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治体八臣职

译祸乱蔓延数省，众人响应而成。有识之士沉默不言，而言论者又不被信任。最终导致变故在仓促中爆发，皇上日夜操劳，官员遭杀害，百姓受灾难，军队疲敝，国库耗费。这虽然是时势使然，也是人为谋划不善所致。事情上报后，皇上降旨褒奖，按知县的规格议定抚恤，赐予祭葬，入祀昭忠祠，授予云骑尉世职，以恩骑尉世袭，永不替换。皇上的恩泽深厚啊。公的长子宝善承袭职衔，荫庇为从九品官。至今二十多年，补授实职没有期限，困顿窘迫日益严重。曾四处奔波谋生糊口，其父母弟妹的灵柩都停在滑县，无法归葬。唉！各路贼寇逆谋败露，确实是因为公。公与强公一同审讯贼寇，一同殉难。强公的长子逄泰官至监司，代理按察使职务；次子望泰赐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改任中书，如今官至同知。而公只有一个儿子，却沦为贫民。同样承受国家恩惠，却一个幸运一个不幸，难道不是命运使然吗？然而公的功业，自然不可掩盖。担心美德随着时间久远而被埋没，因此作诗记录此事，等待采风者收录。

译在忠烈公遗墨后题跋

林则徐

天下的祸患，发作迟缓则灾祸猛烈，发作迅速则灾祸轻微。在嘉庆癸酉年贼兵尚未行动时，局势还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上一样危险。忠烈公捋袖一挥，贼寇的形迹便显露出来，贼寇的阴谋便破败了，贼党于是连片刻也无法忍耐，而朝廷因此得以办理贼寇。他确实看到安危的算计间不容发，于是决然奋起打击，以至于不惜以全家性命殉难。颜杲卿打开土门以扰乱安史叛军，王守仁抵达蜡尤以疑阻宁王宸濠，他们的功劳先后相当。而在安然无事的时候，为尚未显露的征兆遏制谋略，冒着首祸的警戒，开启非常之端，那么他所处的境地更加艰难。事情上报后，仁宗皇帝以他功在社稷而褒奖他。确实具备社稷之功啊。丙午年，我林则徐承蒙任命巡抚陕西，忠烈公的弟弟萼圃司马拿出三张遗墨给我看。我接受并阅读，他论述李公不阿谀，说赤心人必定不能做委曲求全的事，可以看出他修养的正直；论述李公不屈服，说无愧于明哲保身的道义，可以看出他学问的精深。至于家书中所说的困苦景象不对外人言说，节俭的德行足以规范子弟，劝勉安分守己，告诫倚仗权势，平常的笔墨，对于古人修身齐家的教诲，无不规矩严谨，衡量符合。如果不是浩然之气、集义之功真正积累有素，那流露在笔毫之间的，怎能如此光明融彻呢？我林则徐阅读公的文章，想象公的为人，并对他的事迹有所感慨。于是写下这篇文字附在传记之后，以表达志向的真诚。

重刊方正学先生年谱本传序

牛振声

我牛振声自从弱冠之年阅读方正学先生的年谱，以及本传、幼仪、杂箴等著作，慷慨叹息，甚至有时流泪，想见他的为人，而深深以未能窥见全集为遗憾。丁未年三月，因考试事务进入汉中府城，听说果山太守、朱梅明府倡导捐资重修文庙，以及方正学先生祠，不禁非常高兴。对同僚说：“文庙固然重要，正学先生祠更是今日的要务。先儒说正学不明，士人除了词章之外，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我说正学不明，士人除了财利之外，不知道词章是什么。得到先生的正学从而匡正它，那么聋者开窍，瞽者明目，没有不恍然大悟其错误的。今日东南西北纷纷多事，如果人人都学习先生的学问，各自忠于所事，报答知遇之恩，百折不回，那么地维得以确立，天柱得以尊崇，天下还有难处的事吗？我最爱年谱序中张君论述边寇的一段，因为它先得我心，确实是今日的要务。现在太守、明府与邑绅首事诸公重新修建先生祠，难道都没有意图吗？后来我向明府借得先生全集，日夜阅读，不忍释手，才知道先生得到周孔真传，内圣外王，一身兼之，原本不仅仅以十族不惧，作为足以扶持万古纲常的。于是想到从明朝至今，鸣铎之地，没有成书可考，确实是典籍的缺失。于是与明府以及首事杨柯亭、王斐然诸君谋划，选择其中尤其精粹的，另外编成一册，使归于简当，协力一同刊印，以推广先生的德化。适逢院试，众多士子云集，先刊印年谱及本传，以及杂著中最重要的部分，使众多士子争先快速了解先生洪武时教授此邦，历经五百年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太守、明府众多首事竭力重新修建先生祠宇的又是什么。或许因观看而兴起感慨，在于正学赖以不坠，那么先生不死，而人人都成为先生。人人都成为先生，那么世道人心，恢复唐虞三代了。至于极精极粹之作，请等待续刊以公之于同好。”

明方正学先生是字论

牛振声

我阅读先生年谱，读到回答廖侯二子铭镛的话说：“你读了几年书，还不认识‘是’字。我的头可以断，笔不可以执。”唉，这就是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正，而先生之所以为先生的原因吧。“是”是什么？是尧舜所执守的中道，孔子所约制的礼，曾子所知晓的止，子思所慎独的独，孟子所集义之义，韩愈所说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周公孔子，周公孔子传之孟子，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身可杀也，生可舍也，朝闻而夕死可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归于一个“是”字。先生的殉难是“是”，乃弟的就戮是“是”，夫人之自缢，二子之从母，二女之赴水，十族之捐躯皆是“是”。是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假使十族不遇先生，岂必不死，但不能重于泰山，至今彪炳史册，震耀乾坤。我知道十族必定弹冠相庆，含笑九原，深深庆幸成就我的依赖有先生。昔人说韩愈《原道》，功不在禹下。我说先生成就一个“是”字，不顾十族之赤，功不在韩愈下。世人亦看得断头难，执笔易。执笔不惟不断头，而且富贵功名，虽三杨不能过。先生看得“是”难，断头易。但识得“是”字所在，其断头也，如饥食渴饮，夏葛冬裘，目视耳听

译不过是手拿着、脚走着罢了。哪里需要用心思呢。唉。这就是先生的学问之所以端正，而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的原因吧。

译又说先生责备那两个人，说：“你们读了几年书，还认不得一个‘是’字。”可见读书原本就是为了认识这个“是”字，认识了“是”字才算是读书。不读书，就不能认识“是”字；即使自以为是，那也是他所认定的“是”，并非先生所说的“是”。不认识“是”字，就不算读书；即使自以为在读书，那也是他所读的，并非先生所说的“读”。自古以来的圣贤，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所讲求的，就是一个“是”字。后来学习圣贤的人，尊敬师长、友爱亲友，竭尽精力，他们所寻讨的，也是一个“是”字。书的写作是为了阐明“是”字，书的阅读也是为了认识“是”字。在先生当时，断头是“是”，不断头就不是“是”；不执笔是“是”，执笔就不是“是”。这种关键抉择是从书中得来的，尤其从多年读书中得来的。所以面临危难时能认清真相、拿得定主意，一意孤行，百折不回。姚广孝称先生为“读书种子”，确实如此，真是读书种子啊。世上的人读书，无论读几年，即使终身从事，果真为了认识“是”字吗？果真比自我认识“是”字吗？果真能认识“是”字吗？果真肯认识“是”字吗？得到先生的这番话，可以作为读书人的劝勉，使得念念不忘、事事处处，去除错误、趋向正确，都归于实用，不至于穷尽一生只是吟诵，最终落得一身错误。

跋强忠烈公遗墨记后

华阳县知县陈仲良

太史公说过，死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这不仅是指纲常名教而言，天下的安危实际上也系于其中。嘉庆癸酉年滑县之变，虽然只是些微末小寇，但滑县是冀豫的重地，处于中原的枢纽。从浚县可以窥视大名，从开县可以窥视山东，从卫辉可以窥视怀庆，进入太行山，而道口一镇，是漕粮的大道，更是南北交通的要津，咽喉所在。贼寇想要占据全县，作为进取或退守的计策，所以聚集的党羽最多。强忠烈公守卫滑县，侦知贼寇的阴谋，先设法擒获其首领李文成、牛亮臣，审讯后砍断他们的腿。后来因为贼众突然到来，城池陷落，公捐躯殉节。贼寇因为他们的首领已被处死而士气不振，直隶的教主林治也就没有接济的兵力，南北贼寇不能厚集势力，互相声援。大军一到，就奏凯立功，这是因为公及早擒获首逆的缘故。那么，公的死，维系纲常名教的是在万世，维系天下安危的是在一时，所谓重如泰山，不是昭然若揭吗？令嗣萼圃司马，出示公的遗墨，论述一家信二，我伏案读之，虽然是吉光片羽，但公生平立身处世、居官治家，已经具备于此。他维持纲常名教，以身系天下安危，向来如此，哪里是突然遇难誓死、临时仅保全一身名节的人所能比拟的呢？用浅陋之见写在卷轴末尾，以志感慨仰慕。

军机说帖

李棠阶

如今天下吏治颓败，积习深固，牢不可破，实在是由于士风不正，而士风不正则是由于学术不正。所以治理国家必须先得到人才，要得到人才必须先造就士人，要造就士人必须先端正学术。古代的学术，道理在于明辨人伦，功夫在于慎独，没有其他杂务。后世的学术，训诂词章，源远流长而流弊更加纷杂。如今天下多事，正是穷变通久之时，旧章宜稍作变通以求实际成效。翰林院本是储备人才的地方，现在只从事律赋试帖，耗费精力精神，虚度岁月，而实际无用。我私下认为应当让教习庶吉士，以实学考核他们，由身心修养达到通晓时务，这就是《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轨。以此为本，治理经学、吏治、事务，以及濂洛关闽诸儒的书籍，依次参求，都归于反求诸己，总以辨别义利为先，精研力践，使脚根真正站得稳，将来遇到事变利害，不至于动摇。考核期限仍照旧例，课题及廷试都以论策为主，论用经史性理等书，策用时事，都令绝去忌讳，畅所欲言，以考察其底蕴。各部院堂司各官都有公事，日常相接见，因此能知道人的才具。唯独翰林掌院学士终年不与诸翰林相见，除了门生故旧外，外面且不识，又从何知道人的贤否？似乎应当查明编修、检讨、讲读共有多少人，除内廷行走外，每十人为一班，每十日进署一次，掌院与之相接见，讲论正学，各抒所见，都不得无故不到，可以借此知道人的长处，荐举备用，不至于大误。简便可行，较有实济。新议章程应请从同治二年殿试后开始。国子监本以教育士人为职，宜慎重选择祭酒、司业等官，督率各堂认真训课，除文诗外，兼课论策，也以经史性理诸书出题，平常宜分日讲说，奖精勤，惩游惰，戒浮华，务躬行，要以渐敦实学为归。国家设置教授、教谕、训导等官，原本是为了教训士子，现在却庸碌充数，只知道索取贽礼修仪，贪鄙无状，鱼肉士子，诸多不堪。学校是士人进身的阶梯，今日之士就是他日之官，不慎重教育于始，何以责备治理于后？宜慎重选择各直省学政，令其倡导正学，督饬各教官认真教导，从事于格致诚正之功，要求实用，勿徒循故事。其教官能举职者随时保荐，不称职者随时甄别，不必定待大计年分，使他们都知自爱，互相磨砺。并饬各教官分日在本县市镇地方设立公所，宜讲圣谕十六条，反复开导，使愚民稍知道理，趋向有定，一切邪教自不能入。所谓经正则庶民兴，于化民成

译世俗的方术并非没有裨益，凡此种种看似相似实则急切，认真办理必定会有成效。培养士人的根本、储备人才的方略，似乎不可忽视。

恭敬地查阅恩诏，其中有“各省地方官公举孝廉方正”这一条。如今将及一年，被举荐的人寥寥无几。一县之中不下千百万家，一郡更难计数，难道竟没有一人足以当选？只是因为真正能配得上这四个字的人，必定不求人知晓；而地方官员又没有虚心求人的诚意，以及识别人才的见识。像子游所称赞的澹台灭明那样的人，于是只依据“宁缺毋滥”的成例，含混地了事。偶尔有被举荐的，又每每是通过攀附关系得到的，名义上是孝廉方正，实际却完全不是。

应当命令朝廷内外的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只要实在名实相符，不论是绅士还是布衣都可以入选，不必等待地方官然后再举荐。举荐的根本在于实际品行，而不在于文辞，也完全不必考试。那些原本通过科举入仕的人，较其原职稍加优待录用；其余的人则酌情以教职任用。年老以及文理不通的人，不要让他们来京城，如同汉代存问耆老的意思，让地方官赐给酒米，以此作为对士人和百姓的勉励。让天下人知道国家用人不拘一格，必定会有更多杰出卓越的人才从中涌现，以备任用驱使，这比另开别科、更张创始的做法较为简便。

译与朱干臣书

管同

分别三年，思念之情难以言尽。近来听说阁下担任郎中，执法公正，毫不屈服，令人欣慰至极。然而从民间传闻，有人说你即将升任御史。如果真是这样，我则为你深感忧虑。

古时候没有专门的谏官，从公卿到平民百姓都可以进谏。后来才专门设立谏官，但百官中敢于议论政事的人，依然不被禁止。如今百官不再议论政事，弹劾进谏的责任，全部归于给事中和御史。既然职责专一，那么责任就愈重；既然责任愈重，就应当明辨事情的大小分别、轻重次序，一定要切实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切实关乎国家大计和民生寄托的事情，才提出陈述，这才算是尽到了官职，不辜负朝廷任用的心意。至于细枝末节地列举利害，不顾及大体，虽然后来的台谏官员习以为常，但这恐怕不是贤者所应该做的。

阁下刚毅正直，通晓世事，在部中任职时，已经表现出卓越的根本和条理。那么如果担任台谏官员，必定与今人大不相同。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不可一一列举。说了却不可实行，就像没说一样；实行了却对天下国家没有补益，就像没做一样。阁下处于现在的形势，如果担任台谏官员，将凭借什么进言呢？

我听说世道的衰败由于吏治，吏治的败坏根源于士风，士风的衰败起于不知教化。然而所谓教化，不是空洞的文章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意思。用自己的行为教导人叫做教，用自己的行为引导人叫做化。我私下写了一篇《议俗》，认为当今的风气败坏在于喜好阿谀和贪利。想要人们不贪利，不如关闭谈利的门路；想要人们不好阿谀，不如打开进谏争辩的道路。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些吗？然而必须先举出这两点，然后人才才能蓬勃兴起，法度才可以逐渐讲求。只是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恰当罢了。现在寄上这篇文字，请采纳选择。

有人说我的话说得接近了，然而《议俗》的说法，对君主要求过高，让听的人拿着你的话而招致祸患，那该怎么办呢？这种话，我私下认为违背常理。古代直言进谏招致祸患的人，都是因为他们遇到君主不明，而且遭遇不幸。当今天子仁厚宽恕、恭敬节俭，敬天爱民，即使是草野之士未曾亲眼见到日月的余光，也知道圣上的品质。然而近来拜读官箴，已经窥见深宫之中励精图治的意思了。而对御史的箴言确实说“敢于进谏不阿谀，忠诚坚贞常发誓”。那么现在寻求言论，比起悬挂鼗鼓、设置铎铃还可以。而议论的人细枝末节地列举利害，不顾及大体，这是天子想要人们进言，而谏官却哑口不言罢了。反而认为进言恐怕招致祸患，岂不是诬蔑吗？

没有求利的想法，没有好名的见解，以极致的真诚为本，以恳切的态度陈述，以极致的公正持守，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能够听取接受，何况是圣明的君主呢？如果真的担心招致祸患，那么又有办法应对。孟子说：“辞去尊位居于卑位。”又说：“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就离职。”考虑到困难而不担任这个职位，是可以的；担任了这个职位却稍微辜负职责，那就大不可取了。

我与阁下交情深厚，虽然年龄德行相差悬殊，但也接近于朋友之间应当互相劝勉向善的关系了。因此敢于发表狂妄之言，毫无忌讳。恳请留意省察，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秋寒时节保重身体，不一一详述。

与朱伯韩御史书

王锡振

六月二十九日，锡振叩首写信给伯韩仁兄御史执事：在广州阅读邸报，看到阁下因为俸禄期满被保荐为郡守，引见后仍然留在谏职，非常庆幸，非常庆幸。当天收到宗丈涤甫的信，说阁下不听朋友规劝告诫的话，导致因为弹劾奏章不实而被贬斥。我在京城时，宗丈曾经对我说，伯韩树立名声应该暂时隐藏锋芒，不要时时琐碎地进言。我深深赞同他的话。现在信中提到的弹劾奏章，不知道是指什么，难道是说你所奏报的甘省的事情吗？

御史只是五品官罢了，郡守的官阶高出好几级，管辖几个县，俸禄丰厚且有盈余，出门乘车张盖，进门高堂洞房，看着你作为御史，破车瘦马，粗衣淡饭，清贫地坐在斗室之中读一卷书，自认为高于天下，而妻儿惶恐担忧饥寒，仆役左右不得志，他们对于官职的肥瘠，相差何止千万倍。况且郡守统领一郡事务，上面有督抚司道几个大官，下面有几个州县牧令，手里不能掌握丝毫权力，只是每天奔走应酬在文书期限会议之间。御史站立在天子殿陛之间，拿着简册议论朝政得失，从容讽喻议论天下大事，那么他的官职的伸展屈曲，又不与肥瘠相同。

欧阳永叔说：“坐在庙堂之上与天子辩论可否的是宰相，站立在殿陛之间与天子争辩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大事，也承担天下责任，难道不重要吗？世人却不明白，俨然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希望得到一个郡像住宅一样而登仙，一旦见绌就垂头丧气，好像将要不能做人。不仅仅是御史，在京师得到住所的翰林、曹、司马等人，未尝不是这样。唉！士大夫处世在衰微时代，大抵劳苦困顿有所不得已，所以常常根据官职的肥瘠决定去留，而不知道官职的伸展屈曲。在京城时与阁下讨论这个义理很详细了。

阁下毅然挺立节操，想用自己的身体向天下展示为不爱爵禄、不趋附势利的人，又能亲自刻苦勉励，使不至于有所不得已而扰乱志气。从前汉武帝任命汲黯为淮南太守，汲黯推辞说不能胜任繁杂事务，请求留在京城补阙拾遗，而不可得。那么现在阁下留在这个职位，是汲黯所求而不得的。朝廷之所以任用御史，不知道如何；对于我所说的，现在之所以留下阁下，也不知道如何。

译云然。士君子身处其官位，就应当思考其职责，必定要探问世间常道。我向来如此，一旦存有施恩求报之心，忠孝之道就已经衰微了。国士对待我，我便以国士之礼回报；众人对待我，我便以众人之礼回报。这是乱世游侠的言论，难道是贤明哲士自我期许时应当存有的心态吗？宗丈您的言论，期望阁下达到的高度尤其深远宏大，不如锡振我了解阁下的内心深刻。希望阁下都能保留这些说法，并慎重选择。君子自我处世的准则是审慎的。

锡振我从京城出发，在今年春初，从河北向南，沿着水流经过襄樊，泛舟洞庭湖，漂流潇湘，直到四月八日才到达桂林。先人的坟墓稍加修缮，亡妻的棺木也暂厝于此，滞留了两个多月。回到柳州又过了十多天，家乡是乐土，年成丰收。唯独浔州、梧州上下江路，盗匪之风日益猖獗，近来广东东部这一祸患尤其严重。南北行程万里，我妄图有所阅历，以增益见闻，但聪明闭塞，依然空空如也，手中无物，垂耳听命。世人所担忧祸害的，考虑到由我来承担，也再次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畏惧阁下的风采，不敢随意陈述。

锡振的老姐姐衰老了，近来又多病，我将奉养她北行，琐碎牵绊，不知何日才能启程。外面无处驻足，最终应当回归职守。旅游滞留，实在令人惆怅。回想前两三年在京城，与阁下等人时常往来，每天有朋友聚会、诗文饮酒的乐趣，不知该庆幸什么。想到阁下一旦出任守职，锡振早晚返回京城，在交游中寻求像阁下这样互相敦厚契合的人，还不知道是谁。而现在阁下留在此职，那么锡振心中充实，不再有顾虑。这又不是为阁下庆贺，只是作为锡振个人私下庆贺罢了。

顺风便奉上陈述，临书神往，只为道义相爱，请千万保重。

译李东阳论

李元度

臣子去职或留任，衡量标准不过是道义罢了。道义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去，这是道义。如果身为重臣，接受先帝的临终托付，不幸新君年幼昏庸，被权幸小人蛊惑，既然不能像伊尹、霍光那样废立君主，就应当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希望君主有一天醒悟，从而慢慢消除祸害。即使事情最终不能成功，而我也不惜在其中委曲支撑，那么我的心力已经用尽，天下也暗中受益，道义上不可以决然离去。如果只是愤愤不平地相继离职，为自己打算倒是方便了，但君主和国家怎么办？先帝的寄托怎么办？过去明孝宗时，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同心辅政，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极盛了。等到皇帝病重，召刘健、李东阳、谢迁到乾清宫，握着刘健的手说：“太子年幼喜好安逸享乐，先生们应当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明的君主。”他的托付也可以说是很重了。不久武宗即位，逆阉刘瑾扰乱朝政，刘健等人极力劝谏不被听从，韩文率领九卿伏在宫门前力争，皇帝打算驱逐刘瑾还未决定，刘健在内阁拍案痛哭说：“先帝的陵墓泥土还未干，你们这些人败坏到这种地步，我死了有何面目见先帝？”当时刘健、谢迁声色俱厉，只有李东阳言语稍缓。第二天各位大臣再次伏宫门力争，想要趁机诛杀刘瑾，刘瑾先在皇帝面前哭泣诉说，事情大变，刘健等人一并请求退休，刘瑾假传圣旨准许刘健、谢迁回乡，却独自留下李东阳。李东阳对此感到羞耻，再次上疏请求罢免，不被允许。刘健、谢迁临行时，李东阳为他们送行哭泣，刘健严肃地说：“哭什么？当时多发表一点言论，一同离去就好了。”李东阳因此遭受诟病，有“伴食中书”的诽谤。侍郎罗〇上书劝他退职，甚至请求削去门生名籍。改朝换代后，像王士祯等人仍然诋毁他。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武宗被刘瑾迷惑，只是没有醒悟他的奸恶罢了，一旦觉悟，也会像抛弃狗猪一样抛弃他。四年后太监张永揭发刘瑾的逆谋，于是刘瑾在街市被车裂。刘瑾不是不可去除的奸臣，也不是像王莽篡汉、武氏篡唐那样，建立自己朝代的人，不可共处一朝。刘健、李东阳、谢迁都是顾命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岂能一走了之就能推卸责任？刘瑾被诛后，刘健听说武宗游乐无度，就叹息不吃东西说：“我辜负了先帝。”他的叹息，与拍案痛哭，李东阳的哭泣送行，道义是一样的。刘健当初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呢？况且当时，韩文、刘大夏、戴珊、马文升、杨一清、刘忠等人，都已离职了。如果说李东阳绝对不能留下，那么就要使全国官员都空缺，让武宗更加孤立，让刘瑾更加得逞。倘若刘瑾怀藏匕首，最终实现逆谋，刘健等人用什么言辞向先帝谢罪？史书记载刘瑾凶暴，无所不讥讽侮辱，对李东阳还表面礼貌尊敬。李东阳潜移默化地夺取其权力，保全善良的人，天下暗中受到庇护。刘瑾曾经想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他们的家产，又逮捕刘大夏、杨一清下诏狱，都依靠李东阳极力解救。杨一清最终与张永定计诛杀刘瑾，如果没有李东阳，杨一清尚且不能免祸，刘瑾更加难以被诛杀了。此外像陈熊、安奎、张彧、崔璇、姚祥、张玮等人，都因为李东阳的救援得以免死。直到匿名信出现，刘瑾逮捕朝官三百多人下狱，如果没有李东阳，几乎就要灭绝同类了。宋朝青苗法实行时，做官的多投书辞职离去，邵雍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宽一分，百姓受一分恩赐。如果相继离去，有什么好处呢？”唉，议论李东阳的人，难道没有思考过这个道义吗？考察刘健、谢迁离职后，刘瑾让焦芳、王鏊一同入阁，王鏊虽然持正，不能与刘瑾抗衡，只与李东阳在其中弥补缝隙，多有补救，世上没有诋毁王鏊的人。谢迁罢相后，过了二十一年，世宗再次召他入阁，已经七十九岁了。第二年因病回乡。如果一定以不做官为高尚，那么谢迁多此一举，世上也没有诋毁谢迁的人。却唯独苛责李东阳为什么呢？李东阳如果贪图权位眷恋俸禄，那么立朝五十年，应当坐享荣华富贵了，却还靠卖文卖书来供给日常开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设宴待客不能具备鱼菜。清高节操像这样，却与恋栈不去的人互相讥讽，不平之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有人说：“您对狄仁杰曾经著论非议，为什么唯独对李东阳宽容？”回答说：“时势道义不同啊。狄仁杰遭遇改朝换代的变故，道义上不应当侍奉伪朝。李东阳是顾命元老，不可以高蹈避世标榜清高。君臣的道义在天地间无处可逃。况且狄仁杰推荐张柬之，后来张柬之反周复唐，世人把功劳都归于狄仁杰。李东阳救杨一清，后来杨一清定计诛杀逆瑾，却未听说把功劳归于李东阳，反而加以诟病。难道不是众人喜好厌恶都不考察清楚吗？所以评论人贵在折衷于孔子。”

饶新泉六十序

李元度

古代有“大隐在朝市”的说法，汉代东方曼倩于是以避世金马门著称，所谓吏隐就是这样。然而我认为吏隐中最高尚的莫过于汉代南昌尉梅子真。看他不辞卑官，像柳下惠；直言极谏，像箕子、微子、比干；等到上书不被答复，弃官改变姓名入山修道，世人传说他成仙而去，于是有了“神仙尉”的称号。现在南昌郡属下的分宁、奉新以及我们平江的梅仙山，都是梅子真栖息的地方。那么他做南昌尉，大概是有所寄托而隐居罢了。自从功利之害深痼人心，仕途更加尘浊不可问，能得到吏隐遗意的人，艰难地很少了。如果能仰慕仙尉风致的万一，尤其应当超出流辈。古今人相差太远了。现在却在饶新泉通守身上仿佛遇到了这样的人。他本是东乡士族，三岁丧父，母亲太夫人矢志抚育他成人。从小勤奋学习，读古人书，能理解其意。等到应试遭遇困厄，于是前往京师，在阁部供职，按年资以少尉身份外放。

译湖南并非他心之所向，然而您却转而担心他不履行职务，常常感慨地说：“人们看重的是官职，而不是官职看重人。以孔子的圣明，尚且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和掌管畜牧的官员；程子则说，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只要心存仁爱万物之心，对人一定有所裨益。我怎敢自轻自贱呢？”起初，您暂代桂东尉，恰逢广东盗贼猖獗，您因治理团练有功，被提拔为主簿。当时乡兵抓获两名贼谍，您（释放）了他们，他们原来是遭劫掠后逃归的人。您力排众议，救出了他们的性命。不久，您被任命为长沙少尉，对待狱中的囚犯恩威并施，当时常用善言劝导感化，囚犯大多感动哭泣。每年您都减免自己的俸禄，冬天施舍棉絮，夏天施舍药物，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起初，杜中丞瑞联镇守长沙，认为您有才能，发公文让您暂代郡司狱，但长沙县的囚犯随即肆无忌惮，互相搏斗撕咬。上官因为您善于安抚驾驭，发公文让您回到原任，于是囚犯们便安分守己了。当时您已晋升为别驾，加授盐课司提举衔，而王司徒文韶当时正巡抚湖南，上疏推荐您以通判身份在湖南候补任用。崇方伯福主管财政考核，又以政绩卓异推荐您，称赞您心地纯正、行事老成练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您于是由提举衔加授二品官阶，并请求将封赠父祖的爵位按照您的官阶办理。德配王夫人堪称贤内助，长子绥芝在广西做官，所有名声业绩；葆芝、培芝都是著名的秀才；蔼芝在皖南做官；印芝读书敏锐，门庭若市，且日益兴盛。今年三月是您六十寿辰，同僚朋友纷纷祝贺，来征求祝酒辞。我认为您的仁心为根本，众人传颂口碑，有熊兴林者被监禁十年了，您多次为他申冤，上官认为您并非徇私，立即释放了他，您又资助他路费。我的族子某人本是村农，因从军屡次保举为千总，归附抚标后被人牵连，愚钝不善言辞，陷入牢狱三年，始作俑者远逃，终究没有出路，也依赖您得以昭雪。您造福生灵，像这样的事不止一端。然而人们了解您，还只是您外在的功绩罢了。您天性胸怀开阔，随遇而安，在官任上读书教育子女，常常好像置身于官场之外。您重新刊印了钦定《全唐诗》和《皇朝经世文编》，缩为袖珍本以馈赠文人雅士，又聚集志同道合的人采集辑录道光、咸丰以来名臣魁儒有关学术政术的作品，编成《经世文续编》，不胫而走，传遍海内。唉，这难道是俗吏所能做到的吗？那么，仙尉的流风遗韵，您大概接近了，而“吏隐”的名号，也只有您因为素来爱好古雅才当之无愧。拿东方朔来比拟，还觉得不是您的同类。谨以直言为您祝寿，并致以无疆的祝福，想必您不会认为是阿谀奉承吧。

译遵旨酌议折

乌拉喜崇阿

遵旨酌议具奏事。光绪九年二月二十日奉到上谕：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奏请厘正奏议体裁一折，臣下因事建言，原本不拘定程序，只是称引地名，不宜任意割裂，本朝年号，尤其应当敬谨书写全书。据奏近日奏牍，往往省略文字，这实在是不对的。此后内外臣工陈奏事件，务必敬慎从事，不得稍有轻率。其余所陈各条，由都察院堂官酌议具奏。钦此。

臣等伏查章奏体裁，大要以明允笃诚为根本，辨析疏通为首要。诚如明谕所说，因事建言不必拘定程序。然而近年内外臣工，偶尔有敷奏失当者，有的经过谕旨申饬议处，有的经过言官指摘纠劾，奏议的体制并非没有随时加以厘正。至于文硕所陈各节，拾取细枝末节，臣等详细寻查翻译，实在与大体无关。既然蒙皇上交由臣衙门酌议，有不得不分别剖析的。

查原奏称：向来条陈时务、劾奏百僚，有须交议饬查之处，只应声明请旨施行，从无指名奏派大臣查办的道理。如果事关通部，尤其不容特举一二人来承担，以致开启擅专的端倪而树立标榜的阶梯等语。臣等查近日臣工陈奏事件，有应请旨派员查办的，偶尔举出众望所归的大臣，如阎敬铭、彭玉麟等敬谨入告，这些人都是历经中外、为国家旧臣，朝廷委任素来专一，岂待新进小臣为之标榜？况且陈请虽然出于臣下，而权衡仍断自圣上内心。圣上虚怀采纳，也必定审察事理、观察言辞，才予以允准。如果迹近标榜，断难逃过圣明的洞察，擅专的端倪，更不必担忧了。

原奏又称：近来奏牍，附片已嫌其多，如照例会衔公事，也用附片具陈，实在与体制不相协调，而刘恩溥此次的附片，则更加亵慢不伦等语。臣等查会奏事件，若附片陈奏如何列衔，不但体制不相协调，而且窒碍难行。未据该学士指明系何人、何件、何年何日之事，臣等无凭考核。若会奏事务较繁琐，正折夹带，头绪不清，偶尔用附片声明，似乎也无损于对扬之体。向来各衙门及各疆臣奏事，一折之中大约以三片为率，不敢过多。军兴以来，文书旁午，文报纷繁，统兵大臣，恐怕缮疏迟延，偶尔有一折夹至五片的。疆吏因其简速易行，辗转相效，而文字不冗长，便于垂览，与嘉庆年间谕旨，实皆因时制宜，并行不悖。况且前训专指外臣，并未涉及科道，文硕曲为牵合，大概不知科道风闻言事，体格独宽吧。

至于刘恩溥弹劾俊启，要以俊启劣迹是否昭著为定。今查办既已得实，该御史即属敢言，从而议其修辞之误、夹片之疵，已近于深文曲笔。前者言臣劾奏崇礼，该学士则追论之；今言臣劾奏俊启，该学士又追论之。知情者以为文硕本不以二人为然，不过性好挑剔；不知情者且以为文硕专为内府大臣代鸣不平，这也昧于择言了。

原奏又称：满洲世仆奏谢天恩，例用清文，蒙古汉军也跟随这样做。后来外省文职绿营各大员因承缮乏人，不得已而改具汉字折，不期世风递降，近且渐及骈联等语。夫古今文体奇偶相生，圣代字书清汉并重，未必字用汉文、词用骈体，即属世风日降。况且列朝宸翰，间有骈章；国初名臣文集，列于四库者，其陈谢疏表，类用四六，实在不是从近日才开始，该学士也偶尔未见吧。

原奏又称：宝廷前由内阁学士补授礼部侍郎，率请收回成命，既涉浮伪近名，殊乖满洲旧俗等语。臣等查宝廷原疏，援引司马光故事为言，岂其步武前贤，转致有乖旧俗？若谓官非躐等，则魏象枢由左都御史擢授尚书，亦尝辞让；宝廷自揣不胜部务，情事相同。如谓出于汉臣则为美德，而出于宗室满洲则为近名，似属强分畛域。况且该学士不论诸宝廷疏辞之日，事阅数年，人已获谴，乃并其谦让悃忱亦加指摘，宅心既不复存厚，立论即不能持平，甚非谓也。

总之原奏论人则过涉苛碎，论事则过于吹求。臣等仰稽成训，俯考台规，以为厘正奏疏体裁实不在此。除割裂官名，如乌提墨热之类，本见于处分则例；年号省文，复蒙明降谕旨，当并原奏所恭引谕旨、庭训格言，一体钦遵。其余各条，应请毋庸置议。

抑臣等更有请者，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时艰，孜孜求治，广开言路，优待边臣，书之史册，实

译这是千古的盛事，对于进言任事的臣子，自然应当常存敬畏之心，在陈述奏对时，谨慎更要加倍谨慎。即便语言文字稍有细微瑕疵，但为了培养言路的刚正风气，体恤边疆的辛劳困苦，圣上尚且格外宽容，臣下岂能忍心苛刻深究？黄体芳屡次进献直言，他的奏疏中偶尔沿袭唐宋文人的义法，简略列举年号，这就像《诗经》《尚书》中称文王武王，也间或简称为“文武”，是省略概括其词，并非野史小人的陋例。即使认为他不应当从简，又何至于将其目为荒诞，诋为不敬，任意责骂？嘉庆年间，谕令吴熊光自从简用为湖广官员以来，朕就听说他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复禀帖时，措辞往往严厉。他在军机处担任章京多年，拟写谕旨，对于训诫之语习以为常。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也应宽厚对待，动不动就遭到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也不符合体制。钦此。文硕留心掌故，对列朝圣训研究颇熟，所以下笔时动不动就沿袭训诫之语，与吴熊光拟写谕旨习以为常相类似，却不知这与章奏的文体已经违背。他屡次上封事，大体上多是驳斥言路、审勘奏疏的。上年六月，曾奉谕旨备案，如果仍然浸染不止，将使臣下趋向缄默，言官致使修饰文词，似乎以厘正体裁为名，反而蹈入箝制言官的习气，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一点。原奏中“大清”仍按满洲习惯抬写，“先帝”仍按先王习惯抬写，责备别人草率，自己却亲身蹈行。至于吉林、宁古塔一带，靠近赫图阿拉，好比周朝的豳、岐，气候严冷，与中原不同。近年时逢吉日，屯兵开府，文硕难道说不知道吗？却有视同戍边、苦寒呼吁，吴大澄已属冒昧粗心，铭安更属忘本等语。在贵臣不体恤戍卒的辛劳，朝官不知边城的困苦，或许确实有这种情况，文硕曾经到过极边，忽然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不解。查考圣祖仁皇帝巡幸吉林的谕旨：“此后将军以下、拨什库以上，应念兵丁远居边境，无市贸易，身冒严寒，往采山木，妻子汲水，操作备极艰辛，时加怜悯。”钦此。可见吉林一带严寒，早经祖宗鉴察，何必讳言？当此时局艰难，边臣陈述戍役的勤劳，图谋岩疆的险要，正可以思先朝缔造之艰难，急草昧经营之事务。如果仍然粉饰不止，妄说吹律可以回温，抚军真如挟纩，势必令边将铺张祥瑞，摹会星云，这与奏报边情大有关系，这是更不可不忧虑的第二点。文硕志在报国，理应就今日吏治民生，寻求规划久远、剔除弊端的方法，恳切指陈，上备采择。如果只以挑剔苛责为事，深恐刻核太甚，则不肖之心应之，不仅攻讦言臣，与上年谕旨不准怀挟私意、妄逞笔锋的意思相违背，即使称引成宪，也是识小而不能识大。原奏所述施沓，核以历代名臣奏议，国朝臣工奏议即无此体。然而臣等仰维圣朝博采之意，断不敢持矛刺盾，苛以相绳。而其立言蹐驳，不便施行之处，臣等职领台纲，亦不敢曲为附和，理合详晰覆陈，恭候裁夺。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旨：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