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二

译这种做法已经远离天下大道，距离王道也很远了。墨子称道说：从前大禹堵塞洪水，疏通江河，使四夷九州彼此通达。名川有三百条，支川有三千条，小河更是数不清。禹亲自拿着白木耜，治理天下九州的河川。他的小腿没有肉，胫骨上没有毛；冒着暴雨，顶着急风，安置万国。禹是大圣人，然而使自己的形体劳苦于天下，竟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墨者大多穿粗布衣服，穿着跷足的鞋子，日夜不停，把自我苦行当作最高准则，说：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禹的道，也不配称为墨者。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等人，以及南方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一类，都诵习《墨经》，却相互背离、诡辩，各自与同门分立，称为“别墨”。他们用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互相诋毁，用骑偶不性之类的言辞彼此应答；把巨子当作圣人，都愿意为他执事，希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墨翟、禽滑厘的用意是对的，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不对。这样下去，后世墨者必定会以使自己苦劳到小腿无肉、胫骨无毛为相互勉励罢了。这是把天下弄乱的最高境地，是治理天下的最低境地。即便如此，墨子确实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才，想寻求这样的人却不可得；即使憔悴困苦，也不肯舍弃，可以说是天下少有的才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斗〕 真是有才之士啊！郭象注：勤劳节俭就会憔悴，所以不能光彩显耀；但财物有余，所以能应付急难、预作准备。过分地遵循这种做法，便不再顾及众人能否做到。物资不足就会争斗；墨子让百姓勤俭有余，所以把争斗视为错误。他并不发怒，只是自我刻苦。既然自认为正确，就想让万物都与自己相同。先王则放任群体各自不同，然后使它们自然归于协调，却不知其所以然。墨子毁坏古代礼乐，认为它们过于奢侈靡费。万物都以尽力任性、符合本情为可贵，如今却把勤俭立为法则并做得过分，即使想使天下富足，也不是爱人的方式。墨子只是成全了墨家的道路，而不是道德之道；不合万物的真实情状。他的道像山谷一样空狭而没有滋润，使人忧愁悲伤、难以实行，不能作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使百姓各自得到符合本性的快乐，那么天下就没有难事了。所以为王者必须会合天下人的欢心，随万物一同变化。墨子只看见禹劳苦的形迹，没有看见禹本性的安适，于是认为自苦就是穷尽道理；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固守这种道理，所以成为墨者。在墨者内部，又互相分立。巨子最能辩明自己所主张的道理，从而成就其行为。众人都愿意做他的继承者，以延续他的事业；他们的用意在于不奢侈靡费并准备应付世间急难，所以有其可取之处。但做得过分，就错了。没有比违逆万物、伤害本性更大的混乱，所以这是最低劣的治理。他们所做的是真正喜好厚重、尊重圣贤而不违逆本性的事，只是不能拿来教导别人。想求这样的人却求不到，世上没有同类；即使憔悴困苦也不舍弃，因此只能说是确实喜好有才之士，而不是有德之人。吕惠卿注：先王的治理达到声名、文物都极其完备的程度，后来并不奢侈，也不靡费万物，不以礼数制度炫耀，这并非先王本来的常道。墨子用绳墨般的准则约束自己，是为了应付世间急难；古代道术中确有这一方面。道的作用在于体现常道而穷尽变化，墨子只看见它应付世间急难的一面，便把它当作常道；这就是所谓只得到一端便自以为明察、自我欣赏，不能要求人人都相同。墨子创作《非乐》，主张节制一切而不与人相异，都是做得过分、过度遵循己见。先圣的礼乐有节制，丧葬有仪式；如今却活着不歌唱，死了不穿丧服，不同于先王，毁坏古代礼乐，节俭淡薄到如此地步，不仅不爱别人，也不爱自己。墨子本来以泛爱、兼利为根本，却没有察觉人们不能甘心承受这种苦行，于是勉强他们以简约自持；只要这种偏失还不多，就还不算败坏墨子之道。哀乐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情感，先圣为它制定节文；墨子却使人想歌而不能歌，想哭而不能哭，这果真符合人的本性吗？活着勤劳，死后薄葬，使人忧愁悲伤。古代道术虽有这一方面，墨子却做得过分，不能说是圣人之道。自己虽然能够承担，怎奈天下人承受不了呢？这就离王道很远了。从前禹遭遇洪水，他的劳苦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所谓为应付世间急难而作的事。墨子把这种做法当作常道，就是错误的。勤劳以应付世间急难的用意本来是对的，但把它实行得过分就不对了。天下人承受不了这种做法，因此不能让后世学者只知道苦身相互勉励罢了。勤俭本来很难实行，墨子却特别能做到；他确实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才，想找这样的人也不可得，真可以说是才士啊！疑独注：大道既已丧失，诸子相继出现。有像墨翟、禽滑厘这样的，有像宋钘、尹文这样的，最后又有惠施一类人，互相辩论数千言，庄子用言辞排斥他们，所论便显得开阔明白。墨家教人动辄苦身、节俭薄葬，把安逸享乐和奢侈靡费视为错误，所以不使礼数制度炫耀，而用绳墨般的准则约束自己，足以应付世间急难而使财用有余。因此墨翟的门徒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最终实行起来却过分，越到后来越拘泥。活着不歌唱，所以作《非乐》；以节省财用为道，所以死后不穿丧服。他们的道使人各自满足而不争斗；自我刻苦，所以不发怒；喜好学习而想使万物与自己相同，所以广泛宣说而主张不相异。活着勤劳，死后薄葬，毁坏古代礼乐，不与先王相同。从黄帝有《咸池》到周公作《武》，都是说明活着不歌唱的错误；从古代丧礼直到士人用两重棺椁，都是说明死后不穿丧服的错误。“末败”是说这种道最终会失败。使人想歌而不能歌，想哭而不能哭，这果真与人的本性相类吗？这是说墨子只成就了自己的学说，却违背万物情状的变化。他的道过于粗陋，使人难以实行，距离先王很远。先王大概与百姓一同休息，他们的道以人情为根本，并不以难以实行作为目标，也不想让天下人都变得和自己一样。从前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亲自拿着弃耜，冒雨顶风；使形体劳苦于天下，到了这种程度。后世效法他，把自苦当作最高标准；禹的道本来不是墨家的道，流传习染的弊病才成为所谓墨家。相里勤直到邓陵子这一类人，都诵习《墨经》，却彼此背离、诡辩，分开同学而走向不同道路。他们用辩论互相诋毁，用言辞互相应答，把最能辩论的人当作圣人，愿意为他执事，希望传承他的事业。墨子主张勤俭、应付急难，这一点是对的；过分自苦，则是错的。说到导致混乱，他处在最高处；说到治理，他处在最低处。墨子确实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才，但想找到与他相类的人却不可得。墨子的才智接近禹，而道却远离禹，所以不能没有弊病，最终只是成为一家墨学罢了。

译碧虚注：墨家的教法不奢侈靡费、不炫耀光彩，勤劳节俭、严格要求自己，以应付世间急难；但节省吝啬过了头，自己能够遵行，众人却难以遵守。《非乐》《节用》，活着使人忧愁，死后又薄葬，可以说大大违背人情！然而，泛爱接近仁，兼利接近义，不相争接近礼，不发怒接近智，又喜好学习并广泛主张相同，这也不同于流俗。它与先王不合之处，尤其在于毁坏古代礼乐。从《咸池》到周公作《武》，以及棺椁的层数，都是古代礼乐。墨子活着不歌唱，何况丝竹乐器呢？死后不穿丧服，何况珠玉陪葬呢？把这些用来要求自己，本来就不合人情；用来教别人，更过于残酷，最终不能避免背离、诡辩而无伦次的弊病。人的歌唱、哭泣、欢笑、喜乐都发自本情，如今一概认为错误并加以去除，就与世俗人情不相类了。粗陋枯槁而没有润泽，使人忧愁悲伤，众人都不能承受，唯独墨子能够承担；既然不合天下人的情性，就离王道很远。墨子尊奉大禹的勤劳节俭，所以称道禹治水的功绩。“九涤天下之川”，是说疏通九州河川，使它们没有壅塞。“腓无肢”直到“置万国”，都是记载禹粗略的事迹，还没有达到精妙根本；后世效法他，以自苦为最高标准，甚至割伤肌肤、截断肢节来祈求福报，这又是学习墨家的弊病。相里勤一派，是最终败坏墨子之道的人。他们把善于以博辩论说大义的人奉为老师，终于形成清谈好胜的弊病。以勤俭应付急难，是对的；用忧苦教人，则是错的。后世效法这种做法，混乱处在最高处，哪里还谈得上治理！然而他们好学勤勉专一，天下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勉强求学、树立志向，教化同伴，足以与仲尼相匹敌，也可以说是才士中优秀的人物。只是他们的行为失去了道德的正道。鬳斋说：不教后世奢侈，所以不加以华饰。不把礼乐制度和各种数量规范作为万物的光彩，而是约束自身以矫正世俗，希望天下的财用有余，主张节俭以使物资充足；这是说世人因衣食不足而导致争乱。后来的墨家学者于是压抑、阻遏得过分。《非乐》《节用》是《墨子》的篇名。把国家间的争斗视为错误，不以发怒为道。所谓“博不异”，是广泛宣说自己的学说并主张万物相同。教人爱己，两方面都失去了正道。不近人情，所以说“日不类”。“大般”犹如大朴，意思是粗厚质朴。他们的行为难以实行，违逆天下人心而墨子却安然处之；既不合人心，就不可能以此称王于天下。墨子所称道的禹，使形体劳苦于天下竟到了这种程度，是误解了禹的功绩。“九”，读作“鸠”，意思是集合众力而杂然治理。奇偶本来不同，却说它们不相异，这是强辩的言辞。巨子，是墨学中成就最高的人。说“求之不得”，是说再也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极其憔悴困苦，也不停止实行，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不使万物奢侈靡费，不使礼仪炫耀光彩，勤谨节俭以应付世人急难，这是禹的行为在世间所显现的一面。墨翟、禽滑厘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终于把它实行得过分，勤劳苦行而难以实行，拘泥于形迹而使自己枯槁、不合人情。他们创作《非乐》《节用》来教化天下；活着不歌唱，死后不穿丧服，就是《非乐》《节用》落实在行为上的表现。泛爱是为了兼利，不争是为了不发怒，也不能说不是贤厚之行。喜好学习、务求广博，希望别人都与自己相同，内心仍有好胜之意，未能克服自己的私心。至于毁坏古代礼乐，则不仅违背圣人典籍，也违背天下人哀乐的情感，强迫百姓接受难以遵从的做法，自己和别人都不能说是相爱。由此可知，墨子之道最终会失败，不能实行于天下后世。应当歌唱时不歌唱，应当哭泣时不哭泣，就不合人情了。活着勤劳，死后薄葬，粗陋困苦而使人忧悲，违逆万物情状，百姓无法承受，距离王道很远。墨子又称道大禹治水的功劳，勤劳到了这种程度，使后世学墨者也把自苦当作最高标准，想竭力扶持他的教法，却不知道禹是在洪水变化之中，为拯救父亲而努力，功业不能一开始就完成；这是在变化中的特殊变化，于是刻苦舍身，后来才成就其功绩，不能把它当作常道。把应付特殊变化的做法施用于平常情形，无异于自己害病还用针灸，徒然增加疮痛，还有比这更不明智的吗！相里勤一派又自称“别墨”，互相争辩诋毁，推举最能成就其学业的人为圣人。巨子，犹如儒家所说的硕儒。众人都愿意继承他的事业，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这是另一段话，意思是说当时墨学内部又有分派；墨翟、禽滑厘承接前文，他们为人的用意是对的，教人自苦则是错的；导致混乱时居于首位，导致治理时处于末位。然而墨子真正的性情所喜好之处，天下无人能及，最终在当时建立了教法；它固然不是圣人之道，也可以说是才士之道。过去孟子排斥杨朱、墨子，认为他们不是圣人之道，用严厉言辞竭力拒绝，好像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足以看出卫护道统的迫切。南华又详细说明墨家的行为及其源流，反复指出它的弊病，却不废弃其中的长处，可以说是公允而宽厚的评论。这里没有谈到杨氏，意思也包含在其中了。墨学大禹，杨学老聃，二者都出自圣人之门，只是所学有所偏颇。就像师、商同学于孔子，有的过头，有的不足；这就是杨、墨的萌芽枝叶，所以求学不可不谨慎。不被世俗拖累，不以外物自我装饰，不对人苟且，也不在众人面前放纵任性；希望天下安宁，使百姓生命得以保全；自己和他人的供养，全部满足就停止，以此使内心纯白。古代道术中有这样一种，宋钘、尹文听到它的风气便欣然接受，制作华山形制的冠来标示自己，以区别、宽宥万物为开始。谈到内心的容态，把它称为心的运作。用和气使众人相亲相悦，以调和天下，请求把这种道立为主导。受到侮辱也不以为耻，以救活百姓和国家为急务；禁止攻伐，使战争停止，以此挽救战乱。凭借这些周游天下，对上劝说君主，对下教导百姓；即使天下人不接受，仍强行劝说而不停止，所以说上下都厌烦了他，他还强行求见。即便如此，他们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为自己考虑得太少，说：只要每天固定得到五升饭就够了。先生恐怕还吃不饱，弟子即使饥饿，也不忘天下，日夜不停。又说：我一定能活下来吗？难道是图谋骄傲地做救世之士吗！还说：君子不作苛细察究，不拿自身去借助外物。认为对天下无益的事情，即使明知可以做，也不如停止。对外以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为主，对内以减少、淡化情欲为主。无论事情大小、精粗，他们的行为做到这里就停止了。

译郭象注：“忮”是违逆的意思。“毕足而止”是说不希望有余。“华山”上下均平，用来表示他们的行为。区别、宽宥万物，是不想让万物彼此侵犯错乱。强行用自己的道使人相合，使天下调和。这两人希望把这种道立为万物的主宰。受到侮辱也不感到耻辱，以救活百姓为急务。救止争斗、停止战争，就是所谓和合调和。虽然天下人不接受，他们仍强行劝说而不停止，这正是和合调和的道理。天下人已经厌烦，他们还强行求见，这就是所谓不以受辱为辱。不顺应万物自行变化而强行安抚它们，所以劳功太重。说只要五升饭，是明白表示自己所求很少。宋钘、尹文称天下人为先生，自称弟子。日夜不停地为百姓操劳，是认为百姓也应当报答自己。‘图傲’是挥斥高大的样子。‘不为苛察’，是务求宽恕。‘不以身假物’，是自己亲自出力。不做对天下无益的事，所以成为救世之士；他们的行为做到这里便停止，还不能通达虚旷之境。吕惠卿注：不被世俗拖累，不求用外物装饰自己，以诚心推及他人，即使处于丑陋境地也不争竞，希望人们安宁休养而不求有余。内心若有不合适之处，就把它看作污垢而洗去，所以说以此使内心纯白。万物纷争，是由于相互侵犯而苛急；把万物区别开并加以宽宥，正是止息纷争、希望安宁的方法。道心作为万物的主宰，无所不容，便不应有所争。两人说明心的容态，并实行使人以羞耻止争、以和气相悦、调和天下，这就叫心的运作。希望把这种道立为主，是推尊而奉行它。从受到侮辱也不感到耻辱直到强行劝说而不停止，这就是所谓调和天下的方法。古代道术虽有这一方面，但他们为别人考虑太多，为自己考虑太少，这正是两人不能与大道相合之处；他们说自己日夜不停地拯救世人，世人却不至于把他们看作骄傲自大的救世之士，也不理睬他们，那么他们就一定能活下来，不必担心饿死。他们的行为做到这里就停止，超过此限便不是两人所知的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听闻大道。他们的行为做到这里就停止，超过此限便不是两人所知的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听闻大道。疑独注：如果能脱离世俗而不受牵累，对待外物任其自然而不加修饰，对待他人安和而不苛刻，对待众人顺应而不放纵，希望天下安宁，满足于使百姓获得安养而不求有余，那么宋钘、尹文二人的道与墨家略有不同，所以接续在墨翟之后。说它的流风，是因为后世还有这样的人，所以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华山冠，是宋钘、尹文用来标示自己行为的东西。接触万物以分别、宽宥大小为开始；圣人之道则认为物我同体，无所分别，大小同处一域，也无所谓宽宥。所谓“容”是其进取，所谓“行”却不是其本心；两人谈内心的容态，把它称为心的运作。他们的愿望在于天下安宁，所以以羞耻使人相悦，以此调和天下；请求把它立为主，与“都愿意为他执事”的意思相同。从受到侮辱也不感到耻辱直到强行劝说而不停止，都是自我承担过度。对上劝说君主，对下教导百姓，可以看出他们为别人考虑得太多；受到侮辱也不感到耻辱，直到说五升饭就够，可以看出他们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图傲”是放大自己的行为，以救世为事业。能坚持而不能变化，不足以立义。两人在教化方面做过了头，在义理方面却有所不足。君子不作苛细察究，是说自己亲自出力。若认为对天下无益而加以考察不如亲自去做，又是说想救世。对外以停止战争为务，对内以减少情欲为务；事情无论精粗、大小虽然不同，他们所实行的也只到这里为止。碧虚注：没有情欲，所以不受牵累；质朴，所以不加修饰；遵循直道，所以不苟且；顺应事物本性，所以不凭借外力。希望天下安定、百姓存活而不过分供养，明白自己的本心，不过如此。华山冠用来表示内心坚正，冠顶均平，象征治理时区别贤愚，以宽缓的法典为治理根本，并且言行不亏失。法令宽和，便能合乎民心，天下称美，乐于推戴他们为君主。忍受侮辱、止息争斗，使百姓不争。停止战争，守持慈爱，使百姓崇尚柔弱安静；以此劝说天下，使百姓必然顺从并希望他们安定存活，这就是为别人考虑太多。勤俭自苦，说每天只置办五升饭，还要推让给先生；宁可自己忍饥，也不忘天下，这是为自己考虑太少。‘我一定能活下来吗’，是说我思量救人，上天一定会使我活下去。‘图傲乎’，是说并不图谋骄傲，哪里是想夸耀自大、只求救世的虚名呢？不作苛细察究，是务求克制自己。不拿自身借助外物，是以身作则、亲自实行。凡是对天下无益的事都不做；对外以不争来调和物情，对内以减少欲望来节制自己的性情。事情有精粗不同，只去除不合理的部分而实行合理的部分，这就是治理之道的极致。鬳斋说：“饰”犹如自我供奉、享受。“忮”是违逆人情。“别宥”犹如“在宥”：随各自的分际安处叫作“别”，宽缓安闲、自得其所叫作“宥”。“容”是体，“行”是用。用和气使人相亲相悦，用调和使天下和平，请求把这种道立为主。强行劝说而不停止，就是别人厌听了仍夸夸其谈不已。每天只有五升饭，老师和弟子还要共同分食，先生尚且吃不饱，弟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忍饥自苦，日夜不停，哪里是长久活命的办法？大概是想以此矫正那些借救世之名而自求私利的人。“图傲”一句颇难解释，各家注释只有郭注较为接近；这是南华的叹息之辞。“图傲”犹如谋求疏阔，意思是他们的做法空泛广大而不切合实际。两人想凭一己之力救济天下众人，却不估量事情难以实行。不作苛细察究，就是善于宽宥；不借助外物来荣耀自身，对天下无益的事就停止不做，就是善于区别。他们的学说大意，是希望对外没有攻战争斗，对内没有情欲扰乱，做到这里便停止。不受牵累、不加修饰，内心就能虚静而守持质朴；不苟且、不违逆，便能务求诚实而和乐。以此教化世俗、接待万物，普遍希望天下安全；既然自身不过分享用，就不会妄求。过多积聚只会给自己留下祸害，这是保持长久安宁的方法。以此在天下立教，明白本心而不隐藏真实情意；宋钘、尹文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继而实行其道。华山冠用来表示行为方正均平。他们接待万物，以区别善类、宽宥愚蒙为根本，这样必定不会趋向邪恶，也足以敦厚风俗、兴起教化；但实行起来有弊病，不如圣人治理的广大完备而能够长久。所谓“心之容”，犹如手容、足容，是说心的举止气象；“心之行”是说心的安排施设，把本心的善落实于行为。调和天下，不争斗、不发怒，普遍使人安定满足而供养到足为止；这句话中含有施惠而不懂得治理的意思。希望把这种道立为主，是愿意遵从、承受它的教化。忍辱救斗、停止战争，都是守持柔弱、不与人争的意义。强行使人安静、强行求见，都是一定要别人听从自己的说法。说只要五升饭，是表现自己所求很少；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忘天下，是表现为别人考虑太多。日夜不停，直到疲惫极点，还叹息说“我一定能活下来吗”，意思是自己劳苦救世，造物者一定会使自己活下去。

译如今世上苦行、剃发修道的人，对自己勤俭，对别人周全，很有些像他们；但他们不学习、没有见闻，远远比不上他们。“图傲乎”一句颇难解释，各家注释只有郭注较为接近；这是南华的叹息之辞。“图傲”犹如谋求疏阔，意思是他们的做法空泛广大而不切合实际。两人想凭一己之力救济天下众人，却不估量其难以实行。不务苛细察究，就是善于宽宥；不借助外物来荣耀自身，对天下无益的事就停止不做，就是善于区别。他们对外实行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使人人满足而不争；对内实行减少、淡化情欲，约束自己而不责求别人，也不留下后患。事理虽有大小精粗，但概括他们的行为，不过到此为止；这说明他们不能登堂入室达到圣人境界，所以最终只能停留在墨学而已。本段论述当时墨家的弊病，其中有主语、宾语的转换，应当仔细审察。《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一百四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一百五。武林道士褚伯秀学。天下第三。公正而不结党，平易而无私心，果断而不自立主张，顺应万物而不把它们分成两类；不顾虑，不谋划，不凭智巧；对万物没有取舍，与万物一同变化。古代道术中有这样一种，彭蒙、田骈、慎到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他们把齐同万物作为首要原则，说：天能够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够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够包容万物，却不能分别说明万物。知道万物各有可以和不可以，所以说：有所选择就不能周遍，有所教导就不能周全；只有依循大道，才没有遗漏。因此慎到抛弃智巧、去除自我，只顺从不得已。任凭万物自然淘汰，以此当作道理。他说：知道自己不知道，反而会轻视知识；轻视知识之后，又会近于伤害本性。行为散漫不受拘束，无所任事，却讥笑天下人崇尚贤能；放纵脱略而没有操守，又非难天下的大圣人。他们击打、摧折、斩断，与万物曲折周旋。舍弃是非，只求能够免祸。不以智虑为师，不知前后，只是孤立自处罢了。受到推动以后才行动，被牵引以后才前往，像旋回的风，像回旋的羽毛，像磨石的转动。保全自身而不犯错，行动和静止都不过分，从未有罪过。这是什么原因？无知之物没有自我建立的忧患，也没有运用智巧的牵累；行动、静止都不违背道理，所以终身没有声誉。所以说：至多不过达到像无知之物罢了，哪里还用得着贤人圣人！土块也不会失去道。豪杰们相互讥笑说：慎到的道，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恰好成为怪异之说。田骈也是这样；他向彭蒙学习，得到的是“不教”的道理。彭蒙的老师说：古代得道的人，不过达到没有什么可肯定、没有什么可否定罢了。他的风声像逆风吹动的声音，怎么可以用言语说明呢？他总是反对世人，不能聚集同类共同观察，也免不了像被斩断一样。他所说的道并非真正的道，他所说的“是”也不能免于成为错误。彭蒙、田骈、慎到都还不知道道。即便如此，他们毕竟都曾有所听闻。郭象注：“次然”是没有主宰、各自任性的样子。万物各得其所趋，所以归于一；只有完全运用其本性才能周全，任其本性才能达到极致。“泠汰”犹如听任放纵。意思是智力浅薄，却不知道任万物自然，所以先轻视知识，随后又近于伤害本性。不能承担职责，却让众人各自任职；众人各有才能，就无需横加干预，也无需再崇尚贤能。非难天下的大圣人，是想破坏他们的外在行迹，使万物不再追随他们。法家的方法虽精妙，仍有击打摧折，所以还没有达到泯然相合。不能分辨是非，前后混淆，只放任本性，苟且免除当时的祸患。“魏然”是独立自处的样子。受到推动和牵引以后才行动前往，就是所谓顺应不得已。生命止息源于声誉，声誉源于有所建立；只有圣人才能去除智巧和人为，遵循自然之理，所以愚者、智者各得其宜，贵者、贱者各居其位，贤者、不肖者都顺应本性。可是他们却说不需要贤人圣人，所以是不知道道。想让人像上面所说的土块那样去除一切，也把所有万物都这样看待，便都没有缘由能够得道；道并不是偏执于某一类事物。去除智巧、任其本性之后，精神才能明彻洞照，这正是贤人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说土块不会失道，人若像土块，不就是死人吗？这就是豪杰讥笑他们的原因。没有合于至道，所以成为诡异之说。“得到不教”，是说任性自为的道理，不肯定、不否定万物，也就是所谓齐同万物。“窢然”是逆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它不顺应民众的愿望，虽然立法，却纷乱而斩断，毫无棱角可言。道无所不在，他们却说土块也不会失道，所以是不明白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略有所闻，还没有达到大道。吕惠卿注：不结党、无私心，内心就虚静而不自立主张，所以能与万物合一。不顾虑、不谋划，与万物一同变化；古代道术家在寂然不动时，二人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感通之后才能通达天下事理，而这正是三人所不知道的。天、地、道都广大，却各有所不能，所以知道万物各有可取和不可取。有所选择就不能周遍，有所教导就不能周至；只有以道齐同万物，才没有遗漏。因此慎到抛弃智巧和人为，顺应不得已。所谓“泠”，是澄清浑浊；所谓“汰”，是去除扰乱。古人由此入道，并不是把这本身当作道。二人却把道限制在这里，是因为不知道智慧和自我本来未曾与万物分离。万物同时兴起，正是它们复归的缘由；它们纷纷芸芸，正是归根的缘由，不足以扰乱我的心。慎到所说的道理，只是认为知道与不知道罢了；先轻视知识，随后又近于伤害本性，只有无知才可以保全。慎到只知道知识也有不知道的一面，却不知道“不知”本身正是另一种知。‘謑髁’是不定的样子。放纵脱略而无操守，非难天下贤圣，是为了抛弃智巧、去除自我。‘椎拍’‘鈨断’以下三句，都是对‘泠汰于物’的说明：击打、锤炼万物，斩断、破绝万物，与万物曲折周旋，所以忘掉智虑和前后，只是孤立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