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礼政一礼谕
、先生治礼崇信郑氏、而于郑说之歧误者亦不苟为附和、如燕礼宜以膳宰为主人、而辨注释为宰夫者之非、司宫即周礼之宫人、而指注比于小宰之失、左右正即仆从之官、若书之左右仆、诗之趣马左右、而证注中称乐正仆人正者之谬、特牲士有私臣而叹、注谓士无臣者之疏、其说既允矣、至于曲证旁通、往往即一事而洞见本原、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先生以为士丧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小人、隶人、遂匠之属、皆公家之臣来执事者也、又以为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于天子、圣人别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间、使周之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僣越而置六卿称县公者、由前之说、则臣下之丧君、即既临其小敛、又[遣](遗)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怆恻缠绵、由后之说则侯国之百职、庶司不敢毫发僣拟于天王、恩谊之笃如彼、名分之严若此、皆礼之精意、祖仁本义、又非仅考核详审而已。仪礼一经、前明以来几成绝学、我 朝巨儒辈出、精诣鸿编、迭相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崛起、为礼经大师、而同邑汪氏绂、休宁载氏震、亦皆博洽、为世所宗、其后歙县金氏榜、凌氏廷堪、并有纂述、无惭前修、先生世居绩溪、与诸儒地相比、时相接、宜入 国史儒林传、列于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孙培翚又能绍其家学、着仪礼正义、荟萃言、衷于至当、徽州为朱子文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传礼教、故家文献绵延无替、亦足使笃古之士低徊而兴慕也、
译先生研习礼学，尊崇信奉郑玄的学说，但对于郑说中分歧错误之处，也不苟且附和。例如，燕礼应当以膳宰为主人，而辨析注释中认为是宰夫的说法是错误的；司宫就是《周礼》中的宫人，而指出注释将其比作小宰的失误；左右正就是仆从的官职，如同《尚书》中的左右仆、《诗经》中的趣马左右，而证明注释中称乐正、仆人正的说法是谬误的；特牲篇中士有私臣，而感叹注释中认为士没有臣属的说法是疏漏的。他的这些说法既然已经允当，至于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往往通过一件事就能洞察根本原理。先王制定礼制，依据人的爱心而加以文饰以表达仁爱，依据人的敬意而确立等级威严以彰显道义，虽然变化万千却不超出这两个方面。先生认为《士丧礼》《既夕礼》两篇中所说的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家臣）、小人、隶人、遂匠等，都是公家的臣属来执行事务的。又认为诸侯的官职，其爵位必然低于天子，圣人区别嫌疑、阐明细微的意图蕴含其中。假使周朝的诸侯遵循并坚守这些制度，怎么会有僭越礼制设置六卿、自称县公的情况呢？根据前面的说法，那么臣下为君主治丧，既亲临小敛，又派遣官员协助各种杂役，如同家人骨肉般悲痛缠绵；根据后面的说法，那么侯国的各种职务，众官不敢丝毫僭拟天王，恩情道义深厚如彼，名分等级严格如此，这都是礼的精微意旨、根本原则，又不仅仅是考据详审而已。《仪礼》这一部经书，自前明以来几乎成为绝学，我朝大儒辈出，精深宏大的著作相继涌现，而徽州一郡尤其兴盛。自婺源江永崛起，成为礼经大师，而同邑汪绂、休宁戴震，也都学识渊博，被世人所尊崇。其后歙县金榜、凌廷堪，都有著述，不逊色于前代学者。先生世代居住在绩溪，与各位儒者地域相邻、时代相接，理应载入国史《儒林传》，列在江永、汪绂之后。而哲孙胡培翚又能继承家学，著成《仪礼正义》，荟萃众说，折中于最恰当之处。徽州是朱熹文母之乡，典章文物，固然不是其他郡县所能企及的，而胡氏世代传承礼教，世家文献绵延不绝，也足以使笃好古道的士人低回徘徊而兴起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