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十九
鬳斋云:“遥荡放荡,恣睢纵横,转徙变动也。”肓瞽之喻,谓汝无资质不足以闻道,意而谓去故习而自悟,在转移之间,愿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叹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师乎?已下方▯出本篇《大宗师》。盖无为而为,自然而然,我无容心,故不得以仁义名之也。《易》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亦此意。长于上古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游心于自然,则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吾之所游者如此而已矣。许由一于无为,兼忘天下者也;尧不免于有为,兼济天下者也。兼忘则已逸,而天下化;兼济则已劳,而天下逸。圣人一出一处,而有方内方外之分。所异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义,明言是非,方内之学也。遥荡恣睢,转徙之涂,方外之游也。意而为方内,礼教黥湼残劓之余,而闻言心悟,愿舍方内而游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许。意而遂引三子,天禀殊绝,犹闻道而化,则吾之此来也,亦在陶镕锤链之间耳。夫学道者,所以求复其初,保其全而勿伤也。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补,不亦难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则所谓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补,造物何与焉?意而谓傥黥可息而劓可补,吾将复为全人,乘此成全之机,以随先生之后而进乎道,未晚也。人患过不知改,迷不思复。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谓善复者矣。人之所师者道,吾师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发明《大宗师》之道,超仁义而贯古今,盖出于无为之为,不化之化,岂世间技巧所能及哉?游谓徜徉自得于其间,无适而非逍遥也。故经中不一言之。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郭注:颜子以损之为益,而夫子谓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物之功。爱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存夫仁义,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犹未▯达。礼者,形体之用;乐者,乐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化为体,而无不同也。无物不同,则未尝不适,故无好恶。同于化者,唯化所适,故无常也。吕注:人之为人也,乆矣。其悟道虽在一言之顷,而复于无物,非一日之积也。回闻心斋,而未始有回,则悟道于一言。其忘仁义礼乐,以至于坐忘,则非一日之积也。同则物视其所一,故无好化,则未始有极也。故无常,同于大通,则同于化而已矣。林注:“忘仁义而进于忘礼乐,犹未离乎封域,则有物也。又进而至于无物,则肢体于是乎堕,聪明于是乎黜。离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盖堕黜,犹出乎勉强离去,则自然矣。同乎大通,与物为一。也好恶起于不同,同则无好恶。命万物之谓化,化则无常也。”言:“回能与物为一,与化为同。予亦愿从其后。”盖孔子谦辞也。祥道注:「枝海以为百川,则见川不见海;合百川以归海,则见海不见川。道海也,仁义礼乐,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义礼乐,是睹海而忘百川,然犹未忘道也。至于离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无所系累,则道果安在哉?与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贤也。」义近礼,仁近乐,故忘义而后忘礼,忘仁而后忘乐。盖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谓损,不忘其所忘,以归于诚。忘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与此!碧虚注:“颜子之益,谓损外益内也。爱物之谓仁,利物之谓义。爱利属乎外,忘之则可,于道则未也。礼者,体之威仪;乐者,心之冲和。心体系乎内,忘之则可,于道则未也。坐忘者,无时而不忘。堕肢体,谓即应而忘;黜聪明,谓即照而忘。即应而忘,离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体同太空,则无好恶;心同造化,则无断常矣。”赵注:“仁义礼乐,君子不可一日去。”颜子心融乎理,则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堕肢体,离形也;黜聪明,去智也。同于大通,则与道为一矣。夫子之意,盖谓好恶两损,常变俱泯,是所谓同,是所谓化。汝果能是,吾将汝师。意其未必然也。曰:“堕黜,曰离去,未免于有心,亦不得谓之忘也。”
译鬳斋说:“遥荡,是放荡;恣睢,是纵横;转徙,是变化迁移。”盲人与瞎子的比喻,是说你没有资质,不能听闻道;意而子说要去掉旧习而自行觉悟,正在转移变化之中,希望凭借自然的道理来侍奉先生。许由叹息说“还不能确定”,是说你未必能做到这样。“我的老师啊”以下,才正式说出本篇《大宗师》的道。无为而为,自然而然,我心中不存成见,所以不能用仁义来命名。《易》说“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也是这个意思。“长于上古”三句,都是形容自然之道。心游于自然,就会看见天地与我一同产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我所游历的就是这样而已。许由专一于无为,是兼忘天下的人;尧不能免于有为,是兼济天下的人。兼忘的人自己安逸,而天下得到教化;兼济的人自己劳苦,而天下获得安逸。圣人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所以有世俗之内和世俗之外的区别。不同的是事迹,相同的是内心。亲自实行仁义、明确说明是非,是世俗之内的学习;在遥远放荡、纵横自得、辗转迁徙的道路上游行,是世俗之外的游历。意而子原本属于世俗之内,是受礼教黥刑、割鼻残损之后的人;听闻这些话而心中觉悟,希望舍弃世俗之内而游于世俗之外,他的志向也值得嘉许。然而许由还没有答应他。意而子于是举出三个人的例子:他们的天赋禀性特别卓异,尚且要在听闻道以后发生变化,那么我这次来,也不过是在陶铸、熔炼、锤炼之中罢了。学习道,是为了求得恢复本初,保全自身而不受损伤。已经受到黥刑、割鼻,却希望造物者为之消除补足,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如果确实明白万物是自己造成的,那么所谓黥刑和割鼻,也在于自己消除、自己补足,和造物者又有什么关系呢?意而子的意思是:假如黥刑可以消除、割鼻可以补好,我将重新成为完整的人,乘着这种成全的机缘,跟随先生而进于道,也还不算晚。人的毛病在于犯错却不知道改正,迷失却不思考复归。意而子已经觉悟到过去错误、如今正确,也可以说是善于复归的人了。人所师法的是道;“我的老师啊”,就是指道。后面四句阐明《大宗师》的道,超越仁义而贯通古今,出自无为之为、不变化之变化,哪里是世间技巧所能达到的呢?所谓游,是在其中徜徉自得,无论到哪里都不是逍遥。正因为如此,经文没有特意说出这个“游”字。颜回说:“我进步了。”仲尼问:“是什么意思?”颜回说:“我忘掉仁义了。”仲尼说:“可以了,但还不够。”过了些日子,颜回又来见孔子,说:“我进步了。”孔子问:“是什么意思?”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够。”又过了些日子,颜回再来见孔子,说:“我进步了。”孔子问:“是什么意思?”颜回说:“我坐忘了。”仲尼惊惧不安地问:“什么叫坐忘?”颜回说:“遗忘肢体,摒弃聪明,脱离形体,去掉智巧,与大道贯通相同,这就叫坐忘。”仲尼说:“既然同于大道,就没有偏好;既然随化而变,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你果真已经达到贤人的境界了吗?请让我跟随在你的后面。” 郭注:颜子把减损看作增益,而孔子说,仁是兼爱万物的事迹,义是成就万物的功效。施行爱并不就是仁,但仁的事迹由此显现;成就万物并不就是义,但义的功效由此显现。执守仁义的名目,不足以知道爱护和利益万物的根源。心中没有成见,所以忘掉这些名目是可以的;但只忘掉功业和事迹,还没有达到玄妙通达。礼,是形体的作用;乐,是使生命快乐的工具。忘掉这些工具,还不如忘掉产生这些工具的根本。所谓坐忘,是既忘掉事迹,又忘掉产生这些事迹的根由。内在感觉不到自身,外在不知道天地的存在,然后旷然与变化合为一体,没有什么不同于变化。与万物没有不同,就没有不适意的,所以没有好恶。同于变化的人,只随着变化所适应的方向而行,所以没有固定不变。吕注:人作为人,已经很久了。虽然在片刻之间可以因一句话而悟道,复归于无物,却不是一天积累成的。颜回听到心斋之说,达到从来没有颜回的境界,所以可以在一句话之间悟道。他忘掉仁义礼乐,直到坐忘,却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同,是把万物看作共同归于一;所以没有所好,也没有变化的终极。既然没有固定的终极,所以没有常态;同于大道,就是同于变化罢了。林注:忘掉仁义而进一步忘掉礼乐,仍未脱离界限,仍然有所存之物。再进一步达到无物,肢体于是坠落,聪明于是摒弃。脱离形体、去掉智巧,与大道贯通相同,这就是极致。所谓坠落和摒弃,仍然出于勉强;脱离和去掉以后,才归于自然。与大道贯通相同,就是与万物合为一体。好恶产生于不同,有同便没有好恶。使万物发生变化叫作化;既然变化,就没有固定不变。意思是,颜回能够与万物合一,与变化相同;我也愿意跟随在他后面。这是孔子的谦辞。把支流汇成百川,就只能看见河流而看不见大海;把百川汇归大海,就只能看见大海而看不见各条河流。道如同大海,仁义礼乐如同百川。颜回得道而忘掉仁义礼乐,就像看见大海而忘掉百川,但他仍没有忘掉道。至于脱离形体而忘掉万物,去掉智巧而忘掉心,安然无所系累,那么道究竟在哪里呢?只是和我一同全部忘掉罢了。这正是颜回所以贤明的地方。义接近礼,仁接近乐,所以忘掉义以后再忘掉礼,忘掉仁以后再忘掉乐。颜回的忘并不是毫无所忘,而是他的增益体现为减损;不忘掉应当忘掉的东西,以便归于真实。不断忘掉、不断减损,直到无所减损;如果不是造就“坐忘”的妙处,哪里足以达到这种境界呢?碧虚注:颜子的增益,是减损外在而增益内在。爱护万物叫仁,使万物获利叫义。爱护和利益属于外在,忘掉它们可以,但对于道来说还不够。礼,是形体的威仪;乐,是心神的和畅。心和形体属于内在,忘掉它们可以,但对于道来说还不够。所谓坐忘,是没有一刻不在忘。遗忘肢体,是说随应事物而忘掉自身;摒弃聪明,是说随照见万物而忘掉智巧。随应而忘,就是脱离形体、去掉智巧;随照而忘,就是与大道贯通相同。形体同于太空,便没有好恶;心同于造化,便没有断绝和恒常。赵注:仁义礼乐,是君子一天也不能离开的。颜子的心融入道理,因此四者的名目不再成立而被忘掉。遗忘肢体,就是脱离形体;摒弃聪明,就是去掉智巧;与大道贯通相同,就是与道合为一体。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好恶一并减损,常态和变化都泯灭,这就叫同,这就叫化。你果真能够做到这样,我将拜你为师。只是料想你未必真能如此。所谓“坠落、摒弃”和“脱离、去掉”,仍未免带有主观用心,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忘。”
鬳斋云:「坐忘之▯,乃庄子借颜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义,而后忘礼乐,犹外天下而后外万物。至于坐忘,则有无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于大通之道也。与道为一,则化化则无所往而生其心矣。」仁义本乎心,心致虚则忘之易;礼乐由乎习,习既乆则忘之难。颜子于斯二者,既已坐忘,则亦能人之所难能也。而夫子犹以为未,盖欲进之而造夫道之极。于此有以见铸颜之意,他人至是则望崖而反矣。颜子又从而进坐忘之妙,夫子乃惊骇反问,讶其得之之▯也。回告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必由忘己而后忘物,斯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为大通之道,岂好同而同之哉?犹大化之运,顷刻不停,人处其中与之俱运。防防长慧,壮劳老▯,其间出处动静,兴废变迁,亦何常之有?盖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证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于异,安化为常,置形于忘,合道于虚,则至矣尽矣。人而信能无以外习滑湛然之真,则夫坐忘者亦学道分内事。夫子推之为贤,盖所以奖成之而诱进其徒云耳。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郭注:“此二人相为于无相为者也。今裹饭而往食之,亦天理自尔,非相为而后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为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吕注《庄子》论《大宗师》而卒之以孟孙才,颜回以为孔子之徒,体性抱神以游世俗,而后为至也。然恐学者以子桑之徒为不及孟孙氏,子舆之徒为不及子桑,于是复合而论之。其言则皆至于命而安之之辞。诸子之迹虽不同,以道为大宗师而至于命则一也。林注:子桑忘形遗生,故当其病也,不以病为病,一归之命而已。不任其声以病而力微,故举《诗》如此。其趣也,父母至亲,天地至公,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则亦命焉耳。万化咸归于一命,此道之极也。碧虚注:寒与之衣,饥与之食,犹鱼之相濡以沫,非矫情也。不任其声惫也,趣举其《诗》不成章,曲贫病之极。求其为之者而不得,卒归之于命。任命则无不达矣。鬳斋云:不任其声,无力而声微也。趣举其《诗》,情隘而辞蹙也。父母岂欲吾贫?天地岂私贫我?语最精绝。求其为之者不得,而归之命。盖谓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谓大宗师也。看《庄子》此篇,高于《列子·力命》篇矣。赵注:「子桑固穷安命,与夫子厄于陈蔡,而▯歌不辍;颜子居陋巷,而乐不改,意同。」古之所谓友者,道义相资,成德就业,急难相济,生死不渝者也。观子舆之于子桑,无愧于交道矣。霖雨而忧其病,知子桑之贫也;裹饭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饥也。入门闻歌而惊问,恐子桑困穷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谓:“父母岂欲吾贫?天地岂私贫我?可谓达人高论,非困穷所能厄也。”第以为至此极,犹未能忘情于其间,既而归诸命,则能以理胜而处之有道,使子舆之所以忘言也。南华用以结大宗师之防,即西铭所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盖非磨砺之乆,涵养之极,不足以大任故也,学道君子宜深体之。民物之众,主之者君;学徒之众,训之者师。天生圣贤,作之君师,所以建隆治体,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当究,君臣父子无失其伦,天下国家同归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诚意之本,▯道授业之微,非师无以任其为道也。至矣!宗师则为学者所主而尊之之称,冠之以大,犹云众父父也。首论知天知人,明义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养知之所不知,则以人合天,知出于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继以真人真知,寝不梦而觉无忧,出不防而入不距,虚而不华,悗乎忘言,诚若无为也,而刑礼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体翼之,而至极乎内圣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爱其父,忠其君,而身犹死之,况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贵,有尊于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从事乎呴濡湿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之为愈也。大块载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贪生畏死,故设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
译鬳斋说:所谓坐忘,是庄子借颜子的名义来形容达到道的妙处。“进步了”,是说有所获得。先忘掉仁义,再忘掉礼乐,就像先把天下置于身外,再把万物置于身外。到了坐忘的境界,有和无一并遣除,四肢耳目都不知道自身存在,与大道完全贯通。与道合为一体,变化也就不再有固定方向,随处都能生出心神。仁义本来根源于心,心达到虚静,忘掉它们容易;礼乐出于习惯,习惯形成已久,忘掉它们困难。颜回对于这两方面,既然已经坐忘,也就能够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孔子仍认为还不够,是想推动他继续前进,达到道的极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锻炼颜回的用意;别人到了这里,就会望见山崖而返回。颜回又进一步说明坐忘的妙处,孔子于是惊讶地反问,惊异于他获得坐忘的迅速。颜回告诉孔子,脱离形体、去掉智巧、与大道贯通相同,必定要先忘掉自己,然后忘掉万物,这才叫坐忘。不是知道为什么相同却自然相同,才是大道;难道是喜欢相同才勉强求同吗?正如大化运行,片刻也不停息,人处在其中,和它一同运行。孩童渐渐长大而智慧增长,壮年劳作,老年衰弱【疑字“▯”】,其中的出入动静、兴废变迁,又有什么固定不变呢?这并不是想要变化而追求变化,而是事物的道理本来如此,古今一致。只有得道的人,若想不变化,也只是把这个念头忘掉罢了。这两句是孔子对坐忘的一段印证,是要人从差异中求同,把变化安置为常,把形体置于忘却之中,使道合于虚静,这就达到极致、穷尽了。人如果确实能够不因外在习染而损害清澈本真的心,那么坐忘也是学道者分内应做的事。孔子推许颜回为贤,是为了奖成他并诱导自己的弟子继续前进罢了。子舆和子桑是朋友,连续下了十天霖雨。子舆说:“子桑大概病了。”于是包着饭去给他送食物。到了子桑门前,只听见他像在唱歌,又像在哭泣;他一边弹琴一边说:“是父亲吗?是母亲吗?是天吗?是人吗?”他的声音已经不能任意发出,急忙举起诗句唱道。子舆进去问:“你吟唱诗句,为什么这样呢?”子桑说:“我想寻找那个使我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却找不到。难道父母希望我贫穷吗?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地无私地承载万物,天地难道会偏偏使我贫穷吗?我想寻找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却找不到。然而使我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概就是命吧!” 郭注:这两个人是在无所作为之处彼此相交。如今包饭去给他食用,也是天理自然如此,并不是先有意帮助他然后才前往。子桑弹琴哀歌,想寻找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却找不到,是说万物都自然而然,没有一个有意造作的主宰。吕注:《庄子》论述《大宗师》,最后说到孟孙才;颜回认为,孔子的弟子应当体察本性、抱守精神而游于世俗,然后才算达到极致。但恐怕学习的人会认为子桑一类不如孟孙氏,子舆一类又不如子桑,于是再次合起来论述他们。这里所说的,都是归于命并安然接受命运的话。各人的事迹虽不同,以道为大宗师并达到命的境界,却是相同的。林注:子桑忘掉形体、遗弃生命,所以当他生病时,不把疾病当作疾病,只把一切归于命。他因病而声音微弱、力气不足,所以诗句唱得断断续续。其情趣是说,父母是最亲的人,天地是最公正的,怎么会偏偏使我贫穷呢?想寻找造成贫穷的原因却找不到,那也只能归于命。碧虚注:寒冷时给他衣服,饥饿时给他食物,就像鱼以唾沫相互湿润,并不是矫饰感情。他声音不能任意发出,是因为疲惫;勉强举出诗句却不能成章,表现出贫病到了极点。寻找造成贫困的原因却找不到,最后归结为命。任凭命运,则没有什么不能通达。鬳斋说:声音不能任意发出,是说没有力气,声音微弱;急忙举起诗句,是说情绪逼仄、言辞窘迫。父母哪里会希望我贫穷?天地哪里会偏偏使我贫穷?这段话说得最精确彻底。寻找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却找不到,最后归结为命。大概意思是,自然的道理存在于天地之上,而命就是自然的道理。这就是所谓大宗师。看《庄子》这一篇,思想境界高于《列子·力命》篇。赵注:子桑本来就处在贫穷之中而安于命运,这和孔子困厄于陈国、蔡国之间却不停地弦歌,颜回居住在简陋巷子里却不改变快乐的心情,意思是相同的。古人所谓朋友,是以道义相互资助,共同成就德行和事业,危急困难时彼此救济,生死关头也不改变。看子舆对待子桑,完全无愧于交友之道。下了霖雨便担忧他生病,说明知道子桑贫困;包着饭前去给他吃,说明知道子桑饥饿。进门听见他歌唱便惊问,是担心子桑困穷而产生怨恨,失去自己的操守。子桑说:“父母哪里会希望我贫穷?天地哪里会偏偏使我贫穷?”这可以说是通达之人的高论,不是困穷能够压倒的。只是他说自己陷入这种极端困境,仍未能完全忘情于其中;后来把它归之于命,便能以道理胜过困境,依照道理处置,使子舆无话可说。《南华》用这件事来结束对《大宗师》的论述,也就是《西铭》所说的“贫贱忧戚,玉汝于成”。大概不经过长久磨炼、达到极深涵养,就不足以担当大任;学习道的人应当深切体会这一点。民众和万物如此众多,主持他们的是君主;学徒如此众多,教导他们的是老师。上天生出圣贤,让他们担任君主和老师,是为了建立并兴隆治国的根本,扩大教化的源头,使人知道道德值得尊崇,性命之理应当探究,使君臣、父子都不失其伦常,使天下国家共同归于治理。然而,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根本,以及传道授业的微妙之处,若没有老师,就无法承担这种传道的职责。伟大啊!所谓宗师,就是众多学者所共同尊奉的老师;在‘师’之前加‘大’字,就像说是众人的父亲一样。篇首先论知天知人,明白义理与天命来确立根本;又以已经知道的去涵养尚不知道的,使人道与天道相合,使知识出于无知,这就是知识的盛大。因此接着讲真人的真知:睡眠中不做梦,醒来时没有忧愁;出去不设防备,进入也不受阻拒;虚静而不浮华,恍惚得忘了言语,确实像是无为;但刑法、礼制和知德,以及治理世间的工具,暗中都用来辅助和成全它,终于达到内圣外王的极致。人爱自己的父亲,忠于自己的君主,尚且可以为此献身,何况那卓然达到至真的人呢?真道的可贵,有时尊贵到超过君父的命令,而世俗却不知道,只是一味从事以气息互相温润、以唾沫互相濡湿的做法,哪里比得上在江湖中彼此忘却呢?大地承载形体,使老者安逸、死者安息,这是造物者的善意,也是我的形体;可是人多贪恋生命、害怕死亡,所以设下藏舟、藏山的譬喻来破除他们的迷惑。
凡有形有生理,无不遁,虽壑泽深固,犹不免乎变迁,有以见造物者无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躯,藏无穷之宇宙,恶保其不遁哉?唯能藏天下于天下,斯无遁矣。是乃圣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生地,万化而未始有极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窃喜之乎?长上古而不为老,登云天而处▯宫,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师体之以为本,民物学徒倚之以为命者也。女偊之无古无今,则死生不得系之矣;祀来之莫逆相友,则物我不得间之矣。故左鸡右弹,神马尻轮,听造物之化,随所遇而安,古之所谓悬解也。曾何虫臂鼠肝之足较,而妄启跃冶之疑邪?子反琴张,▯歌而吊桑户,以渉世为劳,反真为幸,此游方之外,异乎世俗者,方且与造物为人,则寿夭穷通不足尽其变,天地寒暑不得拘其体矣。孟孙氏有骇形而无损心,犹梦为鱼鸟而厉天没渊,安于一时之化,岂以形间而异情哉!昔者,南华梦为蝴蝶,亦犹是也。而今之所言,为觉为梦,唯超乎觉梦者知之。颜子堕体黜聪,坐忘造极,▯心理窟,继统圣门。原夫出蓝之青,实为师者善化之力也。至于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为之者不得,卒归之于命。有大宗师之道,而不得行于时,故是篇终于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则超乎命世,累不得系之。大宗师主乎▯道,觉民然而命有穷达,或行或止,此系乎时,而道无益损焉。所谓真知,则究极天人,畅达性命而无疑者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以处巳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则以宰物而言。处巳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师乎?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十九<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译凡是有形体、有生命的事物,没有不发生迁变的;即使深固的山谷和水泽,也不能免于变迁,由此可见造物者虽然无形,却具有力量。以有限的身体来收藏无穷的宇宙,怎么能保证它不发生迁变呢?只有把天下收藏在天下之中,才不会有迁变。这正是圣人所遨游的境界,也是万物一化所依存的地方;它生成天地,使万物变化,却从来没有终极,难道只因偶然遇到人的形体,就偷偷感到欣喜吗?使上古长存而自己不衰老,登上云天而居于玄宫,都是真人的妙用;大宗师体会并奉行这种道理,以此作为根本,百姓和万物、学者和弟子也依靠它来安身立命。女偊无所谓古今,于是死生不能束缚她;祀来与万物没有抵触、彼此相友,于是物与我不能相隔。因此,左边是鸡,右边是弹丸;神马用臀部作车轮,听任造物者的变化,随遇而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悬解。虫的前臂、鼠的肝脏,哪里值得比较,而要妄自产生跃入冶炉之类的疑惑呢?子反、琴张弹琴唱歌,像哭又像歌,来吊唁桑户;他们把涉身世间看作劳苦,把复归真实看作幸运。这种遨游于方域之外的境界,正不同于世俗;他们将要与造物者共同作为人,那么寿夭、穷通都不足以穷尽其变化,天地的寒暑也不能拘束其形体。孟孙氏只是惊骇于形体的变化,却没有损伤内心;正如梦见自己成为鱼鸟,飞上高空、潜入深渊一样,他安于一时的变化,难道会因为形体不同,感情就随之改变吗?从前南华真人梦见自己成为蝴蝶,也正是这个道理。如今所说的觉与梦,只有超越觉与梦的人才能知道。颜子忘掉形体、摒弃聪明,达到坐忘的极致,传承心法的奥秘,继承圣门的统绪。探究青色出于蓝色的道理,实际上是老师善于教化所发挥的力量。至于子桑弹琴,像歌唱又像哭泣,想寻找使他如此的人却找不到,最后只能归结为命运。有大宗师的道,却不能在当时实行,所以本篇以子桑安于命运作结。真人已经得道,便超越了命运和世俗,外物的牵累不能束缚他。大宗师以弘扬大道为主,启发百姓;但命运有穷有通,有时实行、有时止息,这是由时势决定的,而道本身并没有增损。所谓真知,就是穷究天道与人道,使性命之理畅达无疑。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而达到命,这里是从安处自身来说命;随着万物变化而守住根本,这是从主宰万物来说命。安处自身的命,是子桑所体现的;主宰万物的命,难道不就是大宗师吗?《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十九 〈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宋 禇伯秀 撰应帝王第一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巳为马,一以巳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郭注:「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乘群变,履万世。世有夷险,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为是,人所恶为非,人者以是非为域也。能出于非人之域,必入于无非人之境。故无得无失,无可无不可。岂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巳为马,一以巳为牛。夫如是,则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无伪。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绝有虞之世也。」吕注:啮缺问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则物无知邪?所谓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问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体之者也有虞,亦训忧虞;泰氏亦泰定之义。谓有知而有虞,不若无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犹臧仁以要人,而人从之,固得人矣。然以仁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于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乱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以己为马,以己为牛,莫之恶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伪。恶知不仁之为否,而入于非人乎?自王倪观之,则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则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释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林氏注:“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尧,则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尧之法而増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圣人之道不同,盖时事之变,圣人应迹,亦不得不异耳。”有虞氏以仁为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人之有仁,则以不仁为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于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则有仁者亦未免于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缓猊,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己为马,或以己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于非人。言其所以无是非也。祥道注:“道以不知为内,知之为外,不知为深,知之为浅。”故啮缺四问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啮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语以无为之迹。经曰:“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药疡,舜有膻行,皆臧仁以要人于道。”己不淳矣,故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则物我兼忘,无所系累。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于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于非人。泰失之于老▯曰:“吾以为人也,而今非也。”所谓非人,义盖如此。碧虚注:「圣人行不言之教,则四问四不知者,乃应帝王之纲纽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无知。臧仁以要人,有善恶也。未始出于非人,谓趣同流俗,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无物我也。知性不伪,故曰「情信所行不防」,故曰「德真」。未始入于非人,谓超出尘表也。赵注:「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言必至于无知,然后为真知。」啮缺跃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为善,求以得百姓之欢心,此人之合,未始离乎天也。泰氏则觉寐自得,以我为马可也,以我为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两忘,此真人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载寒暑无差也。其德甚真,无一毫之伪也。此天之合,未始离乎人也。有虞之于泰氏,犹尧之于许由也。鬳斋云:「四问而四不答,即维摩经以不言为不二法门之意。」啮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谓:「汝今方悟邪?」泰氏,古帝王,懐仁以结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于如天而已。谓其但能与天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于非人。」未始出,犹曰不过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笔。「以己为马,以己为牛,皆置之不问,听人谁何也。」其所知皆实理,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处,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于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前曰出,后曰入,看他下字处。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 宋代禇伯秀撰写 《应帝王》第一 啮缺向王倪请教,连续问了四个问题,王倪四次都说不知道。啮缺因此跳跃起来,大为高兴,走去把这件事告诉蒲衣子。蒲衣子说:“你现在才知道吗?有虞氏比不上泰氏。有虞氏大概还会把仁藏在自己身上,用它来求取人心,这样确实得到了人心,却始终没有超出‘非人’的境界。泰氏睡时从容舒缓,醒时自在自得;一会儿把自己看作马,一会儿把自己看作牛。他的知是真实可信的,德性极其纯真,却始终没有进入‘非人’的境界。” 郭象注说:“有虞氏、泰氏,都是世间事迹的表现,并不是道本身所留下的迹象。至于能够留下这些迹象的道,世间谁能为它命名呢?所以它乘着万物的变化,行经万世。世间有平坦和险阻,所显现的事迹也有达到和未达到的不同。把自己所喜欢的看作正确,把别人所厌恶的看作错误,人便以是非划定界限。能够超出‘非人’的界限,就必然进入没有‘非人’的境界。因此没有所得,也没有所失;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难道只是把仁藏起来求取人心吗?一会儿把自己看作马,一会儿把自己看作牛。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区分是人还是非人呢?任凭自己真实地认识,所以情实可信;任凭自己自然地获得,所以没有虚伪。不进入是非的界限,这就断绝了有虞氏那个时代的局限。” 吕惠卿注说:啮缺问王倪:“你知道万物共同认定的相同之处吗?你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吗?那么,万物是没有知觉的吗?所谓知道的并不是不知道,不知道的并不是知道吗?”啮缺问了四次,王倪每次都只回答不知道。万物共同认定的相同之处,只停留在不知道的地方。王倪的“不知道”,是真正的不知道;能够体会这种境界的就是有虞氏,而“有虞”也有忧虑、忧患之意;泰氏则有泰然安定之意。与其有知而忧虑,不如无知而泰然安定。有虞氏的事迹,还是把仁藏起来求取人心,而人也顺从他,确实得到了人心。但把仁当作美善并肯定它,就不能不把不仁看作否定之处并斥责它,所以始终没有超出‘非人’。一旦有‘人’和‘非人’的区分,便纷然杂乱了。泰氏睡时从容,醒时自在;把自己看作马也行,把自己看作牛也行,没有什么值得厌恶。因此他的知真实可信,他的德性纯真不伪。哪里会知道不仁就是错误,并因此进入‘非人’呢?从王倪看来,有虞氏比不上泰氏,这是可以明白的。所谓比不上,说的是有虞氏所显现的事迹;泰氏则是有虞氏所以显现这些事迹的根本。想得到这种根本,只要解除心的拘蔽、释放精神,深入达到王倪所不知道的境界罢了。” 林希逸注说:“泰氏,是上古淳朴的时代。到了尧,淳朴分散而法制形成;舜又沿用尧的法制并加以扩大。有虞氏之所以比不上泰氏,并不是圣人的道不同,而是由于时势发生变化,圣人顺应时代显现事迹,也不得不有所不同。有虞氏把仁看作善,用它来求取天下人的归附,因此也确实得到了人心,却始终没有超出‘非人’。人有了仁,便把不仁看作非人;从人道来说,有虞氏固然已经超出非人;从天道来说,有仁的人也仍然没有免于非人。徐徐、于于,都是舒缓的样子,用来形容淳朴。或把自己看作马,或把自己看作牛,不过是对一切都安然接受罢了。因此他的知真实可信,德性极其纯真,始终没有进入非人。这是在说明他所以没有是非。” 祥道注说:“道把不知道作为内,把知道作为外;不知道是深,知道是浅。”所以啮缺问了四次,王倪只回答不知道。啮缺因而觉悟,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蒲衣。蒲衣便把无为的事迹告诉他。经文说:“有虞氏招致仁义,使天下百姓受到扰乱。”又说:“有虞氏有治疮的药,舜有腥膻的行为,都是把仁藏起来,以仁来求取人心,使人偏离大道。”自己已经不再淳朴,所以始终没有超出非人。泰氏则物我一并忘却,没有任何牵累。别人叫我牛,我就说是牛;别人叫我马,我就说是马。他所知的都真实可信,他所得的极其纯真。对于道来说,他淳厚而不浅薄,所以说始终没有进入非人。泰氏失传的古语说:‘我原以为自己是人,如今才知道不是。’所谓非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碧虚注说:“圣人施行不言之教,所以四问而四次回答不知道,正是应帝王篇的纲要。虞氏比喻有知,泰氏比喻无知。把仁藏起来求取人心,是因为有善恶分别。始终没有超出非人,是说趋向并混同于世俗;一会儿把自己看作马,一会儿把自己看作牛,没有物我之分。知性真实而不虚伪,所以说‘情实可信,行动没有防碍’,所以说‘德性纯真’。始终没有进入非人,是说超出尘世之外。” 赵岐注说:“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是没有知识的。意思是一定要达到无知,然后才是真知。”啮缺跳跃着领悟了这一点,把它告诉蒲衣。蒲衣说:“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呢?”有虞氏把仁当作善,求取百姓的欢心,这是人与人的相合,却始终没有离开天道。泰氏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自得,把自己看作马可以,把自己看作牛也可以;喜怒都不起,物我两忘,这是真人的道。他的知真实可信,就像天地覆载、寒暑运行一样没有差错;他的德性极其纯真,没有一丝虚伪。这是天与人的相合,始终没有离开人道。有虞氏与泰氏的差别,就像尧与许由的差别一样。” 鬳斋说:“问了四次而四次都不回答,就是《维摩经》以不言作为不二法门的意思。啮缺领悟了不言之言,高兴地把它告诉蒲衣。蒲衣说:‘你现在才悟到吗?’泰氏是古代帝王,心怀仁德来结交人心,也可以得到人心,但不过是能够与天为徒罢了;非人就是天,所以说‘始终没有超出非人’。始终没有超出,仍然是说不过如此。不说天而说非人,这是奇特的文笔。‘把自己看作马,把自己看作牛,都置之不问,听任别人怎么称呼。’他所知的都是真实的道理,他的德性在自身,都是天真。到了这种境界,连天也不足以给它命名,只是任其自然而然,又超出了造化之上。所以说‘始终没有进入非人’。前面说出,后面说入,要看作者用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