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跖第一

译古代百姓还不知道穿衣服，夏天多积柴薪，冬天就烧火取暖，把他们称作懂得养生的百姓。神农时代，躺下时安闲自得，起身时舒缓自在；百姓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麋鹿共同生活，耕作来吃饭，织布来穿衣，没有相互伤害的心，这是至德最盛的时代。然而黄帝不能达到这种德境，在涿鹿的郊野与蚩尤交战，血流百里。尧、舜兴起，设置群臣；汤放逐他的君主，武王讨伐纣王。从这以后，以强凌弱，以人多欺压人少，汤、武以来的人都是扰乱天下的一类人。如今你修习文王、武王的道术，掌握天下的辩说，用来教导后世；缝制衣服，束着宽带，矫饰言语、伪造行为，迷惑天下君主而想求取富贵，天下没有比你更大的盗贼了！天下为什么不称你为盗丘，却反而称我为盗跖？你用甜言蜜语劝说子路，使他脱去高帽，解下长剑，接受你的教导。天下都说孔丘能够制止暴行、禁止非义，结果子路想杀卫君却没有成功，最后死在卫国东门之上，这说明你的教导并未成功。你自己认为是才士、圣人吗？却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卫国被削去车迹，困穷于齐国，被围于陈、蔡，在天下无处容身。向上不能用来修养自身，向下也不能成为做人儿子的道理，这样的东西哪里值得尊贵呢？” 世人所推崇的，没有超过黄帝的。黄帝尚且不能完全具备德行，在涿鹿之野交战，血流百里；尧不慈爱，舜不孝顺，禹身体偏枯，汤放逐君主，武王讨伐纣王，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这六个人，是世人所推崇的。仔细考察，他们全都是被利益迷惑了真性，强行违背自己的本性，行为实在可羞！世人所说的贤士，没有超过伯夷、叔齐的。他们辞别孤竹君，在首阳山饿死，连尸骨也没有安葬。鲍焦矫饰行为而非议世俗，抱着树木而死。申徒狄进谏而不被听从，背着石头投河，被鱼鳖吃掉。介子推极其忠诚，曾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文公吃，文公后来却背弃他；子推愤怒离开，抱着树木焚烧而死。尾生与女子约在桥下相会，女子没有来，洪水上涨也不离开，抱着桥柱而死。这六个人的行为，与狗猪一般投身死亡、拿着瓢沿街乞讨没有不同，都是离弃生命、轻视死亡，只顾名声而不顾根本、不顾保养生命的人。世人所说的忠臣，没有超过王子比干、伍子胥的。子胥沉江，比干被剖心。这两个人，世人称为忠臣；可是最终却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从更高的角度看，连子胥、比干都不值得尊贵。孔丘你用来劝说我的那些话，如果告诉我鬼神之事，我或许不知道；若告诉我人事，也不过如此，都是我已经听过、知道的。现在我把人的真实情状告诉你：眼睛想看美色，耳朵想听美声，嘴巴想尝美味，心志和精气想得到满足。人上等寿命一百岁，中等寿命八十岁，下等寿命六十岁，扣除疾病、瘦弱、死亡、悲伤和忧患，一个月中能够张口大笑的日子不过四五天。天地长久无穷，人的死亡却有期限；拿有期限的身体寄托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转眼之间就像骏马奔驰经过门缝。不能使自己的心志愉悦、保养自己的寿命，都是不通达大道的人。孔丘你所说的，都是我所抛弃的。赶快离开，逃回去，不要再说了。你的道术狂妄急切、诈巧虚伪，只是这种事情，不能保全真性，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孔子快步离开，出门上车，三次失手没有握稳缰绳，脸色像死灰一样，伏在车轼上低头不能出气。回到鲁国东门外，恰好遇到柳下季。柳下季说：“这几天忽然不见你，车马显出远行的样子，莫非是去见你弟弟了吗？”孔子仰天叹息说：“是的。”柳下季说：“你弟弟大概又像以前那样违逆你的心意了吧？”孔子说：“我本来没有病，却自己给自己施灸；快步去摸老虎头、编结老虎须，差一点没有死在虎口啊！” 郭象注说：这是借题发挥，说明应当因循众人的愿望而废除该废除的事，即使是桀、纣也可以废黜；若不因循众人而只凭自己的意愿，即使是盗跖也无法抵御。吕惠卿注说：孔子和盗跖，是善恶相对、吉凶相胜的两端。天下万物的运动，根本在于一；如果只有对立而不能归于一，就不足以相互胜过。看盗跖用来拒绝孔子的那些话，天下不仁而专事逐利的人，言论大都如此，又怎么可以和他们谈道呢？凡是修治自己心性的人，如果不能彻底抛弃圣智、仁义的成见，也不过成为巧诈逐利的一方而已。因此，至人知道善恶相距究竟如何，既不赞誉尧，也不非难桀，把二者一并忘掉而化入大道，复归于未曾有物的境界；这就是人心的尽头和道的本体。如今不直说，而把道理寄托在孔子、盗跖身上，是因为直说人们难以明白，所以反复辩难，用来显出真实的情状。林疑独注说：圣贤立言，是为了扶持世俗教化。世道变化就不能没有弊病，所以仁义忠孝的真实内容在当时都未能显现，人们所习见的不过是借此追逐名利。庄子把寓言寄托在孔子、盗跖身上，用来非难圣人的外在行迹。禹、汤、文王、武王已经因循尧、舜的事业；至于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比干、伍子胥一类人，都学习圣人而只得到某一方面的行迹，越是彰显，危害越大，这是庄子深深忧虑的。单独以孔子、盗跖开篇立论，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善恶的极端，可以构成对照。庄子的寓言，如同《易》树立卦象来说明意义。善于学习的人应探求他矫正弊病的用意，不要拘泥于字面而误解其道路。陈碧虚注说：世俗之人轻视生命而趋向死亡，和狗猪一样投入屠杀、怨愤而逃窜没有不同，也像拿着瓢辗转乞讨的人，都是贪图身后的名声而丧失平素保养的生命。追逐外物的人，到死也忧虑名声不能显著，甘愿丧失身体而不回头；顺应内在本性的人，则趋向现世生命中的快乐而认为这就是通达，顺其自然地往来而不加修饰。天地的长久、日月的光明，无穷无尽；如今把短暂的生命、微弱的气息寄托在其中，却不能任心享乐，反而使形神焦苦，只为谋求身后的名声，实在失去了淳古之道。因此，即使盗跖凶暴顽劣，他所论述的这个问题，仲尼也不能驳倒。《鬳斋口义》说：“涌泉”，比喻气势旺盛；“飘风”，是轻扬迅疾。禹“偏枯”，是说他的身体生有胼胝等劳损。“碟犬流豕”，比喻把身体投入死亡，如同狗猪一样。“离”，通“丽”，是说黏着于名声。“不念本”，是失去自己的本真之性。“伋”，同“汲”。“岂”，是无的意思。

译褚氏管见说：父亲不能教导儿子，兄长不能教诫弟弟，这是人伦的不幸；横行天下、侵暴不止，这是百姓的不幸。孔子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天下人无不云集响应，偏偏不能在盗跖那里施行，反而遭到他的困辱，这是圣人的不幸。然而孔子仍如日月，只是恰好与恶星交缠，暂时被沙尘之气侵蔽，哪里会损伤经常之道呢？这是说，如果不借善恶的极端作为对照，不把显著的行迹作为论说材料，就无法把言辞说尽、把意义说明，这就是圣与狂之所以相互辨难的原因。孔子首先陈述三种德，以其中最低的一种来规劝盗跖，这与游说赵文王三把剑的义理相同。详细考察盗跖所说的话，虽然出于强词夺理，其中也自有道理，不能因为说话的人不好而把话全部废弃。不过他只看到孔子的外在行迹，没有得到孔子的内心，所以形成了这种不齐整的议论。本章言辞雄健、气势奔放，如洪水源头急流直下，不可阻挡，使人难以下笔作注。因此郭氏在三章之下略述大意，意义自然明白，读者不要因文辞而损害其意义。“枢户”，义当作“枢”，音苦钧切。“枝木之冠”，是取嫩木皮制作帽子。“挞衣”，是腋下宽大的衣服，即大袖单衣。“张其尸曰砾”，其中“砾”当作剖、烹尸之义；“流”，是烹煮。“离名”应当是“利名”。子张问满苟得说：“为什么不修养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得不到任用，得不到任用就没有利益。所以观察名声、计算利益，修养行为才是真正正确的。若抛弃名利，反求于内心，那么士人的行为难道可以一天不修养吗？”苟得说：“不知羞耻的人富有，善于取信的人显贵。名利之大，几乎都在于无耻和取信。所以观察名声、计算利益，讲求取信才是真正正确的。若追求利益而反求内心，那么士人的行为就应当守持自己的天性了！”子张说：“从前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今对一个小人说：‘你的行为像桀、纣’，他便变了脸色，生出不服之心，这正是小人所鄙弃的。仲尼、墨翟穷困而只是平民；如今对宰相说：‘您的行为像仲尼、墨翟’，他便改变容貌，称说自己不够，这说明士人确实尊贵。所以处在天子的权势地位，未必尊贵；穷困而为平民，未必卑贱。尊贵和卑贱的分别，在于行为的美好或丑恶。”苟得说：“小盗被拘捕，大盗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下反而有义士。过去齐桓公小白杀兄长、纳嫂为妻，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曾弑杀君主、窃取国政，孔子却接受他的礼币。按名义议论时贬低他们，按实际行为却屈服于他们，这不是使言语和行为的真实情状在胸中相互冲突、很不违逆吗？” 所以《书》说：“谁恶谁美？成功的人成为首领，失败的人成为末尾。”子张说：“如果您不修养行为，那么亲疏就没有伦次，贵贱就没有正当标准，长幼就没有秩序；五纪六位将凭什么区别呢？”苟得说：“尧杀死长子，舜流放同父异母的弟弟，亲疏之间有伦次吗？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贵贱之间有正当标准吗？王季成为嫡子，周公杀死兄长，长幼之间有秩序吗？儒者的言辞虚伪，墨者主张兼爱，五纪六位还会有区别吗？况且您正在为名声，我正在为利益。名利的实际，不顺合于事理，也不符合大道。我每天和您争论于无约之地：小人殉身于财，君子殉身于名。他们因此改变感情、转换本性，看似不同；但到了抛弃自己所做的事情，去追逐自己本来不做的事情，二者就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成为小人，返归本性而顺从天；不要成为君子，顺从天的道理。无论曲直，都相互依凭而归于天道的极点；面向四方观察，随时势消长。无论是或非，都执守圆转的机变，独自成就其意，与大道往来。不要改变而行动，不要以成就某事作为义，否则就会失去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要奔赴富贵，不要为成就而殉身，否则就会抛弃自己的天性。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挖出双眼，这是忠的祸害；直躬告发自己的父亲，尾生溺死，这是信的祸患。”}], 鲍子立意于乾卦，申子不能自行治理，这是廉洁造成的祸害；孔子见不到母亲，匡子见不到父亲，这是义理的失误。这些都是上古流传下来、后世谈说的道理：认为做士人的应当端正言辞，必定实行，所以才承受了灾殃，遭遇了祸患。郭象注：这一章说，崇尚行为就会使行为变得矫饰，尊重士人就会使士人变得虚伪，所以要轻视行为、贬抑士人，以保全内在本性；这样以后，行为才会高尚，士人才会真正可贵。吕惠卿注：善与恶相对，所以孔子不能教化盗跖；名与利相对，所以子张不能使苟得服从。苟得之所以向无约争辩，是因为子张以求取禄位为学问，只知道有名；苟得则只知道有利，而无约是体悟大道并守信的人。以恶为事、追逐利益，世人称为小人；行善求名，世人称为君子。这是从人道来说的。从天道来说，人的君子反而是天的小人。如果顺从天道而遵循它的规律，那么君子和小人就无法分别了。把曲直看作天道的中正，就没有曲直；面向四方，随时推移消长，虽然处于中正，却不执着于把某一点当作中正，这就是大道所以能够六方通达、四面开通，无所不在的原因！是非全都归于一而无穷，掌握圆转的机变而没有不能应付的事，独自成就而心意与道往来，于是从容行事而每每成功。凡是这样的人，都是顺应天道而行动，不转移自己的本性，最终舍弃人为而归于天道；这就是已经得到天道，不因人为而废弃天道。忠、信、康、义，是世人所谓的名与善，但也都不能免于祸患。世人只知道逐利、行恶会成为牵累，却不明白名与善也不是大道。因此无约再次提出这个论点。疑独注：子张仿效禹的行迹、舜的步趋，有拘泥于古人足迹的嫌疑。庄子因此反对圣人的遗迹，取此立论。内心充满而专意于苟得，其制造名声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行为，是德在外面的显现；有了行为，别人就会信任他，利益也会随之而来。名和利，是由可信的行为产生的；可信的行为，又是由义产生的。子张的论说以义为主，所以考察名、计较利，认为义是真实的。如果舍弃名利而返本观照，那么士人的行为却是一天也不能没有的。讲求行为的人，认为行为本身已有羞耻，因此贵在言语简约；苟得却说无耻的人富裕，多言多信的人显达。这种多说话以求取别人信任，并不是自己真正具有诚信。没有羞耻，就会面对财物而苟且求取；多言多信，就会粉饰言辞以求进身。这种说法认为讲求行为不如讲求言辞。如果抛弃名利而返回内心，那么士人只抱守自己的天性，却不懂得人情。世上急于求取名利的人，常常用人欲灭掉天性，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子张说，桀、纣没有行为，所以小人也以与他们相同为耻；孔子、墨子有行为，所以贵人也向他们退让。贵贱的分别不在于处境是否通达，而在于行为的美恶。苟得又说，小盗窃取财物，要受制于人；大盗窃取国家，成为诸侯，别人却不能制约他，甚至还把圣知和义理一并盗取了。

译从前桓公田恒是大盗，而管仲却做他的臣子。孔子接受他的礼币；若从言论来看，孔子鄙视他做盗贼；若考察实际行为，却又接受礼币而做他的臣子。这种矛盾交战于胸中，不是很违背吗！又引用佚《书》的话，大意是说，如果不看行为的美恶，只把成功者当作上等人，那么弑杀君主、窃取国家未必没有好处。子张又说，如果不实行行为，贵贱、亲疏就没有秩序，君臣父子还有什么纲纪？【原文“□”处有缺字】苟得便引用圣贤中背弃伦理、失去纲纪的人来作证明。而且无论求名还是逐利，都不合于大道；抛弃根本、追逐末节，本质上是一样的。无约说小人以至于最终舍弃天道，是在解释前面的意思并进行劝诫。转移本性而实行，是背离大道；把行为说成义，是借义求成。趋向富裕，是追逐利益；追求成功，是追逐名利。只有不受任何事物驱使而合于自然，才是最高境界。比干剖心以下，指古人的忠、信、康、义会招来祸患，竟把这些作为龟鉴。【“召息者以为龟镒”疑有讹误，原意不明】碧虚注：士人处世，首先应当敦厚诚信、实行德行，其次才是接受任用；任用明确以后，其次才是考虑利禄；利禄明确以后，宾客才会显达，义理才会彰明。如果舍弃名利而反省自己，那么片刻也不能舍弃自己的行为和义理。“信”读作“伸”，下同。意思是世俗士人处世，忍受污垢以求自我伸展，同时又求取丰厚的利禄名声；关键在于即使穿恶衣、吃恶食，也要强行聒噪而不放弃。如果舍弃名利而反省自己，就不凭借修饰，只抱守天命等待它的安排。桀、纣有地位却没有德行，小人也以同他们并列为耻；孔子、墨子没有地位却有德行，卿相也衷心敬服他们，计算的是德行而不是地位。儒者圆滑诙谐，不可作为法则；墨者自我矫饰，以应对世间急务，怎么能辨明君臣、父子、夫妇的正道呢？如今做士人的，不是沉溺于名，就是隐没于利；两者都违背道理，尚未能摆脱它们的束缚。“吾昔与子”以下，都是无约的话。愿意做的事，任凭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就与之断绝。万物都不要以利益为目的，只需返回自然；也不要以名声为目的，只需顺从天理。只助长你的天然本分，曲直便置之不论。所见之处都没有滞碍，出仕或退处都有操守；坚持自己的议论，不被是非折服，所以说是圆转的机变。【“意不绿物”疑为OCR讹误，原意不明】心意不被外物牵系，就能独自成就而与大道往来。行为一旦变得轻易，就会追逐外境；义一旦被造作出来，就会丧失真实本性，也就失去了行为本来的意义。子张把这当作实行义理；趋向富裕会迅速招来祸患，追求成功往往导致失败，因而抛弃了天命。苟得则把没有羞耻说成能够充分伸展自己。鬳斋说：子张认为，想求取名利，就应修养义理；如果舍弃名利，便是违背自己的内心，无法自得其乐，因此想求取名利，就不能不实行义理。多信，是多说别人认为可信的话，以求荣显。苟得认为，如今求取名利的人不过是欺诈罢了；舍弃名利而反观内心，必定还要得到名利，以放纵内心的欲望，这仍然是天然本真，而不是矫揉造作。说行为和言语的实情在内心交战，是说二者彼此不相顾。成败的前后变化，是得势时被称为义士，失势时却被称为篡夫；这更加说明，把行为转化为义，都是欺诈虚伪，不是天然本真。“五纪”是五常，“六位”是三纲。子张凭仁义之名求取成功，我只求利益而已，不借助矫饰虚伪的名声；这是说名与利都不是真实的道理。无约，是譬喻自然。能够顺循自然，就没有君子、小人、曲、直的分别，一切都看作自然至极的道理。四方对应四时，往来都是一气。掌握圆转的机变，就没有固定的是非，任凭心意独行而从容合于中道。转移本性，就是背离大道；以义求成，就是借义取得成功。“无”与“毋”相同。如果端正言辞、一定实行，并求符合忠、信、廉、义，就必然遭受灾祸；意思是，与其粉饰欺诈以求获利显达，不如任其自然更好。这大概是在矫正孟子关于天爵、人爵的说法。行为是义在外面的显现，信任和利益又是行为的验证。义从内心产生，行为在外面显现，于是信任和利益都从外部到来，所以考察名利，便认为义是真实的。如果不谈名利而反求于内心，士人的行义就不能一天停止。这是说，行义是士人应当做的事，偶然来到的名利不必计较，这是子张的立论。多说话以求取别人信任，是富裕显达的来源；没有羞耻的人以此为正确。如果不把名利放在心上而反求于内心，那么行义的人只是独自抱守天性，却不能通达人情，这是苟得的立论。子张是孔子的门徒，苟得是盗跖一类的人，他们的意见本来就相反。至于盗跖藏聚财物，以称桀、纣为耻；卿相也不敢自比孔子、墨子，那么行为便是可贵的。小盗被拘捕，大盗却成为诸侯，那么利益便是可喜的。这又是引用古代圣贤来证明他们各有偏见，不能没有弊病。两人的论说都不完备，所以苟得曾同无约争辩。小人追逐财物直到篇末，都是无约的话，意思是两人都偏执于一端，尚未合于大道；不如忘掉善恶，不受任何事物驱使，任其自然，没有君子、小人的分别，各自得到性情的正当状态，又哪里还有曲直、内外、是非的分别呢！这就是独自成就而不凭借外物，所以能够与大道往来而不失其本性。如果改变自然的行为，求取“成功”的义名，以及趋向富利以希望有所成就，都是抛弃、毁灭天理而沉溺于外物。比干剖心以下一段，是说偏执于一端、为之殉身，终究不能免于祸患；可是做士人的还把这种道理当作正当，求得端正言辞、一定实行，承受灾殃祸患而不觉悟。可悲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五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之九十六。武林道士褚伯秀撰述。《盗跖》第二。无足问知和说：“世上的人最终没有不兴起名声、成就利益的。他富有了，别人就归附他；归附他，就居于他之下；处在他之下，就尊贵他。看见别人处于下位而尊贵自己，便认为这是长生、安身、快乐心意的办法。如今先生独独对此没有兴趣，是智慧不足吗？还是明知其道理而力量不能实行吗？或者是推求正理而不忘却这种邪念？”知和说：“如今有些人把与自己同时出生、同乡居住的人，看成超越世俗、胜过众人的士人。这是内心专一却没有主宰，不能观察古今时代和是非的分别，只能随俗变化。他们把世间最重要的生命抛弃，把最尊贵的道抛弃，却认为这就是自己所做的事；以这种态度谈论长生、安身、快乐心意的道理，不是相距太远了吗！悲惨忧惧的疾病、恬静愉悦的安适，并不在于身体；休息、警惕的恐惧，忧惧、欢喜的情绪，也不在于内心；只知道有所作为，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为，因此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能免除祸患。”无足说：“富有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利的；穷尽天下的美好，极尽天下的权势，这是至人也不能达到、贤者也不能赶上的境界；借助勇人的勇力形成威势，凭借智者的智谋显出明察，因循有德之人的德行而成为贤良，虽不享有国位，却威严得如同君父。而且声色、美味、权势对于人，内心不用学习就会喜爱，身体不用模仿就会感到安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