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第一

译“内心正直，就是与天为徒。与天为徒的人，知道天子和自己都是上天的子女，难道能只因为自己的言论就傲然自立，认为别人应当赞善自己、谴责别人吗？如果这样做，人们会说这是童子，这就叫与天为徒。外表委曲，就是与人为徒。低头曲身、恭敬奉承，是人臣的礼仪；人人都这样做，我难道敢不这样做吗？做别人所做的事，别人也就不会挑剔我，这叫与人为徒。依事成就而向上古看齐，就是与古人为徒。古人的言论虽然像是在教诲，实际是在责备我；那是古人已有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如果这样做，即使言语正直，也不会成为祸患，这叫与古人为徒。这样可以吗？”仲尼说：“不行！怎么可以呢？你这样做太多端正，拘守法式而不知权变，虽然固执也未必有罪；即使如此，也只能到这里罢了，怎么能够达到变化万物呢？这仍然是以自己的心为师。” 郭注说：“行独”，是说不和百姓有共同欲望；把全国百姓送入死地，把他们看得像草芥一样，百姓没有依靠和归宿，所以颜回想去救他们。仲尼说，颜回的道术不足以救卫君；这就像许多医生共同守着一个病人，反而只会使人疑惑，不能真正治愈。自己有相应的根本，然后才能接触外物。如果勉强运用心思去冒险犯难，就说明自己内在所保存的还没有安定。德性之所以流荡，智术之所以横行，是因为矜夸名声、争夺善名。即使像桀那样坏的人，他所矜持爱惜的也无非是名声和智术。名声一兴起，便彼此倾轧；智术一运用，便争斗兴起。一定要遗忘名声和智术，然后才能把道完全推行开来。如今颜回的德性、诚信，正是卫君所不能理解的；即使想用仁义去约束他，他也会认为颜回想毁掉别人来成就自己，必然反过来加害颜回。假如君主喜欢贤者、厌恶愚者，听到义理便服从，那就是明君；君主既然明白，便不会没有贤臣，你去也不足为奇，而且一定会受到伤害。你只要寂然不言；一旦开口，他必然借助君主的权势与你争较机敏，掩饰自己的过错，使你眼花、脸色屈服；你连自我解脱都来不及，只能放弃自己而顺从他。这样不但不能救他，反而会使他的恶行更加扩大。过去关龙逢、比干处在下位，却承担君主的忧患，所以被君主排挤。暴君不只是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同样求取名声，只是求取名声没有走正道罢了。珍惜名声、责求欲望的君主，即使尧、禹也不能教化，只能攻伐他；你难道想空手前往教化他吗？” 颜回说：“端正自己的形体，使内心虚静；说话谦逊而意志不二，这样可以吗？”仲尼说：“不行，怎么可以呢？卫君阳刚亢盛的性情，内在充盈，外在张扬。别人以事情触动他，他就轻慢挫抑别人，以求满足自己的奢侈心意；你若执着而不能变化，怎么可以呢？”颜回又改变说法，提出三条：内心正直，与天为徒；外表委曲，与人为徒；事情成就后向上古看齐，与古人为徒。仲尼仍认为不可，因为这些做法在政治和事务上还没有与道冥合；即使没有弘大到极致，也可以免罪，但在教化方面还不行，因为他带着这三种方法前往，仍然不能做到无心。吕注说：年纪壮盛，所以轻率治理自己的国家；行事专断，所以轻率地使百姓送死。死者遍布国中，国事所涉及的死亡本应十分惨重，却减少得如同泽中的枯蕉，这是积聚民怨、吝惜恩泽到了极点，百姓因此无所依靠。颜回想委曲自己而伸张道术，先生不允许，是厌恶道术混杂繁多会造成扰乱，最后反而不能救人。先保存自己，然后才能保存别人，这样到哪里都可以施行。如今颜回自己尚未安定，哪里有空闲去暴君那里施行道术？德性因名声而荡失，智术因争竞而出现，二者都是争斗的器具。德性深厚、诚信真实，足以通达人气，使人不至于鄙陋背理；名分不与人争，足以通达人心，使人不至于猜忌疑惑；做到这样之后，才可以与人言说。如今颜回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却强行用仁义绳墨的言论在暴君面前开导他，这是把自己的美好强加给别人而使人厌恶。卫君喜欢名声，就用名声去压迫他；喜欢智术，就用智术去对付他，使他使用凶器，这等于把自己送上门去。看他从哪里出发，便知道他会返回到什么结果；颜回此行恐怕只会成为助长他恶行的人。假如君主喜欢贤者、厌恶不肖者，那就与你相同了，你何必还要寻求与他不同呢？你若只是唯唯诺诺而不发表告诫，他必然借君主之势与你争较辩才；他的气色会变得激厉，目光眩惑，内心认定自己正确；你为了求得解脱而顺从他都来不及，这就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于是从一开始顺从下去便没有尽头。他若没有把深厚的话当作可信的教诲，我却去和他谈论，一定会死在暴君面前。过去关龙逢、比干修养自身而想要整治百姓，君主因此怀疑他们是在收拢恩德，于是排挤他们，也只是因为好名罢了。尧、禹对于蕃国尚且不能教化，甚至还要灭掉它们；可见求取名实，是圣人也不能胜任的事情，更何况是你呢？颜回说“端正而虚静、勤勉而专一”，并不是真正的虚静和专一。内心骄满，便在外表显露出来；压制他人的感受，以求使自己快意，小德尚且不能成就，更何况大德呢？用这种方法去格正君主，不过是外表迎合、内心不服罢了，又怎么足以教化他？这是用自己的言论去裁判别人的是非，因为把自己看低、把别人看高。站在道的立场看，天子与自己都是上天的子女，二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颜回认为与天、与人、与古人为徒，顺应这三方面的变化，或许可以行得通；但用这些来应对外物，并没有得到“一”而达到无心，所以才说是太多。外表把正直寄托在古人身上，便是用法来治理人，而不是用人来治理；想改变自己的所知，却没有谋略。所谓谋略，是秘密察知人的心意而取得效果，这样固然坚固，即使没有罪过，又怎么能够达到教化呢？因为他仍然以自己的心为师，还不能做到无心。疑独注说：年纪壮盛的人，气势刚强；行事专断的人，德性孤独。这就是他轻率治理国家、使百姓如枯蕉般死去的原因。贤者对于国家，好比医生治疗疾病：治理得好的国家本来就已经有治道，贤者无所施展，便会离开；混乱的国家无法自治，贤者便带着自己的道术前往。有病的人多到医生门前求治，有国家的君主也多求贤士。颜回愿意把从先生那里听到的言论作为法则来实行，希望卫国或许能够得到救治。仲尼认为颜回的道术浅薄，不足以教化卫君。圣人守一而成为天下的法式；既然如此，杂多的做法自然只会造成忧乱而不能救治。先保存自己，那么别人的事情不必言说也会明白；自己尚未保存安定，哪里有空闲到暴君那里施行道术呢？德性因有了名声才荡失，智术因有了争斗才出现，二者都是凶器，不能用来完全施行于天下。养气达到充实，才能通达人气；养心达到宁静，才能通达人心。若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把绳墨般的言论和法则施加在暴君面前，他一定会厌恶其中的美好而加害于你。况且卫君如果确实喜欢贤者、厌恶不肖者，何必还要寻求你来与他有所不同呢？你若不说话也就罢了；一旦说话，他又会凭借君主之势与你争较辩才，你的容色便在外表显露，内心也随之顺从；一开始顺从，后来就没有尽头。

译你若不相信我这些深厚的话，一定会死在暴君面前。过去关龙逢、比干修养自身而想要整治百姓，君主便借此陷害他们，这是好名的过失。丛枝、胥敖、有扈三国互相攻伐以求名实，尧、禹尚且不能教化，只好兴兵讨伐，使国家空虚、本人受戮才停止。由此可知，求取名实的人都不能自我避免祸患。颜回又告诉仲尼端正、虚静、勤勉、专一；仲尼说卫君内以阳刚自满，外在张扬，压制别人所受的感动，小德尚且不能成就，更何况大德呢？颜回又陈说三条：与人为徒、与天为徒、与古人为徒，希望能够避免经世的祸患；仲尼仍不允许。太多的正直和法则，却没有真正的谋略；谋，是私下察知，也含有间接谋划的意思。这样虽然固执，却未必有罪；但仍有内外之分，古今之论也因此不能免除世间的祸患。若从使万物顺应变化的道理来看，哪里还有天、人、古今的分别呢？只有无心的人，才能参与其中。详道注说：至人对于天下，从未有所思虑，却足以使有思虑者的心意喜悦；从未有所作为，却足以磨治有作为者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受到感应之后才回应，受到逼迫之后才行动，哪里会疲劳不堪地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事业呢？颜回知道用思虑和作为来治理世事，却不知道用无思无为来应对外物；他想救卫君威虐的过失，把百姓从无所依靠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所以仲尼讥讽他的混杂和扰乱。至人先保存自己，就是抱守一；然后保存别人，就是成为天下的法式。自己所保存的还没有安定，就会杂乱；到暴君那里施行道术，就会扰乱。德，是名声的实际；名声胜过实际，德性就荡失。智，是争斗的器具；争斗兴起，智术便出现。德性深厚、诚信真实，是内在方面；尚未通达人气、名声不与人争，是外在方面。尚未通达人心，却强行把仁义绳墨之类的言论施加于暴君面前，这是交情浅而言语深，只会恰好招致他的厌恶。从‘假如君主喜欢贤者、厌恶不肖者’到‘必死于暴人之前’，说的是智术造成的祸患；从夏桀杀关龙逢直到‘圣人所不能胜’，说的是名声造成的祸患。端正虚静、勤勉专一，都是以阳刚自满的表现；以阳刚自满，内在便已有骄实，这就是颜回开始时的想法。他想崇尚智术以补救世事的祸患；知道这样不可，于是又想收摄智术归于虚一；后来又知道这样也不可，便想把虚一贯通为三种权宜之说。所以，与天为徒，就是把自己的正直推行在前，不去裁判别人的善恶；与人为徒，就是做别人所做的事，不触犯别人所忌讳的地方；与古人为徒，就是陈述古道、讥刺今世，却不使人以为有病。端正虚静、勤勉专一，终究只是固执而已，不足以称为德；所谓不能达到变化，是因为不知道通达权变。三种权宜之说，也不过是私下察知而已，不足以称为政治。既然自己尚未达到变化，又怎么能够教化别人呢？碧虚注：轻率地使用国家，当然是不把自己看得重要；轻率地役使百姓至死，又是不把人看得重要。死者不知有多少，所以用国家来计量。蕉，是质地空虚的草。卫君虽然有恩德施泽，却像蕉草一样不结果实，百姓已经无处可去了。颜回说医者门前疾病很多，希望思考救治他们的方法。道不希望杂乱，杂乱就会迷惑。先在自己身上存守道，树立根本；自己的根本尚未树立，怎么能够教化别人？丧失德的，是名声；役使智巧的，是争竞。世人不能理解的，是大名；人们不与之争的，是大智。不知、不争，才能把道完全实行。可是如果强行把仁义、绳墨一类的话，在暴人面前夸示出来，就会使人嫉恨你的美德，几乎要成为替人招祸的人。你若尊重贤者、远离奸佞，这就是明哲之举，又何必再求别的办法呢？他将凭借权势，与你较量敏捷的辩说；那时你眼目昏眩而惊惧于外，面色平和而内心忍让，嘴里忙于辩解而犹疑不决，容貌形态局促失措，内心被迫认同而失去操守；这样顺从下去，开始没有穷尽，最终也不敢违逆。如果还不相信这些深厚的话，恐怕就会死在暴人面前了。于是举出龙逢、比干来作证明：无道时，违逆和顺从的后果都显明；有道时，违逆和顺从的分别就被忘掉了。从前尧、禹对于三个国家，尚且不能教化，反而攻打并灭掉它们；颜回却想靠空泛言语教化卫君，这不只是没有益处而已。端正自己却还没有达到虚，勉强守一却还没有真正专一，外表骄傲自满，别人尚且不会违逆；但人的本性是不能违逆的，难道这样就能达到虚一而教化别人吗？颜回又提出同天、同人、同古人为同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但孔子不许可，因为他仍然以自己的成见为师，还不能体悟冥合大道的境界。赵注：死者用国家来计量吗？尸体堆积到与水泽相平，所以以水泽作为计量。至于蕉，就是像割草一样屠杀百姓。颜回想前去救助他们，孔子叹息说：你去了必定遭受刑罚。劝说别人而担忧对方不接受，必定会多方为他游说；期望别人一定听从，这就是杂乱了。从自我杂乱发展到忧患，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救别人？你胸中所守的道尚未确定，怎么可以轻率地到暴人那里去？名声树立，德就丧失；争竞兴起，智巧就产生；谏言被采纳，过错归于君主，善名归于臣下。因此名声互相倾轧，智巧引发争竞，并不是把道完全实行的办法。你虽然德厚而诚信，却还没有通达人的性情气质，竟宣扬自己的正直来招致别人的过错，人们一定会憎恨你；这种人叫作给别人招灾的人，反而会受到自己的祸害。他如果有喜爱贤者、憎恶不肖者的心，就会忙于寻找你的过错，哪里还用等你前往？你不说便罢；如果开口，他将强词辩论以求取胜。到那时，你的眼睛眩乱而不敢正视，脸色和缓而不敢抗拒，嘴里忙于自我辩解，容貌局促而表面顺从，内心也只得成全他的欲望。这样不但没有补益，反而更加糟糕！顺着他的心意，才可以使他不再穷究逼迫你。龙逢、比干忠诚而被杀，是因为不肯迎合他的名声。丛技、胥敖、有扈动用武力，彼此争斗，被尧、禹攻伐，这就是不肯顺从其实际情势。名与实，即使圣人也不能胜任，你却想去匡正卫君吗？你若想去，必定有办法，试着把它告诉我。颜回说了端正、虚静、勉力守一的办法，孔子认为不可：卫君骄矜放纵欲望，早晚用好听的话慢慢浸润他，尚且不能进入他的内心，何况想突然匡正他呢？他既然执迷不改，你将表面同他相合，内心却不敢议论，这就更加不可了！颜回又换了说法，提出同天、同人、同古人为同类。孔子说：卫君在政法方面的过失太多，怎么可以拿古人来作比照？他即使不改，也未必怪罪你，但你的本领也只能到这里罢了，怎么能够达到教化？他的作为与自以为是的内心相同，哪里还会以古人为师呢？

译庸斋说：我曾听说，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退隐。庄子反过来说，治理国家就离开它，国家混乱就接近它，是说像一个能够治病的人，必须在他门前疾病很多的时候，才有机会施展医术。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又哪里用得着我？颜回想把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道理告诉卫君，希望国家或许可以安定，孔子却认为不可以前往。从杂乱到忧患，是说自己已经苦恼不堪，怎么还能救别人？应当先守住自己所有的东西；一旦产生求取名声的心，自然之德就已经荡然无存，私人的智巧一运用，争竞就会兴起。名声和智巧是天下的凶事，不能用来把道完全实行。所以即使德厚而诚信真实，还没有通达人之性气，却强行把仁义、法度的话，在恶人面前陈说谋略，灾祸就要临到你了。你既没有被召请却自行前往，他凭借王公的尊贵地位，将乘着你的言语与你争辩求胜。你若被他困住，眼睛必然眩乱，屈服脸色以求与他相安；嘴里不停辩解，形体必然拘谨屈曲，费尽心思去成全顺从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的恶行就没有穷尽了！从前龙逢、比干因忠诚被杀，是好名的过失。尧、禹攻伐三个国家，是说连那些求名自利的人，尧、禹尚且不能容忍，何况你想求名而劝谏卫君呢？颜回说：我将以端正、虚静、勉力守一的办法去做，或许可以前往教化。孔子认为这太不可行了。卫君阳气充盛，你想用言语感动他，他将按住、制服你的心志来满足自己的意愿；你如果执守这些办法而不回转，外表用端正虚静来求得契合，内心守持勉力而专一，难道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吗？颜回又设想了三条办法，希望能够劝说卫君，孔子仍不答应，说：你所说的政法太多，终究不能安定地谋划。即使做到这三点，确实可以使自己免罪，但也只能自我保全而已，怎么能够教化别人？因为你的三种说法，都是以卫君有所作为的心为师；只要心中有所用心，便会产生偏差，这不是自然之道。各家的解释大意都很详尽，这里不再赘述。字义方面或许还有遗漏的议论，冒昧附在编末。按：‘泽若蕉’很难解释；有的把‘泽’断句，那么下面两个字成句也不圆满。‘泽’字有两种解释。‘蕉’字的解释也不一致；音义旧注把‘泽’解释为野地，把‘蕉’同作‘樵’，其说却可以贯通。‘死者以国量’，犹如史书所说以谷物计量牛马，是说死者多得无法数计。百姓死得很多，谷物、粟米、草木都不能顺遂生长，水泽之中仿佛被砍伐一空，由此便可知道这个国家的政事了。‘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衍暴人之前’，是说因此使人憎恶他的美德。‘衍’字各本相同，只有碧虚依据江南古藏本作‘街’；下文又依据崔氏本作‘恶育其美’。‘育’是卖的意思，用来贯通上文‘衒’字的含义，但对于经文旨意终究仍有不妥。考察《史记·乐书》说：通晓礼乐之文而能施行；又说：衍者之明。‘术’通作‘迷’，保留古本也可以。本章‘暴人’出现近三次，各家通常都按凶暴之人解释；仔细考察前两处，应该解释为显露暴行，即把暴人所施行的术数显露在众人面前，这样文意颇为顺畅，上下文也相通；末句才正是指凶暴之人，即蒯聩。《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第七完。#1 各本作‘回’。《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第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学。《人间世》第二 颜回说：我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了，冒昧请问其中的方法。仲尼说：斋戒吧，我将告诉你。有心而去做这件事，难道容易吗？把它看得容易，是不合于昊天的。颜回说：我家贫穷，已经有几个月不饮酒、不吃荤腥了。这样可以算作斋戒了吗？孔子说：这是祭祀的斋戒，不是心斋。颜回说：请问什么是心斋。仲尼说：你要专一心志，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不要用心听，而要用气听！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是虚静而等待万物的。只有道聚集于虚，虚就是心斋。颜回说：我没有得到心斋的教诲时，实在只是有一个颜回；得到心斋的教诲后，便不曾有颜回了；这可以说是虚了吗？孔子说：够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进入人世的藩篱中游处，却不被名声所感动，应该说话时就说，不该说时就停止。没有门户，没有伤害，一心安住于不得已而行动，就差不多了。断绝行迹容易，不在地上行走却很难。受人驱使容易流于虚伪，受天道驱使却难以虚伪。听说过凭借翅膀飞翔的，没听说过凭借没有翅膀而飞翔的；听说过凭借知识来认知的，没听说过凭借无知来认知的。看那空明的境界，空虚的房室便生出白光，吉祥停留在应当停留之处。若还不能止息，这就叫作形坐而神驰。使耳目内向通达而在外超越心知，鬼神都将前来居处，何况人呢？这是万物变化的根本，是禹、舜所执持的枢纽，也是伏羲、几遽所实行并最终达到的境界，何况那些散逸之人呢？郭象注：有心而去做这件事，确实不容易；把有为看成容易，是没有看见它的适宜之处。‘专一心志’，是说除去异端而专任一端。遗忘耳目，忘掉心意，使气性自然获得自得，这就是以虚静等待万物。尚未实行心斋，所以还有自身；既得到心斋的作用，就没有自身了。放任心神于自得之境，合于实情便止息，譬如乐官和乐器相互应和而无所用心，所以说‘呜’。任物自然而然，就是无门；把天下交给它自行安定，就是无毒；不得已，是事理必然。体会至一之宅，会合于必然之符，事理就在这里穷尽了。想要不行动容易，行动而不践履世间之地却做不到；无为容易，作为而不伤害本性却做不到。视听所得粗浅，所以容易被欺骗；自然的感应细微，所以难以造作。失去真实少的人，残缺也少；失去真实多的人，残缺也多。得失的报应各自合乎本分，却想违逆天道而作伪，难道不困难吗？有翅膀、有知识的譬喻，是说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做成相应的事情；如今没有至虚之宅，就没有使万物发生变化的真实凭借。视有如无，就是虚室。室中虚空而纯白之光产生，吉祥便聚集在那里。如果不能止于适当之处，不能会合于极致，这就是身体坐着而精神奔驰不息；外在敌害尚未到来，内心已经困顿，哪里还能化育万物呢？使耳目闭塞而让自然本性自得，心知的作用就被置于外面了！因此将任凭本性直通无碍，无论到哪里都与幽冥相合，尚且没有幽昧不明的过失，何况人世间的牵累呢？万物无论贵贱，没有不是通过心知耳目而自行通达的；所以世人所谓的知见，难道是想知道才知道、想看见才看见吗？世人因为有欲望，便凭借心知去求知、凭借见闻去求见；心神驰骋于内，耳目丧失于外，所以身处其间不得安适，也就不能与万物冥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