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五十二

译鬳斋说：“从管子里窥看天空，不能看尽天空；大鹏鸟向下看尘埃，也不能看清楚。无形之小，不能用数量来分辨，说它是毛、是芴，也同样不可以。大到不能围量的东西，也不能用数量穷尽，说它是秭、是兆，也同样不可以。精细与粗疏局限于形体，所以可以用言论和意念推究。若大小都没有形体，就不是言语意念所能达到的，也不能用精粗来议论了。既不伤害万物，也不偏爱万物，所以说‘不越出伤害人，也不以仁恩自多’。门隶这样的卑贱差役，以及追求利益的人，我不追求利益，也不把追求利益的人看作错误。我不争夺财货，也不把辞让当作能事，因为各人都是自行其事，并不依赖别人。然而我并不完全靠尽自己的力量来谋食，也不鄙视贪污的人。他的行为并不异于常人，也不故意自立边界、显得特殊，因为这是随从众人、和光同尘。不轻视谄媚奸佞的人，坦然与他们相处，难道他们就能玷污我的心意吗？像这样的人，不分别是非，混同大小；不听闻便没有名迹，不执取便没有防碍。所谓大人，就是在极其简约之中守住至理，并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约束分别，就是完成自己。由小看大，看到不能穷尽之处就停止，并不是说大只到这里为止；由大看小，看到不能看清之处就停止，也不是说细小就没有形体。精，是细小的极致；琈，是广大之盛。小与大虽然不同，却都有形体和数量，所以会有形成与毁坏。精细达到无形，广大达到不可围量，就不是形体所能确定、数量所能分别的了，因此也没有形成和毁坏。事物粗疏的方面可以用言论说明，精微的方面可以用意念体会；超出精粗之外，就不是言语意念所能达到的了。言语意念不能达到、形体数量不能分别的，难道不就是道吗？所以大人把有利于万物放在首位，却不以仁爱恩惠自多；不被利益驱动，也不轻视追逐利益的人。下面都是在说明大人的行为不同于世俗。甚至对于谄媚奸佞者也不加轻视，于是君子和小人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是非大小都没有什么值得辨别的。这样看来，爵位、刑戮和耻辱又有什么值得用来劝善惩恶的呢？由此可知，大人使自己虚空，道德自然归附于他，并不是超越本分而向外追求。道德是最为尊贵的，如果从内外都能求得满足，那么它也就是最容易得到的。如今世人却舍弃内在而追求外在，放弃容易的而趋向困难的，难道不是迷惑吗？” 河伯说：“如果从万物之外和万物之内来看，到哪里去考察贵贱，到哪里去考察大小？”北海若说：“从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从万物自身的角度看，各自尊贵自己而轻贱他物；从世俗的角度看，贵贱并不由自身决定；从差别的角度看，依据万物各自所大的方面来认为它大，那么万物没有不大的；依据万物各自所小的方面来认为它小，那么万物没有不小的。知道天地相对于太虚小如稊米，知道毫末相对于无形大如丘山，那么差别和数量就显现出来了。从功用的角度看，依据万物所具有的方面来承认它具有，那么万物没有不具有功用；依据万物所不具有的方面来认为它不具有，那么万物没有不无功用。知道东方和西方相反，却不能彼此取消，那么功用的分际就确定了。从情趣和取向的角度看，依据万物所认为正确的来承认它正确，那么万物没有不正确；依据万物所认为错误的来判定它错误，那么万物没有不错误。知道尧和桀都以自己的自然本性互相非难，那么各自的情趣操守就显现了。从前，尧舜谦让而成为帝王，之哙谦让却因此断绝，汤武争夺而成为王，白公争夺而灭亡。由此看来，争夺和谦让的礼法，尧舜和桀的行为，贵贱都有一定的时势，不能把它们当作恒常不变的标准。梁丽可以用来冲撞城墙，却不能堵塞洞穴，这是说器物的用途不同；骐骥、骅骝一天可以奔驰千里，捕鼠却不如狸狌，这是说技能不同；鸱鸺在夜间能迅速抓取跳蚤、看清毫末，白天出来却瞪大眼睛也看不见丘山，这是说禀性不同。所以说：‘难道只应以这种正确为师而没有错误，以这种治理为师而没有混乱吗？’这就是没有明白天地的道理和万物的实情。这样做就好比只以天为师而没有地，只以阴为师而没有阳，其不可实行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还要这样说而不肯放弃，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帝王禅让各不相同，三代继承各不相同；违背当时、逆于习俗的，叫作篡夺；适合当时、顺应习俗的，叫作义。之哙一类的事情，你默默无言了吗？河伯，你哪里知道贵贱的门径和大小的归宿呢？郭注说：‘万物没有贵贱，各自都能自足；自以为尊贵而互相轻贱，这种局促的分别，正是道用来错综安排并使之齐一的。贵贱不由自身决定，这就是所谓颠倒。把自身所大的地方看作满足，把自身所小的地方看作没有剩余；依据其充足来称为大，那么毫末和丘山便不能有不同的名称；依据其没有剩余来称为小，那么天地和稊米也没有什么可以区别称说的。若观察差别却不遵循这个道理，就会互相增加、互相倾轧，无法一一看清。天地之间没有不互相成为彼与我的，这就是东西相反。然而它们仍如唇齿，彼此未必是专门为了对方，但嘴唇亡失，牙齿就会寒冷；对方所起的作用，对于我的助益就很大。所以，若只依据各自作为而否认其功用，天下的功用就没有一个存在；’ 正因为各种事物不能彼此缺少，才各自发挥作用，所以天下的作用没有不具备的。假如忘掉各自所作所为的功劳，反而去考虑彼此相互施惠，那么越是勤于施惠，虚伪浅薄之风就越会滋长，天下便会失去各自的职业，而人的情性也变得放纵散漫了。所以，功用和职分没有一个时候可以固定不变。万物都各自顺其自然，所以没有什么不是如此；万物又都彼此相非，所以没有什么不是非。无所谓然、无所谓非的，是尧；有然、有非的，是桀。然而这两位君主各自承受天性，不能互相替代。借助尧、桀来观察天下人的志趣操守，也可以看出彼此不能替代。由此可见，应合天意、顺从人情而承受天下的人，表现在事迹上的只是争与让的形迹。只追究这些形迹的人，就会失去形成这些形迹的根本。若能顺应万物的差异而任其自然，那么万物无不符合天地的道理和万物的情性；以各自适合本性的状态作为治理，违背本性便成为乱。各物本性不同、便利各异，是非没有固定的主宰；若能把它们交付给自然，使两种方面都任其并行，那么即使方向不同、类别各异，也能同样各得其所。

译吕注说：以道来观察万物，哪里有什么贵贱？从万物自身来看，各自以自己为贵而以他物为贱，但道并不是万物。从世俗来看，贵贱不由自身决定，但道也不是世俗。道既不是万物，也不是世俗，所以也不属于贵贱。根据事物所大的方面使它成为大，根据事物所小的方面使它成为小。知道天地可以相对于太虚而显得有差别，甚至大到可以成为【原文疑字：▯米】；毫末可以相对于无形而有差别，甚至小到可以成为丘山，那么所谓差别的数量就可以看见了。但道没有差别，所以不属于大小。根据已有之物使它成为有；既然有东，就必定有西。根据所无之物使它成为无；没有东，也就没有西。知道东西彼此相反，却不能互相缺少，那么所谓功用的分际就确定了。但道不是功用，所以不属于有无。根据所然使它为然，根据所非使它为非；知道尧、桀都出于各自认为正确，因而彼此相非，那么所谓志趣操守就显现出来了。但道不是志趣操守，所以不属于是非。这样看来，求道的人应当把这些分别一并忘掉，安处于自然的均衡之中，哪里还用得着去分别贵贱、大小呢？如果认为尧舜的禅让是对的，子之、哙就会因此断绝；如果认为商汤、周武的争夺是对的，白公就会因此灭亡。争与让的礼制，以及尧、桀的行为，贵贱各有其时，不能把它们当作永恒不变的准则。梁丽不能钻入洞穴，骐骥不能捕捉老鼠，鸱鸺不能在白天看清东西；三者各不相同，却想把它们强行齐同，这是还没有明白天理和物情。篡夺者说自己的行为独自合乎义，只是空谈众人的说法。疑独注说：所谓万物的内外，是说本性的分际有内外。没有贵贱，是自然的道理；有贵贱，是强行制造的区别。用道来观察，就没有彼我之分，那么是非之中谁能成为贵、谁能成为贱呢？用万物自身来观察，则各物都以自己为贵而以他物为贱。万物的贵贱并非出于本性，而是因习染而形成。所以按照世俗的贵贱来看，并不在自身。万物的大小，其道理不能改变，但形态却有差别。正因为它小而不求成为大，小的也就足以称为大；大的不求成为小，大的也就足以称为小。根据它所大的方面而自足，毫末可以同丘山相等；根据它所小的方面而不再有所剩余，丘山也可以同毫末相等。万物的差别和数量无穷，所能观察到的不过如此。有，是妙有，是恒常之有；无，是真无，是恒常之无。天下所有动植物，生育、成长、养育，没有不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这可以说是有。然而功用所具有的一切，终究归属于造化的自然，这又可以说是无。涉入有，便看不见无；沉冥于无，便看不见有。二者相反，就像东西相反，但实际上不能互相缺少，因此功用的分际就依自然确定了。万物的道理有是有非，彼此互相认为对方不对，这就是尧、桀用来分别的地方。因为各自顺其自然而彼此相非，所以志趣操守就可以看见。因此，有的人谦让而成为帝王，有的人谦让却导致灭绝；有的人争夺而成为王，有的人争夺却导致灭亡。争让之礼，在尧、舜、汤、武的时代便被尊贵，在【原文疑字：之哙】、白公的时代便被轻贱。如果说尧是对的、桀是错的，也只是各有其时代罢了，不能把它当作恒常不变的标准。再以梁丽、骐骥、鸱鸺的差异作比，它们所使用的技能不同，本性也不同。大概以治道为师、以天为师、以阴为师以及【原文缺字：师】各自都只是偏执一端，这一点显然不可行。禅让和继承，如果不因时顺俗，就称为篡夺；如果合乎当时、顺应习俗，就称为义。根本本来相同，而末端有所不同，又有什么值得议论优劣的呢？祥道注说：从道来看，万物没有贵贱；离开道来观察它们，万物因世俗习惯而有差别。于是大小有分别，功用有有无，志趣有是非。然而我们根据事物所大的方面使它成为大，根据所小的方面使它成为小，乃至对于功用的有无、志趣的是非也是如此看待。若我始终按照这一点观察，那么谁还知道大小、有无、是非的分别呢？但天下的道理，既有差异又有相同，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它的变化并不一致，不能把某一情形当作恒常不变。有的谦让而灭绝，有的争夺而称王，有的争夺而灭亡，这就是在相同中有差异。在差异中相同的，不在万物，而在道；在相同中有差异的，不在形迹，而在时代。不仅如此，使用的器物有不同，具备的技能有不同，生成的本性也有不同。尊重这一方，那一方就被轻视；扩大那一方，这一方就显得小。贵贱、大小哪里可以强行分别呢？由此可知，是非与治乱、天地与阴阳，常常互相作为作用的条件，不能用贵贱、大小来评判。碧虚注说：道没有贵贱，贵贱只是万物情性的好恶。世俗所崇尚的，全都是外在的事物。把天地看作小，把毫末看作大，不合乎道理。如果根据事物所大的方面就说它大，那么万物都可以说大；根据事物所小的方面就说它小，那么万物都可以说小。这就是差别的数量。用差别来压倒道理，已经很久了。东西彼此相反，就像高下不能互相缺少一样。功用由我而有，必然能够救济彼方；如果我没有功用，彼方凭什么有所依赖呢？尧所认为对的，天下都跟着认为对，那么天下没有不如此；桀所认为对的，天下都跟着认为对，那么天下谁还敢说它不对？圣人与凡人的志趣操守，哪里能够相同呢？尧、舜、汤、武，顺应天时，守住功用和职分；【原文疑字：之哙】、白公，违逆人事，拘执于差别的数量。所以贵贱没有恒常不变的标准，关键在于志趣操守不同。君子和小人，器量见识各有分别。然而是非与治乱常常互相依存、相互转化，不可不察。只师法天而没有地，只师法阴而没有阳，是胶滞固执而不明达的态度，还不能用来谈论道。违背时势、逆于世俗的，在原本尊贵时也会变得卑贱；合乎时势、顺应世俗的，原本微小也会变得重大。鬳斋说：各自以自己为贵而互相轻视，鸡壅、豕苓也会因时势而成为帝王。贵贱不在自身，就是轩冕等荣华富贵偶然到来的意思。把天地同【原文疑字：▯米】相比，把毫末同泰山相比，那么等级差别的数量就不值得说了。各自承担一种职务来发挥作用，所谓功用和职分，就是农、商、工、贾，世间一个也不能缺少，就像东西彼此相反却不能互相缺少一样。认为尧是对的、桀是错的，是根据志趣操守本来如此而作出的判断；如果因此认为没有什么会被废弃，那么君主又凭什么兴起某一方面来观察它呢？由此可见，志趣操守不能固定地看待。根据事物的大小、有无来立论，这正是《齐物论》中所说的因其所是之意，所以又用器物不同、技能不同、本性不同来作比喻。天地与阴阳，也是在比喻它们不能互相缺少。所谓篡夺者与义徒，就是尧、桀之论。万物没有贵贱，就是已经把万物和自身一并忘掉了。自以为尊贵而轻贱他物，就是还没有忘掉彼我。贵贱不由自身决定，就是忘掉自我而任凭万物。依据大的方面而称大，依据小的方面而称小，就是顺应万物各自适宜的情形。进一步说到功用和情趣的有无，既然它们彼此相反却不能相互取消，那么物理人情就可以由此看见。因此，争夺或谦让的行迹、善恶的行为，贵贱各有时势，不能把它们当作恒常标准；这就像器物用途不同、技能功能不同、禀性便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若只以治理为师而认为没有混乱，只以阴为师而认为没有阳，那就是没有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禅让和继承是顺是逆，只不过各因其时势罢了。你不必多说。即使说了，也只是在谈论表面行迹，又哪里知道贵贱大小从哪里产生呢？要知道贵贱大小的根源，应当到万物尚未开始存在之处去求取。”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五十三。宋代禇伯秀撰写。《秋水》第三。河伯说：“既然这样，那么我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对于辞谢、接受、获取、舍弃，我究竟该怎么办？”北海若说：“从道的角度看，什么是贵，什么是贱？这叫作反衍；不要拘束自己的心志，否则就会与大道十分背离。什么是少，什么是多？这叫作谢施；不要执守一端而行，否则就会与道参差不合。要严肃啊，就像国家有君主一样，不应有偏私的德惠；要悠然自得啊，就像祭祀有社神一样，不应有偏私的福佑。要广大无边啊，就像四方没有穷尽一样，没有疆界范围，兼容并怀万物，谁还需要承托扶翼呢？这就叫作无方。万物齐一，哪里有短，哪里有长？道没有终始，万物却有死生；不要依恃已经形成的成就。一时虚空，一时充满，不固定在某种形态上。年岁不能举取，时刻不能停留；消长盈虚，终结之中又有开始。这就是用来说明大道的方理、论说万物道理的内容。万物产生，就像骤然奔走、飞驰一样；没有一刻不在变化，没有一个时刻不在迁移。究竟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它本来就将自行变化。” 郭注说：贵贱的道理反复循环、彼此相寻。若自我拘执，就不能与道平和相合；应当顺随各自的分际，所以施行并没有固定方式。不能随顺变化，就不能与道齐一；只要没有私人的德惠而公正恰当即可。没有私人的福佑，是因为天下人共同求取，所以广大流行而无所专在，覆盖并驾驭众生。反过来，在各自本分之内平等前行，哪里需要扶疏承翼呢？正因为没有固定方所，所以能够以万物为方所，使万物都各自满足。死生只是无穷变化中的一个变化，不是终点和起点。知道成就没有固定的处所，所以不把形体当作固定位置而守着不变。想举起年岁使它离去，却不能；想使时刻停住，也不可能。变化日日更新，从不守着旧状，只应当顺势应用，不能执着。如果在其中妄自安排‘该做’或‘不该做’，反而会破坏它自行变化。” 吕注说：学道的人平日被有形万物所牵系，一听说道无贵贱、无大小，那么在做与不做、辞谢接受、取用舍弃之间，不知道该听从什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所谓贵贱，只是万物一反一衍而已，并不是道。反，就有往返；反的一面为贵，往的一面为贱。衍，就有消耗；消耗的一面为贵，衍展的一面为贱。因而应当放开心志而不受拘束；心志一旦被拘束，就会与道严重阻塞而不能相通。所谓少多，只是万物一谢一施而已，并不是道。谢则有荣，谢为少，荣为多；施则有收敛，施为多，敛为少。应当让两方面并行而不执着于一端；执守一端而行，就会与道参差而不相合。没有私人的德惠，就是对于所统治的人不让他们独自依赖某一人，这就是心志不受拘束。没有私人的福佑，就是对于祭祀的人不偏私地单独给予，这就是不执一端而行。没有疆界范围，就是与道相通而不严重阻塞。谁还需要承托扶翼呢？这就叫无方。万物齐一，就是与道相合而不参差。依恃已经形成的成就，就不知道终始不可固定；拘泥于形体的位置，就不能察觉盈虚，也不知道分际本来没有常态。年岁不能被举取，所以遥远流逝而不烦闷；时刻不能被停住，所以只能及时取用而不滞留。消长盈虚，终了又开始，这不过是天道运行罢了。” 这就是说明大道的方理、论说万物道理的内容。为什么要把心系在辞谢、接受、取用、舍弃之间呢？万物若骤然奔走、飞驰，是说变化秘密而持续地迁移；既然如此，又何必把心系在做与不做之间呢？万物本来就将自行变化，所谓安排，就是顺应变化而离开人为造作。疑独注说：万物的道理，幽深地归于自然。既不是刻意作为，也不是刻意不作为，又何必在辞谢、接受、取用、舍弃之间用心安排呢？衍，是有余；施，是把东西分给别人。贵贱、少多，都是强行产生分别，并非道的真实道理。道的真实道理只有一个。从道的角度看，贵并不是增加，贱并不是减少；多不是有余，少也不是不足。又哪里有贵贱、少多的分别呢？没有私人的德惠，就是对于所统治的人没有偏私依赖；没有私人的福佑，就是对于所祭祀的人没有偏私。这与下面的注释文字相同，是吕氏的说法。祥道注说：“衍，是宽广平坦的地方；反过来，平坦又会恢复为高低不平。平与陂的分别，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贵贱的往复，难道不是这样吗？施，是仁德的作用；谢去施行，也就只是给予，而不把它当作仁德。多少的数量，哪里值得计较呢？反衍，就忘掉贵贱而不被名声牵累；谢施，就忘掉少多而不被利益牵累。若能如此而不返回真实本性，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碧虚注说：“应当接受却不接受，为什么他舍弃而我取用？又为什么不这样做？贵贱、大小，不过不出两端而已。贵贱没有固定主宰而反复流行，这是常态。大道十分平坦，放开心志而自得，这是通达。禀赋的分际有一定限度，少则谢、 多则施，这是适宜。世道有参差，行为和停止能够适应变化，这是道理。德若有私，便不能严正坚毅；福若有私，便不能长久。有疆界便不能广大流行，有固定方所便需要承接扶翼；若想兼容并怀万物，德行就会受到限制。”以上都是说明不以贵为贵、不以贱为乐的意义。忘掉自我，就没有短长；忘掉心，就没有生死；忘掉固定位置，就没有盈虚；忘掉年岁，就任凭变化；忘掉时刻，就任凭迁移；忘掉消长盈虚，又有谁规定终始呢？万物没有一刻不在产生，也没有一刻不在变化；变化如骤然奔走，迁移如奔驰。阴阳如此，四时如此，本来就将自行变化，哪里容得下在做与不做之间存心计较呢？” 鬳斋说：“从道的角度看，没有贵贱；反过来考察自身，便是宽舒广大。若用贵贱是非把自己束缚起来，就与道相违背。施行就有多少，谢去施行，就没有多也没有少。若执守一端而行，被多少的施给予以拘束，就会与道参差不合。国家有君主，祭祀有社神，是用来说明心以道为主，不使用私心。这个心广大无穷，没有边界。万物都具备于我，就是兼容并怀。没有私心偏爱，谁还需要承托、扶翼、拱卫呢？▯无方，就是无心；无心就没有短长，也没有生死。不依恃成就，就是不以成就自雄。盈虚随时变化，不能固定。因此说：‘不固定在形体上；没有古今，年岁就不能举取；没有去来，时刻就不能停住。’所谓大义就是道。万物变化迁移，没有一刻不如此。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都听凭造化自然罢了。所以说：‘它本来就将自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