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学术一原学

译到了六朝时期，学风逐渐衰败。而在唐代，由韩愈发扬光大。因此，专精而有所取法的，像汉代的经学大师，专精于章句训诂，而在考订方面十分详尽；宋代的众多儒者，专精于道德心性，而在义理方面十分深刻。有兼通而融会贯通的，像司马迁撰写史书，郑玄解说经典，韩愈在文章上雄健，而且以道自任；朱熹在儒学上纯正，而且擅长文辞，通晓训诂。所以说这是精且专。其次则是得其一而失其一，专精于本体而疏略于应用，其治学的道路就狭隘了；辩析义理而文辞俚俗，其治学的道路也狭隘了。从事考据和辞章的人也是如此。相互济助则都完善，相互抵触则都有弊病。大概在他们刚开始从事这些学问时，无论它是义理、考订还是辞章，其间必定有一两位杰出人物倡导，后来天下人都跟随附和，附和不停，又进而互相争辩，争辩不停，其中高明的人不过是为了名声，低下的人甚至只是为了追求利益罢了。所以又说这是陋且伪。那么挽救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担忧考订和辞章损害大道，于是用义理来矫正，以圣人为目标，以居敬穷理为开端，他们的门徒共同坚守，于是义理得以阐明，而考订和辞章这两种风气都衰落了。到了明代用科举取士，士人的趋向也算端正了。然而浅陋的人完全摒弃百家之书，不阅读它们；那些写科举文章的人，大都能依附于仁义道德的美好名义，却不能完全适应实际应用。直到现在的学者，只把它当作获取利禄的阶梯，这又是它的弊端。于是朴实的学者又加以矫正，广泛搜集典籍，参考异同，让天下人都知道通晓经书、学习古学是高明的，而归结于实事求是。本意并非不好。但到了它的弊端显现时，就出现繁冗的言辞和堆积的文书，搜罗细碎的材料，专门用来攻击先儒，认为阐述义理是空谈，是没有用处的。几十年来，义理和辞章的风气稍微衰落，沿袭这种说法的人，也逐渐厌恶它，而考订的风气也衰微了。而士人耗费心力于科举速成的学问，在声律对偶和字画之间，正竞相进取而没有停止。《传》说：三代圣王的道，像循环一样，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自汉代以后，学术的弊病在于驳杂，还可以用孔孟之道来治理而回归正道。现在的学者弊病在于追求利益，那么即使用孔孟的学说来治理，也不能立刻停止，而且还不知道挽救的方法。唉！这就是我的学问之所以不弊于驳杂，而深深厌恶那些谈论利益的人的原因。

译辨学中

朱琦

有人问：您谈论学问，似乎厌恶那些趋近功利的人。但您说“做学问不担心它驳杂”，莫非是受了一些浅近说法的感化，而不遵循学问的根本统绪吗？

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那驳杂的，正是用来达成统一的。孔子说：“天下的人最终归于同一目标，但途径却各不相同；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思虑却有上百种。”《传》中说：“偏僻的地方多有异说，偏狭的学问多生辩难。”不知道却不怀疑，与自己的观点不同却不非议，这是公正地寻求众人的善处。如今那京城，是衣冠士大夫汇聚的地方，是中国政教发出的地方，是远方众多商人观望奔赴的地方。天下像车辐条一样聚集而来的人，有两条路：一条从东边来，一条从西边来。这两条都是大道。如果顺着这条路走，即使有万里之远，山石水边，用车拉船拖，也可以到达。所以同样到达京城，从东边出来和从西边出来没有区别。这不需要智者也能明白。现在假使走东边路的人一定与走西边路的人争论说：“他们走的路不对。”走西边路的人也回答说：“他们走的路不对。”可以吗？不可以吗？那大道就像京城一样，学者进入的路，有的通过义理，有的通过考订，就像路有东西之分，它们都能适合到达京城这一点是一样的。现在的人不知道进入的路有不同，固执地争辩自己先入为主的东西，这是东西道路互相冲突的一类。况且现在争论的人与我不同。那义理和考订，还是明显不同的。程朱和陆王同属义理，同以孔孟为师，为什么不相容到这种地步。做朱子门徒的人，未必低头读陆九渊的书，却每天与陆九渊的门徒争论；做陆九渊门徒的人，未必收敛自己读朱子的书，却每天与朱子的门徒争论。不考察实际情况，只是厌恶他们连累自己就与他们争论，让走其他路的人得以乘虚而入，不只是道路冲突带来的祸患。又比如远行的人没有踏上那条路，只是拿着日程表指着说：“某地到某地多少里而已。”某地经过某山某水，其中形状的险峻平坦，不全部了解。如果有岔路，也不知道。何况京城的宫阙壮丽，百官众多，所画的地图而远远揣测，难道会有恰当的吗？古人有话说：“义理虽然相反，还可以并存。”结党同门，嫉妒道的真谛，是学者的大患。又说：“道只有一个而已。”从不同的方面看，不仅传说不同，即使《尚书》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易经》有施、孟、梁邱，《诗经》有齐、鲁、韩、毛、郑，都各自有说法，而唐宋以后的笺注者，全部列举也不能说完。从相同的方面看，那么义理和考订，就是认识大体和认识细节的意思。程朱陆王，与分道并车到达都城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朱子也说：“我与他们常常汇集他们的长处，并不是截然对立。”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不只是陆王可以合并，汉宋可以合并，即使世人所谓的旁门左道，如申不害、商鞅、老子、庄子的学说，他们的书大多流传古代初期的遗制，圣人再兴起，一定不会全部废除他们的书籍。所以说不要担心它的驳杂。那么学问将从何入手呢？回答说：我本来已经说过了，以圣人的道为归宿而已。但这又不是刚开始学习的人所能知道的。这又是刚才那些道路冲突者所嘲笑的了。

辨学下

朱琦

有人问：您严格区分义利，我已经听说了。做宋学的，不必与汉学争论；做程朱学的，不必与陆王争论，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将要举汉学和宋学一起治理吗？

回答说：汉代以来的书籍，各自坚守一个老师，各自尊崇一家。六艺经传，数以千万计，穷尽年月，也不能穷尽。到了宋代，这是一本语录，那是一本札记，互相水火不容，交替为主为奴，支离漫衍，不能停止。学者将从何入手？那么又将举朱子和陆子一起治理吗？

回答说：千古以来，人心相同；四海之内，人心相同。既然知道了根本，何必再谈论末节。既然注解了我，何必再解释经典。陆九渊不是不学习的人，但他的弊端必然导致废弃学问。朱子则不然。他的格物学说：“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天天格物，不要害怕琐碎。”他的读书方法：“今天分析一个解释，明天汇集一个义理，没有探究精微，就不敢遗漏粗浅；没有得到前面的，就不敢涉及后面的。”勤勉地积累，不要畏惧困难。所以做朱子学问的人，弊端就少了。而与陆九渊不合，与汉学也不合。不合就争论，争论那么学者将从何入手？

回答说：人自己为学，与教导别人不同。人的学习，气质习性有南北之分，资质有柔刚敏鲁之别。接近汉学的，治理经书，或者《诗》或者《礼》或者《易》，选择其中一个而有可坚守的，完成学业而使之精专。对于宋学，也是这样。趋向陆九渊的，一定要用朱子来纠正。束缚于朱子的，我不希望他攻击陆九渊，也不强迫他做汉学。因此人没有抵触，他的学说容易实行，对于道大概有契合了。虽然如此，从我开始学习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还不敢确信。虽然如此，那路径已经分开了。以前我喜欢看近儒薛文清、吕叔简、陈文恭的著作，认为还不够。进而寻求程子朱子的学说，如《易传》、《春秋说》、《或问》、《小学》、《近思录》，如鲁齐的私淑弟子，如陈黄的亲炙弟子，当面听他们说话。然而还有疑惑，认为圣人的道广大，他的话无不包容，为什么他们的说法还有很多不合。大概事物有相反而相成的。于是又考证汉学，又广泛参

译前往陆九渊、王阳明一派。平心静气地探求它。仰慕其高远的境界，又担忧其流于放纵。我起初对它存有疑虑，时间久了才慢慢有所领悟。于是我又拿来程颢、程颐和朱熹的遗著，尽情饱览。此后才感到勤勉不懈，似乎有所领会。虽然如此，难道敢断定争论可以平息，而疑惑可以消除吗？难道能凭这些去教化他人吗？观看众多水流，必须引导它们归向大海；汇集众多学说，必须用圣人的言论来裁决。学问达到“道”的境界就止步了，论述“道”到孔子就止步了。然而，通往大道的途径不能一下子开辟，深微的道理不能立刻阐明。不得已而为之辩解的人说：宋代是承接汉代而来的。陆九渊、王阳明是圣人的旁支后裔，而程颢、程颐和朱熹则是嫡系正宗。因此，想要观察圣人的大道，应当从程朱开始；想要成为程朱那样的人，又要从去除功利之心开始。

译汉学宋学论

杨士达

以一贯之道，垂万世之教者，是圣人学术的宏大之处。执一家之说，启后世之争者，是后儒学术的狭隘之处。从前六经在秦火中晦暗不明，依靠汉儒以师承相授受才得以复明。其后数百年到了宋代，真正的儒者竞相出现，六经的宗旨更加明晰。于是训诂与义理的说法分开，而汉学宋学的名称由此确立。唉，学术本是一体的，究竟什么是汉学，什么是宋学呢？主张汉学的人说，学问以深明训诂为根本，不取空谈性理。尊崇宋学的人说，学问以修养身心为紧要，不取漫无边际地夸耀考据。这都是不对的。我曾考察诸经，汉儒重视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崇尚心得，研索容易深入。他们的所得是相当的。汉儒往往拘泥于旧闻，过于相信传注；宋儒有时甚至逞臆说，果断地怀疑经典。他们的过失也是相当的。所以专门谈论汉学的人，其弊端在于，对正心诚意茫然无知，却只在考古证今上斤斤计较。专门谈论宋学的人，其弊端在于，夸耀身心性命之学，却对名物象数一无所知。二者都不能没有流弊，那么学者该追随谁呢？依我看来，没有汉儒的训诂，宋儒的义理就没有途径阐明；没有宋儒的义理，汉儒的训诂就没有归宿。所以说学术本是一体的。郑康成注经十错二三，然而康成的功绩不可埋没。朱子废除小序，作《诗经集传》，后人虽然议论纷纷，然而朱子阐述的功绩，更是不可及的。王弼注《易》，大变荀、刘、马、郑的旧说，与汉学不同，本来就不是从宋儒开始的。况且朱子教导人说，读经必须先读注疏，这是宋儒起初未曾必定压抑汉儒以标榜名目。后来依附宋儒，极力排斥汉学的人，不是为了学术，只是为了在毛、郑等人面前求胜罢了。崇尚汉学的人攻击程朱，也不是为了学术，只是不平依附宋儒者对汉儒的丑诋罢了。虽然如此，程朱之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近世做汉学的人，是为了取悦于人，不是为了修养自己。舍弃为己的实质，而在意气上争胜，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辩端纷起，这对汉儒宋儒有什么增益或损害呢？秦越人在庭前，见到的人去救他，没有人嘲笑他；同室之人相斗，路人却都嘲笑他们。汉宋学之争，是同室相斗啊。唉，以前的君子，为了明道而讲学；现在的学者，为了植党而争名。其祸患深入人心的程度，哪里说得尽呢！

崇正学

蒋琦龄

处在多事之秋，而高谈理学，很少有不被认为是迂腐的。哪里知道世道的治乱，源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源于教化；教化源于学术。正学不明，想要施行教化，敦厚风俗，达到太平，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学术是政教之本。清初理学，调和于朱陆之间，其实沿袭前明余派，所宗尚的是陆王。而孙奇逢、汤斌、李容等人，敦崇实践，大体能补救姚江末流的过失。那些纯粹是程朱之学的，不过陆陇其、张伯行几个人。依靠圣祖仁皇帝，表彰扶持，一以程朱为归依。于是正学昌明，国运隆盛，人才辈出，流风余韵，至今依赖它。而毛奇龄、阎若璩之辈，发扬孔、郑的余波，做考据的汉学，与程朱相难，也肇始于那时。等到乾隆年间，文治日益兴盛，好古力学之士，更加以考订博洽相尚，厌恶性理的空谈，以记诵为实学。中叶开设四库馆，纪昀等人主持其事，钩元提要，凡是遇到宋儒的书，必定有不满意的言辞，微词讥刺，对濂、洛、关、闽尤其严重。风尚所趋，于是乾嘉以来，遂以宋儒为诟病，性理道学，相互鄙夷，偶尔提及，只当作笑柄。翁方纲的不背离程朱，恰成偏袒；姚鼐的文以载道，终属支离。虽有一二豪杰，如陈法、韩梦周偶尔出现其间，大抵如捧土塞河，无所补救。周、程、张、朱之学，至此几乎熄灭了。拿性道的空谈，与见闻的赅洽相比，确实觉得汉学实而宋学空。然而也想想圣贤之学，究竟是什么学呢？不是学做儿子，学做臣子，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上吗？拿身心的践履，与口耳的记诵相比，究竟哪个实哪个空呢？又文字训诂，器数刑名，是道所寄托的，不可以当作道本身。讲求既精，反躬自省却没有丝毫涉及，文章制度，适宜于古或不适宜于今，束发受书，直到项背枯槁，讨论精详，临事却不能用。那博闻强识，著作等身，却对天理民彝的实质，身心国家的紧要，漠然初未介意，大概未曾听闻，这可以称为学吗？难怪世教衰微，人道匮乏，士无气节，民不兴行，陵夷流极，以至于今日。现在又加上泰西新入，以利诱，充塞害政，尤其不知止境在哪里。那么想要端正人心，敦厚风俗，以图太平，不推崇正学以兴教化是不能的。为什么不仰法圣祖提倡宗风，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今世能学宋学的，如倭仁、李棠阶已是硕果仅存，应当尊崇他们为师

译儒者的职责，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事务。就像古代的胡瑗、孙明那样，又在成均设立科目，如同近代的汤斌。即使是公卿大臣，也可以跟随他们请教学业，给予优厚的尊崇和恩礼，并且郑重对待这件事，以此作为风气示范给天下。豪杰之士因此兴起，四方风气为之震动，这关键在于朝廷的引导罢了。上行下效，快得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君主与师道合而为一，尤其容易见到成效。如果真能表彰并扶持正道，以继承先圣的遗志，那么正统的教化必将昌盛，邪说自然就会消沉。上层讲究礼仪，下层勤奋学习，祸害百姓的人自然就不会兴起。孝悌忠信，即使手持木棒，也能洗雪国家的耻辱。我所请求推崇正统学问的原因，就在于此。

译《论语说》

李元度

研读《论语》，便知道圣人捍卫道统的严谨。大概是将异端以及百家九流后来产生的流弊，全都杜绝了。所谓异端，就是神农的学说、老庄的学说、杨朱和墨子的学说、申不害和韩非的学说、佛教和道教的学说，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商鞅、李悝等都是。在孔子时代，这些学说尚未完全出现，但已经各自显露出端倪。孔子都加以拒绝并批驳它们。司马谈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列为六家，班固又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农家、兵家、辞赋家、术数家、方技家，这类学说很多。而圣人预先知道它们的流弊并有防备。比如樊迟请求学习种植庄稼和蔬菜，这就是信奉神农学说的人显露的端倪，所谓“一起耕种吃饭，一起治理国家”。后世称述上古，大多失去了其中的义理，就像阴阳方技家称颂黄帝，汉代人称颂黄老一样。孔子说樊迟是小人，又用君子的事情来引导他，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力”与“劳心”的道理。这明确了义理，而信奉神农学说的人就理屈了。直到许行再次提出这种观点，又被孟子驳斥，其危害才平息。原壤母亲死了却唱歌，傲慢地等待孔子，这是老庄一流的人。晋人清谈，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设立的吗”，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阮籍听说母亲死了，仍然下完棋局，正与原壤相同。难怪夫子斥责原壤是贼。子桑伯子不穿衣戴帽而居住，想要把人的道德等同于牛马，也是学习老庄而失之过于简略的人。有子说“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都是对放纵于礼法之外的人的警示。以德报怨，是老子守黑守雌的学说。孔子反驳他说：“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于是他的学说就理屈了。接舆背着土筐，长沮、桀溺、丈人废弃君臣大义，洁身自好却扰乱了大伦常，已经开辟了杨朱“为我”学说的先路。难怪孔子早就辨明这一点。庄子称墨子活着不唱歌，死了没有丧服，桐木棺材三寸厚而没有外椁，把它作为法式。韩非子称墨者安葬，桐木棺材三寸厚，服丧三个月，以薄葬作为他们的道。他们的书认为三年的丧期，败坏了男女之间的交往。宰我问缩短丧期，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墨家学说的浸染。他问从井中救人，也就是墨子摩顶放踵、利于天下的意思。得到孔子明确的告知，而万世的议论就确定了。楚国的直躬证明父亲偷羊，接近于无父的教导。墨子称颂帝尧用土台阶、茅草屋顶，采来的椽子不刮削，吃饭用粗陶器，喝汤用土锅，把这作为万民的表率。这又是棘子成“只要本质就好”的说法的来源。圣人的门徒都有办法纠正这些，难道要等到孟子才开始驳斥杨朱和墨子吗？申不害和韩非的学说，是名法家的言论。季康子想要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他的意思已经专门崇尚刑名。孔子既否定了他，又说“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是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以此来遏制申韩学说的焰火在未兴起之时。后世酷吏的祸害，圣人已经担忧了。佛教和道教的宗旨接近老庄，以清静寂灭为教，追求脱离生死，于是因果轮回以及丹鼎符箓、禨祥祈祷的事情就出现了。卫人称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取，这是寂灭的行为。孔子既辨明这不是真的，又曾说“早上得知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以道为断，那么生死就不值得谈论了。等到季路问侍奉鬼神、问死，就告诉他“我祈祷很久了”，于是符箓祈禳的说法就被驳斥了。后世君主喜好佛老，服药求长生，斋醮祷祠，被史册讥笑，圣人都已在萌芽阶段洞察了。至于谶纬的说法，班固史书所说的阴阳家、术数家。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可以知道吗，已经渐渐堕入术数的智巧。孔子用礼来规范，那么后世相信图谶、奉行赤符的人，可以反证其非了。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班固史书所说的兵家。卫灵公问军阵，子路问率领三军，都只重视兵家的言论。孔子都不赞同，那么后世争地争城的人，可以反证其非了。商鞅开辟阡陌，李悝尽地力，属于纵横家一类。孔子很少谈利，又严厉斥责聚敛的冉有，那么本来预先就有防备。虞初、齐谐，班固史书所说的小说家。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又把言语不涉及义理、喜欢耍小聪明的人视为难能，那么对于后世制造小说以危害人心的人，也预先有防备。公孙龙作坚白异同的论述，大约主张变易是非。自从孔子明确说“不磨不薄”，那么坚白的真谛就显现了。不仅这样，他说“中庸之道，民众很少能做到”，就预先知道后世有探求隐僻、行为怪异的人；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就预先知道后世有蔑视古代、妄加创作、非议尧舜而轻视汤武的人；说“可以站立，未必可以变通”，就预先知道后世有子墨执中的弊病；说“从下学而上达，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就又预先知道后世有金溪、慈湖、浦、白沙、姚江诸家的流弊。所以说“钻研异端，祸害就大了”。都是在异说初萌时极力驳斥，为万世考虑得极其深远。至于他说“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又举出辞章家的过失而加以砭治订正。那么百家诸子都不能超出圣人的范围，而其学说详细记载于《论语》。读者能不尽心研读吗？

《答友人论异教书》

李元度

来信认为泰西人在中国传播异教，愚昧的百姓大多被迷惑，担心夺取我们尧舜孔孟的地位，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的变故，言语深切悲痛到如此地步。有心啊，有心啊。然而我的一孔之见，私下认为不值得忧虑，而且深深值得欣喜。不仅不忧虑他们的教派夺取我们孔孟的地位，而且欣喜我们孔孟的教化将在他们那里盛行，从而大大改变他们的陋俗。请让我说完我的观点以扩大

译这是您的志向。尧、舜、孔、孟的教化，为天地确立精神核心，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本，这才是乾坤之所以长久不废的原因。天地所生，人以尊贵。人的正道，以伦理纲常为根本。那些遍布天涯海角的夷人，数以千百计的国家，都是人。有血气就有心智，都可以用人道来治理。只是自古以来不通中国，又相距七万里，礼制讲究“来学”而不“往教”，所以没有办法接近圣人的居所，从而听闻他的教化罢了。上天诱导他们的内心，通过互市贸易，使他们结交往来于中原，逐渐接近我们的礼义风俗。他们自己知道以前蔑弃伦理纲纪，不能再算作人，难道不会幡然改变旧俗吗？天主教，仅在法兰西一国而已，然而各国都排斥它，不让它进入国境，这也是共同知晓其浅陋了。怎么能对尧、舜、孔、孟的教化增添丝毫呢？况且您没读过《中庸》吗？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进而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万物的本性尚且应当充分发挥，他们本来就是人，同在并生并育之中，听任他们自我疏离伦理纲纪而最终丧失本性，那怎么能够辅助天地的化育，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呢？上天仁爱，圣人教化没有类别，必定不忍心这样做。圣人的大道，譬如天地无所不覆盖，无所不承载，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之地。舟车所到之处，人力所及之地，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的。所以说配得上天。这正是尧、舜、孔、孟的真实记录。其中说“舟车所到，人力所通”，是因为大地九万余里，还有舟车人力所不及的地方。现在这些通商的国家，上天借给他们智慧，用火轮舟车加速他们到达这里，圣教将在泰西大地广泛传播的关键时刻。跟随各国而来的，后来将不可计数。尧、舜、孔、孟的教化，应当遍布于天地所覆盖承载的区域，只是从今天开始。造物主难道没有意图吗？况且尧、舜、孔、孟的教化在中国，也是逐渐普及的。尧、舜建都于冀州，那时只有现在的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几个行省为中原，其余都是边远荒服之地。孔、孟时代，吴、越、荆、楚，尚且被当作蛮夷排斥。宋代以来，三江、两湖、闽、浙、黔、滇、川、粤才开始盛大，声名文物，与邹鲁（孔孟故乡）不相上下。这难道不是圣教由近及远、由狭至广吗？至于唐虞时代的苗族，三代时的玁狁、獯鬻、犬戎，汉代的匈奴，晋代的氐、羌，唐代的吐蕃、回纥，宋代的契丹，他们的旧俗大多败坏伦理，娶同姓，兄收弟妇，弟娶兄妻，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自从北魏、辽、金分别统治中国，他们的习俗就已经大变。元代大一统，教化尤其兴盛。现在的西北蒙古、朝鲜都是元朝后裔，世代作为国家臣仆，贤哲代代产生，不再是当年的旧貌了。假使当初闭关绝不通中国，不至今日还保留着野蛮粗陋的旧俗吗？不仅如此，我朝雍正年间，滇、黔、川、楚、两粤等地的蛮夷，改土归流，也是自开辟以来，才开始沐浴王化。到乾隆年间，新疆开拓土地二万里，才真正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尧、舜、孔、孟的教化逐渐推广，从未有一刻停息。现在泰西各国恰好因为互市而来，他们必定会用华夏文化改变夷俗，而不至于被夷俗所改变，这是肯定的。再考察元会运世的学说，尧时在午位，距今不过四千年，正是中天之运。天地之气日益趋向文明，所以西方人的繁富靡丽，乘时而到达中土，大概有气机在感召。他们的舟车器械、天文算学，也未尝对中国没有补益。上天大概让他们竭尽智慧来辅助中国的文明，并且让亲近中原的人，逐渐沾染尧、舜、孔、孟的教化，难道是偶然的吗？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圣人没有内外之分，天地之心更没有内外之分。值此中天盛运，圣教遍及绝域，必定从今天开始了。孟子说：“逃避杨朱、墨翟学说的人，最终必定回归儒家。”回归就接受罢了，何必视之如仇敌，避之如污泥呢？所以我说不担心他们的教化夺取我们孔孟的地位，而欣喜我们孔孟的教化，将在他们那里盛行。至于自强之术，是有国家的人应当致力于的，难道一定要因为远方人的频繁到来，才开始为之谋划吗？偶尔写下所见，展开纸张不觉写满几幅。只是垂示，不宣。

译格物说

李元度

关于格物的学说，程颐和朱熹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程颐说，有的要考察事物表现出的显著现象，有的要体察念头思虑中的细微之处，有的要考证于文字典籍之中，有的要探求于讲论切磋之际。朱熹则认为，一定要让学者就天下所有的事物，凭借他们已知的道理去进一步穷究，以求达到极致的境界。评论的人颇怀疑天下的事物无穷无尽，格物的人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王阳明曾经格庭前的竹子，七天也没有明白，几乎因此生病，于是极力推崇古本《大学》，与程朱的旨趣不同，固然因为他乐于追求简易，也由于程朱的学说没有一定的准则来指示法则，所以反而怀疑其支离破碎，苦于其空泛辽阔。其实“物”字本来有古训，不如用经典来解释经典那样确切。《周礼》中，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贤才：一是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即孝、友、睦、任、恤；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大司徒的教化，就是《大学》的教化。《大学》中所格之物，就是乡三物中的物。大概古代人生下来八岁，都进入小学，教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那么所谓的六艺，在小学时已经开启端绪了。等到他们十五岁，都进入大学，但仍然必须涉及六艺，实在是因为礼有五种，乐有六种，射和御各有五种，书有六种，数有九种，都是至理所在，终身遵循也不能穷尽。小学仅仅开启了端绪，又因为洒扫、应对、进退的事情繁多，所以一定要在进入大学时进一步穷究其道理。然而六艺主于文，文不可没有行，所以先以六行为首；六行主于用，用不可没有理，所以先以六德为首。像这样，孔子曾经使用过。孔子以四事教导学生：文，就是六艺；行，就是六行；忠信，就是六德。先六艺而后六行、六德，这就是所谓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是所谓的“下学而上达”。从小学进入大学的次第正是这样。大司徒的教化先六德、六行而后六艺，这就是所谓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概孝悌是六行中的事，谨信亲仁是六德中的事，学文是六艺中的事。由根本到枝末，由源头到水流，意义固然各有恰当之处。既然《大学》是初学者进入道德的门径，三纲领、八条目，先儒说是学者的法式。既然是法式，就一定要让学者确实有所持守遵循，怎么会在起始的一条上，反而显得虚悬无着，又不为它解释其意义呢？只有用乡三物来充实它，那么表里精粗无一不备，又联系着先王的大经大法，记载在《周礼》中，与《大学》记载在《礼记》中，可以互相阐发。周朝兴盛时，一道同风，凡是进入大学的人，无不奉为宪典，共同知晓共同实行，更不需要作传来解释它。经文之所以有“知至”的明文，却没有“物格”的文字。如果程朱以此作为训释，不仅没有支离空阔的怀疑，也不至于需要补传了。而且这个训释与程朱并不违背。程颐说考察事物，难道不是六行吗？体察念虑，难道不是六德吗？考证文字，探求讲论，难道不是六艺吗？朱熹说天下万物莫不有理，物理的常道穷究，难道有比三物更大的吗？至于程朱训释“格”为“至”，是从众说中精心选择以归于正道。而整庵罗钦顺训释“格”为“通彻无间”，意义似乎更加精微。通其格碍叫做格，就像治乱之为乱，浣污之为污，安扰之为扰一样。《尚书》中的“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古义都是这样。整庵笃信程朱，不是王阳明可比拟的，而他的论述如此。那么天下的义理，哪里有穷尽呢？

仪宋堂后记

邵懿辰

夏商周三代之后，道义与功利分离为二，但幸好道义能够依附于功利而存在。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雅言《诗》《书》《礼》，翼赞《周易》，依据鲁国史书编成《春秋》。后来弟子们共同编撰，将其言辞行迹编为《论语》，又各自以意推衍为《大学》《中庸》等七篇之书。这些书在秦朝遭遇火难，《论语》藏于屋壁，《大学》《中庸》混杂在《戴记》中，而七篇之书散落于诸子之中。难道经书的藏显本来就有时候吗？为什么尊崇仰慕而信用它们的人这么少呢？汉武帝开始以英杰之才，崇尚儒术，使用孔子的六经，招揽当世的贤良俊茂之士，后来这就成为成例。而司马迁读功令，甚至废书而叹，班固接着讥讽他，认为儒道之所以推广，不过是禄利之路罢了。明太祖统一海内后，与其辅佐刘基，用四子书的章义来考试士人，实行五百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议论的人又说，用排偶之文，混淆传疏之体，束发的小生，张口执笔，代替圣人立言，是侮辱圣人伤害道义的大罪。这两位君主确实不能以道义亲身为天下表率，不得已而制定这种制度，大概也是困于时世变迁，而其效果也有暗中造福天下后世而人们不知道的。况且从秦汉到元明，至今两千多年之久，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学校不兴盛，圣君贤宰不接连出现，如果没有孔子的六经，以及宋代程朱亲手确定的四子之书，在天地之间，像饮食衣服一样常存而不败坏，那么乾坤几乎不毁坏，人类几乎不绝灭吗？只是由于功令所在，爵赏所趋，所以即使是偏远之地，妇女小孩，都能知道孔子是圣人，程朱子是贤人，名言于口，而诚出于心，突然不知道他们被纳入

译义理这一领域，其产生的功效本来就已经很宏大，而恩泽天下后世本来也已经很广博了。这两位君主（指汉、明两朝帝王）以功业倡导天下，从而使“道”得以尊崇；以利禄诱导天下，从而使“义”得以显扬。大概在这点上，如果不是严重失误的话，假使汉朝不凭借经术选拔人才，明朝不凭借制义（八股文）考核士人，即使圣贤精通学问，与天地相互依托，也必定不至于归于消亡灭绝。然而，又怎么能做到家喻户晓，像今天这样兴盛显著呢？不考察这些实际情况而加以指责，也只是喜欢发表高谈阔论，而没有通达事实的过错罢了。

我的朋友苏厚子，研习正谊明道的学问，而放弃科举考试已经十年了。他将他的厅堂命名为“仪宋”，嘱托我为它写一篇记。这既是为了记录他的志向趋向，也是为了批评世上那些穿凿附会、标新立异，名义上自称是汉学的人。汉学擅长考订，宋学擅长义理，本来不能分个轻重高低。然而从明朝到现在，所继承的都是宋学。士大夫必定凭借四书义理来晋升自身，程朱的传注，从小就开始学习，长大后却背离它，这有什么不同呢？就像虫子生长在禾苗上却反过来吃它的叶子。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弊端太大了。我对此没有闲暇与他们争辩，姑且论述一下古今学术的相通之处吧。世道的变化是这样的，使得学者知道遵循当今的制度，还可以依靠它来求得安定，而不要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名声，白白得罪圣人，最终也无法改变常规的制度。这就作为记。

译论治

孙鼎臣

天下的治理是怎样的呢？是人心端正而得其理。天下的混乱是怎样的呢？是礼义廉耻消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断绝，以至于人吃人。人初生时混沌不明，饿了渴了就饮食，早晚作息，男女婚配，这与禽兽相差不远。禽兽弱肉强食，天下的人聚居一处，而不行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圣人。圣人顺应人的本性，用道来规范，用信义礼智仁来感化，用伦理纲常来排列秩序，用礼乐来驯化，用政令刑罚来告诫，然后人才能区别于禽兽，遵循其理而天下大治。混乱则与此相反。从生民以来，推演至千万年，这是可以断定而知道的。人心是风俗的根本，风俗是治乱的原由。从前成王、康王之后，王道的恩泽衰退，到了春秋时期，篡位弑君、淫乱报复，不合礼法、违背道义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然而五霸还假借信义来求取诸侯的拥戴。衰败到了战国时期，先王的法度完全败坏，险诈邪僻、倾覆危亡，蚕食鲸吞，诈术穷尽、力量枯竭，六国都灭亡于秦。秦逞强暴之威，繁密的法律、淫滥的刑罚，以此毒害天下。然后刘邦、项羽趁着百姓不能忍受，起兵推翻它。秦灭亡后又过了七年才平定。百姓的灾祸，没有像这样长久且残酷的。两汉大致安定，到了三国时期混乱又起。司马氏夺取并拥有天下，不能用德义来守成，南北分裂，中原沦陷于异族风俗。二百八十年之间，割裂为十六国，更迭八姓五十七位君主，混乱程度与春秋战国相当。到了隋朝才统一，等到唐朝以后，五代的混乱，又与南北六朝相当。概括来看，都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心，消亡殆尽。以枭獍之徒蒙受冤屈，以盗贼占据帝位。士大夫不知道名分道义的可畏，包羞忍辱；平民百姓像野兽般惊骇、像狼般顾盼，冒死追求利益，不再有上下之分、骨肉之恩。唉，这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起初，人心的丧失流变为风俗，等到风俗已成，天下百姓都沉溺其中，忘记本心，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而风俗的危害，又侵入人心，所以昏乱纷扰，其混乱常常持续数十百年。即使有一两位贤者生在其中，也只能洁身自好，不被世俗污染罢了，未能拨乱反正。不是战争兴起，扫除荡涤，使天下百姓愁苦怨愤，穷困无处可去，形势不能返回，然而其祸患猛烈。古代的圣人，知道是这样，不忍心百姓沦为禽兽，自己陷入刀斧鼎镬的陷坑，忧伤地担忧。既谋划如何养育百姓，又思考如何教化百姓，使他们有恩义相互维系，有道义相互交接。不能人人整齐约束，但要使不至于混乱。圣人不常出现，即使出现，也不一定有天子之位，就用其言论垂教天下后世，来弥补政令刑罚的不足。孔子删定《诗》《书》，修撰《春秋》，以诛讨乱臣贼子；而孟子也言说仁义，批驳杨朱、墨翟，以防范无父无君的思想。

孔孟去世后，六经到汉代才受到尊崇，而当时的诸儒只守着章句做训诂，辨别名物度数罢了，对于圣人用来教化人恢复本性、用道来防范的意图，未曾有所认识。师儒的学问不明，而君主的政治有得有失，所以到了混乱时，与春秋战国相当。唐朝崇尚儒术，审定诸经义疏，以统一众说，只是沿袭汉代的旧例而推演，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也不曾讲求。所以到了混乱时，与南北六朝相当。宋代儒者修明圣人的教化，阐明义理而推究到性命，然后道的大原得以获得，圣人率性修道，使百姓回归正道而没有邪恶，其意义大大彰明。其言论都是天下的公论，圣人所不能改变的。所以有志于治理天下、修身齐家的人，没有不遵循它的。从宋代到现在六七百年，天下虽然有治有乱，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信义礼智仁的教化，天下都知道，凛然不敢违背。即使闭塞昏暗，但其光明不息。坚守其道的人，颠沛困顿，继之以死也不后悔。乱臣贼子，不能明目张胆，随心所欲而无所顾忌。天下虽然混乱，但随即混乱随即平定，其祸患不至于像春秋战国、六朝、五代那样长久且残酷。唉，宋代儒者对天下后世的功劳如何啊！

国初的诸儒，纠正前明讲学空疏的弊病，读书实事求是，务求明证考据，以汉代经师为法，与宋代儒者未曾相违背，其学问并未失误。当时硕德名贤，遍布朝野，急于躬行而耻于以言语争胜，风气笃厚，礼教相先，号称本朝极盛。后来时间久了，继承学者开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目，挟持汉学来攻击宋儒。又有一两位巨公，凭借权势，暗中鼓动天下人跟随他们。士大夫于是随风倒，争相趋向汉学。他们的言论都是六艺的言论，他们的学问都是孔孟的学问，所依托的尊贵，所抵挡的破碎，猖狂妄行，没有人敢非议。天下学术，因此大变。宋代儒者的书，能说出名字的很少了。至于士大夫之徒，互相以道学为诟病，人心风俗，流失陷溺，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吗？天下的祸患，始于士大夫，学

译这是学术的变迁。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诸侯便横行霸道；老子、庄子的思想兴起，氐族、戎族便入侵中原。如今谈论汉学的人，就是战国时期的杨朱、墨翟，也是晋宋时期的老子、庄子。杨朱、墨翟、老子、庄子，哪里料到他们后来的学说竟会像这样祸害天下呢？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而杨朱、墨翟、老子、庄子却并不知晓，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杨朱、墨翟、老子、庄子，并最终扰乱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不可有一日背离大道，就像人不可有一日离开食物一样。人们每天吃五谷却不知其美味，凡是其他食物的味道，都可以取代它；然而一旦一日厌恶五谷，必定生病；病久了，断绝五谷必定死亡。如今谈论汉学的人，其人心风俗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后世评论天下局势的人，又能责备谁呢？

译士风日益衰薄，人才日益衰退，是因为失去了古人治学的宗旨。古人读书是为了探求大道，无不效法先觉圣人的作为，从而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即使到了周朝衰微的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所以那个时代出现了孔子，出现了七十位贤人，又出现了子思和孟子，又出现了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又出现了荀子。甚至像老聃、庄周、杨朱、墨翟这类人，钻研异端邪说，与先觉圣人之道不同。然而，老子和庄子是效法先觉圣人的“无为”而过度了，墨翟是效法先觉圣人的“仁爱”而过度了，杨朱是效法先觉圣人的“义气”而过度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背离古人治学的宗旨，只是效法时有所偏颇，只取一端而废弃其余，不能作为典范罢了。古人没有仅仅把读完书当作治学功底的，更没有仅仅把读书当作赋诗作文工具的。这就是士风淳厚、人才众多的原因。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国家凭借诗文选拔士人，士人开始致力于记忆背诵、猎取浮华，每天讲求赋诗作文的方法，以便向考官投其所好，于是治学便不过于读书了，读书便不过于供赋诗作文之用了。更有甚者，选取当时流行的诗文，揣摩剽窃，以猎取科举功名，而将五经和各代史书束之高阁。想要找到那些立志于道、依据于德，在饮食起居中都能见到先觉圣人并亦步亦趋的人，只有豪杰之士才是如此。而豪杰之士，哪里能多得呢？古人说，朝廷的教化养育，父兄的家风渊源，师友的讲习切磋，这三者具备之后，人才才会出现。如今朝廷的教化养育，养育的是诗文；父兄的家风渊源，渊源的是诗文；师友的讲习切磋，讲习的是诗文。士风衰薄，人才衰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那么，在当今想要培养士风、培育人才，也只有让学者效法先觉圣人的作为，不失去古人治学的宗旨罢了。所谓效法先觉圣人的作为，是指什么呢？先觉圣人本来就是先于我获得我心中所共同认同的道理的人。知晓先觉圣人所知晓的，以恢复我内心的良知，由广博返归简约，从而大道得以彰显；践行先觉圣人所践行的，以尽我本性中的良能，由勉力达到安适，从而大道得以确立。因此，用它来修养自己则内心满足，用它来对待他人则他人安宁，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则天下国家无不顺从意愿而得到治理。这种学问，是什么学问呢？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学问。通过读书来穷尽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而不是仅仅把读书当作赋诗作文的工具。君主宰相在上倡导这种学问，才称得上是德政；老师儒者在下讲授这种学问，才称得上是善教；我们儒者用这种学问要求自己，才称得上是正学。

师道确立，学校就会兴盛；学校兴盛，人才就会涌现。人才能否成就，不在于其人本身，而在于培养人才的方法。老师能否胜任，在于其品德，而更在于其教育人的方法。胡安定先生担任湖州教授时，设立了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选择通达事理、有器量格局的人居住；治事斋，每人专门治理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理军事、民事、水利、算数之类。他在太学也是这样。自从隋唐以来，入仕晋升大多崇尚文辞，苟且追求功利，实学不明已经很久了。安定先生起来纠正这种风气，轻视词章记诵的功夫，而用经义的讨论来涵养品德；轻视死记硬背的士人，而用治理实务的干练来扩充才能。既有深入根本的措施，使学问切实而不浮泛；又有锻炼才能的方法，使学问实在而可用。一时间教化大兴，人才辈出，在他门下学习的人，大多卓然有所建树；其次谨守规矩的，也不失为乡里中自爱自重之士。这难道不是由于他循循善诱，其方法能引导人走向必然成功的境地吗？那些竞逐虚华而忘记实行的人，是求学者的最大祸患；振作士风而挽回颓靡风气，正是儒者的专门责任。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动不动就说人才难得，却不知道人才并不难，只在于储备人才的人有办法鼓舞和振兴他们。天下如果真的能像安定先生那样，遵循他的条例，严格他的督责，按照他的意图行事，然后慢慢等待他们的成就，那么具备经世致用大才、可作国家栋梁之选的人，难道还会少吗？宋代学术除去了隋唐的弊端，一切以身心性命为先，关学、闽学、濂学、洛学，像安定先生这样的教育方式相继兴起。这就是前代唯独推崇宋代理学名臣最多的原因。

学问只有一个宗旨。不穷究经书，不能算是治学；不讲求大道，不能算是治学。穷究经书是指什么？是训诂之学，也就是汉学。讲求大道是指什么？是义理之学，也就是宋学。有了训诂之学，义理才不会陷入空虚；有了义理之学，训诂才不会流于穿凿附会。两者相互需要、互为作用，不容许其中一方偏胜。学问只有一个宗旨，何必区分什么是汉学，什么是宋学呢？六经是承载大道的文章，实际上依赖东汉经师的笺疏传注，继承并阐扬它。两千年来，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使考据古制的人有所师承，实事求是，其对圣经贤传的功劳，本来就不小。怎么能因为寻章摘句就认为它无足轻重呢？这就是所谓的朴学。宋代各位儒者，有幸生在经学昌明之后，于是发明义理，以补助训诂的不足，从而使圣人率性修道的主旨，在天下大白。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其传承日益广泛，至今没有衰替。这就是所谓的正学。

译然而那些固守门户之见的人，有的就借汉学来攻击宋学，有的就尊崇宋学而鄙薄汉学。有的说讲学的风气既然兴盛，而朋党之间的排斥倾轧，早已蔓延于海内；有的说抱残守缺、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最终导致一两个德高望重的大儒败坏了人心风俗。近来汉学逐渐衰微，而宋学大为炽盛，甚至痛骂汉学，将其等同于战国时期的杨朱、墨翟，以及晋宋时期的老庄，认为他们能够扰乱天下。唉，这难道是公正的舆论吗？汉儒的学问是朴实的学问，宋儒的学问是端正的学问。后来的学者，应当同时尊崇这两家，取其精纯，舍弃其瑕疵，树立其界限，决除其障碍，清楚地认识到：不通过训诂，义理就无法阐明；不通过义理，训诂就无法显著。将朴学与正学合而为一，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没有穿凿附会的危害，没有空虚无实的弊病。这样，居处在家可以成为师儒，出仕在外可以成为卿相，倡导谦让，效法仁德，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风俗。大凡天下国家的道理，都要从小学入手进入大学，才能最终取得成功。然而却偏执于汉学，偏执于宋学，此唱彼和，纷纷随风附和，炫耀其语言文字的工巧，发表党同伐异的言论，局限于管中窥天、以瓢测海的狭隘，发出愤世嫉俗的议论。他们自以为目空万古，独有千秋。唉，哪里知道那些像奴仆一样死守孔安国、郑玄，墨守程颢、程颐、朱熹的人，都是学问中的弊病呢？我曾拿来《论语》加以推演。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去追求的人。”我认为汉儒接近于此。又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苦思冥想，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我认为宋儒接近于此。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我认为汉学与宋学的得失，可以据此判断。学问只有一个，为什么要有汉学，要有宋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