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十五

译从最高的标准来看，即使子胥、比干也都不值得尊贵。孔丘你用来劝说我的那些话，如果是把鬼神之事告诉我，那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是把人事告诉我，也不过如此，这些都是我听过、知道的。如今我告诉你人的真实情状：眼睛想看美色，耳朵想听声音，口舌想辨尝滋味，志气想得到满足。人的上等寿命是一百岁，中等寿命是八十岁，下等寿命是六十岁。除去疾病、消瘦、死亡和忧患，在一个月中能够张口欢笑的日子不过四五天而已。天地没有穷尽，人的死亡却有一定期限；拿着有限的生命寄托在无穷天地之间，忽然之间就像骏马驰过缝隙一样短暂。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志意愉悦，保养自己的寿命，就都不是通达之道。孔丘你所说的，全是我所抛弃的。赶快离开，跑回去，不要再说了。你的道狂妄急迫，不过是诡诈机巧、虚伪造作的事情，不能保全人的真性，哪里值得谈论！孔子拜了两拜，快步跑出门去，上车后握住缰绳，三次失手；两眼茫然，什么也看不见，脸色像死灰一样，伏在车轼上低头，连气也喘不出来。回到鲁国东门外，正好遇见柳下季。柳下季说：“这几天忽然不见你的车马，车马又有出行的样子，莫非你去见盗跖了吗？”孔子仰天叹息说：“是的。” 柳下季说：“盗跖该不会像先前那样违逆了你的心意吧？”孔子说：“我这叫没有病却自己用艾灸治病，急忙跑去摸老虎的头、编结老虎的胡须，难道能免于进入虎口吗？” 郭象注本篇说：这是借众人所希望消灭的对象来说明应当消灭它；即使是王、纣，也可以在众人同意的情况下除掉，不能不依靠众人而独自凭己意行事；即使是盗跖，也不能单独用强力制服。吕惠卿注说：孔子与盗跖，正好是善恶相对，是吉凶、正邪彼此胜负的关系。天下万物的运动，都以一个根本道理为准；只有彼此相对而不能归于一，才足以相互胜负。看盗跖拒绝孔子的理由，天下那些不仁而追逐利益的人，他们的说法都如此，又怎么能够同他们谈论呢？凡是修治自己内心的人，如果不能彻底抛弃圣、智、仁、义，也就免不了成为巧诈逐利的一方。至人知道善恶相距究竟如何，所以不赞誉尧，也不非难桀，把两者都忘掉而化入大道，返回到万物未曾产生的状态。这就是人心的尽头，也是道的本体。如今不直接说明而把道理寄托在孔子、盗跖身上，是因为直接说明人们难以理解，所以反复辩难，用来显现真实的情状。林疑独注说：“圣贤建立言论，是为了扶助世间教化。世道变化，就不能没有弊病，所以仁义忠孝的实际内容，在当时都不能显现。人们所习惯的，不过是追逐名利。庄子把寓言寄托在孔子和盗跖身上，是为了否定圣人的外在行迹。禹、汤、文王、武王已经因袭尧、舜的行迹。至于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比干、子胥这些人，都是学习圣人却只得到一偏。行迹越显著，危害反而越大，这正是庄子深深忧虑的地方。庄子独以孔子、盗跖开头论说，是因为善恶的极端正好可以相对。庄子的寓言，就像《易经》树立卦象来阐明意旨。善于学习的人，应当探求其中矫正弊病的用意，不要只执着于言辞而拘泥于行迹。” 陈碧虚注说：世俗之人轻视生命而趋向死亡，同狗和猪有什么不同？有的在漂泊、被肢解中发泄怨愤，有的投水逃窜，如同拿着瓦盆辗转移动，都是为了谋求身后的名声，而损害本来应当保养的生命。追逐外物的人，担心死后名声不能显扬；甘愿丧失自身而不肯返回本真。专注内在的人，则趋向今生应有的快乐，把这看作通达，也顺应生命的自然流转而不加修饰。况且天地的长久光景、日月的明亮光辉，无穷无尽。如今把短暂的生命、仓促的气息寄托在天地之间，却不能放纵心意而享受快乐，反而焦虑苦劳自己的形神，以图求取身后的名声，这是失去了淳古之道。所以即使盗跖凶暴顽固，他所说的正确之处，孔子也不能夺去。鬳斋口义说：“‘心如涌泉’是用泉水比喻气势；‘意如飘风’，是说轻快飘扬。‘禹偏枯’，是说他因劳苦而长满老茧。‘磔犬、流豕’，是比喻拿自己的身体去送死，如同狗猪一样。‘离’就是附着，意思是泥执于名声，不顾根本，丧失本真的性情。‘伋’同‘汲’，是急切的意思，难道是‘无’字吗？褚氏管见说：父亲不能教诲儿子，兄长不能教导弟弟，这是人伦的不幸；横行天下、侵暴不止，这是百姓的不幸。孔子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众人无不如云聚集、如影随从，唯独不能在盗跖那里实行，反而遭到他的困辱，这是圣人的不幸。然而孔子犹如日月，只是恰好同恶星交会，暂时被灾气侵逼，难道会受到什么损伤吗？经文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借善恶的极端作为对照，不以显著的行迹作为言说依据，就无法把话说尽、把意思说明；这正是圣与狂所以能够辨别的地方。孔子开头陈述三种德，用其中最低的一种来警戒盗跖，这同《赵文王三剑》的义理相同。详细考察盗跖所说的话，虽然出于强辩，其中也自有道理，不可因为说话人的身份而把话全盘废弃。然而他们都只看到了外在行迹，没有得到内在心意，所以才有这些不齐整的议论。本章文辞雄健、气势纵逸，如洪水源头迅疾下注，无法堵塞，使人难以下笔准确说明。” 所以郭氏在本篇三章之下略述大意，义理自然明白。读者不要因为言辞而损害意旨。《枢户义》应当读作“抠苦钩切”；所谓枝木之冠，是取嫩树皮制成的帽子。缝衣、摓腋之衣，是大袖的单衣。“张其尸”应当读作“磔”，意思是肢解、烹杀。‘离名’应当是‘利名’。子张问满苟得说：“为什么不修养德行呢？没有德行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得不到任用，得不到任用就没有利益。所以观察名声、计算利益，就知道德义确实如此。如果抛弃名利，返回内心，那么士人的行为难道可以一天不修养吗？”苟得说：“没有羞耻心的人富有，善于取得信任的人显达。名利中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没有羞耻而取得信任。所以观察名声、计算利益，信实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抛弃名利，返回内心，那么士人的行为，是要抱守自己的天性吗？”子张说：“从前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今若对盗贼说：‘你的行为像桀、纣一样，便会面露惭色、心有不服’，这正是小人所鄙视的。孔子、墨翟困穷而只是平民。如今若对宰相说：‘你的行为像孔子、墨翟一样’，他就会改变容貌、变换脸色，称说自己还不够，这样的士人确实可贵。因此，身居天子之势，未必尊贵；困穷而做平民，未必卑贱。贵贱的区别，在于行为的美恶。”苟得说：“小盗贼会被拘捕，大盗贼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下还留有义士。从前齐桓公小白杀死哥哥、侵犯嫂嫂，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君夺国，孔子却接受他的礼物。”

译口头上却贬低他们，行动上却向他们低头，这就是言语和行为的真实情状在胸中冲突，难道不是违背本心吗？” 所以古书说：“谁恶谁美，以事情成功的人为首，未成功的人为末。”子张说：“你如果不修养德行，那么亲疏没有秩序，贵贱没有义理，长幼没有次序，五纪六位将凭什么区别呢？”苟得说：“尧杀死长子，舜流放同母弟弟，亲疏之间有秩序吗？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贵贱之间有义理吗？王季作为嫡子，周公却杀死哥哥，长幼之间有次序吗？儒者说虚伪的话，墨者讲兼爱，五纪六位将有什么区别呢？况且你正是为了名，我正是为了利；名利的实质，既不顺合于理，也不符合于道。我每天同你争论一条没有契约的道理：‘小人殉身于财，君子殉身于名；他们因此改变情感、改变本性，虽然内容不同，乃至放弃自己所做而去殉从自己本来不做的事，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成为小人，反过来殉从自己的天性；不要成为君子，顺从天道的理。无论弯曲还是正直，都相互参照而归于天道的极限；面向四方观察，随时进退。无论对还是错，都执守圆机；独自成就自己的意旨，与道徘徊；没有转折却去行动，没有成就却立义，就会失去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奔赴却求富，没有殉从却求成，就会抛弃天性。比干被剖心，子胥被挖去眼睛，这是忠诚造成的祸患；直躬为父亲作证，尾生溺水而死，这是守信造成的祸患；鲍焦抱木而死，申徒狄不为自己申辩，这是廉节造成的危害；孔子不去见母亲，匡子不去见父亲，这是义行的过失。这些都是上古流传、后世谈论的事，被用来要求士人端正言语、使行为坚决。”所以他们承受了相应的灾殃，遭遇了相应的祸患。郭象注本章说：推崇行为就会只看行为，矫饰而尊贵士人就会只看士人；以虚伪来轻视行为、贬低士人，是为了保全内在本性，然后行为才会高尚，士人才会真正尊贵。吕惠卿注说：善与恶相对，所以孔子不能教化盗跖；名与利相对，所以子张不能使苟得服从。苟得之所以同子张争论，是因为没有共同约定。子张以求取俸禄为学习目标，所以知道有名声；苟得则只知道有利益。所谓无约，是体会道而守信的人。行恶求利，世人称为小人；行善求名，世人称为君子，这是按照人道来说的。按照天道来说，人的君子是天的小人。如果顺从天道、遵循天理，那么君子和小人就无法分别了。弯曲和正直看天道之中，便没有固定的弯曲和正直；面向四方观察、随时进退，即使处在中道，也不执着于把它固定为中道。这就是道能够六方通达、四面开通，无所不在的原因。是非都归于一，以无穷的圆机应对一切。独自成就自己的意旨而与道徘徊，就是犹豫不决却兴办事情，以求每次都成功。凡是这样做，都是走向天道却没有转变行动；最终说要抛弃天道，其实是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思停止顺天，不应因为人的做法而废弃天，这才叫天道。忠、信、廉、义，是世人所谓的名和善，但都不能免除祸患。世人只知道利益和恶行会成为牵累，却不知道名声和善行也不是道。因此无约的议论反复说明这一点。疑独注说：子张仿效禹的行为、舜的步趋，有拘泥于圣人行迹的嫌疑。庄子因此否定圣人的外在行迹，取来建立自己的论说。满苟得一心追求苟且取得，他如何制造名目是可以知道的。行为，是德行可以显现之处。有了行为，别人就信任他，利益也会随之而来。名利，都是由获得信任的行为产生的；获得信任的行为，又是由义产生的。子张的论说以义为主，所以说观察名声、计算利益，义确实如此。如果舍弃名利、返回根本来观察，那么士人的修行一天也不能停止。修行的人，行为本身带有羞耻，言语贵在简约。苟得却说没有羞耻的人富有、善于取得信任的人显达。他多说话以求取得别人信任，并不是自己真正具有信实。没有羞耻就会面对财货而苟且取得，言语繁多就会粉饰言辞来求取道。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修行，不如说只是言谈。若抛弃名利、返回内心，那么士人的行为只是抱守天性而不知道人事。世上急于追求名利的人，常常用人欲消灭天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子张说桀、纣没有德行，所以小人也以做他们那样的人为耻；孔子、墨翟有德行，所以贵人也愿意谦让。贵贱的区别不在于地位的穷达，而在于行为的美恶。苟得又说，小盗窃取财物，会受制于人；大盗窃取国家，成为诸侯，别人无法制约他，甚至连圣、智、仁、义也一并盗取。从前齐桓公小白、田恒，都是大盗，而管仲却做了齐桓公的臣子；孔子接受田成子的礼物，以言论来说又贬低他是盗贼，以行为来考察却接受礼物并做他的臣子，这些事情在胸中相互冲突，难道不是违背本心吗？又引用逸书说的那些话，意思是说不看行为的美恶，只把成功者列为上等，那么杀君夺国的人未必不能获利。子张又说，如果不修养德行，那么贵贱、亲疏都没有秩序，君臣、父子凭什么有纲纪？苟得便引用圣贤中那些违背人伦、失去纲纪的人来作为证据。况且追求名和追求利，都不合于道，各自执着一端，每天同对方争论而不能决定。所谓‘约’，是争论双方的契约；既然没有约，就不必借助这个。君子和小人虽然有名利方面的区别，但在舍弃根本、追逐末端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要成为小人’直到‘抛弃天性’这一段，是没有约用来解释前面意思并进行劝诫的话。转而行动、成就义，是说追逐名声的过失；奔赴财富、追逐成功，是说追逐利益的过失。只有不殉从任何外物而合乎自然，才是最高境界。比干被剖心以下的故事，是把古人因忠、信、廉、义而招致祸患的事，作为可以借鉴的镜子。”}], 碧虚注：士人立身处世，首先应敦厚守信、践行道义，其次才是受人任用；任用之事明白之后，其次才是谋求利禄；利禄之事明白之后，所以名声显达而道义彰著。至于舍弃名利而反求自身，那么片刻之间也不能舍弃自己的操行和道义。“信”读作“伸”，下文同。意思是说，世俗士人处世，忍受污辱以求自我伸展，又谋求丰厚的名声利禄，关键在于即使穿坏衣、吃粗食，受到强烈非难也不放弃。若舍弃名利而反省自身，不靠外在修饰，只是守持天命以等待时机。桀、纣有君位却没有操行，小人也以和他们并列为耻；孔子、墨子没有君位却有操行，卿相都敬服他们。可见应计较德行，不计较地位。儒者言辞滑稽却不可作为法则，墨者刻意矫饰而准备周全；世道如此危急，凭什么辨别君臣、父子、夫妇的道义呢？如今做士人的，不是沉溺于名声，就是陷没于利禄；二者都背离道理，不能摆脱它们的束缚。我赞同你所说的以下各点，都是不拘定说的：所要做的，只任凭自己；所不做的，只与外物相契合。不要专为利禄而做，只返回自己的自然本性罢了；不要专为名声而做，只顺从天然之理罢了。只要顺助你天然的分际，曲直等分别都可搁置，不必再论。所见之事都没有阻滞，出仕或退处都有操守；坚持自己的见解，不被是非所折服，所以叫作“圆机”。心意不牵系于外物，便能独立自成，与道一同回旋而不失其本了。按通常的行为去做，就会追逐外境；把道义做成固定成法，就会防害真性，反而丧失本来应有的作为。子张把这当作践行道义。趋求富贵的人很快招来祸患，追求成就的人往往多遭失败，这就抛弃、断绝了天命。只要能得到名利，便把不知羞耻当作充分伸展自己。

译鬳斋说：“子张认为，想求名利，就应修习道义；若舍弃名利，便是违逆自己的心，也就没有什么可自行快乐的。既然一定要追求名利，就不能不践行道义。所谓‘多信’，就是多说别人认为可信的话，以求荣显。所谓‘苟得’，是说如今那些追求名利的人，不过是在欺诈罢了。舍弃名利而违逆自己的心，却又一定要得到它，以放纵内心欲望，这仍然是保持天真，而不是矫揉造作。说行为的实情在内心冲突，是说它们彼此不顾成败；开头和结尾相同，得势时便称为义，失势时便说成是篡夺。大概是在说，仁义的行为全都是欺诈虚伪，并非天真本性。‘五纪、五常、六位、三纲’，都是指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你以仁义之名求取成功，我只不过为了利禄而已，不借用矫饰虚伪的名目。意思是说，名和利都不是真实的道理。以无所拘束来譬喻自然；能够顺应自然，就没有君子、小人、曲、直的分别。相互观察，一切都是自然达到极致的道理。四方对应四时，往来都是一气流行。把握圆机便没有是非，任凭心意独行而从容合乎中道。转而行事就是背离道，造作道义并以道义求取成功。‘无’与‘毋’相同；如果执意说了就必须实行，追求符合忠、信、廉、义，必然遭受祸害。意思是说，与其矫饰欺诈以求利达，不如任其自然。” 大概这是针对孟子所说“天爵、人爵”的说法而发的。行为是道义的显现；看见信任和利禄，也就是看见行为的验证。道义由内心产生，行为显现在外，那么信任和利禄都从外部而来，所以考察名利，便可知道道义是否真实。若不把名利作为论说对象，而反过来从内心寻求，士人的践行道义便一天也不能停止。大概是说，行义是士人应当做的；偶然到来的名利，不必计较，这是子张的立论。多说话以求取别人信任，是富贵显达的由来；不知羞耻的人把这当作正确。若不把名利放在心上，而反求于内心，那么这种行为只是独自抱守天性，不能与人相通。这是“苟得”的立论；子张是孔子一派，苟得却是盗跖一派，他们的观点当然相反。至于谈到臧聚以耻为荣，称说桀纣，以及卿相不敢担当孔、墨那样的操行，说明行为是可贵的；小盗被拘捕，大盗却成为诸侯，说明利禄又是可喜的。这又是引用古代圣贤来证明各自有所偏执，不能没有弊病。两人的论说没有定论，所以苟得曾与他们在“无约”处争辩。小人追逐财利，到篇末又说无约，意思是二人都追随一偏，尚未合乎大道。不如忘掉善恶之分，什么也不追逐，听任自然；不分君子、小人，各自得到正当的性情，又哪里还有曲直、内外、是非的争辩呢？这就是独立自成而不依赖外物，所以能够与道往来而不失其本。若改变自然的运行，追求把“成为”做成道义的名目；以及趋逐富利，希望取得成就，都是抛弃、毁灭天理而沉溺于物欲。自比干被剖心以下，逐条指出偏执追逐的过失：这样做不免遭受祸患，而做士人的仍把那些话当作正理，务求一定实行，承受灾祸却不醒悟。可悲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十六 宋代褚伯秀撰 杂篇《盗跖》第二 无足问知和说：“人最终没有不兴起名声、求取利禄的。他一富有，人们就归附他；归附了就卑下地对待他；卑下地对待他就尊贵他。受到人们卑下和尊贵，是使身体长生安适、心意快乐的办法。如今只有您对此毫无兴趣，是智慧不足吗？还是心里知道而力量不能实行呢？难道是在推求正道，却不忘记它吗？”知和说：“如今有这样一种人，把与自己同时出生、同乡居住的人，当作超出世俗、胜过世人的士人。这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主见和正道，所以不能考察古今的时势以及是非的分别。他随着世俗变化而处世，抛弃最重要的生命，舍弃最高贵的道，却把世俗所做的当作自己的作为。这样的人所谈使身体长生安适、心意快乐的方法，不是离道很远吗？惨痛的疾病和安逸的快乐，都不由身体自己监察；惊恐和欢喜，也不由内心自己监察。他只知道自己在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能免于祸患。”无足说：“富有对于人，没有什么不利。穷尽天下的美好、极尽天下的权势，是至人也赶不上的、圣人也达不到的。借助勇士的勇力来形成威势，凭借智者的谋略来形成明察，依靠别人的德行来成为贤良；即使没有享有国位，也能威严得如同君父。而且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心的诱惑，不用学习就会喜爱，身体也不用等待外在形象便会感到安适。对于喜爱或厌恶、躲避或趋就，本来不必等待老师教导，这是人的本性。天下人即使都认为我不对，谁又能拒绝这些呢？”知和说：“智者的作为，是行动都以百姓为主，不违背法度，所以知足而不争。没有非分的作为，不去求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因此即使四处求取、争夺，也不认为自己贪婪。有余而辞让，是舍弃天下，却不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贪欲。贪欲的实质，不在于外界逼迫，而在于反观并审察自己的分寸和情势。做天子却不凭尊贵骄傲地对待人，富有天下却不凭财势戏弄人；考虑其中的祸患，思量它的反作用，认为会损害本性，所以辞让而不接受，并不是为了求取名誉。尧、舜做帝王而天下安和，并不是用仁德去强行治理天下，而是不让外在美好损害生命。善卷、许由得到帝位却不接受，并非虚假推辞，而是不让世事损害自身。这些人都是趋向利益、辞避祸害，天下因此称他们贤明；他们便可以拥有这些，却不是为了兴起名誉。”无足说：“一定要守持名声，劳苦身体、断绝甘美，节制供养以维持生命，那也不过是久病长困而不死的人。”知和说：“平常适度是福，过分有余是害，万物无不如此，而财货尤其严重。如今富人耳中充满钟鼓管箫之声，口中塞满牲畜肉食和酒浆的滋味，以此感动心意，忘掉自己的事业，可以说是乱了。沉溺于凭恃财势所形成的骄气，好像背着重物登高而行，可以说是苦了。贪财而求得安慰，贪权而耗尽心力，静处时便沉溺于身体欲望，形体润泽时便凭恃骄横，可以说是病了。”为了求富、趋利，所以财富满得像堵塞耳朵，却不知道躲避；凭恃这些财势而不肯舍弃，可以说是受辱了。财物积聚却没有用处，仍恋着它不肯放弃，满心忧戚焦灼，求取增加而不停，可以说是忧愁了。内里疑心有劫夺财物的盗贼，外面又害怕强盗的危害；内里周密修筑楼阁、设置窗牖，外出却不敢独行，可以说是恐惧了。这六件事，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却都被人遗忘而不加察觉。等祸患到来，想耗尽自己的性命和财产，来换回过去一天的无事，也已经做不到了。所以从名声上观察，名声并不可见；向利禄中寻求，利禄也不可得。劳费心意、损伤身体去争逐这些，岂不是迷惑吗？郭注：这一章说的是知足的人常常满足。吕注：无足把富有、受到人们卑下和尊贵看作安适身体、快乐心意的方法。知和认为，富有的人与自己同时出生、同乡居住，世人便总是卑下并尊贵他，这说明他内心没有主见。这种人随世俗变化，抛弃最重要、最高贵的东西，把世俗所做的当作自己的作为，失去了性命本有的本性，却称作安适身体、快乐心意，也太疏远道了。惨痛和安逸不由身体监察，惊恐和欢喜不由内心监察，就是只知道做事而不知道为何做；这正如前文所说，用隋侯之珠去弹射千仞高处的鸟雀。即使极尊贵、极富有的人仍不能免除祸患，何况只是满足于财货的人呢？无足把富有说成是人的本性都如此，谁能拒绝它？知和认为，不知足的人不能让出田界，所以向四方争夺，却不认为自己贪婪；知足的人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追求，所以舍弃天下，却不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贪欲。防止贪欲的实质，只是反观自己的尺度。尺度，是说器物大小各不相同。说人的本性全都如此，是不对的。沉溺于凭恃财势形成的骄气，是说凭恃财产众多而骄气充满；身体润泽便凭恃这些，不知道保养生命。这里把富有的危害说到了极点。观察名声却看不见，求取利禄却得不到，竟然缠绕心意、损伤身体去争夺，这就是前面所说只知有所作为却不知为何作为。孔子不能感化盗跖，子张不能使苟得服从。苟得在无约那里取得了直理，无足在知和面前显得理屈，这说明善恶、名利都不足以相互胜过，只有道德才能胜过它们。疑独注：无足贪求而不知分寸，所以说人没有不想兴起名声、求取利禄的。人们以他的富有为利，便归附他；受到世人卑下对待，便可自行保养心意而感到快乐。您为何对此没有兴趣？是智慧不足以达到，还是力量不能实行？或者是在推求正理，却没有忘记贪求之心？知和回答说：如今喜好利禄、追求富贵的人，内心没有主见；即使不能亲自享有富贵，只要与自己同时出生、同乡居住，便把这样的人看作超世绝俗。这就是随着世俗共同变化，丢弃最重要的生命、舍弃最高贵的道，把人为的作为当成自己的作为，不能任凭天道自然运行，离道不是很远吗？人的情感受到外物感动便行动，并非身体本有，也非内心所存。所谓‘为为’，是喜欢有所作为；所谓‘所以为’，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人只是不知道无为，所以即使处在富贵的极点，也不能免除祸患。无足又说，富有胜过他人，穷尽天下美好、极尽天下权势，圣贤不能赶上，道德也不能胜过；勇者帮助形成威势，智者帮助形成明察，依靠他人的德行成为贤良，无有君位却威严如君父。这些都是富有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