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四

译碧虚注说：刻削揉搓而造成形状，是削损本性；牵强拼合、附会而成，是侵害德性。这些都失去了本来的常态。蓬草和麻的曲直，谁替它们使用钩绳？珠玉的圆方，谁替它们使用规矩？松柏和女萝的结合，谁替它们使用胶漆？连理枝和合穗，谁替它们使用纆索？万物的材料和天性，都出于自然。所以万物欣然生长，同样各得其所，古今好像一体，没有什么兴废。舍弃道德而趋向仁义，是改变方向；追逐利名而残害生命，是改变本性。自有虞氏举用贤人、流放凶人，招呼仁义来扰乱天下以后，天下人无不奔走趋附、听命于它；由此夸张自高而导致迷惑，这就是改变本性。《鬳斋口义》说：骈枝虽然是手足上的病，却不能强行除去，强行除去就会造成忧苦。所谓“蒿目”，是半闭着眼睛，眼睫茸茸，带有独自坐着忧愁的意味。因为忧虑世事而使眼睛劳苦，因为贪图富贵而自我折磨，所以把二者并说。又感叹仁义难道不是人的真实情性吗？这是说它不是出于本然。自三代以来，这种说法盛行，为什么如此嘈杂呢？性德出于自然，不是人的力量所造作。若一定要等到修为之后才端正，那就是自我残害。钩绳和胶漆，都是修为造作的比喻。因此，屈曲折节、和颜悦色来安慰天下，都是失去本来的常态。曲直方圆都不使用人的力量，才是正理。“诱”与“莠”相同；莠然生长出来的东西，谁使它生长？万物共同具有的东西，谁给予它们？不知道它为什么生长，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获得，所以古今如一，没有增损。所谓“连连”，是连续不断的样子。胶漆自然坚固，纆索自然拘束。脱离本性而造作仁义，做个不停，就会陷入泥滞执着和牢固束缚之中，凭什么还能游于道德之间？只能徒然使天下迷惑。小的迷惑会使四方位置改变，大的迷惑会改变天地的本性。树立仁义的名目来扰乱天下，天下人受它驱使而奔走趋附，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道德，因此被外物改变了本性。仁义本来出于情性，不属于仁义本性的人却以虚伪去造作它。骈枝生在形体上，成为形体的负累，人便厌恶它。南华先生看到世人崇尚仁义，舍弃自己去仿效他人，拘循外在形迹而忘记根本，所以感叹：仁义难道不是人的真实情性吗？这是说他们矫饰本性而去实行仁义，不是出于安然实行本性，而是把天下的祸患揽来作为自己的忧患。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就奔走去拯救它，却仍然不能胜任。瞪眼忧虑，焦心思考，难道不就是割除骈指、咬掉枝节的意思吗？那些不仁的人，割裂性命而不顾，贪图富贵而不停止；等到祸患发生，即使能够克服，也一定要等到人和财物全都丧失才罢休。仁有本性真实的一面，也必然有假仁的虚伪一面。庄子厌恶那些假仁的人，拿着空洞的器物愚弄天下百姓，所以再次感叹：仁义难道不是人的真实情性吗？自三代以来，行仁义的人为什么如此喧嚣浮薄呢？万物本性的端正坚固出于自然；有所凭借才端正，就不是最正；有所凭借才坚固，就不是真正的坚固。这就是削损本性、侵害德性，和手足长出骈枝没有区别。本来的常态，是曲直方圆都不需要钩绳规矩。自然生长、自然获得，不知道古今的差别，也不知道成败的不同；道德浑然一体，仁义就无所用处了。又何必把这些外在形迹胶着固定起来，使天下迷惑呢？小的迷惑会改变方向，东西错位，还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大的迷惑会改变本性，失去本来的常态，背叛道、违背德，造成的危害不可胜说。然而这种病根逐渐浸染，已经存在很久了。自从有虞氏倡导仁义来扰乱天下，把仁义当作改变自然本性的工具，人的本性不再真实，仁义也就成为虚伪。天下人仍然奔走听命、追随它，安于丧失本性而不觉悟，这是真人所哀痛的。试着论述如下：自三代以来，天下人没有不拿外物改变自己的本性。小人用身体追逐利益，士人用身体追逐名声，大夫用身体追逐家族，圣人用身体追逐天下。所以这几类人，事业虽不同，名声和称号虽各异，但在损害本性、牺牲身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臧和谷两个人一起放羊，却都把羊弄丢了。问臧在做什么，他带着书册读书；问谷在做什么，他玩博塞游戏取乐。两个人所做的事不同，但在弄丢羊这一点上相同。伯夷在首阳山下为名声而死，盗跖在东陵之上为利益而死。两个人所为而死的东西不同，但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这一点上相同。为什么一定要说伯夷是对的、盗跖是错的呢？天下人全都在追逐外物。他所追逐的是仁义，世俗就称他为君子；他所追逐的是财货，世俗就称他为小人。他们追逐外物这一点相同，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若说到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盗跖也就是伯夷。又何必在二者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郭象注说：三代以前，确实有无为的形迹，所以被有为的人所尊崇；一旦尊崇它，就失去了自然。即使圣人有不得已的时候，有时也不得不用伤残的事情来改变垂衣拱手的本性。野鹑栖息、雏鸟取食，鸟儿行走而没有章法，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去顺应呢？所以与世俗常相冥合，随变化而适应。其外在形迹也是顺应世俗的形迹。有时所遇到的，是伤残、秃腿之类的变化；从外在形迹看，便是伤害世道的形迹。然而即使驰骋于八方，神气也不改变；手足受到伤残，居处于形体之中也不受扰乱，那么又是在追逐什么呢？并没有追逐。只是不追逐世人所追逐的东西，而在外在形迹上却与众生一同顺应世事。天下所珍惜的是生命，若追逐得太过，便共同残害自己的生命；那么所追逐的东西就不值得再讨论了。生命为什么会被残害？本性为什么会被改变？都是因为尊崇无为的外在形迹。若知道外在形迹由无为而成，就应断绝这种尊崇、除去过分的做法，返回并冥合自己的根本。尧与桀都各自自得，君子和小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吕氏注说：神下降而成为圣王，便是圣人的外在一面。自三代以来，人们一看到圣王的外在形迹，就看不见他所以成为神明的根本了。比如大禹的脚上生茧，汤王、武王的征伐，虽然出于不得已，但其外在形迹终究免不了顺从天下的弊端。庄子想要断绝这些外在形迹，返回神明和天道的本源，所以他这样论述圣人，实在是应该如此，并不是贬低圣人。男婿女婢叫作臧、谷，借良家子弟放羊来比喻守持心意。守持心意，正是用来养心的。臧带着书册读书，没有什么不善，却不能免于夹杂不善；谷放纵地玩博塞游戏，毫无良善，但他出身本来是良善的。两者都妨害守持心意，虽然事业不同，羊丢失却相同。伯夷为名声而死，是带着书册而丢羊的比喻；盗跖为利益而死，是玩博塞而丢羊的比喻。所为而死的东西不同，残害生命、损伤本性却相同。这就是求道的人所以看重两相忘却、以道化解一切的原因。况且天下人都在追逐外物，追逐仁义的，不知道自己把身体看得比名声更亲；追逐财货的，不知道自己把身体看得比财货更多。他们追逐外物这一点相同，却有君子和小人之分。若损害生命、伤害本性，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在所得之物和所受的损害上，二者因丧失本性而相同。”

译林疑独注说：“伯夷追求清名，因名而死；盗跖追求贪利，因利而死。两个人都不知道名声与身体哪个更亲，身体与财货哪个更多，所追逐的不过是外在的尘垢秕糠罢了。首阳山的名声长存，可伯夷的身体哪里还在？东陵的财货常常积聚，可盗跖的魂魄又归谁所有？所以说，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这一点上相同。既然如此，为什么伯夷一定是对的，盗跖一定是错的？这就是道所以为一。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庄子却深加诋毁，是因为他的外在形迹显现于世，被拿来与盗跖相对；所以说这些话，是为了矫正当时承袭伯夷外在形迹的弊端，批评那些刻意崇尚行为的人。他的名声虽与盗跖相对，但精神却与孔子同游，学习者不可不知道。天下人全都在追逐外物，假如不追逐仁义以求名，就一定会追逐财货以满足欲望。天下人大体不出利与名之间。追逐仁义的，世俗称为君子，却不知道已经成为天道所说的小人；追逐财货的，世俗称为小人，却不知道与世俗所谓的君子相同。追逐仁义的人损害自己的分际而增益外在本性，追逐财货的人损害本性而增益外在分际。只要都能安于性命的实情，那么天道的君子并不是世俗的君子，世俗的小人则正是经文所说的人中小人。” 祥道注说：“三代以前，天下用仁义改变本性；三代以后，天下用外物改变本性。时代越久，质朴越衰薄。伯夷为名声而死，大概是不能削弱自己的志向；盗跖为利益而死，大概是不能增强自己的筋骨。臧，是义的善；谷，是信的善。男子入赘为婿、女子下嫁为婢，分别叫作臧、谷。男子以义为贵，女子以信为贵，所以这样称呼。羊这种动物，成群而不结党，恭敬而有礼，它的本性未尝不是善的。造字的人把羊放在言旁构成‘善’，把羊放在大下构成‘美’。庄子用丢羊来比喻丧失德性，是恰当的。臧和谷受到拘束、放纵的情况不同，却同样丢了羊；伯夷和盗跖的善恶不同，却同样残害生命。又何必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碧虚注说：凡是有外在形迹的，都是在追逐。名声一旦显著，外在形迹就无法逃避。臧、谷丢羊，是小惑改变方向；伯夷、盗跖残害生命，是大惑改变本性。天下人全都在追逐外物，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哪里还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呢？” 鬳斋说：“把天下、国家与名利并列来说，是用小的来压抑大的、用低的来增益高的。”这部书中大多如此。几个人所做的事业不同，但残害生命相同；读书和玩博塞不同，但丢羊相同。全都是追逐外物的过失。庄子难道不知道伯夷、盗跖的贤与不贤吗？他的意旨在于讥刺君子，所以借小人来衬托君子，也是用低的来压抑高的意思。上古时代质朴淳厚，民俗和乐，不需要治理便能自行安定；因此百姓安于本性和分际的自然，君主得以成就端拱无为的教化。自三代以来，人们用外物改变本性，追逐虚伪、损害真实；虽然贤愚贵贱各不相同，却都把自己所追逐的东西当作正确，不明白这已经远离大道，所以他们损害生命、伤害本性，并没有不同。于是居上位者为百姓设置刑法、政令、赏罚，用来引导、整齐、劝勉和惩罚他们；上下都疲惫不堪，奸诈便产生。刑法、政令、赏罚有不能制止的地方，百姓便不再是原来的百姓，国家也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这实在起源于上下互相追逐外物的过失，以至于君主和百姓两方面都失去根本；用臧、谷丢羊来比喻，意义非常切当。况且天下人全都在追逐外物，就都失去了本然的天性，拘滞于一偏的见解，反而把不追逐外物的人指为错误，哪里还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呢？伯夷的清白、盗跖的污浊，在万世以后仍像黑白一样分明。漆园先生把二者混同为一，是从他们所追逐的东西来说，因为凡有所追逐，就都免不了留下外在形迹。圣人尚且不能逃脱评论，何况盗跖呢？治理天下的道理，如同秤和尺，压低那一方以抬高这一方，形势上不得不这样做，只是追求平衡罢了。假如天下人都不再追逐外物，免除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的祸患，那么圣人与盗跖本来还是有区别的。” 然而，他们之所以被认为善、被认为恶，还应当超越仁义和圣知之外去观察。《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五。宋代禇伯秀撰。《外篇·骈拇》第三。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仁义，即使像曾参、史鱼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善。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味，即使像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善。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声，即使像师旷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聪。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色，即使像离朱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明。我所说的善，并不是仁义，而只是使德性安于自身。我所说的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仁义，而只是任其性命的实情。我所说的聪，不是说听见外物，而只是自己听见自己。我所说的明，不是说看见外物，而只是自己看见自己。不自己看见却去看见别人，不自己获得却去获得别人所获得的，这是获得他人的所得，却没有自己获得自己的所得；这是享受他人的适意，却没有自己享受自己的适意。享受他人的适意而不能自己享受自己的适意，即使盗跖和伯夷也没有区别，都是邪僻。我对道德有所惭愧，因此上不敢把仁义作为操守，下不敢实行邪僻的行为。郭象说：“把本性系属于仁，只是追逐仁罢了。顺着本性而通达五味，才是善。若不把它交付给自己，反而系属于外物，即使像俞儿那样精通，我已经有所欠缺了。各自任凭耳目的作用，而不受离朱、师旷的影响，这才是聪明。所以善于自得的人，忘了仁却自然合于仁。若把仁义当作善，舍弃身体去追逐它，和性命相比，反而是自己不仁。自身尚且不能仁爱自己，又怎么能仁爱别人呢？任其性命，才能及于他人而不成为自己的负累，与自得相同，这才可以称为善。抛弃离朱、师旷的标准，任凭自己去听见和看见，那么天下各方的聪明都能完整。不自己看见而去看见别人，不自己获得而去获得别人，是舍弃自己去仿效别人。仿效别人，自己的本性就已经消亡了。虽然所失的道路不同，但失去本性这一点相同。所以对道德有所惭愧便不强行造作，谢绝那种冥合复归而留下外在形迹的做法，断绝人为操守，忘掉名利，从容欣然地承受一切，遗忘自我也忘掉外物，如此而已。” 吕氏注说：所谓性，是万物各自所属的本性，不是把本性归属于外物。曾参、史鱼把本性归属于仁，俞儿归属于味，师旷、离朱归属于声色，都不是我所说的善。使德性安于自身，才是善的本体；不是说仁义能够使它善，只是任其性命的实情罢了。说仁义，已经有所指称，只是还没有确定它所指的善；任其性命的实情，则无所称说而不可命名，这才是真正的善。聪明也是如此，不听外物而自己听见，不看外物而自己看见，这叫作自己看见、自己听见。假如所见所闻在外物而不在自己，就是获得他人的所得、享受他人的适意，却还没有自己获得性命、自己享受它，那么盗跖、伯夷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二者都不是道德的正道。上不造作道德，下不实行邪僻，便是两相忘却。伯夷是圣人，哪里会有不能自得自适却还能成为圣人的道理？只是他的操行端方，又想使贪婪者廉洁、使懦弱者自立，所以外在形迹不免有所造作。庄子正是从性命实情来谈两相忘却名利，所以把伯夷、盗跖都说成邪僻。至于他谈到高尚节操和乖戾行为足以矫正世俗时，则把伯夷、叔齐与许由、善卷、孔子、颜阖并列在《让王》篇中。” 疑独注说：所谓“属”，是本性有所系着，不是与万物大同而无所偏私。因此，曾参、史鱼、俞儿、师旷、离朱分别系属于仁、味、声、色，都免不了追逐外物，不是我所说的善。使德性安于自身，就是任其性命的实情；性命的实情，就是正性、正味、正色、正声，是万物本来各自具有的，而这几个人却强行造作，并非自己获得、自己适意。只有能够使每一种本性都成为其本性，然后才能不把本性归属于外物，真正显现味、声、色各自本来的状态。舍弃外在的聪而反听，舍弃外在的明而内视。反听便能听闻道，内视便能看见道；道得到了，本性也就得到了。不自己看见而去看见别人，是损害自己而追逐外物；不自己获得而去获得别人，是离开本性而求道。伯夷、盗跖虽然不同，邪僻却是一样的。由此可知，仁义会损害道，邪僻会扰乱德，都是庄子所不实行的。祥道注说：“有声的东西，就是有声；作为声本身的声，有色的东西就是有色；作为色本身的色，有味的东西就是有味；作为味本身的味。味的对象，味已经被尝到；声的对象，声已经被听到，但作为声本身的声从未发出。色的对象，色已经显现；但作为色本身的色从未显露。味的对象，味已经呈现；但作为味本身的味从未呈现。人的耳目本来就处于希夷状态，声色一在面前，真实便被妄境废弃。口对于味也是如此。老子说：‘五色使人眼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味败坏。’更何况还有许多骈枝旁出的事物，使人的本性系属于外物呢？” 碧虚注说：“曾参、史鱼、俞儿、师旷、离朱，都偏重于某一种才能，使本性受役于外物，丧失天真，哪里能称为善呢？使德性安于自身，以自己获得为善，任其性命的实情，只是自己听见、自己看见罢了。若获得他人的所得、享受他人的适意，都是损害自己而追逐外物。因此，上不敢造作仁义，下不敢实行邪僻，这就是涵养正性、使性命端正。” 鬳斋说：“任其性命的实情，就是顺应自然。自己听见、自己看见的学说，是它独到而不可企及的地方。一大藏教，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自己获得、自己适意，就是自己看见、自己觉悟。大体说来，想要分别本心和外物却不可得；舍弃本心而驰骋于外物的，都属于邪僻。上不敢把仁义作为操守，下不敢实行邪僻的行为。行善而不接近名声，作恶而不接近刑罚。道德就是自然，接近名声、接近刑罚便不是自然。看庄子这句话，哪里是不正心修身呢？他讥评尧、舜、孔子、曾参、史鱼、伯夷，都不是事实上的定论，只是让笔端纵横发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