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

译臣听说，朝廷援引杨溥的旧例，起复李贤。前些时候承蒙皇上垂问，臣得以在大殿接受召对，并亲自被置于首选。臣常常自我感奋激励，思量报答皇上的奖掖和知遇。关于圣学的要旨、君主之道的急务、朝政的缺失、纲纪的废弛、官吏的贪婪残酷、百姓的忧愁困苦、风俗的败坏、士气的萎靡、兵戈的扰攘、饥荒的接连发生，臣本想提纲挈领，分条陈述，说明实际情形，探究根本原因，写成万言书，献给陛下，以舒解天下人的期望，报答陛下的恩德。然而臣任职不久，阅历不深；而且朝廷大臣、百官众吏，一定有人忧虑臣所深深忧虑的事情，进言臣所想进言的事情，实行臣所想实行的事情。臣是一个由疏远之地骤然进用的人，恐怕犯下冒昧进言、越职干预的罪过，因此心里虽然怀有忧虑，口中却不敢说；口中虽然想说，又没有时间顾及。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本分。近来李贤遭逢丧事，朝廷下达了起复他的命令。臣私下认为，李贤是大臣，起复是大事，关系到纲常，系于风化，是天下所瞻望、后世所鉴察的事情。左右侍从、给事中、舍人、台官之中，如果有人懂得义理、不顾流俗，就一定会陈述正论，以扶持纲常。因此臣一直缄默因循，直到今天。这些话虽然好像迂阔，但关系十分重大；事情虽然好像可以缓办，但所牵涉的关系十分紧要。前面几件事，臣已经没有时间陈述；这一件事，臣又不敢议论。这实在是迎合苟容之徒的做法，并不是忠于君主、爱护国家的心意。本来不是陛下求取臣下的本心，也不是愚臣报答陛下的夙愿。虽然越职违背义理，是君子所嫌弃的，未必应当随同众人一起发言；圣人也不赞同这种越职之举。然而先王制定的制度是，时政有过失，即使平民和工匠也可以匡正劝谏。何况臣充任近侍，蒙受恩德深重；扶植纲常，是臣的志向；抒写内心的愤懑，是臣的忠诚。惟愿陛下明察。臣恭敬地读到圣策中说：“朕从早到晚恳切不懈，想要端正大纲，举起万目，使人伦在上位者之间明白，使风俗在下民之间敦厚。”陛下这句话，确实可以为国家扶持纲常，为天地确立民众的准则，为万世开创太平。然而想端正大纲，没有比彰明人伦更优先的；想彰明人伦、敦厚风俗，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孝是上天恒常的法则，是大地正当的道义。国家没有孝，就不能成为国家；家庭没有孝，就不能成为家庭；人没有孝，就成了禽兽。孝道的时宜和意义，确实广大啊！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子女为父母服丧时，即使君主有命令，三年之内也不能越过丧家之门，这是用来教导子女孝道的。作为臣子的人，没有不孝敬亲人却能够忠于君主的。从前子夏问，服三年之丧时，遇到金革之事，难道也不能避开丧礼吗？孔子说：“鲁公伯禽是因为有特别的事情才这样做的。”如今有人以三年之丧援引这个例子，我就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陛下对于李贤，是因为金革之事而起复他吗？那么臣从未听说有这种事。是因为国家大臣而起复他吗？那么礼制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样似乎与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不同，似乎与孔子的话不相同，似乎也与陛下最初策问臣子的本意不合。如果说按照旧例大臣应当起复，那么做君主的应当用先王的礼制教导臣子，做臣子的应当依据先王的礼制侍奉君主。臣不敢远举例证，请以宋代的事情来说。宋仁宗曾经按照旧例起复富弼，富弼辞谢说：“何必遵循旧例来继续前代的错误？只应当依据经书和礼制来实行今天正确的做法。”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宋孝宗曾经按照旧例起复刘珙，刘珙辞谢说：“身处服丧期间，国内又没有门庭之寇难，却冒用金革之事的名义，实际是为了个人的利禄。”孝宗最终答应了他的辞请。这两位君主，都没有援引当代旧例强行起复臣子；这两位臣子，也没有遵循当代旧例苟且顺从君主。所以功德恩泽施加于当时，名声流传于后世，史官记载此事，把它作为盛事，士大夫传诵它，把它作为美谈。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能够用孝道教导臣子，臣子的孝心可以转移为忠于君主。自此以后，礼义不再受到尊重。史嵩之想援引旧例起复，为丞相王黼起复为执政，为陈宜中起复为宰相，为贾似道起复为平章。这几位君主，没有不按照当代旧例起复臣子的；这几位臣子，也没有不沿循当代旧例顺从君主的。然而百姓因此困苦，天下因此动乱，社稷因此倾覆，给当时留下祸患，给后世留下臭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没有用孝道教导臣子，臣子没有孝心可以转移为忠于君主。《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臣愿陛下以宋朝为鉴，使李贤对亲人尽孝，成为万世大臣的典范；陛下依礼对待李贤，成为万世君主的典范。这是臣的愿望，也是李贤应尽的本分。如果又说要让李贤以自身担当天下重任，因为四方多有忧患而起复他，那么仁宗时契丹强悍骄横，也不能说没有忧患；孝宗时金人强盛，也不能说没有事情。陛下如果一定想让李贤担当天下事务，而不是只处理宫门以内的私事，那么李贤本人可以不起复，仍然可以通过言论进言。应当下达温和的诏令，使他像刘珙那样，不因自身的丧亲之痛而忘记天下的忧患；凡是李贤知道的天下事务，就一定进言，进言就一定全部说尽。陛下对于李贤的言论，听到就一定实行，实行就一定尽力，那么李贤虽然没有起复，也等同于起复了。如果让李贤知道天下事务却不进言，进言又有所隐瞒；陛下对于李贤的言论，听到却不实行，实行又不尽力，那么即使起复，也等同于没有起复。陛下不要说朝廷中没有贤人，也不要说百官中没有贤士。君主好比盆，臣子好比水；盆是圆的，水就随之成为圆形；盆是方的，水就随之成为方形。君主喜欢劝谏，臣子就随之正直；君主喜欢奉承，臣子就随之谄佞。臣子正直，违背旨意的时候就多；违背旨意多，厌恶之心就产生；厌恶之心产生，俸禄就无法保全，自身也无法安稳。谁肯不保全俸禄、不爱惜自身呢？臣子谄佞，顺从旨意的时候就多；顺从旨意多，喜爱之心就产生；喜爱之心产生，宠信就更加稳固，职位也更加安稳。谁肯不巩固自己的宠信、不安稳自己的职位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在退朝后的闲暇、清静的宴居之时，略微收敛尊贵威严的气势，亲近正直诚信、博学通达之士，敞开心怀接纳他们，降低身份礼敬贤者，讲论圣学的要旨，阐明君主之道的急务，询问政事的得失，考察百姓的利病，访求人才的贤能与否，考察古今的治乱，询问风俗的盛衰，咨询边防的缓急，舍弃一己的见解，而以众人的见解作为自己的见解；

译舍弃一己的知识，而以众人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知识。对于顺从旨意的言论，就加以审察并斥退，使献媚求宠的人无处容身；对于违背旨意的言论，就宽容并接受，使献纳忠诚、为国效力的人能够尽情进言。群臣的策略都得到陈述，众多贤才一同得到任用，那么李贤想说的话，别人也能够说出来。又何必违背先王的礼经，拘泥于前朝的旧例，损害大臣的名节，亏损圣明的清明教化，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呢？朝廷的举措、大臣的进退，天下人都在观看，史官也会记录；即使清正的舆论不能在朝廷实行，天下人会怎样看待呢？即使公正的议论不能在今天实行，后世又会怎样看待呢？实在不可不恐惧，不可不谨慎。至于李贤起复，尤其有人推诿说：“他肩负天下的重任，应当遵循前朝的旧例。”近年以来，朝廷把夺情视为常规制度，士大夫把起复视为美名；那些吃着俸禄、穿着锦衣的人接踵进入朝廷，而依据礼制、守护经义的人却寂寥无闻。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在天下重任方面究竟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在前朝旧例方面究竟有什么依据吗？前朝自杨溥以来，从未听说起复某人担任某官。如今起复任官的，为什么这样多呢？是因为他们具有高明的谋略和长远的考虑，足以决定天下的大议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提出这些谋略？是因为他们有折冲御侮的才能，足以平定天下的大难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显示这种才能？是因为他们有正直的节操和刚劲的气概，足以激励天下士人学习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表现出来？是因为他们有深厚的仁德恩泽，足以浸润天下百姓的心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实行？是因为他们有忠诚正直的言论，足以弥补朝政的缺失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敢于进言？陛下究竟看中了这些人的什么，竟起复他们呢？我猜想，他们平日的谋划，不过是谄媚权势，预先为自己谋取地位；等到遭逢父母丧事时，就一定曲意编造谀辞，欺骗皇帝的听闻。不说这个人能辨明事理，可以夺情起复；就说这件事有旧例，按例应当起复。奸计既然得逞，就略微说几句空话；皇帝一旦答应，便欣然就任，从来没有像富弼那样坚决请辞，像刘珙那样恳切辞谢。名义上叫夺情，实际上是贪恋职位；名义上叫起复，实际上是留恋俸禄。况且妇人为公婆服丧也有三年，孙子为祖父母服丧按礼也有期服。夺情对于丈夫，本来与妻子无关；起复对于父亲，本来与儿子无关。如今有人住宅照旧，妻子儿女也不搬动，却向天下宣称：“本来想服完丧期，是朝廷不允许。”即使三尺高的孩童，臣恐怕也不会相信。做父亲的所以期待儿女报答自己，难道会料想到竟达到这种地步吗？做儿女的所以报答亲人的心，难道忍心达到这种地步吗？自己受到冤屈的人，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忘记亲人的人，没有能够忠于君主的。希望别人正直，却先使自己枉曲；希望别人忠于君主，却先让别人忘记亲人。陛下究竟看中了这些人的什么，竟起复他们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家庭中完全尽孝，然后把忠心转移到国家上呢？从前富弼遭逢母丧，韩琦说起复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情，富弼最终没有被夺情。史嵩之遭逢父丧，太学生群起攻击他，人数达到数百人，史嵩之最终请求服满丧制。如今大臣起复，群臣不加以非议，反而替他们编造说辞，这是为了预先给自己留下地步；群臣起复，大臣不认为不对，反而帮助促成此事，也同样是为了预先给自己留下地步。大臣既然没有顾忌，群臣又有什么可惭愧的？群臣既然有了旧例，大臣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如今的大臣，本来就是韩琦、富弼的罪人。天子是用孝道治理天下的；想在天下推行孝道，必须先在大臣中推行。臣愿陛下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从圣心决断，收回对内臣的起复命令，允许李贤依照富弼的旧例守制，依照刘珙的旧例议论政事。其余已经起复的人，全部命令他们返回服丧；尚未起复服职的人，全部允许他们服满丧制。即使有金革之事，也应当遵循穿丧服服兵役的制度，在外任用他们处理国事，在内让他们尽心服丧。朝廷一旦端正，天下自然端正；大臣一旦实行，群臣自然效法。人心和天理不可能泯灭，谁肯甘心做不孝的儿子，厚着脸皮做不忠的臣子呢？纲常由此端正，人伦由此彰明；风俗由此敦厚，士人的心志由此纯正；纪纲由此振作，国势由此振兴。臣这番话一说出，触犯者都会违逆众人的意愿，群臣的猜疑将无所不至。他们不说“这是狂妄书生妄加议论，不熟悉国家大体”，就说“这是迂腐儒生的空谈，不通达时宜”；不说“这是为了沽名而故意激烈，想求得进用”，就说“道理虽然正确，却有阻碍，难以实行”。近年以来，类似的话常常被用来堵塞言路、挫伤士气。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言论违逆他人，灾祸会殃及自身；今天提出议论，祸患会遗留到后世。然而臣早晚惶恐不安，只怕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所学，受到天下人的非议，给后世留下笑柄。因此冒死为陛下陈说这些。边务疏【商辂】

译题为边务事。臣私下认为，守卫边疆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近来听说各边负责操守的官军，大多有名无实，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士卒少而弱，二是衣食艰难。士卒少而弱，用于作战就不能取胜；衣食艰难，用于守卫就不能坚固。边城有这两种情况，名义上虽说是守卫，实际上却等于放弃。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请求派遣使者，并认为边疆的事情似乎无法办理，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可办理的，只是怕失于姑息、困于因循，那样事情才开始变得不可办理。臣查访得知，大同、宣府、独石、马营等处原来负责操守的官军，驻守边疆多年，已经熟悉当地水土，屡次经历战阵。自正统十四年达兵侵犯以来，有的流散到京师，有的因所属头目带领而来到京师，此后一直借机居住在京城。现在独石、宣府等处，大多是各地新调拨来的以及河南轮班的官军在那里操守。而且轮班官军既没有可以得到的房屋家庭，又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只能因循度日，悬望轮换，想要为长远打算，就很困难了。如果朝廷失于姑息，安于因循，听任各军巧立“游击”等名目，把前面所说的官军留在京城而不派遣出去，那么边境城池就会更加空虚；一旦有贼情，将拿什么防备抵御呢？关于前面所说的事情，如果蒙准许，乞求敕令兵部立即将口外大同、宣府、独石、马营等处正统十四年以前原来负责操守、如今居住在京城的官军逐一查明，并把他们的家属全部发往口外各相应地方，照旧居住、耕种、操守；不许各官像以前那样巧立名目，占留、怯避、阻挠，违者以重罪论处。有人说前面所说的官军善于作战，应当留在京城操练备战，这是不知轻重的议论。京师有百万人马，即使得到这些官军，也不见得增加多少，他们不过是跟随各个头目在营中处理私事罢了。若边城得到这些官军，就可以壮大威武、抵御贼寇，还可以使他们成家立业，作长远打算，这样的好处难道不大吗？惟愿陛下不要被群议迷惑，断然派遣他们出去，那么边境得到人力，藩篱屏障自然就坚固了。臣又查访得知，口外田地极其广阔，除屯田军士的田地已有定额以外，守城、守关的军士大多没有田地耕种。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先前在京的功臣等官员之家，把口外附近各城堡的肥沃田地占作庄田；依次而来的空闲田地，又被当地镇守总兵、参将以及都指挥等官占为己业，每年役使军夫耕种，收取利益肥养自己。至于守城等类军士，不但没有力量耕种，即使有余力，也没有附近便利的田地可耕。当前守边事务十分紧急，在京官员虽然不能役使口外军夫、强借官牛等物，但这种弊端仍没有完全革除。如果朝廷失于姑息，安于因循，不立即把前面所说的田地拨给各城军民耕种，那么衣食就没有办法得到充足供给，边城也会更加空虚。关于前面所说的事情，如果蒙准许，乞求敕令户部选派能干官员，分别前往大同、宣府、懐来、永宁等处，会同各地都御史、御史等官员，把在京官员所有的庄田，以及当地有权势之家占有耕种的田地，全部分配给附近军民作为产业。如果属于原来征收赋税的田地，也必须酌情减轻赋税征收。仍乞敕令各镇守总兵等官，把各城堡军士分为两班：每次上班六日，命令他们照例操守；下班六日，全部督促他们耕种。等到收获之后，再合力备御。还应禁革管军头目，不许他们占种过多田地。这样军士的衣食可以自行供给，民间转运粮饷的负担也可以减省。又耕种又守卫，古人如汉代赵充国、诸葛亮，晋代羊祜都已经实行过，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记载在史册上。今天守卫边疆的要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舍弃屯田耕种，而想使边城充实，即使耗尽府库财物、竭尽百姓力量，军士人数再多，年岁再久，也难以维持下去。如果有人说前述功臣等官员不可以没有庄田，那么或许可以在腹里地区相近或较远的地方，酌情拨换给他们口外的土地，但决不能听任他们在那里置办庄田，侵损守边军士，贻误国家大计，实在很不妥当。臣又访察得知，永平等关口的官军精壮，百姓安居乐业；而紫荆、倒马一带关口的官军怯弱，关内百姓不免惊疑。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永平等处的官军属于本地军，而紫荆、倒马等关的官军是从京城拨去轮班的军士，衣食不足，完全没有坚守的意志。贼寇如果到来，他们不过打算逃跑罢了。这件事屡屡有人说起，而本部没有立即施行，原因大概是认为京师是根本之地，应当把保定等处的精锐官军留在京城操练守卫。却不知道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守边为上，守关次之。若只是守护京城，这是下策。为什么呢？如果边境失守，关隘就会危急；关隘失守，腹里百姓就会闻风流散，人心动摇，变故百出。即使有京师军马，等到敌寇来到时也已经在远处了。又有什么作用呢？又有人说，在京城统领军队的头目贪图保定等处官军供应的柴草，所以借故把他们留在那里。如果果真如此，就更加不可行。前面所说的事情，若蒙准许，乞请敕令兵部把保定、真定等处在京城备操的官军发回附近各关，确定轮班次序，永远操守。如果人数不足，就从附近卫所相互拨补；同时把现在各关轮班统领的军队全部调回京城备操。这样不但可以免去两处重复支给口粮，而且边关得到合适的人力，京师也更加巩固。即使有千百个额森，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前面三件事，对于守边、守关都十分紧要，只是恐怕会妨碍人情。伏望陛下决意施行，那么边境方面就非常幸运了。《修省疏》【商辂】

译题为《修德弭灾事》。从前汉臣董仲舒告诫武帝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畏惧的。国家将要发生失道败亡的事情，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就再降下怪异来使人警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那么伤害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对君主怀有仁爱之心，希望阻止他的祸乱。”这番话古今都认为是名言。如今彗星出现在天田星西面，扫过太微北面，接近紫宫，上天谴告警惧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仰想皇上内心忧虑万分，切切谕令群臣一同修身反省，这正是体察上天仁爱之心，想通过整饬政务来消除灾异。关于当前政事的得失和百姓的利弊，文武群臣已经逐条陈奏上达了。然而德行是政事的根本。《书经》说：“先使君王归于正道，端正他的政事。”孟轲说：“君主端正了，没有什么不能端正。”大概端正万事，必定要以端正君心为根本。臣忝列近臣辅弼，没有什么可以稍微补益万分之一，实在深感惭愧恐惧。谨采集修德安民的大要，逐条陈述如下。一是端正心术。天下的道理有两种，不过正道和邪道罢了。正道，是二帝、三王和圣贤的道；邪道，是佛、老以及异端的教说。自古君主尊崇正道的，无不安享太平治理的快乐；迷惑于邪教的，没有不遭遇危亡的忧患。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可以作为鉴戒。臣等仰想皇上聪明圣智，难道不知道应当怎样取舍吗？只是对佛事稍微留意，姑且拿来试试，并不是诚心信奉。然而外面听说的人，私下以此为议论，说内府一次修斋，就使街市受到一次骚扰，其中的曲折情形，谁敢直言？这样做不停止，渐渐就会失去人心。伏望皇上留心圣学，不要信奉异端，以端正根本，减少内府修斋。若遇节令，只按常例在外面的寺观举行即可。修德应天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二是谨慎发布命令。君王的话像蚕丝，发布出来就像丝带；这是说命令的发布不可不慎。臣听说，自祖宗以来，凡是传达旨意，必定专门委任一个人。这样责任有所归属，事情也没有虚伪。近来圣旨行于光禄寺、内府各衙门，传奉的人不一，政令出自多个门路，便给人以诈伪的机会。将来的弊端，难以说尽。伏望皇上今后斟酌事情是否可行，如果可以施行，必定命司礼监传旨。这样或许命令出自一个渠道，事情有据可查，也没有弊端了。三是亲自接见臣下。君主如天，臣下如地。天地之气交合，就成为泰卦；不交合，就成为否卦。君臣之间的道理，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古往今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不敢一一列举。只有我朝祖宗历代圣主在位时，没有不接见大臣、议论政事的。君臣感情相通，政事因此和谐。如今皇上临朝后立即退去，端坐在九重宫中，却一次也不在便殿接见大臣。天下军民的利弊，凭什么能够全部知道？难道因为自己居于万物之上，就能自然洞察四方吗？还是认为臣下庸劣，不值得与之商议呢？伏望皇上每日驾临便殿，或者每隔三两日召见一次文武大臣中忠直而有见识的人，当面议论政事并决定可否；或者询问军民的安乐与忧患，或者访察人才的贤能与否，或者考察治理制度和风俗的得失。心中有疑问，就一定向众人询问。听取阅览日益熟悉，未必不能得到些许补益。四是慎重赏罚。赏罚二者，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大权。赏赐合乎功劳，惩罚合乎罪行，人心就会服从；一旦有不恰当之处，人心就不会服从。所以想使人心服从，没有什么比慎重赏罚更优先的。慎重赏罚，又没有什么比遵循旧有章法、守住既成法度更优先的。近来道路上传言，说赏赐太过滥用，近幸无故得到金帛的很多，工匠没有功劳却冒领官职的很多；这些都不是旧典所规定的。用刑太重，有依法不应充军却被充军的人，有罪不至死却被处死的人；这些也不是既成法度所允许的。伏望皇上节制赏赐，慎用刑罚，只遵循、守护旧典和成宪，使人们不再有偏私枉滥的议论，那么公道就会彰明，治理法度也就端正了。五是接受劝谏。每天有万般政务，事情又有万般变化，如果不兼听并广泛采纳意见，怎么能够件件处理得合乎道理？因此，伊尹因为成汤能够听从劝谏而不违逆，称赞成汤；傅说因为高宗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君，期望高宗如此。后世称赞贤君，也必定把听取意见、接纳劝谏作为首要的事情。伏望皇上以古代圣主明君为榜样，虚心克制自己，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厌恶那些切直的话，也不要忽略那些迂远的意见。如果确实合乎道理，就立即赐予施行。这样，官职赏赐、政令刑罚就不会发生乖失，下面的情况也能够向上通达。天下的利害、军民的困苦，都能够被听知，国家长久安定治理的道路就在这里了。六是勉励官员尽职。《书经》不是说过吗？臣下是我的股肱耳目，这是说君臣本来是一体。如今五府六部等衙门，难道不是股肱之职吗？给事中、御史，难道不是耳目之官吗？股肱的举动合宜，耳目听见看见的没有错误，那么君主就会尊贵安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但如今太平已经一百多年，文官安逸，武将嬉游，事情多所因循。追究其中弊端，难以一一列举，大致在于只知奉承圣旨而嫌于违逆复奏，或者径直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不加斟酌，因此那些对军民不利的事情很多。有见识的人只能私下议论而不敢公开直说，心想眼前暂且苟安，又害怕烦扰触犯。哪里知道如今下面百姓的愁苦怨恨，竟然严重到感动天象变化的地步呢？伏望皇上告诫并激励各级官员，谨慎修治自己的职务。今后担任股肱之职的人，凡遇到事情有不便之处，都要再三据理奏陈，不要任意下令施行，结怨于百姓；担任耳目之职的人，只要有事情是为害百姓、官员成为百姓祸害的，就立即举奏，不要徇私容隐，务必使百官改变因循苟且而振作奋发，各自尽到职责，兴起功业，然后才可以希望政事良善、百姓安宁。

译七是体恤军民。《书经》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军队出力来保卫百姓，百姓出赋税来供养军队，军民相互资助，国家的根本才会牢固。近来管理军民的官员，不能体会朝廷爱护养育军民的心意，借着公事征敛，弊端百出，军民日益穷困。像这样的情况，天下都是如此，而京畿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差役繁重，又没有可以凭借来谋生的资源。从前的牧马草场，多年来被开垦种成田地，如今大多被有势力的人侵占，所以马匹死亡就要受到罪责，土地减少就使衣食困窘，军民怀愤积怨，已经不是一天了。伏望皇上命有关部门清理三营草场，使官军便于放牧；削减退还势家庄田，使百姓便于耕种，以资助生计。各地卫所、府、州、县的官员，有巧立名目，或称“措办”，或称“区画”，或称“罚赎”，或称“劝借”等名目，征敛剥削军民财物的，乞请命都察院严加禁止惩治，不要让他们任意削夺，以致下层百姓困苦，把怨恨归于上面。这样，军民各得其所，国家就能长久安宁了。这七件事，实在都是出自舆论；说出来似乎会违逆上意，但施行以后必定有所补益。大概上天的视听都在百姓，百姓心中感到喜悦以后，天意才可以挽回。臣一片恳切而愚拙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伏望皇上鉴察天象中除旧布新的征兆，从圣心独断，努力施行新政，把端正内心作为修德的根本，把其余各事作为修德的辅助。上面修明德行，群臣就都知道感激而尽职，抚养军民的政事也就可以依次施行了。把灾祸转为祥瑞，没有比这更切实的办法了。晏婴说：“君主不违背德行，还忧虑什么彗星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惶恐至极，谨冒死上言。《请革西厂疏》【商辂】题为《体察天道、遵循旧章、安定人心、消弭灾异事》。仰想皇上即位以来，效法上天、敬奉祖先，任用贤能，政事清明，纲纪振作，因此十多年间，天下安宁。虽然天象屡次以此表示警戒，但灾变自然消除；虽然水灾旱灾接连多年发生，但百姓没有流离叛乱。这实在是因为皇上宽仁大度，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慈仁爱人的心意感通上下。为什么近来却侦察过于繁密，法令过于急迫，刑网过于严密？官校提拿官员的事情，都是出于传闻；夜间搜查家财，起初又没有见到驾帖。人心汹汹，各自怀有疑惧。内外文武重臣，是皇上托付为股肱心腹的人，也都不能安居其位；百司庶府的官员，是凭借他们来建立政事的，也全都不能安于职守；商人在市场上不安，行旅在道路上不安，士卒在军伍中不安，百姓在本业上不安。太平时代，哪里应当有这种情形？推究原因，大概是因为陛下把听取和裁断政事委托给汪直一人，而汪直又把耳目委托给一群小人。汪直的过失，虽然还没有十分严重，但群小之中，有些人的奸谋足以颠倒是非，有些人的巧言谄媚足以蛊惑人心。像韦瑛这样的人，自称亲自承受密旨，能够专擅赏罚进退的大权，自以为百官的升降尽在掌握之中，擅自施行威福，虚张声势，甚至有同恶相济的情形。像王英这样的人，则因为依附自己而推荐他；稍微还存有公论、进行劝谏匡正的人，就因为与自己意见不同而贬黜他们。像狼像虎，肆无忌惮。推究他们立心的根本，只知道希求进用，以此作为一身的荣耀，却不知道伤害善良、损害国体，成为圣德的大累。陛下如果是为了防微杜渐，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前几年为什么安然无事？过去曹钦叛乱，都是由于逯杲制造事端、有所激发，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可以作为明鉴。从前唐太宗在天下刚刚平定以后，骨肉相残，群雄侧目，处在嫌疑之际，本应当过分谨慎，但他却听从魏征讲仁义的话，拒绝封德彝关于刑罚的主张，于是天下富足，米价斗三钱，外户不用关闭，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的境界。太宗因封德彝去世，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的效果，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见。”德行修明，百姓自然会受到教化；法令急迫，百姓反而更加混乱。拿前代史书来考察，件件都可以验证。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我国家积累德行已经一百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浸润人心，四方万国无不归附拥戴陛下为守成的贤明君主，严刑峻法实在不是所宜。何况如今雷鸣地震，无处没有；水旱灾伤，一天比一天严重。反省自身、念及过失，消除灾患的办法，没有什么比体恤刑狱更优先；安定人心，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然而如今反而这样做，使人人叹息怨恨、感伤悲痛，和气一旦受到惊扰，变故又难以预料，腹心之患，难道不可畏惧、不可忧虑吗？伏愿皇上体察天地包容万物的胸怀，不要在细枝末节上过于苛察；尊重祖宗的成法，不要琐屑地任意改变旨意。凡事必须经过六科，以防将来有人伪造；奏疏必须由通政司转达，以杜绝从其他门路滥受奏章；把政事责任交给府部，并严格掌握考核功绩、核实实情的权力；把刑狱交给法司，并申明三次复核、五次奏报的命令。收回侦察人员，诛除放逐奸邪之徒。若有谋逆奸细，以及贪赃枉法、情节重大的，全部依照旧规办理，委任历练老成的人管理。这样，谗言不入耳中，自然足以怡养性情、保养精神；苛政不施加于下，自然足以安定邦国，延长圣上的寿命于万年，保全皇室基业而不可动摇。一切端绪都在这里；否则这种风气日益滋长，众口哀号，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知了。臣等蒙受陛下生成之德，被置于机密近要之地，一片爱君之心，早晚有所听闻见到，难道能够缄默不言吗？谨将大略逐条陈述，具题上报。伏候圣上裁断，立即赐予施行，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预防外夷奸谋疏》【马文升】

译我曾想到往年三卫部落的人偷盗边境马匹，经过大同、宣府边境时，都来报告说：“我们每次在边境各营偷马，返回老营时，都会在某处报告。”如今将近一年，宣府、大同两边的守臣都没有奏报前面所说的情况，臣已经怀疑他们之间有相互勾结的意思。况且正统十四年，因为诺延等三卫部人与北部额森相互勾结，所以发生了土木之祸。臣又听说额森的大军近日都在宣府驻牧，也有向东行进的，而大同没有贼寇，臣私下怀疑这是这些人的奸谋。如果进犯宣府，那里山势险阻；如果进犯大同，边墙重重，又各有精兵，还调有延绥游击官军驻在这里。他们的意图，是在交锋之间使双方各有损伤。如果被诺延作为向导，引领大军都到本卫地方扎营，或者把部众留在大同、宣府边外，牵制我军不敢向东行动，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再分派精锐，有的从喜峰口进攻，有的从燕河营进攻；那里山势平缓，不到数十里就是腹里百姓稠密之地，人口和牲畜很多，早晨进去抢掠，晚上就可以计算着返回。而且我军势力薄弱，哪里能够支持？从京城临时发兵，也不免缓慢而来不及应事。成化年间，诺延卫的人曾经从这里进入，一直到了永平地方，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如果这些贼寇熟悉道路，长期进行抢掠，京师免不了戒严，他们成为国家的祸患就不小了，难道可以不早作防御吗？乞请敕令兵部，一面从团营挑选马、步精锐官军三千人前往永平，再选步兵三千人前往密云，各自整点器械，命懂军事的武臣统领操练等候；一面选派舍人或职官，星夜赶赴宣府、大同，会同镇守、巡抚等官侦察敌兵现在究竟在哪里，是否有向东行进的消息，或者是否全在宣府地方侦察。如果他们向东行进，就把原定三处的军马就近启行，在预定地方操守，遇到贼寇侵犯，依据形势截击消灭。又恐怕这些人诡诈，声称进攻东边却实际攻打西边，东西两边不可不防。又考虑到拥众的贼寇若有三千人，我军恐怕难以抵御。但此时达马还没有经过抢掠控制，不敢纵横驰骋；秋凉以后，必定会肆意猖獗。臣想到下班官军已经休息很久，兵部应当奏请派两名属官分头前去，把德州以及德州左卫、天津三卫秋班马队官军催促点齐，全部赶赴永平，听候武臣提调操守；并把河间等处、保定等处五卫的马步官军以及原先选出的土达也都留下。本城平山卫的官军也留在本卫，定州卫的官军都留在本州，真定等卫、宁山卫以及平定千户所的官军都留在真定，全部依照法令操练。如果大同、宣府的军情紧急，就先把前面所说各城的精锐步军分散到各个关口，协同守卫。马军遇到进入关内的贼寇，就根据形势作战或防守。如果敌兵都在东路出没，总兵等官就统领听征官军前去剿杀。如果西路没有事情，秋班马队官军中应该赴京的，仍旧赴京。在京城的春班官军如果属于选作听征之数的，暂且不要下班，留下来充实京师。如果边境没有大的军情，仍然让他们暂且下班，但不许远远散去，以便应召调遣。这样东西两路各有防备，仓促之间不至于误事，也可以拱卫神京。但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京师兵力空虚，不是居重驭轻、保固宗社的办法。臣认为顺天、保定等府原先选出的八千多名民兵，先前真定知府张琡、大名知府李瓒都已经操练，确定可以调用；如今经过数年，恐怕已经废弛。万一贼势猖獗，再没有可以应援的军队，如果把这些人一体操练，就可以振扬威武，守护地方，成为京师的援兵。这就是所谓兵员没有增加而实际上自然增加了。《陈愚见以禆圣化疏》【刘健】

译先在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县发来公文，通知臣知道。公文节略说，恭敬地奉到圣旨：要优礼老成之臣，朝廷已经多次下过圣旨了。刘健等人仍旧着令有关部门按时加以存问。钦此。臣恭敬遵行，第二天到臣家来慰问。臣扶病面向宫阙谢恩完毕。臣深思自己，不过是如蜉蝣般虚幻的身躯，混迹于麟凤出没的郊野；在殿阁中，不过并列于孤卿的官衔品秩，在桑榆暮年却又两次拜受问候使者的旌麾。天光照在绿色蓑衣上，露水洒落在臃肿之身。往昔平格或许还能勉强做到，如今卑贱的臣子幸而竟一并受到收录。恩宠与乾旋相并，年老之时又遭遇屯难，既将危殆，且悲且喜。臣斜倚枕头口授意思，让儿子代为书写。没有马卿遗稿放在床头，却私下在窗下效法史鳅进谏。臣私下认为，君主没有什么比安定国家更重要；安定国家又没有什么比端正自身更重要。然而所谓君身端正，其大要在于敬畏上天，以确定万年建国的根本；奉行祖训，以永远奠定万年垂统的根本；勤习圣学，以澄清万年处理政务的根本。兢兢业业，如驾驭朽木、行走薄冰，这是古今帝王留给后世、保有安乐的良谋，也是中兴英主能够自行找到老师时首先应做的政务。其次，在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斥退小人而使君子安定。所谓君子，就是公正、清廉、正直、宽厚，廉洁安静而光明；他们以道义侍奉君主，具有原则上不可为则坚决退止的操守，是衡量天道的权衡，也是安定国家大是非的定位。任用这样的君子，他们所引荐援引的，不是道德高尚的清流，就是熟悉典章刑法的老臣。那些小人或许会被劝导向善，或许会逃到野外，而天下的政治就会日益趋向太平。所谓小人，就是阴险奸恶，嫉妒贤能、憎恨善良，收受贿赂、招揽权势，嘴上蜜甜而心中藏剑，结交深厚的后援来巩固宠荣，谄媚言路来图谋举劾他人，少廉寡耻，辱没道义、丧失良心。若错误地任用小人，他们一定会援引恶党来助长奸邪、谋求进用，拔擢邪佞之人来延长自己的声誉。那些君子就会甘愿老死在山丘篱落之间，不在名教上留下羞耻，而天下政治全都陷入他们的术数之中。过去李林甫怀藏毒心而鹰扬得志，张九龄等人却为他挟免而惊心；张锐沉溺于鼓铸，窦怀慎等人却因蒸毛而贫困死亡。邪正进退的关键，国家的否泰都由此系联。这就是臣恳切地主张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的第二项意义。再其次，伏望皇上守住居藩王府邸时的初心，念及永久长存的宏大国祚；不要因逸游而开启荒纵的根源，不要因贪图安逸而忘记忧劳勤勉的念头，不要沉溺声色而损耗精神，不要嗜好禽猎和酒饮而使心志昏乱，不要因为狂直、不知忌讳而把进言视为罪过，不要因为有人请托、暗中施行诡计而使号令中途停止。不要听信甜言蜜语，暗中让邪佞之人借此延长声誉；不要接纳谗言，以防深厚关系中的欺诈；珍惜赏赐以节省民财，停止土木工程以使民力得到休息；选拔将领必须是能够登坛拜将的材料，不要让徒有虚名、冒领爵赏的人滥竽充数；练兵必须选拔勇武强健的人，不要让他们耗费粮仓、使征收运输陷入困顿而蚕食军需；治理之道和危急机变，要始终存放心中；内修政德和外御强敌等大政，要时时落实于革新之中。这几项，只是姑且举出大概。从前愚臣在讲筵任职时，常常借这些作为讽谏的帮助。后来因进讲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私下感慨隋炀帝荒淫而败国的政事，又上言说：“隋炀帝所作所为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禹、汤、文、武的子孙，也要灭绝；何况隋朝没有积累善政的根基呢？”这种狂言犯了万死之诛，先帝却没有丝毫恼怒。后来承蒙进入内阁，忝列参与政务的官员，几位同僚都是三寿之才，唯独臣没有一得之助。于是退下后恭敬地写成一篇奏疏，想着进呈以仰助万机。适逢应当休退，没有能够进呈。其大意是请求圣驾不论早晚随时临幸文华殿，默召辅臣，秘密授予旨意；让左右分头各发纸笔，命他们分别写出两京九卿正副长官的贤能，各省抚、按、藩、臬官员中卓异者；就在各官的官衔下面直接写上几句话，务必出于真实见识，不要陷入毁誉之计。又应当不时在六卿正副长官中，按次序召集承宣布政使、巡抚、巡按、藩司、臬司等来朝者，询问他们所辖官属中贤能的人、州郡牧守中最优秀的人、军民最大的利弊，以及政务中可以改革和兴办的事项，恭敬回答圣上询问，一律依照辅臣的办法，不做徒具形式的文章，以仰承圣意，汇集众人的意见，缮写三份：一份留在宫中，以备御览；各取一份交给内阁和吏部。凡遇繁重艰巨的差事，除破格超擢之外，还要再衡量才能品级，分别委任并责成。没有被举荐的人，就照旧按照资历循序任用，使才能配得上官职，官职能够胜任事务。在无事之日选择人才，在有事之时得到任用。古代大臣夹袋中记载人才的做法，古代贤君把姓名写在御屏上的用意，圣王清问下民的心意，或许都可以从这里体现。臣任职吃俸四十多年，闲居又有十多年，敢借垂死之笔稍微赎回枉然生存的过失。只是虮虱已经在汤沐准备好之后前来吊问，犬马之年也已迫近，而帷盖已经陈设；精神荒乱迷惘，语言狂妄悖谬。石室秘藏也不能开启帝王心印的宝箧，涂改旧稿的笔也有愧于伏翁口授的漆书；执着黄卷穷尽言辞，却没有领会到片言只字。白头之故习仍在，哪里谈得上您的志意和内心呢？伏望您俯赐哀怜，曲加采择，那么臣即使死去之日，也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臣冒犯威严，实在惶恐失措。《论时政十失疏》【李东阳】

译我私下听说，委身奉事君主，是人臣的通常职责；接受托付、寄托性命，是天下的重大责任。必须处在平常职位上而不失去职责，承担重大责任而不辜负托付，然后才可以问心无愧。如果只是空占官位，尸居其位，借用委身奉事的名义，却不能扶持倾危、挽救危难而冒领托孤的重任，那断然是不可以的。痛切地想起孝宗皇帝病重之时，召臣等到乾清宫御榻之前，当面赐下顾命，谆谆嘱咐数百言。臣等叩头拜受，忍不住呜咽。当时司礼监太监陈宽实在场共同听闻。自从陛下即位之初，臣等辅导启发，多有被施行的，稍微能够伸展报答之心。近几个月以来，往往旨意从宫中发出，臣等一点也预先不知道；有所议拟，也径直加以改易。诏书不能取信，政令不合适。臣等不敢一一细说，姑且只谈其中重大的。商人谭景清等依附皇亲，上奏请求讨取余盐，既不肯奉诏还官，又不肯领回原价，挟制朝廷，动摇官府，阻挠陛下的美政，连累母后的盛德。论其情罪，死有余辜。况且皇亲之家既已辞退家人，点名这些商人以后就已经与他们无关，却还曲意加以庇护，宁可使国库空虚、边饷匮乏也不顾，这是政令的第一项过失。在大同随军出征时所听到的情况中，有冲锋破敌的功劳，却按照旧制的名次核算，全部不应载入。何况纪功官原先开列的只是按伏之功，并非交战之功；侍郎等官勘验后认为功劳没有明显迹象，查考也没有明确证据，姓名对不上，人数多少也不一致，却反而查究近年的弊政，想要提升数百名冗员，把官法用于人情，把爵禄看得如同粪土，这是政令的第二项过失。内府冗员奉旨裁减，佥书、守门、分守、守备等官员被裁革的，百人中不过一两个；而海子净身人又选了八千多人，不仅伤财害民，而且败坏风俗。至于蟒龙服、玉带滥行赏赐，不计其数，大大败坏名器，更加不可，这是政令的第三项过失。御用监书篆缺少人员，吏部奉旨考选，却命被裁退的人役全部送到本监考校优劣；这是不信任铨选官员的职责，却信任受宠幸的臣下。况且该部查出的被裁退之人，都是通过钻营、传奉而来；奉诏裁革才没有多久，就突然开此先例，那么匠官、术士就会争相仿效，以邪门歪道为应当通行，把诏书视为废纸，这是政令的第四项过失。其他如皇庄田土，已经命巡抚官查明数目，又再次派官员踏勘；前一批人还没有回来，后一批差使又接连派出，带领人役骚扰地方，京畿贫困已经到了极点，哪里承受得起？这是政令的第五项过失。驾帖发到外地捉拿人的事情，已经多次被各衙门论奏，恐怕会产生诈伪。近来因皇亲家人上奏申诉，说京畿百姓侵占田土，就随意发出驾帖，提解他们到京城；镇抚司审问情节，都与原奏不同，免不了把人押解回本地官司审理，牵连负累，使人破家荡产，冤苦之声由此损伤和气，这是政令的第六项过失。韦兴、齐玄蛊惑先帝，盗空府库；一个因钻营而担任分守官，多次被弹劾却不退职；一个上奏请求追究，朝廷只命把人带回，拖延到现在，仍没有依法处刑，这是政令的第七项过失。各营执事官军以及内府军匠、各仓军卒，都已经奏准查调到团营和各衙门，却又请求留用，仍然照旧使用，破坏营伍的名册，成为供私人役使的门路，这是政令的第八项过失。内承运库银两支销累计数百万，内府支用却不给印票；该库内官从前已经查算，竟然仍不执行。司钥库的铜钱，该部多次奏请支用，辗转推诿拖延，到现在还没有发出，这是政令的第九项过失。饶州磁器奉诏免征两年，却又命令起运进京使用，这是政令的第十项过失。像这样的事情，还不容易全部列举。臣等坐看而无可奈何，有时封还诏令，执意奏谏，却不能最终制止；这种失职，实在难辞其咎。追念先帝临终顾命的话，仰思陛下委任旧臣的心意，即使只有涓埃般的力量，能够稍有补益，臣即使死后有知，也应当报答恩德；何况君主年少、国家多疑，四方多事，怎么忍心洁身离职，只求自己方便安逸呢？只是忠诚不足以感动君主，才能不足以挽救世道，智慧穷尽、力量竭尽，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臣等所陈奏的事情，承奉圣谕说“朕将立即处治”，到现在也没有施行。如今所奉圣谕说“等待斟酌后施行”，这必定是认为言论没有可采纳之处，只让我们照旧辅导君主，也不过仍旧像以前一样失职罢了。先帝赫赫的神灵临照在上，难道愿意让我们冒领辅导的虚名，而犯下荒废职责的实际罪过到这种地步吗？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位，不能胜任就应当退下，这是古人留下的明确训诫。与其亲手毁掉自己，不如让位给有能力的人。伏望圣明俯察，谅解臣等为国的心意并非矫饰，明正臣等失职的罪过，特赐罢职归乡，赶快选用非凡的人才，使他们承担难以胜任的事务；这样或许可以上对挽回天变，下对安慰人心，承接先帝托付的隆重责任，保全祖宗基业的重大根本。《议行武举疏》【刘大夏】

译设置武举，是为了延揽英雄，广泛储备将帅，招来隐藏不仕的贤士，收罗放纵不羁的人才。大概古今治理天下的工具，只有文、武两道；上天赋予人才来供世间使用，也只有文、武两种才能。凡国家从文士中求取宰相，从武人中求取将领，也只有文、武两科。我朝设置文举，足以完备一代不变的典制；而且网罗人才周全，从世代仕宦之家直到民间，不因出身远下而疏远，不因身份卑贱而抛弃，所以能够得到人才来备用。任用武臣时，则甄别军功的大小，以此作为升迁的等级；在内有时升任督府的崇高班次，在外有时担任边方的重大职务，有时处在方面长官、副长官的位置，有时列于军队中的将帅，世代享有簪缨，家中足以得到俸禄。奖赏激励武臣，振作士气，用意十分良善。但从武官一条途径求取将领，凡是授予兵权、推举为将的，不是出自贵宠之家子弟，就是从军伍中拔擢的粗疏之才。近年虽有保举将才的条例，却只根据现有官职的人；其中往往只顺从名声而不考察实际。能挽强弓、举重物的被视为勇敢，纵论横说的人被视为有谋略。等到把重兵交给他们、让他们面对强敌时，坏事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大概是因为求取将领的用心虽很费力，但选将的道路太狭窄了。宋臣范仲淹说过：“议论的人不知道取用将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今天的弊病，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况且上天赋予人以才干，文才不足的人有时武才优长；上天并不因出身遥远而吝惜，也不因身份卑贱而限制。比如穰苴出身寒微，吴起困顿于羁旅，乐毅出自疏远卑贱之家，黥布混杂在舆夫奴仆之中，卫青曾受辱于人奴，霍去病由养子养育。如果当时没有有见识的人为他们提拔引荐，哪里能够自行通达显贵，在世上建立功业，并流传声名于后世呢？如今四海这样广大，人口这样繁多，难道没有类似这些人的才士处在偏僻卑微之中吗？武事以任用将领为先，也如同文事以求取宰相为先。孙武说：“将领，是掌管人的性命、主宰国家安危的人。”司马氏说：“如果不能设置将领，就没有办法应对突然的事变。”从前唐朝知道求取将领十分重要，看到进士科而增加设置武举，于是得到郭子仪，最终成就了挽救国家再造的功劳。宋朝知道求取将领十分重要，看到制科而详细制定武举，于是得到狄青、令狐挺，最终能够料定元昊的背叛，攻破智高的猖獗。大概奇异之士、杰出之才受到感奋而兴起，胸怀志气、挟带本领，奔赴建立功名的机会，这些前代的故事足以证明。宋臣苏洵对仁宗说：“文士有制科，武人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还会没有一两个吗？这是名儒的格言，足以作为证明。如今正好到了再次开设武举的时候，臣等认为法制还不完备，礼仪还不隆重，上面不足以符合广泛求取人才的心愿，下面不足以满足登科者的期望。宋臣富弼请求制定武举时，曾说：‘法度狭小，不能招致特立独行的人才。’臣等私下与他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相同的心愿。既然事情应当重视，那么制度格式就应当更加详细完备，恩惠礼遇也应当更加优厚。如今想依照唐宋旧例，参考会试、殿试两场考试的事例，略加损益。每逢文举乡试的年份，也议定武举考试的日期，行文通知两京各省，让它们转行晓谕。如果有人穷究兵法谋略、精通武艺，无论隐居山林、受教于学校、羁身于戎卒，还是已经列入仕籍，都允许到所在官司投报。考试果真可以录取的，由礼部送往兵部，汇总人数，请在第二年四月开科。初试骑射，以发九箭中三箭以上为合格。第二场考步射，以发九箭中一箭以上为合格。第三场考策论两道、论题一道，优异者授予职位并评定官阶，以表示尊崇和区别。不是全才的则黜退，等待下一次考试。这个制度一经确定，希望能够使法式昭明宣布，足以完备常法；礼遇崇高隆重，足以激发人心。天下所有有智有勇的人，没有不仗剑而起、各自施展本领，希望在世上得到任用的。这样就是把天下英雄驱赶到我们的圈套之中。陛下汇聚群策而任用他们，还有什么敌人不能击败？还有什么侮慢不能抵御？即使鞭挞四夷、把威势伸展到万里之外，也将没有不如陛下心意的。又何必拍着大腿叹息，想着从异代借取人才呢？《培养圣德疏》【庄■〈日上永下〉】

译翰林院检讨臣庄■〈日上永下〉谨奏：为培养圣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派郎中韩定拿着小揭帖到东阁和史馆，分发给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呉节等人，各自作诗，作为上元节供皇上赏玩的用具。臣等各自接到一帖，里面列有花果、烟火等项目，要求按照帖子上的诗体构思撰写，进呈皇上。等到查看旧例，都是些玩赏之物和鄙俗亵慢的言辞，实在不是用来涵养圣心、崇隆圣德的。臣等私下商议，认为这件事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每日都有新的学问，留心于经术，追踪尧舜；凡是举动，都一定想为天下树立法则，流传给后世。陛下刚即位时，首先颁下温厚的诏书，免除田租，断绝进贡，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使百姓得到休息；又开通进言的道路，凡朝廷政治的得失、军民的利病，都允许众人直言不讳。天下人欣然认为陛下顺应天意、承继祖德，而万世太平的基础，就在这里了。及至看到去年以来的事情，例如派人制造楮币，这是国家的旧制度，一听到大臣进言便立即停止；节令宴乐，每年都是惯例，也因一位大臣上疏便立即罢止。先前因为灾异，陛下诏令群臣一同修身反省；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臣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臣没有一次不拜手稽首称颂，认为陛下接受善言像流水一样顺畅，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自禹、汤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然那些事情都不是陛下所愿为，那么烟火之事，臣等更确定陛下也不会以此为乐。今天的举动，或许是因为两宫皇后在上，陛下想极力奉养，博取她们的欢心，作为一己娱乐的计划。然而大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志意，不能只把供人耳目观赏的玩物当作奉养。臣等恭敬地看到两宫母后的恭俭慈仁之德，天下皆知；她们具有坤道般的贞静品德，天下所有珍奇玩好都不足以打动她们的心，难道会以烟火为乐吗？如今两广还不安定，四川尚未宁静，三韩发生离乱；然而敌情难以预测，还要耗费心力筹划处置，不能置之度外。北蕃刚刚强盛起来，包藏着不可测的用心，窥伺间隙，这应当深切忧虑。江西、湖广一场旱灾绵延数千里，百姓无法生活，其他遭受灾害的地方尤其多，难以一一列举。百姓嗷嗷待哺，虽然蒙受优厚诏令的赈济抚恤，但公私都很匮乏，计策也无从谋划，实在令人寒心。这正是陛下日夜忧劳、无暇进食，两宫母后共同忧虑天下的时候，臣等也知道陛下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至于翰林院的官员，以论议政事、代皇上起草言论为职责。虽然说是供奉文字，但鄙俗荒诞的言辞，哪里适合进献给君上？如果不以圣贤为准则，却曲意援引宋郊、苏轼的文章来相比，这是拿三代以下的君主来要求陛下，而不是拿三代以上的君主来要求陛下。臣等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从科举中发迹，蒙受庶吉士的选拔。陛下把我们养育在翰林院，教我们诵习六经，以孔子、孟子为师法，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如今又授予我们现任职务，感念蒙受的国恩，隆重深厚到了极点，我们早晚诚敬，相互告诫，只怕曲学阿世，无法报答万分之一。哪里敢把这样的鄙俗诗词上奏，冒犯天听，自取侮慢不恭之罪呢？臣等又曾恭敬诵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箴》，其中说：“有启发君主的言语，只应当合乎义与仁。尧舜之道，由邹子、孟子陈述。像今天烟火这样的举动，恐怕不是尧舜之道；吟咏烟火的言辞，恐怕也不是仁义之言。”臣等知道陛下的心就是祖宗的心，所以不敢把这件事妄自陈说于陛下面前。而且明知不可曲意顺从去做，却仍然去做，这是不忠；明知不可做却不据实上报，这是不直。既不忠又不直，臣的罪过就大了。古代帝王在盘盂上刻有警戒的话，在几案和手杖上刻有铭文；眼睛不看不合礼的色彩，耳朵不听不合礼的声音。他们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只想着长远的谋划。即使身处纷华靡丽之中，处在幽静独处而可以放纵的地方，仍然尽力戒慎恐惧，持守本心，反省察验，以达到精纯专一、执守中道的功夫。实在是因为君主的一颗心，受到众多方面的攻扰。耳朵一旦受到迷惑，各种奢侈靡丽的声音就会乘隙而入；眼睛一旦受到迷惑，各种奢侈靡丽的色彩就会乘隙而进。这样，人心就更加危险，道心就更加微弱，天理与人欲不能同时并立。如果说上元节的享乐只是小事，燃放烟火只是细故，这不足以给圣明带来损害，那恐怕是不对的。《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累及大的德行。”又说：“不被耳目所役使，各项事情都能保持端正。”如果在这件事上产生厌弃常规、喜爱奇异的念头，那么将来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会发生，不能因为是小事细故便不知道谨慎。况且制作漆器，能损害什么德行，舜却加以制止；美酒的甘美，能妨害什么事务，禹却将它断绝；修筑露台的费用，还不足以称为奢侈，汉文帝却停止了它。那些圣贤之君，为什么急切地这样做呢？正是因为欲望不可放纵，坏的苗头不可滋长。臣等恭敬地希望陛下宽免臣等斧钺之诛，采纳樵夫之言，立即下令禁止燃放烟火之事，不让它接触耳目；把这种观看和听闻，转移到文王视民如伤、大舜听取善言如江河决口那样的境界。节省这些多余费用，使流离困苦的百姓得以存活；奖赏征伐劳役的将士，那么干戈可以平息，灾异可以消除，百姓可以富足，四夷可以宾服，亿万年享有无边的太平福泽。这样，陛下用来奉养两宫的孝心，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只希望陛下深思并努力实行，不要认为臣等是在沽名矫饰，不要认为臣等的话迂腐空泛，使天下后世都知道圣人的一切作为，远远不是寻常之人所能相比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三 《钦崇天道疏》【明邹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