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第二

译吕注：仲尼说颜回几乎又要有心作为、勉强去做了，从来没有只有容易而没有困难的事。心斋，就是无思无为而复归于无心；不是专一心志，便不能说明这一点。不用耳朵听而用心听，就没有可听的声音了；不用心听而用气听，心就没有知识分别了。听而没有声音，止于耳；心而没有知觉，止于符；虚静以等待万物，只剩下气而已。只有道聚集于虚，这正是复归无心。人对于自己的心，从来没有得到它所役使的东西，所以不能做到无我；颜回未得到心斋时，实在有自己的身体；得到心斋后，便能够无我了。不被名声感动，就是忘掉虚名。进入人世的藩篱，便是心一出来就有外物来采摄它。该说便说，不该说便止，正如金石有声，不敲击就不鸣。正当止息时，没有门户可以让外物进来，众多动乱也不能越入；没有毒害可以施加，众多邪恶也不能伤害。一心安住于不得已而行动，以此经历人间世，也就差不多了。孔子又告诉他，断绝行迹容易，而行走于现实之地却难；想不行走于现实之地，不如断绝踪迹；想免除外物牵累，不如忘掉自身。忘身若不真实，也不过是不能免于虚伪罢了。人有知识，也有不知道的事，所以受人役使容易流于虚伪；天道无所谓知识，却无所不知，所以受天道役使难以虚伪。守存我心中用来事奉天道的东西，就是受天道役使，哪里还能容许虚伪呢？人有知识，是把知识当作翅膀；如果折断这翅膀，就会止步而不能飞翔。看那空明之处，虚室生白，吉祥之事便有祥瑞，止息于应当止息之处。若还不能止息，这就叫作形坐而神驰；吉、凶、悔、吝，都是由动而产生的。所谓止于止，就是耳如同目，目如同耳，心神凝定，形体解脱，骨肉全都融化。耳目向内通达，在外超越心知，鬼神将前来居处，何况人呢？这是万物化育的根本，也是古代圣人终身奉行的道。疑独注：斋戒贵在虚心；如果心中仍有所存有，那么这种斋戒就困难了。把斋戒看得容易而忽视它，是不合于昊天的。用耳听，是正听；用心听，是反听；用气听，是无所听。正听于耳，是为了穷究事理；反听于神，是为了穷尽本性；无听于虚，是为了达到性命。听止于耳，不如止于心；心有分别，符便有分有合；意念达到气，就没有什么可再听的了，只是虚静以等待万物。道由此聚集，这就是心斋的妙用。《列子》说：形体与心相合，心与气相合，气与神相合，与这里的意义相同。颜回既已领悟，便说：我从未得到过心斋。仲尼使他实行心斋时，实在还有一个颜回；实行心斋之后，便不曾有颜回，也就是无我了。孔子又告诉他：你虽然已经达到虚境，如果进入有所作为的地方，能够不因名声而动心就可以了。心如同管钥，虚静以等待气；气进入便鸣，不进入便止，哪里容得下私心在其中呢？任凭万物出入而没有门户，就是无门；把天下交给它自行治理，就是无毒。抱守一而自居，等到不得已之后才起来应对万物，把自己的道理寄托在万物之中而不占有它，便完备了。穷尽性命之理而有所作为，所作所为无不属于天道。受人役使容易作伪，受天道役使却难以作伪。用有翅膀才能飞、有知识才能知来譬喻颜回：必须有至虚之宅，才能化育万物。看那面前的境界，明澈而空虚，是用来譬喻心。生出白光，就是道聚集而显现本性的意思；神舍安定，吉祥便前来停留。不能止息的人，形体虽然坐着，精神却在奔驰。能够安定的人，耳目未必一定在外，心志也不必一定在内。所以即使有所思、有所作为，也没有涉入世事的劳息；鬼神将前来居处，何况人呢？详道注：有心而有所作为，古人曾认为是困难的。有思虑必当斋，有作为必当戒。所以想使德性神明的人，必定要斋心，这就是仲尼告诫颜回的原因。《文子》说：上等的学习用神听，中等的学习用心听，下等的学习用耳听。听止于耳，只达到耳朵所听见的范围；心止于符，只达到心所契合的范围。用气听，则无所不在，广大流通；这是运用形体，却不是被形体所局限，是等待万物，却不是等待某一外物。虚而无碍，应物而不藏，所以专一心志是为了使气完整，使气完整是为了达到虚，达到虚是为了聚集道，这就是心斋的意义。颜回未得到心斋的作用时，仍以深深叹息而自认为有身体；得到心斋后，便不曾有颜回，也就没有自身了。因此能够进入人世藩篱而不被名声感动，该说就说，不该说就止。无门无毒，是摄取有为而归于无为；一心安住于不得已，是推行无为而寄托于有为。天道不行于地面容易，行走而不踩地却困难；无为容易，涉入世间而不触犯困难则难。做别人所做的事，是受人役使，所以容易作伪；做天道所做的事，是受天道役使，所以难以作伪。鸟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人没有知识就不能认知。房室不空虚，就不能生出白光，吉祥又从哪里止息呢？如果不能止息，即使拱手默坐在山林中，也仍然是形坐而神驰。耳目向内通达，就无所谓听闻和看见；在外超越心知，就无所谓思虑和知识。这样便虚极而静笃，鬼神前来相合，何况人呢？这就是主宰万物的变化而不被万物变化，是古代圣人终身奉行的道。碧虚注：祭祀之斋在于戒除外在行为，心斋则在于悟得根本。不用耳朵听而用心听，是遗忘外在照见而观察玄妙；不用心听而用气听，是混同于太初的浑一境界。初学者达到这里，心神散漫而难以收摄，但其中有妙门。关键在于听止于耳，精神专一于所司之处，于是内在景象不散逸，外在尘境不侵入；心止于符，祥光凝聚会合，灵府澄澈，心君寂静。因此冲和之气洞达虚空，本来无所凭待；然而在无所凭待之中，灵妙之物自然聚集。所谓交梨、火枣，不会生长在荆棘之地，这个道理只有修习者知道。‘得使’，是心斋的秘密作用。‘实自回也’，是说实在还有颜回，尚未虚心；‘未始有回’，是说连虚也忘掉了。如果能够进入法令所在之处，对外物不动心、不自矜，或许可以免除忧患。‘入’，是听取接纳；‘呜’，是说出没有机巧的话。听取就说，不听取就止。言辞广大，日日没有门户；理趣淡泊，日日没有毒害。内心没有二致，一心安住于不得已，把功用寄托于群物之中。止步、断绝前进容易，行走而不践履现实之地却难；这是譬喻受人役使容易受欺骗，自我任持却难以被欺骗。有翅膀才能冲上天空，有道才能够应对变化。房室虚空，阳明之气便产生；心神安定，天光便显发。

译身体坐在清闲的厅堂里，内心却怀着爱憎，这就像马伏在槽枥之间，心意却奔驰千里。若不在外面违逆六种感官孔窍，就能反过来在内收聚灵光，世间的人事万物便没有机会染污自己。赵注：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是寂然不动。气，是虚静以等待万物，受到感应便自然通达。只有道聚集于虚，虚是众理会合的地方，这就叫心斋。颜回豁然醒悟说：不能随心如意地运转，是因为有我；能够随心如意地运转，是因为无我。孔子认为他以为已经尽善，又告诉他说：你能够进入那个国家而不被名声所动，合于道就说，不合于道就停止。无门，是我没有空隙可被利用；无毒，是对方不把我当作祸害。一心安处于不得已，也就差不多了。断绝前进容易，不在现实之地行走困难，也就是安处于不得已的意思。受人役使，是有所用心，所以容易作伪；受天道役使，是任凭事理，所以难以作伪。以没有翅膀而飞、以没有知识而知，是不疾行却能迅速到达、不行走却能到达。‘阕’是虚空的本性。虚室生白，是广大宇宙发出光明。吉祥止止，是祸患也不至，福分也不特意来求。如果存有求福的心，就是形坐而神驰。耳目顺从外物而向内通达，内在便明；在外超越心知，内在便虚。这样就将与鬼神同类，难道人还会不相信吗？庸斋说：你有了那种能力而想去做它，刚刚萌生这个念头，天意也不会高兴了。先使心志专一，是要使它不杂乱。用耳听，仍然在外；用心听，仍然有我；用气听，便没有外物。听止于耳，就不会进入心；心止于符，就会与外物相合，于是形成物我对立。虚，是道所在的地方；‘唯道集虚’中的这个‘虚’字，就是心斋。颜回说：未得到教诲时，仍然有我；得到教诲后，便不曾有我，忘我就是虚。孔子又告诉他：人世如同樊笼，你若能进入其中游处而不被名声感动，应该说便说，不可说便不说。没有门户，就是没有方所；没有毒害，就是没有臭味，这些都是无心、无所进取的譬喻。以混一作为自己的居处，把这颗心安放在不得已之中，那么处在人间世的道理就完备了。断绝前进而不行动容易，行走于现实之地而无所进取却难。被人的欲望役使，容易沦于欺骗虚伪；只有冥心而听从造物者的驱使，才无处容纳虚伪。没有翅膀而飞，就是不行而能到达，所谓神妙；这是譬喻下句所说的有知而求知是人的常态，只有知道自己所不知道，才是无知之知，是通达大道的妙处。看那房室中的空处，必定有光进入；以那空明之处譬喻我心中虚静而生出光明。这个虚明之地就是吉祥停留的地方；下一个‘止’字，是说虚空之处，止息便虚，虚便明。刚一容纳私心而不能自我止息，就成了身体坐着而精神奔驰。耳目所听见、看见的，都向内通达于心；我若不存私心，即使耳目向内通达，也仿佛没有听见、看见任何东西。心中虚静，鬼神就会前来居处，难道还会有人不能感化吗？涉入人间世，不能没有忧患和劳息。所以本篇开头用孔子、颜回的问答，历数面对暴君而厉行的危险，并斟酌前往教化的方法。颜回以虚一来推进自己的根本主张，这本来是正确的；然而它出于端正和勉强守一，还不能做到无心，那么从他内心发动的机心，怎么能保证不妄自发作？颜回又想用三种说法保全自己，仲尼仍认为政法太多而不能谋划，怎么可以达到教化？这是因为内心还不能忘掉自己。颜回到这里无以为进，于是知道孔子教化别人，必须直达悬崖撒手、心路断绝的境地，才可以再进一步；向上再进一步，使身心斋戒肃静，然后才告诉他由自明而达到真诚的道理。‘谋’字，某本作‘问’，解释不通；庸斋把它训为‘安’，比较接近。按：‘听止于耳，心止于符’以及‘气也者’等句，是再次举出前文来解释；有的解释家分别立说，意义并不贯通。现在摘取大意以求相互印证：用耳听，止于听闻道理而还不能完全实行；用心听，止于契合道理而还不能完全忘我；至于用气听，则无所不闻、无所不契合，徘徊周流而与太虚混合。太虚哪里没有呢？所以能够完美地等待万物，万物也不能逃离它。耳朵所冥合的是心，心所契合的是气；气则静极无为，虚静以等待万物，正是孟子所说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看看水注入却不会满，舀取却不会枯竭，给予别人反而更加充足，经常应物却经常保持安静；这样一来，又何必再说有所等待或无所等待呢？贯通天下的只是一气，人与物都由太虚共同摄持。只有虚与气，既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彼此分离；二者相互显现体用，所以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通达的。道既不是虚，也不是气，却能够成为虚、成为气；因此能够化解天下的刚强，驾驭天下的实有，在无所等待中等待万物，善于应物而没有穷尽。心斋的妙处，也只是虚而已。所以能够静镇一切作为，明照万有，如同镜子打开匣子，如同秤悬在空中；天下事物的轻重、美丑都不能逃过它，却没有恩怨、给予、夺取的牵累。用这种方式处在人间世，简直只是游戏而已。颜回豁然醒悟说：没有得到心斋的作用时，实在有一个颜回；得到心斋的作用后，便不曾有颜回，由此可知受道教化的迅速。孔子常说颜回整天不违背我，像愚人一样，这就是‘不曾有颜回’的实际表现。颜回将要前往卫国，孔子把这些告诉他，是因为平日心中传授的内在学问，都是性命的精微，真正用来修治自身；如今他将出而有所作为，参与治理之道，所以详细说到君臣交往、人情世故和应酬周旋之间，使形气相互调和，内虚外应，向上达到心斋的妙用，向下显明教化万物的真实机理。圣人之所以与天道同类，却不被人间世的劳息牵累，就是因为这个。

译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向仲尼请教说：楚王派遣我这件事非常重大，齐国接待使者，至于极其尊敬却不急于答复。普通人尚且不容易使其动心，何况诸侯呢？我对此非常恐惧。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凡事无论大小，很少有不是通过言辞来求得成功和欢悦的；事情若不成功，就必定有从人事方面来的忧患；事情若成功，又必定有阴阳方面的忧患。事情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而事后都没有忧患，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我平时吃粗食而不精美，烧火也没有想要取凉的人。如今我早晨接受命令，晚上就喝冰水，我大概是内热了吧？我还没有到达事情的实情，阴阳之患却已经产生了；事情若不成功，必定还有人事之患。这是两重忧患，做人臣的不足以承担，先生是否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仲尼说：天下有两种最大的戒律：一是命，二是义。你爱父母，是命，不能从心中解脱；臣事奉君主，是义，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君主之事，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这就叫大戒。所以侍奉父母的人，不选择地点而使父母安适，这是孝的极致；侍奉君主的人，不选择事情而使自己安于所遇，这是忠的盛德；自己修治心性的人，即使一天之内哀乐来到面前，也不轻易改变；知道事情无可奈何，便安然接受它如同命运，这是德的极致。做臣子的人，本来就有不得已的事情。应当实行事情的实情而忘掉自身，哪里有闲暇顾及贪生怕死呢？先生这样去做就可以了。我再把所听到的告诉你：凡是与人交往，关系近的就一定要彼此以诚信相磨合，关系远的就一定要用言语忠实相待；言语必定有时需要传递。传递双方欢喜或愤怒的话，是天下最困难的事。双方欢喜时，往往有过分赞美的话；双方愤怒时，往往有过分憎恶的话。凡是过分的话，大多近于虚妄；虚妄的话，别人就很少相信；很少有人相信，传话的人就会遭祸。所以《法言》说：传达平常真实的情状，不要传达过分的话，这样差不多可以保全。郭注：事情无论大小，很少有不是通过言语来求得成功和欢悦的。既然以成功为欢悦，不能成功就会发怒，这正是楚王不能免除的。即使事情成功而人的忧患消除，五脏中也已经结成冰火交迫之患了。让成败由对方承担而不使它扰乱自己的心，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如今烧火时对着火，却不想着取凉，说明他所烧的食物粗疏简薄；内热而饮冰，确实是忧虑事情困难所致。事情尚未成功，便担心它不能成功；如果果然不成功，恐惧就结聚在内，刑罚罗网就加于外。仲尼告诉他命和义是最大的戒律，是自然形成而牢固不可解的东西。如果君主可以逃避，父母之情可以解脱，就不足以称为戒律了。知道事情无可奈何而安然接受它如同命运，就没有哀乐，哪里还有什么改变它的事呢？所以冥然把所遇到的一切当作命运，不在其中妄加心意。即使对普通人办事，也应当无往而不安适，何况对君主和父母呢？事情有必然达到的结果，事理本来常常通达，只应当任凭所遇而径直前行。若对道的信守不深，心中还存着爱恶，谋求生存而忧虑死亡，就不可能成就事情。欢喜和愤怒的话，常常超过事实；传话的人应当使双方都不失中正。如果把过分的话传出去，便近于荒诞虚妄；听到的人有所怀疑，传话者就会获罪。所以不传临时的过分言辞，而传达平常情状并求得真实，这样才近于保全。吕注：外物不可预先确定，事情无论大小都把成功当作欢悦，就是把它强行确定了。事情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而都有人事、阴阳方面的忧患，这是忧患太多。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无我；无我就没有强求，没有强求就没有忧患。如今事情尚未出发，忧虑已经达到内热，说明还没有接触事情的实情，阴阳方面的忧患就已经产生，是不能忘掉自身到了极点。所以仲尼告诉他，爱父母是命，事奉君主是义，这两者不能从心中解脱；事奉父母不选择地势平险，事奉君主不选择事情艰易，而是一概安然接受。这样才是忠孝的盛德。自己修治内心时，哀乐来到面前，哪里能轻易使它改变心志呢？哀乐能够轻易改变心志，就是有所选择而不能安处。能够修治内心，就用这种心去事奉父母、君主，没有不能安处的。确实能够不加选择而安然接受，就会实行事情的实情而忘掉自身，哪里有闲暇去贪生恶死呢？疑独注：凡是想建立功业的人，没有不以成功为喜、以失败为忧的，所以事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不能免除忧患。能够逃脱这种忧患的，难道不是只有有德的人吗？子高自述说：我吃粗食而不精美，所以烧火时火力不久，也不想着取凉；如今早晨接受使命，晚上便饮冰，内热就可想而知了。我还没有实行事情的实情，人事和阴阳的忧患却都不能免除；做臣子的人不足以承当，应该请先生告诉我。仲尼告诉他，臣子有两项大戒：命在天，义在人。你爱父母，不能从心中解脱；臣事奉君主，无论到哪里都无不是君主之事。心是人的真正君主，能够在自己身上求得它并事奉它，也就不会执著于君亲之情，任其自然，忘掉哀乐的变化。事情有无可奈何之处，应当实行事情的实情而忘掉自身，哪里有闲暇去贪生恶死？仲尼又告诉他出使传话的道理：凡与人交往，关系近的可以要求对方说出实情，所以彼此以诚信相磨合；关系远的不可失去传达，所以以言语忠实相待。然而两方欢喜、愤怒的话最难传递，过分赞美、过分憎恶都近于虚妄，别人很少相信，传话的人就会遭殃；传达平常情状，不传过分言辞，差不多可以保全。碧虚注：烧火时没有想要取凉的人，说明所烧食物清淡俭朴。内热而饮冰，是忧虑烦恼加重所致。想免除阴阳、人事方面的忧患，所以向仲尼请教。仲尼告诉他，父子是天道相合，叫作命；君臣是道义相合，叫作义；并且在造化之下都系属于君亲，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这叫大戒。因此不选择事情和地点而安然接受；有所选择就不是忠孝。修治自己内心的人，哀乐不能轻易在面前改变他，只是信守道理、任凭命运罢了。做臣子的人，本来有不得已之事；舜去烧陶、捕鱼，禹治理洪水，都是尽其节操、忘掉自身，安于命义罢了。彼此以诚信相磨合，以言语忠实相待，都是进言；考察其途径，就可以知道根本。传话，如同行进，贵在适中；过分和不及都有差错。既有差错，传话的人就会遭殃；偏离常情越多，亏损也越大。赵注：谋划事情不能成功，屈辱就随之而来，这是人事方面的忧患；谋划事情如果成功，喜悦和恐惧又交相聚集，这是阴阳方面的忧患。我所吃的东西粗糙，烧火也不求清凉，可以说是节俭了；本来没有内热之病，胸中却已经像火烧一样，这说明还没有等事情成功或失败，两种忧患就已经聚集到我身上了。先生将用什么教导我？于是告诉他命和义是大戒，以事奉父母来比喻事奉君主；既然已经献身为臣，哪里还顾惜自身？又教导他出使传话的道理，以忠信为主；在传递喜怒之言时谨慎行事，这样或许可以保全。

译庸斋说：替国家谋划事情不能成功，必定有刑罚责备，这是人事方面的忧患；劳心计较事情是否成功，忧思便会导致疾病，这是阴阳方面的忧患。如今我自从接受使命以来，食不知味，胸中焦虑劳苦，事情还没有真正办理，已经形成这种病；万一事情不能成功，又有刑罚责备，这是两重忧患。先生将怎样教我？仲尼告诉他两项大戒。‘戒’就像法则。命，得自上天。事奉父母与生命一同产生，所以不能从心中解脱；义，是人所应当做的，事奉君主是第一要事。尽孝事奉父母，东西南北都听从命令，哪里还选择地点而安处？内心主于忠，哀乐的境遇即使出现在面前，也不改变。事情有难有易，既然出自君主的命令，就是应当做的事；天命既然如此，便无可奈何，只能安然接受。做臣子的人不幸遇到困难，只管实行事情的实情，难道还要顾念自身吗？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便把平日从先生那里听到的道理拿来向先生求证，同时也为自己接受使命后忧虑交迫、如冰炭相争的心情感到迷惑，希望得到可以医治自己的话。孔子告诉他命、义两项大戒，以及忠孝的大节：事奉父母不能从心中解脱，事奉君主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修治内心，使哀乐无从施加，正是立身于人世的要领；然而心是天君，万物变化都从它产生，人若能尽力事奉自己的心，那么对于事奉君亲的道理也就可以明白了。知道无可奈何而安然接受，就可以知道平日安闲时的情形。信守道理坚定而自知明白，还会有什么对生死的喜恶呢？这就是教导天下做臣子、做儿女的人，在难以安处之处安处。忠孝的极致，就是立身处世的完成。接着又说明奉使传话的困难，教导他保全使命的方法，希望君主不失德，臣下不辱命；这又比对颜回的教导低了一层。只有颜回达到性命之理而穷尽精神，所以足以引发孔子关于心斋的论说，并达到坐忘的极致。子高则还不能免于把得失利害存放在心中，所以孔子只教他谨慎传达使命、保全臣节；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根据人的才质施教，循序渐进地善加诱导。《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第八完。#1 依郭象注，‘有’字下面应当有‘心’字。#2 ‘天’是‘夫’字的讹误。《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第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学。《人间世》第三 用技巧争斗、用力量较量，开始时表现为阳刚激进，通常最终归于阴险；发展到极盛，就会产生许多奇异的技巧。用礼节饮酒，开始时井然有序，通常最终陷入混乱；发展到极盛，就会产生许多反常的享乐。凡事也是这样：开始时还算诚信，往往最终变得鄙陋；开始时很简单，临近完成时必定变得巨大。言语像风波，行动会使实际丧失。风波容易摇动人心，实际丧失容易造成危险。所以愤怒的发生，常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巧言和偏颇的言辞。野兽临死时不再选择声音，气息急促，于是双方同时产生凶厉之心。过分苛细地考核，一旦达到极点，必定有不肖之心回应它，而自己还不知道其中原因。既然自己不知道其中原因，谁知道它最后会发展到哪里？所以《法言》说：不要擅自改动命令，不要强行促成事情；超过限度反而会增加过失。开始做事时要慎重，事情的美好要靠长久完成；坏事一旦形成就来不及改正，怎么能不谨慎呢？况且顺应万物来游放心神，寄托于不得已来涵养内心，这就达到极致了！何必再有所作为来求取回报？不如顺受命运。这是最困难的地方。郭注：开始时阳刚，最终归于阴险，是说争胜的欲望达到极点，便兴起祸害他人的心，再也不遵循事理。开始时有秩序，最终陷入混乱，是说轮流酬饮本有次序，沉湎放纵之后便无所不至。这就是烦乱由简微之处产生、祸事由细小之处兴起的道理。言语像风波，一旦实行就会使实际丧失；事情取得真实结果，危险就可以安定，动荡就可以平息。愤怒的产生，常常由于巧言超过事实、偏颇的言辞失当。譬如驱赶野兽使它走到穷途末路，意念急迫、情势困尽，气息不调，便突然暴怒，双方共同产生疵病来对抗。考核过于精细，鄙吝之心就会产生，而自己还察觉不到，又怎么能知道祸福将归向哪里呢？擅自改动命令、强行促成事情，是事情危险的表现。美好地完成事情，要任凭时势自然变化，譬如种植，不可能一朝完成。对方所厌恶的事情却强行促成，悔恨和改过很快就会到来。况且寄托心意于外物，任凭事理必然如此，便能保全中和之理，这是接物的极致。应当任凭事物所呈现的真实结果，何必还要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意图呢？只是把接受命运看作最容易的事，却把以喜怒来用心看作困难。吕注：人的心应当深沉而安静；这样，言语所造成的风波就容易动摇人的心，安静下来便能安居于真实而安定。人的行为若只是追逐外在的实际功利，就容易丧失真实而陷于危险；在这种容易动摇、容易危险的时候，不可不谨慎。若专事其心而忘掉自身，便没有阴阳之息；不擅自改变君命、不强行助人成事，便没有人道之息。心念一发，外物便来取用它，这就是乘万物而游心。有所作为，是由于不得已；寄托于不得已，以此涵养内心。如今奉命出使齐国，不如只传达君命而已；只传达政令和君命，就不会因死生祸福而动摇内心，也就能办好出使之事。还要做什么来报答君主呢？只是传达君命、尽到自己的职责；困难也就在这里。疑独注：用机巧争斗力量，开始时欢喜，最后必然发怒；用礼节饮酒，开始时有秩序，最后必然混乱。所谓奇巧，是指诈伪；所谓奇乐，是指异常的欢娱。事情开始时还讲信用，最后却流于鄙陋粗野。开始崇尚简约，最后必定扩大，这也是人事的常态。心好比水，言语好比风波。德，就是实质；行，就是外在的文饰。没有浮华的行为，德性就不会亏损；没有外在的文饰，实质就不会丧失。心已经欢悦，所以容易被撼动；德已经丧失，所以容易陷入危险。发泄忿怒，是由于巧言不实、偏颇的言辞失去道理；这就像把野兽逼到绝境，野兽鸣叫时不再选择声音，气息郁结，疵病一同发生。这是在比喻，事奉其心的人应当把它放在无为之地。若把它引向忧患和休息之路，就同把野兽逼到绝境没有区别。克，是责备人过于严切；核，是逼迫人过于严厉。不肖之心会在冥然不觉中作出反应。做使者时，擅自改变君令、强行助人成事，都是危险的事。美善之事要长久才能成就，仁也在于使事情成熟，就是这个意思。对方所厌恶的事情却强行助其成功，悔改很快就会到来，能不慎重吗？乘万物而游心，寄托于至理以涵养内心；合乎道理、理当做的事，才是不得已而为之。顺着事物的中正之道作为常法，就是以不得已涵养内心的意思，这已经达到极致了；又何必强行有所作为来报答君主的恩德呢？不如只传达君命而不受辱；这就是困难所在。碧虚注：机巧一变，就会发生争斗；欢娱一变，就必然混乱。风波般的言语容易使人动摇，丧失真实的行为难以安定。把野兽逼到绝境，恶声就会发出；责备人过深，和气就会丧失，道理自然如此。只是人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遵守法令的人不会擅自改变，事情能够自然成就的人不必去强行助成。美善之事要长久才能成就，正如大器晚成。对厌恶之事强行助其成功，便来不及改悔；将要夺取时反而应当先给予。乘万物而游心，就是任随万物；寄托于不得已，就是使自己虚静。强行作为来报答，就是虚伪；忘掉自身反而容易。想要传达君命而不受辱之所以困难，并不在于它本身难或易，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