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九　兵政十地利下

译当地土著居民，以砍柴采药为生。近来四川、湖广等省的人，陆续前来开垦荒地。时间一长，人数越来越多，到处都形成了村落。而那些远方游手好闲、无依无靠的人，也借此混杂居住其中。就像去年四川、湖北的匪徒，常常窜入汉兴沿山一带，骚扰侵害村民。虽然经过严密堵截和抓捕，他们不敢再来，但是这里山溪环绕，住户零星分散，距离各该管辖州县的县城，近的有三四百步，远的甚至七八百里不等。地方官员耳目闭塞，难以防范稽查。万一发生事端，未免往返耗时，鞭长莫及，非常令人担忧。臣反复斟酌，必须在山中要害之处增设县丞、县尉等官员，分管山内地方，就近治理，专门负责防范缉捕事务，这才妥当。

译查山以东，自咸宁县的大乙峪，由药王堂、旧县关向南，至兴安州北境，大约七百里。而旧县以西，地名孝义川，是扼守要害的地方，应当增派西安府分防同知一员。至于山以西，自长安县子午谷，由江口向西南至五郎关，直抵汉中府，这一带大约七百余里。其中五郎关是扼守要害的地方，应将西安府水利通判改为西安府分防通判，移驻五郎关。并参照从前汉中府所属凤县地方分隶留坝厅的例子，将山以内原属咸宁的地方烟户，都归移驻的通判管理。所有各分管境内，凡人命、盗窃及一切案件，都令该同知、通判审理解送；民赋钱粮，也全部划归征解。并请在同知、通判各驻扎之地，增设兼管司狱事务的检事各一员。这样，东西两路声势联络，一切防奸缉匪、稽查事务容易周全，实在是一劳永逸的举措。这是终南山以内应当增设官员以资统辖捕缉的情形。

以上改设的知府、同知、通判、县丞、主簿、检事等官中，查兴安州本系繁、疲、难三项要缺，现在仍应为在外拣选升调的缺额。其新设的首邑安康县，也足以成为疲、繁、难三项要缺，与添设的同知、通判以下各员，均定为要缺，在外拣选升调以资治理。惟查规定地方职官，只允许改调，不允许增添。但如今陕西西部各属只有西安水利通判、青桥驿驿丞及西安府知事等员，可以移驻裁改。此外尚缺同知、通判各一员，县丞二员，检事一员，检事兼管司狱事二员。因为陕西西部各属幅员最为辽阔，向来丞、倅、佐、杂等官，定额设置不多，后来又屡次裁汰，移驻新疆，所以现在都是紧要地方，再无冗员可供裁汰。臣蒙受圣恩，简任巡抚，先后十年，对地方一切因革事宜，随时悉心体察。此事明知有费更张，但今昔情形迥然大异，而山川扼要，形势阻深，不得不为未雨绸缪之计。断不敢因拘泥节省有限之费，以致日后贻害地方。臣又与总督李往返书信商议，意见都相同，谨合词恭折具奏。并绘制兴汉及南山一带地图，将各州县境内要隘处所，应行添官驻扎各地方详细贴说，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施行。如蒙允准，所有一应改设移驻官员各事宜，容臣与藩司尚安等，另行详悉定议题奏办理。合并陈明。

安康建置考

王森文

《周礼》规定土地划分与居民安置，邻里以五家相连，而统属于一乡；邱甸以九夫为制，而完备于一成。古代教化治理的根本，确实基于此。所以说，观察乡里就能知道王道容易施行。《汉书·地理志》以郡统县，而不涉及乡里，因为乡里细微繁杂，不胜记载，所以不被吏部收录。然而土地有大小，政令没有殊异。统领一州而没有郡县的疆界治理，那么巡察所刺探、考核所依据，韩延寿、赵广汉无法施展其才能，龚遂、黄霸无由奏报其政绩。治理一县而没有乡里的纪纲，那么户口所隶属、赋役所出自，县令无从比较其数目，胥吏无处稽查其籍册。那么一县有乡里，也就如同一州有郡县一样。一乡一里，固然是吏部的林泉，实在是方志的重要册籍。

县地旧分二十四里。前明洪武年间编置在城、月河、七铺、新兴四里；成化年间增置来悦、依行、归化、来远、忻宁、顺善、遵仪、新会、德安、升平、景星、庆云、嘉禾十三里；弘治年间增置丰登、归仁、东兴、西城、公正五里。本朝顺治年间增置兴化里，即守御所；乾隆年间又置新升里，即官山地。后因乡民过割地亩，趋于便易，粮因地徙，地随粮移，辗转纠葛，遂致乡里异界而里法紊乱。现在准许设里书征收钱粮，至于诉讼狱讼公务，则设置铺以统辖牌甲。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旧设东乡四铺，曰桑园、石梯、神滩、二郎；南乡二铺，曰牛蹄、黄洋；西南乡三铺，曰柴庙、凤凰、流水；西乡七铺，曰长枪、秦郊、三渡、新建、衡口、月梅、五堰。后因南北两山地垦人稠，更置二十七铺。铺置乡约、保正司其事。铺境辽阔，则分三牌，三牌约正随设。东乡六铺，桑园、二郎在汉北，石梯、神滩、黄洋、磨沟在汉南。其地逼近东鄙，多山少平衍，谷宜麦，宜胡麻，宜踠豆、荞麦。土瘠地狭，民多贫窭。然而家皆土著，比户安于耕读，鲜趋末作。是以狱讼稀少，无夸诈之风。南乡八铺，石泉、流水、凤凰在汉北，牛蹄、东牛蹄、西岚河、大道河、小道河在汉南。牛蹄二铺，近接郡城，风俗同东乡，而土地较饶。汉北三铺亦多土著，而山

译土地贫瘠坚硬。这也和二郎等铺的情况一样。岚河三铺，纵横数百里。山地适宜种植玉米，俗名叫苞谷，也适宜种植高粱。适宜种植小麦和豆类。平地适宜种植水稻。坪大道河一带，稻田尤其丰饶美好。又出产药材。菰米和菌类每年达数万斤。山坡适宜种植柞树和漆树。漆和木耳，每年可产数千斤。用酒糟喂养猪，每年可养数千头。深山老林中多木材。顺浮溪可达汉中，每年数量多得无法统计。物产丰富，就像长安有终南山一样。但是四川、湖北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杂居，奸诈之风日益滋长。当地风俗贪图利益、轻视生命，喜好勇力且凶狠。因此违法乱纪者接踵而至，诉讼案件纷繁复杂。其关隘方面，东有苦竹，西有班鸠，南有南天门、两扇门等险要之地。县丞分驻坪地，另外设置都司一名，配备官兵二百五十多名以协助缉捕，责任非常重大。西乡七铺，包括长鎗、秦郊、三渡、新建、衡口、月梅、五堰。其地北靠牛首山，南依凤凰山，月河在其中蜿蜒流淌。土地肥沃美好，水利最为兴盛。山谷适宜种植水稻，适宜种植高粱，也适宜种植小麦和黍子。年收成是其他地方的两倍。《水经注》所说的“黄壤沃衍”就是指这里。士人也讲究礼义，崇尚诗书。所以世家大族，聚集如鱼鳞般密集。县学中的生员大约有一百八十名。真是有着诗礼教化的风气。衡口是西乡的都会，有城墙，距离月岭关三十里。向西通往汉中的大路，也是防守的要害之地。北乡六铺，包括香獐、神滩河、团山、沈桑、松树、陈贺。其地也多山，少有平坦广阔之地。山谷适宜种植玉米，适宜种植小麦和豆类，适宜种植蜀黍和荞麦。香獐地方狭小，靠近郡城，风俗与桑园相同。二郎、陈贺五铺，只有团山出产水稻，其余都是崇山峻岭，没有肥沃富饶的优势。物产也不及南乡。而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各占一半。虽然风俗与岚河相同，但诉讼案件较少。这也是利弊程度不同的缘故。乡东北通向洵阳，有烂柴关，现在叫柴关岭；西北通向宁陕燕子岭，旧时设置乌沟堡；王莽山通向镇安，就是王莽派遣戍卒的地方。这些都是北路适宜防御的地方。统计县境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十二个多。除去林木和石田等不可耕种的土地占三分之二，剩余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四个。应得土地三千六百万亩。每年征收谷物每亩一石，应得谷物三千六百万石。县内编户齐民和屯田丁口共十九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口。取其整数作为二十万。丁口每人每年计算食用谷物三石，仅用谷物六百万石。剩余的达到三千万石之多。然而百姓没有积蓄，时常担忧饥荒，这是因为酒类的消耗和商人的贩运造成的。粮食贩运的危害，以水路运输为最大。流水铺的流水店、大道河的月池，都有囤积粮食的户主，等待粮食贩子。而龙沟南边的火石沟，更是聚会的重要地点。岚河自火石沟以下，可以通行小船。所以粮食贩子都在旅店囤积粮食，等待时机租赁船只向东运去。衡口多产水稻，有力气的人在水稻未收割时，趁着穷苦百姓缺乏粮食，以低价预先购买，名叫“买青”。这大概就是五月卖新谷的计策。收成后则装载月河的小船运往郡城。这都是郡城富商大贾所经营的，每年运往襄樊，利润数倍。而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百姓粮食的危害。酿酒的弊端，俗名叫烧锅。因为玉米性质难以长期储存，做成酒则酒糟可以喂猪，用船运往襄樊，利润也数倍。所以百姓争相从事。而他们不知道这也是百姓粮食的危害。这在于主管官员，要有办法防护并禁止约束，那么民间的私藏粮食，或许就能逐年积累增加了。

译继续上奏关于长江水师事宜的奏疏

曾国藩

恭敬地将长江水师先前奏折中未尽事宜，继续拟定，开列清单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

第一条：颁发关防条记。一、请求铸造关防，在官衔上均冠以“长江水师”字样。例如四镇总兵，岳州镇称为“长江水师岳州镇总兵官关防”，汉阳镇称为“长江水师汉阳镇总兵官关防”，湖口镇称为“长江水师湖口镇总兵官关防”，瓜洲镇称为“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官关防”，狼山镇仍沿袭旧制。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请求铸造关防条记字样，另开详细清单进呈皇上阅览。各营均使用本汛地的名称，如荆州则称为荆州营，陆溪口则称为陆溪营，都是依据府县口岸的名称来作为营名。其中草鞋夹地名过于俗气，改名为金陆营。只有提标中营不刻写汛地的名称。至于先前奏折中所拟定的绥通营、绥海营，现在也改名为通州营、海门营，使人容易明白。那些千总、把总、外委等官，即由地方刊刻钤记，以昭示信守。

第二条：酌情保留厘金卡口以充作军饷。一、原奏第十六条中，户部议定酌情保留沿江厘金卡口，供给水师制造军火器械船只。由于各处商货畅通或滞涩，时间与地点不同，经收的数目难以预先确定，多了则中饱私囊，少了则贻误军需，军饷需求不可不预先杜绝其弊端。应当如何调节盈虚，使制度长久，妥善筹划章程，奏明办理等因。臣等查考长江水师，兼辖五省，所需军饷，合起来看似乎多，分开看则显得少。应当在五省各保留一处厘金卡口，湖南即保留岳州一卡，湖北即保留汉口一卡，江西即保留湖口一卡，安徽即保留大通一卡，江苏即保留瓜洲一卡。岳州、汉口两卡所收的厘金，每年每卡各提取十余万两，解交湖北盐道衙门供支水师使用，其余收入，仍归三江藩司收用。归水师使用的，由江楚总督报销；归藩司使用的，仍由该巡抚报销。等到水勇裁撤完毕，经制水师确立之后，这五处卡口的官员，即由江、鄂两盐道会同该省藩司委派人员经收。自此五卡之外，各省厘金卡口，等到军务大体平定，本应全部裁撤。如果有愿意保留一二卡口以添补永远经费的，由各督抚体察情况奏请办理。

第三条：裁撤水勇的日期。一、原奏第二十三条中，户部议定江南军务大体平定，所有各营勇丁，自然应当陆续遣散，酌情保留水勇改为经制水师。应当令其将遣散勇丁的数目、何时撤尽、粮额何时开始支领，一并奏报等因。臣等查考长江水勇，向来分为内江、外江两军。除保留补缺额外，所有内江一军水勇，已经臣彭玉麟陆续遣散，其数目业已咨报兵部在案。其外江水勇，此次奏定补缺一案，即将勇目次第裁撤，等到撤尽再行咨报。此外尚有淮扬水勇一军、太湖水勇一军，原议第五条中另设淮扬经制水师，现在已将大概规模议定，臣国藩拟在一两个月内会奏定案。等到经制水兵的案议奏定后，即将淮扬水勇、大湖水勇遣散，陆续具报。

第四条：派船查缉私盐。一、原奏第二十七条中，户部议定船只作为长江利器，用来缉查私盐，固然最为便利，而包庇私盐实在难以稽查。如果不严定章程，将来弊端丛生，盐政因此而败坏，营制即因此而松弛，关系实在重大。应当令提督会同江楚总督，共同遴选师船，奏派若干只，另立旗帜字号，仍令两淮盐运使及湖北盐道，会同各营，严密查访。其未经奏派的哨船，不准干预盐务。如有包庇私盐，官员则参劾治罪，士兵则比照寻常私盐贩子，加等治罪。其如何明定官兵处分罪名，应当令其悉心酌拟，奏明定案等因。

查考先前奏折由汉阳、瓜洲两镇标派船缉查私盐，现在定下瓜洲镇派盐船三号，一年一换，归运司及瓜洲盐栈委员稽查，其军饷即由瓜洲盐栈支发；汉阳镇派盐船三号，一年一换，归湖北盐道及督销局稽查，其军饷即由督销局支发。所不过上下四十里，不准太远，以防流弊。此外战船一概不准干预盐务。至于弁兵包庇私盐，或失察，或知情，或受贿，或通同贩卖，各有本例，将来应按照情节问拟，无需另立处分罪名，反而开启规避之渐。

第五条：酌情确定器械旗帜。一、原奏第七条中，工部议定战船应配备旗帜、位等项，应当令其查明各船，应配备何项位、旗帜器械若干，即将名目件数造册送部查核等因。查考长龙战船头二位，系洋庄，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边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梢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舳板战船头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梢一位，洋庄重六百斤、七百斤不等，两边转珠小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洋枪、鸟枪、刀矛之类，随宜分配。至于战船旗

译旗帜方面，全部以桅旗和梢旗为主。凡是桅杆上使用的方形旗帜，长龙船的桅旗长一丈二尺、宽七尺，舢板战船的桅旗长九尺、宽六尺。上半部分一律使用红色，下半部分一律使用白色，或者绘制北斗七星，或者绘制太极图，或者绘制如意等图案。提督、镇守各标兵营各自绘制不同的图案，以示区别。船尾使用尖角旗，长龙船的梢旗长一丈一尺、宽九尺，舢板船的梢旗长九尺、宽七尺，均写明所属某标、某营、某哨的字样。此外，各标兵营、各营哨或者在桅杆上增添一面小旗，或者在船头设立一面旗，或者书写姓氏名号作为标记，颜色和制度各自听凭方便。

第六条，关于更换定额缺额官阶。一是岳州、汉阳、湖口、瓜洲四镇的中军游击营制，只有岳州、汉阳两镇使用船只三十三号，而湖口、瓜洲两镇的中军，仅使用船只二十三号。这两处营地地处冲要之地，船只数量不足以分布，瓜洲又有应当派遣的盐船，尤其显得船只稀少。查阅原奏第七条，长江提督、镇守例给坐船之外，各给督阵舢板二号，以守备担任哨官，本应设立守备十二个缺额。现在将这十二个缺额裁去，拨六个缺额归入湖口中军营，拨六个缺额归入瓜洲中军营，改为守备各一个缺额、千总各两个缺额、把总各三个缺额，合计十二个缺额之数，与原奏七百七十四哨的总数相符，而四镇中军的船只数量，也不至于多寡悬殊。所有提督、镇守督阵舢板的兵丁，由中军派员管辖。

第七条，议定裁撤旧日定额缺额。一是原奏第二十九条称，京口、狼山、湖口、汉阳、岳州等营，凡是向来有水师之名而无船只之实的，现在各该处均设立标兵营，应当改从新章，全部归长江水师提督节制，以显示统一。其向来没有水师名目的，不必更改等语。查阅原议的意思，沿江旧设的水师仍然不裁撤，不过改归长江提督节制而已。近来仔细讲求，旧营断不能与新营相合。旧制虽然名为水师，但没有船只，官员各有衙署；新章则水师专以船只为主，自都司以下即无衙署，以船只作为办公之所。旧制水兵口粮不过每月支给一两至二两为止，新章则水兵口粮每月支给二两七钱，而官员的俸薪、养廉银、船价，也与旧制不同。旧营水兵不习练使船、放炮等事，新章则专重使船、放炮。若将旧营与新营并存，则规制悬殊，必然产生不满；若令旧官补新营的缺额，则不习惯舟居生活，必然难以得力。反复筹思，终究没有好办法，只有将沿江旧日水师酌情裁去。如湖北原设的荆州参将营、汉阳副将营，湖南原设的洞庭水师营、岳州水师营，江西原设的鄱湖、南湖、九江水师营，均应裁去。所裁撤的缺额，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均请兵部另行调补；陆营实缺的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均由该省督抚另行调补陆营实缺。其未经调补以前，仍在原省支领本缺的廉俸。其兵丁则直接裁去，无需另行招募。现将应裁撤的各缺额开列清单，进呈御览。

译长江水师西至荆州为止，自荆州以上溯江至宜昌、巴东，原奏事宜第五条声明，另由湖北设防。所有宜昌镇标水师三营，应仍其旧，但归湖北督抚提督统辖，不归长江提督节制。又如江南旧有京口水师副将三营，及狼山以东各水师旧营，现议将江苏水师认真整理，或裁或改，由臣国藩另案奏办。

第八条，各省督抚节制：一、长江水师虽以提督为主，而在五省境内，各归五省督抚节制调遣。副将、参将、游击以下，归本境巡抚节制；总兵并归总督节制。即以湖南而论，距太平府提督衙门甚远，若该省有土匪窃发，须用战船剿办者，即由湖南巡抚檄调境内水师剿捕。岳州镇总兵接到咨檄，立即发兵，不可等候长江提督回文，致误军机。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省巡抚皆然。至总督调度辖境水营，尤属通行之旧例。平日无事之际，督抚偶调水营操演，一接檄文，立即应操，不可借口等候长江提督回文，致误操期。盖立法虽密，设或长江提督不得其人，则法皆不行。口粮既恐虚糜，船亦恐废坏。若督抚中有一省认真者，则一省之水军不致废弛；有两省勤操者，则两省不致废弛。自调兵、调操两事而外，凡水营政务，各督抚仍商之长江提督，听候主持。

第九条，核定防处分：一、原奏第二十二条，遇有劫盗案件，即由长江提督专案参办，而未将处分详细声明。查武职防抢劫案件，向例查明离汛里数，分别参处，有五里以内、五里以外之分，又有专汛、协防、兼辖、统辖之别。今长江水师分布江面，自都司、守备以下，即以座船为衙署，本应随时上下梭巡，不能指定汛地，五里之起讫确在何处？拟以哨官为专汛之官，营官为本辖之官。遇有抢劫案件，专汛哨官系何职，各应由该营官指出。初参仍照定例，四月限满，题防，专汛官住俸，本辖官罚俸六个月。二、三、四等参，向例一年限期者，酌量加重，改为各予限八个月。二参限满，专汛官降一级留任，本辖官罚俸一年。三参限满，专汛官加重降二级留任。四参限满，专汛官加重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如汛守内有一夜连劫数次，情事仍照旧例，俟三个月限满，犯无弋获，即将专汛官降二级调用，本辖者降二级留任。毋庸立协防外委名目，亦毋庸议统辖官之处分。倘能于限内获犯过半，兼获盗首，均准免其参处。遵照原奏，由提督查明，随时专案参办。如提督迟不开参，即由督抚参奏，以示江面劫案较陆路尤为慎重。又有应酌议者，水师处分既已加重，则江中渔船，应概归水师稽查管辖。向来江中水盗，均以渔船为窝藏出没之所。嗣后鱼税仍归州县经收，渔船则归水师编查，以清盗源而一事权。

第十条，各营轮流更调：一、水师所重者，以船为家，不准登岸居住。若永远驻扎一处，则经年累月，战船全不移动，必致废弛朽坏，相率私造屋宇，弃舟楫而住室庐，不可不防其渐。兹定江楚各营，每逢半年更调一次。副将与副将之营互调，参将与参将之营互调，游击与游击之营互调。每营调居客汛二次，驻扎一年，又准调回本汛一次，驻扎半年。其互调之或远或近，听提督随时斟酌，总不令其废弛安逸、依恋陆居而已。惟哨官之有防处分者，不准调动，以杜规避。

郴州论

黄仲骐

呜呼！以我观察天下的变局，而知两广的门户，郴州正处在要冲；湖湘的屏障，郴州占据着险要之地。黄巢攻陷广州时，高骈奏请派遣兵马使张璘率领五千兵马，在郴州守险，唐僖宗不许。后来黄巢翻越五岭，泛舟湘江，攻陷潭州，渡过长江、淮河，于是长安遂被攻陷。本朝平定吴三桂时，将军穆占率领陕西、荆州的兵马，攻克茶陵、攸县、安仁、郴州、桂阳所属的十二座城池，于是屯兵郴州，派遣前锋统领硕岱等人守卫永兴，贼军倾尽精锐也不能攻下，而衡州因此平定。况且定鼎之后，宜章、桂阳各设参将、府兵一名，绿营额定士兵五百人。朝廷的谋略深远啊！在太平无事之时就策划到有事之时。如今在有事之时却置若罔闻，这就是天下多事的原因。咸丰二年夏四月，郴州知州孙公刚到任，而西匪占据道州。当时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懂军事，凡是战守的器具都未备齐。过了一个月，贼军攻陷桂阳、郴州。统领提督军门向荣、和春尾随其后，所经过的各重要关隘，都放弃不设防。

译贼军派遣其前锋精锐从永兴、安仁出发，径直攻打长沙，未能攻克，于是沿江而下，这就是后来金陵之战发生的原因。五年春季，土匪杨老四突然起事，恰逢守备谌琼林率领五百水勇赶到，在荷叶坪将其击败，乡民随后跟进，歼灭了残余贼众。当时上级官员因广东的贼寇尚未平定，发檄文命令同知赵启玉率领一千勇丁防守郴州。赵启玉年轻气盛，不懂军事谋略，在九峰扎营。贼军突然到来，四面围攻，四周都是高山深谷，无法突围，赵启玉战死，军队也随之覆没。在这个时候，统领王同知、周金以及副将李辅朝，率领两千南勇和一千楚勇相继到达，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便占据城池作为营垒。贼军本是乌合之众，缺乏武器和火药，我军屡次获胜。三月二十九日，在大路的十字岭遭遇贼军，将其击败，追击逃兵十余里。贼军分兵抄小路从竹坪逃出，经由七里洞，龙都司无法抵御，城池陷落。周金、李辅朝等军队全部溃败，没有一人返回。贼军收拢溃散的败兵，像蚂蚁一样聚集，像蜜蜂一样群集，孔源、乐昌、连州、嘉禾、监山等地的贼寇全部归附，于是声势大振。先前的一支贼军从永兴、茶陵出发，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城镇市集空无一人，这就是后来江右之战发生的原因。己未年春二月，江右的贼军从南安、崇义侵犯桂阳，参将彭定泰、副将刘培元率领两千勇丁，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城池于是陷落。贼军分兵，一支从黄草坪攻陷兴宁，进入东江；另一支从九峰出发，经过良田司，在郴州、桂阳会合，先后驱赶嘉禾、道州、宁远、永州、祁阳、东安等地的官军。唉，这就是今天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郴州作为州郡，位于五岭以南，山高水急，关隘林立，高山可以控制地势，险要之处可以出奇兵设伏，防守可以转为进攻，以逸可以待劳，主人可以制约客人，这是它的大势。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南路莫过于折岭、五里冲、枫树柶；东路莫过于黄草坪、水阻滩、东江；西北与桂州接壤的黑山口、昭里渡、蓝王桥；以及贼军从郴州、永兴南下时，东路莫过于桃花庙、黑石岭；西路莫过于牛角井、石壁塘。了解地利的人，对于边境的关隘要塞，哪些是通行大道，哪些是小径，哪些适合驻扎哨所，然后挑选勇猛敢死的士兵，扼守要害之地，万人也不能前进。作为事先的谋划，没有比把郴州作为重镇更重要的了。高骈请求用五千人防守郴州，我认为非五千人不可。计算郴州现有的关税，年终可以获得三十多万，用郴州的利益来供养五千勇丁，哪里不够呢？而其利益无法计算的，不仅仅在于郴州。孙子说：“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获得地利。”我是郴州人，只知道郴州的情况罢了。作《郴州论》，将相关事项分条列在下面。

译第一，防备筹划应当优先。有险要地势却不防守，与没有险要一样；防守险要却不在开始时妥善安排，与不防守一样。郴州城小如斗，本无可守之处。五年前的战事，军队没有走出鹤楼一步，事情已经败露。郴州地势崇山峻岭、深涧纵横，盘回交错，而与所属各县相连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必须全面了解五个属县的形势，然后才能了解整个州的形势；尤其必须全面了解全省的形势，然后才能知道郴州作为州，其在上游的屏障作用至关重要。我认为应当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凡是可防守的地方，以及用来防守的器具，预先妥善确定，胸有成竹，然后突然面临战事才不会慌乱。如果等到事态发生才开始设防，那就一定没有把握，措手不及了。自古以来没有不险要的国家，也没有不能防守的险要；等到失败时，终究也没有不可失去的险要。唉！自从撤除藩篱以来，千古一律，没有能在门庭之内抵御贼寇，而能免于敌人持戈入室的人。当前的局势，如果不及早谋划，一误再误，前车之鉴难道还远吗？

第二，查勘应当详细。郴州的属县宜章、两桂，与广东边境接壤；兴宁、永兴，与下游相通。其间高耸的关隘、陡峭的山岭，扼守险要的地方，本来就有地图所不能记载、传闻所不能详尽的。而我军兵力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用、奇用正用的地方，必须先在心里清楚明白，灵活变化，然后才可以从事军事行动。如果不逐一做到精细详实，就会有前面陷入沼泽而不知道、深入穷谷而不醒悟的情况，怎么能行军呢？因此，善于谈论地利的人，在平日谋划，在临时使用，而马迹所到之处，雨雪不能阻止行程，酷暑不能减缓行进，穷岩绝险不能使体力疲惫，亲身经历过，就像走在山阴道上一样。不然的话，像曹操那样聪明，还在阳平后悔；像诸葛亮那样英明，还在子午谷迟疑，何况其他人呢？唐代贾耽说：“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这话旨意深远啊，这大概就是战守的准则吧。

第三，延请访求应当殷切。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崇尚文治的人声望高；在仓促危急之际，挽救变故的人功劳多。郴州偏僻靠近岭南，魁伟奇特、忠信有材德的人，本来不容易见到。但自从沐浴恩德以来，难道没有一才一能足以资助攻守的人吗？虽然见闻较窄，衣着接近古制，和他们谈论大海的广阔、九州的大、声名文物的兴盛，他们茫然无知；但试着询问风土人情，审察利害，考察山川里的道路，验证民心的向背，路穷尽则迂回可通，质朴则信义易感，如同指掌，如同响应。而且那些智者、能者、朴实而英明的人，从而引导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实力了。这应当在战事未发生之前，集思广益，或招揽要员以资其谋略，或亲临以广其顾问。在我方弥补耳目的不足，而在他人那里收到指臂般的效果，事情不劳而功易成。古代开设幕府，设置上舍，招致天下豪杰，往往结交而下及夷门，好士而心倾稷下，最终能挽救艰难而建立奇勋，纵观历史，不可胜数。乱世多才，英俊辈出，关键在于统帅留心而已。

第四，选拔应当精干。防守险要的军队，与激烈战斗不同；守关的士兵，与对阵的士兵不同。郴州之所以可以倚仗的，是要隘。利用防守而即以防守为进攻，其地势大多山势陡峭而难进，其态势常逼仄而易倾覆。这不是堂堂正正的阵法，十围五攻、六花八门所能奏效的。我认为应当从五千人中，选择那些短小便捷、骁勇有力，尤其胆气过人的人，编成一军，口粮也比其他营加倍优厚。百长、队长更要在精干中选取精干，除随时练习外，令其赴各营以测试其能力，那些未达到熟练程度的淘汰掉，希望扼守有虎据之师，而我军有不可动摇之势。清朝陆世仪说：“如果遇到这种地势，夺隘争险，必须在军中另选突敢死之士，聚为一军，以应对突然之需。”真是懂兵啊。

第五，修筑应当完备。守御的凭借，固然依靠天险，而修补的辅助，也借助人为。山林川泽是天地自然的形胜，而据高扼要，智者审察；因天地之不足，而增益以人事之有余。《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确实因为险要成于人为，而不只是依靠在地势。我认为郴州所属各隘口，应当先考察其地势，察其平坦险峻，权衡其轻重，或挖山筑城，断道起障，或堆石滚木，或广置戍逻，或挑挖壕沟，用工少而费用不资，举事勤而功易集。而且士卒熟悉道路，贼寇远来深入，欲进不可，欲退不能，将有收功于意外之数的。晋朝筑虎牢，蜀国筑魏乐，古人当兵力强盛之时，不闻废险于此，而纷纭有事之日乎？

第六，民兵应当招募。天下多故，绿营额兵不足以御敌，而召募繁矣。召募之兵，湘兵其最著者也。队伍有法，进退有节，旗鼓兵伐，军令森严。而试当崎岖之路，处险要之冲，恐人地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将有变生不测者矣。我认为不如添募民兵之可募者，两桂与兴宁南路之民，较为朴实。

译现在试着从这五千人中，淘汰那些年老体弱、技艺不熟练的人，就用他们的军粮去招募民兵中骁勇敏捷、能吃苦耐劳且熟悉险境的人，一并加以训练，使他们懂得军法，作为可以任用的人选。这样，在临战时就有熟习战阵的士兵，并且能为我军充当先导。古代的名将往往就近征调民兵和义兵，以成就大事。到了明代，王守仁剿灭浰头、桶冈以及擒获宁王宸濠，都专门使用民兵，这难道不是成效的证明吗？如今掌握军权的人，应当效仿这种做法。

译一是训练应当勤加操练。将领无事时便安逸，士兵无事时便懈怠。所以长期驻守的军队不能与之进行力战。古人有时聚拢米粒来模拟山川地形，有时用朱笔涂抹来标记道路，即使在闲暇之时，也不忘记忧虑和辛劳。如今在郴州设立帅府，以防御粤贼的冲击。贼寇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啸聚无常，而我们的军队日渐安闲，士兵将领不再奋发振作，将领们因习以为常而大腿长出肉来，这是还没见到贼寇而士气先就衰颓了。我认为应当在日常操练之外，命令营官按日期记录，分拨各营士兵若干人，带领他们前往宜章、兴宁、两桂，以及桂郡的临武、蓝山、嘉禾，所有扼守险要的地方，爬山攀藤，以检验他们脚力的健捷、技能的优劣。又必须分班轮流戍守，依次有序，不致混乱。这边劳累那边就安逸，这边安逸那边就劳累。劳逸既然均衡，号令也就公平。这也是整饬军务的一种方法。

二是碉堡关卡应当设置。宜章的三堡已经陈旧了。楚粤交界的地区，大多是崇山峻岭，蜿蜒盘旋上百里，塘汛所不能覆盖。两面山崖陡峭，人马难以逾越，不仅仅是桂东的八面山如此。而宜章、桂阳实在是粤贼出入的道路，其捍卫尤为紧急。我认为应当仿行苗疆碉卡的方法。凡是有往来的要路，地势险峻狭窄，就扼守设置两三座碉楼，有的如“品”字形，有的如连珠状。枪炮火药、米粮薪水，全部储存在其中。查考碉楼的制度，高三四丈，每面宽一丈左右，洞门一层向外，三面凸出，内空一面，共三层。上面两层作为楼，每层砌有射击孔，下层用来保卫碉堡根基。每座碉楼相隔五六十丈，使得枪炮火力能够接续覆盖。如果地势宽阔，就建造五六座碉楼；如果地势狭窄，就建造一二座碉楼。地方官员劝谕奖励，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命令就近的绅士主持此事，依次修缮完工。每座碉楼设置碉长一名，碉卒十名。听到警报则各堡都有防备，可以堵截。并且挖掘壕沟、种植荆棘，可以防止限制。这确实是抵御贼寇的最好的计策。如今楚粤边境的祸患，将不会停止。万山丛杂，容易隐藏伏兵，而且贼寇踪迹出没，也没有固定地点。虽然一时的战伐之功，扫除了烽烟，但军队撤走后事变随即产生。所以不如建立碉楼作为抵御贼寇的长远之计。

三是约束应当严格。君王的军队如同及时雨，仁人的军队如同春风，没听说他们骚扰百姓。大丈夫手持三尺剑，杀贼立功，安定家乡，也已经很壮烈了。但是顾及这些无辜的小民，在糜烂的余生中，不久又受到胁迫，残喘的生命哪里能承受。马牛牲畜、树木蔬菜之类，哪一样不是灰烬之余？况且用兵的道理，安定百姓是首要的。丧乱之后，抚恤应当紧急。主兵营弁，虽然没有牧养百姓的职责，但既然已经捍卫一方，屹立为重镇，那么也就是百姓的父母官了。兵勇倚仗人多而骄横，小民申诉无法伸张，地方官员因为他们是在外征战的客兵而置之不理，主兵者因为他们能战阵而宽恕他们，激起愤怒积下怨恨，为害更加深重。我认为约束士兵应当严格，对待百姓应当宽厚，深明兵民一体的意思，而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三令五申地禁止（侵害行为），违反者惩罚他们。昔日高祖进入关中发布告谕，关中百姓感动哭泣。即使是曹操那样的奸雄，侵犯稻田，几乎遭到毁伤肢体（的惩罚）。虽然这是狡猾的故智，但重要的是号令严明，有犯必惩。这也是主兵者应当效法的啊。

永州论

黄仲骐

黄子说，以今天的形势，足以捍卫湖湘而控制粤西的，不是永州吗？永州东面距离常宁，西面距离广西全州，南面距离广西富川，北面距离邵阳，依山为城，前面有长江的险阻，地方多峻岭岩关，作为阻碍。柳子厚所说的环绕着山，延伸着林麓，就是这里。唐代镇海节度使高骈请求分兵守卫四州的险要，永州是其中之一。沅州卢阻反对他，后来编筏泛湘江，潭州于是陷落。周保权派遣军队代替永州戍守，道路经过衡阳，湖南将领张文表害怕，于是驱赶他们去袭击潭州。古代的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这是永州与长沙，实在有互为唇齿的关系。咸丰年间春天，西匪攻陷全州，由东安趋向永州，恰逢大水河溢，贼寇不能飞渡，于是占据道州。当时如果在永州南路建立重镇，派出精锐部队屯驻东安以扼守其险要，祈山、黄华山、龙虎关，都是重地。西南则派遣军队到江华、永明以遏制灌阳的冲击，贼寇必定不敢轻举妄进，而我们得以阻塞险要，因利乘便以制其死命，贼寇将领将有卷旗息鼓、逃遁都来不及了。金陵的变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事情往往在有所警惕时成功，而祸患常在有所侥幸时中伤。当西贼攻打长沙时，当事者悉心调度，几经辛苦，而固守得以无虞，也已经很侥幸了。事情已经过去而不加考察，祸患已经到来而不思惩戒。西贼既在前面长驱直入，东贼又在后面猖獗，门户一开，腹心滋害。人们都知道这是病症，却不知道受病的缘由，令人感慨啊。今年春二月，贼寇习用其故智，由崇义攻陷郴桂，不直接到达永兴安仁以窥视衡湘而趋向宁远，而是从永州出祁阳、东安以攻打宝庆。所依赖的是各路军队急忙救援而多次困窘他们，贼寇固然多有损失，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然而贼寇的志向尚未有一天忘记湖湘，然而贼寇的势头将不知

译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结局。扰乱天下的祸端是从粤西开始的。如今的君子们，在东南地区勉强支撑。今天失去一座城池，明天又收复一座城池，但防备却防不胜防，攻克也克不尽。贼寇日益增多，局势日益危急。难道不曾思考过，贼寇的根源如何清除，贼寇的流弊如何制止吗？拿水来作比喻，知道下游会造成危害，却不疏通上游，引导水的本性，分散它的势力，让它回归旧河道，汇聚成江河，蓄积为湖泊，难怪污水漫溢、横冲直撞，汪洋恣肆而无法治理了。祸患的开启越迟，那么爆发时就越是猛烈。如果贼寇以大股兵力占据永州，并分派精锐部队窥探衡阳、湘江一带，就可以扼住我们的咽喉，那么屏障撤除的危险就迫在眉睫了。将领长沙也不能自我巩固。兵法说：“有的地方是必须争夺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地利的设计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有千古不易的地势，也有一时制敌的地势，这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急切讲求的。现在把永州当作闲散偏僻的郡县，任由贼寇出入，而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有了警报，才传布檄文远距离调兵。贼寇迁徙无常，而我们的征调屡次变更，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吗？我认为永州处在粤西的要冲，其地势与郴州同等重要，而且相距仅三百多里。两个镇守既已建立，像华山一样并峙耸立，强兵悍将，声势联络，互相接应，在这里收到指挥臂膀的效果，胜过十万军队了。还怕什么粤西的贼寇呢？有人说：“衡州也是上游的要势，应当也是当权者必争之地。现在不守衡州而守永州，可以吗？”我回答说：“永州群山环绕，依水而建，高峻的山峦间有小道，可以出奇兵，可以设伏兵，利于防守，也利于进攻。至于衡州，地势平坦开阔，虽然靠近山冈，但旁边没有险要关塞。所以吴三桂僭越称帝，不久就失败了。如果没有永州，也就没有衡州了。我希望现在设置重镇的人，不要说是衡州，而要说永州。”

译回答客人的诘难

黄仲骐

有位客人诘问我道：“您认为郴州、永州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这是事前的谋划，而非事后的议论。您为何不在十年前就提出呢？或许当时有人知晓并采纳施行。如今时机已过，您却仍喋喋不休，这难道不是不明智吗？”

我回答说：“不，不，并非如此。古今治乱得失的关键，在于当事者去施行，识事者去议论。施行者若不得其人，议论者便没有罪过。史册所载，往往都是这样，实在令人感慨。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没有议论的人。记得我与友人谈论政事时，有一位从京城来的人，谈及给事中陈坛曾上奏请求将郴州、永州作为抵御黄巢进入中原的防线，急需预先部署守备，但朝廷议定不予采纳，事情于是搁置。陈坛不过是一位出使的使者罢了，郴州、永州两次下车巡视，在考核文才之余，尚能仔细审察那里的地势，自行抒发见解，向天子禀告。虽然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终究他的建议是可用的，这一点自在其中。况且您没看见医家吗？医生对待疾病，只求让病人活命罢了。得到药方而活，失去药方而死，这是医生的事。但如果得到药方却死了，那便不是医生的事了。至于失去药方，这正是编写医案的原因。”

客人说：“如果真像您所说，您关于郴州、永州的议论确实很好。然而东南地域如此广大，疆域如此辽阔，难道就没有可以防守的地方吗？”

我回答说：“怎么不可以防守呢？只是难易不同罢了，关键在于不得其人。如今疆域是固定的，形势却是变化的。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沟渠可以限制戎马的足迹，树林可以隐藏奇兵的运用，即使是平坦的山冈，也能运用神明变化之策。所以有了张良的谋略，而后垓下可以困住项羽；有了岳飞的策略，而后洞庭湖可以擒获杨么。若不得其人，却说舍弃山川险阻的坚固，想要在大都会区域、长江边界收功，这怎么可能呢？唉！贾谊、李纲那样的人才不是每代都有，我不知道当今所谓贾谊、李纲的人，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可悲啊！”

请移设绿营疏

岑毓英

我私下认为，政治有常理，军事无定势。坚守常理贵在通达变通，顺应形势在于及时转移。国家定鼎以来，在八旗之外，设立绿营，如棋局般分布，如星辰般罗列，法令良好，用意美好。然而承平日子久了，军营废弛，仓促间战事兴起，不得已招募勇兵协助剿匪。战事结束后，有人请求创立水师，有人请求增添营制，有人请求酌情迁移汛地，都蒙朝廷采纳施行，因为时势不同，不得不酌情变通。云南全省寇乱多年，仰赖圣主如天之福，依次削平。凡是臣民，都深感庆幸。但治理时不忘混乱，才能长治久安；安定时不忘危险，才可长久安定。所有善后事宜，必须妥善规划。谨将我管见所及，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其一，迤西丽江府城，地处极边，连接西藏，仅靠鹤丽镇左营右哨的千总、把总分防，实在不足以资控制。又丽江与剑川交界处的喇鸣，地处江边要隘，江外即是野人，距离丽江府城五百一十里，鹤庆州城四百二十里，剑川州城三百二十里。该处附近有盐井，近来颇为丰旺，从未设兵驻防，商民常被抢劫。查鹤丽镇总兵及中营游击、左右二营都司，均驻扎在鹤庆州城。拟请将以鹤丽镇右营都司，移驻丽江府城；剑川营都司，移驻喇鸣，以巩固边防。该处既设都司，剑川已属腹地，即以丽江汛千总移驻剑川州城，也属适宜。又蒙化厅地方，纵横数百里，只有景蒙营千总、外委各一员，带兵一百多名，不足以分布。该处距离景蒙营三四百里，有鞭长莫及之势。而景东厅幅员辽阔，营兵不能再分。查提标中、左、右三营，大理城守营同驻大理府城。拟请将以提标右营游击，移驻蒙化。该处距离大理仅一百八十里，遇有征调可以一呼而至。其原驻蒙化的汛弁兵丁，撤归景东，以备添拨分防。又楚雄府属八哨地方，界连景东，绵延三四百里，山深林密，猓夷聚居不下百余寨，奸宄混杂，此拿彼窜。拟饬令楚雄协副将，分派千总、把总一员，带兵数十名，设汛防守。并饬令景蒙营游击在交界之处，再设一汛，派把总、外委一员，带兵数十名，梭巡会哨，以期道路安靖，商贾畅行。

其二，迤东澄江府城距离省城一百二十里，为省城的屏障。所属有新兴、路南二州，河阳、江川二县。向来由临元镇派把总一人分驻澄江，千总一人分驻江川，新兴、路南各有把总一人。每员不过带兵数十名，分设各汛塘堆卡缉捕巡防，有名无实。且与临安相距三百八十里，该总兵也兼顾不暇。故咸丰年间，城贼起事而澄江先失，屡次围困省城，朝发夕至，大为心腹之患。查滇省旧设额兵四千八百多名，嗣后经过裁减，仅有三千七百多名。

译从前督抚两标、城守一营，共设士兵七千多名。裁减之后，仅存三千多名。如今大乱初平，情形不同，应当酌情增加设置。拟请仿照云南、广西营的建制，设置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左右哨千总、把总、外委共十六名军官，马步守兵共七百七十五名，作为澄江、新兴、路南、江川四地的驻军，以捍卫省城。将这四地原设的各汛地军官士兵，撤归临元镇标，选择要地安置。

一是迤南临安府所属的曲江，距离府城一百多里，地处交通要冲，村寨稠密，土地肥沃。从馆驲五山到宁州婆兮，绵延二三百里，山河险阻异常，回民与夷人杂居，屡次成为盗贼聚集之地。上年荡平馆婆贼巢后，暂留勇营驻防该处，向归临元镇中营分防，只派外委、把总一员，士兵几十名。地广兵少，难以指望得力。查临元镇总兵及中营游击、左营都司，同驻临安府城。拟请将临元镇左营的都司移驻曲江，汛地军官移驻婆兮，再将澄江的汛地军官移驻宁州所属的青龙街。塘汛相连，随时巡逻缉捕，才不至于有防守疏漏的担忧。

以上各条，都是为全省善后着想。臣天性愚钝，见识浅陋，怎敢对旧有章程随意增减。但近年用兵，转战各地，既亲身经历又亲眼目睹，于是考虑防患于未然。采纳舆论，咨询谋议，大家意见一致。不揣冒昧，据实奏闻。可否仰恳天恩，命令部臣审核议定，奏请皇帝下令遵行。至于军官士兵如何调补，兵米俸饷如何划拨，容待钦奉谕旨后，当与督臣悉心妥善筹划，分别办理。

现在滇省军务刚刚结束，安置士兵最为紧要。安置的方法，没有比将勇营改为绿营士兵更好的了。但俸饷空缺，实在难以筹措。臣等先前已请旨催缴各省欠饷，如果宽裕地筹拨，迅速解运到云南，也不难趁此时机整顿，以恢复圣祖及列宗的成法。这又是臣有志未遂，而不敢稍有推诿的地方。所有酌议移设绿营以利于地方的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刘岳昭恭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庄蹻考

莫与俦

楚国将领庄蹻率军沿江而上，经过巴郡、黔中以西地区，降服夜郎，平定滇池，使其归属楚国。如今贵州的黎平、镇远、思州、同仁等府，相当于汉代武陵郡的镡成、无阳、辰阳等县的地域，也就是秦楚时期的黔中地；思南一府，相当于汉代巴郡涪陵县的地域，也就是秦楚时期的巴地。那么，这些府县倚靠西部的州县以及其余各府，都是其兵威所管辖的范围，偶尔搜集相关事迹加以考证，可以统一起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沿江而上，经过巴蜀、黔中以西。庄蹻是楚庄王的后裔。庄蹻到达滇池，方圆三百里，周围平坦肥沃的土地达千里，凭借兵威平定并归属楚国。想要回国报告，恰逢秦国攻打并夺取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于是返回，率领部众在滇地称王，改变服饰，顺从当地习俗，长期统治那里。《汉书》记载相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楚顷襄王时，派遣将领庄豪从沅水攻打夜郎，军队到达且兰，在岸边凿船登陆进行步战。灭掉夜郎后，于是留在滇池称王。因为且兰有凿船牂柯的地方，于是改其名为牂柯。《通典·边防三》和《史汉》都记载：楚威王时，派遣庄蹻到巴黔以西，庄蹻到达滇池，想要回国恰逢秦国夺取楚国巴黔中郡，于是率领部众在滇地称王。十多年后，秦国灭掉楚国。自从威王之后，怀王即位三十年，到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派兵攻打楚国，夺取巫郡、黔中郡。《后汉书》则记载：顷襄王时，庄豪在滇地称王，豪就是蹻。如果庄蹻从威王时起兵，土地归属秦国，巫郡、黔中郡陷落，道路阻塞不通，总共经过五十二年，怎么能如此长久？或许《史记》有误，班固沿袭旧说便写下来，范晔所记载的，详细考证才是正确的。又庄蹻在滇地称王后十五年，顷襄王去世，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负刍五年后楚国灭亡，再十五年秦国灭亡，总共七十年，为什么说庄蹻在滇地称王十多年后秦国就灭亡了呢？《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都沿袭这种说法。现在查考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攻打楚国，夺取巫郡及江南地区作为黔中郡，见于《史记·秦本纪》。又《六国年表》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国攻取我巫郡、黔中郡，这都相当于周赧王三十八年。杜佑认为《史记》、《汉书》记载的威王时是错误的，《后汉书》记载的顷襄王时是正确的说法。《汉书》注引《华阳国志》也作顷襄王时，现在版本仍作威王，那也是错误的版本。《荀子·议兵篇》记载：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世俗所谓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巧拙强弱，没有谁能压倒谁。如果他们的道相同。又说：楚国军队在垂沙遭遇危险，唐蔑被肢解，庄蹻起事，楚国分裂为三四部分。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吗？是因为统率他们的人，不符合正道。杨倞注引《史记索隐》说：庄蹻，楚国将领，说他起事作乱，后来楚国于是分裂为四。又引《韩非子》说：楚王想要攻打越国，杜子说：我担心您能看见百步之外，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您的军队败给秦国、晋国，庄蹻在国内作乱，官吏不能禁止，却想要攻打越国，这智慧就像眼睛一样。庄蹻起初作乱，后来成为楚国将领。杨氏所引，在《韩非子·喻老篇》说：楚庄王想要攻打越国。商鞅《弱民篇》说：唐蔑死于垂涉，沙涉形声相近，庄蹻在内起事，楚国分裂为五。垂涉之事，商鞅死已久，应当是后人沿袭《荀子》掺入书中。《韩诗外传》卷四记载：楚国军队在垂沙遭遇危险，唐子死，庄蹻逃跑，楚国分裂为三四。元本作方为二四，现在改正。《史记补礼书》记载：楚国军队在垂沙遭遇危险，唐昧（蔑、昧音同）死，庄蹻起事，楚国分裂为四参。三本书的文字大致与《荀子》相同，都说唐蔑死，庄蹻起事，而楚国土地分裂。查考《史记·楚世家》及《六国年表》，秦国与齐国、韩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死楚国将领唐昧，夺取重邱后离去，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国夺取楚国襄城，三十年怀王入秦，秦国夺取楚国八城，顷襄王元年，秦国夺取楚国析地及十五城，楚国分裂为三四，就是指这件事。这是庄蹻伏击夜郎夺取滇地，应当以《后汉书》顷襄王时为准的明确证据。至于韩非说楚庄王想要攻打越国，而林子举庄蹻在国内作乱来阻止他，庄、怀之也，庄王称，事具《春秋传》及《史记》，哪有器地秦晋之事？只有怀王十七年，与秦国在丹阳交战，秦国大败我军，斩杀甲士八万，俘虏我大将军、裨将军七十余人，于是夺取汉中郡。怀王于是出动全国军队，再次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楚国军队大败。韩国、魏国听说楚国困境，于是向南袭击楚国，到达邓地。楚国听说，于是领兵回国。二十年，昭睢又有“王虽然从越国夺取土地，不足以洗刷耻辱”的话，在《史记·楚世家》中可见。可见想要攻打越国而说器地于秦晋，就是指十七年的事，其为怀王之误无疑。大概庄蹻在怀王时作乱，到顷襄王时起事成为将领，所以杨倞说庄蹻起初作乱，后来成为楚国将领。庄蹻略取南中地区，确切年份没有可见之意，只在顷襄王二十年前后，三代用兵，没有淹留到三四年之外的，只是没有证据未敢确定罢了。而《困学纪闻》引贾生吊屈原曰：谓跖蹻廉注，楚

译所谓大盗名叫庄蹻，又引用韩非的话，说庄蹻大概在楚庄王时期，是楚庄王的后裔，后来称王于滇地；又有一个叫庄蹻的人，名字与那个大盗相同。这仅仅是依据《史记》和韩非的记载来论述，没有加以考证，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再考察《吕氏春秋·介立》篇说：“庄蹻在郢都作乱。”注解说：“庄蹻，是楚成王时的大盗。”这与前说又不同。《吕氏春秋·异用》篇说：“跖和企足得到饴糖，用来开启门闩。”注解说：“跖，是盗跖；企足，就是庄蹻。都是大盗的名字。用饴糖粘住别人的门闩，打开别人的府库，窃取别人的财物。”高诱唯独认为庄蹻是楚成王时的人，与各家说法不同，大概是沿用了《史记》中楚威王时的记载而转写错误罢了。所以《淮南子·主术训》说：“明确职分来展示给他们，那么跖和蹻的奸邪行为就会停止。”注解说：“蹻，就是庄蹻，楚威王的将军，能做大盗。”仍然说是楚威王时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至于《后汉书》中的“豪”，《吕览》中的“企足”，与其他书籍中的“蹻”，虽然写法略有不同，实际上并不是三个人。“豪”与“蹻”读音相近，“企足”接近“蹻”的切音。况且《后汉书》本篇，又有“滇王庄蹻之后”的话，《吕氏春秋·介立》篇也仍然写作“蹻”。而郭青螺的《庄蹻考》，必定认为称王于滇地的庄蹻不是大盗，说司马迁、班固既然把顷襄王误作威王，又怎么知道“豪”不是“蹻”呢？应当采纳范晔所说的“庄豪”才是正确的，马融所说的“豪就是蹻”的说法，这是特意为了纠正正德年间云南想要祭祀庄蹻，因为说“蹻跖廉兮”，李奇注解说“蹻，楚之大盗”，所以没有结果，而曲意为之辩护，不值得辩驳。

范晔《后汉书》说灭掉夜郎，《华阳国志》说降服夜郎，降服自然就是灭掉，那么怎么会有汉朝与夜郎并存的状况呢？班固、司马迁溯江而定滇地，范晔溯沅水而攻克夜郎，常璩也与范晔相同，道路可以兼通，事情可以并举，没有其他证据，应当两说并存。

至于杜氏认为《史记》《汉书》说庄蹻称王于滇地，接着说其余几年秦国灭亡，并且计算年份来质疑其错误。考察《史记》《汉书》说庄蹻称王于滇，接着说秦朝时开通五尺道，在这个国家设置官吏，十几年后秦国灭亡。“十几年”，是指开通道路设置官吏到秦国灭亡的年份，而不是指称王于滇到秦国灭亡的年份。杜氏核查偶然不审慎，乐氏、马氏也沿袭习惯便书写，疏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