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第一

译碧虚注说：把天下置于身外，众多祸害就不能侵扰；看重自己的生命，其他事物就不能迷惑。只有心胸畅达而虚静，才可以把自身托付在四海之上。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养，至人所珍视的正是生命，所以不肯用天下交换它。以粗布衣服、稀粥使自己满足，谁肯把外物当成事业而丧失自己的天真呢？因此，狷介自守的人不肯向别人屈服；德行深厚的人，才能真正尊重处于下位的人。坚守节操、勤勉用力，所以能够建立大功；放纵而不回返，所以用来激发并责备鄙俗。土地所供养的是物产，物产所供养的是百姓；如今却争夺供养人的物产而伤害所供养的百姓，圣人不忍这样做。富贵的人把地位看得太重，过失在于因供养过度而伤身；贫贱的人把利益看得太轻，祸患在于因逐利而使形体受累。所以做君主而使政事停滞，不如退隐以自全。鬳斋说：幽忧之病，就像说暗中的疾病。所谓不把天下当作追求对象，就是拥有天下而不参与其中。善卷，“卷”音权，是自我劳作的样子。葆力，就是勤苦用力。尧、舜两段没有结语，意思和前文相同。“用来作为供养”的，是土地；“所供养的”，是百姓。尊重生命，就是把身体看得重，把外物看得轻；这是在讥刺当时那些担心失去名位的人。只有无意于做君主的人，才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所以越人想让王子搜做国君。褚氏管见说：上天生出圣人，是为了延续道统、明辨人伦、赞助天地、养育万物。君位有无本来与他无关，然而枢纽、歌咏、狱讼等事务最终归向他，有些事情不能推辞，也只是暂时托付给他罢了。即使处在拥有万乘的尊贵、享有四海财富的地位，他仍住土阶茅屋，穿粗衣，吃粗食，不知道自己的势力多么重要、地位多么尊贵。这大概是因为得到它并非出于本心，所以处在其中并不以为荣耀；因此辞让起来就像脱掉衣服一样容易。万物没有比天下更大的，能够把天下让掉，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争夺了。他心中所存的东西，哪里可以衡量呢？至于把天下给他而他不接受，难道也是内心没有主见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尧、舜、大王亶父的德行，本来不需要赞扬；但诸子的高尚节操，若不是庄子，便不能完全显现出来。仔细考察他们辞让的话，大意不过是卑视外物、尊重生命，轻视外在、重视内在，以圣人的道为乐，而厌恶做君主所带来的祸患。况且古人连天下都不屑接受，难道肯效法后世那些凭矜诈、恃强力、违背道理、逾越本分而妄求的人吗？幽忧之病，按《吕氏春秋》引用本章，《高诱》注说：“幽，是隐。”《诗经》说：“如有隐忧”，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正忧虑自身尚未得到治理，哪里有空闲治理天下呢？这就是不同于世俗之处。大王亶父躲避狄人，是不忍伤害百姓；王子搜逃避百姓，是担心百姓伤害自己。担心伤害百姓，便能够爱护自己；担心伤害自己，便能够爱护百姓。这就是越人想得到他来做国君的原因，因为他的德行显著，百姓并不逃避他，反而像蚂蚁趋向腥膻一样仰慕他。至于上等的德行是不自以为有德，百姓无法给他命名，那么也就不能从他那里取得利益，也不能加害于他；这又超出前面一层。南华虽然没有把话说尽，其中的意思就在这里，详细内容可以从后章《经》的主旨中看出。韩国和魏国互相争夺、侵占土地。子华子去见昭僖侯，昭僖侯脸上带着忧色。子华子说：“现在假使有人把一块铭文放在君王面前，铭文上写道：用左手夺取它，右手就会废掉；用右手夺取它，左手就会废掉；然而夺取它的人一定可以拥有天下。君王愿意夺取吗？”昭僖侯说：“寡人不夺取。”子华子说：“很好！由此看来，两条手臂比天下更重要，身体又比两条手臂更重要。韩国比天下轻得多，如今所争的土地又比韩国轻得多。君王却偏偏为身体受损而忧愁，为忧虑得不到它而悲伤！”昭僖侯说：“说得好！教导寡人的人很多，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子华子可以说是懂得轻重了。郭注简略而没有评论。吕注说：昭僖侯能够采用子华子的话，轻视自己所争夺的东西；至于不肯拿天下交换生命，他还在其次。疑独注说：“废”，是说斩断手臂，使它失去作用。难道能不顾自己的手臂去取得铭文、拥有天下吗？昭僖侯说不取。由此可知两条手臂比天下重要，身体对手臂又更重要。把韩国同天下相比，韩国已经很轻；所争的土地又比韩国更轻。如今反而因忧虑得不到它而使身体受伤，这是舍弃最重要的东西去争夺最轻的东西，难道不是迷惑吗？” 碧虚注说：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近？身体和财货哪个更多？边境的荒废土地，何苦去争夺呢？《鸿烈》解释说：杀掉戎马去求狐狸，拿两只鳖去换取灵龟，砍断右臂去争一根毫毛，折断镆铘宝剑去争一把刀锥，这都可以说是不懂轻重的人。鬳斋说：铭，犹如契约。夺取铭文就可以拥有天下，但爱惜身体的人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韩国比天下还轻，如今却因为得不到它而忧愁，甚至使身体发愁受伤，这就比失去一条手臂还更严重了！韩侯和魏国争夺被侵占的边境土地，所得很少，忧色却显露在脸上，可以说是把轻的看得重，把重的看得轻了。魏国的大臣们进谏而韩侯不听，华子进见，用的方法很有道理。用左手夺取铭文，右手就废掉；用右手夺取铭文，左手就废掉；一边是利益，一边是损害，二者不可避免，只在人能审察利害的轻重而决定取舍。韩侯知道手臂重于天下，身体又重于手臂，却不知道韩国轻于天下，所争的侵地又轻于韩国；真正审察出轻重，重的自然就显现出来了。韩侯听到劝谏立即醒悟，明白了轻重的当然道理。唉，韩侯也算贤明了！华子也算懂得道理了！鲁君听说颜阖是得道之人，先派人带着礼币去拜访。颜阖守着简陋的居处，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喂牛。鲁君的使者到了，颜阖亲自接待。使者说：“这是颜阖的家吗？”颜阖回答：“这是颜阖的家。”使者送上礼币，颜阖说：“恐怕传话的人弄错了，使者因此获罪，不如再核实一下。”使者回去重新核实，回来再找颜阖时，颜阖已经不在了。像颜阖这样的人，是真的厌恶富贵。所以说，道的真实用来修治自身，道的余绪用来治理国家，道的末流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帝王建立功业，只是圣人的余事，并不是用来完备自身、养护生命的。如今世俗中的君子，大多危害身体、抛弃生命来殉从外物，难道不可悲吗？凡是圣人的行动，都一定考察它所趋向的目的和它所采取的作为。现在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用隋侯之珠去弹射千仞高处的鸟雀，世人一定会笑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使用的东西贵重，而所要取得的东西轻微。生命这种东西，难道只是同隋侯之珠一样贵重吗？郭《注》简略而没有评论。吕《注》也没有详细说明。

译疑独注说：颜阖处在困穷中而心志通达，确实厌恶富贵，所以庄子选取他作为例子。得道的真实境界，不可以用生死来谈论，所以才有“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的说法。至于把自身看得尊贵，把身体看得珍爱，并以天下为念，那只是圣人的外在踪迹。丝的余绪、土地野草的卑贱，都是微末之物，不值得道；圣人为天下所作的事情，出于天下的托付，也只是听任而已，所以说是余事。“所以之”和“所以为”，是说有所行动必须考察它是否合宜，然后才作出回应。用隋侯之珠弹鸟雀，是譬喻世人拿生命交换富贵，舍弃贵重而追逐轻微。碧虚注说：绪余、土直，是说离自身越远，就越粗浅。圣人修治自身，是虚心弱志；帝王建立功业，是手足操劳。把建立功业同修治自身相比，不过是修身之外的余事。颜阖知道所趋向的方向未必可取，所要做的事情也未必应当做，所以不接受礼币。士人中有甘愿隐没无闻、却忽视富贵的人；身体可以屈服，道却不能屈服。他们把自身看得像隋侯之珠一样贵重，把利禄看得像燕雀一样轻微。鬳斋说：用绪余、土直来治理国家天下，是圣贤的论述。庄子这样分别，人人都说他把精粗分成两截。其实他的意思只是说，知道道的人不让外物牵累内心；有了天下而不参与其中，才可以完全实行无为之治。但他的言辞抑扬过分，而内心实际并不是这样。绪余、土直，只是在余事上产生的说法，就像尘垢、糟糠一样。近世判教公的学说，确实把它们当作两截来看待，并据此施用，多次引用绪余、土直的话，所以朱文公特意详细辨正。用珠子弹鸟雀，譬喻十分明白。颜阖的心，是真正厌恶富贵，远远超出世俗所能见到的境界。可惜他没有把真情尽数说明，反而失去了对使者的诚意，似乎也稍微损害了淳厚的德性。使者既然到了他的家，又见到了他本人，却不能竭力请他出仕，只好依从他的话回去重新核实，这难道不是过于淳厚了吗？难进易退，是君子的常态。修养越久，根基越深，对颜阖本来不容多作议论。然而鲁侯热切求贤，多久才能遇到一个？幸而遇到，又擦肩而过，不能同他共同治理大业、使天下达到太平，实在是由于使者未能尽力，所以特意重申此意作为警戒。况且天下的功业，没有比帝王功业更大的了，尚且还把它看作余事，那么所谓圣人的真实境界，哪里是平常人所能窥测的呢？”},{ “所以……”“所用来做……”的意思，就是《论语》所说的“所由”“所安”。如今流传的版本恐怕是为了避免听者误解，其中“多者”二字中“心真”疑为“治身”，“治”应当是“持”；“凡圣人之动作”中“圣”字疑为衍文；“隋侯之重”中“侯”应当是“珠”。本章全部见于《吕氏春秋》，可以据此证明吕不韦距离庄子生活的时代并不远，所记一定得到了庄子的真传。列子生活贫困，面容呈现饥色。有个客人把这件事告诉郑国的子阳，说：“列御寇，是一位极有道术的人，住在您的国家却如此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贤士吧？”郑子阳立即命令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见到使者，拜了两拜，辞谢不受。使者离开后，列子进屋，他的妻子望着他，露出[“村心”疑为“怨心”]，说道：“我听说，做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如今却面带饥色。国君因为过问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却不接受，难道不是命运弄人吗？”列子笑着对她说：“国君并不是自己了解我，只是听了别人的话才送我粮食；将来他要治我的罪，也很可能只是听了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然作乱，杀死了子阳。郭象《注》简略带过，没有加以论述。吕惠卿《注》没有详细说明。疑独注说：士人凭正直的行为而被人了解，别人又根据实际情况来考察我，那么对方所审察的，正是我被了解的实际情况，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子阳做郑国的相国，从未同列子交往，忽然因为别人的话送给他粮食；既然是因别人的话而了解他，难道不会又因别人的话而治他的罪吗？这就是列子不肯接受的原因。碧虚注说：士人甘愿沉沦于世间而默默无闻，哪里肯屈服自己的志向，接受没有名分的俸禄？如果为了妻子儿女的情感而违背本心，岂不是在祸害之网中徘徊吗？鬳斋说：子阳只是听了别人的话便送给列子粮食，并不是真正了解列子。既然对赞誉可以相信，那么对诋毁也会相信。子阳做郑国的相国，掌握着衡量全国人物、决定其贵贱的权力，国内有贤人隐居而不知道，难道可以吗？听人说列子有道便送粮给他，也算是遇到贤人而能表示敬意。列子认为，既然国君因别人的话送我粮食，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因别人的话治我的罪呢？所以辞谢不受。这就是君子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结果，看到过去便知道未来。其妻[“扮心”疑为“怨心”]发出那番话，只是世俗的鄙见，谁说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也会这样呢？至人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他的妻子儿女也不能完全了解，何况是别人呢？这说明身穿粗布而怀藏美玉的士人，并不容易被人认识；即使认识了他，还应当遇到有道的执政者，这样才能充分任用人才。《渔父篇》说：“下人不亲，不得其真。”确实如此。楚昭王失去国家时，屠羊说逃走并跟随昭王。昭王复国后，准备赏赐跟随他的人，也包括屠羊说。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家，我失去了屠羊的生计；大王复国，我也恢复了屠羊的生计。我的爵禄已经恢复了，又有什么可赏赐的呢？”昭王说：“一定要接受。”屠羊说说：“大王失国，不是我的罪过，所以不敢伏法受诛；大王复国，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不敢承受赏赐。”昭王说：“召见他。”屠羊说说：“楚国的法令规定，必须先有立下大功而受到重赏的人，才可以获得召见。如今我没有足够的才智使国家得以保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为抵抗敌寇而死；[“昊军”疑为“吴军”]军队攻入郢都时，我是害怕祸难而躲避敌寇，并不是特意跟随大王。现在大王想废弃法令、毁坏约定来召见我，这不是我愿意让天下人听到的事情。”昭王对司马子景说：“屠羊说居处卑贱，所陈述的义理却很高尚，你替我用三旌的职位聘请他。”屠羊说说：“三旌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摊位尊贵；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所得的利润丰厚。然而，难道可以因为贪图爵禄，而使我的君主蒙上任意施赏的名声吗？我不敢接受，请让我回到自己的屠羊摊位。”于是他最终没有接受。郭象注说：已经用义理说明白了，不再解释。疑独注说：庄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大多不能安于义理和命运，却妄想侥幸取得富贵，所以引用屠羊说的事来警戒他们。一个身处屠宰摊位的人尚且能这样安守本分，确实可以激励、磨砺浅薄的世俗风气。“三旌”就是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能带来富贵，但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就不应居处。如今在屠羊说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碧虚注说：诵读《诗》《书》而能启发蒙昧，身处屠宰、沽酒之业而能守持义理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那些窃取权势，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出卖权力以求取厚重赏赐的人，听到这件事也应当知道惭愧。

译鬳斋说：大王复国，屠羊说也恢复屠羊的生计，各自都得到自己本分之内的事情。“三旌”，是三公的车服各有旌旗以作区别。昭王要赏赐屠羊说，是表示复国之后推施恩惠。屠羊说辞谢赏赐，是安守义分而不使赏赐泛滥。大概国君失国却不能伏法受诛，那么国君复国后不敢承受赏赐，按道理也应当如此。世上没有功劳却贪受赏赐的人很多，于是安于天命、辞谢俸禄的人便显得罕见。昭王命令召见屠羊说，是看重他的操行而想认识这个人。屠羊说认为不能毁弃约定来召见自己，于是始终辞谢。他不使君主有任意施赏的名声，像这样不欺骗君主，是士君子很难做到的事，而屠羊说却能从容做到。假如全国的臣民都受到屠羊说德行的感化而努力仿效，又何必担心世道不能彼此振兴呢？原宪住在鲁国，房屋只有四面墙，用活草盖顶；蓬草编的门也不完整，用桑木做门轴；两间屋子都以破瓮作窗，用粗布堵住窗户。屋顶漏雨，地面潮湿，他仍端正地坐着弹琴。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车上装饰着皮革，车盖蒙着白绢，轩车甚至不能驶入小巷，前往拜见原宪。原宪戴着[“华冠”疑有讹]，穿着拖地的鞋，拄着华美的手杖，出来应门。子贡说：“唉，先生是得了什么病吗？”原宪回答：“我听说，没有财物叫作贫穷，学习了却不能实行叫作疾病。现在我是贫穷，不是有病。”子贡惭愧地低头徘徊，露出羞愧的神色。原宪笑着说：“追逐世俗、迎合时尚，与人结党交友；学习是为了取悦别人，教导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把仁义当作掩饰奸邪的文饰，把车马当作炫耀的装饰，这些事我实在不忍心去做。曾子住在卫国，穿着没有外层的破旧絮袍，面色浮肿，手脚长满老茧。三天不能生火做饭，十年没有添制新衣；整理帽子时帽带断了，提衣襟时手肘露出，穿鞋时鞋面又裂开。他拖着破鞋，歌唱《商颂》，声音充满天地，仿佛从金石乐器中发出。天子不能把他当臣子，诸侯不能把他当朋友。所以，修养志向的人会忘记形体，保养形体的人会忘记利益，达到道的人会忘记心念。孔子对颜回说：“回，来！家境贫寒，地位卑下，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颜回回答：“我不愿意做官。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足够供给煮粥；我在城内有十亩田，足够种植丝麻；弹琴足以自我娱乐，学习先生的道足以自得其乐，因此我不愿意做官。”孔子忧伤地变了脸色，说：“好啊，颜回的志向！我听说，知足的人不会因利益而使自己受累，真正自得的人即使失去外物也不害怕，内在品行修养好的人即使没有职位也不会因此改变作为。我诵读这些话已经很久了，今天在颜回身上才见到它们，这是我的收获。” 以上三章，意义贯通相同；郭象、吕惠卿都没有详细解释。疑独注说：原宪是贫穷而没有怨言的人；曾子是贫穷却能自我排遣的人；颜子是贫穷而以道为乐的人。“修养志向的人忘记形体”，说的就是原宪；“保养形体的人忘记利益”，说的就是曾子；“达到道的人忘记心念”，说的就是颜子。碧虚注说：子贡任卫国之相，驾着四匹马、连着车骑进入穷困的小巷，经过原宪家，感叹他怎么会病成这样。原宪回答说这是贫穷而不是疾病，子贡因自己问错了话而惭愧。那些迂回迎合世态、希望取得功名、亲近结交并经营党朋、学习却不修养自身、教人只是借此谋求资财、坐享仁义之名的奸邪、盛饰车马的人，学习道的人怎么忍心去做呢？原宪是学习道并且能够实行、守持义理而不屈服的人。曾子修养志向，所以不出仕；忘却利益，所以少与人苟合；忘却心念，所以契合于道。知足就不会受辱，知止就不会陷入危险。不受辱，是因为内在品行修养；不陷入危险，是因为没有职位也不妄作。这是孔子所诵习的道理，今天在颜子身上看到了。鬳斋说：“夫妻二室”两间屋子都用破瓮作窗，所以用衣物堵塞它来抵挡风雨。“华皮”是用华美的皮革做帽子。“纵履”就是拖着鞋走。[“夫妻二室”疑为“瓮牖二室”，“华皮”疑为“华冠”，“纵履”疑有讹]假借仁义来文饰奸邪，就是“仁义之慝”。“缢袍”是絮衣；“无表”是外层破损而露出絮。“肿呛”是虚浮肿胀。《商颂》是所歌唱的曲子。“仿佛从金石中发出”，是说歌声有节奏。“达到道的人忘记心念”，是说没有私心，所以接近道。学习道足以自得其乐，二程先生常常教人探求颜子的快乐所在，不可草率看过。孔子说“诵之久矣”，是过去听过这些话，今天才见到这样的人。原宪安于贫困而弹琴诵书，学习并且能够实行；虽然住在四壁之室、蓬草之门中，却如同坐在庙堂之上，因为仁义礼乐始终不离其身。子贡显贵而居相位，这是[“壅零之时帝者”疑有讹]；昭王能够屈尊驾车前去探望，也说明他没有忘记朋友情谊。然而问原宪有什么病，则说明他并不知道原宪的心志。原宪在圣人门下学习，却有这样的见识，所以分别说明贫穷和疾病，以此告诫他。从“追逐世俗而行”直到“车马的装饰”，正是学人的大病；子贡自身深陷其中却不知道，幸亏原宪以尖锐有力的话痛加针砭，确实是朋友中的老师。曾子面色浮肿、手脚生茧、帽带断绝、手肘外露，由此可知他的贫困；然而他修养志向而忘记形体，歌声像金石一样，浩然之气充满天地，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也不能同他交友，何况想让他做臣子呢？颜子知足而以道为乐，没有职位也不妄作，承袭孔子的步履，获得孔子的心意，却完全不以世俗功业自矜；以粗陋的饮食和器物自得其乐，哪里是缠绕朱绶、怀藏金印的人可以相比的呢？这三个人都是孔门高弟，亲自接受圣人的传授，只是造诣有精粗之别，所以他们所得到的快乐也有深浅不同。像子贡那样游说各国，享受显贵官位、聚积财货来惊动世俗，那么他的快乐就与原宪、曾子二人不同了。所以南华列举这些事来作为警戒。中山公子牟对瞻子说：“我的身体处在江海之上，心却留在魏阙之下，该怎么办呢？”瞻子说：“应当重视生命。重视生命，利益就显得轻了。”公子牟说：“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却还不能战胜自己的私心。”瞻子说：“不能战胜自己，就顺从它；这样，精神难道会厌恶吗？不能战胜自己，却勉强不顺从，这就叫作加重伤害。受到重伤的人，就不属于长寿之人的一类了。”魏牟是拥有万辆兵车国家的公子，他隐居岩穴，比平民百姓更难做到；虽然还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却可以说已经有了这样的志向。郭象、吕惠卿的注释简略带过，没有论述。疑独注说：魏公子牟受封于中山。瞻子是魏国的贤人。公子身份尊贵，要战胜自己的私心尤其困难，所以他虽然身在江海，心却留在魏阙，自己说还不能做到对富贵无心，怎么能够忘掉这些呢？瞻子回答说，重视生命，利益就会变轻；利益变轻，就不会再思念魏阙。牟虽然知道生命应当看重、外物应当看轻，但他的内心还不能战胜私欲，所以仍有偏私。瞻子告诉他：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私欲，那么神道难道会不厌恶吗？精神生于虚静，如今牟的内心还没有虚静，所以不能战胜自己，却又勉强不顺从，这会挫伤情欲、重伤本性，使他同不能长寿的人一样。说魏牟是拥有万辆兵车国家的公子，一旦隐居岩穴，想做到像平民那样，确实很难；但他已经有了这种志向，便可以期待他最终达到。碧虚注说：公子牟虽然曾经体察过道味的淡泊，却不能胜过享乐诱饵的美好；顺从自己的嗜好，便是保养生命，[“板神灵”疑为“戕神灵”]神灵，便会废弃、虐害自身。既失去了保养形体的快乐，又增加了伤害精神的忧患，这难道不是重伤吗？魏牟仰慕高尚隐遁的名声，却损害了隐居的实际；他的志意容易发出，操守却难以坚持。然而同那些沉溺于富贵、昏昧不醒的人相比，他毕竟已经有所不同了。

译鬳斋说：知道自己的生命值得重视，外物就轻了。道理还不能战胜私欲时，姑且顺从它，不要强行压抑；如果强行压抑，反而会同样伤害精神，精神也会厌恶这种做法。这不是自我保养的正道，所以不属于长寿之人的一类；但可以说他已有这种志向，只是还需要勉力实行。象魏、观阙，都是国君宫门的名称。《淮南子》作“丑阙”，音义相同。许慎注说：这是天子的两座观阙。不能战胜自己，就顺从它，是说顺从性情，不要强行压抑。[“板”疑为“戕”]也有人把“神”连在前句，解释为顺从心神所适宜的方向。学习道的人，本应损减情欲，志向崇尚清静虚无；这里却说顺从性情，使精神和畅、意念舒展，这就是不能战胜自己而不必厌恶。又说强行[“板”疑为“戕”]而不顺从，这叫作重伤；若把它解释成任凭情欲、放纵享乐便是道，就类似《列子》所载管夷吾所谓“养生之道，纵之而勿禁”一类的话。推究其本意，是因为公子牟生于富贵，却想隐居岩穴，实在难以做到；如果过分压抑他的情欲，恐怕会伤害他的本性，所以姑且宽缓地诱导他逐步前进。[“进进不也成功一也”疑有串讹]南华引用这段话，是为了劝诫出身富贵而想学道的人，希望他们不至于望见道的边际便退回来。至于管夷吾以使齐国成为霸国、强兵为事，他的立论偏颇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能同公子牟相比。瞻子所说的话本来不能作为学习道的准则，好比名医治病，必须审察病人再开方，只是针对具体病症而已。《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三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四。武林道士褚伯秀撰学。《让王》第二。孔子困厄于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有生火煮食，稀粥里连米粒也没有，面色十分疲惫，却仍在室内弦歌。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互说道：“先生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卫国被削去车迹，在宋国伐树时受困，在商、周之间陷入穷困，又在陈、蔡被围。杀害先生没有罪，凌辱先生也没有禁令。他还弹琴歌唱，声音从未断绝，君子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吗？”颜回无法回答，进去告诉孔子。孔子推开琴，长叹道：“由和赐，都是见识浅薄的人。叫他们进来，我告诉他们。”子路、子贡进来。子路说：“像这样，真可以说是穷困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通达，是说他通达于道；君子穷困，是说他在道上穷困。如今我抱持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的祸患，这怎么能叫穷困呢？所以能够内省而不在道上穷困，面临患难而不失去自己的德行。天气寒冷以后，霜雪降临，我才知道松柏的茂盛。陈、蔡的困厄，对我孔丘来说反而是幸运啊！”孔子萧然转回琴，继续弦歌；子路欣喜地拿着盾牌起舞。子贡说：“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深了。古代得道的人，处于穷困时快乐，处于通达时也快乐；他们所快乐的并不是穷困或通达本身。道德存在于自身，那么穷困和通达就像寒暑风雨的自然次序一样了。” 所以许由在颖水之阳自得其乐，共伯也在丘首山得到自己的志趣。郭氏略去此事而不论述。吕注说：从颜阖、御寇直到孔子，都不妄自接受别人的爵禄和施舍，以至于贫穷卑贱、受冻挨饿，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其次是公子牟，虽然还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却已经有了这种心意。世俗之人沉溺于人为造作，听到许由、善卷的风范，往往狂妄而不相信，所以历代的圣贤没有不以乐道而忘却生命的。忘却生命是很难的，他们尚且这样做，那么不因天下国家而损害自己的生命，更是显而易见了。疑独注说：先生的道充满天地之间，什么穷困和通达能够牵累他呢？当他困于陈、蔡、上下没有交往，七天不生火煮食时，先生并不忧虑，弦歌也没有停止。当时真正了解先生的，只有颜回。子路、子贡不免有讥讽他无耻之处，于是孔子召来二人，向他们说明穷通在道而不在外物。如今我抱持仁义之道，怎么能叫穷困呢？这就是面临患难而不失德。道德在自己身上，若不面临患难，就无法显现，正如天寒以后才知道松柏，所以先生认为这是幸运。于是转琴弦歌，二人豁然醒悟，拿着盾牌起舞。“不知道天高地深”，是说先生的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由此可知古代得道者无论穷困还是通达都快乐，而所快乐的不是穷通本身。碧虚注说：“真可以说是穷困了”，这是只看外在处境的变化，以穷通随时而变，还不知道道的根本。松柏遭遇霜雪反而更加茂盛，圣人遭遇患难而志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的事情来证明陈、蔡的困厄，实际上是通过文字显明道理、通过事情彰显道义。天高地深，是比喻仲尼之道广大。道德如同金石，定下一种声调便不可更改；穷通如同琴瑟，曲子终了还可以改换声调。由此可知，穷通在人，正如风雨寒暑，是天理的常态。许由拒绝尧，在颖阳憔悴；共伯辞去职位，在丘首山得到志趣；仲尼不畏惧陈、蔡的困厄，像柴木一样挺立在二国之间。鬳斋说：“不糁”，就是没有米粒。“藉”，是凌辱、欺凌。天寒而松柏后凋，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有陈、蔡的困厄，圣人固守穷困的节操才显现出来，可以给后世作为法则，所以说是幸运。“削然”，音同“潇”，是洒脱的意思。“纥然”，是欢喜跳跃的样子。子贡所说的几句，是迷惑之后终于醒悟的意思。“商、周”，指周朝的都城，那里有商朝遗留下来的土地和百姓。子路、子贡所说的是先生的外在行迹；颜回知道先生的内心，所以无须言语。穷通在道，那么世间的得失就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不在道上穷困，就不会失去德，又有什么患难能够改变他呢？年岁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柏，面临患难才看见圣人，这就是所谓幸运。先生重新弹琴弦歌，是安于命运而不损害自己的快乐。子路拿盾牌奋力起舞，是领悟道理而心中喜悦，并非真的不知道手舞足蹈。子贡所说的几句，是赞叹先生的道广大而难以穷尽。“道德”按这里的义理，当作“得”理解，可以参照上文。许由、共伯能够自得其乐，也是因为得到这种道。丘首，是山名。碧虚依据江南古藏本，将“松柏之茂”下列作“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三句，所以他的注语如此。又，“共伯得”下面有“志”字；“穷于商、周”中的“商”字文义不通，各家注解都略过不论，只有庸斋涉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