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七十九

译碧虚注说：“弄丸，是把丸在手掌中转动来游戏。适逢鬼谷子有转丸法，所谓猛兽之语，是说圣人的智慧无穷，就像转丸没有止息，猛兽的威势也没有穷尽。所以宜僚把天下的事情看作手掌中转动的丸，安然熟睡，安卧而手执羽扇指挥。像这两个人，哪里还需要言说呢？默默地领会它就是了。嘴长一些又有什么妨害？一开口就会产生祸患，即使把嘴缄封三次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辩。道所归于一，就是不道之道；知道所不知，就是不言之辩。因此，即使像儒、墨那样善于辩说，也正是招来祸患的原因。大海因为容纳万物，所以深广；圣人因为包容万物，所以没有固定的名声。生前不显露德行，死后不留下称誉，因为实际功业不聚集，所以名声不能树立。这就叫作大人。才性完备而不拘泥于器用。人所可贵的是达到道，不在于能言善辩。容纳万物叫作大，广泛救济叫作德。守持大者应当谦下自损，有德者应当不拘形迹。就像天地覆盖承载万物而无心，橐籥鼓动而化育万类；万物因而生长，动物、植物因而成就。正因为无私无求，所以大为完备。把金藏在山中而不采，把珠沉在深渊而不取，任凭百姓恢复淳朴而不抛弃他们，不被外物迁移。返回根本而无穷尽，遵循古道而不泯灭。大人的诚，合于天地。” 鬳斋说：“玩弄丸而游戏，手执羽扇安然熟睡，都是无所作为的意思。孔子说这两个人都能无为，那么还等待我做什么？”▯愿意有三尺长的嘴，是说我没有这么长的嘴。道所归于一，就是自然；德，是从自身获得的，出于人为，不能与自然之道相同。这里的‘德’字与本经其他地方的‘德’字又不同。若名同于儒、墨，便不是不言之辩；没有谁可以给他命名，实际功业和名声也就不会聚集，言语即使有善处，也不归于自身。贤者不把多言当作才能，何况大人呢？有大人的名号，不足以成为伟大，何况自然之德又怎么需要名号呢？大备，就是大成。正因为无所求，所以无所失、无所弃；不以外物改变自己，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外物尊贵。只在于反求自身，遵循古道而行，无须勉强用力。把丸在掌中转动，运行没有穷尽，应用的机变在方寸之间，用来比喻世间事情变化万端，没有不是由人造成的。通达之士看这些事，就像游戏一样。熊宜僚是楚国有智有勇的士人。司马子綦说：‘如果得到他，可以抵挡五百人。’由此便可知道他的才能。他隐居在城南，随意自适，把天下之事看作没有什么值得做的。白公胜将要谋反，却希望他来帮助成事，怎么会这样不了解自己呢？” 宜僚当然会玩弄丸而不理睬他。虽然这是游戏之事，却能使白公的叛乱不能成功，使子西免除祸患，这是两方面都难以解除的事。孙叔敖三次做官、三次被罢免，都没有喜怒之色，他的器量实在难以测度。他酣然安睡、悠闲自得，手执羽扇清谈，都能使敌国放下兵器退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不战而使人屈服’，是所谓不道之道、不言之辩。虽有口也难以用言语形容。孔子愿意有三尺长的嘴，才可以议论这件事，并不是说真有三尺长的嘴。道所归于一，是万物的祖宗。德自然归于道，知道所不知，才是道的真实，不是言语所能承载的。所以德不能使万物同一，辩说也不能举示道。儒、墨虽然以善辩著名，到这里也无从施展其辩才。圣人有海一样的器量，包容万物，恩泽遍及天下却不据为己功，所以爵位、谥号不能成立，名声和实际功业都不聚集，因此能够像天地一样大为完备，而不在意有言有为。大为完备，所以对外物无所求；无所求，所以在道上没有失误；没有失误，所以对人没有遗弃。能够处在当今而常常遵循古道，通达外物而不失去自己，大概根本就在于诚罢了。诚就是真实实行的显现，面对外物，哪有不能感化的呢？完备已经很大、很多了。‘无求’二字以下应当重叠一个‘无求’，接属下文。” “不摩”一作“不磨”，应当以“不磨”为正确。子綦有八个儿子，把他们排列在面前，召来九方歅，说：“请你给我的儿子们相面，谁是吉祥之人？”九方歅说：“捆是吉祥之人。”子綦惊喜地说：“他将会怎样？”九方歅说：“捆将要与国君一同进食，直到终身。”子綦凄然流泪，说：“我的儿子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极点呢？”九方歅说：“与国君一同进食，恩泽会及于三族，何况父母呢？如今先生听到这件事却哭泣，是在拒绝福气；儿子是吉祥的，父亲却是不祥的。”子綦说：“歅，你哪里足以知道这些，而说捆是吉祥呢？不过是酒肉进入鼻口罢了，又哪里足以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我不曾放牧，羊却生在屋角；不曾喜好打猎，鹌鹑却生在屋角。像这样的事不觉得奇怪，又是什么呢？我和我的儿子所共同游处的，是在天地之间游处；我和他一同从天那里取得快乐，从地那里取得食物。我不和他一起谋划事务，不和他一起策划，不和他一起追求怪异。我和他乘顺天地的真实，而不让外物同我们互相牵扰；我和他委蛇随顺，而不和他一起经营事务，顺其所宜。如今却突然有了世俗所谓的报偿。凡是出现奇异征兆，必定有奇异行为。恐怕这不是我和我儿子的罪过，而是上天把它赐给他的。” “我因此为他哭泣。无缘无故，为什么要使捆到燕国去？盗贼在路上抓到他，把他完整地卖掉很困难，不如砍去他的脚再卖就容易了。于是他被砍去脚，卖到齐国，正好在渠公家的街门前，最后却在自身残缺的情况下终其一生。” 郭注说：所谓奇怪，是因为出乎意料。我所游处的，不是有所作为，而是随顺在天地间所遇到的一切罢了。遵循常道，任其本性，自然而然，这就叫不作为。顺应而不加选择，对万物有功，万物便会报答他。我并不是为了求功而接受报偿，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奇异的行为却有奇异的征兆，所以知道这是天命。若是因为有所作为才这样，就不要作为罢了；若没有作为而自然到来，就无可奈何。所以哭泣之后，捆被送到燕国，被盗贼抓住。盗贼担心他完整逃走，砍去他的脚就容易卖掉了。” 吕注说：这里说这些，是为了说明九方歅凭相术认识事物，不如子綦凭道来衡量。子綦与他的儿子游于天地之间，他们都是至人，本来遵循养生之道，却出现了奇异征兆。知道这是天所给予的，并不是自己有所求取。

译疑独注说：“屋子的西南角叫作奥，未方属羊；东南角叫作宎，辰方属鹑。”羊因为放牧而有，鹌鹑因为打猎而获得，这是人事；羊生于未，鹑生于辰，这是天理。不曾做这些人事，为什么会有酒肉这样的奇怪征兆？这里说的是阴阳性命的道理，不是人所能逃避的。我与捆游于天地之间，遇到天所给予的就不推辞而欣然接受，遇到地所给予的就不推辞而取食。不与他一起经营事务，是和他共同体行道；不与他一起谋划，是和他共同顺理；不与他追求怪异，是和他共同守常。所以能够乘顺天地的真实，而不与外物相互牵扰。世俗所认为适宜的事，我从来没有去做。如今却有了与国君同食的征兆，这只是世俗所希望的报偿落在他的形体上罢了。有不寻常的征兆，必定有不寻常的行为。我和我的儿子都没有这种行为而出现这种征兆，是上天给予他的。凡事情发展到极点，圣人都把它归之于天。天所降下的命运，只要安然接受罢了。渠公，是富商之家。” 碧虚注说：达到这样的极点，就是遇到福气反而恐惧，父亲因而不祥。说他拒绝福气；酒食进入鼻口，是说外在奉养太厚，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无功而接受俸禄，就像不曾放牧、打猎，羊和鹌鹑却忽然生在屋中，实在可怪。游于天地，就是合于自然；从天取得快乐，就是以世俗之乐为乐；从地取得食物，就是甘心接受地上的食物。不作为就是守中，不谋划就是顺其本性，不追求怪异就是守常。乘顺天地的真实，是体道；不与外物相互牵扰，是顺理；不与外物经营事务，是不加选择。真实的功德没有痕迹，而世俗事务却有报偿；既然没有奇异行为，恐怕就是上天所给予的。虽然命定的分限不能逃避，却不能没有忧惧，所以哭泣。九方歅以相术自信，而子綦独以道明白事理。因此，刻意修为却不能免除祸患，都是命运啊。” 鬳斋口义说：不曾放牧，不曾打猎，羊和鹌鹑却生在屋里，这是异常的事。意思是说，我和我的儿子对世俗没有所求，怎么会有与国君同食的事呢？我顺应天道而自得其乐，适应大地而自我养生，既不经营事务，也不谋划，不和外物追求异常，只是一概遵循自然，不敢应付世事，哪里知道什么适宜、什么不适宜？我正以无为为乐，而他所说的竟然如此，这是世俗的债还没有偿清，确实是奇异的征兆。我的儿子不应得到这种东西，将来必定有奇异的行为。渠公之街，是临街的门，是作为闾门的地方。吴俦注说：九方歅的相术穷尽于有定数之事，知识也局限于有限范围，所以他给捆相面，只知道终身与国君同食是吉祥，却不知道遭受砍足而损伤生命才是最大的不祥。那么子綦流泪，难道不是因为有所防备吗？九方歅用相术知人，子綦用道理推测事情。用相术的人知道食肉的吉祥，却遗漏了砍足；用道理推测的人害怕分外之福，而安守常分。既然都关乎定命，人力无法改变，怎么知道相术不能通达于道理，道理不能包容相术呢？又哪里有绝对的吉祥、不祥之争？请看塞翁的马、蕉下的鹿，它们的得失究竟怎样呢？知命的人只听任它罢了。如今子綦因为不曾放牧、打猎，而羊和鹌鹑忽然生出，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怎么能不觉得奇怪呢？” 况且我和我的儿子以天道为乐，享用大地的利益，不从事诡异的谋划，而与他乘顺天地的正道，所以在事情上与万物没有牵扰，只是适情地任从自然之道，却说将要与国君同食，这是世俗的愿望，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奇异行为却有这样的奇异征兆，恐怕是上天所给予的。既然知道是上天所给予的，又为什么哭泣呢？这是因为至人洞察细微的道理，忧虑事情的变化，知道盛大的祸患必定出自祸患发展的极点，没有无缘无故到来的事，所以不免哭泣。从‘无缘无故’以下，完整叙述了祸福相依的机理。相面者说他将与国君同食，后来却在渠公的街门前进食。（音义注说：渠公是齐国的富室。把这一点与他被砍足联系起来考察，可见相术并没有完全应验，不如道理推占接近正道，而且不抱侥幸希望。） 《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七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八十 宋代褚伯秀撰 《徐无鬼》第六 啮缺遇到许由，说：“你将要到哪里去？”许由说：“我将逃离尧。”啮缺说：“为什么这样说？”许由说：“尧表现出仁爱，拘拘然自以为是仁者，我恐怕天下会因此讥笑他，后世甚至会出现人与人互相吞食的局面。要聚集百姓并不困难：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来归附；称誉他们，他们就受到劝勉；使他们遭遇所厌恶的事，他们就散去。爱护和给予利益都出于仁义，抛弃仁义的人少，利用仁义谋利的人多。仁义的实行，只是没有真诚，而且是假借。那些像禽兽一样贪婪的人把它当作器具，因此由一个人来裁断并用它使天下获利，就好比只用一瞥来观察一切。尧知道贤人对天下有利，却不知道贤人也会贼害天下。只有超出贤者之外的人才知道这一点。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娄者。所谓暖姝者，是学了一个先生的言论，便暖暖姝姝、自我陶醉，以为自己已经满足，却不知道万物本来未曾成立。这就叫暖姝者。濡需者，就是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猪鬃之间的空隙，把那里当作广大的宫殿和园囿；猪蹄之间的弯曲处、乳房之间、股脚之处，都当作安稳舒适的住所，却不知道屠夫一旦挥动手臂、铺下草料、拿起烟火，自己就会和猪一起被烧焦。随着猪的行动而前进，随着猪的行动而后退，这就是所谓濡需者。卷娄者，就是舜。” : 郭注说：“仁是争相崇尚的根源；仁义一旦施行，人们就会把虚伪当作仁义来做。它的行迹一旦显露，贪婪的人就会借助这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心愿。如果仁义各自出于本性，那么它所作的裁断和制度就不会只限于对一个人的割裂。万物各有不同的形状，却用同一种尺度去割裁它们，就会造成伤害。只有不把贤能显露在外，才不会产生虚伪。心意穷尽于形迹和教化，哪里知道我独自在▯▯之境中化育呢？若不是那种能够通达变化、超越世俗的才士，凡是只图苟且安于一时之利的人，都是猪身上的虱子。圣人的形体与凡人没有不同，所以即使耳目的作用衰退，精神仍然完整。假如人在年少时尚未成就，到了年长时又衰退，那么圣人的圣德难道能在一朝之间就崇高起来吗？众人自然会聚集而来，并不是圣人喜好名声才招致他们。这里是说明舜之所以拥有天下，大概是出于不得已；难道他会亲近并以此使百姓得利吗？百姓既承受了舜的恩泽，舜的形体也就劳苦了。蚂蚁、鱼、羊▯这三者都还不能没有耳目和心意，所以不能舍弃绳墨而自行平正，也不能断绝形迹而达到▯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剂〕 吕象注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样一来，仁义就成了假借禽兽贪欲者的工具；称作仁义，终究不能免于有意识的知巧。有意识的知巧便会被形器隔开，不是天下万物所共同具有的。因此，由一个人的裁断来使天下获利，也不过是一次割裂而已，并不是辅助万物顺其自然、委曲成全而无所遗漏。这就是所谓大乱的根本，必定产生于尧、舜之间，而其后果一直存留到千世之后。把温暖看作正确，就不知道天下还有最充足的东西；把美丽看作正确，就不知道天下还有最完美的美。因此，学习一位先生的言论，便自以为已经满足，却不知道本来未曾有任何事物，只是给它取了名字。被濡湿了就不离开，有所等待就有所依赖，安于卑下污秽而不知道祸患，所以用‘豕虱’来称呼这种人。收纳、牵挽卷娄，不把自己的膻味隐藏起来，使天下人羡慕而归附自己，所以用‘舜’来称呼他。由于学习一位先生的言论，却不知道本来未曾有任何事物，所以求利时便濡滞而有所等待，造成祸害时便成为卷娄。按照舜的行迹来说，天下对于我有什么增益呢？不过是使形体劳苦罢了，所以用‘卷娄’来说明。众人聚集并归附于他，即使像尧、舜那样，也正是神人所厌恶的，因此不与他亲近。这样，他既不以此获利，却自然使众人聚集而来；这就是真人不特别亲近、也不特别疏远，只持守德性、温养和气，以顺应天下而已。” 天下人喜悦而归附舜，舜也喜悦而顺应天下。舜把天下看得如同破鞋，而天下人之所以把舜当作舜，也把舜看作尘垢和糠秕，这不是神人和真人又是什么呢？蚂蚁凭借知见而多事，鱼凭借深水而保全生命，羊凭借意念而多有刚愎。用眼睛观看眼睛所见的，就能看见，所见之物各得其所；用耳朵听耳朵所听的，就能听见，所闻之物各得其所；用心返回本心，就能知晓，所知之物各得其所。去除机巧的知见和主观意念，就能把自身藏在深远幽冥之中，达到所谓见见、闻闻、知知的境界；如此便无论到哪里都能平正，辅助万物自然运行而无为。这就是恢复真实的道路。疑独注说：法始于伏羲，而治理在尧时完成。尧是仁人行迹的起点。以爱护使百姓亲近，百姓就聚集；以利益使百姓和顺，百姓就到来；以称誉使百姓受到崇尚，百姓就受到劝勉；使他们遭遇所不想要的事，百姓就离散。于是世上抛弃仁义的人少，利用仁义谋利的人多。因为他们追逐名声、依循外在行迹，离开本性而进入虚伪，想实行仁义却不出于真诚。世上像禽兽一样贪婪的人，将假借这种器具作为穿墙打洞、窃取财物的工具。全天下都窃取仁义的名声，借此向天下行盗。后来必定会出现人与人互相吞食的局面。暖，是自己温暖；姝，是自己美好；濡，是滋润；需，是等待；卷，是弯曲；娄，是收敛。这些名称是用来鄙斥当时的世俗。学习一个先生言论的人，拘泥于陈旧行迹而昧于圣道，以温暖姝美自我陶醉，却不知道道存在于万物尚未形成之初。奎形如蹄，是身体弯曲的地方；乳间、股脚，都是温暖之处，虱子依赖猪而生存，以滋润和等待为安逸便利，却不知道屠夫一到，自己就会和猪一起烧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