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二

译万物有应验就有不应验，应验从不应验中产生，于是没有什么不应验。只有平与应验由神妙来主宰，明智才成为它的役使者。神妙是天道，明智是人道，所以明智不能胜过神妙。世上的愚昧之人倚仗自己的所见，凭借明智进入人为之事，泯灭自己的天性，把功夫用在外面，却不知道内在的根本，难道不可悲吗！碧虚注说：‘璧玉、珠玑，是富贵人家用来装饰棺材的东西；如今用日月星辰来作这些，难道还不完备吗？’任凭乌鸦老鹰和蝼蛄蚂蚁各得其所，就是两方面的平等；从那一方夺来给这一方，就是不平。用偏见去平衡万物，万物凭什么能够平衡？用偏见去应对万物的运动，万物凭什么能够应合？分别判断属于明智，明智者因此受役使；神妙则空寂虚通，万物没有不能应合的。分别判断有穷尽，空寂虚通无穷无尽，这就叫明智不能胜过神妙。世上的愚昧之人倚仗自己的所见，探究外物的隐情，夺取过来据为己有，把功夫用在外面，却不知道返回本根，这正是至人所要叹息的。’ 鬳斋说：这一章讥刺当时厚葬的弊端；从乌鸦老鹰那里夺来给蝼蛄蚂蚁，是偏见。万物的道理本来平等，我用不平的心想使它平等，那么它原本的平等也就不平了。事物的道理一一都可以验证，我用不能验证的心去验证它，那么原本可验证的也不能验证了。本来没有人去做，却偏要认为是人为，或认为有某种力量使它如此，这是把无心当作有心。明智者自我牵累，往往如此。至于神妙，只是听任万物自行应验罢了。明智不能胜过神妙，是说有心不能胜过无为；愚昧的人倚仗私见，陷入人为之事，向外求取功效，实在可悲。古人依山造坟，不封土，也不植树；上面不使臭气外通，下面不使泉水侵入，只务求藏住形体而已。由此可知，棺材、衣衾朴素，葬具简约。后世习惯奢侈浮华，璧玉珠玑，生前享用已经过分了，用来装饰棺材，则明器繁多、墓地和墓道雄伟宽广，更不必说了。大概是由于凭借尊贵身份、倚仗权势，生前享受丰厚，所以送终的礼制势必不能简薄。考察古代奢侈的葬墓，如虎丘、骊山，自以为可以坚固千万年，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大盗积聚财物的地方。如今南华的弟子想厚葬老师，这也是人情所应尽的心意；但仍然沿袭世俗习惯，所以庄子慨然说：‘我把天地作为棺椁。’这话真是通达，古人从未这样说过。杨王孙主张裸葬，刘伯伦带着锸而死的意思，都是由此而发。既然已经把形体交付给土地，乌鸦老鹰和蝼蛄蚂蚁又怎么能够避免呢？可以说：‘我的生命本来产生于无，外面生出跳蚤虱子，里面变化出蛲虫蛔虫，都是因我而有。等到死亡，又像蝉蜕、蛇蜕一样，弃下形体而离去。神则无所不往，又何必忧虑乌鸦老鹰和蝼蛄蚂蚁呢？’明智说明，可见的形体必定要凭借不可见的形体来主宰；想动便动，想止便止，其中有真实可信之处，这就是所谓“征”。不平属于形体；形体有贫富、寿夭等差别，而神在人身上却是相同的。用神来观察万物，没有什么不平；用形体来观察万物，就有不平。所谓“征”，就是叩问它便有回应，感通它便能相通。假如用不相信的态度看待万物，万物也不会相信你。形体本身没有征验，是从神那里取得征验；从外面向内求征验，说明内在更重要而外在较轻。假如从内向外求征验，那么这种征验便不能算征验；既不能算征验，所谓平也就不平了。明智是役使和发动，作用有限；神妙则是静止的本体，没有极限，所以说‘明智不能胜过人’。真人提出这个论说，不只是为了纠正当时厚葬的弊端，也是要使后世学者重视内在而不重视外在，养神而不养形。平与征的根源都由自身发出，神与明只是暂时相互借助。确实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就能与天地合一，与日月星辰共同发光；说棺椁、珠璧并不过分，也不是妄论。南华、冲虚两位真人顺应时机弘扬教化，使世间达到清平安宁，遗留下来的教训流传千古。《南华真经》和《冲虚真经》两部经书彼此发挥、相互阐明，大概不能用优劣来评判。然而本经开头记载列子御风，仍然有所凭待；后篇引用列子之文又不止一处。有人或许认为，以漆园先生的才华纵横驰骋，自出奇思，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沿袭《冲虚真经》的道路呢？我曾考察其中的原因：凡是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言论是用来述说其行为的。行为相同而言论不同，是不可能的。探究玄妙之理达到极致，古今都是一致的；直言或曲喻，正说或反说，都只是为了阐明道理。南华先生乐于称道前贤的善行，整章中借列子之文寄托自己意思的，大约有十六处。《列子》原文列举得很简略，庄子特别详细。所以每章归结之处，常常可以看见青出于蓝，文采精义加倍超越。庄子得到列子之文而更加丰富，列子依靠庄子而更加彰显。前面说御风有所凭待，是从事迹上观察；后面取其立言的精妙，则是用心与之相契。篇末又以“列御寇”命名篇名，说明所举之意并不隐晦，也说明二者归根到底同一轨辙。然而本篇所载列子之文没有篇名，疑心这或许是郭象删改的开始。馈赠浆水的故事，是告诫人不要炫耀奇异之处；它感动了人，却没有说明原因，因而门外鞋子满了，仍然不能使人没有疑惑。其次写缓、翟二人争斗，愤怒而死，化为楸树和柏树；他们逃避了自然的刑罚，却杀害了造物者，这是把人的天性反过来作为报复。知道道的人不说话，就像天的运行；知道而又说出来，机理就浅薄了。因此屠龙技术学成之后没有可施展之处，过分卖弄技巧也不能用于屠龙；有人用药膏治痔疮而得到许多车子，不多给车子就不足以彰显治痔的功效。这些都是为了惊醒求学者，针砭当时的弊病。至于依靠贞干来扶持国家，还不如休的觉悟；一举一动超过常度的刑罚，内心应当更加谨慎。只有九种征验得以施用而人却不肖，得到三次命令到来却表现出恭敬或怠慢；又说明八极三必并不恒常，一颗珍珠使九人丧命却仅有一人得到；这些都是用来比喻处世应物有许多不同方式，以及贪求名声、追逐利益会招来祸患。假如能顺着已经有形的事物，返回到尚未有物的境界，就可以免除人世间的牵累。舍弃祭祀用的牺牛而甘愿做孤犊，也在于人是否笃信并努力实行。篇末以庄子之死作结，表明虚幻的形体不值得留恋，万物都必然有终结。门人担心乌鸦老鹰来吃尸体，仍是用世俗的眼光观察；只有至人忘却形体而任其自然变化，没有取舍的偏心，体察神妙而运用明智，平与征都不错误。这就是他所以脱离人为而进入天道、登临大道的原因吧！《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三 宋代褚伯秀撰写 《杂篇·天下》第一 天下研究各种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无可超越。古代所说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无处不在。问：神妙从哪里降临？明智从哪里出现？圣人有所由此而生，王者有所由此而成，都以一为根源，不离开宗本的，叫作天人；不离开精粹的，叫作神人；不离开真实的，叫作至人。以天为宗本，以德为根本，以道为门户，显现于变化之中，叫作圣人。以仁为恩惠，以义为准则，以礼为行为，以乐为和谐，和悦而慈仁，叫作君子。以法确定职分，以名作为表识，以操守作为验证，以考核作出裁决；其中的次序就是一、二、三、四。百官依此排列等级，以办事为常务，以衣食为根本，繁殖生息、积聚储藏，以老弱孤寡为念，这些都有养育民众的道理。古代的人，真是完备啊！他们配合神明，使天地淳厚，养育万物，使天下和谐，恩泽施及百姓；明白根本的法则，联系末端的制度。六方通达、四面开辟，无论大小、精粗，运行之处无所不在。那些明白而表现在法度制度上的内容，历代流传的旧法和史书中仍然很多。在《诗》《书》《礼》《乐》中的内容，邹鲁的士人和缙绅先生大多能够明白。《诗》用来引导心志，《书》用来引导政事，《礼》用来引导行为，《乐》用来引导和谐，《易》用来引导阴阳，《春秋》用来引导名分。那些法则遍布天下、施行于中原的内容，在百家学说中也时常有人称述它们。天下大乱，贤人圣人不能彰明，道德不能统一，天下人往往只得到其中的一端，便以此自我炫耀；就像耳、目、鼻、口各有自己的明察，却不能相互贯通，也像百家各种技艺，都各有所长，时常各有用途。虽然如此，却不能涵盖全面，只是各执一端的学者罢了。他们割裂天地的美，剖析万物的道理，考察古人的整体，却很少有人能够具备天地的美，配得上神明的形容。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晦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天下人各自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作为自己的方术，可悲啊！百家各走各的路而不能返回，必定不能相合。后世的学者不幸看不见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分裂。郭象注说：‘认为有所作为就是最真实的作为，真实的作为就没有虚伪，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神明要因事物感应而后降临，显现出来，使万物各自归根守一，而不在外表上加以文饰；这就是圣王所以生成万物、成就教化的原因。天神、神人、至人、圣人四个名称，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从不同方面来称说罢了。仁、义、礼、乐又是这四种名称的粗浅迹象，是贤人君子所奉行的。至于名、法、操、稽的法数，治理百姓既然如此，圣贤也不违背。古代的人正是前面所说的四种人，既明白根本的法则，所以末端制度也不离根本，无处不在，因而能够完备。那些可以在法度制度上说明的内容，虽然很多，却大多已经流于外在，只能明白它们的迹象，哪里就是迹象本身呢？六经流传天下，都在讲述圣贤的迹象，尚且不能始终恰当地使用这些迹象而使之有统一原则，天下因此免不了混乱；所以即使明白圣贤的迹象，也并不容易。百家穿凿附会，各自相信偏见，不能整体举明；圣人统摄百姓共同的情感，因而为他们制定制度。百姓把情感寄托在统摄之中，忘掉自己的好恶，于是与当代一同达到淡泊。天下混乱，就反过来任性追逐近前的偏好；各家使用不同的典法，各国施行不同的政令，各家形成不同的风俗，所长各不相同，不能始终通用，不能完备地承担治理，于是各自只运用一端，把万物的道理割裂开来，使圣王之道晦暗郁结。’ 真正完备的人难以遇到，所以会这样。古人的大体，是各自归根守一，这就是天地的纯粹。道术流传而产生弊病，各自奋力施展自己的方术，有的拿它来主宰万物，于是万物背离本性，顺从其上位者，性命的真实情状也就被遮蔽了。吕惠卿注说：天下百家的学问，无不把自己所研究的方术施用于世，都认为有所作为已经无可超越。方术各不相同，那么古代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无处不在，只是没有得到它的完整罢了。既然没有得到完整，道术中的神明又从哪里降临、显现呢？神明降临，就是圣人由此产生；明智显现，就是王者由此成就。所谓“一”，是神明的主宰；所谓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实体大致相同，只是所从称说的方面不同。谈论道，首先要说明“天”；“天”是所宗奉的根本，所以不离开宗本，称为“天”。人的精粹由此进入神妙，不真实就不能达到。圣人完全具备天道，是体察神妙的极致，所以统摄道德而显现变化；这就是神明降临而成为圣人。等到表现在仁义礼乐上，和悦而慈仁，称为君子，这就是明智显现而成为王者。由圣人以上，与天相同；由圣人以下，与人相同。以法确定职分，不可违犯；以名作为表识，不可混乱；以操守作为验证，不可欺骗；以考核作出裁决，不可迷惑。这些都各有一定的法数。法数多的，职位高而作用大；法数少的，地位低而治理范围小。百官依此排列等级，不过如此。向上是圣人由此产生，向下是王者由此成就，没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能够配合神明，使天地淳厚，养育万物，和谐天下。明白根本的法数而不疑惑，联系末端的制度而不失去道，不被六合拘束，运行之处无所不在。古代道术的大体就是这样。所谓“神”，是法数无法计算、尺度无法测量、不能用文字言语传授的。那些表现在法数制度上的内容，由官府制定法令，由国史记录事迹。表现在《诗》《书》《礼》《乐》中的内容，邹鲁的士人多能明白。从《诗》用来引导心志，到《春秋》用来引导名分，都是古代道术中明白而表现在法数制度上的部分。先王把这些法数施用于政事，遍布天下，所以百家有时称述它们，也没有超出古代道术之外。天下有道时，圣贤明白，道德统一，学者能够看见整体，不被奇异方术遮蔽。等到天下混乱，世人多只得到其中一端，便以此自我炫耀；虽然各有所长，却不能涵盖全面，只是各执一端的学者罢了。他们把天地的大美割裂开来，把万物已经成就的道理拆分开来，又用古人的整体来进行局部考察；那些百家之学，很少有人能够具备天地的美，配得上神明的形容。因此，圣王之道晦暗而不明，人们各自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道术就这样被天下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