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第二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汤又让务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於泸水。郭注：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风邈世，与责利没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旧说曰如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则谬矣。夫轻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无所重则无死地矣。以天下为六合之外，固当付之，尧、舜、禹、汤耳。淡然无系，泛然从众，得失无药於怀，何自投之为哉？若二子者，可为殉名慕高矣！未可谓外天下也。吕注见后章。疑独注：舜与汤一道也。舜顺得而汤逆取。顺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反道而入德。舜让北人无择，见其复命之深。又言汤伐桀得天下以让卞随、务光，示汤无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为民非为己也。伊尹相汤伐桀之事，具载於《书》，而汤让天下未尝经见，庄子制名以寄让王之意。碧虚注：洁身之士，以荣为辱。若北人无择者，上可与仲武为俦，下可与子陵为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卞随、务光者，不臣乱世，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盖有激于后世也。鬳斋云：舜让其友，他无经见，亦是寓言。强力，有作为。忍垢，奈污辱。卞随、务光，古之隐者，自况之事亦不可考。舜与无择，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让以天下为。无择者不受，则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耶？盖指舜之居畎亩而游尧门以为辱行，则其立志可见。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汤将伐桀有为方锐，卞随、务光无为者也。而汤因之以谋，是欲适越而北其辕也。后得伊尹，乃成伐桀之功。归而让卡随，随非特不受而已，又耻其见污而自投稠水。洎让务光，务光数其非弁非义，非康之悖道，卒不受其禄，不践其土，而负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节厉行，刚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华举此以激励颓俗云。窃详本章大意，舜禅之事虽不见他书，以得之於让而施之让，尽善尽美，人无间言。若汤之让，恐非其本心，无以逃天下之议。卞随、务光稠水、泸水之事，盖言其避之之极，存而勿论可也。昔周之兴，士有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於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悦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间，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首阳之山，遂饿而死。若伯夷、叔齐者，其於富贵也，苟可得已，则不必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节也。郭注：《语》云：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终也。吕注：若无择、随、光、夷、齐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与其爵禄，又以闻其言处其世为污辱，至於溺饿而死，此其於乐道以忘生者益为难，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数子皆圣贤，则於死生之义固达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轻於鸿毛。而舜、禹之让，其流为之呛、殷、武之事，其末为积。辄闻无择、随、光、夷、齐之风者，於天下后世岂小补哉！则死非所爱也。而韩非乃云汤恐天下以己为贵，乃让务光，恐光受之，乃使说光，汤欲传恶声於子，光遂投河。司马迁亦不信有所谓随、光者。韩非以知杀身则其量汤与光宜若此。盖许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后世尊生而轻利也。无择、随、光、夷、齐之徒，则弃生以砺天下，使后世忘生而重义也。其为仁，则一而已矣。庄子方论至道，以遗名利，则夷、齐、随光皆在所斥；及论让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则皆在所贵。观者知此，则言忘而意得矣。
译舜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奇怪啊，后世的舜做人竟是这样！当年居住在田野之间还不够，如今又想用他的羞辱行为来玷污我。我以见到他为耻。”于是自己投身清泠之渊。商汤将要讨伐夏桀，便向卞随谋划。卞随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担当？”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向务光谋划。务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担当？”务光说：“我不知道。”汤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力量强、能忍受污辱，其他的我不知道。”于是汤与伊尹谋划讨伐桀，取得胜利后，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推辞说：“君王讨伐桀时来和我谋划，一定是把我当作盗贼；战胜桀后又把天下让给我，一定是把我当作贪利之人。我生在乱世，无道之人两次来用羞辱行为玷污我，我不忍心多次听到这些。”于是自己投稠水而死。汤又把天下让给务光，说：“有智慧的人谋划，有武力的人完成，有仁德的人居有天下，这是古代的道理。您为什么不登上王位呢？”务光辞谢说：“废黜君上，不合乎义；杀害百姓，不合乎仁；别人承担患难，我享受利益，不合乎廉。我听说，不合乎义的俸禄不能接受；无道的时代，不能踏上它的土地，何况还要尊奉我呢？” 我不忍心长久见到这种情形。”于是背着石头沉入泸水。郭注说：士人有杀身成仁的，不能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他们志向崇尚清远，风范高远超出世俗；与那些贪图财利、丧命于利欲的人相比，实在如同天地之别。旧说认为，像卞随、务光这样的人，把天下看作六合之外，是人不能察知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轻视天下的人，不会再有特别看重的东西；如果没有看重的东西，也就没有值得为之而死的地方了。把天下看作六合之外，本来应当是尧、舜、禹、汤的境界。淡然无所牵系，随众而行，对得失不放在心上，为什么还要投水呢？像这两个人，只能说是为名而死、仰慕高尚，不能说是超然于天下之外。吕注见后章。疑独注说：舜和汤走的是同一道。舜是顺势取得天下，汤是反势夺取天下。顺势，是由天道而通向人事；反势，是反转旧道而进入新的德行。舜把天下让给北人无择，显示他返还天命的深切心意。又说汤讨伐桀取得天下后，把天下让给卞随、务光，是表明汤并无占有天下的私心，他讨伐桀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伊尹辅佐汤讨伐桀的事情，详细记载于《书》；但汤让天下之事从未见于经传，是庄子虚构其名，用来寄托“让王”的思想。碧虚注说：洁身自守的人，把荣华看作耻辱。像北人无择这样的人，上可以和仲武为同类，下可以和严子陵为朋友，是不因外物挫伤志向的人。至于卞随、务光，只是不愿做乱世之臣，逃避乱世而已，何至于马上投水呢？大概是为了激励后世。鬳斋说：舜把天下让给朋友，其他典籍没有记载，也是寓言。强力，就是有所作为；忍垢，就是忍受污辱。卞随、务光是古代隐士，他们的事情也无法考证。舜和无择是朋友，舜一定知道无择可以担当，所以才把天下让给他。无择不接受，离开就是了，何至于投清泠水呢？大概是说舜过去居住田野、后来出入尧的门庭，使无择认为这是羞辱行为，由此可以看见他的志向。只是舜哪里知道，无择所期待的境界竟然更低。汤将要讨伐桀，正处于积极进取之时；卞随、务光却是无为之人。汤反而向他们谋划，就像想向南方越国去，却把车辕朝向北方。后来得到伊尹，才成就讨伐桀的功业。汤回来后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不但不接受，还以自己被玷污为耻，投稠水而死。等到让给务光，务光数说这既非正当也不合仁义，违背道理，最终不接受俸禄、不踏上那片土地，背石沉水而死。这三个人都节操高尚、行为刚烈正直而不回头。自古以来既然有人为道而死，又何必忧惧呢？所以南华举出他们来激励衰颓的风俗。我仔细考察本章大意，舜禅让的事情虽然其他书没有记载，但他因为得到天下而实行让天下，确实尽善尽美，没有人能提出非议。至于汤的让天下，恐怕并非他的本心，无法逃脱天下人的议论。卞随、务光投稠水、泸水的事情，大概只是说他们逃避乱世到了极端地步，保存这段说法而不必详加评论也可以。从前周朝兴起时，有两位士人居住在孤竹国，名叫伯夷、叔齐。两人相互说：“我们听说西方有个人，好像有道，试着去看看吧。”到了岐山之阳，武王听说后，派叔旦去见他们，并与他们盟誓说：“给你们增加两等财富，使你们位列一等官职。”于是杀牲取血，埋下盟书。两人相视而笑说：“唉，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过去神农拥有天下时，按时祭祀而尽到敬意，却不祈求福喜；对待百姓，尽心忠信地治理，却没有什么求取。顺应政事而行使政事，顺应治理而实行治理，不靠损害别人来成就自己，不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因遇上有利时机便谋求私利。如今周朝看见殷朝混乱，就急忙建立自己的政事；上面谋划，下面行贿；凭险阻用兵，维持威势；杀牲盟誓以取得信任；夸耀自己的行为来取悦众人；通过杀伐来求取利益。这不过是把混乱推广开来，以一种暴政替代另一种暴政。我们听说，古代的士人遇到治世，不逃避自己的责任；遇到乱世，也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混乱，周德衰微；若与周朝并处于世，只会玷污我们的身体，不如避开它以保持我们的操守。”两人向北来到首阳山，最终饿死在那里。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对于富贵，若能舍弃就不必依赖它们；他们节操高尚、行为刚烈，只以自己的志趣为乐，不侍奉世俗，这就是两位士人的节操。郭注说：《论语》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却没有明说他们死去；这里说他们死，是为了表明他们守道直到生命终结。吕注说：像无择、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不仅不接受别人给予的天下和爵禄，而且把听到他们的言论、处在他们的时代视为污辱，甚至溺水、饿死。他们乐道而忘生，比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更难，是世俗情感所不能相信的。这几个人都是圣贤，所以对于死生的道理本来就通达。死亡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舜、禹的让位，流弊成为夏桀、殷纣、武王的事情；到了末流，又成为积累权力。每当听到无择、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的风范，对天下后世难道没有很大补益吗？那么，他们并不是喜爱死亡。可是韩非说，汤害怕天下人认为自己尊贵，于是把天下让给务光；又担心务光接受，便派人游说务光，汤想把恶名传给务光，务光于是投河。司马迁也不相信有所谓卞随、务光。韩非知道有人会杀身，所以他衡量汤和务光大概就是这样。许由、支父、支伯不肯用天下交换生命，使后世尊重生命而轻视利益；无择、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等人则舍弃生命来砥砺天下，使后世忘却生命而重视义。就仁而言，他们其实是一回事。庄子论至道时，以遗弃名利为原则，所以伯夷、叔齐、卞随、务光都在所排斥之列；等到论述让王时，为了使那些危害自身、殉身于外物的世俗之人醒悟，他们又都在所尊崇之列。读者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忘掉言辞而领会其中的意义。
疑独注：孔、孟称夷、齐为圣人，以信於后世。庄子所载者，史臣之言，其意盖欲矫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无过。此篇本旨，以起高尚远退之风，使责夫康、懦夫立，然亦未能无弊。夷、齐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盖不得其时，则制行以矫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时乘理，顺物之自行，则无迹而无弊矣。碧虚注：淳朴之世，祀神不析福，事君不责禄，与政为政，与治为治，从人欲也，江海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圣人所不与也。修文王之业，夷、齐辞孤竹而就有道，岂苟爵禄者哉！采薇西山，养志幽林，其禀性高洁也欤。鬳斋云：析喜，犹析福。无求，犹无名。与政为政，为而无私。遽，犹汲。行货，谓以利禄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险。保威，立武。扬行，昭其名也。其并乎周，言我与周同乎斯世，是涂辱吾身也。不赖不以为资，言二子非欲高节厉行以为亢，使富贵有可受之理，则亦受之；唯其於义不可，所以如此。天下合，商乱也。周德衰，谓周方兴而所为又如此，恶其以知谋取天下也。夷、齐弃君位往观於岐阳，盖慕周之德化，愿为圣人氓，共乐无为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与盟，而诱以爵禄，岂二士之志哉！故举神农之世以证今日之非，时祀不析福，社腊郊缔尽敬以报神，非有所觊望也，则治国无为可知。与政为政，无私於己。与治为治，不扰乱之。不坏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时自利，则视人犹己，物得其平。今周见殷之乱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图之。行货、保威、悦众、要利，无异推乱以易暴也。时合德衰，兴之并世，恐污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阳而甘饿死焉。夫饿死之及，身患也。节行之亏，心息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祀义，流毒无穷；身患终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颓波、兴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称之，而孔子许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无怨也。今天下合，周德衰，陈碧虚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灭之也。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远退之风，故被其风者，虽责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时犹慨然，中路而叹。况其凡乎？故夷、许之徒，足以当稷、契，对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虽不俱为圣佐，不犹高於蒙埃尘者乎？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贵也。曰夷、许之弊安在？曰许由之弊，使人饰让以求进，遂至乎之呛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责冒之雄，敢行篡逆。唯圣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吕为圣人之迹，则夷、齐亦圣人之述也。若以夷、齐非圣人之迸，则伊、昌之事亦非圣矣。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者，我本无进，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圣者无迹之名也。陆德明云：或谓《让王》其意多重生。而卞随、务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曰庄子之兴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荣，是以明让王之高风，标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砺俗，无厚身以求生，虽时有重生之辞，亦终归弃荣之意，所以深松尘务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宁投身於清泠，终不屈於世累也。刘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无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无所不取。无所不拒近狷，无所不取近狂。圣人得中道而与之，则二者皆在所废；其不得中道而与之，则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后世狂者非特进取也，至於责生爱利颠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独有所不为，至於洗耳投渊以恶尧、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庄子谓让之为名，处夫授受之问，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让，事物何有哉？故圣人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如王子搜者盖可见矣。圣人至於外无物，则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至於内无我，则为天下所归，亦安得而辞？如此，则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伊尹之相汤，伯夷之避纣，或足履尧门，与夫身居畎亩者，无殊致矣。
译疑独注说：孔子、孟子称伯夷、叔齐为圣人，是为了取信于后世。庄子所记载的是史官之言，大意是想矫正世俗殉身于外物的弊病，所以言语不能没有过当之处。本篇的本意，是兴起崇尚高洁、远离世俗的风气，使贪婪的人有所警惕，使懦弱的人能够立定；但也不能说毫无弊端。伯夷、叔齐的弊端，是使暴虐的君主得以放纵毒害，而无人敢于抗拒。大概是因为时势不合，所以用这种行为来矫正世俗，也有不得已的原因。若能顺应时势、合乎道理，任万物自然运行，就没有刻意的行迹，也没有弊病。碧虚注说：淳朴的时代，祭祀神灵而不祈求福报，侍奉君主而不索求俸禄；顺应政事而行使政事，顺应治理而实行治理，顺从人的自然愿望，就像江海因为善于处下而成为百谷之王。如今却要靠成就自己、抬高自己、谋求私利来行事，这是圣人所不赞同的。周人修行文王的事业，伯夷、叔齐辞别孤竹而前往投奔有道之人，难道是为了苟且求取爵禄吗？他们到西山采薇，在幽深山林中保全自己的志向，这正是禀性高洁吧。鬳斋说：“析喜”就是祈求福报；“无求”就是不求名声。“顺应政事而行使政事”，是有所作为却不以自己为私；“顺应治理而实行治理”，是不去扰乱它。“遽”，就是急忙；“行货”，是用利益和俸禄招揽天下士人；“阻兵”，是行险用兵；“保威”，是建立武力；“扬行”，是彰显自己的名声。“与周并处于世”，就是说我若和周朝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就会使自身蒙受羞辱，所以不如避开它。“不赖”，是不把它当作资助；意思是二人并非故意把高尚节操和刚烈行为作为高傲的资本，若富贵有合乎道义而可接受的情形，他们也会接受；只是因为此事不合义，所以才这样做。“天下混乱”，是说商朝混乱；“周德衰”，是说周朝刚刚兴起，所作所为却已如此，他们厌恶周朝凭智慧和谋略夺取天下。伯夷、叔齐放弃孤竹君的位置，前往岐山之阳观看周朝，大概是仰慕周的德化，希望做圣人的百姓，共同享受无为的教化而已。武王派叔旦和他们盟誓，又用爵禄诱惑他们，哪里符合二人的志向！所以他们举神农时代来证明今日周朝的错误。按时祭祀并非祈求福报，社祭、腊祭、郊祭、禘祭都只是尽敬以报答神灵，并非有所觊觎，由此可知治理国家应当无为。顺应政事而行，是不把它据为己有；顺应治理而行，是不加以扰乱；不损害别人来成就自己，不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因遇到有利时机而谋求私利，就是把别人看作自己，使万物各得其平。如今周朝看见殷朝混乱，便急于修治政事，乘殷朝危难而图谋它。行贿、保持威势、取悦众人、谋求利益，与把混乱推广开来、以暴政替代暴政没有不同。时势混乱而德行衰微，兴起的周朝又与乱世并存，恐怕会玷污我们的身体，不如避开它，向北到首阳山，甘愿饿死在那里。饿死，只是身体的祸患；节操行为受损，却是内心的祸患。内心的祸患发展下去，就会冒犯刑法、背弃道义，使毒害流传无穷；身体的祸患终究只及自身，却足以阻挡颓败的风气、兴起教化。所以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孔子也以仁来赞许他们。两人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怨悔。今本“天下混”之处，陈碧虚依据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意为殷德衰败，所以周灭亡了它。郭氏说：本篇的本意是兴起崇尚高洁、远离世俗的风气，所以受到这种风气感染的人，即使是贪婪冒进之人，乘天路进入紫庭，也还会在中途慨叹，何况普通人呢？因此，伯夷、许由之流，足以和稷、契相比，与伊尹、吕尚相对。居住山谷而能弘扬天下的人，即使不能都成为圣人的辅佐，难道不仍然高于蒙受尘埃的人吗？他们的做法虽然难以实行，但这种风气弊病较少，所以值得尊重。有人问：伯夷、许由的弊病在哪里？回答说：许由的弊病，使人装作谦让来求取进身，终于成为后世的流弊；伯夷的弊病，使暴虐君主得以放纵毒害，而无人敢于抗拒。伊尹、吕尚的弊病，使天下贪婪冒进的豪雄敢于发动篡逆。只有圣人不留下刻意的行迹，所以没有弊病。若把伊尹、吕尚当作圣人的行迹，那么伯夷、叔齐也可以算圣人的行迹；若认为伯夷、叔齐不是圣人的行迹，那么伊尹、吕尚的事情也不是圣人的事情。圣人顺应万物自然运行，所以没有刻意的行迹。所谓圣人，本来没有特定行迹，只是万物显现出行迹，人们强行把它命名为圣；所以“圣”只是无迹者的名称。陆德明说：有人说，《让王》篇的主旨多在于重视生命，那么卞随、务光等几个人为什么又投水自尽呢？回答说：庄子的兴旨在于返本，而返本先要舍弃荣华，所以借说明让王的高尚风气，标举傲世的高远志趣；关键在于不屈降自己以砥砺世俗，不厚养身体以求得偷生。虽然篇中有时说重视生命，最终仍归结于舍弃荣华，用来深入揭示尘世事务的弊病。其次，即使是穿粗布、喝稀粥的士人，也要保全大道、崇尚高洁、超脱世俗而自得其乐，宁可投身清泠之水，也始终不向世俗的牵累屈服。刘槩说：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停止的人，什么都拒绝；对于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人，什么都接受。什么都拒绝，近于狷介；什么都接受，近于狂妄。圣人取得中道而与之相应，那么这两种偏失都应当舍弃；若不能取得中道而与之相应，那么这两种偏失都在应当裁断的范围内。狂和狷本来就是中道的弊病，但后世的狂者不只是积极进取，甚至贪生爱利，沉迷于嗜欲；狷者也不只是有所不为，甚至洗耳投渊，以厌恶尧、舜的名声。这又是狂、狷的弊病。庄子说“让”作为名目，处在授受之间，应当不失其中道。王位，是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对于王位尚且能够让弃，其他事物还有什么值得执着的呢？所以圣人不得已而临御天下，像王子搜这样的事就可以看见这一点。圣人到了外在无所执取的境界，谁还会劳苦不已地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事情？到了内在没有自我的境界，天下人归附于他，他又怎么能推辞呢？这样看来，尧、舜的禅让，汤、武的讨伐，伊尹辅佐汤，伯夷逃避纣，以及有的人足以踏入尧的门庭、有人终身居于田野，都没有本质差别。
褚氏统论：本篇载让王高节，自尧、舜、许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贵累其心，视天下如弊展者也。子华、颜阖、曾、颜、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约，不以利禄易其操，视富贵如浮云者也。其闲魏牟校诸圣贤若不足，然以国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岩穴之隐，亦良难矣，故其长风余波之所被，实启有国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静无为之教，所以立；玄圣素王之业，所以着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临利害，一毫必争；在王位而能让，可谓天下之盛举矣！夫怀道抱德而为人之所寄托者，或不愿有国，去而入山海有之，何无择、随光之徒遽至自沉而丧不赀之躯耶？盖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无弊，是以责甚者求之无厌，必至於篡逆；让甚者避之无所，必至自沉而后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见其不受之极，以暴白於后世，亦慕名之过。唯圣人中庸无弊，让受合宜，隐显随时，从容中道，尧、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齐让国而逃于首阳，食薇蕨而终，则非故为矫亢要名后世者比，实以世合德衰不容并立，志在出尘高举，抱道独全，虽死奚恤！若夫为君而让，则其迹显。未为君而避，则其进隐。退让之志本同，惟其时而已矣。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四竟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五武林道士褚伯秀学盗跖第一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曰盗蹑。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蹶，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韶，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辨将奈何哉，且蹑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蹶。蹶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蹶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徽幸於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铺之膳。孔子复通曰：丘得幸於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卫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盗卫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孔子曰：丘闻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悦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辨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锺，而名曰盗蹶，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昊、越，北使齐、鲁，束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盗蹑曰：夫可规以利，可谏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此吾父母之遗德也，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告我以大城众民，是规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安可长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柄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译褚氏总论说：本篇记载让王的高尚节操，从尧、舜、许由、善卷直到王子搜，都重视道、尊重生命，不让富贵牵累内心，把天下看得如同破旧之物。子华、颜阖、曾子、颜回、公子牟一类人，保全真性、守持简约，不因利益俸禄改变操守，把富贵看作浮云。他们之中，魏牟与圣贤相比似乎还不足，但作为国君的公子，能够舍弃王位的尊贵而归隐岩穴，也确实很难得。因此，他们高尚风气的余波，实际启发了有国有位者重道尊生的心。清静无为的教化由此树立，玄圣素王的事业由此彰显。世上忘掉自己而殉身于外物的人，遇到一点利害就必定争夺；身居王位却能够让弃，可以说是天下最盛大的举动了。至于怀道抱德而成为众人所寄托的人，有的并不愿拥有国家，离开世间进入山海中隐居，为什么无择、卞随、务光一类人却马上投水，丧失无比珍贵的身体呢？大概士人不能取得中道而狷介特立，便不可能没有弊病。所以贪求太甚的人追逐无厌，最终走到篡逆；退让太过的人无处可避，最终只能投水而死。这不仅是说明他们不接受，而且显出他们拒绝接受到了极点，以便向后世彻底表明，也含有追慕名声过度的成分。只有圣人持守中庸而没有弊病，让与受都合乎适宜，隐退或显达随顺时势，从容而合于中道，尧、舜的事情就是这样。伯夷、叔齐让出国君之位而逃到首阳山，靠采食薇蕨终其一生，并不是故意矫饰高亢来向后世求取名声；实在是天下混乱而周德衰微，不能与之并立，所以志在出离尘世、远举高蹈，抱持大道而独自保全，纵然死去又何必忧惧！至于身为君主而让位，他的行迹是显明的；尚未成为君主便避开，他的进退是隐微的。退让的志向本来相同，只是所处时势不同罢了。《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四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五。武林道士褚伯秀撰学。《盗跖》第一。孔子和柳下季是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率领九千名部众，横行天下，侵扰暴虐诸侯，挖掘房屋、撬开门户，驱赶别人的牛马，抢夺别人的妇女，贪得无厌而忘记亲人，不顾父母兄弟，也不祭祀祖先。他所经过的城邑，大国守城，小国进入堡垒躲避，万民都受其苦。孔子对柳下季说：“作为父亲，一定能够教导儿子；作为兄长，一定能够教诫弟弟。如果父亲不能教导儿子，兄长不能教诫弟弟，那么父子兄弟的亲情也就没有什么可尊贵的了。如今先生是天下的才士，弟弟却成为盗跖，危害天下，而先生不能教导他，我私下替先生感到羞惭。请允许我替先生前去劝说他。”柳下季说：“先生说作为父亲必须教导儿子、作为兄长必须教诫弟弟；可是如果儿子不听父亲的教导，弟弟不接受兄长的教诫，即使凭先生的口才，又能怎么办呢？况且盗跖这个人，心思像泉水涌动，意气像飘风一样，力量足以抵抗敌人，辩才足以掩饰错误；顺着他的心意他就高兴，违逆他的心意他就发怒，还容易用言语羞辱别人。先生一定不要去。”孔子不听，颜回驾车，子贡坐在右边，前往会见盗跖。盗跖正在泰山南面休息部众，割取人的肝脏烤来铺食。孔子下车上前，见到传达者便说：“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义行高尚，敬意再拜，请求通报。”传达者进去通报，盗跖听后大怒，双眼如明星，头发向上直竖，顶起帽子，说：“这不是鲁国那个巧诈虚伪的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编造言辞，妄称文王、武王；戴着用嫩木皮做的帽子，系着死牛皮制成的带子；满口巧辩谬说，不耕作却吃饭，不织布却穿衣；摇唇鼓舌，擅自制造是非，迷惑天下君主，使天下学士不能返回根本，妄自制造孝悌名目，侥幸谋求封侯富贵。你的罪过极重，赶快逃回去！否则我就把你的肝添到今天的肉食里。”孔子再次请传达说：“孔丘有幸，希望能够到幕下拜见。”传达者再次通报，盗跖说：“让他进来。”孔子快步进去，盗跖按着剑怒目而视，声音像刚出生的老虎，喝道：“孔丘，上前来！你所说的话，顺从我的心意就活，违逆我的心意就死。”孔子说：“我听说天下有三种德：生来身材高大，容貌美好无双，年长年幼、尊贵卑贱的人见了都喜欢，这是上德；智慧能够周知天地，能够辨别万物，这是中德；勇猛强悍、果断敢为，能够聚众领兵，这是下德。凡人有其中一种德，就足以面南而王、称孤道寡。” 如今将军兼有这三种德，身高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嘴唇如激起的丹砂，牙齿如整齐的贝，声音合于黄锺，却名叫盗跖，我私下替将军感到羞耻，为什么不取得天下呢？将军若愿意听从我，我请求南方出使吴、越，北方出使齐、鲁，东方出使宋、卫，西方出使晋、楚，请他们为将军建造方圆数百里的大城，建立拥有数十万户的封邑，尊奉将军为诸侯，与天下重新开始，停止战争、休养士卒，收养兄弟，共同祭祀祖先。这是圣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人的愿望。”盗跖说：“可以用利益规劝、可以用言辞劝谏的，只是愚陋的普通人。如今身材高大、容貌美好，别人见了就喜欢，这是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德性；即使没有人称赞我，难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而且我听说，喜欢当面赞美人的人，也喜欢背后毁谤他人。现在你告诉我大城和众多百姓，是用利益来诱导我，把我当作普通人畜养，怎么能长久呢？城池再大，也没有大过天下的。尧、舜拥有天下，子孙后来连放置锥子的土地都没有；汤、武建立天子之位，后世却灭绝；难道不是因为利益太大吗？而且我听说，古代禽兽多、人民少，于是百姓都在树上筑巢来躲避禽兽，白天拾橡栗，晚上栖息在树上，把他们称作有巢氏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