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　礼政十丧礼下

译《易经》用纸张书写且崇尚隶书，这难道能相同吗？拘泥于礼的形式，礼反而消亡；把握其精神实质来践行，不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而大体原则未曾不保存。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润泽”之意。而人们在礼上致力，即使只在一个方面也有所裨益。至于那些步孔孟之后尘，举止合乎规矩，进退符合法度的人，则是豪杰可以成为百世效法的榜样。

译关于丧礼的论述（下）

雷士俊

如今丧葬没有固定的期限。迟缓的有的五六年，有的十余年，甚至几十年，子孙传了好几代，才安葬他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这是世俗的一大过失。那么应当在什么期限安葬呢？《葬记》所说的就是正确的，即三个月后安葬。国子高说：“安葬，就是藏匿。”丧事迟缓不葬，就是死者没有地方藏匿。死者没有地方藏匿，可以说安顿得当吗？人死了要有坟墓，就像活着要有宫室一样。如今让人露宿野外，就会担忧寒暑的祸患、风雨的苦楚，身体腐烂危险，内心意志抑郁。由生推知死，形势不同但道理相同。况且人即使亲近，三年以外，必定有冠礼、婚礼、庆贺的礼仪。既然有冠礼、婚礼、庆贺的礼仪，就必定有丝竹音乐、宴饮享乐的节度。因为丧事在殡而未葬就停止这些礼仪，这是废除了冠礼和婚礼；害怕废除冠礼婚礼而不停止，这就是丧事在殡未葬却奏乐享乐。晋国的荀盈死在戏阳，殡在绛都，尚未安葬，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说：“日辰在子、卯，称为疾日。君主撤去宴乐，学者停止学业，都是因为疾日的缘故。君主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有所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臣子的丧事在殡未葬，君主却饮酒作乐，屠蒯尚且加以讥讽，何况地位更高的人呢？如今世俗迟缓成风，或许难以完全像古制那样三个月安葬。在三个月之后，大祥之前，选择吉日而行，不可以再超过这个期限了。有人质疑说：如今长久之后才安葬的，不是敢怠慢，而是等待天时的有利，寻求地理的吉祥。您责备得太严厉了，怎么不考虑呢？回答说：儒者知道亲人活着就侍奉，死了就安葬罢了。侥幸的小人，才拘泥于天时地理，希望得到富贵，这不是儒者所崇尚的。君子做一件不义的事而得到卿相，尚且不做，难道会暴露亲人的遗骸来求取富贵吗？如果像世俗那样迷惑，只相信这个，那么从大祥除去丧服，总共二十五个月，天时地理必定能得到吉祥，才可以安葬。古代君子对亲人竭尽孝道的是什么？是礼。他们居丧时，刚死有朝夕奠，将葬有祖奠，已葬有虞祭，虞祭后有卒哭，卒哭后有一周年小祥，小祥有祭祀，两周年大祥，大祥有祭祀，中间一个月有禫祭，禫祭是脱去丧服的仪式。春夏秋冬，必定祭祀。丧奠大致没有繁文缛节，陈列食物斟酒罢了，还达不到二献和侑食的规格。从虞祭到禫祭，三献接着侑食，还达不到受胙和馂食的规格。到了春夏秋冬的祭祀，则是三献、侑食、受胙、馂食，文质彬彬，情义礼仪，全都由此尽善尽美。由此说来，春夏秋冬的祭祀，才算是完整的祭祀。虞祭虽然变为吉祭，但还未正式确立为吉祭的礼仪。而世俗在居丧期间不当行吉祭却急忙行吉祭，脱去丧服后，当行吉祭却又不行吉祭，以至于终身，子孙与祖先完全不相往来。宗庙不建立，祭祀的礼仪不讲究。唉！古代的宗法灭亡了。所依靠来聚合子孙的，只有春夏秋冬致祭。子孙聚集就相亲爱，相亲爱就冠礼婚礼必定告知，死了必定报丧，有善行互相劝勉，有过错互相警戒。如今五服以内的亲属，疏远得像路人一样，平时残忍狠毒，不肯往来，有怨恨就聚集起来打官司，争夺微小的利益。宗庙不建立，祭祀的礼仪不讲究，难道只是对祖先淡薄吗？对祖先淡薄，这还值得痛心。

卑幼初丧不当受贺议

雷士俊

崇祯十三年，五月丁未日，我的弟弟淑度去世。六月己未日，是我的生日。我这一年三十岁了。广陵的风俗，虽然三十岁，远近必定准备酒食，捧着礼篮，来祝寿，就像八九十岁的人一样。这一天人们都来祝我寿，不因为我有弟弟的丧事而停止。我极力推辞。七月庚子日，我的继祖母六十岁寿辰，父亲拿这件事问我。我请求取消祝寿，等到明年再举行。全国的士人，都感到奇怪和惊骇。我说：这是因为不读书，所以不明白。援引古今作为议论。先王的制度，丧礼除了三年之丧以外，有期年之丧，有大功之丧，有小功之丧，有缌麻之丧，不是为了装饰观瞻，而是因为哀痛动于内心而穿相应的丧服，因而厌恶饮食，改变居处。哀痛有余的，不这样无法安心；哀痛不足的，穿着丧服勉强来达到哀痛。这就是所谓的因事而兴起相应的行为。而哀痛有所不同，丧服也有差别。哀痛重的丧服重，丧服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哀痛为标准。三年之丧以外，期年之丧最为重。其丧服在尊者不论，卑者如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弟弟，丈夫对妻子，都是伦理至亲而不能无动于衷的。然而在死亡之际，金石管弦不停止，一家之中，却像胡越一样隔绝视之，一个人身上，吉凶却截然不同，放纵错乱，还能称为礼吗？如今三年之丧，世间的过失很多了，有的还知道其谬误，却不以为然。而期年之丧，没过几个月就庆祝生辰，或者趁机婚嫁，乡党宗族前往祝贺，遭丧者接受祝贺，安然不以为怪。这件事，尊者在卑者身上尤其严重，虽然粗有见识的人，也没有觉察其谬误。他们的意思只是说：家统于尊者，尊者的庆贺，不应当因为卑者而停止。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期年之丧，仅次于三年之丧一等，其冠带巾饰的样式，衣裳的仪制，都斟酌于三年之丧，而稍轻一些。已葬后才开始饮酒食肉，而终其丧期不与

译举办宴会。如今正值不宜饮酒食肉的时期，却匆忙举办宴会，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理由。饮酒食肉与举办宴会，礼制对其有限制，且不分尊卑。但为期一年的丧服，没有比父亲为儿子服丧更重的了。为什么呢？父亲与儿子虽然身份地位相差虽远，但道义是一致的。父亲对待儿子，应当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儿子为父亲悲痛多年，父亲为儿子刚死，却嬉笑如常，这不合情理。所以古礼规定，父亲为儿子服丧有三年之期，也有不执丧杖的。本朝礼制，长子与众子都服不执丧杖的期年丧。依据古道的推演，祖父为孙子服丧也是如此。现在让父亲委屈儿子的丧礼，又有人让祖父委屈儿子为孙子服丧，这些都是主观臆断的说法，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理由。祝贺必须配备音乐，招揽宾客以取欢愉。礼制规定，邻居有丧事，舂米时不互相呼应；同里有殡，不在巷中唱歌。父子之间的亲情，不是邻里关系可以比拟的。设置音乐，超过了互相应和唱歌的程度，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理由。摆设几案筵席来招揽宾客，并演奏音乐来取悦他们。如果穿着丧服，却娱乐耳目，使心意快乐，这是废弃了丧礼的实质；如果抛弃丧服不穿，这又是废弃了丧礼的名义。穿与不穿，都违背常理，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的理由。晋国知悼子去世，灵柩停殡未葬，晋平公却敲钟奏乐，杜蒉举起酒器进行谏争。祖父虽然尊贵，子孙虽然卑微，也不过是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数月的丧期，大概还如同停殡未葬的丧期。停殡期间奏乐，这叫以哀为乐，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理由。礼制为未成年而死的人服丧要降等，有长殇、中殇、下殇，以及无服之殇。如果不是未成年而死，服丧就不降等。服丧不降等，那么其执丧的礼制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已经成年并娶妻，年龄超过二十岁，不能算作未成年而死，却等同于夭折的婴儿，只穿丧服而已，这是对死者的诬蔑，这是第六个不可行的理由。《会典》规定期年丧服，不允许守制。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必定是有其原因的。先贤为期年丧，法令所记载的，尚且请求守制，以伸张其哀痛。现在禁止守制了，在禁令所不及的地方，却仍然违背礼制以便利私欲，为何现在不如古代，这是第七个不可行的理由。那么祝贺与接受祝贺的不合礼制就非常明显了。而婚嫁者，其过失也不在于祝贺与接受祝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情义相互关爱，有礼仪相互交往。如果残忍刻薄，而随意行事，差不多就变成禽兽了。《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快点死。”意思是人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有礼；无礼的人应当速死。

译请禁停丧

舒化民

我私下认为，社会风俗奢靡时，应当提倡节俭；礼仪贵在符合财力。本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但风俗却日益华丽奢侈。冠礼、婚礼、日常交际都是如此，而丧葬一事尤其严重。只是因为竞相追求奢华，而财力无法达到，于是出现了停放灵柩不举行葬礼、停放棺木不下葬的情况。有的停几年，有的停几十年，甚至有终身不葬的。走访城乡，到处都是这样。像这样的习俗沿袭下来，究竟要到何时才能停止？我在三月间发布告示，并召集地方的庄长，让他们查明各自管辖的保屯中未葬的棺木共有多少，列出清单汇总上报。后来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城关内外共有停放的棺木二百七十一具，四乡三十四保共有停放的棺木一千九百二十六具，各卫屯所共有停放的棺木二千七百二十九具。查阅之后，不胜惊骇诧异。于是我再次恳切地晓谕百姓，限定在三个月内一律埋葬完毕。期限刚定，现在根据城乡上报，已经安葬的有二百三十多具；其中确实因为山向、年月不利的，恳请延长期限，以秋天为期限的有四百二十多具。在刚发布限期告示时，士人和百姓中家产中等的人，大多认为不方便。等到再三催促，并命令绅士带头倡导，百姓于是多有感动而兴起行动的。我确实担心绅士中沿袭以往注重外表的观感，骤然难以破除讲究面子的习气，于是对于一应幡杠执事，以及吹手、抬夫人等，都禁止他们平减收取费用，不许多求；蓬厂、宾筵，一概从简节省，根据家境的有无，随宜办理。于是大家都认为方便。计算城乡停丧的人家，此时已经安葬了十分之九。因此想到这种风俗，各处都是如此。就像我之前曾任长清、历城等地时，询问民间，都不免陷入这种积习，那么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是否恳请上级长官，俯赐通令各下属地区，颁发告谕，凡是停丧的人家，都给予限期，一律埋葬。那些无主暴露的棺木，命令地方官提供掩埋的费用，当地的保人等，也没有不乐意从事的。这样，无论家境的贫富，时间的长短，死者都可以得到入土为安，而生者都可以量力完成丧事。这似乎对人心和风俗都有益处。

东安禁金罐告示

翁普恩

查得朝廷立法，首先严厉惩罚不孝之罪；人子侍奉父母，应当遵循毫无违逆的宗旨；丧事只希望尽到礼仪，而坟茔尤其希望其永远安宁，这是贵贱所共同认可的，也是智愚所固有的。然而听说这里的风俗，在祖父去世时，就存有一个将来改葬的念头。用薄材入殓，埋在污秽败坏的地方，故意让水淹蚁蛀以加速其腐朽化尽，然后邀请同族众人，拿着畚箕铁锹一同前往，发掘坟墓劈开棺木，取出骸骨检验。那些还有枯筋络、血痕渍滞的，就用刀锉刮剔，用鼎镬煮烂，倾倒在盆中，混杂洗涤，然后请入瓮中。这瓮与平常的制式不同，上下相合像缸一样，高宽都不满一尺，底部凿有几个孔以吸收地气。有专门从事此业以助长恶习的人，给它起个美名叫做“金罐”。仅仅这尺余高的金罐中，所谓的三百六十五节骨头，死者无论头足、面背，都颠倒错乱在其中，而人子的心于是大为欣慰。于是邀请风水先生，购买寻求吉壤，选择时日，重新祭奠牛眠之地，亲戚朋友邻里都互相奔走送葬，很少不认为这是发福发祥，可以计日等待的。等到很久没有好消息，甚至反而看到衰颓，那么又将这金罐再次发掘、再次剜剔、再次洗涤、再次埋葬。听说有一年多次迁移，最终抛弃而不敢声张的。因为金罐取用骸骨很方便，费用不多，可以为所欲为，不像抬棺迁移那样难以举事。然而这不过是惑于风水之说，不知道礼义的深厚，将祖父的枯骸，作为子孙邀福的工具罢了。又有贪图吉利地的人，诡谋侵夺，私自将骸骨罐偷附在他人墓侧，以盗取吉利，等到被主家发觉，告到宗族官府，受罚受刑，仍然断令迁移，没有得到利益，先受到危害，又有什么快乐而做这种事呢？然而这不过是意在吉地，成就此阴谋，而没有讹诈勒索在其中。又有奸狡之徒，或者因为贫困难以忍受，或者因为讹诈不遂，特意挖出祖骸，放入他人坟山，骑顶当胸，故意妨碍风水，勒索帮钱改葬，才肯迁回；有用罐盛取狗骨，暗埋入坟，诬陷他人换易的；也有埋一个空罐，诬陷他人抛弃的；且有预埋破罐，诬陷他人毁罐弃骸的。种种虚诬，不堪枚举。然而这不过是捏造言辞诈索，并非真有毁弃换易之事。岂料贪图吉利的徒众，因为看到无人守墓，竟在昏夜挖冢出骸，投诸水火，就将其祖父的骸骨换置罐内，修筑完好，主家不知道，还时时拜祭他人的祖父以祈福，祈求不灵验，反而归咎于此地无灵，又再次挖出迁移，更求吉地。而此盗者的子子孙孙，正窃喜诡计得逞，而最终也无一灵验，甚至不转瞬而同归灭绝。这固然是贪图吉利者抛弃他人祖父，以便私图，自必难逃天谴，而实在是由主家自用金罐，自毁祖骸，自贪吉壤，有以启之也。向使有封有

译树木有坟墓、有棺椁，难道能让盗贼得以借机行事吗？又有盗贼的骨灰罐被人察觉，秘密挖出，将其遗骸丢弃在粪厕中，或与牛骨一同焚烧，暗中用狗骨替换，仍藏在罐内，照旧掩埋。而此盗贼家中，见没有速效，也再次挖掘，竟然把狗骨当作祖先的遗骸。最终被主家嘲笑并感到痛快，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难道是天理可以胜过地理吗？其他如怀有仇怨、怨恨难伸，暗中丢弃仇人的祖先遗骸，以此作为报复计策的，更是说不尽数。这些难道不是由于使用金罐所导致的吗？然而这还不过是陌路仇人，伤天害理，做出如此凶狠残忍的行为，并没有追本溯源、饮水思源的念头。更令人惊异的是，同出一脉的亲人，互相残害。同一个父亲，却有对某子有利、对某子不利的分别。于是长子忽然迁葬到东边，次子忽然迁葬到西边，三子和四子忽然迁葬到南边和北边，至于母亲是嫡妻、继室还是妾室，就更不用说了。

译至于那些支派繁衍、子孙众多的家族，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认为某块地利于某房，却害于某房，于是竟将长房的祖先遗骸，盗葬在次房墓旁；又或将三房的金罐，竟然换作四房的祖先遗骸；而对于遗骨投入水火、丢弃在粪厕，以及混杂牛骨焚烧等情况，也都全不介意了。唉，这金罐之害，粗略地列举这些已可见一斑。其中情弊，诡谲多变，有非人情所能揣度的。因此彼此争执抗拒，杀戮相继发生，讼棍与土豪趁机构陷诉讼，祸及乡里，仇怨结于子孙，历时数月甚至经年，倾家荡产，却仍然小心翼翼地抱着这金罐，以为它是奇货可居，至死都不醒悟。那么金罐之害，岂是言语所能说尽的！所以圣朝制定律法，极其周详，对不孝之罪的诛罚，至严且密。然而乡野愚民无知，竟然都毅然去做，毅然去认，也好像这是分内应当做的事，毫无顾忌。现在如果突然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未免使他们陷入不知情的境地，应当恭敬地阐释律文，明白地晓谕众人，为此告示，仰合邑军民人等知悉：你们如果有从前已用金罐、尚未入土的，限在一个月以内，赶紧安葬，以后不得再迁移，违者重究。其自出示以后，再有发掘祖父尸骸、改用金罐的，立即照律治罪。其有制造金罐、售卖给人的，准许人捉拿到官府，一并严究。现将律例分列于后，使大家一目了然，知道警戒，不要自陷于极刑，以力挽颓风，那么仁孝之心，将酿成和气，这是守土官员的厚望。切宜凛遵，不要违背，特此告示。

丧归宜入家论

邓瑶

世俗有拘泥于旧习，忍心悖理，安然不以为怪的现象，丧葬归来不入家门就是如此。虽然阴阳两界相隔，但情理并无不同。如今人离开家乡远出，有的几年，有的十几年才回来，而他的子孙却让他住在宅外，不让他进入家门，自己的心能安吗？远归的人能答应吗？那么不幸客死他乡，灵柩抵达乡里，作为子孙的，却不迎接请入室内，立即送往荒郊野外，如果还有鬼神，他们肯答应吗？子孙的心，又能安吗？我知道死者必定不答应，子孙的心也必定不安。然而终究不能改变，也是因为拘泥于习俗，无法用古义来责备他们罢了。《礼记·曾子问》说：“国君出国，带着三年的戒惧，带着小棺随行。国君去世，灵柩进入城门该怎么办？”孔子说：“从阙门进入，从西阶上升，如同小敛。灵柩从门进入，从阼阶上升，国君、大夫、士是一样的。”《杂记》说：“诸侯出行而死于馆舍，灵柩到达庙门，不毁墙就直接进入，送到停灵的地方。大夫、士死于道路，到达家，用輲车载着，从门进入，到达阼阶下而卸下车，从阼阶抬上去，送到停灵的地方。”这些都是丧葬归来进入家门，事死如生的明证。圣人根据情理制定礼仪，是最恰当不易的道理。又《周礼》规定停灵在西阶之上，只有死于外地的，停灵应当在两楹之间，表示不忍心远离。对待死于外地的人尤其有加礼。古人用意如此深厚。《左传》记载齐庄公在襄公二十五年被崔杼所杀，葬在土孙之里。二十八年，齐国人将庄公的灵柩迁到大寝。这是死后三年，因为先前停灵不合礼制，仍然从郭外迁到路寝，为他改殡。齐国人最终无所顾忌，认为必须这样，臣子的心才能安定。现在作为人子的，不幸亲人死于外地，为什么不援引礼制治丧，让亲人的魂魄远归，竟然不能进入家门，稍微缓解客死的悲痛呢？现在的制度，因王事死于外地的，允许入城治丧。都邑有城门，就像人家有大门一样。朝廷对臣子的丧事，曲加恩惠，允许入城。子孙对祖父的丧事，却不允许进入家门，悖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有人说一家之中，有伯叔兄弟在，而且多聚族而居，把尸体抬入，担心众人有违言。然而有异宅而处的，也不肯把亲人丧事入门的，这难道是担心伯叔兄弟有违言吗？而且伯叔兄弟不让丧事入门，问心也岂能自安呢？心中有“抬尸入门对家不利”的说法，于是相继背弃礼制，即使是孝子慈孙，不免被迷惑，岂不大可悲伤吗？世俗的说法固然如此，然而有未曾抬尸入门，而深宅大院，没几年转卖他人，甚至被夷为田圃的，又怎么解释呢？家门之兴败，关系岂在于此。仁孝之心不笃，所以利害之见得以混淆。况且近时阎百诗在京邸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你扶灵柩回淮，到了就安放在我家本宅，安葬宜速。”他的儿子听从了。由此可知客死者，其魂梦固然眷恋家门，游处之所，必定以亲人到来为满足，即使归土也无遗憾。唉，世上那些忍心让亲人死在数千里外，不迎丧入门的，是多么薄情啊。悖谬的习俗，不可不改变。因此援引礼经以明其惑，世上有读书守礼的君子，尚且敬念之哉。

请严禁火葬积习疏

钱宝廉

我私下认为，圣朝治理天下，以教化孝道为先。人子侍奉双亲，慎重终事尤其重要。自从世俗创立火葬之法，竟然有毁墓烧尸，残忍对待亲人而不顾的人。

译这种风气，臣虽然早已听闻，却未得其详情。近日在同乡的车马中探访，得知情形更为惨烈，习染更加严重。这确实是蔑视伦理、违背天理的极致，不可不迅速禁止。

查考火葬的习俗，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都有，而以嘉兴所属的石门、桐乡等县最为盛行。那里百姓多从事养蚕业，因为火葬不便于种植，于是就在中元、冬至两个节日前后，相继进行火葬。那些发掘坟墓、打开棺材却不焚烧尸体的，称为“明葬”；那些发掘坟墓、焚烧棺材却不见尸体的，称为“暗葬”。将先人的遗骸付之一炬，火刚点燃时，棺木中发出呜咽之声；火熄灭后，骨头已经烧成灰烬。偶尔有年代久远、尸体僵硬的，就用斧头肢解，仍然投入烈火之中。那伤心惨目的景象，实在不忍言说。

而子孙后代，却还在延请僧众，召集亲友，饮酒作乐，欢呼雀跃，挥霍金钱。乡绅百姓劝告他们也不听，官府禁止他们也不悔改。冥顽愚昧，荒诞不经，全国上下如同发狂一般。这实在是风俗人心的一大祸患。从嘉兴所属推及其他府，从浙江推及其他省份，逐渐染习效仿，其危害将无止境。

查考律例规定：子孙对于祖父母、父母的坟墓，焚烧棺椁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年；焚烧尸体的，绞刑。又规定：对于他人的坟墓焚烧尸体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如果是缌麻以上尊长的，杖责一百，流放二千里。定例本来严密，但乡野愚民无知，不了解律例禁令，而地方官员又认为这不是紧急事务，玩忽职守，纵容不管，导致积久盛行，酿成浇薄风俗。如果不严格申令禁止，恐怕顽劣固执的乡民不知悔改。

是否可请旨饬令各直省督抚，通令所属各州县，晓谕严惩，并责令乡绅、长老、地保、衙役等人，分别访查，多方劝谕。如有仍像以前那样火葬的，无论是对父母尊长，还是对卑幼他人，都立即上报，按律治罪。至于确实无力殡葬的，查考各省州县，向来都设有义冢。战乱之后，废弛的尤其多，每次都由绅富等人捐建公坟。应由地方官再查各乡中的抛荒绝产，增设义茔，听任他们上报附葬。那些不愿附葬的，有地的就劝谕他们及时安葬，无地的就权宜捡骨浅埋，都不准私自火化，以挽回浇薄风俗，激励孝心。

再查嘉兴府各属，还有一种刁恶棍徒，往往遇到丧葬之事，纠集多名无赖，抢夺物品，讹诈勒索，阻挠葬事，致使贫富善良之家，都以葬亲为难事，只能停尸暴露，无可奈何。这种阻挠丧葬的刁风，更是地方的祸害。相应请旨，一并饬令地方州县官严加告示，查获后重惩，使乡邑良民得以及时营葬，这也算是教化孝道、施行仁政的一种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