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三

译疑独注说：道术无处不在，方术却有其固定所在。意思是说道的本体无所不在，道的作用却从未局限于某处。有时称它为神，有时称它为明；有时称它为圣，有时称它为王；有时说它降临，有时说它出现；有时说它产生，有时说它成就。这难道真有固定所在吗？神，是明的潜藏；明，是神的显现；圣，是王的开端；王，是圣的终点。它们圆融和合、相互贯通，使彼此没有间隔，就像四时之气各不相同，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因此总归为一，只是分别称为天、神、至、圣。君子和百官，其本末、精粗虽然不同，也都不离开“一”而已。显现出来而有分别的，是宗本所生而不粗浅的精粹；真实，是精诚的极致；合于天德而通达大道，称为圣人。这四者既不能说完全相同，也不能说完全不同，只是出入的途径不同。圣人显现而成为君子，道德便分化为仁义礼乐，又分化为法、名、操、稽，以供百官使用；这也只是君子多余的余绪。圣人把道分化为具体功用，所以有法；区分相同以建立差别，所以有职分。百官只述说法而达不到道，只讲职分而达不到作用。名是实的宾客，表是里的外在表现。百官充任名位，却不能穷尽实际；充当表识，却不能达到内里。所操持的是行为，而在外部取得验证；所考核的是知识，而裁决从实际结果中产生。它的法数是一、二、三、四，就是名、法、操、稽这几项制度。器物有大小，见识有远近，所以百官凭此排列等级。以办事为常务，以衣食为根本，是为了养育百姓。教化他们，使其繁殖生息；安置他们，使其富足储藏；使老弱孤寡都有供给；配合神明天地，然后养育万物，使它们顺从本性；使天下和谐，使人们适时应变，恩泽便流布到百姓身上。根本的法数说的是精微，末端的制度说的是粗显；明白这些而有所联系，这就是道术所以完备而无处不在的原因。那些征验而表现在性命上的内容，可以用心法传授；不能传授的，也可以由自己体会。史书所不能记载的，在法度制度、《诗》《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掌管法令的官员、史官和缙绅都能够明白。六经各有所说，但归根到底都归于治理罢了。老子、庄子猛烈批评仁义，是想矫正偏曲而归于正直；但矫正过头，又会返回偏曲。这里特意只说圣人的六经，正是为了纠正前面矫枉过正的偏失。六经被割裂，百家各自认为自己的才是正确，道术因此不能彰明。世人只在口头上称说道，却不能用心体会，导致圣贤晦暗不明，道德分裂而不统一；各自追求所欲，把私人的观察当作智慧，把私人的偏好当作仁，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具备天地的美，配得上神明的形容。对于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必定不能相合。碧虚注说：天下各种方术各自建立一家，寻求在世间发挥作用，那么道究竟在哪里呢？这是说醇厚的精华已经离去，只剩下糟粕。可是神明降临、明智显现，都出于道；圣人产生、王者成就，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以精纯无杂为宗本，是天人；精粹而没有杂质，是神人；守持真实而不虚伪，是至人。至于以自然之理为宗本，以不自居为德的功业为根本，行走于虚通之路，避开神妙的机理，这就是治理天下的圣人所处的大统，也是前三种人的境界。其次说到君子和百官，他们用仁义礼乐治理天下，和悦慈爱，恩惠施及万物。制定法令来确定职分，授予名号来表明性行，观察操守来验证才能，考核审查来决定升降，这些都各有术数。道不足，就使用法；法不足，就使用术；术不足，就使用权；权不足，就使用势；势不足，就返回使用权，权返回使用术，术返回使用法，法返回使用道；道就是无为而使万物自行变化。术，是君主暗中运用的手段，臣下不能妄自窥探；势，是控制事物的利器，臣下不能妄自施为。君主有术而臣下能够窥见，就不是高深的术；君主有势而臣下能够任意施用，就不是重要的势。关键在于先端正名分，彼此不相侵夺，然后术才可以施行，势才可以专掌。百官依事务排列等级，也不超出一、二、三、四的次序，即法、名、操、稽这些项目；用来教导养育万民，使他们不失去职业罢了。太古之时，没有法令却自然完备，并不是设置法令才使它完备。配合神明，则鬼神没有不灵验的；使天地淳厚，则四时常常顺当；养育万物，则年年谷物丰收合宜；和谐天下，则人们不夭折、不作恶。所以仁爱能够施及草木，诚信能够达到豚鱼，都是因为明白根本法数、联系末端制度。君主无为而尊贵，这是根本法数，是天道，是分守；臣下有所作为而受到牵累，这是末端制度，是地道，是推求省察。根本和末端的区别，只在于认真辨察罢了。这一道术六方通达、四面开辟而没有障碍，凡天地之间如秋毫般细微之物、神灵和形器，以及推移转变，都没有能进入其中的。阴阳、律历、《诗》《书》《礼》《乐》等方面的内容，其法数遍布天下，百家学说有时也称述它们。等到朴素之世渐渐浇薄，世道彼此交相败坏，人们各自炫耀自己的明察，不能相互贯通、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圣王之道不明，人们各自追求所欲，一去不返，日益远离大道。道术被天下分裂，是学者的不幸。鬳斋说：庄子在最后一篇谈论古今的学问，就像孟子最后一篇谈到闻知、见知。从篇首到“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一个总的开头和序言；从这里以后才随着各家学说分别说明，并把自己的著作也列入各家之中。邹鲁之学被放在总序之中，于是可以知道，这位老人虽然自己的著作多有矫激之言，却并非不知道圣门之学才是正道。人们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无可超越，各自说自己的才是正确；古代的道术和仁术，心术的“术”字相同，究竟在哪里？就是无处不在。这里有合于中道的意思，是说学问虽然不同，道却无处不在。神明降临、明智显现，从哪里看得出来？圣人生、王者成，就是天地生成的道理，都以一为根本；说造化为宗本、为精、为真，都与“一”字相同。只是作文时这样分别说，以天为宗本，直到以道为门户，都含有无为自然的意思。显现于变化，就是根源在一。‘和悦而慈仁’是从气象来说；法有区别，名有操守准则，验证和裁决也各有依据。一、二、三、四，是说细微详尽而明白完备；以衣食为根本，是教导百姓致力于耕织；以老弱孤寡为念，是施政行仁的根本。‘配神明’四句，是说功用广大；本末就是精粗。六方通达、四面开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接着依次说明六经之学，分明是在说孔子以及各家百技；天下人多只得到其中一端，便炫耀自夸，就像耳目不能与天地神明相互贯通，因而有所不完备。内圣是本体，外王是作用；内外之道不明，人们各自把自己的欲望作为方术，迷失而不返回大道，道术将要被天下分裂。这一句收束得非常有力。

译本篇开头说，当时的学者各自拘守自己的才能，认为有所施用便无可超越，却不知道无为自然的妙理，所以远离了大道。那么古代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无处不在。后人各自创立方术，在其中造成间隔，国家各异、各家不同，终于流变成各种方术。道术，是用来配合神明而施行政教、敦厚风俗教化、沟通万物情理的，使百姓顺着它行事，却不知道最后归于自我变化。上古圣君所以端坐而无为，是因为看见天民丰足。神明降临显现，是因事物感应而回应；虽然有为而又似无为，圣人产生、王者成就，这又是神明施行教化的功效，自然不离宗本。至于称为圣人，是说他成就天道；圣人的事业之中已经包含神妙。至于以仁为恩而称为君子，是说他成就人道；王者的事业由道而显现在治理之中。因此从内外来说，接着叙述法、名、操、稽以及《诗》《书》《礼》《乐》，都是先王用来达到治理的工具，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后才能施行。道能够配合神明，就能够使天地淳厚；德能够养育万物，就能够和谐天下。根本法数就是所谓“一”，从“一”以后都属于末端。圣人由一而生，以一为根本；王者因二而成，以二来辅助治理；本末相互依存，治理之道就完备了。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忧虑百姓深切，不只是想求得一时的治理，而是确实想制定万世遵行的法则。从引导心志到引导名分，都是圣人治理天下的事迹。把它施行于天下，成效有深有浅；表现在事务和行动上，政治有治有乱，这是因为圣贤的旨意不明，道德的归宿不一。学者徒然看重已经陈旧的刍狗，治理不能达到，妖异之事便兴起。各自得到一端，就自以为掌握了大全，这与把马蹄印中的积水指认为东海没有不同。天地的大美，不靠道就不能完备；神明的形容，不靠德就不能相称。那些各自创立方术的人，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篇末几句话，语意激切，可以看出南华先生的用心，正如孔子所发出的“时哉”之叹。“有为不可加”一句之下应当重叠“为”字，作“欲为”，从文义上看就可以知道。《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一百四 宋代褚伯秀撰写 《杂篇·天下》第二 不向后世夸耀，不使万物奢靡，不在法数制度上炫耀，以此排斥墨家而自我矫正，来满足世间的急需。古代的道术有存在于这里的，墨翟、禽滑厘听到这种风气便喜欢它，做得过分了，对自己又过于严苛。他们创作《非乐》，命名为《节用》。活着不歌唱，死了不穿丧服。墨子主张泛爱、兼利，反对争斗；他的道不发怒，又好学而博闻，并不是因为不同意先王，就连同古代礼乐一起毁掉。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代的丧礼，贵贱各有仪制，上下各有等级。天子的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如今墨子独自规定活着不歌唱，死了不穿丧服，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而不设外椁，作为法式。用这种方式教导别人，恐怕不是爱人；用这种方式要求自己，当然也不是爱自己。暂且不说墨子的道已经失败，然而歌唱不像歌唱，哭泣不像哭泣，享乐不像享乐，这果真是人类的常情吗？他活着时勤劳，死后葬礼简薄；他的道过于简陋，使人忧愁，使人悲伤，实行起来困难，恐怕不能成为圣人的道，反而会违背天下人的心，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即使独自能够承担，又能把天下怎么样呢？离开天下众人的常情，就离王道很远了。墨子称述道：‘从前禹治理洪水，疏导江河，使四夷和九州相互通达；名山有三百座，支流有三千条，小河更是数不清。禹亲自拿着橐和耜，九次治理天下的河流，腿肚子没有肉，腿上没有毛，长久经受大风吹拂，频繁遭受暴雨冲刷，使万国得到安定。禹是大圣人，却使自己的形体劳苦到这种地步。’致使后世墨家大多穿着粗布裘褐，穿木屐草鞋，日夜不停，以使自己受苦为最高准则，说：‘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禹的道。’这还不够成为墨者。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南方的墨者，以及苦获、已齿、邓陵子一类的人，都诵读《墨经》，却背离经义、彼此不同，互相称为别墨；他们用坚白、同异的辩论互相诋毁，用奇偶不相违忤的言辞互相应答，把巨子当作圣人，都愿意为他主持后事，希望成为他的后继者，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墨翟、禽滑厘的本意，是赞成这样的行为，却反对那样的说法；这将使后世墨者必定自己苦役身体，直到腿肚无肉、腿上无毛，不过是彼此竞相增进罢了。这样做是最大的混乱、最下等的治理。即便如此，墨子确实是天下真正的好人，只是想求得这种人却求不到；即使形容枯槁，也不停止他的追求。他是有才的人啊。郭象注说：勤劳节俭就会使人憔悴，所以不能炫耀；然而财物有余，就能为急难有所准备。过分和过于严苛，便不再顾及限度，这是众人都能做到的。物资不足就会争斗；让百姓勤劳节俭而有余，所以把争斗视为错误，不发怒，却只是自我刻苦。既然自以为正确，就想让万物都与自己相同。先王则放任群体各自不同，然后使它们同归于一；万物都得到其所，却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得到。墨子毁弃古代礼乐，嫌它们奢侈靡费；万物本来都以各尽其力、各遂其情为爱，如今把勤俭作为法则而做得过分，即使想使天下富足，也不是爱人的方法。墨子只成就了自己的学说，却否定了道德不应违背万物性情的道理；他的道过于简陋而没有滋润，使人忧悲，难以实行，不能成为圣人的道。圣人的道使百姓各自得到本性所喜爱的东西，天下就没有困难。因此王者必须合乎天下人的欢心，与万物一同运行。墨子只看见禹形体劳苦，却没有看见禹本性的安适；把自我苦役当成穷尽道理，不合时宜却固守自己的道，这就是墨子的原因。在墨家之中又互相分别，巨子最能辨明自己所认为的是非，以成就自己的行为；他们都愿意为巨子主持后事，以延续他的事业。他们的本意不在奢侈靡费，而在于防备世间急难；但做得过分，便没有比违背万物、损伤本性更大的混乱了。所以说，这是治理中最下等的做法；至于墨子，确实是真正的好人，所以圣贤并不违逆他的本心。但不能拿这种做法来教导别人，因为求之不可得，世上没有同类的人；即使形容枯槁也不舍弃，这只能说明他是真正的好人，是有才之士罢了，并不是有德之人。吕注说：先王治理天下，虽使声名、文物制度极为完备，却不向后世追求奢侈，不使万物趋于靡费，也不以繁多的礼仪法度炫耀，这并不是他们一贯的常态。墨翟自我矫正，防止奢靡，是为了应对世间的急务；古代道术中确有近似这种做法的。道所以能体现常道而穷尽变化，墨子只是看到了应对世间急务的一面，便把它当成常道，这就是所谓只得到“一”而加以察究。自己喜好的事情未必能要求人人相同。墨子亲自实行非乐，乃至广博而不与人有别，都是做得太过，已经过于拘守自己的主张了。先圣制定礼乐都有节度，丧葬也有仪式；如今却活着不歌唱，死后不穿丧服，不同于先王，毁弃古代礼乐，节俭简薄到了这种程度。他不只是不能爱别人，也不能爱护自己。墨子本来以泛爱、兼利为心，却没有察觉人们承受不了，于是甘愿让他们受苦而强行实行。若只是因约束节俭而有少数失误，还不算败坏墨子之道；但哀乐是人所不能免除的，先圣为它制定礼文节制，墨子却使人歌唱而不像歌唱，使人哭泣而不像哭泣，这果真合乎人情吗？活着勤劳，死后俭薄，使人忧愁悲伤。古代道术虽有近似之处，但墨子做得太过，不能说是圣人之道。即使能够承担，又怎能顾及天下人承受不了呢？这距离王道已经很远了。过去大禹遭遇洪水，劳苦到了这种程度；所谓应对世间急务，墨子却把它当成常态，这是不对的。如果把勤劳、应对世间急务的做法推行到极端，就是做得太过；天下人承受不了这种行为，难道只是要让后世学者以自我苦待来相互勉励吗？勤劳节俭本来就难以实行，而墨子却特别能够做到，真是天下人想求也不可得的才士啊！疑独说：大道衰微之后，诸子相继出现。有像墨翟、禽滑厘这样的，有像宋钘、尹文这样的，后来又有惠施一类人，相互辩论数千言。庄子辞别并排斥这些说法，意思就显得开阔明白了。墨家教人勤苦俭薄，以安逸享乐、奢侈靡费为错误，所以不以繁多的礼仪法度炫耀；墨翟自我矫正，足以应对世间急务，财用也有余。于是墨翟的门徒听到这种风气便欣然接受，最后实行得太过；再加上过分拘守自己的主张。活着不歌唱，所以主张非乐；以节约财用为道，所以死后不穿丧服。他的道使人各自知足而不争斗，使自己刻苦所以不发怒，喜好学习而要求万物同于自己，所以博大却不容许差异。活着勤劳，死后简薄，毁弃古代礼乐，不同于先王。自黄帝的《咸池》乐章到周公制作《武》，都是为了说明活着不歌唱的错误，也是古来防止礼制败坏的办法。至于士人死后要穿两层丧服，是为了说明死后不穿丧服的错误；这里说“未败”，其实是说最终必然败坏。使人歌唱却不像歌唱，使人哭泣却不像哭泣，这果真合乎人的本性吗？这是说墨家独自坚持这种主张，违背万物的真实情性。它的道理过于粗陋，使人难以实行，距离先王之道太远了。先王是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的，他们的道建立在人情基础上，并不故意追求难以实行，也不要求天下人都变得和自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