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九
碧虚略而不论鬳斋云:「擿玉毁珠,以至剖斗折衡,皆是激说,以结绝圣弃知之意,非实论也。」与《老子》「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义亦相▯,但说得过当耳。东坡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岂欲天下人全不识字邪?」擢乱抽紊之,烁绝焚弃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爚乱熏灼而挠乱之也。此段不过敷演前文,以结绝圣弃知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诸解已详,不复赘释。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徃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趋之,则内弃其亲,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喘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郭注:民结绳而用之,足以纪要而已。适故常甘,当故常美。鸡狗相闻,不相徃来,无求之至也。今赢粮趋贤,而弃亲去主,至治之迹,犹致斯▯。上好知之过也。夫攻之愈密,避之愈巧,禽兽犹不可图之以知,况于人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则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争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动,而知之所动,诚能摇荡天地,运御群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吕注: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也,故结绳而用之;无欲也,故甘食美服,乐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恶与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与善也。复乎无为,则虽美与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来而自为族,是谓种种之民。某所有贤,赢粮而趋,则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谏我也似子,则啍啍之意。此皆尚贤好知之过。由有知而后有圣人,有圣人而后有大盗。圣人、大盗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终以去知为言。疑独注:当上古十二帝之时,天下之民,食无所择而甘,衣无所择而美,其居其俗,不择地而安乐之。鸡狗相闻,不相徃来,人物繁息,无求于外也。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今赢粮趋贤,不惮其远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过也。自弓弩毕弋至解垢同异,复明上好知之过,以致鱼鸟人兽皆乱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知也。庄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见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无道,日月山川之悖烁,四时之施堕矣。下至小虫小物,皆失其性,则大者可知。种种之民言,各随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防也。今舍淳朴而悦役役,舍恬淡而悦啍啍,宜其乱天下也。祥道注:“军多令则乱,言多给则辩,故知多则事多,事多则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贵夫小知去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则于穷理之知为赘。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则于尽性之仁为亏。亏于仁,赘于知,则所知非真知,所非非当非矣。”天运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与此喘耎肖翘义同。”传曰:“多事生之雠,多言德之贼。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天下恶得而不乱哉?”碧虚注《南华》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无为之治,以证今世为治者之▯。结绳则立法之始,事不可终静,静久则动也。至于上好知而天下乱矣,鸟兽不安其生,况于人乎?机诈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虫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福。”信哉,斯言!
译碧虚略去此处而不作论述。鬳斋说:“从抛弃玉、毁掉珠,一直到剖斗、折衡,都是为了激发人心的说法,用来结束并说明断绝圣、抛弃知的意义,并不是实际主张如此。”这与《老子》所说“不看重难得的货物,使百姓不去做盗贼”的意义也相类似,只是说得过于激烈罢了。东坡说:“人生识字忧患始”,难道是想让天下人完全不识字吗?“擢”是抽取、扰乱;“烁”是焚烧、毁弃;“立其德”是从外面树立德性,重视外物而丧失本心;“爚乱”是用炫耀、熏灼来扰乱它。这一段不过是铺陈发挥前文,用来结束断绝圣、抛弃知的意义,使人保全本性、共同归于德罢了。各种注解已经详细说明,不再赘述。您难道唯独不知道至德之世吗?从前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在位的时候,百姓结绳来记事,认为自己的食物甘美,认为自己的衣服漂亮,以自己的风俗为乐,安居在自己的住所。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之声彼此听得见,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就是最高的治理。如今竟然使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说:“某处有贤人。”于是带着干粮奔向那里;对内抛弃亲人,对外离开君主所任的职事,足迹连接到诸侯的边境,车辙延续到千里之外。这就是上面的人喜好知的过错。上面的人如果确实喜好知而没有道,天下就会大乱。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弓弩、毕、弋等捕鸟器械和机巧变化的知识越多,鸟就在天上越发惊乱;钩饵、网罟、罾笱等捕鱼方法越多,鱼就在水中越发惊乱;削格、罗落、罝罘等捕兽器具越多,兽就在泽地越发惊乱;智巧、诈术、浸润毒害以及颉滑、坚白、解垢、同异等辩说变化越多,社会风俗就越被辩论迷惑。所以天下常常大乱,罪过就在于喜好知。因此天下人都知道追求自己所不知道的,却没有人知道追求自己已经知道的;人人都知道非难自己认为不善的东西,却没有人知道非难自己已经认为善的东西,所以造成大乱。于是上面违逆日月的光明,下面损伤山川的精气,中间破坏四时的运行;微小爬虫和细小飞虫,没有不丧失本性的。喜好知扰乱天下,实在太严重了!三代以下就是这样。舍弃那些各守本性的淳朴百姓,却喜欢那些奔忙钻营的巧佞;放弃恬淡无为,却喜欢喋喋不休的意态。喋喋不休已经足以扰乱天下了。郭注说:百姓结绳,只足以记载要事罢了。适合本性,所以恒常觉得甘美;合乎本分,所以恒常觉得美好。鸡狗声音相闻,却不彼此往来,是没有任何外求的极致。如今带着干粮奔走追逐贤人,抛弃亲人、离开君主,连至治时代的遗迹也会导致这种弊端,这是上面的人喜好知的过错。捕捉得越严密,逃避得就越巧妙;禽兽尚且不能用智巧完全捕获,何况人呢?上面的人所推重的东西增多,下面的人就不能安于自己所少有的东西。自己的本性少,却追逐外在的多,便迷失了。不求自己所知道的,却追求自己所不知道的,这是舍弃自己而效法别人,不安守自己的分限。把别人认为善的东西当作善,争相崇尚便由此产生。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而知所推动的行动确实能够摇荡天地、运御群生。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忘掉自己的知呢?吕注说:圣人治理天下,常常使百姓无知无欲。因为无知,所以结绳来记事;因为无欲,所以食物甘美、衣服漂亮、以风俗为乐、安居其中,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就是至德之世。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于是就有了丑;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于是就有了不善。都知道非难自己所认为不善的东西,却没有人知道非难自己已经认为善的东西。返回无为,那么即使美和善,也不是性命的真实情状。百姓不相往来而各自结成群体,这就是“种种之民”。听说某处有贤人,便带着干粮奔去,这就是奔忙钻营的巧佞。他教导我,像父亲一样;他规谏我,像儿子一样,这就是喋喋不休的意态。这些都是崇尚贤人、喜好知的过错。先有知,然后有圣人;有了圣人,然后有大盗。圣人和大盗都由知产生,所以本篇始终以去知为主旨。疑独注说:在上古十二帝的时候,天下百姓的食物没有选择却觉得甘美,衣服没有选择却觉得漂亮;他们居住的地方和实行的风俗,也不选择地点便感到安乐。鸡狗声音相闻而不彼此往来,人口和万物繁盛生长,却不向外界有所求。老子说:“不崇尚贤人,使百姓不争。”如今带着干粮追逐贤人,不怕路远,是因为名利扰乱了人的天性,这是上面的人喜好知的过错。从弓弩、毕、弋直到解垢、同异,都是再次说明上面喜好知的过错,以至鱼、鸟、人、兽全都扰乱而丧失本性。所不知道的,是过多的知识;所已经知道的,是良知。所不善的,是不应当欲求的;所已经认为善的,是可以被知见的。庄子希望人忘掉外在的爱好,充实自然的道理,不把外在可欲之善看在眼里。上面喜好知而没有道,于是日月、山川受到违逆和损伤,四时的运行也被破坏。下至小虫小物,全都丧失本性,那么大的事物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之民”,是说各随自己所禀受的本性而生,淳朴尚未被破坏。如今舍弃淳朴而喜欢奔忙钻营,舍弃恬淡而喜欢喋喋不休,天下当然会乱。祥道注说:“军队命令太多就会混乱,言语供给太多就会产生辩说;所以知多,事情就多,事情多,祸患就多。这正是治理天下的人要重视减少小知、彰明大知的原因。知道追求自己不知道的,却不知道追求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么对于穷究事理的知来说就是多余;知道非难自己认为不善的,却不知道非难自己已经认为善的,那么对于尽性之仁来说就是亏损。仁有所亏,知有所余,那么所谓知就不是真知,所谓非难也不是恰当的非难。”《天运》说:“三皇的知,上面违逆日月的光明,下面违背山川的精气,中间破坏四时的运行。他们的知比蝎子的尾巴、鲜规之兽还要惨毒,没有什么能够安定自己的性命真实情状。”这与这里“喘耎”“肖翘”的意义相同。传说说:“事情多,是生命的仇敌;言语多,是德的盗贼。奔忙钻营就是事情多,喋喋不休就是言语多。天下怎么能不乱呢?” 碧虚注《南华》引用上古容成氏、大庭氏等十二氏无为而治的事,来证明当今世上治理天下的弊端。结绳是立法的开始;事情不可能永远安静,安静久了就会变动。发展到上面的人喜好知,天下就乱了;鸟兽尚且不能安定自己的生命,何况人呢?机巧诈术的毒害向上干犯天地的和气,所以草木昆虫都受到它的伤害。太上说:“用知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盗贼;不用知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这话确实正确啊!
鬳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农、轩辕见于经,余无闻焉。或得于上古所传,或庄子撰出。如佛言:『我于过去某劫也。』以天地间观之,自伏羲以来,载籍可考者三千余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传者,未可遽以为无也。」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趋之,暗说孔孟在其间。颉滑、坚白、解垢、同异,皆当时辩者之事。以取鱼、取鸟兽之事与辩者并言,亦是以曾史与斗斛权衡并讥之意。求其不知者,务外以求异;求其已知者,晓然易见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齐物论所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防而喘耎肖翘,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乱天下也!叹息一句,结了却以三代实之。《逍遥游》曰:「汤之问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结句也。起结虽异,同一机轴。此章举至德之世,上下无求,民各自足以证今时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间或典籍未闻,祝融以下迹渐可考。窃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朴,则绳犹未结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乐俗安居,何知帝力?邻国相望而无攻掠之忧,鸡犬相闻而有阜丰之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耕凿自给,无求于外。只此数句,写出太古淳朴之风。盖引《道德经》「小国寡民」章语。云后世遂至延颈举踵,赢粮趋贤,弃主去亲,不远千里而求之,尚贤之迹着。使民求奇务异,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实者应之。是相率而为伪,欲天下不乱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虽禽兽虫鱼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谓分外求知,如测天地、问鬼神之▯。所已知谓已之良知,辨防危、尊德性之▯。所不善已自以为非者,责人求备之▯。信能于此精择而谨趋之,则知善皆出于真性情,各归于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则日:月山川为之悖烁,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于上好知之过。种种之民,谓得祖气之正,可为种于天下者也。是篇以胠箧命题,诸解罕及胠字之义,唯林疑独云潜开也。今考监韵,胠,胁也。则胠箧者,从箧之胁旁开而取物,此窃盗之行也。经意谓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窥其上。防之弗周,必将乘间而有之。故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盗齐,并窃其圣知之法,以致身安国霸,则知盗亦有道,而世俗之圣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间善恶二涂,皆资圣人之道而立,然而为恶者常多,趋善者常少,则其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也。可知盖消长之理,犹唇齿川谷之相因。若重以圣知治天下,其为盗跖之利不轻矣。为器以平之,并器而窃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窃之。吾将奈何哉?此实由乎为治者不能▯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后奸雄得窃其权,以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华务在绝圣弃知,剖斗折衡,思复上古无为之治。然其还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趋,复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为欲矫世俗之▯,其言之不免乎过讦,觊有以激回之。马蹄未足尽其喻,至胠箧而极矣。奈何道大难用,徒托空言,独唱于前,卒无和者。无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园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兴,淳风之不复哉?
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二十九
译鬳斋说:“十二氏中,只有伏羲、神农、轩辕见于经书,其余都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得自上古传说,或者是庄子撰写出来的。就像佛教所说:‘我在过去某一劫中如何如何。’从天地间的情况来看,自伏羲以来,史籍可以考察的已有三千多年。伏羲以前一定还有六经没有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仓促地认为不存在。”所谓某处有贤人,带着干粮赶去,暗中是说孔子、孟子也在其中。颉滑、坚白、解垢、同异,都是当时辩者所谈的事。把取鱼、取鸟兽的事和辩者并列来说,也是用曾参、史鰌与斗斛、权衡并加讥刺的意思。追求自己不知道的,是向外追求奇异;追求自己已经知道的,是明白易见的自然道理。自己所不善的,是在人身上所认定的过错;自己已经认为善的,是在我自身所具备的东西,也就是《齐物论》所谓“以他人所认为是的是非为是非”。只知道他人的过错,却不知道自己所认定的正确,同样是错误。大的如日月山川,小的如喘耎、肖翘,没有不丧失本性的。喜好知扰乱天下,实在太严重了!用叹息的一句话作总结,然后用三代以下的事实来证实它。《逍遥游》说:“汤之问革也。”这是起句。《胠箧》说“三代以下”,这是结句。起句和结句虽然不同,所依循的机轴却相同。本章列举至德之世,上下都无所求、百姓各自满足,以证明当今并非如此。十二位君主中,有些典籍没有记载,祝融以后则逐渐可以考察。我私下认为,伏羲以前,百姓本性素朴,连绳子也还没有结起来。所以他们吃什么都觉得甘美,穿什么都觉得漂亮,以风俗为乐、以居处为安,哪里知道还有君主之力呢?邻国彼此相望,却没有攻掠的忧虑;鸡犬声音相闻,却享有丰足安乐。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就是耕作、凿井而自给,不向外求。这几句话写出了太古淳朴的风气,大概引用了《道德经》“小国寡民”一章的话。到了后世,竟然发展到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带着干粮追逐贤人,抛弃君主、离开亲人,不远千里去求见,崇尚贤人的痕迹已经显著。使百姓追求奇异、专务新奇,去尊崇耳目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必然会有名声超过实际的人来响应。这样相互带动而造作虚伪,想使天下不乱,怎么可能呢?下文说明喜好知的祸害,使众生失去本性,即使禽兽、虫鱼也不能安定自己的性命真实情状。所谓都知道追求自己不知道的,是在本分之外追求知识,如测量天地、询问鬼神之类。所谓追求自己已经知道的,是自己的良知,如明辨安危、尊重德性之类。所谓非难自己所不善,是责备他人而要求别人完美之类。如果确实能在这些方面精心选择并谨慎遵行,就会知道善都出自真实的性情,各自归于正道;不去治理天下,而天下自然治理。假如反过来,那么日月、山川都会因此受到违逆和损伤,人民难道能够自行安定吗?这一切都源于上面的人喜好知的过错。“种种之民”,是说得到祖气之正、可以在天下繁衍的人。此篇以“胠箧”为题,各家注解很少涉及“胠”字的意义,只有林疑独说是从暗处开启。现在考察《监韵》,“胠”是胁、旁侧的意思。那么“胠箧”就是从箱子的旁边打开而取出东西,这是盗窃的行为。经文的意思是:治理失去正道,法令越来越明显;上面用知来防范百姓,百姓也用知来窥探上面。防范若不周密,盗贼一定会乘隙取而有之。所以国家的利器不能展示给人。田成子盗取齐国,也一并盗取圣知的法则,因此使自己安稳、使国家称霸;由此可知,盗贼也有道,而世俗的圣知不足以依靠。这样看来,四子不能免于杀戮,也是应当的。世间善恶两条道路,都借助圣人的道而建立;然而作恶的人常多,趋向善的人常少,所以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祸害多。由此可知,这大概就是消长的道理,如同嘴唇牙齿、河川谷地彼此相因。如果再加重圣知来治理天下,对盗跖所获的利益就不会轻微了。制造器具来使事物公平,却连同器具一起被窃取;建立法则来治理,却连同法则一起被窃取,我将怎么办呢?这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弘扬道德,使天下人的真实情性归于公正,于是奸雄便能窃取权力,把它作为私利,天下就有人受到他们的祸害。南华所致力的,在于断绝圣、抛弃知,剖斗、折衡,希望恢复上古无为的治理。然而它返还淳朴的关键,在于明白真正的知,使追求归于正;恢复真正的善,使所禀受的本性得到保全罢了。为了纠正世俗的弊端,他的言论不免过于激烈,希望能够以此刺激世人回转。即使《马蹄》也没有完全说尽这个比喻,到《胠箧》才达到极致。无奈大道难以施用,只能寄托于空言,独自在前面倡导,最终没有应和的人。难怪古今怀抱大道的人,都远游山海而不肯回来。唉!假使担负治理之道的君子,都能像漆园先生这样用心,还忧虑世道不能兴盛、淳朴风气不能恢复吗?《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三十宋 禇伯秀 撰在宥第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郭象注:「宥使自在,则治;治之则乱也。真莫之荡,则性命不过欲恶不爽。在上者不能无为,故有诱慕好恶,而民性淫矣。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自治,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无治乃不迁淫。尧虽在宥天下,其迹则治也。治乱虽殊,其于失后世之恬愉,使物争尚畏鄙而不自得,则同耳。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此皆尧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灵知喜怒,扰乱群生而振荡阴阳也。故得失之间,喜怒集乎百姓之怀,则寒暑之和败,四时之节差,百度昏亡,万事夭落也。慕赏乃善,赏不能供;畏罚乃止,罚不能胜。忘赏罚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赏罚者,圣王所以当功过,非所以着劝畏也。故理至则遗之,而三代以下匈匈然与迹竞逐,以所寄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吕惠卿注:「天下者,万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纵,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迁,无为而已。无为则无我,无我则治。天下者谁哉?故两忘尧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静,何有乐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迁其德者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为和。人莫不有冲气之和,以与天地通。而尧使民乐其性,至太喜而毗于阳;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于阴。故伤其冲气而堕四时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伤人形矣。至于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谓两相伤也。于是天下始有乔诘卓鸷非常之行。乔则尚高,诘则穷尽,卓则难及,鸷则不群,皆非平易中正。此赏罚所以不及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林疑独注: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圣人观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适逍遥之游;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义之悦。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顺其德。故性不淫,德不迁,圣人亦无为矣。岂有治天下者哉?心无所苦,谓之恬,恬有安静意;心相承顺,谓之愉,愉有欢悦意。喜则气防而心动,故不恬;怒则气逆而心郁,故不愉。人心未尝不虚,而至于悲喜者,有物触之也。尧、桀之治天下,虽善恶不同,其触人心而至于害性则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长久乎?人过喜则阳气常舒,过怒则阴气常惨。喜怒始由于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节,上干天地之和,而反伤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伤、阴阳不和之状。乔诘言之,好高卓鸷;行之,尚异。天下因尧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盗跖。既誉尧,非桀,善恶交纷,竭天下之物不足以为赏罚,况其他乎?上之人终以赏罚为事,则天下之民,岂能安其性命之情哉?陈祥道注:有天下者,欲开天而不开人,为福而不为贼,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则莫之扰,宥则莫之迫。莫扰则性不淫,故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则德不迁,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于不恬,必失于不愉。不恬则太喜而毗于阳,不愉则太怒而毗于阴。盖人身之气与天地通流,吾之阴阳毗于此,天地之阴阳应于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伤人之形矣。于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异、务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过于为善,必过于为恶,故举天下不足以为赏罚,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陈碧虚注: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宽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斯无为而自治也。昔尧亡自存之道,而施仁爱,使民失常性,以至亲之誉之;桀无宽物之恩,而务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侮之。性淫德迁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阴阳,阴阳不和,反伤人形矣。乔诘高奇之论,喻曾史之流;卓鸷独行,勇猛比盗跖之徒也。赏善不足,言诈善众;罚恶不给,言实恶多。故喧哗竞逐,以势利为务,何暇乎恬愉寿考邪?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三十 宋代褚伯秀撰写 《在宥》第一 只听说使天下各自存在、各自宽容自在,没有听说过治理天下。所谓“在”,是担心天下损害自己的本性;所谓“宥”,是担心天下改变自己的德性。天下不损害本性、不改变德性,还需要有人治理天下吗?从前尧治理天下,使天下人欣欣然,使人人以自己的本性为乐,这并不是恬静。桀治理天下,使天下人憔悴忧苦,使人人苦于自己的本性,这并不是愉悦。不恬静、不愉悦,都不是德;而能够长久存在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过分喜悦,便偏向阳;如果过分愤怒,便偏向阴。阴阳都偏离正位,四时就不能正常运行,寒暑的调和也不能形成,反而会损伤人的形体。使人的喜怒失去正常位置,居处没有常态,思虑不能自得,中道不能形成条理,于是天下开始出现高亢、责难、卓异、凶猛而不平常的行为,后来才有盗跖、曾参、史鰌那样的行迹。所以把天下的财物都拿来奖赏善人也不够,把天下的财物都拿来惩罚恶人也不够。因此天下虽然广大,也不足以用来实行赏罚。三代以下,天下纷纷扰扰,始终把赏罚当作要务,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安顿自己的性命实情呢?郭象注说:“使万物各自存在、各自自在,就能治理;强行治理它们,就会混乱。真实本性不受扰动,性命就不会偏离欲望和厌恶。居上位的人不能做到无为,所以产生诱导、羡慕、喜好、厌恶,百姓的本性便受到损害。人们所尊重的圣王,不是尊重他亲自治理,而是尊重他的无为,任凭万物自行作为。没有治理,才不会改变本性。尧虽然使天下各自存在、各自自在,但他的外在行迹却是治理。治理和混乱虽然不同,但对于使后世失去恬静愉悦,使万物争相崇尚、畏惧、鄙弃而不得自得来说,结果是相同的。喜怒失去正常位置、居处没有常态,这些都是尧、桀一类行为造成的。使人产生这些祸患的,是天地之间最能凭借灵知和喜怒扰乱群生、震荡阴阳的人。所以得失之间,喜怒聚集在百姓心中,寒暑的调和便败坏,四时的节度便失常,各种制度昏乱消亡,万事夭折凋落。羡慕赏赐才行善,但赏赐供给不了;害怕刑罚才停止作恶,但刑罚也制止不了。忘掉赏罚而自行向善,性命才会得到充分满足。赏罚,是圣王用来对应功过的,不是用来彰显劝诱和威惧的。所以治理达到极致,就把赏罚遗忘;而三代以下却纷纷扰扰地追逐外在行迹,把所寄托的赏罚当作事业,哪里有时间安顿自己的性命实情呢!”吕惠卿注说:“天下,是万物共同归于常性的地方,常德就是我的本性。” 德就是这样。所谓在宥天下,不过是在宥我自己罢了。“在”,是使它存在而不亡失,任凭自然而不增加人为作用;“宥”,是放任它而不放纵它,就像园囿宽容其中的万物。不损害本性、不改变德性,不过是无为罢了。无为就没有自我成见,没有自我成见就能治理。天下又是谁呢?所以尧、桀的是非也应当一并忘掉。人出生时本来是安静的,哪里有什么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都是损害本性。损害本性,就没有不改变德性的。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阴阳冲和之气形成调和。人没有谁不具有冲和之气,可以与天地相通。然而尧使百姓以自己的本性为乐,到了过分喜悦而偏向阳;桀使百姓以自己的本性为苦,到了过分愤怒而偏向阴。因此损伤了冲和之气,破坏四时的运行,寒暑的调和不能形成,反而损伤人的形体。至于思虑不能自得、中道不能形成条理,就是所谓两方面互相损伤。于是天下开始出现高亢、责难、卓异、凶猛而不平常的行为。所谓乔,是崇尚高远;诘,是追求穷尽;卓,是高卓难及;鸷,是不合群。这些都不是平易中正的行为。所以赏罚不能达到性命的真实情状,也就不能使性命安定。林疑独注说:天下自行产生的万物,没有不自在的;天下自行获得的东西,没有不自得的。圣人观察天下自在的本性,使它各自适合逍遥的游处;顺应天下自得的德性,使它各自安于自己的理义之乐。所谓“在”,是使天下成就自己的本性;所谓“宥”,是使天下顺应自己的德性。因此本性不受损害,德性不被改变,圣人也就无为。哪里还有治理天下的人呢?内心没有痛苦,叫作恬;恬有安静的意思。内心彼此承接顺应,叫作愉;愉有欢悦的意思。喜悦时气机舒张而心神动荡,所以不恬;愤怒时气机逆乱而心中郁结,所以不愉。人的心本来没有不虚静的,至于产生悲喜,是有外物触动了它。尧、桀治理天下,虽然善恶不同,但触动人心而损害本性这一点相同,并不是先王自得的道理,怎么能够长久呢?人过度喜悦,阳气就总是舒张;过度愤怒,阴气就总是惨滞。喜怒开始由于君主政治失去中正,以致百姓之心失去节度,上面干犯天地的和气,反而损伤人的形体,这就是彼此相因的道理。因此使人思虑不能自得、中道不能形成条理,都是说人的形体受到损伤、阴阳不调和的状态。所谓乔诘,是喜好高远卓异、凶猛;实行这些行为,就是崇尚奇异。天下人由于尧的行迹而有曾参、史鰌,由于桀的行迹而有盗跖。既然赞誉尧、非难桀,善恶彼此纷乱,那么即使竭尽天下的万物,也不足以用来赏罚,何况其他东西呢?居上位的人始终把赏罚当作事业,天下百姓怎么能够安定自己的性命实情呢?陈祥道注说:拥有天下的人,想要使天下自然展开而不压制人性,只求带来福而不造成祸害,不如让天下各自在而各自宽宥罢了。使其存在,就没有什么去扰乱它;使其宽宥,就没有什么去逼迫它。没有扰乱,本性就不受损害,所以万物自然生长而不知道为什么生长;没有逼迫,德性就不改变,所以万物同样各有所得而不知道为什么所得。又有谁需要治理天下呢?治理天下的人,不是失于使人不恬静,就是失于使人不愉悦。不恬静,就是过分喜悦而偏向阳;不愉悦,就是过分愤怒而偏向阴。人的气与天地相通流,我这里阴阳偏离,天地那里的阴阳就会相应。寒暑的调和不能形成,反而损伤人的形体。于是天下开始出现追求高远、探究深奥、崇尚奇异、专务敏捷的人,全都不是中道。人如果不偏过于行善,就必然偏过于作恶;所以即使举天下之物,也不足以实行赏罚,哪里还有时间安定自己的性命实情呢?陈碧虚注说:上古的君主保存天下,只是宽容它,并不是存心要治理它。所以天下不损害本性、不改变德性,于是无为而自然治理。从前尧失去了使万物自存的道理,施行仁爱,使百姓丧失常性,以至于亲近、赞誉他;桀没有宽待万物的恩德,专务苛刻急迫,使百姓丧失常德,以至于既畏惧他又侮辱他。性情放纵、德行变迁而不至于灭亡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人的喜怒与阴阳相通,阴阳不调和,反而会伤害人的形体。好高骛奇、喜欢诘难的言论,是把曾参、史鱼一类人作为比喻;卓然孤立、凶猛独行,是把盗跖一类人作为比拟。奖赏善人还不够,便说伪善的人很多;惩罚恶人还不够,便说真正的恶人很多。所以人们喧闹争逐,把权势利益当作要务,哪里还有闲暇安适欢乐、享有长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