱者，始能承办无误。近闻或则初本有余，而花销败落，仍然为商；或系赤手无藉之徒，钻营顶充，惟图自利。而为总商者，又惟知按引派费，剥削散商，以致虽有殷实之商，恐引多则派索亦多，不肯加本行盐；而一无资本之商，且虚立门面，挥霍为常，服食起居，穷极奢侈。因已到口岸之盐，尚未变价，而续行出之盐，又须按运，不得不重利借贷搪塞。一时利少费繁，已行支绌。兼之口岸贸易，假手伙商任其浮销，不知清理，于是夹带重斤之弊生。商则藉引以行私，而官引滞销矣。官商收买之本少，则场盐不尽归商买，而私贩日滋矣。课额积亏，实由于此。是国家之一大收入项，已坏于奢侈而日见其少了。

河工以购料为先，以办工为要。臣近闻，河工所堆料，多系空松，全不坚实。盖缘厅员购料之时，多系包办于人，所给料价，已多侵减。因之工友、门丁、兵书役，处处分肥，层层剥蚀，料未到厂，早已扣不赀，遂至虚贮花堆，惟以涂耳目。此实河工通弊，贻误非轻。河南料价，本多于东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