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八十六

译疑独注说：阴阳相互照应，比如日月相合；天地相互调治；风雨与四时相互更替；寒暑相互生成；春夏相互克制秋冬。正因为有阴阳四时，欲望和厌恶、雌雄配合等事才由此兴起，安危祸福也全由此而来，直到相互调理、相互作用以及穷尽、回返、终始，都是万物本来所有的，言语和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如此。真正见道的人，能够看见形气之外的道理，哪里还会留意万物而推究其废止兴起的原因呢？这就是议论所应停止的地方。莫为就是自然，是天；或使就是人为，是人。若要调和天下，就不能只执着于一偏。鸡鸣狗叫，人人都知道；但它们为什么鸣叫，即使有大智慧，也不能用言语和意识求得。由此推究，极大极细的事，皆非人力所能造成。说莫为，只知道天而不知道人；说或使，只知道人而不知道天。滞留于万物的一偏，最终都会成为过失；虚实有无的名称，也是相互依凭而产生的。能够言说和意会，反而更加疏远，不如从言语和意识之外去求取。人的生死顺应性命，谁能禁止和阻挡？这个道理并不遥远，就在自身之中，正如四时循环而不可见；所以或使、莫为的说法只是疑惑所借，并非性命的究竟。我观察复归性命的根本，向前追溯没有穷尽；观察出生的末端，向后追寻没有止境。说到道的无，就与万物同一理；说到道的有，就与万物同有始终。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只是勉强加以说明；所以或使、莫为，都只是万物中的一偏，还没有达到广大之道，何况想要谈论无方无体的道呢？能把话说得圆满的人，内心没有欠缺，所以能够说尽道；说得不够的人则相反。不如既非言说也非沉默，使道与物两方面都得到说明。碧虚注说：少知询问世间万物从哪里产生，太公调用阴阳四时相互照应、调治以及生杀的道理来回答。人民的欲望和厌恶、趋向和舍弃，禽兽的雌雄配合，以及桥起、兴动等事，都有安危、祸福、缓急、聚散的不同，也有彼此转化、相互生成、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不同。外在有名称可以记载，内在有精微可以记识。从天地直到万物，也都随着次序相互调理、相互作用。事物穷尽便返回，事情开始便终结。用尽言语、穷尽知识，也只能止于事物的粗略层面，不能窥见道的边际。只有真正见道的人，不随逐万物的废兴，而任凭万物纷纷运行；自己只是收敛心神，保全生命罢了。少知又问：道无为，那么事业怎么办？道有所使，那么自然又如何解释？按照万物的实情，哪一种偏，哪一种正？太公调以鸡鸣狗叫回答：鸡鸣狗叫是人所知道的，却没有人知道它们为什么鸣叫。若说它们无为，为什么忽然鸣叫？若说它们有所使，其他事物为什么又能寂然自行变化？谁能知道它们将要作为的情状？谁能辨识？只要把无为置于一边，便可以观察有使的情状；任凭有使的一边，便可以审察无为的道理。由此推论，即使达到极大极细，也仍然不能免于万物的牵累。万物所凭借的是名与实。若名实都没有，万物还凭什么存在？只有玄妙的道理不涉及思虑和议论。气聚便生，气散便死；刚生便又死，刚死又忽然生，彼此实在很接近，但其中的道理却无法看见，只能依靠幽深的体悟。说有某种力量使之发生，是有利于人为；说无为，是使自身保全。通达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能得到根源，迷惑的人疑心不能解除，只是假借“道”这个名称而运行罢了。我观察道的本末，空寥恍惚，无法追随，也无法迎接。说它无穷无止，也与动植物没有不同。世人以有用和无为作为言教的根本；一旦形成言教，就不能超出万物，所以与万物同有始终。有和无两种道理，都是借助玄妙根本而运行。季真的无、接子的有，都是一偏的议论，会被通达大道的人讥笑。有和无都贯通事理，兼顾说明作为，这样言语才算完整；言语完整，道就没有遗漏。有无各执一端，事理互相陈说，便是言语不足；言语不足，万物也就无处逃脱。道的极处，不是沉默所能沉默；物的极处，不是言语所能言说。若能离开言语，也离开对沉默的执着，沉默便达到澄明，忘掉言语的机心，直接体察众妙的极处。《鬳斋口义》说：照，就是相互应合；盖，就是相互覆盖；相治，就是相互调节、消长。春天使万物生，秋天使万物肃杀，随着时代交替，然后才有欲恶、去就、安危、祸福等事；相同中的差异便桥然兴起，“片”就是彼此分判。从欲恶以下，名、实和精微之处，一件件都可以看见、记载。随着次序相互调理，就是阴阳相互调治而兴起；运行又相互造成消长，所以说它们使事物有穷有通、有终有始，这是万物的必然。言语和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如此。只有知道道的人，把万物所以废止和兴起的原因都归于自然，所以议论到这里便停止。说无为，是说事情都出于偶然；说或使，是说有主宰者。鸡鸣狗叫，是比喻人只知道现象而不知道原因。即使有大智慧，也不能完全用言语和意识说明它们自行变化的原因及将要作为的事情。若用这个道理分析极细极大的事，便会发现道理没有穷尽，最终都受万物牵累而成为过失。说有万物主宰它，这是实；说本来没有主宰，这是虚。有实便有名，便会成为牵累；说无，则名实似乎一同泯灭。但所谓无最终仍然存在，仍然受到万物牵累。说有、说无，都可以用言语传达、用意识推测，已经离道很远了。尚未出生的，不能强使它不生；将要死亡的，哪里能够违逆阻止？这个道理近在眼前，却无法看见。认为是或使，又认为是莫为，世人的疑情便借此产生。从事物尚未发动的根本来看，它向前没有穷尽；从既已发动而终止的时候来看，它将来没有止境。只是泯灭于无方无体之中，便能与万物合而成为一体。或使、莫为，都还没有脱离万物，与万物同有始终，不免落在有之中，怎么能达到无呢？若从真实处观察，“道”这个字本身也是假名。或使和莫为的两种说法都拘泥于一偏，怎么能合于大道？我若有真正的见解，整天言说也没有妨碍；若没有真正的见解，即使多说，也不能离开形迹。好像道是精微的、万物是粗显的；但若追究到极处，言语和沉默都不足以穷尽它。在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达到极处的议论。佛氏所谓“我按指海印发之似，汝举心尘”，是说你先起分别心而劳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译天有阴阳四时，人有欲恶去就，万物有雌雄分合；桥然兴起，凭空发生，于是世俗才有相应的言说。有些事情似乎没有原因，有些似乎有原因，都是出于天、人、万物相互交错变化，而根本上只是道的余绪。安危、祸福、聚散等八种现象，又自然产生，形迹更加粗显。经过历数和人的记载，事实便没有遗漏，于是依随次序相互调理，君臣父子的道义得以彰明；凭借虚无运行而相互作用，穷尽、回返、终始的机理也显现出来。所以言语和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只能止于万物；这是治理世间的议论，是方内的事情。至于方外见道的人，不随逐万物的废止，不追究万物的起源，连首尾都忘掉，中间也不立任何执着。这样还有什么可以容纳拟议呢？季真、接子当时有这两家的议论，各执一偏，就像杨朱和墨子分别主张为我与兼爱。因为不合于道，所以用鸡鸣狗叫来轻视他们。人人都知道鸡鸣狗叫，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鸣叫；那么对于这两人的议论，我又怎么能知道它们从何自行变化呢？按这个道理分析，凡是极小极大的事，无论说或使还是莫为，都没有脱离万物，不能免除忧患。若说或使有缘由，那就是实；即使说莫为是虚，只要有名称，便仍与实相系，不能算作全无。过去谈论道的人，必定离开四种说法：有、无、非有、非无，以及亦有亦无；离开这些分别才是道，就像舍弃东南西北而处在中央。请看四时往来、日月星辰奔驰运行，天道刚健而不停息，大海呼吸而有规律，这究竟是无为，还是有某种力量使它如此？既然如此，便似乎有作为者、有使令者。鸡鸣狗叫是风气所使，生死是大块所使；四时、日月、上天、大海，都有真实主宰在管理，只是在无为之中有所作为，在无使之中有所使令。人的生死来去不能阻止，这个道理近在身体之中却无法看见。议论也是这样：观察根本，往前没有穷尽；观察末端，往后没有止境，便知道受造化役使的事物，从古到今不停息，并不只是我一人如此，哪里说得尽呢？不过是与万物具有同样的道理罢了。若拘泥于或使、莫为，便会产生有言有名的根源，与万物同有始终而没有止境。道不能说是实有，因为一旦执有便会壅滞不通，凭什么进入虚玄的妙道？处在有无之间而不执着于有无，借有无来运行，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道。像季真、接子那样各自顺从一偏，哪里能够通达大道？言语能够说得完整，是得到道的精微；言语不能说尽，是得到道的粗略。言语虽然只有一种，但有道与物的区别。若追究到极处，物的虚处就是道。言语和沉默都不足以承载它，只有超越言语和沉默之外，才是关于道之极的议论。这不就是这样吗？褚氏总论本篇：从则阳、王果起初的议论说起，称赞山樊隐藏德行，以此镇定市朝中奔走竞争的风气，可以看出至人善于通达万物的纠结，使万物归于安恬舒畅；这就是给人饮下和气而使人发生变化，对治理之道的补益很多。因为他爱护百姓没有止境，所以百姓也爱戴他，使百姓安定也没有止境；大概是以道救济万物，出于慎重的真实心意，百姓哪里有不受感化的呢？世人往往追逐外物而失去自己，距离旧日的本真越来越远；偶尔回望旧都而感到畅快，说明还没有完全蔑弃本真，仍然想着求得复归，并且能够看见自己所见、听见自己所闻，那种喜悦该是怎样呢？人治理自身，就像治理国家；心这个君主端正，五官便有条理；国君端正，群臣辅佐便贤能。这不只是有利于一时，也足以兴起后世的教化。比如商汤得到三位贤臣辅佐在前，后来又有孔夫子继承其道，如同四时共同成就一年，哪里还需要争论什么是内在、什么是外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呢？后来又因齐国和魏国毁约而出兵，于是引用触蛮作比喻，讥刺当时喜欢战争的君主，说明他们所习染的见识狭隘，所争夺的东西根本不值得争。孔子离开蚁丘，讥刺有形迹便容易招致嫌疑；封人谈论禾苗，戒惧欲望和厌恶成为祸害，这些都是说明应对世事、修治自身的要领。至于柏矩哀叹罪人，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是先端正自己以端正万物。蘧瑗随着年岁而变化，依靠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道理，运用万物的智慧，这又是在谈论治理百姓、感化万物的方法。灵公之所以谥为灵，是因为葬地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已经确定；那么凡是将要做的事，便不得不如此，造物者已有定数，只是把它寄托在人身上罢了。至于丘里之言，把合散、同异结合起来；马并不是百般形体本身，立起百般形体才得到马名；圣人合并万物而成公，万物虽然各异而道理完备，就像大泽中的百般材料、大山中的木材和石头，有的同出而用途不同，有的出产不同而归宿相同，都不越出形气分化的范围，而至理也就穷尽了。最后以季真、接子的虚实之说作结，说明两者都属于执着停滞，不能免于与万物循环往复，所以必须超越言语和沉默的范围，心与道融合而意会所得；在道与物的极处保留这种议论，便知道可以言说、可以命名的并非真实，而真正的道不是言语和沉默所能承载的，这一点就明白了。《南华真经义海纂防》第八十六卷。《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防》第八十七卷。宋代褚伯秀撰。杂篇《外物》第一。外在事物不能完全预料，所以关龙逢被杀，比干被戮，箕子装疯，恶来死去，桀、纣灭亡。君主没有不希望臣下忠诚的，但忠诚未必被相信，所以伍员被流放到江边，苌弘死在蜀地，藏起他的血三年后化为碧玉。父母没有不希望子女孝顺的，但孝顺未必得到亲爱，所以孝己忧愁，曾参悲伤。木头与木头相互摩擦就会燃烧，金属与火相互接近就会熔化。阴阳运行错乱，天地就大为惊惧，于是出现雷霆；水中生出火，竟焚烧了大槐树。人有深重忧患而无处逃避，惶恐不安，事情不能成功。心好像悬在天地之间，忧闷沉滞；利害相互摩擦，内心燃起的火越来越多，众人于是焚烧了中和之气。月亮本来就不能胜过火，于是出现精神颓唐、道术穷尽的状态。若利害存，怀其和，焚矣。大而黯则多累，小而明则知分。唯僓然无矜，遗形自得，乃尽也。吕注：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龙逢、比干以仁为可恃而必之，恶来、桀纣以不仁为可恃而必之，皆至于不免。为善恶而不近刑名，则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独不可必于人，亦不可必于己。君亲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爱。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盖道未至于僓然而尽，虽在己所欲，犹为外物而不可必，况在人者乎？伍员、苌▯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于死亡忧悲，血化为碧，忠诚之至，而犹不能必于欲忠之人，岂不哀哉？木相摩则然，同▯不能无相害。金守火则流，异▯不能无相害。阴阳错行已下，言其大寇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震而为霆，发而为光，或出于所异，或害于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胜之也。最大的祸患在于有这个身体，怎么能没有忧患呢？有时受制于同类，有时受制于异类，这就是两种防碍。心神疑惑不安，不能成就自己想做的事。心像悬在天地之间，忧闷沉滞而不能解脱，就像阴阳错乱运行、天地受到大震扰时，利害相互摩擦，水火极盛，仍然会有雷有霆。水火焚烧槐树时，即使清明的本性像月亮，也不足以胜过焚槐之火。这些都出于有心作为。空然无碍，就能放纵心意而达到无心，道也就在这里穷尽了。疑独注说：在自己方面的是义，在外物方面的是命。义有可以修治的途径，命却没有可以强求的道理。说外物不可强求，是从命而言；臣子的忠孝属于自己方面的事。以忠孝求得君主父母的知遇，是属于外物的事。外物虽不可强求，在自己方面的事却不能不尽力。忠孝而不被君亲知晓的，龙逢、孝己等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只是得不到信任和疼爱，最后还遭到诛杀，忧愁悲痛，这正是不可强求之处。君子修治自己所能做的，等待天命所决定的罢了。木头摩擦木头就生火，火守着金属就会熔化它。火不会因为金属是它所生的就不焚烧，金属也不会因为散开熔化就失去本性。圣人顺应阴阳来统摄天地。阴阳顺畅，天地就通达，风雨也合时。唯独阴阳闭塞而不通，才会有雷霆奋击、水火焚烧槐树。水本来用来灭火，却反而从火中出现而焚烧槐树，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电火。圣人达到安于命的境界，就不受阴阳制约，胸中也没有忧乐。世人总想强求外物，五行因此成为他们的贼害，阴阳因此成为他们的祸患。他们被忧乐所阻隔，无法逃脱。疑惑不安，就不能成就事情。意愿得到满足便感到安慰，意愿违背便感到忧闷；遇到境遇便沉滞，接触外物便困顿。利害交集于胸中，彼此摩击而生内热，于是生火焚烧和理，本性也不能完整。月是天的阴，火是人的阳。人的欲望炽盛，天理衰微，这就是月不能胜火。阴阳五行失其适宜，都是由人的欲望和厌恶招致的。能够空然无碍，在利害之外忘掉形体，便把道穷尽了。碧虚注说：“道安定于内，事情涉及外界；在自己方面尚且不能强求，何况外物呢？”有人以为仁义可以强求，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以为智慧可以强求，那么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以为忠诚可以强求，那么伍员、苌弘就不会遭到杀戮。这就是忠贤与佞幸所遭遇的两重防碍，谁也不能逃脱。“碧”是忧愁的颜色，心主血；忠臣忧虑国家，所以血化为碧。伍员、苌弘知道侍奉君主应当竭尽忠诚，却不知道违逆君主会招致祸患；孝己、曾参知道侍奉父母应当竭尽孝道，却不知道父母猜嫌会带来忧患，他们都没有明白外物不可强求的道理。恶来顺从纣王，同恶相济却仍不能免祸，如同木头相互摩擦；龙逢违逆纣王，善恶性质不同却遭到杀害，如同金属与火相互对峙。阴阳错乱运行，天地就大为闭塞；忠孝之臣遭受刑戮，国家就会倾覆。忠孝是臣子应当尽的本分；不幸遇到昏暗的君主、顽劣的父亲，或遇到违背常理、残暴虐待的情形，就像水中有火，竟能焚烧大槐，《淮南子》说“老槐生火”就是这个意思。忠臣进谏，忧患便及于臣子；奸佞谄媚，忧患便及于君主，都是有为而招致祸患的结果。因此忧惧而志愿不能实现，内心想在天地之间施展，却被世道交相阻隔，郁结闭塞、困顿沉溺，无法发挥作用。忠臣与奸佞相互摩擦，愤恨怨怒日益炽烈，人的和气就被焚毁抛弃了。忠孝的诚心如同月亮，暴虐的本性如同火；月亮本来就不足以胜过火。只有空然无心而达到顺应的境界，忠孝之道才算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