胠箧第一

译用封条、锁钥防备盗贼，是世俗的智慧；挖室入屋、背柜逃走、探取囊袋，是超出世俗的智慧。人有超出世俗的智慧，造化之间又有几个人能够遇到呢？凭这种智慧，向上可以盗取天和来养形保神，向下可以盗取地利来使家业肥厚、国家富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却偏偏甘心妄想屋中的藏物，希望得到不义之财，不顾公共舆论无法逃避、遗臭无法掩盖，为什么思虑如此浅薄呢？我曾考察这种事情的由来，也有造成它的原因。世上若没有财物可供积聚和守护，他们又怎么能夺取呢？从暗中开动筐柜、想把财物充满，终于发展到窃取国家，确实说明了要谨慎对待履霜而至坚冰的渐变啊！窃取国家的人，如果不连同圣人的智慧和法度一起窃取，即使得到国家也无法自立。因此，圣人的智慧和法度是天下的利器，关键只在于人怎样使用它。它的权柄如果落入奸雄手中，没有不反过来被奸雄控制的。后文说：“窃取腰带钩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门中保存着仁义。”小盗有诛罚而大盗没有禁制，这难道是平民百姓的卫护吗？大盗既然窃国为君，又禁止百姓成为盗贼，也知道仁义不可废弃。难道不是用圣人的智慧和法度来守护自己的盗贼身份吗？漆园慨然提出这一论说，是为了诛责千古奸雄的心术；《麟经》那样严正的笔法，也可以与之并行于世。试着讨论一下：世俗所谓最高的智慧，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最高的圣人，有不替大盗守护的吗？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龙逢被斩，比干被剖，苌弘遭放逐，子胥受戮，这四位贤人自身都不能免于杀戮。所以蹶的同党问于盗跖说：“盗贼也有道吗？”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呢？妄自猜想屋中藏有什么，是圣；进入时走在前面，是勇；退出时走在后面，是义；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是智；分赃均等，是仁。这五者不具备而能够成为大盗，天下从来没有。由此看来，善人不得到圣人的道便不能立身，盗跖不得到圣人的道也不能行动；天下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圣人有利于天下的地方就少，而危害天下的地方就多。所以说：嘴唇干裂，牙齿便感到寒冷；鲁国的酒味薄，却使赵国受到围困；圣人出现，大盗便兴起。舍弃圣人，放纵、舍弃盗贼，天下才开始得到治理。河流枯竭，山谷便空虚；山丘夷平，深渊便填实。圣人死了，大盗就不会兴起，天下便平安而没有祸患。圣人不死，大盗便不会停止。即使尊崇圣人来治理天下，也是加重盗跖的利益。制作斗、斛来计量，连斗斛也一并盗走。如果制造权衡来称量事物，人们就会连同权衡一起偷走；如果制造符玺来取得信任，人们就会连同符玺一起偷走；如果制定仁义来矫正天下，人们就会连同仁义一起偷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偷窃腰带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下保存着仁义，这不就是把仁义和圣智一并偷走了吗？所以，追捕大盗、揭露诸侯，窃取仁义以及斗斛、权衡、符玺所带来的利益，即使有轩冕的奖赏也不能使他改过，即使有斧钺的威刑也不能禁止他。这种以厚重利益诱发盗窃，使人无法禁止的情形，正是圣人的过错。所以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那些所谓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不能用来向天下人明示。郭象注：暴虐的君主凭借统治者的威势来杀戮贤臣，却没有人敢于抗拒，都是圣人之法造成的。假如没有圣人之法，桀、纣怎么能放纵毒害，使天下人侧目而视呢？圣、勇、义、知、仁这五种东西，本来是用来禁止盗贼的，却反而成为盗贼行盗的凭借；这样看来，圣人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带来的祸害却多。这话虽然确实如此，但仍不能废弃圣人，是因为天下人的智慧不能全部废弃，所以还须用圣人之道来镇服天下。若只废弃圣智而不废弃其他智慧，天下的祸害反而更多。有圣人的祸害虽然多，仍胜过废弃圣人后无人治理；虽胜过废弃圣人后的混乱，却不如把这些东西全都废弃而没有祸害。可悲啊，天下人无不追求利益，却不能把智慧一概废弃，这是多么迷惑而失去根本啊！嘴唇干裂并不是为了使牙齿寒冷，牙齿却会寒冷；鲁国的酒薄并不是为了围困邓郸，邓郸却被围困；圣人生在世并不是为了引起大盗，大盗却因此兴起。这是事物自然相生、必然如此的规律。况且圣人不在万物之上树立崇尚，却不能使万物不互相崇尚。无论人有贵贱、事情有真伪，只要崇尚圣人之法，天下就会噤声顺服；这正是桀、纣之流赖以成就其大盗行为的东西。若能断绝崇尚而守住质朴，废弃禁令而代之以少欲，就能击破圣人的影响而使自己的质朴得以保全；即使放任盗贼，他们的奸邪也会自行止息。抽干河流并不是为了使山谷空虚，山谷却会空虚；铲平山丘并不是为了使深渊充实，深渊却会充实；废绝圣人并不是为了止住盗贼，盗贼却会止息。盗贼止息，华饰和崇尚也就全都消除了。若把圣人看得很重，用来治理天下，桀、纣一类的人也会借助圣人之法；所借助的东西既然重要，所得利益就不可能轻微，于是便成为小盗所凭借、大盗所获利的东西。轩冕、斧钺，是赏罚中最重的手段，本来用来禁止盗贼；大盗却反过来追逐并窃取它们，转而为自己所用，于是成就了大盗。大盗必定借仁义来推行，借权衡来平定，借符玺来取信，借轩冕来诱劝，借斧钺来威慑；盗取这些公器以后，就可以夺取诸侯的位置。因此，仁义和赏罚只足以诛杀偷腰带钩的小盗罢了。桀、纣之所以不能禁止，是因为所盗取的利益太重；利益之所以重，是因为圣人没有把它看轻。鱼失去深渊就会成为人的猎物，利器显露就会成为盗贼的凭借，所以不能拿给人看。吕惠卿注：世俗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圣人，都是依靠法则树立起来的。所谓至高的智慧、至高的圣人，也不过是圣、勇、义、知、仁这些名目，却不知道智慧之所以成为智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根本。因此，四位贤者不能保全自身，而桀、纣一类的人反而借助他们来行盗；世俗所谓的圣智，免不了只是为大盗积聚和守护东西罢了。至高的智慧正在于无所知，至高的圣人正在于没有名号；而世俗的圣智反倒成为盗贼的凭借，所以说它使天下得利少而受害多，并不是虚话。唇齿，是用来比喻彼此相因；鲁酒和邓郸，是用来比喻本来不相因却相互造成影响。既然如此，要治理天下，不如击破圣人、放纵盗贼，使善恶两者都忘掉罢了。心中的深谷本来并不空虚，盗贼之心却能由此产生，是因为把圣人当作深渊来堵塞它。抽干圣人之流，使它干涸，深谷就空虚，盗贼也不会产生。心中的深渊本来并不充实，盗贼之心却能进入其中，是因为把圣人当作山丘来堆积它。铲平圣人之丘，使它降低，深渊就充实，盗贼也不能侵入。这就是圣人已经消亡，大盗不起，天下因此没有故患。所谓消亡，就是不让这种心念产生罢了。盗贼之心一产生，大盗就会兴起；即使重视圣人来治理天下，也是加重盗贼的利益，详细内容见下文‘并窃之’的话。

译所以，偷腰带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没有人能够禁止他。诸侯的门下保存着仁义，这不就是把圣、知、仁、义一并偷走了吗？何况是更大的盗贼、夺取诸侯地位的人呢？即使有轩冕和斧钺，也有不能禁止或诱劝他的地方。凡此都是离弃真实而树立圣人的过错，却还要用圣人之法来向天下显示，这就是把利器拿给人看，所以大盗能够夺取它。疑独注：道中有君子，也有小人；若得到道的正当方面，圣、勇、义、知、仁都会归于正；若沿着它不正的一面扩充，就只是成为大盗。盗贼所谓的道，是妄自藏匿，先取得而后施出，知道可与不可，并且分配均平；凡是只得到其中一项的，是小盗，桀、纣得到全部，所以是大盗。庄子曾在《杂篇》中设寓言，与孔夫子相对照，用来说明大盗和大圣的智慧本来相同，只是用途不同罢了。善人凭借这五种东西来立身，恶人凭借这五种东西来行盗。善恶都根源于人心，而天下行善的人常少，行恶的人常多，所以庄子对此深加矫正。鲁酒薄而邓郸被围，圣人生而大盗兴起，这是事物自然相生、必然如此的道理。况且圣人制定法则，哪里是有意要引起人的虚伪呢？只是人自己沿袭圣人的形迹而形成虚伪。所谓击破圣人，是极其厌恶圣人的影响。就像禅家所说：‘我当时若见释迦瞿昙出世，便一棒打死他。’意思相同。放纵盗贼，也是想使欺诈虚伪止息罢了。河川与山谷的水彼此相通，山丘与深渊彼此资助，是比喻圣人的形迹成为大盗的凭借。圣人已经消亡，就是断绝圣人、抛弃智慧的意思；大盗不起，就是争相崇尚的道路全都消失。如果不废绝圣智来止住盗贼，反而加重圣人之法来治理天下，桀、纣一类的人就会乘机利用它来行盗，这就是加重盗贼的利益。斗斛、权衡、符玺、仁义，都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工具。庄子的意思是，凡是涉及形器、法度的东西，都是大盗所凭借的。大盗行盗而至于窃取国家，斗斛、权衡、符玺就都归他所有，刑赏也由他自己发出。尧、舜和三代用来治理天下的形器法度，与后世相同，但治乱的结果却不同：他们所依赖的虽然在这些东西，等到治理成功以后，即使这些东西存在，也可以不用。后世却认定只有这些东西可以依赖，一旦权柄落入奸人手中，那么原来赖以安定的东西，往往反而导致危乱，田成子篡齐就是这种事情。圣人退居幽深隐秘之处，掌握最高权力来运转万物，所以力量能够回旋天地而世人看不见其中的机理，威势能够使四海服从而人们却不把它称作武力。这就是在变化之中运行万物，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又哪里会把利器拿给人看呢？详道注：以智慧治理人，没有比齐国更高明的；以智慧修治自身，没有比四位贤者更高明的；以暴乱残害人，没有比盗跖更厉害的。他们都曾说自己奉行圣人之法。然而齐国仍免不了田氏篡夺，四位贤者也逃不过当时君主的杀戮，盗跖反而活到寿终。因此，奉行圣人之法来治理，并没有好处；窃取圣人之道来作恶，也没有坏处。这样看来，圣人对于天下不能止住盗贼，反而足以引起盗贼。庄子并非不知道圣人，而只是顺应事物、适应时势罢了。后世祸乱随之兴起，也正如唇亡则牙齿寒、鲁酒薄而邓郸被围；难道能因为牙齿寒冷而责怪嘴唇，因邓郸被围而怪罪鲁国吗？把过错一概归于圣人，是因为他要排除圣人留下的牵累。碧虚注：智慧的显现，有时带来利益，有时带来祸害；圣人的显现，有时使人得生，有时使人死亡。不被利害迷惑，是至高的智慧；不被生死动摇，是至高的圣人。像四位贤者那样，都夸耀智慧、矜持圣德，结果自取灭亡，又哪里懂得什么是至高的智慧、至高的圣人呢？圣智与大盗是相互依存的：圣智产生，大盗就兴起；大盗止息，圣智也就消亡。击破圣人，就是断绝、抛弃圣人；放纵盗贼，就是不把财货看得尊贵。圣智消失，百姓本性淳厚，天下太平而无事。窃取仁义圣智的人，是想使自己尊贵；盗取金宝珠玉的人，是想使自己富有。然而，天赐给人的就是公，个人夺取就是私；如果让公的归于公、私的归于私，难道轩冕能够诱劝吗？斧钺能够禁止吗？庸斋说：四位贤者虽然贤明，却都获罪于自身；盗跖反而因此得以免祸。这说明贤者不足以依靠，而窃取圣智的人有时反而能借此谋利。所谓行盗之道，是庄子编造出来讥刺世俗的；言辞虽然奇特，实际上很有道理。说到恶人多、善人少，以及圣智使天下获利少而受害多，也确实精妙。唇齿、川谷的比喻，说明圣人本不是为盗贼设置的，却反而成为大盗的凭借。圣人不出生，大盗不起，是说没有圣人也没有盗贼，天下可以自行治理。重视圣人来治理，是说圣人重新出现并制定法则，奸人得到它以后更加借此欺骗世人；战国诸侯篡夺国家而取得权位，都是大盗。偷腰带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成为诸侯；既然成为侯，建立国家以后也以爱民利物为事业，这就是连仁义圣智也一并偷走了。名为大盗的人，人人都想追逐他；如今诸侯窃取国家、立于众人之上，所以说‘揭’。但世上从未有人用刑罚禁止他们，这都是愤恨世道而发出的言论。世人所谓的至高智慧、至高圣人，通常免不了成为大盗积聚财富的工具；反而不以圣智自称的人，没有什么可供积聚，盗贼也无法窥伺。因此列举四位贤者来证明圣智不足以依靠。上天生出忠臣贤者，他们匡正君主、辅佐国家，守节重义，宁死也不改变立场；可是君主有时不察觉，反而厌恶他们逆耳的话。君主违背自己的心意，开始时疏远他们，严重时谴责斥退他们；而他们的忠心不能自行消失，最终只有把他们杀掉才罢休。唉！杀戮忠臣贤者，是奸臣的幸运。过错和证据如此明显，国家还能长久吗？作为臣下的奸臣大盗，哪里没有他的活动范围？所谓活动范围，也不过是圣智之法。因为可资利用的东西重要，所以他所夺取的东西也不会轻微；但这种祸根并不是一天积成的。他又观察君主可以蒙骗、官吏可以欺瞒，于是乘时借势，完成违背正道的举动，却仍免不了借助圣智仁义来治理国家，正如前面所说的建立国家者一样。一废一兴，就像川谷与山丘、深渊的消长。圣人产生而盗贼兴起，就像鲁酒与邓郸彼此相因。既然加重圣智来治理，成为大盗的重利，盗跖也就理所当然了。偷腰带钩的人受圣智之法制约，偷窃国家的人却夺取圣智之法来制约别人，所以善人少而恶人多；即使有轩冕和斧钺，也不足以作为奖赏或惩罚。

译确实，圣智是天下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盗贼窥见其中的机要，就会把它夺走，就像鱼脱离深渊，蝼蚁也能使它陷入困境。《论语》说：‘可以使百姓照着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这样看来，圣人治理天下，难道还有神妙而自然化育万物的作用吗？这一节从‘曷尝不法圣人’到‘圣人者天下之利器’，共有十一处写作‘圣人’。今本都如此，只有陈碧虚依据张君房校本，都改作‘圣知’。考察前文‘世俗所谓知’、‘世俗所谓圣’等话，这样解释也说得通。根据本篇原意，正是在论说制定法令的许多弊端，因此依从原本作‘圣人’也可以。我私下认为，张氏当时奉诏校定经书，到碧虚进呈注解时，恐怕其中谈论圣人的地方有所忌讳，便权宜改作‘圣知’，后来因而相传沿用。但其中有些地方确实应当作‘圣人’，如‘曷尝不法圣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圣人已死’、‘圣人不死’，这些都不能改易。其余改作‘圣知’，也自有道理。至于‘圣人者，天下之利器’，那就无疑应当作‘圣知’。《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八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九。武林道士褚伯秀撰述。《胠筐》第二。所以，废绝圣人、抛弃智慧，大盗才会止息；毁掉玉器、破坏珠宝，小盗才不会兴起；焚烧符节、破坏印玺，百姓才会恢复质朴鄙素；打碎斗、折断秤，百姓才不会争夺；彻底毁弃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才开始可以共同议论。扰乱六律，熔毁并废弃竽和瑟，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含藏自己的聪明；消灭文章，散去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含藏自己的明察；毁掉墨线、曲尺，抛弃圆规方矩，折断工捶的手指，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具有自己的技巧。所以说：最大的技巧看起来像拙劣。削弱曾参、史鳅的操行，钳住杨朱、墨子的口舌，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开始归于玄同。人各自含藏自己的明察，天下就不会被光彩迷惑；人各自含藏自己的聪明，天下就不会被声色劳累；人各自含藏自己的智慧，天下就不会迷惑；人各自含藏自己的德性，天下就会各守其德。曾参、史鳅、杨朱、墨子、师旷、工捶、离朱这些人，都是把德性建立在外物上，从而扰乱天下的人；他们的做法在治理天下时是没有用的。郭注：去掉盗贼所凭借的东西，不用禁止它也会自行止息；贬低人们所看重的东西，不加刑罚也会自行消灭；除去矫饰所依赖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施行奸巧。小的不平，是大不平所利用的。外在没有可以矫饰的东西，内在就能保全质朴，也没有自我丧失的祸害。声色，是离朱、师旷所看重的。人受生各有分限，如果让所崇尚的东西牵引自己，性命就会丧失。若毁掉人们所看重的东西，舍弃外在的强求而任凭自身，聪明就各自得到保全，人也各自含藏真实本性。蜘蛛、蝼蛄虽然形体鄙陋，却能结网、转丸，并不向工匠学习，万物各有自己的才能。才能虽各不相同，但若都不敢偏离所习，就会像巧妙而实际拙劣一样。因此，善于用人的人，任用各人的才能，不拿工匠的技巧要求所有百姓；各种技艺因为彼此不能替代，看起来像拙劣，而天下各自发挥才能，就成为大巧。运用各自本有的才能，所以可以抛弃规矩，折断巧匠的手指。去掉扰乱本性的准则，天下各自恢复质朴而同归于玄德。曾参、史鳅、杨朱、墨子、离朱、师旷、工捶这些人，禀赋各不相同，却使天下人跳跃着去仿效；一仿效就丧失自我，我的丧失由他们造成，他们便成为扰乱天下的主因。至于法则所能发挥的作用，人的视力不超过所见，所以众人的眼睛没有不明亮的；人的听力不超过所听，所以众人的耳朵没有不聪敏的；做事不超过自身所能，所以众人的技艺没有不巧的；智慧不超过自身所知，所以正常本性没有不舒适的；德性不超过自身所得，所以各人的德性没有不恰当的。何必在人的性分之外，强行树立他所达不到的标准，使天下奔忙而不能返回自身呢？吕注：庄子所说的废绝圣人、抛弃智慧，并不是毁灭典籍、抛弃政教，只是不让它们在心中滋生罢了。掷玉毁珠，并不是把它们从府库中拿出丢到山中，只是不在心中把它们看得珍贵罢了。焚烧符节、破坏印玺，并不是当真烧掉打碎它们，而是不把它们作为取得信任的凭据；这样百姓就会质朴鄙素，也不会把符玺当作可依靠的东西。打碎斗、折断秤，并不是当真打碎折断它们，而是用公平来实行公平；这样百姓就不会争夺，也不会把斗衡当作可依靠的东西。于是百姓恢复性命的真实情状，才可以共同议论。堵住师旷的耳朵，是要返回内听；我若反听，天下就各自含藏聪明。粘住离朱的眼睛，是要返回内视；我若内视，天下就各自含藏明察。折断工捶的手指，天下才开始各自具有自己的技巧；削弱曾参、史鳅的操行，钳住杨朱、墨子的口舌，天下人的德性才开始归于玄同。关键只在于我抛弃智慧、断绝巧诈，不把可欲之物显现出来罢了。那些把德性建立在外物上、从而沉沦扰乱天下的人，不是让人含藏聪明、明察、智慧和德性、返回性命实情的方法；这种做法在治理上没有用。有些人却说庄子真想击破圣人、放纵盗贼、残毁法度，这样的人哪里能和他谈论精微的言理呢？疑独注：大盗偷窃法，小盗偷窃物。偷窃物品的，用法来禁止；偷窃法的，用道来感化。符玺本来用来实行信用，斗衡本来用来达到公平。等到它们产生弊端，实行信用的反而成为最大的失信，达到公平的反而成为最大的不平。这就是庄子想要焚毁符玺、打碎斗、折断秤的原因，使人的眼睛不被色彩侵入，耳朵不被声响侵入，心不被外物触动；各种色相都隔绝在外，而以性命为主，收回视线、反转听觉，不羡慕离朱、师旷而获得自己本有的性情，这就叫最大的技巧看起来像拙劣。曾参、史鳅、杨朱、墨子迷惑扰乱天下，所以要削弱他们的操行、钳住他们的口舌，使他们都返回于一，天下人的德性才重新归于道而玄同。人各自含藏明察，天下人的明察就都足以互相照见；人各自含藏聪明，天下人的聪明就都足以自闻；人各自含藏智慧，天下人的智慧就都足以自知；人各自含藏德性，天下人的德性就都足以自得。这就是不被光彩迷惑、不被声色劳累、不被外物迷惑、不走偏僻之路的原因。曾参、史鳅、离朱、师旷这些人，都不是充实自己本有的性情，却使天下人劳神疲虑而追随他们，这就是沉沦扰乱天下，是法则所不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