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义海纂防卷四十九

译鬳斋说：在世俗学问中修治本性，是讥刺当时儒家、墨家谈论本性的做法；用世俗学问治理本性，却想恢复理性本初，在利欲中滑行，却想达到虚明境界，这是最愚昧无知的做法。安定能够产生智慧，所以说“用恬静保养智慧”；知道本来无物，还有什么可以刻意求知呢？这样才能安定，所以说“用智慧保养恬静”。二者相互保养，然后才能得到自然本性。和理，犹如和顺、安静、安定，也就是获得本来和顺的本性。“恬养知，知养恬”六个字最为精妙。道德就是和顺，无所不包容就是无所不爱，无不得就是万物各得其宜。义理明白后与万物亲近，就是尽己之心，也就是忠。以内心的真实纯正表现于外，又从表现出来的形态反求内心，就是乐；乐一旦产生，恶就可以止息。诚信地按照容貌、形体所自然实行的节度行事，就是周旋而合于礼。向外求取礼乐而不知道它们的根本，所以说偏行，意思是只看到了其中一半。蒙就是昏暗。德积蓄而不显露，外物自然端正；不覆盖他物的是我，而不是把德强加给别人。覆盖他物，万物就必然失去自己的本性。各家注解都以世俗学问立论。陈碧虚所依据的张君房校本中，《学》字上没有“俗”字；这样意义更为简明，是说本性本来出于自然，不凭借修习学问。如今的学者看重每天增加学问以求取世俗声誉，这就是在世俗中修治本性；却还刻苦增进学业，想恢复本性本初，学问广博却没有根本，真实本性反而丧失得更多。贪恋执着于爱憎，沉迷其中不能返回，这就是在世俗中放纵欲望；却还要深思曲虑，想求得清明，智慧耗尽、精神劳累，距离清明反而更加遥远。凡人不是天赋超常，本来不能完全没有学问；学习的目的，是涵养天赋的本性，发扬它的智慧光明，用古人的成就印证我心中共同具有的本性，希望返还淳朴、恢复根本罢了，并不是开启人的心窍、增加他的知识见闻，反而增添杂乱毒害。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但也不能没有欲望；顺着本性而合于道，欲望就出于正当，如饥饿时进食、口渴时饮水、寒冷时穿衣、疲倦时休息之类。在世俗中修治本性，欲望就会出于邪曲，如吃饭一定要珍馐美味，饮酒一定要醇厚，穿衣一定要华丽，休息一定要放纵，就是这样。欲望进入邪曲，本性就失去善性，沉溺于流俗，逐渐远离大道罢了。道以恬淡为贵，世俗以华丽争逐为先；学习不是应当学习的学问，思考不是应当思考的思想，这就是人心与道心之所以分开、上等善与极端恶之所以确立的原因。只有彻底摒弃世俗之学、做到无思，才可以恢复本性、达到清明。无奈世人用外在的学问来掺杂它，用妄想妄思来遮蔽它，所以学问日益增加，而真性日益受损；思虑日益烦乱，而道日益疏远，这正是真人的悲哀。至于能够保全自然本性、不受世俗治理的人，本性本来没有期待恢复，却自然恢复了；能够保存正性之真、不被世俗浸染的人，清明本来没有期待达到，却自然达到了。这只是因为道以虚静为归宿。古语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入危险。”学习和思考，是圣贤借以进德修业的凭借，而《南华》却不取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贤者以向内求学为学，以切近自身的思考为思；圣人则以绝学为学，以无思为思，所以不同于世俗那种见闻广博、知识繁多的学问。由内学达到绝学，由近思达到无思，圣贤所能做的事就完成了。恬静主于静，知虑主于动；静能生润，动能生炎；炎与润取得中和，理就由此产生。和，是德的精粹；理，是处理事情的适宜原则。这两者都是我本性中的东西，并不是由外界熔铸而成。世人只知道恬静，却不能使它与知虑相互调养，所以动静常常偏失；利害相互摩擦，水火焚毁中和，于是真性就【▯】了。只有治理大道的人，动静都不越出道的范围；应对外物却不把它藏在心中，保存恬静来调养知虑；知虑产生后又不滥用它，这又反过来调养恬静。本性达到极致的和，处理事情完全合乎其理，天地之和也就相应而来。这正是从修身推及天下的明显效验。后文叙述仁、义、忠、礼、乐，其中“忠”字，详见郭象注。成玄英都认为这里应当是说居中治理。至于崇尚礼乐，就更加低下了。之所以会乱，是因为接着发展出礼乐；礼乐本身未必能使天下混乱，但继承并推行它的人不能不造成混乱，这是形势所导致的。如果能够由礼乐上升到仁义，再由仁义回归道德，这难道不就是消除祸乱、达到太平的办法吗？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与整个世代一起达到澹漠的境界。在那个时候，阴阳和谐而宁静，鬼神不来扰乱，四时各得其节度，万物不受伤害，众生不会夭折。人虽然有知，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它，这就叫作“至一”。在那个时候，没有谁刻意作为，却总是顺任自然。等到德逐渐衰落，到了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于是只能顺应事物，却不能保持纯一。德又进一步衰落，到了神农氏、黄帝开始治理天下，于是只能使天下安定，却不能顺任自然。德又进一步衰落，到了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兴起治理教化的流派，使淳厚散失、朴实破坏，离开道而追求善，以险诈的德性来行事，后来便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智。心与心相互识别，仍不足以安定天下，于是又附加文饰，再增加广博的学问；文饰消灭了质朴，博学沉溺了本心，从此百姓开始迷惑混乱，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性情、恢复本初。郭象注：任凭万物自然，所以能够达到至一。德之所以逐渐衰落，是因为圣人不能连续出现在世上。在上位的人不能不有所作为，却又羡慕无为的外在形迹，所以造成了弊病。世道已经失去至一，迷惑也无法解除，因此只能顺其现状而不再强行推进，使人安于其所能安而已。圣人能够任凭世人自行获得其所得，哪里能够使世人都成为圣人呢？所以皇王的事迹随着世代一起变化，而圣人的道从来没有不完整。所谓善，是超过适宜范围的称谓；一旦有意标举善，便使道不能完整。所谓行，是违背本性而去实行；一旦立意施行，德就不再平和。用心智役使自己，本性就离去了。彼此之心争着把自己的见识放在前面，于是再也不能任顺本性。忘掉机巧的知虑而任顺本性，这才是安定。文饰和博学，是对心性本质的装饰；本初，是性命的根本。

译吕注所说的处在混沌蒙昧中而达到澹漠，就是燧人氏、伏羲氏、黄帝达到至一的妙处；而那些圣人所留下的，只是混沌、澹漠的粗略形迹。从妙处来看，以道治理天下，使百姓无知无欲，称为至一，也是恰当的。从粗略形迹来看，他们同样是在治理天下，但德不免逐渐衰落，不能达到至一。所以修道的人，总是要绝弃圣人之名、抛弃机智，重新归于无物。而本篇论述到这里，实在是因为在至一的境界中，即使燧人氏、伏羲氏、黄帝也无法容身其中。世间学习圣人言论和事迹的人，不知道自身有一种能够鼓动万物、却不必与圣人共同忧虑的境地，那么听到这番话而惊疑诧异，也不足为怪。从燧人氏到唐尧、虞舜，治理教化的流弊使淳厚散失、朴实破坏，时代有厚有薄，所产生的应验也各不相同，这正是所谓“大道废弃，才有仁义；智慧出现，才有大伪”。道本来无所不善，一旦特意标举某种善，就已经不合于道。德本来无所施行，一旦特意标举某种行，就已经不平和。仁是善的首要，义是用来实行仁的。道德只是本性本身，仁义则是本性从心中发出的表现。离开道而使德变得险诈，就是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智。教化一改变，欲望就会兴起；我将用无名之朴来镇定它。如今想用心智去安定天下人的心，结果只是心与心相互识别，仍不足以安定天下，所以又附加文饰而消灭质朴，增加博学而使本心沉溺。文饰就是礼乐，博学就是学问，质朴就是本性。礼乐一实行，天下便混乱；还想恢复本初、达到清明，怎么可能办到呢？疑独注：从“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到“这就叫作至一”，前面的文意已经多次出现，这里不再说明。燧人氏改变用火的方法，伏羲氏创制文字，才开始有治理天下的心。虽然能够顺应人心，却不能使人心归于纯一，不像混沌时代那样。神农氏讨伐共工，黄帝征战蚩尤，虽然志在使百姓安定，却不能顺应众生。尧使百姓得到治理，舜流放四凶，兴起治理、推行教化，从此开始。所以孔子编定《尚书》，开篇便从唐尧、虞舜说起。善，是道的散失；人知道有所欲求的善，便离开道去追逐善。行，是德的形迹；人知道有所实行的行为，便把德变成险诈，使行为变成平坦的外在途径。于是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智，而彼此之心也随之产生。彼心与我心相互识别，强行产生分别，把知识当作真正的知，所以不足以安定天下。文饰胜过质朴，质朴就受到损害；博闻强记，心就劳苦；百姓于是开始迷惑混乱，不能恢复自己的性情。祥道注一则：全然处于道中而无所偏顺；一旦有所偏顺，就是顺应外物而不能安定；能够安定，就不会混乱。至一失去以后，才有顺；顺失去以后，才有安；安失去以后，才有乱。从古代的人逐步下降到唐尧、虞舜，百姓开始迷惑混乱而不得安定，无法返回自己的性情，这是失去顺；无法恢复本初，这是失去一。道本来继承善，实际上却是离开了道；行为虽然是在实行德，实际上却使德变得险诈。本性，是心的国；心，是本性的君。本性从未不宁静，只是心有时役使它；宁静从未不淳厚，只是役使它的心使它离开本真。善于修道的人，保存心来调养本性；不善于修道的人，舍弃本性而顺从心。于是彼此之心争着把自己的见识放在前面，揽取是非，触犯利害，距离道就越来越远了。那一点点机巧的知识，哪里足以安定天下呢？认为知识不足以安定天下，于是再附加文饰来装饰质朴，结果反而损害质朴；再增加博学来引导本心，结果反而损害本心。这不正像扬起尘土来想阻止尘土、放纵风势来想止住火焰吗？天下怎么能不迷惑混乱呢？碧虚注：至德的时代，朴素淳厚而无知，澹漠寡欲，所以保持纯一。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画卦，顺应外物之情，便不再纯一。神农氏制作耒耜，黄帝使用干戈，有所求安，便不能顺任自然。尧征讨丹朱，舜讨伐有苗，朴实于是散失。追求善便接近名声，也就离开了道。独自强行施行，便损害生命，也就使德变得险诈。舍弃湛然的本性，以后天形成的心为师，用自己的心揣度他人的心，争着预先形成见识，这是道的华饰，也是愚昧的开始。由此可知，机巧的知不足以安定天下，恬静却可以养育万物。修道就保存质朴，绝弃学问就使心宁静，抛弃机智就返回根本，无为就恢复本初。鬳斋说：混沌蒙昧，就是幽暗收藏而不自我显露；澹漠，就是上下彼此不相求取；整个天下纯全于道，没有欠缺，这叫至一。知道有某种道理可以顺从，纯一就已经离开了。每个人都把某种道理当作安定之处，于是有了自我，也就离开了道。有了善的名目，道就更加遥远；有了可以显现的行为，德就不再平等。舍弃自然本性，顺从有为之心，我以有心去作为，彼以有心来回应，这就是心与心相互窥察。既然使用知识还不足，又增加礼乐文章，在这上面用心，就仍然是在防止自己沉溺。鬼神守护幽深之处，万物于是各遂其性。至于人有知却不使用它，如果不是处在混沌蒙昧中而达到澹漠，能够这样吗？这就叫作至一。意思是说，上古的君主得到真淳，百姓之心没有二心。等到德逐渐衰落，有人违逆自然，所以把顺应天下作为用心之处，于是离开了至一；又有人扰乱本性，所以把安定天下作为用心之处，于是违背了真实本性。下至唐尧、虞舜兴起治理教化，使淳朴散失，离开道德而去追求善行，距离本性就更远了。用心去识别心，使用知识仍不足，再附加文饰和博学，这就像抱着柴薪去灭火。自己的性情尚且不能自然自得，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南华》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已经离道到这种程度了。上古的淳厚质朴，如同婴儿还没有长成；再往后，能够说笑而有喜怒；再往后，喜怒哀乐交相积于内，奸诈机巧和险恶显露于外。希望它重新恢复淳厚朴实，不也是很难吗？如今想澄清源头、使水流清洁，所以把燧人氏、伏羲氏列在德衰的行列中；可见它所期望的，是使百姓上升到太古以前的境界，只可惜有其德而没有其地位。《南华真经义海纂防》第四十九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义海纂防》第五十卷 宋代褚伯秀撰 《缮性》第二 由此看来，世间已经丧失了道，道也已经丧失了世间。世与道彼此交相丧失。修道的人凭什么使世间兴盛？世间又凭什么使道兴盛呢？道没有办法在世间兴盛，世间也没有办法使道兴盛。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他的德也已经隐没了。所谓隐，并不是故意自我隐藏。古代所说的隐士，并不是隐藏自己的身体而不让人看见，不是闭塞自己的言语而不说出来，也不是藏起自己的智慧而不发挥。只是时运和命数大大错乱了。在时运和命数相合、道大行于天下时，反归于一而不留下形迹；在时运和命数不合、道在天下极度困穷时，就深固其根、安定其极，以等待这种保存自身的时机。郭象注：道因为不被看重，所以能够保存世间；然而世间一旦存在，就会看重道。道一被看重，道也就丧失了。道不能使世间不去看重它，世间也不能不看重道，所以二者交相丧失。如果互不以对方为贵，才会彼此交相兴盛。如今之所以不能这样，是因为双方各有自己的情意，想借对方使自己兴盛。凭什么兴盛？凭的是不把对方看得尊贵。没有人知道反归于一来止息外在形迹，反而追逐形迹来求取一；越是得到形迹，越是失去一，这就是大错。即使重新起身来说明它，开口发言来传播它，显露智慧来发挥它，又怎么能够使双方交相兴盛呢？时运和命数大行之时，正是澹漠的时代。反过来任凭万物本性，而万物本性自然归于一，所以不留下形迹。时运和命数极度困穷之时，是不能保持澹漠的时代。即使处在事务纷杂的世间，圣人也从未不澹漠；他深固其根，安定其极，等待事物自行发展。道之所以不丧失，是因为从来没有自身保存而世间不兴盛的情况。吕注：世与道彼此交相兴盛，圣人便出现而万物得以看见；世与道彼此交相丧失，圣人便游处于世俗之中而无人知晓，他本来就已经隐了。何必还要特意隐居山林呢？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就是华胥之梦、姑射之游一类的境界。深固其根、安定其极，就是深沉坚定而不可动摇。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也不过如此而已。考察庄子这段话，似乎也对时运命数不遇而感到慨叹，大概世与道交相丧失，确实是值得悲哀的。听闻道的人，如果在兴盛与衰败之间有所遭遇，就不能不知道保存自身的方法。若是庄子所说的“不与圣人共同忧虑”，又何必在大错乱之中慨叹呢？疑独注：处在古代而实行适合今日的道，就会使道丧失于世；处在今日而实行古代的道，就会使世丧失于道。有这样的世道，然后才可以实行这样的道；否则不过是世与道彼此交相丧失罢了。道无法在世间兴盛，是命；世间无法在道中兴盛，是时。时与命同时相违，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他的德也隐没了。列子居于郑圃，庄子居于漆园，就是这种情况。隐，有隐其德而自我隐藏的；有隐其形，像长沮、桀溺一类人，是形体隐藏。古代的隐士，并不是逃避地方、逃避言语、闭藏智慧，而是时运命数大错乱，只能安于这种处境。当时运命数相合、道大行于天下时，圣人从不把自己看作通达，反归于一，不用外在形迹向人显示。在时运命数不合、道在天下极度困穷时，圣人也从不把自己看作困穷，而是深固其根、安定其极。孟子所说“得志时不因此增加，困穷时不因此减少”，就是这个意思。一，就是精微的义理没有形迹，然后进入神妙；根，就是穷尽本性、安定其极，然后达到命。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说的就是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迷惑，说的就是深固其根、安定其极而等待圣人。祥道注：古人知道用知虑与恬静相互调养，于是道与世的关系也就可以明白了。今人使世与道彼此交相丧失，于是知虑与恬静的情形也可以明白了。世丧失道，风俗就日益浅薄；道丧失世，德就日益衰微。世间没有办法使道兴盛，这是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也将隐退，何况比他更低下的人呢？古代所说的隐士，并不是隐藏身体、闭塞言语、藏起智慧，而是身体出仕、内心隐遁，像沉没于世间一样。这与以木石为友、以鸟兽为群的人，当然有所不同。经文所谓“天下有道，圣人成焉”，是说功业在无为中完成，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是说保全性命使其长存，深固其根、安定其极。功成而不因此自我夸耀、遗忘万物，生存而不因此受外物伤害，就能够把困穷看作通达，把通达看作困穷；精神不向外驰散，精气不在内耗损，这难道不是保存自身的方法吗？碧虚注：人得以保存，道便兴盛；人亡失了，道便丧失。世与道交相丧失，是历代时运造成的。人与世只是末节，关键在于根本。像老聃任守藏史、南华任漆园吏，他们的德已经隐没，却并非故意自我隐藏，是时势使然。伯夷采薇，严子陵垂钓，都是时运命数大错乱。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就是功成而不居其功。傅说版筑，吕望垂钓于磻溪，都是深固其根、安定其极。鬳斋说：道与世彼此交相丧失，有道之人又怎么能使世俗的见闻兴盛起来？世俗之人又凭什么知道道呢？世人都不知道道，那么即使圣人就在眼前，众人也不认识他；这并不是圣人故意自我隐藏。隐士并不是想隐藏身体、闭塞言语、藏起智慧，而是知道时势不可为，所谓“邦无道则愚”就是这样。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就是功成而不把它据为己有。道虽然可以施行，却把万物交付给无心；对于我自身来说，只有归于一而已。所谓根极，就是以自身为根本，在根极处止息。深固其根，类似于退藏于幽密；安定其极，也就是所谓“安于你所止”，只是保存自身以等待时机而已。详细考察‘世与道交相丧失’这句话，意味十分悲哀。真人超脱于世俗牵累，本来未必会因自己是否遇合而介意；这里特意从世道来说，也就是为世人的悲哀而悲哀。推究到最终，又有足以解除这种悲哀的道理：如果能在言语之下洞见至理，那么处在困穷中就如同处在通达中，把毁败看作成就，那么得失究竟又算什么呢？古代的隐士知道时运命数错乱而安于其中，所以德隐而形不隐；即使处在乱世，也能收敛锋芒、混同尘俗，祸害不能侵犯他。如今的隐士却逃避身体、躲避地方，名声反而随着踪迹显露；不能安于所应安之处，确实有人因此行为怪异而招来祸端。反归于一而不留形迹，就像明明有道却好像昏暗；深固其根、安定其极，就像良善的商人显得空虚。所谓随顺时势而时隐时显，能像龙一样奋发、像蛇一样蛰伏，那么这个身体到哪里不能保存呢？这条道又在哪里不能存在呢？《文中子》所说的“夭隐”“人隐”，大概就是源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