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八

译并不是周遍认识万物的智，所以免不了替大盗积聚；世俗所谓的圣，并不是不可知的圣，所以免不了替大盗守护。这就是老子、庄子要人断绝、抛弃它的原因。田成子窃取国家，连同圣人的智术和法则一起盗取，用来守护自己的盗贼身份，那么凡是圣人的踪迹表现在法度中的，也都免不了被盗取。但把田成子的安稳与尧舜相比，不也是过分吗？答：凡是有形之身而成为天下所寄托的对象，都不过是糟粕和余绪，哪里值得比较高下？至于尧舜不能把天下寄托给任何人的问题，难道田成子有资格拿来相比议论吗？碧虚注：‘智’，是指制造箱柜、绳结、门闩和锁钥的人；‘积’，是指聚敛宝货并储藏积聚；‘圣’，是指掌管符玺、权衡、斧钺；‘守’，是指保卫宗庙、社稷和疆域。况且齐国创制立法，何曾不效法圣人？田恒夺取圣人的智术，占有齐国，那么圣人的智术就是大盗的资财。鬳斋说：世俗的智巧，本来是为防备小偷而设，大盗来了却连同这些一并提走。田氏篡夺齐国，把私家的量器当作公家的量器来放贷，读《左传》所说的内容就能看出，他是借用圣人的法则来成就自己的盗贼谋略。战国时大体都是如此，所以《庄子》用这件事来譬喻。用绳结、门闩、锁钥防备盗贼，是世俗的智巧；挖洞入室、背柜偷窃、探取袋物，是超出世俗的智巧。人有超出世俗的智巧，造化之间有多少时候才会遇到一个呢？用它向上窃取天和，以养护形体、保全精神；向下窃取地利，以使家庭肥裕、国家富强，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他却甘心妄想室内的藏物，希望得到不义之财，不顾公论不可逃避、恶名不可掩盖，为什么不思考得如此严重呢？我曾考察其中的缘由，也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世上如果没有积聚财物并守护它的人，他又怎么能够夺取呢？然而从撬箱盗物的欲望开始，最终发展到窃取国家，确实说明踏霜就应当谨慎，因为坚冰将要到来。窃取国家的人，如果不连同圣人的智术和法则一起盗取，即使得到国家，也无法自立；所以圣人的智术，是天下的利器，只看人怎样使用它。它的权柄一旦落入奸雄的圈套，就没有不反过来受奸雄控制的。后文说：‘偷窃腰带钩的人要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中，仁义就存在。’小盗有诛罚，大盗却没有禁令，这难道是使百姓各得其所的方法吗？他既然窃取国家成为君主，又禁止百姓做盗贼，也知道仁义不能废弃。难道不是借圣人的智术和法则来守护自己的盗贼身份吗？漆园慨然确立这一论题，是为了诛责千古奸雄的内心；《春秋》麟经直书其事的严正笔法，可以与它并行于世。试着谈论这个问题：世俗所谓最高的智者，有哪一个不是替大盗积聚财物的？所谓最高的圣人，有哪一个不是替大盗守护财物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关龙逢被斩杀，比干被剖心，苌弘被剖腹，伍子胥被分尸；这四位贤人如此贤能，身体却仍免不了遭受杀戮。所以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做盗贼也有道吗？’盗跖说：‘到哪里去会没有道呢？’能够猜想到屋内藏物，这是圣；进入时走在前面，这是勇；退出时走在后面，这是义；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智；分配赃物平均，这是仁。五者不具备，却能成为大盗，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由此看来，善人若不得到圣人的道就不能成就，盗跖若不得到圣人的道也不能成功。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那么圣人使天下获利的地方就少，使天下受害的地方就多。所以说：‘嘴唇干裂，牙齿就会寒冷；鲁国的酒太薄，邯郸就遭到围困。’圣人产生了，大盗也随之兴起；抨击圣人、放纵盗贼，天下才开始得到治理。河流枯竭，山谷就空虚；丘陵被削平，深渊就被填实；圣人死去，大盗便不再兴起，天下平安而没有祸乱。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即使尊重圣人并用来治理天下，也就是加重盗跖的

译利益。给盗跖制作斗斛来计量，他就连同斗斛一起偷走。

译给他制作权衡来称量，他就连同权衡一起偷走；给他制作符玺来取信，他就连同符玺一起偷走；给他制定仁义来矫正，他就连同仁义一起偷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偷窃腰带钩的人要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中保存着仁义，那么这不正是窃取仁义和圣人智术吗？所以追随大盗，抬举诸侯，窃取仁义，并把斗斛、权衡、符玺的利益一并偷走，即使轩冕的奖赏也不能劝止他，斧钺的威势也不能禁止他。这是加重盗跖的利益，使他不可禁止，正是圣人的过错。所以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拿出来给人看。’圣人的智术，是天下的利器，不是用来向天下炫示的东西。郭象注：暴虐的君主能够凭借君临众人的威势来杀戮贤臣，而没有人敢于抗拒，都是圣人法则造成的。假如没有圣人法则，桀、纣怎么能放纵他们的毒害，使天下人侧目而视呢？圣、勇、义、智、仁五者本来是用来禁止盗贼的，却反过来成为盗贼的资助，于是圣人使天下获利的地方少，使天下受害的地方多。这话虽然确实如此，但仍不能废弃圣人，因为天下人的智术不能全部废弃，所以还需要圣人的道来镇制它。众人的智术不能废弃，却单独废弃圣人、圣智，那么天下的祸害反而比有圣人更多。有圣人的祸害虽然很多，仍胜过没有圣人而无法治理；虽胜过无圣，又不如全部废弃这些东西而毫无祸害。太严重了！天下没有不追求利益的，却不能一并废弃智术，这是多么迷惑而失去根本啊！嘴唇干裂并不是为了使牙齿寒冷，牙齿却因此寒冷；鲁酒淡薄并不是为了围困邯郸，邯郸却因此被围；圣人出生并不是为了兴起大盗，大盗却因此兴起。这是事物自然相互产生、必然如此的规律。况且圣人并不在万物之上树立可崇尚的对象，却不能使万物不去崇尚；人无论贵贱，事情无论真假，只要崇尚圣人法则，天下人就会噤声而暗中服从。这正是桀、盗跖所依赖、借以成就大盗的东西。如果能够纯粹崇尚并守护质朴，舍弃禁令而代之以减少欲望，那么就可以抨击圣人，而使自己的纯朴得以保全。即使放纵、舍弃盗贼，那些奸邪自然也会平息。使河川枯竭，并不是为了使空谷变空，而是河谷自然空虚；铲平丘陵，并不是为了使深渊充实，而是深渊自然充实；断绝圣人之道，并不是为了制止盗贼，而是盗贼自然止息。所以，制止盗贼在于除去欲望，不在于彰显圣智。知道将要尊崇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桀、跖之流也会借此作为盗窃的凭借。所借助的东西越受重视，他们所获的利益就不可能轻微；这正是小盗赖以行动、大盗赖以获利的原因。轩冕、斧钺以及赏罚，本来是应当重视的，因为它们用来禁止盗贼；但大盗又追逐并窃取这些东西，反而利用它们，于是成了大盗。大盗一定要用仁义来推行，以权衡来平定，以符玺来取信，以轩冕来劝诱，以斧钺来威慑；他们窃取这些公器，然后诸侯就可以被夺取。因此，仁义和赏罚，恰好只够诛杀窃钩的小盗罢了。盗跖之所以不能禁，是因为他所窃取的利益很重；利益之所以显得贵重，是因为圣人没有轻视它。鱼失去深渊，就会被人捕获；利器一旦显明，就会成为盗贼的凭借，所以不能把它展示给人。吕注说：世俗所谓的知、所谓的圣，都是用法则造作出来的。所谓至知、至圣，也不超出圣、勇、义、知、仁这些名目，却不知道知之所以为知、圣之所以为圣。所以这四个人不能保全自身，盗跖之流反而借助他们来行盗，那么世俗所谓的圣、知，就免不了成为大盗积聚和守护财物的工具。至知在于无所知，至圣在于没有名号；而世俗的圣知反而成为资助盗贼的东西，那么对天下有利的事就少，有害的事就多，这并不是空话。用嘴唇和牙齿来比喻彼此相因，用鲁国的酒薄而使邯郸受围来比喻本来不相因却互相牵连。既然如此，想治理天下，不如掊击圣人、放纵盗贼，使善恶两方面都忘掉罢了。心的谷地不空虚，盗心能够在其中兴起，是因为把圣看作深渊而堵塞它。竭尽圣人的河流，使它干涸，谷地就会空虚，盗贼便不会产生。心的深渊不充实，盗心能够进入其中，是因为把圣看作丘陵而倾覆它。铲平圣人的丘陵，使它减损，深渊就会充实，盗心便不能侵入。这就是圣人死去、大盗不起，天下因此没有祸乱。所谓死，就是不使这种心念产生。盗心产生而大盗兴起，即使尊重圣人来治理天下，也是加重盗贼的利益。下文“并窃之”一语对此有详细说明。所以窃钩者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诸侯，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诸侯门下保存着仁义，这就是把圣、知、仁、义一并窃取了，何况那些更大的、能够夺取诸侯的人呢？即使轩冕、斧钺，也有不能禁止和劝止他们的地方。这些全都是离弃真实而造作圣人的过失，却还用圣人的法则来彰明天下；这等于把利器展示给人，所以大盗能够夺取它。疑独注说：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得到道的正面，圣、勇、义、知、仁都归于正；沿着其中不正的一面扩充，就成了大盗。盗贼所谓的道，是妄自揣度所藏，先取后出，知道可不可，分配均等。凡得到其中一项的，是小盗；盗跖得到的是全部。庄子曾在杂篇中设寓言，与孔夫子相对照，用来说明大盗和大圣，其知是相同的，只是使用不同罢了。善人借助这五者来成就自己，恶人借助这五者来行盗。善恶都根源于人心，而天下行善的人常少，作恶的人常多，这就是庄子深切纠正它的原因。鲁酒薄而邯郸受围，圣人生而大盗兴起，这是自然相生、必然如此的道理。况且圣人制定法则，难道有意要使人的虚伪兴起吗？是人自己承袭他的迹象而造作虚伪。所谓掊击圣人，是深恶圣人的外在痕迹。像禅家所说“我当时若见释迦瞿昙出世，就一棒把他打死”，意思与放纵相同。对盗贼也只是希望止息欺诈虚伪罢了。河川和谷地的水彼此相通，丘陵和深渊的土彼此覆盖。圣人的外在痕迹，是大盗借以行盗的凭借。断绝圣、弃绝知的意思，就是使大盗不起，使争相崇尚的痕迹全部消除。

译如果不通过断绝圣知来制止盗贼，反而加重圣人的法则来治理天下，盗跖之徒就会乘机利用它来行盗，这是加重盗贼的利益。斗、斛、权、衡、符、玺以及仁义，都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器具。庄子的意思是，凡是涉及形器、法度的东西，都可能被大盗利用来行盗；至于窃取国家，斗斛、权衡、符玺都归他所有，刑罚和赏赐也由他自行发出。况且尧舜三代所依赖的治理工具，其形器、法度与后世相同，而治乱的结果却不同：他们所依赖的虽在这些东西，等到功成之后，这些东西虽然存在，却可以不用。后世却惶惶然只知道依赖这些东西；一旦这权力落入奸人罗网，原本赖以安定的东西往往反而导致危险，田成子之事就是这样。圣人退居幽深隐密之处，掌握最高权力来推动万物变化，所以力量回转天地而世人看不见其中的机理，威势使四海臣服而人们不把它称为武力。这就是在术数之内化育万物，天下没有谁能抵御它，又哪里会把利器展示给人呢？祥道注说：用知来治理人，没有谁比齐国更甚；用知来修治自身，没有谁比四子更甚；用暴力扰乱人，没有谁比盗跖更甚。他们都说：“我们曾经效法圣人。”然而齐国免不了田氏篡夺，四子不能逃脱当时君主的杀戮，盗跖反而终于长寿而死。可见，效法圣人来治理并没有益处，窃取圣人的外在痕迹来作恶反而没有妨害。这样看来，圣人对于天下，不足以制止盗贼，反而足以使盗贼兴起。庄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说圣人只是顺应事物、适合时势罢了；后世的祸乱随之兴起，大概就像嘴唇亡了牙齿便寒冷、鲁酒薄而邯郸受围，难道可以因为牙齿寒冷而责怪嘴唇吗？邯郸受围却归罪于鲁国，往往把过错归给圣人，是遗漏了圣人留下外在痕迹所造成的牵累。《碧虚注》说：知显现出来，有时带来利益，有时带来祸害；圣显现出来，有时使人生，有时使人死。利害不能迷惑的人，是至知；生死不能动摇的人，是至圣。像四子这样的人，都自矜其知、夸耀其圣，反而自取灭亡，又哪里知道什么是至知、至圣呢？圣知和大盗是彼此相因的：圣知产生，大盗就兴起；大盗止息，圣知就消亡。掊击圣人，就是断绝、抛弃圣人；放纵盗贼，就是不以货物为贵。圣知消亡，百姓性情淳厚，天下平定而没有事端。窃取仁义圣知的人，是想使自己尊贵；盗窃金宝珠玉的人，是想使自己富有。然而上天给予它们，就是公有；人从中取用，就是私有。如果让公有的保持公有、私有的保持私有，难道轩冕能够劝诱、斧钺能够禁止吗？鬳斋说：“四子虽然贤能，但自身都获罪；盗跖反而因此免祸。这说明贤者不足以依靠，而窃取圣知的人有时反能用来谋取私利。所谓盗贼之道，是庄子创设出来讥刺世俗的。话虽然奇特，却确实有道理。说到不善的人多、善人少，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祸害多，这些地方也说得极其精妙。嘴唇牙齿、河川谷地的比喻，说明圣人并不是为盗贼设置的，反而成了大盗的凭借。圣人不生，大盗不起；就是说没有圣人，也没有盗贼，天下自然治理。所谓重圣人而治理，是说圣人重新出现，而治理的法则被奸人得到，反而用来欺骗世人。战国诸侯通过篡夺而取得国家的，全都是大盗。窃钩者被诛杀，窃国者成为诸侯。既然成为诸侯、建立国家，就也以爱护百姓、利济万物为事业，这就是连仁义圣知也一并窃取了。名义上称为大盗的人，人人都想追逐他；如今诸侯窃取国家而立于众人之上，所以说他们夺取了诸侯，而世上却没有人用刑罚加以禁止，这都是愤慨世道才说出的话。” 世人所谓的至知、至圣，通常免不了成为大盗积聚势力的工具，反而不如不以圣知自称的人，因为没有什么可积聚的，盗贼也无法窥伺。因此举出四位贤人，来证明圣知不足以依靠。上天生出忠贤之人，他们匡正君主、辅佐国家，以节义为准则，有死而无二心；但君主有时不察觉，厌恶他们逆耳拂情的话，开始时疏远他们，严重时谴责斥退他们，而忠臣又不能自行表明，最后直到杀戮他们才罢休。唉！忠贤被杀，是奸臣的幸运。祸患的征兆如此，国家怎么能够长久呢？成为大奸大盗，难道没有他的手段吗？所谓手段，也不超出圣知的法则。因为所凭借的东西受重视，所以所夺取的也不能轻微。然而祸乱的阶梯不是一天积成的，一定要估量君主是否可以欺骗，有司是否可以蒙蔽，趁着时机、借着势力，来完成背离正道的举动。但他们仍免不了借助圣知仁义来治理，正如前面所说的建立国家者一样；一废一兴，正像河川谷地与丘陵深渊的消长。圣人产生而盗贼兴起，正像鲁酒与邯郸彼此相因。即使加重圣知来治理，也是加重盗跖的利益，实在是应当如此。况且窃钩者受制于圣知的法则，窃国者却夺取圣知的法则来制约人，因此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即使有轩冕、斧钺，也不足以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确实可以知道，圣知是天下的利器，不能把它展示给人。盗贼一旦窥见其中的机要，就会把它夺走，犹如鱼脱离深渊，反而会被蚂蚁困住。俗语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既然如此，圣人治理天下，难道必定有神妙而化育万物的术法吗？本节从“自曷尝不法圣人”到“圣人者天下之利器”共十一处“圣人”字，今本都是这样；只有陈碧虚依据张君房校本，都改作“圣知”。考察前文“世俗所谓知”“世俗所谓圣”等语，这样解释也说得通。根据本篇原意，正是在论说立法的诸多弊端，因此仍依照原本为宜。我私下认为，张氏当时校定文本，以及碧虚进呈注解时，恐怕其中论说圣人的地方有某种忌讳，于是改成“圣知”，后来传抄沿袭下来。不过，有些地方本来就应当用“圣人”，例如“曷尝不法圣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圣人已死”“圣人不死”，这些字不可改；其余改作“圣知”也自有道理。至于“圣人者天下之利器”，则显然应当是“圣知”。《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九 宋代褚伯秀撰写 《胠箧》第二 所以，断绝圣、抛弃知，大盗才会止息；抛弃玉、毁掉珠，小盗才不会兴起；焚烧符、破坏玺，百姓才会保持质朴鄙拙；剖开斗、折断衡，百姓才不会争斗。把天下所推重的圣人法则彻底摧毁，百姓才开始可以共同谈论。扰乱六律，断绝竽瑟，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含藏自己的聪明。消灭文章，遮蔽五彩，胶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含藏自己的明察。毁掉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具有自己的技巧。所以说：最大的技巧好像笨拙。削除曾参、史鰌的操行，钳住杨朱、墨子的嘴，排斥抛弃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开始玄同。人各自含藏自己的明察，天下就不会受到灼伤；人各自含藏自己的聪明，天下就不会受到牵累；人各自含藏自己的知，天下就不会迷惑；人各自含藏自己的德，天下就不会偏僻。曾参、史鰌、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这些人，都是在外面树立自己的德性，从而炫耀扰乱天下的人。这些都是法则所没有用的地方。郭注说：除去人们赖以凭借的东西，即使不施加禁令，也会自然止息；降低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即使不施加刑罚，也会自然平息。除去欺诈所依赖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施行奸巧。小的不平，是大不平赖以利用的东西。外在没有可以矫饰的东西，内在就能保全我的质朴，也没有自我丧失的祸害。声音和色彩，是师旷、离朱所看重的。人所禀受的生命各有分限，如果用所看重的东西来引诱它，性命就会受到损害。若毁掉人们所看重的东西，舍弃外在的要求而任凭自我，聪明各自得到保全，人就能含藏自己的真性。蜘蛛、蛣蜣虽然鄙陋，却能结网、推转粪丸，并不向工匠求取；这样看来，万物各有自己的能力。能力虽不相同，但所习得的本领不能不各异，看起来好像巧，实际上却像拙。善于用人的人，任凭各人的能力，不以工倕的技巧要求所有百姓。各种技艺因为彼此不能相同，看似笨拙，而天下各自发挥本能，这才是最大的技巧。使用各自本有的能力，所以规矩可以抛弃，妙匠的手指也可以折断。除去扰乱群体的首领，天下各自恢复质朴，便共同归于玄德。曾参、史鰌、杨朱、墨翟、离朱、师旷、工倕这些人，禀受的才能多方面，使天下人跳跃着仿效他们；一旦仿效，就丧失自我，而自我丧失是由他们造成的，他们便成为扰乱天下的首要人物。至于法则所能起作用的地方，眼睛不超出所见，所以众人的眼睛没有不明的；耳朵不超出所听，所以众人的耳朵没有不聪的；事情不超出各自的能力，所以众人的技艺没有不巧的；知不超出各自所知，所以众人的本性没有不适宜的；德不超出各自所得，所以众人的德性没有不恰当的。为什么要把超出性分所能达到的东西树立在外面，使天下奔走追逐而不能返回自身呢？吕注说：《庄子》所谓“绝圣弃知”，不是要毁灭典籍、抛弃政教，只是不让它们从心中产生罢了。所谓抛弃玉、毁掉珠，不是要把它们从府库中拿出、抛弃到山中，只是不在心中把它们看得贵重罢了。焚烧符、破坏玺，不是真的把它们烧碎，而是以诚信来实行诚信；这样百姓就质朴鄙拙，符玺也就不是必须凭借的东西。剖斗折衡，不是真的剖开折断，而是以公平来实行公平；这样百姓就不争斗，斗衡也就不是必须凭借的东西。这样以后，百姓恢复性命的真实情状，才开始可以共同谈论。堵住师旷的耳朵，是要使人返回内听；我若返听，天下就会含藏自己的聪明。胶住离朱的眼睛，是要使人向内观察；我若内视，天下就会含藏自己的明察。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才开始各有自己的技巧；削除曾参、史鰌的操行，钳住杨朱、墨翟的嘴，天下的德性才开始玄同。关键只在于我自己抛弃知、断绝巧，不去显现可欲之物罢了。那些在外面树立德性、炫耀扰乱天下的人，并不是含藏聪明知德、返回性命真实情状的人，因此属于法则所没有用的地方。可是有人说，庄子真的想要掊击圣人、放纵盗贼、彻底摧毁法度，难道还能同他讨论道理吗？疑独注说：大盗窃取法则，小盗窃取财物。窃取财物的人用法来禁止，窃取法则的人用道来感化。符玺本来用来实行诚信，斗衡本来用来实现公平；等到它们产生弊端，实行诚信的反而成为最大的失信，实现公平的反而成为最大的不平。所以庄子想焚烧、破坏、剖开、折断它们，使人的眼睛不被色彩侵入，耳朵不被声音侵入，心不被外物触动，各种色相都隔绝在外，而以性命为主，收回视觉、反转听觉，不羡慕离朱、师旷，获得本性固有的东西，这就叫“大巧若拙”。曾参、史鰌、杨朱、墨翟迷惑扰乱天下，所以要削除他们的操行，钳住他们的言论，使一切都返回天下共同的德性，才重新归于道而玄同。人含藏自己的明察，天下的明就都足以自我照见；人含藏自己的聪明，天下的听觉就都足以自我听闻；人含藏自己的知，天下的知就都足以自我认识；人含藏自己的德，天下的德就都足以自我获得。这就是不会受灼伤、不会受牵累、不会迷惑、不会偏僻的原因。曾参、史鰌、杨朱、墨翟、离朱、师旷这些人，都不是充实自己固有的本性，而是使天下劳神疲虑去追随他们；这就是炫耀扰乱天下，是法则所无能为力的。祥道注说：荀卿说，符节、契券，是用来表示诚信的。上面的人喜欢权谋，下面的人就会乘机仿效而后欺诈；探筹、投钩，本来是为了公正。上面的人喜欢曲意偏私，下面的人就会乘机仿效而后偏颇；衡石、称悬，本来是为了公平。上面的人喜欢倾覆，下面的人就会乘机仿效而后行险；斗斛、量槩，本来是为了均等。上面的人喜欢贪利，下面的人就会乘机仿效而后变得鄙陋。大概法则产生于圣人不得已的需要，施行于后世君王善于守持的时候。有这样的人而没有这样的法，上古仍不失为善治；有这样的法而没有这样的人，末世就免不了盗窃和混乱。庄子的论说没有说明人和法彼此资助，却说人们借这些东西来衡量、矫正，于是连这些东西也一并窃取，所以要焚烧、破坏、剖开、折断它们才罢休。这大概是想收敛其外在防范而使之归一，落下其浮华而使之充实，重新返回道德的根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