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一（2/2）

译先帝顺应天意、适合时势，向西平定巴蜀，向南使吴会和睦，天下因此得到休养，百姓都有安乐的心愿。然而吴国又背弃信义，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时运虽然由上天授予，但功业必定由人来成就。如果不发动一次大规模行动把它彻底消灭，众多劳役就永远没有安定之时，这不是用来发扬先帝功勋、成就无为教化的办法。因此尧有讨伐丹朱，舜有征伐三苗，都是为了使天下安宁、停止兵事、和睦众人。蜀国平定时，天下都认为吴国也应当同时灭亡。自那以后已经十三年，这正是一个周期平定天下的期限，如今又到了这个时候。议论者常说，吴、楚有道义就后归服，没有礼义就先强盛，这只是诸侯割据时代的说法。当今天下将要统一，不能与古代相同而论。凡是符合旧道的议论，都没有适应当前权变，所以谋划可以很多，决断却应当专一。凡是依靠险阻得以保存的国家，只能说它所面对的敌人力量相当，足以自守。假如轻重不相称、强弱形势不同，那么智士也无法谋划，险阻也不能保全。蜀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不险峻：高山接近云霓，深谷幽暗不见天日，必须束缚马匹、悬起车辆才能通过，人人都说一人扼守持戟，千人也不能抵挡。等到进兵之时，却没有遇到什么藩篱阻隔，斩杀将领、夺取军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直抵成都；汉中各城都像鸟儿栖息一样闭门不出，并不是全都没有战心，实在是力量不足以相抗。直到刘禅投降，各营垒也全都索然离散。如今江淮的险难，不过如此；剑阁山川的险阻，也不过岷山、汉水之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兵力多于前代，物资储备和器械也盛于过去。如今不趁此时平定吴国，反而停兵相守，使征夫苦于劳役，天天寻求战事，经历盛衰变迁，不能长久，正应当及时平定天下、统一四海。如今如果调梁益的军队，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诸州一同进向秣陵；擂鼓张旗来迷惑吴军，用多种办法使它误判，以吴国一隅之地抵挡天下大军，势力分散、形势离析，处处都急于防备；巴蜀、汉中的奇兵从空虚之处出击，一处崩溃，上下便会震荡。吴国沿江建立国家，没有内外缓急之别，东西数千里都把江防当作屏障；所面对的敌人如此强大，便没有安宁休息的时候。孙皓任性放纵，对臣下多有猜忌，名臣重将不再自信，因此孙秀一类人都害怕逼迫而来投奔；朝廷将领心怀疑惧，士卒在野外困苦，没有保全国家的谋略，也没有同心一意的决心。平常日子尚且考虑离开或归附，军队逼近之时必然有人响应，这些人终究不能齐心尽死，已经可以预见了。吴人的风俗急躁，不能持久。弓、弩、戟、盾都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所擅长的。一旦进入吴国境内，长江便不再是他们可以凭恃的险阻；退守城池，又会舍弃自己的长处而处在短处；而官军深入推进，人人都有献身报国的志向。吴人在本国境内作战，心里还依凭城池。这样看来，军队不超过一个时节，攻克吴国便可以确定了。论水利的奏疏【杜预】臣冒昧思考，如今东南水灾特别严重，不但五谷没有收成，居处和生业也都受到损害；低洼田地到处积水污浊，高地又多坚硬贫瘠之地，这正意味着百姓将在来年陷入困穷。虽然诏书急切告诫长吏和二千石为此谋划，但如果不大规模破除旧有的限制、制定总体办法，取舍安排的适宜与否，恐怕只是徒具文书形式，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概很少。如今正是秋夏蔬食的时节，百姓已经感到供给不足；到了冬春以前，野外没有青草，那么必定要仰赖官府粮食来维持生命。这是一方的大事，不可不预先思虑。臣愚昧地认为，既然因水受困，就应当依靠鱼、菜、螺、蚌；但洪水泛滥，贫弱之人终究不能获得。如今应当大力毁开兖州、豫州东界的各处陂塘，顺着水流归处加以疏导，让饥饿的人都能获得水产的丰饶；百姓不必走出境界，早晚都可在野外取食，这是眼下每天都能得到的好处。水退之后，淤泥填积的田地每亩可收数钟粮食，到春天大规模播种五谷，必定丰收，这是来年的好处。臣以前启奏，典牧所饲养的种牛不能供耕田驾车，直到老了也不穿鼻，无益于使用，却徒然耗费吏士的粮草；每年送来可供驾用的牛很少，而且还不加训练。应当大量卖掉它们，用来换取粮食和赏赐的钱。诏书说：‘滋生繁育的牲畜不宜减少分散。’事情于是停罢。臣询问主管此事的人，得知典虞、右典牧所掌管的种牛，无论大小共有四万五千多头。如果不能增加世间的实用价值，牛头数虽然很多，费用却会日益扩大。古代一匹马、一头牛，平时用来耕作，出战时用来作战，并不像猪羊一类只供饲养。如今只是饲养应当使用的牛，最终却成为无用的费用，实在很不合适。东南以水田为业，百姓没有牛犊；如今既然毁开陂塘，可以分出种牛二万五千头，交给二州的将吏、士人和百姓，使它们赶上春耕，粮食成熟以后，每一万头牛责令缴纳三百斛粮食。这样就是把无用的费用转化为有用之物，可以得到沿水道运输的粮食七百万斛；这又是数年以后的好处。再加上百姓下到丘陵、安居于土地上，将来公私两方面的富足，就不可计量了。所留下的优良种牛一万头，可以立即命令右典牧都尉及其属官饲养；人多牛少的地方，可以兼并耕种牧地，明确考核功课。这又能使三魏地区近十年内恢复收入数千万斛粮食。牛也都应当训练，随时可以驾用，都是今天可以保全的利益。追究邓艾冤案的奏疏【段灼】

译已故征西将军邓艾内心怀有极大忠诚，却背负反逆的罪名；平定西蜀，却遭受诛灭三族的刑罚。臣私下为他悲悼，实在可惜！人们说邓艾谋反，是因为邓艾性情刚烈急躁，自夸功劳、夸耀善行，不能与同僚协调相处，轻易触犯高雅的风俗，失去了君子的心，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理。臣冒死陈述邓艾没有谋反的情状：邓艾本来只是屯田中掌管牛犊的人，宣皇帝从农官中提拔他，使他显达于宰府职位，内外官职都任用过他，承担文武方面的职责，所到之处总有著名功绩，这足以说明宣皇帝善于知人。适逢洮西战事，官军失利，刺史王经被困在围城之中。当时二州危急恐惧，陇右人心凛然，几乎不再属于国家。先帝对此深深忧虑，思考能够安定边疆、杀敌制胜的人，没有谁比邓艾更贤能，因此授予他兵马，让他解狄道之围。解围后，留下他驻屯上邽。那是在官军大败之后，士卒吓破了胆，将吏没有斗志，仓库空虚，器械耗尽。邓艾想积聚粮食、加强军队，以等待战事。这一年少雨，他又采用区种的方法，亲手拿着耒耜，率先带领将士；所统领的士卒有数万人，而他自己不离开仆役和俘虏所承担的劳作，亲自从事士卒的事务。所以在落门、段谷的战役中，他能够以少击多，摧毁强敌，斩首数以万计，于是朝廷把克敌制胜、成就谋略的重任交给邓艾，向他指授长远策略。邓艾接受命令而忘却自身，像龙腾、麒麟振跃一样，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蜀地险峻，山高谷深，而邓艾的步兵、骑兵不到两万人；他束缚马匹、悬起车辆，自己投身死地，勇气冲上云霄，将士乘势进击，所以能使刘禅震恐，君臣反绑双手投降，军队不到一个时节便荡平巴蜀。这确实足以彰显先帝善于任用人才。邓艾的功名已经成就，本应记载在史册上，传给万世；七十岁的老臣还有什么所求呢？邓艾因为刘禅刚投降，远方郡县尚未归附，假传诏令、承行制命，权宜安定国家，虽然超出通常法规，却合乎古人的用意；如果推究他的本心来定罪，这件事可以详细讨论。原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害怕邓艾的威名，知道邓艾一定不会与自己同谋，于是利用似是而非的嫌疑，构成他的罪案。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派遣精兵，束身前去受缚，不敢观望迟疑，实在是自知如果面见先帝，必定没有应当处死的道理。钟会被诛杀后，邓艾的佐属参官、属吏和部曲将吏，都是愚昧鲁莽地聚集起来，共同追寻邓艾，毁坏囚车，解开他的拘囚。邓艾处在困境中，因此狼狈失去凭据。反叛不是小事，如果怀有恶意，就应当谋划联络豪杰，然后才能发动大众；没有听说邓艾有一个心腹同谋，他临死时口中也没有一句话，独自承受腹背受诛的灾祸，难道不可悲吗！所以看见这件事的人流泪，听说这件事的人叹息。停止这样的悲痛，正是贾谊在汉文帝时慷慨陈辞的原因。天下的事情中有足以痛哭的，确实是有道理的。陛下如龙兴起，阐明弘大的气度，对受诛之家不拘泥于通常次序而加以任用，听任邓艾立后，使他的祭祀不断。过去秦人怜悯白起无罪，吴人悲伤伍子胥冤屈惨死，都为他们建立祠庙。天下人替邓艾悲伤痛恨，也是同样的原因。臣认为可以允许邓艾的门生故吏收取邓艾的尸体和棺柩，送回旧墓安葬，归还他的田宅，并以平定蜀国的功劳承袭封赏给他的后代。让邓艾棺盖合上、谥号确定，死后没有遗恨；在九泉之下洗雪冤魂，在后世收获信义。这样，天下追求名节的人、思立功勋的臣子，一定会投入汤火，乐意为陛下而死。请求恢复选举制度的奏疏【卫瓘】从前圣王尊崇贤人、推举善人并加以教化，使朝廷崇尚德行谦让，民间没有邪恶行为。实在因为乡里基层的政事足以互相检察，询问事情、考察言论，必定能够得到善人。知道名声不能凭空求取，所以返回来修养自身；因此尊崇贤人，风俗更加和穆，贬斥恶人，行为更加笃实。这就是乡里推举、基层选拔，是先王制定的典章。自此以后，这种办法逐渐衰微。魏氏承受颠覆的时运，在丧乱之后兴起，士人流离迁徙，没有地方考察详核，所以建立九品制度，大略具备一时选用人才的根本罢了。制度初创时，乡邑清议不拘泥于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善惩恶，还保留着乡论的遗风。后来逐渐染上弊病，竟然计算资历、确定品第，使天下人观望等待，只把居有官位看作尊贵。人们抛弃德行而忽视道业，在锥刀末利上争多少，损害风俗，这种弊病不小。如今九州同一规制，大化正开始。臣等认为应当全部荡除这种末流制度，一概仿照古制，以土断确定籍贯。自公卿以下，都以实际居住地为正籍，不再有寄居外地、隶属远方异土的人。这样，同乡邻里都成为邑里，郡县长官便以居住地的人为长官，全部废除中正九品制度，使推举善人、选进人才都出自乡里舆论。这样一来，下民敬重上官，百姓安于教化，风俗和政事都清明，教化与法令一同发挥作用；人们知道善恶的教化不在于交游关系，浮华竞争自然停止，各自都从自身求取进步。如今既然废除九品制度，就应当依照古制，使朝廷共同推举任用人才。这样，出仕的途径既广博，又可以激励进贤的公心，考察在位者的贤明或昏暗，实在是良好的法典。上书惠帝，请求恢复正统的奏疏【嵇绍】臣听说，改正先前车行的轨迹，车就不会倾覆；革除过去的弊病，政事就不会失误。把大一统的责任集中于君主，百官为众多贤士效力。因此周文王在上位兴盛，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在下位使国家安定。保存国家而不忘记亡国的教训，是《易》的美好义理。愿陛下不要忘记金墉，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那么祸乱的萌芽就没有途径发生了。《文章辨体彚选》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九十六 （明）贺复征撰 疏十 请求建立学校的奏疏【东晋·戴邈】

译臣听说，天道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阴阳更大的；帝王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礼乐更重要的。因此古代建立国家，有明堂、辟雍的制度；乡里有庠、序、黉、校的礼仪，都是用来引导疏通幽闭困滞、启发拓展才智的。大概因为《易》六四爻有困蒙的羞吝，君子有大力培养正道的功效。从前仲尼不过是列国的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起礼制、修治学业，四方杰出俊秀的人都显然向往他的风教，亲身通达显贵的有七十多人。从那以后，千年再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天下比鲁、卫小，贤哲比从前少吗？实在是因为勉励与不勉励的缘故。近来国家遭受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般的危急，寇羯在长江饮马，凶恶狡诈之徒像鸱鸟一样在万里之外张开羽翼，于是使神州萧条，遍地成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相往来，霸主有早晚不能安食的忧虑，百姓怀有遭受荼毒的痛苦。戎族首领在中原交相拜会，哪里还顾得上笾豆礼器之事呢？然而三年不举行礼，礼一定会败坏；三年不举行乐，乐一定会崩坏。何况荒废多年、累积数纪，已经这样长久了呢？如今后进晚辈，眼睛看不见揖让升降的礼仪，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声音，文章散失灭绝，图谶也没有留下。这实在是圣达之人深深悲痛、有识之士叹息的事情。太平时代崇尚文治，遭遇乱世崇尚武功，文武交替使用，是长久之道，就像天地昏暗与光明交替一样。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如今有人认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是兴办礼乐的时候，这话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非如此。儒道深奥，不能仓促学成；古代的俊杰，必须用三年才能通晓一部经书。等天下太平之后再修习，事情功业都已经完成，又同谁来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呢？况且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未曾承担从军戍边的劳役；不趁盛年讲习道义，使明珠得到磨砺光莹、荆山璞玉显露雕琢之美，岂不是实在可惜吗？臣愚昧地认为，天下丧失道义已经很久，人情沉溺于习惯，淳厚的风气日渐消失，浮华的竞争日益显露，就像灯油被火消耗却没有人察觉。如今天地重新开始，万物处于初创，圣朝凭神武之德，值革命更新的时运，荡除近世流弊，接续千年断绝的正轨，笃行道义、尊崇儒学，创建伟大事业。明主在上面倡导，宰辅在下面督促。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有人超过它。因此佩双剑的风尚崇盛，飞白书体的习俗形成；手挟琴的仪态成为装饰，合于曲调的和声便兴起。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实在只在于感化他们罢了。臣见识昏浅，不能远远理解高明的格言；如今奉读明令，受到风教激励而慷慨，认为应当趁三季农闲的空隙，逐渐修建学校。劝谏迁都洛阳的奏疏【孙绰】

译臣恭敬地看见征西大将军臣温的表章，打算亲自率领三军，讨伐消灭两个敌寇，荡涤河、渭地区，清理洒扫旧京。然后神旗像闪电般舒展，朝服之臣渡过长江，把皇居迁回中原，在天极重新校正玉衡。这是超越世代的宏伟规划，是千载难逢的盛大事业。然而臣心中私下仍有不安，认为帝王兴起，没有不借助地利、人和来建立功业的，贵在能够以道义平定暴乱，然后顺势安抚百姓。怀帝、愍帝没有建立功业，接连沦陷于秦地，于是使胡戎交相侵扰，神州失去纲纪，土崩之祸，确实是由于道义丧失。然而中原广大，一时像洪水横流，百郡千城竟没有一座城郭完整，这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土地不能守卫，百姓无处投奔的缘故。天命还没有改变，中宗便龙兴，岂只是信义顺理符合天人而已，实在还依赖万里长江划作界线、据以防守。《易》说：‘王公设置险阻，以守卫自己的国家。’险阻在时势中的意义太重大了！这已经是过去事情的明证。如今若发表高明的议论，自然会说应当任凭道义而忘掉险阻；但考核实际、衡量力量，就不得不保全小处来巩固存续。自从丧乱以来，已经六十多年，百姓死亡殆尽，百中不存其一；河洛成为丘墟，华夏萧条，井被淤塞，树木被砍伐，田间道路被夷平毁灭，生计茫然，永远没有依归。百姓流播到江南，已经经历数代；活着的人是长子老孙，死去的人坟墓连成一行。即使北望故土的思念触动他们一贯的真心，眼前离乱的悲哀也确实交相迫切。若迁都回转车驾的那一天，重新兴复五陵，五陵又缥缈地成为遥远的地域，泰山一样的安定既然难以从道理上保全，子孙追思先祖的深情，难道不会缠绕在圣上的心中吗？桓温如今的举动，确实想要从头到尾作长远的国家规划；如果不是陵墓有急迫之事，他也不会首先决定这个大谋，只是独自承担天下最困难的事情罢了。如今他发愤忘食，忠诚慷慨而明白真切，凡是有心之人，谁不受到感动？可是百姓震惊害怕，同样怀有危惧，难道不是因为返回故都的快乐还遥远，而走向死亡的忧患却迫在眉睫吗？为什么呢？百姓在江南扎根，已经有几十年，一旦拔出，顿时被驱赶到空旷荒凉的地方；携带水壶跋涉万里，越过险地、渡过深水，离开坟墓，抛弃生业。富户没有三年的粮食，贫民没有一餐的饭；田地宅舍不能再卖，舟车也无从取得；舍弃安乐的国家，前往习惯于战乱的乡土；离开本来安稳的地方，奔赴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处境，将会倒毙在道路上、漂溺于江河中的很多，能够到达的只是少数。国家以人为根本，迅速进攻敌寇既然会使百姓大量死亡，那么消灭敌寇之后又到哪里去取得人口呢？这是仁德之人应当哀怜的事情，也是国家应当深思的事情。自古至今帝王的都城，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地方吗？时势兴盛，就居处中央而谋划大势；时势困屈，就遵循休养生息来等待时机。应当使德行不可胜用，家中有三年的积蓄，然后才可以谋划太平事业。如今天时、人事还有没有达到条件的地方。突然想要统一天下，恐怕会仓促而难以举成吧？臣愚昧的谋划认为，暂且可以再派遣一名有威名、有资历和实力的将领，先镇守洛阳；在陵墓旁修筑两座营垒，用来守卫山陵，扫平梁地、许地，清理黄河以南漕运的道路；道路一旦畅通，然后全力开垦扩大田地、积聚粮食，逐渐为迁徙百姓准备资粮。这样敌人看见灭亡的征兆，势必远远逃窜。如果他们执迷叛逆、不肯改变，又想前来送死，南北诸军便像风驰电掣一样赶来，正如用手救助身体、痛痒立即相应。首尾山陵既然巩固，中原便可稍稍安定。陛下暂且端正衣冠坐临紫极宫，增修德政，亲自实行汉文帝极其简朴的作风，去除小恩惠和游乐费用，审慎选用官员、训练铠甲兵器，以养育士卒、消灭敌寇为先。这样实行十年，不让它毁坏废止，那么贫困的人会增殖财产，怯弱的人会充实勇气，人们知道上天的德意，赴死便如同回家。用这种办法治理政事，就像把东西运转在掌握之中一样。为什么要舍弃百次取胜的长远办法，把天下拿来孤注一掷呢？陛下年纪正盛，桓温又能壮大他的谋略；君臣共同弘扬、培育德业，收敛锋芒而获得大吉，难道不快乐吗？如今桓温倡导高明的议论，圣朝也彼此赞同，臣却因为身份轻微而独自献上管见。进言的困难，实在就在今天。然而臣区区之心一定要使圣上听到，恰恰因为这是一个不避讳的朝廷，狂妄浅陋之人的进说、樵夫的谋略，圣贤也会加以考察；正因为忧虑到了极点，才冒犯而陈述。如果陛下垂察，使桓温稍稍停留思考，岂不是委屈一个人而满足亿万百姓的愿望吗？如果认为臣干犯、触忤圣意，罪过重大，要加以公开诛戮，只要使我的赤诚能够上达，即使退下后接受刑罚诛杀，死入黄泉，尸骨也将不朽。奏请罢黜任谷的奏疏【郭璞】任谷所作所为妖异荒诞，没有任何根据。陛下以深远的鉴察广泛阅览，想知道他的情状，便把他召入宫禁，供给他衣食、安置他的居处。臣听说治理国家要以礼义端正，不曾听说可以听信奇邪之术。只有因为人事合宜，神灵才降下吉祥；陛下应当简静沉默、居心正直，行动遵循典章刑法。按照《周礼》，奇异服饰的人和怪异之人不得进入宫中，何况任谷妖邪诡异，是怪人中最严重的，却登上讲论经术的殿堂，秘密接近宫殿和省署之旁，玷污日月般的君德，扰乱圣上的听闻。这是臣私下不能赞同的。陛下如果认为任谷确实是神灵所凭依的人，那么就应当敬重神灵而远离任谷。神灵聪明正直，会根据人的行为而有所感应。如果认为任谷是以妖邪蛊惑制造妄言的人，就应当把他流放到远方边地，不应让他亵渎接近紫闱。如果认为任谷或许是神祇借他来告诫谴责、为国家制造灾祸，那么就应当克制自己、修治礼制，以消弭妖异，不应让任谷安然自处，放纵他的邪恶变化。臣愚昧地认为，阴阳陶铸蒸化，变化万端，其中也有狐狸魍魉凭借势力作恶。愿陛下采纳臣愚昧的心意，特地下令把任谷遣出。臣因为人微位卑，忝居史官之职，怎敢忘记直笔，只以义理作为准则。平正刑法的奏疏【郭璞】

译臣听说上古用象征性的刑罚，百姓便不犯法；中古申明刑法，终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所以设立刑法是为了禁止犯罪，刑法确立并施行死刑是为了消除杀戮；把刑罚定得重，是为了求得人的生存，把刑法定得严峻，是为了使人不轻视死亡。死亡取决于法令，轻视生命则在于法令过重，这就是建立防范措施所达到的标志。然而，刑罚本身没有所谓轻重，关键在于使用得公平。公平地执行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在裁断时包含恩意。因此，子皋施行刑罚，受刖刑的人忘了疼痛；释之掌管刑狱，百姓没有怨恨的神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真诚。按照癸酉诏书的旨意，这只是专门为了充实边城的某些边远土地，以应付当时一切的需要，并不是作为长远的法律。又因为当时中原完全太平，威势足以控制远近，所以可以实行。如今想役使无赖子弟，驱赶不安分的人，把他们聚集到四方空旷荒凉之地，用来守卫牧场边境，我还没有看出这样做的好处。况且那里临近凶悍的外族，紧靠奸邪聚集之处；退则还没有彻底断绝他们顾念旧巢的心，进则又不能堵塞逃亡者的道路。五流三品，确实是古代的刑罚，若按今天的实际情况来论，实在难以施行。况且律令跨越三代，历来都遵守，不容易轻率改动。因此，刑法不专一，侥幸逃罪的人就会兴起；政令骤然改变，人的心志就没有依附。子产担忧的正是这种情况，所以改变先前的政治议事制度，制定刑书的禁条，这些都是为了开导民心、纠正众人的疑惑。《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七 （明）贺复征编 疏十一 谏高祖不要让伶人充任近侍的奏疏【唐·李纲】臣查考《周礼》规定，均工、乐胥不得混列于士人行列。即使才能如子野、精妙如师襄，也都是本人终身从事乐业，子孙继承其业，不能改变。过去魏武帝让祢衡击鼓，祢衡先解下朝服，裸露身体击鼓，说不敢把先王的法服当作伶人的衣服。只有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致众人议论，又大大败坏了伦理纲常。有国有家的人，都应把这件事作为殷鉴。如今刚刚平定天下，开创太平基业，起义功臣的赏赐还没有普遍施行，高才博学的人还困顿在草野之间，却先让舞胡得到五品官位，佩鸣玉、拖组绶，在廊庑间奔走。这实在不是创业垂统、留法则给子孙的办法。谏太宗停止用兵、罢免劳役的奏疏【徐贤妃】自贞观以来，已经二十二年，风雨调和顺遂，年年丰收，百姓没有水旱灾害的困苦，国家没有饥荒的灾难。从前汉武帝，是守成的平常君主，尚且登泰山刻玉符；齐桓公，是小国的平庸国君，尚且谋求封禅泥金的愿望。陛下把功劳推给别人，减损自己，不居有德之名，亿万百姓都倾心归附，却还缺少告成的礼仪；云亭封禅等待着拜谒，升中告天的仪式尚未举行。这样的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的成就，包罗千代的事业了。然而古人说过：“虽有美善，也不要自以为美善。”确实是有道理的。能守住开端、保全结局，圣贤明哲中很少有人兼具。因此知道大业容易使人骄傲，希望陛下把它看得艰难；善于开始却难以善终，希望陛下把善终看得容易。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各种力役一并征发：东面有辽海的军队，西面有昆丘的劳役，士卒战马疲惫于铠甲兵器，舟船车辆困倦于运输。况且招募百姓投入军伍，他们离家或留下，都怀有对死生的痛苦；再加上风阻浪险，往来有漂流淹溺的危险。一个农夫尽力耕作，最终也没有几十石的收获；一艘船遭受损失，就会倾覆数百石粮食。这就像运送有限的农夫和工匠去填塞无穷的巨浪，图谋尚未获得的敌众，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军队。虽然除凶伐暴是国家的常规，但穷兵黩武、玩弄兵力，是先哲所告诫的。从前秦王吞并六国，反而加速了危亡的征兆；晋武帝占有三方，反而造成覆败的事业。难道不是因为夸耀功劳、倚仗强大，抛弃德政而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却忘记祸害，放纵情欲而任性妄为吗？于是使广大天地虽然辽阔，也救不了它的灭亡；哀哀的百姓因此受困，酿成了祸患。由此可知，土地广大并不是使国家长久安定的办法，人民劳苦才是容易发生动乱的根源。愿陛下广布恩泽，流行仁爱，怜悯困乏，减轻劳役奔波的烦扰，增加湛露般的恩惠。臣又听说，治理政事的根本，贵在无为。臣私下看到，土木工程不可能同时全部完成。北阙刚刚建成，南面又营造翠微宫，尚未超过时日，玉华宫又开始修建；即使依山傍水，并非没有架筑的劳苦，反复节省，仍然耗费了许多工力。最终即使以茅屋表示俭约，还是兴起了木石工程的疲劳。即使采用和雇的办法征取人力，也不能没有烦扰百姓的弊端。因此，宫室低矮、饮食简朴，是圣王所安处的；金屋瑶台，是骄奢君主所追求的华丽。所以有道之君，让人民以安逸为乐；无道之君，以享乐使自己快乐。愿陛下役使百姓合乎时令，那么民力就不会耗尽；使用他们之后让他们休息，那么百姓就会喜悦。珍奇玩物和技艺巧作，是亡国的斧头；珠玉锦绣，实在是迷乱人心的毒药。臣私下看到，服饰玩物纤细华靡，仿佛胜过天然造化；进贡的珍奇物品，仿佛是神仙所制作的。虽然在末世风俗中炫耀华美，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风气。因此可知，奢侈华丽的源头不能不遏止。以俭约作示范，尚且担心会变得奢侈；以奢侈作示范，又凭什么约束后人？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明察未显的事理，智慧运用无穷，已经在麟阁穷究奥秘，在儒林探求幽深。千王治乱的踪迹，百代安危的事迹，兴衰祸福的规律，得失成败的关键，想必也都包容在陛下心中，反复呈现在眼前。这些本来就是陛下长期思考的事情，不需要臣再说一二了。只是恐怕知道并不难，实行却不容易；志意会因事业安泰而骄傲，身体会因时世安定而安逸。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抑制意念、约束内心，谨慎地保持始终如一，减轻小过以增厚大德，选择后来的正确做法来替代先前的做法。这样，盛大的名声就能与日月同样无穷，伟大的功业也能与天地一样长久。德治之道奏疏【魏征】

译《尚书》说，要彰明德行，谨慎使用刑罚，唯恐刑罚伤害人。《礼记》说：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刑罚就不会繁多。君上多疑，百姓就会迷惑；臣下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君长就不劳苦，百姓就不迷惑。因此君主有纯一的德行，臣下就没有二心。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这是帝王与天下共同遵守的标准，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有的出于喜怒，有的出于好恶。高兴时就在法令范围内宽纵刑罚，愤怒时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罪名；喜欢某人时，即使剥皮抽筋也要找出他的优点，厌恶某人时，即使洗去污垢也要搜寻他的疮疤。刑罚滥用，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赏赐错误，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小人的恶行不受惩罚，君子的善行得不到鼓励，却希望国家安治，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况且闲暇娱乐时谈论政事，都推崇孔子、老子；到了威怒之时，却只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因此道德的宗旨还没有发扬，刻薄的风气却先流行了。从前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刑法因此败坏；张汤随意改变心意、轻重刑罚，汉朝的刑法因此错误。何况君主亲自高下其手呢？近来处罚人，有时因为供张不够，有时因为不能满足君主的欲望，这些都不是达到治世最急迫的事情。地位尊贵本不与骄傲相约，骄傲却会自行到来；财富本不与奢侈相约，奢侈却会自行到来，这并不只是空话。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正是隋朝。拿隋朝的府库来比照今天的资财储备，拿隋朝的铠甲兵器来比照今天的士卒战马，拿隋朝的户口来比照今天的百姓，衡量长短、比较大小，曾经有多少等级的差别呢？然而隋朝正因为富强而丧乱，我们却因为贫乏而安定。安静就安定，躁动就混乱，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并不是隐秘难见、细微难察的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走平易的道路，反而重蹈覆车的旧辙呢？因为安定时不思考危险，治理时不想到动乱，存在时不忧虑灭亡。隋朝尚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尚未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因此兵甲频繁调动，徭役没有止息，直到遭受杀戮羞辱还没有醒悟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观察形貌美丑，一定要到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考察政治安危，一定要以亡国作为借鉴。《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臣愿意让当今的一举一动都以隋朝为鉴，那么存亡治乱就可以看清了。思考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全；思考导致混乱的原因，就会治理；思考导致灭亡的原因，就会长存。国家存亡的关键，只在节制嗜欲，减少游猎，停止浮华，罢免不急之务，谨慎对待偏听，亲近忠厚之人，远离奸佞之徒罢了。守住它容易，得到它实在很难。如今既然已经得到最难得到的东西，难道不能保住最容易保住的东西吗？不能牢固地保住它，是因为骄傲、奢侈、淫逸放纵等因素使它发生动摇。十渐疏【魏征】

译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清静的教化远播到荒远之地。拿今天来考察，那种风气已经逐渐衰落。听取意见时远远超过上古圣君，评论政事时却还没有超过中等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最明智的君主，汉文帝尚且辞却千里马，晋武帝尚且焚烧雉头裘。如今却到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在域外购买珍奇，在道路上搜求怪异之物，因而被戎狄轻视。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一件事。陛下在贞观初年，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体恤他们的劳苦，像爱子女一样爱护他们，常常崇尚简约，不经营无益之事。近年以来，心意转向奢侈放纵，忽略了谦卑俭约，轻易使用民力，竟说百姓无事就会骄纵安逸，役使劳作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未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覆亡的。为什么反而担心他们骄纵安逸，故意想让他们劳苦呢？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二件事。陛下在贞观初年损己利人，到了今天却放纵欲望，使百姓劳苦。虽然口中不断说忧虑百姓，实际上使自己快乐的事情却深切地放在心上。有时想营造某些事物，又担心臣下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些事，就会使自己身体不便。臣下的心情，哪里还敢再争辩？这只是有意堵住进谏者的嘴，难道是选择善言而实行吗？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三件事。立身的成败，在于所受的熏染。兰草、白芷和鲍鱼放在一起，都会彼此同化；对于所接触、所学习的事物，必须谨慎，不能不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磨炼名节，不偏私于外物，只与善人为伍，亲近君子，疏远斥退小人。如今却不是这样：轻慢亲近小人，礼遇却重于君子。重视君子，却只是敬重而远离他们；轻视小人，却亲昵而接近他们。接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过错；远离君子，就不了解他们的长处。不了解君子的长处，就会因不见而自行疏远；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自行亲昵。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四件事。陛下在贞观初年处处遵循尧舜之道，抛弃金玉，返归质朴淳厚。近年以来，却喜好奇异之物，难得的货物无论多远都送来，珍玩制作不断到达。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五件事。贞观初年，求贤如饥似渴，善人所推荐的，便信任并任用，取用他们的长处，还唯恐来不及。近年以来，却凭个人好恶行事：有时众人都称善也起用，有时一人诋毁便弃置；有时多年信任任用，有时一旦怀疑便疏远。人的行为有一贯的表现，事情有已经形成的功绩；被诋毁的人未必就不如被推荐的人可信，多年形成的操行不应在一朝之间突然丧失。况且君子的胸怀，是践行仁义、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好谗言佞语，以此为自身谋利。陛下不考察其中的根源，却轻率地评定他们的是非，这就使守道之人日益疏远，使求取名利之人日益进用。因此人人只想苟且免祸，没有人能够竭尽力量。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六件事。陛下刚登大位时，居处高深，明察天下，政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宫内除去捕鸟射兽的器具，宫外断绝田猎的来源。几年以后，不能坚守初志，虽然没有放纵游逸满十旬，有时却超过了三驱的礼制，于是使纵情游乐受到百姓讥议，使进贡鹰犬远及四方夷族。有时教习鹰犬的地方道路遥远，清晨出发，直到深夜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却不考虑意外的变化；一旦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怎么能够挽救呢？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七件事。陛下初登大位时，以恭敬态度接待臣下，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下的真情能够向上通达。近年以来，却多有忽略：有的外任官员充任使者，入朝奏事，想着见到宫阙，准备陈述所见；想说话时，陛下却不接纳他的神色，想请求时，又得不到恩礼，偶尔还根据他的短处责问细小过错。即使有聪明善辩的才略，也无法申明自己的忠诚，反而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岂不是很难吗？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八件事。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志意不可自满，这四件事是前代君王招致祸患的原因，也是通达贤明之人认为极其重要的告诫。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勉治理教化，委屈自己听从众人，常常像还做得不够。近年以来，渐渐有些自我矜夸放纵，依仗功业广大，心中轻蔑前代君王，倚恃圣明智慧而轻视当代之人，这是骄傲的滋长。想做什么，都设法使自己的意愿得到满足；即使有时抑制情感听从进谏，最终仍不能忘怀，这是欲望的放纵。志在嬉游，情绪没有厌倦，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却不再专心于治国之道，这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天下安定，四夷归服，却仍然远道劳苦士卒战马，向边远族裔问罪，这是志意将要自满。亲近狎昵的人迎合旨意而不肯进言，疏远的人畏惧威势而不敢进谏，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就会损害圣德。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九件事。贞观初年，连年遭受霜灾旱灾，京畿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携带、背负老幼往来数千人，却没有一户逃亡，没有一人怨苦。近年以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弊；各种杂役工匠到了规定日期仍全部留下接受和雇，轮番服兵役的人上番后又多被另行驱使；和市征购的物品在乡里不断，递送物资的行人和车辆在道路上不绝。既然已经有这些弊端，就容易引起惊扰；如果再遇水旱灾害，谷麦歉收，恐怕百姓的心情不能像前日那样安宁。这是逐渐不能善终的第十件事。十思疏【魏征】

译臣听说，希望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使它的根稳固；希望河流流得长远，一定要疏浚它的源头；考虑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德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流流得长远，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德义不厚却想要国家安定，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神圣权位的重任，处在天下最尊大的位置，如果不想着身处安定时要考虑危险、戒除奢侈而保持俭约，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想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河流长远一样。古代所有承受上天重大使命的君主，善于开头的实在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是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大概是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中，必定竭尽诚心对待臣民；得志以后，就放纵情欲而傲视他人。竭尽诚心，吴越这样的敌国也能合为一体；傲视他人，骨肉亲属也会变成陌路之人。即使用严刑督责他们，用威怒震慑他们，最终也只会苟且求免，不会怀念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民众。人民能拥戴君主，也能使君主覆亡，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果真见到想要的东西，就应想到知足来自我戒勉；将要兴建什么，就应想到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应想到谦逊自守；害怕骄傲自满，就应想到江海处在百川之下；喜爱游乐，就应想到三驱之礼作为限度；忧虑懈怠，就应想到谨慎开始、恭敬终结；担心受到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害怕谗言邪说，就应想到端正自身、斥退恶人；施加恩惠时，就应想到不要因为高兴而错误赏赐；施加刑罚时，就应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条思考，弘扬这九种德行，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择正确的意见听从，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谋略，勇敢的人就能竭尽力量，仁爱的人就能传播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忠心。文臣武将一并任用，君主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天下，何必劳心苦思，代替百官去承担他们的职务呢？请求改变隋朝法令的奏疏【傅奕】臣听说，龙纪、火官的制度，黄帝废除了；咸池、六英的乐舞，尧没有沿用；禹不实行舜的政令，周不沿袭商汤的礼制。《易经》说：“己日才会取得信任，是变革而取得信任。”所以说：“变革的时机，真是重大啊！”隋朝末年，违背天意、残害百姓，专门施行严酷刑法，杀戮贤能俊杰，天下百姓同心背叛它。陛下拨乱反正，可是官名、律令一概沿用隋朝旧制，这就像被滚汤烫过的人，连冷齑也要吹凉；被弓箭射伤的鸟，见到弯曲的树枝也会惊恐。况且天下长久苦于隋朝的暴政，怎么能不更新自己的耳目呢？改正朔，换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业达到极盛便制作乐章，治理告成便制定礼制，使百姓知道盛德的隆盛，正是现在这个时机。上奏论时政的奏疏【马周】臣每次读经史，看到前代贤人忠孝的事迹，臣虽然是个小人，私下却仰慕大道，从没有不放下书卷长久思考，想要践行他们的足迹。臣因为没有天命，早年失去父母，像犬马一样奉养父母的孝心已经无从施展；今后能够做的事，只有忠义罢了。因此徒步两千里来归附陛下。陛下不因臣愚昧无知而责怪，反而垂意录用臣；臣私下回顾自己，没有途径报答谢恩，只能献出微贱的身躯和赤诚之心，任凭陛下选择使用。臣私下看到，大安宫在宫城西面，它的墙垣宫阙制度，比起紫极宫来还显得低小。臣以为，东宫是皇太子的住宅，尚且处在城中；大安宫是太上皇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城外。虽然太上皇寄情于清静淡泊，志向在于清俭，陛下又不愿违背慈旨，爱惜民力，但外国使者来朝以及四方百姓观听时，仍有不足之处。臣愿意营筑城墙，修建门楼，使它务求高大显赫，以符合万国的期望，那么陛下的大孝就会显明于天下了。臣又看到明文诏令说，二月二日要前往九成宫。臣私下考虑，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问候饮食；如今所前往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銮舆一旦启程，严整的清道仪仗要行进十多天，不可能早晚赶到。假如太上皇心中有所思念，想立即见到陛下，将用什么办法赶去相见呢？况且车驾这次出行，本来是为了避暑；这样一来，太上皇还留在炎热之处，陛下自己却到凉爽之地去，奉养父母、使其冬温夏清的道理，臣私下实在不安。然而诏书已经下达，事情也已经办成，希望陛下说明迅速返回的日期，以解除众人的疑惑。臣又看到诏书命令宗室和功臣都前往封国，把封国留给子孙，世代继承守护其政权；除非有重大事故，不得废黜免除。臣私下认为，陛下封植他们，确实是深切爱护和看重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承继守护，与国家长久相存。臣认为，若一定要完全按照诏书实行，陛下就应当思考怎样使他们安定长存、富贵荣显，何必一定让他们世代担任官职呢？为什么呢？即使尧舜那样的父亲，也有朱、均那样的儿子；倘若让幼童继承职权，万一骄纵愚昧，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们的祸害，国家也会蒙受灾患。若正想断绝祸患，子文的善政还在那里；若正想保存他们，栾黡的恶行已经显露。与其让现存百姓遭受毒害，不如让已经死去的臣子割舍恩情，这个道理很明白。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爱护他们，恰恰反而会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授予他们茅土，登记并分封他们的户邑；如果确有才能品行，就根据才器授予相应职位。这样即使他们的羽翼不够强，也可以避免带来过失和牵累。从前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具体政务，所以最终能保全汉朝一代，确实是得到了正确的方法。愿陛下深思其中的适宜之处，使他们能够承受大恩，让子孙终身享有福禄。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作为根本的。因此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国家的大祭祀，在于祭祀和战争。”孔子也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可见圣人如此重视祭祀。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宗庙祭享从未亲自主持。臣私下听说，陛下只因銮舆一出，劳费太多而利少，所以忍住孝亲之情，来便利百姓。这样就使一代史书不记载皇帝进入宗庙的事情，将用什么把谋划留给子孙，把法则垂示后代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只在俎豆之间；然而圣人的训诫，是说人本来就有委屈自己来顺从实际情况的时候。只希望圣恩回顾并省察臣的愚诚。臣又听说，达到教化的办法，在于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为政的根本，必须从表彰清正、激励善良、抑制邪恶开始。所以圣人说：“名位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说慎重选用人才最为重要。臣私下看到，王长通、白明达本来只是乐工和舆皂等杂类；韦盘提、斛斯正则更没有其他才能，只会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同类，确实有可取之处，也只应赏赐金帛，使他们的家族富足，怎么可以列入士人行列，越级接受高爵呢？结果使朝会的座位上，在万国来朝的场合，赶车的乐人和倡优佩着鸣玉、拖着组绶，竟与朝廷贤臣君子并肩站立、同席用膳，臣私下以此为耻。然而成命既然已经下达，即使无法追回，也应该不让他们处在朝班之中，列入士人行列。论时政的奏疏【马周】

译臣遍观前代，从夏、殷直到汉朝拥有天下，帝位相继传承，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因为不断积累德行和功业，把恩惠结在人民心中；难道没有昏庸的君主吗？只是依靠前代圣哲的遗德才得以避免灭亡。自魏晋以后，下至周、隋，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才二三十年便灭亡，实在是因为创业的君主不致力于广施恩德、教化当时，只能勉强自守，后代没有遗留下可供思念的德行，所以继承帝位的君主政治教化稍一衰败，一个人振臂高呼，天下就像土崩一样瓦解了。如今陛下虽然凭借大功平定天下，但积累的德行还很浅薄，本来应当尊崇禹、汤、文、武的道路，广泛施行德政教化，使恩德有余地，为子孙建立万代的基础，难道只想让政治教化不出差错，维持当代而已吗？然而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虽然因人而设教，宽严随着时势变化，但大体上只是把节俭自身、施恩于人作为要务。因此百姓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仰望他们如同日月，敬畏他们如同神明，畏惧他们如同雷霆；这就是他们能够预卜国祚长久、祸乱不发生的原因。如今百姓经历丧乱之后，和隋朝相比只有十分之一那么少，却要供给官府、服徭役，道路上相继不断；哥哥离去，弟弟回来，首尾不绝；远的往来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虽然常常下达恩诏命令减省，但主管官府的工程已经开始而不能废止，自然需要用人，于是只是徒然下发文书，役使百姓仍和过去一样。臣每次访察近四五年来的情况，听到百姓颇有叹息怨恨的话，认为陛下没有抚养他们。从前唐尧住茅屋、用土台作台阶，夏禹穿坏衣、吃粗食；这样的事情，臣知道如今不可能再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修建露台的工程，把上书的囊袋集中起来作为殿上的帷幕，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也不拖到地上。到了汉景帝，认为锦绣纂组会妨害妇女纺织，特地下诏废除，因此百姓安定。后来到了孝武帝，穷奢极侈，但因为承受父亲汉景帝留下的德政，所以人心没有动摇。假如汉高祖之后立即出现汉武帝，天下当时一定不能保全；前后相隔不远的事迹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京师及益州各处营造器物，以及诸王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够俭朴。臣听说，在太平时制定的制度，遗留下来的弊端尚且会导致动乱。陛下年轻时生活在人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成败又是亲眼所见，尚且还这样，何况皇太子生长在深宫，没有经历外界事务；等陛下万岁之后，这本来就是圣明之人应当忧虑的事情。臣私下考察历代以来成败的事情，只要百姓怨恨反叛，聚集成为盗贼，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即使想改过后悔，也没有能够重新保全国家的。凡是修明政教，都应当在还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如果事变一旦发生，后来才后悔，也没有益处。因此君主每次看到前代灭亡，就知道它的政治教化因什么而丧失，却都不知道自身有什么过失。殷纣王讥笑夏桀灭亡，周幽王、周厉王也讥笑殷纣灭亡，隋炀帝在大业年间以后又讥笑齐、魏失去国家。然而如今我们看隋炀帝，也正如隋炀帝当年看齐、魏一样。因此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看过去一样。”这句话不能不引以为戒。过去贞观初年，天下普遍遭受饥荒，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粟米，但天下安然，百姓知道陛下非常爱护怜悯他们，所以从没有人诽谤怨恨。近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石粟米，可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忧虑、不怜悯他们，纷纷发出怨言，也是因为如今所营造施行的事情中有很多不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苦乐。况且用近来的事情来验证：隋朝把粮食储存在洛口仓，李密便借此起兵；东都积存布帛，王世充便据此聚众；西京府库也被国家使用，直到如今还没有用尽。假如洛口和东都没有粮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够聚集大众。不过，储藏积蓄固然是国家的常规事务，也必须等百姓有余力之后才能征收。如果百姓已经劳苦，却强行搜刮，反而给盗贼提供资助，积蓄再多也没有益处。然而以节俭来使百姓休息，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并不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就会知道，百姓就会唱歌跳舞了。臣说百姓已经劳苦，却还让役使不停止；倘若中原遭受水旱灾害，边境出现战乱警报，狂妄狡猾的人趁机偷偷发动叛乱，那么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只是陛下本人要废寝忘食而已。古语说：“感动人要靠行动，不要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不要靠文辞。”凭陛下的明察和诚意，想要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不必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达到贞观初年的状况，天下就万幸了。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说：“值得痛哭、长叹的，是在韩信被封为楚王、彭越被封为梁王的时候，如果让文帝登上天子之位，他一定不能安定。”又说，幸亏诸侯王年纪还小，彼此传承牵制；等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会产生祸乱。历代以来，人们都认为贾谊说得对。臣私下观察陛下所共同平定天下的诸将功臣，他们都仰承既定的谋略，只能充当鹰犬之用，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威势谋略足以震主、难以驾驭的人；而诸王年纪都还幼小，即使他们长大，在陛下在世之日，也一定不会有别的心思。然而到了万代以后，不能不加以考虑。自汉、晋以来，扰乱天下的人，哪一次不是这样？诸王都是设置出来的，安排不当，又没有预先加以节制，以至于灭亡。君主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只是沉溺于私爱，所以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仍不改变道路。如今天下百姓极少，诸王却很多；其中有些受到的宠爱恩遇过于厚重，臣以愚见担心他们会倚仗恩宠而骄傲自满。从前魏武帝宠爱并扶植陈思王，等到魏文帝即位，便对他防守禁闭，待遇像囚犯一样，因为先帝加给他的恩宠太多，所以继承帝位的君主疑忌并畏惧他。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使他受苦。况且帝王的儿子哪里会忧虑不富贵？自身享有大国，封户也不少，穿好衣服、吃美食，衣食之外还需要什么呢？可是每年另行增加优厚赏赐，曾经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不用学俭朴，富贵不用学奢侈。”说的就是自然形成的道理。如今陛下凭大圣之才创业，难道只考虑安排眼前的子弟吗？应当建立长久的制度，使万代都遵行。谏止修治洛阳宫的奏疏【张玄素】

译臣认为秦始皇帝凭借周朝遗留下来的余威，统一六国，尊贵地希望把基业留给万世，结果传到儿子便灭亡，是因为竭尽嗜好、放纵欲望，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天下不能靠武力征服后便长久维持，只有务求节俭简约，减轻赋税，并且以身作则，才能大为安定。如今东都还没有临幸，反而预先安排旧日工程；宫室土木又使诸王离开封国，还要营造华丽建筑，科调繁多接连不断，失去百姓的期望，这是第一不可。陛下先前平定东都时，把层台高阁、宽广宫殿全都拆毁，天下一致欢欣，异口同声歌颂，难道可以先厌恶奢侈，后来又喜好雕饰华丽吗？这是第二不可。陛下常说巡幸是并不急迫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如今国库储备还不足以供两年使用，却又兴建别都的工程，招来怨恨，这是第三不可。百姓经历动乱离散之后，财赋已经耗尽，虽然承蒙重新获得生机，心意尚未完全安定，怎么能营造尚未临幸的都城，再次耗费他们的力量？这是第四不可。汉高祖将要定都洛阳，娄敬说了一句话，他当天就驾车西行；汉高祖并非不知道洛阳地处天下中央、贡赋均匀，只是因为形势险要不如关内，所以不敢安居。臣恭敬地想，陛下改变凋敝的风俗，时间还很短，怎么可以向东巡行来动摇人心？这是第五不可。臣曾见隋朝营造宫殿，在豫章砍伐木材，两千人拉一根木料，用铁制作车毂，走不了几里，车毂就坏了；另派几百人带着车毂跟在后面，整天走不到三十里。一根木料所耗费的人工已经达到几十万，推想其他方面也可以知道了。从前阿房宫建成，秦国百姓便离散；章华台建成，楚国民众便离心；干阳宫工程完毕，隋朝百姓便解体离散。如今民力还不及隋朝当时，却役使经历残破创伤的百姓，沿袭亡国的弊病，臣恐怕陛下的过错会超过隋炀帝。谏止征伐高丽的奏疏【房玄龄】上古不肯臣服的国家，陛下都使它们臣服了；过去不能控制的地方，陛下也都控制了。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谁比突厥更严重，而突厥大小可汗相继束手归降，解开辫发、握起刀来，分别掌管宫禁宿卫。延陀、铁勒被分置为州县，高昌、吐浑也被偏师扫除。只有高丽历代逃避命令，没有能够彻底征讨。陛下责备它弑君叛逆，亲自率领六军，征讨荒远之地，不到十天便攻下辽东，俘获几十万人，使残余部众和叛逆国君屏息，不敢喘息。可以说功劳超过前代了。《易经》说：“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因为前进中包含退却的道理，生存中潜伏灭亡的机会，获得中含有丧失的规律。臣替陛下惋惜的，正是这一点。《左传》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遇险。”陛下的威名功业已经可以说足够了，拓展土地、开辟疆域也可以停止了。边远夷族部落不值得用仁义对待，也不能用通常礼法责求；古人把它们当作禽兽鱼类来畜养，必须断绝其同类，恐怕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搏斗，只求挽救自己的死亡。况且陛下每次裁决死刑，必定反复审核、五次奏报，进用粗食，停止音乐，以人命的重大来感动自己。如今士卒没有一人有罪，却把他们驱赶到战阵之间，置于锋刃箭镞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着灵柩车、抱着枯骨，伤心欲绝，掩面哭泣。这样造成的阴阳变化、和气受伤，实在是天下的痛苦。假如高丽违背臣子的节操，诛灭它是可以的；侵扰百姓，消灭它是可以的；能够成为后世的祸患，夷平它也是可以的。如今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却白白使中原疲敝，只为旧君主雪耻、替新罗报仇，难道不是所保全的很小，所损害的很大吗？臣愿陛下下达丰厚宽大的诏书，允许高丽改过自新，焚毁陵波船，停止征召的军队，那么即使臣死去，尸骨也不朽。《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八 （明）贺复征编 疏十二 论河朔百姓的奏疏【唐·狄仁杰】臣听说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契丹制造祸患，才开始辨明当地人的叛逆和顺从：有的是因为受到逼迫胁制，有的是自愿跟从，有的是充任伪官，有的是被招抚慰问，有的兼有外来盗贼身份，有的是当地土人。事情的表现虽然不同，内心却没有区别。实在因为山东人强悍勇猛，向来重视气节，一旦接受顾念而归附，直到死也不会回头。近来由于军机调发，又加上家产全被破坏，有的甚至逃亡，拆屋卖田也无人购买；回头顾念生计，四面墙壁都已空空。再加上官吏侵吞搜刮，借事而起，吸取他们的骨髓脑髓，竟然没有一点羞愧。修筑城池、缮造兵器、州县差役，比军机调发多十倍，官府不加怜惜，只期望一定取尽。枷锁棍杖之下，疼痛深入肌肤；事情逼迫、处境危急，便不再修习礼义；身处愁苦之地，也不以活着为乐。有利可图就归附，姑且只求延缓死亡，这是君子的耻辱，却是小人的常态。人就像水一样，堵塞它便成为泉，疏导它便成为河，通塞随着流向改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从前董卓作乱，皇帝迁徙流离；等到董卓被诛杀，他的部曲却得不到赦免，事情穷尽而变乱发生，毒害活人，京城宫室成为废墟，化为禾黍。这是因为恩德没有普遍施及，失误在于没有预先把握时机。臣每次读到这段记载，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如今那些负罪的人，一定不会安居家中、露宿草行，而会潜逃山泽；赦免他们，他们就会出来；不赦免他们，他们就会变成狂乱之徒。山东群盗正是因此聚集结党。臣认为边境的尘乱暂时兴起，不足以忧虑；中原不得安宁，才是应当处理的大事。臣听说，掌持大国不能拘泥于细小的治理方法，处理广大泽被之事不能过分区分细节。君主应当恢弘宽大，不拘泥于通常法令；治罪他们，众人的情绪就会恐惧不安；宽恕他们，心怀反侧的人就会安定。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意赦免河北诸州，一概不予追究；这样自然会使人神上下通畅，天下同心欢喜，各道军队凯旋，也就不会再有侵扰了。谏止滥用刑罚的奏疏【朱敬则】

译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国时，实行申不害、商鞅的法术，重用刑名之学，杜绝私门，张大公室，舍弃无用的费用，裁减不急需的官职，珍惜时间、爱惜功业，厌恶耕作而急于用兵，使人口增多、国家富强，终于消灭诸侯；这就是挽救弊病的办法。所以说：刻薄的手段可以施用于进取，权变欺诈可以用于攻战；兵器好比火，不加收敛就会自焚。何况现在兵器已经销毁，石城又已毁坏，实在可以用宽缓安泰来改变它，用淳厚和平来滋润它，用八方之风的乐声使人柔和，用三代的礼制引导人民。秦国既没有这样做，反而越来越残暴，走上这条路便不能回头，最终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这是不懂得变通的祸患。陆贾、叔孙通侍奉汉高祖时，正值荥阳、成皋之间粮饷已经用尽，智谋勇力都陷于困境，他们不敢提出一个主张、献出一条奇策，只知道进用豪强狡猾之才，推荐贪婪暴虐之徒。等到天下恰好平定，战争将要停止，金鼓声还没有停息，创伤的痛苦仍然听闻，二人却顾盼自得，显出绰绰有余的神态。后来，他们便陈述《诗》《书》，讲说礼乐，开启王道，谋划帝王之业。高祖发怒说：‘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要诗书做什么？’他们回答说：‘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高祖默然。于是陆贾撰写《新语》，叔孙通制定礼仪，汉高祖才懂得天子的尊贵；这就是懂得变通的好处。假如当初高祖排斥二人而不听从，不顾诗书，重用攻战之吏，尊崇以斩获首级为能的人，再次让他们争功，张良已经知道这种变化，拔剑击柱，我们这些人恐怕就不能不谋反了。假如连日影和漏刻都难以超过，哪里会有二十代帝王？只是延续灭亡的秦朝，哪里会有二百年的国运？所以说：仁义，是圣人的暂居之舍；礼经，是先王留下的陈迹。既然如此，祝辞将要念完，刍狗就应当丢弃；淳厚精粹的东西已经流行，糟粕就可以抛弃；仁义尚且可以舍弃，何况那些更轻微的东西呢？自从文明草创、天地处于艰难蒙昧之时，二叔散布流言，四凶制造祸乱，如果不设置钩距这样的权术，就无法回应天意、顺应人心；如果不严明刑名，就不能摧毁奸邪、平息暴乱。因此设置神奇的器具，开启告发的端绪，使曲直的影像必然显现，隐藏包藏的心思全都暴露。神道帮助正直的人，没有罪恶不能除掉；人心获得安宁，没有妖邪不能诛戮。凭借这样的庙算，可以穷尽造化的幽深；运用这样的神谋，可以深入天人之间的秘术。所以能够坐在席上谋划而不必外出，听取情报而不必走出内闱，使百姓安然，紫宸宫易换君主。这是多么伟大，实在无法用言语称颂！难道能同在鸣条发动的进攻、牧野的大决战相比吗？那时鲜血使草木变色，头颅甚至撞断不周山，岂可同日而语？然而急速趋赴并没有美好的踪迹，催促琴柱便少有和谐的声音；救援溺水者不能拘泥于常规步行，医治饥饿也不能只靠鼎中盛着的精美食物。也就是说，过去一时的妙策，如今已经成了应当丢弃的刍狗。伏愿陛下鉴察秦、汉的得失，考察时事是否合宜，审视糟粕是否可以遗弃，觉悟到暂居之舍也必须毁弃，见到时机便采取行动，难道还要劳苦一整天吗？陛下千万不能安坐于所谓太平之中，在中途徘徊不进。伏愿陛下改定法制，建立章程，下达安抚欢乐的诏辞，广施宽大浩荡的恩泽，截断流言谗毁的锋牙，挫折奸险之徒的锐气，堵塞罗织罪名的源头，扫除朋党的痕迹，使天下百姓坦然大为欢悦，这难道不是快事吗！请让则天皇后复位于皇太子疏【苏安恒】我听说忠臣不迎合时势来求取宠幸，烈士不吝惜死亡而苟且偷生。因此，君主之道不明，是忠臣的过错吗？臣下之道不正，是烈士的过错吗？从前先皇驾崩时，考虑到将把万机政务托付给陛下，于是命陛下兼知政事。即使唐尧、虞舜处在君位，他们的朝廷中也有共工、伯鲧这样的奸臣。现在却有人阻隔陛下骨肉血亲的恩情，妨碍陛下母子的爱意。愚臣认为，陛下大概是以为国运将要衰败到了极点，才这样做；但天下人却认为陛下软弱。李氏贪取上天的功业，为什么年老疲倦而不能恢复太子、使其明正君位？这使忠言无法进达，奸佞结成朋党，夷狄纷纷扰乱，屠杀伤害百姓。陛下即使因此忧虑如临深沟，又怎么能够挽救这些生灵呢？我听说天下是神尧、文皇的天下。从前隋朝失去驾驭，小人势力增长，群雄如惊鹿般竞逐，四海百姓都仰望乌鸦。大唐亲自参与戎马征战，凤翔参野，削平■〈宀禹〉县，真龙飞腾而登帝位，歃血为盟，指河发誓：不是李氏不能称王，不是功臣不能受封。陛下虽然居于正统，实际上是凭借唐氏旧有的基业。因此《诗经》说：‘只有鸿鹄筑有巢，只有斑鸠来居住。’这句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陛下承受坤道所生的德性，乘乾道而作君主，难道不应该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吗？过去东宫太子正在服丧，相王又不是长子。陛下恐怕宗庙祭祀中途断绝，所以顺应了臣民的歌咏。如今太子年长而且德行盛美，陛下却贪恋自己的宝贵帝位，忘记了母子之间深厚的恩情。我听说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所瞻望的地方。陛下遮蔽太子的美好品德，枉置太子的神器名分，凭什么教导天下母亲慈爱、子女孝顺呢？又怎能使天下移风易俗呢？只愿陛下思量：将来以什么样的圣容去见唐家的宗庙？将以什么样的诰命去拜谒大帝的陵墓？陛下为什么日夜积累忧患，却不知道钟声响起、漏刻将尽呢？臣愚昧地认为，天意和人事终究还会归于李家。陛下虽然安居天位，却不知道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器物装满就会倾覆。所以俗话说：‘应当决断时不决断，反而会遭受祸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陛下不如把枢密政务高高推开，自己保养圣体，命史官把这件事写下来，命乐府把它歌唱出来，这也可算是太平盛世的盛事。我听说看见过错却不劝谏，不是忠臣；害怕死亡而不发言，不是勇士。臣难道会吝惜一朝的性命，而不安定万乘之国吗？所以说：‘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死了也可以。’愿陛下暂时停下万机政务，详细考虑臣的愚见。陛下如果认为我是忠臣，就像流水一样听取劝谏，选择正确的意见采用；如果认为我不忠，就斩下我的头来昭示天下。营救魏元忠疏【苏安恒】

译君王应有容纳天下的气量，所以才能成就自己的心志；能够进用天下的善人，所以才能除掉天下的恶人。否则，神鬼会凭借愤怒而作祟，阴阳会纷乱错行。陛下刚刚革新国政时，勤于掌握政权枢机，广泛采纳谋略，天下都认为是明主。到了晚年却厌倦懈怠，谗佞之人炽盛纠结，水火互相为灾，百姓不亲附，五品官不守法度，天下都认为是昏君。邪正之人混杂进用，狱讼冤屈严重，为什么从前正确而现在错误呢？这是处于安定时忘却危险的过失。我私下看魏元忠廉洁正直，有声望地位，是宰相，行事合乎中正；邪佞之徒嫉恨他如同仇敌。张易之兄弟没有功劳、没有德行，只因依附权势，不到几年，地位和权势便达到极点。他们指鹿为马、献上蒲草，首先伤害善良之人。自从元忠下狱以来，人人私下议论，说张易之的交乱将要波及四方。烈士抚摸大腿叹息，忠臣闭口不言，害怕张易之的权势，又担心先劝谏的人会遭到杀戮，白白死去而没有名声。何况贼虏正强，赋税征敛沉重，百姓困苦，而朝廷自己放纵谗邪，动摇改变远近形势。臣恐怕四方夷狄低头窥视，伺机成为边疆的祸患。百姓借正义之名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逐鹿天下的人叩关而来；禁卫和左右近臣从中响应，朱雀门将被叩问，明堂宫殿将有人争夺帝位。陛下将用什么向他们谢罪？臣如今的计策，没有比收回雷霆般的威势、解开宽大的法网、恢复魏元忠的爵位和官位、使君臣如初更好的了；这样天下将大为庆幸。陛下即使不能斩杀奸佞、满足人们的愿望，也应当暂且压低并剥夺他们的荣宠，剪除他们的羽翼，不让他们骄横起来，成为国家的忧患。进谏韦后参与政事疏【桓彦范】《诗经》以《关雎》开篇，说的是后妃问题，因为这是人伦的根本、国家治乱的开端。所以舜的兴盛从娥皇、女英开始，周朝的兴盛从太任、太姒开始。夏桀逃奔南巢，祸乱从妹喜开始；鲁桓公使国家灭亡，祸患从齐姜开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临朝处理政务时，皇后一定要在帷幕之后设殿，并在上面预先听闻政事。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君王凡是谋划国事涉及妇人的，都破国亡身，倾覆的车子接连不断。况且以阴凌驾阳，是违背天道；以妇人压制丈夫，是违背人伦。违背天道就不祥，违背人伦就不义。所以《尚书》说：‘母鸡报晓，只有家庭会败亡。’《易经》说：‘没有所成就的事业，只应主持中馈。’意思是妇人不得干预外朝政事。伏愿陛下把社稷看得最重，令皇后不得居于正殿、干预外朝，深居宫中，修习妇德，以此辅佐天子。又听说道路上纷纷传言，胡僧慧范凭借佛法，诡诈地迷惑后妃，出入宫禁深处，亵渎扰乱朝政。陛下曾经轻骑便服，多次到他的住处，上下都污秽怠慢，君臣的礼法也遭到亏损。臣认为，兴起教化、达到治理、使国家安宁，关键在于进用善人而弃绝恶人。孔子说：‘执持左道以扰乱政事的应当杀，假借鬼神来危害人的也应当杀。’如今慧范正是扰乱政事、危害百姓的人；不赶紧诛杀，恐怕将要发生变乱。除掉恶人必须从根本入手，愿陛下早日裁决他。陈述时政疏【辛替否】古代设置官职，不一定要把九卿的职位全部配齐；有职位却暂缺人选，所以赏赐不过分，官职不泛滥，士人有完整的操守，家族有廉洁的节操，朝廷有余下的俸禄，百姓有余下的粮食，下级忠于上级，上级礼待下级，即使君王垂衣拱手也没有仓促危难，安坐而治也没有颠沛流离的忧患。有些事情足以警惕耳目、震动心思，而如果不以古代为准绳施行于今日，臣请求把它说出来。陛下赏赐加倍百行，增设官职加倍十数，金银不足以铸造印章，束帛不足以充作赏赐；对于那些无用的臣子、无能的士人，陛下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古语说：‘福气产生有根基，灾祸产生有胎胚。’况且公主是陛下所爱的女儿，选择贤婿嫁给她，为她设置官职，倾尽府库赏赐她，建造壮丽的田宅供她居住，扩大池苑供她游玩，可以说是极其看重、极其怜爱了。然而用度不合古义，行为不合人心，将会把爱变成恨，把福转为祸。为什么呢？耗尽百姓的力量，花费百姓的财物，夺取百姓的家产，这就是怨恨。爱一个女儿，却从天下取得三重怨恨，使边疆士兵不能尽力，使朝廷士人不能尽忠，人心就离散了。只执着于个人所爱，还能凭恃什么呢？假如当初鲁王赏赐与众女婿相同，就会有今天的福气，而没有过去的祸患。人们只看见祸患，却不知道祸患从哪里来；造成祸患的原因，就是宠爱过分。如今舍弃一座住宅，再建造一座住宅，忘记过去的悔恨，又考虑将来的祸患，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是在憎恨公主，而不是爱她。我听说君主以仁爱为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国家安宁，陛下的夫妇、母子才能长久相保。愿陛下对外同宰相谋划长久安定的办法，不让奸臣贼子有机会窥伺。如今边疆危急惊扰，仓廪空虚，军队运输不能充足，士兵的赏赐又不能兑现，而朝廷大肆修建寺院宫宇，广泛营造宅第；砍伐木材，整座山都被砍空，仍不足以供给梁柱；运土填路，仍不足以砌成墙壁。佛所说的清净慈悲，是体察大道以救济万物，不应谋利而损害他人，不应荣耀自身而损害教法。如今在春、夏、秋三时的月份里挖山穿地，是损害生命；耗尽府库，掏空国帑，是损害百姓；建造宽广殿堂和长长回廊，是荣耀自身。损害生命就不是慈悲，损害百姓就不是爱护万物，荣耀自身就不是清净，难道符合佛的本心吗？从前夏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后来由商朝承受天下；商朝二十多代，后来由周朝承受天下；周朝三十多代，后来由汉朝承受天下。汉朝以后，各代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它们都有行道而长久的时期，也有无道而短促的时期，难道是穷尽金玉来修建塔庙，便能享有长久的国运吗？臣认为，减少雕琢的费用，用来救济不足，这是具有佛的德行；停止挖山穿地的苦役，以保全昆虫，这是具有佛的仁爱；停止营造工程的费用，用来供给边疆，这是具有商汤、周武王的功业；收回不急需的俸禄，用来奖劝廉洁清正之人，这是具有唐尧、虞舜的政治。陛下反而把不急迫的事情看得急迫，把急迫的事情看得缓慢，亲近未来的虚妄而疏远现有的真实，寄希望于虚无，重视俗人所做的事，却轻视天子的事业，臣私下为此痛惜。如今有些人出钱依靠权势，逃避徭役、亡命在外，大多剃度成为沙门；那些还没有剃度的，不过是穷苦百姓和善良之人罢了。拔擢亲信、树立知交，难道不是形成朋党吗？蓄养妻子儿女，无非是出于私爱。这是使人毁坏道义，不是广大道义来求取人才。陛下常常想填平池沼沟壑，舍弃苑囿，用来赈济贫民。如今天下寺院数不胜数，一座寺院抵得上陛下一座宫殿，壮丽和用度有时还超过宫殿。把天下十分之七八的财物都给了佛，陛下还剩下什么呢？即使役使不耕作而食的人、没有衣服可穿的士人，物资尚且不够，何况还要等到天生地养、风吹雨润之后才得到呢？臣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就说不上是一个国家。如今计算仓廪，估量府库，再加上百官供给和各种用度，臣恐怕连一年也支撑不到。假如兵灾、旱灾相继而来，沙门不能穿铠甲拿兵器，寺塔也不足以消除饥荒。劝请归还三阳宫疏【张说】

译三阳宫距离洛城一百六十里，中间隔着伊水，山崖险峻；经过夏季进入秋季，水涝正多，道路毁坏，山势险阻，无法转运。河面宽广，却连咫尺之处也没有桥梁，走起来如同相隔千里；扈从的兵马每天耗费资粮。太仓、武库都在都城，红粟和利器积聚起来如山丘一般，为什么要离开宗庙所在的上都，安置在山谷中的偏僻地方？这就好像倒拿剑戟，把剑柄朝向别人；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祸患和变故的发生，往往在于人们忽视的地方，所以说安乐时必须警戒，不要做将来会悔恨的事。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宫城狭小，而天下各方如车轮辐条般汇聚，挤满城内外，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居民只能住在蓬草搭成的临时住所，暴风雨突然来临时，不知道到哪里躲避；孤苦、鳏寡、年老和患病之人流转在街巷之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将对此怎么办？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池亭奇巧，足以诱惑皇上的心；削平山岭修建楼观，堵住水流造成海池，向下穿通地脉，向上直达云路，改变山川的气势，夺取农桑的土地；运输木石，挥动斧斤，山谷中响声相连，春夏都不停息。劝陛下做这些事的，难道是正直之人吗？《诗经》说：‘百姓也太劳苦了，什么时候才能稍得安康？’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御苑东西长二十里，外面没有墙垣和门禁，里面有丛林溪谷，是猛兽藏伏、暴徒凭恃的地方。陛下往往轻装出行，警戒清道也不严肃，经过幽深隐密之处，走过险峻崎岖之地，万一有逃逸的猛兽或狂妄之人惊扰侵犯左右，难道不危险吗？《易经》说：‘思虑祸患，预先防备。’愿陛下替万民慎重考虑，这是第四件不可行的事。如今北方有胡寇窥伺边疆，南方有夷獠扰乱边境，关西发生小旱，耕种收成令人忧虑；安东刚刚平定，漕运才开始。我愿陛下及时回驾，深居上京，使百姓休息而发展农业，修养德政来招徕远方，停止供给不起的劳役，节省没有用处的费用，澄澈心志、淡泊胸怀，思虑国家亿万年长久的福祉；这样，天下苍苍众生没有不感到万幸的。进谏不要建造大佛像疏【李峤】建造佛像虽然让僧人出钱，但如果没有州县承办，就不能完成。因此名义上虽不是征税，实际上却是在征税。臣估计天下编户中贫弱的人很多，有人卖掉住宅和田产来供给国家的徭役。如今建造佛像的钱积累到十七万缗，若把它发给穷苦人家，每家给一千钱，就可以缓解十七万人的饥寒之苦，恩德将无穷无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万口〕 请求禁绝突厥、吐蕃、契丹侍子疏【薛登】我听说戎族和华夏不应混杂，这是古代所警戒的事。因此让他们居住在塞外，偶尔前来朝见，事情办完就回去，这是三王的制度。比较利害，三王是正确的，汉、魏是错误的。拒绝夷狄入居中原是长远之计，收留他们的子弟作人质是短浅之谋。从前晋代郭钦、江统认为让夷狄居住中原，必定会成为变乱根源，武帝不采纳，最终发生了永嘉之乱。我恭敬地看到，突厥、吐蕃、契丹过去因入朝侍奉而受到奖赏优遇，接受官职和戎秩，进入学校学习，改穿汉服而脱去毡罽，学习楚、夏语言，窥览图籍史书中的成败，熟悉山川的险易。国家虽然有让他们穿戴冠带的名义，但他们如狼子般孤负恩德，祸患必定留在后面。从前申公逃奔晋国，让儿子孤庸担任吴国使者，教吴国战阵，使吴国背叛楚国。汉朝把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水、晋地，最终刘渊、石勒因此作乱。臣私下推算，秦兼并天下以及刘邦、项羽用兵时，人才凋零散失，冒顿凭借中原空虚而强盛起来，高祖也在平城陷于困厄。匈奴最终没有进入中原，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沙漠，认为穹庐胜过城郭，毡罽美过章绂。既然安于自己的习俗，所以没有窥伺中原的心思，也不以汉地为乐。刘渊统领的五部匈奴是散亡残余，却能自行振兴；他们居住在内地，明白熟悉汉法，鄙视单于的鄙陋，暗中自称帝王。假如他们从未迁入内地，不过是劫掠边民的丝帛、彩缯和曲蘖，回到阴山罢了。如今皇上的教化广泛施行，具有知觉的生灵都改变面貌，正像由余那样效忠，每天竭尽节操。然而臣担心如果防备预先安排得不谨慎，夷狄举兵，就不在边境之外，这不是为后世谋划的办法。臣认为，凡是愿意充当侍子的，应当一律禁绝；已经留在国内的，不许返回本国藩部。这样夷人会守卫自己的疆界，边境城邑也不会发生争斗。《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九 （明）贺复征编 ○疏十三 论方技郑普思疏【唐·李邕】陛下亲自执政的时间还不长，却有九重宫禁的严密，过去没有听说道路上有横加议论的事。如今到处都在传说郑普思凭借诡诈迷惑人的妖异言论，陛下不了解情况，却轻率地任用他。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而没有邪念。’陛下如果真认为郑普思的方术可以使人长生，那么爽鸠氏早就应当凭它永远占有天下了，难道如今只有陛下能够使神人降临吗？秦、汉如果真能凭借这种方术永远占有天下，难道如今只有陛下能够获得佛法吗？梁武帝如果真能凭借它永远占有天下，难道如今只有陛下能够使鬼道奏效吗？墨翟、干宝如果真能凭借各自的学说让君主永远拥有天下，难道如今只有陛下能够做到吗？自古尧、舜被称为圣人，臣观察他们施政的原因，全在人事：敦厚亲睦九族，公平治理百姓；没有听说他们凭借鬼神之道治理天下。惟愿陛下省察。营救丈夫李邕疏【温氏】李邕年轻时学习文章，嫉恶如仇，不能为众人所容。邪佞之人对他咬牙切齿，诸位儒者也侧目而视；他屡次被贬到远郡，在朝廷上被抹去踪迹，不止十年。每逢岁时，他常常感慨叹息，听到的人都为之伤心。适逢国家有事，泰山封禅的法驾返回，李邕献上牛和酒，按照惯例蒙受皇帝的恩遇。我听说正直之人被任用，奸佞之人就会忧惧；李邕祸患的开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况且李邕近来担任外官，最终没有一件毁谤之事。天意暂时眷顾他，罪过却随即发生。谚语说：‘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入朝都会遭人嫉妒。’惟愿陛下明察。李邕刚刚受到审讯责问，便被关进牢狱，五天多水都没有入口，气息奄奄，只能听凭狱吏处置。事情从狱吏口中逼出来，李邕亲笔写信向人借蚕种，却被说成枉法买卖、罗织贡奉，并被指为奸赃。当时匦使在朝堂，守卫和拘捕都极为严密，即使哭诉天地，又有谁肯替他传达？他含泪离开国家，投身荒远之地，永远没有回来的日期。我愿意让李邕充当一名士卒，为国事效力，血肉涂在北方边疆，尸骨化作沙土，以完成李邕平日的志愿。请求代李邕去死疏【孔璋】

译明主举用有才能的人而舍弃其过错，取用其才干而不计较其品行细节。烈士坚持节操，勇士不躲避死亡。所以晋国任用林父，不因他的过错而弃置；汉朝任用陈平，不因他的品行问题而不用。禽息牺牲自身而不求生，北郭先生碎裂头颅也不爱惜死亡。假如当初林父被诛杀、陈平死去，百里奚就不会被任用；晏婴被驱逐，那么晋国就没有赤狄的土地，汉朝就没有天子的尊荣，秦国不会强盛，齐国也不会称霸。臣恭敬地看到陈州刺史李邕刚强坚毅、忠贞壮烈，遇到危难也不苟且求免。过去他折断二张的锋角，挫败韦氏的锋芒，虽然自身受到贬谪屈辱，但使奸谋很少得逞；这样说来，李邕是有功于国家的。况且李邕所擅长的，是救济孤儿、抚恤穷人，救助贫乏、周济施惠，家中没有私人积蓄。如今听说他因坐赃被交给执法官吏，死亡就在早晚之间。臣听说，活着不能有益于国家的人，不如牺牲自身来彰明贤臣。愿以我六尺之躯涂在斧钺之下，代替李邕去死。臣与李邕平生没有交往，臣知道有李邕，李邕却不知道有臣；臣远远比不上李邕，这是明白的。知道贤人而举荐，是仁；承担任用人才的责任，是义。臣以身死而成全这两种善行，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伏愿陛下宽免李邕的死罪，使他遵循德行、改正行为，建立像林父、曲逆侯陈平那样的功业；臣能够闭目而死，附列于禽息、北郭先生的行迹之中，最大的愿望就满足了。若陛下认为阳和之气刚刚开始，仍要重新施行大刑，那么臣请求伏剑自杀，不敢烦劳有关官署。皇天后土，确实听见了臣的言语。从前吴、楚反叛汉朝，汉高祖得到剧孟，便不再忧虑；凭借一个贤人，就能抵御七国的大军。伏愿陛下施行包容污垢的道理，采取宽赦瑕疵的义理，远处想起剧孟，近处则取法李邕。何况在岱宗告成之后，天地焕然一新，既然赦免之后又重新议罪，谁能没有罪过？惟愿明主认真考虑。臣听说士人为知己者死，臣虽不是为死者所知，却甘愿如此。臣之所以赴死，不只是爱惜李邕的贤能，也是为了成全陛下怜惜人才的仁慈。进谏坊间浑脱疏【吕元泰】国家是极其公正的神器，端正了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恢复端正。如今正是中兴政治教化的开端，处在极其细微的关头，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近来修建寺塔、剃度僧尼、不断施舍，这不是所谓的当务之急。林胡多次反叛，獯虏侵入内地，国库空虚，户口逃散，天下百姓失去职业，不能说是太平；边疆军队还未解散，不能说是无事；水旱成灾，不能说是年成丰收；仓廪没有充实，不能说是国家富足。然而却驱使饥寒交迫的人，雕刻木石，营造不急需的工程，使劳役和费用日益深重，恐怕不是陛下中兴的关键。近来看到坊间互相招集组成浑脱队，骑骏马、穿胡服，名叫‘苏莫遮’，旗鼓相对，像军阵的形势；奔驰追逐、喧哗叫嚣，像战争的样子；竞相夸耀锦绣服饰，损害女工；督促贫弱者缴纳财物，伤害政治体制；穿胡服互相欢乐，不是雅正的乐舞；以‘浑脱’为名，也不是美好的名称。怎么可以在讲礼义的朝廷使用胡虏的风俗呢？《诗经》说：‘京城庄严整齐，四方都以它为法则。’不用先王的礼乐，却拿这种事给四方作榜样，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进谏玄宗不要让突厥入宫执仗驰射疏【吕向】臣听说，猫头鹰不鸣叫，并不能因此成为祥瑞之鸟；豺狼和虎即使伏卧，又怎么能同仁兽相比？这是因为它们丑陋的本性和毒害人的行为长久积累，已经成为习惯。如今突厥正属于这一类，残忍凶暴，不能顾念君主和亲人。陛下以武力和义理对待他们，以文德修养招徕他们，他们既畏惧天子的威灵，又沐浴于声教之中，在力量和形势面前不得不入朝，所以叩头称臣，奔走听命，派遣使者。陛下于是能够收取他们倾心效力之功，让他们混杂在随从官员之中，参加封禅之礼和会见百官的仪式；这样的德业自然盛大，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后来又下诏允许他们陪侍游玩，召入禁卫仪仗之中，使他们仰观皇帝英姿的四方光彩，观看神妙技艺的百发百中，恩意已经到了极点，确实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现在却又赐给他们驰逐之乐，让他们操持弓箭，在面前争相射飞箭取兽，这样轻率地忽略重大过失，臣不敢赞同。陛下虽然胸怀开阔，对人毫无猜疑，而愚臣却徘徊忧虑，随着时势更加恐惧。倘若这些人各自怀有像狗吠一样的恶意，交相放纵盗贼般的憎恨，荆轲突然发动诡计，何罗偷偷来到，暂时逼近皇帝的车驾，稍稍冒犯圣上的清尘，到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自陈疏【杜甫】从先臣杜恕预以来，家族承袭儒业、担任官职已经十一代。等到杜审言凭文章显名，在中宗时期，臣依靠祖先留下的事业。臣自七岁开始撰写文章，至今将近四十年。然而衣服不能遮盖身体，常常寄食于别人，私下恐怕会转死于沟壑之中。伏惟天子哀怜臣。如果让臣继承先臣的旧业，把臣从泥涂中长久的困辱里拔出来，那么臣的著述虽然不足以鼓吹六经，但若论深沉郁结、抑扬顿挫和随时应变、敏捷应答，扬雄、枚皋也可以追赶得上。有这样的臣子，陛下难道忍心弃置吗？请求诛杀程元振疏【柳伉】

译臣出身以来侍奉君主，幸而列在近密之臣中，早已有志愿铭刻在心：如果遇到艰难危急，必定为王事而死。正当今日这个关头，正是臣赴死的时候；将死之人的话，或许可以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帮助，特请陛下稍加垂听，那么臣即使走向鼎镬也甘心。况且上天生下四方夷狄，都熟习战斗，轻装奔走、容易取胜；唯独犬戎数万军队侵犯关隘、越过陇山，经过秦、渭一带牧地和汾、泾地区，竟然没有经过一场血战，就一直到达城阙。占据馆舍粮食将近三年，控制的土地超过千里；谋臣没有替陛下陈述一言，武士没有替陛下效力一战，反而各自带领部卒，抢掠乡里，玷辱宫闱，焚烧陵寝，这是为什么？这是将帅的心已经背叛陛下。自从史朝义在东面灭亡、回纥向北返回，陛下以为这是智力所能做到、神明所赞助的，于是把权力交给亲近权贵，使失意的功臣被抛弃，日积月累，渐渐酿成大祸。陛下身边侍臣充满道路，贤士满朝，竟没有一个人折断栏槛、牵住衣襟，冒犯圣颜而使陛下回心转意，以至于北面丢失汾水之地，西面失去秦川，这是为什么？这是公卿的心已经背叛陛下。陛下出城那天，銮驾还没有启动，京师百姓便抢夺府库，城外百姓又互相残杀，这是为什么？这是三辅百姓的心已经背叛陛下。从九月二十八日听说有紧急警报，到十月一日下诏征兵，直到现在将近四十天了，天下的军队却没有一个人到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四海之人的心已经背叛陛下。近处从京城和三辅，远处直到海边，文武百官的心志全都离叛；即使朝廷有恩命，能够在陕郡竭力守卫坚城，陛下一个人难道就能长久守住社稷吗？如今臣所说的四种情况，都是背叛陛下；陛下认为这是虚妄，还是事实？如果认为是事实，那么陛下把今天的情势看作安定，还是危险？如果认为危险，陛下怎能高枕而卧，不决断国家大计？臣听说良医治疗疾病，必定详细察看病源，针对病情用药；如果药不对症，治疗也没有益处。陛下知道今天的病因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吗？臣确实知道，请让我说出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呢？天下人的心都怨恨陛下不训练士卒，疏远贤良，任用宦官，离间将相，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陛下如果一定要救今天的危急、保存宗庙社稷，就请斩下程元振的头，悬挂起来昭示天下；把内使全部遣出，发配到各州；把仍然留在左右的朝恩等功臣召回任用；再把神策军的兵马交还给汉官统领；让朝廷百官每天坐下来议事，左右使令全部任用文武官员。然后颁下明诏，削去尊号，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深刻自我责备，发誓与下属官员和将相一起遵循德行、励精图治；后宫嫔妃暂且迁往别院，与宰相以下官员日夜议论政事。下诏说：‘如果天下功臣知道我正在自新、答应我改过，就召募将士前来朝廷。如果认为过去的罪恶还没有悔改，修身仍有缺失，那么帝王的大器也不敢妨碍圣贤，应当听凭天下人所归向的方向。陛下如果采纳臣的话，实行臣的请求，一个月之内天下兵马如果还不云集宫阙之下，臣请求阖门受寸斩，以此向陛下谢罪。伏乞陛下把臣这篇表章读上二十遍，亲自同朝廷商量此事。如果可以实行，就请自行处置，不要把臣的表章公开。臣今天上表，已经知道会遭万死，只愿这些话能够实行，死也没有遗憾。陛下如果违背臣的请求，臣再没有更好的策略，社稷又将遭受重大的变故。伏惟陛下审慎考虑。进谏不要晚朝疏【李渤】今天进入阁中，陛下没有按时接见群臣，群臣都在道路上跛行倚立。跛行倚立的形态显现在外，忧虑思绪就郁结在内；忧愁疲倦积累已久，灾祸和变故必然发生。小则形成旱灾和妖孽，大则形成战争和动乱。按礼制，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逃离。陛下刚刚即位，臣已经进谏三次，恐怕会危及社稷。又有左右常侍，职责在于规劝讽谏，却总是闭口不做事；如果设置官职却不要求他们履行实际职责，不如把它废除。进谏服食丹药疏【裴潾】

译臣听说，能够除去天下祸害的人，就能享受天下的利益；能够与天下人共同享乐的人，就能享有天下的福祉。所以从上古的黄帝、颛顼、尧、舜、禹、汤，到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都以功业救济生灵，以德行配合天地，所以苍天都报答他们以长寿，使国运延续无穷。我恭敬地看到，陛下以大孝安定宗庙，以至仁治理百姓。自从登上帝位以来，铲除历代积累的妖邪凶恶，开创削平天下的宏大功业；又礼敬宰辅，始终以礼相待。对内能够果断决策，对外宽容小过。这些神圣功业和圣明教化，都是自古圣主明君所不能相比的，陛下亲自实行，实在光照千古。这样，天地神祇一定会报答陛下以山岳般长久的寿命；宗庙圣灵一定会赐福陛下亿万年的寿数；四海百姓全都祈愿陛下如天地覆载一样长久。自然会有万灵保佑，圣寿无疆。臣恭敬地看到，从去年以来，各处频繁推荐懂得药术的人，有韦山甫、柳泌等人；他们有的互相引荐，直到如今，狂妄荒谬的推荐越来越多。臣认为，真正的仙人和有道之士，都隐藏自己的姓名，不向世俗求取什么，潜居山林，隐没身影于云谷，只怕别人看见，只怕别人听到，哪里肯去拜谒公卿，自我兜售方术呢？如今那些夸耀炫弄药术的人，一定不是懂得大道的人，全都是为了求利而来。他们自称能够飞升炼丹、成为神仙，以此诱使权贵给钱送礼；大肆发表怪诞言论，惊扰听闻、迷惑时俗。等到虚假伪装败露，也一点不以逃跑为羞耻。这样的情状，难道可以相信他们的方术，亲自服用他们的药吗？《礼记》说：‘人是吃五味、辨五声、接受五色而生存的。’《春秋左氏传》说：‘滋味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志意。’又说：‘用水、火、酰、醢、盐、梅来烹调鱼肉，厨师调和它，使味道协调，君子吃了它来平和心情。’牛、羊、猪三牲和五谷，禀受五行之气，发为五种滋味，都是天地生养它们来供养人的。因此圣人节制饮食来食用它们，从而获得康强和吉祥的福分。至于药石，前代圣人用它来治疗疾病，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通常的食物。何况金石都含有酷烈、燥热、有毒的性质，再加上烧炼往往历经年月，既兼有烈火之气，恐怕一定难以控制。若是远远考察前代史实，那么秦、汉的君主都相信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等方士，后来这些人的奸伪都被揭露，他们的药最终没有成效；事情明载于《史记》《汉书》，都可以查验。《礼记》说：‘君主的药，臣子先尝；父母的药，子女先尝。’臣和子在这件事上是一样的。臣愿意让所有炼制金石药物的人以及推荐他们的人，都先服用一年，以考察药物的真假，这样自然就会得到明确验证。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具备日月照临般的光明，禀受乾元利贞的德性，崇尚正道如同指南针，接受劝谏如同转动圆规。这必定能够发出精金制成的利刃，斩断可疑的罗网。对于所有虚妄荒诞的药术之徒，伏乞陛下特别赐令遣散，禁止他们施行迷惑，使浮云全部散尽，明亮的太阳更加增辉；使道德教化同伏羲、神农一样，长久配合天地，实在就在这一举措上了。臣又想到，贞观以来，侍从左右、记录起居的臣子，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人，都能竭尽忠诚，全心规谏。小臣错误地参与侍从之列，职责是奉行起居记录。侍从之中，臣子最接近左右近臣。《左传》说：近臣都尽力规谏；近侍之臣把忠诚真情上达，这实在是他们的本职。请求停止服食药饵疏【李德裕】臣听说，道术高明的，没有超过广成子和玄元；人中圣贤的，没有超过轩辕黄帝和孔子。从前轩辕黄帝向广成子询问修养身体的要领，问怎样才能长久。广成子说：‘不要看，不要听，守住精神而保持安静，形体自然端正，精神自然清明；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谨慎地守住专一，处在和谐之中。’又说：‘得到我的道的人，对上可以成为皇，对下可以成为王。’玄元向孔子说：‘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欲望，去掉你的姿态神色和淫乱意念，这些都对你的身体没有益处。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此轩辕黄帝发出天的感叹，孔子兴起对神龙的感慨。前代圣人对于大道，难道不是达到极点了吗？伏惟文武大孝广圣皇帝陛下，考察玄祖的训诫，修习轩辕黄帝的方法，在清闲的馆舍凝聚精神，访求奇异之人，将要会见冰雪般清洁的姿态，屈身接受顺风而来的请求。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明的感召一定会使真仙降临。假如广成子、玄元化身而来，向陛下讲说大道，传授陛下言语，臣推测思考，也不过如此而已。臣所担心应召而来的人，必定是怪诞迂阔之士、苟且迎合之徒，他们把污泥当作小术来玩弄，炫耀邪僻之说，蒙蔽欺骗圣明，如文成将军、五利将军一样，没有一件可以验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二百岁〕 臣之所以在三年之内四次奉到诏书，却不敢推荐一个人来满足诏令，实在是有所畏惧。臣又听说前代帝王虽然喜好方士，却不敢服食他们的药。因此《汉书》说：‘可以把黄金炼成，把它制成饮食器具，就能延年益寿。’又如高宗朝的刘道合、玄宗朝的孙甑生，都炼成了黄金，但两位祖先最终也不敢服用，大概是因为宗庙社稷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尝试。这件事清楚明白，详细记载在国史之中。以臣浅薄的见解，如果陛下用睿智的思虑精心求访，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的隐士。只求问保养中和之气的方法，不要寻求药饵的功效。即使真的能炼成黄金，也只可用来充作玩赏之物；那么九庙神灵一定会感到欣慰，天下亿万百姓谁不欢喜呢？臣思考再三，竭尽愚诚，以求有助于玄妙的教化，冒昧陈述诚恳的心意，伏在这里深深感到惶恐。请求表彰刘蕡直言疏【李合】

译陛下亲临正殿，征求直言，使人能够自行奋发。臣才疏志弱，不能以古今是非为据，使陛下听到前所未闻的言论，实行前所未行的事情；每每忧思于心，愧对神明。如今裴蕡所作的答对，敢于抒发胸臆，尽情直言。至于帝王事业的成败，是陛下所防范约束的；时政的安危，也不是臣私下所能料定的，他又引用《春秋》作为依据。自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和裴蕡相比。有司认为这些话涉及讦斥、触犯，竟不敢让陛下听到。自诏书下达以来，众口纷纷，感叹他诚实鲠直，甚至流泪。人们说裴蕡指责切中左右近臣，恐怕近臣怀恨发怒，变乱会异常兴起，朝野都战战兢兢、屏息不安，实在担心忠良之路就此穷尽，纲纪也随之断绝。后汉末年的祸乱如今又要兴起了；但凭陛下仁慈圣明，近臣本来就没有害忠良的阴谋；凭宗庙的威严，近臣本来就没有促成败亡的祸患。拿事实来验证，有什么可害怕直言的？况且陛下以直言召集天下士人，裴蕡以直言回应陛下的询问，即使有所讦斥也一定应当容纳，即使言辞过分也应当奖赏。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千古都将光明。如果万一裴蕡不幸死去，天下一定会说陛下暗中杀害正直敢言之士，因而和天下结仇。忠义之士都害怕被杀，人心一旦动摇，就无法自我解释了。何况臣的答对远远比不上裴蕡，内心怀着惭愧羞耻，却自称贤良，怎能承受众人的议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请收回陛下授予臣的官职，以此表彰裴蕡的正直。这样臣可以逃脱苟且偷安的惭愧，朝廷也有公正的道路。陛下免除天下人的疑虑，难道不是很美的事吗？请追收癸巳日的诏书奏疏【罗隐】岁贡的卑微之臣罗隐，既然在文章上不得意，又患有犬马般的疾病，滞留在长安。夏五月，京畿发生旱灾。癸巳日，臣听说诏令大京兆把水炉、香、蒲、萧、绛幢之类安置在坊市门口，这是要依据旧法来祈求降雨。臣从病榻间跃起，认为圣明的天子忧虑百姓，即使禹、舜也没有这样勤勉，实在庆幸，实在庆幸。臣又听说水旱灾害和天地一同产生，如果时令偶尔如此，不能在仓促之间除去。如今秦地已经旱了一个多月，而陛下祈祷祭祀也已经很频繁了。天是如此高，地是如此厚，五岳绵延横亘，四渎广大遥远。陛下命令百官启奏祈祷，对外又何尝不是用心祝祷呢？即使草茎枯槁、禾苗干旱，百姓却没有怨叹，是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陛下的诚意。如今拿蒲、萧之类来祈求，难道是认为陛下对它们比对五岳四渎还看重吗？五岳四渎所看待的，是陛下的公辅百官和陛下的土地田产。如果陛下忧虑，那么五岳四渎也应当忧虑。那些接受祭祀、据守封域的神祇，尚且不能为陛下出力，蒲、萧之类又怎么足以感动上天呢？臣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臣又听说上天降下雨泽，就像陛下施加深厚恩德一样。既然雨泽可以委曲求取，那么陛下的深厚恩德也可以委曲求取了。臣听说天子有左右史，分别用来记录事情和言论，然后交给太史氏。臣实在担心他们会把这件事轻易编入文牍。如今冒死请求追收癸巳日的诏书；假如陛下能够施行十六位圣人的教训，即使五谷生长在野外，百姓也来不及拾取，哪里是蒲、萧之类所能比得上的呢？从前殷汤的时代，并不把旱灾看作灾祸，因为仁圣的君主在上。如今旱灾还没有达到殷代的程度，陛下的忧虑却已经超过了。臣请求借旱灾来向万民道贺，使他们知道陛下的心意。《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 （明）贺复征编 ○疏十四 论安定边境的奏疏【宋·张齐贤】如今四海一家，朝廷内外都没有事情。使圣上忧虑的，难道不是河东刚刚平定，驻军仍然很多，幽燕尚未攻下，运输军粮劳民伤财吗？臣愚昧地认为，这些都不值得忧虑。自从河东初次平定，臣任忻州知州时，捕获了契丹负责收纳米粮的典吏，他们都说，米粮是从山后转运来交给河东的。依臣推测，契丹如果能够自行准备军粮，对于太原不会不尽力，但最终仍归我所有，是因为它的力量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未稳固，岚州、宪州、忻州、代州还没有设置军寨；敌人入侵，田地牧场就会顿时丧失；边境受到骚扰，守备便令人忧虑。等到国家守住要害，增修壁垒，左边控制、右边扼守，边疆事务十分严密，恩德信义已经施行，民心也已经安定。契丹却到雁门、阳武谷来争夺小利，这样一来，它的智力强弱也就可以推知了。圣人举事，行动总是务求万全；百战百胜，也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对待、谨慎处理，那么契丹不足以吞并，燕蓟也不足以夺取。自古以来边疆的祸难，并不全是敌国造成的，也有很多是边吏扰乱而导致的。如果沿边各寨能够任用得人，只须高筑壁垒、深挖沟壑，蓄养力量、磨炼锐气，以逸待劳，宁可让我们去使敌人疲惫，也不主动受制于敌人。这就是李牧用来治理赵国军队的方法。所谓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任用力气不如任用人才。这样边境就会安宁；边境安宁，运输军粮的负担就会减少；运输军粮减少，河北百姓就能得到休息。百姓得到休息，田业就会增加，养蚕纺织就会发展；致力于农业、积蓄粮食来充实边防用度，而且敌人的心思本来也是选择利益、躲避祸害，怎么肯投入死地来作乱呢？臣听说统治六合、拥有天下的人，是以天下为心的，难道只是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较量强弱的形势罢了？所以圣人先处理根本、后处理末节，安定内部来滋养外部。人民是根本，疆土是末节。五帝三王没有不先重视根本的。尧舜的治道没有别的，不过在于安定百姓、使他们得利罢了。百姓既然安定而获利，远方的人就会整肃衣冠前来归附。陛下爱护百姓、使天下得利的心，确实如同尧舜。臣担心群臣多以纤小的利益、压制下属的手段侵害困苦百姓，把这当成功劳；至于百姓的疾苦，见到了却像没有看见，听到了却像没有听见，收聚怨恨、招来责难，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望陛下慎重选择通达经学的儒者，分路巡行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是从前赋税征敛苛刻沉重的，都加以改正，并因势使百姓获利，使赋税、课利能够通融调济，成为可以长久实行的圣朝定法，除去旧日弊病。天下各州有不能使百姓获利的事情，交给长吏报告；敢于沿袭旧规的，严加依法处置，使天下人的耳目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拥戴陛下的恩惠；用德来安抚远方，用恩惠和刑罚治理百姓，那么远方人的归附便可以立即等待了。劝谏皇帝巡幸汾阴的奏疏【孙奭】

译先王占卜出征，定为五年一次，每年察习吉兆；吉兆应验就出行，不应验就增加修养德行，重新占卜。陛下刚刚完成东封，又讨论西行巡幸，恐怕不是先王占卜出征五年、慎重对待的意思，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汾阴后土之祀，在经籍中没有可考的记载。从前汉武帝将要举行封禅，所以先封中岳、祭祀汾阴，开始巡幸郡县，随后才在泰山举行封禅。如今陛下既已登封，又想巡幸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古代的圆丘、方泽，是用来郊祀天地的，现在的南郊、北郊就是这种制度。汉初承袭秦制，只设五畤来祭天，却没有祭祀后土，所以汉武帝在汾阴建立祠庙。自元帝、成帝以来，听从公卿的建议，便把汾阴后土迁到北郊，后来的君王大多不再祭祀汾阴。如今陛下已经建立北郊，却舍弃它而远赴汾阴祭祀，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西汉定都雍，距离汾阴很近；如今陛下要经过重重关隘、越过险阻，轻率地抛弃京师这个根本，却羡慕西汉的虚名，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的地方。唐朝又以雍为都，所以唐明皇偶尔巡幸河东，借机祭祀后土。圣朝的兴起与唐朝不同，陛下却无缘无故想祭祀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从前周宣王遇到灾害便警惧自省，所以诗人赞美他中兴，把他视为贤明的君主。近年以来，水灾、旱灾接连不断，陛下应当忧惧自持、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怎么能向下听从奸邪悖逆之人，远行劳苦百姓，长久游乐不止，忘记社稷的大计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雷在二月惊蛰时开始发动，在八月收声，用来养育万物；如果失去时令便成为异象。如今冬天发生震雷，异象尤其严重，这是上天反复告诫陛下，陛下却反而没有醒悟，恐怕是违背了天意，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百姓是神明的主人，所以圣王先使百姓成就，然后才致力于事奉神明。如今国家兴建土木工程，多年没有停止，水旱灾害接连到来，饥荒占多数，却想劳苦百姓去事奉神明，神明难道会享用这样的祭祀吗？这是不可行的第八点。陛下一定要这样做，不过是想仿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到之处刻石颂功，以此抬高虚名、向后世夸耀罢了。陛下天性圣明，应当仰慕二帝三王，为什么反而向下沿袭汉唐的虚名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九点。唐明皇宠信嬖妾和奸邪之人，内外交相为害，自己颠沛、国家困顿，兵戈交战到关下，亡国祸乱的迹象如此明显，正是由于习惯于承平，放纵地实行不义，积累而终于招致祸败。如今议论者引用开元年间的旧事，认为那是盛大功业，竟想倡导陛下也这样做，臣实在替陛下认为不可取，这是不可行的第十点。臣的言语未能充分表达心意，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希望稍微赐下清问，使臣把自己的意见说完。再次劝谏祭祀汾阴的奏疏【孙奭】陛下将要巡幸汾阴，但京师民心不安，江淮百姓又困于征调，急需加以镇抚安定并怜恤保存。况且土木工程还没有停止，抢夺盗窃又公然流行，外国正在整治军队，距离并不远；边境使者虽然来到，难道可以保证他们的内心吗？从前陈胜起于徭役戍守，黄巢出于严重饥荒，隋炀帝勤于经营远方战略，而唐高祖在晋阳兴起；后晋少主受小人迷惑，耶律德光便长驱进入中原。陛下俯身听从奸佞，远远抛弃京师，经过连续多年反复饥荒的地方，修建废弃已久、违背经义的祠庙，不顾百姓疲惫，不忧虑边患，怎么知道今天的戍卒中不会有陈胜，饥民中不会有黄巢，英雄不会在身边窥伺，外敌不会在边疆寻找可乘之机呢？先帝曾经讨论封禅，因为敬畏天灾，不久便下诏停止搁置。如今奸臣竟然赞成陛下竭力举行东封，认为这是继承并完成先帝的遗志。先帝曾想向北平定幽朔，向西攻取李继迁；大功尚未完成，便交付给陛下。然而群臣从未献出一条计谋、制定一项策略来帮助陛下继承先帝的志向，反而致力于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向契丹求和，使国土收缩、爵位受制，对李继迁姑息迁就，竟不思考君主受辱臣下便应死难是可以警戒的，欺骗下属、蒙蔽君主是应当羞耻的。编造祥瑞，假托鬼神，刚刚完成东封，便讨论西行巡幸，轻率地使车驾劳顿，虐害饥饿的百姓，只希望平安往返一次，便说成建立了大功业；这就是陛下把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当作奸邪之徒侥幸求功的资本，所以臣长叹痛哭。天地神祇聪明正直，行善便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便降下各种灾殃，从未听说只专心摆设笾豆簠簋就能求得福祥。《春秋》传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听取民意；国家将要灭亡时，听信神意。’愚臣不敢妄加议论，只希望陛下最终赐予裁决选择。后来天下屡次发生灾变，又说古代五年一次巡狩，是有国者的政事，并不一定要有紫气黄云才登封，有嘉禾异草才巡行四方。如今野雕、山鹿等事，各郡国接连上奏；秋旱、冬雷，群臣纷纷道贺，退朝后却在腹中非议、私下讥笑的人比比皆是。谁说上天可以欺骗，百姓可以愚弄，后世可以欺瞒呢？人情已经如此，所造成的损害很大，只希望陛下深切鉴察这种虚妄。劝谏宦官收养子女的奏疏【吴及】臣听说官员之间应当互相规劝，工匠应当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谏。臣有幸得以充任法吏，便推究刑法的根本，来表达愚臣的忠心。臣切实想到，前代设置肉刑，砍断人的肢体，刻削人的肌肤，使受刑者终身不得安宁。汉文帝感念缇萦的话，改用鞭打和杖击，但死刑已经执行，笞刑却没有停止，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意思，实际上仍是在杀人。祖宗鉴于过去的弊病，免除烦琐苛刻的刑罚，开始采用折杖法，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这实在是古代圣贤也未曾想到的事情。陛下深切怜悯百姓的隐忧，亲自阅览各种狱讼，历代使用刑罚没有比本朝更公平宽恕的，按理说上天应当降下祥瑞；但正当国家隆盛之时，却没有享有继嗣繁衍的喜庆，臣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是宦官太多，而陛下还没有察觉吗？为什么这样说呢？肉刑有五种，其中第一种就是宫刑。古人对此十分谨慎，因为它严重断绝人的后代。如今宦官之家竞相求取别人的孩子，斩断人的生育天性，以求爵位官命；幼童有什么罪，却陷入刀锯之刑，因而夭折死亡的，难以一一计算。有疾病而夭折，尚且是太平时代的耻辱，何况没有疾病呢？有罪而施宫刑，前代君王都不忍心，何况无罪之人呢？臣听说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罢了。唐太宗制定制度，宦官不得超过一百人。再拿祖宗近来的情况来比较，祖宗时期宦官总共有多少人？如今又有多少人？臣愚昧地认为，鸟的胎卵受到伤害，凤凰就不会到来；宦官太多，继嗣也就不能孕育。伏望陛下顺应阳春生育万物的规律，广泛发布仁德的诏令，详细制定禁令，宦官进献子弟一概暂时停止；擅自对幼童施宫刑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做，上天的心意一定会得到感应，圣明的后嗣一定会增多；招来福祥、安定宗庙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论边事奏疏【贾习朝】

译太祖刚刚拥有天下时，鉴于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士兵、牙校势力过盛，便把他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当时认为这是有利于万世的举措。到了太宗时期，所任命的将帅大多攀附旧臣，或是亲戚姻亲、贵族子弟；赏赐重而惩罚轻，威势不及恩惠，但仍凭借神灵、禀承成算，出兵抵御敌寇，所到之处都能立功。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振作。近年受宠幸的子弟装饰车马、修治厨传，名声多不是凭功勋取得，却坐享武官爵位；他们的心思不过是贪图升迁迅速、俸禄赏赐丰厚，至于抵御侮辱、平定祸患，哪里会把这些放在心上？然而趁着边境没有战事，还能姑且容身。自从西羌叛乱以来，仓促选择将领，召集士众；士卒平时没有训练，本来就难以指挥；将领又没有选到合适的人，怎么能免于屡次更换？用屡次更换的将领驾驭未经训练的士卒，所以一交战就必然失败，这是削弱方镇兵权过甚的弊病。况且亲旧和受宠幸的人担任军职，出任便是将帅，平时根本不懂军事，一旦把千万士卒的性命交给他们，就会被庸人驱赶到死地；这是任用亲旧和受宠幸之人的弊病。臣认为，镇守方镇的将领不应频繁更换，掌管军职以及刺史以上的官职，都应慎重授予，等待他们建立功劳。像杨崇勋、李昭亮这些人，都是受宠幸之人，如今还在边任，应该赶快选人代替他们；这是挽救弊病的开端。陛下如果有意听取臣的意见，臣请求再陈述当今边防最为紧要的六件事：第一，驾驭将帅。古代帝王用恩惠和威严驾驭将帅，用赏罚驾驭士卒，所以军政得以推行，战功得以建立。干德年间，太祖下诏命王全斌等讨伐蜀国；那年冬天下大雪，太祖在讲武殿的毡帐中，回头对左右说：‘今天住在这座毡帐里尚且寒冷得不能忍受，何况讨伐蜀国的将士呢？’随即脱下自己所穿的貂裘和暖帽，派中使快马赐给王全斌，这是用恩惠驾驭将帅。后来曹彬、李汉琼、田钦祥讨伐江南，太祖召曹彬到面前，让李汉琼等站在后面，授给曹彬一把匣剑，说：‘从副将以下，凡是不听命的，都可以专擅杀掉。’李汉琼等吓得双腿发抖，退了出去，这是用威势驾驭将帅。如今每次任命统帅将领，必先对他们心存猜疑；不是亲近宠幸之人就不信任，不是姻亲故旧就不委任；赏赐他们数以万计的金帛，他们心中却没有感激喜悦，因为这只是按惯例应得的。承袭前代一层层的旧例，到了出兵之时，必须特别给予非同寻常的待遇，才可以打动他们的心。又如陕西四路，从总管以下，钤辖、都监、巡检之类都参与军政，谋划尚未完成，事情已经先泄露；对方可以做的我们却不能做，上级推行的下级却违抗；即使有主将，也不能专断号令，所以一行动就必然失败。请从今以后任命将领时消除猜疑，推行恩惠，舍弃小的节操要求，责成他们取得大的成效；爵位赏赐和威刑惩罚都应授予他们，使其能够便宜从事。偏将、副将以下有不听命令的，应按军法论处。至于管理专卖、赋税以及供应军库的财物，也应让他们都能够使用。太祖虽然削弱了武臣的权力，但边将一时之间的赏罚以及调用财物、集结办事，都听任他们自行专断。有功劳就一定奖赏，这就是所谓驾驭将领的方法。第二，恢复土兵。如今河北、河东的强壮乡兵，陕西的弓箭手之类，大概都是土兵遗留下来的制度。况且夷狄居住在苦寒荒漠之地，穿粗劣衣服、吃粗食，善于驾驭马匹、擅长射箭；自古抵御敌寇、击退敌人，不能没有这种力量。然而河北乡军废弃已经很久，陕西土兵又屡次被贼军击破，现存的十人中不到两三人。臣认为，河北、河东强壮乡兵已经诏令近臣详细制定法制，应当趁着检阅训练，根据各人的武力、兵器技艺考察优劣；又选择各家强壮的男丁来替代年老体弱者，每乡编为一军。其中才能特别出众的，登记姓名，依次补用。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图召募所得的钱物利益，很多人按月领取俸粮，后来大多接受黥刑，混入营兵。如今应当优厚地恢复他们的田地，安定他们的房舍，使他们努力耕作、拼死作战，世代为边防所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屯戍，节省供应运输，成为不可改变的利益。内地州县增加设置弓手，也应大致依照乡军的办法进行检阅考核。第三，训练营卒。太祖在位时下令，各军不得吃肉、穿丝帛；营舍门口如果有人卖酒卖肉，就驱逐出去；士卒有穿丝织衣服的，就鞭打责罚他们。过去士卒披着甲胄、冒着风霜，攻坚克难、服劳任事，没有不能以一当百的。如今营卒骄纵懒惰，面对敌人没有勇气，这大概是平时所依赖、所使用的方法造成的过失。旧例三年一次转员，称为落权正授；即使不能改变这一制度，也不必一律让他们担任总管、钤辖，应当在其中选择有才干勇力、可以担任将帅的人授予相应职位。又如今的兵器名目繁多、形状怪异，制造不精良，不适于使用，白白耗费民力；应当按照八阵的方法，依照五兵的用途，按时教练，使军队启行、列阵都有次序，左右都有形势，前后相互依附，上下相互援助。命令他们说：‘失去一个队长，就斩一个队；还担心众人不能为我所用吗？’第四，制服辽、夏。如今敌人已经完全与中国相通，北方各国臣服于契丹，西方各国臣服于元昊，东西两边联合起来形成犄角之势。中国即使使西戎来归服，也免不了要给他们丰厚的财物，所以朝廷每年赠给两边的钱物数不胜数。古代防备边疆，西边有金城、上郡，北边有云中、雁门；如今从沧州到秦州绵延数千里，没有山海高峻深险的阻隔，只能依靠州县和镇戍罢了。每年供给和赡养的费用，又不少于数十万；以天下每年的收入勉强才能供足，一旦有一年粮食歉收，就可能陷入狼狈。契丹近年兼用燕地人治理国家，设置官职完全仿照中原。元昊贼军占据河南各郡，实行赏罚，善于用人，这是中国的祸患。应当估量西域各国，如沙州、唃厮、明、珠灭蔵等部族；北方较近的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过去同属中国，如今被两边阻隔断绝，可以招募人员前往出使，诱导他们前来朝见。这样两边必然怨恨；怨恨就会防备，防备就会分散势力，这是中国的利益。第五，安抚蕃部属户。它们是边疆的屏障和辅翼。如延州有金明，府州有丰州，都是戎人内附居住的地方。朝廷的恩威没有树立，安抚驾驭又不得其法，北方被强敌胁迫归附，因而塞上各州孤立无援，只剩下微弱的堡垒。蕃部既然败坏，土兵也衰弱，恐怕就没有攻破敌人的日期了。请下令陕西各路沿边的知州、知军，都兼带安抚蕃部的名义，多设谋略，务必招集蕃部；财赋和法令可以由他们自行专断。选择族众强盛而有功劳的人，任命为酋帅，如河东折氏、高氏那样，或许可以成为我方坚固的藩篱。

译第六，谨慎侦察敌情。古代守卫疆界、出动军队，平时居处有使者侦察敌国，作战时有前茅探路，考虑敌情没有不周密的，谨慎到了这种程度。太祖命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益州，何继筠统领棣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晋阳，李谦溥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专卖的利益全部输送到军中，仍听任他们进行贸易并免除税收，允许他们招募勇士作为爪牙。因此边臣财物富足，能够供养死士作为间谍，夷狄的情状没有不知道的。二十年间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这是善于使用将帅、精于侦察敌情所造成的。如今西部边境负责刺探事情的人，所得到的不过几千钱，略微涉足敌境，暗中窃听传言，塞责交差罢了。所以敌虏的情形、贼人的状况，以及山川道路险易和地势利害，都断绝而无法相通。踏入不可测的戎地，进入九死一生的境地，侦察窥伺必须细密，探索机会必须周全；如果没有重金厚赏，谁肯自行效力呢？希望陛下鉴察艺祖任用将帅的制度，把边城的财用一概交给专使，让他们供养勇士作为爪牙，临战时自行防卫，不再有将领被杀的耻辱；招募敢于拼死的人从事侦察，预先侦知敌人将要到来，避免陷兵失机的耻辱。《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一 （明）贺复征编 ○疏十五 论军队出征前施行军法的奏疏【宋·文彦博】臣听说穰苴出兵，首先诛杀庄贾；孙武教练作战，先斩爱姬。遇到事情就立即执行，从来不请示君命。大概将领的权力不能不专，军法不能不严。因此，进攻必能取胜、交战必能获胜，是因为施法严厉。自古以来，未曾听说将领权力不专、军法不严而出兵能够取胜的。臣私下听说去年以来，在西部边境用兵，有的禁军小校临阵先行退却，有的边寨偏师望见敌人而不前进，但统帅之臣当时不执行军令，全部把事情经过上报，请求邻郡设置狱案审问，再交法司详细核查定刑。臣认为，这是丧失了边将出镇在外的制度，毁坏了军中的命令；临事不能决断，请示君命也没有威严，难道能称为军容吗？这和儿戏有什么不同？以后恐怕在推问弹劾时，会根据供词牵引出枝蔓，助长他们苟且求免的心思；在奏报之间拖延时日，开启他们侥幸求生的道路。即使不至于这样，也会造成轻慢命令、拖延不诛，激励众人而成为因循怯战、军队骄惰的弊病。臣不知道朝廷任用将领，是否一定不让他们专断，什么都要上禀皇帝的谋算？又不知道将领不能施行军法，是否都要取法于朝廷？如果朝廷任用将领却不让他们专断，那就是臣所说的丧失边将出镇在外的制度。古代派遣将领时，君主推着车轮送行并命令他说：‘军门以内的事由寡人控制，军门以外的事由将军控制。’ 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委任将领、责成他们办事的原则，不能不慎重。如今却轻视这一点，所以就是臣所说的丧失边将出镇在外的制度。如果将领不能自行施行军法，那就是臣所说的毁坏军中命令。人的常情，谁不害怕死亡？驱使亿万之众，冒着箭矢、滚石的冲击，如果刑罚不严，凭什么督促作战？兵法说：‘害怕我的人就不害怕敌人，害怕敌人的人就不害怕我。’难道不是因为刑罚严厉吗？面对敌人时，伍中有人不前进，伍长就杀掉他；伍长不前进，什长就杀掉他。以伍长、什长这样的低级长官尚且可以专擅杀人，而统帅率领众军却不能诛杀一个小校来警戒士卒，所以臣认为这是毁坏军中命令。议论者有的说：‘如今所遇到的敌寇还不是强大的敌人，所出动的军队还没有深入敌境，军中的法令还不能专擅施行，将校有罪应当上奏裁决。’如果按照议论者的话，臣认为错了。敌寇尚不强大、军队尚未深入，却已经狼狈先退、停滞不前；假如遇到强敌、深入敌境而将校犯罪，仍必须上报，那么穰苴杀庄贾时，庄贾所面对的也不是强敌，只不过集合军队后迟到；孙武斩美人时，也没有深入敌境，只是演习作战而众人发笑。诛杀君主的宠臣、斩杀宠爱的姬妾，他们也从未事先请示、先行禀报，结果终于齐军战胜晋国，吴人攻入郢都。孙武、穰苴都成为名将，正是因为委任专一而军法一向得到执行。区区一个诸侯国尚且知道任用将领的道理，难道巍巍圣朝反而比不上它吗？况且本朝制定的法令规定，凡是禁军将校有过失，奏请裁决；这只适用于平居无事的日子。边州守戍、近郡屯聚，则可以使用这一规定。如今元昊贼军扰乱常道，像蜂蝎一样含有毒害，防边军队超过数十万；将领权力不专，军法不严，又凭什么抵御它呢？臣伏望陛下亲自作出决断，稍微授予将领权力。凡是偏将、副将、小校在阵前先退、望见敌人不前进，像这一类罪行明确、只应按军法处置的，不必设置狱案审问，并允许本郡统帅当众立即执行军令，执行完毕再上奏报告。这样军队就会畏惧威严，进退听从命令；或守或战，一定能建立特殊功劳。军队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在朝廷上同宰辅大臣已经详细谋划，难道容许卑微之人轻率议论吗？然而臣承乏任职于宪司，职责在于掌管耳目；如果有所见闻，怎么可以闭口沉默？陛下不要因为臣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就忽略而不加省察。臣反复思考，任用将领、治理军队的方法，哪一样不是要遵循这个道理呢？愚臣的考虑，希望陛下赐予采纳，冒犯了陛下的威严。论元昊请求和议的奏疏【范仲淹】

译臣等长期分任边疆军务，未能谋划策略建立功勋，反而上辱朝廷，低头惭愧于自己的浅陋心志。我们深入考察利害，亲眼见到胜负，到如今已有三年，事情的始末都已详知。如今元昊派人来到朝廷，将要讨论接受和议；来人已经自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察他任命官职的用意，是想同朝廷以相抗的礼节相待。臣担心他不改变僭越的称号，是想让朝廷允许双方成为鼎立的国家；又担心他还怀有阴谋，所以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请求称作‘兀卒’，以此缓和国家的谋划。臣等怎敢不替朝廷思考长久的策略，防止百姓遭受祸患呢？臣等认为，李继迁当时用计脱身，暗中玩弄凶器；李德明表面上表示接受归顺，内心实际上在蓄养谋略；到了元昊，则悖慢无礼，蔑视常道，成为边疆的大患。凭借几代奸雄积累的野心，又屡战屡胜，从未遭受挫败，他为什么要请求和议？即使朝廷表示招纳之意，契丹也取得了促成通好的功劳。依臣等推测，实际上是因为连年用兵，蕃界劳苦骚扰，交战之中伤亡折损很多，所缴获的兵器、鞍马都归了元昊；他的部下怨恨不已，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横山蕃部被征集调发最为困苦，只是汉兵尚未取胜，戎人看重故土，不敢背叛贼军，只能勉强为他奔走罢了。如今元昊知道众人疲惫，听到部下怨恨，便请求暂时休息、养精蓄锐，以实现他的凶恶志向，并不是因为真心臣服中国而来。臣等认为，元昊如果大言不惭、提出不改僭号的请求，那么有三件事绝不能答应；如果使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接受‘兀卒’的称号，也有三件事必须严加防范。什么叫三件不可答应的事？自古以来，四夷居于荒服之外，圣帝明王怜恤边疆祸患，用柔和手段使他们归服，不吝惜赏赐，却从没有把天王的名号授予他们。为什么呢？给他们金帛，可以节制数量来补助他们；但宏大的名号是天下的神器，难道能私自授予别人吗？只有石晋借助契丹扶立之功，又因中国国土狭小、仅有数十州，为了苟延一时，没有图谋传国久远的打算，所以把尊号加给契丹，破坏了中国的大法，最终仍不能满足契丹的心愿，于是被它吞并，很快导致亡国；一代君臣都成了千古罪人。契丹称帝、灭亡后晋以后，兼用汉人的礼乐，因而形势强盛，常常有轻视中国的心思。我国富有四海，并不是石晋受逼迫、求苟生的时代；元昊世代承受朝廷爵命，也没有契丹扶立后晋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答应的事。又各处官府文书以及军民的言语，都称元昊为昊贼，人们知道叛逆和顺服、离开和归附的区别，尚且还有人逃亡，无法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居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允许给他大号，那么此后官府文书和军民言语就会称他为西帝、西朝，天都山一定会出现建都、郊祀等僭越之事。陕西的戎兵、边人如果犯了过失，必然会逃离本地，因为他们将有归附之处。至于四方豪杰之士，稍微不得志，就会挽起袖子离去，不再有顺逆、去就的区别。他们如果得到很多汉人，礼乐和形势便会与契丹并立，从两面夹击困扰中国，哪里还会有太平的希望呢？这是第二件不可答应的事。又议论者都说元昊是蕃人，没有居处中国的心思，只是想在诸蕃中自尊罢了。臣等认为，拓跋珪、石勒、刘聪、符坚、赫连勃勃这些人都是蕃人，却都居处中原。近代的李克用父子也是沙陀人，进而占据太原，后来定都西洛；都是汉人进献谋略，诱导他们而招致的。前些日子定川之战后，元昊有伪诏晓谕镇戍军民，其中说到要平定关辅，这就是证据。大概汉人的叛逆者不愿处在夷狄之中，内心谋划侵占汉地；所得到的城垒，一定让汉人守卫。比如契丹得到山后各州，都让汉人担任官员守卫；如果朝廷假借给元昊僭越的称号，就是在启发助长他，这对叛逆者是极大的帮助。这是第三件不可答应的事。什么叫三件必须严加防范的事？元昊凭借几代奸雄的资质，一旦僭越叛逆，最初派人来时还称臣奉表。等到刘平陷没之后，贼军气势才骄横起来；他再次派贺九言来上书朝廷，便不再称臣，言辞也颇为傲慢。后来屡次取胜，提出大言、超过所望，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使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便肯接受‘兀卒’的称号，这全都是阴谋。难道他真是因为山界困顿，暂时请求休息，使中国停止用兵三四年，等将帅懈怠、士卒骄惰、边防不严、军政逐渐松弛之后，再像从前那样突然暴发，那时中国将不能支撑吗？这是第一件必须严加防范的事。又自从李德明接受归顺之后，奸谋没有停止，向西攻打吐蕃、回鹘，拓展疆域数千里。到了元昊形势稍微强盛，便自称尊号、违背礼法，背弃朝廷，联合北方戎族，情势迹象全都显露出来，成为边疆大患。他只是偶然没有深入进犯，如今又兴起欺诈的端绪，利用和议使我军停止、让他的部众休息，又想集中力量、专心吞并唃厮啰等各个蕃部，除去秦川一带的屏障，为将来再次举兵取得便利。因为元昊最初叛乱时亲自攻打延州，本来就有侵占陷没郡国的志向。如今他又强盛起来，难道就会息灭野心吗？况且朝廷四十年的恩德信义施加于他，一旦反叛，哪里会有已经发动叛乱的谋略、蓄积尚未受挫的锐气，却能够长久守信于盟约呢？这是第二件必须严加防范的事。又自从李德明接受归顺以后，蕃、汉人来使进入京师，商贩往来于道路，百货都汇集到那里，〔原文至此衔接有疑〕中国的利益充满了他的巢穴，贼人凭借这些财力，于是起兵作乱。如今已经过了五年，用度一定困乏，所以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迎合我们的心意，想再次谋取中国的利益。等到供给费用已经用尽，便寻找事端、发动兵乱，以满足本来的意图。狼子野心，本来就难以驯服。如今如果通和，或许再次允许灵州、夏州的蕃汉人依照从前出入京师，实在非常不便。因为从前往来时叛乱的情状还没有显露，情势没有造成祸害；如今既已成为强敌的俘虏，积累的祸患没有停止，必然窥伺国家，还可能挟带亡命之徒进入蕃地，或者同奸人另行勾连，或者派刺客暗中发动袭击，惊扰朝廷。而且这类人一定会比过去更加放纵，在发生事情时将如何处置呢？这是第三件必须严加防范的事。论西北和议的奏疏【韩琦】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册封夏国，又有契丹从西征回来报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就把它当作天下太平、无事可忧，那么以后必有三件大忧；如果把从前的祸患考虑到长远，那么以后必有一件大利。请允许臣略作说明：自从羌人侵扰边境以来，至今已有七年，小规模入侵、大规模进犯，从未挫败他们的锋芒。如今他们乘着连胜的气势同朝廷讲和，难道不是因为凡是出兵所需的物资都取自本国百姓，而所获又抵偿不了费用吗？又因为断绝了边境贸易，上下都困乏，所以暂且就接受称臣的虚名，却每年索取二十五万的丰厚财物，认为这样便得到了良策。况且契丹的势力一向强盛，夏人尚且敢于同它抗衡。如果让夏人每年享有金帛和贸易的利益，国内充实，一旦我国边防稍微松弛，它必然产生大举窥伺、图谋关辅的心思。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的第一点。契丹前些时候因为羌人诱使边民，仓促前往讨伐，既未能得志便返回。看到朝廷册封元昊，契丹心中一定更加坚定地不愿接受。近来的间谍传述契丹国人的话说：‘往河西、到沙漠中所得的只有牛羊罢了；如果议论向南放牧，那么子女玉帛将多得无法计数。’臣担心契丹日后或许会提出更多要求，或者请求断绝同西人的和约，以毁坏盟誓。况且河北军队骄纵而未经训练，忽然奔驰冲击，必然震动京师。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的第二点。又从前石晋借助契丹的力量取得天下，每年赠给契丹缯帛三十万。如今朝廷每年赠给契丹五十万、夏国二十五万，使两个国家日益富强，而国家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却日益削减。万一多次遭遇水旱灾害，祸患就会发生在内部，不仅仅来自敌虏。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的第三点。前些时候契丹自恃强盛，想要吞并夏人，仓促出兵，反而遭到失败挫折。它凶悍的性情迫切要求复仇，恐怕从此以后双方交战不会停止。况且夷狄相互攻打，是中国的利益。这正是朝廷在内部修养谋略、在外等待时机的时候。如果能够在内整顿纲纪，在外训练将卒，使百姓休养生息，积蓄财物，安坐等待两边仇敌的弊病显露出来，那么幽蓟、灵夏的土地，便可以一举谋取。振扬威灵，压服夷狄和夏人，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一件大利。臣希望陛下深思，除去大忧而取得大利，那将是天下的福分。如今范仲淹、富弼前往河东、河北经制边事，一定有所陈奏。然而臣长久在陕西，敢再陈述陕西处置事务的办法吗？况且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然罢除了招讨使，但边防不可松弛，请仍选有才干声望的近臣担任主帅，特地下手诏让他长期任职，使他经营一方，以防备羌人反复叛乱的变故。又四路驻扎的军队，十分之中应留六分在边境，二分令其向东返回，二分迁驻到内地附近的州军。鄜延路驻扎在河中府，环庆、泾原路迁驻邠州，永兴军、秦凤路驻扎在凤翔府。每一路设置一名钤辖驻泊，二名都监，随同各路知州训练军队，而军队仍由本路统领，除非有军情，不得随意抽调。对于迁驻军队所在地，如果知州才干声望不足，请选派合适的人代替。又四路抽调来供给粮食的土兵，请委托各路帅臣斟酌安排，每年分为两班，一班驻守边境，另一班放回本地，这不仅能减少边地的粮草供应，也能使士兵不必长期戍守而劳苦。又陕西各州军在南郊赏赐之后，官府库藏按例都已空虚，如今范仲淹若经过陕西宣抚，又会有军中额外支出，只会徒然增加费用。如果臣的谋划可以施行，陕西也没有别的需要处置之事，就不必让范仲淹再前往了。又看各路近日招募设置宣毅军近十一万人，然而朝廷财力物力尚未充足，拿什么来供养他们呢？况且乡里间如果有盗贼私自发动，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捉攻击。若是防备群盗，只应增加驻兵于一路各州的都会之地，不必每个州都全部设防。宣毅军想请除河北、河东之外，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一指挥可以裁减三百人作为定额，以后出现缺额再招募补充。如今天下军队冗员过多而不精锐，轻易耗费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的州军已经派官员拣选，其余各路也请选派资历较深的内臣分别前往拣选，这样贵在可以裁减冗食之员，减轻无谓的费用。论选皇子疏【欧阳修】

译臣听说，谈论天下最难谈论的事情，不敢希望一定得到采纳；明知未必会被采纳，却不能不说，是为了竭尽忠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能够容纳谏诤，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被听取，难道可以默默不言吗？臣私下看到从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因灾异，冒昧上奏陈述。虽然陛下度量宽宏，没有加以诛杀，但臣愚昧而诚恳至极，天听仍未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的心情，日夜忧思，从未忘记此事。臣想再次陈述自己的狂妄浅见，却不知应当怎样开口。如今臣伏见兖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臣因此反复切实思考：人的常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近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亲更快乐的。即使圣明之人不同于凡俗之人，这种天性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陛下从前虽然没有皇嗣，却还有爱护公主的欢乐，可以稍稍宽慰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居处深宫之中，有谁可以同您谈论？有谁可以承奉您的容色？臣愚昧地认为，正可借此事由圣意作主，在宗室之中选取才德贤良、可亲可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候起居、侍奉饮食，也足以安慰取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古代典籍史书，私下看到自古帝王，虽然说是最尊贵的，却从未独自居处。他们出宫居外时，也不只是百官当面奏事而已，必定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又有左右侍从，供其顾问交谈。他们入宫居内时，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身边侍奉而已。平日安居寝息时，便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饮食；悠闲游乐宴饮时，多与宗室子弟亲切相处，如同一家人。计算他们一天之中，从未有片刻独处。如今陛下每天临御前殿、后殿，百官前来奏事，往往只是仰望天颜便退下；其中最受宠幸的，也只能得到承受一两句圣上恩言。君臣之间的情感无法沟通，上下之间的意旨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中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之列，也没有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陛下左右。入宫居内之后，连问安、侍奉饮食，也在早晚有所缺失。这样，陛下拥有四海的广阔疆土，亲自享有万乘之尊，居外却没有一人可以亲近，居内又没有一人能够亲近。这正是臣区区想要进言的原因。何况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君之位长期空缺，群臣屡次进言，这一重大议题仍未决定。臣从前上奏陈述，认为即使不一定要立他为太子，也可以先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从容观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如今实行此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陋，恭敬地等候斧钺之诛。臣冒死叩拜。论辅郡节制疏【刘敞】臣恭敬地看到诏令，设置辅郡，改定官府机构，实在是想扩大王畿，加强京城，建立长久的制度，以强干弱枝。但臣深感疑惑，认为许、郑、陈、滑、曹既然都在京畿以内，就不应再保留军额，仍称节度镇。节镇的设置，大概是古代方伯、连率的称谓，并不是京畿以内的诸侯。凡是改革制度、建立法令，固然必须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关键，然后才能流传后世而没有弊端。从前孔融痛恨曹操在汉朝境内专擅法令、使皇室衰弱，于是建议恢复古代方圆千里的制度，不实行封建；曹操因此憎恨孔融，最终杀害了他。但这本来是由于汉家的制度没有法度，不能考察古制罢了。假如京师附近的诸侯本来就有明确的分限，强臣又凭什么借机觊觎呢？如今朝廷才想设置近畿辅郡，周卫京城内部，实在不应再保留五州节制的名号，以开启后世诸侯借机封建的苗头。何况今天的节制权重于古代的封建吗？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正，事情发展到最后，便会使百姓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不能不慎重。汉武帝本来设置三辅，都治理长安之内，并不是不知道把鼎立的势力限制在千里之内更便利，而是他的本意确实不愿使亿万民众偏向某一方面而已。到了唐代，虽然以同州、华州为二辅，各自统辖一郡，但仍然不设军额，因为它们都是统辖一道的方面征镇。臣认为今天的情形本来就应当效法这种做法，忠武、彰化等军的名额完全可以停止，只保留州名，这在道理上是合适的。恭请陛下命近臣详细议论。论增置谏官疏【蔡襄】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选用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增加为谏官。这三人都是卓然特立之士，从前因直言触犯权臣，被排斥已经很久，如今一天之内一并任命，人人无论贤愚，万口相庆，都说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提拔任用而毫不疑虑。大概陛下深忧政教尚未兴举，赏罚尚未分明，群臣的邪正尚未辨别，四方的利害尚未查究，所以增加负责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进言的渠道，这是陛下为社稷和百姓所作的长远大计。臣深思，任用谏官并不难，难的是采纳谏言。像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忠诚而有刚正之气，已经取得众人的信任，何况又蒙受陛下知人善任、破格提拔的恩遇，必定能够规劝过失，献上明智的谋略，揭发奸邪，打击权贵宠臣，思考如何报答效力。然而奸邪之人憎恨他们，必定会想办法抵制，不过会说：“某人不过是喜欢名声，喜欢求进，显扬君主的过错罢了。”有人进献这种说法，正是奸邪之人想要蒙蔽天听，不能不明察。臣请为陛下陈述：第一，说他们喜欢名声。忠臣务求竭尽心力，事情有必须恳切直言的，就极力论说，哪里还顾及名声呢？如果因为害怕被说成好名而不陈述、不施行，那么像木石一样的人都可以充数，何必劳烦陛下如此精心选拔？况且名声，是圣人用来激励世俗、区别善恶的东西，怎么可以废弃呢？即使行善接近于求名，陛下试想如今远离权势利益、以敦厚清白的操行来接近名声的人，又有几人呢？第二，说他们喜欢求进。古代谏臣之所以艰难，是因为遇到昏暗的时代，上犯君主威严，旁边又触犯权势要人，鼎镬就在身旁，斧钺就在面前，即使死也不推辞，怎么会是喜欢求进呢？只是近来官职晋升任用太快，所以世人得以说他们喜欢求进。如今谏官有竭尽忠心、弥补过失的功效，陛下只要让他们长期任职而不要升迁；如果这些人果真忠诚而且有义，即使死在这个官职上，也绝不会有遗憾。第三，说他们显扬君主的过错。凡是进谏争辩的臣子，本来就是负责纠察过失的；事情缓慢时便秘密上疏，事情紧急时便公开直言，期望一定纠正过来。如果君主顺从而实行，恰恰显现出听从劝谏的美德，怎么能说是显扬过错呢？但谏官也有喜欢名声、喜欢求进、显扬君过的人，这与上述情况不同，指的是那些巧于应付的人。谏臣遇到难以启齿的事情，就闭口不说，只挑选不会触犯君主的事情来讲；即使意见没有实行，也不再议论，退下来却说“这件事我曾经说过了”，这可以称作喜欢名声。遇事一味随和沉默，没有什么羞耻惭愧，只依照资历次序逐步升到显贵职位，这可以称作喜欢求进。凡是君主有过失，谏官最接近、最容易知道实情；如果他们不把话说尽，君主从哪里知道并加以改正呢？事情流传于当世，流传到后世，最终被认为是过错，这才可以称作显扬君主的过错。臣先前所论说的，是忠臣；臣愿陛下察看忠臣与巧于应付者的区别。如今陛下出于圣明的思虑，亲自提拔谏官，必定会亲自主持此事。他们有所陈述，只要道理恰当，就请立即施行，不要使天下人认为朝廷只有喜欢谏言的名声，却没有喜欢谏言的实际。即使他们的言辞有揭发和切责之处，也希望陛下宽容优待，不要因奸邪之人的谗毁离间而导致他们被斥退，使天下人指责朝廷有拒绝谏言的过失。臣身处偏远而进言接近时政，内心不能不戒惧，实在是因为情势迫切而言辞激切。《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二 （明）贺复征编 ○疏十六 上谨习疏【宋司马光】

译某月某日，具列官位的臣司马光冒死恭敬地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臣以驽钝无能的资质，再次担任谏官，承受陛下优厚的恩宠俸禄和重大的责任，早晚震恐，不敢安处。臣思考着竭尽愚忠，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只是那些琐碎细小的事务，都不足以烦扰圣上的听闻。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而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天下各地没有不同，声音都是一样的。等到他们长大，语言便不相通，饮食也不相同，甚至到死也有不能彼此相处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习惯的不同。古今也是这样：在今天穿古代的衣冠，就会使乡里人惊骇；在古代穿今天的衣服，就会被主管官吏羞辱。衣冠本身哪里有是非呢？不过是习惯与不习惯罢了。百姓早晚看见它，心里安定，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一旦驱使他们离开这种习惯而趋向另一种习惯，就没有不忧虑疑惑而不肯服从的。从前秦废除井田制，百姓愁苦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百姓也愁苦怨恨。赵武灵王改变华夏风俗，仿效外国服装，群臣下属不高兴；后魏孝文帝改变本国服装，仿效华夏风俗，群臣下属也不高兴。由此看来，世俗的情感安于所习惯的事物，对未曾见过的事物感到惊骇，本来就是常情。因此，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效法，这叫作“风”；这种风气熏染浸润、逐渐形成习惯，这叫作“化”；上下相互牵连而日益衰败，这叫作“流”；众人的内心安定，这叫作“俗”。等到风气教化已经丧失，流弊和恶俗已经形成，即使有明辨事理的智慧，也不能使人明白；即使强力刚毅，也不能加以控制；即使重重赏赐，也不能劝勉；即使施行严刑，也不能制止。若不是圣人取得君位而治理天下，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周易》“履”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辨明上下的名分，使百姓的心志安定。”所以，天子的命令一定要在诸侯那里实行；诸侯的命令一定要在卿、大夫、士那里实行；卿、大夫、士的命令一定要在庶民那里实行。要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不顺从的。《诗经》说：“勤勉不息啊，我的君王，纲纪遍及四方。”这就是礼的根本。从前三代的君王，都用礼来教习百姓，所以子孙延续数百年，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等到三代衰败时，即使凭借晋、楚、齐、秦的强大，也不敢暴虐地灭掉王室，难道是它们的力量不足吗？是因为知道天下人并不赞同这样做。于是它们扶助拥戴王命，借此威慑和安抚诸侯，诸侯也没有谁敢不服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习俗还存在于百姓之中，没有断绝。后来风气一天天衰微淡薄，下面侵凌上面，上面的权威也随之衰替。晋平公在位时，鲁国的子服回出使晋国，回来后对季孙意如说：“晋国公室的地位将要越来越卑微了，六卿强盛而奢侈骄傲，将会因此逐渐习以为常，实际上把这种做法当成惯常的能力。”【“将因是以习习，寔为常能”文意疑有脱误，依字面暂译。】不久以后，赵氏、魏氏、韩氏终于瓜分了晋国，这正是由于长期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确的缘故。到了汉代，虽然不能像三代盛世的君王那样，但仍然尊重君主、抑制臣下，重视并崇尚名声和节操，以实行仁义的人选取士人，用儒术教化百姓；因此王莽作乱时，百姓思念刘氏，最终又恢复了刘氏的统治。赤眉军虽然是一群盗贼，仍然拥立刘氏宗室，以顺应百姓的愿望。王郎假借刘氏的名义，燕、赵之地便起兵响应。董卓作乱时，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各州郡如云聚集响应。曹操挟持汉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却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曹操内心难道不想废掉汉朝而自立吗？然而直到终身也不敢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天下人憎恨他。自魏、晋以来，君主开始看重才智广博而轻视坚守节操，臣下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看作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正坚定的人看作鄙陋朴拙而不任用。于是风俗日益败坏，陷入苟且浅薄的境地：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级不认为错误，只知追逐利益，不顾名声节操。到了唐朝衰败的时候，将帅部下竟有杀死并驱逐元帅的人，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因此安抚他们，从士卒队伍中提拔出来，授予他们旌旗和斧钺。起初不过是为了取得一时的苟安罢了；时间久了，众人习惯于耳闻目睹的这种事情，便认为这样做合乎常规，既不认为是非礼，也不认为是不义。因此，在上位的人战战兢兢地害怕下属，在下位的人彼此猜疑窥伺上级。平时相处，就用酒肉金帛、甜言蜜语和卑躬屈体来互相讨好；一有机会，就拿着锋利的刀刃，怀着狼一般的心肠，运用诡诈计谋来互相残杀。成功的被称为贤能，失败的被视为愚蠢，再也不讲尊卑的次序和辨别是非的礼法。礼义逐渐衰败，到了五代，天下一片混乱，没人知道礼义究竟是什么了。因此，国运不能长久，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只有四五年，败亡接连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到大宋接受天命，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乱产生于没有礼法，于是凭借神武和聪明，亲自勤劳处理万机；征伐、刑罚、赏赐，都由圣明的意志裁决。这样以后，君主的权势才得以加重，群臣才畏惧服从。于是削弱藩镇，把政务整齐纳入法度；选择文官做藩镇的辅佐，以夺去藩镇掌握生杀的权柄，收取其金谷财赋；选拔其部下精锐的士卒，集中到京师来担任宿卫；控制其亲信，拔掉其爪牙，使他们不能横行作乱。这样以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名分才明确，悖逆作乱的根源也才被堵塞。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归还给州镇，州镇的属员权力归还给县；又把天下分为十多路，各设置转运使，来考察州县百官的好坏，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务，使朝廷的命令一定在转运使那里实行，转运使的命令一定在州那里实行，州的命令一定在县那里实行，县的命令一定在官吏和百姓那里实行。这样以后，上下之间的次序才端正，纲纪才得以建立。于是申明军法，使从押官以上，各有等级，按照等级彼此统辖。稍有违犯军法的罪行，都处以死刑。这样以后，军队中的政令才严肃整齐，士卒才听从命令。以上这些，都是礼的大节。因此能够四方征讨不服从的人，没有谁不顺服。扫荡九州，踏行禹治水的遗迹。到了真宗，又以明德加以巩固，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志业，早晚勤勉不懈，宣扬施行善政，消除熔化恶俗，以至于今天，太平安治已经持续百年，顽劣的百姓灭绝净尽，众人的心志都安定了。这是世所罕见、难以成就的事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谨慎恐惧地守护它，千万不要使它丧失。臣私下看见，陛下有中宗的严肃恭敬、文王的谨慎小心，但大大小小的政务多有谦让而不能决断，把它们交给臣下办理。如果所委任的人始终都是忠臣贤者，那也就可以了；万一其中有奸邪之人，岂不是非常危险吗！”

译古人所谓委任臣下并责成他取得成功，就是选择合适的人授予职务；对于纷繁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去处理。至于爵禄的授予废止、生杀予夺的大权，不从自己这里发出，是不可以的。《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行威权，只有君主可以施行恩福。”臣下若擅自施行威权、恩福，就会危害他的家族，给他的国家带来凶祸。威权和恩福的权柄一旦失落到别人手中，并且习以为常，就再也无法挽救了。这是英明君主所慎重对待的。近来因为西部边境用兵，权且设置经略安抚使，总管一路军队，允许他便宜行事。等到西部战事已经平定，却因而没有废除这个职位。河东一路总共统辖二十二州军，其权力已经超过从前节度使的权力。唐代开始设置沿边八个节度使，也不过如此。因为这种权力任用太重，所以后世出现了跋扈的臣子。《洛诰》说：“不要像火刚刚冒出火焰那样，等到它烧起来就不能断绝。”这是说要慎重对待细微的苗头。又有将相大臣掌管各州的，多凭借尊贵身份而自我矜持。转运使想振兴并办理本职事务，他们往往故意违背而不肯服从。将相大臣在朝廷时，转运使的名位本来相差很远；等到他们在外任知州时，转运使却是统领各州事务的官员。怎么能凭一身的尊贵来包庇一州的事务呢？难道转运使不能追究吗？汉代刺史以六百石的官员督察二千石的官员，难道是因为名位的贵贱吗？又自景祐以来，国家沉溺于长期安乐，因循守旧而自以为少事。执掌政务的臣子颇多施行姑息政策，于是胥吏喧哗，斥逐御史中丞；车驾官员悖逆傲慢，竟使宰相被罢退；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却不能穷究奸情；恩泽加于旧军，士卒辱骂三司使，司法官却认为这不算犯有违抗等级之罪。朝廷对于使用法令有所疑虑，虽然特意诛杀了其中一人，却又停止追究，最终重新收养宽待他们。其他事情只要有一次失误，便在道路间传播流言，而朝廷为此改变法令、推行恩典的事很多。以上这些，大概都不是用来教习百姓懂得上下名分的做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和仪范。朝廷的政事如果如此，四方一定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于是元帅害怕偏将，偏将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意减少训练和阅兵，使士卒骄纵懒惰；保庇衰弱老病者，使军队冗员增多；屈曲法令，使他们放纵恣肆；诋毁粮帛待遇，使他们愤懑不平。甜言谄笑，没有什么手段不用。因此士卒一致称誉他们，把怨恨归向上级。他们既然这样做，下面就效法上面；他们既然这样说，上面就听从；前面既然这样实行，后面就沿袭这样做。假如别人这样做而这个人不效法，下面进言而上面不听从，前面实行而后面不沿袭，那么怨恨愤怒就会集中到他身上，祸乱便会产生。长此以往，一天天增加、一月月滋长，百姓的耳目习惯了并且安于这种情形，这和唐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呢？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想要抑制、削弱武人，不让他们列入清贵品秩。羽林、虎贲一千多人焚烧张彝的宅第，杀死张彝父子。官府拘捕了其中凶悍强横的八人，斩首，其余人则大赦以安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命出使到洛阳，看见了这件事，回去后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如此，事情的趋势就可以知道了。”于是开始产生飞扬发迹的志向。由此看来，纲纪不建立，奸雄就会萌发野心。祖宗劳苦焦思，来改变衰败唐朝的风俗，而陛下却高高拱手熟视无睹，造成后魏那样的风气，这是臣替陛下痛惜的地方。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振奋刚健的志向，彰显神明的德行；凡是群臣奏事，都要察看其中的邪正，辨明其中的好坏，仔细询问、深思熟虑，求得合于道理，然后决定赏罚、黜陟并付诸实行，那么天下谁不会豁然开朗、欣喜愉悦呢？《诗经》说：“君子若发怒，乱事就很快止息；君子若施福，乱事就很快终止。”这是说君主对事情不加以褒贬，是最大的祸患。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就设置这个职位；没有战事就应当废除。假如暂时不能废除，那么军事事务紧迫、来不及奏报的，可以让他专门处理。其余民政事务，都委托州县办理，一律依法裁决。有的案件法律规定较重而情节较轻，有的情节较重而法律规定较轻，有的可杀、可流放，有的可宽宥、可赦免，都听凭本州申奏，由朝廷裁决。朝廷何必让经略安抚使处理呢？转运使规划事务、发布命令，下达到各州；各州有违背不服从的，朝廷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如果事情正当并且确实可以施行，而州将倚仗尊贵权势故意违抗，就应当治罪。州将没有罪，转运使就应当考核州县中的士卒及其所统属的官员；或者公卿大臣有悖逆傲慢、无礼的，应当明确订立等级法令，使裁决的人不再疑惑。将帅之官如果废弃法令、违背道义，只为取悦下属而把怨恨归于上级，应当按照轻重予以诛杀、流放、罢免；公正无私、统御众人严整的，应当根据才能提拔任用、褒扬赏赐。这样，上级就难以被撼动，下面的人就会听命。上级难以被撼动而下面听命，这正是尊重朝廷的做法。上下名分已经明确，纲纪已经确定，然后再修习儒术、弘扬教化，提拔敦厚笃实的人，退斥浮华之徒，使礼义兴盛流行、风俗淳厚美好，那么国家就能保有万世无穷的福祉，就像倚靠南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安稳。臣司马光冒死叩拜上疏。上体要疏【司马光】

译臣根据御史台的公文，恭敬地奉读四月二十日诏令传达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他们应当与君主共同承担荣辱祸福。如今身居此位的人，看见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沉默不言，有时反而私下议论叹息。难道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还是都已经习惯于眼前的成规，把这种情形视为理所当然？也可能有人怀抱才华，等待召唤才发表意见。如今百事废弛，风俗偷惰，轻薄恶劣的灾异不断出现，谴责警告接连不断。这实在是忠臣贤士帮助朕忧虑警惕、创立制度、改革法令、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凡看见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分别上章奏报，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好的言论说出来却不采用，是朕的过错；把道理讲给你们听而你们不进言，是你们的不恭敬。朕将以此考察在位官员事奉君主的实际情形，明确决定升降。臣本来以驽钝低下的才质，自仁宗皇帝时承蒙提拔，列在侍从之中，侍奉三朝，恩德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即使没有被询问到，仍应披肝沥胆来表达自己区区的忠心。何况圣意如此勤于采纳意见，督责又如此严切、反复叮嘱，臣岂敢谋求私利、逃避怨恨，隐匿实情、爱惜自己，而不为陛下分辨当今最急切的事务，希望稍稍补报万分之一吗？臣听说，治理政事有其体制，处理事务有其要领。自古圣明的帝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都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什么叫作治理政事有体制？君主是首领，臣子是股肱，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如同网有纲、丝有纪。因此《诗经》说：“勤勉不息的君王，统理四方。”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纲纪。”古代的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此统理朝廷内部；设置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此统理朝廷外部。尊卑有序，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率从的，这就是治理政事的体制。什么叫作处理事务有要领？人的智慧有分别，力量有尽头，想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兼管天下所有事务，事事都要亲自了解，一天时间也不够。因此尊贵的人治理众人，卑下的人治理少数人。治理众人的，事务不能不简约；治理少数人的，事务不能不详细。简约就举出大要，详细就穷尽细节，这是自然的形势。《益稷》说：“首领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就安定啊。”这是说君主英明，就能选择臣子；臣子贤良，就能处理政事。又说：“首领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众事就败坏啊。” 这是说君主亲自过问琐碎事务，臣子就不能竭尽力量，政事也会废坏。《立政》说：“文王没有把众多言语、众多刑狱、众多慎重之事一并包办，只是训导并任用有关部门的长官。”对于众多刑狱和慎重之事，文王不敢亲自知悉。意思是文王选择主管官员并把事务交给他们，其余事情都不必亲自过问。《康诰》说：“任用应任用的人，敬重应敬重的人，惩罚应惩罚的人，向百姓彰明这些道理。”意思是文王任用值得任用的人，敬重值得敬重的人，刑罚应当刑罚的人，专门彰明这套道理来示范百姓。因此君王的职责，只在于衡量人才、任用人员，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而已。如果能够谨慎选择公卿、州牧、方伯并把政事交付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必再逐一选择也会精干；谨慎考察公卿、州牧、方伯的贤愚善恶，决定对他们升降、诛罚、赏赐，那么其余官员不必再逐一升降赏罚也会得到治理。这么说来，君王所选择的人不必很多，所考察的事情也不必繁杂，这就是处理事务的要领。臣私下看到陛下每天出来临朝视事，接着又到经席听讲，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到宫禁。进入宫中以后，臣听说也没有片刻闲暇，审阅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到了深夜，又在灯下研读经史，博览群书。即使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逸，文王忙到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臣也认为他们不能超过陛下。然而陛下即位以来，勤勉求治，到如今已经三年，功业却没有显著成效，大概是因为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和要领。祖宗创业垂统，作为后世的法则；内则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京城各司，外则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多官员，使他们相互统辖，形成上下次序，这就是所谓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事务，让小臣侵夺大臣的职权，因此大臣离心离德，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把责任推给上级，也不肯尽力。这正是百官所以松弛废弛、万事所以败坏崩溃的原因。然而陛下却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治理的根本，这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臣地位微贱，不能完全了解朝廷的事务，只根据耳目所接触到的情况，把近来几件臣所知道的事说出来，其余事情陛下可以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审决的案件以及钱粮的出入大概有多少？”陈平回答：“陛下如果问审决案件，就应责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就应责问治粟内史。一定要让卿大夫各自能够担任自己的职务，这才是宰相的事情。”像陈平这样，可以说是懂得治理的体制了。如今的两府，都是古代宰相所承担的职任。中书掌管文事，枢密院掌管武事。如果百官之长任用非人，刑罚赏赐等大政失当，这属于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足、条例不恰当，这是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能精心选用懂得钱粮事务、忧公忘私的人，担任三司使、副使、判官以及各路转运使，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以充分发挥才能，有功就晋升，无功就罢退，使名声不能扰乱判断，虚假不能掩盖真实；安抚百姓而不扰民，使他们自然富足；治理事务合乎道理，取名有一定节制，哪里还用担心财利不丰足呢？如今却让两府大臣全部取走三司的条例，另外设置一个机构，召集几个文士与他们谋划议论，改革更改制度，三司却都不参与其中。臣恐怕所改动的未必胜过旧制，反而徒然扰乱祖宗既成的法令。考察古制则不相合，联系当前则不合时宜，官吏会借机作奸，农民和商人会失去生计。几年以后，上面的府库耗竭，下面的百姓愁苦困顿，众人的心离散惊惧，将再也无法振作。况且两府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总管的，如果百官的职务都让两府来处理，那么上面的官员将不胜劳苦，下面的官员也将无事可做。又监牧使掌管养马，四园苑掌管征收财利，如今却让监牧使不隶属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三司提举司，那么下面的官员各自取得专权而放纵自己，上面的官员反而无事可做。

译陛下正想把天下带入大治，却让百官在上位者不委任下属，在下位者不听命于上级，这样能够治理好吗？像这类事情，臣私下恐怕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凡是天下的事务，属于一县的应当委托知县，属于一州的应当委托知州，属于一路的应当委托转运使，属于边疆的应当委托将帅，然后事情才可以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处在这个职位上，熟悉当地人情，了解当地事务，赏罚的权力足以使所辖之人的祸福受到影响，所以能够使他们信服。如今朝廷每有一件事务，不委托将帅、监司、郡守、县令，让他们自行制定方略、负责取得成效并施行刑罚赏赐，却常常喜欢另外派遣使者奉命奔走，在道路上来往不绝；使者所到之处徒然造成烦扰，对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为好。事务的利害、官吏的能否，都是使者平素不能了解的，只好临时向别人询问采集意见；所询问的人有时是公正、明察、忠诚、可信之人，还只能得到其中一二分情况；有时遇到自私、昏暗、奸险之人，是非就会被颠倒。这两种情况交错出现于面前，使者又不能突然辨别清楚，因此往往损害事务而很少能够带来好处。这并不是说将帅、监司、郡守、县令都贤能，而使者都愚蠢。多年累月的讲求和一朝一夕的议论，长期的考察和眼前的毁誉，精细或粗略、详尽或简略，所处的情势本来不同。那些任官多年却不了解利害，长期面对百姓却不知道官员能否，或者虽知道利害却不能改变，虽知道贤愚却不能黜陟的人，正是愚昧、偏私、曲意逢迎之人；朝廷应当考察清楚并罢免他们，另选贤能者代替其职位，不应频繁派遣使者在其中扰乱，使他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又庸人的常情是，如果计策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嫉妒阻挠，唯恐它成功。官吏有这种情况的，十人中常有五六人。即使使者所谋划的完全合乎适宜，等到使者在任时，原本负责此职的人已经怏怏不乐，不肯同心协助他的谋划，也不肯合力办成事情，说：“朝廷亲自派遣专使来办理，我哪里敢参与过问？”等到使者回京复命之日，他们必定在后面破坏此事，说：“使者既然谋划好并交给我，我如今竭力办成，功劳全归于最先谋划的人，我算有什么功劳呢？”这就是不如不派使者，而把事务交给本职官员的原因。使者的作用在于沟通远近的情况，本来不可没有；然而如今的转运使，正承担古代使者的职任，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并把事务委托给他，就远远胜过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己作奸违法、贪婪放纵，或者有所隐瞒欺骗，或者被辖区内的人控告，或者所谋划的事务不合适，朝廷想要察究他的罪恶，审核事实虚实，判明曲直，裁决是非，然后再另行派遣使者去查办。假如查得事实确凿，监司确有罪过，就应当罢免，岂能只是到此为止？如今每有一件事务，朝廷就从京师派遣使者去办理，这样在外任职的官员全都没有用处。使者既然代替他们处理政事，本职官员也没有提升或罢黜，只能拱手旁观，偷安窃取俸禄罢了。像这类事情，臣私下恐怕正是因为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如今朝廷的士人、左右近臣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权恩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臣愚昧而私下独自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听到别人的言论便能辨识其中的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别人的行为便能考察其中的邪正，所以称为明；是非已经辨明、邪正已经分开，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他的意志，所以称为刚；取正确而舍错误，诛邪恶而任用正直，坚定明确而没有疑惑，所以称为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天下所有不善之人都会恐惧，所以称为威；赏赐一个有功之人，天下所有有功之人都会欢喜，所以称为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断，这些确实已经具备；想要收回威权和恩福的权柄，陛下也确实有这样的志向。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尚不可预期。帝王之道，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情，而略去眼前细小的事情；国家的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的事务，应当委托州牧、方伯考察，不应让左右近臣窥探。假如公卿、州牧、方伯尚且不能选拔贤能者来任用，难道小臣、左右近臣反而能够找到贤能者来任用吗？如果他们果真不是贤能之人，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的事情就没有不做的。如今陛下喜欢在禁中亲自下手诏指挥外部事务，不是公卿推荐、州牧弹劾的人，有的越级升官，有的无故罢免，外面的人疑惑惊骇，不知应当听从什么。这难道不是朝廷士人、左右近臣所说的聪明刚断、威福掌握在陛下自己手中吗？陛下听到他们这样说便相信，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公卿所推荐的人、州牧所弹劾的人，有时被称为贤能而实际并不贤能，有时被说成有罪而实际并无罪过，但事情都有迹象可查，责任也有所归属，因此他们不敢大肆欺骗蒙蔽。如果奸臣秘密禀告，陛下又命令说是陛下自己的圣意而施行，那么威权和恩宠就集中到私人门庭，怨恨和诽谤也会归到陛下身上了。怎么能说威权和恩宠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过去颁发中诏所指挥的事情，大多不是大事。至于两禁的美职，边藩的将帅，省、府的职任，以及诸路的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求的职位，也是关系国家治乱的职务。在任命授职之时，我私下担心未必件件都出自圣意。至于那些奸邪贪鄙、陛下明知而罢黜的人，有的反而改授官职、提升资序，有的没过多久又被重新任用。这样看来，威权和恩宠的柄权果然不在陛下手中，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称赞陛下聪明刚断、威权恩宠都在自己手中、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不能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威权恩宠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不慎重选择公卿大臣，留下明正忠信的人，斥退愚昧偏私的人？在位者既然都得到了合适的人，然后每举一事，就同他们在朝廷上公开商议，让各人说出自己的意见。陛下清心静虑，选择正确的意见施行，错误的意见便不能再加以改变。每授予一个官职，也同他们在朝廷上公开商议，让各人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陛下清心静虑，选择贤能者任用，不肖者便不能再争夺。

译这样，谋划和举荐虽然出自公卿大臣，但施行和任用都决定于陛下，怎么能说威权恩宠不在自己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让那种做法长久实行，我私下恐怕您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三个人聚居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不是散乱，就是发生混乱，所以才要设置君主来管理他们。群臣和百姓，势力相当、彼此抗衡，不能互相治理，所以要由君主裁决。君主本来就是用来裁定是非、施行赏罚的。假使君主竟然不能裁决，那还要由谁来裁决呢？人的心思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国家凡是要办一件事，朝廷内外的人必定有人认为对，有人认为错；凡是任用一个人，也必定有人认为贤能，有人认为不肖。这本来就是常情，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然后取舍。取正确的、舍弃错误的，国家就安定荣盛；取错误的、舍弃正确的，国家就危险受辱。这就是安危荣辱区别所在。因此圣王很重视这件事，广泛谋议群臣，甚至听取庶人的意见；但最终作出决定的，关键仍在君主。古人说过：“谋划要听取众多意见，决断却要由一人作出。谋划广泛，所以可以看清利害的极致；决断独断，所以可以确定天下的是非。” 如果只知道谋划而不知道决断，那么群臣人人都想实现自己的私意，这就是衰败混乱的政治。《诗》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庭中发言纷纷，谁敢承担这个过错？如果不是在道路上行走时谋划，因此便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可悲啊，治理国政，不以先民为法，不以远大的道理为准，只听信浅近的话，只争论浅近的话。就像在道路旁征求建屋的意见，因此终究不能建成。”这说的是周室衰微时，臣下不懂先王的大道，只忙于争论眼前琐小的事情，君主又不能决定可行与否，所以事情最终一无所成。汉代国家遇到大的典礼、大的政令、大的刑狱、大的征伐，必定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参加议论的人固然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其中也会有参差不齐的意见。于是天子以皇帝的身份作出裁决，说：“丞相的意见正确。”或者说：“廷尉的意见应当如此。”群臣便安然服从，没有不服的。现在陛下听取群臣的意见，让他们充分表达实情来议论政事，这确实很好。然而最终却不肯用圣意裁决，于是使群臣中有人争强好胜，以巧言文辞互相攻击，以善辩的口才互相排挤，争论一再、再三反复，没有止境。我愚昧地深深担心这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伤陛下的明德而流布到四方，使夷狄轻视我朝，这不是美好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有难以裁决的，就用先王之道来衡量它，如同用秤来比较轻重、用规矩来辨别方圆，连锱、铢、毫、忽这样微小的差别也不能欺骗。因此君主应当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只是熟习律令。知道根本已经树立，枝叶就一定会茂盛，正是这个道理。近来登州妇女阿云谋杀她的丈夫，丈夫受伤将死，按情理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道理十分明白；已经伤人而不自首，依法定罪也没有疑问。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即作出判决。此案已经由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为死罪，但前任知登州许遵却文饰过错、掩盖是非，妄自提出巧辩。朝廷两次命令两制官裁定，又两次命令两府裁定，诏令发出后又收回，收回后又重新发出。各方争论纵横交错，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一个乡村妇女犯罪，处在四海之广、万机之众的国家中，她的案件细小得何止像千毫之末？朝廷要判决这个案件，交给一名执法官就足够了。如今竟然纷乱到这种地步，假如以后有比这更大的疑难案件，将用什么来裁决呢？执守条文、援引成例，是主管官署的职责；推究情理、按照大义裁制，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分别争辩诉讼，不合礼就不能裁决；礼所不容许的，正是刑法所要惩治的。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来观察，难道是难以裁决的案件吗？她谋杀丈夫究竟算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杀是不是因伤势而发生，还是不以伤势为原因？这种苛细考察、迂回纠缠的议论，是拘泥文法的庸俗官吏所做的事情，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才制定成法，最终抛弃百代相传的常典，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奸凶之徒反而得志，这难道不是只顾枝叶而忘记根本所造成的吗？像这样的问题，我深切恐怕您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明说的事情。我因为独自承受陛下深重的恩德，不顾斧钺之诛，替陛下把它说出来。愿圣明裁察。臣司马光冒死拜奏。请求废除保甲制的奏疏【司马光】

译把士兵从民间征出，虽然说是古法，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闲民很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碍农业生产，而且从两司马以上，都是选贤能的士大夫担任，没有侵夺百姓财物的祸患，所以士卒和车辆和睦，出动就能立功。如今登记乡村百姓，三名成年男子抽取一人作为保甲，发给弓弩，教他们列阵作战，这样农民有一半成了士兵。三四年来，又命令河北、河东、陕西设置都教场，不论四季，每五日操练一次，特别设置使者，交给监司专门提举，州县不得干预。每有一名成年男子操练，便要有一名成年男子供应输送；虽然名义上是五日一次，但保正、保长常以清除泥块、除草为名，把人聚集到教场，得到贿赂就放走，否则便扣留他们。这样三路耕耘、收获等农业生产几乎全被废弃了。自唐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败坏，戍守、作战全都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士兵在民间何曾学习过军事？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四方夷族顺服，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都不知道战争，一旦田间劳作的人忽然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在野外奔走，老人们便叹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事情刚开始创办，调发没有章法，家家户户都骚扰不安，没有一家能够幸免。巡检又指使人巡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坐着索取供应，多方责令百姓送礼，使人耗尽家中所有，侵害百姓如同剥肌削骨，百姓无力供给，愁苦困顿，却没有地方申诉，只得流徙四方，背着孩子的人充满道路。朝廷又不时派使者到各地巡行查阅，所到之处都要设宴犒劳、赏赐财物，耗费金帛动辄以万计。这些钱都是鞭打平民、从细微处一点点搜刮来的，却一旦使用便如同粪土；而乡村百姓只承受劳苦差役，并没有感受到恩泽。对农民的劳苦已经如此，对国家的费用又是这样，最终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只是让他们捕捉盗贼、保卫乡里，何必设置得这样多？如果要让他们戍守边境、参加征伐，那么远方的百姓以骑射为职业，以攻战为习俗，从小到大再没有别的事务；中原百姓生长于太平时代，务农耕作，即使发给他们兵器、教他们击刺，在教场中坐作进退，看上去似乎严整，一旦让他们与戎狄相遇，鼓声轰鸣、鸣镝开始射来，他们就会奔逃败退，这一点可以预先断定而无疑。这就像赶着羊群去同豺狼作战，到那时，难道不会误害国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丈〕 又全部裁撤三路巡检，放下兵士和各县弓手，都让保甲令、主簿兼任县尉；只是把草市以内的事务交给县尉，乡村盗贼则全交给巡检兼管巡察保甲和教阅。这样他们早晚奔走，尚且担心不能办好，哪里还有空闲追捕盗贼呢？等到保甲中往往有人自己成为盗贼，也有人骑着保马出去抢劫。这样看来，设置保甲、保马，本来想要除掉盗贼，却反而给盗贼提供了便利。自从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的盗贼已经很多，甚至敢在白天公然进入县镇，杀害官吏和官军；官府追捕讨伐，经过多年仍不能制服。何况三路还没有遭遇大饥荒，盗贼已经昌盛到这种地步，万一遇到数千里范围的蝗灾、旱灾，使失业饥寒而又武艺成熟的人到处蜂拥而起、响应他们，那将成为国家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不是小事，不能忽视。夺去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无法生活，这是把百姓赶成盗贼；让家家户户练习战争，用官府的赏赐来诱导他们，这是教百姓成为盗贼；又撤去捕盗的人，这是放纵百姓成为盗贼。这样谋划国家，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况且先前那些求取进身的士人向先帝游说征伐四夷、开边拓土的策略，所以才设置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来即位赦书中说：“凡是沿边州军，都应命令各处长吏以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和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必安静守护疆场，不要使其受到骚扰。”这大概正是圣意想要惠爱安抚远方，休养中原，华夏和夷狄之人谁不归附拥戴呢？既然如此，保甲、户马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虽然废除了户马、放宽了保马制度，但保甲仍然保存着，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人把其中利害的详细情况奏报给朝廷。臣愚以为应当全部废除保甲，使百姓归农；召提举官回朝；按照各县户口多少，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略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荫护本户田二顷，全部免除其税役。除对贼人出没的地分严加科罚，并责令那里出赏钱之外，贼人出现的地分不再设置第二期限来考核，只命令捕贼并给以赏赐。如果捕获盗贼人数多，或能捕获强悍凶恶的盗贼，各按功劳大小升迁、补授职级，或补入班行；务必优厚对待弓手，使人们愿意招募。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中有勇力、懂武艺的人投充，我估计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一定有很多愿意应募。如果一人的缺额有两人以上争着投充，就委托本县令、尉选择武艺高强者充任；武艺退步的人，允许别人指名同他比较。如果武艺胜过原来的人，就命令他替补充任，被替换的人以后也不得再荫田。这样就不必教阅，武艺自然会精熟。一县之中，强壮勇敢的人既然都成为弓手，即使羸弱的人想要做盗贼，也没有能力做到。至于祸患，仍委托本州及提点刑狱官经常巡察县令、县尉；有取舍不公的，严格按典章法律处理。若招募人数不足，暂且按照旧法在乡村户中临时差役，等有人报名投充，就立即让其替换。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和壮丁追捕盗贼，都请依照祖宗旧法办理。论北部边境事务的奏疏【司马光】

译臣听说，明主在事情开始时谋划，在祸患尚微小时应对，因此用力不劳，而收获的功效很大。我私下看国家防御戎狄的办法，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宜。当他们安定、平静、归附顺从时，却喜欢同他们计较不合礼节的小事，争执细微的过失；等到他们桀骜暴横以后，又对他们姑息迁就，不能加以诛讨，这就使戎狄更加产生轻视中原的心，厌恶柔顺服从，乐于背叛。近来西戎的事端起因于高宜，北狄的嫌隙起因于赵滋，而朝廷至今始终没有醒悟，仍认为二人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反而认为循理守分的人是错的。因此边境的武臣都锐意制造事端，有的把开拓荒弃土地十几里当作功劳，有的把杀掠老弱俘虏三五人当作勇敢，朝廷就称赞他们有才能，急忙提拔任用。后来敌人心中愤恨，便来报复，屠杀剪除熟户，抢掠边民，损失动辄以千计；朝廷只知道惊慌，增加兵力、聚集粮食，却不追究那些招致寇患的人，对守边的大臣也不严加责备。这样却希望戎狄宾服、边疆没有忧患，就像添柴扇火，却希望锅里的汤不沸腾一样。臣愚昧地深思，真宗皇帝亲自同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立他为国主，每年捐出百万财物，分别送给二蕃，难道是喜欢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吗？实在是因为屈己忍辱的羞愧小，而爱护百姓的仁德大。如今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事业，守护已经安定的根基，而执政大臣却屡次因为争夺桑地这样的小怨忿而争执，不考虑灌瓜解渴这样的大计，使边境的祸患纷纷不断，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近来听说契丹百姓有人在介河捕鱼，又有人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这不过是边境的小事，哪里值得介意？可是朝廷却认为前知雄州李中佑不能禁止防御，是没有才能，另选州将代替他。我担心新将到任后，必定以中佑为戒，却以赵滋为榜样，任意杀害百姓，那么战斗的端绪就会往来无穷。何况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虚，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训练；夏国已经怀有怨恨，屡次前来侵扰，祸患的根苗已经形成。如果再加上同契丹失去和好，我恐怕国家的力量不容易支撑。伏望陛下严厉告诫北边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守常例，发生小小的相互侵扰，如渔船、柳树之类的事情，只可以用文书整顿交涉，讲明道理、加以晓谕，使他们的官府自行禁止约束，不可轻易用箭和刀兵相加。如果再三晓谕仍不听从，就报告朝廷，即使专门派使臣到他们的王庭同他们辨明是非，也没有什么妨害。如果仍然不听从，那么不如广泛寻求贤才，增加修明德政，等到公私都富足、士马都精强以后，再奉行讨伐的正义名义去攻打他们，那时就可以把穹庐中的人赶到漠北，恢复汉、唐的疆土。与争论捕鱼、伐柳的胜负相比，岂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论青苗钱的奏疏【司马光】那些说青苗钱不便的人，大多只知道派出的使者有的年轻、地位低，却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欺凌州县，骚扰百姓，只谈论今天的祸害罢了。臣所忧虑的却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之所以有贫有富，是因为他们的才性有愚有智、各不相同。富人见识稍微长远，忧虑深、考虑远，宁肯劳累筋骨、穿破衣、吃粗食，始终不肯向别人取偿，所以家中常有余粮余财，不至于狼狈。穷人懒惰苟生，不作长远考虑，一天喝醉便把钱花光，再没有余财；急迫时就向别人借债，积累到无法偿还，以至于卖妻卖子，冻饿而死于沟壑，却不知道自己悔改。因此富人常常借贷给穷人，使自己更加富足；穷人常常向富人借贷，依靠它来维持生活。虽然彼此苦乐不均，但还能够互相资助以保全生命。如今县官自己出息钱，春秋两季借给百姓，富人都不愿意领取，穷人却想得到它。提举官想以发放得多作为功劳，所以不问百姓贫富，按照各户等级强行摊派给他们。富人所得的债多，穷人所得的债少；多的达到五十缗，少的也不少于千钱。州县官吏害怕因拖欠而获罪，必定令贫富相互搭配，共同编为保甲，并且仍以富人充当首领。穷人得到钱，随手就花光了；将来两季麦子稍有歉收，连两税都不能缴纳，更何况利息钱呢？因为不能偿还，官吏催逼得很急，他们就离散而流往四方。富人没有逃走的，便独自替几家偿还所欠的钱；力量耗尽而无力偿还，官府必定把债务搁置。春季的债还没有了结，秋季的债又来了，年年拖延，债务越来越重。有时遇到灾年，百姓便辗转流亡而死；幸而遇到丰收，州县官吏又一并催逼多年积欠的债务，这就使百姓不论丰年还是灾年，都没有喘息恢复的时期。穷人既然耗尽，富人也会变穷。臣恐怕十年以后，富人也没有多少了。富人既然耗尽，如果不幸国家边境发生警报，兴兵动众，那么粮食、丝帛和军需的费用将向谁征取呢？臣不知道如今天下发放的青苗钱总共有几千万缗。假如民力已经耗尽，再加上水灾旱灾，州县官吏果真有仁心爱民，怎么能不替百姓向朝廷请求，乞求借郊祀赦令把这些债务免除呢？朝廷自祖宗以来，一向用仁政养育百姓，难道能眼看百姓流亡辗转而死，却还一定追究他们所欠的钱吗？势必不得不听从请求者的话。这样，几千万缗的官钱已经发放出去而无法收回了。官钱既已发放，百姓又困顿耗竭，只让闾胥、里长在催收时得到索取财物的好处，这可以称为良策吗？况且常平仓是三代圣人留下的制度，并不是只有李恢、耿寿昌才能实行。粮食价格低，不损害农民；粮食价格高，不伤害百姓；百姓依赖它获得粮食，官府从中取得利益。这样的好制度，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近来之所以废坏，是因为官吏没有选用合适的人，并不是制度本身的过失。如今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改作青苗钱，又把常平仓的粮食换成转运司的钱，这是要彻底破坏常平仓，专门施行青苗法。国家每逢灾荒，供军仓本来就不够使用，确实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能依靠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现在一旦全都作为青苗钱发放出去，将来如果有丰年，用什么钱来平价收购粮食？如果有灾年，又用什么钱来救济供养百姓？臣切实听说先帝从内藏库拿出钱一百万缗，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的钱粮总计约有一十余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都发放出去，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的制度，再想收集储存，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发放青苗钱的祸害还小，而破坏常平仓的危害尤其大。《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三 （明）贺复征编 ○疏十七 论建储的奏疏【宋范镇】

译臣恭敬地认为，谏官是替宗庙社稷考虑的。谏官如果不以宗庙社稷为念而侍奉陛下，就是贪生怕死、只图尸位获利的人，臣不愿这样做。臣不因贪生怕死、只图私利，而献上关于宗庙社稷的谋划，这是知道谏官职责所在，也是不敢辜负陛下。请陛下裁决。臣出使契丹回来，经过河北，河北人议论纷纷，都说陛下正当身体不适的时候，曾有话说：“我不能管理天下的事情了。”又召见大臣告诫说：“姑且看看太祖、太宗的面子。”道路上的传闻，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但其中有得有失。所谓失，是陛下忧劳万机，受到风露、阴晴变化的感触，刚一生病，便突然说不能管理天下的事情，这就是臣所说陛下的话有失。所谓得，是陛下身体不适时，朝廷内外惶惶不安，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陛下却正在考虑祖宗的后裔，这说明对宗庙社稷的谋划深远而明察，这就是臣所说陛下的话有所得。如今陛下已经平复，登殿听政，那么先前所谓的失也就转为得了。愿陛下只遵循所谓的“得”而始终实行它。实行的办法，不明察就不能审慎，不果断就不能决断；只要审慎而决断，宗庙社稷的大计就确定了。如今祖宗的后裔繁衍盛大，诚实厚重、笃实可靠，伏望陛下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优厚地给予礼遇，试用政事方面的才能，或者把他们安置在身边，同他们谋划天下的事情，以此来维系天下人的心。将来如果生育了皇嗣，再把他们遣返回宅邸，这就是景德年间的旧例。当初，周王去世后，真宗皇帝把宗室的孩子接入宫中抚养，这是为天下作长远考虑。太祖皇帝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皇帝，是天下最大的公心，也是宗庙社稷最根本的谋划。唐代自昭肃之后，君臣之间忌讳谈论储君，是有关此事的人使昏暗的君主如此做的。伏望陛下观察太祖皇帝的大公之心，考察真宗皇帝时的旧例，摒弃唐代昭肃以下的做法，凭圣心决断，以使天下获得幸运。臣的愿望实在无法胜言。臣考察古代，参照当今，在心中谋划，把它写在奏疏中；奏疏写成后拖延了几个月没有上奏，是非常担心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在当今时代死去，连累陛下的圣明。后来我又自我解脱说：“陛下正当身体不适时，尚且没有忘记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如今已经平复，难道会忘记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而杀害敢于进谏的谏官吗？一定不会这样。”这就是臣冒死进言而不躲避的原因。伏望陛下赦免臣冒犯万死的罪过，审慎地加以考虑，果断地作出决定，以确定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这样不只是臣蒙受获得新生的恩赐，也是天下人的心愿。臣不胜微薄愚诚，冒死拜奏。论陈执中的奏疏【范镇】臣听说去年十二月，荧惑星侵犯房宿，上相不久之后，陈执中家中判决杀死一个婢女，议论者认为天变是对此事的应验。臣切实认为不是这样。陈执中第二次入朝为相，不到两年，就改变祖宗的大乐制度，毁坏朝廷的典章旧例；因为丧葬之事便罢免宰相，罢免翰林学士、观察使，其他越级滥赏的事情更不能一一记载。陛下停止内降五六年来，政事清明；近来又渐渐恢复奉行，甚至有侍从臣僚的子弟也来请求内降，内臣无名无故地越级改转资序，每月就有数人。如今天下百姓困苦，政事又因兵员太多而受害，增添兵员还没有停止。陈执中身为首相，按义理本应论列这些事情，却因循苟且，只图简便，曾不提出一言。天变发生，实际正是为了这些事情。陛下放过这些而不追问，御史却专门查办他的私事，舍弃大的责任而追究细小的过失，臣恐怕即使罢退陈执中，也还没有真正回应天变。请求把臣的奏章宣示给御史，然后下交学士起草诏书，使天下人知道陛下罢退大臣，不是因为他的家事，而是因为他的职务；使后来执政的大臣不敢顾惜自己的家事，而能尽心于陛下交付的职责。论王道与霸道的奏疏【程颢】臣以为，获得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就是尧舜之道。运用私心，依凭仁义的片面，就是霸者的事业。王道平直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如同走在大路上，再没有迂回曲折。霸者却在曲折的小路中崎岖反侧，最终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真心实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假借仁义而实行霸道，就成为霸者。二者的道路不同，关键只在起初的选择。《易》所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起初不可不审察。因此治理天下，必须先树立志向。正确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改变它，异端就不能迷惑它，于是奋力前进于正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假如怀着霸者之心而追求王道的成就，就像把石头夸耀成美玉。因此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同管仲相比为可耻，是因为义理上不应走这条路，何况还在霸者之下的道路呢？陛下具有尧舜的资质，处在尧舜的地位，必须以尧舜之心自我要求，然后才能充实尧舜之道。汉、唐的君主中有值得称道的，论其本人，并不属于先王之学；考察当时，也都是驳杂的政治，只凭片面的见解，侥幸达到小康。他们创立的法制、流传的统绪，不能让后世继承的，都不足以效法。然而想要施行仁政，却不预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不使仁政之道充分明白以后再实行，就会一会儿走这边、一会儿走那边，最终没有达到任何目标。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察看小事而忽略大事，把应当在后的放在前面，把应当在前的放在后面，都不能使政治走上正轨。况且志向不可轻忽，时机不可超越。愿陛下考察先圣的言论，观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完备在自己身上，反求自身使它真实诚笃，再推行到四海，选择志同道合、德行一致的大臣，同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业。《书》说“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说“一哉王心”，意思是思想专一以后才能有所作为。古代三公不一定全部设置，只要有合适的人即可。实在认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让他担任，还不如空缺着更好。小人的作为，君子不能同他相合，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那么政令就会混乱。既任用君子的谋划，又听取小人的意见，听察就不能专一，志意就会受到迷惑。如今将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计划，如果不能达到极其明察的听取和阅览，穷尽辨别正邪的能力，思想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怎么能够胜任呢？有人说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慎重，《易》认为变更旧制，危害尤其大。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更张变革，只是看是否合乎道理应当如此；只要每一项变动都考察古制、质证大义而后施行，就是慎重，难道还不如因循苟简、最终导致败坏混乱吗？自古以来，哪里有遵师圣人之言、效法先王之治、将要大有作为却反而酿成祸患的呢？愿陛下奋发运用上天所赐的勇气和智慧，体察乾道刚健的精神而独自决断，充分施行而毫不疑惑，那么万世都会感到幸运。

译论十件事情的奏疏【程颢】臣私下认为，圣人创立法制，都以人情为根本，以万物之理为极致。即使二帝三王，也不免随着时势而有所因循变革，随着事情的发展而有所增加、减少。然而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根本、牧养百姓的关键道路，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遵循同一条原则、贯通一致吗？大概无论古今，无论治乱，只要关系百姓生存的道理有穷尽之处，圣王的法制就可以改变。后世如果能完全实行它的道理，就能达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片面的一端，也只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清楚显著的成效。假如只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只想追求名义，最终废弃实际功效，这就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但是，如果认为今人的人情已经全都不同于古代，先王的制度不能恢复到今天，只图眼前便利，不谋求高远，这恐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言论，还不足以挽救当今最严重的弊病。比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只要适合当今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天理不可改变、为人赖以生存、圣人必定要实行的事情，固然可以概括说明。然而施行有先后，使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万物、推动运行、周详安排而恰当处理，就在于朝廷如何讲求和设置了。古代从天子直到庶人，都必须依靠师友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和事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所跟从学习。如今师傅的职务没有得到修明，友臣的道义没有彰显，因此尊重德行、喜爱善行的风气没有在天下形成，这并不是古今人情不同。王者必须奉承天命而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职务，经历二帝三王也没有改变，因而各种制度得到修治，万物得到治理。到唐代还仅仅保存其大略，在政治清明时尚且能够得到纲纪和小的整顿。如今官职秩序混乱，职掌废弛，太平之治所以不能到来，这也不是古今有异。上天生养众民，给他们立君主，使君主管理牧养他们；君主必须制定百姓固定的产业，使他们生活富足，因此田地疆界不可不整齐，井田不可不均平。这是治理的根本。唐代尚且能够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如今却荡然无存、毫无法度，富人占据跨越州县的土地却无人制止，穷人流离、饿死却无人抚恤。幸而百姓众多，但衣食不足的人大概没有止境；人口日益增加而不为他们制定办法，衣食就会日益困窘，辗转死亡的人也会日益增多。这正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步谋划治理的办法吗？这也不是古今有异。古代政治教化从乡里开始，其制度从比闾、族党、州县、酇遂等基层组织起步，彼此联结而加以统治，所以百姓相安亲睦，很少触犯刑法，廉耻也容易形成；这也是人情自然如此，实行便会有效，并不是古今有异。庠序的教育，是先王用来明白人伦、教化天下的。如今师学废弛而道德不一，乡射礼消亡而礼义不兴，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而品行不能修养，优秀百姓不能在学校中得到培养而人才多被废弃，这些都是明白可见的事实，也不是古今有异。古代府史胥徒都从公家领取俸禄，兵和农从来没有分离。如今骄横的军队耗尽财力，国力也已经达到极限。臣认为，禁卫之外的军队如果不逐渐归农，必将留下深重的忧患。府史胥徒的劳役毒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制度，就难免造成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并非古今有异。古代百姓必须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没有三年粮食储备的国家，就认为不能算作国家。臣观察天下，耕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土地的力量没有充分利用，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室强宗，也很少有余粮积蓄，何况贫弱百姓呢？有时一州一县遭遇灾年，盗贼便纵横，饥饿羸弱的人充满道路；如果不幸遭遇二三千里范围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那么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处理，祸患将无法说尽。难道可以说过去很久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就把侥幸当作可以依靠的吗？本来应当逐渐采用古制，均分田地，致力于农业，公家和私家共同建立储藏粮食的办法，以此作准备；这也不是古今有异。古代四种百姓各有固定职业，而农民占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师的游民人数超过百万，游手好闲的人连生活费用都不足；看他们穷困窘迫、辛苦劳碌、孤独贫穷、患病残弱，只能用欺诈巧伪求取生存，却常常仍不足以活下去；这种情况日益增加，年年滋长，长久下去将怎么办？事情已经困窘到极点，如果不是圣人能够使它变通，就无法避免祸患，难道只能说无可奈何吗？这在于斟酌古制、变通今事，均分富余、救济不足，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助他们；这也不是古今有异。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方法，在于六府；六府的职任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固定的禁令，所以万物丰盛，财用不会匮乏。如今五官没有修治，六府没有治理，使用没有节制，取用没有时令，难道不是万物失去了本性吗？作为材料的木材，天下都任由幼小树木被砍伐、被火焚烧，尚且逐渐侵夺而不加禁止；而河川湖泽中的过度捕捞，也已经使天物遭到暴殄、资源耗尽，这将怎么办呢？这已经是困穷弊病的极点了。只有修治虞衡的职务，使万物得到养护，才会有变通而长久的形势；这也不是古今有异。古代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车服器用，都有等级区别，没有人敢逾越僭用，所以财物容易供给，百姓也有固定的心志。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浪费互相攀比，卿大夫之家没有一家能合乎礼制，而商贩之类有的竟超过王公的礼制；这些制度不足以约束整饬人情，名分等级不足以分别贵贱。既然没有确定的分限，奸诈和争夺便会发生，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停止，哪里会有止息呢？这就是争乱的道路。因此，先王的法制难道能不讲求并加以损益吗？这也不是古今有异。这十件事，不过是它们的开端罢了。臣只是论述其中的大端，用来说明三代的法制确实有可以施行的成效。至于其中纲领条目、尺度数量，以及施行安置的方法，则应当慎重推行，务必考察经典训诫，并使它符合人情、适合实际。这是明白确定的道理，难道只是迂腐疏阔、没有用处的说法吗？请圣明裁择。论立皇后的奏疏，上呈太皇太后【范祖禹】

译臣恭敬地奉行诏旨：皇帝迎娶皇后，依纳后六礼办理，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以及礼部、太常寺官员共同详细议定。臣私下反复思量，这关系到国家大事，是万世基业的开端，是福禄所系，也是教化的先务。自古圣王都很重视此事，如今陛下应当首先了解四件事，不能不慎重。臣谨考察上古，参照后世，为陛下一一详细说明：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隆礼，四是广泛听取意见。所谓族姓，臣听说古代帝王所娶的对象，必定是大国诸侯、先圣王的后代、功臣贤者的后裔，否则也是甥舅相亲的国家。因为不以微贱之家与至尊相匹配，所以福禄盛大，子孙繁盛。昔日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就是嫘祖，立为黄帝正妃，她的子孙都拥有天下。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后代。高辛氏娶陈锋氏之女，生下帝尧。虞舜娶帝尧的两个女儿，她们下嫁到妫水弯曲处，后来舜便拥有天下。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生下夏启，天下归附于他，子孙享有国祚四百七十多年。成汤娶有辛氏之女，子孙拥有天下六百多年。周的先祖后稷由姜嫄所生，世代都有贤德的妃子。太王娶太姜，生下王季；王季娶太任，生下文王；文王娶太姒，婚礼尤其隆盛。《大雅》歌咏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意思是说，文王刚开始建立基业时，上天已经生下贤德女子来配合他。又说：“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自古以来，婚礼没有像文王这样盛大。太姜是炎帝的后代，太任是太昊的后代，太姒是大禹的后代。太姒生了十个儿子，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其余也都成为显赫诸侯。周的子孙遍布天下，这是太姒的德行所造成的。诗人赞美文王的圣明，认为根本来自太任。诗说：“思齐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又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文王的教化从家庭开始，推广到国家，用来匡正天下。《周南》的《关雎》歌咏后妃的德行，正是人伦的开端、教化天下的根本，都是在赞美太任、太姒。武王也娶姜氏，生下成王。周朝统治天下三十多代、八百多年，它的根基大概就是由此建立的。所以族姓不能不尊贵。所谓女德，臣听说礼以夫妇为根本，《诗经》以歌咏后妃开篇，国家的治乱由此而来，王朝的兴亡也系于此。三代兴盛，都有贤德的妃子；它们灭亡，也都有恶妃。夏朝兴起靠涂山氏，灭亡由于末喜；商朝兴起靠有娀氏，灭亡由于妲己；周朝兴起靠姜嫄，灭亡由于褒姒。这些都是圣贤所记载、《诗经》《尚书》所记录，留给后世作为永久鉴戒的事。秦汉以后，婚姻多不合正道，没有值得效法的。只有后汉显宗的明德马皇后、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宪宗的懿安郭皇后，都具有皇后的德行，并且出自功臣贤者之家。其余的都导致败乱，只足以作为戒鉴。恭敬地想到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家道端正，人伦清明，历代都有圣后在内德方面的辅助。自三代以后，没有像本朝家法这样完善的。皇帝圣德光明盛大，天资聪慧纯粹，上天俯察下民，必定会生出圣贤女子来护佑皇家。希望陛下远看上古，近察后世，对上思考天地宗庙的奉祀，对下考虑万世子孙的福祉，选取美好贤淑的女子，使她以母仪教化天下，成为六宫的表率；若不是有德之人，谁能担当此任？不过，闺门中的德行不能直接显现，必须考察她的世族、祖先和家风，再参照她处理各项事务的表现，也就可以知道了。从前汉朝初年，大臣们商议想立高帝的儿子齐王，都说：“齐王的母亲家族驷钧，凶恶暴戾，是披着人皮的虎。”代王的母亲薄氏，是君子长者之家，于是便立代王为帝，这就是文帝。文帝成为汉代贤主，也有赖于他母亲家族仁慈善良。所以女德不能不放在首位。所谓隆礼，臣听说天子与皇后，就如同天与地、太阳与月亮、阴与阳，必须相互配合才能生成万物。《礼记》说：“天子听取男子的教化，皇后听取女子的顺从。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教化与顺从形成风俗，内外和顺，国家治理，这就叫盛德。”又说：“天子修明男子的教化，是父亲之道；皇后修明女子的顺从，是母亲之道。”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古代治理国家，爱护人民是最大的原则，所以才能治理；爱护人民之中，礼是最大的原则，所以才能治理；礼之中，敬是最大的原则。敬达到极致，婚礼最为重大。婚礼达到极致，就要戴礼冠亲自迎娶，这是为了表示亲爱。因此君子以敬意来建立亲爱，舍弃敬意，就是遗弃亲爱。不爱就不能亲近，不敬就不能端正。爱与敬，大概就是政治的根本吧？”哀公说：“寡人愿意听取这些话，不过戴冠亲自迎娶，未免太过隆重了吧？”孔子神色忧惧，严肃地回答说：“这是结合两个姓氏的亲好，以延续先圣之后，使她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您为什么说太过隆重呢？” 孔子又说：“天地不相交合，万物就不能生长。大婚是延续万世后嗣的大事，您为什么说太过隆重呢？”这显然是深深责难鲁哀公。孔子于是又说：“从前三代明君治理国家，必定有恭敬对待妻子的道理。妻子，是亲爱的主宰，怎么敢不敬呢？《礼记》又说：‘戴玄冕，斋戒，是因为要事奉鬼神、协调阴阳。’既然要使她成为社稷的主人、先祖的配偶，怎么可以不极其恭敬呢？又说：‘以敬意相待并亲爱她，这就是先王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如今臣与众位官员讨论议定，都是依据先王的礼制，斟酌适宜之处，并不是过分隆重，希望陛下不要疑虑。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子最为尊贵，天下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不应实行夫妇之礼。’但荀卿却说：‘天子没有妻子，是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匹配的配偶。’这样说来，周公的典制、孔子的话都不可信，而荀卿的话反倒可信吗？臣谨按礼制考察，冠礼、婚礼只有士人的礼制，没有天子诸侯的礼制，所以三代以来，只有把士礼推而上行，作为天子诸侯的礼制。大概因为成年和婚配之事，从天子到士都是一样的。臣私下听说，亲王宗室娶妻，竟然没有与妻子平等相待的礼制；既然应当恭敬亲爱妻子，天子难道可以独自尊贵而没有配偶吗？”

译至于鄙陋邪僻的礼俗，有的夹杂贪婪卑鄙的习气，有的沿袭市井小巷的风俗，从下至士族，上至宫禁，凡是涉及这些的，希望陛下一概屏除，以端正根本，为天下先导。所以礼制不能不隆盛。所谓广泛听取意见，臣听说古代天子聘娶皇后，由上公迎接，诸侯主办，所以《春秋》记载：“祭公来，于是到纪国迎接王后。”国家有大事，大臣不可能不参与。过去慈圣光献皇后的册立，吕夷简议定了这件事，所以诏书说：“看了宰相铺陈的意见，其中的策书说：‘宗室公卿、鼎臣在朝廷上诵读并发表意见。’”在此之前，茶商陈氏的女儿也参加了选择，王曾、宋绶都提出意见，大臣们接着也纷纷进言，于是停止选用陈氏之女。仁宗之所以成为圣君，正是因为能够听从众议。进言的人一定会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外人所能参与的。”自古误导君主的，多是由于这句话。天子以四海为家，内外之事，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没有哪件事大臣不应参与，也没有哪类人不应参与。况且陛下任用一位执政、提拔一位近臣，都一定要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何况册立皇后、让她母仪天下呢？” 臣担心陛下有一天降诏说：“立某氏为皇后。”那时大臣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以再议论了。如今陛下所选择的人，不如先公布她的姓氏，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如果圣意已经确定，而众议又一致赞同，那么再通过卜筮得到协同，鬼神也会依顺，天意人心便没有不同了。所以议论不能不广泛。臣有幸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以帝王之事辅助圣德，所以冒昧献上自己所听闻的意见。臣愚昧而真诚，只希望中宫位置端正之后，四海之内、家家户户都相互庆贺，这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臣如狂者、盲者般的言语，希望陛下留意听取。冒犯天子的威严，臣实在惶恐不安，等待罪责降临。《论宦官疏》【范祖禹】

译臣听说《尚书》说：“与治理相同的道路相合，没有不兴盛的；与祸乱相同的事情相合，没有不灭亡的。”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到了灭亡的时候，都是由于宦官。相隔五百多年，却像沿着同一轨迹行进，大概就是因为与祸乱同做一件事，从未有不灭亡的。汉朝自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交给他，杀害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汉朝的基业从元帝时就败坏了。东汉邓太后临朝时，宦官掌权，手中掌握王爵，口中掌握天子的法令。顺帝以后，五侯专擅朝政；桓帝、灵帝时，十常侍独揽天下，他们的子弟亲党剥削百姓，毒害流布四海。依附他们的人恩宠及于三族，违逆他们的人诛灭及于五族。大规模制造党人狱案，杀戮天下名士，于是黄巾贼兴起，朝廷与野外都崩溃离散。到袁绍诛杀宦官时，献帝流离奔走，困苦饥饿，曹操便趁机篡夺汉室。唐朝自明皇让高力士裁决省中章奏起，宦官开始强盛。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都通过高力士得到进用，唐朝灭亡的祸根在开元年间就埋下了。肃宗任用李辅国，晚年卧病，李辅国带兵劫持明皇迁往西内，杀死张皇后和二王；明皇幽闭而死，肃宗惊惧而终。贵为天子，上不能保全父亲，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全妻子儿女，只是由于任用了李辅国一人。代宗任用程元振，功臣害怕遭到谗毁，吐蕃入侵攻陷京师，代宗流离迁徙到陕地。德宗任用宦官分别统领神策禁军，后来天子由宦官拥立，唐室最终也因此灭亡。宪宗服食金丹，性情急躁愤怒，被陈洪志弑杀。敬宗被刘克明弑杀。文宗想诛杀弑害宪宗的贼人，谋划泄露，仇士良杀死四位宰相和朝廷大臣，诛灭他们的宗族，流血成渠，朝廷大半空虚；文宗忧愤而死。武宗以后，皇帝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兴起，僖宗流亡到蜀地，又幸临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昭宗为“负心门生”；刘季述等宦官把昭宗废黜在东内，韩全诲等又劫持昭宗前往凤翔。于是崔胤诛杀宦官，朱全忠劫持昭宗迁徙，最终杀害昭宗，趁机篡夺唐朝。看汉、唐亡国的祸患，惨酷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君主难道可以不把它作为刻骨铭心的戒鉴吗？太宗时，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朕读前代书史，不愿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正是宦官干预执政的开端。”宰相们恳切地说王继恩功劳很大，不这样任用不足以作为奖赏。太宗严厉责备宰相等人，于是命学士另行设置宣政一职。让人以这个名目授予王继恩，平民韩拱宸到御史台检院上书说：王继恩功劳大而赏赐太薄。太宗大怒，以韩拱宸妖言惑众为罪，杖责脊背，刺面，发配流放崖州。太宗可说是深刻鉴戒前代，堵塞祸乱的根源了。英宗服药时，任守忠往来于两宫之间，暗中构陷离间，导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相和悦。谏官弹劾他的罪行，贬到蕲州安置，把他的党羽全部逐出，此后慈圣太后和英宗母子才恢复如初，宫禁和省署都清肃了。熙宁、元丰年间，内臣中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为突出。李宪统领熙河军，又兼领三路；王中正统领河东军，又兼领四路。他们的权势震动内外，从陕地以西的人都不敢直呼李宪的名字；王中正只凭口头敕令招募士兵，州郡都不敢违抗。军队因冻饿而奔溃、死亡，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李宪陈述再次出兵的策略，用来诱使夏国军队，导致永乐城陷落，在熙河一带又僭越仿效、不守法度。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没有片刻停息；专卖舟船，设置堆垛，搜罗市场上的微小利润，夺取小民的衣食，专门从事苛刻剥削，为国家招来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却只从宽处理，酌情加以罢免贬黜，只有李宪一人被处死，王中正、宋用臣仍然活着。陛下近来召来内臣十人，随后又召来数人，其中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又任命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一人，内外无不惊愕。不久听说执政大臣认为这两人的儿子有过失，先罢免三人，由舍人封还诏书，并且停止了此前召来的指挥命令，这是首先违背旧例。况且李宪、王中正的儿子既然已经入宫侍奉，那么王中正、宋用臣也将被重新起用，人心不能不忧虑。因此臣才敢把话说到极点。陛下与太皇太后共同听政之初，朝廷外部驱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和众多小人，所以朝廷清肃；宫内驱逐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和众多小人，所以宫禁清肃。内外都没有凶恶之人，因此天下安宁。臣遍观近代，内外清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祖宗的法度正是用来维系后世的，不可轻易改变。陛下为什么反而首先亲自破坏它呢？陛下能够享有面南而王的尊位，承受已经成就的基业，四方万里奔走听命，是因为朝廷公正，天下人心悦诚服。陛下为什么不谨慎守住法度规矩，进一步修明德政，使它超过垂帘听政之时？这样才不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如今还没有来得及进用一位贤人、施行一件善政，却先这样大规模骤然任用宦官，四方听闻之后，一定会认为政令出自宫中，再也没有纲纪，如同衰败末世，难道不是大大失去人心吗？” 人心一旦失去，再想收回，非常困难。陛下如果做一两件事，使内外悦服、四方震动，那么将来有所作为就会有顺流而下的便利，因为人心已经先信任您了。如果做一两件事，使内外忧虑猜疑、四方离心，那么将来即使有美好的意图，人们事先已经不信任您，怎么还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呢？像这样却希望德业光大、声誉隆盛，臣实在不知道如何能够做到。如今宦官只是陛下身边供职听使的人，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他们未必会做有害政事的事。然而想治理外部，必须先治理内部；想治理远方，必须先治理近处。因此明君谨慎选择身边的佞人，尧舜都对此畏惧，孔子也要远离佞人，恐怕他们造成损害而自己却察觉不到。从前唐朝时，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说：“不能让天子有闲暇，应当经常用奢侈靡丽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东西一天比一天新奇、一月比一月盛大，让他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士；他如果看到前代兴亡，心里知道忧惧，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仇士良凭借这些办法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恩宠，所以能够专横放肆二十多年。汉、唐的事情，在当今当然不会这样。先帝天资英明睿智，圣学高深明达，可以说是百世难遇的君主，可是内外都被小人误导，对外兴兵，对内大兴劳役，先帝从未享受到太平的快乐，最终因忧劳而减损寿命。

译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众小人所做，却使先帝承受天下的毁谤，臣常常为此痛心，所以不愿陛下再次亲近小人，大概就是这个缘故。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听从臣的话，把这些任命全部追还罢除；对于内臣指挥尚未到任的，另行安排差遣；已经入任的，重新授予外官，那么内外之人都会称颂圣德，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最美好的举措。这样就可以解除百姓的疑惑，洗清陛下所受的毁谤。这件事易如反掌，有什么困难而不去做呢？自从听说近臣两次传达指挥以来，外间议论汹涌，都说大臣不能据理争辩，使陛下陷入错误的举措；台谏官员又都畏惧宦官，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只怕陛下还不知道这些罢了；如果让陛下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做。臣侍奉经筵八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盼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只怕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所以不回避违逆圣意，多次进献恳切痛切的言论。陛下每每留下心来听取，认为臣愚直而知晓臣的忠心，臣也不计较自己的微薄力量，私下把进言纳谏作为自己的责任。如今这件事确实关系到朝政的兴衰、人情的去留，臣与此事荣辱休戚相关，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献上忠言，只希望陛下裁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论听政疏》【范祖禹】臣等恭敬地认为，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去世，陛下悲号哀痛，因孝性深厚而形容憔悴，在朝廷任职的人听闻此事，无不悲痛欲绝。如今陛下总揽各项政务，延请接见群臣，四方百姓都侧耳倾听、拭目而视。这正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祸福的起点，也是君子与小人消长进退的关头、天命与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唉，能不慎重吗！能不慎重吗！臣等长期担任讲读官，职责在于讨论政事、谋划国事，首先应当进言，以求稍稍帮助陛下。陛下应先使意念诚实、心志端正，推广圣人的孝道，发为有德的言语，施行仁政，以慰藉并回应天下百姓的期望。这只在陛下加意而为，并没有什么困难。希望陛下循着根本去实行，那么末端的事情就可以不难。过去周公因为成王年幼柔弱，所以担任冢宰治理天下七年，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使天下达到太平，功德极其隆盛。周公去世后，成王追念他的功劳，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让鲁国世世代代祭祀周公，认为不用这样的礼遇就不足以称扬周公的德行。成王这样报答周公，所以天下没有不归心的。汉朝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去世后，宣帝也用天子的礼仪安葬他。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又想到报答大将军的功德。周公、霍光都是臣子，却有非同寻常的功劳，所以成王、宣帝都用非同寻常的礼仪报答他们。何况太皇太后是英宗的配偶、神宗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亿万百姓有大德，对陛下的恩德如同天地一样无穷，哪里是普通臣子可以相比的呢？既然如此，如今陛下最应该先做的，没有比报答太皇太后的德行更重要的了。自仁宗以来，三位皇后临朝，都有大功。章献明肃皇后对于仁宗，慈圣光献皇后对于英宗，都曾抚养扶持、辛勤劳苦、历尽艰难，但也没有太皇太后对于陛下这样深厚。元丰末年，神宗卧病，已经不能出宫，号令传下时陛下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在宫中决定大计，拥立陛下为储君，于是大局确定。陛下能够拥有天下，就是从太皇太后那里得到的。陛下开始听政时，诏令下达，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大多偏爱外戚，只有太皇太后从未给族人丝毫私恩，不仅对族人如此，徐王、魏王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她也为了朝廷而疏远隔绝他们。魏王病逝以后，她才去看望；太皇太后病重以后，徐王才得

译以入宫。她任用或罢免群臣，必定遵从天下人的期望，不因自己的好恶来决定赏罚，所以她至公无私的德行，即使普通男女的口中也都能说出来。她临朝九年，从未稍稍自我享乐，而是焦心劳苦、刻苦自持，时时挂念百姓。她这样做，难道还有别的要求吗？一切都是为了赵氏的社稷、宋室的宗庙，专心一意地保护扶助陛下。因此她自己承担劳苦，却让陛下享受安逸。过去章献明肃皇后临朝时，亲党得到侥幸和滥恩，仁宗亲自处理政务后不得不加以改革，因此小人不能没有怨恨。如今太皇太后自临朝以来，内外亲近之人的请求一概拒绝，宫内宫外都肃然。大概是因为朝廷不能没有纲纪，所以她自己承受怨恨，却让陛下坐享清肃朝廷的功劳。陛下如果想报答太皇太后的德行，不如遵循她的法度并谨慎守护。祖宗以来，向来只是用恩德泽惠来凝聚百姓之心，希望四海安静无事。仁宗实行这一点四十二年，天下至今还在思念他。恭敬地说，太皇太后的政事，其实就是仁宗的政事。然而仁宗天性宽厚宽裕，不忍拒绝别人，宫中屡次滥施恩典，后来这样的事情也一再发生。只有太皇太后严正而极其沉静，不可冒犯，所以才能对外斥退奸邪以清理朝廷，对内裁抑侥幸以肃清宫禁。九年之间，她始终如一，所以虽然恩德深厚，已经凝结在百姓心中，小人的怨恨却也不少。如今必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当改变先帝的政令，不应当驱逐先帝的大臣。”这就是离间的话，陛下不能不明察。当陛下刚继承帝位时，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政，内外臣民上书的有数以万计，都说政令中有不便之处。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要求改变的愿望，所以与陛下一同改变，并不是凭自己的私意改变。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这种法令的人和主持实行这种法令的人有罪，理当驱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是根据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那些被驱逐的人，都是对上辜负先帝、对下辜负万民，天下人所憎恨、百姓都希望一同除去的人。太皇太后在其中难道有个人的憎爱吗？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得安宁。希望陛下清净心志、明察事理，辨别是非，斥退疏远佞人，坚决拒绝邪说。若有人敢用奸邪言论迷惑圣听，应当公开定罪，交付法典严惩；严厉惩处一个人来警戒众多奸邪之徒，那么事情就会安定无事。陛下如果稍稍听信他们的话，不给他们定罪，恐怕奸言邪说会接连不断地进来。万一追报太皇太后的道理稍有不足，这对太皇太后的圣德没有损害，却会使陛下的孝道有所亏缺，必定大大失去天下人的心。陛下难道没有见过司马光凭借公正忠诚、正直不阿而受到天下信服吗？陛下与太皇太后任用他为宰相，海内之人无不欢喜。司马光去世那天，人们无不悲哀，甚至茶坊酒肆之中也供奉他的画像。司马光之所以这样得到人心，是因为他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劳惠及天下。以司马光的功劳和太皇太后相比，只不过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念他尚且如此，何况太皇太后怀有如天地般的仁心呢？陛下如果听信小人的谗言，或者报答太皇太后的礼遇有所不足，或者轻易改变她制定的政事，难道不会大大失去天下人心吗？人心在下离散，天象在上就会显现灾变。陛下即使想行善来挽救，想改过来弥补，也来不及了。孝是万种品行的根本，根本既然不能树立，其余的还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呢？小人的心思，并不是为朝廷谋划，也不是为了先帝的事业，全都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日夜窥伺，想要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太皇太后刚刚离开天下，陛下初次总揽政事，正是小人趁机窥伺、寻找空隙的时候，不能不预先防备。这些

译人先前已经误导先帝，如今又想再次误导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

译臣等恭敬地听说，陛下自太皇太后卧病以来，早晚都不离左右，亲自照料药膳，衣带不解，忧劳憔悴、流泪哭泣，都表现在脸色上。自从遭逢变故以来，陛下悲哀思慕而形体消瘦，内外都已听闻；丧服礼制务求做到极其隆重，又下诏发扬太皇太后的盛德，推恩于高氏家族，这是大孝的极致，在至亲之间没有任何间隔。然而臣等仍然谈及这些，是私下担心小人众多，恐怕把陛下置于有过失的境地。即使像臣等所说的事情万万不会发生，也不敢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考虑。倘若有一丝一毫的消息流传到外面，臣等因为没有预先进言而辜负陛下，罪过就大了。臣等忧国爱君之心实在无法胜任表达，只希望陛下深深留意思考。《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 （明）贺复征编 ○疏十八 《论王安石疏》【宋吕诲】臣私下认为，大奸之人往往像忠臣，大诈之人往往像诚信之人，只是任用或舍弃他们，关系到时局的兴衰。过去少正卯言论虚伪却善于辩说，行为虚伪却坚持不改，顺着错误却能加以润饰，记忆力强而知识广博；若不是宣父圣明，谁能把他除掉？唐朝宰相卢杞，天下人都说他奸邪，德宗却不知道，终于酿成大患，所以说识别人很困难，即使尧舜恐怕也以此为忧。陛下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出任江宁府知府，不久召入任学士，士大夫都庆幸陛下圣明。等到他进入宰执之列，众人的议论并不认可他；放在衡器上称量之后，果然不能欺骗轻重。臣恭敬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显得朴素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傲慢、轻慢君上，暗中狠毒、伤害事物。臣略陈十件事，希望能使陛下醒悟。王安石从前在嘉祐年间任判纠察刑狱司，因为争论鹌鹑案件，举发驳正不当，御史台多次移文催促，他接受诏命时傲慢无礼。后来仁宗皇帝升天，王安石服丧，这件事也就停止了。王安石服丧期满后，借口有病坚持躺卧，直到英宗朝结束；陛下即位，他也不入朝，到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后，才觉得对私身便利，于是接受命令，这是轻慢君上、无礼的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时，每次升迁都不断谦让躲避。自从由江宁府知府升任翰林学士后，却没有听说他坚决推辞；对先前职位怠慢，对后来的职位恭敬，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喜好名声而求取进用，这是第二件事。君主召见通晓经术的士人，设置侍讲、侍读为常设职位，让他们执经进讲，并不是为了把君主当作学生传授道理。王安石担任这一职务，却请求坐下来讲经，使万乘之尊屈身，自己取得老师的尊位，不懂上下之礼、君臣之分，是要胁迫君主来取得名声，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身居政府，与同列意见不合，往往借共同奏对、留身进言，多次请求皇帝批示，以此堵塞公众议论；如果事情成功，就把美名掠归自己，事情失败，就把怨恨收拢到君主身上，以私情行事而不顾公义，这是第四件事。王安石过去在纠察司举发驳正案件，多不合情理，与法官争论时，常常心怀忿恨隔阂。前些日子许遵误判谋杀案件，他竭力替许遵辩护，认为妻子谋杀丈夫，应当按减等法科罪；两位制置官已经裁定，只因听说朋党依附二府来审查，也都畏避不敢坚持，徇私报复，这是第五件事。王安石刚入翰林，没听说推荐过一个士人的长处，却首先率领同僚称赞弟弟安国的才干；朝廷依照状元的恩例对待他，他还认为恩遇太薄。主考官判定文卷，认为王安国文章不够优秀，王安石便对其进行中伤；小恩一定要报答，细小仇怨也一定要报复。等到身居政府，才入职半年，便卖弄威势和福祸，什么都做得出来；害怕他的人勉强低头听从，依附他的人自我推销以求进用，这是仗恃权势、招揽权力的第六件事。宰相十多天不处理政事，他便独自决定官员授职调动；把近臣逐出京城补任外官，对不依附自己的人任意诬称。所有事情都说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如果这样做不合适，就说是安石报复的人。丞相不亲自书写诏敕，这是本朝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旧例。他故意显示自己专断放肆，震动朝廷官署，逞威势而危害政事，这是第七件事。凡是在御前奏对，他只是一味强词辩说；过去与唐介争论，竟至于喧哗，众人都非难安石而赞同唐介。唐介是忠诚刚正的人，不能靠口舌取胜，不幸因愤懑而生毒疮去世。从此同列更加畏惧他，他任性欺凌压制别人，这是第八件事。陛下正考察唐尧的法度，敦睦九族，奉养亲人、爱护兄弟，以此教化天下，而小人章辟先提出意见，使岐王迁居外地。这种离间之罪，本来就不容诛赦；陛下下旨送交中书，想要依法治他的罪，王安石却坚决拒绝不从，还进献危言来迷惑圣听，与奸邪结党、进行离间，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的经费掌握在三司，王安石身居政府，却与知枢密院事共同制定三司条例，军队和财赋一并掌管；又举荐三人主管其事，八人巡行各路，名义上说是商议财利，实际上却动摇天下，尚未看见利益，先已经看见祸害，这是第十件事。臣所指陈的事情很琐碎，烦扰陛下的圣明，实在担心陛下喜爱他的才辩，时间一久便倚重信任他，以致真假无法辨知，邪正再不能分辨；大奸之人一旦得势，贤者就会逐渐离去，祸乱便由此产生。臣考察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改作，在众人面前标新立异，徒然用文辞掩饰过错，想要欺骗上面、蒙蔽下面。臣对此深感忧虑，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就是这个人。希望陛下谋求治理国家的适宜办法，应当听取众人的意见。如今上天屡次显现灾异，人心尚未和谐，正应当澄清混浊，不应搅乱清明；如果让王安石长期居于朝廷，天下必然没有安宁的道理。臣之所以倾尽诚恳进言，是不考虑横遭祸患，只希望能感动陛下的聪明，使陛下辨别真假。何况陛下志在刚毅果断，能够察知隐藏的事情，应当向士大夫的议论求证，然后就会知道臣的话是否正确。然而诋毁攻击大臣的罪名，臣不敢苟且逃避；身处孤危，仿佛寄身无所依托，职责也难以安稳，因此还要再次上章请求避开怨敌。《进戒疏》【王安石】

译臣某冒死叩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私下认为，陛下既然按照经书完成了三年守丧之礼，那么正是群臣进献劝戒的时候；臣供职于近侍部门，职责上应当首先就政事进言。臣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说要放逐郑国的淫靡音乐，然后说要远离佞人。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货利，然后才说用人只任用贤者。大概是认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用志；能够专心用志，然后才能明白地认识事理；能够明白认识事理，然后才能辨识人物；能够辨识人物，然后才可以远离佞人。忠臣、良士和有道的君子大体都在此时进用，他们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法度的推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即使具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却不能及早戒除耳目欲望，直到过分而扰乱心中所思，那么用志就不能专一。用志不专一，就不能明察事理；不能明察事理，邪说和偏邪的行为就一定会偷偷乘隙而起。这样发展到危乱，难道还困难吗？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尚未听说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传到外面；然而孔子作为圣人中的大圣，尚且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任心所欲。如今陛下正处在盛年，却享有天下丰厚的供奉，足以迷惑、转移耳目的事物实在不少。因此臣预先忧虑的事情，也正是陛下应当深深戒惧的地方。上天生出圣人般的才质非常吝惜，世人遇到圣人的时代也极其困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才质交给陛下，那么天下人也将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圣人的恩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爱惜自身以成就德行，自强不息以成就功业，使后世不失去圣人的名声，使天下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期望的事情吗？臣愚昧而忧思不尽，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幸而赐予省察。《谏调停疏》【苏辙】臣近来当面议论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共处，圣意似乎不认为臣的话错误。然而天威近在咫尺，当时言词仓促，有些话没有说尽；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挽救其中的过失呢？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从未听说因为小人在外面，担心他们不高兴，便把他们引入内廷，以便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认为，小人虽然不能任用来作为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项事务，只要没有偏废，也可以。若竟然把他们引入内廷，就好像担心盗贼想得到财物，却把他们引导进卧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却打开围场让它们进入牧地，这是没有道理的。况且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经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反而难以使他们离开；君子洁身自守、看重道义，一旦受到阻挠就会引退。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先帝聪明圣智，厌恶颓靡的风俗，想用纲纪统摄四方，使国家达到三代那样的盛隆，但臣下不能顺应辅助，制造各种法令，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二圣顺应百姓的愿望，把这些法令取来加以更改，朝廷上下都欢欣安慰。那么先前掌权的大臣，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的势力也不可能再留在朝中了。还依赖二圣慈仁，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已经很厚待他们了。可是议论的人被这种说法迷惑，竟想把他们招回朝廷，和他们共同办事，说这是“调停”。这批人如果进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他们一定会残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日的事情，以满足自己的私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为重；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来，日后才后悔莫及，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论邪正疏》【刘敞】臣下以为，驾驭臣下的方法，在于辨别邪正。对于正直的臣子，应当亲近并接纳；对于奸邪的臣子，应当疏远并排斥。至于天下人，也都据此窥察朝廷。若正直之臣聚集在朝廷，奸雄便会屏息收敛，天下太平就有希望；若奸邪之臣聚集在朝廷，侥幸求进的人便会争相钻营，国家倾覆失败也就指日可待。这两种情形不可不深加考察。臣下私下看到，朝廷太平已经很久，贤能之士很多，但其中也夹杂着邪正不同的人。有的爱护君主、忧虑国家，不合于公正就不肯发愤进言；有的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背弃公义而树立私利；也有的安然自守，既不能行善，又不敢作恶。陛下临朝统治已经三十多年了，凭着圣明的资质，察看群臣的作为，当然没有什么能够逃脱，也没有什么隐情能够隐藏。然而值得戒慎的地方，只在这里罢了。凡是正直之臣，通常难以进用而容易退职；奸邪之臣，通常容易进用而难以罢退。为什么这样说呢？正直之臣只以义为依据，说话往往违逆君主的耳朵，所以难以进用；进言有时不被采纳，他又不愿自我显露，便因事离去，所以容易退职。奸邪之臣只看重利益，说话迎合君主的欲望，所以容易进用；行为即使恶劣，也不顾礼义，名声即使丑陋，也不知羞耻，只怕失去既得之利，所以难以退职。这两类臣子，希望陛下反复参验、仔细观察，不要使本应亲近的反而疏远，本应疏远的反而亲近；这样朝廷就会尊荣，国家社稷也会安定。近来翰林侍读学士吕溱、枢密直学士蔡襄相继出任郡守。如今又听说御史中丞孙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贾黯、翰林韩绛，都请求出任外职。这些人都有忠诚正直而不随流俗的品格，议论不阿谀，执掌政事对当世有益。实在不应答应他们的请求，使四方因此窥察朝廷，而让奸邪谄佞之徒因而争相得志。这就是辨别邪正的一端。臣下凭孤陋笨拙而参与侍从之职，日夜思考，没有什么能够稍稍补益陛下的聪明，只怕陛下忽略正直之臣容易退职这一点，忘记身边前后那些能够奉行直道的人。我不胜愚昧，谨献上所听闻的情况，只愿陛下赐予采纳取舍。进呈《流民图疏》【郑侠】

译臣下私下看到，去年发生大蝗灾，秋冬又长期干旱，以至于今日，整个春天都没有下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连一粒也不够播种。近十天来，街市上的米价突然暴涨，众人的情绪忧虑恐慌，十人中有九人害怕死亡。正值春季却砍伐树木、竭泽捕鱼，大规模筹措官钱，小心求取一升米；草木、鱼鳖，也没有一样能够生长繁衍。蛮夷轻慢放肆，竟敢侮辱中原，都是由于内外臣下辅佐陛下不得其道，才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思量，灾祸有可以招致它的途径，却没有可以试探它形状的征兆；它的形成是逐渐积累而来，一旦像疾风暴雨般发生，便再也无法抵御。等到流血遍地、尸体相藉，才知道已经丧败，这是愚夫庸人的见识，而古今都有很多这样的事。圣明神武之君可贵，正在于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谋划，并把灾祸转变为福祉。如今的形势仍然有可以挽救的余地。臣愿陛下打开仓库，赈济贫困，凡是各有关部门搜刮掠夺、违背正道的政令，一概废止；这样或许可以尽早招来和气，上合天意，调和阴阳，降下雨露，延续天下百姓濒临死亡的生命，使宗庙社稷万万年永无止境的福祉得以巩固。君臣相遇，贵在彼此知心。凭臣的愚见，深知陛下养育爱护百姓，超过爱护初生婴儿，所以自陛下即位以来，凡有利于百姓、便利万物的政令，没有一件不是坚定地主持施行的。陛下的心愿，也是希望人人长寿富足，使他们达到尧、舜以及三代盛世的境界罢了。难道只是想让府库充满、仓廪盈溢，最终凭财富繁盛和国力强大胜过天下吗？可是内外臣下全不推究阐明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肆意贪婪残暴，割剥百姓，侵害到肌肤骨髓，使他们困苦不堪、无法生存，眼看百姓死亡却不加怜恤。陛下所存的心意如此，群臣所做的却是这样，不知君臣相遇究竟想做什么？难道只是每天越级升迁，凭意气指使人罢了？臣又想，什么时代没有忠义之士，什么朝代没有贤德之人，也只在于君主怎样驾驭他们罢了。古代的人身处山林田野，尚且不忘君主；那些砍柴者、挑担贩卖者，以及普通男女，都想竭尽自身力量来辅佐君上。陛下的朝廷中，台谏官员默默无言，只占着职位而不敢进言，事情临头甚至百般躲避，不敢担任这种职务；而左右辅弼之臣，又都贪婪卑鄙、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怀抱道术、具有见识的人都不愿同他们说话。不知这是时势使然，还是陛下有意使他们如此？如果说是时势使然，那么尧、舜在位时就有夔、契，商汤、周文王在上时就有伊尹、吕尚；以至汉、唐的明君，以及我朝祖宗的圣明朝廷，都有大忠义、大贤德的臣子。内外君臣之间彼此视为腹心手足，君主在上发起倡导，臣子在下应和。君主的主张发自内廷，臣子在外朝响应，于是美善嘉祥的德泽向下浸润到昆虫草木；即使过了千百世，人们也无不欣羡仰慕并效法它。唯独陛下以仁厚圣明的君主身份临朝，把抚养百姓作为心愿，而群臣用来响应和合的方式却是这样。这难道不是时势使然，而是陛下驾驭臣下的方法还没有弄清楚吗？陛下用爵禄驾驭天下忠贤之士，使他们成为这样，这实在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在道路旁得到一顿饭，便惶惶不安地设法报答；而终身在父亲那里吃得饱，却不知道感恩，这是庸常之人的常情。如今那些领取俸禄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按臣所听闻的道理，则并非如此。君臣之间的义理，就像父子之间的道义。因此，享用君主俸禄，就应当忧虑君主的政事；这就是把侍奉父亲的孝心转移到这里来做事。若只是考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主持祭祀的不越过祭器，掌管烹饪的只办理牛羊肥壮之事，掌管会计的各自按照职分办事而不相互侵越，这些都没有问题。至于国家是否安危，凡是自己知道的就没有不进言的，难道会有君主忧虑、国家危急，群臣却饱食终日、袖手旁观，好像看待路人的事情一样不去救助，还说‘我们各有职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我的忧患吗’？所以知道朝廷设置官职，职位虽有高低不同，臣子侍奉君上，忠心却不能有两样。与其得罪有关官员，哪比得上不忠于君父的罪过呢？与其苟且取容于当世，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顾万死，冒犯重重天门来向陛下陈诉，完全是因为上忧天命，中忧君主国家，下忧百姓罢了。至于臣自身，即使粉身碎骨如同一只蝼蚁，也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臣切实听说，南征西伐的将领，都是凭借胜利的形势和山川的形势绘图进献，却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儿女、流离逃散，砍桑树伐枣树、拆毁房屋，拿到城市中出卖，向官府输纳粮食而惶惶然无以为生的情状绘图进献。以前臣不敢把听到的情况上报，只谨慎地把安上门每日所见绘成一幅图，虽然百不及一，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睛，已经足以令人叹息哭泣，更何况数千里之外还有比这严重的地方呢？这幅图谨随奏状一并进呈。如果陛下看了图而采纳臣的话，十天之内仍不下雨，就请在宣德门外斩臣，以惩治欺骗君主、怠慢上天的罪；如果稍有成效，也请依法治臣越分进言之罪，臣甘愿等待诛戮。《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 （宋）贺复征编 ○疏十九 谏议立皇后疏【宋邹浩】

译臣听说《礼记》说：‘天子和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是相互需要、共同成就的。’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天子听理外朝政务，皇后处理内宫职事。既然如此，册立皇后来配合天子，怎能不慎重审察？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亲，而所要册立的竟是贤妃刘氏，一时之间，公众舆论无不疑惑。实在是因为国家自有仁祖的旧例，不可不遵守采用罢了。大概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而获罪，仁祖废黜皇后后，随即又一并斥退美人，用来表示公正。到了册立皇后时，则不从妃嫔中选择，必定从贵族中选择，因而册立慈圣光献皇后，这是为了远避嫌疑，也是为天下万世树立法则。陛下因获罪而废黜孟氏，与废黜郭氏实际上没有区别。然而孟氏获罪的情况，从未交付外廷会同审治，她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天下本来就无从知道；如果确实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天下也同样无从知道。如果她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连同斥退美人以表示公正，本来就有仁祖的旧例；如果她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不从妃嫔中册立皇后以远避嫌疑，也有仁祖的旧例。这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无法逃避。何况孟氏最初因罪被废时，天下人谁不怀疑陛下会立贤妃为皇后？等到读到诏书中有‘另选贤良家族’的话，又听说陛下临朝时慨叹，认为废后是国家的不幸；再看到宗景请求立妾为后，陛下恼怒他轻率扰乱名分，重重赐予谴责，于是天下人才释然，不再怀疑陛下立后的意图在于贤妃。如今果真册立贤妃，那么天下人对陛下的怀疑也就由此得到证实了。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传示万世，免不了给圣德增添污点，难道不可惜吗？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葵丘会盟的盟书还首先说‘不得以妾为妻’，何况陛下的圣德高出三王之上，难道可以忽略这一点吗？万一从此以后，士大夫有人以妾为妻，臣僚举劾上报，陛下将怎样处置？不治罪，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国家无从治理；治罪，则是上面先行而下面仿效，难以责罚他人。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当；说话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名分不正竟然会导致百姓无所措手足，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尤其不可不加以察考。臣下私下观察，陛下天性仁厚孝顺，追念奉行先帝的谋略功业，唯恐有一丝一毫不符合先帝的心意；然而先帝在位时，动辄以二帝三王为法，斥责两汉以来的做法而不取。如今陛下竟援引汉代以来有所作为、而五霸都不曾做过的事情来自比，这难道是先帝的心意吗？难道是继承先志、叙述先业所应当做的吗？这尤其是公众舆论所不能理解的。臣看诏书白麻中反复说到的，无非是称贤妃有儿子，以及援引永平、祥符年间册立皇后的事，作为所咨询的先例。我请求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果说有儿子就可以立为皇后，那么永平年间的贵人马氏并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德行冠绝后宫；祥符年间的德妃刘氏也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出身钟英甲族。何况贵人马氏确实是马援的女儿，德妃刘氏当时又有废后的嫌疑；她们与贤妃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说贤妃的德行冠绝后宫，像贵人马氏一样；出身钟英甲族，像德妃刘氏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在孟氏获罪被废之初，就依照册立慈圣光献皇后的旧例立即册立她呢？一定要拖延四年等到今天，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如果一定要用这件事向天下表明某种意思，果真能够令人信服吗？臣又听说，前些年冬季祭祀景灵宫时，贤妃确实随驾前往，那天雷声大作，变化十分异常。如今宣布册立诏书之后，大雨接连下了几天，随后又飞降冰雹。自从告祭天地、宗庙、社稷以来，阴雨连绵不止，以至于震动人心，那么上天的意思就更加清楚可见了。陛下侍奉上天十分谨慎，敬畏上天也到了极点，尤其应当思考是什么事情感动了上天而使它出现这样的征兆。考察人事既是如此，寻求天意又是这样，怎能不留心圣虑呢？商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不称说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傅说不告诫他拒绝进谏，而告诫他听从谏言。这样看来，即使臣下自认为圣贤，也愚昧不足以比拟古人。进谏之人常常想到唐太宗尚且有惭愧自己不及尧舜的臣子，何况能够直把陛下比作尧舜的圣明，却亲眼见到这种事情呢？因此臣不敢爱惜自身，冒犯天威，想以此报答陛下亲自识拔的大恩于万一，而区区一片热诚也就全部倾注在这里了。愿陛下俯身听从而改正，不把改过看作吝惜，那么万世以后仰望陛下圣德的人，也将认为陛下超过成汤、高宗了。难道不是美事吗？难道不是美事吗？进呈《保伍策疏》【李昭玘】

译从前先王使四方和谐统一，联络万里，使家家相亲相爱，人人彼此亲近，能够保持这种关系而不遗忘、联合而不离散，只是有道理用来维系，有政令用来统属，有法令用来制约罢了。因为知道民情容易离散，所以用‘九两’来联系他们：地方长官凭借土地得到民众，受其供养的人便不会离去；乡长凭借尊贵地位得到民众，侍奉他的人便不会忘怀；师傅凭借贤能得到民众，儒者凭借道术得到民众，喜爱其教化的人便能安定；宗族长凭借族属得到民众，主管者凭借利益得到民众，亲近上位者的人便会服从；朋友凭借信任得到民众，善行便能相互成就；掌管薮泽者凭借富足得到民众，利益便能相互供养。又因为知道民心容易动摇，所以用‘本俗六’使其安定：修治美好的宫室，是为了使他们在生时相同；合族共营坟墓，是为了使他们死后相同；联结兄弟，是为了使他们恩情相同；联结师儒朋友，是为了使他们义理相同；统一衣服，是为了使他们礼制相同。因此能够使上下统一、远近和合。父亲对父亲讲义，儿子对儿子讲孝，长者对长者讲友爱，幼者对幼者讲悌顺。质朴足以融合感情、彼此相爱，文饰足以修饰仪表、彼此交接，这就是用道来维系。先王既有办法联系民众，又有办法安定风俗，仍认为不能只依靠这些，所以五家编为一比，使他们相互保卫；五比编为一闾，使他们相互接受；四闾编为一族，使他们相互埋葬；五族编为一党，使他们相互救助；五党编为一州，使他们相互周济；五州编为一乡，使他们相互宾敬。至于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互作媒，有无相互借贷，疾病相互体恤，祭祀共同分享福祉，死丧共同表示哀痛。男子耕作力量不足，便相互跟随帮助耕作；妇女纺织力量不足，便相互跟随帮助纺织。一乡的事情全都相通，有所求而没有得不到的；一乡的情感全都相同，没有一件事不能和谐。这就是用政令统属民众。先王认为，有政令在前面统属，而没有法令在后面制约，还不足以防范百姓，所以迁徙到国中和郊外，就跟随其后发给凭证；迁徙到别处，就凭旌节通行。没有授予的凭证、没有旌节，就用圜土收容。逃窜隐藏的人无处躲藏，欺骗伪诈的人无处容身。无事而离开乡里，乡里一定盘问；无事而出关，守关者一定诘问。百姓不会因流寓迁徙而受到扰乱，官吏也不用劳烦搜寻。由此登记到司民那里，就可以知道人口数目；由此编入乡大夫的名册，就可以平均分配民力；由此登记到司稼那里，就可以控制粮食供应；由此汇总到小司徒那里，就可以调动民众。这就是用法令制约民众。用道维系既有方法，用政令统属既有制度，用法令制约既有规范；如果不幸发生旱灾水灾，百姓粮食不足，转徙流散到四方，那么不是道理所能维系，不是政令所能统属，也不是法令所能制约的。即使上天把他们联结起来，俯仰之间也不足以自我生存，又怎么会有守住城邑土地、安居室家的百姓而不离去呢？所以为他们设置乡里的储积来救济艰难，为县都设置储积来等待凶荒，又制定十二项荒政来聚集万民。不必搜刮利益，利益自然可以分散；不必把赋税全部征尽，赋税自然可以减轻。民力不足就减轻劳役，犯罪就缓和惩罚；解除禁令以赦免小害，撤去关卡以宽释小过。简省礼仪，使礼仪不致无法完成；减轻丧事，使哀痛不至过度。音乐可以增多却不使用，婚礼可以增多却不完备。寻求鬼神以招致福祉，除去盗贼以消除祸害。即使遇到凶年饥岁，百姓仍然能够安居，重视家室、安逸居处，吃得饱饭。因此从少壮到老年，从老年直到死亡，他们吃自己田里的粮食，饮自己井中的水，十里之外不知道道路的情况，百里之外不传播别处的风俗。这就是先王保护百姓的办法，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自从仁政不再施行，井田分配不均，百姓改换职业，官府失去职守，对内不能制约民情，对外不能查知人口数目。这就是周宣王在太原清查民众，仲山甫因此非难他的事情。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交相侵伐，土地不断变易，封疆强国不足以限制人口迁徙，城邑也不足以阻止百姓流亡。管仲凭借小小的临海之齐，把国家划分为二十五乡：郊内从轨到帅，郊外从邑到属，使人们相互纠联、相互保合；年少时共同居住，年长后共同交游，居住相处彼此欢乐，出行劳作彼此知晓。用来守卫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能服从。所以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而号称强国，是因为善于保护百姓。熙宁初年，曾下诏天下施行保伍法令，这是有意仿效三代相互联结的制度。实行数年，法令虽然完备存在，但百姓仍未安居本土，道义不足以使他们相互守护，所以时常有击鼓报警之事；恩惠不足以使他们相互保护，所以有时发生父子之间的争讼。壮年劳力分散去出赘，世代产业落入兼并者手中，户口隐没在图籍之外，夫妻脱离保伍编制，轻视乡里、危害家庭，远行千里。因此秦地多有晋地盗寇，鲁地夹杂齐地语言；祭祀不归附祖坟，老死也不知道子孙，惩罚不能波及邻居，罪责不能牵连朋友。他们犯法很轻易，背叛上级的人却很多。即使想实行均分土地、登记户籍的政令，建立按土地断定户籍的法令，也还无法控制。从前三代时期，乡里没有闲散的民众，百姓没有游荡谋生的职业；居家时都是勤勉做事、乐于任事的人，出外就成为守节死难的士人。用来守卫，国家就富足；用来作战，军队就强盛。如今天下强壮有力的百姓，侨居杂处，分散在四方，手不从事耕作的辛劳，心也不知道田亩劳作的乐趣，反而从事淫巧奇技、屠宰贩卖、游荡赌博；其中最无理的一类聚众闹事，不能如意便杀人，货害乡里。没有人告发检举，关门关卡也不呵问，县官乡吏又没有察访治理的办法；按户数查找却找不到他们的家，按家查找又找不到他们本人。居家没有人同他们守卫，出战没有人同他们作战。凡是替国家筹划的人，没有不对此深感痛惜的。从前既然已经下诏天下设置义仓，那么义仓设立后，即使年成不好，百姓也可以依靠它取得粮食；贫困时不至于改换职业，饥荒时不至于轻弃家业。然后禁止游手好闲，抑制工商末业；离开旧乡必须报告，进入新乡不得收留。这样百姓没有流散的痛苦，官吏没有追捕逃亡的忧虑，三代的法度就可以逐渐实现并大力推行了。论蔡京疏【陈瓘】

译臣听说，把话说尽会招来祸患，这是古人所戒惧的。负责进言的臣子，哪里能够免于这种祸患？臣下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绍圣初年，与他的弟弟蔡卞一同在朝廷，辅导赞助章惇，共同作威作福。蔡卞暗中谋划，章惇果断执行；一面谋划一面实行的，就是蔡京。哲宗专心于继承先志，完全信任委任他们，事情无论大小，都信任章惇而不怀疑。蔡卞在这时借继述之说来主持私家史学，章惇在这时凭借受到的信任来彰明自己的功劳；蔡京则极力推崇王安石的圣明，超过神宗，以迎合蔡卞，又推说自己有定策之功，诋毁宣仁太后，以迎合章惇。章惇的自夸自伐，蔡京给予助力；蔡卞的乖张悖逆，蔡京实在加以赞助。当时言官常安民多次攻击他们的罪行，蔡京与章惇、蔡卞共同恼怒常安民，合力排挤陷害，斥为奸党。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也因为弹劾蔡京而相继被贬逐。哲宗晚年得到邹浩，不经过拟议便把他置于言路。邹浩能够忘却自身、殉守节义，上合圣明的知遇。蔡京又因邹浩获罪，便乘机排挤诋毁他。因此七年之间，蔡京五次伤害进言的人，蒙蔽朝廷的耳目，造成私门的利益和势力。进言的道路既已断绝，人人都闭口不言。凡是施行的事情，他都能够肆意妄为。于是使当时实行的事情，后来全都被改掉。臣请求略举四件事，都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原因。蔡卞轻慢神宗，陛下已经明白他的罪过了。兄弟同在朝廷，像埙和箎一样相互应和，事情没有不同意见，罪名难道会有不同等级吗？一人被贬、一人被留，天下人不能理解。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一个原因。邢恕牵累宣仁太后，陛下已经明白他的罪过了。关于宣仁遗训的话和追究处理之事，陛下已经察知是他捏造诬陷。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都得到叙复。蔡京曾上疏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家族。如果确实如蔡京所说，那么牵累宣仁太后的难道仅仅是邢恕一人吗？对邢恕便驱逐，对蔡京却留下，这难道能够堵住邢恕不平的申诉，慰藉宣仁太后在天之灵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二个原因。章惇为自己表明定策之功，追贬王珪；蔡京也说自己在元丰末年奉命，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和剑，想要斩杀王珪。蔡京的门人都说，蔡京当时制止了宣仁太后，蔡京也有社稷之功。如今陛下洗雪王珪的罪名，恢复他的旧官，这就是认为章惇贬斥王珪是错误的。对章惇便认为错误，对蔡京却仍然留用。这样一来，章惇就有话可说，王珪也有遗憾了。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三个原因。章惇起初特别信任蔡京、蔡卞，倾心尽意地跟随这两个人，借继述先志的说法来行其私意，三人的议论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自绍圣三年九月蔡卞成为执政后，蔡京便产生不满，与章惇有了隔阂。绍圣四年三月林希成为执政后，蔡京开始大为怨恨，与章惇彻底断绝。从今天看来，蔡京之所以与章惇产生隔阂并断绝关系，是为了国事，还是为了自己的事情？然而蔡京对人所说的是：‘我帮助章惇，章惇却不听从，所以我同他绝交；我教导蔡卞，蔡卞却不听从，所以我恼怒他；我与弟弟蔡卞已经很久不往来了。我因为国事，如今连疼爱的弟弟都不往来，何况章惇呢？’臣私下推测，蔡京用来欺骗陛下的，也一定是这番话。凭什么可以验证呢？蔡卞赴江宁时，蔡京前往为他饯行。按规定，亲属远行应当获准请假，而蔡京向阁门递牒时，起初以妹妹出行为由请求，按法令不许，于是请求朝假，始终不敢以弟弟蔡卞为理由。虽说请了朝假，却每天走到国门之外，蔡京的行动就是这样，不知陛下是否都已经得到真实情况？这是英明君主所应当察考的。况且兄弟同在朝廷、共同商议国事，自然没有不相互往来的道理。假使彼此不往来，难道是合乎人伦的美事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四个原因。陛下即位之初，把任用贤能、斥退奸邪作为首要事务，而蔡京蒙蔽欺骗，竟然毫无顾忌。陛下如果一定要把蔡京留在朝廷，原因是什么呢？臣知道陛下的圣意本来没有特别偏爱谁，而蔡京之所以据有职位、希求进用，牢固得不可动摇，大概是因为韩忠彦、曾布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轻率地任性行事，反而激成了他的势力。蔡京、蔡卞同样奸恶，天下人都知道。如果采纳天下人的意见，以符合公议，那么显明地判定这两人的罪过，有什么困难？韩忠彦等人不这样做，反而果断任性，于是托言任命统帅，把蔡京调出到太原；虽加给他两个学士的职衔，实际上却是用诡计将他排除。想来当初拟定任命时，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奏请，使用奇计，而不是出于真诚，二圣怎么能不产生疑心？公众舆论也认为不妥。等到蔡京挽留曾布，又反复争辩，冒犯不止，无法取得信任，彼此激成的局势于是形成。唐明皇想任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可。明皇说：‘只给他增加实封，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人〕 张九龄仍然认为不可。明皇变了脸色说：‘事情难道都由你决定吗？’李林甫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做尚书又有什么关系？’张九龄是书生，不通达大体，于是明皇喜欢李林甫的话，最终任命牛仙客为宰相，而张九龄从此逐渐被疏远，最终遭到贬黜罢免。如今韩忠彦和曾布没有张九龄那样的声望，而蔡京的气焰又超过牛仙客，因势观望、说出像李林甫那样话的人，不知有多少。陛下进用贤能、斥退奸邪，法则应当取自尧舜；唐明皇的事情，本来不足以称道。然而天下人的心都怀疑陛下有重用蔡京的意图，正是因为蔡京又被留下。蔡京之所以再次被留下，是因为韩忠彦等人驱逐他不得其道。驱逐不得其道，留下他的事情便在相互激成中产生。万一蔡京果真得到重用，天下的治乱就从此分开了。崔群说，唐朝的治乱，关键在于李林甫、张九龄的进退之时。如今蔡京轻慢欺骗先帝，与李林甫没有不同，又把过错归给先帝的功臣，把祸患推给章惇、蔡卞，曲意谋求自保，而陛下竟然留用他。如今既然可以再次留用，后来也可以大加任用，天下治乱的形势，就系于一个蔡京。崔群的话，难道可以不加以思考吗？

译臣担心后世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从前一样；祸乱的苗头不可不及早辨明。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开放进言的道路，可以说知道首要事务是什么。臣愚昧，首先参与了这次选任，明知蔡京在朝廷必定会成为大患，却不能及时进言。万一发生意料之外的灾变，陛下忽然悔悟，诛罚当时进言的臣子，那么臣即使撞碎头颅、胸膛陷裂，对事情又有什么补益？这就是臣愤懑而不敢沉默的原因。臣曾经被蔡卞推荐，与蔡京之间没有丝毫嫌隙；所以这样进言，是为了国事。不仅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蔡氏家族。自古不忠的臣子以私害公，起初是为了自利，最终一定会连累国家。国家陷入困顿，私家将归宿何处？蔡卞尊崇绍王氏之学，只知道有王安石，难道知道有神宗吗？只知道有金陵，难道知道有京师吗？断绝毁灭史学，像王衍一样；重视南方而轻视北方，已经有分裂的苗头。臣痛心忧虑、沉默不言，已经不是一天了。真宗景德年间，北方敌虏到达澶渊，王钦若请求皇帝驾临金陵。当时如果采用这个计策，那么天下分裂为南北，已经很久了。幸赖真宗采纳寇准的话，所以四方混同，能够延续到今天。上天赐给陛下聪明、仁厚、勇决的资质，使南北融会贯通；陛下毫不迟疑地除去蔡卞，然而蔡京还没有被除去，实在令人忧虑。自古作为臣子的，无论官职高低，触犯君主未必会遭祸；一旦触犯权臣，必然粉身碎骨。有人把罪名说成离间君臣，有人说成沽名卖直、归罪于人，有人假托其他事情暗中中伤，也有人在已经被贬黜之后，责备他心怀怨望。这些都是古人所不能避免的。臣难道敢爱惜自身吗？如果臣爱惜自身，那么陛下就听不到蔡京的罪过了。国家内外没有祸乱，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太平长久，是古来未有的事情，也十分值得警惧。譬如年老的人，安康无病，每天服用温暖的饮食，尚且担心气力衰弱；至于保养身体，阴邪一旦积聚，必然会成为心腹之患。蔡京在朝廷，与此有什么不同？伏望陛下谨慎守护祖宗的基业，独自掌握威权福柄，出自圣心果断决定，坚决除去恶人，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论冯澥疏【崔鶠】臣下看到六月一日的诏书，诏令谏臣直言评论政事得失，以求得真实正确的意见，这是陛下急切求治的表现。然而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其余被提拔处在要害职位、等待相继任用的人，又充满台省各处；他想使一门之中有一个人死去，就让这一门的另一个人补上；罢免一个旧部，就让另一个旧部前来。他们轮流掌握政权，交替执掌中枢，经历千百年也不允许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即使有万代子孙，也不许有一人损害自己，这就是蔡京的根本谋划。这样怎么能有真实正确的言论传到陛下耳中？比如冯澥近来上奏说：‘士人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之言。从前王安石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时韩琦、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名臣，都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斥退。平民士人谁敢提出异议？士人带着书、背着书箱，不远千里来到学校，其心意不过是求取仕宦罢了。王安石创立三经之说，采用他的学说的人就授官，不采用他的学说的人就被黜落，于是天下人纷纷雷同，不敢表示可否，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冯澥竟然还敢用这种话来迷惑君主吗？他又说：‘崇宁以来，博士先生们习惯于党派，各自立说；依附王氏之学，就诋毁元祐之文；信奉元祐之学，就讥刺王氏之说，这尤其是欺骗蒙蔽。’难道有哪个博士先生敢于信奉元祐之学而讥刺王氏之说吗？崇宁以来，蔡京这个奸贼掌权，用学校法令驾驭士人，就像用军法驾驭士卒一样，大小相互制约，内外彼此管辖；只要有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处在其中，就会牵连上下，学官便用黜免、废弃、禁锢的刑罚来对待他。他们的心思是认为，只要有人提出异议，自己的罪过就一定会暴露于天下、传到君主耳中，所以那些博士先生哪里敢讥刺王氏之说？请求下令太学，取来博士讲解的内容加以复核，那么冯澥的荒诞就会显现。至于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害怕其中有的记载祖宗之事，有的记载名臣之说，对自己不利，所以一概禁止，按重刑治罪，以重赏悬购；不许收藏。如此禁止士人提出不同意见，法令已经十分严密了。冯澥说‘信奉元祐之学，讥刺王氏之说’，他的欺骗蒙蔽不也太严重了吗？欺骗蒙蔽的话公开流行，真实正确的意见又从哪里能够显现呢？先王寻求真实正确，也有方法。《传》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周官》说‘向众人询问’，《孟子》说‘不把身边近臣和卿大夫的话当作正确，一定要向国人询问’，这样真实正确的意见就能显现。臣请求把冯澥所上的奏章和臣所上的奏章，一并悬挂在象魏，张贴在交通要道，让国人评议，并据此施行赏罚，用来警戒那些欺骗蒙蔽君父的小人。这是陛下的福，也是天下的幸运。请陛下裁决。上呈三策疏【李纲】

译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策略有三种：上策没有比亲自出征更好的，应当讲求真宗亲临澶渊的旧例，选拔将领、振奋军队，亲自到场训练，下诏问罪，选择日期出发，以震慑敌人的心志，以鼓舞将士的士气，这就是上策。中策没有比坚守更好的。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社稷、朝廷宫室所在，百官聚集之处，靠近帝王陵寝，居天下中央而面临万邦；城高池深，有金城汤池的险固；营垒相连、卫士环绕，有虎貔般的军队。运输东南粮赋以充足财用，控制西北以威慑夷狄，天下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相比，舍弃这里还能到哪里去？确定坚守的策略，激励士民的心，以死效命为期限，丝毫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既致力于镇静，又施行权谋，派遣将帅出兵，分别屯驻在附近险要之地，护卫皇室。假使北方蕃军敢于肆意凌犯，就应当采用周亚夫抵御七国的策略，坚守营垒而不出战，挫败他们的锋芒，等待他们粮食耗尽、气力衰竭，截击他们的归路，多设置谋略，一鼓作气将其击破，这就是中策。下策是避开敌人的计策，如太王离开邠地而居住在岐山，臣有所不忍说出。然而道路街巷中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臣也怀疑圣意或许出于此，为什么呢？近来不先议论河北的守臣，却先议论东南的守臣，这是第一点；派遣使者分割各路军队，却不起用他们，这是第二点；拦截沿汴河的舟船，这是第三点；设置牧，这是第四点。制定这种策略的人，虽然足以缓解一时的危急，却只知道它的好处而不知道它的害处，臣私下痛惜他们竟然没有深入审察、反复思考。形势一旦离去，就不可再振作；臣担心京师早晨还在，晚上就会陷入混乱，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即使命皇太子建牧来监临此事，对局势有什么补益？这还不如一同出行更好。万不得已，臣有一个愚计：陛下想实行避敌的计策，而命皇太子留守，用来维系人心、抵御大敌、保护陵寝宗庙社稷，这是对的；但让他建牧，却不对。本朝以及唐朝的旧例是，皇帝巡幸郡国，就由皇太子监国；这只是国家安闲时的礼制。如今大敌入侵，天下震动，安危存亡就在呼吸之间，怎么可以采用平时的礼制呢？名分不正，若遇重大权力而听命就没有威势，擅自发号施令又是不孝，凭什么号召天下、率领激励豪杰，同敌人以死抗争，期待在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取得成功呢？唐明皇为躲避安禄山的灾难而进入蜀地，父老拥住马匹请求留下太子讨伐贼人，而肃宗在灵武即位，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当时的议论没有及早确定，后世都为此惋惜。陛下估量今日人心已经动摇，能够同他们共渡患难并坚守，那么就应当坚守而不要离去。若估量不能坚守，那么为什么不暂借皇太子的名位，让他替陛下保守国家社稷，收拢将士之心，以死抵御贼敌呢？臣私下观察，皇太子仁厚孝顺早已成熟，恭敬节俭而好学，四海之人都归心于他。如果采用臣的计策，天下就可以保全。这件事关系到父子之间，是人们难以开口谈论的；何况今天的事情，难道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吗？臣一向愚直，感念承受陛下的大恩，所以不避重诛向陛下说这些话，是希望陛下深思并及早决定。请求恢复李纲原有职务疏【陈东】朝廷中的臣子，奋勇担当、不顾自身安危，以一身承担天下重任的，就是李纲。这就是所谓的社稷之臣。那些庸碌昏乱、没有才能，嫉妒贤能，动辄只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大计的，就是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廸、蔡懋、李棁这些人。这就是所谓的社稷之贼。陛下果断而毫不疑虑，把李纲从九卿之中提拔出来，不过一两天，就任命他为执政，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知道陛下能够任用贤才了。贬斥白时中而不再任用，知道陛下能够铲除奸邪了。然而李纲任职却没有专权，白时中被贬却没有罢免，反而重新任命李邦彦为宰相，又任命张邦昌为宰相，其余诸人也都再次得到提拔任用，为什么陛下任用贤才仍不能不有二心，除去奸邪仍不能不有所疑虑呢？如今又听说重新罢免李纲的职务，我们这些臣子惊疑不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李邦彦等人享有高爵厚禄，已经很久了，坐视天下的弊病，从未肯发一言来谋求补救报国。至于王黼、童贯、蔡攸共同发动北伐，只有郑居中竭力争辩，认为不可轻举妄动；而王安中却极力赞成这次军事行动，李邦彦等人在其中略不表示可否，实际上暗中帮助王黼，因而酿成今天的祸患。陛下刚刚登上帝位，立即就有变乱的忧患，李邦彦等人不引咎归罪于自己，不请求贬谪放逐，反而还傲慢地固守职位，嫉妒贤能。陛下如果听从他们的话，斥退李纲而不任用，那么宗庙社稷的存亡就未可知了。况且敌人既已讲和，尚且敢于放纵军队肆意抢掠，屠杀我国京畿地区。北方人的性情，形势紧急时就暂且服从，形势稍缓便放纵暴虐。听说陛下任用李纲，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请求和好的意图一定会更加急切；而李邦彦等人却能借此为口实，阻挠已经形成的谋划。罢免李纲的命令一传出，士大夫都大惊失色，军民骚动，甚至流泪相互慰问，都说不出几天就会被敌人擒获。这样看来，陛下罢免李纲，不仅落入了李邦彦等人的计谋，也落入了敌人的计谋。听说李邦彦等人还坚持原来的主张，一定要割让土地给敌人，却完全不知道祖宗的土地取得极其艰难，何况河北本来就是朝廷的根本，而三关、四镇又是河北的根本；如果放弃三关、四镇，就是放弃河北；如果放弃河北，朝廷还能够重新以大梁为都城吗？李纲孤立无援，天下人都知道他可以受到重用。前些年京师发大水，从宰相、大臣直到百官，都争着占用船只，有的甚至编结木筏作为避水的办法，只有李纲慷慨激昂地替皇上陈说此事。后来他竟被奸臣诬陷驱逐，数年不得任用。前些日子边境战报刚传来，宰相的亲属全都逃奔，唯独李纲的妻子儿女从未迁徙。陛下正深为北方的忧患顾虑，身边却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请求出兵，只有李纲奋然以自身承担这一重任。李纲的用心由此可见。如果李纲用兵稍有挫折，就应当废黜罢免，那么童贯首先挑起边境事端，酿成今天的祸患；近来又率领数十万军队发动云中之战，几乎到了匹马只轮都没有返回的地步。朝廷竟然不追究童贯的罪责，为什么李纲稍有挫折却要加罪于他呢？《论恢复疏》【岳飞】敌人之所以在江南扶立刘豫，大概是想荼毒中原，让中国人攻打中国人，尼堪也因此得以暂时休兵，坐观形势变化。臣希望陛下给臣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形势有利，臣便率兵奔赴京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用来号召五路的叛将。叛将既然归附，就派王师继续进军，他们必定放弃汴京逃走；河北、京畿、陕右都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进取浚、滑，经营两河。这样刘豫就会被擒获，敌人也可以消灭，社稷长久的计策，确实就在这一行动上。《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 （宋）贺复征编 ○疏二十 《兴复关中疏》【宋·虞允文】臣凭着孤单而偏远的资历，承蒙陛下亲自提拔；圣恩实在不是一次普通的恩遇，而是极为特殊的际遇。只是臣的才能力量微薄，尚未有丝毫可以报答效力之处，惭愧与恐惧交集于心，恰逢有使者前来，便冒昧地把今天不可错失的机会，仰求陛下明察。臣私下认为，陛下以圣明睿智默默运筹，周密的谋划没有遗漏，长远的规模本来已经预先确定；所以臣才敢冒昧进言，希望能够略尽万分之一的补益。臣已经听说敌国内部发生变乱，敌军在中原的数量不多，这确实是上天帮助陛下恢复失地的时候；而就地势形势的便利而言，没有比陕西更好的地方了。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军队、战马和粮食，可以壮大国威，可以充足军饷；想要防守，就有险要可以凭借；想要作战，就有物资可以依靠。自古以来进取天下本来都有次序，但没有比这里更应优先的。臣过去所忧虑的是，大将们彼此因循拖延，没有一个肯出力替国家承担责任。近两天，吴拱拿出吴璘的三封书信，臣谨慎地抄录后呈上。臣看那几封信的意思，知道敌人非常怯弱，知道他们的军队可以使用，知道民心已经归附，知道粮道可以从西边取得充足的粮食，又知道敌军的疾病已经消除，却担忧年老的问题，因此自己勉励着发动一次行动。但臣所不知道的是，朝廷是否怯于建立功业，和战尚未决定，仍然对此心存疑虑。自从敌人的使者到了边境又离去，有人认为敌国内部正发生混乱，所以无暇顾及其他；有人认为敌人还不肯归还疆土，将要向我国提出某种要求。依臣愚见，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放在一边不问；现在所应当急切把握的，是今天的机会。如果依照吴璘的意见利用这个机会，这只在于陛下和两三位大臣用一句话作出决断罢了。臣广泛采集民间舆论，大家认为中原的敌军不多，必定没有深入进犯的忧虑。如果暂且命董庠率本管军队守卫淮东，命郭振率四统制军队守卫淮西，赵樽驻扎信阳，李道逼近新野、唐、邓之间，各自凭借险要坚固防守，不与敌人交战，就可以让军队得到休息，以等待使用。先命吴拱选精兵二万人，从邓州一路与王彦在商州会合；又以一万人守潼关，使河南的敌军无法进兵援助长安；再以一万人与王彦合力进攻，而吴璘、姚仲率领大军出动。西边的人知道朝廷大举兴兵，响应起义的人一定比今天更多。官军声威震动关辅，宝鸡的敌人知道自己没有援军，又被西边的人共同抛弃，如果不请求投降，也一定会率兵渡河逃走。国家可以在这时收集兵籍、收取战马，凭借长安的粮食取得河南，再凭借河南的粮食会合各路军队以攻取汴京；这样兵力完整，又可以减少各道运输粮饷的负担。至于两河地区，顺应百姓的心愿，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了。臣听说军队喜欢集中而不喜欢分散。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希望陛下和两三位大臣察纳这个意见，仔细筹划。暗中确定一个方案，分别命令各府使者，齐心协力取得不世出的功业，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被愚忠所迫，冒犯天威，内心实在极其震惧。《论守淮宜立三镇疏》【辛弃疾】臣私下认为，自中兴以来，皇帝驻跸临安，以长江作为险阻。然而长江要成为险阻，必须凭借两淮。自古南北分裂的时候，大概从来没有不拥有淮地而能够保住长江的。那么，两淮的地势在今天难道不重要吗？臣仰察陛下关注边防，规划恢复的大计，沉着地审察事机，先于事物变化而筹划，考虑周密，没有遗漏。然而臣偶然有一点管见，思虑得十分成熟，确实担心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唯愿陛下宽容听取。两淮绵延千里，地势如同张开的弓。如果敌军骑兵南下，向东奔赴扬州、楚州，向西奔赴和州、庐州，假如我军不能在中间将其隔断，那么他们往来东西之间，道路就会像在弓弦上奔驰一样直，毫无顾虑。如果我军在中间将其隔断，那么淮东的军队不能救援淮西，淮西的军队也不能支援淮东。假使敌我形势困窘、力量疲敝之际，敌人又从淮北前来，那么他们就会走弓背，路途迂回遥远，相隔千里，势力彼此不能相及；一旦进入我国腹地，军队分成两支，他们的失败就可以立即等待了。古代用兵的人说，军势应当像常山之蛇，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身体，头尾就都来救应，这样军队才能处于不败之地。现在按两淮的地形来说，淮东是蛇头，淮西是蛇尾，淮地中部就是蛇身。截断它的身体，使头尾不能相互救援，这是很明白的。三国时期，吴人把瓦梁堰作为蛇身，筑垒防守，魏国最终不能战胜吴国，是因为吴国保住了自己的中部，而魏军只能攻击淮西这个蛇尾。五代时期，南唐担心后周军队到来，曾经寻求吴人的旧迹来防守，工程尚未完成，后周军队就到了；但南唐仍派皇甫晖、姚凤率精兵十五万，扼守定远县，凭借清流关防守。周世宗也以太祖皇帝的神武之兵与之对抗。敌军骑兵到来时，常常先率精锐骑兵从濠梁攻破滁州，然后淮东的军队才敢进入侵扰；他们撤退时，只有滁州的军队最后撤走。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南方军队守淮、北方军队攻淮，没有不是先用精兵截断淮中要害的。何况如今敌人的形势是，一侵入我国境内，他们所忌惮的并不是交战，而是担心我国有军队从他们后方出击。一旦有军队出现在他们后方，淮北的百姓必定骚动，淮北的城池也可以乘机夺取，正如先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一样。如今陛下在东面修筑楚州、扬州的城池，在西面修筑庐州、和州的城池，坚固得如金城汤池，守御的条件已经具备了。然而臣认为，两淮中间仍然没有一个储备铠甲、积存粮食，凭借地形和势力形成禁制，能够截然分断敌军首尾的地方。依臣愚见，应当把淮地分成三部分，建立三座大镇，选择深沉勇猛、有谋略、文武兼备的人，给他充足的时间，放宽对他的约束，让他守卫此地。居中的镇可以节制东西两镇：形势紧急时，敌人攻打淮东，中镇便救援淮东；西镇则出兵淮北，逼近陈州、蔡州以牵制敌人。敌人攻打淮西，中镇便救援淮西；东镇则出兵淮北，逼近海州、泗州以牵制敌人。敌人攻打中镇，建康就出动全部军队救援；东西两镇都出兵淮北以牵制敌人。东西两镇都受到攻击时，敌军就会兵力分散、力量削弱；中镇便出动全部军队到淮北，逼近宿州、毫州以牵制敌人。这就是苏秦教六国防守的办法，也是秦人听说后不敢从函谷关出兵的原因。与各自纷纷扰扰、在自己的地盘上互相作战相比，利弊完全不同。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下令两府大臣和懂得军事的将帅详细商议，确定建立三镇的地点，妥善安排并施行。《请持三年之服疏》【胡寅】

译恭敬地思考，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蒙受边地战乱之苦，永远诀别而不能再见，实在是由于尼雅满所造成的，因此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按照礼制考察，仇恨没有报复，丧服就不能除去；睡在草荐上、头枕兵器，没有终止的时候。臣恭敬地看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旨，沿用本朝旧典，以日数代替月数。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对的。即使从通常的礼制说，也必须有大行皇帝的遗诏，然后才能遵行。如今没有听到大行皇帝的诏旨，却由陛下降旨施行，这是以日代月，出自陛下自己的意思。大行皇帝幽闭困厄之中，衣服、御用物品和饮食，都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疾病时所需的粥和药，必定没有供给。驾崩以后，衣衾、入殓、埋藏，难道能够周全完备吗？棺木如何安置、墓地占卜在哪里，知道吗？茫茫沙漠之中，谁来瞻望守护？陛下一想到这些，悲痛摧裂，难道穿着苴麻丧服二十七日就可以解除吗？即使不能遵循《春秋》复仇的义理，等仇敌消灭以后再除去丧服，也应当改变汉景帝那种薄葬短丧的制度，以三年为限。否则，终身不可除去的丧服，却二十七日就除去，这是在薄葬短丧之中又加上薄丧，必定不是圣心所能安定的。吴王夫差每次出门，都一定让人对自己说：‘你忘记越王杀害你父亲了吗？’ 那人便回答说：‘是，不敢忘记。’陛下身穿丧服，悲痛也随之而来，比夫差更加深重。虽然要居丧三年，但军国事务都应当由陛下亲自裁决，所以居丧期间的礼制有不能完全实行的地方；这并不是枕着土块、闭口不闻政事的日子，而是枕着兵器、处理军务的时刻。因此鲁侯遭逢周公之丧，而徐夷同时兴兵，东郊不能不开放，于是便穿着黑色丧服出兵。孔子称许他把这种誓言和命令留给后世。晋王李克用去世，梁兵逼近边境，庄宗在夹寨决定胜负；周太祖去世，契丹入侵，世宗在高平迎战。古今都认为这也是孝道。如今六军戒严，发誓将要北伐，万千政务中哪一件不是军旅之事？陛下听取裁决、平定事务，适应礼制的变通，卒哭之后，穿着黑色丧服临朝，这与孔子所称许的做法相合，实行它毫无疑问。前些日子的诏书，命令大将军、偏将副将发哀服丧成服，有见识的人无不称赞。这就是汉高祖为义帝穿白色丧服所率领的军队，掌握统御军队的根本，取得胜利的重大关键。陛下再以身率领他们，必定能够深深感动众人：仁者更加思念大行皇帝，智者谋划消灭仇敌的策略，勇者奋发出百死而无一生还的气概，天下的男女百姓都可以率领他们到达龙荒之外，效死尽命。自古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全都归于陛下一身，岂不是很好吗？从前子思论丧礼说：‘一定要真诚，一定要坚定，不要留下悔恨。’因为儿子丧失父母，是不能再来一次的事情。今天实行丧礼，只要有一点没有尽到，就是不真诚、不坚定。日后追悔，还来得及吗？《请罢球马疏》【杨万里】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必须先端正支配自己治理行为的根本；臣下辅佐君主，也必须先端正支配君主的根本。小人和敌国想要倾覆别人的国家，也一定先败坏支配君主的根本罢了。齐国人在夹谷受挫后谋划对付鲁国，并不是用齐国来谋算鲁国，而是用鲁国来谋算鲁国。鲁国因为女乐而废止朝政，孔子离去，于是他们先败坏了鲁国任用孔子的根本。什么是任用孔子的根本？不就是鲁君的内心吗？越国人在会稽受挫后谋划对付吴国，也不是用越国来谋算吴国，而是用吴国来谋算吴国。吴王相信宰嚭而疏远伍子胥，于是他们先败坏了吴王任用伍子胥的根本。什么是任用伍子胥的根本？不就是吴王的内心吗？世上的君子辅佐君主，不过说人才还没有得到任用，民力还不富足，国家还不富强，太平还没有期限，敌国外患还没有结束。这些都只是知道扶助君主的家业，却不知道端正支配这个家业的君主本身。古代那些继承帝位、守成守文，却不知道艰难而败亡国家的君主，臣暂且无暇谈论。请说那些创业艰难却又自行败亡的人。隋文帝夺取北周，夺取陈国，使分裂一百年的天下重新统一；开皇年间的治理，自汉以来只有这一时期可以相比。唐庄宗与梁在黄河两岸对峙，十五六年没有解下铠甲，经历百战而斗志不衰，最终灭掉了梁。然而他们都没有免于灾祸，国家也没有免于灭亡。大概这两位君主是天下的主人，而两位君主的内心，就是支配他们的主人。他们勤俭创业的内心，一变而成为贪图安逸、欲望享乐、满足于成功的内心，支配他们的根本已经败坏了。当他们被女子迷惑、宠爱伶人时，两位君主自己都认为没有什么危害。然而女子、伶人的祸患一旦发作，就会横向溃决、彻底崩裂而无法挽救，最终杀死两位君主，覆灭两个国家的宗庙祭祀。天下治理或动乱、存续或灭亡，难道全都取决于外在事物吗？也只是看君主内心的根本如何罢了。如今凭借天子的圣明、仁慈、孝顺，加上不断学习经典，像舜那样戒惧勤勉，像禹那样勤劳俭朴，像汤那样不亲近声色，像周文王那样不沉溺于游猎，那么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以建立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已经达到极点了。臣仍然首先以此进言，是因为圣人防范祸患，不依恃天生的圣明，而尽力完成人事；不在危险时才警惕，而在安定时便警惕。今天边境的事情稍稍平息，忧虑顾念稍稍舒缓，道路上传言，陛下在万机之暇，打球骑马的活动稍稍增加了。臣不敢相信，却不能不感到恐惧。难道没有看见高渐离击筑的故事吗？事情难道一定要很大之后才需要忧虑吗？汉文帝的贤明，与成王、康王相比，谁先谁后呢？他敦厚朴实、勤劳节俭，没有一样嗜好，只是稍微喜欢射猎，并没有损害他的贤明。然而贾谊劝谏他说：‘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里的野猪；玩弄细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忧患，实在令人流泪。’贾山也劝谏说：‘希望您稍稍减少田猎，修习先王之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德行会一天天败坏，美名会一天天消灭。’这两位臣子之所以责备文帝，是把要求做到完备，并不是为了责罚他，而是爱惜文帝的完整德行。臣愿圣明的天子停止打球、骑马这些细小的娱乐，而寻求圣贤最大的快乐。敌国虽然强大，但它的强大是容易转弱的。《论神威疏》【杨万里】

译臣听说，圣人在天下施展作用，靠的是神明；在天下受到屈抑，靠的是威势。威势藏在神明之中，所以威势不可测；神明运行于威势之中，所以神明不受轻慢。那么什么叫威势？回答说：龙不能离开深渊，虎不能离开山林，君主不能离开权柄。权柄，就是君主的山林深渊吧？君主在上掌握权柄，神明和威势就不会落在臣下；臣下在下窃取权柄，神明和威势就不会在君主手中。看权柄在哪里，国家的治乱就显现出来了。掌握权柄要靠明察，运用明察要做到公正，而损害明察的是偏听偏信。进退人才、罢免和施行政事、发布和收回号令、决定赏罚取舍，这难道不是君主的权柄吗？一旦这个权柄失去，所谓君主就只剩下君主的名义，而失去了君主的实际。只有天下最明智的人，才能使这个权柄在自己手中而不被夺走。为什么呢？天下最明智的人，起初天下人还不能测知他的明察。既然不能测知他的明察，臣下就一定会设法试探他；否则就会欺骗他。拿天下人认为正确的事混入错误，拿天下人认为错误的事搀入正确，用来试探君主而侥幸看他迷惑，这叫试探。试探而君主不为所动。试探时君主一旦动摇，就会改变自己的真实判断，把正确的诬说成错误，把遮蔽真实错误的行为粉饰成正确，这叫欺骗。所以古代明君处在明察之中却表现得晦暗，以等待臣下的试探显露出来；处在晦暗之中却保持明察，以揭破臣下的欺骗。那些轻视我的晦暗而前来试探我的人，一旦试探到了极点，又会接着欺骗；这时我的明察一旦施展，就会突然从他们试探的范围之外出现，卓然不落入他们欺骗的圈套，怎么会不使他们服从呢？那么这种权柄应当归于谁呢？所以说，掌握权柄而又明察，齐威王做到了这一点。古代有的君主发布一百次命令，天下仍不服；有的只发布一次命令，天下就完全服从，这就是公与私的不同。那么怎样才算公正呢？不惩罚天下人共同认可的事，不奖赏天下人共同厌弃的事；表面上询问，暗中求实，向众人询问，却由自己独自决断。表面询问、暗中求实，奸邪就不会被招致；向众人询问、独自决断，意见相同的人不能欺骗，想要欺骗的人也不能施行。于是只选择天下公认的、善恶中重大而明显的事情来赏罚，明察一经施用，天下人却不认为这是苛察。所以说，明察用于公正，舜做到了这一点。古代失去权柄的君主，都是昏暗的人。昏暗而失去权柄，本来如此；然而越是自以为明察，反而越会失去权柄。为什么呢？自以为明察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正确而且多疑，偏私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自以为明察就会偏私，偏私就不再明察了。大概自恃的人以明察出自自己为骄傲，以明察出自他人为羞耻。多疑的人把亲近之人看作可信，把公卿大臣看作需要防范的人。因为以明察出自他人为羞耻，满朝都不敢进言，并不是没有人说话，而是说了也不能被采纳。因为把公卿大臣看作需要防范，满朝都不敢有所作为，并不是没有人做事，而是做了也不能施行。在这种时候，天下的权柄似乎确实没有转移到臣下手中，天子的势力似乎确实尊崇了。然而君子还不敢庆贺，为什么呢？只是前面收回了权柄，后面又转移了权柄；防范了一个方面，却没有防范另一个方面。公卿大臣不能在公开场合参与议论，亲近的小人便能够在私下侵夺权柄。天下人只看见今天施行某件事，明天任用某个人，却不知道这些事情从哪里产生。难道是天子遍察天下事务，完全认识天下人物吗？有人说，这是宦官的力量；有人说，这是外戚的力量；有人说，这是过去受宠幸的臣子的力量。这三种人，天子把他们当作亲近可信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借助天子的信任而放纵奸邪。他以为暗中可以帮助自己的明察，而外人不知道；却不知道他们是在遮蔽自己的明察，窃取自己的权柄。起初不怀疑他们的奸邪，最终却使自己的国家遭受祸患。所以说，损害明察的是偏私。汉代的元帝、成帝，唐代的德宗、顺宗，都有这种情况。《春秋左氏传》说：‘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划。’楚庄王说：‘不要因为宠爱的近侍而嫉妒贤能的大臣。’偏听会产生奸邪，独任一人会造成乱局。邹阳因此对梁王说：‘兼听则下情通达，偏听则下情闭塞。’魏征因此对唐太宗说：‘少师使国家混乱，随国子翚杀害隐公，禄产使汉朝危殆，朱异使萧梁灭亡，怎么能不加以警惕呢？’汉、唐几位君主却始终没有醒悟。如今凭借主上的圣明，亲自掌握天下的权柄，难道还容许出现汉、唐末世的事情吗？即使如此，汉成帝知道憎恶石显，却不知道王凤就是另一个石显；唐宪宗知道憎恶王叔文，却不知道皇甫镈就是另一个王叔文。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只明察别人，却昏暗于自身。臣希望圣明的天子以古鉴今，愿意察看今天有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就可以自行庆幸，并堵塞它尚未到来的门路；如果有，就应当大为恐惧，拔除已经扎根的祸根。这样就可以一步达到尧舜的圣明。难道要像汉、唐那四位君主一样，完全疏远千万人，却只信任一两个亲近的小人吗？小蛇必将长成大蛇，脚下初结霜便会发展成坚冰。臣实在承受不住心中的忠愤。《请勿议和疏》【杨万里】

译臣听说，有天下人的忧虑，也有君子的忧虑。天下人的忧虑，是忧虑君主不肯有所作为。君主有所作为了，天下人感到喜悦，君子却因此忧虑。因为无所作为的君主，心志迟缓，是天下人所不快的；有所作为的君主，志气锐利，是天下人最为喜悦的。然而，喜悦正是忧虑寄托的地方，锐利正是迟缓潜伏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锐利就会求速，事情不能因为求速而成功，就会因为求速而失败。天下的事情，难道有百次都能成功、一次也不失败的吗？想要事情成功，就必须能够忍受其中的失败；不能忍受失败，就不应追求迅速。迅速而失败，失败后又不能忍受，那么锐利的志气怎么能不变成迟缓呢？一时有所作为，最终必然变成终身无所作为。所以君子看见事情的开端，就忧虑它的结局。古代君子得到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并辅佐他，想要建立天下的大功，就一定要设法培养君主的志向；古代君子也一定要设法培养自己的志向。对行动的发动详加审察，对行动的施行慎重，不是因为发动时过于详细，而是担心发动得疏忽，一次行动就足以废掉一百次行动；不是因为施行时过于慎重，而是担心行动轻率，一次行动就足以废掉万次行动。君臣之间，立场坚定，谋划老成，因此能够取得成功。谋划老成，就不会求速；立场坚定，即使可以折断，也不能使其沮丧。胜利时不勇而轻进，失败时不怯懦，得到时不欣喜，失去时不挫败，从容宽缓地等待天下出现可乘的空隙，然后慢慢控制关键。过去晋文公谋求建立霸业，两年后想要使用百姓，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义。’百姓懂得义了，他又想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信。’百姓懂得信了，他又想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礼。’大概晋文公的志气奋发而想有所作为，共有三次，而子犯三次加以阻止。越王勾践谋求向吴国复仇，四年后召见范蠡问：‘可以攻打吴国了吗？’范蠡说：‘还不可以。’又过一年，再问：‘可以攻打吴国了吗？’范蠡仍说：‘还不可以。’又过一年，再问；又过一年，再问，范蠡都回答：‘还不可以。’大概越王的志气奋发而想有所作为，共有四次，而范蠡四次拒绝了他。这两位臣子，都是把君主奋发急切、想有所作为的气势抬高起来，却把它压抑在郁闷愤懑的境地，使君主早晚叹息，想施展却不能施展，难道不是做得过分了吗？其实这两位臣子正是深知如何培养君主的志向，害怕它求速而失败，失败后又受到挫折。等到国家力量已经强盛，军队士气已经振作，事情的时机到来而不能错失，胜利的形势已经显现而不可阻挡，那么攻破楚国、消灭吴国就不需要一整天了。唐德宗的志向，难道有一天不在于平定藩镇吗？然而他不能控制自己急躁愤怒的锐气，派遣两名将领而发动一次讨伐；一讨伐就发生了朱泚之变，于是终身不敢再谈藩镇。藩镇请求节度使，便给他节度使；请求宰相，便给他宰相。所以藩镇的祸患，开始于肃宗，而完成于德宗。唐文宗的志向，难道有一天不在于诛杀宦官吗？然而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急躁愤怒，任用李训、郑注而一举决断；一决断就发生了甘露之祸，于是终身不敢再谈宦官。宦官想专制，就听任他们专制；宦官诋毁羞辱自己，就甘受他们的诋毁羞辱。所以宦官的祸患，开始于明皇，而完成于文宗。两位君主的志向，本来是为了求取天下的大功，反而造成天下的大祸，这就是不培养志向的祸患。近来新天子刚即位，年纪正盛，圣明武略出众，超然具有一定要报不共戴天之仇的决心，具有收复神州的志向。天下仰望着太阳般的君主，希望中兴有一天能够实现。然而亲征的诏书早晨下达，议和的诏书晚上便发出；元帅的幕府刚刚设立，议和使者的车驾却已经出发。纷纷扰扰一直到今天，国家的舆论最终归向议和。这种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大概今天议和的征兆，就是符离之战。事情没有发展到极点，反转就不会产生；形势没有激化，变化就不会显现。天气暑热到了极点就会下雨，冬天走到尽头就会变成春天，这是事理本来如此。战争难道会预先约定和谈吗？和谈是战争的变化，不是主动追求变化，而是形势激化后不得不发生变化。况且这次战役，天子的志向本来确实在于夺取中原，难道曾经对此进行过周密筹划、详细讨论吗？讨论得不详细，筹划得不成熟；攻下城池却不能占有，取得成功却不能妥善处理后续。因此前些日子的勇猛，一变而成为怯弱；前些日子的锐气，一变而成为迟钝。怎么能不归向议和呢？当军队出发时，臣本来就知道会有今天的议和。为什么呢？天子即位之初，即使是尧舜，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使威势和恩德遍及天下。威势和恩德还没有遍及天下，却想用一次行动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这不是成竹在胸，而只是抱有侥幸心理。心中有了成算，外在事情却未必能够成功；心中抱着侥幸，难道外在事情就能成功吗？臣今天最害怕的，是天子的志向因为一次挫折而沮丧，敌人因此窥见我国的沮丧，天下的祸患也就从这里产生。唐代的两位君主，大概可以作为鉴戒。臣曾读《蜀志》，读到刘昭烈三次拜见诸葛亮的事情，就为之长叹。昭烈作为汉朝后裔，想要诛灭曹操、复兴汉室，这是昭烈一贯的志向。然而得到徐州又失去徐州，得到豫州又失去豫州，被吕布打败，又被曹操打败，在荆楚之间狼狈奔走而没有归宿，按理说他应该疲惫不堪，再也不能振作自己了。可是他见到诸葛亮时说：‘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智慧和谋略浅薄短缺，终于因此失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仍未停止。’唉！昭烈在这时已经年老，衰败而且屡遭挫折，但志向仍然没有停止。这就是诸葛亮乐于委身辅佐他、愿意为他贡献谋略的原因。他白手起家而成就鼎足而立的事业，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如今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半，带甲之士百万，表里有江淮作为屏障，安坐而指挥天下豪杰，谋求恢复祖宗的基业，洗雪靖康之耻。进取就可以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守成也可以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怎么能因为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自我沮丧，急忙去议和呢？臣愿天子坚定刘昭烈的志向，不要把自己置于唐代两位君主的境地，那么中兴的功业，天下还没有完全失望。《论宿将疏》【杨万里】

译臣听说如今议论的人说：‘选择将领，不如选择有长期声望的人；新近进用的人还不值得任用。’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选择将领和选择宰相相似，却又大不相同：宰相不嫌年老，将领却不嫌年轻。选择宰相不选旧臣，不足以压服天下人的期望；选择将领不选新人，不足以激发天下人才。天下的宰相，一定是道德高尚、德行厚重，名节完备而才略高强，天下人明白地佩服他，知道他可以担任宰相。有的人已经担任宰相而离去，天下人遗憾他还有未尽之处，希望他再次有所作为。这样的人，尚未任相时天下人就希望他任相，已经任相时天下人就喜欢他，离任后天下人还想挽留他。这种人只是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天下也没有不同的议论。所以说，宰相不嫌年老。至于将领就不是这样。所谓宿将，功业已经成就，名位已经很高，富贵已经达到极点；肥沃的田地、华美的宅第、金玉珍宝充满家中，歌童舞女陪伴，沉湎于宴饮享乐，内心也被这些事浸透。从前精明的谋略，如今将要暗淡；从前勇猛果断的气概，如今将要废弛。天下太平无事时，他说：‘朝廷如果有事，不用我就不能成功。’等到真的有事，叫他舍弃最喜爱的生活，承担最忧虑的责任，拿他最珍爱的身体，投到必死之地，他就会害怕。把如今的畏惧和从前的骄傲合在一起，哪里去会不失败呢？所以说，将领不嫌年轻。富人建造房屋，有了柱子却还没有栋梁，有了栋梁却还没有横梁，于是走遍全国寻找大木材，三年后才在千里之外找到，大概是生长了千百年的松树、樟树、豫章之类。房屋建成后，富人得了病，有个庸医看见他从前求取木材的心意，便献上自己收藏了一百年的天雄、乌喙，说：‘这些可以治好病。’他不知道木材不老就不坚固，药材不新就没有效力。今年的药，到明年已经陈旧枯萎；而收藏百年的天雄、乌喙，与腐朽的土壤有什么区别？还能够治病吗？这就是将领和宰相新旧之别。李广在汉代时，骁勇雄杰、才华出众，汉君知道，天下知道，匈奴也知道。李广内心骄傲，自以为天下无人，认为汉朝的将领如果没有自己就不行。然而卫青、霍去病从外戚之家崛起，与单于争胜负，深入大漠，直捣龙庭；李广却因为错过期限而没有功劳，最终死去。开元以后，王忠嗣、哥舒翰的威名和边功，天下第一，天下人都认为一天也不能没有王忠嗣和哥舒翰。等到幽陵的盗乱兴起，朝廷措手不及，王忠嗣已经不在了，任用哥舒翰却又失败；后来重新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的，竟是一个此前没有功劳的郭子仪，以及王忠嗣部曲中的一员李光弼。当李广声势最盛的时候，当王忠嗣、哥舒翰建立巨大功名的时候，天下哪里知道还有卫青、霍去病、李光弼、郭子仪呢？这样看来，宿将和新人，并不容易用谁轻谁重来衡量。况且一个人有才能，谁没有自我欣赏之心？对于富贵功名，谁没有希望得到的愿望？自我欣赏自己的才能，就一定会寻求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志于富贵功名，就一定会寻求方法来取得它。这就像擅长书法的人乐于替别人写字，嗜好饮酒的人只要能够得到酒，就没有不去做的。如果不利用他们想自我施展的心理，激发他们去取得功名，却说‘我一定要得到宿将’，也是糊涂了。因此臣认为，今天选拔将领，不如选择新进儒士中通达敏捷、沉毅雄健的人，选择在行军作战方面曾经有声誉的人，选择参加武举而有真实才学、不只是空有文章的人，选择士卒中有才能、能够自我显异的人，选择地位卑贱却有本领、没有机会自我显达的人，选择豪强狡猾、虽有过错但可以用才能赎罪的人。君主和宰相若能留意，在众人之中不露痕迹地辨识他们，无缘无故地把他们置于万众之上，也许就能像汉高祖得到韩信那样，又何必担心天下没有将领呢？《论人心可畏疏》【陈良傅】怀疑寿皇，是虚妄的忧虑；失去人心，才是真实的祸患。如今满朝臣子都进谏而陛下不听，百官已经离心离德了。四次参加常朝，宰执以下没有一个人站立入班，这是失去了满朝臣子的心。全国都非难陛下，陛下却不顾惜，军民都在怨恨诽谤了。有的人甚至伪造诏书，敢于直接指斥，这是失去了全国人的心。至于吴挺死后，半年还没有任命将领；张孝若被杀，数月还没有讨伐贼人。又如班直在殿庭侍候试验，侍从在郊外等待命令，往往都被冷漠地置之不理。那些事情与寿皇有什么关系？陛下却独自固执地坚持并实行，又有所谓全天下都因此惶惑，却不再感到奇怪的事情，这难道不足以失去全天下人的心吗？不只是这样，人情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如今仗下的士卒都苦于晚朝，已经报到入班，却有人吐唾沫也不回头顾及，臣不知道禁卫军的内心究竟怎样。人情喜欢亲近而忧虑疏远，如今自合门长官、御药院官员以下，竟然都不能有一个到达近旁；曾经一天驱逐数十人，臣不知道近侍亲信的内心究竟怎样。更严重的是，嘉邸有了孩子却不奏报，掖庭有了丧事却不发丧，臣又不知道宫中、后妃的内心究竟怎样。陛下试着想一想这些，难道还不能说自己孤立吗？难道还不能说人人自危吗？然而，消除疑虑、转忧为喜，就在皱眉之间；把祸患转为福气，也在反掌之间。为什么呢？今天的事情，不像敌国对阵那样难以平息，也不像强臣跋扈那样难以制服，更不像天下四分五裂那样难以收拾，只是因为圣意对寿皇的忧虑和疑忌过度，导致人心不服罢了。圣意一旦释然，人心就会安定。因此今天到宫中去，人心就会因为今天而解除疑虑；明天到宫中去，人心就会因为明天而解除疑虑。既然这样，陛下何苦固执滞留，使事情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呢？《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一 《奉天殿灾上疏》【明·邹缉】

译臣恭敬地接到诏书，得知本月初八日奉天殿发生火灾，陛下诏谕文武群臣，询问导致灾祸的原因，命臣等逐条陈述，不得隐瞒，使陛下知道警惧，以挽回上天的意旨。臣思量陛下敬天勤民的心意，极其深切，从未稍有懈怠；但群臣奉行时有违背本意之处，所以不能没有一些过失，以致下民失去生计，怨恨诽谤在上面兴起，上天顾念而降下谴责惩罚。陛下心怀警惧，询问群臣；只是臣愚昧浅陋，不能认识导致灾祸的原因，但凡有所见，不敢就此隐瞒，谨将耳闻目见采集起来，上呈圣上阅览，恭请陛下稍加察看。臣切以为，皇上继承太祖高皇帝的统绪，建立两京，本来是要为子孙帝王建立万世的大业根基，作为天下万民尊崇仰望的根本。自从开始营建北京以来，圣上焦虑劳心，近二十年了，工程功力浩大，费用不可计数；调度既广，科派也繁重。群臣不能深切体察圣上的心意，导致安排失当，所需没有限度，聚敛刻剥的人很多，内外大小官员动辄达到千百人，使他们坐在那里彼此蚕食，耗费钱粮，却对事情没有益处。因此耗尽百姓的脂膏骨髓，仍不足以供给工程使用；由此财用匮乏，却不知道如何谋划，百姓贫困无告，仍然没有得到体恤。百姓赖以生存的，不过是衣食；可是百姓数以百万计，终年在官府服役，既不能保全父母妻子，满足安乐生活的愿望，又不能亲自耕种田地，从事劳作，使耕种不能按时进行，农桑事业荒废；官府还要进一步加重征求，所取没有尽头，甚至让百姓代替缴纳桑树、枣树来供烧火使用，剥取桑皮作为造纸的原料，百姓的衣食便没有了依靠。加上官府和胥吏横行征收、暴虐敛取，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满室都是忧愁叹息。比如前两年采买青绿颜料，本来不是当地的出产，却动辄摊派给一千几百户。百姓无从取得，便相互集合钱钞，到各处收买；每一斤大青要一万六千贯钱。等到送纳时，又常常因为不合标准而不肯收取，来回转折，必须用两万贯钱钞才能送进收下一斤，而这些颜料的用量还不足以支付一根柱子、一根椽子的费用。后来已经派官员到产地采办，府县的采办却仍不停下，原来是因为工匠计算材料时，只顾多行摊派，把多取的部分作为获利，不顾百姓办理的艰难；这又是危害最严重的一项。然而这只不过是采办中的一件罢了，其他事情更是多得不能尽述。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是京师的根本。人民安定，京师就安定；京师安定，国家根本就稳固，天下也就安定。这是自然的形势。然而自从营建以来，负责办事的人不思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不谋求使他们安定，反而让一群工匠小人假借威势，驱赶迫使百姓迁徙。命令刚发出，就要他们立即行动；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房屋已经被毁坏。有的摧毁墙壁，有的砸碎屋瓦，使孤儿寡妇坐着承受驱迫，哭泣呼号，束手无策。有时正值严冬酷寒，有时正值酷暑淫雨，妻子儿女暴露在外，不能自我遮蔽；仓促逼迫之中，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迁到的地方房屋刚刚修好，又再次驱令他们迁往别处。甚至有迁徙三四次仍不能安定的。等他们离开以后，空出的土地过了一个多月，工程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陛下爱护百姓本来十分深厚，但负责工程的小人横加伤害百姓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却全都不知道。这就是京师百姓受到伤害、不能没有怨恨诽谤的原因。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的祸害侵及百姓的膏脂骨髓。朝廷每派一个人出差，就是给这个人谋求养活自己的办法。他们征求索取，责令交纳，到了没有限量的程度；州县官吏应付奉承，唯恐来不及。偶尔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之意、不肯迎合办理的人，等他回来，便加以诬陷，说他不肯办事。朝廷不加审察，立即给他加罪，使他无法自我申明。因此，外地藩司、府、县的官员，听说钦差官到来，便望风接待，唯恐落后；上下之间公然行贿受贿，毫无畏惧，剥削下民而媚事上级，和做交易没有区别。贪污成风，大家却安然不以为怪。百姓所积蓄的能有多少，而内外上下这样索取，难道能没有怨恨诽谤吗？现在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地的百姓遭受饥荒，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甚至剥树皮、挖草根、簸取稗子来充饥；官府没有储蓄，不能赈济。老少流离迁徙，跌倒在道路上，卖妻卖子来求得暂时活命。百姓贫困、财物匮乏到了这种地步，徭役却仍不停，征敛也不止。京师之内聚集僧道几万多人，每天食用官仓米一百多石，却使天下百姓连糠秕都不足，甚至要吃草木。这也是耗损粮食来供养无用之人的表现。至于报效军士，朝廷给他们丰厚的粮饷赏赐，让他们服役，他们却骄傲放纵，不履行通常的差役，只是游走往来，扰害良民。这不过是奸诈之人害怕回到原来的军籍、承担科役难以忍受，借这个名义图谋逃避，并不是真有报效之心。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信任使用吗？朝廷每年命令天下有关官府织造锦缎、铸造铜钱，派内官携带这些东西前往外藩和西北买马，收取货物的价值通常达数千万，而实际取得的往往连其中一二也不到；耗费中原、糜烂民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钱币流出外国，自古就有禁令，如今却竭尽天下所有的钱财给他们，这可以说是失当了。马匹送来虽然很多，大多都是劣马，分给百姓饲养；马多而人少，饲养不前，等到马匹死亡受伤，便总是命令赔偿。养马户贫困了，就又卖儿卖女，仍然不能偿还。国家所依赖的是人民；人民已经耗损，土地空虚，养马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这又是危害很大的一项。晋武帝把边地人民迁到河南内地，群臣都劝谏，认为不可，担心给后世留下祸患；武帝不听，后来终于导致五部之乱。如今却允许蒙古人进入中国，赐给他们鞍马、弓箭、房屋、牛羊、衣服、盛放器具和供帐来接待他们；这些人都是窥探中国虚实的奸细，尤其不可如此。

译人没有不安于故土、看重迁徙的，何况蕃夷的习俗既然不同，性情也各异，难道肯背弃原来的主人，离开故乡而居住在中国吗？这其中一定有可疑之处，不可不加察看。现在应当在他们来朝之后，立即遣送回本国，不必把他们留下，作为后世子孙的祸患。至于宫观祷祠的事情，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当深切戒备；汉武帝曾经竭尽心力追求神仙，最终却没有得到验证，反而被后世讥笑，也应当废除断绝。古人说，过度的祠祀没有福报，何况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耗费财物、妄自支出，使国家费用没有限度，也属于这种情况。以上这些事情，都足以损伤和气，下则失去民心，上则违背天意；怨恨诽谤的兴起，实在由此而来。奉天殿是陛下举行正朝的殿堂，用来朝见群臣、发布号令，是发布政令的地方，就是古人所谓的明堂；而灾祸首先降临到这里，灾祸之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变故。若不反省自身、责备自己，深入察究导致灾祸的原因，广泛施行恩泽，改革政治教化，以疏通洗涤天下穷困之人的困境，就不能挽回上天谴怒的意旨。应对上天必须靠实际行动，不能靠文饰。臣愿陛下立即颁下明诏，遣散工匠和营造人员，停止劳役，使天下百姓能够实现父母妻子彼此安定、相互养活的愿望；停止断绝下番买马的差役，不要再派出；四夷外国前来朝贡的，赏赐并遣送他们回去，不要让他们久居中国；有愿意留下的，也应当遣令出境。姑且等三四年以后，再慢慢议论恢复这些事情。四夷归附朝贡，虽然足以成为中国的盛事，但让他们长久居住在这里，窥见中国的虚实，恐怕不是当今适宜的做法，也不是后世的利益。他们都习惯武勇，不畏惧强暴，只是贪求中国的财货罢了。一旦对他们的待遇有所不足，他们必然会成为中国的祸患。冗官滥员，应当淘汰，让他们回归田里；其中有可以任用的，也让他们暂时回去，等官职有空缺时再取用。选拔贤才，重新实行荐举，严格考核官吏。凡有贪赃、贪婪、败坏政治、破坏法令、危害百姓的人，在内则命六卿大臣和监察御史，在外则命按察司官员查核事实，治罪罢黜，不要再宽免。若有廉洁能干的官员，功绩显著，准许保举到朝廷，酌量加以升擢，使人受到劝勉。总的说来，敦厚教化，厚重风俗，勉励廉耻，劝导善行，这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善行得到劝勉，恶行受到惩罚，廉耻之道树立起来，奸诈贪婪的风气自然停止。此前还有监生、生员上告请求作为独子侍奉父母，因而获罪、发配充军的，也请予以赦免，召回他们，使他们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因为其中也有先上告侍奉父母，后来因父母去世已经出仕的，有关官府不加分别处理，一概查出发配充军；这些事情都损害了治理体制，难以给后世垂示训诫。至于宫庙祷祠之事，也应当废除断绝，不要听信那些妄说。近来大赦天下时，司法部门拘泥于通常条文，对于罪行并不重大、按理应当赦免的，仍然拘禁，也请加重洗涤宽宥，使他们能够自新。曾经做过京官的，应当降调外任，不要恢复原来的职务。免除租税，一切征敛、科派和不急需的事务，都请全部停止。饥荒中的百姓，应当命当地有关官府发放仓粮赈济；若官仓粮食不足，就劝令大户人家拿出粮食赈济，由官府主持，等到丰收后再让百姓偿还。这些都是天下的大计，是用来保全安定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成为国家千万年无穷命脉的措施。若都能举行，人心就会欢悦，和气可以达到。民心既然稳固，国家根本更加安定。要为天下苍生谋福，为子孙帝王建立万世根基，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国家所依靠而得以长久的，是天命和人心；而天命所在，常常根据人心来决定取舍，从来没有不得人心却能够保有天命的。也从来没有人心已经归附而天命却不归附的。要使人心和顺，必须敦厚教化，必须修明礼让，必须使百姓能够在乡里之间安居生养。教化施行、礼让兴起，人们就懂得父子、君臣的教诲，明白尊君亲上的道理；这样即使让他们承担事务、驱使他们服役，虽然劳苦也不会怨恨。生养得到满足、衣食充足，人们就懂得廉耻，思念与妻子享乐，保全亲族，盗贼就会止息，不会再有争夺凌暴的风气。如此人心和顺归附，天命凝聚稳固，国家长久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奸人和百姓中那些用诡诈方术、异端邪说迷惑人的，应当压制断绝并加以禁止，使他们不扰乱我朝百姓的教化。明确实行赏罚，统一号令，使人有所遵守而不陷于疑惑。赏赐要有节制，不至于滥施恩惠；财物支出要有正当来源和规定，不至于妄费，这样国家根本就能充实，财用可以宽裕而不至于空乏。有关官府和百官，要使他们的俸禄完备，使他们有条件养成廉耻。天下百姓能够在田里之间休养生息，而官府官吏没有贪婪残暴、虐害百姓的政治，灾害就不会发生，太平也可以达到。人心既然和顺，天命有所归属，国家的根本自然稳固；这确实是国家最重要的谋略，是保安天下、消除灾变的重大措施。至于边防守御的臣子，应当命令他们整顿军队，谨慎察看烽火台和守望设施，以防备盗寇；这也是他们应当在祸患尚未发生时考虑的事情。如今上天的意思已经这样，灾变达到极点，不宜再有所营造，以加重百姓劳苦；应当回到南京，恭敬拜谒陵墓和宗庙，把灾变的缘故告知先祖，保养圣上的身体，在无为中休息。几年以后，天意已经挽回，才可以开始营建；不应听信小人的话，再兴起什么工程，以致后来误导陛下。那些小人不懂得国家忧患的大计，只想阿谀奉承、顺从圣意，以求侥幸获得恩宠罢了。如果再听信他们的话，认为没有害处，那么误导陛下就更加严重，恐怕并非国家的利益。臣不能胜任这份恳切忠心，冒着遭受斧钺诛杀的危险，谨陈述自己的愚见来答复明诏，冒犯天威，实在恐惧万分，等待治罪。只希望陛下怜悯我的狂妄愚昧，稍加听察鉴谅。《缉熙圣学疏》【薛瑄】

译臣私下看到，近来有臣下进言，希望开设经筵来不断光明圣学。这件事虽然承蒙圣德允许采纳，却还没有施行。大概是想等军务平定以后再开讲。臣愚昧地认为，正当圣主中兴之时、国运艰难之日，正是讲论为学和治国之道的时候，不可一日拖延。从前汉光武帝亲自披甲戴盔，讨伐平定群凶，尚且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讨论道理，在军旅之间从未有一天废弃学习，所以能够把群盗看得如鸿毛般轻易平定，恢复大业如反掌般容易。唐太宗兴起义兵，扫除寇乱，当时在潜邸跟随他起兵的人，都是有文学和智谋之士，长久以来相互讨论为学和致治的道理，到了乙夜还在阅读，身体忘记了疲倦，所以能够削平僭伪势力，拯救百姓。这就是讲学有助于平定大难。近来漠北的小丑，虽然横行作寇，但内外各有抵御外侮的人；堂堂天下一经施行号令，就会如风吹草偃，并不是汉唐草创混乱的时期。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稍稍放缓讲学的事情吗？恭请皇上命廷臣集议经筵仪式，务求简约，不崇尚奢华；仍广泛选取公卿、侍从中有文学修养的臣子，要求他们学术纯正、操守端方、谋略深远、才识卓越、通达古今、明练治国体要，选一二十人，使他们轮流入值。恭逢皇上临朝以外的空闲时间，每天驾临便殿，立即召各位臣子进讲。所讲的书，先讲《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兼讲《春秋》《尚书》和各史书；《资治通鉴》《纲目》务必详细陈说圣贤修身治人的要旨，恳切启发告诫帝王端正心术、施行政事的方法，直到唐虞三代以及汉唐宋以来，君主实行什么道理天下才安定，因为什么事情天下才变乱，以及赏善罚恶的典章、任用贤能去除奸邪的道理，无不全部陈述在皇上面前。这样，劝讲的官员大概就能够每天修明自己的职责。讲官的职责既然得到履行，虽然皇上聪明的资质确实是上天所赐，但朝夕不断光明圣学、启发辅佐的力量，也有助于圣心。圣德日益明朗，用来修明治国之道，就能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从而使治国之道收到修明的成效；用来抵御外侮，就能整顿军政、选拔将帅、训练士卒、讨伐仇敌，从而使仇敌有被消灭的期限。这就是讲学有助于成就大功、平定大难，应当赶快实行而不应拖延的原因。《议和蕃不便疏》【于谦】据镇守大同的参将许贵上奏，想要同贼寇讲和，暂时显示停止战争，等人马强壮以后，秘密制定讨伐计划。臣认为，贼首额森自恃桀骜的姿态，纠合敢死之众，既侵犯边境，又拘留上皇；后来再次入寇京畿，震惊陵庙，这种仇恨岂能说尽？况且只论和议这件事，去年秋冬之间，正是敌势强盛的时候，朝廷也曾派人携带金帛出使敌营；贿赂刚送进穹庐，敌骑已经到了关口。朝廷清楚看见敌人的狡诈，知道和谈不足依靠，因此断绝使者往来，只命令边将大力修治武备，以振奋人心，坚守城池，视时机决定作战或防守。如今许贵又上奏讲和之议，臣等切实考虑今日的形势，按道理和按形势都不能讲和。为什么呢？中国与寇敌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讲和就是背弃君父、忘记大义，这是道理上不能讲和。敌人又贪婪而多诈，万一和议实行以后，他们提出无厌足的要求和非分的期望，顺从他们就无法违背，不顺从他们就会立即变故，这是形势上不能讲和。假如认为敌人强大难以制服，姑且依从和议来缓解兵势，臣等请用前代的事来验证：宋真宗澶渊之战时，契丹军队屡次被我军击退阻挡，结盟以后，朝廷尚且每年输送银帛。到了末世徽宗、钦宗被俘北去，中国的名将如张、韩、刘、岳等人，多次击败金军；等奸臣秦桧一心主张和议，朝廷既割让疆土给金人，又输送岁币贿赂他们，甚至降低、废除尊号，忍受耻辱，委屈自己求和，最终导致人心离散，国势衰败，直到无法挽救成败才罢休。援引古事证明今日，和议不足以依靠，已经十分明显。如今的计划，不如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养成威势、积蓄锐气；贼寇若来侵犯，就相机剿杀；贼寇若远远逃走，不要贪图战利品而穷追。万一敌人又有大举入寇的谋划，那么我军操练有素，加上将帅奋发图强，臣等当以死效力，图谋剿灭敌人，以洗雪国耻，必定不落在敌人之下。或者上天厌弃战乱，敌人自己知道多次入寇无利，派使者入贡，那么便酌量给予赏赐，遣送他们回去，也不拒绝罢了。若想由朝廷先派使臣到他们那里通好，就是向他们显示我方软弱，开启他们轻侮之心，万万不可。这就是当前的要务，也是臣等愚昧的意见。《纠劾避事武臣疏》【于谦】

译我曾说，竭尽力量、奉行忠诚，是做人臣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怀藏奸心、逃避事务，是国法难以容忍的。臣私下考察宁远伯任礼，本来凭借平庸浅陋而忝居重任，所应当做的是感激奋发，不避艰险，竭尽犬马之劳，以图报答些许恩德。如今他表面上表示退让谦逊，内心却藏着欺诈谋划；身居显贵荣耀，内心却没有报效之意。他穿着锦绣、享受膏粱，放纵欲望并以此为能；对于铠甲兵器，全部置之不问。前些年镇守甘肃，只顾经营私利、谋求自身利益，不能抵御外侮、安定边疆。看到边务正繁重，便上章辞职。既然承蒙召回赴京，本应辞去俸禄而退职；他却又不安守本分，另有非分希求。他谋划嘱托昌平侯杨洪上奏保荐，说他曾经经历战阵，精神还没有衰退，请求让他统领军队以备调用。已经承蒙钦准，如今任礼在三千营同杨洪操练军马，却没有一点长处可以称道，也没有一条策略可以施行。近来本官查得，紫荆、白羊、倒马关口等处，以及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都是屏蔽京师的紧要关口和冲要之地，应当增加兵力防守，派将领巡察督理。议定拟拨官军，委派官员统领前往。臣等考虑任礼是先朝旧臣、边地宿将，如果选拔任用他，必定能够尽力尽忠，难道只是希望他抵御外侮、挫败敌人，实际上还要依赖他发号施令、指挥调度。臣等请求下诏命本官统领军队，在上述各地关口内外往来巡守，已经于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命令任礼恭敬遵行。哪里料到任礼不顾人臣之义，始终怀有辜负国家的心，竟上奏说年老不能统领军队。仔细考察任礼先前经杨洪推荐在京城管理操练军马时，欣然任事，完全没有为难的神色；等改派他前往京畿巡守，却立即声称年老有病，不肯启程。臣等私下认为，周朝姜尚八十岁还辅佐武王灭纣兴周；汉朝赵充国七十多岁还请求亲自率军屯田，以降服先零。如今任礼的年纪还没有姜尚、赵充国那么大，何况各关各城距离京师并不远；正值人心动摇、国运艰难之时，本官个人的安危荣辱，实在同国家共同承担。如今他却不思考舍弃自身来救济危难，竟敢违抗命令、辜负恩德；推究他的本心，实在出于奸诈谋划，论罪应当加以最重的刑典。又考察杨洪明知任礼倚仗年老推托奸诈，不肯尽心为国，意在擅自作威作福、暗中邀取人心听从自己的嘱托，却含糊蒙昧地加以荐举。任礼、杨洪都是大臣，承受的恩德深重，手中掌握兵权，身系国家安危，却还要欺骗自己的良心、玩弄法令，退缩推诿。像这样观望退缩，将拿什么来做群臣的表率、成为朝廷的依靠呢？应当把各官一并拘拿送交司法部门，彻底审问，按重罪治罪，用来作为人臣怀奸不忠、欺骗上级、违抗命令的警戒。《奏免征大同税粮疏》【于谦】

译臣因为大同地方百姓贫困、年成歉收，具奏请求免除并停止征收税粮。近来接到户部发来的公文，似乎认为臣的话是妄说。臣看户部所议，有一条说：“宣德十六年大同发生灾害，州县卫所已经按照规定数额免除了无灾地区的税粮，不知为什么要停止征收。”臣认为大同连年饥荒，小民贫苦；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一斗米几乎值三钱，情势到了极点，说也说不尽。至于从前上报灾伤不真实，那是有关官府不体恤百姓隐情的罪过，难道可以因此就认定大同有不受灾的地方、有不挨饿的百姓吗？户部所议又有一条说：“大同一镇，本部发给的钱粮很多。”大同所领取的户部钱粮，是用来供给军马调度的，本来没有听说户部发几万两银子救济某县的饥荒，也没有听说发几万两银子宽免某州的税收。如今竟以此来堵塞臣的谋划，就好像因为东家欠债，便夺取西邻的契约一样。户部所议又有一条说：“本镇每年征收不足以供给每年使用；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官府储藏的财物若足以接济，那么百姓拖欠的税赋才可以宽免征收。”臣愚昧，不能远举古代事例，姑且说成化年间山西、陕西发生饥荒时，那时朝廷也曾从太仓发出数十万两银子出外赈济。臣愚昧，不知道当时发银子的时候，各地官府所有的财物难道都处处有余吗？也就是说，当时是官府所存已经耗尽以后才发出银子；又不知道当时各地赈济百姓以后，是否仍然征收税粮。大同的饥荒，实际上与那时相同而且更加严重。既然赈济已经得不到，求免税粮又不被允许，那么大同百姓既不能同往日山西、陕西的百姓相比，也不能同今日山东、直隶的百姓相比。边地百姓的苦处，比腹里地区尤其严重。腹里每亩征草二束，大同却每亩四束；腹里税粮常有较轻的定额，而大同除存留部分之外，全部供给王府禄米，这是第一种苦处。土地寒冷、霜降很早，耕种和收获不能按时进行，有时还担心灾患导致人畜一同死亡，这是第二种苦处。军粮储备不足，常常调动人马，动辄搜取民间，名义上虽说是和买，实际上危害无法形容，这是第三种苦处。商贩往来不通，没有贸易的利益，这是第四种苦处。州县长官中举人很少，进士更是绝无，仅仅知道索取钱财，不知道抚养百姓；各卫所的首领官员以及分守、守备、内臣又肩并肩地站在各处，都需要百姓供给，百姓少而官员多，这是第五种苦处。因此几十年来，村邑萧条，户籍凋零，与成化、弘治以前相比，已经十去六七；如果对此不加体恤，必然最终没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难道还会有大同吗？既然没有大同，难道还会有京师吗？边地百姓是用来捍卫腹里地区的，朝廷的恩泽，难道不应当特别优厚吗？如今他们却有腹里地区没有的苦处，却没有腹里地区所有的恩惠，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同北面有强敌，南面有矿贼，号称“虎头”的势力又时常突然发动。如今州县小民只因拥有一升一斗粮食，便被强盗杀死的并不少。其中有兄弟三四人的，也有亲戚三四人的；这样的情势，难道能不加考虑吗？人心离散归附，往往有细微而隐伏的征兆，朝廷之上固然知道这不是最急迫的事情；但等到变故产生、祸患发生，难道就不需要花费财物吗？户部所说“上天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确实是至理。臣愚昧，不知道今天的财货究竟在官府手中吗？如果认为如今天下家家给足、人人丰足，臣虽然没有才德，也绝不敢用这种话欺骗陛下。从前先帝临朝，号称积存财物；像权奸刘瑾、宸濠、钱宁、江彬、张锐之类，都富裕得可以与国家相比，如今都已抄没归官。当时内府难道没有掌管的人吗？难道没有文簿登记收存吗？这里正是今日财赋的根源所在，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正应当只从这里追查，核对它的收支，把财物全部归还太仓，使宫闱不得占据，贵戚、内臣不得任意盗取。一份奏疏不被允许，就再上一疏请求；再疏不被允许，就上第三疏请求；三疏仍不被允许，就以自身的进退来坚持。后来继任的人又这样做，那么圣明之上，难道会始终没有被听从的时候吗？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实际就在这里。如果把这些财物都交到左右近侍、宫闱、贵戚手中，不能一定取得，却只向百姓索取，那么这就不是今日圣明的治理，也不是天下对户部的期望。户部所议又有一条说：“如果依照所议停止征收、全部免除，将怎样处理？从哪里拨放钱粮？”臣愚昧地认为，处理的办法，只有竭力请求动用内帑银两。臣听说古代贤圣君臣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也自有办法。从前汉文帝认为修建露台要耗费百金而爱惜这笔开支，宠爱的慎夫人穿衣也不让衣裾拖地；并且这一年赐给百姓田租，第二年又赐给百姓田租。卫文侯穿粗布衣服，初年只有三十辆车，末年却有三百辆。如今朝廷上下，内外官员凭荫袭职的事情日益泛滥，书写的贵戚赏赐文书被占据，横行而无法控制；司礼监奏请设置内臣的事情也不断增加，进言者多次提及，却没有得到抑制。因此糜烂财赋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这正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忧虑的。如今却对已经没有一点剩余的百姓，还琐碎地追求充盈财赋，这是什么道理？臣先前上奏请求免粮，户部命令臣查考各处，结果如今有关官府停征一事两边都没有着落。臣近日又上奏边务，也没有接到明白的指示。施行政务从容不迫，固然是圣明宽裕博大的气度；然而对臣等小臣努力办事、谋求建功、承受皇恩而传播教化来说，不免拖延年月。伏请陛下特地下诏命户部查核臣所奏，如果是虚妄荒诞，请立即加罪谴责，向天下明示，作为人臣不忠的警戒；如果确有道理，请立即施行。《登极建言疏》【刘定之】

译题为陈述登极后的建议。臣看自古以来，近边的祸患没有比今日更严重的了。古代如晋怀帝、愍帝陷于匈奴，宋徽宗、钦宗陷于女真，当时都是因为边塞从外部被攻破，藩镇从内部溃败，救援不能会合，流离迁徙而无处可去，随后才有天子蒙尘的祸患。没有像今天这样，天下这么广大，几十万军民，却奉送上皇到了漠外，把他交给瓦剌。至于晋、宋遭受这种祸患以后，元帝继承统绪，高宗继承帝位，都舍弃旧都，偏安一隅，但还能够奋起衰败的力量，抵御正强盛的敌人，使刘曜、石勒收敛残暴的气焰，不侵扰梓宫；韦后也因他们讲和而得以归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额森乘胜入寇，直抵京城，带着上皇到来；而天下如此广大、几十万军民，既不能奋勇作战击破敌人，也不能约定和议迎接圣驾，任凭敌人自己来，也任凭敌人自己离去。国家势力衰弱已经很久了，虽然不是陛下立即就能使它强盛的，但难道不应当思考自我强盛的办法并努力实行吗？臣愚昧无知，冒昧逐条陈述所见，等待陛下采纳选择。第一条是战阵。臣看前次作战，只知道闭营坚守，假托持重的说法，却不能出奇制胜、竭尽力量来取得胜利，甚至前队失败，后队不救；左哨出动，右哨也不跟随。应当仿照宋代吴玠、吴璘兄弟三叠阵的方法：第一列持刀盾蹲伏，等待敌阵最低处；第二列持矛、戟、大枪立在地上，等待敌阵稍高处；最后一列是骑兵弓箭手，敌阵最高处。敌人到来时，各列可以彼此倚靠，轮流救护，大概不至于狼狈。敌骑来时奔腾冲突，必然要靠刀斧来制服。过去郭子仪击破安禄山的胡骑，使用八千人手持长刀，像墙一样推进；韩世忠击破金人的拐子马，使用五百人手持长斧，上面砍人的胸部，下面钩削马脚。由此说来，刀斧挥舞便利迅速，胜过火枪的迟缓踉跄。第二条是守御。前次紫荆、居庸等关，既不能抵御寇敌进入，也不能阻止寇敌出去，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却是平坦道路。敌骑到来，就像长风驱赶云雾，空旷无所阻碍。这是因为士兵少而弱，亭障破败，路径疏漏，并不是一天两天积累造成的。如今应当增加士兵，修缮亭障，堵塞小路，如同古代划定疆界、分区防守的时候。根据陆地地形，纵横挖掘壕沟，称为地网；根据水泉地形，遇到适当地方就蓄积水，称为水柜；或者多种植榆树、柳树来阻挡敌骑冲突，或者多招募土兵来帮助官军。这些都是古人曾经实行过的办法，必定有效。如今武夫悍将多说古法不可拘泥，但商代的贤相不是说过吗？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想要成就长久的事业，便不是伊说所听闻的道理。这是我这个老朽腐儒所相信的话。第三条是通使。担任使者，要求内心怀有忠诚信义，外在具有言语才能。从前汉文帝派陆贾出使南越，能够使赵佗屈膝，取消僭越的称号；宋仁宗派富弼出使契丹，能够缔结华夷盟约，停止战争。像富弼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内怀忠信而能言善辩的人。为什么过去专门让译人和商贩担任呢？今后应当任用文武贤臣，选定正式使者；让通达敏捷的人担任副使或随行人员，详细记录对方的一举一动和言语，回来时全部载明上奏，这样大概不至于招致事端、引起战争。第四条是处置降蕃。近年来投降的蕃人，都留居京师，授给官职，发给全额俸禄。这些人不是我族类，内心必然不同，所以前些时候有的冲破关塞逃回故土，有的乘机袭击掠夺京畿。现在应当趁大军聚集之时迁徙他们的部众，远远安置在南方；禁止他们的部落互相通婚，改变他们的服装，不许仍然遵循夷俗。或者把他们编入军队，使他们同中国军队混杂，以便牵制；或者把他们编为民户，使他们同中国百姓的里甲交错居住，以便受到教化。何况还可以节省发给全额俸禄的费用，减少漕运转输的劳苦。臣曾经在上皇在位时说过这些话，只是智谋浅短，不足以使圣上听取。然而如今的祸患，已经可以作为鉴戒。第五条是训练军队。天下百姓中，农夫生产粮食，织女生产布帛，输纳给皇上的，大多是用来养兵的。天下士兵从仓库领取粮食，从府库领取布帛，训练武艺，是为了国家。以前士兵从官府领取粮布，却把每月的钱交给私人，于是手上不练习攻伐击刺的技法，脚下不练习坐、起、进、退的规范，眼睛不认识旗帜的颜色，耳朵听不懂金鼓的节奏；只看见他们有的背负贩运货物做商人，有的学习技艺做工匠，而工商所得仅仅够补贴每月的钱。百姓的膏血、士兵的力量，都变成了金银，反而帮助了奸邪。一旦把他们全都率领去面对敌人，就像驱赶牛羊去抵挡虎狼，哪有不败的道理？如今应当痛切革除月钱的弊端，创立更新的操练制度；将帅中有沿袭旧弊而不改的，可以处死；怠慢新政、不肯用心的，可以降职。士卒训练日久以后，选拔其中勇猛精锐的，淘汰其中疲弱无能的，粮饷赏赐要丰厚。这样费用就可以节省缩减。第六条是抚恤百姓。养兵的费用既然出自百姓，军队失败的祸患又由百姓承受，开始时出钱，最后又受祸，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何况守令对百姓的刻剥，就像将帅对士兵的刻剥一样。如今对于平常考核中应当黜退的，以及三年朝觐时应当弹劾纠察的，都应当加重惩罚而不宽纵。至于大臣举荐的官员犯有贪赃私弊，必须牵连举荐他的官员。恩惠不施加给贪官，贪官就会减少；惩罚不宽免举荐者，举荐者就会谨慎。百姓难道不会得到好处吗？百姓安定，国家根本就稳固；即使敌人在外侵犯，国家根本在内部稳固，这就是保卫国家长久存在的好谋略。难道可以因为眼前无暇顾及，就说这件事迂阔迟缓吗？第七条是选拔将领。将领之才很难由上天生出，难道将才只存在于将门之中吗？贩卖丝帛的人、屠狗的人，汉朝曾依赖他们建立王业；穿粗布衣服、摸虱子的人，秦国曾依赖他建立霸业。至于赵括，难道不是赵奢的儿子吗？然而他却在白起手下丧命；王离，难道不是王翦的孙子吗？然而他却被项羽擒住。如今国家任用将领，有出自将门之中的，如石亨、杨洪；有出自将门之外的，如于谦、杨善。

译然而，既然将领能够识别将领，就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不拘泥于门第和籍贯；有的凭勇力，有的凭谋略。其余公卿和侍从，也应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量才任用，这样或许可以选拔十人得到五人，听到一件事便能推知两件事。将领人才由此就会充足了。第八是赏罚。有军队和将领却没有赏罚，就如同没有军队和将领一样。将领没有赏罚就无法统率军队，君主没有赏罚就无法统率将领。昨天派石亨、于谦等率兵抵御敌寇，没有听说他们击溃敌人、迎回銮驾，只不过交替胜负、彼此杀伤罢了。即使不足以处罚，也不足以奖赏。如今石亨从伯爵升为侯爵，于谦由二品升为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却只看见他们受到奖赏，这难道不会使忠臣义士的心懈怠吗？从前汉朝谋划恢复旧业，所依靠的是诸葛亮；宋朝谋划恢复旧业，所依靠的是张浚。他们二人都一向以忠义著称，功业也早已建立。到了街亭之战失利时，诸葛亮便降为丞相的名号；符离之战没有取胜时，张浚便被解除都督职务。等到后来取得成效，才恢复原来的官职。如今应当让石亨等只担任原来的职务，不要授予新升的爵位，以此崇尚廉耻的节操，激发抵御敌人的志气。将来功勋和声名显著，再加爵位和赏赐，又何必担心晚呢？已经给予了却不忍心收回，是姑息的政治；已经晋升了却不肯退下，是害怕失去的心理。上面不实行姑息的政治，下面不怀有害怕失去的心理，那么天下太平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至于昨天，有人在阵前战死，有人丢弃关隘而苟生，也应当赶快分别加以赏罚，这样或许恩惠能施及卑微之人，使人知道应当勉励什么；法令施行到贵近之人，使人知道应当戒惧什么。第九是议论政事。从前御史建议，想让大臣入宫议政，此事被搁置而没有实行。君主应当总揽权柄和纲纪，亲自决断机要事务，就像大裘的衣领，不能倒提；太阿剑的柄，不能倒过来握。凡是政事在早朝时没有来得及决断的，应当每天到便殿，使近臣侍立在旁，大臣在面前奏报，言官察看其中的邪正并加以纠劾弹劾，史官记录君臣的言论举动，以此显示惩戒和劝勉。君臣之间询问谋划、彼此咨询，互相评议可否，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是前代的旧例，也是祖宗的成法。陛下遵循并实行它，处理万机就会更加周密，对百官的察看也会更加明辨。圣明的政治会日益更新，天命也会更加隆盛。如果仍像从前那样，每件事只把奏本送入宫中，由皇帝批出旨意，我恐怕偏听会滋生奸邪，独自任用会造成祸乱，政治教化就没有途径达到雍熙太平了。这些都是臣在政治方面所见到的事情，而尤其必须以德行和学问为根本。请允许臣最后谈一谈。第十是德学。君主的德行，希望他的智慧像日月一样光明，这样才能明察曲直；仁爱像天地一样广大，这样才能覆盖养育众生；勇决像雷霆一样果断，这样才能收揽威权。所以《中庸》说：“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是天下共同的德行。”宋代贤相司马光告诫他的君主仁宗、英宗、神宗时，也都以仁、明、武为言。司马光所说的仁、明、武，就是《中庸》所说的知、仁、勇。然而这难道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吗？一定要以学习为根本。成汤那样圣明，也向伊尹学习；周武王那样圣明，也向箕子询问。难道能说圣明的帝王完全靠天资，不借助学习的力量吗？然而五经和诸史如此博大，儒生尚且不容易全部阅览，何况君主呢？臣认为经书没有比《尚书》《春秋》更重要的，史书没有比《通鉴纲目》更正确的。陛下应当留心研读，不应当只看其中善的一面而避开恶的一面。善恶兼看，就治理国家而言，既知道禹、汤、文王、武王兴盛的原因，又知道桀、纣、幽王、厉王衰亡的原因，取舍趋避就会明审了。就驾驭内臣而言，既知道有吕强、张承业那样的忠臣，又知道有仇士良、陈弘志那样的奸恶之人；就驾驭外臣而言，既知道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良臣，又知道有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奸臣，于是任用和舍弃就会恰当了。它对于成就知、仁、勇的帮助，难道不大吗？如果只像前些日子那样，让儒臣只诵读善例而避开恶例，这就像担心道路上有陷阱，便闭着眼睛不看；担心鱼肉腐败，便捂住鼻子不闻。这样不至于误食后呕吐，摸黑行走而跌倒的情况，就很少了。伏惟陛下以世所罕有的圣明，处在大有作为的时代，如果确实能以德学为根本，并把它落实到政治上，那么天下这样广大，仍会像金瓯一样完整坚固而没有缺损。臣认为国势可以强盛，仇恨和耻辱可以洗雪，兄弟之间的恩义可以保全，祖宗的治理可以恢复，这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冒犯天威，内心战惧不胜。伏惟陛下择取臣所说的话而赦免臣的罪过，臣就万分幸运了。论将边民分散安置疏【明·李贤】

译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是对百姓如同对待婴儿，对四方边远之人则如同对待过路人。对百姓像婴儿一样，是亲近他们；对四方边远之人像对待过路人，是疏远他们。虽然圣人一视同仁，但施行恩惠也一定从亲近者推及疏远者，从来没有先使婴儿般的百姓不得其所，却先施恩于过路人的。何况夺取婴儿般百姓的粮食来养活过路人，圣人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臣私下看到，京师的色目人不下万余，和藏民相比约为三分之一；他们每月支取的俸米，与朝官相比也约为三分之一，但实际支取的数额有时全额、有时一半，而且又超过数倍。姑且按半俸来说，在京指挥使是正三品，应得俸米三十五石，实际只支取一石；达官则实际支取十七石五斗，这相当于供养十七名半京官了。传文说：“朝廷中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人，领取俸禄的人就少。” 这不能同侥幸占据职位的情况相提并论。用有限的粮食来供给无限的开支，却想使百姓富裕、仓廪充实，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近来连年荒旱，五谷不丰收，而国家的用度又不能缺少，因此米粮一同运进京师，每年运到京师数百万石；军民耗尽财力和气力，经历寒暑，冒着风霜，苦楚无法尽述。这样之后，一个人能够把几斛米运到京师，已经算幸运了。如果运到半途，粮食不够吃，衣服不能供给，而有关官员竟没有一点体恤，反而催逼责罚得更加急迫，因此没有时间顾全性命，往往枕藉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达官却坐享俸禄，安闲自得。唉！既夺取百姓的粮食来养活过路人，又驱使百姓出力，使他们最终饥困而死，而过路人却吃得饱、享用满足，这是仁人君子所应当痛心的事。至于俸禄本来是用来培养廉洁的，如今朝官都实际领取一石俸米，以一个人计算，他日常使用的费用还不够十天，何况还有父母妻子呢？臣认为想让他们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设置边防本来是为了抵御侮辱，如今边军长久居住在苦寒之地，他们用来养活妻子、抵御饥寒的，只有每月的粮饷；粮饷又不足以满足所需，想让他们拼死守卫边疆，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如果撤去这些达官，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除去一个祸害而得到三项利益。为什么呢？计算达官一年的俸禄不少于数十万，可以保全百姓的性命，可以供给边军的粮饷，可以充足京官的俸禄。保全百姓的性命，根本稳固而国家安宁；供给边军的粮饷，他们就会拼死守职；充足京官的俸禄，他们就会知道羞耻而保持廉洁。得到这三项，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又听说，圣王治国之道，贵在把祸患消除于尚未萌发之时。《易》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到来。”《书》说：“要察知事物的细微征兆和安康状态，不可以不加以审察。”臣切实看到，达官络绎不绝，朝廷授予他们官职，给足俸禄，使他们长久居住而不离开，坐在那里耗费京畿地区无益的支出，这尚且不值得痛惜。还有更严重的。那些人全都不顾君主和亲人，贪婪而好利，时而称臣，时而反叛，反复无常。他们前来投降，并不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实际上是羡慕中国的利益。而且达官居住在胡地时，未必不能自己种粮食吃、自己织布穿。如今到了中国，不必劳作便坐享所有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断前来的原因，是中国诱使他们来。诱惑不减，他们来的就会越来越多。一旦边防有警报，他们势必就不能自安了。前代五胡之乱，难道还不可以作为鉴戒吗？所以圣人把他们当作过路人对待；他们来时便加以惩戒和防御，不让他们长久居住；他们离去时便固守边疆、加强防备，不诱使他们再次回来。他们为社稷和百姓考虑得多么深远啊！近来边境屡次出现警报，而达官成群聚集在京师，臣常常因此恐惧，不能安睡安食。伏愿陛下从圣心决断，为万世长久之计，下令兵部将达官逐渐调遣到天下各都司、卫所。这样他们的势力既然分散，就一定能够各自安生；不但可以节省国家无益的费用，又可以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臣的才识不够深远，只是偶然有所见闻，冒死把它说出来。保养圣躬、勤于议政、敦厚孝义疏【章纶】

译一是保养圣躬。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自身的根本在于内心。《大学》说：“内心端正，然后自身修养。”把自身看作天下国家的根本，而内心又是自身的根本。天下的安危系于君主自身，君身安定，天下就安定；天下的治乱出于君主的一心，君心端正，天下就端正。想使天下安定，必须先使自身安定；想使天下端正，必须先端正内心。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恭敬地想到，皇上的身体，是天地、宗庙、社稷所托付的所在，是天下华夷臣民所仰望的所在；祖宗列圣万年的基业在这里，圣子神孙万世的统绪也在这里，实在不可不保养。而保养圣躬，没有比远离声色更切实的了。从前唐太宗想纳郑仁基的女儿，魏征进谏使他停止。唐宪宗时，教坊使声称有密诏，选取良家女子送入宫中，李绛上疏后，便把她们全部送还。唐文宗把李孝本的女儿接入宫中，魏謩进谏，文宗便将她送出。这些古代忠臣爱护君主，必定拂逆君主的邪念，防止君主的嗜欲，使君主处在没有过失的位置，以端正内心作为安定天下国家的根本，使天下人无法非议。伏望皇上想到天地、祖宗、社稷托付的重大责任，念及天下臣民仰望的心情，夙夜忧劳勤勉，日夜警惕自励，以使天下安定。而且在深宫之内远离美色，摒退声乐，以保养圣躬。实在因为帝王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上天都在鉴察，天下人都知道，史官也会记录，用来昭示天下、警戒后世，不可能掩盖。一是勤于议政。臣听说，君上臣下固然有天尊地卑的区别；然而君主如头颅、臣子如股肱，又有同心一体的情义。所以退朝以后在便殿问答，应当像一家人父子在一堂之中亲近相处，而不是像天地悬隔那样遥远、彼此不能接近。因此，尧、舜、禹、启、成汤、太甲、盘庚、髙宗、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这些君主，以及皋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盘、傅说、周公、召公、仲山甫、尹吉甫这些臣子，有的在朝廷之上以“都俞吁咈”彼此规劝告诫，有的在殿堂台阶之间谋划明晰、辅弼协调而陈述意见；有时君主告诫臣子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有时臣子告诫君主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过度享乐。”君臣上下彼此告诫，所以能够辅佐成就政治教化，达到雍熙、泰和的盛况。如果不是这样，君臣上下的情意就不能互相交接信任，政治状况和百姓疾苦也就无法得知。我朝祖宗列圣对待诸臣，常常命令左右近臣准备接受咨询；有时在《大诰》开头特别写出君臣同游的篇章，有时在诏令中有广泛招纳贤能的言语。伏望皇上以历代帝王和祖宗列圣为法，允许师保、尚书等大臣以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官员，在每次退朝之后轮流到便殿，等待皇上咨询。让他们各自分条陈述应办的事务，务必谈论挽救时局的急务。这样就足以使皇上广开视听，天下四方的情况都能通达；民间的利益和疾苦也没有不能周知的了。一是敦厚孝义。臣听说伊尹告诫太甲时说：“树立爱，首先要亲爱亲人；树立敬，首先要尊敬长辈；从一个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广到四海。”孟轲说：“尧舜的道理，不过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实在因为孝悌是百行的根本、万善的源头。天子用德行教化百姓、为四海作出表率，也不过就是孝悌而已。所以大舜的父亲顽劣、母亲愚昧，他仍能用孝使家庭和谐；周文王侍奉王季，每天早、中、晚三次问安；汉高祖每五天朝见一次太公；汉文帝侍奉患病的薄太后，眼睛一刻也不合，衣带也没有解开。这些都是孝道值得效法的例子。唐玄宗初即位时，做了长枕大被，和兄弟同睡在殿中；有时设置五个帷帐，和诸王轮流住在其中；有时修建花萼楼，召诸王一同宴饮。这些都是友爱值得效法的例子。臣伏望皇上在退朝闲暇，务必亲临两宫，尊奉上圣皇太后、太后，实行问安、视膳的礼仪，这就是虞舜、周文王、汉高祖、汉文帝的孝道。臣恭敬地想到，太上皇帝临御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人的父亲；他与皇上同父异母，是最亲近的兄长；皇上又曾亲自接受太上皇的册封，是太上皇的臣子。太上皇亲自出征，蒙受尘辱，被留在北庭，曾经下诏传位给陛下，因此是把天下授予陛下的人。陛下尊奉他为太上皇帝，是天下最尊贵的人。幸而能够迎接他回宫，这是皇上的最大愿望，也是天下人的最大期望。太上皇是陛下同父异母的亲兄，陛下是太上皇同父异母的亲弟，形体虽然是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体。何况太上皇天性谦逊冲和，心中没有彼此之分。伏望皇上在朔日、望日或节日早晨，亲临南宫，率领群臣在延安门朝见太上皇，以表达同宗同气、如树枝相连的亲情，充分体现尊崇奉养的道理；这将是国家天下的福气，也是万世帝王应当效法的准则。臣又私下观察到，北极五星明亮盛大就是吉兆；以臣看来，这是恢复中宫的征象，而且中宫之位并非不可恢复。实在因为后妃的德行，是教化风气的开端，可以借此教化天下、端正夫妇关系。如今诏令册立妃子汪氏为皇后，以此厚植大伦的根本，正位中宫；她孝敬、勤劳、节俭的德行，已经闻名于内外了。又曾诏令册立世子的母亲阮氏为皇后，这本来是用来端正大体、彰明常伦的，但中宫之位却长久谦让而没有居处。不料世子去世，臣民无不痛心；事情既已过去，本来不必再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然而中宫之位不可以长久空缺，伏望皇上再次下诏让汪氏入居正宫，这样皇子的大本将会自然确立，六宫的礼仪也会自然端正。国家的根本、教化的源头，自然可以成为四方的表率，流传万世。至于皇上推念同胞兄弟以及对侄子的情义，下诏让沂王重新居于储位，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这样五伦就会完备，和气充满宫廷，万姓爱戴，欢声洋溢四海。一定可以看见上天的心意自然转回，灾异自然消除，外来的侮辱也就不足以平定不了。请为宋臣文天祥、谢枋得请求谥号的奏疏【韩雍】

译臣私下看到，宋朝丞相、少保、信国公文天祥，二十岁便中状元，在朝廷上竭尽忠节，国家危急时被任命为丞相，毫不犹疑地许身报国，专心谋求恢复旧业，屡次遭受挫折而志向不改，心中急切想挽救时局，踏入艰难险阻而意志不变。后来宋朝灭亡，他被擒获，关押多年；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他不肯顺从；用刀锯等刑罚威胁他，他也不屈服；最终面向南方再拜，杀身成仁，成就了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功业，树立了千万年臣子的最高典范。他有《指南录》彰显忠贞爱国之心，有《集杜诗》寄托忧国忧民的悲伤。他的精诚忠贞和高尚节操，与日月争辉，与天地长存，确实足以端正人心、扶持世道。至于宋朝礼部侍郎谢枋得，登科后应试对策，极力抨击权奸；任职漕司时，竭力抨击时政。他在国运已尽、国祚将移之后接受任命，在军队溃散、百姓离散之余抵抗敌人；力量已经耗尽而无法支撑，虽有志于作为却未能成功。后来元朝大臣程文海等人多次联名上奏推荐，他以出仕二姓为耻，恳切辞谢而不屈服。参政魏天佑强迫他北行，他发誓绝食，最终死在燕京。他的文章高超卓异，阐明道学，辅翼圣经；他的清正议论不愧于前代贤人，对后世学者有功。文天祥是江西庐陵县人；谢枋得是江西上饶县人。这两位贤人去世后，还没有为他们追加赠官和谥号，他们的子孙也有尚未录用的。顺天府府学西面旧有文天祥祠堂，塑像仍然穿着儒者服装，没有恢复丞相的冠服，这些全都是礼制上的缺失。臣私下认为，伯夷、叔齐死于殷周交替之际，到宋代才追封他们；诸葛亮、颜真卿忠于汉、唐之时，到元代才加以封赠。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这样做，大概是有所见识，并不是徒然进行无益的举动。如果蒙准臣所言，乞求敕令礼部、翰林院儒臣会同考察议定，酌情为文天祥、谢枋得追加赠官和谥号，录取他们的子孙，量才录用；并将顺天府学西面的文天祥祠堂塑像改塑为丞相冠服，下令有关官府，仍然分别在春秋两季祭祀他们。这样或许能使天下人知道，作为臣子而能为忠诚、节操而死的人，即使过了百世，也仍然能够得到昭雪、显扬，给后代留下美名，从而增强志士仁人的气节，阻止乱臣贼子的邪心；这对于维护纲常，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二 扶植纲常疏【明·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