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八

译穷尽性命之理而有所作为的人，他所作的一切无非是天道。受人役使容易流于虚伪；受天役使则不能作伪，这就困难了。以翅膀飞翔、以知识求知，是用来譬喻颜子的：必须有极其虚静的居处，才有能力化育万物。看那眼前的境界，一片空明虚静，是用来譬喻心的。空室生出光明，就是道聚集了，称为性。神舍得以安定，吉祥便来止息；不能止息，就是形体虽然坐着而精神却在奔驰。能够安定的人，耳目不必一定向外，心志也不必一定拘守于内，所以即使有所思、有所作为，也没有涉入世事的祸患。▯神将会前来居止，何况是人呢？” 陈祥道注说：“有所作为并去做它，古人曾认为这是困难的。有思虑就必须斋，有作为就必须戒。所以想要使自己的德性神明清正，必定要斋心。这就是仲尼告诫颜回的原因。”文子说：“上等的学习用神来听，中等的学习用心来听，下等的学习用耳来听。听止于耳，就只能达到耳朵所听见的范围；心止于符，就只能达到心所契合的范围。用气来听，则没有什么地方不到，广大而流通；因此是运用形体，而不是被形体所役用，是等待万物，而不是被万物所等待。虚静而无所阻碍，感应而不加以收藏。所以专一是为了使气完整，使气完整是为了达到虚静，达到虚静是为了道得以聚集。这就是心斋的意义。”颜回在未得到心斋以前，仍把有身体看作最大的忧患；得到心斋以后，就不曾再有颜回，也就没有他的身体了。所以能够进入人世的樊笼而不被名声感动；名声进入，便发声；名声不进入，便止息。没有门户，没有毒害，就是把有为收摄而归于无为。守住一处，寄托于不得已，就是把无为推行出来而寄托于有为。天不在地上行走，就容易做到；不踩着地面行走，就困难。无为容易，涉入世间而不遭遇困难则难。作为人的所作所为，是受人的役使，所以容易用虚伪去做；作为天的所作所为，是受天的役使，所以难以用虚伪去做。” 鸟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人没有知识就不能认识，房室不空虚就不能生出光明。光明和吉祥凭什么能够止息而止息呢？如果不能止息，即使拱手默坐在山林之中，也仍然是身坐而心神驰逐。耳目向内相通，就无所听、无所见；超越于心的知觉之外，就无所思、无所知。这样便虚静到了极点，安静到了深处，▯神前来居止，何况是人呢？这就是能够主宰万物的变化而不被万物改变的原因，也是古代圣人终身奉行的道理。碧虚注说：“祭祀之斋若涉及心斋，就能体悟根本。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是遗弃外在观照而体察玄妙；不要用心听，而要用气听，是混同于太虚。初学者达到这里，心神散漫而难以收摄，但其中有妙门：在于使听止于耳，神专注于所主管之处，于是内在景象不向外逸散，外在尘境不进入；使心止于符，祥光凝聚相合，于是灵府清澄，心君寂静。因此，冲和之气通达于虚，本来无所凭待；然而正是在无所凭待之中，灵妙之物自然聚集。所谓交梨、火枣，不会生长在荆棘之地。这种道理只有修习者才能知道。得到心斋之道，是心斋的隐秘作用，实际上就是颜回自己做到的；不能虚心，就不曾有颜回；连虚静也忘掉了。如果能够进入法令所规定的境界，对万物不动心、不自矜，或许就能免除祸患。所谓入，是听取和容纳；所谓鸣，是说出没有机巧的言语。听取了就说，不听取就止息；言辞广大叫作无门，义理淡泊叫作无毒。心中专一无二，守住一处而寄托于不得已，就是把功用寄托于万物之中。止步而断绝足迹容易，行走却不踩地面很难。这是譬喻受人役使容易受欺骗，而自己承担则难以被欺骗。有翅膀才可以冲上天空，有道才可以应对变化。房室虚静，阳明之气就会产生；心神安定，天光就会发出。” 身体坐在清闲的厅堂里，内心却怀有好恶，这就像马伏在马槽旁，心意已经奔驰到千里之外了。若不在外物面前违逆六根的感受，就能回收内在的灵光；人世间的事物，也就没有机会来染污自己了。” 赵注说：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就是寂然不动。气虚静而等待，受到外物感应便自然通达。只有道聚集于虚，虚就是众理所汇聚之处，这就叫心斋。颜子豁然领悟说：“不能随意运动自如，是因为有我；能够随意运动自如，是因为无我。”先生赞叹他已达到完善，又告诉他说：“你能够进入人世之中而不被名声所动，彼此契合就说话，不契合就止息。所谓无门，就是我没有门户和缝隙可以被利用；所谓无毒，就是对方不能把我当作祸害。守住一处而寄托于不得已，就差不多了。”断绝足迹容易，不在地上留下行迹困难，这也包含寄托于不得已的意思。受人役使便有私心，所以容易用虚伪；受天役使便任凭事理，所以难以用虚伪。没有翅膀却能飞，没有知识却能知，是不加速却能快速到达，不行走却能到达。阕，是虚空的本性；空虚的房室生出光明，就是广大宇宙发出光芒。吉祥止息于止息之处，祸也不会到来，福也不会特意来临。如果存有求取福报的心，这就叫作身坐而心驰。顺从耳目，是说耳目向内与心中的光明相通；超越于心的知觉之外，是说其中保持虚静。这样就将与▯神为伍，难道人还会不相信吗？” 鬳斋说：“你自以为有一套本领而想要施行，刚刚萌生这种心念，天意也就不喜悦了。先使心专一，是希望它不夹杂。用耳听，仍然停留在外；用心听，仍然停留在自我；用气听，就没有外物了。听止于耳，就不会进入心；心止于符，就与外物相合，于是便形成物我对立。虚，是道所在之处；只有道聚集于虚。这个‘虚’字本身，就是心斋。”颜子说：“在没有得到教诲的时候，仍然有自我；得到教诲以后，就不曾再有自我。忘掉自我就虚静了。”先生又告诉他说：“把人世看作樊笼，你能够进入其中游处而不被名声所感动吗？名声进入便发声，可以同他说话就同他说话；名声不进入便止息，不可以同他说话就不和他说话。”没有固定方所，就是没有门户；没有滞碍的滋味，就是没有毒害；这些都是无心无迹的譬喻。以混一作为自己的居处，把这颗心寄托于不得已，那么在人世间应行的道理就尽了。断绝足迹、不行走容易，行走而不留下痕迹困难。受人的欲望役使容易，便会达到欺诈虚伪；只有冥心而听从造物者的役使，才没有容纳虚伪的地方。没有翅膀却能飞，就是不行走而能到达，这就是所谓神。”

译这是用来譬喻下一句的：“有知识而以知识为知识，是人的常态；只有知道自己所不知道，才是无知之知，这才是通达大道的奥妙。”看那房室中的空处，必定有光进入。用那空阔之处譬喻我心中的虚静生出明光；正是这个虚明之处，成为吉祥止息的地方。下面的“止”字，就是虚处；止息便虚静，虚静便明亮，只有这样才容得下心；如果不能自行止息，就是身体坐着而精神驰逐。耳目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在内与心相通。我心中不存执著，那么耳目虽然向内相通，也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一样。心虚静，▯神就会前来居止，难道有人还不能受到感化吗？涉入人世，不能没有忧患，所以本篇开头先写孔子与颜回的问答，逐一叙述暴君施行严酷政令的情形，再斟酌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颜子以虚静专一推进他原先的主张，这也算正确；然而因为出于勉强自我端正，仍然不能做到无心，那么他从内心发动的机括，怎么能保证不妄自发作呢？颜子又思考以三种方法保全自己，仲尼仍认为太多；既然只是用政法而不能随机应变，怎么能够达到感化呢？这是因为心还没有忘掉。颜子到了这里便无法再前进，由此才知道先生化人的方法，必须一直抵达悬崖边撒手、心路完全断绝的境地，才可以再向上迈进一步；于是先生使他斋肃形神而告诫他，这就是由明白本性而达到真诚的道理。” “谍”字若解释为间谍，文意不通。鬳斋把它训释为“安”，较为接近。按：“听止于耳，心止于符以及气”，是再次举出这些话来解释上文。解释者有的分别建立自己的说法，因而前后不能贯通。现在摘取其中的大意来求得印证：所谓正听，是用耳听，止于听闻道理，却还不能完全实行；用心听，止于与道契合，却还不能完全忘掉；至于用气听，则无所不闻、无所不契，周流遍布，混合于太虚，哪里还有不到的地方？所以等待万物能够达到完善，而万物也不能逃脱这种感应。耳朵所防止的是心，心所契合的是气；气则达到极静而无为，以虚静等待万物。正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充塞天地。看那注入却不满，斟取却不竭，给予别人反而更加充足，常常应物而又常常安静；这样一来，又哪里还有所谓等待或不等待呢？天下贯通为一气，人物都由太虚共同摄持。只有虚与气，既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彼此分离；二者相互显现体与用，所以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通达的。道既不是虚，也不是气，却能使之虚、使之气；因此能够化解天下的刚强，驾驭天下的实有，在无所凭待中等待万物，善于应物而没有穷尽。心斋的妙处，也只在虚静，所以能够安静地镇摄一切作为，明照万物，就像镜子打开匣子，又像秤悬挂在空中；天下事物的轻重、美丑都不能逃脱它的照察，却没有恩怨、给予和夺取的牵累。以此处在人世之间，不过如同游戏罢了。”}], 颜回豁然领悟，说：“没有得到心斋的作用时，实际上有一个颜回；得到心斋的作用以后，就从来没有颜回这个自我。”由此就可以知道他接受感化是多么迅速。孔子曾说他整天都不违背自己的教诲，看起来像愚钝一样；这就是“从来没有颜回”在实际中的表现。颜回将要前往卫国时，孔子把这些话告诉他，大概是因为平日心传的内在学问，都是关于性命的精微真实，用来修治自身的。如今他将要出行并有所作为，辅助君主推行治理之道，所以详细说到君臣交往、世故应酬之间，使他的形气彼此调和，内心虚静而外在顺应；向上以达到心斋的妙用，向下以显发感化万物的真实机理。圣人之所以能够与天为徒，而不遭受涉入人间世的祸患，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向仲尼请教说：“楚王派诸梁出使，事情非常重大。齐国接待使者，大概会非常恭敬，却不会急于接受意见。普通人尚且不能轻易使他改变，何况诸侯呢？我对此非常恐惧。”孔子曾经对诸梁说过：“凡事无论大小，很少有不通过言辞来求得成功和欢悦的。事情若不成功，就一定会有人事方面的忧患；事情若成功，也一定会有阴阳方面的忧患。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事后都没有忧患，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我吃饭时，拿粗劣食物来吃而不收藏，简朴而无欲，是清静的人。如今我早晨接受使命，晚上便饮冰水，我的内心难道已经发热了吗？我还没有达到事情的真实情状，却已经有了阴阳方面的忧患。事情若不成功，又必定有人事方面的忧患，这就是两种忧患。作为臣下的人，不足以承担这种任务。你有什么话，就请告诉我。”仲尼说：“天下有两条大的戒律：一条是命，一条是义。子女爱护父母，是命，不能从心中解除；臣下侍奉君主，是义，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君主所辖之处，在天地之间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这就叫大戒。因此，侍奉父母的人不选择地点而使父母安适，这是孝的最高境界；侍奉君主的人不选择事情而使自己安于职分，这是忠的盛德；修治自己心性的人，不让哀乐随着外物改变施加于自己，知道事情既然不可奈何，便安然接受它，如同接受命运，这是德的最高境界。” 作为臣下和人子，本来就有不得已的事情；依照事情的真实情状去做而忘掉自身，哪里还有空闲顾念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呢？你还是去执行这件事吧。”孔丘请求再把自己听到的道理告诉他：“凡是交往亲近的，必定相互以诚信感化；交往疏远的，便一定要用言语表达忠诚。言语必定有时会被传递。传递双方都高兴或都愤怒的话，是天下最困难的事。双方都高兴时，往往有过分赞美的话；双方都愤怒时，往往有过分贬斥的话。凡是过分的言辞，大多是虚妄的；虚妄的话若被相信得很少，传话的人就会遭殃。所以古语说：‘传达平常真实的情感，不要传达过分的言辞，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保全了。’” 郭注说：事情无论大小，很少有不靠言辞来造成欢悦的；若能造成欢悦便罢，不能造成欢悦就会引发愤怒。这是楚王不能免除的。即使事情成功而人的忧患消除，内脏中本来已经结成冰炭了。把成败交给对方承担，而没有什么足以使自己忧患，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如今说面对火却不想清凉，说明所供给的食物简陋微薄；内心发热而饮冰水，确实是忧虑事情难以成功。事情尚未成功，便害怕它不能成功；如果果然不成功，恐惧就会积结在内，刑罚罗网便加在外。仲尼用命与义来告诫他；大的戒律是自然形成、牢固而不能解除的。如果君主可以逃避、父母可以解除关系，那就不足以称为戒律了。知道事情既然不可奈何，便安然接受它如同接受命运，于是没有哀乐，哪里还有什么改变施加于自己的呢？所以应当安然把所遇到的一切看作命运，不把成心施加在其中；即使替普通人办事，也能无论到哪里都安适。何况侍奉君主、父母是必然要做的事，事理本来就一贯通达，应当任凭所遇，径直前进罢了。若相信道理不深，心中仍存好恶，谋求生存而忧虑死亡，就不可能把事情办成。喜怒之言常常超过实际情形，传递它的人应当使双方都不失中正；即使传递临时的过激言辞，也一定要传达其中平常的真实情感，求取它诚实的本意，这才近于保全。”

译吕注说：外物不可预期，事情无论大小，却把成功当作欢悦，就是把事情当成了必然。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却都有人事和阴阳方面的忧患，这就是忧患太多。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无我；无我便没有必然的期待，没有必然的期待便没有忧患。如今使命尚未出发，忧虑已经进入内心；内心发热，说明还没有达到事情的真实情状，却已经有了阴阳方面的忧患，这是不能忘掉自身的表现。所以仲尼告诉他说：“爱护父母，是命；侍奉君主，是义。”这些都不能从心中解除。侍奉父母不选择地点的平坦或险恶，侍奉君主不选择事情的艰难或容易，而对一切都安然接受，这就是忠孝的盛德。至于修治自己的心，哀乐来到面前，难道能轻易任其改变自己吗？哀乐轻易施加于前，是因为有所选择而不能安然接受。能够修治自己的心，便能用这种心侍奉父母、君主，没有什么不能安适。确实能够不加选择而安然接受，依照事情的真实情状去做而忘掉自身，哪里还有空闲顾念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呢？”}], 林疑独注：凡是想要成就一件事情的人，没有不乐于成功而忧虑失败的，所以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都难免遭遇祸患。能够逃避这种祸患的，大概只有有德之人吧？子高自己陈述说：“我平时吃得粗而不精，所以防备得很严，用火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不考虑清凉了。今天早晨接受使命，晚上就喝冰水，体内的热苦可想而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实际行动的地步，阴阳和人道方面的祸患却都已经无法避免了。做人臣子的，实在承受不起这种情况，您应当有话教导我。仲尼告诉他臣子最重要的戒律：“使命取决于上天，义务取决于人自身。你爱父母，这是发自内心、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君主，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侍奉君主的。心，是人的真实本性。君主如果能在自身求得它，并依此侍奉君主，那么也就不会再意识到有君亲之别，只任其自然，而忘掉哀乐的变化。事情有不得已之处，只须按事情的实际情势去做，忘掉自身，哪里还有时间顾及贪生怕死呢？”仲尼又告诉他传达使命和言语的原则：“凡是同人交往，关系亲近时，可以责求实情，所以彼此以诚信相勉；关系疏远时，又不能失去传达使命的责任，所以要以忠实传达言语。然而，双方喜怒之情的话最难传达，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斥就近于妄言。若把这种话当真，传话的人就会遭殃。” 只传达通常的真实情形，不要传达过分的话，这样大概就可以保全了。” 碧虚注：防守内心而无欲，清明之中所接受的都是淡泊之物；内热而饮冰，大概是忧愁烦恼所造成的。子高想免除阴阳和人道的祸患，所以向仲尼请教。仲尼告诉他说：“父子关系是出于天性的结合，叫作命；君臣关系是合乎人道的结合，叫作义。”在天地造化之下，一切都系属于君主和父母，在天地之间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这就叫作最大的戒律。因此，不应选择事情和地点，只须安然处之；如果有所选择，就不是忠孝了。能够侍奉自己内心的人，哀乐不会随着外物当前而改变，只是笃信道、听任命运罢了。作为臣子和儿子，本来就有不得已之事，舜去陶、渔，禹去治水，都是尽守节操而忘掉自身，安于命和义就可以了。彼此以诚信相勉、以忠实传言，这些都只是外在的行迹。观察行迹，可以知道事物真实的根本；言语就像脚下的痕迹，贵在恰到好处，过分或不足都不对。失当，传话的人就会遭殃，大概是因为失去了常态便会发生错误。赵注：谋划事情如果不成功，屈辱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人道方面的祸患；谋划如果成功，喜悦和恐惧又会交相袭来，这是阴阳方面的祸患。我所吃的是粗粝食物，内心防守而无欲，可以说已经很节约了。可是原本没有内热之病，胸中却已经像被火焚烧一样，这说明还没有等到事情成功或失败，两种祸患就已经聚集到我身上了。先生将用什么教导我？于是仲尼把命和义告诉他，以侍奉父母说明侍奉君主的道理。既然已经委身为臣，哪里还顾得上自身呢？又教导他出使传话的原则，以忠信为主，在传达喜怒之言时谨慎行事，这样大概可以保全了。鬳斋说：“替国家谋划事情而不成功，必然会受到刑罚和责难，这是人道方面的祸患。如果劳心费力地计较，因事情能否成功而忧思，以至于生病，这就是阴阳方面的祸患。如今我自从接受使命以来，吃东西不知道滋味，胸中焦虑劳苦，事情还没有真正办理。防备事情已经成功，万一又不成功，还会遭到刑责，这就是两重祸患。先生将怎样教导我？”仲尼告诉他最大的戒律，“戒”也就是法则。使命得自上天，侍奉父母与生命同时产生，所以不能从内心解除；义是人所应当做的事，侍奉君主是第一要务。侍奉父母尽到孝道，那么无论东西南北都只听从命令，哪里还会选择地点来使自己安心呢？以忠为主，那么即使哀乐之境呈现在面前，也不会改变。事情有难有易，但既然出自君主的命令，就是自己应当做的；天命既然相同，便没有什么可奈何的，只能安然接受。做臣子和儿子的，如果不幸遇到艰难之事，只须实行事情的实际要求，哪里还会顾及自身呢？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便把平日从先生那里听来的道理拿来向先生求证，并且陈述自己奉命后忧虑不安、如冰炭交战的心情，希望先生能给他一剂解忧的良方。先生用命和义两条戒律告诉他：忠孝是最大的节操，侍奉父母不能在内心解除，侍奉君主不能逃离天地之间；对于自身内心，应使哀乐无从施加。立身处世的要领，大致也都在这里了。然而，心是人的天君，是一切变化产生的地方。人如果能侍奉自己的心而尽到道，那么对于侍奉君主和父母的道理也就可以明白了。遇到不得已的事情而能安然处之，那么平日闲暇时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笃信道而且自知清明，还会有什么贪恋生、厌恶死的情感呢？这就是用来教导天下臣子和儿子的道理：对于本来难以安处的境遇也能安处，这是忠孝的极致，也是立身尽道的表现。接着又陈述奉命出使、传达言语的困难，并教给他近于保全的办法，希望君主不失德，臣子不辱使命。这比后来向颜子所作的教导又低了一层。只有颜子能够穷尽天命、通达神明，所以足以启发先生关于心斋的论说，达到坐忘的极致。子高还不能免于把得失利害放在心上，所以只告诉他谨慎传达使命、保全臣节而已。这可以看出圣人是根据人的才质施教，循序渐进地善于诱导。《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八 《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 宋代褚伯秀撰 《人间世》第三 况且，用智巧相斗、用力气相争的事情，开始时往往表现为阳，最后常常转为阴。发展到极端，就会产生许多奇诈巧计。依礼节饮酒，开始时秩序井然，最后常常变得混乱；发展到极端，就会产生许多异常的欢乐。凡事也都是这样，开始时还诚实守信，最后常常变得鄙陋。事情开始时看似简单，临近结束时却必然变得严重。言语像风波，行动会使实情丧失。风波容易使人动荡，实情丧失容易使人陷入危险。所以愤怒一旦产生，往往没有明显缘由；巧言和偏颇的言辞，会使事情像被逼到绝境的野兽一样，叫声和气息都变得急迫暴烈，于是各种心中怨恨一齐产生。责求、苛察过分到了极点，必然会有不肖之心回应，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又有谁能知道事情最后会发展到哪里呢？所以古代法言说：‘不要擅自更改命令，不要强行促成事情；超过限度而加以增益，就会造成过失。’更改命令、强行促成，都是危险的事情。美好的事情要经过长久才会成功，坏事一旦形成便来不及改正，能不谨慎吗？况且，顺应万物来放游心灵，托付于不得已来涵养内心，这就达到极致了！还要做什么来回报呢？不如只去传达君命。这才是困难之处。郭注：开始表现为阳而最后转为阴，是欲望战胜情理、暗中兴起伤害他人的念头，因而不再遵循义理。开始有秩序而最后混乱，是宾客依次劝酒，沉湎放纵，最后无所不为。烦乱从简微之处产生，事情从细小之处兴起，这是必然的道理。言语是风波，实行言语便使实情丧失；事情一旦取得实际效果，就容易发生危险。原本可以安定的事会被搅乱，原本可以确定的事会被动摇。愤怒的产生，通常由巧言超过事实、偏辞不合适所造成。好比把野兽逼到绝境，它心意急迫、情感耗尽，气息失去调理，突然暴怒，只会一同产生瑕疵和祸害。若责求、苛察过于精细，鄙陋吝刻之心就会产生，而自己还察觉不到。又怎么能知道祸福最终归向哪里呢？擅自更改命令、强行促成事情，都是危险的；美好的事情要任其随时势变化而成熟，好比种植，不能一日成功。对方所厌恶的事情，若强行劝他完成，悔恨和失败很快就会到来。况且，把外物寄托为自己的心意，任凭事理自然发展，这是合乎中庸的准则，是应对外物最恰当的方式。任凭齐国所要回报的实际情形，何必替齐国在其中强作主意呢？只管传达君命最容易；若把喜怒施加于内心，所以困难。” 吕注：人的心性本来深沉而宁静，所以言语一旦成为风波，便容易使它动荡；心若止息，就能安居于实情之中，所以行动一旦使实情丧失，便容易陷入危险。然而在容易动荡、容易危险的时候，不能不谨慎。侍奉自己的心而忘掉自身，就没有阴阳方面的祸患；不擅自更改命令、不强行促成事情，就没有人道方面的祸患。内心发出念头，是因为有外物引起它，这就是顺应外物而游心；虽然有所作为，却是由于不得已，所以托付于不得已来涵养内心。如今出使齐国，只须传达君命罢了。传达君命，就不会让生死祸福动摇内心，事情的真实情形也就能得到处理。还要做什么来回报呢？只有如实传达君命、尽到事情的实情；这就是困难而已。林疑独注：用智巧相斗、用力气相争，开始于喜悦，最后终于愤怒；依礼节饮酒，开始于秩序，最后终于混乱。奇巧是指诈伪，奇乐是指异常的欢乐；开始时诚实守信，最后变得鄙陋粗野。事情开始时崇尚简约，最后必然扩大，这也是人事的常态。用心比作水，言语比作风波；德是实，行动是华饰。没有行动，德不会丧失；没有华饰，实质也不会丧失。内心已经欢悦，所以容易被撼动；德已经丧失，所以容易陷入危险。愤怒的施加，是由于巧言不实、偏辞失理，好比把野兽逼到绝境，叫声不再选择音调，气息郁结暴怒，瑕疵和祸害一同产生。这是说，侍奉自己内心的人，应当把心放在无为之地；如果把它引入忧患之路，就和把野兽逼到绝境没有区别。所谓克，是责备别人过于急切；所谓核，是逼迫别人过于严苛。不肖之心就会突然回应，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出使的人擅自改动君令、强行促成事情，都是危险的行为。美好的事情要长久积累才能成功，仁德也在于逐渐成熟，就是这个意思。对方所厌恶的事，若强迫他完成，必然失败，悔恨很快就会来到，能不谨慎吗？顺应万物来游心，托付于至理来涵养内心；按理应当做的事，就是不得已。沿着事理自然的中道，把它作为常法，也就是以不得已来涵养内心的意思，这就达到极致了。又何必强行做些什么来回报君主呢？君主的德行，没有比真实传达君命而不使君命受辱更好的了；困难正在这里。碧虚注：巧诈变化必然导致争斗，欢乐失度变化必然导致混乱。像风波一样的言语容易使人动荡，使实情丧失的行动难以安定。把野兽逼到绝境，恶声就会发出；责备别人过深，和气就会丧失。这是事理自然如此，只是人们不知道其中缘故。遵守法令的人不擅自更改命令，明白事情会自然成就的人不去强行促成。美好的事情要长久才会成功，正如大器晚成；坏事一旦形成便来不及改正，正如要夺取东西必先给予。顺应万物游心，就是任凭外物；托付于不得已，就是放下自我。强行作为以求回报，就是虚伪；忘掉自我反而容易。想要完整传达君命，所以困难。其实既不能说难，也不能说易，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做到。赵注：开始表现为阳而最后转为阴，开始是有秩序而最后变为混乱，这是事理必然如此。水遇到风就会起波，野兽将死就会咆哮，也是形势必然发展到的结果。一句话说出，激怒了别人，不就是风波吗？人既然被激怒，将要实行他的愤怒，不就是实情丧失吗？擅自更改命令、强行促成事情，就是超过限度，随着事情而不断增加，必然危险。美好的事情因喜悦而获得成功，但仍贵在长久；坏事本来没有成功的意图，却强行使它完成，必然不能长久。把心寄托于外物，一旦寄托于不得已之事，心便不被它动摇，这就是涵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何必预先料定事情会成功，然后再去做什么以求回报呢？不如传达君命、尽到事情的实情；这就是困难之处。鬳斋说：“阳是喜，阴是恶。”事情过度剧烈，就会产生过失；使用奇巧的人，是以礼节招待饮酒。宴饮开始时秩序井然，是当时的情形；后来混乱喧闹，也是当时的情形。饮酒超过适度，所以欢乐发展成异常，甚至可能形成争斗。谅是诚信，鄙是欺诈。人与人相交往，言语是风波产生的原因；行动一旦留下名迹，实情就丧失了。愤怒的产生，来自巧言和偏辞。就像野兽将死时，叫声哪里还会选择？气息暴怒，凶狠乖戾一齐产生，这就是克核。因此不肖之心回应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到了这里谈奉命出使，上文所说的‘不要更改命令’，就是要如实传达通常的情形；‘不要强行促成’，就是听任事情自然发展。生起超过限度、还要增加的念头，便是求取过多。谋划事情必然危险，美好的事情要长久才会成功。人与人相处，要达到完全和善，不是一日能够做到的；一件事稍不顺利，转眼就会变坏，又来不及改正。若能顺应万物游心，放任自然，托付于不得已来涵养其中正，这就达到极致了。何必一定要有所作为之后才回报君命呢？只应当真实地传达君命，不必过分忧虑事情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