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第六

译孝子不阿谀自己的父母，忠臣不谄媚自己的君主，这是臣子最盛大的品德。父母说什么他都说对，父母做什么他都说好，世俗便说这是不肖子；君主说什么他都说对，君主做什么他都说好，世俗便说这是不肖臣。然而，难道这一定就是正确的吗？世俗所说正确的，他就跟着说正确；世俗所说好的，他就跟着说好，这样的人，世俗反而不称为引诱奉承的人。那么，世俗难道真的比父母更严厉、比君主更尊贵吗？如果说他在引诱别人，他就勃然变色；如果说他在谄媚别人，他就怫然变色。然而他一生都在引诱别人，一生都在谄媚别人：拼凑譬喻、修饰言辞、聚集众人，这样从始至终、从根本到末梢都互不相称。穿戴衣裳，设置彩色，变动容貌，以取媚于一世，却不自称是在引诱奉承；与这种人为伍，混淆是非，却不自称是众人，真是愚蠢到了极点。知道自己愚蠢的人，不是大愚；知道自己迷惑的人，不是大惑。大惑的人终身不能解脱，大愚的人终身不能觉悟。三个人同行，其中一人迷惑，所要到的地方还可以到达，因为迷惑的人少；两个人迷惑，就会劳苦而不能到达，因为迷惑的人占多数。如今全天下都在迷惑，我虽然有心趋向大道，也不能达到，难道不可悲吗？宏大的声音不能进入乡里的耳朵，《折杨》《皇华》一类的曲子，反而使人拍手大笑。所以高明的言论不能停留在众人的心中，至上的言论无法说出，世俗的言论反而占了上风。由于两个人一同迷惑，所要到的地方便不能到达。如今全天下都在迷惑，我虽然有心趋向大道，难道还能够达到吗？明知道不可能达到却勉强推动别人去接受，这又是一种迷惑，所以不如放下而不去强行推进。不强行推进，谁还会彼此忧虑呢？有个面貌丑陋的人，半夜生了孩子，连忙拿火来看，急切地唯恐孩子长得像自己。郭象注：父母说什么都认为对，父母做什么都认为好，这只是违背世俗而顺从父母，所以世俗说他不肖，却不知道真正恰当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世俗不尊重父母君主的尊严而顺从世俗，因此不称为谄媚，这说明尊严不足以使人服从，能使人服从的是顺从世俗。所以圣人从不与世隔绝，一定随时势消长而应变。在皇帝时代就依照皇帝，在王者时代就依照王者，难道要背离世俗而只采用自己的主张吗？世俗于是把多数人的相同意见当作正确；所以别人称他为引诱谈说的人，他便变色不接受，而他终身都在引诱谈说，也不考察道理，只求彼此相善。拼凑譬喻、修饰言辞，本应受到引诱谈说的责罚，然而世俗反而凭借这些得到人心、聚集众人，也就成为顺从世俗者而不被定罪的缘故。世人都极其愚昧，反而不能不顺从他们。圣人的道理虽相同，而帝王的名号和做法各不相同，确实是因为世俗的迷惑不可解，所以只能随顺而任用它。天下都迷惑，即使我有追求大道的心愿，最终也不能达到；尧、舜、汤、武都只是随时势而行。因此宏大的声音不是乡里的耳朵所崇尚的，俗人听到怪曲便同声发笑。这就是天下从未真正采用圣人之道，却总是自行其是的原因。各自凭借自己的见解坚持，所以不知道将往哪里去；不如就近顺同他们。只让他们得到当时的适宜，不强行推动他们使其觉悟，那么彼此就能在一生中没有忧患。天下人都不愿意作恶，他们作恶，有时是被繁重的徭役逼迫，有时是迷惑而失去了本性罢了。然而迷惑的人自己会思考恢复本性，被逼迫的人自己会思考行善。吕惠卿注：臣子认同君主、父母所认同的，把君主、父母所赞许的当作好的，世俗却认为这是谄媚奉承，称他为不肖；但不知道这种认同和赞许为非，果真一定正确吗？至于把世俗认为正确、认为好的也说成正确、好的，世俗反而不称为谄媚。那么，对君主严厉、对父母尊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若说他在引诱谈说，他一定变色，因为厌恶这个坏名声；但他终身都在引诱谈说，拼凑譬喻、修饰言辞、聚集众人，实际行为仍免不了与始终本末不相称。拼凑譬喻、修饰言辞都不合道理，却拿这些去取悦别人，所以才叫引诱谈说。拼凑譬喻、修饰言辞、聚集众人，尚且以做引诱谈说为可耻而不能停止；那么不知返归本性生命的真实情状，却穿戴衣裳、设置彩色、变动容貌以取媚一世，并不自称是在引诱谈说；与这种人为伍，混淆是非，却不自称是众人，这就是愚蠢到了极点。知道自己愚蠢的人，不是大愚；正如有病而能说出自己的病，能说出病的人还没有病入膏肓，尚且可以挽救。至于终身不能解脱、不能觉悟，就是有病却不能说出自己的病，已经无可救治。三人同行而一人迷惑，所要到的方向还可以到达，譬如道术兴盛的时代，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两人迷惑，就劳苦而不能到达，譬如道术衰败的时代，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如今全天下都在迷惑，我虽然有心趋向大道，却不能达到；这说明世道和道术一同丧失，已经没有人可以与我共同明白这些。百姓迷惑的时间已经很久，即使我指明趋向，也没有人愿意跟从；这正是至人深深悲哀的地方！宏大的言论不能进入乡里的耳朵，世俗的言论反而占上风；连惠子这样的聪明人都认为庄子的话没有用，世道就可想而知了。两个人一同迷惑，就像一个人的脚步迷失而无法到达目的地，小的迷惑尚且会改变方向。如今全天下都在迷惑，就是所谓大迷惑而改变本性。我虽然有趋向大道的心，哪里还能达到呢？并不是我吝惜大道、不愿向天下说明，而是明知道不能达到却强行推动，那我也只是一种迷惑罢了，并不是已经穷尽生命实情、与天下一同忘掉分别的人。所以不如放下而不去强行推进，只与他们彼此相忘罢了。不强行推进，谁还会彼此忧虑呢？譬如丑陋的人害怕孩子像自己；道这种东西不过是人的心罢了，而他们偏偏得不到，道路上的疾病难道只是丑陋相貌的程度吗？自身混同流俗、合于污浊世道，难道只是孩子像自己的程度吗？我虽然放下而不强行推动，他们难道会独自不忧虑吗？林疑独注：世人所谓孝子，是能够顺从父母的心意；所谓忠臣，是能够得到君主的心意。父母所做的未必都合乎义，儿子却一概顺从，便会陷入谄媚；君主所做的未必都合乎义，臣下一概顺从，便会陷入谄媚。能孝而不谄，能忠而不谄，是臣子的盛德。做臣子、儿女的若把顺从君主、父母当作职责，却不能用道义加以约束，世俗便指责为不肖；然而也不知道这果真就是不肖吗？这里是说顺从君主、父母而违背世俗，并不一定正确；违背君主、父母而顺从世俗，也不因此就不算引诱奉承。世俗难道真的能比父母严厉、比君主尊贵吗？这些都不是先王任凭两方面各行其是的道理。引，是迎合对方的心意而引导他；谄，是顺着他的喜好而进入其中。世俗只知道厌恶这种名声，却不以实际行为为羞，正如厌恶醉酒却勉强饮酒。拼凑譬喻，就是善于说话；修饰言辞，就是善于作文。开始正确而最终错误，起初本来善良而末后产生弊病，出自乡愿之学，世俗多半随从它。到了末流弊病显现，也不加以定罪，这就是它能够不停发展的原因。世俗所谓君子，穿戴衣裳以显示文饰，设置彩色以作为装饰，变动容貌以形成礼仪，用来取得世人的喜爱；这正是真正引诱奉承的人，却不自称是在引诱奉承；与这种人为伍，彼此沟通是非，却不自称是众人，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译愚蠢却知道自己愚蠢，只是小愚；迷惑却知道自己迷惑，只是小惑。三人同行而一人迷路，所要到的方向还可以到达，因为迷惑的人少；两人迷路，就劳苦而不能到达，因为迷惑的人占多数；当时天下人都迷惑，而庄子一人寻求大道的方向，终究不能达到。宏大的声音淡泊而无味，就像《咸池》《大韶》；《折杨》《皇华》是世俗喜爱的小曲。高明的言论极其高明，至上的言论达到大道；至言之所以说不出来，是因为世俗的言论太多而压倒了它。缶和钟都是圆形敲击便发声；如果两个缶、两个钟同时敲击，听的人便无所适从而迷惑。何况如今天下都在迷惑，即使一人有向道之心，又能对谁说、又能使谁达到呢？明知道他们的迷惑不能解除，却强行去为他们解除，这又是一种迷惑。不如放下而不强行推进；不强行推进，谁还会彼此忧虑呢？丑陋的人尚且希望自己的孩子美丽，那么迷惑的人难道不会厌恶迷失而思求觉悟吗？”}], 详道注说：义如果可以遵从，那么孝子就遵从义，而不遵从父亲，所以《易□蛊》九三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虽然会有些悔恨，却没有大的过错。”也就是说，亲人所说的话如果确实正确，所做的事如果确实善良，世俗反而会说这是不肖之子。道如果可以遵从，那么忠臣就遵从道，而不遵从君主，所以《临》六二说：“以感应之心临察天下，吉祥，没有什么不利。”也就是说，君主所说的话如果确实正确，所做的事如果确实善良，世俗反而会说这是不肖之臣。然而，世俗认为正确的、认为善良并加以赞许的，为什么不称为“导谈”呢？难道世俗本来就比对待亲人更严厉、比对待君主更加尊敬吗？只因为众人全都陷入迷惑，没有人能够使他们改变。直言劝导，是指出人的过错；阿谀奉承，却会助长人的过错。人人实际上都在进行“导谈”，却厌恶“导谈”这个名称，难道仅仅如此吗？他们还要用譬喻来说明，用华饰的言辞来文饰，聚集众人来传播，结果始终本末不能相应，最后没有一个人不因而承受过失，这可以说是愚蠢了！两个人陷入迷惑，就徒劳而不能到达目的地，是因为迷失在所要去的道路上。被两个瓦器和钟的声音所迷惑，因而不能到达所要去的地方，是因为迷失在所要去的意义上。增加天下的道理，用多来胜过少，就容易；用少去迷惑多，就困难。世俗风气浅薄，用《哇》一类的声音和俗语去引导它就容易，用宏大的声音和高深的言论去进入它就困难。如今天下人都陷入迷惑，我虽然有自己的趋向，又哪里能够使他们得到呢？碧虚注说：顺从世俗，就会在君主和亲人面前失去尊严；顺从君主和亲人，就会被世俗称为“导谈”。然而，君主和亲人的看法只是一个人的私善，世俗的看法却是天下共同认可的公论。出于私心就不是忠孝，依从公论就不是谄谀。所以贤人君子从来不会故意与世人不同。所谓“导谈”，也是因为嫌恶别人指出自己的不正，却终身进行导谈，只求苟且迎合，甚至还要修饰言辞、聚集众人，门外鞋子满地；圣人看见这种情形，当然可以称为导谈了！可是世人却称赞它，难道还会有谁因此获罪吗？如果别人迎合他的心意，他就因此怨恨而不接受；如果别人顺着他的脸色，他却安然接受。至于那些戴着高冠、穿着宽带，铺陈文采辞藻，俯仰逢迎，以得到别人称誉为乐的人，又怎么样呢？能够解悟的人并不是大惑者，有灵明的人并不是大愚者；终身不能解悟、不能灵明，只是因为矜持名声、贪恋利益的心没有受到控制罢了。如果拿自己的见解去解释那些愚昧迷惑的人，我人数少而他们人数多，难道不可悲吗？宏大的声音不能进入乡里的耳朵，高深的言论不能安定众人的心，就像敲击瓦器、撞击钟一样，声音完全不同，不但听不清楚，而且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人都想觉悟，却又因为无可奈何而陷入迷惑、迷惑于迷惑之中，那么谁能为他们忧虑呢？丑陋的人害怕孩子长得像自己，正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丑恶；那么愚昧迷惑的人难道就没有趋向善的心吗？肤斋说：不进行正直劝说而只知阿谀奉承，就能训练他的君主和父亲吗？随着他们所说的就认为正确，随着他们所做的就认为善良，这是不知道进谏的人。对君主和亲人来说，以进谏为正确，不进谏为错误；可是我对于世俗，却随着他们认为善良的去做，随着他们认为正确的去认同，那么世俗反而比君主和亲人更加严厉吗？这是说，如今人们所谓的道，都是世俗共同认可的，并不是自己独自体悟、与造物者同游所得的道。我所谓的道如果只是与世俗相同，那么我的作为也不过是向世俗进行导谈罢了。厌恶导谈这个名称，却终身不能免于导谈，是说他不能不同于世俗。用譬喻、饰辞，聚集天下求学的人归附自己；看他的初衷，本想高出当世，却始终不能脱离当世之人，这就是始终本末互不照应。垂衣、设置彩饰、举止容态，说的是儒者的衣冠容貌和循循善诱，所以认为这是媚悦一世；这些都是讥刺我圣人的意思。向我学习的人都是流俗庸人，而我的是非又与他们完全相同，那么我也只是流俗之人罢了。既然与庸人为伍，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庸人，这就是极其愚蠢而毫无见识。终身不解、不灵，是说他自己并不知道。析向，就是趋向。天下人都迷惑于这种说法，我虽然独自有所趋向，又凭什么挽回整个世人呢？《折杨》《皇华》是里巷歌曲的名称，用来比喻世俗言论。宏大的声音比喻最高的言论。世俗言论占上风，最高的言论就隐没了。垂踵，就是垂着脚坐着，不肯行走。两个垂踵而迷惑，就是前面所说的两个人迷惑。有人写作“缶锺”，意义无法解释，这是传写错误。知道事情不可能得到，却还勉强去做，又是一种迷惑。“不推”，是不必再推说。比，是接近。把它置之不言，就不会接近忧患，这是自我解脱的话。丑陋的人害怕孩子像自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丑恶；可是世上的迷惑者都不知道自己迷惑，就连丑陋的人也比不上了。说到这里，譬喻的两句话似乎已经结束，却又没有真正结束，真是奇特的笔法。赞许君主和亲人的言行，世俗就说这是不肖；赞许世俗的言行，却不称为阿谀奉承，并不是因为世俗比亲人更严厉、比君主更尊贵，而是臣道以忠为主，子道以孝为主，不应当用阿谀奉承来侍奉君主和父亲。至于对待世俗，世俗所认为正确、所认为善良的，并不考察实际情形，终究免不了成为导谈罢了。厌恶它的名称，却做着它的实质，终身如此而不觉悟；又修饰言辞、聚集众人相互夸耀，最终却达到损害道、败坏德的地步，就像乡原的作为一样，他们的始终本末就是这样悖谬。“不相坐”，就像说彼此不能安处。他们竟然垂衣、设置彩饰、做出姿态来媚悦世俗，却不肯承认这是导谈，不是愚蠢又是什么？知道这种愚蠢的人并不是愚昧迷惑的人，意思是他们还可以教化。

译至于始终不能解悟、不能灵明的人，即使圣人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三个人同行尚且达不到目的，是说世上的迷惑者人数众多，不是一个人所能挽回的。宏大的声音不能进入耳中，说明世俗言论占了上风，阐明了前面的意思。“缶钟”应当是“垂踵”。两个人垂着脚而坐，陷于迷惑而不行走，连所要去的地方都不能到达，何况天下人都迷惑，我虽然有所追求，难道能达到它吗？明知不能达到却强行去做，只会增加他们的迷惑；不如舍弃而不再过问，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是至人的自叹自解之辞。最后以丑陋的人生孩子来取火作比喻，说丑陋的人尚且不愿孩子像自己，那么迷惑者难道就没有向善之心吗？只要在上位的人能够使他们觉悟，他们本来的天性固然从来没有不存在。《经》说：“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怎么能不谨慎呢？有一百年树龄的木材，剖开制成牺樽，涂上青黄之色并加以纹饰，剩下的断木却在沟中。把牺樽同沟中的断木相比，美丑虽然有差别，但在丧失本性这一点上却相同。跖与曾参、史鱼，行为和义理虽然有差别，但丧失本性却相同。况且丧失本性有五种：第一，五色扰乱眼睛，使眼睛不能明察；第二，五声扰乱耳朵，使耳朵不能聪听；第三，五臭熏扰鼻子，使鼻中阻塞、头部困顿；第四，五味混浊口舌，使口味失常；第五，取舍扰乱心灵，使本性飞扬不定。这五种情况都是生命的祸害。杨朱、墨子却开始离跂自以为有所获得，这并不是我所说的获得。所谓获得，如果其实是困窘，可以称为获得吗？那么鸠鸟、乌鸦关在笼中，也可以说是获得了！况且，用取舍、声色来像柴栅一样堵塞内心，用皮弁、鹬冠、折质、绅带来约束外在形体，内在被堵塞得像柴栅一样充满，外在又重重受到绳索束缚，局促地处在束缚之中却自以为有所获得；那么罪人交臂受缚、虎豹关在囊槛中，也都可以说是获得了！郭象的注略去此处而不论。吕注说：牺樽涂成青黄之色，用来比喻曾参、史鱼的修饰；沟中的断木，用来比喻盗跖、桀纣之类的污秽。由修饰本性反而失去德性，德性达到极致就与本初相同，这才是所谓获得；为什么要把曾参、史鱼同盗跖、桀纣区别开来呢？色彩本身并不是光明，能够明辨各种色彩才是光明；用五色扰乱它，才使眼睛不能明察。声音本身并不是聪敏，能够辨识各种声音才是聪敏；用五声扰乱它，才使耳朵不能聪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五臭熏鼻、五味刺激口舌、取舍扰乱心灵，也都是如此。心本来没有取舍，却用取舍扰乱它，所以使本性飞扬而不能停止。杨朱、墨子固然是天下的才士，却没有听闻大道；他们的知识不出于五种感官之间，于是开始离跂自以为有所获得，那么鸠鸟、鸿鹄在笼中，也可以说是获得了！用取舍堵塞内心，使大道不能汇聚；用外在礼制约束自身，使心不能解开它的纠缠；内在被堵在柴栅中，外在又层层受到绳索束缚；从通达者看来，明明就在束缚之中，却还自以为有所获得，那么罪人交臂受缚、虎豹关在囊槛中，也可以说是获得了吗？囊槛中的虎豹，也可以说是有所获得吗？疑独注说：用涂成青黄色的樽来比喻沟中的断木，美丑虽然不同，但本质相同，作为物都丧失了自己的本性。盗跖、桀纣与曾参、史鱼的行为和义理虽然不同，但同样背离根本、丧失本性，也就像牺樽与沟中断木一样。五色扰乱眼睛，五声扰乱耳朵，鼻子对于气味、口对于滋味也一样；“困稷”是阻塞冲逆，鼻中通向额部；“爽”是违逆、失常，是疾病。趋向利益、舍弃祸害会扰乱心灵，心乱了，本性也就散失了。这五种情况都是生命的祸害；杨朱、墨子背离本性和生命之外，把这种状态当作获得，不能不感到困窘；如果把困窘当作获得，那么鸠鸟、鸿鹄在樊笼之中也可以说是获得了！用取舍、声色像柴栅一样堵塞内心，用冠弁、缙绅约束外在形体；内在被取舍填满，像柴栅一样，缙绅约束外形，像绳索一样，都是用来说明困弊。他们却自以为有所获得，这同罪人反绑双臂、伸直手指、虎豹关在囊槛中，有什么不同呢？详道注说：《老子》说：“五色使人眼睛昏盲，五音使人耳朵聋，五味使人口味失常。”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来性情宁静，没有什么扰动；德性深厚，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虚妄的境界出现在眼前，灵明的本源于是受到扰乱，以至于忘掉不可赞叹的良贵，趋向无穷的污秽腐败，这难道不是迷惑吗？这就是君子看重节俭的原因。然而管夷吾说：耳朵想听的是声音，却不能听，叫作“板聪”；眼睛想看的是美色，却不能看，叫作“板明”；身体想要安适的是美食厚味，却不能顺从，叫作“板适”；心意想做的是放纵逸乐，却不能实行，叫作“板性”。这些所谓的“板”，都是废弃、虐害生命的主宰。拘束在这些废虐生命的主宰之下，忧惧不安，以至于只求长生，并不是我所说的养生。为什么呢？善于听音的人不会忧惧不安，忧惧不安的人就不是善于节俭的人。碧虚注说：树木生长时青翠完整，一经削制成器，天性就受到损害；人本来处处自在，一旦施行仁义，真性就受到残伤。因此，保存视、听、饮食、呼吸可以，舍弃它们也可以。只有不被取舍系缚于心的人，才能逍遥于尘垢之外，岂是绳索和囊槛所能拘束的呢？庸斋说：沟中的断木，是剖木制成牺樽后剩下的东西；它虽然荣辱不同，却同样是枯木，这与臧、谷亡羊的寓意相同。声、色、气味都足以扰乱本性，所以把这四者同取舍并列来说，是为了贬抑它们。“困根”是冲逆人体之物，从鼻子通到额部；“浊口”是污染口舌，有的本子作“独”，不对；“厉爽”是违逆、失常。用取舍去迎合、排斥是非，扰乱心灵，自然的本性就失去了。杨朱、墨子的学说正是用取舍迎合、扰乱心灵；他们被自己的学说困住，却把它当作获得，那么鸠鸟、乌鹊在笼中也可以说是获得了，这是极力贬斥他们。因为他们所取所舍的是非堵塞胸中，所以说“堵塞内心”。冠弁、缙绅是儒者的服饰，用礼制加以约束，所以说“约束外在”。内在被支撑、堵塞而充满，像柴栅一样；外在被礼制文饰拘束，像罪人被捆绑。“院院”是目光转动的样子。人们看见他们自我苦困，如同处在束缚之中，而他们却自以为有所获得；那么罪囚之人和囊槛中的虎，也都可以说是获得了。总之，这是极力诋毁杨朱、墨子。此段借譬喻说明丧失本性的弊害，各家注解已经很详细，这里不再重复解释。

译本篇开头论述天地的大化以及人物的众多，认为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以道广泛观察，以德普遍推行，无为无欲，使官府治理分明；这是用不同来统合不同，使万物不能各自分异。大，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尊，没有比道德更尊的。圣人之道兼有覆盖和承载的作用，所以可以同天地并称。有人问：有圣人而没有天地，凭什么成为圣人？我说：有天地而没有圣人，又凭什么成为天地？那么天地与圣人是相互依存、不可缺少的。所以《南华真经》借天地来说明君主的德性，这就是统摄天地、驾驭万物、统治天下的道理。人们看见圣人应对万物的方法很多，便怀疑他的圣知聪明远远超过常人，却不知道这是克制心念、无为所造成的。因此，具有统治天下之德的人，确立根本、端正自身，那么天地不约定也会相合，人物不约定也会自行化育；视察无形，听察无声，玄妙的感应和奇异的回应，难道还不止于此吗？所以黄帝遗失玄珠，反而由象罔得到；帝尧向啮缺请教，却使许由感到危险，都是说大道不能用有心去求，也不能凭聪明才智得到。华封人请求为圣人三次祝愿，使他分配财富、授予官职、活到千岁后升仙，这样还有什么劳累呢？子高辞去诸侯的官位而去耕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德衰而刑法建立，贤人退隐，法令严密于前，祸患聚集于后，动乱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举出太初有无的问题，使人探究万物产生的根本和性命的来源；使德性同于本初，万物将自行化育，彼此可与不可、正确与不正确都任其自然。那些讲究恭敬俭朴、拔擢公正忠诚的人，其实又在从外部运用自己的心了。汉阴丈人以使用机械为可耻，武王率军拯救百姓，一个是抱守朴素、守护真性，一个是运用权宜来成就义；出仕与退处、行动与静止，时势虽然不同，却都没有离开道而已。至于丑陋的人害怕孩子像自己，大惑者终身不能灵明，残木制成樽器，扰乱心灵、伤害本性，德性不足以保存生命，这样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这些全都是把困窘当作获得，就像杨朱、墨子使自己苦困而难以改变。把他们比作鸠鸟、乌鹊和虎豹，就不仅是轻视他们，而且是非常厌恶他们了！从前孟子驳斥杨朱、墨子，使圣人之道得以彰明，世世代代称赞他，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我在这里也说，《南华真经》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后世一定会有人认为这话正确。《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三十九卷完。＃１《阙误》引用张君房本，“相”字下有“罪”字。＃２“华”字也作“荂”。＃３司马本作“二垂锺”，其他版本有的作“二缶锺”。俞樾说：“锺应当作踵，‘二’字是‘一’字的讹误，‘缶’是‘企’字的讹误。”究竟哪一种正确，没有定论。＃４赵谏议本作“舍”。＃５刘师培《庄子斛补》说，“瓯”字上脱漏了一个“桀”字。按体成《疏》，刘师培的说法较为接近。《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四十卷。武林道士褚伯秀撰述。《天道》第一。天道运行不息而不积聚，所以万物得以生成；帝王之道运行不息而不积聚，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不息而不积聚，所以四海之内服从。明白天道、通达圣道，并能在帝王之德中六方通达、四面开辟的人，都是任其自然作为的；心神昏默而无不宁静。圣人的宁静，并不是认为宁静好所以才宁静，而是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他的心，所以自然宁静。水面宁静，就能清楚照见胡须眉毛；水面平，就合乎准绳，大匠便取它作为法则。水宁静尚且如此明澈，何况人的精神呢！圣人的心宁静吗？它就是天地的鉴照、万物的镜子。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天地的平正，是道德的极致，所以帝王、圣人以此休息。休息就能虚，虚就能充实，充实就能使万物各得其理。虚就能静，静就能动，动就能有所获得。静就是无为；无为，就使各任其事的人承担自己的责任。无为就会从容自得。从容自得，忧患就不能停留，年寿也会长久。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万物的根本。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南为君，是尧的为君之道；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北为臣，是舜的为臣之道。以此居于上位，是帝王、天子的德性；以此居于下位，是玄圣、素王的道。以此退居闲游，江海山林中的士人就会服从；以此出仕而治理世间，功业就会盛大、声名就会显著，天下也会归于统一。郭象注说：天道、帝道、圣道，三者都是任万物的本性而不受牵累阻滞，所以即使六方通达、四面开辟，也不妨害宁静。若认为宁静是好的才去宁静，就会有时需要行动。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心灵，这就是自得。既然具备相应的条件而任其自然作为，所以所照见的没有不洞然明白的。凡是不平正、不达到极致的状态，都产生于有为。休息，就是从未真正行动。伦，就是理。行动，就能得到而不失去行动的本意。无为，就使万物各任其事、各自承担责任。所以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据为己有。从容自得，是神态从容、内心自得的样子。探究万物的根本，都来自不作为之中。有道而为天下所归，却没有爵位的，就是所谓以自身为贵的素王。出仕治理天下，是其次的情况。所以退处就是巢父、许由，出仕就是伊尹、吕尚；无为的本体是广大无边的，还有什么不能作为呢？君主如果不替冢宰承担职责，伊尹、吕尚就能安静地担任辅佐；冢宰如果不替百官处理所有事务，百官就能安静地治理政事；百官如果不替百姓承担所有劳作，百姓就能安静地安居乐业；百姓如果不改变彼此各自所能做的事，天下就能安静而自得。从天子到平民，越是无为，就越是尊贵！吕惠卿注说：天道无穷地运行，却从来没有把任何事物据为己有，所以万物得以生成，并不是靠雕琢刻画它们；帝王之道一天之中处理万端事务，却从来没有把任何事物据为己有，所以天下归附，并不是靠取悦和求取他们；圣人之道无处不在，却从来没有把任何事物据为己有，所以天下服从，并不是靠武力使他们服从。明白天道、通达圣道，知道它们都在运行而没有积聚，那么在帝王之德中便能六方通达、四面开辟。运行就是转变无穷，不积聚就是不让微小的固执停留在胸中。即使是我自己的作为，也将处于昏默状态而无不宁静，因为虽有作为却从未以有为自居。何况人人各自做自己的事，难道还会有不宁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