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十四

译郭象注释简略而不加论述。吕注：“从颜阖、列御寇直到孔子，他们都不妄自接受别人的爵禄和施舍，即使贫穷、卑贱、受冻、挨饿，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其次是公子牟，虽然还没有达到大道，却已经有了向道之意。世俗之人沉溺于人为的伪饰，听到许由、善卷的风范，便狂妄而不肯相信，所以这里逐一叙述圣贤，说明他们没有不以道为乐而忘掉生命的。忘掉生命尚且是难事，他们都还能够做到，那么不让天下国家损害生命，就更容易理解了。” 疑独注：先生之道充满天地之间，什么样的困穷和通达能够牵累他呢？当他被困于陈蔡、没有上下交往、七天没有生火做饭时，先生并不因此忧愁，弹琴唱歌也没有停止。当时真正了解先生的，只有颜回。子路、子贡不免说出无耻之讥，于是孔子召来二人，对他们说：“困穷和通达在道，而不在外物。如今我怀抱仁义之道，有什么困穷可说？这就是面临危难而不丧失德行。内在有道德，如果不面临危难，就无从显现；正如天气寒冷之后才知道松柏。孔子因此认为这是幸运。”于是重新弹琴唱歌，二人释然领悟，拿着盾牌起舞；‘不知天高地厚’，是比喻孔子之道广大，无法用语言形容。由此可知，古代得道的人，困穷和通达都能快乐，而他们所快乐的并不是困穷和通达本身。碧虚注：‘这样可以说是困穷了’，是只观察外在迹象，把困穷通达看成时势变化，还没有知道大道的根本。松柏遇到霜雪反而更加茂盛，圣人遭逢患难而不改变。用齐桓公、晋文公、越王的事来证明陈蔡之困，实际上是借事情显明大道，以事例彰显道理。天高地厚，是比喻仲尼之道广大；道德如同金石，调式一经确定就不可更改；困穷和通达如同琴瑟的曲调，曲子终了就必须改变调式。” 由此可知，困穷和通达取决于人自身，就像风雨、寒暑一样，是天理的常态。许由拒绝尧，在颍阳过着枯槁的生活；共伯辞去君位，在丘首获得了志向的满足。仲尼不畏惧陈蔡的困厄，卓然挺立在两者之间。鬳斋说：“不糁，就是没有米粒。‘借陵烁之天寒’中的含义，是天气寒冷之后松柏才显出后来凋零的道理。正因为遭遇陈蔡的困厄，圣人固守困穷的节操才显现出来，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说是幸运。削然，大概是潇洒的意思；扢然，是欢喜跳跃的样子。子贡说的几句，是叙述自己领悟后的意思。商周，是说周都所在地原来有商代的旧土地和旧民众。” 子路、子贡所说的，是从外在行迹观察先生；颜子了解先生的内心，所以无需多言。困穷和通达在道，那么世间的得失就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不在道上困穷，就不会丧失德行，又有什么患难能够改变他呢？到了岁寒时才知道松柏，面临危难才看见圣人。这就是所谓幸运。先生重新弹琴唱歌，是安于命运而不损害自己的快乐。子路拿盾牌奋力起舞，是领悟道理而心中喜悦，因而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子贡说的几句，是赞叹先生之道广大而难以穷尽；其中‘道德于此’一句，按义理应当是‘得道于此’。上文可以照见许由、共伯自得其乐，也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道。丘首是山名。碧虚注所据的江南古藏本，在‘松柏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三句，所以他的注释如此。又在‘共伯得’下面有‘志’字。‘穷于商周’中的‘商’字按字面难以解释，各家注释都遗漏不论，只有鬳斋涉及这一点。”}], 舜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奇怪啊，舜这样的为人！居住在田野之间，却游走于尧的门下。不仅如此，还想用这种可耻的行为玷污我。我羞于见他。”于是投身清泠之渊而死。商汤将要讨伐夏桀，便借卞随谋划。卞随说：“这不是我的事。”汤问：“谁可以谋划？”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借瞀光谋划。瞀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汤问：“谁可以谋划？”瞀光说：“我不知道。”汤说：“伊尹怎么样？”瞀光说：“他刚强有力，能够忍受污辱；至于其他方面，我不知道。”于是汤和伊尹谋划讨伐桀，取得胜利后，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推辞说：“君王讨伐桀时，曾找我谋划，必定把我看作盗贼；战胜桀后又把天下让给我，必定把我看作贪图天下。我的一生处在乱世中，如今无道之人又来用可耻的行为玷污我，我不忍再听到这些。”于是投椆水而死。汤又把天下让给瞀光，说：“有智慧的人谋划，勇武的人完成，仁德的人居有天下，这是古代的道理。您为什么不出来登位呢？”瞀光推辞说：“废黜君上是不义的，杀害百姓是不仁的，别人承担祸难，我却享受利益，这不是防范祸患的做法。我听说：不合乎义的俸禄不能接受；无道的时代，连它的土地也不能踏上，何况还要让它尊奉我吗？我不忍长久见到这种情形。”于是背着石头沉入庐水而死。郭象注说：“士人有杀身以成全仁德的，却没有为了保全生命而损害仁德的。志趣崇尚清高旷远，风范高远超越世俗；同那些贪图利益而丧失生命的人相比，本来就有天地般的差别。旧说认为：‘像卞随、瞀光这样的人，把天下看作六合之外，是常人无法察知的。’这就错了。轻视天下的人，必定没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如果没有所看重的事物，也就没有值得为之死的地方了。把天下看作六合之外，本来就应当把它交给尧、舜、禹、汤。淡然无所牵系，任意随从众人，得失都不能动其心，那又为什么要投水而死呢？像这两个人，只能说是殉名、慕尚高节，还不能说是把天下置于身外。”吕惠卿的注见后章。疑独注说：舜和汤所走的是同一道路。舜是顺势取得天下，汤是逆势夺取天下。顺势者是由天道而走向人事，逆势者是反转常道而进入德行。舜把天下让出，北人无择看到了他返本复命的深意；本章又说汤讨伐桀取得天下后，把它让给卞随、瞀光，是为了表示汤对天下本无私心，他之所以讨伐桀，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伊尹辅佐汤讨伐桀的事，详细记载于《尚书》，但汤让天下之事从未见于其他记载。庄子是假托这些人物和名目，寄托《让王》篇的旨意。碧虚注说：洁身自守的士人，把荣耀看作耻辱。像北人无择这样的人，上可以同仲武作朋友，下可以同子陵作朋友，是不会因外物而挫伤志向的人。至于卞随、瞀光，不过是不肯在乱世做臣，逃避乱世罢了，何至于立即投水自沉？大概是为了激励后世而这样说。鬳斋说：“舜把天下让给朋友，这件事在其他典籍中没有见到，也是寓言。所谓刚强有力，是有所作为；所谓忍受污辱，是能够忍耐污秽。卞随、瞀光是古代的隐士，他们投水自沉的事情，也无法考证。”

译舜和北人无择是朋友，必定知道他可以承担天下，所以才把天下让给他。北人无择即使不接受，也可以逃走离去，何至于投身清泠水中呢？大概他把舜居处田野却又游走于尧门之下看作可耻行为，因此可以看出他的立志所在。只是舜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愿越来越低下呢？汤将要讨伐桀时，正有作为而气势锐利；卞随、瞀光却是无为之人，汤反而向他们谋划，这就像车子要到越地，却把车辕朝向北方。后来得到伊尹，才成就讨伐桀的功业，回来后又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不只是拒绝接受，还以自己被玷污为耻，于是投椆水而死。等到汤把天下让给瞀光，瞀光列举这件事不仁、不义、没有防范祸患而违背道理，最终不接受汤的俸禄，不踏上他的土地，背石沉水而死。这三个人都节操高尚、行为刚烈，耿介不屈；自古以来本来就有人为道而死，又何必顾虑呢？所以南华举出这些事，是为了激励衰颓的风俗。我私下详察本章大意：舜禅让的事虽然不见于其他书，但把天下从得到又施行让出，尽善尽美，世人没有异议。至于汤的让天下，恐怕不是他的本心，无法逃脱天下人的议论。卞随、瞀光投椆水、庐水的事，大概是说他们逃避世事到了极端；保留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可以。从前周朝兴起时，有两位士人居住在孤竹，叫伯夷、叔齐。两人相互说：“我们听说西方有个人，好像很有道，试着去看看他。”到了岐山南面，武王听说后，派叔旦去见他们，并同他们盟誓说：“给你们增加两等财富，授予一列官职，宰杀牲畜取血为盟，并把盟书埋下。”两人相视而笑，说：“唉，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从前神农拥有天下时，四时祭祀都尽到敬意，却不祈求福喜；对待人民忠诚信实，把治理之事做到极致而无所求取；以参与政事为乐便参与政事，以参与治理为乐便参与治理，不靠损害别人来成就自己，不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因遇到有利时机便谋求私利。如今周朝看见殷朝混乱，便急忙出来执掌政事，上面谋划，下面用财货收买；凭借武力制造阻隔，依靠威势自保；宰杀牲畜结盟来取得信任；炫耀行为以取悦众人，杀伐以求利益。这不过是把混乱推向前去，以另一种暴乱取代原有的暴乱。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遇到太平盛世，不逃避自己的责任；遇到乱世，也不苟且求生。如今天下昏暗，周德衰微，难道要和周朝同处于世，使自己受到玷污吗？不如避开它，以洁净自己的行为。”两人向北走到首阳山，终于饿死。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对于富贵，如果可以得到而又可以停止追求，就不必依赖它；他们节操高尚，行为刚烈，只以守护自己的志向为乐，不为世俗事务服务；这就是两位士人的节操。郭象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原文没有说他们死去；这里说他们死了，是为了说明他们守道直到生命终结。” 吕惠卿注说：像北人无择、卞随、瞀光、伯夷、叔齐这样的人，不仅不接受别人所让出的天下及其爵禄，还把听到这些话、处在这样的时代看作污辱，甚至溺水、饿死。他们为了乐于道而忘掉生命，这种做法更加难以做到，也不是世俗感情所能相信的。几个人都是圣贤，当然已经通达死生之义。死亡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舜、禹的禅让，后来流弊为子哙；殷汤、周武的事业，末流成为昏聩之举。偶然听到无择、卞随、瞀光、伯夷、叔齐的风范，对天下后世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可见他们并非喜爱死亡。韩非却说：“汤担心天下人认为自己贪图天下，所以把天下让出；瞀光担心汤把天下交给自己，于是让人劝说瞀光；汤想把恶名传给瞀光，瞀光于是投河。”司马迁也不相信有所谓卞随、瞀光。韩非凭借对杀身之事的理解，所以他估量汤和瞀光大概就是这样。许由、支父、支伯不肯用天下来交换生命，使后世尊重生命而轻视利益；无择、卞随、瞀光、伯夷、叔齐一类人，则舍弃生命来砥砺天下，使后世忘却生命而看重义。他们所体现的仁，归根到底是同一种仁。庄子论述至道、要抛弃名利时，伯夷、叔齐、卞随、瞀光都在斥责之列；等到论说让王、用来警醒以危害自身殉物的世俗时，他们又都在尊崇之列。读者明白这一点，就能忘掉言辞而领会其中的意旨。疑独注说：孔子、孟子称伯夷、叔齐为圣人，是为了使后世相信他们。庄子所记载的，是史臣的说法，其用意大概是想矫正世俗殉物的弊病。所说的内容不可能没有过失。本篇的根本目的，是树立高尚、远离退隐的风气，使贪婪的人有所警惕，使懦弱的人能够立身。然而也不可能没有弊病：伯夷、叔齐这一类人的流弊，会使暴虐的君主得以肆意施毒，而没有人敢于抗拒。大概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势，便刻意矫正世俗行为，也会造成这种结果。若能因时乘理，顺应万物自然运行，就没有人为痕迹，也没有弊病。碧虚注说：“淳朴的时代，祭祀神灵而不祈求福报，侍奉君主而不贪图俸禄。参与政事便随政事而行，参与治理便随治理而行，是顺从人的自然愿望。江海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如今却要靠成就自己、抬高自己、谋求私利来行事，这不是圣人所赞同的。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去投奔有道之人，难道是为了苟且求取爵禄吗？他们在西山采薇，在幽深的树林中保全志向，这大概正是他们禀性高洁吧？” 鬳斋说：“祈求喜庆，就是祈求福报；无所求，就是不求名声。参与政事而行事，是有所作为却不存私心；‘急忙’就像急于用财货收买人。意思是用利益和俸禄招徕天下士人，凭借武力而行险，保持威势而树立武力，炫耀行为以彰显自己的名声。‘难道要同周朝并处吗？’就是说：难道我要和周朝同流合污吗？处在这样的世道中，会玷污我的自身。不依赖，就是不把富贵当作资助。意思是说，两位士人并非故意把节操做得高峻来标榜自己；如果富贵在义理上可以接受，他们也会接受。只是因为在义上不可接受，所以才这样做。‘天下昏暗’，是说商朝已经混乱；‘周德衰’，是说周朝刚刚兴起，所作所为却又如此，他们厌恶周朝凭借智谋夺取天下。” 伯夷、叔齐放弃君位，前往岐山南面，是因为仰慕周的德化，希望成为圣人的百姓，共同享受无为的教化罢了。武王派叔旦同他们结盟，却用爵禄诱惑他们，哪里符合两位士人的志向呢？所以他们举出神农时代，来证明今天周朝行为的错误。四时祭祀不祈求福报，社祭、腊祭、郊祭、禘祭都尽到敬意，是为了报答神灵，并不是有所希求；由此可知，治理国家也应当无为。参与政事而行事，不把自己当作私人的中心；参与治理而治理，不去扰乱事物。不损害别人来成就自己，不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因遇到时机而谋利，就会把别人看得同自己一样，使万物各得其平。如今周朝看见殷朝混乱，便急于整顿政事，趁殷朝危急而图谋它，用财货收买人、凭威势自保、取悦众人、求取利益，无异于把混乱推向前去，以暴乱取代暴乱。时世昏暗，德行衰微，若同他们处在一个时代，恐怕玷污自身，不如避开它。于是向北到首阳山，甘愿饿死在那里。饿死降临自身，是身体的祸患；节操行为受到损害，是内心的祸患。内心的祸患推演下去，会达到冒犯刑法、违背义理，使毒害流传无穷；身体的祸患不过终结于一己之身，却有足以阻挡颓败风潮、兴起教化的作用。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称颂他们，孔子也赞许他们为仁人。两人也是求仁而得仁，没有怨悔。如今天下昏暗，周德衰微；陈碧虚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意思是殷德衰微，所以周朝灭掉了它。”

译郭氏说：本篇的用意，是树立崇尚高洁、远离尘世的风气。所以受到这种风气感染的人，即使是贪婪冒进之徒，在登上天路、进入紫庭之时，也还会在半路慨然叹息，何况普通人呢？因此伯夷、叔齐、许由一类人，足以同稷、契、伊尹、吕尚相提并论。居住山谷却能弘扬天下之道的人，即使不能都成为圣人的辅佐，难道不仍然高于蒙受尘埃的人吗？他们的做法虽然难以实行，但流风的弊病较少，所以值得珍贵。有人问：伯夷、叔齐、许由的流弊在哪里？回答说：许由的流弊，使人装作谦让来求取进身，最终导致子哙之事。伯夷的流弊，使暴虐君主得以肆意施毒，而没有人敢于抗拒。伊尹、吕尚的流弊，使天下贪婪冒进的豪强，敢于发动篡逆。只有圣人不留下人为痕迹，所以没有流弊。若把伊尹、吕尚看作圣人的痕迹，那么伯夷、叔齐也同样是圣人的痕迹；若认为伯夷、叔齐不是圣人的痕迹，那么伊尹、吕尚的事业也不能称为圣。圣人顺应万物自然运行，所以没有痕迹。所谓圣人，本来就是无迹；因为事物显现出自己的痕迹，才勉强给这种境界命名为圣。因此，‘圣’只是无迹者的名称。陆德明说：有人认为《让王》篇多次重视生命，为什么卞随、瞀光等人却投水而死？回答说：庄子兴起的根本，在于返本。返本的途径，首先在于去除荣华。因此要彰明让王的高尚风范，标举傲然超世的逸志：不降低自己来磨砺世俗，不厚待自身来求取生存。虽然篇中有时说到重视生命，最终仍归结于抛弃荣华的意思，所以要深刻铲除尘世事务的弊病。其次，是身穿粗布、饮食稀粥的士人，保全道而崇尚高洁，超脱世俗而自得安逸，宁可把身体投进清泠之水，也始终不向世俗牵累屈服。刘槩说：“对于不得不做的事而偏偏不做的人，没有什么不拒绝；对于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人，没有什么不取用。无所不拒，接近狷介；无所不取，接近狂妄。圣人取得中道并与之相合，这两种都在应当废弃之列；如果不能得到中道而与之相合，这两种也都在应当裁制的范围内。狂和狷本来就是中道的弊病；但后世的狂者，不只是进取，甚至贪生爱利，颠倒于嗜欲之地；狷者，也不只是有所不为，甚至洗耳投渊，厌恶尧舜的名声，这又是狂狷的弊病。庄子说：‘让作为一种名目，处在授受之间，应该是不失其宜的。’君王是天下最尊贵的地位，在君王之位上仍能让出天下，还有什么事物不能让呢？所以圣人不得已而临御天下，如王子搜的事情，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点。圣人对外物没有执着，那么还有什么弊病？弊病在于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事业；到了内心无我的境界，就会成为天下归附的对象，又怎么能推辞呢？这样看来，尧舜的禅让、汤武的讨伐、伊尹辅佐汤、伯夷逃避纣王，或者踏入尧的门下，或者居住在田野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不同。” 褚氏总论本篇说：《让王》篇记载让出王位的高尚节操，从尧舜、许由、善卷直到王子搜，他们都重视道、尊重生命，不让富贵劳累内心，把天下看得如同破鞋；子华、颜阖、曾颜、公子牟一类人，保全真性、守持简约，不以利禄改变操守，把富贵看得如浮云。其中魏牟与圣贤相比似乎有所不足，但作为国君的公子，能够舍弃王位的尊贵，前往岩穴隐居，也实在很难。因此，他们流传下来的长久风范，确实启发了拥有国家、身居高位者重道尊生的心志；清净无为的教化，正是用来建立玄圣素王之业的，所以值得彰显。世上忘掉自我而殉从外物的人很少有反省，遇到利害，哪怕一丝一毫也必争；身在王位却能够让出天下，可以说是天下最盛大的举动了。怀抱道德而成为别人寄托对象的人，有的也不愿拥有国家，离去而进入山林海岛；既然如此，为什么无择、卞随、瞀光一类人竟然立刻投水，损害不可估量的身体呢？大概士人不能得到中道而狷介独立，就不可能没有弊病；贪求过甚的人，追求利益没有满足，必然达到篡逆；让避过甚的人，逃避外物没有止境，必然沉水而死才肯罢休。这不仅说明他们不接受，还表现出不接受的极端，是要向后世彻底表明，也包含了爱慕名声的过失。只有圣人处于中庸而没有弊病，让与受都合乎时宜，隐显随时，安然处在中道；尧舜的事情就是这样。伯夷、叔齐让出孤竹君位，逃到首阳山，食薇蕨而终，并不是故意矫饰高亢来向后世求取名声。他们确实因为时代昏暗、德行衰微，不能同世并立，志在超出尘世，高举其身，独自保全道；即使死去又有什么可顾惜的？至于作为君王而让出天下，行迹显著；尚未成为君王便退避，行迹隐微。退让的志向本来相同，只是所处时势不同罢了。《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九十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九十五卷 宋代褚伯秀撰写 杂篇《盗跖》第一 孔子和柳下季是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叫盗跖，率领九千名部下，横行天下，侵扰残害诸侯，打洞入室、撬门破户，驱赶抢夺百姓的牛马，掠取百姓的妇女，贪得无厌而忘记亲情，不顾父母兄弟，也不祭祀祖先。他所经过的城邑，大国戒备守城，小国则入城固守，天下百姓都为他所苦。孔子对柳下季说：“作为父亲，必定能够教诲自己的儿子；作为兄长，必定能够教导自己的弟弟。如果父亲不能教诲儿子，兄长不能教导弟弟，那么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尊贵的了。如今先生是天下有才之士，弟弟却成为盗跖，危害天下，而先生不能教导他。我私下替先生感到羞惭，请允许我替先生前去劝说他。”柳下季说：“先生说，作为父亲必定能够教诲儿子，作为兄长必定能够教导弟弟。如果儿子不听父亲的教诲，弟弟不接受兄长的教导，即使凭先生现在的辩才，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况且盗跖这个人，心思像泉水涌出，意念像飘风一样变化；力量足以抵抗敌人，口才足以掩饰错误。顺着他的心意他就高兴，违逆他的心意他就发怒，轻易用言语侮辱别人。先生千万不要去。”孔子不听，颜回驾车，子贡担任车右，前往拜见盗跖。盗跖正让部众在泰山南面休息，割取人的肝来烤食。孔子下车向前走，见到传达者说：“我是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有崇高的义气，恭敬地拜了两拜。”传达者进去通报，盗跖听了大怒，双眼像明亮的星星，头发向上竖起，几乎冲到帽顶，说：“这个鲁国巧诈虚伪的人孔丘，不就是他吗？替我告诉他！编造言辞，妄称效法文王、武王；戴着用树枝制成的帽子，束着死牛皮的带子；满口错误的言论，不耕作却吃饭，不织布却穿衣；摇唇鼓舌，擅自制造是非，以此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天下的学士不能返回根本，妄自制造孝悌之名，侥幸求取封侯富贵。这是你的罪过极大，赶快跑回去，否则我就把你的肝割下来，添作白天膳食。”孔子又传话说：“我有幸得到季先生的友谊，希望能够走到帐幕之下拜见您。”传达者再次进去通报，盗跖说：“让他进来。”孔子快步走进去，盗跖按着剑瞪眼看他，声音像刚出生的老虎一样说：“孔丘，走上前来！你所说的顺合我的心意就活，违逆我的心意就死。”孔子说：“我听说，天下有三种德：生来高大，容貌美好而举世无双，男女老少、贵贱之人见到都喜欢，这是上等的德；智慧能够通达天地，能够辨别万物，这是中等的德；勇猛强悍而果断，能够聚集众人、统率军队，这是下等的德。” 凡人拥有其中一种德，就足以面向南方称王。如今将军兼有这三种德，身高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嘴唇像鲜艳的丹砂，牙齿像排列整齐的贝齿，声音合于黄钟，却名叫盗跖。孔丘私下替将军感到羞耻，不愿承认这种名声。将军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请求向南出使吴、越，向北出使齐、鲁，向东出使宋、卫，向西出使晋、楚，为将军建造方圆数百里的大城，建立拥有数十万户人家的城邑，尊奉将军为诸侯，与天下重新开始，停止战争，遣散军队，收养兄弟，共同祭祀祖先。这是圣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人的愿望。盗跖说：“能够用利益诱导、用言语劝谏的人，都是愚昧鄙陋的普通人。如今我高大美好，别人见了就喜欢，这是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德性。即使别人不称赞我，难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况且我听说，喜欢当面赞美别人的人，也喜欢在背后诋毁别人。如今你把大城和众多人民告诉我，是用利益来规劝我，把我当作普通人畜养，怎么能够长久呢？城邑再大，也没有比天下更大的。尧舜拥有天下，子孙却连放置锥子的土地都没有；汤、武做了天子，后代却灭绝了，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利益太大吗？况且我听说，古代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百姓都在树上筑巢居住来躲避禽兽，白天拾取橡实栗子，晚上栖息在树上，称作‘有巢氏的百姓’。” 古代百姓不知道穿衣服，夏天多积柴薪，冬天就用火取暖，称作‘知生的百姓’。神农时代，躺下时安闲自在，起身时舒缓自得；百姓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麋鹿共同居住，耕作来获得食物，织布来制作衣服，没有互相伤害的心，这是道德最盛的时代。然而黄帝不能实现这种德行，反而在涿鹿原野同蚩尤交战，血流百里。尧舜设置群臣，汤放逐他的君主，武王讨伐纣王。从此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的人，都是扰乱天下的人。如今你修习文王、武王之道，掌握天下的言论，用来教导后世；穿着缝制的衣服，系着宽浅的衣带，说着矫饰的话，做着虚伪的行为，迷惑天下的君主，却想借此求取富贵。天下最大的盗贼没有超过你，天下为什么不称你为‘盗丘’，却偏偏称我为‘盗跖’？你用甜言蜜语劝说子路，使他跟随你；让子路脱掉高冠，解下长剑，接受你的教导。天下人都说：‘孔丘能够制止暴行、禁止非正之事。’后来子路想杀卫君却没有成功，身体被剁碎在卫国东门之上，这就是你的教导没有达到效果。你自己以为是才士、圣人吗？那么你为什么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卫国被削去足迹，在齐国困顿，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天下竟没有容身之处？你教导子路去承受这种祸患，使他上无立身之处，下无做人之道。你的道哪里值得尊贵呢？世人所推崇的，没有比黄帝更高的了；黄帝尚且不能保全德行，还在涿鹿原野交战，血流百里。尧不慈爱，舜不孝顺，禹身体偏枯，汤放逐自己的君主，武王讨伐纣王，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这六个人，都是世人所尊崇的。仔细推究，他们全都被利益迷惑了真性，强行违背自己的情性，他们的行为实在可耻。世人所谓贤士，莫过于伯夷、叔齐，他们辞去孤竹君位，饿死首阳山，尸骨也没有安葬；鲍焦矫饰行为、非难世俗，抱树而死；申徒狄进谏而不被听取，背着石头投河，被鱼鳖吃掉；介子推极其忠诚，曾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给文公吃，文公后来却背弃他，子推愤怒离去，抱着树木被烧死；尾生同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没有来，水涨了仍不离去，抱着桥柱而死。这六个人同被肢解的狗、漂流的猪、拿着瓦盆乞讨的人没有区别，都是沉溺于名声、轻视死亡，不顾根本的养生和寿命。世人所谓忠臣，莫过于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被剖心。这两个人，世人称为忠臣，但最终却成为天下人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