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五

译人的本性如果像太虚一样，穷究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却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只要有所偏属，就会陷入偏执偏行，不合道德的正道。即使曾参、史鳅、师旷，只是禀受了特殊的气质，长于某一方面的技艺，但从道的角度看，仍不免流于过度和偏僻。何况以自己的短处去羡慕别人的长处，能够不去学邯郸人走路的，实在很少。所以这些都不足以称为善。真正的善，在于任凭性命的真实情状，使它出于道德的正道，不强行造作，不偏执偏行。耳、目、口对于声、色、味，从未强行通达，也不强行闭塞，只任其自然，不容有私意。这就是天下最正的道。还有什么东西足以扰乱它呢？人的聪明达到能够听见自己、看见自己，就不同于世俗所谓的聪明；所善在于自己获得、自己适意，就不同于世俗所谓的善。去掉仁义，真性便能保全；藏守于自身的德性，也就够了。德性主宰于中道，将来舍弃外物，外物又从哪里进入呢？如果不能自得自适，只是一味顺从别人，那也同样是过度偏僻。至于贤与不肖，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南华自称上下都不敢妄为，而安于性命的自得，这才是道德的正道吧？本经内篇的篇名本出于漆园，各自都有深意。外篇、杂篇则经过郭象删订，只取篇首的字作为篇名，但大意也还保存着。内篇既然详细阐述了道德、性命的道理，所以外篇开头先论述德性本不应具有的东西，就像身体上多出的肢体和赘疣一样。我私下认为，本篇原来的意思，出自《道德经》遗下的旨意；《骈拇》与《马蹄》用来说明自我炫耀、自我夸饰的人远离大道，而南华铺陈演说，浩大广博到这种程度，大概是因为弘扬大道、阐明教化，不得不把话说尽，把意思表达清楚，以消除世俗的迷惑，使人恢复自然并合于道。人的德性纯粹如璞玉，其逐渐受到感染，如同树木因雨露而润泽、山岳因云霞而光辉；等到被聪明凿伤、被仁义分割，只知道向外物求善，自己的真淳就危险了。所以列举曾参、史鳅、师旷、杨朱、墨翟性情偏颇、沿袭成习的僻处，说明这都是多余枝节之道，而天下仍争相仰慕，结果全都丧失性命的真实情状，背离道德的正道，这正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只有能够忘掉差异而归于一体，像野鸭和仙鹤的腿一样，不容许截短或接长，各自不失其自然，这才接近于道。然而天下人都迷惑了，我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设下臧谷亡羊的譬喻：伯夷、盗跖各自把所执着的东西当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他们残害生命、伤害本性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如果真能去掉外在行迹，断绝对名位的崇尚，使本性无所偏属，返回根本、达到极致，遨游于万物的本始，那么多余的枝肢和赘疣就会与形体一同忘掉，君子和小人都归于自得。所以篇末以顺应性命的真实情状为最高原则，也以此为根本。但这种自然的聪明并不需要废弃：不去听闻别人，而听见自己；不去观看别人，而看见自己。这与颜子所说“仁者自爱，知者自知”的意思相同。因此，能够自得自适而没有企求羡慕之心，那么夷、跖究竟贤与不贤，也就会有辨别它的人了。《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六 宋代禇伯秀撰写。《马蹄》第一 马的蹄子可以踏霜雪，皮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饮水，抬起一只脚站在地上，这就是马的本性。即使有义台、路寝，对它也没有用处。等到伯乐说：“我善于治理马。”便烧灼它，剔治它，刻削它，烙印它，用缰绳络头束缚它，用马绊和栈木编制拘束它，马因此死掉的已有十分之二三。又使它挨饿、受渴，驱驰、奔驰，整治、排列；前面有衔铁和装饰物造成的祸患，后面有鞭子和笼头造成的威逼，马死去的已经超过一半了。陶工说：“我善于治理黏土，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合乎矩尺。”木匠说：“我善于治理木材，弯的合乎曲尺，直的合乎墨绳。”黏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想要合乎圆规、矩尺、曲尺、墨绳吗？可是世世代代都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治理马，陶工和木匠善于治理黏土、木材。”这也正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郭象注：劣马和良马各自适合自己的本性，做到这样就够了；并不是拒绝鞍子、厌恶被骑乘，只是不要羡慕荣华。若有意去整治它，反而不能算治理。把整治它当作善，这就不善了。善于驾驭马的人，本来是要使它充分发挥能力；但要发挥能力在于任凭它自己发挥，却反而驱赶它奔跑，追求超出其能力的用处，所以有的不能承受而多有死亡。若任凭劣马、良马各自发挥力量，适应它们迟速的差别，即使足迹达到八方荒远之地，众马的本性也都能保全。有人听说任凭马的本性，就说这是放掉马而不骑；听说无为的风尚，就说行动不如躺着。为什么这样狂妄而不知道回头呢？世人把任凭自然、不加机巧看作不会治理，把用规矩强行矫正它的本性，直到它死去才停止，称作善于治理，这不是过错吗？吕惠卿注：马吃草饮水而没有羡慕，义台、路寝则譬喻百姓耕作纺织、自己供给自己，不羡慕高大华美的居处。伯乐用烧灼、剔治、刻削、烙印来治理马，马死了十分之二三，这是譬喻强行施行仁义，天下开始对它产生疑惑。使马挨饿受渴、奔驰骤跑，马死去超过一半，这是譬喻扭曲礼乐，天下开始分裂。天下自有恒常的自然状态，应当顺着它的本性去安排。如今陶工、木匠擅长制作方圆曲直，都是丧失这种恒常状态的表现。治理天下而丧失其恒常状态，就是不懂得在宽容安养中治理天下的道理，反而强行治理的过错。疑独注：马的真性，在原野之间自由自在，不羡慕义台、路寝。等到伯乐烧灼、剔治、刻削、烙印它，马死去十分之二三；使它挨饿受渴、奔驰骤跑，马死去超过一半。这都是崇尚人为的虚伪，因而阻塞它的真性。陶工、木匠治理木材和黏土，使它们合乎规矩、曲尺、墨绳，难道是木材和黏土所希望的吗？圣人用仁义礼乐治理天下，也正是这样。可是世人都称伯乐善于治理马，陶工和木匠善于治理木材、黏土，圣人善于治理天下。这都是大道已经衰微，不见天地的完整，只称道治理人的作为。庄子因此深深斥责他们。碧虚注：马所知道的不过是吃草饮水、翘足站立罢了，它不需要义台、路寝，就像泽雉不愿被养在笼中一样。等到伯乐来治理它，物性的衰败就开始了，才能不能胜任，马死去也超过一半。土有方圆，所以陶工使它合乎规矩；木有曲直，所以木匠施用曲尺、墨绳；马有劣良，所以伯乐使用鞭子、笼头；百姓有贤愚，所以圣人制定法度。都是顺着外在情形去安排。后世驾驭马而失败，不是伯乐才力不足；治理百姓而失败，也不是圣人的道理有问题。反过来把罪过归给伯乐、圣人，是不知道他们所谓善处的含义。这就是漆园发出感叹的原因。鬳斋说：“义台、路寝，是王者居住的地方；一作‘羲台’。‘养’，是指‘居移气，养移体’所说的地方。烧灼、剔治、刻削，都是治理马。‘雒’，指络住马头；‘絷’，指绊住马脚。‘连’是排列、连接。‘橛’是衔铁。装饰马嚼子、缨络之类，马受人控制，不能自得其适，所以死的越来越多。陶工、木匠用土木制作器物，与马遭受烧灼、剔治、刻削、络头没有不同。可是人们都认为伯乐、陶工、木匠有本领，就像泰氏以下的人都以治理天下为有本领一样。” 万物各有恒常的本性，百姓各有恒常的德性。若德性不离开百姓的本性，就已经得到了本性。何必过分追求、过分养护，反而损害德性、伤害本性呢？真人看见世俗风气浇薄、用人为消灭自然，不安于本来所分有的本性，反而求取本分之外的知识。凡是在上位的人驾驭下位的人、下位的人侍奉上位的人，全都免不了用智术彼此笼络。智术用尽，不肖之心就会应运而生，即使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静下来追究源头，实在是由于上位的人过分好用智术，开启了人们过多的机心，却又再用智术去补救，不是既劳苦又多事吗？想要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彻底革除这种弊病，所以借马来设喻，说明强行治理的过失，希望实行治道的君子能够有所取法。自三代以来，百姓的本性已经离散，刑政、赏罚所以建立起来，就像治理天下所用的四种马具：衔铁、笼头、鞭子和防护物一样。而智术、奸诈的萌芽，确实由此产生。后篇所说把圣人、智术一并偷走，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今治理天下应当怎样呢？答：以道德为主，以这四者为辅助，这就可以了。舍弃道德而专门依靠刑政，就像伯乐治理马一样；千里马的脚力虽然得以显现，但马所受的伤害也不少。如果既不任用道德，又废弃这四者，那么一家尚且不能自我整齐，又怎么治理天下呢？陶工制作黏土器物的意思，不超过前面所说的道理；它的过错在于人为。所谓“善于治理”，含有夸耀自己的能力、存心进行治理的意思，这样怎么能使百姓恢复本性、保全恒常的德性呢？所以说，这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他知道百姓各有恒常的本性，织布来穿衣，耕田来吃饭，这叫作同德；纯一而不结党，这叫作天放。因此，在最高德性的时代，人的行为充实满足，目光正直明白。当时山中没有小路和隧道，水泽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群生各自连接在自己的乡里。禽兽成群，草木顺遂生长。所以野兽可以系着绳子游走，鸟雀的巢可以攀上去窥看。最高德性的时代，人和禽兽共同居住，族类与万物并存，哪里还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共同处于无知的状态，但并不是没有良知；德性不会离失。共同处于无欲的状态，这叫作素朴。素朴了，百姓的本性就得以保全。等到圣人出现，勉强实行仁，费力推行义，天下才开始疑惑；放纵铺陈地制作乐，偏僻拘曲地制定礼，天下才开始分裂。所以纯朴没有残破，谁还需要制作牺樽？白玉没有毁坏，谁还需要制作珪璋？道德没有废弃，哪里还需要仁义？性情没有离失，哪里还用礼乐？五色没有混乱，谁还需要文采？五声没有混乱，谁还需要用六律来应和？毁坏纯朴来制作器物，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来制作仁义，是圣人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