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一（1/2）

译给事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臣沈约叩首说：臣听说，齐国强盛而不是鲁国的匹配对象，这一原则在前代诰命中已有明文；霍氏辞绝婚姻，后世仍称道其先烈。至于交结两个家族的婚姻、辨析匹配婚合的道义，以及门第高下、地位隆替，确实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本来就应当考察双方门第和家风，不使彼此丧失伦次，使秦晋这样的婚姻相称，使泾水和渭水不相混乱。自从宋氏失去统治，礼教日益衰败，衣冠士族每天都失去原有秩序，婚姻关系混杂不清，完全不计较对方是士人还是庶民；甚至贩卖祖先和曾祖的名望来谋利，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竟毫无惭愧畏惧。至于盛德之后，世代家业值得怀念，像栾氏、郄氏这样的家族，先人的美名还没有远去；可是到了适婚年龄，却把财产偷卖给奴隶，举行婚礼时，连车服和仪仗都失去应有的规制。志士听了为之伤心，旧日的老人也为此叹息。自从宸历统治、弘扬改革典章制度以来，虽然革除旧制、创立新制，但这种风气还没有灭绝。这正是陛下凭靠屏风而发言，思考清除弊俗的原因。臣实在品行懦弱，却错误地掌管国家刑宪；虽有埋轮直谏、不屈服于权贵的志向，但狐鼠般的微小人物也会蛀蚀国家的大道。臣听到传闻，东海王源把女儿嫁给富阳满氏。王源本人虽品格平庸鄙陋，但他的先祖确实属于显赫家族。曾祖王雅官位达到八命，祖父王少卿曾在宫中侍奉帷幄，父亲王璇升任东宫官，也都处在清贵显要的职位。王源屡次忝居诸府的军职和禁卫之职，参与朝班并得以通达宫禁；如今却借婚姻结交求好，只把利益作为唯一目的，玷辱同辈，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源本人远在外地，便把媒人刘嗣之召到御史台，审问刘嗣之。刘嗣之陈说，吴郡满璋之相传是高平旧族、满奋的后代，家产富足，受托为满鸾寻求婚配。王源听到这些话后，又索取满璋之的门第簿籍，见满璋之任王国侍郎，满鸾又任王慈吴郡正合主簿。王源父子于是共同详细商议，决定与其结婚。满璋之拿出五万钱作为聘礼；王源先前丧妻，又把聘礼余下的钱用来纳妾。按这些情况看，和传闻完全相符。臣私下考察满璋之的姓族，士人和庶民都分辨不清；满奋死于西朝，后代也已经断绝，武秋之后，在东晋又没有听说过他的后人，那么这些所谓家世显然是虚托，不必明说也可看出。王氏和满氏结为姻亲，实在使人震惊；潘、杨两家的亲睦，也与此不同。况且买妾纳媵，竟把聘礼当作资财，连交付婚服的费用都化作充填床第的东西；这种鄙俗的情态和多余的行为，仓促之间就用来纠察奸邪、绳治违法，确实应当裁减。王源就是这件事的主要罪人。臣谨按：南郡丞王源，依仗世代资望，得以列身缨冕之士；外表像同类，内心却与人不同。他替这样的家族作媒，和拿布匹换取财物没有区别；况且对方又不是我族类。古代贤哲有格言说，香草和臭草不能混杂；典籍早有记载，哪有六卿的后代把女儿嫁给掌管仓库的人呢？宋子河鲂，竟和舆台小民的鬼魂同穴而葬；高门大族降低身份，虽然是自己造成的，但轻蔑祖先、羞辱亲族，在这件事上尤其严重。如果不从根源剪除这种风气，就会开启玷污世家、尘辱门第的先例，使这种行为蔓延到家家户户。应当依照明确的科条，把他们贬黜到流放者的行列，使已经受污的家族永远以往日为耻，使正准备通婚的党类在来日改变心意。臣等共同议论，请据此事免去王源现任官职，终身禁锢；并立即下令，禁止他照常任职办事。王源的官品本应使用黄纸文书，臣便以白简上奏。臣沈约诚惶诚恐，谨此陈述。奏弹曹景宗【任昉】御史中丞臣任昉叩首说：臣听说，将军临阵退却，即使只后退几步也不允许；回头观望、躲避敌人、停滞误事，都有刑罚。至于赵母深明大义，请求不要连坐，魏主也曾制定法令，使抵罪之刑有所减轻。由此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族受戮，自古以来明白的刑罚制度就在这里。臣任昉叩首再拜，死罪死罪。臣私下考察，獯猃侵扰边境，只是暂时扰乱强盛的边陲；王师稍加征伐，所向之处便纷纷溃败。因此淮、徐传来捷报，河、兖凯旋；东关没有一战之劳，涂中也很少耗费千金。然而司州与中央相隔遥远，斜向逼近敌境，所以使狡猾的敌寇得以逞强，拖延岁月。已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领激励义勇之士，奋不顾身，保全城池，坚守至死。从秋天到冬天，仍然不断转战，屡次击败敌人。拿居延相比，就是李陵投降而蔡道恭坚守；拿疏勒相比，就是耿恭保存而蔡道恭死亡。假如郢州的援兵稍微接济声援，那么单于的首级早已悬挂在北阙之下，哪里只是接受投降、筑城、拓土而已呢？实在是由于郢州刺史臣曹景宗奉命征讨，却没有及时进发，才使敌人像刺猬聚集、蚂蚁聚合一样，依靠水草驻扎；而曹景宗反倒按兵盘桓，迟缓救援，资助敌势。于是使孤城困守，力量耗尽，终于屈服于凶暴的威势。即便如此，他仍应当坚守三关，再谋求进取；却退兵而伸长脖子等待，自己造成了失败。边疆受到侵扰震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若没有严明的刑罚和赏赐，怎能安置曹景宗？臣谨按：使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曹景宗，从军旅之间被提拔，遭逢这样的幸运；指挥调度并不相称，捕获敌人又有什么功劳？却得到丰厚赏赐，封为通侯，荣耀超过列将。担子刚刚卸下，钟鼎般的显贵职位立即接踵而来，和戎之功却没有达到二八之臣那样的成效。自头顶到脚跟，功劳都应归于天地造化；滋润草木、涂饰原野，难道是他自己做到的吗？况且蔡道恭已经去世，守城坚持了数十天；曹景宗还活着，却一朝弃甲。曹氏生还、蔡氏死亡，优劣竟如此分明。只有这个人还厚着脸皮。过去汉光武帝任命将领，坐在宫中便能预知千里之外的情况；魏武帝设置法令，案件一依法律办理，所以事情一经裁决就必定符合律令，连锱铢般的差错也没有。伏惟圣上英武挺拔，谋略举世无双，料敌制变，万里之内都没有差错。奉行圣上的谋略，本来足以弘扬庙堂的决策；唯独这个庸弱固陋之人，已经无可救药。自从狂妄的敌寇放纵作乱，华夏长期遭受祸患；圣朝于是顾念，只带着一辆车、一套文书前往，怜悯司州百姓，却使他们遭受非分的羞辱。早朝时长久叹息，心中怀着怜悯同情，造成这样的损失和败亡，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应当依法定罪，严肃彰明典章法宪。臣谨据此劾奏，请免去曹景宗现任官职，交太常削除爵位和封地，收捕交付廷尉法狱治罪。他的军佐属官、偏将副将以及其他牵连而应当受到追究的人，另行交给治书侍御史，依次审理后继续奏报。臣谨奉白简上奏。臣任昉诚惶诚恐，叩首再拜，死罪死罪。臣任昉叩首上闻。奏弹刘整【任昉】

译御史中丞臣任昉叩首说：臣听说，马援奉养嫂嫂，不戴帽子就不进入她的房间；泛毓抚养孤儿，家中没有把亲生和非亲生孩子区别对待。因此义士节夫听到这些事，便把它们作为流传千载的美谈，认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臣任昉叩首再拜，死罪死罪。臣谨按：新近授任中军参军的臣刘整，出身闾巷而卑陋，是名教所不容的人。只因前代外戚凭借纨袴子弟的身份做官，罪恶积累、怨衅成熟，亲友都侧目而视，按理已经断绝往来，他却妄自放纵，口出丑恶言辞，使人整夜不能安睡，还错误地对人施加大杖。薛包分配财产时，取出老弱者应得的部分；高凤自惭污行，还争讼寡嫂。刘整没有见到孟尝君那样深厚的亲情，只知道仿效文通的行迹。古人和睦亲族，衣物没有固定归属；刘整抚养侄子，却只给他吃故人的食物。为什么竟不能折节礼敬锺庾之家，却让车帷相互抵触、彼此伤害？人的无情，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实在是教义所不能容忍、绅士冠冕之人共同唾弃的行为。臣等共同议论，请据此事免去刘整新授的官职，立即拘捕交付廷尉法狱治罪。凡是被牵连逮捕的人，应当查明情由，交给狱官，全部依法办理。婢女采音不属于隶民，却偷驾车辆并拦截牵引龙车，请交狱审查核实。她的宗族长老和地方主管官员，起初都没有纠举；至于其他被牵连逮捕的人，请恕臣不能逐一详尽申说。臣任昉诚惶诚恐，叩首再拜，死罪上奏。奏弹范缜【任昉】臣听说，息夫躬历数汉朝，尚且有正刑；白褒上奏一次，晋朝便明确施行刑罚，何况附和下位、讥讪上位，任凭自己口舌毁誉他人呢？臣听到传闻，尚书左丞臣范缜从晋安回来，对人说：‘我不拜访其他人，只拜访王亮；我不给其他人送礼，只给王亮送礼。’于是拘捕范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御史台，审问所得与传闻相同。又在本月十日，皇帝设宴饯别梁州刺史臣珍国，私宴融洽之后，群臣都已经拜退，当时皇帝诏令留下侍中臣昻等十人，询问政事之道。范缜不回答所问，反而高声议论，喧闹不止，于是贬斥裁抑司徒臣朏，又举荐庶人王亮。我当时也蒙恩留下，和他们并肩站立，亲耳亲眼所见，大体不同于传闻。我私下考察，王亮受到游宴优待，亲自被皇帝召至轩陛，皇帝对他推毂任用，恩情如甘露一样深厚；酒宴将尽、宴会结束后，皇帝凭屏风端正站立，记事官在前，记言官在后，怀念早朝时的政务，深切寻求民间疾苦。然而范缜言语不逊，妄自陈说褒贬，伤害群臣济济一堂的风气，辜负皇帝侧席求贤的期望。若不以严厉的法令裁处，范缜必将败坏法纪。臣谨按：尚书左丞臣范缜，是衣冠世族的余绪，言行错杂荒谬，喜欢在乡里夸谈戏谑，在朝廷行列中喧闹辱骂；学问偏曲而见闻浅陋，不知如何革除世弊，只会卖弄口舌，徒然掩饰过错。近来义军将要进军之时，范缜正遭逢父母丧事，却不曾登门致意，只穿着黑色丧服前往吊唁，颇像先知先觉之人，实在是为讨好皇帝。如今党羽相互勾结，彼此余党交错，反而变成矛盾冲突；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便会造成这种奸诈偏邪。前些日子饮酒庆功、记录功勋，功劳很小而赏赐很厚；出任名邦太守，入朝掌管政务，财物礼品没有遗漏，却假称车辆折坏、衣裙破损，以谗言激怒他人，失去应有的位置，使本来有过失的人得以被斥责废黜，甚至在朝廷上辱骂民间宗族。自从居于枢密法宪之职，纠察弹劾却寂寞无闻；反而观望纵容，没有至公的议论，憎恶正直、丑化正人，只谈论私下攻击他人的事情。应当把他置于刑具之下，严肃整饬国家典法。臣等共同议论，请据此事免去范缜现任官职，立即拘捕交付廷尉法狱治罪；凡被牵连逮捕的人，交给狱官依法办理。范缜的官位本应使用黄纸文书，臣便奉上白简。弹劾李义府【唐王义方】李义府擅自杀死寺丞，陛下虽然已经释放了他，臣本来不应再行审问弹劾。然而天子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来是想使他们如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各项功业都兴盛，阴阳风雨彼此调和。由此可知，人主不能独自决断一切，事情都应出于圣旨。过去唐尧极其圣明，却失误于四凶；汉高祖仁厚深广，却失误于陈豨；光武帝聪明宽恕，却失误于逄萌；魏武帝勇略雄杰，却失误于张邈。这些都是英明杰出的君主，没有不先有所失误、后来才得到教训的。陛下继承圣统，抚有万邦，蛮荒边地尚且畏惧刑法，何况京城咫尺之内，奸臣肆意残虐，杀死一个六品寺丞，足以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即使说正义是自行取绞自缢，这件事也更加不能容忍。如果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权势，宁可牺牲自身来封住众人的口，那么生杀之威就不是由君主发出，赏罚的权柄便下移到奸佞手中。臣听说，脚下踩到霜，就预示坚冰将至；小事积累也会成为大患。请准许重新严查，务必查明正义致死的原因，使他的冤气得以在黄泉之下昭雪，并在光天化日之下诛杀奸臣。弹劾文说：李义府天性柔媚，内心以谄佞为本。过去侍奉马周，因分桃而得到宠幸；后来结交刘洎，又因割袖而承受恩宠。于是培植自己的羽翼，扩大自己的声望。借着机缘际会，终于登上显达之途。不能竭尽忠诚、端正节操，辅佐君王发扬盛德，鞭策劣马、激励驽马，只知恭敬接受皇帝的宠爱，反而依附城社般的权势，遮蔽损害日月般的圣明。公开行请托之事，和群小交游。贪恋美色，替本应有罪的淳于为之开脱；又害怕谋划泄露，竟使无辜之人的正气遭到毁灭。即使有挟山超海的力量，在这种罪行面前也还算轻；即使有回天转日的威势，比起这种罪恶也仍然不及。这样的罪行如果可以宽恕，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如今秋风警戒时令，玉露开始降临，御史的弹章和秋季的典刑一同清肃，忠臣将和鹰鹯一起出击。请铲除君主身边的奸臣，稍稍报答皇帝宏大的恩宠；即使头碎玉阶，也希望彰明臣子的节操。伏请交付法司推问定罪，以申明典章法宪。奏弹王安石【宋司马光】

译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司马光等全体御史台官员多次上疏，说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应当妄生奸诈，迷惑圣听；吕公亮等人又各自只知依违附和，从未辨明纠正，请求明正他的罪过，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易经》用踩到霜来作比喻，是说明君主制驭臣下的方法；《尚书》告诫不要妄自施福，说明危害国家、败坏家族的常理。《易》《书》的义理，难道不是在教人察知事物的先兆吗？君子看见先兆便不会等待一整天，所以自古君主没有过失、臣下没有奸欺，大概都是因为知道先兆而遏止其开端。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听到过错便高兴，接受劝谏如水流顺下；四方都翘首仰望太平，万民都歌唱赞美圣德教化。您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正是表现出陛下焦心求治、急于办理当务之急以救济时局。然而王安石身居政府，本应以伊尹、周公之道辅佐国家，使当时的百姓成为尧舜之民，发布政令、施行仁德，以符合天下人的愿望；他却首先倡导邪术，想要制造祸乱的阶梯，违背法律、改变常道，轻率改革朝廷典章；所学并非正言而是虚伪之说，为王法所诛，不是良臣，而是人民的祸害。他又牵合衰败时代的旧说，文饰奸邪言论，只不过有像啬夫一样善于辩说的嘴，拒绝堵塞诤臣的正论；加之党羽像鱼鳞一样聚集，亲信故旧像星辰一样密布，充斥京畿附近，有的占据重要职位，窥伺神器，专擅福威，使人心动摇，天下惊骇。如果陛下不遏止他的祸端，那么王安石造成的祸患一定不小。《尚书》《易经》的告诫，正是对这种情况最为急切。况且陛下因为王安石有师傅的尊贵地位，又有旧日的恩情，所以让他担任宰相，参与政事。过去汉代尊重桓荣，不过是听说为他设置几案；燕国尊贵邹衍，也只是为他筑造宫室。哪有让他身居显贵重位，却任凭他妄自更改制度的道理？如果不正治他的罪恶，也很难顺应众人的心意。臣司马光职居御史，身为谏官，并不是不能迎合圣意、苟且同流以求宠荣，而是因为建立君主朝廷的人，应当勉励自己除去邪恶；享受君禄的人，必须轻视自身性命而为国家效力。臣和王安石，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又像寒暑不能同时存在。因此臣屡次冒犯天颜，直陈狂妄浅陋之见；内心既然是为了国家，哪里还顾惜自身？如果今天承受斧钺诛戮，也胜过将来死在贼臣手中。伏愿陛下独自奋发刚健，专断实行决策，一切遵循祖宗法宪，不采用邪恶谋略，诛杀驱逐乱臣，广泛接纳正直之士；上可以顺从皇太后的心意，下可以安慰亿万百姓的心，那么臣等即使退下接受诛戮，也心甘情愿。《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二 （明）贺复征编 ○封事一 刘勰说：‘自从汉代设置八种谏官，可以秘密奏报阴阳灾异，奏章用黑色袋子封装，所以称为“封事”，是为了谨慎保守机密。’ 论霍氏封事【汉张敞】臣听说，公子季友对鲁国有功，大夫赵衰对晋国有功，大夫田完对齐国有功，国家都酬报他们的功劳，并延及子孙；但最终田氏篡夺齐国，赵氏分割晋国，季氏专擅鲁国。因此仲尼作《春秋》，考察国家的盛衰，讥刺世代担任卿大夫的家族，其中对世卿的批评最为严厉。近来大将军裁决国家大计，安定宗庙，平定天下，功劳也不算小了。周公不过辅政七年，而大将军掌权二十年，天下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当他势力隆盛之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于是月亮出现异常，太阳发生日食，白天昏暗、夜晚反而有光，地面大震裂开，地下生火，天文失去常度，各种妖异灾祥和变怪数不胜数；这些都是阴邪之类盛长、臣下专制所造成的。朝臣应当明确说道：‘陛下褒奖宠信已故大将军，用以报答他的功德，这已经足够了。近来辅政大臣专擅政权，贵戚过于强盛，君臣的名分不明，请罢免霍氏三侯，让他们都回到府第。至于卫将军张安世，应当赐给他几案和手杖，让他退职休息，按时慰问；召见他时，以列侯身份作为天子的老师。’陛下发布明确诏令，以恩情为由不肯听从；群臣又以义理坚持争辩，后来才答应。天下一定会认为陛下没有忘记功德，而朝臣懂得礼义。霍氏世世代代也不会遭受祸患。如今朝廷听不到直言，却让陛下亲自撰写诏令，这不是正确的策略。如今两位侯爵已经出京，按照人情推测并没有相距太远；以臣的心意揣度，大司马及其枝属一定会产生畏惧之心。亲近的臣子自己感到危险，并不是完全的良策。臣张敞愿意在大庭广众中说明事情的开端，却正守在远郡，没有途径做到。内心精微的想法，口头无法说尽；言语中微妙深远的意思，书信也无法完全写出。因此伊尹曾五次前往桀处，五次前往汤处；萧相国推荐淮阴侯韩信，多年之后才得以通达，何况相隔千里之外，只凭书信文字来晓谕事情的宗旨呢？惟愿陛下省察。请尊崇张安世封事【魏相】圣明的君王褒奖有德之人以安抚四方，彰显有功之人以劝勉百官。因此朝廷尊贵荣耀，天下都向往效法。国家承继祖宗的基业，掌握着制约诸侯的重权。如今刚刚失去大将军，应当宣扬他的盛德来昭示天下，显明功臣来充实藩国，不要让重要职位空缺，以堵塞争夺权力的祸端；这是安定社稷、断绝祸乱萌芽的办法。车骑将军张安世侍奉孝武皇帝三十多年，忠诚信实、谨慎厚道，勤劳处理政事，早晚不懈；他和大将军共同决定安定天下的策略，分享了大将军的福泽。他是国家的重臣，应当尊崇他的地位，任命他为大将军，不要让他兼领光禄勋事务，使他能够专心思虑天下，考虑政治得失。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性情稳重厚道，可以任光禄勋，统领宿卫之臣。分条陈述灾异的封事【刘向】

译臣先前有幸凭借骨肉亲属的身份充任九卿，奉行法令却不谨慎，后来又蒙受恩赦。臣私下看见灾异接连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些征兆关系国家，本来想一直不说；但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也仍然不忘君主，这是忠诚恳切的义理，何况臣又有骨肉亲情，加上旧日恩德尚未报答呢？想竭尽愚诚，又恐怕超越职分。然而这两重恩德尚未报答，正是忠臣的义务，因此把愚见全部陈说出来，退回田野务农，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贤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万物便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仪；敲击石磬，百兽都随之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顺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开创基业时，西郊聚集了众多贤人，没有谁不恭敬和睦，崇尚谦让的风气，以此消除争执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啊，清静肃穆的宗庙，恭敬和美的显贵辅相，贤士众多，都秉承文王的德行。’在这时，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臣在内和谐，万国在外欢悦，所以他们完全取得了天下人的欢心，用来侍奉先祖。诗中说：‘远方来者和乐融融，到达之后恭敬肃穆；诸侯公卿相互辅佐，天子仪容肃穆。’这是说四方都和谐地前来归附。诸侯在下和睦，天在上便会作出回应，所以《周颂》说：‘降下丰厚的福禄。’又说：‘把福禄赐给我小麦。’‘厘麰’就是麦子，意思是麦子开始由上天降下。这些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的帮助。到了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专门互相非难怨恨，诗人对此痛恨忧虑，说：‘民众没有善心，彼此只在一方互相怨恨。’许多小人处在职位上，听从邪说，彼此附和，反而背弃君子，所以诗中说：‘小人互相附和诋毁，实在可悲。’计谋如果善良正确，他们全都违背；计谋如果不善，他们全都依附。君子独自守正不屈，众多邪曲之人勉强跟随君王办事，反而受到憎恨、毒害和谗毁，所以诗中说：‘勤勉从事，不敢自称劳苦；明明无罪无辜，却遭受谗言喧嚣。’在那时，日月受到侵蚀而失去光明，诗中说：‘朔日是辛卯，太阳发生日食，实在丑恶。’又说：‘那月亮微弱，那太阳微弱，如今这些百姓，也实在可悲。’又说：‘日月接连带来灾凶，不按常道运行；四方没有政教，不任用贤良。’天上的变化出现在上方，地上的变化震动于下方，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中说：‘百川沸腾，山岭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 ‘可悲啊，如今的人们，为什么竟没有一点惩戒？’霜降失去时令，不在应有的季节降临，诗中说：‘正月霜多，我心忧伤；百姓的错误言论，也实在太多。’这是说百姓把是非颠倒，人数极多、势头极大。这些都是上下不和、贤能与不肖之人位置颠倒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和灾祸一齐发生；厉王逃奔到彘，幽王被杀，直到平王末年，也就是鲁隐公开始即位的时候，周大夫祭伯因不和而离散，逃奔到鲁国。《春秋》为他避讳，不说他逃奔，是为他的祸患而悲伤；这样的祸乱从此开始。后来尹氏世代担任卿，专横放肆；诸侯背叛而不来朝见，周王室日益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常常看不见星星，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入侵三个国家五次；陨石坠落六次；鹢鸟倒退飞行、麋鹿众多、蜮虫飞行、鸜鹆来筑巢，各出现一次；白天昏暗下雨，树木结冰，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杀豆类；大雨、冰雹、雨雪交加，雷霆失去时序而互相冲击，水灾、旱灾、饥荒，以及蝗虫、螟虫等一齐发生。在这段时期，灾祸和祸乱总是相互应验，弑君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逃，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也数不清。周王室多灾多难，晋国在贸戎败军，又进攻周王室的郊外；郑国使桓王受伤，戎人擒获周王使者；卫侯朔奉召不去，齐国违抗王命而帮助卫侯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位国君相继被拥立，没有人能够整顿政理，终于逐渐衰败，不能再兴盛。由此看来，和气导致祥瑞，乖戾之气导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便安定，灾异多的国家便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可是现在贤能和不肖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明，邪正杂处，忠臣和谗臣一同进用。奏章在公车署交错，公车署和北军人满为患；朝臣彼此抵触、胶着乖戾，互相谗毁，轮流传说是非，传授之间不断增添，文书纷乱纠结，前后错谬，毁誉混杂。因此营惑耳目，感动改变人心，内容多得不可胜记；又分立曹党，往往结成群朋，共同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正直之臣被陷害，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先兆。正处在治乱的关头，却不知道应当任用谁，而灾异又屡次出现，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那些凭借权力、依仗势力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很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在他们面前；毁誉之言一定会被采用，最终造成离心离德的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明，夏天降霜，海水沸腾，山陵与深谷互相变换位置，列星失去运行常度，都是怨气造成的。如果遵循衰微的周朝所走的道路，沿袭《诗经》中诗人所讥刺的弊病，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所歌咏的境界，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追上前人一样。自初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所记六年间的灾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的。既然有超过《春秋》的灾异，却没有孔子那样的人来挽救，连纷乱都不能解除，何况灾异比《春秋》更严重呢？推究事情所以如此，是因为谗邪之人一同进用。谗邪之所以一同进用，是由于君主多疑。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诬陷他，贤人就会退去，善政也会随之废止。心怀狐疑的人，给进谗害人的小人开了口子；意志犹豫不决的人，给各种枉曲之徒打开了门。谗邪进用，众贤退避；群枉盛行，正直之士消失。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之道消退，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小人之道消退，政事一天比一天清明，所以称为“泰”；“泰”就是通达而安治。《诗经》又说：“大雪纷纷落下，太阳一出来便很快消融。”这和《易经》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于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职位上。在那时，他们轮番进用、互相诋毁，散布流言、彼此诽谤，哪里说得完呢！

译帝尧、成王能够尊重舜、禹、周公为贤人，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政治大治，荣华流传至今。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导致大乱，污辱流传至今。因此，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信任什么人。所信任的人既然贤能，就在于坚定不移地信任他。《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意转动。”这是说守善应当坚定。《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如同汗水，汗流出后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把汗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旬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伸手探入沸水一样迅速躲避。”如今二府上奏说佞臣不应居于官位，经过多年却不罢退，所以发布命令像收回汗水，任用贤人像转动石头，罢黜佞臣像拔山一样困难。这样还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很难吗？因此，群小窥见空隙，便借文字加以粉饰，花言巧语地丑诋他人，散布流言、制造谣言，在民间喧嚣。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又被群小所怨恨。”小人成群结党，确实足以令人愤懑。从前孔子与颜渊、子夏彼此称誉，却不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推荐扶助，却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居于上位，就会引荐同类，把他们聚集到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居于下位，就希望和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出茅草，连同根茎一起拔起；依同类而进，吉利。”处于上位就引荐同类，处于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远去，众多贤人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的结果。如今佞邪之人与贤臣一同处在交戟侍卫之内，结党共谋，违背善人而依附恶人，和和气气地互相附和、诋毁正直之士，屡次制造危险的言论，想借此倾覆、动摇君主。如果突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之所以预先告诫、灾异之所以接连重现的原因。自古以来，明主圣君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在两观诛杀奸人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可以施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察圣断，若能深思天地的意旨，考察两观诛杀奸人的旧事，阅览“否”“泰”二卦，观察雨雪消融的诗句，把周朝、唐朝进用贤人的做法作为法则，把秦国、鲁国排斥贤人的事作为戒鉴，考察祥瑞应验的福祉，反省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今的变化，放逐远离佞邪之党，拆散阴险邪僻的集团，堵塞各种枉曲之徒的门路，广开众多正直之士的道路，决断狐疑，分辨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人人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将成为太平的基础，也是万世的利益。臣有幸得以寄身于陛下心腹之臣，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上来，私下推究《春秋》所载灾异来挽救当前的事情，逐条说明其中不宜公开泄露的原因。臣谨慎地将奏章重重封缄，冒死上奏。《极谏外家封事》【刘向】

译臣听说，君主无不想要安定，却常常陷于危险；无不想要长存，却常常走向灭亡，这是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长期掌管国事，世代把持朝廷权柄，最后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死齐庄公光，孙林父、宁殖逐出卫献公衎并弑杀卫殇公剽，季氏在庭院里舞八佾，三家用天子礼制演奏《雍》乐来撤食，三家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政，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相继被立为王，接连多年才安定下来。所以《春秋》说“王室混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这是加重语气来说明其罪恶。春秋记载成败，记录祸福，类似这样的事很多，都是阴气强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臣道所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若有作威作福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使你的国遭受凶祸。”孔子说：“俸禄从公室流失，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把持权势，向上借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十分危险，幸亏范睢醒悟并进言，秦国才得以复存。秦二世把政权交给赵高，任其专权放纵，堵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迫他的祸事，秦朝于是灭亡。近来的事并不遥远，就是汉朝取代秦朝的情形。汉朝兴起后，诸吕横行无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之位，兼掌南北军队，拥有梁王、赵王的尊贵地位，骄横自满、贪得无厌，想要危害刘氏。幸亏绛侯、朱虚侯等忠正大臣竭尽忠诚、舍命尽节，将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三人，佩青紫绶带、貂蝉冠的官员充满宫帷之内，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左右；大将军掌管政事、行使权力，五侯骄奢僭越、势盛一时，共同作威作福，任意决断。他们行为污浊，却假托治理；出于私心，却托称公义；依仗东宫的尊贵，借助甥舅的亲情来增加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他们掌握朝廷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就被提拔，违逆、触怒他们的人就被诛杀、伤害；游说之士帮助他们制造言论，执政者替他们说话；他们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凡是有才能智慧的人，尤其加以诋毁而不让进用，远远隔绝宗室任职的机会，不让他们在朝省供职，害怕他们与自己分权；又屡屡称说燕王、盖主来使皇上疑心，避讳吕氏、霍氏的旧事而不肯明说。内有管叔、蔡叔那样的祸根，外面又假借周公的名义来辩解；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族彼此盘结。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还没有像王氏这样严重的。即使周朝的皇甫氏、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以及吕氏、霍氏、上官氏一类人，也都比不上他们。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会发生异常的变化；事变发生以前，往往先以征兆显现出来。孝昭帝时，泰山有冠石竖立，上林苑有柳树倒地而又生长，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中，梓树的柱子生出枝叶，枝叶繁茂，向上长出屋顶，又垂到地面；即使泰山冠石竖立、柳树倒地复生，也没有这个征兆明显。事势不能两立，大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存。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的安稳，上面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作为刘氏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给外戚，使刘氏降为奴隶；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内属于夫家，外属于父母家族，这对皇太后也不是福气。孝宣皇帝没有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保全安定他们。明智的人在福祸尚未显形时就造福，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消除它。陛下应发布明诏，宣扬恩德之言，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近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疏远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一律罢免，让他们回到私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使外戚得到厚待和安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东宫的心意，也是外戚的福分。王氏可以长久保存，保有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社稷。这是使内外亲族和睦的褒奖，也是子子孙孙无穷尽的长远谋划。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就会在今天重新出现，六卿也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其征兆昭然明显，不可不深思谋划，不可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使事情失败。”希望陛下深思圣意，慎重而牢固地守护机密，阅览往事的警戒，采取适中的办法以取得信任，处于万全安定的实际处境，保全宗庙，使皇太后长久承受天下的奉养，那就太幸运了。《六情十二律封事》【翼奉】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治国之道的要务，在于知道臣下是邪是正。人如果确实趋向正道，即使愚笨也可以任用；如果心怀邪念，即使有才智也会成为祸害。了解臣下的方法，不过在于六情和十二律。北方的情性是贪好，贪好会表现为贪狼，由申、子主管。东方的情性是愤怒，愤怒会表现为阴险残害，由亥、卯主管。贪狼一定要等到阴险残害出现后才行动，阴险残害也一定要凭借贪狼才发挥作用。两个阴性一同运行，所以君王忌讳子、卯。礼经避开它们，《春秋》也加以讳言。南方的情性是憎恶，憎恶表现为廉正，由寅、午主管。西方的情性是喜悦，喜悦表现为宽大，由巳、酉主管。两个阳性一同运行，所以君王以午、酉为吉。《诗经》说：“吉日庚午。”上方的情性是快乐，快乐表现为奸邪，由辰、未主管。下方的情性是悲哀，悲哀表现为公正，由戌、丑主管。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依同类相应。如今陛下明察圣断，虚静地等待万物呈现，万事虽然繁多，还有什么听到后不能明白的呢？何况掌握十二律来驾驭六情，凭此核实了解臣下，也已经十分优裕了；万无一失，这是自然的道理。正月癸未日，申时加临时有暴风从西南方吹来；未主管奸邪，申主管贪狼，风由太阴之气而来，向下抵达建前，这是君主左右邪臣之气的表现。平昌侯近来三次来见臣，都是以正辰加临邪时，以客时作为主人时，按照律来了解人的情性，这是君王秘传的道理。愚臣实在不敢把这些话告诉邪人。《地震为后舅封事》【翼奉】

译臣从老师那里听说：天地安排方位，悬挂日月，分布星辰，区分阴阳，确定四时，排列五行，用来显示给圣人，称为“道”。圣人看见道，便知道君王治理天下的法象，于是划分州土，建立君臣关系，制定律历，陈述成败，用来显示给贤者，称为“经”。贤者看见经，便知道为人的职责，这就是《诗》《书》《易》《春秋》《礼》《乐》。 《易经》讲阴阳，《诗经》有五际，《春秋》有灾异，它们都排列事物的终始，推究得失，考察上天的心意，用来说明王道的安危。到了秦朝，才因不喜欢这些道理而用法律伤害它们，所以大道不能通行，最终导致灭亡。如今陛下明察圣明，深深怀抱重要的道理，照临天下，施布恩德、流行惠泽，没有遗漏；停止、削减不急需的用度，赈济救助困苦贫穷的人，发给医药，赏赐棺材钱，恩泽十分深厚。又举荐直言之士，寻求自己的过失，盛德纯粹完备，天下幸甚。臣私下奉行学习《齐诗》，听闻五际的要义；《十月之交》一篇，知道日食、地震的应验，其道理昭然可明，就像住在巢中的鸟知道风、住在洞中的虫知道雨一样，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只是恰好是臣所学习的罢了。臣听说，人的气在体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的变化显现在星象和气候上，日食、地动则显现在奇异事物和震动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阳发挥它的精气，阴发挥它的形体，就像人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征天，六体象征地。所以五脏有病，气色便显现在脸上；形体有病，便会以哈欠、伸懒腰等动作显露在形貌上。今年太阴运行到甲戌，按律以庚寅开始发生作用，按历法以甲午从春季历法中开始；甲、庚二律得到参合，阳性中包含仁义之情，得到公正、贞正、廉洁，这是百年中精粹的一年。正月以精岁为根本，处于王位之首，太阳运行到中时，接应律而大地震动；此后连续数月长久阴暗，即使有大的政令，也仍然不能恢复，可见阴气已经盛大。古代朝廷一定有同姓亲族，以表明亲近亲族；一定有异姓臣子，以表明尊重贤能，这是圣王使天下大为通达的办法。同姓亲近而容易进用，异姓疏远而难以通达，所以同姓一分，异姓五分，才算平均。如今左右没有同姓亲族，只把舅父一家的亲属作为亲近的人；异姓臣子又被疏远，二位太后的党羽充满朝廷。他们不仅身居高位、权势显赫，而且奢侈僭越、超过常度；吕氏、霍氏、上官氏的事足以作为前车之鉴。这十分不合爱护人的道理，也不是有利于后嗣的长远策略。阴气这样盛大，不也是应当的吗？臣又听说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的才人各以百数，她们都不能顺遂天性；至于杜陵园中那些已经被皇帝临幸过的，臣子不敢进言，虽然如此，这也是太皇太后的事情。至于诸侯王的陵园和后宫，也应该设置人数限额，清除超过制度的人员；这是削减阴气、响应天意、挽救邪弊的办法。如今灾异已经出现而没有得到应验的纠正，灾祸将随之而来；这种法则影响重大。水是极阴之物，却会生出阳气，反而造成大旱，严重时还会发生火灾。《春秋》中宋国伯姬的事就是这样。希望陛下裁断审察。《荐辛庆忌封事》【何武】虞国有宫之奇，晋献公便不能安睡；卫青在位，淮南王便停止谋划。因此，贤人立于朝廷，能够在冲突尚未形成时折服敌人、消除祸难，胜过事情已经显形之后再去挽救。《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将领如果不预先设置，就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士卒如果平时不训练，就难以让他们面对死敌。因此先帝设置列将的官职，让近亲掌管内廷，让异姓将领抵御外敌，使奸邪叛逆不能萌发而被击破消灭，这确实是万世长久的荣耀。光禄勋辛庆忌品行正直，柔和而刚毅，敦厚老成，谋虑深远；此前在边郡任职时，多次击破敌人、取得胜利，外敌没有不知道的。近来多种大灾异同时出现，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应对；又加上兵事长期停息。《春秋》所说的大灾还没有来到，却应预先防备它。辛庆忌应当担任爪牙之官，以防备意外。《日食论董贤封事》【王嘉】

译臣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不要放纵安逸和欲望来治理国家，应当兢兢业业；一日两日之间，有万种政务需要处理。”箕子告诫成王说：“臣下不要作威作福，不要享用玉食；臣下如果作威作福、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你的家，使你的国遭受凶祸。”如果让这种人掌权，便会偏邪不正；百姓也会仿效僭越邪恶。这样一来，就会颠倒尊卑的次序，扰乱阴阳的统理，祸害及于君王；国家极其危险，国人倾斜不正，百姓僭越失常、不能统一。这是君主不遵循法度、上下失去秩序造成的败坏。周武王亲自践行这套道理，所以盛德传至成王、康王。此后，君主放纵心志、恣意欲望，法度逐渐衰败，以至于臣下杀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失去礼义而祸患发生，何况异姓臣子呢？孔子说：“治理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用度并爱护人民，按照农时役使百姓。”孝文皇帝完全实行这套道理，天下蒙受恩惠，成为汉朝最受尊崇的祖先。孝宣皇帝赏罚信实分明，施舍赏赐有节制，记取人的功劳而忽略小过，因此达到太平。孝元皇帝承奉先祖的大业，温和恭敬、少有欲望；都内钱有四十万万，水衡钱有二十五万万，少府钱有十八万万。他曾到上林苑后宫，冯贵人随从来到兽圈，猛兽受惊冲出，冯贵人上前挡住它。元帝赞美她的义勇，赏赐钱五万。掖庭中受到宠爱的人，赏赐有所增加；又嘱咐有关人员不要让众人一同谢恩，以表示公平，不偏爱偏重，从而不失人心。赏赐节制俭约，所以当时外戚家产达到千万的还很少，因此少府、水衡的钱财现存很多。即使遭逢初元、永光年间的凶年饥荒，又加上西羌的变乱，对外供给军队，对内赈济贫民，始终没有倾覆危亡的忧患，因为府库内还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多次说到燕出游幸的危害，以及女宠专擅、沉溺酒色会损德伤寿，他们的话十分恳切，但孝成皇帝始终没有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史育多次被贬退，家产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逐、回到封国，淳于长被拷打死在狱中。孝成皇帝没有因私人宠爱损害公义，所以虽然宫内有很多讥刺，朝廷仍然安定太平，并把帝业传给陛下。陛下还在封国时，喜好《诗》《书》，崇尚俭约节制；征召入朝途中，所经过的道路上都有人称颂您的德行，这是天下所以归心的原因。刚即位时，便更换帐帷，撤去锦绣，乘舆只用绨缯作席边罢了。共皇寝庙接连要兴建，陛下忧念百姓，只因费用不足，便按照义理割舍恩情，屡次暂且停止。如今刚开始营建，驸马都尉董贤也在官寺、上林苑中兴建房舍，又为董贤建造大宅，开门朝向北阙，引王渠水灌溉园池；派使者监督工程，赏赐吏卒竟超过修治宗庙。董贤的母亲生病，长安厨供给祭祀所需，经过那条道路的人都可以饮食。为董贤制作食物，治理、制作器具，器具制成后上奏皇帝才开始使用。有些物品做得好，便特意赏赐工匠；即使是供奉宗庙、三宫的贡献物，也没有这样。董贤家有宾客、婚礼以及亲属来访时，各官署共同赏赐，甚至给他的苍头奴婢每人十万钱；使者监督照看，发取市场上的物品，百姓商贾震动，道路上喧哗，群臣惊惶疑惑。诏书下令罢去苑囿而把二千余顷土地赏给董贤，均田制度从此败坏；奢侈僭越、放纵无度，扰乱阴阳，灾异大量出现，百姓传播谣言，拿着筹策互相惊吓，有的披头散发、赤脚奔逃，骑马的人飞驰，妖异迷乱人心，不能自行停止。有人认为所谓筹策，是上天以策失为戒。陛下一向仁慈明智、谨慎办事，如今却有这种极大的讥刺。孔子说：“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么还要那辅佐者做什么？”臣王嘉有幸得以充任官位，内心私下悲伤，不能通达愚臣的忠心；即使死后对国家有益，也不敢爱惜自身。只希望陛下慎重对待自己独自偏爱的事，察看众人共同疑虑的事。从前宠臣邓通、韩嫣骄横尊贵，超过法度，安逸享乐而不知满足；小人不能胜过自己的情欲，最终陷入罪过，扰乱国家、丧失自身，不能保全俸禄。这就是所谓爱一个人，恰恰足以害了他。应当深切鉴察前代的事，以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保全他的性命。《再论董贤封事》【王嘉】臣听说，爵禄和土地，是上天所掌有的。《尚书》说：“上天把爵位赐给有德之人，五等服饰用来彰明五等爵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君王代替上天授予爵位，更应当慎重。割地封侯，如果不合宜，百姓就不会服从，还会感动阴阳，使灾害迅速加深。如今圣体长久不平安，这是臣王嘉内心所恐惧的。高安侯董贤是谄媚得宠之臣，陛下倾尽爵位来尊贵他，耗尽财货来使他富裕，损抑至尊来宠爱他，王室威势已经被削弱，府库也已经耗尽，仍只怕不够。财物都是百姓辛苦生产的。孝文皇帝想修建露台，因为要花费百金而重视此事，克制自己不去建造。如今董贤却散用公家赋税来施行私人的恩惠，一家甚至得到千金；自古以来，贵臣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传闻流布四方，人人都怨恨他。里巷谚语说：“一千个人指责，即使没有疾病也会死亡。”臣常因此寒心。如今太皇太后依据永信太后的遗诏，下诏让丞相、御史增加董贤的封户，赐给三侯国。臣王嘉私下感到困惑。山崩地动，三朝发生日食，都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警戒。先前董贤已经两次受封，晏商两次改换封邑；他一再因私心横加求取，恩宠已经过厚，索求任意而不知满足，严重伤害尊重尊长的义理，不可以拿来给天下作示范，造成的祸害太大了。臣下骄横侵凌，欺罔蒙蔽，阴阳失去节度，气相感应而互相发动，祸害就会影响圣体。陛下卧病很久不能痊愈，继承人尚未确立，应当思考端正万事，顺应天意和人心，以求福佑。为什么要轻视自身、放纵心意，不念高祖的辛劳，忘记他创立制度、想把制度传给无穷后世的苦心呢？《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臣子，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谨慎地把诏书封缄上奏，不敢公开呈见；并非贪生怕死而不肯奉行法度，而是害怕天下听到这些话，所以不敢自行进言。臣愚昧直率，多次触犯忌讳，希望陛下省察。《察论窦氏封事》【何敞】

译忠臣忧虑国事，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讥刺尊贵的大臣，甚至不惜杀身灭家，却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间的义理重大，有不得已的原因。臣考察过去的事情，国家将要危乱、家族将要凶败，都有其原因，清楚明白、容易知道。从前郑武姜宠爱叔段，卫庄公宠爱州吁，只知爱护而不加教导，最终导致凶暴叛乱。由此看来，爱孩子如果像这样，就如同孩子饥饿时给他吃毒药，恰恰是害了他。臣看见大将军窦宪，起初遭逢大忧，公卿接连上奏，想让他主持国家事务。窦宪深深坚持谦退，坚决推辞显要职位，恳切勤勉，言辞十分恳切深重。天下听说后，没有不高兴的。如今过年没有多久，大礼还没有结束，却突然中途改变。窦氏兄弟专擅朝政，窦宪掌握三军的重权，窦笃景总领宫廷卫队的权力，却虐待百姓，奢侈僭越、逼迫侵凌，诛杀无罪之人，任意满足自己的心意。如今议论汹汹，都说叔段、州吁又在汉朝复生了。臣看公卿怀抱两端，不肯极力进言，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窦宪等人有不懈怠的志向，那么他们已经可以接受吉甫褒扬申伯功劳那样的赞誉；如果窦宪等人陷入罪过，那么他们就会自己招来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势那样的后果；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把窦宪等人的吉凶当作自己的忧患。臣何敞区区之心，确实想谋求使上下双方都安定，截断那绵延不断的祸根，堵住刚刚开始的细小漏洞。上面不想让皇太后损失文母的尊号，使陛下受到“誓泉”的讥刺；下面又使窦宪等人能够长久保有福祐。然而，即使奴婢之类的谋划，是上可以安定主父、下可以保全主母，也仍免不了遭受严厉的愤怒。臣私下思量，累代祖先蒙受恩宠，到臣已经八世；臣又凭借愚昧浅陋，在十年之间历任显要职位，充任机密近臣。每当想到深厚的恩德，便忽然忘记自身性命。虽然知道进言必然导致灭族，却冒死自行进言，实在不忍亲眼看见祸患而保持沉默、苟且求全。驸马都尉窦瓌虽然年在弱冠，却有毫不隐讳的忠心，近来多次请求退身，愿意抑制家族权势，可以让他参与谋划，听从他的意愿；这确实是保全宗庙的最高谋略，也是窦氏的福分。《论北单于不当王封事》【袁安】臣听说，功业有难以谋划的地方，不能预先看见；事情有容易判断的地方，清楚明白而没有疑问。臣私下考虑，光武皇帝当初所以立南单于，是为了安定南方、平定北方的策略。恩德十分周备，所以匈奴终于分裂，边境没有忧患。孝明皇帝承奉先帝的意旨，不敢失坠，显著地任命将领，于是讨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万余人。议论者想把他们安置在边塞附近，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都认为这样会失去南单于的心，不可先行。皇帝听从了他们。陛下承奉宏大的帝业，大大开拓疆域。大将军远道用兵讨伐，席卷北庭。这确实是彰明祖宗、建立宏大功勋的事业。应当慎重考虑后果，以成就这一功业。臣私下想到，南单于屯的先父率领众人归附德化，自蒙受恩典以来已经四十余年，三位皇帝不断积累恩德，把这个局面留给陛下。陛下尤其应当遵循、继承先帝的意志，成就他们的事业。何况屯首先倡导大谋，几乎荡平北庭，如今却中止而不再谋划，另立新近投降的人，以一时的计策违背三代的规制，失信于所养育的人，却把无功劳的人立为王。耿秉其实明知如此，却仍提出要背弃先帝的恩典。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关键；赏罚，是治理国家的纲纪。《论语》说：“言语忠实守信，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夷之地也可以通行。” 如今如果对一个南单于屯失信，那么百蛮都不敢再保守誓约了。况且乌桓、鲜卑刚刚杀死北单于，凡人的常情都害怕仇敌。如今若立北单于的弟弟为王，两个仇敌都会怀恨；军队和粮食可以废弃，信用却不能丢弃。而且按照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一亿九十余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庭更加遥远，费用超过这些的两倍，这将耗尽天下财力，并不是建立安定局面的策略。《论日食为窦氏封事》【丁鸿】臣听说，太阳是阳气的精华，守持充实而不亏损，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阴气的精华，有盈满亏缺的常规，是臣子的表征。所以日食，是臣下凌驾君主、阴气压制阳气；月亮满而不亏，是臣下骄横自满。往昔周王室衰微末世，皇甫氏一类人在外专擅权力，党羽强盛，侵夺君主的权势，于是日月相逼而发生日食、月食。所以《诗经》说：“十月之交，初一是辛卯日，发生了日食，实在丑恶。”《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有三十二次发生了弑君，灾变并非凭空发生，往往各以同类相应。威权柄柄不能放给臣下，锋利的器物不能借给别人。考察往古，近看汉朝兴起以来，倾覆危亡的祸患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因此三桓专擅鲁国，田氏专擅齐国，六卿瓜分晋国，诸吕掌握权力，帝位继承几乎转移；到了哀帝、平帝末年，宗庙已经不能享受血食。所以即使有周公那样的亲属关系，却没有周公的德行，也不能施行与亲属关系相应的权势。如今大将军虽然想要约束自身，不敢僭越失常，然而天下远近都惶恐地接受他的意旨；刺史、二千石官员刚刚受任，前来拜见辞行，都请求先通报、等待回复。即使奉有符节印玺、接受台省诏令，也不敢立即离去，停留久的甚至达数十日，背向王室，趋向私门。这就是上面的威势减损、下面的权力盛大的表现。人道在下方悖乱，天上便显现应验。即使有隐秘的谋划，神明也照见其中的实情；天垂下象征显示警戒，以告诫君主。近来月亮在节令之前便满，过了望日仍不亏缺，这是臣下骄横满溢、背离君主而独自专功的表现。陛下还没有深刻觉悟，所以天再次显示警戒；实在应当畏惧，以防止祸患。《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如果整顿政事、责备自身，杜绝渐渐形成的弊端、防止祸根萌发，那么凶灾妖异就会消灭，祸害除去，福气聚集。崩坏山崖、冲破岩石的水，源头来自涓涓细流；遮蔽千里云层、使太阳不见的大树，起初只是葱青的小苗。禁止细微的过失容易，挽救已经发展到末端的祸患困难。人没有不忽略细小事情的，因而导致大祸。因为恩爱而不忍教诲，因为义理而不忍割舍，事情过去之后才看见的明镜，正可以作为警戒。臣愚昧地认为，左官和外附的臣子依托权门，以倾覆朝政、谄媚奉承来求得容纳宠爱，应当一律诛杀。近来大将军再次出征，威势震动州郡，各地无不向吏民征敛，派遣使者进献贡物。大将军虽然不接受，但这些物品也没有退还给原主；所属官吏没有畏惧，放纵地进行非法行为，不肯服罪。所以海内贪婪狡猾的人争相谋求奸利，小民叹息，怨气充满胸腹。臣听说，上天不能不刚健，不刚健则日、月、星三光不明；君王不能不强有力，不强有力则宰相、牧守便会纵横专擅。应当趁着这次大变故改革政事，纠正过失，以堵塞上天的意旨。《论幸臣邓万封事》【爰延】

译臣听说，天子尊贵无上，所以上天把他作为天之子；他的地位临御臣民，威势重于四海。行动举止合乎礼法，星辰就会按次序运行；心意有邪僻，日影尺度就会错乱。陛下因为河南尹邓万有潜龙时期的旧交，封他为通侯，恩宠超过公卿，恩惠丰厚于宗室。近来又召见他，与他面对面下棋，君臣上下亲狎亵慢，损害尊严。臣听说，皇帝左右的近臣，是用来咨询政事、辅佐德行的。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要慎重选择朋党，要慎重选择朋党。”这是说交往的人必须谨慎。从前宋闵公与强臣一同下棋，旁边列坐妇人；这种无礼积累起来，最终导致大灾。汉武帝与宠臣李延年、韩嫣同卧同起，给他们尊贵爵位、厚重赏赐，情欲没有满足，便产生骄横淫乱之心，做出不义的事情，最后李延年被杀，韩嫣也伏法。宠爱一个人，就察觉不到他的过错；厌恶一个人，就看不见他的善处，因此办事多有放纵滥行，众人心中产生怨恨。所以君王赏赐人，是为了酬报他的功劳；授予人爵位，是为了表彰他的德行。善人相处，便会每天听到美善的教诲；恶人交游，便会每天产生邪恶的情感。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邪臣迷惑君主，乱妾危害君主；他们用不该说的话取悦耳朵，用不该做的事情供眼睛玩赏，所以使君主不能远离他们。仲尼说：“只有妇人和小人最难以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这大概是圣人的明确警戒。从前光武皇帝与严光一同睡卧，当晚上天便显现了异常。凭光武的圣德、严光的高贤，君臣相合而合乎正道，尚且降下这样的灾变，何况陛下如今所亲近宠幸的人，以卑贱者为尊贵，以低下者为尊长呢？希望陛下远离谗谀之人，接纳忠直敢谏的士人，解除左右近臣的权势，醒悟宦官的弊害，使积累的善行日益兴盛，谄佞邪恶消灭殆尽，那么旱灾等灾害就可以消除。《论青蛇封事》【谢弼】臣听说，和谐之气应和有德之人，妖异灾变产生于政治失误。上天降下谴责，君王就应思考自己的过错；政治道路有所亏损，奸臣就应当受到惩罚。蛇是阴气所生，鳞是甲兵的符号。《洪范传》说：“最大的弊病在于柔弱，这时便有蛇龙之灾。”又有荧惑星守在亢宿，徘徊不去，按占法，这是近臣谋乱、从左右近臣中发生的征兆。臣不知道陛下在帷幄之内从容交谈、亲近信任的究竟是谁，希望立即斥退贬黜他们，以消除上天的警戒。臣又听说，虺和蛇，是女子的祥兆。臣私下考虑，皇太后在宫廷中决定策略，扶立圣明之主。《尚书》说：“父子兄弟之间，罪过不相互牵连。”窦氏被诛，怎么可以归罪于太后呢？太后幽闭隔绝在空宫之中，忧愁感伤，感动上天；如果因而患上雾露之疾，陛下将以什么面目面对天下？从前周襄王不能敬重侍奉母亲，戎狄于是交相侵扰；孝和皇帝没有断绝对窦后的恩情，后世把这看作美谈。《礼记》说，作为后嗣的人就应当把所继承的人当作父亲；如今以桓帝为父，难道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吗？《援神契》说：“天子实行孝道，四方夷狄就会和平。”如今边境日益紧迫，战争纷纷兴起，如果不是孝道，还凭什么来挽救局势呢？希望陛下仰慕有虞氏敦厚孝悌的教化，俯下心来思考《凯风》诗中慰藉母亲的情意。臣又听说，设置爵位赏赐，必定要酬报功劳；开创国家、继承家业时，不应任用小人。如今功臣长期被排斥在外，还没有得到爵位俸禄；阿母凭借私宠，却享有大封。大雨、狂风、冰雹，也由此而来。先前的太傅陈蕃辅佐陛下，勤勉效力于王室，早晚不懈，却被群邪陷害，一旦之间被诛灭；其残酷滥杀震动天下，而他的门生故吏也都遭受流放、禁锢。陈蕃本人已经死去，即使杀掉百人又怎能赎回他呢？应当归还他的家属，解除禁令罗网。台宰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国家命运所寄托之处。如今四位三公中，只有司空刘宠忠诚正直、居于首位；其余都是尸位素餐、招致寇患的人，必然有折足覆餗的凶祸。可以趁着灾异，一并加以罢黜，征召原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让他们一同处于政府，希望灾变可以消除，国运长久。臣出身山林，愚昧暗浅，未能通晓国家典制。诏策说：“不要有所隐瞒。”臣岂敢不竭尽愚诚，以忘却忌讳？希望陛下裁断是否应该惩罚。《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三 （明）贺复征编 ○封事二 上高宗封事【宋·胡铨】

译谨按：王伦本来只是一个轻薄邪僻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近来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圣听，突然得到优美的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不已。如今他无缘无故诱使北方使者前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这是想让我们向他称臣为妾，这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人。刘豫向仇敌称臣侍奉，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这是子孙世代称帝、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一旦敌人改变主意，便把他揪住捆绑，父子都成为俘虏。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王伦却还想让陛下仿效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仇敌的天下，把祖宗的皇位变成仇敌藩臣的位子？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全都受到玷污；不属于敌族的祖宗数百年来的赤子全都要变成左衽异族，朝廷的宰相执政全都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帽、毁弃冕服，改穿异族服装。将来仇敌贪得无厌地提出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以无礼的方式对待我们呢？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是最无知的，若指着不是同族的人让他跪拜，他也会愤怒不平。如今敌人就是异族，堂堂天朝竟相率向异族叩拜，这连童子都感到羞耻，难道陛下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主张竟说：“我一屈膝，梓宫就可以回来，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收复。”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用这些话来诱骗陛下呢？可是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敌人的真实与虚伪已经可以知道了。陛下还不觉悟，竭尽百姓的膏血却不顾惜，忘记国家的大仇却不报，含垢忍耻，把天下都送给敌人称臣，还甘心如此。即使假定敌人确实可以议和，完全如同王伦所说，天下和后世又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敌人反复欺诈、变化多端，王伦又以奸邪帮助他们，梓宫断然不可能归还，太后断然不可能复归，渊圣断然不可能回来，中原断然不可能收复。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落，也无法再振兴，这真是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啊！从前陛下辗转经过海道，危险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当时尚且不肯面向北方向敌人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稍振作，各位将领都竭尽锐气，士卒都想着奋勇作战。只是近来敌人横行，伪刘豫入侵，我们本来已经在襄阳击败过他们，在淮河上击败过他们，在涡口击败过他们，在淮阳击败过他们；与先前渡海逃难的危险相比，已经强大万万倍了。倘若不得已终于用兵，难道我们就会立即处于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向臣下称臣，想使万乘之尊屈身到穹庐下行拜礼，那么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已经丧尽了。这正是鲁仲连之所以以义拒绝让秦称帝的原因，并不是舍不得“帝秦”这个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如今内有百官，外有军民，万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汹涌不息，陛下却听不到，我只怕一旦变成祸乱，后果将不可测。臣私下认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无法预料。虽然如此，王伦还不足以论说。秦桧作为皇帝的心腹大臣，也赞成这件事；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虞那样的圣君，却想把陛下引向石晋那样的道路。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援引古代义理来责问他，秦桧竟厉声斥责说：“侍郎知道旧例，我难道独独不知道吗？”那么秦桧明知错误仍固执到底、凶狠刚愎的情状，已经显而易见了。可是他竟又上书建议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议论可行与否，这其实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后来便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分担骂名。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唉，真是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着头发、穿着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使穿左衽衣服的地区变成衣冠礼义之邦。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要把衣冠礼俗驱赶回左衽之乡，那么秦桧不仅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主张，于是得以担任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治理国家，就像饥渴盼望饮食一样，而孙近却在中书省伴食尸位，对事情一概模棱两可。秦桧说：“可以同敌人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到政事堂，接连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议论了。”唉，参预辅佐国家大政，却只是这样徒然占据职位；如果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还能抵御外侮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都可以斩首。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义理不能与秦桧等人共同活在同一片天地下；我这微薄的心愿，是希望把这三人的头砍下来，悬挂在藁街，然后拘留敌使，责问他们无礼，慢慢兴起问罪之师。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会自然倍增。否则，臣只有奔赴东海去死罢了，难道还能留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求生吗？上给高宗的密封奏章【李纲】

译五月某日，新任资政殿大学士、大中大夫、兼领开封府事、陇西县开国伯臣李纲冒死再拜，呈上密封奏章。皇帝陛下：自古以来，外族成为中原的祸患，对待他们不过有三种策略，即和、战、守罢了。敌人长驱深入，而我们的城池坚固、人心坚定，就可以守；敌人不断侵犯，而我们的士卒勇敢、形势有利，就可以战；敌人的气势已经受到震慑，而我们的言辞道理正当、威势力量强大，就可以和。所以能守之后才能战，能战之后才能和；三者虽然不同，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臣不敢远引上古，请借景德、靖康年间的事情来说明。真宗景德年间，契丹百万军队入侵，朝廷大臣中有人想让皇帝巡幸江南和蜀地来躲避敌人，幸亏寇准一句话作了决定，于是巡幸澶渊，渡过黄河亲自出征。后来杀死了契丹主帅达兰，敌情震恐，派使者请求议和，送出金币三十万，盟约于是订立。这就是景德年间的事情：不只是能够防守，而且在作战与议和两方面都取得了成果，所以盟好关系牢固地维持了一百多年，两国百姓都享受了它的利益。到了靖康初年，金人发兵侵犯中原，当时也有人提出躲避敌人的计策，后来终于决定坚守。敌军骑兵逼近城池，连续攻围多日，杀伤了很多人，敌人的气势已经受挫，而我们的援军也一天天聚集。议和本来并不困难，朝廷中主持谋划的大臣只想摆脱一时的灾祸，不替长久之计考虑，敌人提出的要求一概答应：既割让三镇，又把亲王作为人质，又交出犒劳军队的物资，金银币帛多得数不清，是澶渊时的千倍，而每年进贡的数额还不包括在内。有人以死力争，却没能获准。等到援军聚集很多，士气勇猛锐利，本来可以施行周亚夫困住七国军队的策略，同金人再次交战；但朝廷因姚平仲劫营的小小失利而惩罚他，于是停止了用兵的谋划。后来又不再寻机袭击，终于使金人志得意满，产生了轻视中原的念头。这就是靖康年间的事情：只做到能够防守，而在议和与作战两方面都失败了。后来三镇的军民为国家坚守，朝廷才因保卫边塞和陵寝的缘故，派使者商议，愿意用租税来代替割地的约定。金人只想制造事端来侵犯边境，而朝廷仍然把他们答应议和当作真实可靠。主持议和的人相信了他们，认为和议一定能够成功，凡是想整治军队、设置防备的人，都被说成妨碍和议而阻止、罢免。敌将将要渡河时，朝廷还以为只要割让河北、河东的土地，向他们奉送衮冕、辂车和尊号，敌军就会解散。等到金人已经登上城墙，朝廷还被逼着下诏，借口和议已经确定，来欺骗、安抚勤王的军队。直到金人把都城中的子女玉帛全部掳走，然后又劫持二圣、六宫、宗室和百官一同北去。既然如此，如今看来，所谓和议究竟是什么呢？金人自从用兵以来，专门以议和来迷惑敌人以取得胜利；他们同契丹交战二十多次，每次取得土地便立即议和，议和以后又寻找借口开战，最终把契丹灭掉。如今他们对中原又使用这一策略，中原却相信而没有醒悟，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的祸患，难道不是尤其令人痛心吗？有人说我们的兵力远远赶不上金人，靖康初年即使想坐困敌军、寻机袭击，也一定不能成功，只会结下深仇，所以不得已才相信他们的和议。这恐怕不对。谈论用兵应当谈论时机，一旦错过时机，就无法挽回。靖康初年，金人原本没有攻打京城的意图，军队不过六万人，大半是杂牌军；而河北边郡的帅府没有设置防备，沿黄河也没有扼守的军队，所以他们乘势直捣都城。那时我们的守备已经严密，援军也已经聚集，他们进不能攻，退不能退，我们以重兵逼近他们，同时以余下的军队等待他们分散抢掠，然后出兵掩击，那么敌军粮饷断绝，就可以谋取胜利了。金军渡河返回时，驱赶掳掠的妇女和辎重遍布原野，在他们渡河过半时发起攻击，按兵法一定能够取胜；可是朝廷都不以为然，错失了这个机会，所以造成今天的祸患。外族入侵者，不过是小人一类，就像盗贼一样。对小人没有办法制驭，只是一味乞求怜悯，希望他们有恻隐之心，这是不可能得到的。盗贼大白天闯入主人的房屋，打开箱柜，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主人竟不抵抗，那么他们还有什么顾忌不再来，为什么不把一切都拿走呢？至于我们的将士，长期处在军政废弛之后，确实难以得到人才；然而用忠义激发他们的内心，用赏罚振作他们的士气，难道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吗？将士就像人的手足，朝廷就像人的腹心。如今同别人争斗，腹心怯弱，却希望手足强健，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朝廷议论反复不定，却希望将士听命作战，恐怕也很难。以上都是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追悔；臣之所以痛心泣血，是因为二圣沉陷在敌人的朝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自古以来外族入侵的祸患，中原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上天保佑我宋，必定会有英明的君主，成为宗庙社稷所依靠、万国百姓所拥戴的人，拨乱反正，谋求中兴；所以才使陛下圣明的身体能够从屡次危急的处境中脱身。去年春天臣奉命出使金国，后来离开了他们的军中；去年冬天从危城中脱身，统领军队驻守朔方。如今又有陛下入继大统之事，这一切都是天地神祇显灵相助，并非人力所能做到。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英明睿智的资质早已震动人心，众人都听闻您孝友的德行，确实已经显现在四方。然而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正逢宗社艰危、中华衰弱之时；对上想迎回二圣的车驾，对下想拯救百姓的危急处境，抵御强敌，保全安抚天下，这实在太艰难了。想到它的艰难而谋求容易成功，那么今天对待敌人的策略，即所谓和、战、守，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种呢？想议和吗？前一次议和的结果就是这样，而金人北归时，连宗室也全部迁徙带走，他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二圣受辱，实在是不能共戴一天的深仇，和议难道还能再相信吗？想防守吗？朝廷已经失去了河北、河东两路，士民之心有的被金人取得，有的被豪杰占据；这些地方紧邻京畿，很容易遭到侵凌，防守难道还容易谋划吗？想作战吗？那么去年冬天将领、辅佐和士卒都很缺乏，抚恤防御之人纷纷散去成为盗贼，兵力更加削弱；经历这场祸乱后，士气更加衰败。所谓勤王之师，大多从田间招募而来，不熟悉兵器战法，作战难道能够保证胜利吗？

译这三种办法，今天国家的议论应当以哪一种为根本？臣日夜反复思考，已经考虑得非常成熟，因时制宜的策略以及当前急务数十条，都是紧迫而不能拖延的；如果不能在近处面见陛下的圣颜，就不容易把它们全部说尽。以今天的国势同靖康初年相比，差距难道只是十倍百倍吗？然而仍有可以作为的地方：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陛下英明，天下仰望，都认为陛下一定能够成就大业，转危为安。况且灾祸的降临，各个国家历来都有；有的因多难而兴盛，有的将要覆亡却又重新延续。所以无知祸乱而齐国的小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长，骊姬扰乱晋国而重耳最终结盟诸侯，司马氏的晋朝遭受司马昭、司马伦的酷祸而元帝在江东兴起，李唐发生安史之乱而肃宗在灵武即位。何况我大宋疆域万里、人口众多，士民仍然足以任用吗？假如能够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奋发，像伍子胥枕戈待旦那样怀抱志向，驾驭豪杰，任用贤才，效法开国君主的雄伟谋略，革除天下的弊政，那么中兴的功业也不难建立。过去少康凭一旅之众灭掉浇和羿，使夏的祭祀延续，并且配享上天而没有失去旧有的基业；光武帝凭几千士卒击破寻邑，消灭大恶之敌，汉朝因此再次兴盛。何况陛下如此英明，又统御九州的军队呢？然而大患之后，国家百孔千疮，夏天已经过了一半，离去年秋天也不远了；如果不及早谋划，到了秋高马肥之时，敌人的骑兵又将奔驰突袭，国家就无法支撑，四海也将出现洪水横流般的局势，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正是应当夜以继日去做该做之事的时候。臣一向愚直，平日只知道读书，深入考察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想把它们推行到当代，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臣又曾希望以忠义奋发自励，为国家应付一日的危急。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听信臣虚有的声名，提拔臣担任左史，使臣得以侍奉圣颜。臣私下看见天下有危乱的征兆，便上奏疏论说时事，意思是：天象变异不会无故发生，一定有招致它的原因；灾害也不容易消除，一定有消除和恢复的办法。臣请求趁侍立时当面奏明缘故，就像失火的人家，想谋划疏通烟囱、搬走柴薪那样。然而权臣嫉恨臣，阻挠压制，使臣不能面奏，因此遭到迁谪，流落七年。后来发生盗贼和战争之事，道君皇帝醒悟，才以奉常的职务召回臣，但已经晚了。靖康改元，金人进犯京城，前皇帝在仓促混乱之中听取并采用了臣的意见，提拔臣参与大政。臣私下看出和议不可以保守、不可以相信，于是竭力陈述整治军备的策略，意思是：敌人的本性贪婪无厌，不能指望他们不来，只能依靠我们有防备。应当更加整治军队，收拢将士之心，以抵御外侮。臣想亲自承担这件事，就像救火的人家中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客人一样。然而嫉妒臣的人很多，进谗诬陷的手段无所不用，使臣不能在朝廷安稳一天，臣提出的策略一百条也不能施行一两条。最终他们诬陷臣有罪，把臣流放到远方。后来敌军骑兵再次侵犯都城，先前认为和议正确的人全都误了国家。前皇帝醒悟，又有今日召用臣之事，但也已经晚了。臣承蒙二圣知遇，哀痛孤忠谋划失败；虽然心中飞驰在九重宫阙之间，身体却远在万里江湖之外，不能拿起武器保卫社稷，来伸展臣子效忠如犬马的诚心，头痛心伤，眼泪流尽后又继之以鲜血。臣恭敬接受召命，当天便整装上路，率领湖南义兵，日夜兼程前进，想赶赴元帅行府，入朝觐见。然而行军到江淮一带时，恭敬听闻二圣的羽卫向北迁徙，远赴沙漠，痛苦愤恨深入骨髓，昏死过去又苏醒。接着又看到陛下顺应众人之情，继承皇位，悲喜交集，无法控制自己。君主登基，最重要的是端正开端，所以在即位之初，施行政令、任用人才，一定要有足以大大慰藉天下人期望的举措。何况正处于国势削弱、天命艰难之时，怎么可以忽视呢？恭敬俭约，是君主通常应有的德行；英明睿智，是君主成就大业的才能。继承先业、守成遵文的君主，做到恭敬俭约便足以优待天下；至于挽救衰败、平定祸乱的君主，如果不英明睿智，就无法担当。正因为睿智，所以明辨善恶，足以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离间；正因为英明，所以意志刚强，足以决断大事而不被小事动摇。古代君主能够实行这条道理的，只有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以及本朝的艺祖、太宗。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汉、唐三帝以及艺祖、太宗创业中兴、远远超过常人的原因，使它们清楚地存在于胸中，事情一来便能作出应对；那么天下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取得成效，本来已经先在内心谋定了。臣因地位疏远，未能觐见圣颜，却冒昧以草野浅见仰求天地作证，实在因为爱君忧国，内心急迫、感情深切，所以顾不得考虑是否合宜。伏望圣慈留意察看，使愚者千虑之中或许有一点可取之处；这样臣向陛下尽忠，也就是报答二圣的知遇之恩。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到了极点。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密封奏章【明解缙】

译臣恭敬接受圣旨：陛下如今命令臣，按义理说是君臣，按恩情说如同父子，应当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古书说：“你有美好的谋略，就入朝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实行。”又说：“这些谋略和计划，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唉，臣下都能这样做，实在是贤良显达啊。臣认为，成王在这里说错了。纵观古代典籍以来，固然都把进谏的大臣视为善臣，却从未把能够采纳谏言的君主视为错误。唐尧、虞舜时期，君臣彼此劝诫、彼此谦让，光明昭著而无穷无尽，记载下来成为盛美之事。过去有人向唐太宗进谗，说魏征把前后谏章记录下来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这件事未必是真的，但即使真有其事，也足以流传后世。君臣共同享有美名，停止婚姻、仆倒碑石，臣私下认为太宗发怒并不是应当发的怒。陛下应当与尧舜相符，成为百王的师表，怎么能降低标准去比拟太宗？这不是臣所希望看到的。臣愿与皋陶、夔并肩，不愿同魏征列在一起；臣因此感恩服义、恳切进言，更希望陛下不要自我局限，这实在是万世难逢的机会。陛下挺生于南方，统一华夷，功业高过万古，这是放勋的功业。取得国家的正当性，又是汉、唐、宋都比不上的，真可以说是从群盗手中取得天下，从水深火热中拯救百姓。命令将领出师，都预先接受了成算，不依赖张良、陈平，也不倚靠韩信、英布；从容平定燕地都市，不改变制度而消除女宠、外戚、宦官、藩镇的祸患，融化消解、彻底平定，一切都处理得有法。祸患的征兆尚未萌发，陛下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这些已经远远超过汉、宋，又何必在唐虞面前谦逊呢？只希望陛下笃实敦厚诚信的根本，更加谨慎独处时的修养；即使面对无人之处，也要像面对上天一样，使这种功夫更加细密，即使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也能毫无间断。把前日郊祀时的敬畏，接续为今日存心养性的功夫；把爱护臣下的心推广来爱护天下，把对待臣下的心推广来对待万物；喜怒哀乐一概听从天理，上下四方一律平等仁爱，把天地看作一个整体，把天下人看作一个人。发布命令只应执行，不宜屡屡更改；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没有刑罚，宁可避免失常。因为命令屡改，百姓就会疑惑；百姓疑惑，就不会相信；刑罚过于繁多，百姓就会轻慢；百姓轻慢，刑罚就失去威严。国家建立至今将近二十年，几乎没有一刻不改变法令，也没有一天不惩罚人。陛下曾教导臣说：“世间并不是永远没有贤才，难道亿万百姓中果真没有一个像古人那样的贤才，而全都是无能之人吗？”陛下又曾教导臣说：“百姓连死都不怕，还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吗？” 这实在是因为陛下的诚信有所间断，而使用刑罚又过于繁多；难怪您喜爱善行却看不到善行显著，憎恶恶行却使恶行日益滋长，因为行善的人未必得到福报，作恶的人未必遭受祸患。曾听说陛下震怒，铲除根株、剪除枝蔓，诛杀奸邪叛逆；却没有听说陛下下诏褒奖一个大善之人，使赏赐延及后世，又施及他的乡里，尊荣与恩宠始终如一。至于早晨赏赐、晚上诛杀，忽然定罪、忽然赦免，施加不可预料的羞辱，这些倒是有的。实在是因为陛下常常有自我悔恨的时候，随即又发出后悔不及的叹息，这岂不是被个人意气所驱使吗？只是存心养性的功夫片刻也没有加以严密，所以才会有过当或不及。陛下天性一向严厉，有时失于急躁；至于好胜、自矜、怨恨和贪欲，臣知道陛下的圣性本来没有这些。我看见陛下喜欢阅读《说苑》《韵府》一类杂书以及所谓《道德》《心经》，臣私下认为这很不合适。《说苑》出自刘向，刘向的学问并不纯正，沉溺于荒诞妄说，所采内容不合经典，而且多是战国纵横家的言论，败坏人的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韵府》出自元代阴氏，是鄙陋浅薄的小儒，学问孤陋、见识狭窄，像苍蝇一样聚集一时的兔园寒士，抄录编纂污秽芜杂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陛下如果喜欢它便于查阅，那么希望召集一两位有志之士和儒臣，臣请求执笔跟随其后，向上追溯唐虞夏商周孔的精华奥义，向下包括关、闽、濂、洛诸学派的优秀成果，根本坚实、内容精明，按事情分类编排，以备劝戒；删去无益之说，焚毁荒谬妄诞之言，编成一部经典，上接经史，难道不是太平时代著述制作的一项事业吗？如今六经又有残缺，而《礼记》出自汉代儒生，愚陋驳杂尤其严重，应当及时删改。每天临幸经筵，访求精通审定乐律的儒者，充分备具历代君王的典章，编成一部《乐书》，惠及万世；承继唐虞的尊祀，在太学祭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说、箕子，而孔子则从天子直到庶人共同祭祀，奉为先师，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从闵子以下的诸贤分别在各自乡里祭祀，而鲁国阙里仍然建立叔梁纥的庙，赠给王爵，并以颜路、曾晳、孔鲤配享。彻底洗去历代因循沿袭的弊病，开创本朝的文献制度，岂不盛大吗？至于配享上天，应当恢复扫地祭天的制度；尊奉祖先，应当完备七庙的制度。奉天殿不应当作为筵宴之所，文渊阁没有具备馆阁的隆盛，太常寺不应练习俗乐，官妓不是合乎人道的做法；应当禁止歌伎优人，使民风有所改变，不至于迁就淫靡巧诈。改变寺院宦官制度，尊重天子的尊贵，不要使天子接近受刑之人。手执戟戈站立在宫殿台阶下的，都应是吉士；担任虎贲、趣马的，全都应任用俊良之士。即使是清除门户弊端的差役，也应任用公卿子弟中的贤者；任用诸侯王时，应从众人中择取贤能。确定官职，实行久任之法；加封和待遇臣民子弟一视同仁，向天下显示国家是公正的。取消山林湖泽的禁令和税收，减免各务镇的征税。商旅使用木制朴素的车，安居之后不要兴起土木工程。公布开垦荒田的政策，不要贪图四夷的土地。释、道两教中壮年的人，驱使他们还归人伦。荒诞的经咒，焚毁它们，使其欺骗蒙蔽彻底断绝。禁止所谓瑜伽教，禁绝所谓符箓之术。断绝鬼巫，毁弃淫祀，裁减冗官，减少细小县份。严厉惩治法外威刑，永远革除京城的劳役。流放十年便允许复归，杖责八十，不再加刑。妇女除非确实违犯闺门礼法，不得拘捕。大臣有过错罪恶应当诛杀，不应再加以侮辱。制定历法以明辨时令，授予百姓按时做事；只须说明播种栽植的时宜，何必采用建除的荒谬说法？方位、煞神之说，实在毫无意义。孤虚宜忌，也不合经典。什么向东走、向西走之说，什么天德、月德之说，臣料想唐虞时代的历法中一定没有这些文字。应当记载的，是日月运行、星辰次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使各事符合逆顺变化，七政运行齐正之类。君主如果琐碎烦杂，股肱大臣就会懒惰，万事也都会毁坏。

译君主不应把过度察察当作明察；君德没有过失，帝王的意志就会得到响应，天命也会降下吉祥。君主只应以德行施政。陛下对敬畏上天、敬畏鬼神十分用心，但所谓敬畏百姓，却还没有做到。陛下勤勉于治理百姓、治理强暴之人，但用来治理内心的功夫仍然不够。况且祭祀用的谷物洁净、衣服整齐、按时修举仪式、礼文完备，这些只是敬畏上天和鬼神的末节。陛下难道真认为这样就足以尽到事奉上天、鬼神的道理吗？办理文书的期限、审断狱讼、勤于颁布诏令、巧于查核细微事项，这些只是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枝流，难道真认为这样就足以尽到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方法吗？古语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听到的。”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诉讼不发生。”只要专心保持敬畏，内心就是对上天的祭祀，不必烦扰神明也能得到没有灾祸的福报；神明不必劳苦，也能享有无为而治的局面。这样便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相合而决定吉凶。近年来台谏纲纪不严，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刑名轻重当作能事，把审问囚犯的多少当作功劳，这实在不是用来激励清要官员、增长风采的方法。官员自己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弹劾别人的过错呢？人人都把进言视为忌讳，哪里还能有规谏诤言？御史纠察弹劾，都奉承秘密旨意，从未听说举荐善人，只说铲除奸邪。只要听说皇上有赦免，就一定故意坚持不放，心里以为这样皇上的恩典会更加深厚，却不知道被赦免的人会怀疑皇上喜欢听奉承话。这些人都是市井小人，只会使用趋媚逢迎的细小伎俩，陛下为什么不敞开心胸、明察如镜地看清他们呢？哪里曾经真有一个人坚持执法、固执争辩，说某人不应当定罪、某人应当受刑，像舜说“杀掉他”三次，而皋陶说“宽赦他”三次那样呢？臣深知陛下轻视天下士人，都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满足陛下深厚的心愿。然而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平安荣耀呢？所以进谏实在困难，灾祸罪责又不可预测。定人的罪，有时被说成没有私心；为人开脱罪责，却一定被怀疑收受贿赂。逢迎奉承非常容易，有时还会得到褒奖；营救他人却十分困难，而且常常招来祸患。祸患不只及自身，刑罚还会牵连亲友。谁肯舍弃父母妻子，冒犯皇帝、触犯天怒呢？陛下提拔人不辨贤能与否，授予官职不衡量轻重，建立了不让君主任用人的法令。所谓取用时算尽细微财物，却设置奸党凭借法令的条款；所谓用人，却像把泥沙随意使用。监生、进士中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人，很多却困顿于州县，屈居下级官职。孝廉和人才中，有些人糊里糊涂、盲目奔走，却有人得以分布在朝廷和省部，迅速历任清要显贵的职位。那些粗暴凶悍的掘墓之徒、卑鄙下劣愚昧之辈，早晨还丢下刀剪，晚上便穿戴官帽朝服；左手丢下筐箧，右手便系上官印符节。卑贱如削鞋的人，竟穿上高大华美的衮服；替人贩运货物的佣工，竟乘坐显赫的车马。虽说树立贤才没有固定的方式，但也应该认真访求有德之人吧？因此贤者以同这些人为列为耻，庸人却全都学习他们的作风，把贪婪苟免看作得计，把廉洁受刑说成装饰自己的借口。所以有“没有钱就别做工役，没有盘缠就别出门”的俗谚，也有“胡乱膨胀的官人，没什么可商量”的童谣。经过吏部选任的人，不分贤能与否；进入刑部审理的案件，不判明冤枉与正直。升降没有章法，举用和罢黜违背常理。八议的条文徒然设置，五刑的律令没有定准。天下都说陛下任凭自己的喜怒决定生杀，却不知道这都是因为臣下缺少忠良。古代乡邻之间的善恶一定记录；如今虽然有申明旌表善人的举措，却没有党庠乡学的制度。互相知悉的法律虽然严厉，教诲告诫的方法却不完备。举行礼仪、讲习学问，必须有固定地点和时间，先用仁义教导，再用法制约束，这样或许可以逐渐磨炼，使实行产生效果，如影子随着形势而动。如今只是应付旧例、树立空文，善恶两个字都荒芜废弛，没有人顾及。长幼之间的人彼此甩袖而过，连作揖也不做，纲纪没有建立，礼节没有依凭，这是形势造成的。臣希望取用古人治理家庭的礼法、和睦宗族的方法，例如古代蓝田吕氏的乡约、当今义门郑氏的家范，颁布到天下；世代为臣的大族带头劝行，对他们加以表彰、免除负担，使其成为百姓的表率。这样将会看到风俗逐渐更新，社会渐次和谐，直到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也并不困难。陛下不可认为这些迂阔而不切合当今急务。陛下天资极高，合乎正道，即使百家之中神怪荒诞、恍惚虚妄的说法，臣也知道陛下已经洞察了。然而陛下仍不免想用这些东西愚弄天下，至于所谓借神道来设教，臣认为没有必要。一统天下的地图已经确定，一时的人心已经归服，各种奸雄已经震慑；上天没有异常灾变，百姓没有祸害，圣体康宁，圣子神孙世代相继，这就已经是所谓真正的祥瑞符命了。何必兴师动众，以寻找宝物为名，告诉众人以神仙作为征兆，说有什么某神某仙在保佑国家呢？再拿传国玉玺来说，潞王从珂已经把它烧毁了；屡次寻找又屡次得到，真假无法辨明。假如它真的存在，那么小小的李斯之书、秦政的制度，哪里值得作为宝物呢？周武王时代，并没有神仙符命应验的事情，经典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见。后来古今享有国祚之长的，没有像周朝这样的；神仙、释教、道教那些荒诞虚妄、恍惚不实的说法，有什么值得考察的呢？臣看见土地有丰盛和衰败，物产有丰足和歉收，而商税的征额大多一概固定，这就使丰收时奸猾之人能够侵吞欺骗，歉收时善良百姓却困于补缴。夏税本来是一项，而茶叶、胡椒还要纳粮，果品、蚕丝还要纳税；既在产地征税，又在经过的渡口征税，夺取百姓利益竟然严密到这种地步吗？况且许多贫苦人家，不免犯下抛荒土地的过错，有的因疾病死亡、丧葬，有的逃亡而抛弃失去土地；今天土地的生产已经不如从前，而今天征收的税赋却仍按从前的税粮计算。里胥不替他们申报，州县也不替他们处理；有的人卖掉财产来交税，财产卖掉了，税却还存在；有的人被迫承担差役，差役沉重而百姓困苦。又因土地肥瘠高下不均，而起科征税的轻重没有区别，有的土地肥沃，税反而较轻；有的土地贫瘠盐碱，税反而较重，这都是丈量土地时里胥作弊造成的。要彻底解决百姓困苦、革除这些弊端，不如实行授田、均田之法，同时实行常平仓、义仓的措施，逐渐积储粮食，达到九年粮食储备，也并不困难。

译臣所谓希望免除天下商税，指的就是这个。臣听仲尼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自己的国家，所以小邑一定有城墙壕沟，设置重重城门、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这是圣人制定的制度。可是近世习惯于安逸，毁坏名城，销毁兵器，忌讳谈武，以为这样就是太平；一旦有意外的忧患，接连数郡便望风溃败，张良、陈平来不及谋划，孟贲、夏育来不及战斗，这都是武备毁坏造成的过错。到了今天修治武备，不宜劳烦大军，只应命令有关部门按时整修，放宽期限，交给里胥守护，按额设置弓手并考核他们。把弓弩训练同教练民兵结合起来，使军队和农民都能操练；开设武举来收罗天下英雄，扩大乡校来延揽天下俊才。古时有许多书院遗址、学田旧业，贡士有庄田，宗族有义田，都应当兴复并加以扩充。罪人不牵连妻子，惩罚不涉及后代；连坐起源于秦法，诛杀妻子儿女本出于伪造的书说。如今行善的人，妻子儿女未必得到荣耀；有过错的人，里胥却一定陷害他们使其获罪。唐虞时代，四凶的罪只判流放，所以处死鲧而任用禹，禹并不因此把舜视为仇人，舜也不因此嫌弃禹。何况法律以人伦为重，却有把妇女发配给人的条文；如果听任这种不义之事，那么又何必取法节义呢？这就是教化根本所由产生的地方。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当。”所以贾谊想改变服色、确定官名。尚书、侍郎、内侍，本是官名，却把它们加在六卿之上；郎中、员外郎是什么职务，却用来命名六部属官。御史、词臣是用来居于受宠的台阁之中的，郡守、县令不应回避本乡本土；同僚之间应当和睦恭敬，以礼相互倡导。然而如今内外各部门，捶打下属官员甚于对待奴隶，导致柔弱懦怯的人完全丧失廉耻之节，在进退之间举手跪拜、弯腰曲身，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奔走。一旦成为下级官员，连肌肤都无法保全，这实在不是用来培养孝行、激励节义的办法。臣认为，从今以后只要不是犯有罪恶，解除官职以及笞杖的刑罚都不要使用；催收赋税、督促办事时，即使有小的过失，也只用蒲鞭表示羞辱，便足以劝善惩恶了。臣只知道竭尽愚诚，想说的本来不止这些。臣奉命思考斟酌，急于陈述献上，所陈各事完全没有次序，也来不及组织成文，只希望将来能够得到称誉，惟愿陛下幸而垂察。奉诏上密封奏章【邹智】

译臣恭敬看到本月初十日五更时分，有大星飞行流落，从西北横贯东南，光芒照耀大地，蜿蜒如龙蛇，人马都惊惧退避，这大概是阳不能制服阴的征象。臣私下思考，陛下即位以来慷慨奋发，恭敬俭约，勤劳政事，摒斥宦官，贬黜远离左道，追究浮费，裁减冗员，严惩法王、佛子，大量放生珍禽异兽；天下人想要而没有得到的、忧患而没有除去的事情，陛下都依次罢除实行，几乎没有遗憾。照理说应当享有天心，景星、卿云在霄汉之外光明显现。如今变异竟然如此，究竟是什么缘故？臣反复思考，恐怕是应当消退的阴气还没有消退，应当增长的阳气还没有增长，而陛下用来事奉上天的地方仍有不足吧。从前孔子修订《春秋》，凡有星变一定记载；朱子修订《纲目》，凡有星变也一定记载，用来给万世帝王留下明确的警戒。假如孔子不是大圣，朱子不是大贤，那么他们记载这些事似乎也没有意义；但既然他们通达天人之间的道理，难道我们能够不因此寒心吗？臣恭敬读到明诏说：“天下大小衙门的政务，如果有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端，各处官员都应逐条据实具奏。”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前一次登极诏书被奸臣误导，阻塞了言路，舆论喧嚣，所以再次下达这条诏令来为自己解脱。可是诏书不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漏”，却说“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端”；不说“允许众人直言无隐”，却说“各处官员逐条据实具奏”，陛下求取谏言的范围已经不够广了。然而要兴办天下的利益，就应当探求利益所以能够兴起的根源；要革除天下的弊端，就应当探求弊端所以形成的根源；要整顿天下的衙门，就应当从大衙门开始。臣请求追溯源流，穷究根本，为陛下陈述，惟愿陛下虚心听取。内阁是天下最大的衙门，利益没有比君子进用更大的，弊端没有比小人不退更严重；小人不退，想革除弊端就不可能；君子不进，想兴起利益也不可能。比如少师万安贪恋禄位、倚仗宠幸，毫无满足；少保刘吉依附皇上、欺压下属，对事情一概含糊；太子少保尹直怀挟欺诈奸邪，完全没有廉耻，这些都是世人所说的小人。陛下如果留用他们，君德一定不能得到辅佐，朝廷一定不能修治，纲纪一定败坏，风俗一定衰薄，天下贤才一定有所观望而不敢前来，天下邪人一定有所盘结而不肯离去；对上损害社稷，对下损害百姓，这就是应当革除的弊端。臣希望陛下劝退他们 再次推辞，以保全他们的体面；给他们余禄，使他们满足欲望；放他们回到田里，使他们休息劳苦，那么天下的弊端就没有不能革除的了。至于已经致仕的尚书王恕，立志忠诚勤勉，可以担当大事；尚书王竑，操守刚劲，可以平息大奸；都御史彭韶，学问见识醇正，可以裁决重大疑难。这些就是世人所说的君子。陛下如果任用他们，君德一定会因此开明，朝政一定会因此清静，纲纪一定会振兴，风俗一定会淳厚，天下贤才一定会像拔茅草一样成群而来，天下邪人一定会望风而去；对上有利于社稷，对下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应当兴起的利益。臣希望陛下赐给他们安车，以优厚礼遇；赐给他们手诏，以郑重其行；把他们安排在左右，使他们施展胸中的才蕴，那么天下的利益就没有不能兴起的了。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能进用，小人之所以不能退去，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是宦官的权势太重了。汉元帝曾经任用萧望之、周堪，却被弘恭、石显一手压制，不能施展他们的志向；宋孝宗曾经任用陈俊卿、刘珙，却被陈源、甘升从中离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李林甫、牛仙客同高力士彼此勾结，形成掎角之势，于是唐玄宗时期的朝政就不合常理了；贾似道、丁大全和董宋臣彼此内外勾结，因此理宗的国势不能振兴。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关键，未尝不取决于这几个人的盛衰。臣希望陛下鉴察过去的事实，谨慎对待将来的事变，充分施展英明决断，总揽治国大权。凡是对待宦官的办法，一概以太祖高皇帝为法；凡是任用大臣的办法，一概以太宗文皇帝为法。这样，君子就可以进用，小人就可以退斥，天下的治理便能归于一统。陛下的聪明超过历代帝王，神武威势震动六合，难道不知道刑余之人不可以玩弄国家大权吗？然而陛下时而操持、时而放纵之间，最终没有一定的操守，大概是端正内心的功夫还没有讲求。心，是身体的主宰，是处理事务的纲领；只是内心发作时，不能没有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发自天理，那么耳目自然聪明，言语行动自然合乎节度，可以上对上帝，宦官怎么能够迷惑您？发自人欲，那么一身没有主宰，万事没有纲领。夷狄的美酒，可能因此成为我的甘美饮品；易牙调制的美味，可能因此使我吃得满足；白台、闾须所进的美色，夹林、兰台的游乐，可能因此荡乱我的视听。他们必定寻找空隙，在人不知不觉中施展蒙蔽、摆布的手段；即使有聪明神武的资质，也将日渐月化，渐渐失去原本的品性。想要进用君子、退斥小人，兴办天下的利益，革除天下的弊病，整顿天下的官府，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陛下早朝以后，深居法宫，内心发于天理，还是发于人欲，或者天理与人欲在胸中交战，臣都无法知道。这全在于陛下亲自检点、省察：果真是天理，就敬慎地培养它；果真是人欲，就敬慎地克制它。这样，静止时与天同在，行动时与天相合，宦官就不能迷惑您了。大体说来，以君子和小人相对而言，君子属阳，小人属阴；以群臣和宦官相对而言，群臣属阳，宦官属阴；以天理和人欲相对而言，天理属阳，人欲属阴。所谓阳，应当竭力扶助，使它日益增长；所谓阴，应当严厉抑制，使它日益消退。阳气日益增长，阴气日益消退，那么用来感格上天的道理就在这里，用来配合上天的道理也在这里，用来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道理更在这里，难道仅仅能够消弭天变而已吗？臣又听说，今天朝廷内外有人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说，臣请求加以论说。君子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亲；所谓天，也不过是理罢了。理当如此就实行，理不当如此就停止；一行一止，都顺从义理而不夹杂自己的私意，这就是侍奉上天。

译侍奉上天正是侍奉父亲，哪里有违背上天却可以称为孝的呢？孔子这句话，大概是推及孝子不忍改变父道的心情；他所说的‘无改’，正是指本来应当改却可以暂时不改的事情。若事情已经应当改变，而三年之内关系重大，形势又不得不改变，自然应当赶快改掉，难道一定要拘泥于外在形式吗？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比尧、舜更贤明的了。史官赞美舜的德行说‘重华协帝’，按理说他应当没有一件事不与尧相合。如今考察《尚书》，舜诛除四凶，是尧没有做到的；舜举用十六位贤相，也是尧没有做到的。舜之所以能与尧相合，只是顺应义理罢了。舜的心难道和尧的心不同吗？如果只拘泥于圣人的话，却不能领会话外之意，那么先前的宦官也不必排斥，左道也不必贬黜远逐，浮费也不必彻底追究，冗员也不必裁减抑制，法王、佛子也不必严加惩罚，珍禽奇兽也不必大量放归，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臣希望陛下不要被浮泛的言论迷惑，凡是侍奉先帝的事情，都以侍奉上天为准则即可。臣只是看到天变显著而可怕，而朝廷内外的大臣却拱手旁观，没有一个人敢向陛下进言，臣真正痛心的正在这里。从前朱云以槐里县令的身份议论安昌侯张禹，梅福以南昌尉的身份议论大将军王凤。孝宗下诏命监司、郡守分别列举民间的利弊上报，朱熹又极力论述其中的原因，认为宰相、台省官、师傅、宾友以及进谏的大臣都失去了职守，而君王身边的近习之臣却暗中独揽决断大权。臣虽然不才，本来不是一个县令、一个县尉所能相比的，难道敢苟且偷生来保全自身吗？只希望陛下对太祖历经二十年艰难辛苦创立的基业，以及传之千万世、弘大长久的统一大业，千万加以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四 （明）贺复征编。条事。贺复征说：考察《说文解字》，‘条’是小树枝。颜师古说：‘凡是说条，就是一条一条地分别列举，就像树枝一样。’古代有诏条、科条，《赵充国传》所说的‘充国条上留田十二事’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把‘条事’列为一种文体。分条奏报原昌邑王的居处【汉·张敞】。臣张敞在地节三年五月任职办事。已故昌邑王住在旧宫中，宫里的奴婢共有一百八十三人。关闭大门，只开小门。由一名廉吏负责掌管钱物，采购宫内食物，其他人不得出入；由一名督盗另行负责巡逻，察看来往人员。用王家的钱招募士卒，巡逻宫中，清理内部，以防盗贼。臣张敞多次派遣丞、吏前去巡视察看。地节四年九月间，臣张敞进入宫中查看居处情形。故王二十六七岁，面色青黑，眼睛小，鼻尖而低，胡须眉毛很少，身材高大却患有严重痿疾，行走不便。他穿短衣、大裤，戴惠文冠，佩玉环，簪着笔，拿着文牍快步前来拜见。臣张敞和他在中庭坐着交谈，查看他的妻子儿女和奴婢。臣张敞想要借机观察他的意图，便用恶鸟来刺激他说：‘昌邑有很多猫头鹰。’故王回答说：‘是的。’此前贺君从西边到长安，完全没有听见猫头鹰叫；后来又向东到济阳，才再次听到猫头鹰的声音。臣张敞查看到子女时，故王手里拿着缰绳。故王跪下说：‘拿着缰绳的，是严长孙的女儿。’臣张敞本来知道执金吾严延年的字是长孙，他的女儿罗紨曾经是故王的妻子。观察故王的衣服、言语、跪拜和起立，他表现得轻浮狂乱而不聪慧。妻子十六人，子女二十二人，其中男十一人，女十一人。臣冒死上奏名籍以及奴婢、财物的簿册。臣张敞先前上书说，昌邑哀王的歌舞伎张修等十人没有子女，也不是姬妾，只是没有官名的良人。王死之后本应遣散回去。太傅豹等人擅自把他们留下，作为哀王园中的人，这不是他们应当得到的待遇，请求遣散归还。故王听说后说：‘园中人守园，生病的应当不要给他治伤，互相杀伤的应当不要依法处理，是想让他们赶快死掉吗？太守为什么想要遣散他们？’他的天性就是喜好扰乱和败亡，始终看不出仁义，竟到了这种程度。分条奏对七件事【郎顗】。

译臣听说，贤明的君主喜欢听取自己的过失，忠臣孝子进言从不隐瞒实情。臣属于有生之人、具有人伦视听能力的一类，却禀性愚蠢，不懂得避忌，因此冒死忘命，恳切反复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修养乾坤般的德行，开启日月般的圣明，披览图籍，考察经典，观览帝王的法则，了解前代和后世的政治；如果有所缺失，便退下来自己改正，以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比拟尧、舜的道统，消除灾祸、延续福庆，向天下发布号令。这确实是臣郎顗微小的愿望，也是臣日夜梦寐、尽心筹划的事情。谨将前篇按条次序列出，阐明其中旨趣，分条陈述七件有利于政事的事情，具体如下。第一件事：陵园关系极其重大，是神圣之灵所凭依的地方，如今灾火熊熊燃烧，逼近寝殿，即使先帝魂灵有知，也将受到惊动。考察宫殿和官府，最近才始于永平年间，岁月还没有积久，便又不断修造。又设置西苑，禽兽都聚集在那里；离宫别馆，本来不是经常居住的地方，却都务求土木精美，营建没有止息，耗费功力，单是贿赂就以巨亿计算。《易·内传》说：‘君主奢侈，多修饰宫室，那个时代就会干旱，并发生火灾。’所以鲁僖公遭遇旱灾时，修明政事，自我警戒，下令悬挂的钟鼓停止使用，让负责修缮治理的官员休息；虽然当时仍不安宁，但应时的雨自然降下。由此说来，上天对人的回应，比回声和影子还要迅速。这个月十七日戊午，是征兆出现的日子；太阳运行到申位，风从寅位吹来，到丑时才停止，丑、寅、申三者都是征兆。若不发生火灾，就一定会形成旱灾。希望陛下核算修缮的费用，永远想到百姓的劳苦，罢免将作官，减少雕饰文采，削减宫廷膳食，停止宴饮私乐。《易·中孚传》说：‘阳气感动上天，不出一日就会得到回应。’如果这样做，景云就会降临聚集，灾害邪气也会平息。第二件事：自去年以来，兑卦当令，类似的征候大多没有应验。《易传》说：‘有外表而没有实质，是谄媚之人；有实质而没有外表，是修道之人。’寒暖是实质，清浊是外表。如今三公都和颜悦色、过分恭敬，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用虚浮的事情来应付皇上，没有辅助国家的实际功效，所以清浊之象应验，而寒暖之象不应验。因此阴寒侵袭，消息占说：‘太阳受到乘凌，就会有妖风；太阳受到蒙蔽，就会有地裂。’这样持续三年，就会导致日食，这是阴气侵入阳气、逐渐积累造成的。立春前后，温暖之气顺应节令，是诏令宽缓；此后又寒冷，是因为没有宽缓的实际。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忠信之人；天下所有百姓，难道会没有坚贞贤能的人吗？没有听说朝廷有所奖赏拔擢，这不是寻求善人、赞助政务、广泛救济百姓的办法，应当采纳贤良之臣，以辅助圣明的教化。第三件事：臣听说天道并不遥远，三日、五日便会循环反复。今年是少阳之年，按法理应当乘势兴起；恐怕到了后年，过去的征兆将终于引起震动，经过天门，灾祸在戊己之年形成。今年春天应当干旱，夏天必定有水灾。臣用六日七分的历法推候，可以知道这一点。灾异到来，是因同类事物而相互感应；人的行为有污点缺失，气就会逆冲上天，精气感应而产生变异，以此警戒君主。君王遵行义理，若时令造成歉收，就应当减少滋味、撤去精美膳食。数年以来，谷物收成略有减少，家家贫困，户户饥饿，年成不如从前，百姓尚且不能满足，君王又能和谁一起富足呢？水旱灾害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君子应当看得长远，防备细微征兆，忧虑祸患萌发。老子说：‘百姓之所以饥饿，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征收的赋税太多。’所以孝文皇帝穿粗绨袍、革鞋，木制器物不加文饰，约束自身、减轻赋税，时代因此达到太平。如今陛下以圣德中兴，应当遵循前代典制，务求节制俭约，天下就大为幸运。《易》说：‘天道没有偏私，常常帮助善人。’所以高宗因此享有福祉，宋景公因此延长寿命。第四件事：臣私下看到皇太子尚未册立，储宫没有主人。抬头观察天文，太子星不明；荧惑星在去年春分后十六日运行到娄宿五度。按三统历推算，荧惑星如今应当在翼宿九度，现在反而在柳宿三度，这样就相差不到五十多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星经过舆鬼，向东进入轩辕星座，从后星北面出来，向东离开四度，向北回旋又返回轩辕星座；这关系到后宫。荧惑星是至阳之精，是上天的使者，却出入轩辕，绕行往来。《易》说：‘上天垂示星象，显现吉凶。’其中的意思清楚可见。按礼制，天子娶一位正妻、九位妾媵，嫡妻和媵妾都应具备。如今宫中侍奉御用的宫人动辄以千计，有的生下来就幽闭隔绝，不能通行人伦，郁积的气息向上感动皇天，所以天帝派荧惑进入轩辕，整顿人伦，垂示异象来使君主醒悟。从前武王即位后，放出倾宫中的女子，表彰商容的里门，以此治理人伦、表彰贤德，所以上天赐给他圣子成王，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陛下大量积聚宫人，违背天意，所以皇室子嗣多夭折，继承大统的人没有托付。《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戏弄违背。’当今的福祉，没有比广衍子嗣更大的了。广衍子嗣的办法，难道可以不深思吗？应当选择宫女遣出，使她们自由婚嫁，那么上天自然降下福佑，子孙就会成千上万。希望陛下对此再三留意，身边的贵幸之臣也应当只把臣的话转告给陛下，使陛下醒悟。大体说来，善于谈古的人，所说应合于当今；善于谈天的人，所说应合于人事。希望陛下询问百官，如果有人反对臣的话，臣愿接受苟且进言的罪责。第五件事：臣私下看到去年闰十月十七日己丑夜间，有白气从西方天苑星座奔向左足星，进入玉井，几天后才消失。《春秋》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大辰是什么？就是大火星。大火是大辰，罚星也是大辰，北极星也称大辰。彗星只在一个星宿出现，却连接三个星宿，是说北辰是君王的宫殿。凡是中宫失去节度，政教悖乱，威武衰微，就会有这三颗星来应验。罚星所属是白虎星宿，主管兵事；它所对应的国家是赵、魏，出现在西方，也应验于三辅地区。凡属金气的变异，多发生在秋季。臣恐怕立秋以后，赵、魏以及关西将有羌寇反叛作乱的忧患，应当预先告诫各郡，使他们谨慎安排农时，减轻徭役，减薄赋税，不要任意修缮、建造坚固仓库和监狱、设置防守卫士，重新选拔贤能之人来镇守安抚。金精造成的变异，责任归于上司。应当在五月丙午派遣太尉，穿戴干戚，树立井旟，在西郊把白气的异象写在玉板上，责备自身、寻求过失，向皇天谢罪，消灭妖气。因为火能战胜金，可以转祸为福。第六件事：臣私下看到这个月十四日乙卯己时，有白虹贯日。

译凡是太阳旁边的气色洁白纯净的，叫作虹；贯入太阳中央，就是侵凌太阳。在春季出现，是政治改变常规的征兆。如今中官、外司各自审理案件，他们所审理的有些并非急务；又遇到恭陵火灾，主犯尚未确定，却大肆收捕，备受拷问毒刑。考察起来，火灾是上天的警戒，用来使君主醒悟；对此只能顺应而不能违背，只能敬畏而不能轻慢。陛下应当恭敬自持、在内心反省，以防备后来的灾祸。凡是审理这些案件，都应当等到立秋以后。《易传》又说：‘公卿能够办理政事，任用贤能、进用士人，后来必有喜庆；反过来，就会有白虹贯日。’如果在甲乙日出现，那么谴责就在中台。自从司徒居位以来，阴阳屡屡失调，长期没有虚心退让、进用贤能的举措，天下议论纷纷，奇异之人也一同忧虑。况且自立春以来，金风再次出现；金能胜木，必定会有兵乱之气。应当贬黜司徒，以应合天意。陛下如果不早作禳解，将会辜负臣的进言，把祸患遗留给百姓。第七件事：臣恭敬地思考，汉朝兴起以来已经三百三十九年；按《诗》三基计算，高祖起于亥仲二年，如今处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说：‘卯酉是革政之年，午亥是革命之年。’神灵在天门出入，观察听取人事；这是说神灵在戌、亥之年，主管观察帝王兴衰得失。善行就昌盛，恶行就灭亡。按《易》雄雌秘历推算，如今正值困乏之运。凡是九二爻所说的困，是众多小人想要共同困害君子。《经》说：‘困厄之中仍不失去自己的处所，大概只有君子能做到吧。’只有贤圣之君，遭遇困厄险难时，才能以生命成就志向，不放弃自己的正道。陛下此前如潜龙一样涵养德行，幽隐屈抑、处境困苦；即位之初，紫宫星受到惊动，历运转折的时机已经到来，时气也已经应验，但臣仍担心妖祥尚未尽除。君子想到祸患，就预先防备。臣认为戌仲之年已经结束，明年进入季年。文帝改定法令，废除肉刑，到现在正好三百年，应当借此时机大幅度减免法令，在官名、称号、车舆、服饰和器械等方面有所更改，把大事化小，去除奢侈而趋向俭约，革除机衡政务中的烦琐。应当改换年号，重新开始，招引幽隐贤人，举荐方正之士，征召有道之人，广泛采纳奇异谋略，打开直言无忌的道路。臣陈述这些适逢时机的事情，恐怕触犯忌讳；文书不能把话全部说尽，也不敢完全畅所欲言。分条奏报灾异七件事【蔡邕】。

译臣恭敬地拜读圣旨，陛下即使比周成王遇风而询问群臣、宣王遭旱而密切戒惧，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们的。臣听说上天降下灾异，是因应某种象征而来；反复推考历数，大概是刑罚诛杀过多所造成的。风，是上天的号令，用来教导人民。昭明地侍奉上帝，自然会得到许多福气；在宗庙中表达敬意，鬼神就会显现。国家的大事首先在于祭祀典礼，天子的圣体本应恭敬奉行。臣自从在宰府任职，以及备任朱衣官员迎接五郊之气以来，皇帝车驾很少亲自出行，四时祭祀常常委托给有关官员；即使举行解除灾异的仪式，仍然显得疏忽废弛，所以皇天不悦，显现出这些灾异。《洪范传》说：‘政令违背常理、德行隐没，风就会吹倒房屋、折断树木。’坤是大地之道，《易》称之为‘安贞’；阴气愤怒旺盛，本应静止却反而发动，按照法则就是下属叛乱。权力不在君上，雷电就会伤害万物；政令苛刻暴虐，虎狼就会吃人；贪求财利而伤害百姓，蝗虫就会损害庄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与月亮相迫，这是兵事上的凶兆。鲜卑侵犯边塞，来自遥远之地，如今出兵还没有看到好处，对上违背天象，对下违逆人事，实在应当广泛听取众议，采取安稳的办法。臣不胜愤懑，谨分条陈述应当施行的七件事。第一件：依照明堂月令，天子在四立以及季夏之节到郊外迎接五帝，以招致神气，祈求丰年。在清庙举行祭祀，是追念先祖、表达孝敬；在辟雍奉养老人，是向人民显示礼制教化；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也是祖宗所恭敬奉行的事情。然而有关官员屡屡因为藩国发生疏忽性的丧事、宫中有人生产以及官吏士卒有小的污秽，而产生许多忌讳。我私下看到，南郊斋戒从未废止，至于其他祭祀却总是提出异议，难道南郊低下而其他祭祀尊贵吗？孝元皇帝的策书说：‘礼制中最为恭敬的事情，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因此竭尽心意亲自奉行，以表达肃敬。’元和年间的旧例又重申前代典制，前后制书都推心置腹、情意恳切，可是近来情况更加严重。太史忘记了礼敬的重大职责，被禁忌之书束缚，拘泥于细小原因，从而损害了重大的典礼。妻妾生产后斋戒，就不进入侧室的门，并没有废止祭祀的条文。所谓宫中有人死亡，三个月不祭祀，是说士人和庶民在一间房屋中共同居住，难道是说皇宫广大、臣妾众多的情况吗？从今以后，斋戒制度应当依照旧典，以便稍稍回应风雷灾异的征兆。第二件事：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正直的言论会多次听到；在内可以了解政事，在外可以看到民情。所以先帝虽然具有圣明的资质，仍然广泛寻求政治得失，又借灾异征引幽隐之士，重视贤良方正、敦厚朴实、有道之人的选拔，使直言极谏不断出现在朝廷。陛下亲自执政以来，连年发生灾异，却没有听说特意举行广泛选拔的诏令，实在应当思考、省察并继承旧制，使怀抱忠心的大臣能够施展狂直之言，以消解《易传》所说的‘政令悖乱、德行隐没’的话。第三件事：求取贤才的道路不一定只有一条，有的人凭德行显名，有的人凭言论扬名。近来在朝廷任职的士人，竟然没有因忠信受到奖赏，反而常常遭受诽谤、讥刺的惩罚，于是使群臣闭口不言，没有人谋求正直的言辞。郎中张文以前独自尽情发表狂直之言，圣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以此责问三司，臣子们豁然开朗，百姓也感到欣慰。臣愚见，应当提升张文担任较高职位，以此勉励忠直之臣，向海内宣扬他的声名，广泛打开进言的道路。第四件事：司隶校尉、各州刺史，是用来督察奸邪冤屈、分别黑白的官员。臣看到幽州刺史杨憙、益州刺史龎芝、凉州刺史刘虔，都有奉公守职、痛恨奸邪之心。杨憙等所纠举的案件，成效尤其多；其余的人都枉曲回护，不能称职，有的还身负罪过、怀有瑕疵，和下属一起憎恶正直，使法网松弛，没人互相举发察访。公府、台阁也沉默不言。永元五年的制书曾议论派遣八名使者，又命三公以歌谣、民间传闻奏报政事。当时奉公的人欣然得志，邪曲的人忧惧失色。不知这个建议因为什么而停息了。从前刘向上奏说：‘抱持狐疑不决的计策，就会打开众多枉曲行为的门；养成不能决断的忧虑，就会招来谗邪之人的口舌。’如今刚听到善政的消息，随即又改变，足以使海内推测朝廷政事。应当重新确定八名使者纠举违法之事，再选拔忠诚清正、能够公正评议的人，赏罚分明。三公任期届满时，要考核他们的优劣，使官吏知道奉公的福分、营私的祸患，那么各种灾害的根源或许就可以堵塞。第五件事：臣听说古代选取士人，一定让诸侯每年贡举。孝武帝时，各郡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于是名臣接连出现，文武事业一同兴盛。汉朝得到人才，不过是有几条途径罢了。书法、绘画、辞赋，只是才华中的小技；匡正国家、治理政事，不能靠这些本领。陛下即位之初，先学习经术，在听政余暇观览篇章，姑且用来寄托兴致；当代流行的博弈，并不是以教化来选取士人的根本，然而诸生竞相逐利，文章作者喧闹不止。高明的，颇能引用经训和讽谏教化的言辞；低下的，则连缀偶数俗语，有些像俳优，有的还窃取成文，虚冒作者姓名。臣每次在盛化门奉诏，区别次序、登记品第；那些没有达到标准的，也仍然跟随同辈，一并被授官提拔。既然已经施加恩典，就难以再收回更改；但只让他们领取俸禄，在道义上已经很宽厚了，不可以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任职州郡。从前孝宣帝在石渠召集诸儒，章帝在白虎观集合学士，讲通经义，事情盛大而优厚，这是文治武功的正道，应当遵循。至于小才能、小善行，即使有可观之处，孔子也认为用来承担远大事业就会陷入泥淖；君子本来就应当立志于大事。第六件事：佩墨绶的长吏，职责在于治理百姓，都应当以惠民利民作为政绩，以任职日月作为劳绩；褒奖、责罚的标准，应该分明。如今官员在任时不再考察能力，等到任期结束回来，多数反而被召来授任议郎、郎中。如果才能器用优良，不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冗散职位；如果有罪过，自然应当依法严惩，哪里有犯了罪、害怕审讯，反而谋求迁转升调，彼此仿效，善恶没有标准的道理？先帝的旧典从未有过这种做法，都应当彻底断绝，以核验真伪。臣看到此前把所有作为宣陵孝子的人都授为太子舍人。臣听说孝文皇帝规定丧服三十六日，即使是继承帝位的君主，父子亲情深厚，公卿列臣受恩重大，也都克制感情而遵从制度，不敢逾越。如今这些虚伪的小人，本来不是皇帝的骨肉，既没有宠幸私恩，又没有俸禄仕进的实际，哀恸思慕的感情从何而生？他们聚集在山陵，假借孝子的名义，行为不合内心，义理也没有依凭。甚至有奸邪之人混杂容身其中，常常图谋不轨。皇后下葬时，东郡有盗窃他人妻子的人，逃亡躲在服孝者中，本县追捕他，才伏法认罪。

译其中虚伪、混杂、污秽的情况，多得难以尽数。又有前面到达的人已经得到任命，后来的却被遗漏；有的在陵墓附近经过一年，因为暂时回去而被漏掉；有的让别人代替自己，也蒙受宠荣。于是争讼怨恨，充斥道路。太子的属官，应当搜选有美好德行的人，哪里能只取坟墓之间那些凶恶丑陋的人呢？这种做法没有比它更不祥的了。应当遣送他们回到乡里，以彰明其欺诈虚伪。《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五 （明）贺复征编。奏对一。徐师曾说：考察汉代制度，朝臣出任外官，天子派人接受他们想说的话；以及有事情下交群臣讨论，都用书面回答，所以称为‘奏对’。关于郊祀的奏对【汉·董仲舒】。廷尉臣汤冒死进言：臣汤奉诏以郊祀之事询问原胶西相董仲舒。臣董仲舒回答说：据我所听说，古代天子的礼制中，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通常在正月上辛日举行，是因为先祭祀百神而居于最前。按礼制，服三年丧期间不祭祀祖先，却不敢废止郊祀。郊祀比宗庙祭祀更重要，因为上天尊贵于人。《王制》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如茧、如栗；祭祀宗庙的牛，角如手指；用于宾客的牛，角长一尺。这是说德行越加美盛，祭牲反而越不求高大。《春秋》说，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公牛，是因为白色贵在纯洁。帝王的祭牲在涤宫中饲养三个月，祭牲贵在肥壮洁净，并不贪求体形高大。凡是饲养祭牲的原则，只在于肥壮洁净。小马驹、小牛犊还不能吃草料，不如让它们吃母乳为好。臣汤谨慎地问董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公牛，难道不是礼制吗？臣董仲舒回答说：是合乎礼制的。臣汤问：周天子使用赤色刚健的牲牛，诸侯的公牛不取纯色。周公是诸侯，凭什么可以使用纯色牲牛？臣董仲舒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成就两位圣人的功德，使其恩泽上达天地、遍及四海。因此成王认为周公贤能而尊贵他。《诗经》说：‘没有哪一种德行不应得到报答。’所以成王让鲁国用白色公牛祭祀周公：向上不能与天子使用同样的颜色，向下又不同于诸侯。臣董仲舒愚昧地认为，这是报答功德的礼制。臣汤问董仲舒：天子祭祀上天，诸侯祭祀土地，鲁国凭什么可以举行郊祀？臣董仲舒回答说：周公辅佐成王，成王终于成就圣人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周公是圣人，他的祭祀合于天道，所以成王命令鲁国举行郊祀。臣汤问董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公牛，那么郊祀用什么牲牛？臣董仲舒回答说：鲁国郊祀使用纯赤色刚健的牲牛，周代崇尚赤色；这是奉天子的命令举行郊祀，所以使用赤色。臣汤问董仲舒：祭祀宗庙时，有时用鹜来代替鳬；鹜不是鳬，可以使用吗？臣董仲舒回答说：鹜不是鳬，鳬也不是鹜。我听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这是慎重到了极点。陛下祭祀时亲自斋戒沐浴，以承奉宗庙，十分恭敬谨慎。怎么可以用鳬代替鹜、用鹜代替鳬，使名称和实际不相符合，以此承奉太庙，这不是不相称吗？臣董仲舒愚昧地认为不可以。臣年老如犬马，牙齿衰落，已经请求赐还骸骨、退居陋巷。陛下却派遣九卿来询问臣朝廷的事情，臣愚昧浅陋，实在不足以承受明诏、奉答大问。臣董仲舒冒死把这些上报。关于庙殿火灾的奏对【董仲舒】。《春秋》的道理，是列举过去来说明将来。因此天下万物，只要查看与《春秋》所列举的事情相同的类别，就能从精微细小之处保存它的意义，贯通同类事物来贯穿其中的道理；天地的变化、国家的事务，都清楚地显现出来，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考察《春秋》记载，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季氏的罪恶已经成熟，而孔子的圣德正盛。凭借孔子盛大的圣德来改变已经成熟的罪恶，季孙虽然权重，鲁君虽然势弱，形势还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定公二年五月，两观发生火灾。两观是僭越礼制的建筑，上天使它遭灾，就好像说僭越礼制的臣子可以去除了；先显示罪过的征兆，然后告诉人们可以除去他们，这就是天意。定公不知反省，到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厘宫发生火灾。这两件事性质相同，所针对的也是一件事，仿佛说应当烧掉尊贵而除去不义罢了。哀公仍不能看出其中意义，所以哀公四年六月，亳社发生火灾。两观、桓宫、厘宫、亳社这四处都不应当建立，上天把它们本不应立的地方都烧毁，以表示希望鲁国除去乱臣而任用圣人。季氏违背正道已经很久，先前上天没有显现灾害，是因为鲁国没有贤圣之臣；即使想除去季孙，力量也做不到，昭公时期就是这样。到了定公、哀公时才出现灾异，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时机未到就不显现，这就是天道。如今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殿也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按礼制同样不应当建立，与鲁国遭火灾的建筑相同；它们不应当建立已经很久了，到了陛下的时代，上天才使它们遭灾，大概也是时机已经成熟。过去秦朝承受周朝衰亡的弊病而灭亡，是因为把这些弊病转化并延续了；汉朝承受秦朝衰亡的弊病，也因沿袭这些弊病而灭亡。接续两个衰败时代之后，承受它们遗留下来的弊端，又兼受它们的污秽，治理实在更加困难。再加上兄弟亲戚骨肉彼此牵连很多，骄横奢侈、任性妄为的人众多，这正是所谓困难重重的时代。陛下正处在大弊病之后，又遭逢困难重重的时代，实在非常令人忧虑。因此上天降下灾害，仿佛是在告诉陛下：当今世道虽然衰敝而困难重重，若不是大公无私、至为公平，就无法治理。观察那些在外为诸侯、远离正道最严重的亲戚贵属，应当忍痛诛除他们，就像我焚烧辽东高庙一样；然后才能观察那些在国内、处在近臣之位却偏邪不正的贵人，应当忍痛诛除他们，就像我焚烧高园殿一样。外部不正的人，即使像高庙一样尊贵，上天尚且降灾焚毁，何况诸侯呢？内部不正的人，即使像高园殿一样尊贵，上天尚且降灾焚毁，何况大臣呢？这就是天意。罪过在外，天灾就发生在外；罪过在内，天灾就发生在内。焚烧得严重，说明罪过应当重罚；焚烧得轻微，说明罪过应当轻罚，这是顺承天意的原则。化导人民有道的奏对【东方朔】。

译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时代的上古事情，经历数千年，尚且难以详细说明，臣不敢陈述；愿意就近叙述孝文皇帝的时代，因为当时的老人都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孝文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身穿黑色粗绨衣，脚穿皮鞋，用皮带佩剑，以莞蒲为席；兵器用木制成而没有锋刃，衣服用粗布制作而没有花纹，还收集奏章的袋子作为殿中的帷帐。他把道德作为美饰，把仁义作为准则。于是天下人仰望风范而形成风俗，清楚地受到教化。如今陛下认为城中宫殿狭小，谋划修建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宫，号称千门万户。木材、土石都披上绮绣，狗马都覆盖锦绣毛毯，宫人头插玳瑁，垂挂珠玑；设置戏车，教人奔驰追逐，装饰文采，聚集珍奇怪异之物。上面奢侈淫靡到如此地步，却想使百姓独自不奢侈、不耽误农事，哪有这样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采用臣东方朔的计策，把甲乙帐拿到四通八达的街道上焚烧，退掉快马，表示不再使用，那么尧舜的盛治应当可以相比。《易》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根本上差之毫厘，结果就会相差千里。’希望陛下对此留心察看。关于盛赞武帝的奏对【东方朔】。从唐尧、虞舜的盛世，到成王、康王时期，都不足以说明当今的盛况。臣恭敬地观察，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位在三皇之上，远不止如此。如果真的能得到天下贤士，公卿在位者都能各得其人，就好比让周公、召公担任丞相，孔丘担任御史大夫，太公担任将军，毕公高在后面任拾遗，严子担任卫尉，皋陶担任大理，后稷担任司农，伊尹担任少府，子贡出使外国，颜回、闵子骞担任博士，子夏担任太常，益担任右扶风，季路担任执金吾，契担任鸿胪，龙逢担任宗正，伯夷担任京兆，管仲担任冯翊，鲁般担任将作，仲山甫担任光禄，申伯担任太仆，延陵季子担任水衡，百里奚担任典属国，柳下惠担任大长秋，史鱼担任司直，蘧伯玉担任太傅，孔父担任詹事，孙叔敖担任诸侯相，子产担任郡守，王庆忌担任期门，夏育担任鼎官，羿担任旄头，宋万担任式道侯。奏对。关于听音乐的奏对【中山靖王胜】。臣听说，悲伤的人不能只是反复抽泣，忧思的人不能只是叹息。因此高渐离在易水之上击筑，荆轲为此低头不食；雍门子轻轻吟唱一声，孟尝君便为之抽泣。如今臣心中郁结已经很久，每当听到幽微美妙的声音，不知不觉眼泪便横流聚集。众人的气息可以吹动山，聚集的蚊虫也能形成雷声；朋党合力可以制服猛虎，十个人一起也能弯折椎杵。因此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受困于陈、蔡，这都是众多庶人的风气汇合，积累起来便产生祸害。臣身处远方，又孤单寡助，没有人替臣首先进言。众口可以熔化金属，长期毁谤可以销蚀骨骼，许多轻物聚集也能压断车轴，羽毛聚多也能飞起肉块；纷乱惊惧之中遇到罗网，臣不禁凄然流泪。臣听说白日照耀，幽暗隐蔽之处都能被照亮；月光照耀夜晚，微小的蚊虫也能看见。然而云气蒸腾、层层布满天空，幽暗使白昼如同黄昏；尘埃铺盖，昏昧得连泰山也看不见。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东西遮蔽它。如今臣被壅塞阻隔，不能把话传达上去，进谗言的人蜂拥而起；道路遥远，路途漫长，竟没有人为臣把话传达给您，臣私下感到悲伤。臣听说祭祀土地神的鼷鼠不能用水灌，屋里的老鼠不能用烟熏。为什么？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地方使然。臣虽然浅薄，却得以蒙受肺腑亲近；地位虽然卑微，却得以成为东方藩国的属臣，又被称为兄长。如今群臣并没有芦苇花穗般的亲属关系，却结党聚居、相互议论，朋友之间彼此包庇，使宗室被排斥，骨肉亲情像冰一样消融。这正是斯伯奇流离失所、比干被横加分尸的原因。《诗经》说：‘我的心忧伤，忧闷得如同捣击；假装睡着却叹息，只因忧愁而衰老。心中的忧愁啊，像头部得了疾病。’说的就是臣这样的处境。关于禁止百姓私藏弓弩的奏对【吾丘寿王】。臣听说古代制造五兵，并不是为了互相伤害，而是为了禁止暴乱、讨伐邪恶。安居时，可以用来制服猛兽、预防意外；有事时，可以用来设置守卫、布置行阵。到了周室衰微、上面没有贤明君王，诸侯以武力争斗，强者侵凌弱者，多数欺压少数，天下疲敝，各种巧诈一同产生，于是聪明人陷害愚人，勇者威逼怯者，只把取胜当作要务，不顾义理。因此机变、械具和装饰武器等相互残害的器具，数也数不清。后来秦国兼并天下，废弃王道，确立私意，毁灭《诗》《书》而首先重视法令，抛弃仁恩而任用刑杀，毁坏名城，杀害豪杰，销毁铠甲兵器，折断锋刃。此后百姓便用农具、锄头、鞭子、木棒互相殴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无法胜数，终于出现穿着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群盗遍布山林的局面，最终因混乱而灭亡。所以圣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防，因为知道禁防不足以依靠。如今陛下彰明德行，建立太平，选拔俊才进入学官和三公有司之列，有的人从穷巷白屋中被起用，有的人裂地封侯，天下每天都受到教化，四方都向往风俗。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各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礼书说：‘男子出生，就用桑木弓、蓬草箭举起他，明确表示将来有事可任。’孔子说：‘我拿什么东西？拿弓射箭吗？’大射礼从天子下至庶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诗说：‘大侯已经竖起，弓箭于是张开，射手已经聚齐，献出你们射中的功绩。’说的是贵在射中目标。臣听说圣王通过会射来彰明教化，却没有听说把弓箭作为禁物。况且所要禁止的，是盗贼用弓弩攻打抢夺。攻打抢夺按罪当死，但仍不能禁止；大奸之人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顾忌。臣担心邪恶之人携带弓弩而官吏不能制止，良民为了自我防备却触犯禁令，这就是擅自增强盗贼的威势，夺走百姓自救的手段。臣私下认为，这样做对禁止奸邪没有益处，反而废弃先王的典制，使学习礼制的人不能练习、实行射礼，实在非常不便。关于白麟、奇木的奏对【终军】。

译臣听说，《诗经》歌颂君主的德行，音乐歌舞赞美后妃的功绩，虽然经文不同而旨趣相同，都是为了彰明盛德所达到的高度。南越逃窜隐伏在芦苇丛中，与鱼鸟为群，当地的风俗连正朔都不能施行。官吏一到边境，东瓯便归附了朝廷；闽王伏罪，南粤也依赖朝廷的救援。北方胡人随着牲畜迁徙居处，行为如禽兽，心肠如虎狼，自上古以来都未能制服他们。大将军执掌兵权，匈奴单于逃入穹庐；骠骑将军高举旌旗，昆邪王便改穿汉人的衣服归顺。这就是恩泽向南广泛施及、威势向北畅行无阻。假如刑罚不偏袒亲近之人，举用人才不遗漏偏远之士，设置官职等待贤才，悬赏等待功劳，使有才能者进用以保全禄位，使被罢免者退下而勤力劳作，那么刑罚的威严就遍及天下了。陛下享有众多美德却仍不自满，怀抱圣明而不专断，建立三宫的文饰与质朴，彰明各自职分所应做的事。这样一来，封禅的君主便会有声名传世。天命刚刚确定时，万事都是草创；等到天下同一风俗、九州贯通之后，必定还要依靠明圣之君润色祖先的基业，使其传于无穷。所以周朝到了成王以后，才制定礼制，而祥瑞的应验也随之出现。陛下使日月的光辉更加盛明，把圣思垂留在刻石成书的事业上，专心致敬神明，在郊宫举行燔燎与瘗埋之礼，以精诚奉献祭享，感通神明，积聚和气，于是光明显著而异兽前来被捕获，这是很适宜的。过去武王在河中尚未渡过时，白鱼游入王船，武王俯身取来焚烧，群臣都说这是吉祥。如今郊祀尚未见神祇显应，却捕获异兽来进献，这是上天用来表示享受祭祀、与人上通相符合的征兆。应当趁着昭明的时令和吉日，改定告元之礼，在江淮之间垫铺白茅，在营丘宣布美好的称号，以响应光明相继兴盛的祥瑞，使记载事迹的人有所记载。大概六只鹢鸟倒飞，是违逆的征兆；白鱼登上王船，是顺应的征兆。明暗的征验，上面会使飞鸟乱飞，下面会使深水中的鱼受到惊动，都可以按同类推求。如今野兽两角并生，表明同出一源；许多枝条共同依附，表示没有外部隔阂。像这样的应验，恐怕将会有人解开编发、削去左衽，穿上冠带、系好衣裳而接受教化。我们只需拱手等待罢了。《羌事对》——赵充国 羌人之所以容易对付，是因为他们各部自有豪强，彼此屡相攻伐，势力不能统一。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时，也先解开仇怨、订立盟约，合力攻打令居，与汉军相持五六年才平定。到了征和五年，先零部的豪强封煎等向匈奴派遣使者，匈奴又派人到小月氏，传告各羌部说：‘汉朝贰师将军率领的十多万军队投降了匈奴，羌人为汉朝服役而受苦，张掖、酒泉本来是我们的土地，土地肥美，可以共同攻取并居住。’由此看来，匈奴想同羌人联合，并不是一代之内才有的事。近来匈奴在西方受困，听说乌桓前来保卫边塞，害怕汉军又从东方兴起，便多次派使者到尉黎、危须等国，用子女、貂裘作为条件，想要离间瓦解它们。这个计谋没有成功，臣怀疑匈奴又派使者到羌人中去，路线从沙阴地出来，经过盐泽、长坑，进入穷水塞以南，抵达属国，与先零相对。臣担心羌人的变乱还没有停止，他们还会同其他部族结盟联合，应该趁事情尚未发生而预先防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雨雹对》——萧望之 《春秋》记载，昭公三年下了大雹。当时季氏专擅权力，最终驱逐了昭公。假如鲁君那时能够察觉天变，就应当避免这种祸害。如今陛下凭圣德居于帝位，思考政事、寻求贤才，这是尧舜用心治国的做法。然而吉祥的征兆还没有到来，阴阳不和，这是大臣主持政务、一个姓氏专擅势力所造成的。旁枝过于茂盛就会侵害根本，私家势力强盛就会使公室危险。只有明主亲自处理万机，选用同姓之人，举荐贤能之士，把他们作为心腹，与之共同参与政务、谋划国事。让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确陈述各自职责，以考核功效。这样，众多事务就会得到治理，公道得以建立，奸邪受到堵塞，私人权力便会废止。《伐匈奴对》——萧望之 《春秋》记载，晋国的士匄率军侵入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带兵返回。君子赞美他不趁丧伐国，认为他的恩德足以使孝子服从，义举足以感动诸侯。先前单于仰慕教化、向往善道，自称弟弟派遣使者，请求和亲。海内都欣然称许，夷狄没有不知道的。盟约还未履行完毕，不幸被贼臣杀害。如今却去攻打他们，这是趁乱而幸灾乐祸。对方一定会奔逃远遁；如果不是出于义举而用兵，恐怕徒劳而没有功效。应当派使者前去吊问，扶助其势力微弱之处，救济其灾患。四方夷狄听到这件事，都会尊重中国的仁义。如果最终承蒙恩惠，得以恢复原位，他一定会称臣归服。这正是德行的盛大表现。《罢珠厓对》——贾捐之

译臣有幸生逢圣明昌盛的朝代，蒙受能够直言危论的恩典，没有犯忌讳的忧患，敢冒死竭尽诚意进言。臣听说尧、舜是圣德最盛的君主，禹进入圣人的境域却不稍逊，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韶》乐‘尽善尽美’，称禹‘没有可挑剔之处’。凭这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不过数千里，西面抵达流沙，东面渐至大海，北方南方都达到边界，声名教化遍及四海。愿意接受声名教化的地方就治理，不愿意接受的地方也不强行治理。因此君臣共同歌颂德行，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是殷、周两代仁德最盛的君主。然而土地东面不过江、黄，西面不过氐、羌，南面不过蛮、荆，北面不过朔方，所以颂歌一同兴起，凡有视听之能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氏经过九重翻译而来进献，这不是凭兵革能够达到的。到了后来衰败，周王南征而不能返回，齐桓公救援其患难，孔子整理记载，直到秦国兴兵远攻，贪图扩张而使国内空虚，一心想扩大土地，不考虑祸害。然而土地南面不过闽越，北面不过太原，天下却已经溃败反叛，祸患最终在二世末年爆发，长城的歌谣至今没有断绝。幸赖圣明的汉朝初兴，为百姓请求生存之命，平定天下。到了孝文皇帝，怜悯中原尚未安定，停止武事而实行文治，于是断狱只有几百件，百姓每人纳赋四十，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役。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孝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日出行每天走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走三十里。朕乘千里马，难道要独自先行吗？’于是退还马匹，并偿还送马所经过的里程费用，又下诏说：‘朕不接受进献，从今以后命令四方不要再寻求奇物前来进献。’在这个时候，放纵游乐的享受断绝了，奇异华丽的贿赂堵塞了，郑、卫之地的倡优歌舞也衰微了。后宫女色过盛，贤者就会隐退；谄媚之人掌权，敢于进谏的大臣就会闭口，而文帝没有这样做，所以谥号为孝文，庙号为太宗。到了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的粮食红腐而不能食用，都内的钱串朽坏而无法清点，于是探究平城之战的旧事，记录冒顿以来匈奴多次造成边患，登记兵员、整治马匹，依靠富民的财力来攘除并使其降服。西面联合诸国直到安息，东面越过碣石，以玄菟、乐浪设置郡县，北面把匈奴逼退万里，又修筑营塞，把南海地区设置为八郡。于是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有数万件，百姓缴纳的赋税达到数百，又兴办盐铁、酒类专卖来补助费用，仍然不能满足开支。此时盗贼纷纷起事，战争屡次发动，父亲战死在前，儿子在后方搏斗受伤，女子登上亭障，孤儿在道路上号哭，老母、寡妇在街巷中含泪哭泣，远远设下空祭，想念万里之外的亡魂。淮南王盗取改写虎符，暗中招致名士，关东的公孙勇等人又冒充使者，这些都是因为疆域扩张过大、征伐不断造成的。如今天下只分为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关东之中大的国家只有齐、楚。百姓长期困苦，连年流离，离开城郭，彼此枕藉在道路上。人情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比父母亲、没有什么比夫妻更可亲爱的地步，甚至发展到嫁妻卖子，法律不能禁止，道义不能制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如今陛下不忍一时忿怒，想驱使军队，把他们逼入大海之中，在幽冥之地快意，这并不是救济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蠢蠢的蛮荆，大国把它当作仇敌。’意思是圣人兴起时，蛮夷后来才服从；中原衰弱时，他们最先反叛，常常成为国家的祸难，自古以来长期受其忧患。何况还要重新治理南方万里之地的蛮夷吗？骆越人父子同在河中洗浴，习惯用鼻子饮水，和禽兽没有区别，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那里偏僻孤立，独处一片海中，雾露湿气很多，又有毒草、虫蛇；水土造成的灾害，使人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就自行死亡，而且珠厓也不只是出产珍珠、犀角、玳瑁。放弃它没有什么可惜，不攻打它也不损害威势；那里的百姓好比鱼鳖，有什么值得贪求的呢？臣私下以过去出兵羌人的事情来说明：军队暴露在外还不到一年，出兵没有超过千里，费用却达到四十余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只好用少府的禁钱接续。仅仅对一个边远地区采取不善的行动，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攻，损失士卒而没有功效呢？向前代寻求依据不合适，施行于当今也不便利。臣愚昧地认为，不是佩戴冠带的国家、不是《禹贡》所涉及的地区、不是《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经营。愿意彻底放弃珠厓，专心把体恤关东百姓作为忧虑。《东平求子史对》——王凤 臣听说诸侯朝见聘问，是为了考察文章、端正法度，不合礼制的话不应谈论。如今东平王有幸前来朝见，却不思考遵守礼节、谨慎法度以防止危险和过失，反而请求诸子之书，这不合朝聘的意义。诸子之书有的违背经术，不是圣人之道；有的宣扬鬼神，相信奇异之物。太史公的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诡诈，有汉朝兴起初期谋臣的奇策，有关于天官灾异、地形险要的内容，都不适合给诸侯王阅读，不能给予，应当用拒绝的话答复他。应该说：‘五经是圣人制定的，万事没有不完备地记载其中的。大王如果审慎地乐于求道，傅相又都是儒者，早晚讲习诵读五经，足以端正自身、安定心意。细小的辩说会破坏大义，偏小的道术不能贯通全局，想要达到远大目标恐怕反而陷入泥淖，这些都不值得留意。凡是有益于经术的书，王府并不吝惜给大王。’ 《雉雊对》——王音 陛下怎么会说出亡国的话来？不知道是谁主使了谄媚的计谋，竟这样诬陷、扰乱圣德？左右近臣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即使不等臣王音再来谄媚，也已经足够了。公卿以下只求保住职位、自守其身，没有人敢说正直的话。如今陛下已经觉悟，害怕大祸将至，亲自深切责备臣下，用汉朝法律约束他们。臣王音应当首先被诛杀，哪里还有什么可以自我辩解的呢？如今陛下即位十五年，继承人仍未确立，却天天驾车出行，放纵游乐的传闻流布海内，甚至超过京师。外有微服出行的祸害，内有疾病的忧虑。上天多次显现灾异，是想让人改变，陛下却始终不改。连上天都不能感动陛下，臣子还能希望什么？我只有极力直言，等待死亡，性命不过在早晚之间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的老母亲还能有什么安身之处？还谈得上什么皇太后呢？高祖创立的天下将要交给谁呢？应当同贤明有智略的人谋划，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以求符合天意。继承人可以确立，灾变还可以消除。《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六 （明）贺复征编 ○奏对二 《日食地震对》——汉·杜钦

译陛下敬畏天命，哀悼灾变，延请公卿相见，举用敢于直言的人，是要借此探求上天的心意，考察政事的得失。臣杜钦愚钝刚直，经术浅薄，不足以奉答这一重大诏问。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衰微、阴气强盛的表现。臣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有的是夷狄侵入中原，有的是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有的是妇人压制丈夫，有的是臣子背叛君父，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同一类。臣私下考察人事以验证灾异，那么本朝大臣中没有不安分自守的人，外戚亲属没有乖违悖逆的心，关东诸侯没有强大的国家，三方边境的蛮夷没有违逆的节操，恐怕问题出在后宫。为什么这样说？日食发生在戊申日，时辰为未时，戊、未都属土。土是中宫所主的范围。当天夜里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这一定是嫡妾将要争宠相害而造成祸患。唯愿陛下深切戒备。灾变以同类感应，人事在下方失误，变异的征象就在上天显现。能够以德来回应，灾异和祸咎就会消失；不能以善来回应，祸败就会到来。高宗遭遇雉鸟鸣叫的警戒，整饬自身、端正政事，享有百年寿命，殷朝的国运也重新兴盛。关键在于用什么来回应。回应不是出于真诚就不能树立，不是出于诚信就不能实行。宋景公不过是小国的诸侯，却有不忍把祸患转移给他人的诚意，说出了君主应说的话，于是三颗荧惑星为此退避。凭陛下的圣明，内心推行至诚，深思天变，还有什么不能感应、什么不能震动改变呢？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只愿陛下端正后妾的行为，抑制女宠，防止奢侈，去除游乐，亲自实行节俭，亲理万事，多次乘坐安车，沿辇道行走，亲自过问两宫的饮食，做到早晚定省。这样，尧舜的盛德也不足以同陛下相比，灾异又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如果对众多政事不肯留心，不考察才能便授予职位，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淫侈，竭尽万民力量来满足耳目之欲，亲近谄谀之人而疏远公正方直之士，听信谗害之人而诛杀忠良，贤俊之士隐没山林，大臣因不被任用而怨恨，即使没有灾异，也是国家的忧患。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祖先的基业极其重大，实在不能把安逸享乐作为治国之道，也不能凭奢侈过度来维持它。只愿陛下忍住无益的欲望，以保全众庶的性命。臣杜钦愚钝刚直，所说的话不足采纳。《日食地震对》——谷永

译陛下秉承至圣的纯正德行，畏惧天地所发出的警戒和灾异，整饬自身、修明政事，接受公卿的询问，又颁下明诏，率先举荐直言之士，燕见时抽绎探究，以求找出过错，使臣等能够来到明堂，承受圣上的询问。臣才质衰朽、学识浅薄，不通晓政事。臣听说明王即位，端正五事，建立大中之道，以承接上天的心意，于是下方各种征验有序，上方日月运行正常。如果君主沉溺后宫，纵情游猎，五事在自身失当，大中之道没有建立，那么罪咎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端祸患就会到来。凡是灾异发生，各以相应的过失为象征，按照类别告诫人。如今十二月初一戊申日发生日食，位在婺女星分野；地震发生在宫墙之内，两件事同日在一起出现，是在明确警告陛下，罪咎已经不远，应当从自身深切追查。难道是陛下的心志放在闺门之内，尚未顾及政事，举措不够谨慎，屡屡失去中道，或者内宠过于兴盛？妇人不遵循正道，嫉妒而专擅上位，妨害继嗣，又同古代君王废弃五事一样，失去了夫妇的纲纪，使妻妾得意，内有请托得以通行，外有权势得以施展，终于倾覆国家，或者扰乱阴阳。过去褒姒掌握国政，宗周因此灭亡；阎妻骄纵煽动，国家日益不善，这就是明证。经书说：‘皇极，就是君王建立大中之道。’ 《传》说：‘君王不能建立中道，这叫作没有建立皇极。’ 那时便会有日月运行失常。陛下登上至尊之位，成为天下的君主，奉行帝王的职分，以统治众生。境内的治乱，取决于陛下所执掌的政道。若真能留意于端正自身，勉力实行，减少燕居私处的闲逸，用劳苦来治理天下，放弃淫溺的享乐，罢免倡优的声色，断绝不应享用的事物，谨慎节制游猎的忧患，起居有常，依照礼制行动，亲自处理政事，实行起来不感到倦怠，安然服从并视为本性，那么就会实现这样的境界。经书说：‘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可沉溺于酒，不可放纵游猎，只应共同奉行正道。’从来没有自身治理端正而臣下却邪曲的。夫妻相处的关系、王室政事的纲纪，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圣王最为谨慎。过去舜整饬并端正娥皇、女英二女，以崇尚至德；楚庄王忍心断绝与丹姬的关系，以成就霸业；周幽王迷惑于褒姒，周德由此衰亡；鲁桓公受齐国女子胁迫，国家因此倾覆。诚能修明后宫的政令，明确尊卑次序，使尊贵者不得嫉妒专宠，以断绝骄慢的根源，压制褒姒、阎妻一类的祸乱；使地位卑下者都能按等级进用，各自得到应有的职位，以扩大继嗣的统绪，平息《白华》诗所表现的怨恨。后宫亲属，应当用财物使他们富足，却不要让他们参与政事，以远离皇父一类人的祸害，削弱妻族的权力。从来没有闺门治理好了而天下却混乱的。治理远方要从身边开始，学习善道要从左右近臣开始。过去龙筦进纳劝谏之言，帝王命令都能得到允当执行；四位辅臣完备以后，成王便没有过失。若能诚心整饬端正左右近臣，使那些恭敬谨慎、佩戴金貂饰物、担任常伯之职的人，都学习先王之道，懂得君臣之义，济济然恭谨诚信，没有傲慢嬉戏、骄纵放肆的过失，那么左右近臣就会肃敬，群臣百官也会仰望效法，教化流布四方。经书说：‘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左右；从来没有左右端正而百官却邪曲的。’治理天下的人，尊重贤者、考核功绩，国家就会治理；轻视贤者、违背功绩，国家就会混乱。诚能深思治理人的方法，便会享有得到贤才的福气。评论才能、选拔士人，必须在职务上加以试用；明确标准尺度来考察能力，考核实际功绩来确定德行；不要采用朋比结党的虚假声誉，不要听信逐渐浸润人心的谗言，那么怀抱功劳、修治职务的官吏就不会有被蒙蔽、受伤害的忧虑，朋比邪伪之徒也不能靠近任职。小人日渐消退，贤俊日益兴盛。经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又说：‘九种德行都能得到施行，贤俊之士都在官位上；从来没有功劳赏赐得当、众多贤者遍布官府而天下仍不治理的。’尧遭遇洪水灾害，天下交通断绝，于是划分为十二州；他所制定的治理远方之道细密而不发生叛离，是因为德行深重、恩惠深厚，下面的百姓没有怨恨。秦朝居处平坦之地，却因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便崩溃离析，这是因为刑罚深重残酷，官吏施行残暴。违背天意、伤害德行而居于上位，向下方招致怨恨，没有比残暴的官吏更严重的了。诚能放逐、罢退残暴酷虐的官吏，禁锢废弃而不再任用，更多选拔温和善良、德行高尚的人，亲近万民，公平刑罚、释放冤屈，以此治理百姓的生命；务必减少徭役，不要夺去百姓的农时，减轻赋税，不要耗尽百姓的财产，使天下黎民都能安居乐业，不苦于超过时限的劳役，不忧患苛刻暴虐的政令，不怨恨残酷严厉的官吏。即使有唐尧那样的大灾，百姓也不会产生离开君上的心。经书说：‘安抚保护小民，恩惠施及鳏夫寡妇；从来没有德行深厚、官吏良善而百姓反叛的。’臣听说灾异是皇天用来谴责、告诫君主的，过失就像严父的明确训诫；能够畏惧、敬慎并改正，祸患就会消失，福气就会降临；如果忽视而轻率对待，灾咎刑罚就不会消除。经书说：‘享用五福，畏惧六极。’ 《传》说：‘六种灾害出现，如果不能共同抵御，六种惩罚已经侵入，六种极端祸患就会降临。’ 如今三年之内，灾异接连兴起，大的小的全都出现；所行之事不能取悦上帝，上帝不感到欢悦，这一点已经明白而显著。既不从自身寻求原因，不加以改正，又疏远直言、广泛谋议，却不用他们的意见，这是沿袭不能取悦上帝的行迹，没有真正谢罪改过的事实。上天的责罚越来越深。这五件事是帝王政事的纲纪，是君主当务之急，唯愿陛下留心。《黑龙见对》——谷永

译汉朝实行夏历。夏历以黑色为正色，黑龙是同姓宗室的象征；龙属阳德，由小而大，所以是王者的瑞应。不知是否同姓宗室中有人看见本朝没有继嗣的机会，处在许多危险危急的缝隙中，想趁扰乱之机举兵而起？或者有动心、希望成为后嗣的人，残暴不仁，像广陵王、昌邑王一类，臣愚昧不能判断。元年九月出现黑龙，当月晦日发生日食。今年二月己未日夜间星星坠落，乙酉日又发生日食。六个月之间，四种大异象接连发生，其中两种还在同一个月出现。三代末年和《春秋》时期的乱世，从来没有这样过。臣听说三代之所以社稷陨落、宗庙丧亡，都是由于妇人与众恶人沉溺于酒。《尚书》说：‘竟然采用妇人的言论，使自己同上天断绝。’ 四方逃亡而有罪的人，竟被尊为宗族、长者，被信任、被任使。《诗经》说：‘火势正旺，难道还有人能将它扑灭吗？’显赫的宗周，是褒姒使它灭亡的。《易经》说：‘水浸到了头部，有诚信却失去了正道。’秦朝所以在二世十六年便灭亡，是因为奉养生者过于奢侈，办理丧葬又过于厚重。这两种弊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求略微陈述它们造成的后果。《易经》说：‘在中馈之事上，妇人没有所专断。’意思是妇人不得参与政事。《诗经》说：‘那美好而聪慧的妇人，后来却成了枭鸟和鸱鸟；不是从天降下，而是由妇人自身产生。’建始、河平年间，许氏、班氏的尊贵震动前朝，声势熏灼四方，赏赐没有限度，宫中府库因此空虚。女宠已经到了极点，不可能再高了。如今后来兴起的女宠，是上天所不享用、不认可的，超过以前十倍。她们废弃先帝的法度，听从并采用她们的意见，官职等级授予不当，宽纵释放应当诛杀的王公，使她们的亲属骄横，借给他们威权，使他们横行而扰乱政事。刺察举劾的官吏没有人敢奉行法令。又把掖庭的狱讼变成巨大的乱人陷阱，用榜打、杖击和炮烙一类酷刑残害人命。君主为了替赵氏、李氏报答恩德、报复怨仇，反而罢除无罪之人，建立刑狱来治理正直官吏，拘系许多无辜者，拷掠逼迫恐吓，甚至替人索取责罚，分取利益、接受酬谢；活着被投入、死后才出来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日食两次被记载下来，以彰明她们的罪过。王者一定先自行断绝德行，然后上天才会断绝他。陛下抛弃万乘之尊的至尊地位，却以家人卑贱的琐事为乐；厌弃高贵美好的尊号，却喜欢普通人的卑微称呼；尊崇聚集轻薄而无义的小人作为私客，多次混杂进入深宫的禁地，亲身在早晚同群小相随，如乌鸦聚集般杂乱会合，到官吏百姓之家饮酒至醉，衣服混乱、同席而坐，沉湎放荡、轻慢亵渎，混杂不分，昼夜在道路上游荡。兴建私家门户，供奉宿卫之臣，让他们执持干戈守卫空宫。公卿百官已经有好几年不知道陛下在哪里了。王者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财产为根本；财产耗尽，臣下就会反叛；臣下反叛，上位者就会灭亡。所以明王爱护养育根本，不敢把百姓逼迫到穷困，就像承受大祭一般。如今陛下轻率地夺取百姓财产，不爱惜民力，听从邪臣的计策，废弃高大宽敞的初陵，抛弃十年的工程成果，改建昌陵，违背天地自然之性，把低处垫成高处，堆土造山，征发徒众、兴建城邑，同时修治宫馆，大兴徭役，重重增加赋税，征发如同雨下，役使百姓于百干溪，费用几乎等同骊山，耗损天下，五年还没有完工，后来又返回旧制；又扩大营建的范围，掘发人的坟墓，砍断尸骨，暴露棺木和尸体。百姓财尽力竭，忧愁怨恨感动上天，灾异屡次降临，饥荒接连到来，百姓流离失所、群聚求食，饿死在道路上的以百万计。公家没有半年的储粮，百姓没有十天的储备，上下都已匮乏，无法相互救济。《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愿陛下追溯考察夏、商、周失去天下的原因，把它作为镜子来检验自己；如果行为有不合之处，臣愿伏罪接受妄言之诛。汉朝兴起以来已经历九世，经过一百九十多年，继承帝统的君主有七位，都承受天意、顺从正道，遵守先祖法度，有的实现中兴，有的使天下安定。到了陛下，却独自违背正道、放纵欲望，轻率行事；正当盛壮昌盛之时，反而没有继嗣的福分，已有危亡的忧患；积累违失君道之处，不合天意，也已经太多了。作为后代，守护前人的功业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辜负先人吗？如今社稷、宗庙的祸福安危关键，全在陛下。陛下如果真能发扬明圣之德，明显而深切地远远觉悟，敬畏上天的威怒，深深畏惧危亡的征兆，涤荡邪僻的恶念，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专心回归正道，断绝群小的私客，免除不正当的诏令，全部废止北宫中的私奴、车马以及供游惰出行的器具，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不再犯轻率微服出行、外出饮酒的过失，以防止迫在眉睫的祸患；深思日食再次发生的意义，抑制、减少椒房、玉堂的盛宠，不听后宫的请托，废除掖庭的乱狱，撤去炮烙一类的陷阱，诛杀佞邪之臣以及左右执持左道来侍奉君主的人，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而且请停止初陵的营造，停止各种修缮宫室、宫阙的工程，进一步减轻赋税，全部停止劳役，保存、抚恤并赈救困乏之人，以平息远方的怨恨，尊崇忠直之士，放逐、罢退残暴之人，不要让尸位素餐的官吏长期占据优厚俸禄。依次贯通施行，坚定执行而不要违背，早晚勤勉不懈，屡次反省而不怠慢；过去的过失全部改正，新的德行已经彰明，细微的邪恶不再发生，那么心志就会光明，重大的灾异或许可以消除，天命的去留或许可以挽回，社稷宗庙或许可以保全。唯愿陛下留心反复熟察臣的话。臣有幸充任边地官吏，却不了解本朝政事的得失，因盲目进言触犯忌讳，罪当万死。《微行宴饮对》——谷永

译臣谷永有幸凭愚陋衰朽的资质担任大中大夫，充任拾遗之臣，跟随朝臣之后进言，却不能竭尽心思纳忠、辅佐宣扬圣德；退下来又没有身披坚甲、手执锐兵讨伐不义的功劳，反而蒙受厚恩，连续升迁到北地太守。即使丧失性命、身首异处、尸体暴露野草之中，也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陛下圣明宽仁，不遗忘容易被忽略的臣子，施行周文王听取意见的做法，甚至听取草野百姓的愚见，特地下诏让卫尉接受臣谷永想说的话。臣听说侍奉君主的道义是：有进言责任的人要竭尽忠诚，有职官守责的人要修治自己的职务。臣谷永有幸免除了进言责任的罪过，既然承担官守的任务，就应当竭尽力量遵守职责，只抚养安定百姓罢了，不宜再谈论政事得失。忠臣对于君上，心志在于希望君主恩德更加深厚，所以身处远方不违背君主，至死也不忘国家。过去史鱼去世以后，忠诚还没有完结，便把棺材停放在后寝，用尸体来表达忠诚。汲黯身在外地却心系朝廷，发愤抒发忧虑，临终把遗言托付给李息说：‘虽然你的身体在外，心却没有一刻不在王室。’臣谷永有幸担任给事中，出入宫禁三年，虽然后来执持干戈、守卫边陲，但思念朝廷的心始终存在于宫门之内，所以才敢越过郡吏的职责，陈述多年来的忧虑。臣听说上天生下众民，不能彼此治理，所以为他们设立君王来统率治理；划定四海之内，并不是为了给天子划分土地、建立疆界，也不是为了给诸侯封土，都是为了百姓。天子垂示三统，排列三正，废去无道者，扶立有德者，并不偏私某一个姓氏；要使天下明白，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王者亲自行道德、承顺天地，广泛施行仁爱宽恕，恩泽甚至及于路旁的芦苇；征收赋税取于民不过常法，宫室、车马、服饰不超过制度，办事有节制、财用充足，百姓和睦，那么卦气就会调和应验，五种征候按时有序，百姓长寿，草木繁茂，祥瑞一同降临，以彰明上天的保佑。违背正道、胡乱行事，逆天暴虐万物，穷奢极欲，沉湎荒淫，专听妇人之言，诛杀驱逐仁贤，疏远骨肉，任用群小，刑罚严峻、赋税沉重，百姓忧愁怨恨，那么卦气就会悖乱，罪咎的征兆明显出现，上天震怒，灾异屡次降临，日月被遮蔽而发生食，五星运行失常，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一同出现，彗星闪耀，饥荒接连到来，百姓夭折，万物受伤；如果始终不觉悟，恶行遍布、变异完备，上天便不再谴责告诫，而会改立有德者。《诗经》说：‘于是上天眷顾西方，这里就是我的居所。’除去邪恶、夺取弱者的地位，转移天命给贤圣之人，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原则。再加上功德有厚薄，寿命有长短，时代有中期、末期，天道有盛有衰。陛下承继八世的功业，正处在阳数的末期，经历三七的节纪，遭逢无妄卦所主的运势，正值百六之灾厄，三种灾难交错而来。各种灾异混杂在一起，自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之间，群灾大异交错接连发生，比《春秋》记载的八代灾异还多，长久不能堵塞消除。又加上今年正月己亥朔发生日食，正值三朝会见之时；四月丁酉，四方众星在白昼流落陨坠；七月辛未，彗星横贯天空。处在三种灾难交会之际，又积聚众多灾异，接着发生饥荒，随后粮食供应不足。彗星是极大的异象，由土之精气所产生；众星流落陨坠的应验，出现在饥荒变乱之后，兵乱就要发生了。时间不会太久，即使积累盛德善行，也恐怕来不及挽救。内部则在深宫后庭，将有骄横的臣子、强悍的妾，醉酒狂悖，突然发动而造成败乱；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闭闲僻的地方，将出现征舒、崔杼那样的乱事。外部则在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挥臂而起的祸患。内乱可能在朝夕之间发生，白白警告诸夏；一旦举兵，便以火星出现为约期，这是安危的分界，也是宗庙最大的忧患。臣谷永因此胆破心寒，已经预言多年。下面先有祸乱的萌芽，然后上面才会显现变异，怎么可以不极其谨慎呢？祸患起于细微之处，奸邪产生于容易滋长的地方。愿陛下端正君臣之义，不要再同群小亲昵亵渎、宴饮作乐。中黄门和后庭之人一向骄横轻慢、不谨慎，曾经因醉酒而失去臣下礼节的，一律遣出，不要留下。严肃实行三纲，修明后宫政事，抑制并疏远骄横嫉妒之人的宠幸，尊崇并亲近婉转柔顺的行为，施恩于失意之人，安抚怀有怨恨之心的人。保守至尊的尊严，掌握帝王的威势，朝觐之礼颁行之后才驾车，陈列兵卫、清理道路之后才出行，不要再轻身独自到臣妾之家饮食。三件事除去之后，内乱的道路就堵塞了。诸夏举兵，萌芽在百姓遭受饥荒而官吏不加体恤，兴起于百姓困苦而赋税沉重，发作于下民怨恨离散而上位者不知情。《易经》说：‘屯积膏泽，只作小的正固便吉利，作大的正固反而凶险。’

译《传》说：‘百姓饥饿而不减少用度，这叫作泰；它的灾害是水，它的罪咎是灭亡。’ 妖异之辞说：‘关门震动，门闩飞起；君主行事无道，臣下作非，罪咎在于乱臣谋求篡夺。’王者遭逢衰败艰难的时代，又有饥荒灾害，却不减少用度而大肆滋润自身，所以凶险。百姓困苦贫穷，没有办法共同求生，忧愁悲伤、怨恨不平，所以发生水灾。城关是守护国家的坚固屏障，屏障将要失去，所以门闩飞起。往年郡国有二十一个遭受水灾，禾黍没有收成。今年蚕、麦都不好，百川沸腾，江河决口泛滥，郡国有十五个以上遭灾。连续几年庄稼歉收，时令过去也没有存留的麦子，百姓失去职业，成群流散；守关之处出现极大的异象，明显得就像这样。水灾浩大，百姓困穷到了这种地步。正应该减少常规赋税，稍稍润泽民生的时候，主管官员却上奏请求增加赋税，严重违背经义，也违反民心，散布怨恨而趋向祸乱。这就是灾祸的道路，门闩飞起的征状大概就是因此发生的。古代粮食歉收，就减少膳食；灾害屡次到来，就减少服饰，凶年不及道路，这些都是明王的制度。《诗经》说：‘凡是百姓有丧失，就赶快扶助救援。’《论语》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臣愿陛下不要批准增加赋税的奏章，进一步削减太官、导宫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牺的用度，停止尚方、织室的生产，停止京师和郡国工服官的征发、输送和制造，以帮助大司农，广泛施行恩惠，赈济供养困乏之人，开放关口桥梁，接纳流民，任其所愿，以救济他们的急难。立春时派遣使者巡行各地，宣扬圣德，抚恤孤儿寡妇，询问百姓的苦处，慰劳二千石官员，告诫并劝勉耕作养蚕，不要夺取农民的时节，以安慰安定百姓的心，防止堵塞大奸大恶产生的缝隙，诸夏的乱事或许就可以平息。臣听说，上等的君主可以同他一起行善，却不可以同他一起作恶；下等的君主可以同他一起作恶，却不可以同他一起行善。陛下天生的本性疏通聪敏，是上等君主的资质。只要稍稍省察愚臣的言论，因三种灾难而觉悟，深深畏惧大异，安定心志去行善，舍弃忘掉邪念，不再犯过去的过失，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以至诚回应天意，那么上方积聚的灾异就会堵塞，下方潜伏的祸乱就会消除，还有什么忧患呢？臣私下担心陛下公正的志向还不专一，私人的爱好仍然存在，只是还爱惜群小，不肯这样做罢了。《日时对》——翼奉 师法占验使用辰，不使用日。辰代表外来的因素，时代表主导的因素。人在明主面前出现，侍从者是主导因素。若人的辰端正而时邪僻，那么出现的人是正直还是侍从者邪僻？若辰邪僻而时端正，那么出现的人是邪僻还是侍从者正直？忠诚正直之人来见，即使侍从者邪僻，辰和时也都端正；极其邪僻的人来见，即使侍从者正直，辰和时也都邪僻。既然从中知道侍从者邪僻，而时邪、辰正，那么来见的人反而邪僻；既然从中知道侍从者正直，而时正、辰邪，那么来见的人反而正直。辰代表常规之事，时代表一次具体的行动。辰的范围疏略而时的考察精细，功效相同，必须相互参照观察，然后才能知道。所以说：考察他所由来的途径，省察他的进退，再同六合、五行相参照，就可以看见人的本性，知道人的情实。难以从外表察看，却可以从内在看得非常明白。所以《诗经》所研究的，不过是人的情性罢了。五种本性彼此不相伤害，六种情感交替兴废。观察本性要用历法，观察情感要用律吕。明主应当独自运用这些方法，难以同两个人共同使用。所以说：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显露出来就不神妙，独自运行才显得自然。《应天对》——王嘉 臣听说，用行动感动百姓，不靠言辞；以实际回应上天，不靠文章。下民虽然卑微细小，尚且不能欺骗，何况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现灾异，是为了告诫君主，希望君主觉悟而返回正道，推行诚实、实行善政。百姓心中喜悦，上天的意旨就得到实现了。有些辩士只看到一个方面，便任意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它写入星历，虚构乌孙、匈奴、西羌的祸难，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宜变化，这不是回应上天的正道。郡守、国相有罪，驾车奔驰到宫阙，束手就死，恐惧到了这种地步；而谈论者却说这是把安定变成危难，辩说只图口舌痛快，实际上不可以听从。讨论政事的人，最应戒除的是谄媚、倾险、辩慧和深刻。谄媚会损毁君主的德行，倾险会使下民怨恨，辩慧会破坏正道，深刻苛刻会伤害恩德威严。过去秦穆公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意见，导致军队失败，后来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导他的臣子，思念黄发老臣的言论，因此声名流传后世。唯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参考，不要把先入之言作为主导。《灾异对》——李寻

译陛下圣德深厚，尊崇上天、敬奉大地，敬畏天命、重视百姓，忧惧灾变，不忘记地位卑微的臣下，幸而派重臣前来问候。愚臣不足以奉答明诏，私下看到陛下刚刚即位，开启大明之治，废除禁忌，广泛延请名士，无不一并进用。臣身居低位而才术浅薄，因过错随同众贤，任待诏，享用太官膳食，穿御府所供衣服，长久玷污了玉堂之署。近来有幸被召见，却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效力，又时常蒙召询问。臣诚心认为自己遇到了世所罕有的使命，愿竭尽愚忠，不敢有所回避，希望万分之一的意见能够被采纳。只愿陛下暂且放下其他事务，留心听取盲瞽之言，用文理考察它，用五经验证它，揣度圣意，以参合天心。灾变的到来，各自都是应合某种天象而发生的。臣谨慎地把所听闻的逐条陈述如下： 《易经》说：‘悬挂的天象显示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太阳是众阳之首，光辉所照之处，万里同受日光，是人君的表象。因此太阳将要升起时，清风发动，群阴潜伏；君主临朝，不被女色牵累。太阳刚升起时，阳气炎盛；君主上朝，奸佞不能施行，忠直之臣得以进用，不受蒙蔽阻隔。太阳当空时光辉盛大，君德光明盛盛，大臣奉公办事。太阳将要落下时，专心归于一处；君主退入内宫，也应有一定的节度。君主不修治大道，太阳就会失去常度，昏暗而失去光辉，各种异常现象也会发生。太阳在东方升起时，刚出来便有阴云邪气升起，按天象解释，是君主受到女宠进言的牵制，有所畏惧和为难；太阳升起之后出现异常，是近臣扰乱政事；太阳当午时出现异常，是大臣欺骗诬陷；太阳将落时出现异常，是被妻妾役使、为她们经营。日食尤其不明亮，光明受到侵夺，失去本色，邪气和如虹的光环屡屡出现，从早晨开始，一直相连到黄昏。太阳升起后到正午之间，灾变稍稍减轻。臣不了解宫内的事情，只是私下把太阳看作陛下，认为您的志操比刚即位时衰退得多了。恐怕灾祸在于有人因为坚持正直、直言进谏而获罪，这会伤害后嗣、危害后世，不可不慎。希望陛下秉持刚健坚毅的德性，坚定意志，守住法度，不要听信女宠和邪臣的姿态，也不要接受诸位保傅、阿谀之臣、乳母以甜言悲辞提出的请求；应当果断拒绝，不要听从，勉力遵守大义，断绝小小的不忍。实在有不得已之处，可以赐给他们财物，却不可私下授予官位，这确实是皇天所禁止的。太阳失去光辉，星辰就会放纵流散，阳气不能制服阴气，阴险强暴之人便得以兴作。近来太白星曾在白昼经过天空，应当崇尚德行、克制自身，以制服不守法度的人。臣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首，有消退、增长、出现、隐伏的变化；百里之内可以作为品级，千里之内可以树立表征，万里之内可以相连成纪，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初一和月末表示终始，弦月如绳墨，满月象征君德成就；春夏运行在南方，秋冬运行在北方。近来月亮多次在春夏与太阳运行在同一道路上，经过轩辕星之上，后来承受某种气而进入太微帝庭，放出光辉，侵犯上方，使近臣列星都失去光色，暗淡得像要熄灭；这是太后干预政事、造成混乱的象征。朝廷内阴阳都受到损伤，彼此不能相宜。臣身在外廷，不了解朝廷政事，只是私下相信天文；如果确实如此，近臣已经不足以倚仗了。屋宇很大而栋柱很小，实在令人寒心。希望陛下亲自寻求贤士，不要强行任用自己所厌恶的人，以此来尊崇社稷、增强朝廷。臣听说五星是五行的精气，受五帝掌管命运，响应王者的号令，为其规定节度。岁星主管一年的事务，是统领之首，记载号令所及。如今岁星失去常度而过于旺盛，这是君主有意想要有所作为，却还没有掌握节度的象征。又有填星不避让岁星，二星相会于奎、娄之间，后来帝王共同执政，应当依义决断。荧惑星往来无常，周行经过两宫，姿态忽高忽低，进入天门、上临明堂，穿过尾宿而扰乱宫廷。太白星光芒越出，是侵犯武库、发生兵寇的征兆。它穿过黄龙，进入帝庭，在宫门处出入，又随着荧惑进入天门，到房宿处分开，似乎想与荧惑共同造成灾祸，却不敢正面抵挡明堂之精气。这是因为陛下神灵护佑，所以祸乱没有造成。荧惑星运行弛缓，是奸佞巧诈之人依附权势，以隐晦言语毁谤或称誉，援引同类而蒙蔽善人的象征。太白星出现在端门，表示臣下中有不臣之人。荧惑进入室宿，太白上临堂上，如果不能及时解除这种忧患，就会有凶灾。填星与岁星相守，又主内乱，应当察看宫墙之内，不要忽视亲疏之间的细微差别。诛杀、放逐奸佞之人，防止祸乱从萌芽发展，以荡涤污秽、消散积累的恶行，不要让它们形成祸乱。辰星主管四时的正常运行，应当在四个仲月出现。四时失去次序，辰星就会出现异常。如今它在岁首的孟月出现，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陛下的。政令急迫，辰星就早出；政令迟缓，就晚出；政令断绝、不再施行，就隐伏不见，而变成彗星。四个孟月都出现，是改变君王命令的象征；四个季月都出现，是星家所忌讳的。如今幸而只是出现在寅月这个孟月，大概是皇天特别厚爱、护佑陛下。应当深刻自我改正；治理国家本来不能忧郁急切，求速反而达不到目的。经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再加上号令不顺应时令，过去四时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正可以作为后来行事的借鉴。近来春季三月处理大狱，当时阴气盗贼暗中形成叛逆，恐怕这一年收成歉薄。季夏发动军队，当时寒气应验，恐怕以后会有霜雹之灾。秋月施行封爵，当月土气湿热，恐怕以后会有雷雹之变。若只凭喜怒来赏罚而不顾时令的禁忌，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心意，也仍不能达到和谐善治。谈论天道，必定要在人事上看到效验。假设让上等农夫想在冬天耕田，他袒露身体深耕，汗流出来后播下种子，仍然不能生长，这并不是人的心意不诚，而是天时不许可。《易经》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行动和静止都不失其时，道才会光明。《尚书》说：敬慎地授予人民四时的节令。因此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重视阴阳，敬慎四时，严守月令，以善政顺应它，就能立即建立和气，正如鼓槌与鼓声相互应和。如今朝廷忽视时令和月份的政令，诸位侍中、尚书和近臣，都应当使他们通晓月令的意义。假如群臣请求办事，而陛下所发布的命令有违时令，就应当知道争辩劝止，以顺应时气。臣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它的星象是玄武、婺女，是天地所记载、万物终始所由产生的准则。君王平正王道，公正修明，百川就会顺理流落，水脉畅通；偏私结党、失去纲纪，水就会涌溢而造成败坏。《尚书》说：‘水的性质是润泽下行，阴气发动而处于卑下，不失其道路。’天下有道，黄河就会出现图，洛水就会出现书。因此黄河、洛水决口泛滥所造成的灾害最大。如今汝水、颍水以及沟渠小河，都因河水漂荡奔涌，与雨水一同成为百姓的灾害。这正是《诗经》所说的‘雷电光耀，天时不安、政令不善，百川沸腾’。

译这种灾咎在皇甫卿士一类人身上。希望陛下留意诗人的话，稍稍抑制外戚和大臣。臣听说地道柔顺安静，这是阴的常理。地有上、中、下三个位置：上位震动，象征妃后不顺；中位震动，象征大臣作乱；下位震动，象征百姓离心反叛。地震发生在某一国，是国君的过错。四方和中央，连同各国、各州都发生震动，那是最大的异常。近来关东一带多次地震，五星出现异常，也还没有达到大逆的程度。应当努力崇尚阳刚、抑制阴邪，以挽救这种灾咎。坚定意志，建立威势，堵塞断绝私下请托的道路，提拔英俊之士，罢退不称职者，以增强朝廷根本。根本强盛，精神就能抵御冲击；根本衰弱，就会招来灾殃凶祸，被邪恶谋略所侵凌。听说从前淮南王谋反时，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一提。公孙弘是汉代的名相，如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却尚且被人轻视，何况没有公孙弘那样的人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会被贼乱之人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天下还没有听说陛下有奇策，也没有听说有坚守朝廷的臣子。俗语说：‘怎样知道朝廷衰败了？人人都自以为贤能，却不致力于与通达之士交往。’所以世道逐渐衰落，马不肯服从驾驭，就不能奔走在道路上；士人平日没有受到培养，就不能担当国家重任。《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信实的人。’这不是空话。陛下掌握四海众民，却没有听说有坚如柱石、能够守持国事的人，恐怕是选取人才不够广泛，考察人才不够明察，劝勉人才不够真切。《左传》说：‘土地肥美，善于滋养禾苗；君主贤明，善于培养士人。’中等资质的人也都可以使他成为君子。诏书选拔贤良，赦免小过，不求全责备，以广泛聚集英俊之才。近世贡禹因为议论政事忠诚恳切，得到尊贵荣耀。当时，士人磨炼自身、树立名声的很多。贡禹死后，人才一天比一天衰少。到京兆尹王章因议论政事获罪被诛灭，聪明人都闭口不言，邪伪之人一同兴起，外戚专擅命令，君臣之间隔绝不通，终于导致后嗣断绝、女宫作乱。这是……行事失败的结果，实在可怕而可悲。根源在于长期任用母后家族的人，并非一日之间形成；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但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追改。先帝大圣，深深看见天意昭然，使陛下承受上天的统统，正是想要矫正这些弊病。应当稍稍抑制外戚，选拔训练左右近臣，举用有德行、通晓道术的人，充实天官，然后才能辅佐圣德，保全帝位，承继大宗。下至郎官、属吏和从官，品行才能没有什么特殊，又不能通晓一门技艺以及没有文雅学问的博士，应当都让他们到田野去务农，以此向天下表明朝廷所用的都是贤能材士和君子；这样才能尊重朝廷、尊崇君主，消灭凶祸、招致安宁，这是根本。臣自己知道所说的话会危害自身，却不逃避死亡的惩罚，只希望陛下留心反复思考愚臣的话。关于日食回答杜邺。臣听说禽息忧虑国事，撞碎头颅也不悔恨；卞和献上宝玉，即使被砍去双足也甘心。臣有幸得到奉诏直言的机会，没有他们那样的危险，怎么敢不极力陈述？臣听说阳尊贵、阴卑下，卑下者随从尊贵，尊贵者兼容卑下，这是天道。因此男子即使卑贱，也各自主持一家，是阳；女子即使尊贵，仍然隶属于自己的国家，是阴。所以礼制明定三从之义，即使有文母那样的德行，也一定依系于儿子。《春秋》不记载纪侯的母亲，是因为阴道造成杀害。从前郑伯顺从姜氏的欲望，终于有叔段篡国的祸患；周襄王在内受到惠氏的逼迫，后来遭遇居住在郑国的危难。汉朝兴起后，吕太后擅权偏私亲属，又把外孙女立为孝惠皇后，因此继承人不明，许多事情都昏暗混乱，冬天打雷的灾变更是记载不尽。臣私下看到陛下施行政令不偏不倚，凡事节俭，不合礼制就不行动，确实是想端正自身，与天下重新开始。然而祥瑞还没有应验，反而发生日食、地震，百姓传播谣言，互相传递筹策而惊恐。考察《春秋》关于灾异的说法，是借象征来表达言语，所以关键在于找出同类现象而通达其意义。日食，是光明的阳气被阴气侵凌，坤卦乘凌离卦，是明夷的象征。坤卦取法于大地，代表土、母亲，以安静为德。地震是阴气发生效验的表现，占验的象征十分明显。臣不敢直接说明其中的事情。从前曾子询问服从命令的道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赞美闵子骞守礼而不苟且，是因为他顺从亲人的行为没有不合礼的地方，所以没有可乘之隙。’此前大司马、新都侯王莽退居府第，后来根据诏书和策令决定重新起用，派他前往封国；高昌侯宏离开封国，自我断绝关系，仍然接受封土。制书规定侍中、驸马都尉迁任，因为不忠而巧佞，被免职遣归原郡。不满一个月，便有诏令召还；大臣上奏要求依法惩罚，最终不但没有遣返，反而兼任官职、奉命出使，显贵宠幸超过从前。至于阳信侯业等人，也都是凭借私人关系干预君国之事，并非功劳和义理所应当达到的地位。各位外戚家族的兄弟，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全都侍奉于帷幄之内，分布在各个职位，有的掌管兵卫，有的担任将军驻守，宠幸之意集中于一家，这种累积的尊贵势力，是世间少见、少闻的。甚至并设大司马、将军的官职，即使皇甫氏再盛、三桓再隆，鲁国设置三军，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在授予他们官职的那一天，忽然发生日食，不在授官以前，也不在授官以后，而是在临事之时发生，意义很明显。陛下谦逊退让，不专擅独断，接受请示并非一次；臣下所说的总是听从，所想要的总是顺从，有罪恶的人不治罪，没有功劳而应受惩罚的人反而都得到官爵。这种流弊逐渐积累，过失尤其在这里；臣想让这些事情昭然显明，以使圣朝觉察。从前诗人所讽刺的、《春秋》所讥切的，所指的象征大概就在这里，不在其他地方。由后来回头看从前，会因愤懑而非难；等到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却不能以自身为镜来照见，反而认为这些可以被计较的过错只是地位卑贱之人的偏见，怀疑是宫内之人的意见。也有这类事情。天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是为了保佑、辅助当世君主，灾变已经如此明显，怎么能不回应呢？臣听说野鸡显现怪异，高宗深受震动；大风暴雨经过，成王也忧惧不安。希望陛下更加竭尽精诚，思考如何承接即位初年的初心，凡事考察古代，以使天心满足，那么黎民百姓没有不欢喜的，上帝和百神也会收回威怒；祥瑞、福禄有什么理由不来报应呢？举荐至孝策问回答荀爽。

译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汉朝属于火德，火由木生，木因火而旺盛，所以汉朝的德性是孝，它的象征在《周易》的离卦。火在地上表现为火，在天上表现为太阳；在天上的火使用它的精气，在地上的火使用它的形体。夏季火气旺盛，精气在天上，温暖的气息滋养各种树木，这就是孝；冬季火气衰废，形体留在地上，酷烈的气息焚烧山林，这就是不孝。因此汉朝制度规定让天下诵读《孝经》，选拔官吏时举荐孝廉。丧失父母，是孝道最终极的表现。如今公卿和二千石官员，服父母三年之丧却不能立即离职，恐怕不是遵循、崇尚孝道、足以符合火德的做法。过去孝文帝勤勉谦让，行为超过常规地节俭，所以遗诏规定以日代月服丧；这是当时的适宜措施，却不能贯行于万世。古今制度虽有增损变化，但居丧默哀的礼制从未改变，是为了向天下表明不能遗弃亲人。如今公卿百官都是天下政治教化所仰望的人，却不能奔赴父母之丧。仁义的实行应当从上面开始，敦厚的风俗也会在下面响应。《左传》说：‘丧礼和祭礼缺失，臣下对君主的恩义就会淡薄，背弃死者、忘却生者的人就会增多。’曾子说：‘人没有能够充分表现自己的时候，大概只有父母去世之时吧？’ 《春秋》传说：‘上面所做的，百姓就会归附仿效。’上面不做而百姓有人去做，所以要加以刑罚；如果上面所做，百姓也去做，又为什么要惩罚呢？从前翟方进自认为应当充任宰相，因此不敢逾越制度；到了母亲去世，却只服丧三十六日便除服。失礼的根源，是从上面开始的。古代遇大丧，三年之内不召唤死者家门中的人，这是为了尊崇国家、厚重风俗、笃实教化。事情失当，就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通行的丧礼可以恢复旧礼。臣听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完备，人们就知道安置自身的位置。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开端、王道教化的起点。因此文王创作《易经》，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孔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夫妇之道，就是所说的顺。 《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降嫁到妫水湾，成为虞舜的妻子。’降就是下嫁，嫔就是妇人。意思是即使是帝尧的女儿，嫁给虞舜时也仍然要屈身下降，勤勉修习妇道。《易经》说：‘帝乙把妹妹嫁出去，获得福祉，大吉。’古代称女子出嫁为归，意思是商汤按照婚嫁礼制把妹妹嫁给诸侯。《春秋》的义理是，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时，让鲁国主持婚礼，并不因天子的尊贵而凌驾于诸侯之上。如今汉朝承袭秦朝的法律，设置公主出嫁的仪制，以妻子的身份制约丈夫，以卑下的身份临驾尊贵，违背乾坤之道，丧失阳先唱导的义理。孔子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抬头就观察……天上的象，低头就考察大地的法则，看见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宜适，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如今观察天象取法于天，北极是至尊，四颗星象征妃后；考察地理取法于地，昆仑山象征丈夫，低洼的泽地象征妻子。看鸟兽的纹理，鸟类由雄鸟鸣叫，雌鸟能够顺服；兽类由雄兽倡导，雌兽便相随。近处取法于人体，乾卦象征人的头，坤卦象征人的腹；远处取法于万物，树木的果实属于天，根部属于地。阳尊阴卑，大概是天性如此。况且《诗经》的首篇，实际以《关雎》为首；《礼经》讲冠礼、婚礼，也先端正夫妇关系。天地与六经，其旨意是一致的。应当改定公主出嫁的制度，以符合乾坤的本性，遵循尧、汤的法则，取法周公、孔子。与天地相合，就没有错误；拿去质问鬼神，也不会疑惑。人事如果这样，祥瑞就会从天而降，吉祥的征兆就会从地上出现，五种祥瑞全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而来。从前圣人在天地的中正之道上建立制度，把它称为礼。礼是兴起福祥的根本，也是阻止祸乱的源头。人能够抑制欲望而遵从礼，福就会归于他；顺着情欲而废弃礼，祸就会归于他。推究祸福应验的原因，就能知道兴盛和衰败由此而来。各种礼制之中，婚礼居于首位，所以天子娶十二人，这是天的数目；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是礼制逐级降低的表现。阳的性质纯正而能够施予，阴的形体柔顺而能够化育。以礼来调和音乐，节制、宣泄阴阳之气，因此能够增多子孙繁衍的祥瑞，招致长寿的福分。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淫逸而没有节制，建造瑶台、扩充宫室，陈列数百名姬妾，阳气在上面耗竭，阴气在下面隔绝。因此周公告诫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了解小人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这样有时也不能长寿。’这是明白的警戒。后世的人喜爱福，却不致力于获得福的根本；厌恶祸，却不改变招致祸患的旧路。古书说：‘截断脚趾来适合鞋子，谁说这样做是愚蠢的呢？’ 怎么会和这些人一样，追逐欲望直到丧失自身性命，实在可悲可痛。臣私下听说后宫有五六千名采女，后宫侍奉役使之人又在其外；她们一年四季的衣服、早晚的粮食，耗费绢帛，空竭府库。征发调用增加了一倍，百姓十税其一，白白向无罪的百姓征赋，用来供养这些没有用处的女子。百姓在外困穷，宫内阴阳隔绝不通，所以感动和气，灾异屡次降临。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没有按礼聘娶、从未被陛下临幸过的女子，都应当一律遣送出宫。这样可以成就婚配：第一，疏通怨女旷夫，调和阴阳；第二，节省财物，使府库充实；第三，修明礼制，安定长寿；第四，使阴阳相配、阳气施布，祈求子孙繁衍；第五，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安宁。这实在是国家的巨大利益，也是天人共同的大福。寒暑、昏明构成一年，尊卑、奢俭构成礼制。因此要以昏明寒暑的气候和尊卑奢俭的礼制作为节度。《易经》说：天地有节制，四时才能形成。《春秋》传说：只有器物和名分，不可以借给别人。《孝经》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就是尊卑的差别、上下的制度。从前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八佾舞，并没有直接伤害或困扰人物，孔子尚且说：‘这种事情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洪范》说：只有君主能够施加威权，只有君主能够赐予福祉，只有君主能够享用美食。这三件事都由君主独自行使，臣下不能与之相同。如今臣下僭越君主的服饰，臣下食用君主才能享用的珍馐，这就是所谓‘祸害你的家族，凶险于你的国家’。应当大略依照古礼、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所规定的制度差别，严格督促有关官吏，务必执行命令。这就是禁止混乱、改善风俗、使财用充足的重要办法。《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七。明代贺复征编。奏对三。关于三件利害问题的答对——唐代陈子昂。

译臣看见九道派出大使巡按天下，申明升降官员的标准，访求百姓疾苦；臣认为其中的谋划还没有完备。况且陛下派遣使者，必定是想让百姓知道天子早晚忧劳的心意，让群臣知道考核政绩、任用官员，让奸邪暴虐、不得志的人知道将要受到铲除；那么不如选择仁慈而能体恤孤弱、明察而能振兴困滞、刚正而不回避强权、智慧足以照见奸邪的人，然后任命为使者。所以使者所乘的轻车还没有出发，天下人就会翘首等待了。如今使者还没有出发，道路上的人已经指指点点、加以讥笑，想要指望他们进用贤能、黜退不肖，怎么可能呢？宰相奉行诏书，只有派遣使者的名义，却没有任用使者的实际权力；使者越多，天下弊病反而越严重。使者役使百姓修治道路，迎送往来，却看不见他们带来的恩惠。臣希望陛下重新选拔有威望、有风度、为众人推重的人，依照接见使者的礼仪在御前殿礼待他，反复诚恳地告诫他出使的用意，然后授予符节；从京师到州县，选拔提拔有才德的人才，访求百姓疾苦，宣布陛下的意旨，使每家每户都能看见、听懂。过去尧、舜不离开席位就能教化天下，大概是因为黜退昏暗、提升贤明的政令能够折服人心。陛下如果知道人才难得，就不如少派使者；那些频繁派遣而对教化没有益处的做法，就像煮小鱼却屡屡搅动它一样。另外，刺史和县令是政事教化的首要官员。陛下施布德泽、颁下诏书，必须等待刺史和县令谨慎地宣布并奉行；如果没有选得合适的人，诏书就会被交给有关官署，挂在墙壁屋舍上罢了，百姓哪里能够知道呢？一州得到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人家都依赖他的福泽；得不到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人家就要承受困苦。国家的兴衰，就在这个职位上。如今吏部调补县令，像补任一个尉官一样，只计算资历和考核，不寻求贤能之人；如果越级任用人才，天下就会喧嚣相互非议。拘泥于常规而不改变，所以庸人都能担任县令，教化日渐衰落，难道不是很严重吗？另外，天下有一种危机，祸福都由它产生；危机安静就有福，发动就有祸。百姓安定就愿意活下去，不安定就轻视生命，正是这个道理。如今军旅之事使夫妻不能安居，父子不能相安，已经五六年了。从剑南直到河陇，从山东经青州、徐州、曹州、汴州，到河北的沧州、瀛州、赵州、郑州，有的困于水旱灾害，有的因军队劳顿而疲惫死亡，流离失所的人几乎遍布各处。幸而陛下怜悯他们失去职事，已经把各种戍守、征调一概停止，使人能够与妻子相见、父子能够彼此保全，可以说是使危机安静下来了。然而臣恐怕将相有人贪图夷狄的利益、想要扩张土地、增强武力，向陛下游说，想要重新发动这个危机；危机一发动，祸患就会形成。应当修明文德，减少刑罚，劝勉农桑，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蛮夷知道中国有圣王，一定会辗转翻译而来朝见。回答制问政事——陈子昂。

译臣本月十九日承蒙恩旨召见，命臣议论当今政事的要领，询问应当实行什么道路才能合乎时宜，并且不必远引上古，只须具体陈述进奏。微臣才智见识浅陋，实在不明白政事的根源。然而臣曾经清洗内心、专心思考，静静观察人事。臣私下看到，国家政事的关键在于用人。能够识别人，政事的时机就能顺应而施行教化，随着时势变化而趋向适宜，安静时不妄动，这样才可以实行政事的要领。如今陛下顺应天命而接受宝图，建立明堂，施布宏大的教化，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存问高年老人，酬报功劳、树立德行，顺应时节、兴办事务，极其公正、极其仁慈，向天下垂示训诫，可以说典章十分完备，制度宏大深远，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相比的。愚臣哪里敢说自己知道政事要领？然而承蒙天恩下问，贵在采纳草野之言，谨竭尽愚直，尽心陈奏。大凡任用贤能的道路还不够广，仰赖成就教化仍然劳苦。既然如此，选取士人的方法、任用贤能的事情，都是陛下一向深知的，想来您也已经厌倦谈论、厌倦听取，不必等臣再烦琐地说一二了。请停止刑罚。臣听说，有顺从君主心意却危害天下的言语，也有违逆君主心意却有利于天下的言语。只有忠臣能够违逆君主心意，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顺从有利于天下的意见。陛下不因臣愚昧卑微，降下恩旨询问当今政事。臣私下认为，当今政事的大理已经完备，只是刑狱仍然严急，法网还不宽松，恐怕这不是当今圣政的要领。臣观察圣人使用刑罚，贵在适应时势变化，有时采用、有时舍弃，并不专任刑罚。况且圣人刚开始治理天下时，必定有凶乱的贼人、叛逆的臣子，需要加以驱除，以彰显圣德。圣人诛杀凶徒、消灭叛逆，使人民安定、平息祸乱，必然要借助刑杀来清理天下，所以此时致力于使用刑罚。凶乱已经消灭，圣道已经昌盛，就必然顺应民心施行教化，赦免过错、宽宥罪人，因此停止刑罚。既然如此，圣人使用刑罚本来是为了禁止祸乱；祸乱平静，刑罚就应停止，并不是为太平时代设置的。为什么呢？太平时代的人喜欢德政，不喜欢刑罚。用刑罚穷究百姓，百姓必然悲惨忧惧，所以圣人重视停止刑罚，不重视烦琐地使用刑罚。如今神皇顺应天运、接受宝图，君临天下，逆臣贼子顿时伏诛，所以虺贞等人的同党和同恶之人都被杀戮。这大概是天意将要显扬神皇的威灵，哪里是这些凶徒能够自行造成混乱呢？如今首恶已经消灭，党羽已经诛除，圣政正当昌盛，天下全都臣服。神皇又降下文昌的大恩，洗涤荡除群罪，天下明显地庆贺，人人希望日益更新。停止刑罚、崇尚德政，正是在今天，实在是圣政最重要的事情。臣近来看到诏狱的审讯追究稍稍又在滋长，追捕同党，颇且牵连到远方，天下士人百姓还不敢安居。臣私下认为，神皇的圣意在于停止刑罚、安抚天下，并不在于详察法律而损害太平。如今刑狱还没有停止，应当是狱吏没有懂得天意，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伏愿神皇施行和乐仁厚的德政，致力于仁爱长寿的恩惠，命令执法者慎重用刑，以减少刑法。臣看到当今天下士人百姓都思念、希望安宁，道路上的歌谣、街巷中的歌唱，全都称颂万岁；这正是他们心怀圣化之乐，希望保全长久寿命，想与子孙共同享有这种仁爱长寿。如今神皇不趁此时崇尚德政、致力于仁爱，使刑罚停止不用，反而任用有关官吏明察细究，专门致力于威刑，臣私下恐怕这不是神皇停止刑罚的道路。况且臣听说，杀一个人，千人就会恐惧；滥用一项罪名，百姓就会忧愁，人情最根本的恐惧就在这里。如今天下极其广大，万国极其繁多，即使神皇明察刑狱，也终究不可能逐门逐户地告知，使每个人都知道。假如有一人不知道，因而认为神皇喜好任用刑法，那么这就不是安定太平百姓的事务，也不是当今圣政的要领。这些话是臣赤诚至极的真心话，臣冒死犯颜进奏，只希望上天鉴察，务必寻求停止刑罚的办法。请察看臣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苟且顺从君意。再次陈述任用贤能。臣私下认为，停止刑罚的政事，关键在于能够任用官员。任用官员只有贤能之人，政事才能得到治理。因此神皇已经深知这一点，才亲自下问，不需要臣再烦琐说明一二。如今臣之所以要再加重说明，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政事没有贤人就不能治理，天下的事业没有贤人就不能成就。因此诚愿神皇致力于任用贤能。果真能够得到众多贤人并任用他们，天下的事务自然会得到治理。任用贤人之后还必须信任；既然信任还必须始终不变；既然始终信任还必须给予赏赐。任用而不信任，他的才能无从施展；信任而不能始终如一，他的事业无从成功；始终信任而不赏赐，他的功劳无从区别。这样天下的贤人就会云集而来。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君子和小人各自都崇尚与自己同类的人。如果神皇只是务求喜爱贤人，却不能任用能人；任用了却不能信任；能够信任却不能始终如一；能够始终如一却不能赏赐，那么即使有贤人，终究也无法任用。神皇降旨询问小臣当今治理政事的要领，臣私下认为这就是政事要领的极致。为什么这样说呢？神皇的大业已经完成，天下已经平定，尊贵的声名已经显著，大礼已经完备，所欠缺的就在于忠臣贤人。如果能够得到忠贤之臣共同守成，太平的功业就可以在此完成。这实在是天地神灵赞助神皇，才使他达到今天的境地。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能成就千年的事业、建立万代的法则，小臣虽然愚昧，也私下替神皇感到惋惜。明确说明贤人必定可以得到。臣私下认为，停止刑罚的道路，政务就在于任用贤能。议论的人都说贤人无法知道，人才无法识别；只有臣认为，贤人本来容易知道，人才本来容易识别，只是那些议论的人没有精心思考罢了。崇尚德行的人必定厌恶凶险之徒，有信义的人必定憎恶苟且之辈，聪明人不会替愚昧者谋划，勇士不会为怯懦者赴死；这就像枭鸟和鸾鸟不会交接翅膀，薰草和莸草的气味不会相同。这是天地的本性、万物类别的情状，其道理自然如此，不可改变。为什么呢？以德行侍奉凶恶，双方不能相容；以正直接触奸佞，双方不能互相有利；以诚信对待虚伪，双方不能相从；以廉洁劝说贪婪，双方不能相和。聪明人崇尚谋略，愚昧者不肯听从；勇士以死相赴，怯懦者贪恋生命；他们的事业不同，趋向各异。贤人的道路本来就可以预先知道。果真能够崇尚贤人，贤人就会来到。既然如此，贤人的事业必须由贤人来通达，贤人的才能必须由贤人来任用。公正、廉洁、节操、信义、勇敢、谋略，都要等待合适的人，然后才能施展；如果不是同类，正道就不会凭空运行。凡是贤人君子，没有不想施展行为、建立功业的，只是没有同类的人获得进用，所以埋没于时代之中。如今神皇果真能够信任、任用贤良，表彰、采纳忠正之士，知道身边臣子中确实有贤德品行的人，就赐给他们尊贵爵位和优厚俸禄，以荣宠他们；使他们按照同类相互举荐，考核他们的政绩；合乎法度的就升迁，失去法度的就贬黜。神皇只须垂衣拱手端坐明堂，保养精神、和顺心志，天下的事情臣一定会看见它日益就绪，达到无为而治、不言而治。如今神皇忧劳万机，每天都没有闲暇，天未明就显明勤政，半夜还在思考，实在说明群臣还没有达到圣上的任用要求。伏愿神皇明察贤能，施恩信任。忠贤之臣侍奉君主，必定劝谏君主的过失；奸佞之人侍奉君主，必定顺从君主的心情。正直之道还是曲意侍奉，只愿圣上明察。

译说明不可怀疑贤人。臣私下认为，神皇圣明，完全知道得到贤人后必须任用，任用后必须信任，信任后必须始终不变，始终不变后必须赏赐，这些道理全都清楚。然而如今没有更多地信任任用贤人，应当是因为过去信任任用的人没有成效，所以产生了疑虑。像裴炎、刘祎之、蹇味道、周思茂，本来都蒙受神皇信任任用，然而最终背弃德义、辜负恩宠，神皇因此对信任任用贤人有所疑虑。依臣愚诚看来，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圣人必须借助贤人来彰明圣德，国家必须依靠贤人来昌盛，人必须依靠贤人来得到治理，万物必须依靠贤人来获得安宁。如果神皇对任用贤人有所怀疑，想要凭圣明的谋略独自决断，臣恐怕会使圣上的身体劳苦，而天下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何况圣上的身体不能劳累困弊，圣明的心神也不能事事细密地运用，这正是最需要任用贤人的地方。臣听乡野人说：‘有人因为吃东西噎住而得病，便想断绝饮食来治病，却不知道断绝饮食会使身体死亡。’这话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道理。臣私下认为，贤人对于国家，也如同食物对于人的身体；不能因为一次噎住就断绝粮食，也不可以因为误用过人才远离正直之士。这实在是神皇凭圣明鉴察就能清楚知道的，不需要愚臣再说一二。伏愿任用贤人而不怀疑，寻求士人而不厌倦，把这作为要务；这样天下实在没有不能治理的。如果表面上有信任贤人的名声，内心实际上却有怀疑贤人的想法，臣私下认为，神皇即使每天得到一百位贤人，最终也没有益处，反而足以损害贤人、伤害政事。伏愿陛下仔细察看，能够信任的人就信任他们。请求招纳进谏之臣。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贵在能够极其公正；能够极其公正，就应当致力于正直之道。臣近来看到神皇以至公之心应对万物，以正直之道容纳贤人，然而朝廷还没有看见敢于进谏的臣子、刚直不阿的士人，天下的正直之道还不能公开推行。臣听说圣人的大德在于能够听取劝谏，古代典籍已经说得很多，不必再陈述。臣看到太宗文武圣皇，德行超过三王，声名高于五帝，实在是因为能够容纳魏征的愚直，使他尽展忠诚；国史记载此事，明白如日月。直言的道路由此打开，听从劝谏的道路由此开通，贞观以来，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如今神皇端坐明堂，施布大政，神功圣业，各种能事都已经具备。刚直之士能够使圣功更加完美。伏愿神皇广泛延请直臣，表彰赏赐进谏之士，使大圣之德日益吸纳新的意见，把这些事写在金板上，使万代都有可称述的事迹。若不是神皇卓越、仁厚、圣明，臣也不敢进献这些话。劝勉赏赐。臣听说：劳苦的臣子得不到赏赐，就不能劝勉人建立功劳；敢于赴死的士卒得不到赏赐，就不能激励人的勇气。当今有的臣子勤劳，有的士卒为国赴难，登记功劳、舍弃生命，却还没有得到优厚特别的赏赐。臣私下认为，臣下为节义而死，所看重的是爵位和名声；为节义而死、为国勤劳的人，如果名声和爵位都不能得到，反而苟且偷安、尸位素餐的人却得到荣宠和俸禄，那么就不能用来进用贤能、彰显才干、表彰功劳、激励品行。伏愿神皇广泛寻求这类人，劝勉百官以及将士；这正是当今圣政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古人说：‘赏赐一个人而使千万人欢悦，大概是说赏赐得当。’赏赐却不知道贤能的人，是没有尽到职责。伏愿神皇陛下特别加以省察。请停止战争。臣认为，当今国家最大的事务，在于兵甲。每年兴起赋税徭役而不能减少，神皇想使百姓安定、思念教化治理，就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军队聚集的地方，必定需要物资供给。千里运送粮食，万里应对敌人。十万军队驻扎在边境，百万户人家就不能安居乐业；这样使用徭役，百姓怎么能够安定？臣看到国家自从对北狄用兵以来，至今已经十多年，年年兴起兵甲，却始终没有听说取得什么好处，难道是中国没有制胜的策略，朝廷没有奇谋之臣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而是没有筹划好宗庙朝廷的谋算罢了。臣私下认为，神皇圣明威武，天威如神，突厥这些小丑哪里值得诛灭？然而如今还没有消灭他们，臣恐怕是庸将没有智谋，没有审察朝廷谋算的关键，所以使铠甲兵器一天比一天多，徭役一天比一天广。如今国家又命令将领出兵，臣希望神皇审察谋划、考虑成败得失，计算利害。如果事情确实不可行，就不要让军队白白出动。军队不白白出动，赋税徭役自然可以减少；这样安定百姓，得到贤人，就可以治理国家。如果在这里失误，却想到那里去补救，臣恐怕百姓一天比一天疲惫，始终不能得到安息。伏愿陛下仔细察看臣的话，审慎筹划朝廷谋算，那么戎狄就不足以消灭中国的安宁也可以保全。安定宗室子弟。臣私下认为，陛下以极其仁慈施行政事，以极其公正应对万物，天下士人百姓无不都知道虺贞等人触犯纲纪、扰乱常法，是自取诛灭。陛下只惩罚构成叛逆的人，并没有牵连其他人。宗室子弟得以安宁，如果不是陛下恩慈顾念、厚爱和睦九族，宗室怎么能蒙受这种安宁的福庆呢？这实在是大圣之德尊重、厚待宗室枝叶。然而臣还希望陛下致力于安慰他们，以恩惠和诚信使他们明白知道陛下慈爱顾念的深厚，上能感念圣德，下能安心自处。臣听说人的情感不能自行明白，就必定产生疑虑；有疑虑就必定不安；不安就必定恐惧；恐惧积累，就会产生过错。伏愿陛下明白施恩赐予，垂示和乐仁厚的德行，使天下都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万民知道陛下必定信任任用贤人，这就是天下的福庆。然而贤人的事业都致力于正直之道，对奸邪之人不利。对奸邪不利，就必定会有诽谤。贤人的灾祸就是这样。一人的行为，会有十个人诽谤他；自古忠良贤达遭遇这种祸患的，多得无法尽数。臣子昂说：臣本是草野间卑微鄙陋的人才，才干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陛下却越级给予恩宠，把我和近臣一样召来询问政事要领。臣实在愚昧，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宠遇？臣叩头请罪，甘受死罪。然而臣的诚心真实，即使对愚昧内心中的君子之言，也尚且不敢虚妄，何况是天子的询问，怎么敢不全部回答？臣如蝼蚁一般，却把真实想法完全倾尽出来。然而臣前面所奏的那些事情，本来都是陛下亲眼看见、亲自知道的。臣又再三陈说，是希望借微薄的诚意披露肝胆，不知忌讳，实在既战栗又惶恐。关于风雨的回答——罗隐。风雨霜雪，是天地所掌控的事；山川薮泽，是鬼神所潜伏的地方。因此，风雨来得不合时令，年景就会发生饥荒；雪霜来得不合时令，人们就会生病。后来人们祈祷山川薮泽，求它们降下这些灾异，于是风雨雪霜果真被认为是鬼神所掌管的事，这一点就很明白了。难道不是因为天太高，不能周遍地治理，所以把这件事寄托给山川吗？地太厚，不能自行运行，所以凭借鬼神来运行它吗？如果祭祀不合时令，饥荒就发生；如果报应不能及时到来，疾病就产生。这是鬼神在使用天地的权力，而风雨雪霜却成了牛羊的本钱。如此一来，又何必再问什么年成和时令？又何必再问什么百姓？所以，大道不能从旁门支出，是怕它被人玩弄；重大政务不能询问下民，是怕他们苟且偷安。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八 （明）贺复征编 奏对四 雨雹对【汉·董仲舒】

译元光元年二月，京师下冰雹。鲍敞问董仲舒说：“冰雹是什么东西？由什么气产生？”董仲舒说：“阴气逼迫阳气，天地之气由阴阳各半组成，和气周遍运行，早晚不停。阳德当令时，和气全是阳气，建巳之月就是这样，所以称为正阳之月。阴德当令时，和气全是阴气，建亥之月就是这样，所以称为正阴之月。十月虽然阴气当令，但阴气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个月阴气纯盛，似乎没有阳气，所以称为阳月，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日月阳止’。四月虽然阳气当令，但阳气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个月阳气纯盛，似乎没有阴气，所以也称为阴月。从十月以后，阳气开始在地下产生，逐渐流散，所以说它在生长；阴气转而收敛，所以说它在消退。这样日夜滋长，到四月便由纯阳当令。从四月以后，阴气开始在天上产生，逐渐流散，所以说它在生长；阳气转而收敛，所以说它在消退。这样日夜滋长，到十月便由纯阴当令。二月、八月阴阳正好相等，没有多少之分。阴阳如此推移，没有差错；它们的运动、抑扬，彼此激荡，于是烟气蒸腾，风雨、云雾、电雷、雪雹便产生了。” 气在上方相迫就成为雨，在下方相迫就成为雾；风是气的叹息，云是气本身，雷是阴阳之气相互撞击的声音，电是相互撞击的光。两种气开始蒸腾时，似有似无，似实似虚，似方似圆，聚集交合，形体渐渐变重，所以雨乘着虚空下落。风多，气合得快，所以雨大而稀疏；风少，气合得慢，所以雨细而密。寒冷的月份，雨在上方凝结，形体还轻微，又因风相互袭击，所以形成雪。寒气有高下之别，上暖下寒时，上方聚合成大雨，下方凝结成冰、霰、雪。冰雹是霰的流变，阴气突然上升，雨便凝结成冰雹。太平之世，风只吹动枝条而不折断，使甲芽开放、草木萌发而已；雨不冲破土块，只滋润叶片、浸润茎干而已；雷不惊扰人，只起到发布号令、启发万物的作用；电不使人眩目，只宣示光明而已；雾不遮塞视线，只浸润弥漫而已；雪不封闭枝条，只消除凌厉的毒害而已；云呈五色，便成为祥瑞，呈三色，便形成矞祥；露水凝结成味，便成为甘露，凝结成滋润之物，便成为膏泽。这是因为圣人在上，阴阳调和，风雨合乎时令。政令多有差错，阴阳就不调和，风会吹倒房屋，雨会漫过河流，雪会深到牛眼，冰雹会杀死驴马。这些都是阴阳相互激荡，形成灾气和妖异。鲍敞说：“四月没有阴气，十月没有阳气，凭什么说明阴气不是孤立的、阳气不是独存的呢？”仲舒说：“阴阳虽然不同，但所凭借的是同一种气。阳气当令时，这种气就是阳；阴气当令时，这种气就是阴。阴阳当令的时间虽不同，但阴阳这两个形体常常都存在，就像一鼎水还没有加火时，是纯阴；加火烧到极热时，是纯阳。纯阳时阴气并没有完全消失，火熄灭、水变冷，就又转为阴；纯阴时阳气也没有完全消失，加火使水变热，就又转为阳。这样说来，建巳之月是纯阳，也不能说一点阴气都没有，只是阳家当令、阳气达到极盛罢了。荠麦枯死，是阴气杀伤它的缘故。建亥之月是纯阴，也不能说一点阳气都没有，只是阴家当令、阴气达到极盛罢了。荠麦开始生长，是阳气上升的缘故。尤其明显的是，葶苈在盛夏死亡，欵冬却在严寒中开花。水是极阴之物，却有温泉；火是极阳之物，却有凉焰。因此可知，阴中不能没有阳，阳中也不能没有阴。”敞说：“冬天的雨一定温暖，夏天的雨一定凉，为什么？”仲舒说：“冬天气候多寒，阳气从上面升起，所以人感到温暖，而水气向下蒸腾凝成雪。夏天气候多暖，阴气从下面升起，所以人感到凉爽，而水气向上蒸腾成为雨。” 敞说：“雨既然是阴阳相互蒸腾的结果，四月纯阳、十月纯阴，那么如果没有两种气相互逼迫，就不会下雨吗？”仲舒说：“是这样。纯阳、纯阴虽然在四月和十月，但只存在于月中的一天。”敞说：“是月中的哪一天？”仲舒说：“纯阳当令，是夏至的前一天；纯阴当令，是冬至的前一天。朔旦、夏至、冬至，是正气所在的时日。”敞说：“那么夏至、冬至的前一天就不下雨吗？”仲舒说：“是这样。若颇有降雨，就是妖异。和气之中自然会产生灾气，能够使阴阳改变节令，使温凉失去正常尺度。”敞说：“灾气，它会一直存在吗？”仲舒说：“不会，只是有时产生罢了。就像人的四肢五脏也有发生病变的时候，一旦生病，四肢五脏就都会受到影响。”敞迟疑了一会儿，背靠着墙，低头作揖退下。对台诘辞【郎顗】

译尚书台诘问郎顗说：“你的答辞说，白虹贯日，是政令改变常道的表现。朝廷一向遵循旧章，有什么改变，却说改变常道？又说应当大幅度宽减法令，改革官号。或者说改变常道会导致灾害，或者说改变旧制可以消除异常，这是什么道理？又说阳嘉初年要改元，是依据哪部经典？请据实回答。”郎顗回答说：“正当春季从东方兴作，正是布施德政的开始；阳气开发，养育引导万物。君王根据上天的视听行事，顺应时气，应当努力推行崇尚温和宽柔的政令，遵循春季的时令。如今立春以后，考察、办事仍不停息，把秋冬的政令施行于春夏，所以白虹在春天出现，遮蔽了太阳的光辉。凡是邪气乘阳气而上，虹蜺出现在太阳旁，都是臣下执掌事务过于苛刻急迫所造成的，大概不是朝廷宽厚仁恕的根本，这就是改变常道的过失。如今选举都归三司办理，每逢选用人才，总要让属官参与；公府门巷中宾客聚集，送往迎来，财货没有止境。那些应当升迁的人争相推荐请托，各自派遣子弟，挤满道路，打开滋长奸邪的门路，助长浮华虚伪，这并不是所谓遵循旧章。尚书的职责在于掌管机密和权衡政务，宫禁严密，私人曲意本来就不能通达，偏私结党的意图也无从施展；选举的职责，不如仍归尚书机构掌管。” 臣实在愚钝刚直，不知道如何折中，这些意见本来就是远近共同的议论，也是当今所应采取的措施。孔子说：‘汉朝三百年，应当考察历法、改革制度；二百零四年形成一个德运，五德共一千五百二十年，五行轮流当令。君王顺应天道，就像由春进入夏，改变青色服饰而穿绛色服饰一样。’自从文帝减省刑罚，恰好已经三百年，而轻微的禁令逐渐繁多积累。君王的法令，好比江河，应当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所以《易经》说：‘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既平易又简约，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如今去除奢侈而趋向俭朴，以身作则示范天下，改革名号，按照实际事务确定称谓。《易经》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虽然道路不同，归宿相同；考虑问题虽多，最终道理一致。’由此可知，改变常道而做得好，可以消除灾害；改变常道而做得不好，必然导致异常。今年仲季结束，明年进入新的季节，仲季终结、季节开始，历运发生变化，所以可以改元，以顺应天道。臣郎顗愚昧浅陋，不足以回答圣上的询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岁〕 对锺繇诘辞【魏·毛玠】锺繇诘问毛玠说：“司徒所掌的刑法，是男子犯罪便没入罪隶，女子犯罪便送去舂米。汉律规定，罪犯的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黥面墨刑也列入古代典章。这些做法怎么会违背神明的意旨，以至于应当导致旱灾呢？按照典谟所说：‘政令急迫就会长期寒冷，政令宽缓就会长期温暖。’宽缓会使阳气亢盛，所以造成旱灾。毛玠的言论，究竟认为政令宽缓，还是认为政令急迫？如果政令急迫，本应阴雨连绵，为什么反而旱灾？成汤的圣明时代，野外没有生长的草；周宣王的贤明时代，旱魃仍肆虐。严重旱灾以来，已经积累三十年。把婢女归还并黥面作为相貌，这样做究竟合适不合适？毛玠讥讽诽谤的言论流传到百姓中，不满的声音上达圣听。你也应当据实回答。”毛玠说：“臣听说萧生被石显困陷而自缢，贾谊被放逐到外地，是因为绛侯、灌婴进谗；白起在杜邮被赐剑，晁错在东市被诛，伍员在吴都丧命。这几个人，有的是被前面的人嫉妒，有的是被后面的人陷害。臣从垂髫之年便执简读书，多次勤勉以求取得官职，后来在机要近臣任职，因人事关系而遭到排挤。臣因私下没有停止议论而遭祸，臣因冤屈未能得到详细审理而受害。人情贪求利益，而法律禁止这种行为；法律所禁的利益和权势，却足以害人。青蝇般的谗言横生，替臣制造诽谤。诽谤臣的人，掌握的并不是别的事情。” 从前王叔与陈生在王廷争夺政权，宣子公正审理，命令他们各自举出契约，于是是非有了适当的判断，曲直也有了归属。《春秋》赞许此事，所以把它记载下来。臣若不说这件事，便没有别的可说了。当时人议论臣的这些话，一定是有根据、有要领的。请允许臣蒙受宣子的辨析，请求像王叔那样作答。如果臣确实理亏而被听闻，那么受刑之日，哪怕把安驷的赠物相比，也不算什么；把赐剑之刑相比，也比不上重赏的恩惠。谨据实作答。” 西边患对【唐·沈亚之】

译元和十二年夏六月，沈亚之向西走出咸阳，行经岐山、陇山之间，采集当地风俗，听到西土逃亡归降的老人向我讲述边地形成祸患的原因和令人痛心的情状，言辞十分条理详尽。有个人讥笑说：“不要因为西戎那些蠕动般的军队，就把边地说得如此严重；如果说起强盛的塞外匈奴杂虏的气势，老人您恐怕还不会哭呢。”大概天子的忧虑十分辛劳，又把兵符分给将帅，供应他们守边所需，怎么会困苦呢？”老人回答说：“不是这样。如今所说的边患，原因不止一端；正因为这些原因，边兵不能训练武艺，险要之地不能形成屏障，百姓不能维持生计。像这样，官吏尚且轻视它，那么强悍的蕃族、匈奴即使凭借逸马和强弓，在严寒时节向南奔驰而来，他们的人数不过几千，所掠夺的民间财物也不过一人所能携带的数量，却仍然像凶猛的鹰隼一样不能阻止。驻军留守边塞，向北延伸千里，连接烽火瞭望点；看到尘土飞扬、马蹄奔腾的多少，观察到形势后，烽火便依次传递，然后收拢百姓和牲畜，严闭营垒等待敌人。而西戎却不是这样，他们的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多半利用山川、低地、水泽的地利；他们的兵器和才能虽然不能与唐人相比，但谋略很深远，奋力作战而不怕死，所守之处必定险要，所夺之地必定是要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可是唐军中有人认为他们的才能不能全部轻视，因此从安西以东，经过河、兰、尹、甘以及西凉，直到会宁、天水，绵延一万三千里，凡六镇十五军，都被西戎占有，正是因为轻视敌人而导致失守。听说西戎刚攻下凉城时，围城军队厚达百里，等到城中困窘，便命令一个能够通晓唐话的人告诉城中说：‘我们所要的只是这座城，城中人无论老幼都可以向东离开，我们也会谨慎约束军队，不让任何要离开的人受伤。’城中人争相喊道：‘既然能围城，就能解围。’后来攻取其他城池，全都像攻取凉城一样。从此人人只顾保全性命，再没有固守城池的意志。自从他们取得这个策略以来，这番话流传至今还不远，为什么客人独独没有听说呢？岐山、陇山之所以能够固守，是因为有陇山作为阻隔。从前那里树林茂密，所以西戎不能找到便道；如今树林全被砍伐，行走的人没有不通达的。而且虚报的兵额与实际兵额相差十五倍；又有并非作战，而是被役使进山林砍伐麞、鹿、麂、麏、麝、豪、豕的，这类徭役占十分之三；还有进入穷山险岩，砍除繁茂树木、采伐木材，斧声和呼喊声不分寒暑地不停，这类徭役占十分之四；又有征发牲畜、粟米、金、缯、文、松、大梓、奇药、珍禽、熏臭之具，陆路用车牵引，水上用筏漂浮于渭水，向东抵达咸阳，进入长安，运输部署前后相连，这类徭役占十分之二；其余的士兵应当守烽火台、击梆巡夜，昼夜侦察候望；这些人都困于饥寒，衣食有时长时间得不到供给，心中怨恨不平，难道还希望他们在非常情况下能够抵挡戎敌吗？这一切都依赖皇上的圣明威德，西戎畏惧皇上的教化，不敢向东进攻。如今岐山、陇山的土地很肥沃，但农民的粮食却不充足，秕糠稗子充作衣食，衣服缝缀得没有一块完整的布。农民缴纳租税时，官府收一份，损耗却达到两份；小吏凭借法令索取贿赂。贿赂丰厚的，即使拖欠也宽容他，哪怕粮食迟到，也立即给他发凭证；贿赂微薄的，有时只迟延一天，小吏便公开鞭打他。粮食应当输纳时，官吏却说：‘下一批轮到某人，又轮到某人。’所以有人连等数日也交不上，其他征税徭役也都如此。农民耗尽全部收获，仍不能抵偿费用，即使这样，官吏还没有不忍心的；百姓因此像蓬草一样漂泊栖处，又有什么心情活下去呢？如今边地的祸患很多，大略说来，令人痛心的就是这些。长官始终不醒悟，仍然轻视它。唉！怎么能不困苦呢？”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九 （明）贺复征编 奏议一 刘勰说：“周人广泛咨询谋议，这就叫作议。‘议’的意思，是审察事情是否合宜。从前管仲称说轩辕氏有明台之议，可见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行动之前先拟定谋议，明察之后再考核疑难，这是用来慎重对待各种事务的。治国策略有张有弛，必定要以显明的义理为纲领，以端正的言辞为约束，文章以辨析清楚、简洁明白为长处。不把繁复华丽当作技巧，而以明白核实为美；不把深奥隐晦当作奇异，这才是要旨。‘驳’就是杂。杂议不纯，所以称为驳。”吴讷说：“《周书》说：‘议论政事来制定制度，政令就不会迷失。’眉山苏氏解释说：‘先王把人治和法治并用，但任用人的情况更多，所以遇到事情便加以议论。’因此，国家的大事，集合众人的意见来决定，是很崇尚的做法。如今采录汉、唐、宋所上奏的各种议论，编排在奏疏之后，以备成一体。” 变法议【秦·卫鞅】

译孝公任用卫鞅以后，卫鞅想要变法，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卫鞅说：“行动犹疑就不会有名声，办事犹疑就不会有功效。况且有高尚行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人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受到普通人的责难。愚昧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也不明白，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尚未萌发时看见它。百姓不能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却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谈论最高道德的人不必与世俗相和，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必同众人商量。因此，假如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假如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拘守旧礼。”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变百姓原有的习俗来教化，聪明人不改变法度也能治理国家。顺着百姓的习俗施教，不劳累就能成功；依据现成法度治理，官吏熟习、百姓安适。”卫鞅说：“甘龙的话是世俗之论。普通人安于旧习，读书人沉溺于听闻。凭这两类人，任官守法可以，但不能用来讨论法度以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能称王，春秋五霸法度不同却都能称霸。聪明人创制法令，愚昧人受法令制约；贤能者改革礼制，不肖者拘守礼制。”杜挚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变法；功效不到十倍，就不要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常理没有邪僻。”卫鞅说：“治理国家不只一条道路，使国家便利就不必效法古法。” “所以汤王、武王不遵循古制却能称王，夏、殷不改变礼制却灭亡。反对古制的人不可非难，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称许。”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制定了变法的法令。命令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实行连坐；不告发奸邪者腰斩，告发奸邪者与斩获敌人首级同样受赏，隐匿奸邪者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百姓家中有两个男子以上却不分家另立门户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各按等级授予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按轻重分别施刑。无论贵贱都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田织布、缴纳粟帛多的人，免除其本人徭役。经营末业获利以及懒惰贫穷的人，全都没收为官府奴婢。宗室如果没有军功，考核时不得列入宗室属籍。明确尊卑、爵位、官秩的等级，依照等级差次授予田地、住宅、臣妾和衣服。立有功劳的人显达荣耀，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什么光彩。法令已经完备，还没有颁布，卫鞅担心百姓不信任自己，于是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招募百姓中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搬。卫鞅又说：“能搬过去的人，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走，卫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金，以此表明自己不会欺骗百姓。最终颁布法令。法令在民间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诉说新法不便的，多达数千人。于是太子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触犯了它。将要依法惩罚太子，但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可以对他施刑；于是惩罚他的老师公子虔，在公孙贾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人全都奔走遵行法令。十年以后，秦国百姓非常高兴。道路上没有人捡拾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却怯于私下争斗，乡邑得到大治。秦国百姓中起初说新法不便的，有人来诉说新法便利了。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百姓。”把他们全都迁徙到边城。此后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焚烧《诗经》、诸子百家著作的议论【李斯】始皇在咸阳宫设宴，七十名博士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献颂辞说：“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依赖陛下神明圣德，平定天下，驱逐蛮夷，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归顺的。把诸侯国改为郡县，人人都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忧患，可以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没有谁比得上陛下的威德。”始皇很高兴。齐国人博士淳于越进言说：“臣听说殷、周称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使他们成为王室的枝辅。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子弟却只是平民，万一出现田常、六卿那样的臣子，没有辅弼，靠什么相救呢？事情不以古代为师，却能长久存在，臣从未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当面阿谀，以此加重陛下的过错，并不是忠臣。”始皇把这番议论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并不相互重复，夏、商、周三代也不相互沿袭，各自采取适合自己的治理方式，并不是故意彼此相反，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如今陛下创立大业，建立万世功勋，本来就不是愚昧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三代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效法的？从前诸侯相互争斗，重金招致游学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归于一统，百姓在家就应当努力从事农工，士人就应当学习法令和禁令。如今诸生不以当今为师而学习古代，反对当世，迷惑扰乱百姓。” 丞相臣李斯冒死进言：古代天下分散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人们都称说古代来危害当今，修饰空话来扰乱事实，各自以自己的私学为好，非难皇上所建立的事业。如今皇帝兼并拥有天下，分辨黑白，确立唯一的尊贵；私下讲学，彼此共同非议法教。百姓听到法令下达，各自拿自己的学说来议论；进入朝廷便内心非议，出门便在街巷议论，夸耀君主以求取声名，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明，带领群臣制造诽谤。这样不加禁止，君主的权势就会从上面下降，朋党就会在下面形成。禁止这些事情很便利。臣请求：史官所藏不是秦国史记的书籍，全都烧掉；不是博士官所掌管的书籍，天下敢私藏《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言论的，全都交给郡守、郡尉杂烧。有敢私下谈论《诗经》《尚书》的人，处以弃市；以古代非难当今的人，灭族；官吏知道却不检举的，与犯同样的罪。”命令下达三十日仍不烧书的，脸上刺字，罚去修筑城墙。没有销毁的，只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想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老师。皇帝下制说：“可以。” 群臣上尊帝号议【李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都说：“从前五帝，土地不过方圆千里，外面有侯服、夷服，诸侯有的来朝见，有的不来，天子不能完全控制。如今陛下兴起义兵，诛灭残暴的贼寇，平定天下，海内设置为郡县，法令归于一统。这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是五帝也比不上的功业。臣等谨慎地同博士商议说：‘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臣等冒死奉上尊号，请称王为泰皇；命令称为制，诏令称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王说：“去掉‘泰’字，采用上古帝王的名号，称为皇帝。”其他事项按照议论办理。皇帝下制说：“可以。” 群臣讨论分封建国议【李斯】丞相王绾等说：“诸侯刚刚被攻破，燕、齐、荆地处遥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置王，就没有人镇抚，请求分封皇子，只希望皇上恩准。”始皇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这样便利。廷尉李斯议论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彼此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依靠陛下的神威归于一统，全都设置为郡县；对诸子、功臣以公家赋税给予厚重赏赐，这样就足以控制他们。天下没有异心，就是安定天下的办法。设置诸侯不便利。” 迎立代王议【汉·宋昌】

译各位大臣于是派人迎接代王。代王的郎中令张武等说：“汉朝大臣熟悉兵事而且多有诈谋，希望您称病不要前往，以观察他们的变化。”中尉宋昌说：“秦朝失去政权，豪杰纷纷起兵，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天下人已经彻底绝望于其他人，这是第一点。高帝分封王室子弟，封地彼此犬牙交错、互相牵制，正是所谓盘石般的宗族，这是第二点。除去秦朝的苛政，施行恩惠德政，使人人都能安居，难以动摇，这是第三点。以吕太后的严厉专权，太尉一声号令，士人都袒露左臂表示拥护。这是上天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如今大臣即使想发动变乱，百姓也不会跟从，他们的党羽难道能够专一行动吗？现在朝廷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室亲属，外部又有吴、楚、淮阳、琅琊、齐、代等地的强大势力。如今高帝的儿子只剩淮南王和大王，且大王年长，贤明仁厚孝顺的名声传遍天下。因此大臣是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想迎立大王，大王不要疑虑。”代王把这番话报告给太后，太后答应了。文帝庙乐议【申屠嘉】陛下长久思念孝道，创立《昭德》舞，以彰明孝文皇帝的盛大德行，这些都是臣申屠嘉等愚昧之人所不能及的。臣等议论说：功劳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德行没有盛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当作为帝王始祖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当作为帝王太宗之庙。天子应当世世代代在祖宗之庙献祭，郡国诸侯也应各自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派遣使者侍奉祭祀，天子每年在祖宗之庙献祭，请把这些制度写在竹帛上，公布天下。” 请求广泛选拔贤才议【公孙弘】臣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论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道，乡里都有学校：夏称校，殷称序，周称庠。对于劝人为善的，就在朝廷表彰；对于惩罚恶行的，就施加刑罚。因此教化的推行，要从京师建立首善开始，由内而外扩展。如今陛下彰明最高的德行，开启大明之治，配合天地，建立人伦，劝人学习、修习礼仪，崇尚教化、勉励贤能，以此教化四方，这是太平的根源。古代政教尚未周备时，礼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请依照旧有官制兴办此事。设立博士官，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本人徭役。太常选取民间年满十八岁、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爱好文学、敬重长上、严肃遵守政教、顺从乡里的，且出入言行不违背所学的人，命令县令、县长、县丞上报给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慎重考察其中合适的人，应当让他们随同计吏一同到太常，获得像博士弟子一样受业的资格。一年后都立即考试，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为文学掌故；其中成绩最高、可以任郎中的，太常登记后上奏；如果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就立即把姓名上报。那些不从事学习、才能低下或者不能通晓一门经艺的，就立即罢免，并请求对不称职者加以惩罚。”臣谨按诏书、律令所说：“阐明天人之间的分际，通晓古今的义理，文章典雅，训辞深厚，施恩布德十分美善。” 小吏见闻浅陋，不能彻底阐明这些道理，便没有办法向下明白传布。掌管礼仪之后再掌管掌故，以文学礼义作为官员升迁或留滞的依据。请选取秩禄相当于二百石以上的官员，以及秩禄一百石、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官吏，补任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各二人；秩禄相当于一百石以下的，补任郡太守的卒史，各二人，边郡一人。先任用诵读经书多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再选择掌故补任中二千石属官中的文学掌故，补充郡属的员额。请把这些写入功令，其余一律依照律令办理。” 正朔服色议【儿寛】帝王一定要改定正朔，更换服饰颜色，用来表明自己是承受上天命运而兴起的。开创基业就要变更制度，不能彼此重复沿袭。相传序文说，现在采用的是夏代的时制。臣等学问狭窄浅陋，不能阐明陛下亲自发扬圣德、奋发图强、光明显配天地的功业。臣愚昧地认为，三统的制度，是后代圣王承接前代圣王；前面已有夏、殷二代的先例。如今夏、殷二代的统绪已经断绝，不能继续沿袭。只有陛下发扬圣德，彰明天地四时的极致，顺应阴阳来确定大明的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 攻打匈奴议【韩安国、王恢】

译建元六年，匈奴来请求和亲，皇帝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多次担任边吏，熟悉胡人的事情，他议论说：“汉与匈奴和亲，通常不过几年就背弃盟约，不如不要答应，发兵攻打他们。”韩安国说：“远行千里作战，军队不能得到好处。如今匈奴拥有充足的战马，怀有鸟兽般的心性，迁徙不定，像鸟群一样聚散，难以捉住和控制。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扩大国土；拥有他们的人口，不足以增强国力。自上古以来就没有谁能把他们纳入统治。汉军远行数千里争夺利益，人马疲惫，匈奴却以完整的力量乘我军疲敝而控制战局，形势必然危险。因此臣认为不如和亲。”群臣议论多附和韩安国，于是皇帝答应和亲。第二年，雁门郡的豪强聂壹通过大行王恢说：“匈奴刚刚和亲，开始信任边境，可以用利益诱骗他们，使他们进入伏兵之中加以袭击，这是必胜的办法。”皇帝于是召见公卿询问说：“朕打扮女儿嫁给单于，赠送的钱帛、文锦十分丰厚，单于却等待时机，越发傲慢，侵扰盗掠没有停止，边境屡次受到惊扰，朕非常怜悯百姓。如今想发兵攻打他们，怎么样？”大行王恢回答说：“陛下即使没有开口，臣本来就愿意为此效力。臣听说全盛的代国时期，北方有强大的胡人之敌，内部还连接着中原的军队，但仍然能够赡养老幼，按时种植树木，仓廪常常充实，匈奴也不敢轻易侵扰。” 如今凭借陛下的威势，海内归于一统，天下共同承担责任，又派遣子弟登上边境守卫关塞，转运粮食、牵引运输来作防备，然而匈奴仍不断侵扰盗掠，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感到畏惧罢了。臣私下认为攻打他们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是这样。臣听说高皇帝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匈奴来到的部众把马鞍堆起来，堆得像城墙一样高。平城被围时饥饿，七天没有进食，天下人都为此作歌。等到解除围困、恢复帝位以后，高皇帝却没有怀着愤怒之心。圣人以天下为尺度，不因自己的私愤损害天下的大功，所以派刘敬带着黄金千斤缔结和亲，这件事直到今天已经使五代人受益。孝文皇帝也曾一度集合天下精锐军队，聚集在广武、常溪，却最终没有取得尺寸之功，天下百姓无不忧虑。孝文帝醒悟到军队不能长期动用，所以又恢复和亲盟约。这两位圣人的事迹，足以作为效法。臣私下认为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是这样。臣听说五帝不相互沿袭礼制，三王不相互重复乐制，并不是故意彼此相反，而是各自根据时代的需要行事。况且高帝亲自披坚执锐，经历雾露，沐浴霜雪，奔走了几十年；他之所以不报平城之仇，并不是力量不能做到，而是为了使天下人得到休息。” 如今边境屡次受到惊扰，士卒伤亡，内地运送死者的槥车接连不断，这是仁人所不忍见到的。所以臣说攻打他们有利。”韩安国说：“不是这样。臣听说利益不到十倍就不改变事业，功效不到百倍就不改变常道。因此古代的君主谋划事情一定到祖庙请示，发布政令一定考察古语，是因为慎重从事。况且从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以来，夷狄不使用中原的正朔和服色，并不是威势不能制服他们、强力不能使他们臣服，而是认为他们地处遥远偏僻，是不受治理的民众，不值得使中原烦劳。况且匈奴是行动轻捷、强悍迅猛的军队，来时像暴风，去时像闪电，以畜牧为业，凭弓箭射猎，追逐野兽、随草迁徙，居处没有常规，难以捕捉和控制。如今如果让边郡长期荒废耕织，来支持对付胡人的常年事务，形势上实在无法相衡。因此臣说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是这样。臣听说凤凰乘风而飞，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动。从前秦穆公定都雍地，土地方圆三百里，懂得时势变化，进攻并夺取西戎之地，开拓土地千里，兼并十四国，这就是陇西、北地一带。后来蒙恬替秦国侵伐胡人，开拓土地数千里，以黄河为边界，堆石筑城，栽种榆树作为边塞，匈奴不敢在黄河边饮马；设置烽燧之后，才敢放牧马匹。” 匈奴只能用威势使其服从，不能用仁德豢养。如今中原强盛，资财是匈奴的万倍，只拿出百分之一去攻打匈奴，就好比用强弩射击将要溃烂的毒疮，箭一定不会停留在上面。这样一来，北方的月氏也可以被征服使其称臣。因此臣说攻打他们有利。”韩安国说：“不是这样。臣听说用兵的人，以饱食的军队等待饥饿的敌军，以整治严明的军队等待混乱的敌军，以安定的营舍等待疲劳的敌军。所以交战能够覆灭敌众，攻伐国家、摧毁城池，往往安坐而役使敌国，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况且臣听说，强风衰弱时，连鸟的毛羽也吹不起来；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端，力量连鲁缟也不能射穿。强盛必然衰弱，就像早晨必然转为晚上。如今想卷起铠甲轻装出发，深入长驱，很难取得功劳。沿着直线行军会受到逼迫，横向行军则中途断绝，行进快了粮食不足，行进慢了后方供给不能及时到达千里之外，人马都会缺食。兵法说这是把人送给敌人俘获。或许有其他奇妙办法可以擒获匈奴，臣就不知道了；否则看不出深入攻打的好处。因此臣说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是这样。草木遭受霜冻，不能因为风吹过就不再受害；清水明镜，不能靠改变形态逃避照见；通晓事理的人，不能用文辞扰乱其判断。如今臣说要攻打他们，本来就不是要立即出兵深入，而是准备顺应单于的欲望，诱骗他来到边境。” “我们选取勇猛的骑兵和壮士，暗中埋伏等待，以此作好准备；仔细扼守险要，作为对他们的防备。我们的形势已经部署妥当，有的营于左边，有的营于右边，有的挡在前面，有的截断后路，单于可以擒获，百无一失，必定取得全胜。”皇帝说：“好。”于是听从了王恢的计议。罢除边防设施议【侯应】

译周、秦以来，匈奴凶暴强悍，侵扰边境。汉朝兴起以后，尤其受到他们的祸害。臣听说北边的边塞一直延伸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兽很多。起初冒顿单于凭借这里的险阻，制造弓箭，从这里出兵侵扰；这就是他的苑囿。到孝武帝时，出兵征伐，驱逐并夺取这片土地，把匈奴赶到漠北，修建边塞关隘，设置亭、燧，筑外城，安排屯兵戍守，这以后边境才稍微安定。漠北地势平坦，草木很少，多是大片沙地，匈奴来侵扰时，很少有可以遮蔽隐藏的地方。从边塞向南，经过深山峡谷，往来比较困难。边地老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以后，每次经过那里没有不哭的。如果撤除边塞戍卒，就等于向夷狄显示巨大的利益，这是第一条不可撤的理由。如今圣德广泛施及，像上天覆盖一样对待匈奴，匈奴承蒙保全性命的恩惠，叩头来称臣。夷狄的性情是，困窘时卑下顺从，强盛时骄横叛逆，这是天性如此。从前已经撤除外城，减少亭、燧，现在只保留足以侦察瞭望、传递烽火的设施罢了。古人安定时不忘危险，不能再撤，这是第二条。中原有礼义的教化，即使以刑罚惩治，愚民尚且还会触犯禁令，何况单于怎能保证他的部众一定不违背盟约呢？” 这是第三条。自中原还要修建关梁来控制诸侯，正是为了断绝臣下的觊觎之心。设置边塞关隘、安排屯兵戍守，不只是为了匈奴，也是为了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来是匈奴人，恐怕思念旧地而逃亡，这是第四条。近来西羌依靠边塞，与汉人往来，官吏和百姓贪图利益，侵夺他们的牲畜、财产和妻子儿女，因此产生怨恨，起兵背叛，世世代代没有断绝。如今撤除边塞，就会产生轻视、欺凌和争斗的苗头，这是第五条。过去随军出征的人很多死去不能回来，他们的子孙贫困，一旦逃亡出塞，就会投奔亲戚，这是第六条。又有边地人的奴婢愁苦，想逃亡的很多，他们说：‘听说匈奴中很快乐，只是侦察守望太严急，怎么办呢？’然而有时仍有人逃出边塞，这是第七条。盗贼凶悍狡猾，成群结伙犯法，如果他们困窘逃走向北出塞，就无法控制，这是第八条。自从修筑边塞以来，已经一百多年，并不都是用土筑墙，有的凭借山岩、石块、木柴，或利用倒在溪谷水口的材料，逐渐加以平整，再由士卒修筑治理；长期以来所耗费的功力和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臣担心议论的人没有深思事情的始终，想一概节省徭役和戍守；十年之外、百年之内如果最终没有别的变化，障塞毁坏，亭、燧灭绝，到时还要重新征发屯兵修缮，累世积累的功业就不能一下子恢复，这是第九条。” 如果撤除戍卒、减少侦察瞭望，单于自以为能够保卫边塞、守御疆土，必定更加感念汉朝的恩德，请求会无休止；一旦稍微违背他的心意，后果就不可预测。这会打开夷狄的裂隙，损害中原的坚固，是第十条。这样做不是长久保持最高安定、威慑制服百蛮的长远策略。毁坏郡国庙议【韦玄成】礼制规定，天子开始受命，诸侯开始受封的君主，都尊为太祖；其后按亲疏递减，五庙以下依次毁去，毁去庙中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说的是一次禘祭、一次祫祭。祫祭，是把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祭于太祖之庙：太祖的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孙子又为昭，这是古代的正礼。《祭义》说：“天子禘祭自己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同时建立四座亲庙。”这意思是说，开始受命为王的人祭天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但不为那位祖先建立庙，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建立四座亲庙，是为了尊亲。亲属关系尽了，便依次毁庙，以亲疏递减，表示亲情终有尽头。周朝之所以有七庙，是因为后稷是始封之祖，文王、武王受命而为王，所以三座祖庙永不毁去，再加四座亲庙，共为七庙。没有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之功的，都应当亲尽而毁。成王成就两位圣王的功业，制定礼制、创作音乐，功德盛大，所以他的庙也不按世代毁去，只是按照事迹建立谥号罢了。礼制规定宗庙在宫门以内，是不敢使亲人远离的意思。臣愚以为，髙帝受命平定天下，应建立帝王太祖之庙，世世代代不毁；承继后代的神主，亲属关系尽了就应毁去。如今各宗庙位置不同，昭穆次序紊乱，应当把它们迁入太祖庙，依礼排列昭穆。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的庙，亲属关系都已经尽了，应当毁去。皇考庙的亲属关系尚未尽，仍照旧。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代之后依次毁去。如今髙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和孝宣皇帝都为昭；皇考庙亲属关系尚未尽，太上皇、孝惠皇帝的庙亲属关系都已尽，应当毁去。太上皇的神主应埋葬在园陵中；孝惠皇帝的神主为穆主，迁到太祖庙的寝园中，这些庙都不再重建。郊祀议【匡衡】帝王治理国家的事情，没有比承接上天的秩序更重要的；承接上天的秩序，又没有比郊祀更为重要的。因此圣王竭尽心思，制定郊祀制度。在南郊祭天，是取亲近阳气的意义；在北郊埋祭地神，是取象于阴气。上天对于天子，会因天子所居的都城而分别降临享祭。过去孝武皇帝居住在甘泉宫，就在云阳建立泰畤，在宫殿南面祭祀。如今平常巡幸长安，却到北面的泰阴祠祭祀后土，又取东方少阳之地，做法与古代制度不同。还要前往云阳，在溪谷中行走，道路险窄，长达近百里。汾阴则要渡过大河，有风浪和舟船倾覆的危险，这些都不是圣明君主应当多次经历的。郡县修治道路，官吏百姓共同供给张设，人民困苦，百官烦劳耗费，劳苦所保全的百姓，行走危险的地方，难以用此侍奉神灵、祈求福佑，大概还不符合承顺天意、爱护百姓的本旨。过去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郊祀，成王在洛邑郊祀。由此看来，上天随着王者所居之处而享受祭祀，这是可以看出的。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应当迁置到长安，这样合于古代帝王的制度，希望与群臣共同议定。甘泉泰畤坛议【匡衡】甘泉泰畤坛的紫坛有八个角，象征通达八方。五帝坛环绕在它下面，此外还有群神之坛，是取《尚书》所说“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的意义。紫坛有华丽的文采和雕刻的黼黻纹饰，还有玉女乐、石坛、仙人祠、埋葬鸾辂、骍驹、假龙马等物，都无法从古代礼制中找到相应依据。臣听说在郊外紫坛祭祀天帝的意义，是扫除地面后举行祭祀，这是崇尚质朴。歌奏大吕，舞《云门》，用来迎候天神；歌奏太簇，舞《咸池》，用来迎候地祇。祭牲用小牛，席用藁秸，祭器用陶器和匏器，都是顺应天地本性，崇尚诚敬、重视质朴，不敢过分修饰文采。神祇的功德极其广大，即使精心修饰、备办万物，也仍不足以报答功德，只有极端真诚才可以。因此崇尚质朴而不加装饰，是为了彰明上天的德性。紫坛上的虚伪装饰、女乐、鸾辂、骍驹、龙马、石坛之类，都应当不再设置。封殷后议【匡衡】

译王者保存前代两个王朝的后裔，是为了尊重他们的先王，并贯通夏、商、周三统。如果他们犯了应当诛杀、断绝后裔的罪，就断绝其后裔，另立其旁支亲属为始封君，使其上承该王朝始祖的统绪。《春秋》的义理是，诸侯不能守住自己的社稷，就应断绝其国。如今宋国已经不能守住其统绪而亡国了，因此应当另立殷之后裔为始封君，使其上承汤的统绪，而不应让他继承宋国被断绝的侯位。只应明确寻得殷之后裔即可。如今原来的宋国，推求其嫡系后裔，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即使找到嫡系，其嫡系祖先的宗统也早已断绝，也不应再立。《礼记》中孔子说：“我是殷人。先师们共同传授的意见，应该把孔子的后代世世代代作为汤的后裔。” 雅乐议【平富】汉朝承接秦朝灭绝礼义的局面，依靠先帝的圣德，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修复废置的官职，建立太学。河间献王聘请、访求隐逸之士，修订兴起雅乐，以辅助教化。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认为这些音乐合乎中正雅正之音，于是把它立为大乐；春秋两季在乡学举行乡射礼时，也在学宫演奏，但很少举行，也没有讲解。因此公卿大夫来观看聆听的，只听到声音铿锵，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想用它来讽谕百姓，也没有途径。这样实行了一百多年，德化至今仍未成功。如今我们这些人固守所学，根本宗旨在于兴起、辅助教化；衰微的学术，能否振兴、废弃，关键在人，应当主管雅乐，以继承绝学、表彰微学。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来弘扬人。”河间只是一个小国，藩臣因为喜好学习、修明古制，尚且能使雅乐有所保存，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何况圣明君主具有广泛施行教化的资质，修复兴起旧有典章，排斥郑声而接近雅乐，传述古道而不妄自创作，诚实守信而喜爱古制，借此向天下示范，扬名后世，这确实不是小功劳、小美德。受伊邪莫演降议【谷永】汉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祸患，所以设置以金钱、爵位为奖赏的制度，来接纳投降者。如今单于屈身称臣，列为北方藩属，派使者朝贺，没有二心。汉朝接待他，应该不同于过去。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聘问进贡的诚意，却又接纳从匈奴逃来的臣民，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的利益，却失去一个国家的信任；是收容有罪的臣民，却断绝仰慕义理的君主。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把自己托付给中国，还不知其中利害，暗中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来试探吉凶，那么接受他便损害德义、阻塞善意，使单于自己疏远、不再亲近边吏；或者他是故意设置反间计，想借此制造嫌隙，接受他正好符合其计策，使他能够把过错归给汉朝、反过来指责汉朝。这确实是边境安危的根源、军队行动与否的关键，不可不详察。不如不要接受，以彰明如日月般的信用，压制欺诈诡谲的阴谋，使归附亲近之心得到安定，这才有利。为共皇立庙议【师丹】圣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因此尊卑的礼制明确，人伦的次序就端正；人伦次序端正，乾坤就各得其位，阴阳就顺应节律，君主和百姓都蒙受福佑。尊卑，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不可混乱。如今把定陶共皇的太后称为定陶共皇太后，把他的妻子称为共皇后，是母亲随从儿子、妻子随从丈夫的意思。若要为他设置官署、安置属吏，车服又与太皇太后相同，这并不能彰明尊卑，也丧失了不应有两个至尊的道理。定陶共皇的称号和谥号既已确定，不能再改。礼制规定，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便用天子的规格祭祀父亲，但父亲的尸服仍穿士服，这是儿子不能擅自提高父亲爵位的道理，也是尊重父母。为别人后嗣的人，就是所继承者的儿子，所以要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降服齐衰一年，这是为了彰明尊重本宗祖先、看重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嗣，使其奉承祭祀，让共皇永远作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继承先帝的帝位，主持大宗，承奉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按义理就不能再奉祀定陶共皇，把他迎入自己的宗庙。如今想在京师建立庙宇，却让臣下祭祀，这就成为没有主祭者的庙。况且亲属关系尽了本应毁庙，白白废弃一国太祖永不毁的祭祀，却遵行没有主祭者、亲尽当毁的不正之礼，这并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办法。毁庙议【刘歆】

译臣听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四方夷族一同入侵，其中玁狁最强，直到今天的匈奴也是这样。到了宣王时出兵讨伐，诗人赞美歌颂说：“小规模讨伐玁狁，一直打到太原。”又说：“战车轰轰，鼓声隆隆，如同霹雳，如同雷鸣。显赫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猃狁，使蛮荆也来畏服。”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犬戎前来进攻，杀死幽王，夺取宗庙祭器。从此以后，南夷和北夷交相侵犯，中原的局势不断危急，像一根线一样将要断绝。《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了。”所以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把他作为诸侯霸主之首。汉朝兴起时，冒顿开始强盛，击破东胡，擒获月氐，兼并他们的土地，土地广阔、兵力强盛，成为中原的祸害。南越尉佗统领百粤，自称皇帝，因此中原虽然安定，仍有四夷的忧患，而且没有一年安宁；一方有急，三面都要救援，于是天下都被调动而受其祸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匈奴杀害的郡守、都尉，掠夺的人口，多得数不清。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疲惫劳苦，没有安宁之时，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等将领，向南消灭百粤，设置七郡；向北排斥匈奴，使昆邪十万部众投降，设置五属国，建立朔方郡，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征伐朝鲜，设置玄菟、乐浪二郡，截断匈奴的左臂；向西征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结盟，设置炖煌、酒泉、张掖三郡，隔断婼羌，斩断匈奴的右臂。单于孤立无援，远逃漠北，四方边境没有战事，向远方开拓土地，设置十多个郡。功业已经完成，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使天下大为安定，使百姓富足充实。他的宏图大略由此可见。又招集天下贤能俊杰，和他们同心谋划，兴立制度，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建立天下各地的祠庙，举行封禅，区别官号，保存周王室后裔，确定诸侯制度，使天下永远没有反叛争斗之心。直到今天，历代仍依赖这些功业；单于守藩，百蛮服从，这是万世的根基。中兴的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髙帝建立大业，尊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行极其深厚，尊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业极其显著，尊为武世宗。这就是孝宣皇帝发布德音的原因。《礼记·王制》和《春秋·糓梁传》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天子七日入殓，七个月下葬。”这是丧事中尊卑的次序。它与宗庙数目相对应，文献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所以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长久；德行浅薄的人，流传的地位低下。《春秋左氏传》说：“名分地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从上到下，依次递减，以两为差。”这是礼制。七庙是正常的制度数目，是可以长久遵守的。宗庙不在这个固定数目之内，因为尊宗是变化的。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目。因此殷朝有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作《毋逸》告诫，列举殷朝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数目。既然如此，用来劝勉帝王建立功德的范围就很广了。若只按七庙的制度来说，孝武皇帝不应毁庙；若按尊宗的制度来说，更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礼记·祭典》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功德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以劳苦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挽救大灾难的就祭祀他。” 臣私下观察，孝武皇帝兼有这些功德；凡是异姓之人尚且要专门祭祀，何况是先祖呢？有人说天子只有五庙，但没有文献依据；又有人说中宗、高宗只是尊崇他们的道德而毁去他们的庙，名义和实际不同，这并不符合尊重德行、珍视功劳的本意。《诗经》说：“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因为召伯曾在树下休息。”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停留过的树，何况尊崇他的道德却毁掉他的庙呢？依次毁庙的礼制自有固定法规；没有特殊功劳、非凡德行的，本来就按照亲疏依次递减。至于祖宗的次序和数目，经书传文没有明确规定；这关系到最尊贵、最重要的事情，很难凭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确定。孝宣皇帝采用公孙的建议，听从众儒生的谋议，既然已经建立孝武皇帝的世宗庙，并宣布天下作为万世之制，臣愚以为，孝武皇帝的功业既然如此显著，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建立其庙，就不应毁去。赋算铸钱及赎罪之弊议【贡禹】

译贡禹认为，古代百姓没有赋钱和口钱，到了武帝征伐四夷，才加重百姓的赋税；百姓生下孩子，满三岁就要缴纳口钱，所以百姓更加困苦，甚至生下孩子便立即杀掉，实在令人悲痛。应当规定，孩子到七岁换了牙才缴纳口钱，二十岁才缴纳算赋。又说，古代不把金钱当作祸害，专心从事农业，所以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一定有人要挨饿。如今汉朝铸钱和各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和役徒，开山采铜取铁，一年供养十万人以上；一个中等农户供七人食用，这样就有七十万人常常挨饿。挖地数百丈，耗损地下阴气的精华，使土地空虚，不能含蓄地气、蒸发云气；砍伐林木，又没有按时禁令，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自从五铢钱开始铸造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私铸钱币被处刑的很多；富人积钱满屋，仍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逐利益，东西南北各自运用机巧，穿好衣、吃美食，一年有十二分的利息，却不缴纳租税。农夫父子暴露在野外，不避寒暑，拔草担土，手脚生满老茧，已经交了谷租，还要缴纳藁税；乡官又私下索取，无法满足。因此百姓抛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耕田的人连一半都不到；贫民即使获赐田地，也仍然低价卖掉去经商，贫穷以后便起来做盗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末业利益丰厚，钱财使人迷惑。因此奸邪之事无法禁止其根源，都是从钱财而起。要憎恶末业，就应断绝它的根本；应当废除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署，不再让它们造成弊害；市井不得贩卖这些东西；废除按租钱计征的法令，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支付，使百姓一心归向农业，恢复古道，这才便利。又说，各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削减大半，以宽免徭役；各宫的奴婢有十多万人，终日游乐无事，却征税于良民来供养他们，每年耗费五六巨万，应当免除他们的奴婢身份，按平民供给粮食，并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乘北方边境亭塞的候望。又想让近臣从各曹侍中以上，家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做官。贡禹又说，孝文皇帝时尊重廉洁，鄙弃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赃获罪的官吏，都被禁锢，不得再任官；奖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证明确的依法诛杀，有疑问的案件交给百姓评议；没有赎罪之法，所以政令下达便能执行，禁令发布便能禁止，天下教化大成，全国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和搁置刑罚没有什么不同。武帝开始治理天下时，尊重贤才、任用士人，开拓疆土数千里；后来自以为功劳很大，威势推行起来便放纵欲望，费用不够，于是采取权宜的变法，让犯法者赎罪，让缴纳谷物的人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失序。贫困和盗贼一同兴起，逃亡者很多。郡国官吏害怕获罪，就挑选善于钻营、熟悉簿书计账、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人担任高等职位。奸邪盗贼无法胜数，就选取勇猛、能够严酷逼迫百姓的人，用苛暴威势使下属服从，让他们居于高位。因此没有仁义而拥有钱财的人显赫于世，欺骗蒙蔽而擅长文书的人在朝廷受尊重，悖逆无道而勇猛的人在官场显贵。所以社会上都说：“为什么要讲孝悌？钱财多才光荣。为什么要讲礼义？会写官府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守法？勇猛就能掌管官职。”因此那些受过黥刑、劓刑、髡刑、钳刑的人，仍然挽起袖子在世上执掌政事；行为如同狗猪，家中富足、势力充足，能够用眼神指使人、以气势压人，反而被认为贤能。于是人们把做官而置办财富的人称为豪杰，把处于奸邪之中而能获利的人称为壮士。哥哥劝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选举官吏不能依照实际才能，官吏彼此包庇，有赃罪也不立即诛罚。如今想兴起最好的政治、达到太平，应当废除赎罪之法；废除官吏彼此包庇、选举不按实际的做法；有贪赃者立即依法诛罚，不得仅仅免官了事。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尊重孝悌，鄙弃商人，进用真正贤能的人，举荐确实廉洁的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孔子不过是一个平民，因为以乐于道义、端正自身而不懈怠的缘故，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可以作为折中标准的依据。何况陛下拥有像汉朝这样广大的土地，具备这样的德行，处在南面而王的尊位，掌握万乘之国的权力，又得到天地的帮助；对于改变时代、移易风俗、调和阴阳、陶铸万物、教化端正天下来说，就像决开水流、抑制下坠一样容易。自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千年，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很多，然而太平不能再次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弃法度而任凭私意，奢侈风气盛行而仁义废弃。陛下如果真能深切思念髙祖的辛苦和淳厚法令，学习太宗的治理，端正自己以率先天下，选拔贤能来辅佐自己，开辟进用忠正之臣的道路，处置诛杀奸臣，远远放逐谄媚奸佞之人，释放园陵中的宫女，停止倡优音乐，断绝郑声，撤去甲乙之帐，斥退虚伪浅薄的器物，修明节俭的教化，驱使天下百姓都归向农业。这样坚持不懈，便可以比拟三王，赶上五帝。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 （明）贺复征编 ○奏议二 北单于和亲议【汉班固】臣私下反复思量，汉朝兴起以来，经历了漫长岁月，军队长期与夷狄相连，尤其多次对付匈奴。安抚驾驭他们的方法不止一种：有时修明文德来同他们和好，有时使用武力征伐，有时降低身分去迁就，有时使他们臣服而招致归附。虽然屈服和伸张没有固定，所依据的情况也因时而异，但从来没有拒绝、抛弃他们，不与之交往的。因而自建武年间起，又修复旧日典章，多次派遣重要使者，前后相继；到了后期，才暂时断绝往来。永平八年，又议论恢复通使，但朝廷争论了多日，意见反复，多数人只坚持困难，少有人谈论便利。先帝圣德，远见深思，前后兼顾，于是又派遣使者，事情同于前代。由此推断，没有哪个时代可以缺少而不修复这种交往。如今乌桓到朝廷叩头，译官和康居、月氐之人从远方而来，匈奴分裂，名王前来投降，三方面归服，并不是凭借兵威。这确实是国家与神明相通、自然呈现的征兆。臣愚以为，应依照旧例再次派遣使者：对上可以继承五凤、甘露年间，使远方之人来会；对下也不失建武、永平羁縻的意义。匈奴使者第二次来时，再派一次使者前往，这既能表明中国君主以忠信为本，也能使他们知道圣明君主的德行礼义有常，难道要像猜疑奸诈那样，反而孤立他们的善意吗？断绝往来的好处还看不出来，恢复往来的害处也听不到。假如以后匈奴逐渐强盛，能够制造边境动乱，又来请求通使，那时还来得及吗？不如趁现在施加恩惠，这是眼前而又长远的策略。为父报仇议【张敏】

译关于轻侮罪的法令，是先帝一概施恩的做法，并不是已经制定成文的固定法律。关于死生的裁决，应当听从上级和下级的共同判断，就像上天运行四时，有生有杀一样。如果开放彼此宽容赦免，明文规定为固定法令，那就是故意设置奸邪的萌芽，使罪恶的缝隙滋长。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缘由。”《春秋》的义理是，儿子不为父亲报仇，就不成其为儿子；但法律不因此减轻刑罚，是因为不能开启互相残杀的道路。如今借义理之名的人可以减刑，任意杀人的人也有差别待遇，就会使执掌法律的官吏得以施展巧诈，这不是引导人们遵守在丑辱面前不相争斗的道理。况且轻侮罪的条文逐渐繁多，竟有四五百条，官吏彼此观望，越来越严重，难以垂示万世。臣听老师说：挽救繁文不如崇尚质朴，所以髙帝删去烦琐苛细的法律，制定三章之约。建初年间的诏书认为有些制度改变了古法，可以交给三公和廷尉讨论，革除其弊害，但皇上把奏议搁置，没有省察。张敏再次上疏说：“臣张敏蒙受恩宠，特意被提拔任用；凡是臣愚昧之心所不明白、迷惑之处所不能理解的，实在不敢苟且随从众议。臣伏见孔子重视经典，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臣还不明白，轻侮罪的法令究竟要用来禁止什么？” 它必定不能使人不相互轻侮，反而会开启相互杀害的道路。执掌法律的官吏又会容许其中的奸邪，有人曲解议论说：公平处理案件，应当先考虑使人活命。臣愚以为，天地的本性以人为贵，杀人者死，这是三代通行的制度。如今想要急于保全性命，反而开启杀人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却受到祸害。《记》说：‘使一人获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是天道的常规；春天有一物枯死便是灾异，秋天有一物开花便是异常。王者承接天地，顺应四时，效法圣人，遵从经书和法律。愿陛下留心百姓，考察其中利害，广泛命令公正议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和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改铸大钱议【刘陶】圣王承受天命、治理万物，与人民共同进退；建立功业，众人就喜悦；发动战争，军队也以出征为乐。因此灵台有前来服役的人，武旅有歌咏《鳬藻》的人，都是因为举措合乎时宜，行动顺应人道。臣恭读铸钱诏书和讨论钱币轻重的奏议，见陛下访求深微幽隐之事，不遗弃贫贱之人，所以像臣这样吃粗食的人，也承蒙错误地被召来参与。臣以为，当今的忧患不在货币，而在百姓饥饿。养生之道，先使人有食，然后才谈得上治理百姓；所以先王观察天象、养育万物，郑重地把农时告知百姓，使男子不荒废田地，女子不离开织机。这样君臣之道才能实行，王道教化才能畅通。由此说来，粮食才是国家的珍宝，是养活百姓最为宝贵的东西。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良好禾苗都被蝗虫毁尽，织机上的布帛又被公私征求掏空；百姓急需的是早晚的饭食，忧患的是永无止境的劳役，哪里是钱币厚薄、铢两轻重的问题呢？即使让沙砾变成南金，瓦石变成和玉，而百姓口渴却无水可饮，饥饿却无食可吃，即使有皇羲的纯厚德行、唐虞的文明教化，也不能保全宫墙以内的安定。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粮食是最急迫的。议论铸钱的人不明白农业生产的根本，多谈铸造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行诈，谋求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将要耗尽，取利的人彼此争夺，铸钱的祸端就由此产生。假如一万人铸钱而一人夺取，尚且不能满足需求，何况如今由一人铸钱，却要让千万人争夺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役使不吃饭的百姓，让不饥饿的士人铸造，也仍不能满足没有止境的需求。要使百姓富足、财物丰盛，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受劳苦也能满足。陛下圣德，怜悯天下的忧愁，伤痛百姓的艰难，想铸造钱币、统一货币来救济弊害，这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之上让鸟栖息；水和木本来是鱼鸟生存的地方，但使用不合时宜，必然会被烧焦煮烂。愿陛下放宽刻薄严急的禁令，暂缓冶炼铸钱的议论，听取百姓的歌谣，询问路边老人忧虑什么，观察日月星辰的光辉，察看山河分流的形势，那么天下人心和国家大事就会清楚显现，不再有遗漏和疑惑。臣曾诵读《诗经》，读到《鸿雁》所写百姓在野外劳苦、哀叹修筑百堵之墙的事情，常常长久叹息，心中难以忘怀。近来听到征夫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诗歌中写的更加严重，因而追想到《匹妇吟鲁》所表现的忧患，难道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又想到《白驹》所表达的意思，心中惊惧徘徊，不能安睡。臣伏念当今土地广阔却不能耕种，百姓众多却没有食物；一群小人同时进用，掌握国家权位，像鹰一样横行天下，像乌鸦一样抢夺食物求饱，吞食百姓的肌肉直到骨头，还贪得无厌。臣实在担心，终于会有服役的民夫、贫困的工匠从筑墙之中起事，投下工具，挽起手臂，登高远呼，使忧愁怨恨的百姓像云聚集一样响应，八方分崩，中原像鱼群溃散；到了那时，即使有方尺大的钱币，又怎么能挽救危局呢？这就像举起能容纳牛的大鼎，却挂在一根纤细枯枝的末端。诗人之所以深切顾念此事，悲伤得流泪，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是东方田野中狂妄昏昧的人，不明白大义，只因事情广泛涉及，恰好回答超过自己所能回答的问题，知道自己一定会以身投入鼎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置西域副校尉议【班勇】

译过去孝武皇帝忧虑匈奴强盛，又兼并统率百蛮，逼近边塞，于是开通西域，离间匈奴的党羽。议论者认为这是夺取匈奴的府藏、斩断它的右臂。后来遭逢王莽篡夺，征求财物没有止境，胡夷愤怒怨恨，于是背叛。光武帝中兴，没有时间顾及外事，所以匈奴凭借强盛，驱使统率各国。到了永平年间，又进攻炖煌、河西各郡，城门白天都关闭。孝明皇帝深思宗庙谋略，于是命令勇猛的将领出征西域，所以匈奴远远逃走，边境得以安宁。到了永元年间，西域各国没有不归附的。恰逢此时羌人作乱，西域又断绝往来，北方匈奴便派人责令各国，补交拖欠的租税，提高其贡物价格，严厉规定会期。鄯善、车师都怀有怨愤，想乐意侍奉汉朝，却没有通行的道路。所以当时有叛乱者，都是因为管理牧养失当，反而使他们成为祸害。如今曹宗只是以过去的失败为耻，想向匈奴报仇雪耻，却不考察出兵的旧例，未能估量当时是否适宜。想在荒远之地求取功劳，万次也未必有一次成功；如果战争接连、灾祸相结，后悔也来不及。何况如今府库还未充实，军队又没有后续援兵，这等于向远方夷族显示软弱，向天下暴露短处。臣愚以为，不可以答应此事。过去炖煌郡有营兵三百人，如今应当恢复；重新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在炖煌，依照永元年间的旧例。又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驻屯楼兰：向西正当焉耆、龟兹的道路，向南使鄯善、于寘心中畏惧，向北抵御匈奴，向东接近炖煌，这样确实便利。尚书问班勇说：“如今设置副校尉，为什么便利？又设置长史驻屯楼兰，利弊如何？”班勇回答说：“过去永平末年，开始与西域沟通，先派中郎将驻在炖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既用来节制胡虏，又禁止汉人侵扰他们，所以外族归心，匈奴畏惧汉朝威势。如今鄯善王尤还，是汉朝的外孙；如果匈奴得志，尤还必定死亡。这些人虽然和鸟兽相似，也知道躲避祸害。如果出兵驻屯楼兰，足以招徕他们归附，臣愚以为便利。”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反驳说：“朝廷过去之所以放弃西域，是因为它对中原没有益处，费用又难以供给。如今车师已经隶属匈奴，鄯善又不能保证信用，一旦反复，班将军能保证北方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吗？”班勇回答说：“如今中原设置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中的奸猾盗贼。如果州牧能保证盗贼不起，臣也愿意用斩首来保证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 如今沟通西域，匈奴的势力必然削弱，祸患也会因此减轻；这与把自己的府藏归还给敌人、接续它被斩断的右臂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如今设置校尉来抵御、安抚西域，设置长史来招徕怀柔各国。如果放弃而不设置，西域归附的希望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以后，西域屈服投向北方匈奴，沿边各郡将受到困扰祸害，恐怕河西的城门又会出现白天关闭的警报。如今不扩大施行朝廷的恩德，却抱怨驻军防守的费用；如果北方匈奴因此更加猖獗，难道是长久安定边境的策略吗？太尉属官毛轸反驳说：“如今如果设置校尉，西域使者将络绎不绝地来索取，永远不能满足。给他们，费用难以供给；不给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心。一旦他们受到匈奴逼迫，又来请求救援，那就会造成巨大的劳役。”班勇回答说：“如今假使把西域交给匈奴，却使西域感念大汉的恩德，不来抢掠，那就可以了。若不是这样，匈奴凭借西域租税收入的丰厚、兵马的众多来扰乱沿边地区，这就是资助仇敌的财富，增加凶暴夷族的势力。设置校尉，是为了宣扬威势、布施恩德，维系各国向内归附之心，使匈奴疑惧其觊觎之意，同时没有耗费钱财、损伤国力的忧虑。况且西域人没有别的要求，他们来朝只是领取粮食罢了。如今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势必归附北方，夷族和匈奴合力侵犯并州、凉州，那么中原的费用就不止十亿了。” 设置它确实便利。” 谏伐鲜卑议【蔡邕】

译《尚书》告诫要防止夷狄侵害中原，《易经》记载征伐鬼方，周朝有征讨猃狁、蛮荆的战争，汉朝有征伐阗颜、瀚海的战事，征讨不同族类的做法由来已久。然而时代有不同，形势有可行与不可行，所以谋划有得失，事情有成败，不能一概而论。武帝心存远大谋略，志在开拓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依靠文帝、景帝积蓄的财力和天下的富饶，几十年间，官府和百姓都已困乏，于是兴办盐铁、酒类专卖的利益，设置告发缗钱、加重税收的法令，百姓不能忍受，起而成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使者挥动斧钺，一齐出动。后来武帝醒悟，于是停止战争、罢除劳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所以主父偃说：“专务战胜、穷尽武力，没有不后悔的。以世宗的神武、将帅的勇猛、财富的充实，所开拓的土地如此广大，尚且有后悔，何况如今人口和财力都缺乏，条件比过去更差呢？”自从匈奴逃走，鲜卑强盛，占据匈奴原来的土地，号称有兵十万，才能强健，心智更加增长；又加上关塞不严，禁网多有漏洞，精金良铁都被贼人获得，汉人逃亡者又为他们出谋划策，因此兵器锋利、马匹迅疾，超过匈奴。从前段颎是良将，熟悉军事、善于作战，遇到西羌之事尚且用了十多年。如今育、晏二人的才略未必超过段颎，鲜卑的种族人数也不比过去少，却只凭空计划两年，便自信可以成功；如果祸患相连、战争不止，哪里能中途休止？还将再次征发百姓，转运粮饷没有尽头，这将耗尽中原，与蛮夷拼力。边境的祸患，好比手脚上的疥疮；中原的困苦，好比胸背上的恶疮。如今郡县的盗贼尚且不能禁止，何况这个丑恶的胡虏，怎么能够使它屈服？过去髙祖忍受平城之耻，吕后放弃匈奴辱骂文书的羞辱，和今天相比，哪一种更严重？上天设置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建立边塞，就是为了区别内外、区分不同风俗。假如没有■〈▯戚〉国内被侮的祸患，那就可以了，难道要同虫蚁般狡猾的盗寇计较往来争斗吗？即使偶然击破他们，难道能够全部消灭吗？又何必让当今朝廷因此废寝忘食呢？一味自认为必胜，未必能够取胜；心怀疑惧，也未必一定失败。众人都说危险，圣人不会轻率听任朝廷议论；明主也不会这样行动。从前淮南王刘安劝阻征伐南越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没有交战，说的是没有人敢与之抗衡。假使越人冒死抵抗执事，哪怕只是车夫、轿夫一类的士卒中有一人没有防备而归，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也仍然会使大汉感到羞耻。” 如果想用普通百姓去交换丑恶的胡虏，使皇帝的威严在外族面前受辱，即使按他说的做，也已经很危险了，何况得失还无法估量呢？”从前珠厓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贾捐之的意见而下诏说：“珠厓背叛，有人议论说可以讨伐，有人说应当放弃。朕日夜思考：如果威严不能施行，便想诛讨他们；但通晓时势变化，又担忧万民。百姓的饥饿和远方蛮族没有被讨伐，哪一件更严重？宗庙祭祀遇到荒年尚且有不能完备的时候，何况要躲避并不值得在意的羞辱呢？如今关东非常困苦，没有办法互相供给，又要发动战争，不只是劳累百姓而已。应当废除珠厓郡。”这就是元帝发布德音的原因。救济百姓、解救急难，即使已经建立郡县，尚且可以放弃，何况边塞以外、从未让百姓居住的地方呢？守卫边境的方法，李牧精通其谋略；保卫边塞的主张，严尤阐明了其中要旨。他们留下的事业还在，文章也都完整保存。遵循这两人的策略，守住先帝的规制。臣认为：这样可以了。复肉刑议【孔融】古代风俗敦厚，善恶还没有严格区分，官吏端正，刑罚清明，政治没有过失，百姓犯罪，都是自己招致的。后世逐渐衰败，风俗教化败坏，政令扰乱风俗，法律反而伤害百姓。所以说：“在上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却想用古代的刑罚来约束他们，把他们投入残酷刑罚、弃置不顾，这不是所谓顺应时势、与时消长的办法。”纣王砍断早晨涉水之人的小腿，天下都说他无道。九州大地有一千八百位君主，如果每人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会有一千八百个纣王，想求得风俗安宁和谐，根本不可能。况且受刑的人，担心不能保全生命，心志只想着求死，大多会趋向邪恶，不再归于正道。夙沙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赵高、英布成为天下大患，这些都不能阻止人们继续作恶，反而只会断绝他们重新行善的道路。即使忠诚如鬻权，诚信如卞和，智慧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不被世人承认。这就使太甲思念伊尹的功劳、秦穆公建立霸业、秦国南面睢水的遗骨、卫武公初次宴饮、陈汤的都赖之功、魏尚守卫边境的功业，都无法再施行。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为了这些。因此有明德的君主，深谋远虑，舍弃短处而取长处，不会轻率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正议【蜀汉诸葛亮】从前的项羽，起兵并非出于德义；虽然身处华夏，掌握着帝王的声势，最终还是落得被投入汤镬的下场，成为后世永远的鉴戒。魏国不知引以为鉴，如今也步了他的后尘。能够保全自身已经算是幸运，刑罚还会延及子孙；而你们几个人都已到了老年，却承奉伪造的旨意，上书进言。像崇竦那样，称颂王莽的功业，也将要被元恶大祸所逼迫，难道只是侥幸免祸吗？从前世祖刘秀继承旧日的创立事业和根基，率领几千名疲弱士卒，在昆阳郊外摧毁王莽四十多万的强军。依据正道讨伐淫乱，关键不在兵力多少。到了孟德曹操，凭借诡诈取胜的力量，率领数十万军队，在阳平救援张郃，形势困窘而心生悔恨，只能勉强逃脱，使他那支锋锐的军队蒙受耻辱，于是丧失了汉中之地。他深知帝位神器不可以妄图取得，回军时尚未到达，就因中毒而死。子桓曹丕荒淫放纵，接着便篡夺帝位。即使你们几个人大肆施展苏秦、张仪那种诡诈浮靡的言辞，奉上驩兜那种罪恶滔天的说法，想要诬蔑毁谤唐尧，讥讽解说禹、稷，也不过是白白耗费文辞，徒然劳苦笔墨罢了。这是大人君子所不肯做的事。断绝盟好之议【诸葛亮】

译孙权怀有僭越叛逆之心，已经很久了；国家之所以暂且不追究他的罪衅和实情，是因为想求得与他相互倚仗的援助。如今如果公开同他断绝关系，他一定会更加仇恨我们，那就应当调兵到东边戍守，同他较量，必须兼并他的土地，才能再谋取中原。孙权那里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不可能一朝之间平定。军队停驻相持，坐等年老，使北方的敌人得到好处，这不是上策。从前汉文帝对匈奴使用谦卑的言辞，先帝优厚地同吴国结盟，都是顺应权宜、通达变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做法，并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为了忿怒争强。如今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处在鼎足之势，不能合力进取，而且志向愿望已经满足，没有渡江北上的打算；依此推断，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谋和力量比不上我们，所以只能凭借长江自保。孙权不能渡过长江，就像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肯取利。如果大军前去征讨，他上策应当分割他的土地来为后日打算，下策也会掠取百姓、扩大境土，在内部显示武力，绝不会只是坐着不动。如果顺着他不动兵而同我们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北伐就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黄河南岸的兵众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这项利益已经很深厚了。孙权僭越的罪行，不适宜现在公开揭露。选用人才之议【魏和洽】治理天下这样重大的事业，在于任用合适的人，不能只凭一个节俭的标准来衡量。节俭朴素如果超过适度，用来约束自身还可以；若以此标准要求万物，所失去的可能就很多了。如今朝廷议论说，官吏穿新衣、乘好车，便称为不清廉；长官巡视营署时，仪容不加修饰、衣服皮裘破旧，便称为廉洁。以至于士大夫故意污损衣服，藏起车舆服饰；朝廷和府中的大官，有的还亲自提着壶和饭食进入官署。建立教化、观察风俗，贵在处于中庸，这样才可以长久实行。如今推崇一种一概令人难以承受的行为，用来检验各种不同途径的人；勉强去做，必然有人疲惫困乏。古代的大教化，所致力的不过是通达人情罢了。凡是过分激烈诡异的行为，反而会给虚伪留下容身之处。论不送人质之议【吴周瑜】从前楚国最初在荆山旁受封，土地不到百里；后来继承者贤能，扩张土地、开拓疆域，以郢为根基，终于占据荆阳直到南海，传承基业、延续国祚九百多年。如今将军继承父兄留下的资财，又兼有六郡的兵众，兵精粮多，将士听命；可以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足，百姓不想作乱；乘船扬帆，早晨出发晚上便可到达；士卒风气强劲勇猛，所向无敌，有什么逼迫而要送人质呢？人质一旦送去，就不得不与曹氏相互首尾呼应。既然相互首尾呼应，曹氏一有命令召唤，就不得不前往，随即会受制于人。最差不过得到一个侯爵印绶、十多个仆从、几辆车、几匹马罢了，难道能同面南称孤相比吗？不如不要送去，慢慢观察局势变化。如果曹氏能够率领义军匡正天下，将军再侍奉他也不晚；如果他图谋发动暴乱，军队就像火一样，不能及时止息，最终会自焚。将军隐藏勇力、抗拒威势，以等待天命，为什么要送人质呢？论拒绝曹操之议【周瑜】曹操虽然假托汉朝将领的名义，实际上却是汉朝的贼人。将军凭借神明般的武略和雄才，又依仗父兄留下的功业，占据江东，土地方圆数千里，兵力精锐足以任用，英雄豪杰乐于安居本业；本来就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掉残暴、清除污秽。何况曹操是自己来送死，怎么可以迎接他呢？请允许我替将军筹划这件事。假使如今北方已经安定，曹操没有内部忧患，他能够拖延时日、长久前来争夺疆界吗？又能够同我们在船上较量胜负吗？如今北方还没有安定，马超、韩遂又仍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况且舍弃鞍马，凭借舟船同吴、越争雄，本来就不是中原人的长处。现在又正值严寒，马匹没有蒿草，驱赶中原士卒远涉江湖之间，他们不习惯这里的水土，必然会生病。这几项都是用兵的祸患，而曹操却全都冒险去做。将军擒获曹操，时机应当就在今天。我周瑜请求得到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证替将军击破他。裁省官吏之议【晋荀朂】裁省官吏不如裁省官职，裁省官职不如减少政事，减少政事不如清静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行清静无为，达到法令整齐划一，因而有歌颂之声；这就是清心的根本。汉文帝垂衣拱手而治，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这就是省事。光武帝合并官吏员额，县、官、国、邑裁减设置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就是省官。魏太和年间，派遣使者四处出行，裁减天下官吏；正始年间，又合并郡县；这就是省吏。如今如果一定要从根本上求得治理，就应当把减少政事放在首位。凡是居于官位的人，都应努力思考萧何、曹参的用心，以辅佐大化，笃行义理，崇尚敦厚和睦；使那些受宠昏昧、忘记根本的人不得容身，使虚伪行为自行止息，使浮华之人感到畏惧。重视恭敬谦让，崇尚知足和适可而止；使卑贱者不妨碍尊贵者，年少者不凌犯年长者，疏远者不离间亲近者，新人不离间旧人，小事不压倒大事，淫邪不破坏义理，那么上下就会相安，远近就会互相信任。官位不可凭奔竞求取，声誉不可凭结党求得，这样是非就不会被妄乱颠倒而会明白，任用官吏的人也不会被听闻迷惑。废除奇巧技术，抑制异端学说；对于喜好改变旧制、以求取非分利益的人，必须加以诛罚，那么官府的事业就有常规，人心也不会迁变。政事滞留，政务就会迟误；政务迟误，功业就会废弃。居于官位的人勤勉不懈，主管职务的人早晚都不怠惰，那么即使身处提瓶这样微小的职位，也能守住职责而不借助别的器物。使政令如金石般坚定，小的过失不损害大政，就应当忍住愤怒，舍弃苛责而宽容他们；简省文书案牍，略去细小苛刻的条文。法令施行时，必须使人容易看清、听明，愿意接受它如同喜欢阳春，畏惧它如同害怕雷震；不要让细微的文法烦扰百官，也不要让反复发布的命令使百姓厌倦。这样官吏就会竭尽诚意，下属也会乐意服从上命。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把事情交付下去并责成办成；君子内心争先，却不互相争斗；量才授任，考虑问题不越出自己的职位范围，那么各官就不会另有职事，政令法典也不会被侵乱。这些全都是我所说的减少政事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些过失，即使不裁省官吏，天下也一定会认为这是省事。如果想裁省官职，我私下认为九寺可以并入尚书省，兰台应当裁撤而交付三府；然而这些制度施行于历代，世人已经习惯，所以我长久怀着这个愚见，却不敢说出来。至于减少政事，我确实认为是好事；但如果径直制定一个统一的大例，把事务全都减去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国的职务，以及事务的兴废，不能一概相同。凡是发布号令，典雅适当就会安定；倘若其中有抵触驳杂之处，有时就会导致阻塞和否定。凡是各职所管辖的事务，都应先精审其得失，使忠信的官员、明察的长官各自裁定适中方案，先分条上奏，然后再统一斟酌大体，详细说明适宜裁省的事项；这样政令下达后必能实行，不可随意摇动。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反而会惑乱人的听闻。比照先前实行的裁省措施，都必须顷刻之间又恢复原状；有的还会因受激而更加繁杂，因此也不可不慎重。九品之议【潘岳】

译上天生育众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负责管理和牧养他们，不要使他们失去本性。因此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于是设置州牧、建立监察机构，陈列辅佐之臣。所以说：“上天的事业，由人来代行。”既然如此，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明显地尊崇贤能才可以兴盛治理；卑微的职位和低下的差役，也不是因为鄙陋愚笨才让他们供职。虽然这可能开启荣辱之门，产生争竞的弊端，但历代君王没有谁能够改变它，这是因为这一原则不能有两样。如今天下太平，四海统一，荐举贤能、推崇善人，各按类别进用。观察民情、宣扬教化，是治理的根本。即使是实际只有很小的县邑，也仍然需要合适的人才。况且中正官自身的鉴识，优劣差距悬殊；如果说知人是智慧，那么不知人就是谬误。不如让各级达官分别荐举自己的属官；方岳、九列，都是朝廷所取信的人。郡守的地位虽然较轻，但有刺史在上；荐举是否得当，应由主管者负责，考核功绩、累计姓名，施行黜陟。荐举贤能者受到奖赏，不荐举贤能者甘受刑戮；阻止和鼓励都明确了，人们自然会为自己谋划，希望公道大为推行，而私下请托得以止息。上客舍之议【潘岳】臣谨按，旅舍的存在已经很久了。出行的人依靠它暂时停留，居住经营的人收取少量费用，交易转运各得其便。官府不必因此征发劳役赋税，借助民间经营获利，使恩惠施加于百姓，而国家也没有额外耗费。古语说：“许由辞去帝尧的任命，却住在旅舍里。”《外传》说：“晋阳处父经过宁地，住在旅舍。”魏武皇帝也认为旅舍是适宜的。他的诗说：“旅舍整齐设置，以便通达商贾。”这样看来，从尧到现在，没有不实行客舍制度的。只有商鞅认为它有害，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的话。如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恭敬，公私行旅充满道路，京畿附近汇聚如车辐，客舍也十分密集。冬天有温暖的房屋，夏天有清凉的荫处，饲草和马料成行供应，器具用品都能满足。疲惫的牛一定可以进去休息，乘着风疾驰的车马也可继续前进，解下车轭、卸下鞍具，都有休息的地方。况且各种劫盗都发生在偏远隔绝之处，止息于人众聚集之地。十里之内荒凉萧条，奸邪就会萌生；道路相连、旅舍相接，盗贼就会受到震慑。并且听到呼救便有人救援，案件发生便有人追捕；不救援有罪，不追捕有刑。禁止暴行、捕捉逃亡者，始终都有主管官署负责。这些都是客舍的好处，而官府的驿舍所缺少的。又出行的人赶路，买粮做饭，都要在天将明和天将黑时进行。盛夏白天炎热，又兼有星夜赶路；既然限制早早关闭，就来不及赶到〔疑有脱误：■〈木离〉〕门；有的人为了躲避晚间关闭，奔逐到道路角落，只不过是在徒然隐藏、教人盗窃的根源。如果因为客舍太多就说它败坏法令教化，那么负责官守的〔疑有脱误：棘■〈木离〉〕又能是些什么人呢？像河桥、孟津那样的地方，解取凭证、收取钱财，高等官员负责督察，多次进入校验出入的品郎，两岸相互检查，尚且害怕有所遗漏，所以悬以俸禄利益，许以功劳报偿。如今低贱的官吏疲累百姓，独自专掌〔疑有脱误：■〈木离〉〕税以及开闭关卡的权力，凭借无人核查的势力，这正是道路上的蛀虫，是奸利滋长的地方。依照历代的旧俗，满足行人停留的愿望，让客舍洒扫干净来等待来往旅客，使人选择合意的住处休息，难道不是百姓殷切盼望的吗？裁省官职之议【王彪之】治理政事的原则，把得到贤才作为急务，并不是说只要让他们在朝廷廊庙中仪态从容、成为标志性人物罢了，而是要让他们亲临职任、辅佐时政，时刻想着自己的忧患。得到贤才的方法，在于让他们亲临职任；亲临职任的方法，在于能够长久坚持自己的道路，这样天下才能教化成功。因此实行三年一次的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才决定升降，不收取一时的功劳，不采纳速成的声誉。所以功勋可以上达宸极，道德教化融通四海，风采流传久远，声名超过百代。平庸之人占多数，贤能的人才很少；人才少于世间，而官职多于朝廷，怎么能不任用不贤之人呢？鄙陋者和贤能者混在一起，清廉者和浊劣者同列官职。官职多，空缺就多；空缺多，升迁就快；前后任官者来去更替，互相代补，并非偶然，而是事理本来如此。这就是职事没有修明、朝廷风气没有澄清的原因。职事要修明，在于裁省官职；朝廷风气要澄清，在于合并职掌。官职减少，选任就清明，官员也能长期任职；职掌合并，官吏就简少，风俗也会安静。选任清明，胜任的人能长久从事其职；任事长久，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足以取得成效。如今把内外百官比较计算，确实应当有可以合并裁省的。六卿的职任中，太常声望高雅而职务重要，但所掌管的事务义理高而事务简约；宗正统辖的事务很少，可以并入太常。宿卫事务重要，二卫承担其中次要的职责；骁骑、左军各自有所统领，没有兵员的军校都应当裁撤。四军都裁撤后，左军的名号不应独立存在，应改为游击，以同骁骑相对。内官从侍中以下，旧有员额都是四人，中兴初年只有两人；两人轮流当值有时会不周全，我认为三人任事就不会有缺失。其余各官凡是没有统摄实际事务的，可以让大官按照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发帖统领。如果还不能一下子全部废除，也可以趁着出现空缺逐步裁省。把职务交付给他们，分别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能否胜任由考核功绩来显明，清浊则随黜陟而彰显。即使达到缉熙的隆盛、康哉的歌颂，也未必能使众官的选任更加清明、任职时间更加长久；但这样可以免除无功受禄的虚费，减少吏寺的烦杂劳役。大田之议【宋袁豹】

译议论说：国家依靠人民作为根本，人民把粮食看作上天。整治农业，教化就可以兴起；尊重根本，末业自然会得到治理，这实在是治国的要旨，也是推行教化的阶梯。不厚重农业根本，末业就会日益滋长；饥寒一齐逼来，廉耻就无法树立。如今正处在篡夺伪朝的末期，又遭逢灾荒之后；争逐利益的源头已经打开，浮薄之风更加兴起。荣华和利益动摇人的正性，赋税征敛耗尽他们的资财；良田没有可以并耕的邻田，家家都有困顿饥饿的忧患。中间又多有变故，每天都无暇自给；自从收起铠甲、退去战马，到现在才一两年，长期积累的弊病使百姓难以振作，实在是仁爱之心所怜悯救助的对象，也是彰明教化所应当兴发的地方。然而这项事业没有修治，是有来由的。主管牧养百姓的官员，没有人把它作为要务；庸俗浅近的官吏，还只是墨守通常的科条，依照劝导督责的旧典，不能察觉民情屡次发生变化。这就好比修筑堤坝来防止河水，却忘了深潭丘陵容易改变；把弦钉死在旧柱上，却忽略宫、商音调已经不合。徒然有考核官吏的条文，却没有丝毫实际利益。不懂得清澈的水流在于澄清源头，车轮停下要靠高门槛；祸患产生于舍弃根本而趋逐末业，正是这个缘故。设置官位是为了尊崇贤能，疏通爵位是为了任命士人；君上根据才能来审定官职，不凭浮泛的声誉取人，那么结党营私的风气就会止息，游荡的人也会回归本业。游荡的人既然归来，南面的田地就开辟了。分设职务来安排任务，设置官吏来周备差役；职位不能无所任而设立，官吏必须以实际有用为标准。裁省冗余散漫的官职，荒芜的田地就会得到开垦。器物应当用来满足实际用途，商业应当用来流通财货；铲除奢靡华丽的技巧，抛弃难以得到的货物，那么雕饰虚伪之物就会贬值，谷物庄稼就会受到重视。耕种锄作辛劳，付出的力气多而收获少；工商之人安逸享乐，用力少而获利多。增加商贩的税，减轻田亩的赋，那么末业就受到抑制，田官就会高兴。居于官位的没有阿附义从之徒，在野的没有兼并土地的党徒。赏赐不能成为私恩，征发劳役不得进入私人门户，那么游手好闲、坐食的人就会回归本业，从事勤劳的人会自我勉励。坐食的人减少而勤劳的人增多，春耕生产就会兴盛。对于勤勉者加以甄别奖异，对于怠惰者公开惩罚；明确劝农考课的命令，严厉纠察违令的官员，那么懒惰者无处容身，努力耕田的人就有希望。勤劳者欣喜，懒惰者畏惧，务农的人就受到勉励。以上这些事情，也是致力于农业的开端和方向。用清静之心亲临其事，用无欲来镇定它，用不知疲倦来勉励它，用廉洁谨慎来辅助它。不要计较每日的小成效，而要期望长远达到多年以后的成就；这样浮薄的风气自然会变得淳厚，人心的转化也会逐渐发生。祭祀之议【梁何佟之】我听说，圣帝明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的。因此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春分朝拜太阳，秋分夕拜月亮；这些都是用来教导百姓侍奉君主的道理，教化臣下尊严地对待君上的意义。所以《礼记》说：“王者一定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把太阳当作兄长，把月亮当作姐姐。”《周礼·典瑞》说：“王插着大圭，手执镇圭，以五彩五重的组缨垫承，用来朝拜太阳。”马融说：“天子在春分朝拜太阳，在秋分夕拜月亮。”《觐礼》说：“天子在东门外出来拜日。”卢植说：“朝日是在立春这一天。”郑玄说：“端应当是冕，朝日是在春分时节。”《礼记·朝事议》说：“天子戴冕、手执镇圭，长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这是用来教导尊敬尊长。”所以郑玄知道这里的“端”是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傍晚夕拜月亮，用来表明敬意，但没有明确规定所用的固定时辰。”马融、郑玄说：“用春分、秋分的时候。”卢植说：“用立春这一天。”何佟之认为：“太阳是太阳之精，月亮是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正开始旺盛，秋分阴气将要增长。天地最为尊贵，应当取其开始，所以用冬至、夏至祭祀。” 太阳、月亮的礼制次于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稍有差别而有理据，那么马融、郑玄的话就得到了其中的意义。汉代则早晨朝拜太阳，傍晚夕拜月亮。魏文帝诏书说：“《觐礼》记载，天子在东门外拜日；返回后行礼于方明。《朝事议》说：‘天子戴冕、手执镇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日。’”据这些话看来，大概是诸侯朝见天子、祭祀方明，于是天子率领他们朝拜太阳。汉代改变周代制度，群公没有四时朝见的事务，所以不再到东郊朝日，也算是礼制的变通。然而早晚常在殿下朝东拜日，这种礼仪过于烦琐。如今采用周代春分朝日的礼制，减损汉代每日拜日的仪式；又因为朝见诸侯本来没有必须到东郊的用途，如今正殿就是朝会行礼的庭院。应当常在春分于正殿庭院拜日。至于夕拜月亮的文字记载不明确，请议论奏明。魏秘书监薛循请求论议说：“旧例是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考察《周礼》，朝日没有规定固定日期；郑玄说：“采用春分、秋分，所以后来施行在秋分的晚上夕拜月亮，多在东面潜行而向西拜月，实际上远离月亮了。”他认为朝日应当用仲春初一，夕月应当用仲秋初一。淳于睿驳斥说，引《礼记》道：“在东方祭日，在西方祭月，以端正它们的位置。” 《周礼》记载秋分夕拜月亮，这一制度在上古世代就一并实行了；向西拜月，虽然好像背对着月亮，然而这也如同月亮在天上，却在坎位祭祀它，不能再说是背对月亮。何佟之考察《礼器》说：“举行朝礼、夕礼一定要取法日月。”郑玄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方升起。”又说：“大明产生于东方，月亮产生于西方。”这是阴阳的分别，也是夫妇的位置。郑玄说：“大明，就是太阳。”由此知道朝日应向东，夕月应向西，这大概是各自依据其所在的位置罢了。正如天子向东、西巡行时，朝堂上的官员以及接受任命的官员仍然向北朝拜，难道能因为背对实际方向就产生疑问吗？何佟之说：“魏代实行的制度，很好地把握了取舍的适中原则。晋初在东西两郊废弃了圜丘、方泽，冬至、夏至停止了礼仪；至于春分、秋分的朝拜，也改动替换而没有道理。江左刚开始创建，旧有章制大多缺失；宋氏沿袭旧制，不能恢复古礼。我私下认为，皇齐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典章教化全都更新，应当让盛大的典礼在盛世实行：春分时在殿庭西面朝拜，面向东方拜日；秋分时在殿庭东面，面向西方拜月。这正是所谓一定要取法日月、端正其位置的意义。”这样使四方来观察教化的人，无不欣喜地称颂赞美。冕旒和藻饰，大概是取法上天最质朴的本体。朝拜太阳不能使用同昊天最质朴本体一样的礼服，所以应戴玄冕、垂三旒。近代祭天穿衮服、垂十二旒，把文饰的意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古今礼制的变化。祭天和朝日，既然礼服应有区别，近来天子举行小朝会，穿绛纱袍、戴通天巾、博山冠，这就是今天朝会所穿的服饰，位次仅次于衮冕。我私下认为，朝拜日月应当依照这种服饰，很合乎礼服等级差别的规定。何佟之任职不在礼官机构，却轻率奏论国家大典，实在是侵犯职权；我伏地追悔惭惧。《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一 （明）贺复征编 ○奏议三 宗庙增加笾豆之议【唐崔沔】臣私下听说，懂得礼乐精神实质的人能够创制，知道礼乐形式制度的人能够继述。创制和继述的意义，是圣贤所重视的；礼乐的制度，是古今所尊崇的。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所以能够长久。所谓变，是改变它的形式；所谓通，是贯通它的精神。祭祀的典制起源于远古，人所饮食的东西，一定先恭敬地献上。还没有用火烹煮时，就吃毛饮血，于是有献毛血的礼；还没有酿酒和清洗酒器、用手捧酒而饮时，于是有献玄酒的祭礼。到了后代君王，祭品逐渐完备，制作酒醴，俯伏进献牺牲，以求香气芬芳、洁净完备，所以有三牲八簋的盛大，有五齐九献的丰厚。然而神道极其幽深玄妙，只能存心敬奉而不能测知；祭礼极其恭敬，可以完备却不敢废弃。因此，无论血腥、爓熟，玄樽、牺象，没有不全部陈列在明荐之礼中的。但是祭品贵在新鲜，滋味不崇尚亵慢；即使物品完备，仍然要保存节制。所以礼书说：“天所生的、地所长的，只要可以荐献，没有不全部在其中的。”这是备齐物品的情意。又说：“三牲的俎、八簋的食物，美好的物品已经齐备；昆虫的异类、草木的果实，阴阳所生的物品也已经齐备。”这是节制的文义。铏、俎、笾、豆，簠、簋、樽、罍中的祭品，都是周人的时令食物。这些祭品的使用也通用于宴饮宾客；但周公制定礼制时，把它们同毛血、玄酒一起献给先祖，彼此有所区别。晋代中郎卢谌，是接近古代、懂得礼制的人。他撰写《家祭礼》，考察其中所献的祭品，都是晋代平常食用的东西，不再完全采用礼制旧文。由此可见，当时的饮食不可缺少于祭祀，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改变礼制形式而贯通其精神。我国以礼制确立教化，顺应时势制定规范，考察前代图籍史书，查验周、汉旧有仪式。清庙按时享祭，礼馔全部陈列，采用周制，而古式仍然保存；园寝奉上食物，时令膳食全部设置，遵循汉法，而珍美滋味达到极致。职贡前来祭献，是进献远方物产；有新物必定荐献，是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作所得，搜狩之时亲自射中的猎物，无不剖取鲜肉、选择美味，先荐献然后食用，以尽诚敬。像这样已经达到极致了，还能再增加什么呢？只应当再次告诫主管官员，祭祀要如同神灵在场，不得有丝毫简慢懈怠，努力增加虔诚。对于进贡的珍贵食物，有时是时令鲜美之物；考察祭祀典籍，如果有遗漏的，都详细列出名称，编入法令，根据情况荐献，按类别相从，那么新鲜肥美的食物就全在其中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至于祭器，应当随祭品而适宜。所以大羹是古代食物，盛在登中；登是古代的器物，和羹是当时的食物，盛在铏中；铏是当时的器物。也有古代的食物盛在当时器物中的情况，所以毛血盛在盘里，玄酒盛在樽里。没有先荐献时令食物却追用古代器物的道理。使用古代质朴的器物配合今天的文饰，是因为便于实际事务。即使增加笾豆到十二，也不足以穷尽天下美食；而把这些都安置在清庙中，取得成倍增加的名目，近于奢侈了。鲁国人在桓公庙的楹柱上涂丹，又雕刻椽子，《春秋》记载此事，认为不合礼。御孙劝谏说：“节俭，是德行中的恭敬；奢侈，是恶行中最大的。先君有恭敬的德行，而您却把他纳入恶行，恐怕不可以吧？”因此，不能超越礼制，在宗庙中崇尚奢侈。又据《汉书·艺文志》，墨家这一流派出自清庙，所以崇尚节俭。由此看来，清庙不崇尚奢侈，是旧有传统。太常所请，恐怕不能实行。又考察太常的奏状，如今酌献酒所用的爵，制度全都太小，还不到一合，拿取使用十分困难，不可能完全依照古制。太常还希望稍微做得宽大一些；我私下考据礼文，发现有以小为贵的规定，献酒用爵，就是看重它的小。不能反过来改制；如果只顾恭敬却不合礼，就是主管官员失去传承了。既然如此，当然可以随着发现的错误加以纠正，不必等到议论后才改革。不过，礼制即使在恭敬上有所缺失，也还是宁可奢侈而不可节俭过度，这并不是大错。我不知道现在的制度依据什么，请把相关令式一并详细考察，依照文书实行。朝服乘车之议【刘子玄】

译臣伏惟，古代从大夫以上都乘车，并以马作为骖马和服马；魏代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士人又驾牛车，历代经史都有这些事，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至于李广北征，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伐，扶着马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军服所乘贵在方便熟习。考察江左，官做到尚书郎却轻身骑马，就被御史弹劾；颜延之罢官以后，喜欢骑马出入里巷，当时人称他放荡诞妄。这说明专车凭轼可以穿朝服，单人骑马驾鞍应当穿便服；从近古以来显明的事实来看，确实如此。自从皇家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制度沿革随时变化；至于巡谒陵墓宗庙、王公接受册命，才穿戴冠服，乘坐那种辂车。士庶中有穿戴衣冠亲自迎亲的，也有时把服饰装入车厢，用于驾驶；至于其他事情便不再乘车，贵贱通行的都只是鞍马罢了。臣伏见近来銮舆出行，法驾启程，左右侍臣都穿着朝服骑马。戴着冠履出行，只能配车乘行；如今车乘已经停止，冠履却不更换，可以说只是知道其中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为什么呢？宽袍博带、皮鞋高冠，本来就不是在马上穿用的，而是车中所穿的服饰。如果一定要穿袜子登上马镫，赤脚骑上马鞍，不仅不合古道，也会自行招致惊险。如今按世俗情况寻求折中，进退却没有准则；况且长衣襟、大袖子，衣裳飘动如鸟翼，佩玉鸣响、组绶盘绕，声势铿锵、仪态华盛，却在风尘之中奔驰，在旌旗棨戟之间出入。倘若马匹受惊逸奔，人就会颠倒坠落，甚至使随从车右丢失鞋履也来不及收拾；清道旁边，挂住车骖的事故接连不断，实在会受到行路人的讥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的人都说，秘阁中有梁武帝南郊图，图中有很多穿戴衣冠骑马的人；这毕竟是近代的故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文献。臣考察此图，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绘制；况且看看民间保存的古今图画，类似情况很多。比如张僧繇画群公为二疏祖送，图中却有士兵穿着草鞋；阎立本画昭君进入匈奴，图中妇女却戴着帷帽。草鞋出自水乡，并非京城所有；帷帽创制于隋代，并非汉代官员所用。议论的人难道可以拿这两幅画来证明古代事实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的意义也同样如此。又有传说称，礼制只求顺应风俗，礼贵在因循人情；殷代的辂车、周代的冕服，规格并不一致；秦代的冠、汉代的佩饰，采用和废弃也没有恒定。何况我国的道德超过百王，功业高于万古；事情如果有不便之处，礼理本来就可以凭借变通来调整乘马和衣冠。臣私下认为，应当依从省略废除的原则。臣怀有这个不同意见。议论这件事已经很久，只是事务繁忙，没有来得及加以斟酌褒贬。如今适逢殿下亲自随从，准备进入国学行齿胄之礼；凡是穿衣戴冠骑马的人，都害怕这次出行，因此冒昧进献狂言，用来申述浅陋的见解，谨此议论。猫鼠之议【崔佑甫】右，今月某日，中使某人宣召进献，将笼中装着的猫和老鼠拿来给百官看。臣听说上天生育万物，刚柔各有本性，圣人顺应这些本性，垂示规范、制定法则。《礼记·郊特牲》篇说：“迎接猫，因为它吃田鼠。”既然如此，猫捕食老鼠的事载于礼经，是因为它能除害利人，所以即使细小也要记录。如今这只猫面对老鼠却不吃它，仁慈固然仁慈，恐怕却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吧？老鼠这种东西，白天潜伏、夜间活动，诗人咏道：“看那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又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的黍。”诗序说：“贪婪而害怕人，就像大老鼠一样。”臣回头观察它，虽然说是动物，却不同于麋鹿、麏兔；那些动物都按时捕杀，以供国家使用。这只老鼠有害，又为什么要爱惜它而委曲保全呢？猫接受人的养育，既然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同不勤于触除邪恶的执法官、不勤于抵御敌人的边疆官吏有什么不同？又考察《礼部式》，其中详细列出三种祥瑞，并没有“猫不吃老鼠”这一项；如今竟以此称庆，臣实在不能理解。伏惟国家教化融洽、政治太平，上天的符瑞接连降临，纷纷而来，史书从未停止记载。如今这只猫和老鼠，不可以滥列其中。如果按照刘向《五行传》来论，恐怕应当命令执掌法纪的官署察访贪吏，告诫各边疆守候官员不要疏忽巡逻。猫能够建立功劳，老鼠不会造成危害。请禁止私自铸钱之议【刘秩】

译臣伏地奉读本月二十一日的诏令，陛下想要不再禁止铸钱，又命令百官详细议论是否可行。钱币兴起的历史很久远了，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权衡本业和末业。齐桓公掌握了这种方法，国家因此称霸；周景王失去了这种原则，百姓使用的货币便发生弊病。考察各种典籍，国家的兴衰实在系于此事。陛下思考改变古制来救济当今，想要返归常经以合乎正道，却不立即改制，而是询问平民意见。臣虽然愚笨，怎敢不献上自己的见闻？古代把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刀、布作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在手中并不能帮助保暖，舍弃它们也不会损害饱食；先王用它们守护财物、驾驭人事，从而平定天下。因此把它称为“衡”。所谓衡，就是使物价一高一低，不得固定不变；所以给予它在君主，夺取它也在君主，使人贫穷在君主，使人富裕也在君主。因此人民像拥戴日月一样拥戴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叫作人君的权柄。今天的钱就是古代的下币。陛下如果舍弃这种权柄而任由民间掌握，那么上面就没有办法驾驭下面，下面也没有办法奉事上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物价低贱就会损害农民，钱币贬值就会损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和钱币的轻重。物价上涨，钱币就会显得轻；钱币显得轻，是因为物品太多。物品多了，就应当制定办法收取，使它减少；物品少了，价值就重；价值重了，就应当制定办法发行，使它变轻。轻重的根本必定由此而来，怎么能把权力交给别人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铸钱如果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铅铁质量就差。质量差就不受重视，禁止私铸也不足以使它停止。况且如今堵塞私铸的道路，人们尚且冒死犯法；何况打开私铸的源头，却想让人遵从法令呢？这就像设置陷阱引诱人进去，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允许私人铸钱，没有利润人们就不铸，有了利润，离开南面田地的人就会增多。离开田地的人多了，荒草就不能开垦；荒草不垦，又接近于受寒挨饿，这是不可行的第四个理由。人们过于富足，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贫穷饥饿，就不能用威严禁令来约束。所以法令不能实行，人民不能得到治理，都是贫富不均造成的。如果允许私铸，贫穷的人一定无力铸钱；臣恐怕贫者会更加贫穷，只能服役于富室，富室乘机压榨他们而更加放纵。从前汉文帝时，吴王刘濞是诸侯，财富可与天子匹敌；邓通是大夫，财产可与君王相比。这些都是铸钱造成的。若一定要允许私铸，就是把获利的权力交给别人而舍弃自己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个理由。陛下如果一定认为钱币太重会损害农业根本，铸钱工费太高而利润太少，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弊病，来献上愚见。所谓钱币太重，就像人口每天都比以前增加，而炉铸设备却不增加。又因为官钱的重量同铜的价格大致相等，所以盗铸者便熔毁重钱来铸成轻钱；轻钱的禁令宽松，它就流通，重钱的禁令严厉，它就停止；一旦停止，人们便会弃置不用，这就是钱币之所以减少。铸钱不能满足需要，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在于采铜、用铜的人太多。铜用来制造兵器不如铁，用来制器物不如漆；禁止民间使用铜并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从百姓那里禁止呢？禁止百姓使用，铜就无处可用；铜无处可用，铜价就更加低廉；铜价低廉，钱币的供应就够用了。铜不流布到民间，盗铸者就没有凭借来铸钱；没有凭借来铸钱，官钱就不会被熔毁，百姓也不会冒死犯法，钱币还会每天增加，必定重新有利。这是一举而兼得四种好处，唯愿陛下仔细察看。禘祫之议【韩愈】臣伏惟陛下追念祖宗的孝心，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有拟议都不敢独断，努力求取适中，并广泛询问群臣。然而礼文繁多杂乱，各人所执的意见不同；自建中初年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都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臣有幸生逢圣明时代，承受恩泽，虽然地位卑贱不能参与议论，但心志专切于效忠；如今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申明自己的主张：第一，有人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里，臣认为不可。祫就是合祭，毁庙之主都应当与太祖合食；献祖、懿祖正是已经毁庙的神主。如今即使藏在夹室，到举行禘祫时，难道能不在太庙中受祭吗？名义上说是合祭，而献祖、懿祖却不能参加祭祀，不能称为合祭。第二，有人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臣谨按《礼记》，天子设七庙、一坛、一墠；那些毁庙的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掉，举行祫祭时则陈列在太庙而享祭。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弃埋葬的议论；这种做法没有经典依据，最终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久远，创建九庙；按照周制推论，献祖、懿祖二祖还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能毁弃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吗？第三，有人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各自迁到他们的陵墓所在之处，臣又认为不可。献祖、懿祖在京师祭祀、列于太庙，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突然迁走，岂只是使人听闻后疑惑，我还担心二祖的神灵眷恋旧处、徘徊不去，不能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第四，有人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祀于兴圣庙而不举行禘祫，臣又认为不可。传文说：“祭祀神灵，要如同神灵就在眼前。” 景皇帝虽是太祖，但对于献懿二祖来说，只是他们的子孙。如今若要把他的儿子置于东向之位，废除他父亲的大祭，实在不能作为常典。第五，献懿二祖应当另立庙于京师，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降等，亲情有减杀，所以从正庙迁出称为祧庙，从祧庙迁出称为坛，从坛迁出称为墠，从墠迁出就只称为鬼；逐渐迁到遥远之处，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为炀公建立宫庙，《春秋》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不应当把已经毁掉的庙中神主收藏以后，又重新修筑宫室来祭祀。如今所议之事正与此相同。况且即使违背礼制另立庙，到了禘祫之祭，合祭时禘祭便没有适当的位置，废止祭祀又于义理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因此臣广泛采集前代说法，寻求折中，认为殷的始祖玄王、周的始祖后稷，在太祖以上都各自称帝，而且相隔年代已经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能够处于东向之位，子孙依昭穆次序排列。礼经所说的，不过是记载一时适宜的做法，并不是传给后代遵行的法则。《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品。’这是说儿子要对父亲有所屈让。景皇帝虽是太祖，对于献懿二祖来说却是子孙。举行禘祫时，应当让献祖居于东向之位，景皇帝依昭穆次序排列。祖先因有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居其后；从神道来看，难道会远离人情吗？况且日常祭祀很多，合祭却很少，那么太祖屈居其后的祭祀极少，而居于尊位的祭祀极多。与其伸张孙子的尊位而废除祖先的祭祀，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伏思，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致符合天意，若能裁断施行，这就是礼制。若认为其中仍有可疑之处，乞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可以有所阐明。谨此议奏。《复雠议》【韩愈】

译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五日的诏令：关于复仇，依据礼经，义理各不相同；依据征伐的法令，杀人者处死。礼与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开端，既然存在这样的异同，就必须借助讨论辨析。应当命令都省集合议论，听取奏报。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如下：臣伏思，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还见于诸子百家和史书，数不胜数，从来没有非难并治罪的。最应该在律法中作出详细规定，但律法却没有这一条；这并不是遗漏了文字，而是因为如果不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教训；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又会倚仗法律专擅杀人，使这种事端无法禁止。律法虽然本于圣人，但负责执行的是有关官吏；经书所明确说明的，是用来制约官吏的。经书详尽说明其义，而律法却深深隐去相关条文，意思是要让司法官吏只依法律裁断，同时让通晓经术的人能够援引经义加以议论。《周官》说：凡杀人而合乎义理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若仍复仇，就处死。合乎义理，当然应当如此。这说明杀人而不合乎义理时，儿子可以复仇。这是说百姓之间相互复仇。《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应受诛杀，儿子为他复仇是可以的。所谓没有罪应受诛杀，是说罪不应当诛杀；‘诛’是上位者施加于下位者的说法，不是说百姓彼此杀害。《周官》又说：凡是要报仇的人，先把事情登记在士那里，然后杀人，便没有罪。意思是将要复仇时必须先向官府说明，就没有罪。如今陛下关注典章制度，考虑制定明确的法令，既珍惜有关官吏守法的职责，又怜悯孝子的心意，不愿独断专行，因而询问群臣。臣愚以为，‘复仇’这个名称虽然相同，事情却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互仇杀，如《周官》所说，这是可以讨论并制定于当今的；有的是被官府诛杀，如《公羊传》所说，这种做法不能实行于今日；还有《周官》所说将要复仇而先告知士、因而无罪的情形。至于孤儿、幼童、羸弱之人，怀抱微小的报仇志向，伺机等待仇人的空隙，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申告，也不能把这种情况作为今日统一裁断的依据。既然如此，杀还是赦不能一概而论，应制定如下制度：凡有人为父亲复仇，事情败露后，应详细列明事情经过，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集合议论，奏报皇帝，酌情处理。这样就不会失去经书和律法的本意。谨此议奏。《学生代斋郎议》【韩愈】斋郎的职掌，是办理宗庙、社稷中的小事，大概是士人中地位低下的一类。他们拿着祭器豆、笾，快步奔走，为本官的长官服役；不因德行而升进，也不因言论而显扬，只是取用他们的劳力来办这些事情罢了。办理宗庙、社稷的小事，拿着豆笾快步奔走，也不能不恭敬。因此选取大夫、士的子弟中尚未受爵命的人，来补足名额、填补空缺，并教他们熟悉礼仪事务。他们所出的劳力虽小，但役使他们也不能不有所报偿，所以一定要记载他们服役的年数。年数久了，于是授予他们官职、交给他们职事；但这种官职也实在微薄啊。学生有的因通晓经书而被推荐，有的因擅长文章而著称，才能较低的甚至也学习法律、通晓文字书籍，都能对教化有所辅助，可以供上级差遣。若不是天资特别优异，并且经过长久岁月，把所学的业术在乡里传播闻名，为朋友称道，由州府推荐，升入司业之学，就不能在国学中取得名次。然而，办理宗庙、社稷的小事，是使用微小劳力；辅助教化、能够供上级差遣，是德行和技艺方面的大才。二者不能移易，已经很明显了。如今议论者认为学生无所事事，又认为斋郎是侥幸得到升进，没有考察其中本意，便说可以让学生代替斋郎办理职事并废除斋郎，这也是没有弄清道理。如今斋郎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役，学生所从事的是德行和才艺。因为德艺而被选拔，却让他们服役使用体力，这是让君子去做小人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国家崇尚儒学、劝勉学习、诱导人向善的办法。这是第一种不可行。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细小，却不能不专心办理，这是恭敬到了极点，也是古代的道理。如今若让学生兼做这些事务，到了规定的年月日期，才把宗彝、罍、洗等祭器交给他们，他们的进退周旋必定不合礼度，进退必定不得当，心思考虑必定不专一，仪容神色必定不庄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些事务，心志也不专一罢了。这不是接近于不敬吗？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知道这不可行，却让学生长期掌管这些事务，使他们荒废本业，那么学生所受的教育就更加减少，学生之道也更加受贬低，而斋郎所承担的实际职事依旧存在，只是斋郎这个名称或许没有了。大凡制度的更改、政令的变化，如果比旧制有十分之一的利益都不到，就不应当施行。何况还不如旧制呢？考察古代，这不合教训；考察今日，这没有利益。追究它的名义而求取实际效果，便会失去适宜的原则。因此说，议论废除斋郎而让学生参与祭享，也是没有弄清道理。《功臣恕死议》【吕温】

译从前卫国的蒯瞶凭借窃取国权的欺诈手段，与他的卿大夫结盟，穿着冕服、乘坐轩车，即使死三次也没有人能制裁他。近代有些迷惑的人，因为一句口号，于是制定了功臣可以免死的典制。考察古代的教训，这难道不是异端吗？考察当时的事务，这难道不是祸乱的根源吗？为什么这样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手段，没有比刑罚和赏赐更重要的了。人有欲望，不能不加以约束。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不能不施以刑罚。刑罚，是圣王用来辅助道德、整齐天下的手段。功劳有益于万物，不能不赏赐；赏赐用来劝勉功劳，不能不守信。守信，是圣人用来统一号令、敦厚天下的手段。既然如此，赦免功臣死罪的典制，既丢弃信用又废弃刑罚，怎么能这样说呢？建立功劳的人，自八元、十乱以来，并不全都贤能；有的从屠夫、商贩、田垄和军阵之间起身，乘着帝王应天顺人的形势，出力没有多少，便贪取上天之功，腾跃于风云之中，各自得到变化，倚仗功劳、依恃宠爱，强横自负，贪得无厌，见到利益便忘了义理。对这类人本应提高威严、严明法令，大力加以防范，反而赐给丹书铁券，允许他们不死。那些功劳大的人，即使五次作乱、十次犯上也可以免死，那么谁不会把暴行看作没有妨害呢？况且君主的话如同汗液流出，不能返回；既然已经与他们约定天地、对山河发誓，最终一旦失去驾驭，而他们犯下如黥、韩那样的罪行，神明震怒、人民怨恨，不得已将其诛杀，这就是丢弃信用。如果有人放纵自己施行凶险之事，冲撞毁坏法纪，或者奸邪的锋芒将要发作，祸患逼近宗庙社稷，这时却想到曾经说过的话有损失，忍耐而不诛杀他，这就是废弃刑罚。从前才得到他们如尘埃水滴般微小的劳绩、如萤火烛光般微弱的帮助，就丢弃信用、废除刑罚，将来还用什么来治理呢？贤能而有功劳的人，受到过度宠幸便惊惧于盈满，自处于无过之地，何必还要赦免他的死罪？假使愚笨之人侥幸立功，又告诉他可以免死，这只会增加他的骄横、开启他的奸邪，正是所谓赏赐带来的祸害。即使赦免他的死罪，他难道就能免于祸患吗？如果贤能如太公、忠诚如伊尹，只有君主了解臣下，才能不怀疑他；若仓促地宽宥其应死之罪，便是怀疑他不能善终，不是以诚信对待他，也不能使君子的忠心充分发挥。至于狡猾如狗盗、庸碌如受黥刑的徒众，在尚未犯罪时就先赦免其死罪，这是不给他们仰慕生命、顾惜廉耻、自守名节的机会，也不是用德行引导他们、劝勉小人向善的方法。依我看，明君对待有功劳的臣子，应当用爵禄使他安定，用纪律约束他，用褒贬来命名其行为，用祸福来使他警醒，使他能够改过向善、远离罪过，保全功勋、成就名声，分封符节、传给后代福庆，与国家始终相随；这样施恩而又勤勉督责，也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还要扰乱权柄、破坏法令，以罪行为手段宠幸人，毁掉有信必赏、有罪必罚的典制，损害昭明的前代基业，违背正道？恐怕这不是明智君王治理国家、规范万物的制度。谨此议奏。《陵庙日时朔祭议》【李翱】征事郎、守国子监博士、史馆修撰臣李翱等谨献议说：《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礼记》说：‘天子建立七庙，都按月祭祀。’《周礼》没有记载日祭、月祭，只记载春夏秋冬四时的禴、祠、蒸、尝之祭。汉朝把这些做法混杂实行。大概是由于遭受秦火，诗书礼经焚毁，篇编残缺、简册散失，汉代于是向前代儒者寻求遗说；他们各自穿凿附会，申述自己的见解，都假托古代圣贤的名义来使自己的话可信，所以记载各不相同。古代庙中有寝，不在墓地祭祀；秦、汉才开始在园陵建寝庙并在那里供奉食物，国家沿袭这种制度而没有改变。贞观、开元礼都没有宗庙日祭、月祭的礼制，大概因为日祭、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所以太庙之中每年只有五次享祭、六次告祭。否则，房玄龄、魏征等人都是一代名臣，穷尽经书史籍，难道看不见《国语》《礼记》中关于日祭、月祭的话吗？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臣伏以为，太庙的享祭，使用笾、豆、牲牢，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礼制，体现的是以诚为贵的意义。园寝中的奠祭，改用日常膳食，是秦、汉的制度，体现的是供奉食物的做法。如今在每月初一、十五于陵寝进献食物，修行秦、汉旧制，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在每月初一、十五于太庙进献日常膳食，岂不是使用平常而轻亵的食物，却把品种多看得很重要吗？况且这也不是礼经所说的‘最为恭敬，不以滋味为贵而以气味为贵’的道理。《传》称，屈到喜爱菱角，患病时召集宗族中的长老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 到祭祀时供上菱角，屈建却命令撤去菱角，改用羊肉以及笾、豆、脯、醢等祭品，君子认为屈建做得对。这是说侍奉祖先的道理，应当把礼制放在首位，而不能把祖先生前喜爱的食物作为祭品；这说明祭祀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味。既然如此，把日常膳食供奉在太庙，岂不是与供奉菱角相类似吗？况且这也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制度。何况祭器不设置俎、豆，祭祀官也不命三公来执事，只有宫闱令、宗正卿而已；称作‘上食’还可以，怎么能把它当作祭祀呢？况且太庙举行时享时，由有关官员代理行事，祝文说：‘孝曾孙皇帝臣某谨慎地派遣太尉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值孟春，永远怀念先祖，感恩之情无穷无尽，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鬛、明粢芗萁、嘉蔬醴齐，恭敬地举行时享，以表达追念仰慕之情，尚飨。’这就是祝词。举行享祭前七日的清晨，太尉在尚书省向百官宣誓说：‘某日将在太庙举行时享，各自尽职；如果不能供办其事，国家自有常典。’凡是陪同享祭的官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才可以举行祭祀。宗庙的礼制，不敢擅自议论；即使有明白的人，又有谁敢说呢？所以六十多年实行下来，一直没有废止。如今圣朝弓箭已经入囊，最重视的是礼乐，因此下令百官，使他们能够详细议论。臣等认为，《贞观礼》《开元礼》都没有太庙上食的文字，依礼制节制情感，将其废止是可以的。至于陵寝上食，采纳《国语》《礼记》中关于日祭、月祭的说法，沿用秦、汉制度，加以修整并保存，用来扩大孝道，是可以的。这样既有经典义理可以依据，旧日制度也没有遗弃。大礼既然明确，便可永远止息异议，可以继承二帝、三皇，成为万代的法则。若是亵渎礼制、超越古制，只因看重因循旧习而害怕改革，那与天地相隔也没有什么不同。谨此议奏。《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二 （明）贺复征编 ○奏议四 《祖宗配侑议》【宋宋祁】

译臣等听说，天子建立庄严的宗庙，排列昭穆的次序，始祖只有一位。最初承受天命的人是始祖，宗祖不预先列入固定数目，要等到有德之人出现。由宗祖以下，按照血统远近亲疏，制定轮流迁毁的制度，使后代即使有显扬、褒大祖先的行为，也不能与始祖、宗祖并列，这是为了统一尊崇尊长的原则，是古代的道理。皇帝陛下亲自以孝道治理天下，发布德音，想到三位先帝的盛大功业如同接连天地，而奉祀尊崇的礼制还有未能相称之处，因而早晚哀悼忧惧，思考其中的衷情，使有关官司得以考察旧章，开展群臣议论，发扬美德，阐明后世谋略，将用来符合神灵的心意，使荣耀无穷无尽。这不是臣等孤陋寡闻所能达到的。臣私下认为，太祖皇帝承受天命，掌有四海，广施恩威、平定征伐，暗中废黜不正之人，平定泽潞的叛乱，兼并淮海一带，向东焚毁吴国的战车，向西凭借蜀地的营垒，湘、楚、闽、禺之地都请求派遣官吏入朝。在这时，天下百姓脱离极大的残害和蒙昧，重新获得生机；十年之间，长久的世业大为发扬，宏大功业得以建立。太宗皇帝恭敬地接受玉玺，承继太祖开创的运数，奉行上天的讨伐，最终平定太原。因此谨慎对待九刑之法，接受四方贡赋，赏赐确实有才能的人，重视粮食、劝导分配；官府没有烦琐苛刻，百姓没有痛苦怨恨。又延请士大夫和儒者讲论道理、兴办学校，文教显明，与三代风尚相同。真宗皇帝天资精粹、日益彰明，奋发争强而功业显赫，以威严安抚和谐，使北方安宁；顺应星斗运行、安排法度，先于上天而成就圣德，于是考察夏代谚语，整理虞舜巡行的秘藏典籍，在岱宗培育谷物，使冀州土地共同承受祥瑞福气，普遍滋润百姓，连禽兽虫鱼也没有不得安宁的，百事法度都已完备。皇帝顾念并授予明君之位，深思一祖二宗的功烈，历数选择先世典诰，没有比他们更高的了。从前成汤是商的始祖，太甲、太戊、武丁实际被称为三宗；后稷是周的始祖，文王、武王共同建立二祧；高帝是汉的始祖，孝文、孝武特别尊崇两座宗庙，都是子孙世世代代奉承祭祀而不停止。我的皇伯祖在草创艰难之际经营筹划，终于取得天下，功劳应当作为帝王的始祖；皇祖辛勤劳作、制作制度，皇考裁成万事、使政治安定，德行应当作为帝王的宗祖。三座庙都应万世不迁，并向天下宣布，以昭示后世。臣等请求依照圣诏，至于升配上帝、报答先世谋略，也以周代制度为本，完全符合典礼。从前太宗亲自郊祀，奉宣祖、太祖配享；真宗开始举行郊祀，奉太祖、太宗配享。从那以后，有关官员不敢轻易议论。如今二宗同样升居永不迁毁的地位，那么礼制上便没有等级差别。伏请从今以后，以太祖作为固定配享者，二宗轮流配享，合乎情理、适合事情，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妥。将来皇帝亲自祭祀时，伏请让三位圣祖一同配享：首先彰显对越上天的盛大礼仪，其次表达追念先祖的感情；这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也是群臣最大的愿望。此后轮流配享，仍按前面的议论办理。从前唐高宗封禅时，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享昊天；唐明皇封禅时，以高祖配天、太宗配地。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时，以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这是二宗轮流配享的前例。垂拱、开元年间，高祖、太宗、高宗一同配享昊天。真宗登临介丘、降临社首时，也都以太祖、太宗尊崇配享天地。三位圣祖一同配享，应当明确按照各个时节的常祀办理：冬至在圆丘祭天，以太祖配享；仲夏祭祀皇地祇，以太祖配享；孟春祈谷、夏季雩祭、冬季祭祀神州，以太宗配享；孟春祭祀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举行大飨，以真宗配享。伏请都依礼办理为宜。陛下重视宗庙之事，鉴察前代记载，内心敬畏而虔诚坚定，谦让而不专断，所以让臣等能够陈述管见，谨此尽情说明。惟愿圣心裁决鉴察，谨将议状具奏。《世守边郡议》【吕大钧】中国最大的戒备，没有比边防更紧急的了。自秦、汉以来，防御戎狄的策略，是非得失并没有相差很远。我曾私下寻求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想找出适合今日而推行的办法，才知道圣人实行封建的深意，并不只是崇尚德行、专门治理本国百姓而已。它防御边疆的要领，微妙深远，固然属于政治谋略之内，却大概不是一般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天下的形势，不能不统一，也不能不分治。分治而不统一，那么上位者无法控制号令，在下位者便会放纵；统一而不分治，那么下位者无法施展力量，在上位者便会劳苦。因此古代把天下分为各个列国，由一位君王统辖万国，使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使教化、治理、禁令都交给诸侯。这样，天子掌握威严和福赏的权柄，安闲地处在内地，专门考察各国君主的善恶；诸侯承担过失和功劳的责任，辛勤劳作于外，与王室同体、共同承担祸福。这样一来，四方有紧急警报，怎么会惊动天子的视听呢？那些不能替我们承担忧患的人，我们可以捉来杀掉，谁敢违抗？我们对待蕃国，只是用礼招抚离散者，用德怀柔远方罢了。商代时，古公用皮币、犬马、珠玉侍奉獯鬻，商王并不知道这些事。周代时，晋国忙于抵御戎人尚且来不及，周室也没有参与。这样看来，三代防御边疆的策略，大概可以知道了。臣私下认为，把天下分割为列国之制，不敢轻易议论。如果让边郡大致效法古代本意，慎重选择仁慈勇武之士，使他们世代守护郡中事务，军队和百姓的安置全都交给他们，租税调赋的出入一概不加过问；只有财用不足时，才附以次边的支郡来供给其缺乏。考核他们的治理，以安静而不扰民、使敌人感服的为上等；以富足强盛、自我防守、使敌人不能侵犯的为次等；以能够战胜进攻、毫不退缩屈服的为再次等。赏罚只在于增减其名位，罪过严重的才升降罢免，不要让他们轻易离开本郡。这样，安危利害都与他们自身不可分离，形势上不得不竭尽力量办事，尽心防备祸患。所谓世代守郡，也不能完全像周代制度那样由父子相继，必须选择贤能之人来代替自己，不论亲疏，由天子加以考察，然后批准。让继任者参与郡中事务直到原任者终身结束，等其去世后，再以俸禄供养他的子孙，使他们祭祀先人。如果有功德，郡人世世代代祭祀他，并且给他的子孙爵位；这样或许也可以作为防备边疆的一种办法。《濮安懿王典礼议》【司马光】

译臣等谨按《仪礼·丧服》说：‘为别人继承家统的人。传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的继承责任，就必须以尊贵的丧服来服丧。对于所继承之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儿子的儿子，都像亲生子一样。’为人后嗣的人，要为所继承之人的父母服丧。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之服，只能特别重视大宗，于是降低对小宗的服制。’为人后嗣的人，既然成为所后之人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如果恭敬、亲爱的心分别施加于两边，就不能专一于这一边，所以这样规定。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有的便推尊自己的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议论和后世认为不合适。臣等不敢拿这些事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者，大多是在皇帝驾崩之后，由皇太后或臣下提出拥立办法，并不像仁宗皇帝在年龄尚未衰老时，深深考虑宗庙的重大，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授予他大业，亲自使他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永远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养顾复的恩德，但陛下所以背负屏风、端正戴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泽所造成的。臣等愚昧卑微，不能通达古今，诚恳地认为，今日尊崇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尊荣达到极点。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实在是相称合宜的。《选举议》【刘攽】臣接到御史台的告报，说朝廷进呈了关于天下学校和贡举制度的诏书，征询臣等意见，命令我们详细议论。臣愚以为，君主举事与臣下献议不同。臣下议论，喜欢大肆称说古事以显示高明，夸张地谈论自己的忠诚以显示广博，言论迂远而不切合实际，空泛而不能救济世务；即使自己已经知道对治理没有益处，却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话有道理，所坚持的有根据，名义上又站得住脚，足以向众人夸耀、使世俗眼花，所以敢于这样做而不怀疑。君主办事却不是这样，要衡量时势所适宜的，顺应习俗所安定的，不因追求虚名而舍弃实际成效，不贪慕长远功业而丢掉眼前成果，使政令发布后下属必然信服，事情兴办后风俗必然安定。所以，与其政令不当而急于更改，不如在开始谋划时就谨慎考虑。如今陛下忧虑选举制度不明，教育方法不善，这一定是有人用上古久远的事情打动圣听，不能不加以考察。本朝承接百王末世而建立，创制律令，虽然还没有达到三代的程度，但能够随时因俗，因地制宜、应变增损，也自有本朝的制度。况且选举制度实行了一百多年，历朝的将相、名臣，以及当今所谓贤能之才和参与天下议论的人，都不是通过其他途径进用的；若诬称过去从未选得人才，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况且臣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如今选举的弊病，不在于创立的法令不完善，而在于主管官吏不贤能；不在于考试文章的内容不切要，而在于主持选拔的人不能明察。为什么这样说？如今国家有贤良奇异的人才，就让公卿推荐；要寻求文学经术之士，就让郡县推举选择。这即使与三代取士相比，又怎么会超过它呢？《帝典》的话说：‘广泛采纳言论。’孔子说：‘不懂得辨析言语，就无法了解人。’既然如此，了解人没有比听取言论更好的办法，所以国家以文章辞藻考试士人，也可以和二帝广泛采纳言论相比。假使主管官吏兼有仲山甫、将明那样的才干，具备孟子辨识言语的本领，精心听取、谨慎选择，那么贤能与不肖难道不会清楚分明吗？由此看来，取士的方法本来并没有失误，只是主管官吏有时不能充分听察。如今因为主管官吏不能充分听察便改变法令，法

译令即使频繁变更，却不选择合适的人来执行，交给他们的即使是三代那样的法令，最终仍将毫无益处。议论者有的说文章辞藻浅薄鄙陋，不足以用来对待天下士人。臣愚以为，如今进士初次任职，不过成为吏部的选人；国家以门荫恩泽获得资格的人，也成为选人；流外小吏也成为选人。选人的地位如此低下，天下士人却用文章辞藻来应试求取这一职位。选人的职位难道不是本来就有余地吗？朝廷设置了怎样的爵位俸禄，却还要把选拔弄得更加艰难吗？况且进士成名以后，国家又何尝立即把他当作才华卓绝的人来任用呢？有的因文章显达，有的因法律才能而任用，有的因善于处理政事而著称，有的因治理财赋而升进，都是等到将来显现成效以后才取用。因此，取士之初，又何必过分吝惜、精挑细选，好像不得已一样呢？况且朝廷更改选举制度，是想求取才高而有豪杰气概的人。如今天下士人到礼部应试的，每年不少于二千人，朝廷难道能用玉帛聘请、弓旌征召的办法把他们全部得到吗？必然也要让他们投递名帖自行进身。士人投递名帖自行进身，必定不是豪杰之士。伊尹、管仲一类的人，即使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也不过是名目稍有不同，然而所得人才并没有不同于过去。又恐怕好利而自我炫卖的人会崇尚虚名、扰乱真假，那么取士的失误反而会比往日更严重。议论者又说，不如一概采用乡举里选。这又只是知道其中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两汉采用乡举里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才，是因为当时郡县的官吏，从廷掾、诸曹、卒史、驭吏、亭长、游徼等，都是贤士担任；所以他们面对财物不苟取，便可知道其廉洁；遇到事情能够果断处理，便可知道其智慧；文才、武略无不充分发挥，所以他们的声誉有实际根据，推荐他们并不困难。自从官吏等级分流以后，郡县的吏卒被弃绝为卑贱之流，不列于士大夫之中，贤士不再从事这些职役，那么居住在乡里的士人，凭什么能够考察了解他们呢？如果只凭虚名而进用，后来发现名不副实，众人又会彼此遮掩他的短处，说他是人才，最终仍不能得到真正贤能、真实廉洁的人。这样看来，乡举里选也不能全部采用。以上几件事，都是臣深深疑虑的。不知这是臣愚昧浅陋到了这种程度，还是千百次考虑中也可能有一次正确呢？然而愚人的智慧一旦专断便难以改变，所以臣希望朝廷暂且不要轻易改变选举制度，不如沿用旧法而谨慎选择主管官吏，这样更好。虽然如此，还有一种说法：如今有这样的人，明辨是非足以审断狱讼，智慧谋略足以治理财赋，但文章辞藻不足以自我显达，经艺学问也未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于是终身被弃置，没有做官进身的希望；这样的才干难道不可惜吗？臣希望陛下设置从政科，让公卿和监司推荐这样的人来充任选人，必须有三人推荐，才召来任用。并且不要立即把他当作真正合格的人，先考察他三年，确实才能胜任职事，然后才授予官职；如果不能胜任，就让他重新回归平民，并治推荐他的人的罪。这样一来，天下的人才大概就不会有遗漏了。臣又听说，教育的方法，是用来治理人的性情的。性情修养好了，智慧就明达；智慧明达，处理事物就不会迷惑；不迷惑，就是德行盛美的人。自两汉以来，求学的人没有不把利禄放在心上的。若能用利禄诱导他们，使他们勉强行善，那么德性就离失了。因此，造就人才不如三代，原因就在这里。如今陛下兴建学校，设置贤明的老师来教导他们，不问他们所学的类别，也不限制他们的能力，那么贤能之才没有不能得到培养的。如果厌恶文章的弊病，改用经艺来劝勉他们，而学生的志向不过是求取功名利禄，那么文章之士变成经艺之士，虽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同样都背离了德性。上天生育人才，有昏昧的，也有明达的；智慧明达、才干宏大的人，不是小聪明小见识所能掩盖的。至于

译浅薄昏暗的下等人才，即使每天鞭打，也终究不能使其达到高明宏大的境界。士人在家中修习，已经足以成材，又何必等待学官考核、督促、催逼呢？臣愚昧，不足以知晓长远谋略，惟愿陛下裁察。

译《庙议》【韩维】臣伏思，亲属关系的次序，由三服扩展为五服，由五服扩展为九族；向上逐渐减杀，向下逐渐减杀，旁系也逐渐减杀，亲属关系便全部确定。圣人制定事制、保存送终的礼仪，都以此为限，这是众人共同遵守的原则。至于不与众人相同的情况，又根据事情的适宜，依义理作出裁断，为它制定礼节仪文。从前先王取得天下以后，考察其基业起源，把起源之祖奉为太祖，用来推崇功劳、美德，重视根本和开始。大概天子之祖，是关系到天下的；诸侯之祖，是关系到一国的；大夫、士之祖，只关系到自己的宗族。这也是道理和形势所决定的。荀卿说：天子的太祖如同天，诸侯不敢毁坏；大夫、士各有固定的宗祖，这是为了区别尊贵者的始祖。尊重始祖，是德行的根本。大概有天下的开始，如后稷；有一国的开始，如周公；大夫、士的始祖，如三桓。所以尊贵的始祖，可以配享上天而不迁毁，或作为固定的宗祖。这就是区别所在。如今如果只把契、稷作为本统的始祖，那么就是把天子的礼制降低到与大夫、士相同，不是荀卿所说的区别尊卑。有人说：汤、文、武距离契、稷都已有十几代，其间子孙衰微、逃亡的并非一人。汤、文、武取得天下，与契、稷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南宫适说：‘禹、稷亲自耕种而取得天下。’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禹取得天下当然如此；稷只是诸侯，却说他取得天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功德积累，到文王时才兴盛起来吗？孟子说：‘君王不必等到国土广大，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既然如此，小国也是成就王业所凭借的条件。所谓七十里、百里，不就是契、稷所受封、用来留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兴盛的原因，不能说与契、稷毫无关系。那么正考父作颂，追述契、汤、高宗以及商朝兴起的原因；子夏为《诗经》作序，称文王、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难道是虚妄之言吗？《国语》也说：‘契辛勤经营商国十四代而兴盛，后稷辛勤经营周国十五代而兴盛。’《谷梁传》说：‘最初受封的人必定作为始祖。’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都出生在周代，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耳听闻、亲眼见到的；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应该是可信的。因此，尊崇始祖，是因为功业由他开始；秦、汉的儒者也有所承受。后世取得天下的人，都是特别兴起、没有承继凭借的，所以最终都把自己作为太祖。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伏惟太祖皇帝孝顺友爱、仁慈圣明、睿智神武，不经血战便平定大乱；子孙遵守他的事业，万世蒙受他的恩泽，功德卓著，作为宋朝太祖，没有人稍有异议。僖祖虽然是太祖的高祖，但仰观他的功业事迹，却没有看到什么；若说他有所承继，向上追寻世系，又不知道究竟从哪里开始。若要像奉祀契、稷那样奉祀他，臣私下恐怕古代没有依据，在今天也有不妥。臣认为，各种议论相较，并没有哪一种能够压倒另一种，仍旧不改为好。至于收藏神主、合在一起受祭，历代也曾经议论过。不过现在的庙室与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座庙各有宫室，如今奉祀祖宗的神主都在同一座堂上。西夹室仍然安置着顺祖的神主，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至于禘祫，本来就是排列昭穆的祭祀，僖祖居于东向之位，礼制上没有不顺的地方。这正是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品’。孔子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大概就阙疑吧。’像臣绛等人的议论，不是臣所知晓的，所以臣存疑而不敢附和。《南北郊议》【陈襄】

译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圆钟为宫调，冬至，在地上的圆丘奏乐六变，用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夏至，在泽中的方丘奏乐八变，用来祭祀地神。祭祀天神一定选择冬至，是因为这时阳气开始在上天复苏；所以宫调使用夹钟，处于震卦之宫，因为帝王从震方出现。称为圆钟，是取其形状来象征天；三次一变，合于阳奇之数。祭祀地神一定选择夏至，是因为这时阴气开始在地下潜生；所以宫调使用林钟，处于坤卦之宫，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养育。称为函钟，是取其包容之意来象征地；四次二变，合于阴偶之数。又据《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苍璧来礼敬；用血祭、狸、沈、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琮来礼敬。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明时令和方位，取法天地的形状和颜色，并以同类之气来求取感应。这就是两种礼制不能不有所不同的原因。因此向天求取，天神便降临；向地求取，地神便出现，从而能够沟通精诚、迎来福祥，使百姓得以生育繁息，使万物丰盛。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礼制。周代以后相距久远，先王的法度不再实行。汉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推究经典本意，附会《周官》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天地应当合祭。汉平帝听从并认可了这种说法，天地共用一头牛犊，礼制的错误便从此开始了。从汉代到唐代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偶然一时的举措。然而时而实行、时而废止，最终没有确定的制度；到了本朝，也还没有来得及厘正。恭敬地思考皇帝陛下，发扬五位圣人的述作，恢复历代废坠的制度，典章、法度已经足以与先王时代相媲美了，难道还要沿袭后世一概混杂的礼制吗？因此臣亲自听到圣上的德音，奉命纠正错误。错误的礼制，首先应当纠正其中重大的部分；大的方面不纠正，末节即使正确，也没有益处。况且祭祀天地的岁时大礼如今并未废止，只是由有关官员代行罢了，确实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圣上的诚心和恭敬奉祀的意旨。臣认为，既然废止天地合祭，那么南郊、北郊自然应当分别祭祀。伏请陛下每逢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于方丘祭祀地神，然后在冬至于圆丘祭祀昊天；这就是所谓首先纠正大事。然而议论此事的人有人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不能再实行了。古代斋居之处距离较近，仪仗侍卫简省，费用节约，赏赐很少，所以即使一年遍行祭祀，国家也不感到耗费，百姓也不劳苦。如今斋居之处距离遥远，仪仗侍卫繁多，费用奢侈，赏赐增多，所以即使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尚且有人对此感到畏惧，何况一年举行两次呢？如果实在不能不举行，那就三年轮流祭祀一次。或者像后汉那样，在正月上旬的丁日祭祀南郊，礼毕后接着祭祀北郊；或者像南郊之礼那样，在正月上旬的辛日祭祀昊天，次一个辛日祭祀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礼记》说：“祭祀不应疏略，疏略就会怠慢。”三年轮流祭祀一次，这样一来，昊天大神六年才亲自祭祀一次，岂不是已经怠慢了吗？《礼记》说：“大事一定要顺应天时。”冬至、夏至举行郊祀，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舍弃这一制度而遵从后世君王失礼的做法，能够称为法度吗？那些议论者只知道苟且简略的便利，却看不到尊崇奉祀应有的严肃。伏望陛下鉴察先王已经实行并取得的明显成效，举行历代罕见而长期未讲的大礼，约束各部门的仪仗侍卫，削减大农寺没有名目的费用，使臣得以考订旧例，参究礼经，取太常寺仪注中的文字来纠正其中的讹误，考核大驾卤簿的式样来裁减其中的繁冗，专以最恭敬的心意祭告至高神祇，以迎来至和之气，以求得纯厚的福祉，希望成就一代的典制，昭示万世。薛瑄从祀议【明霍韬】臣谨慎考察历代在孔庙配享的儒者：像孔门七十二贤，是亲自接受圣人教化的人；汉代儒者，是搜集编纂圣人经典的人；唐代儒者，是为圣人经典作疏注的人；宋代儒者，是阐发说明圣人经典的人。再考察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程颢和欧阳修，他们对于孔子的道，有的能够从精神上领会而自得，有的能够深入钻研而达到精微，品行足以为人效法，言论足以教训后世，并不是拘泥于训诂而已。薛瑄生逢圣贤道学大为彰明的时代，确实能够诵习并效法孔子。虽然不如七十二弟子亲自受教于孔门，但考察他的精神、心术，没有片刻不以孔子的教诲为师；虽然未必像汉儒那样搜集散佚的经典，但从童年到终身，没有片刻忘记圣经中的言语；虽然不如唐儒、宋儒那样为散佚的经典作疏注、加以阐明，但看他的《读书录》，平实浅易而亲切，不是亲身在身心上体验过的人不能达到的境界。臣认为，薛瑄的造诣比不上董仲舒，却和他一样笃实；聪颖明悟比不上韩愈、欧阳修，但笃实践行超过他们；精纯深微比不上程颢，却和他一样浑厚。他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不改变操守，遭遇祸患也不改变节操，处于贫贱也不改变操守；自身成为世人的老师，言语成为世人的训诫，举动成为世人的规范，隐晦时反而更加彰显，受抑时反而更加光明，不是长期积累的真诚根本做不到这样。所以说，我圣朝配享孔庙的儒者，只有薛瑄无愧于此。薛瑄以下的人，有的笃实行事、行为高尚而见识器度浅薄狭隘；有的才智高明、气度超逸，却沉溺于佛教、道教；暗中助长邪说，明目张胆地背叛圣人之道。他们天资越高，陷溺得越深，都是因为没有听闻孔子中正之道的缘故。薛瑄对于孔子之道，虽然尚未达到宏大的境界，但确实遵循其轨道，不敢逾越，所以说配享孔庙，薛瑄是无愧的。臣希望陛下敕令礼部，再对薛瑄详加议论，取其志趣纯正这一点，略去其造诣尚未达到的不足，列入配享之列，以端正士人的风气，使正道大为彰明，圣人的教化洋溢于社会风俗之中，这对国家实在是很大的补益。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奏议【唐顺之】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努力建立皇极，亲自成为君主和老师，欣然留意于理学之臣，又广泛采纳众官的意见，想借此确定祭祀典制、彰显潜德，这是非常盛大的心意。薛瑄的为人，众位大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臣本来可以不再陈说。臣请求以祭祀典制为准加以折中，用来答复圣明诏令，可以吗？臣听说，圣人的道有宗主传承，也有羽翼辅佐。孔门中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人，其中以德行著称的只有四人；孔子单独称许颜回差不多接近圣道，其他三人又不在此数之内。孔子把一以贯之的道理告诉曾参、子贡，而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子贡又自认为没有听闻，可见在精微之处，心心相授而毫厘不差，本来就很难，这就是所谓宗主传承。可是文学、政事、言语，也能与德行并列分科，都是圣人的一个方面。至于弟子们的辨才、勇力和技艺，圣人也亲自谦让，认为他们胜过自己，还说：“自从我得到某某弟子，难听的言语就不再传入耳中；自从我得到某某弟子，门人对我更加亲近。”这说明圣人待人周全，这就是所谓羽翼辅佐。这是衡量孔门人物的标准，也是后世议论孔门配享者的标准。假如一定要先成为宗主传承者才可以配享，那么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以下，再加上濂洛学派的四五位大儒就够了，即使七十弟子中也有应当略去的，何况那些靠经师口耳相传而成名、以及王通、韩愈一类仍有瑕疵而未臻醇厚的人呢？然而他们仍然成群地列入俎豆祭祀之中，正是因为他们属于羽翼辅佐。所以说：“与其因为过严而废弃，不如因为过宽而保存。”至于薛瑄，以恢复本性为最终境界，以持敬、凝神、宁静为修养工夫；不是圣人的道，就不立志去学习；不是濂洛关闽之学的学说，就不尊奉、不相信。虽然他在所谓精微之处究竟达到何种境界还不得而知，但考察他一生的作为，背离圣人的地方确实很少。说他是圣门的羽翼辅佐，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祭祀典制的第一个理由。臣听说，《礼记》说：“凡举行释奠，一定要有配享；如果有国家大事，就不这样。”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所谓国家大事，例如虞舜时代的夔、伯夷，周代的周公，鲁国的孔子。”这说明三代各自在本朝祭祀本朝的人，而各国又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解释的人又说：“例如汉代的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这是汉代祭祀汉代人物的证据。所以夔、伯夷、周公、孔子虽然不能与本世相接而生，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确实不是旷世难遇的人才。然而参与释奠的人，各代都有，从建立学校以来一直如此，从来没有哪一代空缺而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明朝兴起将近二百年，弦歌教化远近畅行，连普通儿童都知道诵习、效法孔子，而璧宫旁边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其中接受俎豆祭祀，这不是用来鼓舞士气、彰显圣朝培育人才盛况的做法。元代尚且推举其臣许衡配享，我大明竟没有一个接近许衡的人，这说不过去。由此说来，只要是圣人的门徒，尚且应当援引而使其进列，何况像薛瑄这样真正可以称为圣门羽翼的人呢？像这样说“这是我国的先例”，将薛瑄列入祭祀，使他与汉代的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以及许衡相提并论，难道还可以有所惭愧吗？何况如今所谓配享，是让他安然列在历代群儒之后，并不是像《礼记》所说的那样专门祭祀他、奉他为先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祭祀典制的第三个理由。臣听说，《周礼·大司乐》说：“凡是有德有道的人，就让他担任教职；死后就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瞽宗，是殷代的学校。这是学校祭祀能够作为老师者的证据。学校举行衅器、舍菜等礼把他奉为神明，正是因为他生前曾整理衣襟、击鼓开箱，作为老师来教导他们。薛瑄曾经在齐鲁主持学政，学生们一致尊敬他，称他说：“我们的薛夫子。”所以当时尊师之道受到推崇，学校的整饬也由齐鲁开始，形成风气而传遍天下。大概在前朝，许衡确实担任国子祭酒；前朝能够尊崇师道、培育人才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许衡；我朝能够尊崇师道、培育人才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薛瑄。这难道也接近《周礼》所说在瞽宗祭祀乐祖的意义吗？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祭祀典制的第四个理由。然而有人说，薛瑄对于六经很少著述，应该不能参与配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年、一人〕 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之所以创作经典，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是为了摹写这种本心罢了。儒者从本心求取道理而有所获得，也是真正能够发挥六经的人。况且自古以来解说经书最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马融；能够体认本心、绝不肯只做六经注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陆九渊。陛下曾经提升陆九渊而贬抑马融，可见圣明的鉴察本来就取法于亲身实践和精妙领悟的实质，而不只是把见闻讲解当作功劳。何况薛瑄所著《读书录》有十万多字，本来就是濂洛关闽学说的延续，也是六经的旨意。他的著述已经很丰富了，这就是薛瑄不妨碍列入祭祀典制的理由。然而宋代贤儒如尹洙、罗从彦、李侗、黄干，都不能参与配享；如今薛瑄所得的造诣，不知道和这几个人相比怎样，为什么反而能够参与配享呢？有人也有这样的说法。臣又认为不是这样。薛瑄的所得，确实不知道和这几个人相比究竟怎样；但是濂洛学派倡导道学以后，群儒接连出现，耳濡目染，亲自相互传授，所以他们兴起较为容易；薛瑄却是在绝学之后独自崛起，因此他的树立尤其艰难。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之所以创作经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过是用来摹写这颗心罢了。儒者从自己的内心探求而有所领悟，也才是真正能够阐发六经的人。况且自古以来解说经书的儒者很多，没有谁比得上马融；能够体察、体认本心，绝不肯只做六经注脚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陆九渊。陛下曾经提升陆九渊而贬抑马融，那么圣明的鉴察，本来就是取法于亲身践行、精妙领悟的实际，而不只是把听闻见识和讲解作为功劳了。何况瑄所著《读书録》有十万多字，本来就是濂洛闗闽一脉的传绪，也是六经的旨意。他的著述也已经很繁富了，这就是瑄不妨碍列入祀典的理由。然而宋代贤儒，如尹洙、罗从彦、李侗、黄干，都不能参与其中；如今瑄所取得的成就，不知道和这几位相比怎么样，竟然就能够参与其中吗？或许也有人持这种说法。臣又认为不是这样。瑄所取得的成就，确实不知道和这几位相比究竟怎么样。然而自从濂洛诸儒倡导圣贤之道以后，众多儒者接连而出，耳闻目见受到熏陶，又亲自相互传授承接，所以他们的兴起比较容易；瑄却是在学术传承断绝之后独自崛起，因此他的建树就尤其艰难。救济灾民、防患未然议【何应春】

译从前宋代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遇到荒年，向他的君主上奏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救灾抚恤祸患，尤其应当及早进行。灾伤百姓，在尚未饥饿时救济，所用物资较少而救及的人较多；等到已经饥饿时再救济，所用物资很多而救及的人却少。臣切实看到今年户部两次召集官员，议论赈济淮、徐等地的灾伤，这是在已经饥饿之后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及的人少了。然而还有可以预先忧虑的事。古人说：‘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将要到来的灾害如同人刚开始生病，接着到来的灾害如同疾病复发；病势虽然相同，但人的气力已经衰耗，恐怕难以支撑。如今各地连年遭受灾伤，幸亏蒙受皇上的慈爱而大力救济，百姓在百死之中稍稍有了一线生机，明年收成又会怎样呢？苏轼认为，应当赶紧在还可以救济之前救济，不要等到已经无法救治之后才救济，这确实是前事给我们的鉴戒。”宋孝宗时，朱熹论述救荒政务说：“免除赋税、赈济借贷，固然应当在开始时急切办理；安抚存恤、休养生息，尤其要在事情结束后谨慎进行。譬如患伤寒大病的人，刚得病时，汤药、针砭、灸治一刻也不能缺少；病已经痊愈之后，饮食起居方面用来调养、节制的事情，如果稍微失当，就会出现劳复之证，十死一生，更不可不深深畏惧。” 如今饥民虽然免于死亡，但都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疲惫不堪，和大病初愈的人没有区别。如果有关官员加以恩惠和安抚，宽缓他们的财力负担，经过二三年，筋骨、身体和气血或许可以恢复原状。如果因他们已经痊愈，便不再对他们进行调养，只看到他们还能够耕种田地、勉强支撑门户，就突然责令他们偿还多年拖欠的债负以及暂缓征收的官物，那么这些人一定没有能够保全生活的办法了。”朱熹所说的，譬喻的就是苏轼所论之事。朱熹说，乾道年间旱灾时，田赋和苗税都曾蒙恩宽免，但流离饿死的人很多，久久不能恢复，大概是因为第二年催逼带纳所导致的。到淳熙初年，才因接连饥荒开始获得免除和放宽，但三年之间所损失的已经太多，对事情已经来不及补救了。这又是明白的前车之鉴。臣冒昧把上述内容全部记录下来，恭请皇上勤加阅览，希望下诏朝廷群臣，及早加以筹划。臣听说汉宣帝时，魏相因为年成不好，援引旧例上奏，列举诏书二十多件；凡是贾谊、鼌错、董仲舒等人所说的，都逐条请求施行。唐、宋各位大臣因灾荒向君主进言，也多按用前代旧例。我祖宗怜悯百姓疾苦的真实德意，发布诏令作为救荒政务的措施十分完备，都记载在有关官署中，臣没有必要全部叙述。只希望皇帝陛下特别敕令有关部门详细查考，迅速施行；敬畏上天、保全民众、救灾恤患的方法，必定有所依据，如果再略加整顿斟酌，就更好了。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前代旧例见于史册的也极其详细。臣冒昧再采集一两条与今日很切合的，私下附上愚忠，开列在后面，幸望陛下稍加省察。臣有幸忝列议论之臣，却冒犯天听，惶恐激切、坐立不安到了极点。一、唐德宗时，陆贽上奏说：“圣人制定法则，都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开端。庆赏，是顺应阳气的功用，在春夏施行；刑罚，是取法阴气的运行，在秋冬使用。事情如果违背时令，人一定会遭受灾祸。典籍流传下来的诚言，本来不会欺骗我们。天与人相互感应，按理必然有所响应。既然事情关系到阴阳的舒展和惨厉，就能够招致灾祥。即使上天降下灾害，不在京畿之内，但天下四海都是国家，不能论远近。希望洗涤过失以施行德政，消除灾害以保持和气，使威严与恩惠相互调济而恰当，使阴阳的运行恢复正常秩序。”臣认为，如今赏赐多有滥施，刑罚又失于公平；可以使用的财物没有归入府库，最明显的罪行也没有依法惩处。按照月令推求，这是违背时令而出现灾异，水灾旱灾一齐到来，确实有其原因。陆贽所说的庆赏、刑罚，希望圣明留意：省减受恩幸之人的常例俸禄，可以用来救济困穷；追缴大罪犯拖欠的赃款，可以用来补充租赋。检视御史台、谏官前后的章疏，一概听凭公正办理，就可以消除过去的过失。一、宋太宗时，王禹偁上奏说：“一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馑；五种谷物都没有收成，叫作饥。发生馑灾，大夫以下都要减损俸禄；发生饥荒，就完全没有俸禄和廪食可得了。如今旱云还没有降下雨来，去年冬天的麦苗还没有萌发，既然没有积蓄，百姓饥饿实在令人忧虑。希望下诏明确说，君臣之间在政事教化上都有缺失，从皇帝的车舆服饰，到百官的俸禄粮食，除了宿卫军士、边境将帅以外，都依次减削。上可以答复上天的谴责，下可以安抚人心，等雨水充足后再恢复旧制。即使朝廷班列中家境最贫寒、俸禄最微薄的人，也愿意首先减俸，以赎自己私下造成损耗的过失。只要能够感动人心，就一定能招来和气。”臣认为，如今发生饥荒，以淮南、江北等地最为严重；发生馑灾，湖广等布政司所属各处都有。成化年间，布政使彭韶曾上奏，要求将在京、在外文武官员中职位高、俸禄厚的人，按额定数目递减所配皂隶，把省下的归还官府公用。有关部门查考条例后，具奏减免的多少和次序，以便斟酌办理。那时尚未发生灾伤，已经有这样的议论。近来侍郎吴廷举又上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门值堂皂隶应当退出多少，以及赈济次第，都说得明白，深合古人逐级减省的意思。四品以上俸禄丰厚，家境不能说贫困；五品以下如果家贫，俸禄也不能再积存。王禹偁所说的上答天意、下安人心，希望圣明留意，从四品以上的文官开始全部逐级减俸。五品以及四品以下的武官，听凭他们自己审察情势而行义举；没有积蓄的人，不必强求。在京、在外的官员，如果因办事而增加俸禄、添设皂隶的费用，也应当裁减，来储备救济之用。至于皇帝的车舆服饰和宫禁中的用度，应当体会大禹能够节俭的德行，内库难道还会担心没有余财吗？对宦官、外戚的一切赏赐，不论过去的旧例，正逢歉收之年，都应当一概省免。等灾伤平息后，再共同商议，另行确定。宋高宗时，李光上奏说：‘如今的祸患，没有比州县的官吏更严重的了。因为公正廉洁的人大多不被容纳，而贪赃的人有时反而得到幸免，百姓所受的弊害，无法尽说。’庆历年间发生旱灾，范仲淹请求派遣使者前往慰劳、招抚灾民，于是任命范仲淹为江淮安抚使。如今遭遇荒旱，百姓多有流徙，希望选派公正忠诚、诚实正直而又通晓民情、明白吏治的大臣，以安抚为名，察访郡县中贪婪苛刻的官吏。孝宗时，赵汝愚上奏说：‘讲求施行救荒政务，完全在于选得合适的人。任用合适的人，他就能每件事都因时制宜地处置，不至于疏忽失当；任用不合适的人，很少有不把事情办坏的。州县长官中不能依靠的，应当交给各路监司加以体察。’

译监司的职责，在今天尤其必须谨慎选择。”如果旱灾、灾伤的程度稍微严重一些，各路必须选派有才干、有声望的帅臣，专门负责筹划、处置和施行。臣认为，如今各地有关官署中得到合适人才的很少，受灾地方又有贪婪苛刻的官吏；都御史吴廷举等人通晓民情、明白吏治，这正是他们的责任，本来就应当追法古人而见成效。伏望陛下降旨反复叮咛并督促勉励，使在职人员中能干的有赏格等待，不称职的有刑条惩罚。创办新的济农仓，大力施行惠民政策，那么普通百姓就能免于饥饿，饥民不至于流徙，流民不至于饿死，这才符合朝廷爱护生灵的德意。一、宋高宗时，廖刚上奏说：‘从前晋国发生饥荒，百姓向秦国请求买粮，秦穆公拿这件事询问群臣。百里奚说：“救济灾荒、抚恤邻国，是合乎道义的事。施行道义会带来福报。”丕郑的儿子豹在秦国，请求攻打晋国。秦穆公说：“晋国的国君才是可恶的，晋国百姓有什么罪？”于是把粮食输送给晋国。所以后来没有人不认为秦穆公对晋国有恩德，而认为晋国封锁粮食、不卖给秦国是背弃道义。秦、晋是敌对国家，尚且知道互通有无来救济百姓，谁能说统一国家之内反而要分彼此呢？去年旱灾，各地没有收成，如今旧粮将要吃尽，百姓将陷入粮食困难，臣私下担心州县官吏各自偏护本地百姓，像胡、越那样彼此相视而不相互救济，那么老弱就有死于沟壑的忧患，壮年人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也就在早晚之间了。希望申令告诫各路监司，使他们检察所管辖的官吏，不得阻止粮食外运，这样或许能够融通物资、救济急难，使国家没有饥民。臣认为，如今荒歉和丰收相邻的地方，有米的人愿意出售，有钱的人愿意交换，商旅为了谋利，船装车载运输粮食。有关官府正应当招徕引导，以沟通有无；但州县官员各自偏护本地百姓，邻路、邻郡有米的地方，竟阻止粮食运出境外，这难道是臣子与国家同甘共苦的心意，是朝廷一视同仁的道义吗？臣访察得知，各处作为监司而阻止粮食外运的，也偶尔有之。廖刚所说的融通物资、救济急难，希望圣明留意，敕令有关部门转告巡抚、按察官：今后有灾的地方召集商人兴贩粮食；没有灾的州郡，如果邻郡有粮商来收买，应允许按照市价平价买入，仍然约束有关课税部门不得阻拦、邀留或额外征税。这样商旅都会愿意从那里经过，有无一旦畅通，粮价自然降低，饥民也就得到接济了。一、宋孝宗时，赵汝愚上奏说：‘各郡连年遭受旱灾，流民迁徙而未安定，不能不厚加施惠来安慰人心。应当把受旱灾州县中第四等、第五等人户明年各种赋税钱全部蠲免，使这些无所依靠的百姓蒙受恩德，预先知道来年青黄不接时免除催征，自然人心会稍稍安定，不至于失去生计。’ 臣认为，如今灾情严重的地方，百姓中已经有很多人粮食困难；流民如果不及早加以安抚，那些留恋故土的人也会进退两难。等到春天过去、夏天到来，时间还很长，丰收还是歉收哪里能够自行确定呢？家家都有拖欠的赋税，各自心怀忧惧，难道不会相互带领而逃亡吗？失去产业的人一多，羸弱者便会饿死在沟壑中，强壮者便会聚集成为盗贼。盗贼一旦兴起，仓促之间很难讨伐擒获，兵乱盗患相互接连，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祸患。赵汝愚所说的让百姓预先知道免除催征，希望圣明留意，敕令有关部门转告巡抚、按察官，在灾情严重的地方再次调查核实，分别等次先后上奏，广施恩惠并加以晓谕。催征既然宽缓，逃亡必然减少；各地田地不至于荒弃，乡村农民安心播种来救自己的饥荒；即使万一再遭受轻微灾害，也可以不必仰赖官府重新大力救济，将来国家的租赋也可以避免损失。处置经费议【张邦奇】

译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来经费供应不足，以至于有人提出卖爵位、让僧人纳钱取得度牒的主张。这两件事所获得的财物很少，而造成的危害很大，确实不是圣明时代所应当实行的。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并不是土地狭小、财力困窘；土地所生产的、人民所耕养的，产出并不少，但仍常常忧虑费用不足，其中必定有原因。要使经费充足，不如节省费用；节省费用有三点：第一是彰明节俭的德行，这是根本；第二是裁减滥赏；第三是淘汰冗余的俸食，这两项是末节。至于筹划经费的方法，有两项：一是整顿盐法，二是扩大屯田，仅此而已。臣读《食货志》，看到汉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仓中的粮食腐烂，串钱也朽坏；汉武帝让商人和工匠计算利益，连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但大司农却屡屡报告匮乏。由此可知，节省费用能够使经费充足。从前朝廷因大婚下诏，让户部筹措白银四十万两，朝臣议论想减去一半，这也已经很多了，但陛下最终没有听从。一件事情的举办费用就如此之多，可以说是把一百天积累的财物在一天中损耗掉了。如今耗费财物的途径无法一一列举，姑且拿光禄寺来说：一天的费用，供办一场宴席，有时竟达到数万。先帝已经曾经裁减，近来又恢复如旧，财物如同尾闾漏巵一样不断流失，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枯竭呢？陛下如果确实亲自实行俭约，明白诏告内外，那么各种耗费财物的途径，或许还可以逐渐堵塞。古代不是有功劳不赏赐，赏赐一个人就能劝勉千万人。那种献上一点技艺、射取一只鸟的人，对国家有什么功劳，陛下为什么动辄厚重赏赐他呢？何况享用内厨供奉的人多是多余设置的人员，支取太仓粮食的人大多是市井之人，这样一人耕种，却聚集不止十个人来吃他的粮食了。如果对此不加裁减抑制，臣恐怕国家的财用会日益耗损，百姓的生活会日益困窘。不能堵塞耗费财物的途径，就无法开辟增加财物的来源。如今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军需杂税，以及斗斛折耗米的加征，已经不止是平常的数倍了。百姓已经竭尽了，不能再增加了。还有可以施行的办法，臣听说刘晏治理财政，每年收入数十百万，盐利占其中大半。盐所产生的利益，可以使上下相互救济，公家、私人都得到好处；过去有人实行而取得成效，祖宗制定它也有法度，本来可以安坐享有其利而长久没有弊害。如今利益不归国家，却归入权贵宠幸之家，难道不可惜吗？一定要使宪臣和转运等官员断绝相互勾连、互相贩卖的私情，降低盐价，多召集盐商，按照通常分配盐额的制度，依次发给盐引，并且严禁馈赠请托。这样断绝私相勾连而不让它实行，利益就不会归入权贵之门，而会上下共同得到好处。臣又听说，西北边地土地肥沃而人民强悍，从前稍有边境警报，朝廷就派使者送去数十万的供给，这种办法能够长久继续吗？如果确实让将领招募边民开垦田地、发给种子，使他们世代成为当地的土著士兵，那么不但可以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防备意外，转运粮饷的烦劳也可以计算日程而逐渐减少。这是诸葛亮、郭子仪实行过并取得成效，范仲淹、朱熹议论过却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办法。如今想实行它，也在于选择合适的人，专门委任给他罢了。舍弃这些办法而想另行议论筹措经费的方略，那就是桑弘羊、孔仅的谋略，不是臣所敢提出的。臣听说《易大传》说：‘用什么守住职位？靠人。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财物，是守护国家的根本。臣私下看到，四方来到京师的人都说，今年天下州郡多遭水灾、旱灾，而东南尤其严重，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来抚恤他们？如果不幸突然边境有急事，数十万军队又将用什么来供给粮饷？这正是臣感到极大恐惧的原因。况且天下的事情，上面因循拖延，下面就玩忽懈怠；在因循懈怠之余，如果不在其中施行振作奋发的政令，来鼓动朝廷内外的人心、革除旧日习气，那么形势将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正是臣因此更加感到寒心的原因。臣谨慎地把所听到的逐条列出，上呈以玷污圣上的阅览，伏望降下诏旨，特别赐予施行，臣不胜荣幸。《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三 （明）贺复征 编 ○奏议五 明堂议【隋宇文恺】臣听说，在天上形成天象，房星、心星是布政的宫殿；在地上形成地势，景午位于正阳之位。观察云气来告知月份，顺应生长与肃杀的次序；五室九宫，统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金口木舌，向万民发布命令；玉瓒黄琮，用来庄严宗庙祭祀。哪一次不庄重地面对屏风？哪里能把精妙心思全都用在规模制度上？凝神端视冠冕旒饰，使百姓如归地前来，合乎规矩法度。伏望皇帝陛下，掌握权衡、持有符契，驾驭文辞、承受天命，使天下达到五帝三王的盛治，恢复上皇的教化，消除凶恶、驱逐暴乱，大大发展周武王的事业。利用百姓各不相同的心志，使一代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疆域。安乐啊，安乐啊！百姓虽无力歌颂，也已经给您取名为康。于是天降符瑞、地出珍宝，吐出甘醴、飞来甘露；造物者资助万物生长，使源流澄清、返归质朴。九州清静安宁，四方平定，承袭我们的衣冠制度，统一我们的文字车轨。茫茫的上天，陈列珪璧以表达敬意；肃穆的清庙，感受霜露而表达诚心。正定金奏九韶、六茎之乐，确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于是占卜瀍水以西的地方，谋划在洛水一带建都，辨别方位地势，仰承神明的谋划。铺土疏浚河流，为百姓建立准则，同时遵循先人的遗言，表明设置明堂。于是皇帝诏令臣下，占验星象，测量日影。于是采集崧山的秘藏简册，翻阅汶水的神灵地图，访求散亡的通议，购买散失的《冬官》篇籍。汇总众人的议论，刻写成一家之言。从前张衡制作浑象，以三分作为一度；裴秀绘制舆地图，以二寸表示千里。臣绘制这幅图，以一分表示一尺，推衍扩展，希望建筑规模宏伟而次序井然。然而关于营建构造的宗旨，议论者各不相同：有人把绮井说成重屋，有人把圆楣说成高大的栋梁，各自凭主观臆测，事情都没有经典依据。现在把这些疑难记录下来，为它们作出贯通的解释，全都提出证据，互相发明。后汉贼臣董卓庙议【唐高适】

译从前汉朝国运衰败，桓帝、灵帝抛弃德政，宦官掌握政权，国家道路多艰，宗庙社稷有如旒旗将断的危急。宦官并不是辅弼君王、补救政事的人才；董卓所处之地兼有地势险要，手中掌握兵权，却在君主颠倒时不加扶持，反而首先倡导祸乱。他发动晋阳的军队，君主身边的奸邪尚未清除，便进入洛阳宫殿，臣子的节操一扫而空。后来甚至挖掘帝王陵寝，逼迫侮辱妃嫔；太后的死亡，难道可以说是天命吗？废黜弘农王，谁能说是顺应人心？他竟敢以朝廷之名自我尊贵，大肆抢掠俘虏，极尽诛求，焚烧都邑，纵横驰突、肆意妄为。士大夫冻饿而死在墙壁之间，百姓困苦穷困，生路断绝，暴尸于荒草之上。于是天地愤怒，鬼神号哭，而山东各地的义军纷纷挽袖而起，连接州郡，都以诛杀董卓为名。因此他在孙坚手下军队受挫，在袁绍面前气势丧失；他僭越仿效帝王车舆服饰，结党帮助奸邪，驱赶逼迫关东人，胁迫皇帝向西巡幸，以滥施刑罚来逞威，使用汤镬般的酷刑；最终使人被束缚、糜烂、剖割，反常之人于是说汉朝的鼎器可以转移。郿坞正兴盛时，他却不知道罪恶已经盈满、恶行已经成熟，没有不灭亡的道理。所以神明赞许正直诚实，上天借助布置惩罚之手，使他的母亲、妻子都被杀戮，宗族一个不留；董卓被悬首、燃脐，遗臭万代，骨肉化为灰烬，这难道不痛快吗？如今狄道的人，竟不以董卓不守臣节为耻，反而致力于把他奉为鬼神。如果这样的鬼神都值得尊崇，那么王莽在汉代就可以被奉为神，王敦在晋代就可以立庙，桓玄父子就可以在江乡享受祭祀，尔朱氏兄弟就可以在朔方土地上受祠祀了。唉！仁人贤者的魂魄，寂寞地停留在丘陵之间；忠义刚烈之士的灵魂，沉埋在黄泉土壤之中。哪里有把馨香的祭祀之气用于暴虐悖逆鬼魂的道理呢？我私下承蒙您的吹嘘和提携，得以在军营中托身；每次承受您的余论，都充分了解您公正忠诚的言论。虽然未能亲自趋奉门下，却完全知道仁义的根本。昨天有幸参加盛会，恭敬地接受您的德言；现在把贼臣董卓的罪行全部逐条上奏。谨按《尚书》所说：天子按等级祭祀天地诸神，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乱臣不在祭祀之列，淫邪的祭祀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董卓的庙，按义理应当焚毁。《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四 （明）贺复征 撰 ○奏议六 驳张敞入粟赎罪议【汉萧望之】张敞议论说：“少府、左冯翊所说的，只是普通人所遵守的原则罢了。从前先帝征讨四方夷狄，用兵三十多年，百姓尚且没有增加赋税，而军需仍然充足。如今羌虏只是边远一隅的小夷，在山谷之间跳梁，汉朝只命令罪人出钱减罪来讨伐他们，这种做法名义上胜过烦扰良民、横加征收赋税。又如各类盗贼以及杀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的人，都是百姓所痛恨的，都不许赎罪。首谋者、藏匿者、知情者，以及放纵罪犯而本来不应得到赦免的同类人，议论者有的已经说这种法律可以废除。如今趁此机会让他们赎罪，其便利是很明显的。何况教化所造成的混乱、甫刑所规定的刑罚，小过错可以赦免，轻罪可以赎免，有金钱赎罪的等级制度，由来已经很久了。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盗贼呢？我身穿皂衣任职二十多年，曾听说有罪人赎罪，却没有听说因此盗贼兴起。我私下怜悯凉州遭受寇乱，正值秋收丰足之时，百姓尚且有饥饿贫乏、病死道路的，何况到了明年春天将会更加困苦呢？不早些考虑振救他们的办法，反而援引常法加以责难，恐怕将来会受到更重的责罚。普通人可以和他守常法，却不能和他共同权变。臣有幸得以列入九卿，以辅佐两府为职，不敢不竭尽愚见。”萧望之驳斥他说：“百姓禀受阴阳之气，具有喜爱义理、追求利益的心，这要看教化怎样加以辅助。即使尧在上，也不能除去百姓追求利益的心，却能使他们追求利益的心不胜过喜爱义理的心；即使桀在上，也不能除去百姓喜爱义理的心，却能使他们喜爱义理的心不胜过追求利益的心。所以尧、桀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如今想让百姓量出粮食来赎罪，这样一来，富人能够活命，穷人却只能独自死去，这是贫富待遇不同而法律也不一致。人处在贫困之中，父兄又被囚禁拘捕，听说拿出钱财就能使亲人活命，做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祸患和败坏法度的行为，奔赴财利，以求救助亲戚；一个人得以活命，却有十个人因此丧失生命。这样一来，伯夷的操行会败坏，公绰的名声会毁灭，政教一旦倾覆，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恐怕也不能恢复。古代把财富藏于民间，不足时就向民间取用，有余时就施与百姓。《诗经》说：‘于是施及可怜的人，哀悯这些鳏夫寡妇。’这是说上位者施惠于下位者。又说：‘先降雨于我们的公田，继而也及于我的私田。’这是说下位者急于奉上。如今西部边境有战事，百姓失去职业，即使按户征收、按人口收取来供给他们的困乏，也是古代通行的道理，百姓不会认为不对；但要用一部分人的死来救另一部分人的生，恐怕不可行。陛下布施德政、施行教化，教化已经成就，即使尧舜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如今却议论开辟牟利之路，来损伤已经成就的教化，臣私下对此感到痛心。” 驳左雄察举议【胡广】臣听说，君主以兼收并览、广泛照察为德，臣下以进献可行之策、替除不可行之事为忠。《尚书》记载，遇到疑难要广泛征询；谋划政事要询问卿士。《诗经》赞美古代先民，因为他们还向樵夫询问。因此思虑不会失策，举措不会有过失。臣私下看到尚书令左雄议论郡国举荐孝廉，都限定在四十岁以上；诸生考试章句，文吏考试笺奏。圣明诏令已经允许这样做，又命令臣等参与参议。臣私下认为，君王命令的重大性，记载在典籍之中，应当像日月一样悬示，像金石一样坚固；留下来作为百王的法则，施行于万世。《诗经》说：‘上天难以完全相信，事情并不容易，作为君王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大概选拔杰出人才，不能拘泥于固定制度。六奇之策，不一定出自经学；郑国子产那样的政绩，也不一定来自章奏。甘罗奇才显达时，年纪尚未达到强仕之年；终军、贾谊、扬雄声名远播，也都在弱冠之时。汉朝承继周、秦，兼采殷、夏，祖述先王之德、师法经书，也参杂霸道的轨迹；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相继出现，世世因此达到治理。贡举的制度，从来没有任意改变。如今因为一个臣子的意见，就削除违背旧章，利弊尚未明白，众人的心也未必满意。矫正偏差而改变常制，是政事中的重大举措，却不询问台司，不谋议卿士。如果事情下达以后，议论者剥析异议，若采纳异议，则朝廷已经失去先前的便利；若赞同原议，则君王的言令已经施行。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宣告下达给百官，参酌他们意见相同和相异之处，然后考察选择哪一方面更好，详细采纳其中的合理部分。臣冒昧以盲人之言，冒犯天子的禁忌，恭请陛下采纳。驳刘仆射举乐之议【梁昭明太子】

译三年十一月，始兴王萧憺去世。按照旧例，东宫对旁亲断绝服丧礼，书信也依通常规定办理。太子对此感到疑惑，命令仆射刘孝绰议论此事。刘孝绰议道：“考察张镜所撰《东宫仪记》，其中说：三朝发哀，超过一个月便不举行音乐，鼓吹停止演奏，服丧期限也是这样。考察旁亲断绝服丧的意义，正在于除去丧服。丧服虽然可以除去，内心难道就没有悲痛吗？停止演奏铙歌，实在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既然内心有悲痛，就应当称作兼有思慕。卒哭以后，依照通常规定举行音乐，同时称述悲痛。这样看来，这个道理和礼例是相合的，仍然应当兼称思慕。请把期限定到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都赞同刘孝绰的意见。太子下令说：“张镜《东宫仪记》说：依照士人的礼制，服丧到期的月份称为思慕哀悼；又说：凡三朝发哀，超过一个月便不举行音乐，鼓吹停止演奏，服丧期限也是这样。刘仆射议论说：旁亲断绝服丧的意义，在于除去丧服。丧服虽可除去，内心难道没有悲痛吗？停止铙歌演奏，实在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既然有悲痛之情，就应称作兼有思慕。卒哭以后，依照常例举行音乐，同时称述悲痛。这样看来，这个道理和礼例相合。考察关于悲痛之情的说法，并不只限于卒哭以后；如果依据情感来议论，这本身就是难以处理的第一点。采用张镜关于举行音乐的说法，却舍弃张镜关于称述悲痛的说法，同是张镜的话，取舍却不一致，这本身就是难以处理的第二点。” 陆家令只是说：“经过了许多年，恐怕不能作为事情的证据。即使已经历经多年，采用这种做法的用意，我始终觉得不安。近来我也曾以此事询问外廷，历来形成的意见是，仍然应当有思慕哀悼之辞。张镜难道不是认为举行音乐是大事、称述悲痛是小事吗？所以采用小事而忽略大事，确实是有原因的。至于元正举行六佾舞，这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即使感情上有时不安，礼制也不能废除。铙歌、军乐与此相比也是一样。若拿书信疏奏同这些事相比，便属于较小的差别，可以依据内心的情感来处理。音乐来自外在，书疏来自内心；音乐是他人所奏，书信则是自己所写。刘仆射的议论，即使在情感上还不能完全安定，也可以让诸位贤者再共同斟酌内心的意见。”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议论说：“称述思慕哀悼的言辞，应当延续到服丧月份终了。”于是下令交给典书，遵照施行，作为永久的准则。驳复仇议【唐柳宗元】臣私下看到，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徐元庆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捆绑自己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掉他，却表彰他的闾门，并且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臣私下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臣听说，礼制的根本是防止祸乱；如果说不要作残害之事，那么凡是作为儿子的，杀人都不应赦免。刑法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如果说不要作残害之事，那么凡是执掌治理的人，杀人都不应赦免。二者根本相合，但施用不同；表彰和诛杀不可能同时成立。诛杀本应受到表彰的人，这叫滥用刑法，严重到了极点；表彰本应受到诛杀的人，这叫僭越并破坏礼制，严重到了极点。如果果真把这种做法示范给天下，传给后代，那么趋向义的人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逃避祸害的人也不知道该立足于何处；把它作为典章可以吗？圣人的制度，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际情况来端正褒贬，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假使能够查验事情的真伪，考察是非曲直，追溯事情的起因来寻找源头，那么刑法和礼制的施用，就会明显分开。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陷于公罪，赵师韫却只是出于个人怨恨而杀他，逞强于吏员的威势，残害无罪的人；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刑官也不加追问，上下官员蒙蔽掩饰，呼号冤屈的声音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与父亲不共戴天看作最大的耻辱，以枕戈待旦看作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冲向仇人的胸膛，坚定地克制自己，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守礼而行义。” 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面有惭愧之色，忙着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不能免除罪责，赵师韫杀他也没有违犯法令，那么这就是死于官吏之手，是死于法令之下。法令难道可以作为仇敌吗？把天下的法令当作仇敌，又杀害奉公守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狂妄、冒犯上级。把他逮捕诛杀，是为了端正国家典章，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父母，亲属之间彼此复仇，那么这种祸乱由谁来挽救？这实在是对礼制迷惑得太厉害了。礼制所谓的复仇，是因为受到冤屈压抑、痛苦沉重，只能呼号而死、无处申诉；并不是说一个人触犯法令、陷于极刑之后，便说“他杀了我的亲人，所以我就杀他”，不分辨是非曲直，只是残暴地欺凌孤弱。这种做法违背经典、背离圣人之道，不也太严重了吗？《周礼》说，调人掌管调解天下人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应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如果仍然复仇，便处死；若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邦国就共同仇视他。这样又怎么能说亲属之间可以彼此复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而受诛，儿子为父复仇，是可以的；父亲有罪而受诛，儿子还要复仇，这是接连杀人的道路。复仇不应再造成祸害。现在若依据这个原则裁断双方互相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制了。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贪生怕死，是义。徐元庆能够不逾越礼制，守孝而死于义，这一定是通达事理、闻知大道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样的人，通达事理、闻知大道，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者反而把他当作应受戮刑的人，滥用刑罚、破坏礼制；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典章，已经很清楚了。请把臣的议论下发，附入法令。今后审断这类案件，不应再按照先前的议论办理。谨此议奏。《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五 （明）贺复征编 ○谥议一

译吴讷说：考察谥法，谥是一个人品行的遗迹；品行大的人得到大的谥号，品行小的人得到小的谥号。《白虎通》说：人的行为从始至终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依据他一生的始终来分别善恶，用来劝人行善、警戒人作恶。由此看来，谥号所关联的意义，难道不重大吗？汉、晋以后，凡公卿大夫获赐谥号，必定交给太常议定，博士于是考察其善恶和贤能与否，撰成谥议，呈送朝廷。比如晋代秦秀议论何曾、贾充，唐代独孤及议论苗晋卿，宋代李清臣议论欧阳永叔，都是这样。当时这些议论有时虽然未能全部被采纳，但在千百年以后，读到这些文字的人，没有不油然而生出爱憎好恶之心的。唉！谥号所关联的意义，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至于近世名儒、隐士去世后，门人和旧友提出私谥、改名的议论，也不可不知道。附吴讷《谥法考》【按：《周礼》称大夫的丧事为小丧。《赐谥疏》说：小丧，就是卿大夫的丧事。卿大夫的谥号，由国君亲自制定，派太史前往赐予；到遣送谥号的那天，再派小吏前往宣读。又考察《礼记》说：幼年有名，成年加字，五十称伯仲，死后有谥，这是周代的道理。这样看来，赐谥制度实际开始于周代。《崇文总目》载有《周公谥法》一卷，又有《春秋谥法》《广谥》等书，但这些都是后人搜集古人的谥号，增补编纂而成的。宋仁宗时期，眉山苏洵曾奉诏编定，便取世间流传的《周公谥法》以下诸书，编成三卷，共一百六十八个谥号。到孝宗淳熙年间，夹漈郑樵在苏氏书的基础上增删订定为上、中、下三等，共二百一十个谥号，编成书进献朝廷。大体说来，谥号是用来表明真实品行的，所以必须由君上赐予，善恶没有谁能够掩盖。不过求学者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现在特意把《周公谥法》载入编中，大概因为各家的说法都以此为祖本。至于郑氏的论述，也有许多可取之处，现在一并附录在后，请读者详细考察。】《周公谥法》只有周公旦、太公望开创并继承先王的事业，在牧野建立功勋，临终将要下葬时，才制定了谥法。于是叙述谥法说：谥，是品行的遗迹；号，是功劳的表彰；车服，是地位的标志。因此，品行大的人获得大的名号，品行小的人获得小的名号。品行出于自身，名号产生于他人。这里所说的名，就是谥号。百姓没有能力称述其善行，称“神”【没有一项善行可称，以下都是原注】；专一守德而不懈怠，称“简”【一意不委身于世俗】；使百姓安定而成为法则，称“皇”【使人安定】；平和简易而不受非议，称“简”【不受诋毁】；德行与天地相合，称“帝”【与天地相同】；尊重贤者、看重义士，称“恭”【尊敬贤人，优待尊贵义士】；仁义使人归附，称“王”【百姓归附他】；敬慎办事、奉事君上，称“恭”【恭敬奉事】；立志无私而惠及众人，称“公”【志向没有私心】；尊重贤者、敬重谦让，称“恭”【敬重有德者，把功劳让给别人】；所施行政令得到八方响应，称“侯”【所实行的事八方都响应】；已经犯错而能够改正，称“恭”【说的是能够自知】；能实行赏赐、庆贺、刑罚、威严，称“君”【能够施行这四件事】；办事坚定不移，称“恭”【守正不改】；众人跟随而形成群体，称“君”【百姓跟随他】；爱护百姓、敬长友弟，称“恭”【顺从兄长，亲善弟弟】；宣扬善行、赋予简要谥义，称“圣”【所称誉的是得到贤人，所称善的是符合实际，所赋谥义是简明的】；守礼接待宾客，称“恭”【迎接款待宾客】；敬重宾客、礼遇优厚，称“圣”【礼数优厚】；掩护亲属的过失，称“恭”【修养自己的德行来弥补亲属】；光照四方，称“明”【用明德照临四方】；尊重贤者、把善行让给别人，称“恭”【不专据自己的善行，而推让给别人】；能够预知谗毁而使其不能实行，称“明”【预先知道，所以不让它实行】；威仪齐备，称“钦”【威严使人畏惧，仪容可以作为法象】；经营治理天地，称“文”【成就天地之道】；深思远虑使百姓安定，称“定”【思考如何树立恩惠】；道德广博而闻名，称“文”【无所不知】；品行纯正而不差失，称“定”【操守专一而无损】；勤于学习、喜欢询问，称“文”【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可耻】；深思远虑使百姓安定，称“定”【用思虑使百姓安定】；慈爱施惠于民，称“文”【用恩惠成就政事】；使百姓安定而效法古制，称“定”【不失古制本意】；怜悯百姓、施惠守礼，称“文”【施惠而合乎礼】；开拓土地而有德，称“襄”【以义取得土地】；赐予百姓爵位，称“文”【使他们共同升进】；身披甲胄而有战功，称“襄”【多次征伐】；安抚柔顺士民，称“德”【使百姓安居，使土地安定而有事可做】；小心谨慎、畏惧戒忌，称“僖”【思考应当忌讳的事】；接受劝谏而不以威势拒绝，称“德”【不以威势拒绝进谏】；出兵一次便撤回，称“厘”【知道困难而退兵】；刚强正直、处理事理分明，称“武”【刚正而无欲，坚强而不屈，正直而合乎事理，忠诚宽恕】；本性深沉而能接受劝谏，称“僖”【内心深沉，所以能够接受谏言】；以威势与有德者抗衡，称“武”【同有德者相抗】；性情温和柔顺而贤良善美，称“懿”【本性纯正善良】；能够平定祸乱，称“武”【用兵而能够平定】；内心能够制约自己而合乎义，称“度”【处理事情合宜】；使百姓受到刑法约束而服从，称

译“武”【以法端正百姓，能够使他们服从】；聪明通达而有睿智，称“献”【有通达事理的聪明】；夸耀智慧却多遭困穷，称“武”【志向很大，用兵而多有困穷】；智慧质朴而具有圣德，称“献”【有所通达而没有蔽塞】；安定百姓、建立政事，称“成”【政事使百姓安定】；使五世宗族安定，称“孝”【安定五世的宗族】；本性深厚而流通广远，称“康”【本性没有忌讳】；慈爱施惠、亲爱亲属，称“孝”【普遍爱护亲族】；温柔和善、喜好音乐，称“康”【喜爱丰年，勤于民事】；协调时令、开创厚德，称“孝”【协调并开创】；秉持德行而不违背，称“孝”【顺从德行而不违背】；使百姓安乐，称“康”【没有四方的忧患】；使百姓和合安乐，称“康”【使他们富裕并加以教化】；守持内心而能庄重，称“斋”【能够自我严肃】；施布德惠、奉行义理，称“穆”【穆是纯正】；凭借辅佐而共同成事，称“齐”【资助辅佐而促成事业】；内心真实而表现在容貌上，称“穆”【本性公正而显露】；精诚用心而有所警惧，称“顷”【精诚专一】；容貌仪态恭敬美好，称“昭”【仪态可供取法，行为恭敬可称美】；敏捷而敬慎，称“顷”【急于敬慎之事】；彰明德行而有功劳，称“昭”【能够劳心而推让】；德性柔和而使众人安定，称“靖”【使众人安定】；圣明之声名广泛通达，称“昭”【圣明、通达、相合】；恭谨自守而少言，称“靖”【端正自身，少说而切中】；治理而没有灾害，称“平”【没有灾祸罪过】；宽和快乐而善终，称“靖”【本性宽和快乐，以义善终】；办事有制度，称“平”【不以私意行事】；以威德和刚武御乱，称“围”【抵御祸乱】；布置纲纪、治理政事，称“平”【施行于政事】；长寿而年高，称“胡”【胡即长久】；依据义理而成事，称“景”【用义而成功】；保养百姓而年老，称“胡”【六十岁称耆，七十岁称艾】；意志坚强而深谋远虑，称“景”【耆是强】；刚强坚毅、果断勇敢，称“刚”【仁义上刚强，果断就是坚毅】；布行义理而实行刚正，称“景”【以刚正行义】；追悔并补救以前的过错，称“刚”【勤于行善来弥补过错】；清白而守节，称“贞”【行为清白，志向专一】；勇猛而刚强果断，称“威”【勇猛则少有宽容，果敢而实行】；深思远虑而能成功，称“真”【能够有大谋虑，怎么会不正呢】；不隐瞒、不屈服，称“贞”【始终如此而没有私心】；刚强坚毅、守持正道，称“威”【追问正理，言语不合邪曲】；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称“栢”【以正道平定】；治理典章而不滥杀，称“祈”【守持常道而不衰】；能够恭敬而使百姓行动，称“栢”【以恭敬使人服从】；深思远虑而实行节操，称“孝”【说的是成就自己的节操】；开拓土地、兼并诸国，称“栢”【兼并他人，所以开拓疆土】；治理百姓而能尽心尽力，称“使”【能够充分施恩】；能够思考并辨别众人，称“元” 【分别他们，使各有次序】；喜爱和睦而不争斗，称“安”【天性温和而少决断】；实行义理而使百姓喜悦，称“元”【百姓因他的义理而喜悦】；道德纯一，称“思”【道术广大而德性专一】；开始建立国都，称“元”【若不是善良美好，怎么能够开创国都】；大力省察、亲近百姓，称“思”【大力亲民而不滥杀】；以义为主而施行德政，称“元”【以义为主而德行有所欠缺】；内外都能思考探索，称“思”【说的是求取善道】；圣明善良而声名广闻，称“宣”【闻是听闻善事】；追悔以前的过错，称“思”【思考后能够改正】；频繁发动战争，称“庄”【因为多次征伐而严厉】；行为内外一致，称“悫”【内外如一】；开通边疆而使其臣服，称“庄”【开通边境，使其服从】；叙述古事、说明今事，称“誉”【这是立言的称号】；战胜敌人、制服强者，称“庄”【从武功方面说】；彰明功劳、安定百姓，称“商”【彰明有功之人】；死于原野，称“庄”【不严厉，怎么能死于危难】；能够杀伐而执掌政事，称“夷”【执政而不妨碍贤人】；屡次征伐杀戮，称“庄”【以严厉处理】；安定内心而喜好安静，称“夷”【政事没有差失】；有武功而未能成功，称“庄”【武功没有成就】；守持义理、宣扬善行，称“德”【称述他人的善行】；本性柔和而慈爱百姓，称“惠”【了解他的本性】；慈爱仁厚却早死，称“怀”【未满六十岁为短，未满三十岁为折】；爱护百姓而喜欢施予，称“惠”【与就是施予】；陈述义理却不能成就，称“丁”【不能完成义理】；早晚警戒自己，称“敬”【敬慎自身，急于戒备】；早晚恭敬办事，称“敬”【以敬慎处理事务】；有功劳而安定百姓，称“烈”【以武力建立功劳】；效法常道而使事理更加平正，称“敬”【效法常道并有所知】；秉持德行、尊崇事业，称“烈”【以事业贯通德行，并且能够尊崇它】；会合善行与典章法度，称“敬”【若不是敬慎，怎么能完善它】；刚强而能克制、以功劳自任，称“翼”【伐是功劳】；刚正有德而能成事，称“肃”【使事业完成而有终】；思虑深远，称“翼”【喜好深远的思考】；内心果断，称“肃”【说的是严厉果决】；内外正直、始终如一，称“白”【正直而始终如一】；不是出生在本国，称“声”【出生于外家】；不能勤勉地成就名声，称“灵”【任凭本性，不能见贤思齐】；未婚而早死，称“殇”【未家即未婚】；死后志向得以成就，称“灵”【士人有志而不惜生命】；爱护百姓而喜好治理，称“戴”【喜好治理百姓】；死后显现神异能力，称“灵”【有鬼神之能而不成为厉鬼】；行事合乎曲礼而没有过失，称“戴”【没有过错】；国家混乱而不能使之损害，称“灵”【不能因治理而减损混乱】；早死而不能成事，称“殇”【有知而夭亡】；喜好祭祀鬼神，称“灵”【亵渎鬼神，不能使鬼神远离】；隐遁而抗拒外力、不能成事，称“隐”【不因隐遁抗拒而改变本性】；极其明了鬼神之事，称“灵”【智慧聪明而通彻】不显露而尸居其国，称“隐”【以间隙掌握国家】；显现美德而坚贞长久，称“隐”【美德超过当时】；杀戮无辜，称“厉”【残害善良之人】；任用官员符合实际，称“知”【能够任用适当的人】；刚愎凶狠、拒绝改过，称“剌”【拒绝劝谏叫愎，反其道而行叫佷】；放纵行事而劳于淫祀，称“悼”【放纵心意，劳心于不合礼的祭祀，说明不修德】；不思念而忘记恩爱，称“剌”【忘记爱护自己的人】；年中早夭，称“悼”【年寿不能与志愿相称】；早年丧父而夭折，称“哀”【早年还不懂人事】；凶年没有粮食，称“荒”【不致力于耕种】；喜欢变更而扰动百姓，称“躁”【屡次迁徙】；内外放纵混乱，称“荒”【家政和官政都不能治理】；不悔改以前的过错，称“戾”【明知而不改】；喜好音乐而怠于政事，称“荒”【沉溺于声乐，怠慢政事】；倚仗威势而放纵行事，称“丑”【任意施加威势】；在国中遭逢忧患，称“愍”【接连遭遇大丧】；堵塞阻隔而不能通达，称“幽”【柔弱而陷于困境】；在国中遭逢灾难，称“愍”【遭逢兵寇之事】；早年丧父而登位，称“幽”【即位便去世】；祸乱正要发生，称“愍”【国家没有政令，动辄增长祸乱】；变动祭祀、扰乱常规，称“幽”【改变神位的次序】；使百姓悲伤，称“愍”【苛政残害百姓】；性情柔和而能接受劝谏，称“慧”【谦虚地接受他人意见】；内心正直而胸襟广大，称“匡”【内心正直而明察】；名声与实际相符，称“质”【二者相应】；德行端正而能应和，称“莫”【端正德行，响应和顺】；温和善良而喜好和乐，称“良”【说的是这个人可亲可乐】；施行勤劳而没有私心，称“类”【只有义所在而无私心】；慈爱和顺而使众人普遍服从，称“顺”【能使人都服从其慈和】；思虑果断而深远，称“明”【自任太多，容易近于专断】；博闻多能，称“宪”【虽多才多艺，却未达到大道】；吝于赏赐给予，称“爱”【说的是贪吝】；志得意满而多遭困穷，称“惑”【自满的人必定不能满足】；使自身陷于危险而奉事君上，称“忠”【不避艰险，不辞劳难】；思虑没有差错，称“厚”【所思考的没有偏差】；能够施威而行动敏捷，称“魏”【有威势而行动敏捷】；喜好内宠而远离礼制，称“炀”【在家中与人淫乱，不奉行礼制】；既能施威又能施惠守礼，称“魏”【虽有威势而不违背礼】；怠慢政事而依赖外交，称“推”【自己不能明断而依靠外交】；抛弃礼制、疏远众人，称“炀”；教诲他人而不知疲倦，称“长”【以道理教导人】；疏远嫡系而继承君位，称“绍”【不是按正常次序，偶然得到继承】；开始敏捷行动而成就事业，称“直”【开始时行动迅速，成就事业……】

译言辞不深奥，称为“彰”；掩盖过失，称为“坚”（阐明义理以掩盖先前的过错）；内外宾服，称为“正”（以言辞使人归服于正）；言辞华美而没有实质，称为“夸”（浮夸荒诞）；喜好廉洁而能自我克制，称为“节”（战胜自己的情欲）；违背上天、虐待百姓，称为“抗”（背弃尊长、妄自尊大而加以违逆）；喜好更改旧制，称为“易”（改变旧事，改易常法）；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称为“缪”（名声美好而实际受损）；爱护百姓而施以刑罚，称为“克”（用政令引导他们，用法令整齐他们）；选择善行而遵从，称为“比”（以善为准则而遵从它）；铲除残暴、去除虐害，称为“汤”。扰乱政事却不损害国家，称为“灵”；内心隐含哀痛，称为“隐”；有威仪武功，称为“景”；施行德政，称为“文”；铲除恶行，称为“武”；开拓疆土，称为“襄”；使远方归服，称为“桓”；刚强而能制胜，称为“僖”；柔和而能制胜，称为“懿”；履行正道，称为“庄”；有过失，称为“僖”；施行恩惠却没有成效，称为“宣”；有恩惠而内在德行不足，称为“献”；治理国家却产生灾祸，称为“平”；扰乱政事却不损害国家，称为“灵”；依据义理而取得成功，称为“景”；其余的谥号都取象于此。《序论》【宋·郑樵】制定谥法，只是取用一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义理。谥法流行以后，各种解释纷纷出现。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今文尚书》《大戴记》《世本》《独断》，以及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苏珣等人的著作。其实，这些都出自汉、魏以来的儒生：他们取古人的谥号，用自己的说法加以解释，汇集起来成为谥法。所以苏氏说：“《周公谥法》反而是取用贺琛的新谥法，载入书中的。”由此可知，世间流传的谥法，名称越是古老，越不可能是真正的古法。如今考察《周公谥法》，其中使用后人的言语很多；这些谥法的制定者辗转因袭，言辞和文义混杂，不值得取法。只有沈约的书博采古今，编次有条理，但也没有提出什么新见解。到了苏氏奉诏编定六家谥法，才取《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沈约、贺琛、扈蒙的著作，明确有所取舍；对于善恶有一套定论，确实超过了前人。“皇”“帝”“王”“公”“侯”“君”“师”“长”“胥”，本来都是尊卑的名号、上下的称谓。况且，活着时有爵位，死后才有谥号；把这些生前的爵位、称号当作谥号，我从未听说过。若“帝”“王”可以作为谥号，那么“天子”也可以作为谥号了；若“公”“侯”可以作为谥号，那么卿、大夫也可以作为谥号了；若“师”“长”可以作为谥号，那么父、兄也可以作为谥号了。没有义理的说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经过几百年，后来苏氏才开创此例。尧取累土之意命名，舜取草木繁茂之意命名，禹取自兽名，汤取自水名，桀取自高大的树木，纣取自抽丝；这些都不是自己更改的，必定是父兄为他们命名的。况且，活着时有爵位，死后才有谥号；把这些生前的称号当作谥号，我从未听说过。苏氏还没有来得及论及臣下，我不敢落在他后面。谨慎地条列出其中可以采用的二百一十个谥号，分为三类，只用一个字来显示意义，不必铺陈文辞，也不必繁琐解释，希望能够表明苏氏学说的内外含义；这也是典章礼制中的大事。《后论》【郑樵】古语说：“孔文子为什么谥为‘文’呢？”孔子说：“他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称为‘文’。”这样看来，孔文子的谥号原本并没有现成的谥法，仲尼只是根据提问，考察此人的实际行为来解释。为什么要先制定谥法，必定要让人的行为曲折地符合它呢？规矩本来是用来确定方圆的，并不是预先规定大小尺寸，使制器的人只能被范围在其中。何况所制定的谥法，只采录经传中的话，其中还有许多完全不合乎义理的地方。孔子说：“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于是说“文”，这是可以的。孟子说：“陈述善道，闭塞邪道”，于是说“陈善开邪”，称为“敬”，这是可以的。《易经·益卦》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迁移仿效，有了过错就改正”，于是说“迁善改过”，称为“益”，这是可以的。左氏说：“共同享用财物，叫作勇”，于是说“率义共享”，称为“勇”，这是可以的。为什么《诗经》说：“能够说话，巧言如流水”，却说称为“哿”可以吗？《尚书》说：“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却说“辟于四门”，称为“穆”可以吗？” 《左传》说：“季子出生时，手上有文理，写着‘友’字，于是就这样给他命名。” 却说“手上有文理”，称为“友”有什么意义呢？《尚书》说：“既圣且神，既武且文”，却说“乃圣乃神”，称为“武”有什么意义呢？《诗经》序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保持盈满、守住成业”，却说“持盈守满”，称为“成”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始终如一的人，就称为“终”；被人渴望的人，就称为“渴”。这些合乎义理吗？取嫡妻与并立的后妃之义而称为“并”，取母鸡在清晨啼叫、家道因此困乏之义而称为“索”，这些可以采用吗？千百年以来，学者看见这些说法，礼官、博士照着实行，却绝没有人认为不对。《晋太宰何曾谥议》【秦玄良】故太宰何曾虽然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却年少时便以高明、严肃而闻名，显达地登上王朝的仕途。然而他天性骄纵奢侈，不遵循法度。诗说：“高高的南山啊，只有岩石高峻。显赫的尹氏太师啊，百姓都仰望着你。”这是说他的德行高峻，举动必定合乎礼法。左丘明说过：“节俭的德行是恭敬，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大晋承受天命，劳谦退让而处境隐约，何曾却连续两代受到宠幸，显贵也延续了几代。到了年满六十之时，他身兼三公之位，享用大国的租税，承受保傅的尊贵。与古人相比，他责任深重、负担重大，即使鞠躬尽瘁、至死方休，也还不配称任此位；但他却骄纵奢侈到了极点，名声传遍九州。按照古义来说，他不只是失去了辅佐宰相应有的本分，实际上还败坏了人伦教化。近世以来，宰臣、辅相之中，从没有像何曾这样声名受到污辱、被有关官署弹劾，却仍蒙受恩赦宽免的。周公哀悼三代末世的衰败，痛惜大道教化不能施行，于是制定谥法来记载人的最终评价。曾参恭敬地奉行这一点，临终时慎重周全，换下席子后才去世，大概正是为了表明慎重对待死亡，直到死后才算完结。齐国的史官，不过是末世的陪臣罢了，尚且记载国君杀害臣下的罪行，即使因此丧命也不改悔。何况在皇朝掌守典章的官员，岂敢畏惧权势强盛的人而不尽礼法？管子说过：“礼、义、廉、耻，这叫作四维。” “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宰相、大臣，是天下人的表率仪范；如果活着时放纵其私欲，死后又不给以贬谥，那么帝室就没有王法刑赏了。王公贵人还害怕什么呢？所谓四维，又寄托在哪里呢？谨按谥法：“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称为‘缪’；倚恃祸乱而任意妄行，称为‘丑’。”应当谥为何曾“缪丑”。《晋贾充谥议》【秦玄良】

译贾充没有儿子，舍弃宗族子弟不立为后，却以异姓外孙韩谧作为继承人，这是违背礼制、溺于私情，扰乱了大伦。过去鄫国奉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便记载“莒人灭鄫”。圣人难道不知道外孙是亲属吗？只是按照义理推究，这样做便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也断绝了祖宗的祭祀。谥法中“昏乱法纪制度”叫作“荒”，请给他谥为“荒”。《甄琛谥文穆议》【袁翻】按照礼制，谥号是对一个人生平行迹的记录，称号是功绩的表彰，车服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因此，德行盛大的人接受盛大的称号，德行微小的人接受微小的称号。行为由自己造成，名声由他人给予。所以要等到合上棺材以后才确定谥号，把他生前的善恶行为总括起来，用来给后世劝善惩恶；人的身体虽然死了，却使名声长存。凡有人去世，属官便立即上报；太鸿胪移文给本郡大中正，由他条列此人的行为、节操、功劳和过失；大中正再移文报告公府，下交太常所属博士评议谥号，列名上报。谥号不合谥法，博士便依照选举时不据实议论的罪责论处；如果行状不合乎大中正的评定，大中正也依照博士失实的罪责论处。自古帝王无不殷切慎重，把这看作实行褒贬的实事。如今的行状全都出自死者家属，任凭臣子自称君主、子女自称父亲的行为美好，已经没有互相评判是非的事情了。臣子想要光耀宣扬君父，只因事迹不够高尚、行为不够美好，所以极力铺陈言辞，任意夸饰，再没有限度。看他们写的行状，便说其与周公、孔子并驾齐驱，与伊尹、颜回接席而坐；讨论其谥号，即使把文德武功说尽，也没有什么谥号能够再超过它。然而现在的博士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照行状，又先询问家人的意思。臣子所求的谥号，便作为议案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议是非，以致所加的称号和谥号，与泛泛授予官阶没有差别，专门把极美的称号加给死者，再没有贬降的谥名。礼官的过失，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甄司徒的行状，说他的德行高到了与圣人并肩，盛大的声名与大贤相提并论。既然如此，“文穆”这个谥号哪里还用得着再加呢？只是近来按照惯例，追赠谥号普遍过于隆重，像甄琛这一类的人，没有不再加谥号的。我认为应当依照谥法“慈惠爱民称为孝”，给他谥为“孝穆公”。从今以后，应当明令太常、司徒：凡行状写成这样、辞藻放纵而毫无限度的，都请加以裁量，不准接受为正式依据。必须根据人的实际情况确定谥号，不得过分优厚；仍然沿袭过去错误的，交付司法官署治罪。《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十六 （明）贺复征编 谥议二 《驳韦巨源谥昭议》【唐·李邕】韦巨源与韦后追溯同族源流，谄媚奉承以求官爵，妄说符瑞祥兆，取悦中宗，知情的人都为之叹息愤懑。到了韦庶人之乱，他出城来到都城街道，被作乱的士兵杀死。太常博士李处直议定谥号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议说：“武三思引荐他做宰相，阿韦把他当作亲信；没有功劳却受封，没有德行却享禄。同族之中，他只厌恶安乐公主；对其他人，却依附邪恶的武三思、武承嗣等人。给他谥为‘昭良’，恐怕不恰当。”李处直仍然坚持请求依照原议，李邕又驳议说：“古代制定谥号，在于劝善惩恶，将要遏制小人的作为，希望助长君子的风气。因此，行善的人即使活着未获尊贵，出仕后死去也留下美名，这是贤达用来磨砺节操的；作恶的人即使活着侥幸得势，死后也要承受惩罚，这是奸邪之人用来改变心志的。唉，韦巨源从来没有察觉这一点，竟然听到义理却不肯遵从，与恶人相互助成，怀藏欺罔君上的意图，协同群凶谋划，苟且容身于圣朝，贪图昏昧地享受厚禄，自以为身居宰臣的尊贵地位，却在顷刻之间酿成祸害，本来就应当由鬼神来诛杀他。至于那些卑微如匹夫、未经命令便擅自行刑的人，也理应由人来诛杀。幽明两界的愤怒因此可以断定，天地的心意也由此显现了。不久前皇朝运势中兴，功臣辅佐朝政；时日尚未过去多久，奸邪逆臣便掌握了权力。奸邪之人到私门接受爵位，忠正之士却被降职贬黜到藩郡。韦巨源在这时正掌握重权，他同阿韦有什么亲近之处，却结为兄弟？他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却屡次忝居高官？这就是暗中勾结宫中宦官，依附武氏，凭借城社的坚固来作护持，扰乱皇家的根基，这是他的第一项罪行。又如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依据礼经斟酌，陈列于郊祭之中，是要用来侍奉天地、光耀祖宗，既告祭成功，也让天下人观看。过去亚献之礼从未听说有妇人参加；阿韦却怀有蔑视君主的心思，抱着自求显达的企图，暗中图谋帝位，谋议杀害皇孙，登坛时仿效礼仪，接受明确的赐命，打算参与国政，完全不遵守国家章法。韦巨源在前面开创此事，悖逆之举后来发展完成。当时礼部侍郎徐坚、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彭景直都曾进言，韦巨源却没有听从，这是他的第二项罪行。又因上天不保佑，先帝遭到毒害；上天降祸之后并没有出现悔改的征兆，阿韦将要篡位的谋划尚未成功，逆反之心仍在动摇，徘徊犹豫、仓皇昏乱。于是太平公主假托陈述谋略，上官昭容伪造遗诏草稿，所以才使今上得以辅政、阿韦参与谋划；大业将要成功却使美好的天命中途停止，实在是韦巨源的罪责。韦温踩着韦巨源的脚，武承嗣把耳朵贴近韦巨源，像枭鸟的叫声突然响起，彼此像狼一样回头惊视；让阿韦临朝听政，让韦温主持国政，这是他的第三项罪行。又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聚集人民的实际条件。夺走人民的财物，民心就会自行离散；没有人民，国家根本还能依靠什么？韦巨源多次任职台辅，却专门推行苛细征税，废弃越过常规的条章，崇尚侵夺刻剥，给天下树立怨恨，剥削伤害百姓，使众多民众流离失所，户口减少。况且，武三思的食邑过去在贝州，当时正值久阴成灾、连逢多雨，租税徭役都已蠲免，明白地颁下命令，这并非今日才如此，自古以来就没有改变。武三思考虑到自己的封邑，便指使韦巨源提出这种异端说法，认为庄稼被水淹没，虽然没有豆粟、蚕桑、织纴可以输纳租庸调，却仍使河朔的百姓、海边的男女离开乡里，卖掉子孙；饥寒逼身，早晚奔走求生，这是他的第四项罪行。只是韦巨源长久出身华贵宗族，历代做官，身处辅佐万国的宰相之位，成为众人瞻仰的对象；他本应遮蔽日月般的光辉，承担丘山般的重责，如今却妄加褒美称述，怎么能够分担罪责、为他辩护呢？”},{ 《唐丞相谥文贞杨绾谥议》，代太常寺答复苏端驳议〔梁肃〕。

译议论说：国家的典章制度，是人在世时根据官位来叙定他的德行，死后则用谥号来替代他的本名。谥号的高下大小，要看德行的美善或恶劣。大体上，是记载他显著的功德而略去细微之处，概括他一生的终局而彰明其大义。所以说：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声的，以一个美德来概括一生，是因为以虚名超过实际行为为可耻。杨文贞具有淳厚质朴的本性，协合于中正适宜的德行。从身处卑位时起，直到担任宰辅，始终秉持本心而不改变，行动必定遵循正道。他同那些建立功勋、成就事业、开明万物、救济众人的人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至于他清廉俭朴以砥砺风俗，明智通达以保全自身，称作“文”和“贞”，对于我来说确实都恰当。主持公论的人，谁会说不是这样呢？如今奉符却说杨公同元载交游，曾经受到元载的荐举引进；元载的罪过和恶行，便全都归咎于杨公。这是昧于考察行为、评定谥号的道理，也不是君子成全他人美德的做法。请允许我分别加以评议。过去荀爽被董卓举荐，做到三公之位。等到董卓败坏并扰乱汉朝政事，其罪恶可以说十分严重了；然而《汉史》却没有因此把董卓的过错牵累到荀慈明身上。晏子和陈氏都侍奉齐侯，陈氏的心志邪僻，而晏子的心志正直；《春秋》也没有把陈氏的恶行延及晏平仲。由此可知，志向不一定相合，所做之事也不一定相同，那么元载与杨公之间的关系，其实情是可以看清的。何况当时元载掌握政权，而杨公并未参与朝廷大政；元载因当时的声望而仰慕我，我却安静自守中正，因关系疏远而显得简淡，恰恰表现出了清正的节操。又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都是泄露机密、招致祸患，祸害是自己招来的，哪里还能够挽救呢？等到元载倾覆了自己的政权，杨公承受重任；但他任职时间尚短，屡次以疾病辞去职位，而且不能安于所处之位，难道可以因为他沉默寂寥、启发觉悟而责备他吗？从前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家中没有用粮食喂养的马，也没有穿丝绸的姬妾，君子认为他忠诚。杨公凭借显赫的声名和尊厚的官位，出入三朝，却没有一所住宅，也没有一套马匹，立志保持清白，交往时不谄媚、不轻慢，难道不能说是“贞”吗？他掌管诰命，执掌选授官员的权衡，处在功业成就之时，兼任宗伯，润色王朝法度，没有损失这些美德。加上他聪敏而好学，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难道不能说是“文”吗？谨按谥法：“贞”的类别有三种：清白守节叫作“贞”，大法大政能够完成叫作“贞”，忧虑国事而忘却自身生死叫作“贞”。“文”的含义有六种：能够经纬天地叫作“文”，道德广博、见闻丰富叫作“文”，怜悯人民、接近礼法叫作“文”，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叫作“文”，慈爱惠民、爱护人民叫作“文”，修养德行而使远方之人归附叫作“文”。谥号既不可能把所有美德都具备，所依据的事迹也各有不同，又怎么能把二王三恪、私庙家祭等方面的缺失，都归责于一个谥号呢？如果一定要求全部美德都集中在一个谥号中，那么士文伯、孔文子尚且不具备经纬天地的“文”德，孟武伯、寗武子也并不是能够平定祸乱的“武”德。如果因为废弃礼制而认为他的谥号不相称，那么臧孙辰即使有违逆祭祀次序的行为，也不应得到“文”的谥号；管夷吾即使建造高台之门而有所玷污，也不应得到“敬”的谥号。由此可知，议定谥号的方法，是取其长处而舍弃其短处，记取其大的功行而遗忘其小的节失，使善恶由一个字来判定，使褒贬流传到后世；这大概就是先王制定谥法的原则。如果综合考核名声与事实，形成公论，就应当取那些坦白明白、远近都彰显的事迹。如今有人或许迎合他人的心意，肆意说出诬蔑诽谤的话；这种所谓挑剔瑕疵、刺伤骨髓的说法，并不是公正的议论。况且圣人也不可能样样全能，才干也不一定完备。以郑公魏征来说，他在著述立言、正色劝谏而以君主为耻这些方面，不如尧、舜，但他的气节是很大的；然而他在知人方面却有所昧暗。许公许瓌坚决守护遗诏，在朝廷上阻止邪恶的计谋，他的志向是明确的，但最终也未能坚守到底。所以《春秋》替贤者隐讳过失，《左传》说“不因一个小过失遮蔽大的德行”，古语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这正是二位公卿所以得到“文贞”之名的原因。如果说必须百行都归于一身、九德全都具备，像周公那样具有“文”德、宣父那样具有“德行”，然后才可以议定谥号，那么即使有千张嘴也无法继承下去，谥法也就断绝了。难道一两个苏、魏就足以成为确定谥号的定制吗？谨慎地参考典礼，近取前代旧例，请给杨公的谥号仍依照前面的议定办理。《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苗晋卿谥议》〔独孤及〕。太师禀受上天纯厚美善的德性，是唐朝的股肱之臣，连续辅佐两朝执掌国政，各项功业都十分允当；论说治道、施行政令，送别故去、侍奉在世，皆合乎恭敬而执守常道，举动没有违背德义的；以恩惠和谐来成就事业，以明智保全自身。从前曾经衡量九流人才，分掌四郡政务，在赏罚任用之下没有被遗漏的人才，在百姓的衣食之中没有贫困之人。镇守洛阳时，东方诸夏和睦安定。天宝末年，两京被戎狄攻陷，皇帝西行，亿万百姓沦为异族服饰。太师身处危急关头而不改变志向，置身横溃的乱局而不忘国家，奋身从豺狼口中脱出，志节不受玷污，忠贞不可夺取，这是最大的忠诚。至德、乾元年间，天下多难，皇纲尚未振作，肃宗修习汉宣帝旧事，用刑名法术约束臣下；太师却以曹参为榜样，持守清静、安守职分，辅佐王道，顺从政事常典，使人心也安定统一，他的谋略十分盛美。能够知人，也能够任用人，谨慎选择僚属；正如割取楚草一般选拔人才，甚至能从众人中拔擢英杰、任用国家重器，不到五六年，和他并列居于衮职的人，光彩照耀史册，时人都以此为荣。汉史称胡广和旧吏陈蕃一同位列三司，太师也有这样的功绩。九种德行都能任事，宽厚是首要的；百官各得其时，明哲之人才能施惠。太师应当享有上天赐予的长寿，成为国家的元老。古人活着时根据行为来考察他的志向，死后用谥号改变他的称名；谥号的美恶，取决于行为的大小。后代有时用三个字来表彰德行，如贞惠文子；有时用两个字来彰显善行，如鄼文终侯、留文成侯。大概功迹宏大、声名显赫，礼制就优厚，谥号也尊崇。太师的德行冠绝士大夫，地位等同于周公、召公，将要施行诔谥的制度，应该以鄼文终侯、留文成侯为准。我谨考察《大戴礼》：体性平和、处事持中叫作“懿”，文德贤明、事业有成叫作“献”。考察千年以来的礼法典章，把这两个字合起来配合太师的德行，请谥为“懿献”。谨此议定。唐朝丞相、已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吕諲的谥号议定文【独孤及】

译吕諲任职从政，聪明敏捷而严肃干练，能够用才智润饰吏治。至德年间，他与三司共同审理重大案件，唯独援引法律条文、附会经义来为冤屈者平反，当时最终采用了适中的刑法。吕諲参与其中的议论，在御史台任职时拘谨自守，虽没有舍身奉公的才能，但能够平衡裁定法度，守持法度而不使它失误。他治理荆州一年就有成效，号令明确完备，赋税征收均平，万物各有制度，事务各有条理，大体以威严和信誉为主。他诛杀陈希昂，查办申太芝的奸罪，于是三楚百姓都心悦诚服，功劳十分显著。自至德以来，承受朝廷推毂和授予兵权之托、镇守一方的人有几十人，但能够像吕諲这样将领不骄横、士卒不堕败，政治修明、民众和睦的，实在少见。难道不是因为人心离散已久，而兵乱又没有平息吗？从浑浊的水流中取水，很难等到清澈；整理纷乱的丝线，很难取得功效。吕諲处在这样的时代，能够用慈爱恩惠改变百姓的疾苦，而且训练三军如同指臂相使，使全境没有拔葵吃枣的盗贼，而楚地百姓直到今天还在歌颂他。他的见识谋略一定有过人之处，即使不加褒扬，难道可以吗？按谥法：以威德成就事业叫作“肃”；禁止暴乱是威，爱护人民是德。考察礼制，议定谥名，按照他的形貌德行来拟定，请谥为“肃”。谨此议定。驳议吕諲谥号【严郢】谨以为，故相国、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吕公諲，从前侍奉先朝，屡次担当重任。至德初年，国运艰难，吕公首先披荆斩棘，护送皇帝车驾到灵武，忘却自身而献身尽忠，一天之内多次受到召见。先朝察知他舍身奉公的节操，采纳他使君心受到沃润的谏议，于是立他为相，辅弼协调君臣。那些嘉谋嘉猷，以及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的事迹，入朝则近前进言，出朝则用委婉隐约的话自守，如同温室之树不便明言，外人很难知道。至于有些事迹光明显著，明明白白想掩盖反而更加彰显，请允许我分别记载其中最突出的。乾元年间收复两京之际，两都士大夫大多被拘系在三司诏狱中。御史中丞崔良器审案时误把无罪者收入狱中，当时宰相苖太师、崔赵公等虽在朝廷争辩，但并不坚决。吕公有罪犯而不隐瞒，援引经义，正直陈辞，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因而减轻刑罚，被保全活命的约有数百人。圣明的君主收起雷霆般的威势，圣朝施行宽大的典法，都是吕公的力量。古代进用贤能者受到上等奖赏，《尚书》不是说过吗？咎繇说：“重要的是知人。”吕公登上台衡之位，专门把推举贤能、任用人才作为职责。因此故相国房公管、故吏部侍郎韦公陟，得以进入朝廷担任显要职位，都是由于吕公的推举。当今相国、黄门侍郎杜公任江陵长官时，吕公推荐他担任方面之任；当今相国、中书侍郎元公任度支时，吕公曾向他咨询幕府政务。没有几年，两位宰相便接踵登上台省，天地交泰，圣贤相得，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五种常典得以实行，这正是吕公举荐善人的结果。那么，和子皮举荐子产、鲍叔举荐管仲、萧何举荐曹参、武侯举荐蒋琬相比，和前人相比，我们还绰绰有余。吕公在荆南时，收束兵众、和睦百姓，命令施行、禁令有效，治理成绩居天下之首。即使古代的羊祜、杜预，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如今太常已经把荆南政绩议论得很详细，却说他“在台司任职拘谨，没有舍身奉公的才能”，这是挑剔瑕疵、掩盖美德的议论，不是恰当平允的话。国家旧例，宰臣的谥号都有两个字，用来彰显善行、表扬德性。吕公文才足以成事而无所损害，武略足以禁止暴乱，贞正则能办成事务，忠诚则能使人民获益；他的盛大功烈和宏远谋略，不能一一列举。《左传》叙述八元的德行说“忠、肃、恭、懿”，如果用美谥来比拟他的德行，请谥吕公为“忠肃”。谨此议定。再议吕諲谥号【独孤及】

译博士独孤及议论说：吕諲任宰相的时间很短，当时正逢肃宗亲自处理一切政务，群臣只是畏惧威严、奉行职事罢了；即使他在朝廷上有谋略，也没有途径让人知道。他治理荆门时，施行仁政主要依靠自身，略微见于事实；他的恩惠施加于万物，民间歌谣保存在百姓中，所以后人能够称述他。议定谥名之际，怎敢不避开自己疑惑的地方，只记录其中最突出的事迹？记载事实本来就是主管官吏的职责。他审理核实诉讼案件，在尚未执政以前，前一份议文已经详尽说明了，我不敢再烦劳重述。至于推荐名贤，使他们登上重任，既属于温室之树那样的隐秘之事，又不是行状所记载的内容。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空缺不说。”所以不写。如今奉符令必须使用两个字，而且要用“忠”来配合“肃”。谨按旧有仪制，凡死者的故吏，都可以向尚书省呈上行状请求谥号；考察事迹、确定谥号，则由主管官署在朝廷上辩论可否，理应由众人共同议论。如今驳议之人撰写谥号不同的说法，并且让故吏专擅此事，恐怕会扰乱厨宰与尸祝各有职分的界限，违背公器不可私用的戒条，而且也不是唐虞时代众人共同称许、共同决定的道路。从前周道衰微，孔子作《春秋》来约束当代，乱臣贼子因此恐惧；谥法也是《春秋》的微妙旨意。它在于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不在于哀荣的礼遇；在于议定美恶，不在于字数多少。周文王讨伐崇国，周公杀三监、诛讨淮夷，晋文公重耳一战而称霸，诸侯的武功很盛大，但他们都谥为“文”。以冀缺恭敬守德，临事时宁俞忠于国家，随会接受劝谏而不忘记他的老师，言语和自身行为都不失去朋友之道，他们的文德难道不优美吗？却都谥为“武”。由此可知，史书笔法必定称述大的方面而略去细节，所以称“文”时不称“武”，称“武”时不称“文”。三代以后，淳朴之风散失、礼制败坏，于是才有用两个字的谥号。两个字的谥号并非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落的周代，后来施行到战国君主。汉朝兴起，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借文武大略辅佐汉朝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认为一个名称不足以记录他们的善行，于是有了“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等谥号。虽然这很严重地亵渎了礼制，但还算褒扬而没有错待人物。唐朝兴起，兼用周、汉两代的制度，认为魏征用王道辅佐时政，接近“文”；正直进谏到了极点，爱护君主而忘却自身，接近“贞”，两种德行都很优长，废弃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所以称为“文贞公”。认为萧瑀端正刚直、鲠直明亮，接近“贞”；但性情多猜疑反复，接近“褊”。称“褊”则会损失他的謇直刚正，称“贞”则会遗漏他的吝狭，不能用一个字概括，所以称为“贞褊公”。其余凡是类推，大体都依照这个原则，都是有缘由才这样说的。如果事迹没有不同的途径，事情归于一贯，就直接用一个字来称述他。因此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韦巨源谥“昭”，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崔日用谥“昭”，这一类不能全部列举。这些人都曾在当时以功名显赫而居宰相之位，谥号不过一个字，却没有听说他们的子孙、僚属因为字少而认为受了委屈。由此说来，两个字未必就是褒扬，一个字也未必就是贬斥。如果褒贬果真在于字数，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就不如周威烈王、慎靓王了；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如赵武灵王、魏安厘王、秦庄襄王、楚考烈王了；杜如晦、王珪以下诸人，谥“成”“明”“懿”“宪”等，也不如萧瑀的“贞褊”了。历来考察古代训诫，以及贞观以来的制度，似乎都不是这样。如今奉符令所议说：“国家旧例，宰相必定用两个字作谥号。”不知道这出自什么品式，请把吕諲所应当依据的条文具列出来。至于“忠”，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通常原则；如果能够在职位上安静恭敬，谁不是忠臣？若没有显著特殊的功绩，就不应以“忠”为谥。像议论审理案件、缓免死刑，以及任用贤能、举荐善人的美德，虽然都是美德，但“肃”是威德成就的名称，已经足以表明这些了。《月令》说：“孟秋时天地开始肃穆。”《诗经》说：“为什么不肃穆和美？又肃穆地奉行王命。”仲山甫辅佐君王，“肃”就是严肃，也是恭敬，属于忠诚一类。天地不肃穆，年成就不能成熟；宗庙不肃穆，礼制就不能建立；军队不肃穆，人民就不会服从。“肃”这个字所包含的时义，意义多么重大啊！以吕諲从政来说，他的威严能够防止邪恶，他的德行可以救济众人，所以用“肃”来更换他的旧名，而“忠”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也如同随会、宁俞不称“文”，难道一定要再增加一个字才算美吗？魏晋以来，凭贾诩的筹算、贾逵的忠勇、张既的政绩才能、程昱的智谋勇气、顾雍的缜密持重、王浑的器量、刘惔的鉴识裁断、庾翼的志向谋略，这八位君子和东平王相比，应当没有可惭愧的德行；他们死时都谥为“肃”，当时并不认为这是贬斥，何尝因为一个字、两个字而使谥号有高下升降呢？谨向上考察前代典章，向下依据现行法令，再参照礼经，考究他的事迹，请仍依照前议谥为“肃”。谨此议定。驳议郭知运谥号【崔厦】左司员外郎崔厦议论说：“郭知运承受恩诏下葬，已经将近五十年，如今请求改定谥名，我私下恐怕不合礼制。谨按《礼记》说：‘礼以合乎时机为大。’又说：‘过了时机就不成其为礼了。’从前卫国的公叔文子去世，将要下葬，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月有一定期限，将要下葬了，请为他改定谥名，因为时机不能超过。’节度使既然名位和行为并不虚浮，在几十年前，门生故吏已经共同谋议谥号，如今才申请，私下看来恐怕是有所作为而作。节度使的继承人郭英，近来又正逢多事之时，屡次统领方面军政；朝廷策勋，位列端揆，附从行事，私下认为不合适的礼制。恰逢有人提出无妄之求，何况节度使在开元初年，朝廷特意增加赗赠，碑志规格也超过常等，都是出于皇帝恩命；追念哀悼的待遇，也已经恰当了。如今又冒失地越出典章，追补送别故去者的缺漏，开启后世冒昧行事的先例。何况如今分封土地者相接于边界，专掌征伐者有百余人，如果一概照此办理，谁敢说不会再有类似请求？这不只是主管官署疲于处理文书，我还恐怕名器会被视同草芥；即使想委曲保全，私下看来恐怕也不可行。礼经又说：‘已经守寡而突然显贵，不替父亲作谥。’如果节度使合于谥法却不在当时办理，就是继承人废弃先君的德行；如果不合于谥法，却姑且满足他的意愿，就是先君因继承人的缘故而受到尊崇。就仆射个人而言，我恐怕会留下违越礼制的议论；就国家而言，又完全不合于表彰善人的体制。请下令让太常重新议论。谨此议定。” 再议郭知运谥号【独孤及】

译博士独孤及议论说：“礼制以合乎时机为大，以顺合礼序为次。将要下葬时改定名号，是合乎时机；因故缺失礼制，后来追念先人请求谥号，是顺合礼序。假如诸侯应在五月下葬，鲁惠公去世时恰逢宋国军队到来，隐公元年十月才改葬，也没有因为超过时限就废弃礼制。又如公叔戍请求谥号，正当下葬之前；谨按礼经，从未说已经下葬就不能追谥，何况帝王的道路不同，也不能互相沿袭。新礼规定，死后必定有谥号，并没有说日月有期限。如今请求改定名号的有五家，无不是下葬以后：苖太师已经一年，吕諲已经四年，卢奕已经五年，颜杲卿已经八年，他们都承受褒扬恩宠，没有提出异议。唯独郭知运因为儿子遭遇不幸，便因超过时限而受到压抑。如果一定要把已经下葬和尚未下葬作为界限，那么八年与五十年，迟延其实是一样的，而取舍却采用不同制度，岂不是不可以吗？议文说：‘已经守寡而突然显贵，不替父亲作谥。’这是说他的父亲没有地位，而儿子身居高官，不应把自己的显贵加在父亲身上以增荣誉。礼经不是说过：‘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仍按士的规格下葬’吗？像郭知运这样，担任方面军政之托，位列九卿，功勋盛大、声名崇高，与卫青、霍去病相等；为死者修饰终礼，理应比其他将领提高一等，难道还要等待依靠继承人的地位才作谥吗？” 如今专掌征伐的人，大多出身于屠户、商贩、皂隶之中；即使遇到风云际会而成为侯王，他们的祖父爵位能与郭知运同等的也很少。怎能因为害怕名器等同草芥，就以此杀损礼制？我私下认为这近于诬罔。乾元以来，屡次有诏书追赠百官祖父以及内外文武百官的先人，全都蒙受恩赐；有的声名久已湮没，有的坟墓树木已经合抱，却在九泉之下获得显赫名号和尊贵官位的人以万计，从未以死亡年代远近作为限制。赠官和赠谥是一回事：赠官是当时的恩宠，谥号则是不磨灭的定论。如今因为年代久远就废止改定谥名，是君王的恩泽遍及天下，却唯独隔绝于一个人。当开元二年，吐蕃以全国军队进入五原边塞，报警的梆声传到秦、雍，郭知运与郭虔瓘讨伐平定了他们，以此振兴王室。当时如果稍微没有郭知运，汧陇以西的百姓就会畏惧地穿戴左衽。如今朝廷正要命将出征，讨伐不服、征讨不朝的势力，理应褒扬郭知运来劝勉掌兵之人，怎能因为下葬已久就废弃这一大典？何况谥法，是考察死者言语、行为、事业的正邪，必须用一个字来褒贬，使活着的人听见美谥便羡慕，听见恶谥便恐惧；不必等到赏罚施行，贤者和不肖者都受到劝戒，这样一个字的谥号，胜过三千种刑罚。” 这本来不是给死者子孙用来表达哀荣、接受宠赠的器物。假使郭知运没有儿子，而且从未建立功勋，只要官位达到上将，谥号也不可废弃。难道能因为他儿子的生死，来决定是否可以请求谥号吗？我私下考察史籍，查验旧章，改定名号的礼制，请依照前一议。谨此议定。唐朝故御史中丞卢奕谥议【独孤及】卢奕刚强坚毅而忠诚正直，方正清廉，励精图治于吏务，在所任之处都有可记载的政绩。天宝十四载，洛阳覆没，当时东都人士狼狈不堪、惊恐逃散，猛虎磨牙争食他们的血肉。居于官位的人都想保全性命、保全妻子儿女，有的先谋求逃跑，争着脱离羿的箭靶；有的也不以苟且偷生为耻，甘愿饮用盗泉之水。唯独卢奕端正自身、坚守职位，履行义理而不离开，以死保全节操，发誓不受辱。形势困窘、力量耗尽，他穿着朝服接受拘捕，仍然慷慨斥骂数说叛贼枭獍般的罪行，旁观者都吓得两腿发抖。卢奕面色不变，向西辞别，然后受害。即使拿古代烈士来相比，也很少有能与他相当的。有人说：“洛阳的存亡，实在是掌兵者应负责任，并不是执法官吏所能抗拒的。军队将要逃走，离开它也可以；把自己交给仇敌，死了又能怨谁？”我认为不对。勇者抵御，忠者守卫，只要确定是保卫社稷，就应当以生死相随。遇到危险便离去，只是明智地求得免祸，对忠诚又有什么关系？荀息在晋国舍身而死，是因为不肯食言；仲由在卫国结缨赴死，是因为不逃避灾难；玄冥勤勉履行职官而死于水中，是因为守住职位而忘却自身；伯姬等待保姆到来而死于火中，是因为把礼放在自身之前。这四个人死的时候，对事情都没有实际补益，难道他们是喜爱死亡而自取祸患吗？” 这是因为认为死亡轻于义，所以践履义理而舍弃生命。古人把这些事记载下来，使侍奉君主的人受到劝勉。既然如此，安禄山之乱比里丕、孔悝所承担的廉察之任更为重大，比玄冥所任职官关系到生命的职责更为紧迫，何止如保姆之职。在那时，叛逆一党的兵威比水火更加猛烈，卢奕能够同执干戈的人共同尽力，拉也拉不回来，推也推不走，难道不是因为军队可以受损，义理却不能苟且；身体可以被杀，节操却不能被夺吗？所以他在白刃之下保全了独特的操守，怎么能和贪图安逸、苟且偷生的人同日而语呢？谨按谥法：“谋划国家而忘却死亡叫作‘贞’，持守德行、遵循事业叫作‘烈’。”卢奕在战乱之中执掌法令，志在捍卫王室，可以说是谋划国家；国家危急而不能拯救，便以死继之，可以说是忘却死亡。他历任十一职，说话必定正直，做事必定果断，清白节操不可动摇，离任之日如同初到任时，可以说是持守德行。先黄门侍郎以正直之道辅佐时政，卢奕继承他的事业而以忠诚纯正相承，可以说是遵循事业。请谥为“贞烈”。谨此议定。欧阳文忠公谥议【宋·李清臣】

译太子太师欧阳公告老还乡，因病不起，将要下葬时，把行状上报尚书省，移文太常请求议定谥号。太常共同议论说：“欧阳公是圣宋的贤臣，是一代学者所师法的人；他明晓道德，表现在文章中，广泛通晓六经、群史、诸子百家，纵横贯通，著述数十百万言，用来传述先王遗留下来的意义。他的文章卓然自成一家，即使与司马迁、扬雄、韩愈相比，也没有不及之处，反而有超过他们的地方。当天下沉溺于末流习气、专事章句声律之时，人们听闻欧阳公的风范，一变而趋向古文，都知道追求根本。使朝廷的文明足以不愧于三代、汉、唐，太师对于教化和治道的功劳最大。像太师这样，真可以称为‘文’了。”博士李清臣得到这份议文，便阅读行状，考察谥法说：“唐代韩愈、李翱、权德舆、孙逖，本朝杨亿，都谥为‘文’。太师本来就应当以‘文’为谥。”属吏拿众人的议论说：“太常官长有意使用‘文’，自然确实不可改变。但欧阳公平生喜好直谏争辩，应当加上‘献’，称为‘文献’；如果不行，就加上‘忠’，称为‘文忠’。”众人相互看着说：“那该怎么办？”于是又共同议论说：“‘文献’重复触犯了庙谥，确实不可采用。” ‘忠’也是太师最大的节操。太师曾经参与天下政事，向仁宗进言，请求早日下诏册立皇子，使名分明确，从而安定人心。等到英宗继承皇位、当今皇帝登基时，太师两次参与决定国策，谋划有安定社稷的功劳；他调和宽裕内外，在两宫之间周旋，直到英宗亲自处理政务。太师天性正直，内心真诚通达，明白坦荡而没有欺骗隐瞒；不肯曲意顺从世俗来求取自身安逸，喜好议论列举是非，分别贤能与不肖，不躲避他人的怨恨诽谤，直到疾病损害身体、因此丧生，也仍冒险为朝廷建立事业。按谥法：道德广博、闻名天下叫作“文”；清廉方正、公平正直叫作“忠”。如今以“忠”增饰“文”，应当合宜。众人把行状交给李清臣，请他撰写谥议。李清臣说：“不改变‘文’而用‘忠’来传述它，议论者已经尽到责任了。”我李清臣岂敢不遵从？于是谥为“文忠”。谨此议定。陈执中谥荣灵议【韩维】陈执中有幸凭借公卿子弟的身份，遇到太平时代，又因一时的言语机缘，终于显贵。皇祐末年，天子因后宫丧事，询问下葬、祭祀的礼仪。陈执中身为上相，却不能总领群臣，考订正定礼仪典章，以回答天子的询问。明知治丧所用的是皇帝的仪式，不是嫔妃的礼制，在宫闱中追尊册立位号又有嫌疑；建立宗庙、使用音乐，超过了祖宗旧制，他却陈述同意而实行，完全不顾惭愧，于是使圣朝大典留下不合礼制的举动，这是不忠之中最大的。闺门以内，礼法名分不清楚；夫人作为正室，受到疏远、轻薄，自甘退缩；庶妾和身份低贱的女子凶悍放纵，不能控制；丑恶的声名传播开来，路人都知道。这又是治家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宰相本应秉持道义、率循礼法来辅佐天子，端正自身、整治家庭来作为百官的表率。陈执中不致力于此，却只是闭门深居，谢绝宾客，说‘我没有私心，我不结党’，难道不是浅陋吗？谨按谥法：恩宠俸禄光大叫作“荣”，不勤勉而成就名声叫作“灵”。陈执中出入将相之位，以一品官位告老归第，可以说恩宠俸禄光大；得到职位、施行政令，并不是没有遇到时机，但死的那天，贤士大夫没有可以称述他的事迹，可以说是不勤勉而成就名声。请合用这两条谥法，谥为“荣灵”。《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五十七 （明）贺复征编 ○谥议三 宋武帝谥议【颜延之】我认为，圣明睿哲之人的风范相同，而功业美德的称号各不相同；大概是因为出自道的表现没有固定形式，所以施加于万物的教化也不止一种。谨想到，圣道贯通人神，诚信与时运相通；所禀受的慈爱和敬意，发自内心而深远；英秀精粹的光辉，正直的本性出自天赋；体性包容潜藏与显达，思虑周遍于收放之间。龙德处在潜隐之时，虽然处境艰难而坚守正道，却不忧闷；顺应时机而保持警惕，所以将来一旦有所作为，必定亨通。晋朝末年，皇帝的道路屡屡受阻，妖星干犯纲纪，天象失去控制；上天鉴察圣明的武功，百姓归附圣人。不凭借十室之资，不借助百乘之赋，首先倡导义举，迅速行动，一战便平定乱局；扫除天阶上的灾异，消除日月薄蚀，这就是明辅登用的基础、经略治理的开端。内部的祸难虽然平息，外部的谋图却还没有整治；河、华、海、岱之间，凭险固守者彼此相望；荆、濮、燕、亳等地，侯服交相侵扰。回顾帝王都城，思考如何使王道安定；兵戈不再发动，遗民立即恢复秩序；边境哨所未曾约束的地方、亭障关塞未曾翻译通使的地方，没有不修整城防、请求认罪，叩关来朝的。因此能够洒扫中岳，使九鼎归于宗庙；神道一同昌盛，天命既已汇集；即使身体有所损耗，功德反而更加光辉。后来他以帝王的事业作为仪法，谦让承受上天的历数；在文祖庙改换玉册，在神宗庙颁布瑞玉；弓甲收藏、军机停息，文武大臣都插笏入朝。因此宫殿居于两楹之间，端坐而使八方归附；国家教育在成均之学中完成，百姓蒙受抚育孤弱的仁恩。如此宏大的美德与上天相配，必定以节俭来完成；德道足以稳固万世，还要用美善之言加以申述，真可以说是教化的思虑没有穷尽，足以树立于长久后世，取得超过上代的高度，远远超过前代诸王。齐武帝谥议【沈约】

译臣听说，上天的德性平等施布，而四时的名称有时不同；圣人的功业同出一理，而帝王的称号各不相同。大概事迹因事情而有差别，名号依据意义而确立。尧的臣子、禹的辅佐者，都遵循这个典制。谨想到，齐武帝穷尽神明、探究幽微，成就名声无人能继承；是始创礼制之君中德性最盛者，是最初耕作之君中道德最高者；精气神灵含摄于五纬星之间，正直光明驾驭三象。初爻尚未施用时，英气已经凌云；背负日月，仰望而气势直上霄汉。龙的姿态、凤的神采，光辉如同映照长天。被任用后经过考验，盛大功绩纷纷建立；即使暂时屈身于污浊之地，降低心志处于卑微地位，仍然拯救世道、救济百姓，充分施展胸中的抱负。从前成汤使仁爱遍及百家、每家每户；周文王使教化先施于十里之内的寡妻。前代圣人、后世贤者，法度相承，规矩重叠；在九江震动雄伟的谋略，在夏水之滨传播神威。旌旗尚未挥动，鲸鲵般的凶恶势力便自行覆灭；不劳烦羌、僰的首领，也不需要六郡良将。以义理等同于攻伐谋略，功劳高于善于布阵；建立国家的符命，成就安定九鼎的事业。适逢朝廷清明，牧野之战提供了条件；受命建立周朝，并不只是西伯的功业。亲自问候父母饮食、守候寝门，孝德光明完备；守护宗庙神器，辅佐太子昌盛治世，使远方后嗣继承大宝，统率百官。施布光明教化而达到太平，恩德遍及四夷，威势行于海内。监狱空寂，礼让相继兴起。用八种权柄驾驭臣下，九卿百官都能任事。临朝时凝神沉默，尊严如神；风行日照，教化没有不通畅的。最大的仁爱与天地造化一同流行，神灵威势与雷霆并驾齐驱。向上贯通苍天，向下洞察深泉；春天没有凄厉的风，夏天没有苦涩的雨；四时顺适而没有差错，丰收的谷物堆积如山。三种兵革不再烦扰，五种兵刃不用磨砺。学校大规模开设，儒雅之士云集；训练阅兵得当，田猎巡狩有序。丹徼、青丘的原野，跂踵、反舌的异族，涉越深水、驾车越过险阻，都回头改变面貌。北方夷族畏惧威力，进献珍宝、入朝归附；不用借助终军出使，也不必凭借绝漠远征的威势。嘉祥如雾气聚集，神秘瑞应从泉中涌出；史官不停记录，简册没有空缺。正当将要悬挂七曜之旗、驾乘八龙之车，登临中岳行望祭，遍见群臣时，造化无情，穆然卜问而得到灾异的应验；思慕之情切于遗弓，哀痛如同停止音乐。日月运行不停，殡宫将要开启，应该勤勉地议定这个大名，务必达到最崇高的徽号。齐明帝谥议【任昉】我认为，穷尽神明的事迹，成就名声便没有继承者；教化思虑所尊崇的宗旨，最终都归于有名有称。因此，以天为法则是最大的原则，意义全在于辅佐善政；以武功接受天命，道理贯通于这篇文章。谨想到，功劳高于五次谦让，道德冠绝天地人三才；慈爱敬意从显扬名声开始，孝道奉祀终于以父配天。胸襟空阔、器度宏大，显示出君临人民的符命；闺门内的小节，也符合规范万物的教训。历代都安和协调，掌握时序；托付后世的重任，意义等同于背负河图。栋梁屋宇刚刚更新，倾压之势就将到来。于是承受诏令、宣扬德教，向公卿确定国策；在西钟之地登立继承人，使独夫返回诸侯之服。后来君主年幼而时局艰难，又遭逢困厄；应验当璧的祥兆，寄托使众人得以休息的愿望。树立德行以长久继承，开创中兴；揣度上天运行，取法乾卦刚健。太阳偏西才停止朝会，幽暗冤屈必定得以昭雪；官署寂静，牢狱空虚。虎门大力施行义理，足以协调礼乐法度。朝廷有士大夫的正论，乡学没有横加议论的人。百姓富足后施行教化，弘扬孝治，于是家中少有放荡子弟，田野间人人安居。把天下置于掌握之中，从门户之间洞察八方。对金穴之家恩宠微薄，对淑风之馆断绝恩惠。天应民和，祥瑞一同降临，所以能使上天云物发生变化，使地下深泉涌出。至于青丘、丹陵之国，黄银、紫玉的瑞兆；幽深的符瑞从远方汇集，询问德行、报答功绩。正要驰道日观，清扫宫室、鸣钟于泽；有所作为却不自恃，高高拱手而让成功归于众人。百川因此朝向大海，参星辰星由此取得准则。难道这就是所谓大道中央平均安置、悬挂衡器而共同遵循轨道吗？梁高祖武帝谥议【元帝萧绎】臣听说，辅佐善政而传承圣德叫作尧；仁爱圣明而盛大光明叫作舜；接受禅让、成就功业叫作禹；铲除暴虐、去除残害叫作汤。谥号，是行为的遗迹；称号，是功业的表彰。虽然身份卑贱者不作诔，尊贵者也不能因为地位低下者而作诔，但尊贵而用名号彰显的，是盛德的美称；施加于万物的，是天下安定的实录。这就是声名光明如同钟磬，昭著完备于琴弦笙管的原因。谨想到，天性纵然聪明而恭敬，凭睿智成就圣德，功劳超过三皇五帝，声名超过七十位古代君王。仰望越觉高远，靠近越觉深远；时而潜藏，时而显跃，既有武功又有文德。此前木德之运将要终结，群臣归属改变，乾纲无法构成，地轴仿佛崩裂，宗庙祭祀危急，公卿日夜忧劳。九州牧守有相继沉沦的悲哀，八方兴起洪水横流的叹息。于是威势凝聚于黑水，瑞应显现在丹陵；云聚景从，内外都获得福祉；在文祖庙接受终极天命，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知道百姓不能没有归属，苍生不能没有君主，于是放下在汾阳的远大志向，不得已而登临帝位。于是祭告上帝、禋祀祖宗，改革命运、创制制度；禘祭与郊祭依礼举行，大祭洁净完备；登临这皇帝大宝，教化与和气一同宣扬，传播王者之风，政治和秋霜一样严肃。言语高悬如日月，功业达到四方；不以紫宸宫为贵，不以黄屋车为尊。政治安静，刑罚停止，百姓富足，国家丰饶；虹霓般的旌旗卷起，堡垒烽燧清静；众多祥瑞相继出现，边境没有空缺；四通八达的道路安宁，王道达到太平。南海守候风信，东海进献贡物；甘露凝结在树枝，庆云触及山石。山中出现苍色玉璧，大地出产黑色玉圭；骠骑将军手持钺，休屠便叩塞归附；太尉举起旌旗，名王便屈服。声教所到之处，遍及灵蛇居住的都城；威令所行之处，通达烛龙居住的境外。开设学校、建立序馆，教化遍布成均；端正风俗、移易民风，乐教之气充盈。虚心接纳十位贤臣，采纳正直的规谏；广开四方门户，弘扬招贤纳士的德行。青衿学子懂得击壤歌唱的本性，黄发老人尽情享受击鼓鼓腹的欢乐。又加以钻研微妙言论，研究精深大道；文王所收集的典籍、史官所依傍阅读的书籍，没有停止过处理万机政务，每天还要读上千遍。传播郁郁盛美之声，显明乾乾不息之德，真可以说是皇帝啊、君主啊，日常使用却使人不知道它的伟大了。正将要在岱岳告成，雕刻升中祭天的玉简；在梁甫山明白地奉事上天，秘藏社首山的金绳。然而如周文王遭逢明夷，事情和前代典册相同；如黄帝崩于桥山，悲痛深重而见于前代典籍。万物都沉浸在哀伤中，三辰遮蔽光辉，人神都深深悲痛，山海也含有哀意；悲恸如同登临远方，哀痛深如停止音乐，烦闷怨恨和苦毒直透心髓；风吹树动不得安静，登上高山望父又何时能够相见呢？思考如何敬慎地遵循九种功德，仰面考察七种德行。宋仁宗谥号议【王珪】

译臣谨奉诏命，于七月二十九日在南郊坛召集官员，告天请求为大行皇帝上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并派官员撰写谥议和庙号。文武群臣谨上议说：臣听说，元气浩大充盈，救济万物却不显露其踪迹的，尊称为天；至德广大深厚，恩泽万世却不据有其功劳的，给帝王建立谥号。臣私下追想古代帝王，生前承受盛大名号，死后记载伟大功业，使金声玉振永远传扬，让无穷后世听闻，帝王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王者没有比禹、汤更崇高的。大概改定名号的典制，臣下不能为君主作诔；古代要给至尊确定谥号，必定先在郊外质询上天，然后才定下来。这是为了推举天下最美好的德行，彰明天下最公正的原则，即使天子也不能独自专断。伟大的大行皇帝，身具上等智慧，承继历代圣人的统绪，流传大汉的和乐仁厚，践履放勋的聪明恭敬；包容富有的事业，却能以简约守持；掌握太平安定的形势，却不凭恃它来求安逸。他本来常常高远地观察尚未显现的事物，低头深思尚未达到的境界；认为天命并不容易承受，于是严肃恭敬、警戒畏惧，希望用这些来答报上天神灵的眷顾；认为民心没有恒常，于是宽容涵养、温暖抚育，希望用这些来陶成善类归附的风气。他知道要统括万般思虑，却不能安闲地思考；恩泽渗入四方边界，却无法用形迹表现；如同天地两仪无所不覆盖承载，如同日月星辰无所不照临。于是修复废弃的官职，继承断绝的世系，礼遇年高之人，劝勉努力耕作，减免常规赋税，抑制从事末业游荡的人；虚心驾驭豪俊之才，降低心志听从忠直的谏言；振兴并树立赏罚，权衡其中的条文；阐明典礼，宽宥礼制上的过失；宽恕刑狱，施行荡涤罪过的恩惠；怜悯困穷，给人衣食。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于是爱惜他们的力量而不使他们劳苦；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于是辅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他们。群公百官没有不平正，各自共同在王朝谋划政事；远方异域没有不安宁，各自共同仰慕王朝的境界；父亲尽父道，儿子尽子道，兄长尽兄道，弟弟尽弟道，没有不顺从恭敬，共同走在君王开创的道路上。仁政的施行大概充沛到如此地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何况又亲自到千亩田中举行籍田礼，在先王宗庙举行合祭；报答上天的诚意深厚，所以在圜丘八次奠祭；尊奉父亲的心意尽到，所以又在明堂举行两次助祭。宗室已经繁盛，就扩大分封诸王的恩爱；国家统绪尚未明确，就预先安排主持宗庙祭器的人选。下诏讨论礼乐，用以考定钟磬音律的和谐；设置校写书籍的官员，用来接续经籍的学问。在迩英阁铺设席位，用来讲论经艺；在凝机殿祓除文字，以资助体味道理；文思精粹地发扬，穷尽圣人的著作；挥毫洒落纵横，尽显上天赋予的才性。知道声色会损害德义，于是屏弃燕饮的娱乐；知道射猎禽兔会耗尽精神，于是断绝盘游的欲望；想到纺织劳作的艰辛，于是拒绝华美的服饰；想到土木工程的费用，于是减少宫室的华丽。西羌违抗命令，他不愿长期戍守而劳累军队，于是接受玉关的誓约；南方蛮夷放肆作奸，他不愿深入而轻率攻击盗寇，于是使他们自行把俘虏送到藁街受戮。当时又有越过沙漠、驰过大漠而来、卓异出众的贡品，以及纷纷应合图谶、合于符牒、深远幽奇的瑞兆，四十二年的积累到如今，可以说是天下大治了。我私下考察羲皇以前，年代极为遥远，无法详尽寻求；自从《诗经》《尚书》记载以来，考量它们的根源、终始和结果，还没有像这样盛大的。正将要勤勉承受宏大的福祉、接受永久的保佑，哪里料到神明的机运忽然厌弃，国家的祸患上达天听？仙鼎已经铸成而皇帝不能返归，荆山的车驾远去；玉衣虽然还在，却只能空陈于渭水游幸之地。嘉原已经更新，同轨之车将要急速到来；在北极张设凤盖，引导龙輴向西巡行。这是万国之所以摧心痛苦、三灵之所以为之变色。有关官署因此整治旧有典册，大力称颂“皇帝啊，光明盛美啊”，几乎可以凭此安抚王者神灵、彰明帝王功烈。谨按谥法：安抚百姓使其无为而治叫作“神”，经纬天地叫作“文”，通达事理且先知先觉叫作“圣”，保全大业、安定功勋叫作“武”，昭明照临四方叫作“明”，慈爱恩惠、亲爱亲族叫作“孝”。至于众生安乐饱足，鼓舞他们使他们欢欣，却不知道至高教化自然形成，这难道不是至神吗？制定礼制、创作音乐，上接天、下接地，温厚而宏大、完备无缺，这难道不是至文吗？我永远想到，奉祀宗庙，实在是依据先见之识来建立国家的根本，难道不是最圣明吗？白发老人不知道兵革警报，难道不是最勇武吗？对遥远末世、荒昧人情的体察，能够通达于听闻而没有遗漏，难道不是最明察吗？厚待叙亲九族，以述说祖先的志愿，难道不是最孝顺吗？庙号的建立，历史已经很久了。考察历代圣贤君主，没有不竭尽心力，制定尊贵、光明、显赫的称号的，也有的甚至世代相袭。仁，是圣人的盛大德行，难道唯独还没有足以相当的庙号吗？还是当时的大儒巨学略于考求，没有想到上天所启示的，正是希望它能够配得上大行皇帝的庙号呢？《诗经》说：‘这就是上天的命令，庄严美好而永不止息。’说的就是这个吧？功业以开创基业者为祖，德行以守成者为宗，都是尊崇尊长的大义。大行皇帝的尊谥，应由上天赐予，称为‘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称‘仁宗’。臣谨此议定。《成肃皇后谥议》【卫泾】

译臣听说，论述皇太后德行的极致，没有比竭尽侍奉尊长的孝道、奉养老太后更大的；具备母道纯全的德行，没有比亲自经历并传承盛德、兼有辅佐之功更大的。所以，以礼义达到教化，是《周诗》载述《二南》根本的原因；光明广大、含容弘厚，是《周易》以重坤之象加以赞美的意义。后妃的德行，开始于闺门，施行于邦家，流传给后代；其根本是一致的，而作用有三方面：承顺君上，就是要竭尽妇道的勤劳；在内宫警戒，就是要表现内则的辅佐；保佑后代，就是要谋求把孙辈的谋略传给他们。这三方面都具备，然后《二南》的德行才没有余蕴，坤道才没有遗漏的功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后妃地位配享大地之神，礼制尊崇如东宫太后，为国家奉养老母，安居长乐宫，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人？至于推究始终，善德与美行全都具备，往昔盛世却还没有可以考察的例子。因此，奉养之礼没有比侍奉舅姑更严的，却有人很少能完全做到亲自侍奉的敬意；福庆没有比子孙后代更长久的，却有人不能享受含饴弄孙的欢乐。娥皇、女英成为虞舜的妃嫔，亲自遇到尧舜禅让的盛举，但尧舜并非同一门户的美事；大任嫁给周王季，曾经做过周室的媳妇，但文王、武王的盛德也没有在同一时代同时兴盛。实在是上天吝惜使功德浑然完备，人道也难以样样具备；簪缨贵族中，四代祖孙都完备的有几家呢？何况涂山、沙麓所兴起的后妃，大明宫中《思齐》所歌咏的后妃，说到奉养双亲，能够在三朝之上共同尽孝敬；说到整齐家室，能够辅佐并忧劳三十年之久；说到荫庇保佑，能够在两代相传之际扶助神器。盛大而美好啊！三者兼备而且全都做到，没有像太皇太后这样盛大的。恭敬地想到大行太皇太后，端庄安静而诚实庄重，善良圣明而柔和美善；惠善的声誉光耀于彤管记载，慈爱的仪态冠绝六宫。游乐之事，很少参与；以史书为鉴的箴言，自己用来警戒。以纮綖为法则，祭祀苹藻必亲自办理；教化从闺门开始，风范施行于邦国。有廉洁退让的节操，有美善嘉好的品行。考察她刚梳垂髫时，体貌气质就多有不同，足以显出配天的仪表；受册封的当晚，日华光彩宣明，足以彰显上天安排的婚配。抚育历代皇帝，寿命超过七十岁；归荣之典衍成六字，宝册隆重地加上四次尊号。尊崇奉养的待遇、康宁长寿的福分，盛美得无法再超过了。至于发扬她无与伦比的美好，推赞她难以形容的懿德，像这样的文字，大概还不能描摹其万分之一。从前思陵身体康健，闲暇安适而能够谦让大位，无愧于陶唐、重华；协助皇帝早晚定省，共同履行子女的职责，德行超过曾参、闵子骞。当时太皇太后能够修明后宫职事，鸡鸣时问安，对皇帝的喜忧总有规律；亲自盥洗梳妆，协助进膳，美味甘食必定奉进。记录千秋节时，她常随从在凤辇之上；万岁节的酒宴，她能够使龙颜喜悦。严父既然因圣明嗣君没有违背而喜悦，太皇太后也更加因皇后之宫尽心尽爱而欣喜。于是五日一朝见的礼制，风雨也不改变；两宫经历九闰年之久，丝毫没有间断。到了勋华相继去世、慈福长寿，皇位传给儿子，已经尊居太母之位，她思念取悦诸位姑母，仍然亲自守持寝门侍奉之敬。甚至亲自察看疾病、调和汤药，服丧时执衰麻服饰，终始之间没有留下遗憾。这就是送别死者、侍奉生者，妇道显明了。大体说来，阜陵早晚听政访察，像汤王每日自新；穿葛布衣、盖粗绨被，像禹王服用菲薄。抚恤孤儿直至鳏夫，像周文王慈爱保民。当时太皇太后在潜邸时，谨守礼度而严格；内外官员脱簪以示节俭的诫令，显明地写在诞告之中，用来相互勉励。精心勤劳而损减平常仪仗，裁省妄费。三次浣洗的衣服，几年都不更换，以此辅助克己节俭，遵守不伤生物的戒条，推行不忍伤害的仁心。每天膳食只用一只羊，还上奏恳求免除，以此扩大爱护万物的仁德。因此人伦既已端正，朝廷既已治理，隆盛乾道、淳熙的政治，四海都仰望其日夜勤劳的诚心。二十八年之间，皇帝临朝没有沉溺声色的迹象。等到她辅佐皇帝施行刚健果断的决断，决定震慑嗣子的谋策，彼此的行迹与揖让相同，却不认为交出大位过于仓促；奉承并实行高尚清静的道理，不认为淡泊是难以做到的事。三位圣君相互传授，千古以来完全相合。这就是从修治自身到刑政治国，内助之功彰显了。绍熙五年，烈祖突然弃世升遐。光宗孤苦地处于忧服之中，慈皇独自内心决断，宪圣在宫内协同谋划。当时太皇太后一心一德，扶翼并保佑他们。神圣的皇孙登上帝位，依式遵循慈皇的训诫，不急迫，不争竞，没有偏私，没有不正。皇嗣已经确立，资善堂开始设置，乘绿车游乐侍奉，圣情喜悦愉快，风流笃厚，衣食日益充足。直到边疆有警，供给费用浩大，她拿出私府钱财供给战士，甚至耗费到平日所视重的衣料大练；衣物之事不关心政务，几乎超过常情。这就是流传无穷的休美，留下深远的谋略。因此，最初确定长秋宫的名位次序，是在宫中接受诏命；再次举行尊崇大名的典礼，则把尊号归于仪范。没有追究内禅的辅佐，则极力称赞她保佑扶助的功劳。这三件事，从汉代到唐代，实在前所未闻。只有上天保佑我皇家，只有我宋代有贤德的皇后。因此大行太皇太后完全具备前代所不能完全具备的德行，完备了古人所不能完备的事业。《易经》《诗经》所载的《二南》、重坤之德，即使圣人再生，也不可能有所增加。考察她最初入宫时，位列四妃之首；年岁超过十二年，和平地施及下人，历时很久才正式确立位号。这就是《关雎》所说的欢乐，因为得到了淑女。她的家族支派出自江左，祖先本来高贵显赫；叙述她的世系时，却谦抑自持，流露于自我抑制之中。她又像《葛覃》所说的不忘母家，不以外戚之家私自求见；践行中和，遵循礼法，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的美德，正是从前面所说的三方面开始的。春日朝会将举行献寿的盛大礼仪，忽然皇后的车驾上宾于天，令人痛惜仙游而不能返回。依山陵制度安葬，先行向远方告知日期。皇上遵循祖先的武德，亲自服通丧，又下诏命礼官考察经典、询问律令，斟酌恩惠而改定谥名，统归于所尊之人，完全遵循常典。谨按谥法：妇德纯一叫作‘成’，早晚警戒叫作‘敬’，能够执守妇道叫作‘严’，因严正教化而有敬慎叫作‘肃’。她的美好声誉和盛美德行，流传绵延四代，垂示规范、树立法则，与宋朝同样无穷，难道不是‘成’字的盛大意义吗？整饬端正宫闱，宣扬畅通阴教，上则惠及宗庙公卿，下则庇护子孙后代，难道不是‘肃’字的极致吗？臣私下认为，绘画日月、形容天地，摹拟总有局限，而德行美善却无穷无尽。现在加以发扬铺陈，不过姑且履行臣子应尽的职责罢了。大行太皇太后应当奉宗庙之命赐谥为‘肃成皇后’。《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八 （明）贺复征编 ○谥议四 《朱公叔私谥议》【汉蔡邕】

译汉朝益州刺史、南阳人朱公叔去世，门人陈季珪等商议他的谥号，说应当称为‘忠文’。他的儿子、陈留人蔡邕议论说：‘从前圣人制定谥法，是要劝善彰恶，使百姓受到鼓励而实行善行。贤与愚、善与恶，都依据事实、遵从实情；即使文王、武王的美德，幽王、厉王的污秽，也无不完整保存。从王公以下直到列国大夫，都用谥号相配，流传无穷。秦代依据世俗之言议定谥号，却废弃了事实。汉兴以来，只有天子和五等爵位的人才有谥号，公卿大臣反而缺少这种礼制。历代延续已久，却没有人加以修复。益州府君贯通综览典章学术，率先遵循旧章，开始与诸儒考察礼制、制定仪仪。把陈留府君的谥号加上益州的称号，后来观看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如今您确实继承前人的事业，不忘先人的遗则，孝道已经达到极致，礼制也确实合宜。谨查看陈先生的议论，思考‘忠文’的含义，参照各类典籍，考察谥法。万物没有比人更尊贵的，百种品行没有比忠更美好的。因此夏后氏以人道为正统，以忠德施教。这样看来，忠是人的最高德行，但其中还有三种含义。孔子说：‘进见君主时想着竭尽忠诚。’又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忠诚。’这是奉事君上的忠。孔子又说：‘替别人谋划，难道不忠诚吗？’又说：‘忠诚了，难道能不加以教诲吗？’这是谋划和教诲方面的忠。《春秋左传》说：‘大小案件，必定依据实情处理。’这是体察实情方面的忠。又说：‘君上想到使百姓获利，叫作忠。’这是抚恤下民方面的忠。这三种都是人的准则，而忠德贯穿其中。益州府君从开始任事直到终身，忠言不停止于口，忠谋不停止于心。他在帝室任职时，端正自身，行事危正，言语像磨砺锋利的箭矢，谋策符合神明；耿直不屈的谏言，文章都还完整保存着，这是奉事君上的忠。他任部臣时，匡正救助，善意引导，一心精诚纯白；对于怀疑君主不听从自己的意见，果然会有跌倒覆亡、不可预测的灾祸，这是谋划教诲的忠。他出任益州牧时，正值灾荒，劳心苦思，勤勉抚恤各项事务，诛杀贪暴之人，纠察收敛豪贵党羽；即使对方强悍，仍能依法办事，难道是滥用刑罚、图谋私利吗？盗掘坟墓、偷取棺材的人，经过议论而不治罪，难道是放纵奸邪、不能根据实情察断吗？这是抚恤下民的忠。他位居州牧，职掌进言，掌握权力、享受俸禄，实际已有多年，却家中没有积蓄，不增加旧有财产，吃粗米饭、盖布被子，大概只把精美华丽之物视为如此罢了。从前鲁国季孙行父去世，宰臣清点他的家产器物，没有穿丝帛的妾，也没有吃粟米的马，君子说：‘他辅佐过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下积蓄，难道不能称为忠吗？’ 他的谥号称为‘文子’，《春秋》外传说：‘这是忠德的实际表现。’这样看来，‘文’彰显了‘忠’：忠作为本质，文用来彰显它；事实相通，议论相合，两个名称意义一致。忠贞俭约的称号，也就是‘文’。邾子籧篨占卜迁都到绎，史官说：‘有利于百姓，不利于君主。’邾公说：‘百姓如果得利，我也同样得到好处。’于是迁都，随后去世，谥为文公。这是以牺牲自身、使百姓获利来称‘文’。卫国大夫孔圉谥为文子，子贡对此感到疑惑。孔子认为，他聪敏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可耻，因而给他‘文’的称号，这是勤学好问的‘文’。府君任职所在，多次因违逆权势而触犯，濒临深重祸患；只要能除掉百姓的祸害，便把生死置之度外。前后三次被贬黜，一次因疾病被废，这是身处危境。他兼通六典，被命名为一代宗师，却仍然尊奉赵姓老者为师，以表示有所尊重，能够屈己下问。有上述任何一点，尚且可以称为‘文’，何况他的忠兼有三种意义，文又具备三种德行，既不违背古代记载，谥法也说是合宜的。本来的议定称为‘忠文子’。按古代以‘子’配谥号的，有鲁国季文子、孟懿子，卫国孔文子、公叔文子，都是诸侯的臣子。至于王室的卿大夫，他们的尊贵与诸侯相等，所以用‘公’相配。《春秋》说：‘刘卷去世，葬在刘文公之墓。’《公羊传》说：‘刘卷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大夫。’经文又说：‘王子虎去世。’《左传》说：‘王叔文子去世，按照参加盟会诸侯的礼仪办理。’这些都是天子的大夫能够享有相应礼仪、与参加盟会的诸侯地位相当的例子。又因为礼制出于臣子，臣子都希望尊崇自己的君主和父亲，所以即使是侯、伯、子、男的臣子，在自称其君时也都可以称‘公’。他们去世后，外国人称呼他们，也都是这样。因此邾子、许男以‘公’的称号安葬，是《春秋》的正义。按这个惯例说，府君是王室的亚卿，也类似王叔、刘氏。按臣子称颂的言辞说，又有邾、许称‘公’的先例；即使没有封土，职位却是相当的。现在称‘公’还可以，若称‘子’，就降等太多了。只是担心礼制废弃日久，会违背当时人的听闻。周代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以尊称优待老臣的例子；宋国有正考父，鲁国有尼父以‘父’配谥的称号。《春秋》称‘孔父’，又有称‘伯某父’的例子。‘父’虽然不是爵号，但与天子、诸侯所采用的优待贤者之礼相同，顺从门人臣子的称呼，应当可以在‘公父’之中选择一项，只是不应称‘子’罢了。《渊颕吴先生私谥议》【明宋濂】传记说：万物生成之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之后才有滋长，滋长之后才有数目，数目形成后文理才显现。因此，文固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又能护卫天地，品评裁定六度，协调三灵，铺陈五常，开导四德。哪一样不是文所起的作用？所谓文，并不是另外一种道而已。所以圣人记载它就成为经，学习圣人的人，必定效法经来作文。这就像树木，贯通其根干的是经，繁茂其枝条的是文，怎么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东西呢？自从史官失职，把训诂之学列入儒林，把辞章之学写入文苑，虽然显明了后世的弊病，却与古义相去很远。有□长卿书院山长吴公先生，风度气节高峻明朗，才略谋猷确实丰茂，是一代文章英才。□□勤奋，汗简日积；对于《诗》《书》，分科析理，穷究脉络而□□；对于《春秋》，略去三传而发掘其中蕴意；对于诸子，考核真伪而□定其言；对于三史，分析义例而严正评断。他文采所及之处，没有一样不光华；浩瀚如大江，高峻如高山，激越如雷电，和煦如春阳。他的妙用与造化相通，其□□□□如应龙一般不可羁束。看他的志向，简直想要超越秦汉而上溯古代。凡是□□□□没有根基的学问、孱弱不振的文章，都不足以闯入他的藩篱，更不能追逐其□□□。唉，盛大啊！门生学子一致说：经义玄妙深邃，不是‘渊’又是什么？文辞正大敏捷，不是‘颕’又是什么？于是私下谥为‘渊颕先生’。门人金华宋濂等谨议。《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九 （明）贺复征编 ○奏状一 徐师曾说：‘考察刘勰的话：“状，就是陈述。逐条具备事情，向上陈述。”奏状的文辞有散文，也有四六文。’ 《请求退还前任司职田粟以施舍贫民粥食状》【唐王维】臣近来看见道路上受冻挨饿的人，早晨还在呻吟，晚上就填入沟壑。陛下圣明慈爱，怜悯他们，煮公粥施舍给他们。近年来有许多人因此得以保全救济，至仁的德行感动上天，所以年成颇为丰收，叛贼全都消灭，施与得到报应，福佑十分明显。臣前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时，两任职田的租粟都应缴纳。近来奉恩诏，不许同时请领，臣希望把一个官司的职田退还给施粥之处；对于国家不过减少几粒粮食，对于穷困之人却可能使他们再次获得生路，也希望借此为圣上增福，永远弘扬国运。因此请求命刘晏交付有关官吏办理完毕，具列数目上奏。如果圣恩允许，请下墨勅。《举荐处士张季秀状》【元结】臣所辖州偏僻地处山岭边隅，实际上是边远地区；当地风俗贪图财货，旧俗又多习于吏事，唯独张季秀能够正直自守，退居而守廉洁谦让，以文学为业，不求别人知晓。即使寒冷饥饿逼身，也更加守分自持，以自己所崇尚的品德为贵，愿意终老山林。臣深切认为，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人们都趋逐竞争，只要有一分一寸的利益便去争取，连自己的良心也不顾；像张季秀这样的人，不可不加以褒奖优待。臣特别希望蒙受天恩，命州县选择便利之处，为他建造十几间草屋，拨给水田一两顷，免除他作为户主应承担的徭役，使他能够保全并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实在是圣朝表彰退让之人的方式，也是使士人百姓懂得廉耻的途径。谨记录上奏。《请求发给将士父母粮食状》【元结】现有军中将士二千人，其中父亲随儿子在军中的四人，母亲随儿子在军中的二十八人。以上这些将士的父母，都因丧乱而不知道归处，在军中也已经很久了。能够孝顺而仁爱的人，才可以同他谈忠诚；诚信而忠贞的人，才可以使他保全义勇。哪里有要求他们忠信、使他们义勇，却不劝导他们孝敬慈爱、不以仁惠加以抚恤的道理？如今军中有父母的将士，都共同分给他们衣食，并且优先供给父母，父母日益寒冷饥饿，却从来没有怨言。这些将士的父母，伏望分别酌量情况，供给他们衣食；这样义理便有所保存，恩惠便有所施及，使人受到感动而互相劝勉，实在就在于此。谨记录此状上呈。《奏请恢复七圣谥号状》【颜真卿】谨按《礼记》说：先王用谥号来尊崇名声，以一个恩惠之义加以节制，所以行为由自己做出，而名号由别人评定，使行善的人受到劝勉，使作恶的人感到畏惧。虞、夏质朴，殷、周文饰，已经达到极致了。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都用一个字作为谥号。称文就不称武，称武就不称文，难道是圣人的德行不够优美吗？这是因为群臣称述他们最突出的德行，所以儿子不能议论父亲，臣子不能议论君主。天子去世，臣下在南郊制定谥号，表明这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诸侯去世，太子向天子报告，表明这是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到了周王室衰微、大道朴素散失，谥号才开始用两个字以示隆重。有人把虚浮的美称当作荣耀；汉朝承接战国遗风，兼而采用。君主和臣下改定谥号，只求合乎实际，少有把它看作贬抑的，多有也不认为是褒扬。即使众多美德都归于一身，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魏晋以后，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征验的了。圣明的唐朝敬重并明察，遵循周、汉典章；开始创业时，顺从而考察古道。高祖谥号为太武，采用汉制；太宗谥号为文，采用周道。名分端正，道理顺当，流传无穷。上元年间，政权掌握在宫闱之中，混乱名号，改变旧制，开始建立神尧、文、武、大圣等称号，这大概并非高宗所得以实行的本意。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柄，肢解言辞而扰乱旧法，轻率议论而改动尊贵名号，于是扩大历代圣人的谥号，有的增加到十一字。皇帝全都有‘大圣’的称号，皇后全都有‘顺圣’的名称，使谈论它的人被今制迷惑，使实行它的人不同于古制，这不是旧有制度。后来剑门下罪己诏书，叙述高祖以下历代圣人的事迹，全都使用旧谥号；这说明玄宗已经悔恨过去的过失，也已经十分明白了。宝应年间，二圣山陵之事，有司请求议定谥号，办事不以古制为准，改变制度而实行权宜，舍弃古代质朴而崇尚浮华，舍弃旧名而扩大新谥，说一个名号不足以节制恩惠，于是增加到古制的十倍。并且历代圣人的谥名，全以字数多的为定制；这是废弃高祖、太宗的法令，难道能说是爱戴君主吗？如今制定谥号并非古人都知道，有司因循办理而无人敢于进言。假使当今守着它不改，后人议论认为不对，那么所失岂不是很大吗？为什么呢？臣子对于君父，没有不想扩大其美称的；先王制定礼制，却不敢过分。所以最崇高的敬意不加文饰，最完备的文饰崇尚质朴；质朴的字数极限是一字，尧、舜的美德已经足以彰明。文饰的字数极限是二字，孝文帝、孝景帝的德行也已经明白了。质朴就接近古制，文饰就接近当今；这正是高祖、太宗分别采用质朴谥法的原因，也是后世应该遵守的法则。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制定它呢？这就是天皇兴起圣王之制、端正尊贵名号的原因，也是太宗等待孝顺孙辈来修复废弃典制的原因，更是微臣谨守经义、尊崇圣朝的原因。陛下应当奉行上天之心，继承先太宗的志愿，使子孙蒙受这项法则，万代守持，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业。臣愚以为，高祖以下历代圣人的谥号，都应当以最初的谥号为定。谨按旧制，应上高祖为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宗为天皇太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睿宗为圣真皇帝。二圣的谥号字数过多，超越古制。臣愚谨慎选择其中的美称而加以订正。谨按谥法：‘主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光照四方’叫作‘明’，应上玄宗为孝明皇帝。又按谥法：‘圣善之德周遍闻名’叫作‘宣’，应上肃宗为孝宣皇帝。仍应依照汉、魏以及本朝旧例，在尚书省议定后上奏御前。文饰有弊病，就用质朴来救正，这是最高的敬意；名号混乱，就返归正道，这是最高的明察；祖先创制，孙辈继述，这是最高的孝道。三者都具备，然后才能建立天下的大根本，端正天下的大名号，建立天下的大事业。天下的大事就完成了。伏望皇帝陛下详加选择。《奏请元皇帝祧迁状》【颜真卿】

译《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礼器》又说：‘有以多为尊贵的，天子七庙。’伊尹又说：‘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这些都是经典中明确的证据。七庙之外，又说：‘从祧庙迁出就成为坛，从坛迁出就成为墠。’所以历代儒者制定亲尽则毁庙的礼制，都是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去。臣伏思，太宗文皇帝是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是本朝最初受国运的人，是万代承继的根本；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开始受封于唐；元祖之本都在不毁的典制之中。代祖元皇帝，地位不是开创统绪的祖先，亲属关系又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时，有诏说：‘元皇帝神主，依礼令祧迁。’有些议论者却认为，祖宗的名号很难按次序毁去。从前汉朝接近古制，不敢因私情损害公义，所以西汉十二帝被称为祖宗的只有四人。到了东汉，逐渐违背经典本意，子孙把推崇美名放在首位，自光武以下都有庙号，于是祖宗之名无不建立。安帝因听信谗言害死大臣、废黜太子，死后也没有奏请上尊号。后来从建武以来没有毁去的，便因而以陵号称宗。到桓帝失德，仍然有尊号；所以初平年间，左中郎蔡邕认为和帝以下功德没有特别不同而过失却有差等，不应称宗。至于其他不应称宗的皇帝，追尊三代时，都奏请毁去其庙号。由此可知，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这是保存至公的议论，不是其人就不能居此名位。这本来是三代制定礼制的根本。自东汉以来，这条道理就丧失了。魏明帝自称烈祖，议论者认为这是悖逆地自称祖宗；所以近代祖、宗之名全都成为庙号，还没有子孙登基而不尊奉先王为祖宗的。由此可以明白，不能仅仅凭借两个字，就作为不祧迁的证据。假使传承百代，难道可以把百代祖先都保留下来，以此表示孝吗？请依据三昭三穆的义理，永远作为通行典制。宝应二年，玄宗、肃宗升祔，于是献祖、懿祖已经按次序毁去。臣伏思，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后升祔，就应当向上迁移一室。元皇帝的代数已经遥远，其神主应依礼祧迁；到禘祫之时，再行享祀。《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六十 （明）贺复征编 ○奏状二 《论述迁都出行缘由状》【唐陆贽】臣前些日子蒙受恩召入见，陛下叙说泾原叛卒惊扰冲犯宫阙以及当初出行的事情，因而亲自责备自己，言辞意旨过于深切。臣奏说：‘陛下把过错归于自身，确实有尧舜最高德行的意义。’臣私下有所见解，认为造成今日祸患的，是群臣的罪过。陛下又说：‘卿依据君臣之礼，不忍把过错归到朕身上，所以这样说。然而自古国家兴衰，都有天命。如今遇到这种厄运，虽然是朕失德，也应当说事情并不全由人事造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诏问，陛下就谈及宗庙，眼泪鼻涕交集。君主忧虑，臣子愤懑，是人之常情；感情激动于内心，不觉哽咽。很快又正逢游瓌请求入对，臣的话没有能够说完，今天冒昧上奏烦扰圣听，以尽自己的愚诚。臣所说造成今日祸患的是群臣之罪，并非敢于徒然粉饰空谈，姑且宽解圣心；事情都有缘由，所说的话可以重新说明。自从胡人、羯人作乱以来，遗留的祸患还没有消除，朝廷长期因循，容忍养成的事情多有僭越，朝会礼制也有缺失。陛下以神武统御天下，将要统一四方，于是命令将帅征伐四方不服的地方；凶恶的首领迟迟不受诛讨，叛将接连作乱，战争祸患相连，行将达到三年；四方兴师，无论多远都波及。父子诀别，夫妻分离，一个人出征，十户人家供给资粮；留居的人有馈送之苦，出行的人有锋刃之忧，去留之人都骚扰不安，乡里因此无法安宁。聚集的军队日益增多，供给费用日益增加，常规赋税不足，于是下令限期催缴；催缴刚完，又命令增加征收；加征已经耗尽，又令另行摊派；另行摊派仍然不足，于是设置专卖征算的科目，兴起按户摊借的办法。禁令防范越来越繁密，条文细碎不堪，官吏无法承受命令，百姓无法聊以为生；农桑事业因追呼催逼而荒废，民脂民膏因鞭笞捶打而枯竭，市井忧愁困苦，家庭怨恨叹息，百姓哀号，众多城邑不得安宁。边疆的戍守用来保卫疆土，禁卫军用来防备巡查警戒；二者有一项缺失，就会产生敌寇之心，这是国家最重要的防务。陛下急于平定祸乱，多次派兵东征，边防空虚，亲军寡弱；不久又搜查私人牧场，以取得马匹簿籍，责令将门之家出兵。凡有私人牧场的，通常是功臣贵戚之家；所谓将门之家，都是统帅、州牧一类的人。他们曾蒙受亲自委任，或显有忠劳，免除征役，本来有固定典制；如今忽然夺取他们的畜牧，他们的子孙有的借贷来置办资装，有的破产来供给士卒车马。道路上的人凄凉悲悯，部曲将士感伤；贵位崇勋之人，谁不因此离心呢？再加上聚敛财物的法令，在京城尤其严厉；侯王的府第都缴纳屋税，做小买卖的夫妻全都被征收算缗钱。身份尊贵却没有得到优待，居住京城附近却没有受到区别对待，他们的愤怒忧伤又超过各地。诛求征敛越来越繁多，各类百姓恐惧不安，兴废更替没有止息，群情动摇，朝廷内外一片喧嚣，京城和京畿都不得安宁。陛下又因为各种政务废弛，立志整肃清理，于是坚持义理而掩盖恩情，任用刑法来成就治理；圣明的决断出得过于迅速，睿智的明察却失于过分精细。决断太快，就会使人多有怨恨，在似是而非之间不给人辨明的机会；察看太细，就会对事物多有猜疑，在凭臆推测之际未必符合实情。怨恨多了，重臣害怕获罪，反侧不安的事端容易发生；猜疑多了，群臣防备嫌疑，苟且偷安的风气逐渐滋长。因此叛乱接连发生，怨言一同兴起，异常的忧患，亿兆百姓共同担心。只是陛下沉静深思，独自不能听到这些。以至凶恶的士卒击鼓前进，在白天冲犯宫阙，重重宫门没有结草防御之人，环绕守卫没有盘问来者的人员。自古祸变兴起，从没有像这样容易的，难道不是因为乘我朝的空隙，趁人心离散吗？陛下有辅弼大臣，有掌管耳目的官员，有列于谏诤之位的人，有负责防备守卫的机构；他们看到危险不能竭尽忠诚，面临灾难不能献出生命。所谓造成今日祸患是群臣的罪过，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圣旨又认为国家兴衰都由天命，如今遇到这种厄运，应当说并非由人事造成；臣资性耿介鄙陋，学识浅薄平庸，凡是占卜算术的秘术，一概没有涉猎其源流；至于兴衰的大道理，却曾经从典籍中听闻过。

译《尚书》说：‘上天所见，来自我们百姓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百姓所听。’ 《尚书》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吉凶确实在人而不在别处，上天降下灾祥，都是根据德行。又说：‘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态；保持那种德行就能保住那种地位，德行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这就是说，上天的视听都依赖于人，上天降下灾祥，都考察人的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种天命。所以祖伊责备纣王说：‘我们这一生难道没有天命在上天那里吗？’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行说：‘我们有天命，不会惩罚他的侮慢。’这又是撇开人事而推说天命，是绝不可以成立的道理。《易经》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认为，保佑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者，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者。履行诚信，思考顺道，又尊尚贤能，所以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又说：‘危险，是因为安于其位的人造成的；灭亡，是因为只保守其存在造成的；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有条理造成的。’所以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治安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安全，国家才可以保全。又说：‘观察行履，考察吉祥。’又说这是吉凶、得失的征象。《易经》的道理，是穷尽变化、认识变化，在探究性命方面可以说精深细密。至于论述上天与人相互保佑帮助的缘由，辨析安危、治乱的原因，必定以人的行为得失为根本，而吉凶的报应便显现为征象。这又说明天命由人而来，其中的意义很明白了。《春秋》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有人自己招来。’又说：‘人禀受天地中正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命。因此有行动、威仪、礼义的准则来决定命运；有才能的人修养它而得到福，没有才能的人败坏它而招来祸。’《礼记》引用《诗经》并解释说：《大雅》说：‘殷朝还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配享上帝。’‘应当以殷为鉴，盛大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持。’意思是得到民众就得到国家，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又引用《尚书》解释说：《康诰》说：‘天命并不固定，行善就能得到它，不行善就会失去它。’这说明圣哲的思虑、六经的共同道理，都认为祸福由人，而不说盛衰另有固定天命。人事在下面显现，天命在上面降临，所以事情有得失，天命有吉凶，天人之间如影随形、相互符合。《诗经》《尚书》以后，史书传记相承，治乱废兴，大体都可以记载。人事治理而天命降下混乱的，从来没有；人事混乱而天命降下安康的，也从来没有。六经的教诲既然如此，历代的明验又是这样，臣还担心其中有可疑之处，请再用近来的事情来验证。近来征伐讨伐相当频繁，刑法罗网稍微严密，物力枯竭，人心惊疑，仿佛置身于汹涌风涛之中，不能安定。上自朝廷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早晚聚集宗族党友谋划，都担忧一定会发生变故。不久泾原叛卒果然发生，正如众人所忧虑的。京师的人动辄超过亿数，他们固然不都是懂得算术、熟悉占卜之书的人，但都明白招致寇乱的原因，未必全都与天命有关。伏望陛下深切鉴察已经发生的过失，建立将来的良好谋略，拯救危急的宗社，洗刷亿兆百姓的愤恨耻辱；关键在于审察时势变化，广泛询问人的谋略，修明王道教化，上天的保佑自然会到来。恐怕不应推说这是厄运，把它看成理所当然，从而扰乱追究过失的诚意，阻碍革新政治的希望。臣听说，治理有时会产生混乱，混乱有时反而凭借治理而兴盛；有的因为没有困难而失去守成，有的因为多难而使国家兴盛。治理产生混乱，是依仗已有的治理而不再修治；混乱反而资助治理，是遭遇乱局而能够警惧；没有困难却失去守成，是忽视万机的重要而忘记忧患畏惧；多难而使国家兴盛，是经历各种事务的艰难而知道警戒谨慎。如今因治理而生乱、因安定而失守的事情，已经过去，不能再追悔了。至于借助治理而兴邦的事业，就在于陛下勉励自己、谨慎修治。在最危险、最艰难的关头，采取正确的道路就会兴盛，失去正确的道路就会衰败，其中不容许再有后悔。愿陛下勤于思考，周密谋划，舍弃自己而听从众人，违背个人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邪谄佞而亲近忠诚正直的人，推行至诚而去除欺诈叛逆，堵塞谗言阻挠的道路，扩大进谏争辩的门户，扫除求利的办法，专心实行使百姓休息的方针，记录微小的善行和微小的才能，使群体人才都得到尽用；忘掉小的过失和小的怨恨，使没有一个人才被弃置。这条道路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实行，不劳心神，不费力量，只在于把它约束落实在内心罢了。何况陛下天资睿智明哲，具备必能成功的条件，怎么能舍弃这些条件而不去做呢？如果每天晚上在心中发誓实行这条道路，就可以感动神明、震动天地；每天早晨把它施行于政事，就可以使各类人归服，使天下万方归心。何必忧虑乱民？何必害怕厄运？何必担心天下不能安宁？从前古公亶父因为躲避狄人而兴起周国，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而成就王业；这就是因危难而使大业兴盛，由偏僻弱小之地而开辟王业。何况陛下禀有英明姿质，承受宝贵国运，四海的利权都由自己掌握，历代圣人的德泽还留在人心。只要能够不断修治，没有不能成功的。至于东北的群邪，拖延日久而逃避诛讨；泾原的乱兵，仓促间冲犯禁宫。这大概是上天在保佑陛下，担心陛下凭借神武果断而轻视天下，使您知道艰难，从而永远保有福禄国运罢了。伏愿陛下悔悟以前的祸患，以答复上天的警戒；更新圣明教化，以承受上天的休祥。不要说时运接连遭遇厄运而自我疑惧，不要说事情不由人事而自我解脱。勤勉奋发而不停止，完全可以达到太平，难道仅仅是荡涤妖氛、很快恢复宫阙而已吗？臣愚昧，却禁不住怀有忧国奉君的至诚，言辞有所迫切，不觉烦扰圣听。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进言者而废弃他的言语，不要因为言语直率而废弃其中的正直；千虑之中或许有一得，也许其中有可取之处。《奉天论前次答奏未施行状》【陆贽】

译臣某上言：叛贼泚尚未伏诛，还在宫禁中挖穴潜藏。陛下思念宗庙，痛惜百姓，仁爱与孝心交相感发，以至于愤怒激切。陛下谦屈尊贵，因紧急事务下诏询问微臣。臣虽然鄙陋懦弱，却尊崇仰慕仁义，承蒙陛下知遇之恩，感念陛下思求治理的诚意。我的愚拙心意，承受询问便立即陈述，不揣度自己见识浅深，也不因陛下喜怒而有所顾忌。诚然，这有失于周密防范、承顺圣意的准则，但这也是臣对陛下一片忠心的本分。前些日子奉诏回答询问，随即详细上陈，请求延请群臣，稍稍与他们亲近接触，扩大咨询访察的途径，开启进谏诤言的门户，疏通郁结的情怀，弘扬选拔人才的道路。自从献上答奏，至今已过十多天，却没有听说施行，也没有得到答复。不知圣上的意见究竟认为怎样？臣昏昧，不能揣度，只求竭尽心力，恐怕仍然文辞义理拙劣，不能把事情讲得畅达。臣怀着殷切的赤诚，伏愿披露全部心意，显然烦扰冒犯圣听，难道能不惭愧惶恐吗？这大概就是臣如犬马一般感恩、思图效力的心情，依恋不舍，不能自止。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众人的拥护；得到众人拥护的成效，在于了解他们的实情。所以仲尼说，人情是圣王治道的根源，意思是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由此看来，时势的否泰，事务的损益，万物的变化所系，全都必须以人情为依据。人情有通畅和阻塞，所以产生否泰；人情有厚薄，所以产生损益。通晓天下人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穷尽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的卦象更深刻的。卦象排列中，乾在下、坤在上叫作泰，乾在上、坤在下叫作否。取象而言，损上益下叫作益，损下益上叫作损。乾象征天、象征君，坤象征地、象征臣。天处在下、地处在上，位置虽然颠倒，却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臣在下，名分虽然顺当，却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气不交融，万物就不能生长；情意不相交通，万国就不能和谐。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的农功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子的诚意向上通达，然后治道才能建立。损益的道理，也由此而来。上位者约束自己，却使百姓宽裕，百姓必然喜悦而奉承上位者，难道不可以说是益吗？上位者轻视别人而放纵自己，百姓必然怨恨并背叛上位者，难道不可以说是损吗？这样说来，上下相交就是泰，不相交就是否；自己减损，别人就会增益自己；自己增益，别人就会减损自己。人情的得失，哪里容易呢？所以把君主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舟就是君主的治道，水就是百姓的人情。舟顺着水势运行就能漂浮，违背水势就会沉没；君主得到百姓的拥护就能稳固，失去拥护就会危险。因此，古代圣王处于百姓之上，必定使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心，不敢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所以始终战战兢兢、勤勉戒慎。《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幽微，所以对于万端事务的思虑不能不精细；危险，所以覆舟的戒惧不能不慎重。以圣人的德行、天子的尊贵，尚且还要慎重对待细微事务，以至于一天之中思虑万端，难道不是因为居上位而接近臣下，害怕失去人情吗？《尚书》又说：“衡量事物，要以心意；表达心意，要用言语。言语有是非，不如考察实际踪迹；踪迹有成败，不如验证已经实行的结果。”自古以来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都记载在史册中，清楚明白，可以征验。同众人有共同愿望，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而自以为是，没有不衰败的；听从善言、采纳劝谏，没有不稳固的；疏远贤人、以过错为耻，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诗经》《尚书》称赞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主张而听从别人。”列举舜的功绩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说的都是务求同众人的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尚书》叙述禹兴起的原因说：“益辅佐禹，禹拜谢美善的言语。” 《尚书》叙述汤成为王的原因说：“任用别人如同任用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说的是能够采纳劝谏。《诗经》歌咏文王建立周朝说：“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赞美武王战胜殷朝说：“有十位治国贤臣，同心同德。”说的都是听从善言。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主，是天下最盛德的君王，没有不听从劝谏以辅成德行、询问众人以成就功业的。由此可见，德行越盛，思虑越谨慎细微；功业越高，心意越谦下。到了后代衰败的时候，治道也就反过来了。所以《尚书》说：“纣有亿兆普通百姓，却离心离德。”说的是违背众人。《诗经》说：“你在中国逞强暴虐，收聚怨恨当作德行。你不明白自己的德行，因此没有辅弼、没有近臣。你的德行不明，因此没有陪臣、没有卿士。”又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竟然全都不听，大命因此倾覆。”说的是疏远贤人。

译《尚书》说：“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必然灭亡。” 《诗经》说：“只有那不顺从的人，自以为独自做得好；自己固执己见，使百姓最终陷入狂乱。”说的是自以为是。前代史书列举桀、纣的罪恶说：“力量足以拒绝劝谏，辩才足以掩饰错误。”说的是以过错为耻。考察得失，要看已经实行的踪迹；观察盛衰，要看已经验证的征兆。谁失去治道却不衰败？谁得到正理却不兴盛？报应与行为同类，像回声和影子一样没有差错。怎么可以不以此为法、不以此为鉴而警惕畏惧呢？从秦、汉直到周、隋，其间将近一千年，代代兴起的并非同一个姓氏，接连覆亡的也并非同一个君主。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作所为的迹象不同，但失去众人必然失败，得到众人必然成功。与尧、舜、禹、汤同样致力于善政的必然兴盛，与桀、纣、幽、厉同样趋向的必然失败。完全失去众人就完全失败，完全得到众人就完全成功；同善越多，功业越大；同恶越深，祸患越重。善恶依从类别，端正得像串联的珠子；成败显现于行为，明白得如同看见火光。这是历代最重要的借鉴。只是恐怕有人议论说时代不同、事情不同，因此臣请求再为陛下粗略举出近世尤其明显的事例来加以辨明。太宗文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才略，承受帝王的大位，凭武力平定祸乱，凭文治造成太平，威势如雷霆运行，明察如日月照耀，英明谋略施用于百战，圣德功业流传于九歌，本来就不是世俗人物所能衡量、常人所能窥探仰望的。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畏惧谨慎，害怕失去人心；常常告诫臣下献上规谏，始终把危亡作为忧虑；早起听政，直到天晚也忘了劳累；公卿轮流入朝奏报各种事务，评议得失，和众人共同处理，使下情没有滞塞，上意没有专断。退朝以后有空闲，便设宴接见侍臣，咨询谋略，询问过失；有时议论古代的成败，有时询问民间的事情。每当谈到昏君乱朝，就反省恐惧、自我警戒；谈到贤君治理时代，就仰慕振奋、想着向他们看齐；谈到农耕的艰难，就上下互相匡正，努力遵行勤俭；谈到闾巷百姓的疾苦，就君臣共同忧虑，商议停止赋税徭役。勉励德行、惩戒违失，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仍然担心有些言语错误、举措失当，一旦过去便难以追回。每次召集宰相共同议事，必定派谏官一同进入；事情无论大小，只要稍有失误，便立即规劝。得到一条善言，就立即下令甄别提升；听到一条劝谏，必定明确加以褒奖赏赐，所以当时没有荒废的事情，人人乐于献出诚意。又招引文士一类的人，轮流在内署值宿，有时讲求典章礼制，有时讽诵《诗经》《尚书》，常常直到半夜，心情投入而忘了疲倦。以太宗的德行之美、贞观年间的治理安定，尚且还如此致力于取得人心，那么人心对于治道，难道可以一天不相交接吗？高宗即位初年也亲自听取并采纳意见，所以当时众人一致称美，认为有贞观遗风；又依靠先帝遗泽仍在人间、先代法范留下的富裕，幸而没有改弦更张，百姓因而富足安康。几十年间天下无事，太平基业持续日久，倦怠政事的心意逐渐显露，闲居越来越深，接近臣下越来越少。前代贤哲的光辉渐渐远去，中宫的威权和柄权逐渐转移，终于有嗣圣临朝、天授革命之事，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国家的道理缺少向群臣咨询、不能筹谋大政，又因为沉溺于宴饮安逸、偏信亲近狎昵之人，逐渐导致祸变，几乎倾覆国家吗？虽然祸乱不是由别人造成的，但其过失是相同的。弊俗一旦蔓延，余风便继续流传；直到神龙、景云年间，都是宠幸之人扰乱朝政，聪明才智不能通达下情。玄宗亲自平定大难，亲手振举宏纲，敞开心怀接纳忠言，克制自己听从劝谏，尊重任用旧臣老臣，选拔各类人才；大臣不敢壅塞下情，私人亲信不敢干预公议，朝政清明、治道安泰，持续将近三十年，以为教化已经施行，以为安定可以保持。耳目享乐逐渐增多，忧劳勤政的志向稍稍衰退；奢侈的心念一萌发，邪道便一同进来。贪图权势、窃取柄权的人说：“德行已经像尧舜了，哪里还用劳神去承顺圣意、趋奉迎合？”献媚的人说：“现在已经太平了，为什么不享乐？”有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迂腐荒诞、惊扰众人；有正直切实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沽名。至尊收敛视听于深宫，清明的宰相在朝廷上养成威势；礼仪官把歌功颂德当作奉行职守，执法官把揣摩圣意当作称职；主管府署的官员把重重搜刮当作公忠，权贵之家把收受贿赂多当作声望。外朝宠臣掌握窃取国权的势力，内廷宠臣专擅扭转天意的谣言。祸患的机关已经炽盛，火焰越烧越大，整个天下如同坐在堆积的柴薪上，人人害怕被焚烧，而朝廷彼此蒙蔽，竟没有一个人察觉。每天只忙于游宴，还以为正在享有无穷的福分。大盗一旦兴起，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忽视戒备、安居而放逸，害怕忠直之言使自己不快，却甘心听从谄媚欺诈以满足欲望，渐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终于造成大过失吗？肃宗惩戒导致寇乱的原因，胸怀拨乱反正的谋略，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同太宗相符。招请延纳、询问谋略，停止进食、废寝忘食，彻底敞开诚挚的内心，推诚相待，坦露胸襟，忘却自我而应对外物，所以得到了百姓盼望复苏的拥护，足以成就配享上天的功业，迅速兴起。先皇帝继承并保持恭谨勤勉，又增加了和惠。施惠便能得到感应，和善便能得到亲近。虽然当时连续遭逢艰难困厄，但众人没有离散；治理还算宽大，主要因循旧制而慎重于另行作为。然而在紫宸殿听朝时，常常限制三人奏事；又宣示德意，责问侍臣，有时奖赏他们竭尽规谏，有时责备他们容忍沉默。陛下本性仁慈宽恕，处理事情多含容弘厚；劝谏即使没有采纳，也不深加责罚，只要情势确有阻塞，最终总能使上情下达。因此君臣相安，百姓也稍得休息。陛下英姿出众、辩才超绝，远远超过常人；武略雄图，足以包罗万物之外。陛下愤恨习俗妨碍治道，任意削平整肃；又亲自以明威照临天下，以严厉法制截断积弊。日子一久，过于深远严峻之处便使人惊疑而沮丧命令，逃死的叛乱由此发生；近处的人则畏惧震慑，产生苟且容忍、逃避罪责的情态。君臣心意乖离，上下情意隔绝：君主致力于治理，臣下却防备诛杀；臣下将要献上忠言，君主却怀疑其中有欺诈。于是圣明的诚意不能布达于众人，众人的实情也不能通达于圣聪。臣往年曾任御史，有幸奉行朝见之礼，只任职半年。陛下高居严肃深邃的宫殿，从未降下旨意亲自询问；群臣拘谨恐惧，匆忙进退，也不陈列事情上奏，轩墀之间尚且彼此不能沟通。宇宙这样广大，怎么能够自行通达呢？即使按惯例接见使臣、在朝廷排列宰辅，也既不同于亲自赐教，又不同于公开发表意见。尚未实行的事情，就告诫说枢密之事不要议论；已经实行的事情，又说既成事实不必再进谏，渐渐产生拘束阻碍，动辄涉及猜疑嫌隙。因此人人隐藏实情，把进言视为禁忌。直到变乱将要发生，亿兆百姓共同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以为太平可以实现。陛下把今天亲眼所见的情况，与过去所听说的事情相互验证，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译什么是所得，什么是所失？那么事情的通畅和阻塞，就都详细明白了；人情的真伪，也全都知道了。历代圣君治乱升降的结果，清清楚楚就是那样；当今治乱的原因，也明明白白如此。从来没有不因得到众人而兴盛、几乎因失去人心而危险的；没有不因宽裕地听取众人意见而通达、因偏信而受蒙蔽的。继承发扬美德依靠采纳劝谏，损害德行由于自以为贤能；善始源于忧劳勤勉，不能保持到底则萌发于安逸太平。如今陛下将要悔除祸患、求取福祉，离开危险、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太宗创业的规制，承袭肃宗中兴的治道，鉴戒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惩戒今日宠幸选择的由来，那么凭什么取信于圣明的心意，彰显美好的声誉，更新远近之人的听闻，使反复不定者归附、使离心者回归呢？前些日子承蒙圣上降下恩言，询问及臣这等庸鄙之人，臣斗胆借此私下议论，立即献上所闻。近来反复思考千百遍，智愚虽有分别，但这个见解确实不可改变。直到现在臣仍拳拳在心，只是所见还滞留未达；不胜愚诚恳切，谨再次陈述诚意上闻。臣某惶恐死罪，谨此上言。奉天请数次与群臣相见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的奏状【陆贽】朝隐传达圣旨说：朕屡次阅读卿的表状，劝朕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言辞义理恳切，充分表现了竭尽忠心。朕本性很喜欢推诚相待，也能够采纳劝谏，只是因为上封事和奏对的人很少；有些忠良之人，多半是议论别人长短，或者窥探朕的心意。朕虽然不接受谗言诬陷，但他们一出宫外就妄自制造是非，把它说成朕在施行威权和恩惠。朕过去以为君臣一体，毫不防备，因为推诚信任、不加怀疑，屡屡被奸人玩弄，才造成今天的祸害。朕想来并没有别的原因，过失就在于推诚。又有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通常自我炫耀，把过错归到朕身上，以此为自己求取名声。朕即位以来，见到奏对议事的人很多，大体都是雷同附和、道听途说；一旦试着加以质问，便立即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之人，朕哪里会吝惜提拔任用？朕见从前以来事情只是这样，所以近来不多次安排接见人员，并不是厌倦接纳意见。卿应当深知这一层意思。圣德广大如天，包容并俯察宽宥狂妄愚昧之人，又赐下褒奖劝勉。圣上称许臣言辞恳切，指明臣竭尽忠心；臣虽然十分庸劣驽钝，实在心怀感激和激励。知道而没有不说，叫作尽忠；以合乎义的方式侍奉君主，叫作忠。臣早年的心愿，早已对自己发誓：把这个作为奉事君上的道路，把这个作为报答君主的凭借。幸而遇到光明的时代，得以表达诚挚的愿望，既免除罪过，又受到褒奖称许，今后当尽力奉行周旋，不敢有所失坠。假如陛下推广这种道路，施行到天下，使人人都奖赏正直、体恤愚昧，各自记录长处而舍弃短处，那么别人所擅长的，谁不如臣呢？这样圣德自然更加彰显，群体的心意也都能充分通达。臣愚昧而恳切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圣上眷顾更加深厚，详细宣示秘密旨意，完备地通晓事理，曲尽人情；至于深谋远虑、防范细微之处，本来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认为，天子的治道与天同样具有功用。上天不会因为大地有坏树便废弃生长化育，天子也不应因为一时有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帝王的盛德，没有比尧更盛的了；即使四凶在朝，众人的议论也没有停止，所以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由此可知，人有奸邪正直、贤能愚昧，关键只在于使他们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绝不可以因为忠良之人少，便缺少咨询谋议、接受献言的道路。从前有人因为噎住过便废止吃饭，又有人因为害怕溺水便自己跳水；这种为了矫正偏差、防备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了吗？希望陛下从这里取得鉴戒，不要因为小小的忧虑而妨碍大道。臣听说，人所得到的帮助在于信用；信用的建立来自诚实。心中保存诚意，可以使众人没有疑惑；自身保存信用，可以教导别人不欺骗。只有信用和诚意能够有益而没有过失；一旦不诚实，内心便没有什么可以守持；一旦不讲信用，言语便没有什么可以实行。所以圣人重视它，认为食物可以舍弃，信用却不能丧失。又说：诚是万物的终始，不诚实便没有万物。这里的“物”，就是事情。言语不诚实，就不再有任何事情可以成立。普通人不诚实，尚且没有事情可以成办，何况君王依赖众人的诚信来巩固自己，难道可以不以诚信待人吗？陛下所说因为失于诚信而造成祸害，臣私下认为这话错了。孔子说：“可以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是失掉了人；不可以同他说话却和他说，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可用之人，也不说错应说的话。由此说来，陛下可以审察他们所说的话，却不能不谨慎；对于值得信任的人可以信任，却不能不以诚相待。海中的禽鸟极其微小，尚且能够辨识真情假意；有灵性的生物，本来一定很难欺骗。前代记载所说的百姓，虽然最愚钝，却又最神明。一般百姓有的昏昧，有的鄙陋，这是他们类似愚钝的一面；然而上位者的得失，没有不辨别的；上位者的好恶，没有不知道的；上位者所秘密的事情，没有不传播的；上位者所做的事情，没有不仿效的。这又是他们类似神明的一面。所以用智巧驾驭他们，人们就会欺诈；向他们显露疑心，人们就会苟且偷安；待人不合礼节，遵循义理的意愿就会减弱；抚恤而不给予恩惠，效忠的情意就会淡薄。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跟从什么；上面施加什么，下面就回报什么，如同回声应和声音，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形体弯曲，影子就弯曲；声音淫邪，回声就邪曲。心怀鄙陋欺诈，却希望脸色不显露；脸色已经显露，却希望观察者不能辨别；观察者已经辨别，却希望百姓不迷惑；百姓已经迷惑，却希望叛乱不发生，自古到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只有天下最诚实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如果自己不能尽诚，却希望别人尽诚，众人必然欺骗而不服从；先前不诚实，却说后来诚实，众人必然怀疑而不相信。如今藩镇有不忠于国家的，陛下就兴兵讨伐；臣民有对上不守信用的，陛下就发布命令诛罚。有关官员遵照命令诛伐而不敢宽纵，是因为陛下以自己所具有的诚信责求他们所没有的诚信。假如陛下先前对万物不诚、对人不信，人们将会有借口，陛下凭什么进行讨伐？由此可知，诚信之道一刻也不能离身。希望陛下顺着它、守着它并实行它；如果反而有所增加，恐怕不是悔过的办法。臣听《春秋传》说：“人谁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易》说：“每天更新，叫作盛德。” 《礼记》说：“德行日益更新，每天更新，又每天更新。”《商书》中仲虺称述成汤的德行说：“任用别人如同任用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周诗》中吉甫赞美宣王的功业说：“君王的职事有所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正。”《礼》《易》《春秋》是百代不可废弃的经典，都不把没有过错作为美德，而把改正过错称为大善；盛大的德行在于改过、日新。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辅臣赞扬圣明的君主，不称说他没有过错，而称说他能改过。周宣王是中兴的贤主，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贤臣歌颂贤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能够补救缺失。由此可见，圣贤的意思十分明白：只以能够改过为能事，不以没有过错来责求。大概人的行为必然会有过失，无论上等智慧还是下等愚昧，都不能完全避免。聪明的人改正过错而迁向善道，愚昧的人以过错为耻而继续坚持错误。迁向善道，德行便日益更新，这就是君子；坚持错误，罪恶便越积越多，这就是小人。所以听到义理就能改过迁善，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是圣人所推崇的。至于赞扬君王德行、歌颂君主功业，有时以改过不吝为美，有时以有缺失而能补救为美。

译中古以后，淳厚的风气逐渐衰微，臣下既崇尚谄谀，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而施行小道，于是出现了入朝则贴近君主进言、出朝则说假话的风气。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心意由此受到迷惑，谏臣的罪名也由此产生。媚上的道路一旦盛行，造成的危害就非常严重。太宗文皇帝，才华卓绝千古，自身清明，再次施展圣明谋略，改变流弊；以虚心接受作为治国根本，以直言进谏作为国家光彩。有人当面折辱、在朝廷上争辩，他一定收敛雷霆般的威怒，明确表示嘉奖并采纳；有人上封事、献计议，他一定克制自己的心意欲望，亲手下诏褒奖。因此有过错必定能知道，知道后必定能改正；在世时成就了雍熙的教化，死后声名与尧舜相齐。假如太宗顺从中等君主的常情，拘泥于世俗凡人的见解，听到过错便赞美自己的短处，接受劝谏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求治之心，也必定没有济世之效；即使有悔过之意，也必定没有听从劝谏的美名。这样看来，听取和采纳的实际效果，与隐藏和显露的情形并没有不同；在损益的关头，已经有如此悬殊的差别。何况不如中等才能的人，任性专断，自处于众人之上，放纵自己坚持错误、拒绝劝谏，哪有不危险的呢？况且太宗有经纬天地的文治，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身实行仁义的德行，有治理达到太平的功业。他的美好功业和光明显赫，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盛。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认为他的治道超过前代、恩泽流传无穷，首先就在于听从劝谏、改正过错。由此可知，能够听从劝谏、能够改正过错，是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陛下所说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通常自我炫耀，把过错归到朕身上，臣认为，不够秘密而自我炫耀，确实不是忠厚之道，但对于圣德本身固然也没有损害。陛下如果采纳劝谏而不违背，那么即使流传出去，也只会增加美誉；陛下如果违背劝谏而不采纳，又怎能禁止它流传呢？伏愿陛下以贞观年间的旧事为楷模，使太宗的风范功烈在当今圣代再次发扬，不可以把这说成归过于君，从而阻绝直言的道路。臣听说，虞舜能够察听近臣浅近的话，所以成就圣明教化；晋文公能够听取民间歌谣，所以恢复霸业。《大雅》有询问樵夫的话，《洪范》有谋议及于庶人的道理。由此看来，圣贤治理天下，务求询问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处，不敢侮慢鳏寡之人。夸大的话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的话合乎道理，不必拒绝。言辞不合自己的心志，不必因此否定；违逆自己的心意，不必因此拒绝；与别人不同，不一定正确；与众人相同，也不一定错误。言辞笨拙而成效迅速的，不一定愚蠢；言语甜美而利益重大的人，不一定聪明。这些都要用实际加以考察，用最终结果加以考虑。采用这种办法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善处所在，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看见天下人的心意。人的常情，很少能够没有迷惑，大多是被所信任的东西蒙蔽，被所怀疑的东西阻隔，轻忽所轻视的东西，沉溺于所欲求的东西。信任一旦偏颇，听取言语便不考察实际；因此产生过分失当的言论。怀疑一旦太重，即使事实真实也不听取，于是出现听信失实的情况。轻视言语，就会遗漏其中值得重视的事情；贪求事情本身，就会保留其中本应舍弃的人。这都是姑息放纵个人情怀，不考察皇极正道；因此损害天下的道理，因而失去天下人的心。所以常人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谋划长远的人先从近处验证；致力于大事的人一定慎重对待细微之处。他们所依靠的是广泛采集意见，再审慎采用其中恰当的部分，本来不在于仰慕高远、喜好奇异。陛下所说近来奏对议事的人都是雷同附和、道听途说之人，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显示人情，其中必定有可以实行的，也有值得警惕的，恐怕不应一概轻视侮慢而不加省察采纳。陛下又说一经质问便立即理屈词穷，臣担心陛下虽然穷究了他的言辞，却没有穷究他的道理；能够使他的嘴服气，却没有使他的心服气。怎么知道会这样呢？臣每次读史书，看见祸乱多而治道少，常常因此心怀感叹。我曾试着思考这件事，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希望尽忠，做君上的没有不希望得到治理。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能治理，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能尽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双方的情意不相通。臣下的心情无不希望通达君上，君上的心情无不希望被臣下知道。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的心意难以通达，君上总是苦于臣下的心情难以了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所谓九种弊病，上位者有六种，下位者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卖弄辩才，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放纵刚愎，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病。谄媚奉承、观望形势，畏缩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喜欢争胜，必然乐于听顺从的谄媚之辞；君上以过错为耻，必然忌恨直言劝谏。这样，臣下谄媚的人就会顺着旨意说话，忠实的话便听不到了。君上逞强辩说，必然剽窃言辞、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然凭臆测猜疑别人欺诈。这样，臣下观望的人便会自求便利，而切实磨砺规正的话就不能完全说出。君上严厉显示威势，必然不能放低心意来接近外物；君上放纵刚愎，必然不能承认过错来接受规劝。这样，臣下畏缩怯懦的人便会逃避罪责，而说明实情和道理的话就不能申述。何况疆域如此广大，生民如此众多，宫阙层层深重，高下之间又有界限阻隔。从黎民贤士以上，能够看见至尊容光的人，超过亿兆，却没有一个；在有幸看见至尊的人中，能够接触并交谈的，又是千万人中没有一个。即使有幸得以接谈，中间还存在九种弊病，上下情意能够相通的就很少了。上情不能通达下方，人们就会迷惑；下情不能通达上方，君主就会疑虑。君主疑虑，便不采纳臣下的诚意；百姓迷惑，便不听从君主的命令。诚意不被采纳，臣下就以悖逆回应；命令不被听从，君主就加以刑罚。臣下悖逆、君主施刑，不败亡还等什么？这就是祸乱多而治理少，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考察最初的心意，未必是淫乱暴虐，也在于君臣两方面的情意彼此阻隔，逐渐导致过失，终于陷入艰难。过去龙逢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而商朝灭亡，宫之奇离去而虞国败亡，屈原被放逐而楚国衰败。臣认为，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个人竭尽忠心，必然不会抛弃他们；如果知道他们的意见可以采用，必然不会推拒违背。之所以忍心伤害他们并舍弃断绝，概因认为他们的话不足以实行、内心不足以信任。四人离去以后，四位君主也都陷入危险。这样看来，言语本来就难以被听取，但说出言语也并不容易。赵武言语迟钝，却成为晋国贤臣；绛侯周勃木讷，却成为汉朝的辅弼大臣。公孙弘上书议论政事，皇帝让他用十件事诘难公孙弘，公孙弘一件也答不出来。

译等到他做了宰相，最终却有了能干的名声。周昌向他的君主进谏，因口吃不能回答诏问，只说：“臣的嘴虽然不能说话，心里知道这件事不可行。”由此可见，口才敏捷的人，所办的事情未必可信；言辞屈拙的人，所讲的道理未必穷尽。人的心意很难了解，连尧、舜都以此为忧，怎么可以只凭一次问答，就说已经穷尽了他的才能呢？用这种方式考察天下人的心情，本来就会有很多失实；用这种方式轻视天下士人，必然会遗漏人才。因此臣私下担心，陛下虽然穷究了他的言辞，却没有穷究他的道理；虽然使他的嘴服气，却没有使他的心服气，确实是有原因的。古代君王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大概是希望幽暗受抑的情形必能通达，也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把冕旒垂在面前，把黈纩垂在耳旁，大概是厌恶视听过于明察，只怕显露别人的过失。到了后代，情况却反过来了：不致力于使聪明通达民情，视听只是用来窥伺罪过和嫌隙；同众人相违背，同治道相乖离，于是彼此崇尚言辞，互相炫示智巧，互相用欺诈对待，君臣之间的义理便淡薄了。以陛下天性包含仁德圣明、心意致力于雍熙太平，却使最高的治道尚未取信于天下，臣私下替陛下在前代圣哲面前感到惭愧。古人之所以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难道也是把这个作为心愿吗？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得到人心，那么天下本来就不可能治理。致力于得到人心，却不勤于接近臣下，那么人心本来就不可能得到；致力于勤于接近臣下，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那么臣下本来就不可能真正接近；致力于辨别君子和小人，却厌恶他们指出过错、喜欢他们顺从自己，那么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可能辨别。趋附和谐、求取媚悦，是人们极其乐意做的事；保存气节、冒犯君颜，则是人们极其害怕、极其招怨的事。居上位的人如果把后者的害处看轻，把前者当作美好利益来对待，尚且担心中途不能汇聚人才，何况彼此疏远而不接近，又加上猜疑而予以损害呢？上天生养众民，本来是为了建立国家；人有嘴就不能没有言语，有心就不能没有欲望。言语不能向上宣达，下面就会产生怨恨诽谤；欲望不能归于善道，便会聚集到邪道。圣人知道众人不能靠武力制服，所以树立讽谏的木牌，设置进谏的鼓，安排诤臣的位置，设置采诗的官职，以便宣达他们的言语；尊崇礼义，安定诚信，加厚贤能者的赏赐，扩展建功获利的途径，以归导他们的欲望，使上面不至于亢极，下面不至于穷困，那么人心怎么会离散作乱？祸乱的征兆又从哪里产生？古代那种无为而治的君主，大概大都采用这个办法吧？如果有治理的心意却不知道方法，即使知道方法而心志不能专一，那么得失各半，天下究竟是治还是乱就难以预知了。如果又违背治道而以自己的心意为师，舍弃众人而任凭自己，认为欲望可以放纵，认为众人可以欺骗，认为专断没有妨害，认为咨询谋议没有用处，认为谄媚之言就是忠顺，认为献言纠正就是妄言愚行，认为进荐善人就是结党营私，认为嫉恶如仇就是猜忌嫌疑，认为多疑是驾驭臣下的方法，认为过于深察是洞察万物的明智，那么治道全然背离，国家的倾覆危亡就可以立刻等待了。治乱的戒鉴，前代圣哲已经详尽说明；安危的结果，历代也曾亲自验证。旧有典籍都在，殷商覆亡的鉴戒足以征验；至于如何措置施行，就看陛下明察选择了。伏愿陛下扩展接近臣下的道路，开启奖掖善人的门户，弘大接纳劝谏的胸怀，发扬推诚相待的美德。接近臣下，要以礼相待，用和气温煦，以虚心使他们把话说尽，以端正的心意详细考察其中道理；不要用口才压制别人，不要炫耀自己的聪明，不要把先知先觉当作能耐，不要把臆测当作智慧，不要显露好恶以招来谄媚，不要大声厉色以显示威势，要像高悬的权衡一样。不要违背事物的轻重，因此轻重自然分明，别人无从欺诈；要像设置水镜一样，不存心区别美丑，而美丑自然显现，别人也无从怨恨。有冒犯君颜而正直敢言的人，就奖赏并亲近他；有巧言利口、进谗献媚的人，就疏远并斥退他。这样自然万事没有壅塞，真实的情意和言语也不会苟且进献。君子的道路逐渐增长，小人的姿态日益消退，还忧虑忠良少吗？还会有谁制造威福吗？还担心有人妄说是非吗？这样，接近臣下的关键就完备了。奖赏善人，要像追赶却总怕赶不上那样急切；任用人才，要像担心不能周全使用那样谨慎。要像梓木用来制作器物，曲直都分别安排；像百川归入大海，大水细流全都容纳。能办小事，就让他处在小官之位；建立大功，就用丰厚利益报答他。不忌惮怨恨，不回避亲近，不挑剔小过，不要求十全十美；不因人的过失而废弃他的长处，不因自己已有的成见而拒绝别人。听说他有才能，必定先用事情来试验；能够办成事情，才晋升他的班次。这样自然没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也没有不切实的举荐。如此，奖赏善人的道理就实现了。接纳劝谏，要以弥补过错为心愿，以寻求过错为急务，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善，以能够听到自己的过错为明。这样，进谏的人多，是彰显我的能干；喜好劝谏的人正直，是显示我有贤德；进谏者即使狂妄诬妄，也能彰明我有宽恕之量；进谏者即使泄露秘密，也能彰显我能够听从。做到其中任何一项，都成为盛德。这样看来，君主和进谏者是彼此增益的关系：进谏者有获得爵禄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获得治理安定的利益；进谏者得到献言纠正的名声，君主也得到采纳意见的名声。然而即使进谏者有所失当，君主也没有不因此增美的，唯恐正直之言不够切实，天下人听不到。这样，接纳劝谏的美德就光明了。推诚相待，在于彰明信用、任用人才。彰明信用，不在于把话全部说尽，而贵在说出的话可以兑现；任用人才不能没有选择，而贵在一经选择便不再怀疑。言语必定诚实，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听命；任用之后不再二心，然后才可以责求别人取得成功。诚信一旦亏损，百事没有不紊乱的；疑虑和二心一旦产生，群臣没有不忧惧的。因此，言语有时不合适，可以承担过错而改正自己的话，却不可苟且说出；任用有时不恰当，可以求取贤能之人来代替他的职任，却不可因此疑惧。这样，推诚相待的意义就取信于人了。微臣之所以屡次烦扰圣听而不能自我抑制，大概是因为陛下有拯救祸乱的志向，而许多困难还没有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意，而各种功业还没有安定；有尧舜般聪明的德行，而尚未光明地施布于天下；有覆盖承载、含容弘大的气量，而尚未完全接纳众人的心情。因此臣每到半夜静思，没有不暗自叹息、深深惋惜的。假如陛下有其地位却没有一定实行的志向，有志向却没有实现它的凭借，那么臣本来已经随波逐俗了，何苦还这样急切呢？只是希望陛下详细省察自己的缺失，赶快施行应当施行的事，使天下人心归附，成就中兴的事业。这是臣的愿望，是亿兆百姓的福祉，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庆。奉天论赦书事条状【陆贽】

译右，朝隐传达圣旨，并把中书所撰写的赦书给臣看，命臣审阅是否可行；如有需要改动、增删的地方，以及事情叙述不完备之处，都逐条上奏。臣谨遵诏旨，详细审阅再三，仍恐见识不周；又同各位学士共同考察得失，大家都认为纲目条文大致具备，文辞义理也通顺，事情多沿用惯常说法，没有失去旧日的用法，平常时候颇为可行，但施行于今天，恐怕还不相称。为什么呢？处在非同寻常的危难中，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使其安定；解决非同寻常的纷乱，不能用平常的话语来晓谕。自从陛下继承大位以来，志在统一天下，穷尽使用兵力，竭力征取财赋，百姓还没有明白只是暂时劳苦的用意，怨恨叹息已经很深；上天没有给我们悔除祸患的期限，灾难接连发生；又因为刑罚贬谪过于严峻，禁令防范过于严密，上下不相亲近，情志多被壅塞，以至于变乱发生在京城，盗贼占据宫禁，九庙全都陷于匪人之手，六军出屯于郊外城邑，奔逃逼迫、忧惧危急，说起来令人痛心。自古以来祸乱集中发生，很少有像这样迅猛的。如今重重包围虽然解除，逃亡的贼寇仍然存在；割裂土地、僭称王号的四凶，滔天僭越称帝的二竖，又有顾望观望、怀有二心的人，叛乱援助、结党奸邪的人，这些势力实在繁多，不能全部列举。皇帝的车驾尚未复归，国家大权尚未收回，劳苦的人还没有得到休息，有功的人还没有得到赏赐，困穷的人还来不及得到体恤，受到压抑的人还不能申雪。现在要解除重重患难、收拢众人的心，只有依靠赦令和诚实的言辞罢了。国家安危所系，难道可以忽视吗？用言辞感动人，所能感动的已经浅薄；言辞又不恳切，谁肯信服呢？从前成汤遇到灾害，在桑林野外祈祷，亲自剃发削身，把自己作为牺牲。古人所说“割发应当割到肌肤，剪爪应当伤及身体”，确实是因为诚意不到，万物便不会感动；损害不达到极处，利益也不会达到极点。如今所发布的德音，也应当如此：悔过的心意不能不深，引咎的话不能不尽，招纳延请不能不广，恩泽不能不厚；宣泄通达郁结壅塞的情绪，不能不彻底敞开心胸；洗刷过失污垢，不能不把创痕荡除，使天下焕然一变，好像拨开重重昏暗而看见明亮的日光。人人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这样还有谁会不服从呢？应当改革的事项，我谨慎地另写在奏状中一同进呈。除此之外，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错误并不难，改正错误才难；说善言并不难，实行善行才难。即使赦文极为精当，只停留在知道错误这一层面，说到善言，还希望圣上再思考那些困难之处。《易经》说：“圣人感化人心，天下就会和平。” 所谓感化，是诚意从内心发出，并落实到事情上；事情有时还未能使人明白，所以用言辞加以宣示。言辞必须顾及内心，内心必须符合事情，三者彼此相符，不相逾越，以至诚为根本，才可以求得感化的效果。如果不能做到，不如不要说。一旦损害了诚意，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相信。伏愿陛下先在心中确定志向，然后施于言辞；估量可以实行的便宣布出来，不可实行的便搁置不说。不要使言辞苟且，以加重将来的悔恨。言辞能够真诚，人心必然受到感动；人心受到感动，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事情怎么可以不详察，又怎么可以不努力办理呢？我把内心的恳切全部倾诉出来，恭候圣上裁决。谨此进呈。奉天请允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奏状【陆贽】

译本月某日，顾少连从延英殿应对回来，奉到密旨说：“你先前上奏，请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吏。近来听说外间议论，诸司所举的人都有私人关系，兼且收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种办法很不稳妥。今后任用和更换官员，应当由你亲自选择，不得信任诸司。”臣才能暗劣，却错误地担任大任，果然招来了官场的毁谤，使圣上忧虑。过分承蒙恩宠，曲意降下慈爱教诲，感激戴德而反复省察，睡卧起居都不得安宁。因为这是密旨特意宣布的，不敢当众陈谢，只能接受成命，所应做的必定实行。恭敬地思考圣上的规制，也应当毫无隐瞒。如果有未能通达之处，怎敢不说？虽然知道这是尘俗之情，本来却不能不说。治理国家的急务，在于得到人才；而了解人才的困难，是圣哲都感到棘手的事。只听他的言论，不能保证他的行为；只考求他的行为，又可能遗漏他的才能。考核劳绩，巧伪之风便会繁盛，而正直方正的人很少得到进用；追逐声誉才华，奔竞之风便更加增长，而沉静退让的人不能升迁。若不是平素与他交往亲近，详细了解他的始末，探察他的志向品行，考阅他的器度才能，便不能知道那些守道而隐藏才用的人，也不能使沽名钓誉、矫饰外貌的人掩饰其虚伪。所以孔子说：“看他凭什么做事，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于什么，人怎么能够隐藏呢？” 要观察、考察一个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此前代有乡里举荐选拔的办法，有长吏征召署任的制度，用来明确考察历次试用，广泛旁求人才，敦促实行和才能，止息奔竞。过去周朝任命伯冏为太仆，告诫他说：“慎重地选择你的僚属，不要让巧言令色、善于逢迎谄媚的人混入其中，所求的只是贤良之士。”这说明古代王朝只任命大官，大官可以自行选择僚属，并以实际考验证明。汉朝致力于广求人才，选拔不只是公府征召，又有父亲任官、兄长任官，子弟都可以做郎官。刚被选入时，杂居于三署；台官有空缺，就用他们补任。这说明古代郎官都是通过选拔任用的，这也是明确的证明。魏晋以后直到本朝，选取一般官员，大多由选部办理；只有高位重职，考察一般官员中有成就的人，由朝廷请命任用。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的官员品级，很多都是由他奏请授予的。宋朝任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够实行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便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散骑侍郎以下的官员，都已经交给你办理了。”蔡廓仍然愤怒，认为这是失去职权，于是没有赴任。这说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是由吏部选授的，并不一定要等朝廷列位的官员全都由台司选定，这也是明确的证明。本朝的制度是：五品以上的官员由制敕任命，六品以下则一并由诏旨授予。制敕所任命的，大概是宰臣议论奏报，皇帝批准后任命；诏旨所授予的，大概是吏部考量人才、拟定职务，然后上报，皇帝只下诏表示知晓以予批准，而没有否决的权力。开元年间，吏部注拟选人，奏请设置按资历任用的资格制度；从起居郎、遗补官以及御史等官，仍然都列在选曹综合考核的范围内，明载于格令，至今没有删改。没有听说常参官都交给宰臣选择，这又是近代事情的明确证明。后来旧有典章失去次序，宠臣专擅朝政，舍弃共同议论而重视自己的权力，废除公正举荐而施行私恩，于是各级官员如果不合当时宰相的心意，便无法得到进用。任用众人的道路日益衰微，进用贤才的途径逐渐狭窄。近来每当需要任用，总是苦于缺少人才；临到事情发生才选求，往往拖延十天一月，只能姑且求得可以应付的人，很难完全符合才能要求。难道不是因为举荐制度逐渐衰败，人才日益减少吗？平常求取人才过于精细，遇到紧急情况又不能补足官位。想使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确实很难。臣实在愚钝无能，毫无可取之处，却过分承蒙任用，身居宰相而待罪；虽怀有窃居官位的恐惧，又缺乏识人的明察。我自量庸碌空疏，终究难以上报恩德，只知道广泛开辟求才的道路，使贤能之士各自因类而被征召，开启最公正的门户，让各部门长官都能自行荐举。臣将谨守法度，考核百官，奉行并发扬圣明，信赏必罚，希望人才不会被滞留不用，朝廷不会缺乏人才；以此作为报答恩德的凭借，以此作为实现治理的工具。因此刚接受任命，便将意见上陈：求贤和审察官员，粗略建立常规制度。凡百司长官、兼任副贰的官员以及两省供奉之职，还有因考察举荐、功劳成效而应当加以奖任的人，都由宰臣拟定次序上报。其余台省属官，请交给长官选择，指明才能实绩，以奏状上报。一经举荐褒扬，终身负责保任；并在任命文书中标明举荐授官的缘由，向众人显示公正，彰明得失。得到贤才，就提高考核等第、增加俸秩；举荐失实，就削夺俸禄、罚金赎罪。多次得到贤才，就褒奖升迁；多次举荐失误，就罢黜免职。不仅可以搜求、褒扬低位官员，也可以借此考验大官。前人所说“通达地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自从承蒙允许以后，便据此施行。南宫所举荐的人刚刚来了十多人，有的不是台省旧吏，就是使府佐僚，曾多次经过举荐延请，历任过许多职务。议论他们的资历声望，并不愧于同列官员；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缺失败坏。然而议论者竟然立刻散布流言，使圣上烦劳耳目；由此可知，道理要实行是多么困难。陛下勤勉地求取治道，努力顺应众情，因此采用举荐制度，不应再交给宰臣亲自选择。这样既是尊重辅弼大臣的任用，又是广泛采纳舆论，可以说是圣德的盛美。然而在交付任用、责成成功的道理上，在听取言论、考核实情的方法上，防止邪曲、保存诚意，仍恐怕有所欠缺。所谓交付任用、责成成功，就是将要建立一件事业，先选择适当的人。既得到其人，就慎重谋划开始。既有了开端，就详细考虑结局。开始和结局之间，事情一定要预先安排。有疑虑就不要果断任用，既已任用，就不应再有疑虑。等到谋划完成，再考核事情的结果。事情违背原先计划，就革除弊端并黜退其人；事情符合最初设想，就赏赐其人并成全他的美名。使受到赏赐的人无从推辞，使被黜退的人不能寻找借口。这样，有才干的人都能得到任用，尽力发挥才干。这就是圣王交付任用、责成成功，以无为而治的道理。所谓听取言论、广泛接纳，是扩大接近下情的规制；所谓明察事物、通达听闻，是广泛救济众人的方法。要知道事情的得失，就不能不从言论中听取；要辨别言论的真假，就不能不以事实考核。说事情办得好，不要立即认定为对，必须追究其所以成功的缘由。

译说事情办得不好，不要立即认定为错，必须穷究其失误的道理。称赞人的善行，必须详细征验他行善的事实；议论人的恶行，必须公正辨明他作恶的端由。凡是听取言论，都要责求事实；既得到事实，又要根据情理考察；既查明情理，又要再向众人核验。众人的议论、事情的情理和事实，必须相互参验而彼此符合，然后相信事实，奖赏其诚实。如果有人矫饰诬陷，也要置以明罚。这样，发言的人不会被堵塞，听取的人不会劳苦；不会有浮夸妄诞、扰乱教化的言论，不会有阴险邪曲、伤害善人的说法，不会有轻信而受欺骗的过失，不会有暗中构陷而无法辨明的冤屈。这就是古代圣王听取言论、考核事实，不出门户便能了解天下情况的方法。陛下既采纳臣的意见而施行，随即又听到横议便将它停止。对臣的谋划不责成结果，对横议又不考核事实，这样一来，谋划失败的人可以用言辞推脱罪责，议论错误的人可以任意施行诬陷。照此办理，便会触类旁通，越来越严重。这样既没有一定可行的计策，也没有一定真实的话。计策不确定，治理之道就难以成功；言论不真实，小人便能得志。国家的弊病，常常一定由此产生。从前齐桓公将要开创霸业，问管仲什么事情会妨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是妨害霸业；任用贤人却不能坚定，是妨害霸业。” 任用坚定却不能贯彻到底，是妨害霸业；同贤人谋划事情，却又同小人议论它，是妨害霸业。”所谓小人，不一定全都怀有险恶奸诈、足以败坏颠覆国家的心思，大概只是心性险邪，志趣狭窄，竟把阻挠议论当作超出众人的表现，把自命与众不同当作不合群，追逐眼前小利而昏昧于长远谋划，只成就小小的信用却损害大道。所以《论语》说：“说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坚决，这只是拘泥小节的小人。”能够使言语可信、行为果断，却只拘守浅陋的小道，不能广大通达。宣尼尚且称这种人为小人，管仲还担心这种人会妨害霸业，何况还有言行难以保证，却任凭他们放纵非分之心的人呢？这些都是任用而不责成、听言而不考核事实的弊病。圣旨认为外间议论说：诸司所举的人都有私人关系，兼且收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请陛下让所说的人全部陈述他们所犯的情况：某人收受贿赂，某次举荐有私情。然后陛下把事情拿来质问臣，臣再依据事实考核举荐者。如果他们立即承认服罪，就根据罪行施刑；如果有人申辩，就交付司法机关审查事实。错误举荐的人必定受到惩罚，诬陷善人的人也应当反受其罪。这样自然能使法典彰明，邪恶不再发生；惩罚一个人而警戒百人，是治理的良好常法。何必宽贷他们的奸赃，不加以辨问诘责，偏袒所谓公议而不公布主名，使无辜的人受到怀疑，有罪的人得以放纵，冤屈与正直混同，人们还能依靠什么呢？圣旨认为由官长举荐人才的办法不稳妥，命臣也亲自选择，不可再信任诸司。我认为，宰辅按照常制不过几个人，他们所能了解的人本来就有限，不可能普遍熟悉各类士人、全面考察众多人才。如果让他们任命所有官员，按理必然要辗转询问访求；这样就是把公正举荐变成私下推荐，把公开显扬变成暗中投进。假如像议论者所说，所举荐的人多有亲故，那么向君上举荐尚且不能断绝宰臣的私人推荐，难道会没有欺诈和错失人才的弊病吗？必然会更加严重。过去任命官员，很少没有涉及私人毁谤，即使执掌大权者不止一人，有的自行徇私，也往往因为私下访求亲近之人，转而被所访求者出卖；这种弊病并不遥远，圣上明鉴也知道。如今又要顺从浮泛的传言，专门由宰臣任命官吏。宰臣不能普遍了解人才，仍然必须沿袭以前向人访求。如果向亲朋访求，就是自己知道覆车却仍不改道；如果向朝廷群臣求访，就是自己承认私荐一定不如公举。二者的利害关系，请陛下再详细选择。恐怕不如重新交给长官，慎重选择僚属；所选择的人少，求取也就精确，得到贤才可以获得善于识人的声誉，举荐失实则应承担暗昧错误的责任。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身的，何况台省长官都是当朝精选的高官，谁肯徇私妄动，以损害名声而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御史大夫、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也多不出这些人之外。如今的宰相，就是过去的台省长官；如今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只是职名暂时不同，本来并不是才行突然完全不同，哪里有做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居宰臣之位时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的属官呢？众人的议论纷纷，这种迷惑实在太深了。圣人制定事情，一定衡量事物的适宜，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不以人所不能达到的事情责求人；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承担具体事务。因此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一般官员，一般官员选择佐僚。所任职位越高，所以选择的人越少；所考察的职位越低，所以举荐的责任越轻。进用不失伦次，选择不失类别。按类别选择，就能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有伦次，就能杜绝侥幸求取。要致力于求取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从卑微偏远之地选出、开始升入朝廷的人，各自交给长吏负责举荐，这样下位就不会遗漏贤才。列入官员行列、已经任事的人，再由宰臣依次进用，这样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职位。才德都很优异、历经试用而始终不变的人，最后由君主倚重任用，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士人。求取人才贵在广泛，考核官员贵在精细。求取广泛，在于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这就是长吏荐举选择的作用；考核精细，在于根据姓名责求实际，这就是宰臣依次进用的作用。求取不广泛，低位官员就很少得到升进；低位官员很少升进，平常任用就常常缺人；平常任用缺人，就担心一般官员职位空缺；担心职位空缺，就姑且选人来充数。因此考核官员的办法没有空暇做到精细。考核不精细，才能与无能便无法区别；才能与无能无法区别，磨炼自励的风气就逐渐衰败；自励风气衰败，职事就不能举措；职事不能举措，品格就逐渐低下。因此贤能的功绩不能彰显。全都失误在没有广泛求人的办法，却专门追求精细选士；没有考虑考核办法的实行，却希望得到人才的美好结果。因此越希望得到人才，反而失去得越多；越致力于精细，反而变得越粗疏。堵塞源头却想疏浚下流，我没有见到这样做可行。臣想详细征引旧说，又恐怕圣上听览烦劳，只粗略举出一件事来说明道理。从前则天太后登位临朝，想要收拢人心，尤其致力于拔擢人才，扩大任用之意，打开引进人才的门户。进用人才毫不疑虑，访求人才毫不厌倦。不仅别人可以举荐士人，士人也可以自行举荐才能。所举荐的必定施行，所自举的立即试用。就选拔人才的道路而言，难道不是显得过于轻易吗？然而考核责成十分严格，进退都很迅速。不肖之人很快被黜退，有才能的人迅速升迁。因此当时称赞她有识人的明察，历代都依赖众多人才的作用。

译这就是接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所产生的成效。陛下承受帝位，思求达到天下太平。虽然爱好贤才的心意超过前代圣哲，但得到人才的盛况却没有达到往时。大概是因为鉴别赏识全由圣上亲自负责，搜求选择很难通过公开举荐完成。只是开启了详细延请人才的道路，却很少施行考验核实的方法。于是使先前进用的人逐渐凋零错讹，后来的人不能接续。发布一道命令，毁谤阻挠便交相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立刻显现。这是选才过于精细、制度又不统一所造成的祸患。则天举用人才的办法虽然失之轻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的规制虽然过于精细，却反而失去士人。由此可知，举用人才即使较为容易，但只要不是苟且容纳，那么这种容易正好足以扩大得到人才的基础，并不会造成危害。法制不够精密，却一味追求选人精细，那么所精细的，正好会阻塞进贤的道路，并没有好处。人的才干品行，自古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如果有所长处，必然也有所短处。若能记录长处而补足短处，天下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若专门责求短处而舍弃长处，天下就没有不被抛弃的士人。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有喜爱和憎恶，志趣有相同和不同。即使圣明如伊尹、周公，贤能如杨朱、墨子，拿他们去听取众人的议论，谁能免于讥刺嫌疑呢？从前子贡问孔子说：“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 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能这样判断。”“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是因为小人与君子的意向必然相反；小人厌恶君子，也正如君子厌恶小人一样。要考察其中的实情，就在于慎重决定听信谁：听信君子，小人的道路就会废止；听信小人，君子的道路就会消失。如今陛下慎重选择宰臣，一定认为宰臣的地位高于一般官员；精心选择长吏，一定认为长吏胜过末流之人。等到宰臣进献规劝、长吏举荐士人时，陛下却只听纳横议，不考察最初的谋划。这就是把重任交给宰臣，却轻视他们的言论；把事情交给地位较轻的人，却重视他们的议论。而且又不辨别毁谤的真假，不考核议论的是非长短。人的议论纷纷，什么话说不到呢？这样将使人无所措手足，难道仅仅是选任人才的道路失去了根本吗？臣所说的公正意见，本来不是为了爱惜自己的缘故。达到治理的道路，受到感化的人感念知遇之恩，便趁此陈述谢意，将意见公布上闻。惟愿陛下幸加察看。谨此奏闻。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使军队奏状【陆贽】右：怀光所统率的军队，足以独自制服凶恶的敌寇，却停留不进，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所担忧的是它过于强大，不需要旁军帮助。近来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军队，附着在他的营中，对成功没有益处，只会惹出事端。为什么呢？四军连接营垒，众位主帅各怀异心。从势力看，强弱高下悬殊；按职名看，彼此又不相统属。怀光轻视李晟等兵少位低，因他们不服从自己的控制而愤怒；李晟等心中怀疑怀光养寇蓄奸，又怨恨他处处凌辱自己。平日居处，彼此防备流言；想要作战，又轮流担心对方分走功劳；彼此龃龉不和，嫌隙于是形成。让他们共同相处，必然不能两全。强者恶行积累后灭亡，弱者势力危急而先覆灭；灭亡的灾祸，踮起脚就可以预见。旧寇尚未平定，新患又将兴起，忧虑危急，实在令人痛心。上策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其次是在过失刚出现时挽救；何况如今事情已经显露，祸难将要形成，放任不谋划，凭什么安定乱局？李晟看见时机、考虑变故，先请求把军队移到东面。李建徽、杨惠元的势力转而孤弱，被怀光吞并，是必然的道理。他日即使有良好谋划，恐怕也不能自我解脱。拯救他们的危急，只在此时。如今趁李晟愿意行动，便派遣三军合兵一同前往，托言李晟兵力一向少，恐怕被朱泚截击，借此使两军互为犄角。还应当先传下诏旨，秘密派人催促他们收拾行装；诏书到达军营，当天就要上路。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也无计可施，这就叫先发制人，使对方来不及掩耳。统率军队、驾驭将领，贵在看清彼此情势的离合，快慢各有适宜。应当分离的却使之联合，就会招来祸乱；应当联合的却使之分离，就会减少功效；应当迅速行动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迟缓谋划却急于行动，就会遗漏策略。掌握其中要领，把握时机，然后举措才不会败坏谋划，措施才不会造成危局。如今屯聚军队却不肯为国效力，聚集将领却不能同心协力，自己形成鲸鲵之势，变化就在早晚之间。留下他们不能相互制约，只会滋长祸端；分开他们，各自争相发挥才干，或许都能建立功绩，事情一定会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解除争斗不能不分离他们，救火不能不迅速，事理已经全在这里，只请陛下谋划决定。奉天请不要设置琼林、大盈二库奏状【陆贽】

译臣听说：按照宽缓的标准制定法令，其弊病尚且会流于贪婪；按照贪婪的标准制定法令，弊病将如何挽救？以义理示人，其弊病尚且可能转为偏私；以偏私示人，祸患必然难以消除。因此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尊重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询问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多少，拥有百乘的家族不蓄养聚敛之臣。难道他们真能忘记想要贿赂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贿赂在人心中滋生、打开祸端，损伤风俗教化、扰乱国家。所以致力于搜刮聚敛、增加府库积蓄的，是匹夫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物、收拢百姓人心的，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作所为，应当同天地一样生养万物，长养万物而不自恃其功；使万物成就、收藏，却不私自据为己有，以道理交付万物，浑然忘却私情；取得财物不算贪婪，散发财物不算浪费。就本体而言，这是博大；就方法而言，这是精微。又何必扰乱废弃公正的制度，崇尚聚积私货，降低至尊身份而代替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使万乘之尊去效法匹夫的收藏，损害法制、失去人心，诱发奸邪、聚集怨恨呢？按照这种方式办事，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如今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制度。传闻老人们的说法，都说它们创设于开元年间。贵臣贪恋权势，巧饰言辞以求媚上，便说郡邑的赋税应当用于什么，贡品又应当用到哪里，何不分别划分？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用来供给国家日常经费；贡品则应当归于天子，用来满足私人的需求。玄宗听了很高兴，于是新设了这两个库。放纵欲望的心思，从此萌芽；等到国家丧失，最终反而成为敌寇的诱饵。《礼记》说：“用违背正道的方式得到财货，也会用违背正道的方式失去。”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努力遵循治理之道，敦实行约节俭，斥退疏远贪婪饕餮之人。虽然内库的大量财藏尚未归入太府，但各地私下进献的物品不进入宫禁，清正之风肃然，天下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拒绝马匹、晋武帝焚烧裘衣的事情，如今又在当代出现了。近来由于叛乱扰乱常道，皇帝车驾出幸在外，既然正处于忧危的时运，就应当更加警醒自励。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从行宫经过，忽然看见右廊下面榜列着两个库的名称，惊惶自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天街道路尚且阻塞，军队正处于紧急状态，疮痛呻吟的声音还没有停止，辛劳守战的功效尚未得到赏赐，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突然私自另入别库。众目所视，谁能不放在心上？我私下揣度军情，恐怕会产生失望。试着询问驿馆的官吏，并采听道路上的言论，果然如我所担忧，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愤怒显露而发出诽谤，有的丑恶地放纵歌谣，颇有含蓄谋乱的情绪，也有后悔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百姓的习俗昏昧鄙陋，认识不明白尊卑高下，不能用至尊的身份压服他们，却可以用诚意感动他们。此前六军刚刚归降时，百物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守危城，昼夜不停，直到将近五十天，寒冷和饥饿一同侵袭，死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尽性命共同出力，终于克服了极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偏私自己的欲望，割舍甘美食物与士卒同吃，停止进食把食物赐给有功劳的人。没有严厉控制而人们不离心，这是他们受到感动；没有厚重赏赐而人们不怨恨，是因为当时一无所有。如今兵围已经解除，衣食也已充足，怨谤的歌谣却开始兴起，军心稍稍沮丧。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既爱好财货又自夸功劳吗？患难时他们同你忧虑，而安乐时却不与他们分享利益。如果待遇不同而沉默不语，难道能没有怨言吗？这是常理，本来不值得奇怪。《记》说：“财物散发出去，百姓就会聚拢。”难道不是殷商覆亡的鉴戒吗？面对众人的愤怒难以承担，积蓄的怨恨最终会发泄，祸患难道只是人心离散而已吗？还将担心有人构陷奸邪、鼓动叛乱，冒犯法纪而强行夺取。国家办事，以公共为根本，人们就会乐意跟从；以私自供奉为根本，人们就会违抗背叛。所以燕昭王筑造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扬他的恶行。这是因为为别人和为自己完全不同。周文王的园囿方圆百里，当时人们还担心它太小；齐宣王的园囿方圆四十里，当时人们却忧虑它太大。这是因为共同享有利益与独占利益不同。明白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内心，奉行“三无私”，把一个人的利益同众人的利益合一；有人不依从这种做法，或许就要用刑罚。因此，宣示利益而禁止私有，是天子赖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这一点不做，却堵塞利益、施行私心，还想让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两个库中的珍宝财物，归入后不由度支掌管，这是施行私心；又不用于国家日常经费，不是宣示利益。人情离散、怨恨滋长，不也是应当的吗？有智慧的人能因危险建立安定，明智的人能纠正过失而化失为得。凭陛下天生的英明圣德，倘若再加上见到善事就立即改进，便可以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感戴恩德，把错误转变为完全正确，迅速消灭残余的叛逆，永远留下盛大的名声，这就像转动圆规一样容易，举手顾盼之间即可实现。然而事情能否成功还不可知，只在陛下能不能实行罢了。能实行就安定，不能实行就危险；能实行就成就德业，不能实行就失去治道。这是必然的道理。愿陛下慎重对待，珍惜这个机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近来回想重围之中的深重忧患，追念并戒除平居时的专擅欲望，器物用度只求足够，不追求过分丰厚；衣食所用，必定分给下属。凡是二库中的财货，都命令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敞开心怀，同众人共同欲求。此后所收纳的贡品必定归于有关部门，每得到珍奇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瑰异纤丽之物，一概不上供。把赤诚之心推入众人心中，降下超出他们期望的特殊恩惠。将士仰慕陛下必定兑现的赏赐，人人都会想着建立功劳；百姓喜悦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不会归附并感戴恩德？这样，乱事必定安定，贼寇必定平定；从容驾驭六龙，返回都邑，振兴施行废坠的典章，整顿治理纷乱的纲纪，恢复帝王车驾的旧有仪制，郡国仍有固定赋税。天子的尊贵，难道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的储藏而成就大的储藏，损失小的宝物而巩固大的宝物。做成一件事而众多美德都具备，实行它又有什么疑虑呢？吝惜小利而失去大多数利益，精明的商人尚且不这样做；沉溺眼前而迷失长远，是普通人的过失，何况大圣人顺应时机呢？本来应当立即实行，不必等待一天结束。我所见如同管中窥豹，不能胜任地献上至诚的意见，谨冒昧陈述上闻。谨此奏闻。《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一卷 （明）贺复征编 ○奏状三 兴元访求从叛贼中继续前来行在的官员等奏状【唐·陆贽】

译右：钦溆奉宣圣旨说，近日常常有卑微官员从山北来，都说是从京城偷偷取道奔赴行在，大多抵达了。这个群体多半不是善良之人，有一个邢建议论贼中的形势，言语最为夸张，观察他的情况，很像是在窥探侦察。现在暂且命令把他留在一个地方安置，像这样的人还有几位；如果不彻底追查，恐怕其中有奸诈计谋。你应当商议怎样处理才稳妥。臣认为，身任总摄百官的人，同守一项职务的官员不同；拥有万国的天子，同总摄百官的大臣，其职责也不同。大概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主管细节；尊贵者崇尚宏大，卑下者致力于近小。因此考核小事、纠察细微奸邪，是有关部门的职责；统御万机、选立各级长官、总揽纲要而使众目都能发挥作用、明察近处而使四方自行通达，是大臣的责任。愚者智者一概接纳，洪大细微都不遗漏。像天空一样覆盖，像大地一样包容；垂下冠冕的旒和耳旁的黈纩，抑制自己的聪察，不以细小的瑕疵和疾病为害，而致力于包容。不显示威势，人们却像畏惧雷霆一样畏惧他；不专门炫耀明察，人们却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这是天子的德行。以卑下身份僭越采用尊贵者的道路，职分就会在下位废弛；以尊贵身份降低自己去代替卑下者的职务，德行就会在上位丧失。职分废弛，事情就不能办成；德行丧失，人们就不会归附。事情不能办成，弊病虽然急切，祸患还较轻；人们不归附，裂隙似乎微小，祸患却很重。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知道宇宙广大，不能靠耳目周遍了解，所以应当澄清无为的心境，观察万物自行运行；知道亿万民众众多，不能靠个人的智力控制，所以应当专一至诚的心意，感化人们不诚实的内心。若不是这样，便是想凭一个人的听察来穷尽宇宙的变化，凭一个人的防备忧虑来战胜亿万人的奸诈欺骗。越是劳费心智，离开正道就越远。所以仲尼称述陶唐盛世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周诗赞美文王的德行说：“不刻意察知，不刻意作为，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说的是覆盖养育万物，浑然与万物同体，没有偏好、没有厌恶，不猜忌、不争胜。项籍接纳秦朝投降的二十万士卒，担心他们怀有欺诈之心、再次叛乱，一举把他们全部坑杀；他在防备忧虑方面已经过分了。汉高祖胸怀豁达宽厚，天下士人到来便接纳任用而不疑虑，在防备忧虑方面可以说很疏略。然而项氏因此灭亡，刘氏因此昌盛；蓄积疑心和推诚相待，效果本来不同。秦始皇严密防卫、雄猜多疑，荆轲便施行了暗中刺杀的计谋；光武帝宽容博厚，马援便献上了真诚之心。难道不是因为以虚心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想着归附吗？依靠权术驾驭万物，万物终究不会亲近。真心想要归附，就会受到感动而喜悦他，即使仇敌也可能化为心腹；心中不亲近，就会恐惧而阻挠他，即使骨肉至亲也可能结成仇敌。因此臣说：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伏惟陛下睿智圣明、文思广大，光辉遍及四方；孝顺友爱，勤劳节俭，德行高过百王。然而教化还没有达到大同，风俗还没有达到至治，实在是因为陛下的智谋超出众人，便有轻视臣下、独自思虑的心；周遍处理万机，便有独自驾驭天下的意图；谋划包容众多策略，便有过分谨慎的防备；明察群情，便有事先猜察的心；严厉约束百官，便有依靠刑罚达到治理的规制；以威势控制四方，便有凭力量战胜残暴的意志。由此，才干之士因不能得到任用而怨恨，忠诚之士因受到怀疑而忧虑，建立功业的人因担心不能被容纳而恐惧，心怀反侧的人因迫于攻讨而不安，逐渐导致离心叛乱，酿成祸灾；外面战事连续，内部变故兴起，年岁还没有安定，皇帝车驾又一次迁徙。国家艰难困顿，是古来未曾有过的。凭陛下至圣的德行，却遭逢这样的深重忧患，或许上天正要大大开启陛下的睿智之心，使您警戒小的过失而崇成伟大的功业吧。臣认为陛下应当奉行上天的意旨，追究已经发生的过错；凡是导致贼寇产生的原因，都已经详细知道其缘由，将要革除以前的弊病，以消除众人的疑惑。如今承接德音，却还沿袭流传的错误，如果还没有悔改以招致祸患，凭什么消除灾害？臣承蒙陛下过分知遇，又蒙您降下诏问；如果只求顺从圣旨，便是欺骗上天，我怎敢不直指陈述，希望多少补助缺漏。从前开始发动军队、征讨四方不服之地时，有义烈之心的人都想各自效力，舍弃叛逆归顺投诚的人接连来到宫阙之下，陈述谋略、劝谏过失的人争相到禁门进言。陛下若能在军威正盛之时，顺应人心的愿望，顾不得沐浴、吐出口中食物也要接见，虚怀坦荡，像海纳百川、风行无阻那样，不凝滞、不阻塞；有功的奖赏他，有义的表彰他，正直的奖励他，有才的任用他。即使有人有志向却无补于时局，有敢言之心却不合道理，也必定宽恕他的妄行，记录他的善意，一概优容；像这样依礼进退，那么天下一定随风归附，众心一致，贤愚都怀有归附之意，大小人物都尽力效劳，区区凶恶之徒，哪里值得平定不了呢？臣本来知道早已天下太平，不会再有奉天之行了。之所以孕育祸根、消磨义气，是因为陛下独断宫中思虑，专门任凭自己的聪明；投降归附的人以为陛下怀疑他们窥伺觊觎，献出诚意的人被认为是在游说，议论官军失败的人被猜疑为怀有奸心，揭露叛党凶恶强悍的人被怀疑为贼党，夸大形势、献策讨伐的人被防备泄露言语，进谏的人又害怕遭到公开毁谤。所有这些人，都给圣上带来忧虑，于是全都被拘留，说是安置；有的受到诘责而安置在客省，有的受到慰劳而留在紫庭。虽然呵斥和奖勉在言辞上很不相同，但在被圈禁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既然断绝出入，情势就同牢狱一样；释放没有期限，死生不可预知；守卫又很严密，家中私事不能相通；一旦被束缚拘禁，动辄经历数年，想来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哪里说得尽？因此归化的人逐渐减少，上封奏事几乎断绝。遵循义理的心既已受挫，胁从叛党的势力更加坚定。而贵近之臣和往来的使者，都希望揣摩圣意，使用诡诈言辞以求取容纳，只揣度圣上爱听什么，不担忧是否合乎事实，全都说圣上的谋略深远、策略如神，小股贼寇孤立危急，灭亡就在眼前。陛下急于诛除恶党，便都认为这些话确实可信。于是穷尽兵力、耗竭财物，坐等叛乱平定；人心反而转向溃散，贼乱更加滋长，终于导致京城脚下发生战乱，宫禁也不能守卫。假如陛下能在这个时候立即颁布大号令，向天下谢罪，申述忠良受到猜忌的冤屈，起用其中最为耿直明亮的人，给他们优厚的官秩；纠察阿谀不实的罪行，惩治其中极为奸诈妄诞的人，施以重刑。赏罚既然分明，忠邪全都辨别清楚；以此面对臣下，谁敢不诚实？以此安抚人心，谁会不服从？

译有过错而能够改正，乱局也会很快安定。臣本来知道不久京师就会收复，必定不会再有梁、岷一带的流亡之行。陛下既然在开始时失于谨慎，又在中途失于谋划，如今要在西隅收拾残局，机会就在今天，怎么可以再让一件事情发生差错、一句话说得不当呢？如今朱泚还没有平定，怀光又接着叛乱；都邑宫阙之间，猰俞交替盘踞；关辅郊畿，豺狼杂处。朝廷偏处远郡，道路沿着连绵山岭。持杖跟随君主而来的，能有多少人？推诚相待、降意接纳他们，尚且恐怕还不够；稍微对他们失礼，他们本来就不会来了。如果又加以猜疑刻薄，重新囚禁，使归顺者找到借口，使前来的人心怀恐惧，那么天下有心效忠的人，哪里还敢再谈忠义？不伤害鸟蛋和胎卵，凤凰麒麟才会到来；鱼鳖都能安适，龟龙才会游来。这是因为使近处的人喜悦，是招来远方人的资本；抚恤小民，是招致大贤的办法。我私下料想邢建等人，一定不是帮助叛逆的徒党。即使他们过分夸张，行迹涉及可疑，也希望陛下怜悯他们愚昧、爱惜其性命，屈法宽待，使人得到宽裕；并且衡量他们的器度才能，分别事情加以甄别宽赦。武人就安置在军队中，文人就交给宰司。上等的授予职务，次等的只在选序上优待。如果确实需要离开行在、不便留在亲军中，那么或者授予各道一个官职，或者交给各道使臣记录任用；按照他们原有的资分，各自稍加恩惠。古人有话说：“安抚我，我就归顺；虐待我，我就成为仇敌。”恩惠所到之处，人们便会歌唱归附。消息传遍四方，谁不会欣喜拥戴？从前赵国杀死鸣犊，圣人便停止前行；燕国尊重郭隗，贤士便接连前往。何况天子所作所为，是天下人共同仰望的。一句话阻碍众人，天下就没有谁不会自我怀疑；一件事体恤百姓，天下就没有谁不会共同喜悦。本来不能因为小的过失没有损害便不悔改，也不能因为小的善行没有大益便不实行。小事尚且如此谨慎，何况这又不是小事？愿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把覆车的前车之辙作为戒鉴，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兴元初年，收复城池后论功颁诏，浑瑊取用褁头内人等奏状【陆贽】右件是徳亮承旨所录散失的宫人姓名，奉命让臣撰写诏书给浑瑊，派人到奉天寻访，以找到为限，并酌量给予定额的资装，迅速送到行在。近来由于治道乖谬，祸乱接连发生，陛下思念过失、畏惧灾祸，忧虑百姓、归罪自身，多次下达大号令，发誓将要更新政治。天下人流泪相贺，克制愤怒、消除怨恨，怀抱仁德、仰戴圣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平定重重灾难，在绝岸边止住土崩之势，在横流中收拾失散的版图，消灭盗寇、清理都城而不使旧有的一切失去。这实在是因为陛下的至诚感动了天地，深深悔过而感动了人神，所以百灵降下康宁，万民归附德化。假如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哪里曾有抛弃宫阙、失守宗庙，接着在赴难的军队中遭逢叛乱，又在蒙尘之日再次迁徙，而不到半年便重新振兴大业的呢？如今盗寇首领刚刚平定，法驾将要返回，近则从京畿，远则遍及天下，又要役使疲病的百姓，重重伤害残废的士卒；他们都忍着死亡、扶着病体，侧耳耸肩，愿意听闻圣德的声音，翘首盼望圣恩。陛下固然应当感念上天悔祸的眷顾，感念烈祖留下的福泽，想到将士遭受刀兵的灾殃，怜悯百姓陷于涂炭的惨酷；应当把盗寇之乱作为警戒，把居于上位看作危险，把致力于治理当作忧虑，把恢复官职当作急务，减损再减损，仍然担心奢侈会容易滋长；艰难再艰难，仍然忧虑戒慎难以长久保持。谋划开始时做到尽善尽美，能够善终的却很少；开始时不谋划终局，那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以寻找宫人为号召，大概只是中和末年的流弊。天子的尊贵，宫掖中的财富如此丰厚，这类人实在很多，只怕伤亡太多，哪里忧虑没有人可供差使？剪除元凶还不到十二天，往来道贺的人使道路像织物一样密集，何必亲自损害君德，首先去寻找妇人？又命令给她们资装、送到行在，众目所见，众口相传，恐怕这不是用来回应庆贺依赖之心、符合除旧更新期望的做法。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应先办理，轻微的应后置。所以武王攻克殷时，有些事情在下车以前就办理了，有些事情在下车以后才办理，大概正是赞美他没有失去先后次序的适宜。自从翠华车驾流离播迁，万姓无所依归，宗庙震惊，三季都缺少祭祀，如今所应办理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实在应当赶快派大臣乘驿车先去奉迎神主，修整郊坛，举行祭祀享礼，申明告谢之意；然后吊唁抚恤为义而死的人，慰劳赏赐有功者，安抚整顿百姓，优厚慰问老人，安定反侧之人，宽恕被胁迫从乱的人，宣泄郁结，褒奖忠直，给失职的士人授官，使废业的人恢复职业；这些都应先办，不能后置。至于崇尚修饰服饰器物，修缮宫殿台榭，搜罗耳目所喜爱的娱乐，选取巾栉侍奉之人，这些都应后办，不能先办。应当后办的反而先办，就会丧失先后次序的原则；应当先办的反而后办，就会违背治理国家的义理。古代兴起的君王，在这方面一定慎重。陛下将要致力于治安，又怎么可以不慎重呢？那些散失的宫人，已经过了数月，又正处在离乱变故之中，早已被将士私自占有。那些人如果稍有知觉，必定会自己前来陈述；如果非常无知，搜求她们反而会使她们忧惧。由于盗乱而丧亡的事情，颇有比这严重得多的。一听说搜寻，心怀恐惧的人必定很多；余孽尚且繁多，众人的情绪还没有统一，趁此加以善意抚慰，尚且担心会产生危险和疑惧。如果又使他们恐惧，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从前人们所以舍弃缨帽而让盗马者饮马，难道一定是忘记了男女情爱吗？只是因为知道君主应当顾全大体罢了。因小事妨害大局，是明智的人不会做的；天下本来就有很多轻薄的人，何必偏偏只在这些人中追究？《易》说：“处于危险，是因为能使自己的地位安定；发生混乱，是因为能使事情得到治理。”所以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治理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春秋传》说：“有的国家因多难而巩固，有的国家因无难而丧亡。”实在是因为处在危险中，谋求安定的心情更加迫切；遭逢乱世，求得治理的志向更加深切。对于谋求安定的心情比求得治理还深切，国家的巩固不也理所当然吗？等到处在安定中便骄傲，依仗已经得到治理便懈怠；骄傲就会放纵奢侈欲望，懈怠就会厌恶忠言。奢侈欲望日益流行，忠言日益受到阻塞，国家的丧亡不也理所当然吗？从前卫献公出奔，过了很久才复国，在国境迎接他的大夫握着他的手同他说话；在宫门迎接他的，只向他点头罢了。这是说骄傲和懈怠很容易产生。齐桓公将要图谋霸业，管仲用“君王不要忘记在莒国时”来劝诫他，是担心他的心志容易改变。如今臣也希望陛下思考危险、巩固国家，像来不及一样迫切；惩戒忘记祸乱而导致国家丧亡，像试探沸水一样警惧；把在莒国的经历作为铭记在衣带上的准则，把卫国衰败作为前车之鉴，那么德行就能成为帝王的典范，政治也会达到时和年丰。与贪恋安逸欲望而踏入祸患的机括相比，其中的利害相差也太远了。奉命撰写赐给浑瑊的诏书，臣不敢接受诏命，伏候圣裁，谨此奏报。兴元奏请不要向浑瑊、李晟等各军指示具体方略的奏状【陆贽】

译右件，钦淑奉传圣旨说：省阅了卿所奏关于蕃军退回以及关中形势的内容，所说的道理都很切实恰当，朕非常欣慰。然而浑瑊、李晟等各军，必须有商议谋划，命令他们进取。朕正想派使者前去宣慰，卿应当详细分条奏陈，赶快奏来。臣听说，将领贵在独立谋划，军队靠出奇制胜；在远方控制军机就会导致变故，戎帅处处禀承命令就不会有威势。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选定将领后便把军国大事分任给他在边疆处理，发誓不加干预；授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这样，所以军队失败便由将领承担死众之责，战胜便记载功勋；不必施刑而军纪严正，不劳君主忧虑而武功建立。这对于委任的体制，难道不是宏大吗？对于责成将领的好处，难道不是精确明白吗？自古帝王之所以平定大难、成就大业，都是由于这条道理。有些人却对委任有所疑虑，把决断都收归自己以为是掌握大权；又不明白责成将领的道理，把完全听从旨意的指挥当作名声。这样，刀兵在原野交战，决策却在深宫之中；机会在片刻间变化，计策却在千里之外决定。违背命令便失去顺从之名，听从命令又会失去合宜；失去顺从就挫伤君主的威严，失去合宜就使君主的军队失败。取舍相互妨碍，无论可否都遭凶祸，上面有牵制将领的机会，下面没有拼死作战的志向。对于分配谋划的道理，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受损吗？对于经营筹划的方法，难道不是全都错误吗？自古帝王之所以使乱世延长、刑罚增多、军队丧败、国土紧缩，都是由于这条道路。这个道理的得失，是兵家最重要的枢纽，对于当今事势所系尤其紧要。因为盗贼遍地，皇帝车驾流离，人心有观望变局的动摇，王室没有自我巩固的威重；秦、梁之间回环曲折千里，却从远方用威势压制，力量和形势便无法控制；授给他们具体方略，又会因路远而不能精密。近来骤然降下诏书，教导各位将帅，大事小事全都替他们规划裁定。等到他们上表陈述实情，使者回来复命，对于进退迟速，大多违背圣上谋划，难道都是乐于违抗吗？也是因为传闻与实际不同，预先推算与临事情况有差异，所以如此。假使其中有人任性而违犯命令，陛下能在此时把违诏的罪行处死吗？臣私下恐怕还不能。陛下又能夺去他的兵权、改换将帅吗？臣也恐怕还不能。这样，违命的人既不能果断惩处，听命的人又未必完全合宜，只是白白耗费空言，徒然劳烦圣心；不但没有益处，实际损害还很多。为什么呢？如今时局正处在艰难困顿中，下级轻慢上级、上级衰替，凡是手执兵器保卫社稷的人，都自认为功业由自己建立，义烈发自内心，安于独断行动，厌恶受到约束。陛下应当俯身顺应他们的这种心意，因势把事情委托给他们，使他们安于所任，解除他们所忧惧的约束；要以授予权力的义理来敦促他们，坚定地以亲信之恩相待，假以临机处置的权力，给予超常的赏赐，其余细小事情一概不要过问。所赐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措辞以取得分量，加深委托以显示诚意。言语受到重视，君主之道就尊贵；委托中含有诚意，人心就会感动。尊贵便不必严厉而众人服从，感动便不必命令而事情成功。这样应当使有智慧的人施展谋略，勇敢的人奋力作战，小大人物都竭尽本分，贤者愚者各自满足心愿。将领自然会主动效忠，士兵自然乐于作战。与被强迫驱使、不得已才服从相比，他们的志气何止强百倍呢？君主的权力与臣下不同，只有不亲自滥用权力，才能真正任用人才。关键在于顺应事物的情势，契合之处在于通晓时局的变化。如今的关键要领，大体都在这里。倘蒙陛下深入思考，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谨此奏报。车驾幸临梁州，在途中论百姓进献瓜果，请赐帛而不要授官，第二状【陆贽】

译右件，钦淑把中书省拟定给进献瓜果之人的授官文书拿给臣看，并传达圣旨说：“朕所到的地方，希望得到人心的喜悦。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宰臣以下商议拟授，给他们也没有妨碍。”臣愚昧地认为，赏赐确实、惩罚必定，是霸王成就功业的资本；轻易授爵、亵慢刑罚，是衰乱的开始。赏赐确实，是有功者无不报答；惩罚必定，是有罪者无不惩治。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轻贱；没有罪过却滥施刑罚，刑罚就被亵渎。爵位、赏赐、刑罚，是国家的大纲。一条纲绳紊乱，万条网目都会松弛。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将无可奈何。天宝末年，宠幸之人倾覆国家，爵位凭感情授予，赏赐凭宠爱增加。天下荡然无序，纲纪开始紊乱。逆贼乘机而起，于是扰乱中原。防守工事年年增加，记功封赏日益扩大。财赋不足以供应赏赐，于是兴起以职官作为赏赐；职官名额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施行散官、试官的名号。青、朱官服混杂在胥吏徒众之中，金印紫绶普遍施给舆夫皂隶。香草和臭草无法辨别，泾水和渭水不分清浊。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人能够整顿。如今所忧患的，正是爵位轻贱。设法使它尊贵，尚且担心它不受重视；如果又自行抛弃它，将拿什么来劝勉人呢？圣旨认为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臣恐怕陛下思虑得还不成熟，偶然说出这话；倘若竟认为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建立国家的道理，只有义与权；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与利。名分接近虚名，却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际，却对于德行较轻。凡是裁定是非、建立法制，凭借的是义；至于参验虚实、揣度轻重，使各种办法并行而不互相伤害，交替使用而不相违背，顺应众人的欲望，度量时势的适宜，随着盈亏消长而调节，使人永不厌倦，凭借的是权。只专门施行实际利益而不用虚名辅助，就会耗尽财力，物资不足；只专门施行虚名而不用实际利益相配，就会荒诞空泛，人心不会趋附。所以国家制度中的赏赐典章、赐予货财、财赋俸禄，是用来裁定实际利益的；差等品级、排列区别、章服，是用来装饰虚名的。居于上位的人一定要明白其中的义理，通达其中的变化，使二者相互配合、表里相成，让人天天使用却不知道，这才算掌握了国家的权术。谨按命秩载于甲令的制度，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它们虽然同属官爵类别，但分流有四种。然而那些掌管事务并领取俸禄的官员，虽只系属于执事的一种官职，却用来排列才能、安置贤德，这就是所谓施予实际利益而寄托于虚名。至于勋官、散官、爵号没有具体职掌，大体只关系到服色、资荫罢了，用来驾驭尊贵者、甄别功劳，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赐的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废弃权术。如今的员外试官很像勋官、散官和爵号，虽然授予它不会废止俸禄，接受它也不会损害事务，但那些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是用这种官来赏赐的；竭尽筋力、施展勤劳的人，也用这种官来酬报，它的用途可以说很重。如今如果有人捧一器瓜、提一篮果，也授予试官来酬谢其进献，那么那些冲锋陷阵、竭尽筋力的人一定会彼此说道：“我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官职，他进献瓜果就得到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生命同瓜果等同了。”如果把人看得如同草木，谁还愿意被任用呢？况且员外试官没有俸禄的资给，没有统辖的权柄，没有受人敬重的尊贵，也没有免除劳役的优待，只是借助空洞的言辞来笼络浮薄的风俗；风俗之所以对它若有若无、没有十分厌弃，只是因为居上位者还珍惜它罢了。如今陛下如果又轻易使用它，认为对事情没有损害，人人明白了这个意思，还能再依靠什么呢？以后建立功劳，用什么来赏赐？陛下如果想用职事官来赏赐，官员名额有限，而功勋门第没有穷尽，当然不能满足任用。陛下如果想用货财来赏赐，人才的财力已经耗尽，国库也都匮乏，当然不能供应这些费用。既没有实际利益来敦促劝勉，又不重视虚名而滥加授予，人们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况且种瓜植果，多是乡野贫民赖以谋生的事情，他们只求衣食，假授一个冗余的官号，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要使他们欢欣，不如厚厚赏赐钱帛；人们不失去利益，国家不失去权术，各得其所，两全其美，有什么不可以？这实在会损害国家的大计，希望陛下留下圣心，再稍加详细考虑。兴元论解除姜公辅职务的奏状【陆贽】

译右件，钦溆传达圣旨说：因为唐安公主去世，不能在这里迁葬安置，暂且命令建一座塔安置，等收复京城后，再计划把她迁回，依礼安葬。所建塔的役工费用也很少，完全不该成为宰相所议论的事情。姜公辅忽然上奏，毫无道理，只想指摘朕的过失，打算借此取得名声。朕本来提拔他，准备把他作为心腹，如今他却这样，难道不是深深辜负朕吗？卿应当商议怎样处理才稳妥。姜公辅先前在翰林院，和臣长期同任职务；臣如今据理申辩，就会有结党偏私的嫌疑；迎合圣意、顺从承受，又违背匡正辅弼的义理。涉入嫌疑只会给自身带来祸患，违背义理实际上会玷污君主的恩德。顺从自身而忘记君主，是臣下的耻辱；排除嫌疑而奖成义理，是君主的明智。臣如今不敢冒犯去做自己所认为可耻的事情，也依赖陛下圣明来鉴察。古语说：“顺从旨意的人，是因为喜爱从自己得到好处的来源；违逆心意的人，是因为厌恶从自己失去好处的来源。”所以臣下都争相顺从圣旨而躲避违逆心意；若不是忘掉家庭、奉献给国家，舍弃自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颜、触犯忌讳，提出一句话、发表一种意见呢？因此明智的君主和兴起的帝王知道会有这种情形，求取劝谏唯恐来不及，接受善言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对诚实正直的人加以嘉奖，对直言触犯的人认为有义，对愚昧浅薄的人加以宽恕，对狂妄荒诞的人也能容纳。还担心骄傲和奢侈容易滋长，而听不到忠诚真实的话。于是设置敢于进谏的鼓，树立告知善事的旌旗，悬挂警戒谨慎的鼗鼓，设置掌管过失的官员。仍然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置官职制度，把进言作为常规：因此有史官记录，有瞽人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庶人议论；还担心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沿路巡行，摇动它来警醒众人；官长互相规劝，乐工执掌技艺来进谏；如果有人不恭敬，国家自有常刑。然而不是明智的君主，不能招来直言；不是圣德的君主，不能寻求自己的过失。招来直言，智慧就更加广大；寻求过失，德行就更加光明。只有衰败动乱的朝廷、昏暗惑乱的君主，才一定忌讳自己的过失，恼怒直言，把阿谀奉承当作接受忠言，把劝谏诤言当作揭扬恶行。怨恨和诽谤充满天下，却不愿听闻；腥秽的德行上达苍天，内心却不肯醒悟。直到覆亡，仍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情志昏昧迷乱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明智者广泛采纳意见来成就德行，昏暗者独断专行而败坏自身。成败的道路，千古以来一再相同；同走失败道路的没有不覆亡的，同循成功轨迹的没有不昌盛的。凭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江海般的气量，自然应当纠正夏桀、殷辛拒绝劝谏、掩饰过错的弊病，继承大禹、成汤拜受进言、改正过错的诚意。何况如今时运正处困顿，事物人情仍然郁结，这正是陛下勤劳求贤、宵衣旰食的时候。士人无论贤愚，都应当录用；言论无论大小，都应当努力招致。实在不能再有违逆的嫌疑、好恶的忌讳。做君主的，应当以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常常担心有一个人没有尽情表达，一件事没有得到合理处理，孜孜不倦地访求采纳，只求善言，难道仅仅是做到听从劝谏而不违逆就够了吗？还应当寻求诽谤之言，听取街谈巷议；不会因为葑菲低贱而不采纳，所以英华不会遗漏；不会因为刍荛身份卑贱而不询问，所以幽隐之情一定能够上达。如今公辅官居谏议，职位在宰相、执政之间，献可替否、总理政务，是他的职责。与刍荛、葑菲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优越而且重要吗？这是通常的道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他的比喻不恰当，难道不仍然胜过街谈巷议吗？即使他的言辞矫激过分，难道不仍然胜过诽谤之言吗？晋文公听取百姓的诵歌而霸业兴起，虞舜设置诽谤之木而帝德广大，这实在是圣贤的高尚行迹。陛下为什么要憎恶它呢？圣旨又认为建塔的役费很少，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情。臣愚昧，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应当问的是道理的是非，哪里要计较事情的大小？如果建塔是正确的，即使役费很大，建造它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建塔是不对的，即使费用很少，进言的人又有什么罪呢？小事是大事逐渐发展的起点，微小是显著事物萌发的征兆，所以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圣人保存戒惧；懂得事物先兆的人所看重的，就是在问题尚未远离时及时制止；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要在祸乱发生以前防治。臣本来就是因为要把辅臣安置在身边，使他们早晚进言劝诫，意在防止微小过失；在过失还微小时加以匡正，正是他们的职责。细流涓涓而不加阻遏，最终会变成桑田；火焰刚刚燃烧而不及时扑灭，最后会烧遍原野。等到水势蔓延、火势炽盛，祸灾已经形成，即使想挽救，也实在来不及了。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易》说：“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没有妨害而不去除，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既然如此，小事不能不慎重，陛下又怎么能让人不要议论呢？《虞书》记载咎繇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每天都有万种事务。”兢兢，是谨慎；业业，是危惧；几，是事物发动时的微小征兆。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各项功业都兴盛，天下已经协和，然而君臣上下仍然相互告诫，既谨慎又危惧，考虑细微事务，每天多达万数。既然如此，微小之处不可不重视，陛下又怎么能忽视而不思考呢？舜做君主时，起初制作漆器，群臣坚决劝谏，都认为不合宜。漆器的用途很坚固，所费大概也很少。然而群臣仍然接连讽谏，难道不是想杜绝事态发展的苗头、慎重对待开始吗？由此可知，君臣之间义理相同于一体，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相互配合才能成功。所以舜命令他的臣下说：“做我的股肱耳目。”股肱为头颅服务，不会因为事务烦琐细小而妨碍身体运行；耳目帮助心灵，也不会因为事物微小而停止观看和听闻。因此臣子对待君父，应当尽其敬意而敬重，尽其爱心而爱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敬重，就希望君主达到极高的尊荣；爱护，就害怕君主陷入过错和罪恶。天下各国的贤士，没有不这样，何况身居朝廷之列、担任辅弼重任的人呢？君主受辱，臣下也受辱；君主安定，臣下也安定。对此如果不进言，还有谁会进言呢？《礼》说：“身处近臣之位而不劝谏，就是徒然享受利益。”像宰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近臣了，事情如果有偏差，难道能不进谏吗？武丁是贤明君主，傅说是贤能宰相，武丁还引用金属需要砥石来磨砺，告诫他的宰相；傅说还用木材必须依绳墨才能笔直来劝诫他的君主。由此可见，辅弼的职责在于匡正补救，大事小事都应当尽力规谏。陛下说役费很小，不是宰相应当议论的事情；又说他只是想指摘朕的过失，以此取得名声。这实在不同于臣愚昧所听闻的道理，所以臣愿意剖露肺腑而不敢默然。若把劝谏说成指摘过失，那么剖心进谏的臣子不应当被明君责罪；若把劝谏说成求取名声，那么不顾自身的臣子不应当被圣典垂训。负责献可替否的官职，究竟拿来做什么？身边既然有人辅佐，又还要他们做什么？臣私下认为，指摘过失以显示正直，固然不如改正过失而获得称誉；进谏以求取名声，固然不如接受劝谏而成就美名。假如他确实有意通过指摘过失来进谏、借此求取名声，只要能够听到善言便改进，见到劝谏而不违逆，那么他所指摘的过失正好足以彰显陛下莫大的优点，他所取得的名声正好足以帮助陛下获得无边的美誉；这样反而有利，所得就很多了。倘若因为他指摘过失而发怒，却不改正，陛下就会受到憎恶直言的讥讽；倘若因为他求取名声而厌恶他，不予容纳，陛下就会背负违逆劝谏的毁谤。这样就是掩盖自己的过失，反而使过失更加明显；损害他的名声，反而使名声更加彰显。果真这样做，失误就太大了。一有所得、一有所失，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伏愿陛下嘉奖违逆圣旨的忠诚，消除厌恶逆耳之言的吝惜，平息积累的愤怒，消除猜疑欺诈的情绪，然后拿臣的愚见来反复参验比较，希望能够达到至理，并且体谅臣微薄的诚意。兴元论解除萧复职务的奏状【陆贽】右件，钦溆带来萧复的奏表，臣又奉传圣旨说：朕先前因为李怀光凶悍狂妄，暂且到这里避居山南；这里既接近京畿，便于指挥兵马，每天都盼望收复京城。如今萧复劝朕到江陵去，他的奏表中夸张渲染得很厉害，朕不能明白他的用意。昨天询问从一，从一也十分惊怪，不知道事情是否由萧复引起。奏事官李充，朕刚才召见他对答交谈，也似乎不是纯良之人；这个人莫非是李承昭家的子弟吗？卿应当仔细察看萧复奏表中的意趣，斟酌后奏来。臣伏读他的奏表，又揣度他的实情，大概是因为路途遥远、传闻失实；大臣进献意见，务必竭尽诚意，即使有过当的忧虑、失中的策略，也只应当不采用，不足以责怪。为什么呢？驻跸奉天，困厄艰难已经很严重，何况又不能停留，艰危可想而知。萧复身居枢衡之位，又奉命出使宣抚，忽然听到变故，哪里能免于惊忧？梁、岷之间，地势极为狭窄险阻，车辇运输停滞，物资供奉实在困难。凡是怀恋君主的诚意，都怀有盼望君主归来的心志，所以延赏在西蜀迎奉，韩滉在东吴盼望车驾。这是臣子的常情，也是古今通行的礼义。萧复所请求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事情虽然不合宜，心意却可以宽恕。李充近来任御史时，臣曾与他同僚共事。他是原福建观察使李猗的儿子，属于李承昭这一房，和臣的关系已经很远；才智颇为通达敏捷，性情也温和恭谨，在宗族之中足以称为优秀人才。伏愿陛下再广泛询问，便可验证臣的话并非虚妄。□又有答复论萧复奏状说：右件，钦溆奉传圣旨说：卿所奏论萧复的事情，朕已经全部知道。假使他没有其他用意，终究也是不懂得事情的合宜；再让他巡行各道，又恐怕事情多有乖失。因为孟皞年老，如今想任命萧复为福建观察使，立即让他赴任，这样他的去留也应当各得其所。卿认为怎样？臣伏想，将相的任职，所授都很尊崇；在朝廷内外轮换任职，也是常理。然而君臣之间有礼制，进退不可以不周全；事情的道理有适宜之处，本末不可以不相称。近来盗贼兴起于都邑，车驾恰好来到郊畿，陛下悔恨征收赋税过多，怜念百姓困苦憔悴，于是发布慈爱诏旨，深切表示哀悯，特意派遣大臣，普遍询问民间疾苦，本来期望他们回来报告，然后商议优厚减免；众人的心情都仰望盼待，每天希望上达圣听。如今如果前一道命令尚未完成，就突然授予他远方藩镇的职务，那就是恩泽将要施布却又收回，诏令已经发出却中途废止；事情既然使人失望，百姓还凭什么观察朝廷呢？这就是进退之礼不周全，本末的安排不相称，说是各得其所，臣实在对此怀疑。倘若担心他处理事情不合方宜，不愿让他久留在外，那么应当把诏旨告知他，催促他回程；远近各地的巡行尚未周遍，就命副使分别前往，等他复命以后，亲自访察民情，革除弊病、施行恩惠，以符合仁德的名号。使者的职责完成后，他的才干能力也更加显明，再慢慢选择适宜的任用，以谋求进退，这样在事情的体制上，或许才真正合乎中道。论请不要替换凤翔节度使李楚琳的奏状【陆贽】

译右件，钦溆奉传圣旨说：李楚琳不能长久留在凤翔，最终必须另行调动改任。有人上奏，请朕到凤翔那天选择一人替代楚琳担任节度使，另给楚琳一个官职，便随朕回京。既有迎驾的各军，威势很盛，因而替换他，也是权宜之计。卿商议一下是否稳妥。臣听说君王有所作为，首先要考虑长远规划，谋划必须可以传之后世，事情必须可以继续实行；不因眼前利益而苟且取得，不乘一时便利而侥幸成功，所以能使上下相接，治理可以长久。那个楚琳，本来就是扰乱之人，乘国家混乱而放纵施展奸谋，贼害国君而篡居其位，按照典法应当处以污潴之刑。只是由于祸患太多，来不及讨伐，才分给他旄钺，接着又给予宠荣。等到陛下南巡，他颇能保全表面顺从，使道路没有阻塞，这也有他的作用。虽然爵位任命屡次增加，大概也是不得已。然而君王的话一经说出，就不能更改；即使缺少君臣恩义，也还必须依礼处理进退。如今如果借行幸的威势，凭借迎驾护卫的甲兵，强行替换他并将其带回，这难道是把他当俘虏押解来宣示吗？若说这是为了除乱，便不算勇武；若说这是为了治理，便不算诚信。祸乱变故频繁兴起，已经很久了；背负罪衅而身居官位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在这种时候巡视天下之后，陛下将要进入哪里？用这种方式安抚驾驭臣下，谁还敢怀抱归附之心？从前汉高祖假装出游，韩信被擒获，功臣接连反叛，天下几乎危亡；征伐纷乱不止，以至于身死，这说明侥幸行权的事情不能做。像这样，陛下难道不应把它当作最大的警戒吗？议论者说这是权宜之计，臣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谓权宜，在义理上取法于权衡。衡，是秤；权，是秤锤。所以权放在衡上，物体的多少便可以得到准则；权施用于事情，义理的轻重便不会失误。它趋向于治理，一定取重而舍轻；它远离疑虑，便选择轻处而避开重处。如果不是圣明睿哲的人，很难穷尽其中精微。所以圣人珍视权宜，说：“可以和他一起走合乎道的路，却不可以和他一起确立大事；可以和他一起确立大事，却不可以和他一起权衡变通。”这是说懂得事机十分困难。如今大乱刚刚平定，将要重新打通天下道路，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却首先实行胁迫夺取。换掉一个将帅而损害万乘君主的义理，得到一方之地而结下四海的疑心，这是把本来轻的看得重，把本来重的看得轻，称作权宜，难道不是反了吗？把违背正道当作权宜，把任意使用权术当作智慧，君主这样做必定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必定陷自身于祸患。历代之所以多次发生丧乱、使奸邪长久存在，都是由于这种错误。以韩信的才略而言，当代没有人能与他匹敌；况且他已经负有嫌疑和猜忌，又遭人告发诬陷，放纵他足以扰乱天下，除掉他可以安定国家。幸而最终将他擒获，尚且还说这是失策；当时挽救了攻战之害，却为百代留下了施行诡诈的先例。何况楚琳终究只是一个平庸之才、低贱的厮养之人，因时局扰攘而得以肆意猖狂，并没有攻陷坚城、杀伤强敌的雄才，也没有出奇制胜的谋略，很像狐狸老鼠趁夜活动，等到清晨阳光升起，形势自然就会畏缩收敛。如今郊畿已经安定，武卫正严密，汧陇在西面镇压，邠泾在北面扼制，回头看凤翔一带，就像处在掌中。凭楚琳这种琐碎低劣的资质，处在掌握于手中的控制之地，即使让他跳踉挣扎，又能做成什么坏事？希望陛下暂且致力于宽大包容，普遍安抚反侧之人，催促车驾迅速停止前进，记录功劳、犒劳勤劳，广施赦免罪过的恩典，颁布除旧更新的命令。然后征召韦皋、楚琳，让他们入朝分掌文武职务；选择元勋和有久望的重臣，任命他们出外总领岐陇之军。这样他们接到诏令后必定欣喜荣幸，奔走还来不及，哪里敢有一点怨恨？不必再劳烦诛除，处置得当，万无一失，何必匆忙采取过激行动，不作长远考虑呢？仰望陛下圣明，再加详细思虑。谨此奏报。论岭南请在安南设置市舶中使的奏状【陆贽】岭南节度经略使上奏说：近来商船多到安南进行交易并进献物品，臣很害怕缺少供给；如今想派判官到安南收取市舶之物，希望确定一名中使与臣的使司共同办理，或许可以避免隐瞒欺骗。希颜奏报，传达圣旨说应当依准。远方国家的商人，只求利益；安抚他们就来，扰害他们就离去。广州地处交通要会，习俗称为富庶繁盛，交易之人一向聚集于此。如今忽然舍近求远、放弃居中的广州而趋向偏远的安南，如果不是侵夺刻剥过于严重，就是招徕安抚失当；他们竟没有在内部自我反省，反而产生越职谋求的想法。匣中的玉被毁坏，这将要责怪谁？珍珠流出境外，又怎么能够追回？《尚书》说：“不看重远方的珍奇物品，远方的人就会归附。” 如今既然这样顺从欲望，难怪不同风俗的远方人不肯归附；何况还要动摇君上的心意，派遣中使向天下显示贪婪的风气，把行贿的道路引入朝廷，玷污清明的时代，损害圣人的教化；按法理本应责罚，这件事实在不能依准。何况岭南、安南无非都是王土，中使、外使也全是王臣；如果因为军国事务可以采用，就应当有一贯的法令制度，人们自然会想到尽职，谁敢缺少供奉？哪里一定要信任岭南而断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实在大失推诚相待的体制，又损害轻视货物的风气。希望不要批准发出。请退还田绪所送撰写碑文的马匹和绢帛的奏状【陆贽】右件，田绪派节度随军刘可送信给臣。信中的意思是：奉进止之命，令臣为他已故父亲田承嗣撰写遗爱碑文，所以送来前述马匹、绢帛等物，以表达情意和赠礼。臣先前奉恩旨，命令撰写碑文，至今已经半年，竟然还没有编缀完成。实在是因为劝善惩恶的道理，以忠义为先；褒贬之辞，是《春秋》所重视的。爵位地位有时可以侥幸取得，名声称誉却不是靠虚诈蛮力能够求得的。将使遵循正道的人畏惧昭然的法度而不敢逾越，使倚仗奸恶妄为的人顾念清议而知羞。孔仲尼修订《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难道一定要用武力临压他们、用刑罚威胁他们吗？褒贬如果明确，也足以帮助治理。田承嗣拥兵抗命，没有什么恶事不做，最终却逃脱天诛，完整地归于土壤。这是先朝所感到惭愧遗憾的事，也是义士所惋惜叹息的事。如今田绪还在宸严之前请求颂扬他父亲的遗爱，臣器量狭小，内心实在愤懑。错误地承受圣恩，身居辅弼之位，既不能清除奸恶、帮助国家大计，反而还要粉饰羞耻的言辞来赞美凶恶的德行，接受他的重贿来助长贪贿风气。内心实在不安，事情也确实难以勉强办理。因此臣多次拿起笔来，却不能措辞，往往把所执的笔投下，叹息着停止。因为承受圣上的教诲，姑且致力于怀柔；昨天见到田绪的使者，臣也遗憾地作了答复，只告诉他说：所撰碑文颂词，都是奉圣上德音办理，既然不同于私人情意，便难以接受厚重的赠礼。等到稍有闲暇，接着应当撰写完成。既然没有拒绝的话，料想也不至于产生疑虑阻隔。他送来的信谨慎封好进呈；所送的马匹和绢帛等物，命刘瞻立即领取退还，已经办完，不敢不奏请依照京兆府的处置办理。请议折纳之事的奏状【陆贽】

译京兆府先前上奏说，所管辖地区遭虫害，豌豆完全没有收成，请按照数额折纳大豆。奉诏说应当依准。度支随后上奏称，按照当时估价，豌豆每斗价格在七十以上，大豆每斗价格在三十以下。京兆府所请求的，是用大豆替代豌豆，并让各地按照估价折算钱数来缴纳，希望免得损害官府。访求民间疾苦、救济灾害，是国家的常典。访求疾苦在于知道百姓患处，救济灾害在于体恤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如今螟蜮造成灾害，豌豆全部损失；如果查验覆核并非虚妄，地税本来就应当免征。按照正道行事，大体原则就在这里。府司折纳来凑足数额，已经是压低百姓、从权办理；度支却按照估价折算钱数，这是幸灾乐祸、窥伺利益，所得没有多少，造成的损害却很大。伤害风俗而取得财物，不能说是治理之道。况且豌豆这种东西，实际用途很少，旧例所支用的，只是充作牲畜饲料。按照数额发还大豆，各司谁会说不对？计算价格而多征，义理又在哪里？道理没有依据，事情不能依从。希望仍依照先前诏令处置，是否可以，谨请裁定。《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二 （明）贺复征编 ○奏状四 论今年暂停科举选拔的奏状【唐·韩愈】右件，臣伏见本月十日诏令说，今年各类科举和选官暂且停止。道路上的人相互传说，都说是因为今年旱灾，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少粮食，所以暂时停止科举选官，以断绝他们前来京城的途径，这样可以节省费用、使粮食充足。臣反复思考，私下认为，即使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对粮食也没有什么消耗。如今京城人口不下百万，参加科举选官的不过五七千人，连同他们的童仆和所养的马，也不到京城百姓的百万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算，实在没有什么损益。而且今年虽然旱灾，去年却是大丰收，商贾之家必定有储蓄；参加科举选官的人都带着资财，以有余补不足，没有看出有什么弊害。如今如果暂停科举选官，恐怕造成的损害反而很深：第一，远近都会惊惶；第二，士人会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求雨的祝词说：“是有人失去职事了吗？”既然如此，人的失职足以导致旱灾，如今因为旱灾而停止科举选官，就是使人失职而招来灾害。臣又听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只有阳盛便成旱，只有阴盛便成水。如今陛下圣明在上，即使尧舜也没有超过您；但群臣的贤能不如古人，又不能尽心于国家，不能和陛下同心协力帮助陛下治理，有圣明君主却没有贤能臣下，所以旱灾长久不止。以臣愚见，应当寻求纯正诚信之士、刚直敢言之臣，选拔那些忧国如家、忘身奉上的人，越级提升他们的爵位，安置在陛下左右，如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举用太公、齐桓公提拔宁戚、汉武帝选用公孙弘那样。清闲之余，时时召见询问，他们一定能够辅佐宣扬王化，消除平息上天的灾害。臣虽然不是朝廷官员，每月领取俸钱，每年领取禄粟，但只要有一点所知，便不敢不说。谨到光顺门奉上奏状让陛下听闻，伏候圣旨。论淮西事务应采取的措施的奏状【韩愈】

译右臣伏念，淮西三州之地，自吴少阳患病以来，去年春夏起就已经图谋今天的局面。有职位的人劳心筹划，抚慰供其驱使的人，修整器械，防守金帛粮食牲畜，耗费在赏赐供给上的财物很多。持兵的士卒四处侵掠，农夫织妇携带幼小和老弱，在后面运送粮饷。虽然时常侵掠，偶尔有所收获，但力量耗尽、筋疲力竭，仍抵偿不了所费。又听说他们养的马很多，半年以来都已经上槽喂养。譬如有人，虽有十个人的力气，从早到晚总是大声呼喊、跳跃不停，起初虽然令人畏惧，但这种势头不会长久，必定会自行疲惫。趁着他的力量衰竭，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可以使他任凭处置。何况淮西三小州在残破困顿到了极点之后，面对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败亡可以立即等着看了。然而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是否果断决策罢了。军队不多，就不足以确保取胜；要确保取胜的军队，必定在于迅速决战。军队多而作战不迅速，所费就必定广大。两境之间、疆场之上，每天互相攻劫，必然有杀伤。靠近贼境的州县，征发劳役的名目百端，农夫织妇不能安于本业。若有时再遇到小的水旱灾害，百姓就会忧愁困苦。到了这个时候，人人各有不同的议论，便会惑乱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持守不坚定，半途停止，既损伤威势又浪费费用，造成的弊害必定很深。所以必须先在心中决断，详细估量事情的始末；事情来到时不受迷惑，然后才可以谋求成功。担任统帅的人，在前面竭力实行；参与谋划议论的人，在后方尽心奉行。内外相互配合，功业才能成就。从前殷高宗，是极其圣明的君主，凭天子的威势讨伐背叛的国家，三年才取胜，也不认为迟缓。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并不计较所费。《传》说：“决断之后再行动，鬼神也会避让；迟疑不决，从来没有能够成就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恩宠，有幸掌管诏令文书，地位亲近而职任重大，不同于一般官员，所以冒昧竭尽愚诚，以求有所补益。谨将平定贼寇的事宜分条列举如下。一、各道征发的军队，有的只有两三千人，势力单薄，又羁旅异乡，与贼军不熟悉，任凭对方一有风声便惊惧，不容易立即前进。所在的将帅因为客军难以处置，起初没有优厚抚恤、礼待他们；既使役薄待，又让他们受苦，有时还把队伍分割，隶属于各个将领。士卒与原来的将领一旦失散，心中孤立、意气怯弱，很难建立功劳。而且他们原来的军队还各自需要资助遣送，路途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出征远行的艰苦，乡里有亲人离别的忧思。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境相连处的村落百姓，都有兵器，即使小规模的俘掠，也都能够自行防御；他们习惯战斗，了解贼军的深浅。既然是当地人，爱护乡里，近来还没有被分派到别处，却愿意自行准备衣粮，共同聚集自保，以防御寇贼。若下令召募，立即就可以组成军队；若要增加兵力，也可以自行招足。贼平之后，很容易让他们还乡务农。伏请各道先前追调到行营的军队，全部发文遣返本道；按照行营追调的人数，连同器械、弓箭等物，一件以上都全部送到行营充用。所召募的士兵人数足够后，再加以训练，三几个月以后，各道客军就可以全部撤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这与征发远方的人相比，利弊相差悬殊。一、围绕逆贼所属的州县、堡栅等处，虽然各自设置的兵马总数很多，但分到每一处就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相互接应，所以多次被攻劫，导致损失伤亡。如今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屯聚一处，使军势有隐然可见的威望；审察估量形势，趁时追逐有利时机。可以进攻时，四道同时出发，使贼军狼狈惊惶，首尾不能相互救援；如果还不能进攻，就深筑营垒、高筑壁垒，以逸待劳，自然不必担忧。各处多设置防备，在临近贼境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置到便利安全的地方，设置行县来管理，使他们免于流散损失。一、蔡州士卒是被吴元济逼迫胁制，势不得已，才同王师交战。推究他们的根本，都是国家的百姓，进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伤痛。应当明白诏令各军，使他们深知这个道理。交战之际，固然应当把彻底消灭敌人作为目标；但如果形势已经穷尽，那些不能继续作恶的人，不必过多杀戮，应向他们说明圣德，放他们回去，使他们消除凶悖之心，获得免死保全的幸运，他们自然会相继放弃叛逆、归顺朝廷。一、《论语》说：“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眼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近来征讨没有功效，都是由于希望迅速取胜；有关官署计算所费，苟且因循，只要稍不如意，就请求停止罢兵。河北、淮西等地，看到此前的形势，知道国家必定不会同他们长期坚持，于是合力苦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便希望得到恩赦。朝廷没有至忠忧国的人，不顾损伤威望和国威，因他们有所请求，便商议罢兵。往日的事情，祸患全都是这样。臣愚昧地认为，淮西三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十分庸愚，而陛下凭圣明英武的资质，使用四海九州的力量，除掉这个小寇，难易是可以想见的。泰山压卵，也不足以比喻这种情势。一、军队胜负，实际在于赏罚。赏赐丰厚，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刑罚严厉，可以使凶恶之人丧胆。然后才能成就事情，不可吝惜费用，也不可畏惧施行刑罚。一、淄青、恒冀两道同蔡州的情势大致相同，如今听说讨伐吴元济，人情上必定有想要救助他的意图；不过他们都暗弱，只求自保，没有余力虚张声势，这是必然的。至于分兵出境，公开作恶，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地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相承担任节度使，也略有功效。吴少阳之战时，朕本来打算任用吴元济，只是担心他年少不能处理政事，所以没有立即安排，准备等他稍能整顿安抚以后，再允许他承袭。如今他忽然自行狂悖，侵掠而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既已不得已，所以才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都有功业相承，受命任职的年代已久，朕必定不会贪图他们的土地而轻易改变。你们各自应当安定；如果妄自疑惧，敢于相互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再追究，回军讨伐你们，你们自然会胆破，不敢妄发异议。” 《黄家贼事宜状》【韩愈】

译一、臣去年被贬为岭外刺史，虽然所任州不与黄家贼相邻，但见到往来的过客，也熟悉听说岭外事情的人所说的情况，知道得非常精细熟悉。那些贼人都是夷獠，也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和语言都不像汉人。平常各自谋生，紧急时就聚集起来互相保护。近来因为邕管经略使多半不得其人，德不能安抚怀柔，威又不能临制，于是侵扰欺凌、掳掠捆绑，导致怨恨。蛮夷的性情，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于是发展到攻劫州县、侵暴平民。有时是为了私仇，有时是贪图小利，有时聚集有时散去，最终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近来的征讨，本来起因于裴行立、阳旻。这两个人原本没有深谋远虑，意在邀功求赏，又因为看见贼人尚未聚集，便以为他们单薄弱小，马上就可以摧毁，于是争相献策，唯恐落后。朝廷相信了他们，便答应了请求。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前后奏报杀死、俘获的贼人数计算不下一两万人。假如这些都不是虚报，贼人早已应当被消灭殆尽；如今贼人仍然如旧，足以说明他们欺骗蒙蔽朝廷。邕、容两管因此凋敝，杀伤和疾病接连发生，十家中有九家空了，百姓怨声载道，仿佛出自同一张口。阳旻、裴行立相继身亡，实在是因为他们自行邀功求赏，制造战端，受到人神共同憎恨，因而招致灾祸。阳旻、裴行立的事情已经过去，如今所任用的严公素，也不是能够安抚驾驭的人才，不能另立方略，反而依旧请求进攻讨伐。这样下去不停止，臣恐怕岭南一道将没有安宁的时候。一、从前把邕、容两管合并为一道，十分符合事宜。但邕州靠近贼境，容州却相距很远。若把经略使设置在邕州，使其与贼隔江相对，兵镇所在之处，物力必定充足；一方面不敢轻易侵犯，另一方面也容易根据便利情势进行控制。如今把经略使设置在容州，邕州的兵马必定很少，贼人看见势力薄弱，容易生出奸心。伏请把经略使迁到邕州，容州只设置刺史，实在最为便利。一、近来各道发往南方讨伐的兵马，通常都不熟悉山川，也不服水土，远乡羁旅，因疾病和杀伤而死亡。臣从南方来，听说江西所发兵共四百人，还不到一年，剩下的已经不足一百。岳、鄂所发总共三百人，剩下的只有四分之一。不断补充又不断死亡，每次发兵都更加困难。如果现在在邕、容附近召募增置一千人，便把各道目前供给行营的兵员、粮食和赏赐折合调配来供给。所费既不增加，兵士又都熟悉当地环境，长久拥有守备力量，不同于客军。防守时有威势，进攻时有利条件。一、自从南方讨伐以来，贼徒也损失很大。观察他们的情势和道理，厌恶困苦必定很深。大体说来，岭南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贼人所居之处又更加荒僻。即使把那里的人全部杀尽、土地全部取得，对于国家的计划也没有益处。宽容赦免并加以羁縻，对待他们如同禽兽：来就防御，走就不追，也没有损害朝廷的形势。依臣愚见，如果借改元庆典之机，赦免他们的罪过，派一名郎官和一名御史亲自前往宣谕，他们一定会闻风降服，欢呼听命。仍然选择有才干、威望和信用、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置适宜，自然永远不会再有侵扰叛乱之事。《论盐法事宜状》【韩愈】

译张平叔所奏盐法条款 右臣奉诏将要变更盐法，贵在精密详尽，宜令臣等各自陈述利弊和可否，听候奏报。张平叔所呈的变法条款，臣从头到尾详细衡量，恐怕不能实行，现按各条分别分析利弊如下。一条，张平叔请求让州府派人自行销售官盐，收取实际估价的钱帛，盐务主管机构按照旧例支用，自然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臣如今综合计算各地百姓的情况，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城郭之外，拿现钱买盐的百姓十家中不过两三家，多半用杂物和米谷交换。盐商把利润归自己所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接受；有时还赊借升斗粮食，约定等收成成熟时偿还，借此互相救济，双方都得到便利。如今让州县吏人在店铺坐着销售，利润与自己无关，犯罪却由自己承担，既得不到现钱，也得不到布帛等物，恐怕损失官府利益，必定不敢销售。变法以后，贫穷百姓将无从得到盐来食用；求利尚未得到，积聚的怨恨已经很深，自然会坐失盐利原有的数额。所谓获得一倍利润，臣没有见到。一条，张平叔又请求，对于乡村距离州县很远的地方，让差役把盐运到村中销售交换，不得使百姓缺盐。臣认为，乡村偏远之处，有的只有三家五家，居住在山谷中，不可能让吏役把盐送到每家每户；运得多了卖不完，运得少了所得钱不多，计算往返路程，连自己的粮食也不足以充用。近来商人有时亲自背负一斗一石盐到村中与百姓交换，只希望在平价之上获得三钱、两钱的利润；不像差役奉官府之命，到了村里必定索取百姓供给，所得利润极少，造成的弊害却很多。这也是不能实行的。一条，张平叔说：“所办理的事情极其重要，必须让朝廷宰相充任使者。”臣认为，如果法令可以实行，就不必让宰相充任使者；如果不能实行，即使宰相担任使者，也没有益处。况且宰相是用来监督百官、考核他们功过的；如果自己担任使者，即使有失败和过失，又派谁来检举他？这也是不可行的。一条，张平叔又说：法令实行以后，停止或减少盐务差役的课粮，每年可以收取十万贯钱。臣认为，变法以后，弊害会随着事情发生，还恐怕达不到原有数额，哪里还能希望有盈余？一条，张平叔想让府县销售盐，每月另加京兆尹料钱一百千；有的作不司录及两县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余观察使以及各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的每月加五十千，少的加五千、三千。臣如今计算这项用钱已经很多，其余官吏、典吏以及巡察、手力、差役等人的粮课还不在其中，总计所给，每月不少于十万贯，还没有见到利润，所费已经很大。张平叔又说，停止盐司各类差役的粮课，估计每年应当减少十万贯钱。如今臣计算他的新法，也要用十万贯以上；减少十万贯，却又用掉十万贯，减少和所得相抵，没有盈余。张平叔又请求，以销售盐的多少作为刺史、县令考核优劣的主要标准，优秀者升迁不拘常例。若缺少课利，便按照条文科罚追责。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教化百姓，如今只以盐利多少决定升降，不再考察治理政绩，这不是唐虞时代三年考核功绩、黜退昏庸升用贤能的道理。一条，张平叔请求确定盐价，每斤三十文；每隔二百里，每斤加收二文作为脚价，根据路途远近和险易，最高加到六文；脚价不足的，由官府补出。名义上每斤三十文，实际上已经是三十六文。如今京师盐价每斤四十文，各州则不相同；这项变法以后，只不过在百姓身上比较出几文钱，不能获得厚利。脚价用五文时，官府补出二文；用十文时，官府补出四文。这样一斤盐，官府销售所得名义上是三十文，实际每斤多的得到二十八文，少的得到二十六文；长处短处相抵，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文。百姓长处短处相抵，每斤却要用三十四文，这样公私之间每斤常常损失七八文。损失既不由百姓承担，也不归入官府，积累数目很多，不能仓促计算。这样说来，并没有益处。张平叔又请求让各地在农闲时召集车牛，运盐送入都仓，不得使盐运中断。州县和雇车牛，百姓必定不是出于情愿，事情必须按差役分派，然后支付脚钱。百姓用车载盐时，差役起初都不检查，等到集中以后，才允许装载盐。等到了盐院、盐监请求接收时，又必须等待轮次，使用哪一门户都要被停留。缴纳运输时，人情事务又有另一套；凡是和雇车牛，都是这样。百姓宁愿替私人运货，收五文钱，也不愿替官府运货，收十文钱。不和雇就没有人可以运盐，和雇又会损害百姓，这也是不可行的。一条，张平叔说，停止、减少盐务差役所收的粮课，每年还可以得到十万贯钱【“尚”字有的版本作“计”】。如今他又说，既然已有巡按请求，应当根据事务的闲忙，把官吏留在仓场办理事务；在要害处进行守卫和缉捕，少量设置人员，优厚抚恤粮料，严密加以把守；如果有漏失、私自卖盐等情形，都按照条文处分。张平叔所管盐务差役共有多少人？即使估量留下人员之外还能收取其粮课，每年得到十万贯钱，这也不合情理。近来要害处守卫缉捕的人数已经很多，尚且有漏失、私卖的弊端；如今又减少设置人员，却说能够断绝私盐，这在道理上也是不可行的。一条，张平叔说：“变法以后，年度计算必定有盈余，日常使用恐怕反而不足。意思是说，一年以来暂且还不责求课利，但以后必定会多出数倍。”这也是不可行的。如今国用通常都说不足，如果一年之内忽然缺少课利，危害已经很深。即使说下一年会增多，哪里可以预先保证？这也不是国家和私人积蓄都还很少的时候可以实行的办法。

译一条，张平叔又说：流动寄居的奸猾之人日渐富裕，土著守业的人日渐贫穷。如果官府自行卖盐，不问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以及兼有游荡懒惰之人，按照他们所食用的盐，全部把钱交给官府；各道军队、各使府的家口亲族相互冒名占用、从未交税的人，也没有一个遗漏。臣认为，这几类人，在官府尚未自行卖盐时，一向就买盐食用，并不是等官府自卖盐后才食盐【“籴”字上有的版本有“来”字；按文势推测，“来”字上恐怕还应有“从”字，今并补足】。如果官府不自行卖盐，这些人就不买盐食用；官府自行卖盐，他们才买盐食用，那么就确实如张平叔所说。如果官府自卖或不自卖，他们都一向买盐食用，那么如今官府自卖也没有利润。这正是只知道其中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只看眼前而看不到长远。国家专卖盐并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专卖税，再卖给百姓；这样天下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交给官府了，并不一定要同国家直接接触、当面付钱，才算把钱交给官府。一条，张平叔说：“最初确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三千；如今一匹绢只值钱八百。百姓贫困空虚，有时先借取粟麦的价钱，等到收获时，全都用来偿还债务，又用来缴纳官税，一粒也剩不下。如果官府销售盐，一家五口所食用的盐价不过十钱，随着每天供应每天缴纳，不必劳烦差遣，那么一定不会有借债逃亡的祸患。”臣认为，百姓困苦疲弊，并不都是因为盐价昂贵。如今官府自行卖盐，与依旧让商人销售相比，价格贵贱相差不多。综合计算一家五口所食的盐，按张平叔所算每天十钱为标准，每月应当用钱三百。这就是说，三天食盐一斤，每月大约十斤。新法的实际价格与旧法相比，每斤相差不到三四钱。综合计算五口之家，按张平叔所说的方法计算，新法每天比旧价便宜一钱，每月便宜三十钱；五口之家实际得到的差额还更少。这样看来，改用新法，百姓仍然不能免于贫困流离。最初定税时，一匹绢值三千钱，如今只有八百钱。即使特别改变盐法，绢价也未必会因此上涨。五口之家因改盐法每天得到一钱的利益，哪里能够立即免于负债？只有在收获时不再受到征索，缴纳官税以后还有剩余，才可以免除这种困境。依臣所见，百姓困苦已久，只要不因事务去扰乱他们，自然会逐渐复苏，并不在于改变盐法。如今一匹绢值八百钱，百姓仍有许多人寒冷而无衣；如果一匹绢值三千钱，无衣的人必定更多。何况绢价的贵贱都不是由于盐法造成的，由此说来，盐法不宜改变。一条，张平叔说：各州销售的盐不少，但长官有时不亲自处理公事，差役便用浮夸的言辞说本界没有人买盐。臣于是请求派遣清廉强干的巡官，检查责问各地的实际户口，按照人口编组保甲，发给一年所需的盐，让他们按四季缴纳盐价。人口多而销售少，或者盐价拖延不缴，就请求罢免观察使的现任职务，改任散漫闲职；刺史以下则贬为上佐，其余官员贬往远处。张平叔本来请求官府自行卖盐，是为了宽免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避免再次流亡。如今却要核实户口、编组保甲、发盐给他们，再让他们按季缴纳盐价，这所谓的是扰乱并困苦百姓，并不是原来的意思。贫穷人家食盐极少，有时清淡饮食，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如果按人口发盐，依时征收盐价，无论办得到办不到，都必须交钱。拖延不缴或违反条款，观察使以下各级都要加以罪责。假如官吏害怕获罪，必定使用威刑，臣恐怕因此各地不得安宁，百姓反而流散，这更是不可行的大弊。一条，张平叔请求限制盐商：缴盐给官府以后，不得擅自在各军、各使府寻求职务，替人掌管钱财、管理店铺、看守庄园水碾，以求获得庇护。请令各地官吏严加访察，如有违反，所有资财都令其缴入官府，仍然发文送交府县，充作差役。臣认为，盐商缴纳专卖税，官府再卖盐；子父相承，坐享厚利，实际比百姓处境优越。如今既夺去他们的产业，又禁止他们谋求职务，以及替人掌管钱财、管理店铺、看守庄园水碾，不知这会使他们一旦陷入困窘贫穷。若一定实行此法，富商大贾必定产生怨恨，有的会收取市场上的贵重财物，逃到反叛之地，资助寇盗，这也是不可不考虑的。一条，张平叔说：“实行这项策略以后，两市的军人、富商大贾，可能行贿送钱，拦截道路、喧哗闹事，请令差役严加收捕。如果捕获首领，就在当地处决。连名上状、聚集众人的，各处以脊杖二十。检查军司所属军户的盐，如果有隐瞒遗漏，也按照府县的条例科罚；并且赏赐告发的差役。”这一条如果果真实行，不仅会大失人心，也会惊动远近。不知道销售盐能得到多少，却要伤害百姓、败坏政事，弊害实在很大。《论太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李德裕】

译右臣不久前承蒙先朝授予剑南西川节度使之职，悉怛谋虽然是吐蕃酋长，却长久乐于接受皇朝教化，带领那座坚城向臣投降。臣命本道官员、维州刺史虞藏俭立即率兵进入占据该城，飞章上奏。先帝又惊又喜。当时与臣有仇的人闻风嫉恨臣，立即制造疑言，欺骗蒙蔽圣听，认为不能违背同吐蕃的盟约，恐怕吐蕃会以此为借口侵犯京畿边境，于是下诏让臣退还此城，并把悉怛谋等人押送回去，让吐蕃自行杀戮。又派中使下来催促送还。从前白起杀害投降者，最终在杜邮招致祸患；陈汤被审查，成为替郅支报仇的名义。想到前事，臣终日内心惭愧。今日有幸遇到英明的君主，忝任台司，冒昧敢于追述此事，伏望圣上省察。况且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处在戎、泸、平州的交通要冲，是汉地进入边境的道路。当初河湟全部沦陷，只有此州独自保存。吐蕃暗中把妇人嫁给此州的门子，二十年后两个男孩长大，偷偷打开城门，引兵进入，于是维州被他们消灭，号称无忧城。从此吐蕃得以在西边合力，再也不用担心南路，凭借威势侵凌京城附近的地区，使历代朝廷都不得安食。贞元年间，韦皋经略河湟，这座城是首先要攻取的地方，集合精锐军队，急攻了数年。吐蕃极其爱惜维州，派他们的舅父论莽热前来救援。城墙和雉堞高峻，面对冲车也难以达到高空；通往城中的小路曲折盘绕，勇猛的士卒多半在险峻的石垒前伤亡，不能施展公输般的巧技，只能空擒论莽热而回。后来南蛮辜负恩德，席卷土地进行驱掠。臣刚到西蜀时，众心尚未安定，于是对外宣扬国威，对内整顿边防。维州熟悉臣的信用和命令，便送来降表。臣告诉他们必须等候奏报，以便查探真伪。悉怛谋等人不久便率领城中士兵，带着州印、铠甲和兵器，堵塞道路，接连不断地空城来归。臣立即大规模出动亲军，接受他们投降的礼仪；南蛮使者列在一旁，都不敢抬头仰视。何况西山八国隔在维州之外，过去所授的使者名号，都成为空话。各羌人长久苦于吐蕃的征役，愿意成为王朝的臣民。自维州投降以后，他们都说只要得到臣的信牒帽子，便会相继归附。吐蕃境内的合水、栖鸡等城既然失去险阻，就自然必须撤军退回；这样可以减少八处镇兵，坐收一千多里原有土地。臣见到其中有极大的利益，是恢复旧地的机会，所以当面答应上奏朝廷，并分别加以酬赏。臣自己赠给他们锦袍金带，恭敬地等待朝廷旨意。况且吐蕃在维州投降以前，一年之中还在围逼鲁州；由此说来，难道他们守过盟约吗？况且臣从来没有用兵攻取维州，是他们自己受到感化而来投降；那些阻挠议论的人，难道考虑过事实吗？犬戎迟钝，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每当想趁秋季侵犯边境，都必须用数年聚集粮食。臣得到维州以后，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一名使者进入边境。从此以后，他们正应该吓破胆来不及，哪里还有担心他们重新怨恨、编造这种游谈浮说的道理？臣接受投降之初，指天发誓，难道忍心把三百多人的性命抛弃而失信吗？臣多次上表陈述，乞求圣上垂怜宽宥。答诏却严厉急切，最终仍命令押送回去。又让他们身受三道刑具，抬在竹筐里。将要上路时，他们含冤号叫哭喊，将吏面对臣无不流泪。押送他们的人还遭到吐蕃将帅的讥笑，说：“既然已经向你们投降，为什么还要送回来？”于是竟把这些降人押到汉地边界上杀死，肆意残忍行事，用来巩固彼此离心离德。甚至把他们的婴儿抛掷起来，再用枪矛承接。臣听说楚灵王诱杀蛮子，《春秋》明白地加以讥刺；周文王收留并送还邓叔，史册也清楚记载。何况大国背弃这个异族，断绝忠诚归附的道路，满足凶暴残虐的心情。从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事情全是由于愚臣，才使他们陷入这种并非自身有罪的境地。臣之所以详细陈述根本，不怕繁琐细密，是希望蒙受圣明鉴察，追赠褒奖忠魂。伏乞下令交付中书省，分别加以褒扬赠官，希望华夷感念圣德，使幽明都能伸张冤屈，警戒已经过去的侥幸之心，激励后来人保持高峻的节操。《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三 （明）贺复征编 ○奏状五 《论夏竦谥第一状》【宋·司马光】

译臣等近来因为已故赠太师、中书令夏竦被赐谥号“文正”，冒昧上奏陈说，请求赐予改换，至今还没有得到批准。臣等私下认为，凡是做人臣的，所得俸禄不一定要多，所居官位不一定要高；如果身居官职却不进言，就同受刑戮的人没有区别。因此臣等早晚都惶恐不安，不敢默默无言。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等卑鄙低贱而忽视这些话。臣等私下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博闻曰文”，并不是说见闻杂多广博，而是说所学所行不离道德。“靖共其位曰正”，也不是说柔弱怯懦、苟且偷安，而是因为《诗经》说：“安静地恭敬守持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如今夏竦奢侈没有限度，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对内不能在闺门中以义制约自己，对外不能在边鄙建立功效；言语不能符合行为，外貌不能反映内心。说到他的道德，就是贪婪淫逸；说到他的正直，就是邪曲不正。这些都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实，不是臣等敢于诬蔑加罪。陛下却给他谥为“文正”，臣等愚直，不通达大体，不知道今后还要用什么谥号来对待天下的正人良士呢？况且陛下如此深厚地顾念夏竦，是因为夏竦曾经做过东宫的臣属。从前东宫臣属死后得到谥号的并非一人，陛下从未亲自为他们确定谥号，唯独夏竦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因为知道夏竦的所作所为不合众人之心吗？陛下如果一定认为夏竦正直无疑，那么为什么不交给有关官署，付诸公议？这样看来，陛下掩盖他的短处，恰好只会使他的短处更加显著。陛下如果一直顾念夏竦，就不如优厚地抚恤他的家人。至于谥号，是先王用来劝善阻恶的，不是用来施恩的工具。议论的人将谥号看作虚名，这有什么妨害？请允许臣等试着说明它的害处。凡国家用来驾驭臣下的，不过是祸福、荣辱罢了。行善的人，活着享受福禄，死后获得荣誉；作恶的人，活着遭遇祸患，死后承受耻辱。这样天下即使想不达到治理安定，又怎么能够呢？如果有不善的臣子，活着窃取俸禄官位，死后又窃取荣誉名声，善人就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恶人就不知道应当畏惧什么，是非善恶颠倒，国家再也不能振作。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虞书》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孔安国传说：“这是说应当对万事的细微之处保持戒惧。”事情刚刚显露苗头时，治理它很容易断绝；等到它已经明显，又有谁能够治理呢？何况天下人都知道夏竦是大奸邪，陛下即使给他谥为“正”，也不足以掩盖夏竦的罪恶，反而只会损伤国家最公正的原则。况且谥法之所以能取信于后人，是因为它褒善贬恶而没有私心。如今因为一个臣子的缘故而败坏谥法，使忠良俊杰之士得到美谥时，后世都产生怀疑，那么谥法还将有什么用呢？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区区坚持不止，甚至同他人的父子结怨，实在是痛惜国家劝善惩恶的大法，不可以因循而使它亏损废弃。伏望陛下怜悯察看，稍加采纳，特意按照前次奏章所陈述的意见，改赐夏竦谥号，天下将十分幸运。臣等不胜惶恐，恭候命令。《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司马光】

译臣私下认为，人臣进言，如果舍弃紧急的事情而议论缓慢的事情，言语就会越来越繁多，而被采用的越来越少；君主听取采纳意见，如果忽略重大的事情而谨慎处理细小的事情，心力就会越来越劳苦，而功效越来越浅薄。因此明主不厌恶逆耳之言，以便考察治乱的根源；忠臣不躲避杀身之祸，以便论说安危的根本。这样上下相互通达，事业就会光明美好。臣私下看见，陛下自初春以来圣体稍有不安，天下人都踮足站立、屏住气息，惊恐忧惧，仿佛走在冰炭之间。虽然现在已经痊愈平安，但民间仍有人妄自编造谣言来相互惊扰。即使有关官署用严刑约束他们，使他们嘴上不敢说，内心仍然惶惶不安，又有什么不会忧虑的呢？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想想其中的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储君是天下的根本吗？根本没有确定，众人的心就不能安定。贾谊说过：“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就因此说它安全。”在贾谊那个时代，汉孝文帝正当盛年，有孝景帝作为太子，内外安定，公私富足，贾谊尚且说出这样的话。假如贾谊处在今天，又会怎样说呢？陛下好学多闻，广泛阅览经史，请拿古代的事情来验证治乱安危的关键，哪一次不是由于继嗣呢？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先确定继承人就安定，不先确定就危险。这是明白的道理，像日月一样清楚；得失的关键，间隔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空隙也没有。朝廷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中，还有什么能排在这件事之前？可是陛下安然不把它当作忧虑，群臣爱惜自身，也没有人把它说出来。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忘掉自己疏远卑贱的身份，不顾鼎镬之罪的原因。伏望陛下哀怜察看。如今普通百姓之家有价值百金的宝物，尚且选择可信任的亲戚让他谨慎守护，何况天下这样广大呢？三代的君王直到西汉、东汉，之所以能够享有上天赐予的福禄如此长久，难道不是都亲自任用九族作为藩篱辅弼吗？假如亲近的人尚且不可信任，那么疏远的人又哪里值得依靠呢？臣私下想到，陛下天性纯孝，自古以来无人可比；凡是有关祖宗、无论事情大小，陛下从来没有不劳身苦体、小心翼翼地奉行承继。何况接受了祖宗光明盛大的基业，难道可以不为此深思远虑，把它安置在安平坚固的基础上，以保全万世无穷的美好吗？臣听说，天子的孝，不像普通百姓只停留在奉养双亲罢了，而是要谨慎守护前人的事业并传给无穷后世，这才叫孝。所以经典称天子的孝为：“德教施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榜样”；诸侯的孝为：“保全自己的国家，使百姓和睦”；卿大夫的孝为：“守护自己的宗庙”；士的孝为：“保有自己的俸禄官位，守护自己的祭祀”；庶人的孝为：“谨慎修身、节省用度，以奉养父母。”这些都是圣人的话，并不是臣狂妄无知的说法。如今陛下侍奉祖宗，所行的孝道已经极其完备；如果唯独对此事没有留下圣明的考虑，早日确定重大决议，那么从前纯厚至高的孝德也都没有益处了。这是天下人共同替陛下深深惋惜的事情，并不只是愚臣一人这样。臣听说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由同宗之人作为后嗣；成为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所以给人做后嗣，就要侍奉被继承的人，礼节全同于父亲，这是为了尊重尊长、亲近亲属。伏望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功德留在人间，嫡系旁支延续百世，子孙千亿；但陛下尚未有皇嗣，人心忧虑危险。伏望陛下深切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基业的宏大美好、神器这一重大宝物以及苍生的殷切希望，不要听信苟且的言论，不要采用因循的计策，由圣心亲自决断，明白无疑。谨慎选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顺友爱、仁慈的人，让他暂居储副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如果圣意不想这样，或者暂且让他辅佐政务，或者掌管宫禁宿卫，或者担任京城长官，也足以镇定安抚天下人的心。这样一来，天神地祇、宗庙社稷，实在都共同依赖陛下圣明的德行，何况群臣和百姓，谁会不欢呼鼓舞呢？从前鲁国漆室的女子，忧虑鲁君年老、太子年幼；她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尚且知道忧虑国家的灾难。这是因为鲁国有难，自己也必定会受到牵连。何况臣食用陛下的俸禄，站立在陛下的朝廷，又得以在典册府中任职；同漆室女子相比，责任就更重了。臣实在不忍心坐视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忧患，却隐忍沉默而不进言。臣确实知道进言的职责不在自己，进言反而足以给自己招来祸患；然而一定要说，是希望万一陛下能够采纳听取，那么臣对于国家虽如蝼蚁，却能为陛下建立万世无穷的根基，挽救四海百姓的性命，臣所获得的荣耀就多了。愿陛下不要因为臣身份微小、职位卑贱，就认为臣狂妄偏激而忽视这些话；请把臣的话当作圣意，延请询问忠于社稷的大臣。如果认为不对，臣请求伏受妄言之罪；如果认为正确，愿陛下果断决心，迅速实行。请焚毁臣的这篇奏章，不要把它示于外人，足以表明臣不敢希求丝毫的幸运。《虞书》说：“敬畏上天的命令，正当时机，也要把握细微的关键。”陛下正处在这个时候，把危险变为平安、把混乱变为治理，容易得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如果错过时机而不决断，使天下人有理由议论陛下的纯孝，那么臣即使想要献出生命来报答陛下，也来不及了。臣不胜区区的愤懑诚意，冒犯陛下的威严，伏在地上等待治罪。《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二状》【司马光】

译臣在六月十九日曾冒昧以愚昧之言触犯圣德，伏地侧耳等待明诏，至今已一个多月，却一点消息也没有。陛下宽仁，没有诛杀臣这个狂妄愚昧之臣，但也没有赐予采纳。臣私下深感痛心，只因人品卑微，言语迟钝，不能阐明国家安危的大局，以致陛下轻视并弃置了我的意见，这都是臣的罪过。虽然臣性情确实愚钝，地位确实卑贱，但心意确实忠诚，言语确实恳切。愿陛下不要因为人的愚钝卑贱而废弃忠诚恳切的言论，稍稍把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放在圣心之中，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政务有大小，事情有缓急，若能知道先后次序，就没有办不成的功业。有人说：“当今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在于水灾泛滥。”这实在大错特错。水灾所伤害的不过是低洼地区和河边的百姓；如果连日的雨停了，有关官吏稍加疏浚并堵塞堤防，百姓就都能恢复产业，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祸患就在粮食和布帛匮乏。”这又不对。凭着四海的富足和长久的太平，只要养民有道、用度有节，再让贤能的官吏治理，粮食和布帛就用之不尽，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祸患就在戎狄侵扰盗掠。”这又不对。戎狄的侵扰盗掠不过能够惊扰边境百姓；如果防御有方、准备有谋，就可以使他们与朝廷保持朝贡关系，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依臣愚见，当今最大、最紧急的祸患，在于国家的根本尚未建立，众人的心中充满危惧和疑虑。放弃这个问题不去忧虑，反而只忧虑那三件事，岂不是舍弃肺腑而去救治四肢吗？即使有才干极高的臣子，能够恢复九河的水道，储备九年的粮食，开拓千里的边疆，而国家根本尚未建立，仍然没有益处；何况比那三件事更细小的事情，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如今陛下圣体虽然安康，但四方的人还不能全都知道，仍有人心怀疑惧。陛下若不趁此时及早选定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代理居于储副之位，对内辅佐护卫圣躬，对外镇定安抚百姓；万一有狂妄之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喧哗惊扰众人，即使明知万无一失，也岂能不事先加以防备呢？臣私下想，陛下圣明睿智，洞察安危，谋划已经确定，只是还秘密保守，不想向外宣布；如果确实如此，臣仍恐怕不可以。为什么呢？如今天下人都踮脚站立，侧耳倾听，等待明诏下达，然后人人才会安定，又何必等待而把它秘密隐藏呢？如果认为储副之位关系重大，不是仓促之间可以确定的，那么或者暂且让他辅理政务，或者主管宿卫，或者出任京邑长官，也足以遏止祸患的根源，安定内外人心。如今安危的关键，间不容发，一天耽搁一天，最要紧的是及时处理。可是朝廷把它置于意料之外，不作为早晚急切讨论的事情，大体上所议论的都是眼前的日常事务，并不是特别重大而紧急的事情。臣恐怕朝廷高高拱手、从容不迫，终于养成国家的祸患，到那时再治理，费力就困难了。这就是臣日夜小心忧虑、睡不能安、吃不能饱、不避死亡之诛而不断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体察臣愚昧而真诚的内心，特别赐予详细选择。臣前日所奏以及这次奏状中的事情和道理，只要有稍微可以施行的，乞请陛下立即决断并迅速实行，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然后治臣僭越妄言、擅自进言的罪，臣也不敢推辞。请建立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三状【司马光】

译臣在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曾两次上言，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加以提拔任用。因为这样对上可以辅佐护卫圣躬，对下可以镇定安抚百姓。直到现在，仍没有听说圣朝稍稍垂意采纳。臣确实愚昧，不通晓国家深远的意图。如果臣所说不对，就应当明白地治臣的罪，以示天下；如果所说是对的，也应当认为圣心不宜弃置忽略。难道可以只因为臣愚昧卑贱，就不察看我的言论吗？这岂不是把羽毛投入沧海之中，茫然不知它漂向何处，难道是疏远之臣所希望的吗？臣不胜愤懑，冒昧再次剖露肝胆，陈述给陛下知道。即使获罪万死，也没有怨恨后悔。臣听《书经》说：“谋划要长远。”《诗经》说：“谋划还没有长远。”所以才采用大力进谏的办法。凡是国家的弊病，都在于乐于因循苟且而有许多忌讳，不在国家安定时预先作长远谋划；祸患和灾难就是由此产生的。臣私下考察，从汉室直到有唐，史册所记载的事例，帝王即位就立太子，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有时君主谦让而来不及办理，也会由有关官吏提出请求。这是为了尊重宗庙、重视社稷，都是国家最大的庆事，从没有听说君主把它当作忌讳和厌恶之事。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君主才开始厌恶听到立嗣之事，群臣不敢发言，一发言刑罚诛戮就随之而来，因此祸乱接连发生，再也无法振兴。他们却不知道，根本强固就会繁茂，基础壮实就会安定；这正是国家应当深切鉴戒的道理，却不能把后来那种做法当作法则。如今天下的人，上至公卿，下至平民，只要有知识、忠于国家，他们心里都知道当今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也没有比这更紧急的。然而大家都害怕触犯圣旨而获罪，没有人敢进言。只有臣不爱惜自己的犬马之躯，替陛下说出这些话。陛下难道不能稍稍留意圣心，听取并察看这些意见吗？臣曾经遍观春秋以来直到国初，累计一千六百多年，其中天下统一、内外没有忧患、军队停止使用的时期，不过四百多年而已。至于本朝扫除僭越叛乱，统一四海，内地安定、外部顺服，上下和乐，使朝廷内外的人从祖父到孙子耳目相传，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自上古以来，太平长治的时间，没有像如今这样盛大的。臣私下看见国家对于州县仓库，即使是一斗粮、一尺帛，也无不严密封固、选择人员看守。何况这样光明宏大、繁盛茂美的事业，难道不应谨慎选择亲近而可信任的人，让他帮助陛下守护吗？这是贤人和愚人共同替陛下深切珍惜的事情。陛下正当此时，举手投足都能如意，却不早日决定最好的策略，以巩固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难道独独不思念太祖、太宗跋涉山川、经营天下，以及真宗夙兴夜寐、辛勤操劳而达到太平的艰难吗？这就是臣早晚惶惶不安，起身时思考，躺下时做梦也思考，感叹流泪不能自已，不避烦扰亵渎之罪，再三进言的原因。有人或许说，臣身份卑贱而居于外地，却谈论朝廷的事情，是侵犯职权。臣愚昧地认为，自古以来进谏诤言并没有规定官职，从公卿大夫士到平民、百工、商旅、盲人和樵夫，没有谁不可以进言，这是为了通达下情、考察国政。若设置官职并只让在职者守职，不是该官职的人都不得发言，那么下情就会堵塞而不能上达。这样一来，国家即使有迫切的忧患，行路的人都知道，而在上位的人却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危害难道不深吗？况且臣吃陛下的俸禄，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先臣某因为廉洁正直、淡泊退让，特别受到陛下知遇，从孤微的地位被提拔到侍从之列。这份恩德所延及的子子孙孙，什么时候敢忘记？况且陛下先前因为水灾亲自下达明诏，广泛访求内外意见，勤勉地寻求政事的得失。臣独独是什么人，身逢盛世，却舍弃这件大事，隐瞒不说吗？其他琐碎事情，哪里值得一提呢？又听说，元后是百姓的父母，陛下是臣的父亲。哪里有做儿子的，见到危险却不告诉父亲呢？伏望陛下体察臣区区的心意，不要只顾保全自己，不惜抽出片刻时间，取出臣前后所奏的奏章，略加省览。其中即使万分之一有可以施行的，也请陛下按照自己的意旨裁断实行，并向内外宣布，使远近的人焕然一新，不再忧虑疑惧；这样自然会使上天的神灵喜悦，灾异潜伏消退，使下方的百姓欢喜，奸邪盗贼消失。至于草木昆虫，没有不蒙受它的福泽的。这样的功业，难道不盛大吗？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唯愿陛下早日留心详细察看。《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四 （明）贺复征编 奏状六 论史馆日历状【宋·欧阳修】

译臣谨以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从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凡是可以垂示劝诫、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前代以来，凡建立国家的君主没有不重视史官职务的。臣听说本朝修史，由宰相监督编修，学士负责修撰；又由两府的臣僚撰写时政记，选择三馆中应当升迁的人，才任命他们修起居注。这样做不能说不重视史职。然而近年以来，人员虽然具备，职务却被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事中保存不了一事；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都埋没而不记载，这确实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不过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依据各部门提供的报告，不敢记载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由两府臣僚编修，但圣君的言语行动和所下的宣谕，以及臣下奏议中关系得失的内容，都不记录，只记载授官、辞见一类的事情。起居注也是如此，与各部门上报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依据这些材料编排次序，附上月日，称为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无法记载。自古以来君主都不亲自阅读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却一定要把底本抄录进呈，那么遇到有所忌讳回避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又不可能了。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例都承袭以前积压的事务，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忙于修补多年前的旧事；年岁既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当前正在发生、可以根据见闻详细记录的事情，又因为追修积压事务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前后相互因袭，史官永远没有真正履行职务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弛。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述，只是因为修编落后于时，后来追寻也找不到材料。其他事情由此也可以知道了。臣现在请求特地下诏，命修时政记、起居注的臣僚，把皇帝的诏令宣谕以及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一样只依据各部门的报告编排授官、辞见等目，而必须考核事实。某人被任命为什么官职，要记明因为什么功劳，例如狄青等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击破王则之类；某人被贬为某职，也要记明因为什么罪过，例如近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龎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日孙沔所获罪责之类。凡是有文书依据、事迹情状明白的，都应完整记录，以便使圣朝赏罚的典章能够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使朝廷的赏罚不恰当，也应当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正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见所闻记载；如果听闻见到的情况不详细，就直接发文到有关地方会同询问；至于臣僚公开议论的异同，以及朝廷的裁决、处置，也都应记载。以上各种事项，都应命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记录成草稿，按月份标题登记，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锁，等各部门的报告齐备后，再编修为日历。还请每到年终，命监督修史的宰相亲自到史院检查；如果修撰官在所记录的事迹中有不勤勉履职、毁坏官职而失职的，应上奏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压的事务不再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上报；如果稍有拖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请求。各部门拖延上报，或者史院向各处会同询问而对方不及时答复，以致妨碍编修的，其应当办理的年份，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判断。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也请不再进呈底本，以便稍稍减轻修史职务的负担，使上方保存圣朝的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议论学校制度状【欧阳修】

译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日向陛下议论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办法的人很多。有的想建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的想恢复五经博士，有的想只采用旧制而修复废弛的制度，有的想特别创立新学并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陛下慎重对待此事，把意见下发群臣讨论，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建立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并任命他们为官。开始时教他们经学技艺和文章辞藻，最后则根据才能、见识和德行取用。听起来十分完备，考察实际却难以实行。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评议才德来选取士人，这都是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可是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古今的体制不同，施行的办法也各不相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今天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设教，所适宜的快慢本来就不同。规定期限以催促事务，考核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办法，所以政事可以很快办成。至于设教，则以劝善兴化、尊崇贤能、砥砺风俗为事务，它对人的影响是逐渐发生的，所以深入人的内心也深；取得成效虽然较快，推及其功效却很长远。所以通常是舒缓而不急迫。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子弟，下至国中的俊秀之士，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时开始学习，直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教训，敦促实行孝悌之道，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辈、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时廉洁，处于众人之中时谦让。他们修养自身，行为影响家庭，推广到邻里，在乡党中闻名，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任的长老确认，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选士；再过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俊士；再过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进士；然后考辨他们的议论，按照才干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才死，是人的通常寿命。古代却要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是用半生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听察邻里乡党的评价，然后才能了解这个人。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善行，既勤勉又长久；求取贤才、审慎授官，又谨慎而有次第，然后那些弄虚作假、谋求私利的人才无法混入其中，风俗也不会陷于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施行办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取人。过去是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有人认为太迟，又催促改为隔年举行；于是应试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大多都离开了。他们远离乡里、父母和妻子儿女，只把早晚求取禄位作为打算，不像古人从成童到四十岁一直在庠序中求学，邻里乡党可以共同观察、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古代培养士人，本来以宽缓从容为原则；如今取用人才，却担心急迫。这就是施行办法不同的大概情形。臣请详细说明如今的弊病：既然要凭文学取士，又想凭德行任官。是要很快取用吗？那么真假情形还没有辨明，朝廷本来想通过学校劝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导人弄虚作假，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若要迟缓取用，等到众人共同观察、逐渐考察而后逐步提拔，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已经先考中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而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游学的士人，各自带着一身来到京师，乌合在一起，并不像古人在家乡和学校中从小到大，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逐渐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他们不过取决于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以及几名学官的品评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为了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还崇尚名节，但党人的祸患蔓延天下，其开始就是由处士们任意议论、互相诋毁引起的，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一个人的才干和品行，如果不通过临事才能显现出来，那么平时安守常规、遵循道理，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如果一定想要与众不同，就必然故意采取迂腐、偏僻、奇特、怪异的做法，以取得有德有行的名声；又高谈虚论，以求获得有才干、有见识的声誉。前些年庆历年间的学风，它的弊病正是如此；这就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如今如果地方专门以文学考试贡士，而京师独以德行取人，那么平素实际行为和品德著称于乡里的、恪守道义而隐居乡野的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就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很多，却不了解他们的品行，于是严格制定法令，使他们各自返回乡里。现在又反过来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取京师士人，那又向世人显示朝廷取士不够广泛；这就是第六个不可行之处。儒者所说的能够通晓古今的人，都是懂得古今制度的意义、通达其中的道理，并且斟酌时势是否适宜罢了。大体说来，古代施教的本意，是宽缓而不急迫，因为劝善兴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在于日久而不求眼前的效果和急于求成。臣认为，适合今天而可以实行的，建立三舍制度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就着旧制修补废弃的制度，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创立它也可以。教育的本意，在于厚重根本、修治实际事务，供给学生粮食，广泛收集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的，以通晓经学而有道德学问的人担任教师；考察学生中有过失、没有品行的人，把他们黜退除去，这样在学校学习的人就都是善良之士了。然后按照贡举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居官任吏、已经接触人事之后，再考察他们贤能、善良、优劣的程度，随时选取其中最为出众的，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养自身、努力实行，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利益，而可以终身得到伸展；这样虚伪的行为就不会出现，苟且浅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敦厚。这就是所谓适合今天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伏见，议论学校制度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而朝廷又下令让臣等详细审定，这是想汇集众人的意见而采纳其中长处。因而臣等尽力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帮助众议中的一端，并不敢故意发表不同的言论。伏望圣上慈爱，特赐裁断选择。论杜衍、范仲淹等被罢免政事的奏状【欧阳修】

译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使君主听来逆耳，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所带来的灾祸，敢于触犯一人难以冒犯的威严。只希望依赖圣上的明察，幸蒙加以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委任的臣子，却在一旦之间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一向都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足以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任职，事情不能全部知道，然而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并没有多大变化。想要广泛陷害善良之人，不过是指称他们结党；想要动摇大臣，就必定诬陷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除去一个善人，如果众多善人还在，就不能满足小人的利益；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可是善人很少有过失，难以找出一两个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把他们全部逐走。至于大臣已经受到知遇而蒙受信任，就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都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逐。富弼和范仲淹所受委任尤其深重，却一任职就被罢免，忽然遭到离间，必定是有人以朋党、专权的说法蒙蔽圣听。臣请允许试着为他们辨明。从前范仲淹起初以忠直的言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他。当时奸臣诬陷他结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一同任职于两府之后，只要考察他们临事时的表现，就可以辨明。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守规矩；范仲淹则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惑；韩琦纯正质朴而直率；富弼明敏而果断锐利。四人的性情本来就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他们的见解各异，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相互一致。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竭力争辩，要求宽免他。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治边防；富弼却根据九件事推断，极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至于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一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已经知道。像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为公正的贤人。平日闲居时，他们互相称赞都来不及；为国议事时，则公开进言、在朝廷上争辩，并不偏私。由此看来，我认为杜衍等人确实具有《汉史》所说的忠臣彼此不和的节操，而小人却诬陷他们结党，可以说完全是诬告。我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所能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所谓权力，是有了名位才能施行的，所以喜好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职位。自从陛下把韩琦和范仲淹从陕西召来，韩琦等人推让了五六次，陛下也召请了五六次。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都再三恳切推辞；他推辞得越恳切，陛下任用他就越坚决。臣只看到他们避让得太过繁多，没有看到他们喜好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然不敢另行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没有办事，于是特意开启天章阁，召他们入内赐座，授给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都推辞避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慈心，特意下手诏，指名道姓，专门责成富弼等人分条陈述大事并加以施行。富弼等人犹豫徘徊，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出几件事。范仲淹深知世间事务，必定知道凡事都难以猛烈变革，所以他所陈述的主旨在于长远宏大，看起来多半迂缓，只想逐渐推行，以便长久之后希望都能见效。富弼的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次援引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采用。自古以来君臣相互投合，只要一句话意见相合，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臣正奇怪富弼等人蒙受陛下如此坚决的心意和委任，受到督促责备、反复叮咛，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做事果然不能成功。小人巧言谗毁，已经说他们专权了，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通常派遣大臣，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一直没有振作，因此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契丹乘机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来信措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这样的说法。陛下愤怒羞耻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与之争战，只好委屈心志来换取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连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前往边地，想洗雪国家过去的耻辱；他们沿山傍海，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再次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崇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而制造过错。伏惟陛下圣明睿智，具有知人之圣德，对臣下能否胜任洞察无遗，所以在千官百僚之中，特意选得这几个人，迅速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恨的；有谋略的大臣得不到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部互相庆贺，四夷在朝廷外部互相庆贺，这正是臣替陛下感到可惜的地方。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士；在退职离去之时，给他们的恩典和礼遇都很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之职，也并非轻微。只希望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坚定委任而不加疑虑，使他们尽力发挥作用。即使这样做仍有可以补益之处，何况当前西北两边的争战还没有停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治理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处？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说，特别加以信任，那么臣就不胜荣幸了。臣自从前岁被召入谏院，十个月之内七次承受圣恩，以至于进入两制任职。臣正想着君主的恩宠如此深厚，却还不知道从哪里报答效力。如今群邪争相进用，谗言巧说使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朝廷和臣下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吗？臣谨敢竭尽愚昧浅陋的见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臣怀着祈求上天、等待获罪的心情，诚恳激切、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臣欧阳修冒死再拜。论台官上奏言说按察使的奏状【欧阳修】

译臣伏见，近来朝廷下诏约束各路按察使，详细载录台官所上奏的言论，意思是说按察使等人所奏报的对象多不属实，有的因为迎送、文书往来之间有所缺失，便挟带个人愤怒，冤枉奏告平民，而朝廷完全不加深思，轻易相信他们的话。臣自从听说下达了这项约束，早晚忧虑叹息，私下思量国家正处在许多事务难以了结的时候，正是责令官员施展才能、取得功效之际；奖赏他们尚且担心他们不能竭尽全力，怀疑他们，又有谁肯尽心办事？昨日大规模选任各路按察使时，两府会聚厅堂数日，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历破格用人，朝廷内外一致，都说这是当时最好的选任。凡被选用的官员，也都各自有才干学业，只是长期无人知晓，常常忧虑没有施展的机会；一旦忽然受到提拔任用，都想着竭尽力量、争相奋发、发挥自己的长处，不仅想报答朝廷，也还希望进一步得到任用，怎么可能突然就成为欺骗蒙蔽之人，便只顾徇私呢？料想他们的心情一定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假如真如台官所说，那么就是两府聚会数日，选取了不公正的人；如果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又何必再加约束？臣私下认为，任用人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往往即使能够坚决主持，也还会有阻碍，何况再产生疑虑和异议，使他们各自心灰意冷；像这样任用人，怎么能够成就事业？何况按察这一职任，是人们难以胜任的；有的是大臣推荐引进的人，有的是凭权势侥幸得到任用的子弟。那些按察使，对下要承受怨怒，对上要触犯权势，却仍不敢回避，只能依靠朝廷为他们主持公道罢了。如今按察使所奏报的事情不能施行，诋毁他们的人说一句话却立即得到轻信，都是因为朝廷还不知道官吏会成为州县的大祸，也不知道按察可以有利于百姓，委任他们的心意不够坚定，所以诋毁的话容易被听进去。所可惜的是，自从派遣各路按察使以来，如今虽然还没有取得大的功效，但那些年老、有病、昏聩的人听到风声就知道畏惧，近来请求退休的人逐渐增多，州县正要澄清整治，朝廷却自己阻挠了这件事。臣想请求圣上慈悲，命令两府召台官中上奏的人到中书省，询问他们说的是哪一路按察使，是否因为挟带私怒；如果确有事实和证据，请求交给主管部门辨明；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妄言。对于近来下发的札子，请求赐予收回，不要让四方看见朝廷自己削弱按察的权力，而使贪赃、衰老、昏聩的官吏感到快意。再论按察官吏的奏状【欧阳修】

译臣自从起初忝任谏官，在第一次上殿之日，首先曾经进言：如今天下凋敝残破，公私困窘急迫，全都是因为冗滥官吏太多；请求朝廷选派按察使，纠察举发年老、患病、贪赃、无能这四类人，以便进行清除淘汰；并且把按察的法令条目详细陈述出来。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想使使者分赴各地，让天下人惊惧地知道朝廷有奖赏善人、惩罚恶人的意旨，然后按照文书考核实际情况，罪恶很重的黜退，有善行的升迁，使中等才干的人也都受到警戒和激励。臣所说的这些，正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迫困难，革除几十年来弊害的事情。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君主锐意求治的时期，并且上下共同努力实行，这是不能做到的。无奈议论此事的人害怕做事，只喜欢因循守旧，只下令让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命令发布时，外间议论都说，各路之中，贪赃如魏兼，年老多病如陈杲，品行污秽如钱延年，庸常猥琐如袁抗、张可久之流，全都担任转运使；他们本来就是应当黜退的人，必定不能履行按察职责。臣又两次具文论奏，但意见被阻隔而不能实行，按察只剩下空名，如今终于废止，百姓的弊病和困苦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悲哀。臣伏见陛下圣德日益更新，忧心于各项政务，近来下发手诏督促勉励宰辅。然而天下的事情，积累的弊病已经很多，就像治理缠结的乱丝，不知道头绪在哪里：想要件件更改，力量又不能周全，烦扰而难以实行；想要逐渐整顿，困顿弊病又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很快见效。臣认为，如果想要少费功力而获得广泛利益，并且使百姓迅速得到成效、事情又切实可行，那么不如精选十多名明达能干的朝臣，分赴天下各地，把官吏能否胜任全部登记清楚，然后分别升迁或黜退，像臣以前所陈述的那样，这样才可以。臣听说治理天下，就像农夫治理田地，不能一概而论。蒿草丛生、荒芜已久的土地，必须先大力开垦，砍除杂草，等它成为田地以后，再按照时令耕耘锄草。冗滥的官吏使天下荒芜污秽，已经很久了，必须先大力实行澄清淘汰，等到各种职务大体得到治理以后，再精选主管官员，常常让他们纠察举发。如今特意派出的使者，就像治理久荒之地而进行砍伐开垦；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则如同按照时令进行耕耘锄草。宽严、快慢，各有适宜之处。汉代的刺举，唐代的黜陟使、考课使之类，年年派出；祖宗朝也有考课院。按察官员、升迁黜退，本来就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并不是什么难以实行的特殊事情。如今进言的人，大多因为提出高论而被弃置，或者因为被认为有害而难以实行；像臣所说的，只是选十多名明达能干的朝臣，考察官吏的善恶，把明显有迹可查的情况登记在册，由朝廷详细审察，只黜退罪恶最重的人罢了。臣自认为这个建议并不算高深，实行起来有利而无害，但仍担心议论此事的人不以为然，所以谨慎地分条陈述冗官的利弊六件事，以说明它利益广泛、见效迅速而且确实可以实行，伏望圣上慈爱，特赐裁择；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地方，请求早日施行。一是，除去冗官，百姓所负担的科派征发就会减少十分之九。臣伏见，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公私困顿衰敝，不只是由于赋税征收繁重，全是因为官吏从中作奸。每当征发某一物品时，贪婪残暴的官吏总是先对百姓进行刻削掠夺，年老昏聩的官吏则任由手下官吏肆意索取。朝廷得到一分，奸吏却取走十倍，百姓之所以极度困苦，祸害就在这里。如今如果除去这四类冗官，改用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官吏，办事依照实际情况，彻底停止骚扰，使百姓只按朝廷实际规定的数额供给，免除州县额外的索取。所以臣认为，对百姓的负担可以减少十分之九。与另外谋求减省那些琐碎而没有益处的事情相比，这个利益广大得多。二是，无能之人为害，比贪赃官吏更深。国家的法令，只有贪赃官吏因百姓告发时才予以施行；其他无能之人，大的能毁坏州，小的能毁坏县，朝廷都明知却不追究。臣认为，贪赃官吏多是强悍狡黠之人，他们索取的对象是豪强富户，有时还顾及不到贫弱之人。无能之人不能驾驭下属，虽然他本人不能向百姓索取财物，却放纵手下共同进行搜刮剥削，于是无论贫富都受到祸害，为害极深。既然放纵他们而不追问，所以臣尤其希望把年老、有病、昏聩、懦弱的人全部选出来，与贪赃官吏一样黜退。三是，使内外成为一体。如果外任官员得不到澄清整治，朝廷就没有办法实现治理。如今朝廷即使把好的号令下达到地方，如果落到这四类冗官手中，有的就会施行失当，不了解朝廷的本意，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有的就拖延、废弃、遗失，完全不予施行，而且又无人纠察举发，最终丢在那里成为一纸空文。如果外地除去冗官，全部得到良吏，那么朝廷下达的命令，即使有不恰当之处，他们也能自行改正，或者据理上奏请求更改，终究不至于造成大祸。这样看来，百姓的得失不只是依赖朝廷，也完全系于官吏的善恶。由此说来，冗官怎么可以不除去？四是，除去冗官，官吏名额就会清明简约，差遣任用就能通畅流转。如今天下官职有固定的员额，而入仕的人没有固定的数目；既然不实行黜陟，滥竽充数、冒名任职的人就很多，差遣无法顺利进行，贤能和愚庸的人一同停滞。每当有一个空缺，众人就争相谋求；得到的人没有廉耻之风，得不到的人则发出怨恨叹息。冗官的弊病，是近代以来没有过的。如今如果选择这四类冗官加以除去，那么等待空缺任用的人就可以不再有怨恨和滞留。五是，除去冗官，就可以使中等才干的人受到劝勉和警惧。如今天下的官吏，难道一定全都是无能之人吗？只是朝廷本来没有升迁和黜退，善恶不能分明。如今如果让他们看到国家考核实际、寻求治理，逐一精细甄别，那么中等才干的人都会自行勉励，不敢因循苟且。即使有贪婪残暴的人，也必须收敛手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六是，除去冗官，不过一个月，百姓就会受到恩惠。如今朝廷虽然有爱护、怜惜疲惫百姓的心意，但是上下都很困乏，必定还没有多余的力量广泛施惠于民。如果只是除去冗官，那么百姓就能很快受到恩惠。臣常常看到外地州县，每当一个昏聩的官员被替换，一位能干的人取代他，不过几天，百姓已经歌唱称颂。如今如果把冗滥官吏全部除去，用能干的官吏取代他们，不过一个月，百姓就会立即受到恩惠。这就是臣所说的使百姓迅速受益、事情又切实紧要。《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五。（明）贺复征编。奏状七。论请求朝廷讨论元昊通和一事的奏状【宋·欧阳修】

译右：臣近来曾上奏论述，今后军国大事不必秘密处理，请召集百官在朝廷上共同议论。近来听说元昊又派使者将要到京，是否与他议和，就要在这次使者来访时决定。臣私下估计，朝廷谋划应当思考周全；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天下的安危都系于此。如今公卿士大夫中爱护君主、忧虑国事的人，人人都替陛下深思熟虑，只怕朝廷决策失误，反而落入元昊的奸谋。众人的议论纷纷，各有不同看法：有人说，天下已经困顿了，如果不和，力量无法支撑，稍稍向他屈服，可以暂时缓解祸患；有人说，羌夷凶险狡诈，即使议和也不敢停止用兵，那么和与不和没有差别，只是白白承受屈服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效果；有人说，自从屈意求和以后，退下来休养生息，训练军队，整饬士卒，以便为将来作打算；然而这也必定做不到，只要看看河朔的事情就知道了。因为担心刚一议和便忘了发愤图强，因循怠惰，军备废弛，使祸患更加严重；有人说，即使元昊重新臣服于西部边境，我们减少费用却不放松武备，不忘记将来的打算，仍然有一件大可忧虑的事：北方的戎人将把促成议和的事情当作自己的功劳，提出过分的要求，最终发动战争；这样只是暂时平息了关西的小患，却又在河北重新产生大患。臣有幸担任耳目之官，见到国家有大事，旁采外间议论，所听到的异同就是这样；但大体都认为，求和很难，不和较容易；不和的祸害少，议和的祸害多。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的意思和议论究竟怎样。臣看汉、唐的旧例，大事必须在朝廷上共同议论，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宽广，不愿意把谋划局限在少数人之中；谋臣也考虑公共利益，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举措大多能够合乎众意，大家都信服。臣反复思考，国家自从兴兵以来，常常把大事秘密处理，起初想要隐瞒、保护，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失当，哪里还能掩盖呢？臣认为不如采纳最公正的议论，汇集众人的良策，等到这些意见都没有长处时，再采用朝廷自己的谋划也不晚。关于元昊请求议和的事，恳请在使者到来之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臣从早晚以来向各处询问访察，已经听到众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百官一同召集到朝廷，各自陈述见解，一定会有可以补救万一的良策。谨此具状奏闻，恭候陛下诏旨。《论西贼议和利害状》【欧阳修】右：臣恭敬地看到谅祚等人来到京城以来，私下听说朝廷议论，不允许贼人称呼我们的祖先，必定要让他称臣以后才允许议和；这正是国家的大计，是朝廷得到的良策。大概是由于陛下极其圣明，不苟且顾及眼前的事情，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出自圣心作出决断，决定了重大的国策。然而这几天来听到传闻，颇有一些没有见识的人妄自陈述愚蠢意见，不考虑长远祸患，只想赶快议和。臣虽然知道他们一定不能惑乱圣明的听闻，但也担心万一稍稍产生疑虑和动摇，就必定会破坏已经制定的谋略。臣的职责在于进谏，理应辨明此事。自从西方贼人请求议和以来，众人的议论颇有不同，多数人说，朝廷如果允许贼人不称臣，就担心北方戎人另行索取中原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然而臣仍然认为，即使贼人肯称臣，北方戎人也还有借此邀功、要求报偿的祸患；所以称臣与不称臣都有后患。如果不得已，那么称臣而与之通好，仍胜过不称臣，但后患也不能免除。这正是有识之士、忧国之人不愿意急于议和的原因。如今如果不允许通和，不过是担心贼人来侵犯罢了。况且这几年西部军队遭到贼人攻击而失败，并不是贼人善于作战，大概是因为我们自己谋划错误。如今如果派范仲淹处置边防，稍微不失当，贼人的胜负还不能预知。让他们骄纵的军队面对我们整饬的军旅，使我们因此取得胜利，那就再好不过了；即使只是双方互不伤害，也已经挫败了贼人的锐气。即使范仲淹不幸稍有失败，损失也不会达到前后错误谋划那样的程度。与议和以后另外产生大患相比，这样的损失仍然较少。这正是善于谋算、见识长远的人认为不和的祸害小而不害怕暂不议和的原因。臣认为如今不以屈意求和为羞、急于求和的人有五种：一是不忠于陛下的人急于求和；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三是奸邪的人急于求和；四是疲惫的士兵和懦弱的将领急于求和；五是陕西的百姓急于求和。自从用兵以来，在朝廷中任职的人辛劳于调度运转，在边境任职的人辛劳于军事事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种辛劳，只想让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的后患却让陛下独自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急于求和。议和而偷取安逸，眼前确实有利，但议和后的大患隐藏着尚未发作，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自从兴兵以来，陛下忧劳于各种政务，如今小人只想让苟且求和的人用太平无事来宽解陛下，使圣心对各项政务懈怠，因而想要进用自己的奸邪谄佞之徒，惑乱陛下的圣明。大体说来，古今君主忧劳国事，是小人所不愿看到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屡次失败的军队不知道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够取胜，却只说贼人一来就会经常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懦弱将领和疲惫士兵急于求和。这四种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听从。只有西部百姓困苦贫乏，想来一定希望议和，请通过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并非不想议和，只是贼人还没有表示顺服；然后再严令有关官吏减轻他们的劳役，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没有见识的议论，恳请陛下以慈悲之心断然拒绝，不要听从，使重大的国策不被动摇，良好的谋算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的福分。《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欧阳修】

译右：臣恭敬地看到谅祚狂妄僭越，已经多次制造嫌隙，不出一年必定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庸愚昏暗，不通晓时机，却冒昧地从外部推测敌情，从内部衡量形势，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思考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能预先说明，要等待情况出现后再应变；然而坐镇谋划而取得胜利，也是可以谋求的大计。谨慎地分条陈述，希望能补救万一。臣所说从外部推测敌情，是指谅祚世代拥有夏州；在李彝兴攻克李睿以前，不过是一个镇、五个州罢了。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境祸患，后来终于攻陷灵、盐，完全占有朔方地区。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然不能将其消灭，于是专门招抚怀柔；正好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于是商议归顺，而我们推行恩德和信义，恢复他的王爵，按年按时给予的俸禄赏赐极其优厚。李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患，而他的儿子元昊又已壮大，于是合力向西攻打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兵力强盛，元昊于是又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疲敝，像这样持续了几年。元昊知道我们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商议议和，而国家对待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从前：号称国主，只让他称臣；每年给予他的物资，是李德明时期的百倍，是契丹所得数目的半数。如今谅祚虽然只是一个狂妄的少年，但他熟悉并看到了自己家族世代的所作所为：李继迁叛乱后又恢复王爵，元昊再次叛乱后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又叛乱，他的心志就可以知道了：他是想把自己比作契丹，与中原抗衡，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罢了。这是臣私下推测敌情所得的判断。所谓从内部衡量形势，是拿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况，与如今防御边境的准备相比较，考察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形势。自从真宗皇帝景德二年在澶渊与北方胡虏订盟，第二年开始接受西夏的归附文书，便一心休兵，直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叛乱，大约三十多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境没有勇将，将领愚昧而不懂战争，士兵骄纵而不懂阵法，器械朽坏，城郭毁坏；而元昊是勇猛凶悍、桀骜狡猾的羌人，他积蓄奸谋，想窥伺中原已经多年。我们当时正安然自得，毫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等到他的谋划完成、军队装备齐备，一旦反叛的文书送来，才茫然不知如何应付，内外震惊，举动仓促，所以用兵初期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们，竭力经营。勇敢的士卒、精锐的将领也因战事而逐渐涌现，几年之间，人的谋划渐渐具备，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支撑抵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顿，所以才屈意忍辱，再次与他们议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现在的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致已经修缮，也不像往年那样毁坏；土兵、蕃落的兵员增加并得到训练，也不像往年那样是人数少而骄纵的军队；大小将校中曾经经历战阵的人往往还在，也不像往年那样由魏昭炳、夏随之类的纨绔子弟充任。一两位执政大臣都是当时竭力办事的人，对西部事务已经十分熟悉，也不像往时的大臣那样茫然不知所措。大概过去是让不了解边事的谋臣统率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纵的士兵，拿着朽坏的器械，来抵挡桀骜狡猾而新近兴起的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的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谅祚这个狂妄少年远远比不上元昊。往年我们疏忽而不思考，如今又已经预先觉察，可以及早作好准备。如果他不叛乱便罢；如果果真叛乱，未必不是中原的好事。臣认为可以趁这个时机洗雪从前的耻辱，收取日后的功绩，只看人的谋划如何罢了。如果上天凭借陛下的神威和睿智谋算，把谅祚君臣捉拿起来，献给宗庙和社稷，这是上策。其次是在黄河以北驱逐狂妄的敌虏，恢复朔方的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之地，占据他们的险要而由我们防守，以永远断绝边境祸患。这是臣私下衡量形势，认为也许可以这样做。臣所谓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其中小的失误不止一件，无法全部列举，臣只说其中大的。元昊诡诈多变，两军交战、阵势合拢时，他假装失败来诱骗我们，我们贪图战果而追击他；有时没有料到他从侧面突然杀出，反而被他截击；有时进军陷入死地，困窘到束手无策，这就是前些日子屡次失败的教训。如今熟悉兵战的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虽然这是小事，也不能忽略。所谓大计上的错误，就是攻守的策略全都失误。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准备：东起麟府，西至秦陇，地域长达一千多里，分为五路；五路又分为二十四个州军；州军又分为寨、堡、城，合计将近二百处，都必须布置军队防守。所以我们的军队虽然多，却不得不分散；分得既多，就不得不减少；而贼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的军队集中为一支来进攻。这样，我军虽多却分散而显得少，敌军虽少却集中而显得多，以他们的多兵攻击我们的少兵，我们不能不失败。这种城寨防守的办法既然不足以自守，五路大将所谓可以作战的军队又分布在二十四个州军中。想要集合起来出兵，就担心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要各自留下兵力防守、再集合其余军队，人数又少得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而始终不能主动出击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进攻，后退又不足以自行防守，这就是攻守两方面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臣所谓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主动出击的计划。必须采用先发制人之术，才可以取胜。把军队分布在各地防守，敌人便可以选择时机出兵，在其间不断骚扰，使我们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将要到来一样；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们劳累而敌人安逸。这是周世宗用来困扰李景于淮南的策略。前些时候元昊也用这种策略困扰我们西部边境。兵力分散而防守处处显得不足，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害处常常落在我们身上。以安逸的军队等待疲劳的敌人，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常常在敌人一方，所以往年贼人总能得志。如今如果真能扭转这种情况，把原来加在我们身上的害处转给敌人，把敌人所占的利益夺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应当先制定出击的计划，使他们疲于防守，我们也就能够得志了。凡是出兵进攻，不要举行大规模的行动。

译我们每次出兵，他一定会召集军队前来抵抗。他们集中在东面，我们就另外出兵攻击西面；等我们返回、他们的军队散开，我们再出兵，而他们又重新集合。我们用五路的军队轮流休整、出动，使他们全国的军队不断聚集、分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那么敌虏没有不困疲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如今可以采用的谋略。大概往年的失误在于防守，如今的有利之处在于进攻。从前至道年间也曾经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够周密，大概是想进攻强悍而强盛的国家，却没有先用谋略使它疲困，而直接采取一战取胜的计划；大规模深入敌境，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谋划既然审慎周密，发动时就必须果断，这样行动才会取得成功。至于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曲直、蕃汉兵马的强弱、骑兵和步兵、长兵器和短兵器各自适宜的情形，以及左右前后，一出一入，开合变化，有正兵有奇兵，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明。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任，巡行抚慰各地，遍见诸位将领，同他们仔细谋划，以便预先确定大计。凡是山川道路、蕃汉步骑出入的适宜情形中可以预先知道的，都绘图上奏，并提出方略。其余不能预先说明的事情，交给将领，让他们看清形势后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制胜。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稍稍屈意包容，委曲迁就他；这样既可以使他骄纵，又可以稍稍拖延事情，等待我们采取行动。要做好防备并且严加戒备，五路训练军队，选拔将领，磨利兵器，储备铠甲、牲畜和粮食，常常准备出兵的计划，等到他的反叛文书送来，早晨奏报，晚上王师就出发，以震骇他的内心、挫夺他的气势，使他无暇应付，我们就掌握胜势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横山的蕃部，谋划夺取山界的土地；但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的威势，让他们知道中原的强大，这样他们才肯来归附。由此说来，也应当以主动出击为有利。臣所说的大致就是这些。然而臣的脚从未踏过边疆，眼睛从未见过战阵，只凭一个儒生的片面见解来议论，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值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人意见的时候，臣想竭尽愚笨的思虑，作为樵夫的一点意见罢了。《论契丹侵地界状》【欧阳修】

译右：臣恭敬地看到，北方军队近来在边界附近增建城寨，以及拘禁定州巡逻士兵汤则、侵越银坊冶谷地界等事情。臣私下听说朝廷至今还没有明确严厉的指示，命令边臣据理争辩。臣私下推测朝廷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争辩恐怕会招惹事端；这就是考虑过度而谋划失误。敌人的本性贪婪凶狠，长久以来一直是国家的祸患；他们欺凌弱者、畏惧强者，不能向他们显示怯弱。如今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加以阻止，竭力拒绝，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如果放任不争，反而诱使他们前来侵犯，这才是招惹事端。况且西山道路有三十多处，都可以行军；那些险要、可以扼守的地方，在军城、银坊等道路。如果任由他们夺取占据而不争夺，那么北寨、王柳等关口便会逐渐被他们继续侵占，哪里还能够争夺呢？这样一来，西山的险要就全被他们夺取；有一天敌人以大军渡过易水，从威虏城以西的平地而来，又以奇兵从飞狐出发，沿西山各关口向下进攻，那么我们腹背受敌的祸患将无法知道怎样抵御。这大概是兵法上必须争夺的地方。况且与人相邻而成为敌国，却自己放弃险要，任由对方夺取占据而不争；即使我们的力量弱、对方力量强，尚且应当勉强争夺，何况双方势力相当，又违背誓约，而对方理屈、我们有理呢？臣认为朝廷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没有考察敌我强弱的形势，也没有弄清敌人的真实情况和虚假表现。臣又看到朝廷常常流露出害怕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国事的心情。忧虑和害怕，名称相近而意思不同：忧虑是深思熟虑，不敢片刻忘记；害怕是遇到事情便惶恐不安，不知道如何处置。如今边防事务的处置多次错失时机，正是因为害怕敌人的心情太过强烈。如果能够考察敌我强弱的形势，弄清敌人的真实情况和虚假表现，那么今天的事情确实不值得害怕，但将来的祸患却有很值得忧虑的地方。为什么不忧虑那些深可忧虑的事情，反而害怕那些不足害怕的事情呢？况且北方边塞虽然以善战善射立国，但耶律氏自幼承继父祖，和中原通好以后，从未亲自经历战阵、遭遇强敌；谋臣和旧将又都老死了。如今他们的臣下像贯宁这样的人，没有两三个；贯宁的才能还不及中等之人，却已经是他们中间杰出的人物了，所以他们君臣谋划事情，动辄多有不妥。当初梁适派遣使者到河西，使者同中原通好并商议议和，事情将要成功时却不能稍稍忍耐，以求取中原的丰厚利益，反而同元昊争夺夹山的小部族，最终导致交战而屡战屡败，损失人员、丢失马匹，国内受到创伤，征敛山前的汉人，使他们怨恨愤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过去北方人杀汉人要受处罚，汉人杀北方人却要处死；近来听说反过来实行这两条法令，是想取悦汉人，但汉人并没有因此归心，而北方人也已经愤怒了。又听说今年春天女真、渤海之类的部族到处离叛，攻打劫掠的事情近来才稍稍平定，正准备招抚收编溃败逃亡的人，修整完备器械铠甲。北方内部担心国内再次叛乱，外部又有西夏的忧患，心中疑虑，担心我们乘虚向北袭击，所以在边界上勉强虚张声势，拘禁我们的巡逻士兵，侵占我们的地界。这大概是实际力量弱小却显示强大的用兵诡计。因此臣认为，如果能够考察他们的强弱，知道他们的真实和虚假，就没有不取胜的道理，何必害怕那些不值得害怕的敌人呢？自从国家被西部边境的事情困扰以来，用兵时常常担心北方戎人与西夏合谋，乘着空隙发动行动。等到看见两国失和而互相攻打，议论的人都说这是中原的福气。假如庆幸他们互相攻打是我们的福气，那么不幸的是他们解除仇怨、重新联合，难道不就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吗？臣认为北方人从前所以败给元昊，也是因为长久不使用武力，突然作战便遇到强敌。听说他们自从遭受失败以来，君臣都恐惧不安，日夜谋划议论，普遍招募丁壮，选拔征募甲士，到处设置操练场，家家统计粮食和马匹的数目。凭借他们天生骁勇强劲的民风，再加上日夜训练的勤苦，他们的强大将难以抵挡。如今那个国家虽然还没有真正形成强大的力量，但大体说来，治理国家的军队长久没有事情，人才就难以显现；一旦发生战争，将领自然会涌现出来。如果他们交战频繁，谋臣和猛将争相出力、同时出现，那么夹山的一次失败就会警醒他们四十年来因循怠惰的弊病，使骄纵之心转变为奋发之志，使懒惰的士卒变成劲健的军队，并因多次作战而得到骁勇的将领。这是北方人的福气，不是中原的福气。这就是臣所说的将来的祸患。然而两国的形势不可能长久互相攻打；一两年之间如果不能吞并对方，就一定会重新联合。假如北方人率领经过新近激励的强兵，没有西夏在后方造成的忧患，向南窥伺河北，那么这又是将来更大的祸患。臣虽然不知道朝廷对河北的顾虑如何，但只看本路的事情，把今年同去年比较，也可以看出端倪。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论大小，都可以举荐人才、选择能干的人，急于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唯恐一件事情谋划失误。自今年春天以来，任免调派逐渐沿袭旧日弊病；凡是精明敏捷、熟悉北方事务的官吏，举荐并请求留下，百人之中没有一个得到允许。不仅使有才能的大臣和能干的官吏不受鼓励，恐怕也足以看出朝廷并不忧虑河北事务能否办好。至于废除沿边地区官员长期任职的制度，调刘贻孙以王世文充任冀州长官，调李中吉充任广信长官，调王中庸充任保州长官，调刘忠顺充任邢州长官。像这样几个人，在清闲而次要的州军任职，尚且担心败坏政事，何况担任边境要地的职务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既然不把北方事务当作忧患，却又如此怯懦畏惧；既然说是害怕了，那么在用人时又仿佛忽然不再忧虑，这就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地方。臣听说北方人侵占我们的冶谷，虽然已经建立三十多间寨屋，但仍然迟疑，不敢立即储藏兵器铠甲，还在观察我们的态度是紧是松。如果不及早毁掉拆除，稍微放纵他们，使他们用军队守住那里，就更加难以争夺了；这是旦夕之间不能错过的机会。至于汤则，也听说只是被囚禁，还不敢杀害，这件事也不能不争。臣希望陛下只把将来的祸患当作忧虑，不要忘记此事；在用人时革除旧例，只选择有才能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错误谋划，不要对忠良产生怀疑和猜忌，使上下都竭尽力量，或许可以逐渐形成防御准备。至于眼下小事尚未消除，便自行怯懦畏惧。事情的利害，如果说得激烈直切，议论的人就认为过分；说得不激烈直切，听的人又可能不动心，这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困难的事情。何况尚未显露的事情，虽然说它必然如此，又怎敢希望别人完全相信呢？恳请陛下留心听取采纳，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这样臣或许可以竭尽愚昧，稍稍补救万一。《论刘三嘏事状》【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契丹宣徽使刘三嘏带着他宠爱的妾、儿女等七口人向往教化，向南归来，如今正在广信军听候朝廷诏旨。臣私下担心朝廷只按照惯例行事，把前来投奔的人按照旧例遣送回去，不予接纳。国家的大患，没有比契丹更大的。四五十年以来，智士谋臣白天思考、夜里筹算，也没能替朝廷想出一条奇策，坐着就能制服它。如今上天把时机给了我们，使他们君臣上下离心，而亲近显贵的大臣忽然来归，这正是陛下威德所加，也是祖宗社稷的福分。臣私下担心忧国之臣考虑过多，认为接纳他又恐怕招惹事端；臣请求略陈接纳和拒绝两方面的利害，恳请陛下圣明裁择。过去山遇舍弃元昊而归附辽国，边臣为了国家保守信义，拒绝接纳，遣送了他。元昊心甘情愿地把山遇及其族人全部诛杀，因此河西人都怨怒朝廷不肯接纳山遇，悲痛山遇因忠诚而遭到灭族。我们既断绝了西方人归化的道路，又使他们更加坚定侍奉贼人的心。原本想要保守信义来安抚元昊，最终却导致他叛逆，几乎使天下陷入困境。这就是拒绝接纳并不能保全信义，反而同贼人一起坚定人心的已经验证的结果。后来朝廷醒悟到这是错误的谋划，把罪责归于郭劝，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发生得不久，可以作为鉴戒。恳请陛下思考：刘三嘏不可拒绝而可以接纳，这是第一点。三嘏是契丹的显贵大臣，掌握节钺兼任宣徽使，可以说是最亲近而又最尊贵的人了。他一旦与君主和大臣离心，逃来归附我国，这是他们国家极其丑辱的事情，必须加以遮掩，不愿让人知道，因此一定不敢公开向我国索取他；这是可以接纳他的第二点。况且他来投奔时，又没有追兵相继而来，既然已经断绝了踪迹，没有另外的确证，即使他们想向我国索取，也难以找到借口；这是可以接纳他的第三点。三嘏既然是他们的显贵大臣，契丹国内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他既然南来，那么契丹的动静、虚实，我们全都可以知道，可以使契丹日夜害怕我们进攻夺取，无暇自安，哪里敢向我国索取三嘏、主动挑起战争呢？如果让契丹怀疑三嘏确实在中原，那么三四十年之间，他们最终不会有向南侵犯的祸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好处，是可以接纳他的第四点。他既然困窘地来归附我国，如果拒绝他而把他遣送回去，使他遭受山遇那样的灾祸，那么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中想要向南归附的人，就全都断绝了归路，反而坚定他们侍奉北方异族的思想，想替三嘏向中原报仇；而且最终仍不能巩固契丹的信义。这是错误的谋划，损失尤其多。况且三嘏在中原，契丹必定会怀疑幽燕人，这等于使他们半个国家离心，常常害怕他们改变立场。契丹每次向南侵犯，常常要借助幽燕人的力量；如果他们完全怀疑幽燕人，就可以没有向南侵犯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第五个重大好处。古语说：“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责罚。”这是不可错过的机会。关于刘三嘏，恳请陛下迅速降下密旨，命富弼就近安置、征召并护送他到朝廷，只请求陛下用圣明的决断来决定，不要被众人的议论迷惑，请陛下裁决。《论修河第一状》【欧阳修】

译右：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因臣僚的建议，想堵塞商胡，开凿横垄，使黄河改回旧河道。已经下令三司，等今年秋天兴工，现在正命令京东筹划、计算物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工程、动员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衡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清楚，审慎之后才能实行。估算它所带来的利益很多，才可以不留下悔恨。臣看到近些年以来，兴办工程、动员民众，劳累百姓、耗费钱财，却没有在最初精心谋划，轻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众议稍一动摇，不久就又后悔而停止。臣不敢从远处引述其他事情，来烦扰陛下的听闻。只说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之事：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慎重筹划，仓促谋划修堵，征调一千八百万，稍稍引起六路一百多个州的骚动。官吏催逼驱使，急如星火；百姓忧愁痛苦，充满道路。有的物资已经交给官府，有的人还在路上，尚未开始兴工，却突然停止修治，白白耗费民财，替国家聚集怨恨；办事轻率草率，造成的祸害竟如此。过去的错误虽然难以追回，但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还不遥远。如今又听说将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聚集三十万人的队伍，开凿一千多里长的河道，估算所要使用的人力物力，是往年的数倍。正值天灾、年成干旱的时候，又处在百姓困苦、国家贫穷的时期，却不衡量人力，不顺应天时。臣知道这件事有五项绝对不可行的地方。大概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天下有一半地方苦于旱灾，其中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时还要尽力保持安定、赈济抚恤，尚且担心饥民起来成为盗贼，何况在这两路聚集大量民众、兴办大工程呢？这是第一项绝对不可行。河北自从恩州用兵以后，又接连遭遇灾年，百姓逃亡，十户中损失了八九户。几年来人口稍稍归来恢复，但死亡之后所剩无几，创伤尚未平复，物力尚未恢复。如今又遭遇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以来没有雨雪，麦子没有长出幼苗，到了晚春，粟米还没有播种。不仅眼下缺少粮食，连将来也没有希望。却想在这两路兴办三十万人的劳役，如果从其他路调民夫，路远的地方难以前来服役；如果就近在河边征调，正是这两路的力量所不能承受的。这是第二项绝对不可行。臣恭敬地看到，往年滑州黄河决口，曾经商议修堵；当时公家的文书和财力还不像今天这样贫乏空虚，然而仍然花了几年收集物料、诱导征取民财，才得以兴工。何况如今国用正缺乏，民力正疲惫，还要合并堵塞商胡的大决口和横流，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凿开横垄，开通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又是一项大工程。自横垄到海一千多里，河岸的埽工早已废坏，必须一下子修整，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公私力量充足的时候，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几年；如今把三项大工程合在一起，在灾荒、旱灾、贫困空虚的时期仓促兴办，这是第三项绝对不可行。即使商胡可以堵塞，旧河道可以恢复，也应该慎重考察天时和人力的困难，何况商胡未必能够堵塞，旧河道未必能够恢复呢？臣听说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功效，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往低处流的性质，于是顺着水流，疏导决口，使水流向低处，水患才平息。既然如此，以大禹的神功尚且不知道堵住水流，只能顺势疏导；如今却想违逆水性，筑障堵塞，夺取大河的正流，凭借人力使它改道回流，这是大禹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是第四项绝对不可行。横垄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口也已经几年，旧河道已经堵塞，难以开凿；安定的水流已经很久，也难以使它改道。前些时候听说朝廷曾派故枢密直学士张奎计算工程物料，估计数额极大；最近再次检查计算，所减去的工程物料完全少了。物料少，开出的河道就浅窄；河道浅窄，水势就难以改回。这是第五项绝对不可行。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连年遭受灾异谴责，在京东发生的变异尤其严重。土地贵在安静，发生震动便会发出声响；大山崩塌，海水动荡。这样的灾异如果不停息，几乎延续十年，天地的警戒一定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臣认为，灾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备、警惧。如今却想在凶年旱灾之时，把三十万人的大军聚集在灾异最严重的地方，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会从此开始。现在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开动，往往要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已经没有活路；百姓流亡、盗贼滋生的祸患，不可不加以防备。希望陛下施恩，特别降下仁德的诏令，迅速停止这件事；在这样的凶年，务必先安定人心，再慢慢诏令有关官吏审慎详察利害。即使河道可以恢复，也请求等到丰年、有了余力以后再逐步兴办。臣确实庸愚，本来没有远见，只是从外间议论中听到这些，不敢不说。《论修河第二状》【欧阳修】

译臣私下看到，学士院召集两省和御史台的谏官议论修治黄河的事情，还没有形成确定的意见，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要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双方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没人知道究竟谁对。依臣愚见，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细考察其中利害的根源；陈述六塔好处的人，则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认为旧河道可以恢复的人，只是看到河北发生水灾，便想把河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想到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因此不知道旧河道已经形成不可恢复的趋势，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详细考察利害根源。至于说开六塔有好处，这种说法本身就会不攻自破。况且，开六塔既然说能够减弱大河的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会报告说十分危急？由此可知，所谓减水的好处是虚妄的。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把大河的水全部引回，使它重新流入横垄旧河道；但现在六塔只是分流、减少了一部分水量，下游没有归宿，已经成为濵州、德州、棣州的祸患。若把大河水全部引入六塔，那祸害将会怎样呢？这就是臣所说的这种说法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臣听说，黄河本来就是泥沙之河，没有不发生淤积的道理；淤积的势头总是先从下游开始，下游淤积增高，水流不畅，于是便会从上游地势低洼处决口，这就是通常的形势。然而，水总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这是水的本性，所以黄河已经废弃的河道，自然很难恢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泛铺陈河源，只就如今想要恢复的旧河道来说说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当初，天禧年间黄河在京东出流，水流经如今所谓的旧河道；河道既已淤塞不畅，便在滑州天台处改道决口，没过多久便修筑堤坝堵塞决口，河水又回到旧河道。不久，河水又在滑州南面的鐡狗庙决口。此后几年，又商议修堤堵塞，使河水重新回到旧河道；不久又在王楚处改道决口。这次决口稍小，河水与旧河道分流；但是旧河道中的水最终还是因为淤积而壅塞，所以又在横垄处发生大决口。由此可见，决口的河流并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也不是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之后终究一定会在上游决口，这是因为旧河道淤积增高，水流无法通行。等到横垄决口之后，水流顺着地势向下，因此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水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垄的水又先在下游自行淤积。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塞了一百四十多里；此后游金、赤三条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然受阻，于是又在上游的商胡口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垄和两条河流的旧河道，都是由于下游淤塞；黄河既已废弃的高地旧道，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其证据十分清楚。那么六塔所开凿的旧河道不可能恢复，也就不用说便显而易见了。臣知道议论此事的人估算京东旧河道的工程和物料时，只说铜城以北的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越往东地势都高，而铜城以北只是特别高罢了。铜城以北偏东北一带似乎较低，但与商胡以北相比，实际上仍然很高。若说铜城以东的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日水流就应当在铜城以北决口，为什么却偏偏停留在横垄的河口？又为什么会在那里发生大决口呢？既然两条河的旧河道都不能利用，那么河北的水患又该怎样消除呢？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时，如果有些事情不能保证成功，就比较各种利害的轻重，选择祸害较少的办法去做，这仍然胜过祸害多而利益少。何况现在有害处而没有好处，这三种办法可以比较取舍。臣见往年商胡第一次决口时，议论想要修堤堵塞，估算需要一千八百万，稍微削减摊派，也要由六路一百多个州军承担。如今想要堵塞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必须使用与往年相同数量的物资。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估算的工程和物料极其庞大，后来李参等人把数量减得很少，仍然需要三十万人。然而想用宽五十步的狭窄河道容纳大河的水流，这是可笑的。又想把每个民夫所开凿的三尺见方增加一倍，变成六尺见方；并且宽三尺、厚三尺、长六尺，这已经是增加一倍的工程量，就人力而言已经十分劳苦。如果说六尺见方的工程按开凿方法计算，实际上就是八倍的工程量，这难道是人力所能承受的吗？这样看来，前一项堵塞工程规模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然规模较小却并不切实可行。总的说来，堵塞商胡决口、开凿旧河道，共是两项大工程，都会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提出这样的办法，却想开凿一条难以恢复、又已经被事实证明会屡次决口的旧河道，使国家白白耗费财力，而商胡决口又不能堵塞，旧河道也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而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决口、暂时恢复河道，以缓解眼前的水患，最终也一定会像龙门、横垄那样在上游决口，反而加重国家困乏和百姓劳苦，这就是所谓利益少而祸害多。至于六塔，对大河只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流已经造成很多祸患，若把大河水全部引入其中，那么濵州、棣州、德州以及河北各州所依赖的地区，将承受无法忍受的水患；再加上旧河道淤积不畅，上游必然还有在其他地方决口的忧虑，这实在只是有害而无利，是智者不会采取的办法。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的地方增修堤防，疏通下游，深挖河道使水流入海，就可以避免决口、泛滥和漫流的忧患。如今黄河流经的几个州县，确实正在遭受水患；每年修筑堤防所征用的民夫，确实十分劳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的财物，白白兴动大批民众服役，却不能取得成功，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几个州县的祸患，使他们年年劳苦，不如采取能够真正解决水患的办法。那么，这就是所谓危害较小的做法，是有智慧的人所选择的。大体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面临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然决口；开通六塔河，上游也必然决口。如今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它流入大海，上游也会决口。臣请选派懂水利的大臣，到下游去寻找入海的河道加以疏浚。否则下游堵塞，最终必然担忧上游决口，祸患将无穷无尽。臣并不懂治水，只是把眼前的事情与可以验证的情形加以比较罢了。所说狂妄，所谋愚拙，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访求意见、谋划这件大事的要求。伏望陛下把臣的意见交下去，广泛征求众议后加以裁定选择。论修河第三状【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议定开修六塔河口，使河水转入横垄旧河道，这是件大事。朝廷内外的大臣都知道这样做不妥，却没有人肯替国家把利害完全说清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怕大臣，二是怕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在河事上用心，也已经很辛劳了。起初想发动十万人开通旧河道，后来又放弃旧河道而修六塔河；工程还没有开始，便突然停止了。不久，终于被主张兴利的人说服，如今又重新修建。然而这样一来，事情的势头就很难再停止了。执政大臣锐意主持此事，又形成了难以重新停止的局面，本来就不是凭一个人的言辞可以扭转的。这就是虽然知道不妥，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李仲昌是个小人，凭利口说假话，众人都共同厌恶他。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就一定会维护这个人。况且自古以来没有完全不发生水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及恩州、冀州，眼下的祸患虽然较小，但祸患已经显现；把水转入六塔，将来的祸害必然更大，而那祸害尚未到来。以利口小人受到大臣支持的情形来看，要同他争辩尚未显现的祸害，势必很难改变决定。即使能够推翻他的主张，进言的人仍须独自承担恩州、冀州受灾的责任，使李仲昌得以借此为自己辩解，也使大臣得以把罪责推给进言者。这就是虽然知道不妥，却很少有人敢说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在这件事上用心过度，不考虑自古以来没有不发生水患的河流，只想让黄河不发生水患。如果能使黄河不发生水患，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听信李仲昌花言巧辩，说花费物资少、所用功力不多，便不得不把它当作奇策，于是决意采用。如今进言的人说旧河道不能恢复，六塔河也不能修建，追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又没有奇策可以取胜。这就是虽然知道不妥，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自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不是存心偏袒李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祸患，哪里会不改变主意呢？至于顾虑得罪小人的后患，并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办事要了解利害、权衡轻重；如果确实不得已，就选择危害较小、祸患较轻的办法，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察看地势，谨慎修治堤防，顺应水流趋向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不是带来巨大利益，就是造成巨大祸害。按照常规谋划，虽然没有大利，也不至于造成大害；这正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利益时所采取的办法。如今主张修六塔河的人说这是奇策，然而最终不能成功，造成的祸害反而更大；主张顺应水势治水、修筑堤防的人所说的是常规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不知替国家谋划的人究竟想选择什么呢？如果认为利害无法确定，只管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使百姓劳苦、国家困乏，去试验奇策，侥幸希望它成功，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此前已经把河流的利害说得很详细，却没有得到采纳；如今再略述其中大要，唯愿陛下下诏令众人议论，并由陛下裁定选择。臣认为黄河从来没有不造成水患的可能。如今顺着已经决出的水流，在恩州、冀州修治堤防，祸患只有一种，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祸患有两种，而且来得快；开通六塔使如今的河水改道，祸患有三种，并且危害无穷。自黄河在横垄决口以来，大名府金堤的埽工年年增修；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更加高大，恩州、冀州之间又单独加大了工程。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修建堵塞河流的方案，从未留意堤防，所以如今河水水势深广泛滥。现在如果专心尽力修治恩州、冀州之间的堤防，就可以抵御河患，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祸患，是十几年之间，如今河流下游淤塞，上游必然会有决口之处；这就是来得迟的一种祸患。如今想堵塞商胡河口，使水流回旧河道，修堤筑埽，工程和材料耗费巨大，劳民伤财，使公私都困乏，这是第一种祸患。即使侥幸能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由于淤积很高，水流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二种来得快的祸患。如今六塔河口虽说已经有上下约束，但完全堵塞大河的主流，工程不小；又要开通六塔河道，治理二千多里，移动一个县、两个镇的堤防，计算其工程和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大几倍。它使公私困乏，无法计算，这是一种祸患。即使侥幸能够堵塞，水流进入六塔向东流去，也会横向漫流四处泛滥，濒州、棣州、德州、博州以及齐州的边界都将遭受灾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依赖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到那里，不仅五州百姓的田地产业会被毁坏，河北一路也会眼看着贫困空虚；这是第二种祸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注入泛滥，久而久之又淤积增高，水流通行阻塞，上游就必然决口；这是第三种祸患。这就是所谓危害无穷。如今替国家错误谋划的人，本来想除去一种祸患，反而招来三种祸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大河，横垄旧河道本来就因为淤积高而难以通行，而商胡决口后又把水驱赶进去，必然横向漫流、四处泛滥；从澶州到大海二千多里，堤埽来不及修治，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水势。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士人无论愚笨还是聪明，都共同知道，难道非要等臣说了以后才完全明白吗？臣以前还没有奉使契丹时，就已经曾经详细说明旧河道和六塔河都不可行，只有修治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的办法。等到奉使往来河北，向懂水利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也都一样。即使恩州、冀州的百姓，如今正在遭受水灾，也知道六塔河不方便，都希望暂且修治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面的实情如此，谁替他们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详情，哪里敢默不作声？伏望圣上慈悲，特意晓谕宰相，让他们重新审察利害，赶快停止六塔河工程，差遣、替换李仲昌等人，不再任用；选一两名精明能干的大臣，与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的官吏共同察看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如今黄河的水势一定不至于造成大患。况且河水造成的灾害属于天灾，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只应当顺势疏导并防护抵御罢了，不必追求奇策，建立难以确定成功的功劳，来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何况工程必定不能成功，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呢？臣所说狂妄，所谋愚拙，唯愿陛下裁定取舍。《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六 （明）贺复征编 ○奏状八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宋·苏轼】

译熙宁七年十一月某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河北、京东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到冬，方圆数千里，麦子无法播种。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间，盗贼作乱造成的祸患将比今天严重。因此冒昧陈述浅陋之见，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谨按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腹心根本之地，它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从前秦兼并天下，首先收取三晋，其他强敌便相继灭亡；汉高祖杀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兵，以突骑席卷天下；魏武帝击破并杀掉袁氏父子，收取冀州，此后四方无人敢与他抗衡。宋武帝凭借超越常人的英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隋文帝凭着庸夫钻营偷窃般的智术，窃取帝位几年便统一全国，是因为得到了河北。所以杜牧论定，山东之地，王者得到它就可以称王，霸者得到它就可以称霸，奸猾盗贼得到它就会用来作乱。自唐代天宝以后，奸臣在山东僭越割据，延续十一代，耗尽天下力量，始终不能夺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世贺德伦率魏博投降后唐，后梁便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后汉便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之间，还没有采取措施消除这一大变故。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没有事情，也应当经常使百姓安乐富强，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子里的水倒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然而近年来公私都贫乏，百姓无法忍受，如今流离饥荒，议论者不过想把常平仓粮食分散出售，劝诱有积蓄的人家储粮。盗贼横行，议论者不过想增加告发和捕获盗贼的赏格，申明并严厉执行缉捕之法，都没有看见什么效果。常平仓粮食已经多次用于赈济，剩下的没有多少了，而饥寒的百姓到处都是。每人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官府却要耗费如山的费用。储蓄之家按例也都困乏，贫者没有得到利益，富者先遭受灾祸。从前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由此可知，只要上位者不把利益全部占尽，百姓就有赖以生存的办法；既然有赖以生存的办法，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凶残的党徒，喜欢祸乱而不肯悔改，就必须整饬法令、严加刑罚，杀掉一个来警戒百人。如今中等百姓以下，几乎全都缺粮。触犯法律做盗贼就会被处死，畏惧法律不做盗贼却要挨饿。饥寒和弃市处死，都是死亡；赊取死亡和忍受饥饿，灾祸都不能避免，于是相互带领去做盗贼，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形势也一定不会停止。假如不是陛下极其明察圣睿、极其仁厚慈爱，比较得失哪一边更多，权衡祸福哪一种更重，特别在财利上稍作捐弃，打开衣食的生路，使恩惠深入百姓骨髓并遍及各处，然后赏罚必信，凭威势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那么如果人心还不改变、盗贼还不减少，是从来没有的事。谨把事情分条列举如下：一、臣所管辖的密州，从今年秋天开始旱灾，麦子无法播种，直到十月十三日才下了几寸雨雪，然而土地寒冷，难以播种，即使播种也不能生长。与往年相比，十成中只种得二三成。我听说河北、京东各地大体都如此。通常查验并减免灾伤税赋，依条文必须等到查验田地、确定根苗之后，才能确定减免的分数。如今两季麦子原本就没有播种，根苗也就无法查验；官吏如果遵守法令，便没有理由直接减免。如果夏税一概不予减免，百姓必然逃亡迁徙。平常逃亡迁徙，尚且还有可以追逐收成、寻找生路的地方；如今数千里没有麦子，逃往哪里去呢？只怕良民全都变成盗贼了。况且天上没有雨，地下没有麦，有眼睛的人都看见了，有耳朵的人都听见了，绝不是欺骗蒙蔽。朝廷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减免吗？请求河北、京东各路分别选派一名官员，核实灾情后减免税赋，不再逐一查验。若不准备这样实行，那么请求将夏税斛■〈豆斗〉按截至今天以前五年中酌情取一年的实际数额，令三等以上的人户任选缴纳现钱或正色；四等以下暂且停征。由于如今麦田空闲，如果春雨调和均匀，便可以广泛播种秋季庄稼；等到秋收时，再把秋季粮食折价缴纳夏税。若已经播种麦苗，确实遭受灾害，仍按条文查验减免。缺麦的地方，官吏和各军的俸禄暂且发给白米，或者发给现钱；重要的是不要使小民大多失去生计。二、河北、京东一向官府不专卖食盐，小民依靠它来谋生。近来官员上奏，动辄想实行盐禁专卖，幸亏朝廷体察实情没有施行。两路的官民无不互相庆贺。然而臣查考，近年盐税每天增加，原来两路祖额为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到熙宁六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余贯，熙宁七年也达到四十三万五千余贯。这明显表明刑法日益严峻，告发捕捉日益繁多，致使小民越来越难以兴贩食盐。朝廷本来把这两路看作根本之地，而煮海制盐的利益，是上天用来养活百姓的。小民因此不忍把盐利全部取尽，用它救济鳏寡，暗中消除盗贼。所以从前孤贫无业的人只专心贩盐，五六年前盗贼很少。那时告发捕盗的赏钱从未耗尽省钱，只有犯人催缴盐税，差役才略有所得。如今盐税数额巨大，告发揭露多如乱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如果偷税，赏钱很重，缴税则利润很少。想做农夫，又正逢灾年；如果不做盗贼，就只有忍受饥饿。因此五六年来，盐税收入日益增加，盗贼也日益增多。臣查考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加二万贯，却支出捕盗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尚未捕获的盗贼还很多。由此比较，利害得失已经清楚可见。请求特地下令，两路所有贩盐的小商贩，以三百斤以下为限，暂且一律免收盐税；仍由官府发给盖有印章的空白关子，交给灶户和持长引的大商，让他们逐次记录并填写年月、姓名、斤两。小商贩限十日内使用，过期不得再用。如果有人敢借名替别人夹带、分减盐货，允许任何人告发，并重新制定重赏重罚。

译等将来秋收时，仍把过去和这次颁下的诏令榜文一并明白说明这是圣上的意思，命令各地雕印、分发榜文。乡村百姓又不是木石，难道不会感动吗？每饮一口水、吃一口饭，都会称颂圣恩。这样一来，过去贫贱的百姓以及近来饥寒中的人，不用驱赶催促，都会归向贩盐，奔走争先，哪里还有空闲做盗贼？人心并不难知，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安稳谋生的道路，而走向违法丧命的境地。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用度不足，如果施行这个办法，盐税将大幅减少，必然导致事务缺乏费用。臣认为不是这样。一般小商贩本钱少、力量弱，不过能走两三程；超过两三程，就必须依靠大商人来贩运，绝不是三百斤以下的小商贩能够运输的，不可能大量流失。况且平时大商人所苦恼的是盐货积压、无人购买，小民的困难是偏远地方难以买到盐。如今小商贩不缴税，便会到处争着分买；大商人的盐货既不积压，就会轮流贩卖，收取的税反而会更多，乡村偏远地区也无不吃到盐，销售更加广泛，损失和收益可以相互补偿，必定不会有大亏损。即使有亏损，也不过只得到祖额原有的钱，当时官府又有什么费用不足呢？假如朝廷捐出十万贯钱，就能买通两路百姓使他们不做盗贼，所得到的难道还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如今如果朝廷因为这两路发生饥荒，特意拿出一二十万贯现钱分给人户，每人得到一贯，也只能救济二十万人，而且一贯现钱也未必能救活一个人的性命。若特意免除三百斤以下食盐的税收半年，那么两路百姓人人都能受到恩赐，贫民有了衣食的生路，富民没有盗贼的忧患，这种利益哪里说得尽呢？如果使小民没有生路，全都成为盗贼，那么朝廷的忧患，恐怕不是十万贯钱所能解决的。何况支出的捕盗赏钱，未必少于损失的盐税。臣所说比较得失哪一边更多、权衡祸福哪一种更重，正是为此。三、臣查考各地盗贼，其中大半是经过审讯而减等、因灾伤免死的人，他们逃回旧处，怀恨报仇，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盗贼自己知道不会被处死，既然轻视犯法；而百姓又担心他们回来，不敢告发捕捉，于是盗贼便公然横行。仔细考察他们受审时的供词，他们都说自己已经理屈词穷，势必不能免罪，本来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这有什么可改的？偏偏让他们从轻发落，反而使同党中只有他们不被处死。他们因灾伤而免死的诏令虽然没有下达并实行，但盗贼和小民没有不知道的。只要没有伤害人命，改变罪名而免死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没有伤害人命，其情理未必比偶然伤害人命更轻。这些人有的聚集党徒，有的广泛置办兵器，有的标举奇异服饰，有的劫持并改变主意，有的驱赶掳掠平民，有的贿赂贫民，让他们充当耳目，有的书写张贴在道路、客店，恐吓并扰动官府和民间。像这一类人，即使偶然没有伤人，情理也极其严重，不只是缺粮的人暂且谋求粮食而已。请求今后盗贼的赃证尚未明确、只是已经拷打后才开始承认的，一律不得按审讯结果减等。发生灾伤的地方，责成长吏根据情理轻重加以裁量，其中情理严重的依法办理；这样才可使凶恶百姓稍有畏惧，而良民敢于捕捉告发。臣所说打开衣食的生路、使恩惠深入骨髓并遍及各处，然后赏罚必信，以威势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刑、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正是为此。以上谨将事情列述如前：自古制定法律、设置刑罚，都把盗贼视为急务；盗窃不止，必然发展为强劫；强劫不止，必然发展到争战攻伐，或者成为豪杰起事的资本，造成陈胜、吴广一类祸乱的开端。何况京东百姓的贫富，关系到河北的安危；河北的治乱，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这是有见识的人共同知道的，并非臣的私下说法。愿陛下深切察看这件事极其重要，而所捐弃的小利极其轻微，出自圣心决断，坚决施行这一策略。臣听说天圣年间，蔡齐任密州知州，当时东方发生饥荒，蔡齐请求放开盐禁，先帝采纳了他，一方百姓竟没有感觉到饥荒旱灾的困苦。臣愚昧而且卑微，虽然不敢希望自己能赶上蔡齐，但陛下的圣明超过尧、禹，难道还不能实行这样一件小事吗？臣有愧于先朝，所以越过职分进献意见，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微薄的心意，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责。臣惶恐不安，恭候治罪。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苏轼】

译臣恭敬地看到，河北、京东向来常受盗贼之苦，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有穿墙入室、撬箱盗窃、盗掘坟墓的奸恶之徒，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自立、僭越仿效王者的野心。近来李逄的党徒、青州徐州的妖贼，都在京东。凶狠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把这种行为变成习俗。从前大盗发生，必定有引发祸乱的端由。如今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而这些人却常有不轨之意，大概是土地风气、习俗造成的，不能不加以察看。汉高帝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历代从京东出身的豪杰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凶狠愚昧的人常常拿这些事作借口，而他们的才能、力量、心志和胆略，实际上也超过常人。加上近年改革贡举条制，扫除陈腐弊端，专门选取学术之士。那些优秀百姓和贤能士人，既然已经改换行业；而那些质朴鲁钝、强悍难以教化的人，抱着自己无用的旧学，各自怀有不得志的怨恨。朝廷虽然命令有关部门另立名额，以收取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认为世代传承朴学，没有机会再进入科场，老死田里，不能被选用，便私下发出怨言，幸灾乐祸，伺机而动。臣每想到这里，就感到寒心。扬雄自己说：“驾驭得当，天下的奸诈之人都会成为有用之人；驾驭失当，天下的奸诈之人都会成为敌人。”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这类人，说他们都有非凡的资质，只可惜没有纳入道德正途，反而放纵在末流之中。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本性；如果驾驭得当，那么原先的奸猾之徒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您是治理朝廷时的能臣，是乱世中的奸雄。”假如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祖，也同盗贼有什么区别呢？臣私下曾替朝廷谋划，认为穷尽力量消灭他们的党徒，不如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为什么呢？他们的党徒不可能全部铲除，但他们的才能本来就有可以使用的地方。从前汉武帝曾派绣衣直指使督捕盗贼，所到之处以军法从事，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了，但盗贼并没有因此大为减少，因为他们的党徒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消灭。如果朝廷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盗贼自然会消散，而豪杰之士也可以为朝廷所用。请允许臣用唐代的事情说明这一点：自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僭越作乱，即使唐宪宗英武，也不能平定。观察那些主帅，都是军队中的平庸之材，却能够在六七十年间同朝廷抗衡，只是因为喜爱作乱、乐于祸害的人，以及背弃公义、结党营私的士人共同出力辅佐他们。到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的乱局，关键在这些人，于是把军中的人全部登记在册。像朱克融一类的宿将名豪，就推荐给朝廷，希望朝廷优厚地给予爵位，使北方百姓羡慕并向往进取，改变他们作乱的念头。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颕都是庸人，没有长远考虑，以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便无事；朱克融等人在京师长期留滞，最终又没有得到任用，饥寒交迫而无人申诉，便怨恨愤怒，产生作乱之心。恰逢张洪靖赴任镇守，于是把他们遣送回幽州，朱克融等便作乱，河北再次失守。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代已经发生的过失，收拢京东、河北豪杰的心。臣恭敬地看到，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我私下听说程棐的弟弟程岳是李逄的党徒，被发配在桂州，他的豪侠气概和武艺又超过程棐。京东各州郡像程棐、程岳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抛弃不用他们，他们就会做盗贼；收拢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捕盗，这个道理十分明白。臣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地的长官，以及京东东西两路的职司和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各州知州，把这个意思晓谕给他们，让他们暗中访求辖区内豪强狡猾的人：有的具备武力，有的多有权谋，有的通晓术数并懂得用兵，有的家中富有而且乐于施舍。像这一类人，都召来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以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并把姓名登记后报告朝廷。所捕获的盗贼，按罪行轻重给予酬赏；如果捕获真正的盗魁大奸，立即加以录用；如果只是普通的劫贼，就按照累计人数用一个官职酬赏，使这些人羡慕其中的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任用几个人，那么一路之内自然会争相勉励。除贡举之外，另设这样一门科目，那么从前被遗漏的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啸聚，也会自然没有党徒。只要每州搜罗一二十人，耳目就遍布各地，盗贼便没有容身之处了。历来考察自古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一类，都出身于盗贼群体，能够改恶修善，同样不妨成为贤人；何况以捕盗作为出身，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朝廷根据才能试用他们，将来抵御夷狄、建立功名，未必不能由这条道路产生。若不是陛下神圣英武，就不能决断实行这一策略。臣虽然不在主管此事的职任上，但承受恩德极深，有所见闻，不敢沉默不言。论积欠六事并请求检核会合应诏四事一并施行状【苏轼】

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上战场了。”百姓先富裕起来再接受教导，然后才可以让他们上战场。古人所说的善人，比圣人差得远了。如今二圣临朝执政已经八年，仁爱、孝道、慈惠、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可是国库日益困乏，农民日益贫困，商业不能流通，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凭二圣的天资，却不能取得善人的成效，臣私下对此感到痛心。臣到各地都访问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策，没有其他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就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僵倒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闲暇抬头振臂，在求得一饱之外经营谋生呢？”如今大姓富家，从前号称无比户的，被市易法破坏，十家中已经没有一两家了。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守令，守令督促吏卒，公文每天送到他们门前，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人，也会变成柴门小户。从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窃、挪用的，以及虽有侵吞盗用但本家和伍保人都没有家产的，一律予以免除。” 祖宗并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百姓既然已经困乏竭尽，没有谋生办法，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得到。放宽催征，就会被奸吏蚕食；催逼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借；所以把积欠一并免除，天下就会欢悦服从，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想作乱。这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二圣临朝以来，每每把施舍、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随事发布的指挥，都采取宽厚办法。如今所催征的积欠，十分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准许宽贷的。但官吏刻薄，与圣恩相违背，玩弄文字、巧为诋毁，使这些人不应被免除。监司把催征积欠当作职责，守令上面受到监司逼迫，下面受胥吏驱使；大体上，一个县如果有数百上千家被监催，县中的胥徒便全都兴高采烈，每天都有所得。如果一旦免除，这些人便会寂寞无所收获。除非是有势力的人家纳赂行贿请求办理，谁肯执行恩贷呢？而拖欠积欠的人都濒临饥寒，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供蚕食的人，县中胥吏便教唆他们牵连平民，有的说平民暗中私自购买、抵押财产，有的即使不是暗中交易，也说买卖价格不当。像这样蔓延追究骚扰，从甲牵连到乙，从乙牵连到丙，没有穷尽，每每只是把人家的财产搜刮一空。本人亲自到官府，有时经过三五次限期催缴才能得到一二百钱，称为“破限”。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徒所取却没有一天停止。民间把这类人称作县中胥吏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贩卖货物，按例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必须今年索取去年赊卖的货物，明年索取今年赊卖的货物，然后计算账目才能运转，彼此才能互相接济。如今富户已经先被破坏，中等百姓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无法流通。这就是酒税、课利日益亏损，城市房屋店铺日益空虚的原因。各路连年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困于财用，按例不肯减免税赋，即使减免也不完全按实情办理。虽没有明文指挥，却用喜怒向官吏暗示，谁敢违抗呢？所以各县按例都有拖欠。两税比较所欠数额与按照实际灾情查验减免，没有区别于官府完全没有所得，却使百姓遭受追逼鞭打的痛苦。近来诏旨规定，所有积欠分为十期催缴，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可是有关部门说，只有得到诏旨暂缓催征的人才能依照分十期的指挥，其余人都要一并催缴。即使完全依照十期分缴，吏卒索取财物也一定不肯分期少取。人户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会一直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期，也与分成一期没有区别。臣前任杭州知州，又任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每天走向穷困窘迫，死亡过半，而欠籍仍不注销，以至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人都受害，公私一同困乏。由此推知，天下大体都是这样。臣从颍州调任扬州，乘船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地，所到之处麻麦如云。臣常常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都面带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荒年。天灾流行，百姓虽然缺粮、缩减衣服、节省饮食，仍然可以活下去；如果丰年却全面催缴积欠，胥徒站在门前，枷棒加在身上，那么人户想求死都不能。说完这些话，他们流下眼泪，臣也不知不觉流泪。又每到一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季麦子已经成熟，全面催缴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过去常常不相信这句话，今天看来，恐怕还要超过它。水旱灾害杀人，超过老虎百倍；而百姓害怕催缴积欠，又超过害怕水旱灾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缴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从天下来说，就是经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凭什么能够实现呢？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查核本州积欠当作要务。对于按现有条文应当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就下令本州立即一面免除。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还没有明文规定的，暂且命令本州停止催办，等待朝廷指示。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办，只把各种利害分别奏报，请求圣旨裁决。议论学校和贡举制度状【苏轼】

译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苏轼具陈议状上奏：臣认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如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治，那么即使胥史、皂隶也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已经够用了。假如君主和宰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治，那么公卿、侍从常常都担忧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认为也仍然不够。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衰败；正当它安定适宜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弃；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这就像江河迁徙，顺着它愿意流行的方向治理，就容易取得成效；强行把它恢复到不愿意走的方向，就难以用力。假如三代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相应的办法，难道一定要依靠学校吗？况且天下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庆历年间还以为太平可以等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品德、行为、学问、技艺兼备的士人，要求他们完成九年的学业，就将改变现在的礼制、变易现在的风俗，又要发动民力修建宫室，征收民财供养游学之士；在百里以内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诉讼在这里审理，军旅事务在这里谋划；又要按时考察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屏退到远方，终身不许参与仕进。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受苦吗？如果不作大的变更，却希望它对时局有所裨益，那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臣认为如今的学校只可以因循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这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施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本来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秀？所得到的文武长才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情同今天相比，哪一个办得更好？比较这四方面的长短，议论就可以决定了。如今议论者想要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乡里推举应当重德行而略文章；有人说专门选取策论而罢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代旧例，同时采纳声誉和名望而废除封弥；有人想废除经生的质朴学问，不用贴墨，而考察经义大旨。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请逐一说明：想要振兴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影响万物，慎重对待自己的好恶以表率风俗。孟子所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义正，没有人不义正”，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天下人都会跟随。如果想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之士，那就是教天下人一起作伪。上面以孝道取人，勇敢的人就割大腿肉，胆怯的人就为父母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便有人乘破车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德行的弊端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吗？从文章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没有用的；从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用，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因为设置制度选取士人，也不过如此罢了。难道只有我们的祖宗如此吗？自古尧舜也是这样。《尚书》说：“陈述政事来进奏，用功绩来明确考察。”自古尧舜以来，推荐人才何曾不凭言论？考察人才何曾不凭功绩？议论者一定想用策论来判定贤能与愚昧、能干与不能干，臣请拿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美浮靡的，没有超过杨亿的。假如杨亿还在世，他就是忠诚清正、刚直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辞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人，没有超过孙复、石介的。假如孙复、石介还在世，他们就是迂腐空疏、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把他们施用于政事呢？从唐代到今天，以诗赋成名的贤臣数不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世士人编纂经史类别，缀辑时务，称为策括待问，把各种条目搜罗得大致齐全，临场时剽窃改易，前后拼凑来欺骗主管考试的官员，主管官员无法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学习起来容易有所成就；没有声病和对偶，所以考察起来难以精通。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考察的官吏，弊病比诗赋取士还要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一种弊法。虽然其中也有凭名声取人、压倒众议的好处，但也有贿赂公开流行、权贵请托的祸害，以至于恩宠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又结成了朋党的议论。靠通榜取人，又有什么值得推重的呢？各科考试取士，大多出自三条途径：能作文的人已经改变途径成为进士，通晓经义的人又都离去成为明经，其余不过是质朴鲁钝、不能通达变化的人罢了。至于人才，本来各有一定的分量，施用于政事，其能与不能自然会显现。如今进士们日夜研习经传、诸子、史书，贯通驰骋，可以说是博学了。可是到了处理政事时，哪里曾用上其中的一二分呢？反倒眼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为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分别注疏、粗略懂得大义，并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疏忽了。所以说：这几件事都是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只愿陛下留意长远而重大的事情，真要提拔俊杰贤良、黜退庸才奸邪，总览众多人才，经营天下事务，那么责任就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下至各路职司以及贤能的二千石官员身上。区区这种取士之法，和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还有忧虑。担心这是过虑的人，臣岂敢不把它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之学，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日益衰败，以至于南渡。王晋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事，至今仍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正是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太少了。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闻。”关于人性天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未能听闻，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能相信吗？现在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市上卖书的，若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空泛而没有实际归宿，似乎无穷无尽；看他们的外表，超然无所执着，似乎无法测量。难道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吗？大概是普通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以荒诞为乐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齐同，把毁誉看得一样轻，把富贵看得轻，把贫贱看得安然，那么君主用来磨砺世人、改变庸钝的名器爵禄就会废弃了。陛下又何必使用它们呢？何况那些人实际上做不到，却窃取庄老之言来欺骗世人呢！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官司，用合乎法度的言论来考试他们，用实际学问来选取他们；通晓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要废弃。稍微涉及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一来，风俗会稍微淳厚，学术接近正道，也许可以得到忠诚朴实的人，不至于走上衰败末世的风气，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谨此录呈奏章，恭候圣旨。请求疏浚杭州西湖状【苏轼】

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报：臣听说，天下各地陂湖河渠的利弊兴废、成败毁坏，都好像有一定的天数。只有圣人在上，兴利除害，才容易成功而难以废弃。从前西汉末年，翟方进担任丞相，开始决开汝南鸿隙陂，父老怨恨他，作歌说：“毁坏陂塘的是谁？是翟子威！让我吃豆羹和芋头！把陂塘反覆毁坏！将来谁来恢复它？是两只黄鹄。”这大概是把百姓心中所希望的事，寄托给上天，认为有神灵下凡告诉他们。孙皓时，吴郡上言说：“临平湖长期荒废，如今重新开通，关系到兴盛的气运。”虽然天道难以知晓，但百姓所希望的事，上天一定会顺从。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大概是不能废弃的。唐长庆年间，白居易担任刺史，当时西湖灌溉田地一千多顷。到钱氏立国时，设置疏浚西湖的兵士一千人，日夜开挖疏浚。自本朝建立以来，渐渐废弛不治，湖水干涸、野草丛生，逐渐成为葑田。熙宁年间，臣任本州通判时，湖面被葑草合拢的地方大约只有十二三处。到如今才十六七年，竟然淤塞了大半。父老都说：“十年来，水越来越浅，葑草横生，像云遮蔽天空一样，转眼之间就满了。” 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假使杭州没有西湖，就如同人失去了眉目，哪里还像一个人呢？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西湖有五个不能废弃的理由：天禧年间，已故宰相王钦若首先上奏，将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捉鱼鸟，为君主祈福。从此以后，每年四月八日，郡中数万人聚集在湖上，所放生的飞禽、水族以百万计，全都面向西北叩头，仰祝皇帝万岁。假如有一天湖被淤塞，使蛟龙鱼鳖都成为干涸车辙中的鱼，臣子坐视不管，又怎么忍心呢？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一个理由。杭州建州，本是江海旧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自唐代李泌开始引湖水设置六井，此后百姓才不缺水，井邑日益富庶，百万生民都依靠这里才能生活。如今湖面狭窄、水浅，六井逐渐毁坏；如果二十年后全都变成葑田，那么全城百姓又要饮用咸苦的水，势必自行消耗离散。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二个理由。白居易所作《西湖石函记》说：“放水灌溉田地，每减少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每一个伏时，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蓄水和泄水都及时，那么靠近河流的一千顷田地可以没有荒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岁〕 如今虽然达不到一千顷，但在下湖数十里之间，茭白、菱角和稻米的收获也多得无法计量。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三个理由。西湖水深而宽阔，运河就可以从湖水中取得足够的水。若湖水不足，就必然要从江潮中取水。潮水经过的地方泥沙浑浊，每一石水中有五斗泥沙，不出三年，往往要调动十多万兵夫的劳力来开挖疏浚；而运河又穿行在市井之中，长达十多里，官吏士卒受到骚扰，泥水狼藉，成为居民最大的祸患。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四个理由。天下酒馆的兴盛，没有比杭州更盛的。每年的酒税二十多万缗，而水泉的供应要依靠西湖。如果湖水逐渐变浅变窄，水不能流入沟渠，就必须劳烦百姓到远处取山泉水，所需劳力不会少于二十万工。臣以侍从身份出任陛下宠信的地方官，亲眼看见西湖有必然废弃的趋势，又有五条不能废弃的忧患，怎么能苟且安度岁月而不承担责任，于是已经派官员丈量湖上的葑田，计算有二十五万多丈，估计需要二十多万工的劳力。近来蒙受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的恩典，因为本路饥荒，特意宽免转运司上供的额定粮斛五十多万石，又拿出常平米数十万石出售，并约束各路，不收取以五谷折算的力胜税钱，东南百姓因此得以活命的不可胜数。如今陛下又特赐给本路度牒三百道，其中杭州独得一百道。臣谨遵圣意，提高价格招人交纳粮米，再降低价格出售以救济饥民；在增减折耗之外，还得到钱米合计约一万多贯石。臣便用这些钱米招募百姓开挖西湖，估计可以得到十万工的劳力。从本月二十八日开工以来，农民父老纵观工程，叹息说，二圣既然舍弃利益来救活这一方百姓，又用剩余的钱财废除长期荒废而无穷的利益，使数千人能够靠自己的劳力来度过这一灾荒，大概有人已经流下眼泪。臣看到民情如此，但钱米有限，招募的人还不多，葑草合拢的地方仍有大半。如果后来没有人接续，那么先前的功劳又会被废弃，实在令人痛惜。如果再得到度牒一百道，就可以一次招募百姓，把葑草全部除尽，不再留下祸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加详细阅览，察看臣所陈西湖五条不可废弃的情况，其利害十分清楚，特请圣上作出决断，另赐臣度牒五十道，并命转运司、提刑司在先前赐给各州的二百度牒中，核查赈济支用后没有用尽的部分，再拨出五十道的价钱给臣，合计成为一百度牒，使臣能够尽力完成志愿；半年之间，就能亲眼看见西湖恢复唐代旧日的面貌，周围三十里，以山为岸，那么农民父老和飞禽鱼鳖都将共同歌颂圣上的恩泽，永无止境。臣的愿望实在无比恳切。请求筹划开凿石门河状【苏轼】

译元祐六年三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报。臣谨按《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向东巡游到钱塘，来到浙江水边，见江浪险恶，于是向西走二十里，从江面较窄的地方渡过。始皇帝凭借天下的力量，凡是想做的事都能做到，山被铲平、海上架桥也没有困难，却唯独害怕浙江江水浪势险恶，不敢直接渡江。由此可知钱塘江是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比它更险的了。臣过去曾任本郡通守，如今又忝任郡守，二十年间亲眼见到无数船只倾覆、人员溺亡。从温州、台州、明州来往的人，都从西兴直接渡江，不经过浮山的险处，虽然有时发生船覆，但还比较少。从衢州、睦州、处州、婺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以及福建路八州来往的人，都从龙山出入，沿江上溯或下行。江水滩浅，必须趁潮而行。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势如雷霆；浮山耸立在江中，与鱼浦诸山相对，山势犬牙交错地伸入江中，使潮水回旋冲激，怒势加倍。沙洲不断转移，形状如同鬼神作怪，往往在深潭中涌出十几里长的高阜，早晚之间又重新消失。即使是熟悉水路的船夫和潜水探测的人，也不能预先知道水的深浅，因此公私船只只能眼看着倾覆沉没，毫无办法。老弱之人在急流和沙洲之间呼号求救，声音还没有喊完，已经被潮水卷走。行路的人只能为此流泪罢了。即使有勇猛强悍、敢于前去救人的人，又多是以财物为利的盗贼，有时反而趁机把人推入水中，能够保全自身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除去性命损失外，公私财物的损失，一年之中不知道总共有几千万。衢州、睦州等州人口众多而土地狭小，所产粮食不够食用，每年常常从苏州、秀州漕运米粮到桐庐，再分送各郡。钱塘江两岸亿万百姓，都要依靠上游的柴薪和炭才能生活。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船覆、人溺和运输阻滞，这几个州的柴薪和米常常价格昂贵。又有衢州、婺州、睦州、歙州等州以及杭州的富阳、新城二县，官府和百姓所食用的盐，都取足于杭州、秀州各盐场。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船覆、人溺和运输阻滞，官府支付的脚钱非常丰厚。其中损失的财物以及借助风水之便进行侵盗的数目，无法胜数。这是其中最重大的问题，其余公私利害，不能仓促地用一两件事全部列举出来。臣伏见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为把生母安葬在杭州南面的荡地，往来江边，察看地形，访问父老，又向船夫询问，反复研究，完全掌握了实际情况。他建议从浙江上游一个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或者利用盐碱荒废之地，开凿成为运河，引浙江和溪谷的水，共二十二里有余，通达到江边，再沿江修筑。作为河岸，潮水冲向的地方使用石料，不冲向的地方使用竹料。总共八里有余，通达到龙山的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达小岭山下，开凿山岭六十五丈，通达到岭东的古河。借助古河稍加疏浚治理，向东南行进四里有余，通达到如今龙山的运河，以避开浮山的险处。估计需要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以及各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成。臣与前任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亲自前往察看，都和侯临所说的一样。福建、两浙的士民听说臣和侯临想上奏开凿这条河，万人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最大而且无穷的利益。臣即使想不说，也已经被众议所逼，势必不能沉默。臣听父老说，章献皇后临朝时，因为江水有皇天荡的险处，宫中拿出几十万贯钱，修筑长芦、兴建僧舍，以救助溺水者。先帝又看见长淮的险处，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人工九万二千人，用来开凿龟山河。如今浮山的险处，不只是长芦、龟山所能相比，而二圣仁慈，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一定会捐出十五万缗，来削平这个长期存在的险处。臣冒死谨上侯临所陈开凿石门河利害的一份状文，以及臣所差遣的观察推官董华采用侯临意见所作的估计工程材料和所需钱物料状一份，并附地图一幅。伏乞将这些交付三省详加审察，或者召侯临到尚书省当面加以询问；仍乞下达本路监司，或者另外特意派官员共同察看。如果臣和侯临所说不虚，乞请朝廷筹划并拨赐钱物实行。臣观察古今的事情，知道它并不难，说出来也容易，难的只是把它办成罢了。侯临的才干，众人都知道。臣认为这条河若不是侯临主持，便不能建成。伏望圣上慈爱，特意询问身边近臣，一定有人了解侯临，乞请专门派侯临监督这项工程。不仅能救活无穷无尽的性命，保全数不清的财物，还能使几个州的柴薪和粮米流通，田野和市井歌颂圣上恩泽，子孙后代永不忘记。臣的愿望实在无比恳切。附黄：如今提出这个建议，不了解情况的人一定会提出两个疑难。第一，不过是说浙江浮山的险处经历古今，贤人智者已经很多了。如果能够治理平定，必然不会拖到今天。这只是巷间议论和主观揣测，不足以取信。就像龟山新河，使长淮变成安稳的水道；近来听说吕梁的险处也已经治理好了。怎么能说古人只是偶然没有想到，就断定今人不能再做呢？第二，不过是说沿江修筑堤岸，会被潮水冲刷侵蚀，必然不能长久。如今浙江的石岸，也有成例。自古以来本来使用木岸，转运使张夏才开始改用石料。从龙山以东，江水深而涨，石岸修筑在涨起的沙地上。又因潮头受到西陵石矶的冲击，正好与堤岸相战，而四五十年间依然稳固不动。虽然有时缺损毁坏，也随即修补完好，人们不觉得劳苦，官府也没有什么耗费。如今从大慈浦向西，江水都露出石脚；而潮头从龙山转向西南，那么堤岸容易建成而难以毁坏，并非张夏所修东堤可以相比。杭州被召回朝廷请求改任外郡状【苏轼】

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苏轼上状奏报：臣近来奉到诏书和圣旨札子，不准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的恩命，也不准臣请求外任郡守。臣已经第三次上奏，请求授予臣扬州、越州、陈州、蔡州其中一郡的职务而离京。臣深切担心自己区区的诚意不能立即改变天意，所以必须把内心彻底表露出来，再次冒犯圣上听闻，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过去在治平年间，从凤翔职官任满入朝，首先受到英宗皇帝的知遇，英宗想迅速任用臣。当时宰相韩琦认为臣年少资历浅，尚未经过试用，所以暂且授予馆职。恰逢臣遭父丧离职，服丧期满入朝觐见，便蒙神宗皇帝召见对答，亲自加以褒奖激励，准许臣在本职之外议论政事。臣自想只是羁旅在外的臣子，本来不应得到这种待遇，难道不是因为英宗皇帝一向了解臣的缘故吗？当时王安石刚刚执政，变更法令制度，臣如果稍微迎合附会，必定可以得到进用。但臣想到自己这个远方之人蒙受二位皇帝非同寻常的知遇，不忍欺骗上天、辜负本心，想详细论述王安石所作所为不可施行的情况，以稍尽万一的报答。然而还没有摸清圣上对臣的信任深浅，正逢上元节有诏旨购买灯四千盏，有关官司不成体统，压低市价，臣立即上书论奏，先帝十分高兴，立即施行了臣的建议。臣由此推知先帝圣明，能够接受直言，便上疏六千多字，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后来又因考试进士，拟定御试策并进呈，且说王安石不了解人才，不可以重用。先帝虽然没有听从臣的意见，却也赞许臣愚直，起初并未责问；而王安石大怒，他的党羽无不咬牙切齿，争相想倾陷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先竭尽全力弹劾臣，说臣在丁忧归乡时，曾在船中贩卖私盐，于是下令各路调查追捕。当时船工和撑篙人等受到拷打审问，被迫取证，只因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反复锻炼也不能形成罪证，事情才停止。臣因此害怕祸患，请求出京，连续三次任外职，而先帝对臣的眷顾并未衰减。当时因进呈贺谢表章，先帝还曾在左右面前称赞臣。党人怀疑臣又将被起用，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便编造流言，制造种种事端，一定要置臣于死地。先帝起初也不听从，但这三人不断坚持上奏，所以臣得罪下狱。李定等人选派强悍的官吏皇遵，带着吏卒到湖州追捕臣，如同捉拿盗贼。臣当即与妻子儿女诀别，留下书信给弟弟苏辙安排后事，自料必死。经过杨子江时，便想投江自尽，但因吏卒监守而没有成功。到了狱中，立即想绝食求死，但先帝派使者到狱中传达约束和敕令，所以狱吏不敢另外施加暴横。臣也明白，先帝并没有杀臣的意思，所以才苟留残喘，活到今天。等到臣被贬斥到黄州，每次上表疏，先帝又在左右面前称赞臣，哀怜并鼓励臣，有意重新起用；但身边的人坚决争论，认为不可以。臣虽然身在远方，也都听说了。古人有句话：“聚集的蚊子能发出雷声，积累的羽毛也能使船沉没。”说的是少数不能胜过多数。凭先帝如此了解臣的卓异，而臣最终仍不能免于患难，是因为身边憎恨臣的人太多了。陛下即位后，从贬所起用臣，不到一年，便使臣充任翰林院官员；这种遭遇的奇异，古今没有可比的。臣常常自己思量，像昆虫草木这样微小的存在，没有什么可以仰报天地养育生成的恩德，只有坚持独立、不依附权势，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才可以稍微报答万分之一。起初臣在衙门前提出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因此也和司马光有不同意见。司马光起初并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诸人揣测司马光的心意，于是和臣结仇。臣又一向憎恶程颐的奸邪，从未给他好脸色和好听的话，而程颐的党人无不侧目。自从朝廷废黜几个大奸，其余党羽仍在显要近臣之中，暗中为他们谋划，只是尚未发作罢了。小臣周穜竟敢上疏请求任用王安石配享神宗。臣料想周穜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竟敢提出这个建议，必定有人暗中主使，所以臣上书迎头挫败他的奸谋锋芒，请求重加处置，以破坏小人的谋划。因此党人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极力论说黄河不能回夺的利害，并且上疏争辩，于是大大违逆了执政者的心意。积累了这些事情，臣担心会另生祸患。又因为手臂疼痛、眼睛昏花，所以多次上章竭力请求补任外职。臣私下反复思量，自从忝任禁近官员三年以来，台谏弹劾臣有好几次，只因臣起草策问、草拟麻制，便罗织文字，认为臣是在诽谤讥刺；本来毫无可疑之处，却白白加以诬陷。其间那些含糊暧昧的谗言，陛下察知没有实据而没有发下处理的，又不知有多少了。若不是二圣仁明，洞察臣的内心，那么臣被党人倾陷，首领都不能保全，哪里敢希望像先帝那样赦免臣呢？自从出任杭州知州两年，大致免除了人们的非议。期间依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二人，是为了整治长期积累的弊病，实在是事情不得已。陛下已经赦免臣，但言官却不肯罢休，仍不断论奏。他们的意思难道真是为了颜章等人吗？由此可知党人的心意，没有一天不在于倾陷臣，只是搜寻污点、苛求瑕疵，才抓住了这件事。如今忽然蒙受圣恩召回并擢用臣，又任命臣的弟弟苏辙为执政。这两件事都不是大臣们本来的意思，臣私下推想，党人一定会大为猜忌，暗中磨刀等待时机，事情势必如此。臣听到诏命后，害怕把福气变成灾祸，当天就上章辞免，请求外任郡守。走到半路，果然听说弟弟苏辙受到台谏攻击，搬出官署等待治罪。后来又蒙陛下曲折详察实际情况，才得以保全。臣刚强偏狭，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党人对臣的嫌忌，比对弟弟苏辙更深。臣哪里敢凭衰病之身，再去触犯他们的锋芒？臣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可以指责的罪过，但如今的言官哪里会追问是非曲直？臣私下认为，君主对待臣子，不过是用公道彼此相知。党人要报复怨恨，一定会巧妙地制造罪名，在暗中中伤臣。臣哪里敢仗恃二圣以公道了解臣，便轻视党人暗中加害的祸患？所以臣不避烦琐亵渎，陈述自己入仕以来升降进退的始末，希望陛下知道，臣以直言直行、独立不改而触犯众怒，根源由来已久；又希望陛下知道，臣平生冒犯和经历患难危机竟然如此之多。如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离祸患、保全自身的打算。臣再三辞让，实在不是故意矫饰。柳下惠有句话：“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会不遭受三次贬黜呢？”臣如果贪图得失、害怕祸患，随世俗俯仰，改变平常的操守，那么陛下又哪里值得任用臣呢？

译臣如果守住最初的心志，始终不改变，那么群小必定侧目，必然没有安稳的道理。虽然蒙受二圣深知臣心，臣也恐怕终究不能胜过众人。所以反复思虑，莫如请求离去。臣并非不留恋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只是衰老之余，耻于再和群小计较长短曲直，免得被世间的高人长者讥笑。伏望圣上慈悲，察知臣的至诚，特赐指示。请执政查考臣屡次上奏的情况，只说臣是因为亲属嫌疑而请求回避，尽早授予臣一个郡职。此次所有奏状，请求留在宫中不要发出，以保全臣子。臣的愿望实在无比恳切。如果朝廷不认为臣无才，仍想驱使臣，或者授予臣一个险要艰难的边郡，臣不敢推辞回避。报效国家的心，至死方休。只是臣不愿留在禁近之地，使党人猜疑，另行暗中加害。冒犯天威，恭谨等待斧钺刑戮。臣不能尽力祈天请命，惶恐战栗，几乎死去。《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六十七 （明代贺复征编 ○奏状九 请求诛杀并流放吕惠卿状【宋·苏辙】臣听说汉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依仗巧诈迎合皇帝的心意，变乱货币，扩大刑狱，使天下人双脚并立，几乎导致天下大乱。武帝醒悟后诛杀张汤，天下才安定。唐德宗时，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类，极力劝说征伐，帮助实行暴虐的搜刮，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帝，以至于流离散亡。德宗醒悟后驱逐卢杞，国家才得以保存。大概小人天生性情倾邪，安于不义，本性阴险残忍，尤其喜欢害人；如果不把他除掉，最终必然成为祸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有张汤的诡辩奸诈，又兼有卢杞的奸邪凶恶，诡变多端，敢于做非法之事，见利忘义，贪污财货没有满足。王安石起初担任执政时，把他当作心腹。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刚强傲慢而荒诞，对于官吏政务昏昧无知。吕惠卿指点教导他，以助长他的恶行。青苗法和助役法的议论都是出自吕惠卿之手。韩琦首先指出青苗法的祸害，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退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意见。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善意，王安石惊慌失措，也多次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然有了可以稍微休息的希望。吕惠卿当时只是小官，自知失去势力，便上章请求面见皇帝，极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改变了皇帝的心意。他身为馆殿官员，代理内侍的职务，亲自前往传达诏令，以重新起用王安石；他肆意施展虚伪的辩说，驳倒韩琦的意见，又替王安石写信，策划挟制上下的方法，大多使用刑狱来震慑天下。从此诤臣闭口，有识之士丧失志气，天下人就这样纷纷屈服了。至于排斥攻击忠良、引用邪党，吕惠卿的力量占十之八九。后来他又制定手实簿法，连一尺屋椽、一寸土地都登记查括，没有遗漏；鸡、豚、狗、猪等也几乎全部抄录查点，专门依靠告发揭露，细细推究到毫厘，鞭打刑罚交相施加，纸张笔墨价格飞涨，小民的怨苦超过了青苗法和助役法。他又借保甲正长发放青苗钱，编结甲保赴官，不遗漏一户，使上下骚动、不得安生，于是导致河北百姓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户，也有赶着车牛、携带金银，流入襄州、邓州的。吕惠卿随即又兴起大狱，以恐吓胁迫士人，像郑侠、王安国一类的人，只是保住首领而离开。推究他的害人之心，本来想牵连蔓引、污辱公卿，并不止于此。幸亏先帝天性仁圣，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不能把恶行推到极致；否则安分守道的人将无一幸免。不久吕惠卿因贪赃罪被罢黜，于是极力陈述边疆事务，以迎合皇帝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杂用蕃汉军队；对上与冯京意见不合，对下与蔡延庆等人极力争论。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实行了他的主张，违背人情，破坏边疆政务，至今仍成为祸患。西夏没有发生变故，他却妄奏紧急警报，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敌境，最终没有见到敌人，拖延着返回，耗费粮饷，丢弃的兵器铠甲以数万计；肆意欺罔，旁若无人，还立石碑记功，使西夏人明白知道朝廷有吞灭灵州、夏州的意图。从此戎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东、陇右困竭，天下疲敝。永乐城战败，大将徐禧本来就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提拔的，二人始终意见相同，于是把边疆政务交给徐禧；败报传来，震动宫廷，导致先帝忧惧不安，起初实在就是由此而来，边疆祸端一旦发生，至今仍成为阻碍。等到吕惠卿调任河东，他大规模征发人力和牛，耕种葭芦、吴堡两寨的荒地，依仗重兵保护，才敢播种；播下种子就返回，不敢再去查看。到了秋收时，又用重兵防护收割，收获的全是秕糠杂草，在雨中收获，立即腐烂。吕惠卿夸大数量，发文书给转运司交割，谎称可以停止运输粮饷；其实耗费不可计量，却没有丝毫利益。边臣害怕他，都不敢说话。这些只是吕惠卿在朝廷任职时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公开处死，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简直不是人所应有的，即使是街巷中的低贱之人，也有人不肯吃他剩下的东西。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庇护扶持之恩，有如父亲和老师的情义。两人当初谋求进用时，关系牢固如胶漆，互相提携，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势力相等，彼此发生冲突，便反目相噬，变成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作为执政推荐吕惠卿；吕惠卿已经取得权位后，害怕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于是兴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促使王安石归去。王安石察觉后，被召便起，二人相互攻击，务必要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的党羽说，吕惠卿曾让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购买田产；又让舅父郑膺请求夺取百姓的田地，让僧人文捷请求夺取天竺僧舍。朝廷派蹇周辅审理此事，案件将要完结时王安石离职，因此事情没有继续审查，这件事御史台可以重新查阅。吕惠卿说王安石与人结党作奸，揭发他的私信，其中一封写道：“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就是冯京，因为冯京和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轻轻处理了王安石的罪责。吕惠卿又揭发其中一封写道：“不要让皇帝知道。” 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本来推心置腹，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相互结交，唯恐关系不够深厚，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写在书信中，也不再彼此猜疑。吕惠卿在平安无事时，已经把这些话一一收录，准备在危急时使用；一旦发生利益争夺，便互相揭发，不遗余力，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这种事连猪狗都不做，吕惠卿却做了，而且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天下士人见他居于权位，都侧目害怕。君主任用人，想使他忠信于自己，就一定要先考察他是否仁爱父兄、信任师友，然后才能把政事交给他。因此，放走麑鹿虽然违背君命，但推究他的仁心，便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吃掉自己的孩子来遵从君主，推究他的残忍，便会发展到弑君。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越的遗命，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绩只是没有贪图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认可他的义气。两人最终侍奉两位君主，都成为名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仁爱之心存于内心，无论施用于何处都不会错。虽然公私有所不同，但忠厚之心没有差别。至于吕布侍奉丁原时便杀丁原，侍奉董卓时又杀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时便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时又反叛司马元显。这些都违背人伦道理，为世人共同怀疑。所以吕布被曹操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他们一生反复无常，势必不能容存。

译曹操、桓温，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人没有？然而推究利害，他们最终还是害怕这种人。如今朝廷选用忠诚守信的人唯恐来不及，却把吕惠卿放在其中，就像香草和臭草混杂一处、枭鸟和凤凰同栖，不仅彼此势不两立，而且恶人一定会取胜。况且从去年以来，朝廷废黜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贪图财利，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凡是一件事损害百姓的，都不能逃脱责罚。如今吕惠卿身上兼有众多恶行，自己知道罪大，却想凭退居闲散之地来免罪，天下公议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言事官论奏奸邪，连邓绾、李定之流的细小罪行都一一举发，却没有提到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多疑、残忍，如同蝮蛇毒蝎，万一再被起用，必定睚眦必报，所以言官不敢轻易发言。臣愚蠢而缺乏谋虑，身居言责之职，却和大恶之人同时存在，反而畏惧回避、含忍不言，辜负朝廷，因此不顾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乞陛下独自作出圣断，略加整肃典刑；即使暂不把他置于刑具之下，也应追削官职，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让他抵御魑魅。谨此录呈奏闻。又论章惇状【任伯雨】左仆射章惇独掌宰相政权，前后七年，随着自己的喜怒任意施加威福。他帮助尊崇私家史书，以至于轻薄神宗；夸耀自己的功劳，以至于累及宣仁太后。他乐于用兵，大肆制造边境祸端，关陕百姓已经忧愁不堪，却还不停进筑城寨；内府财物已经耗尽，却仍不停地运输。忘记祖宗积累基业的艰难，轻视朝廷根本所在的地方。把百姓的怨恨说成理所当然，把上天的谴责警告说成偶然；斥责公论为流俗，把进献忠言说成诽谤。杀害张天悦等人，以钳制众人的嘴；扩大邹浩之狱，以断绝言路。天下震惊恐惧，人们大多自危。幸赖宗庙神灵，朝廷内外没有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只是幸好还没有爆发罢了。哲宗一心把政务委托给章惇，哪里对不起章惇？是章惇辜负哲宗，竟到了这种地步。虽然阴谋密计由蔡卞提出，但强力推行、果断实行，实在是章惇主使。若按照《春秋》诛罚动机的原则，治蔡卞的罪也可以；若要承担扶危持颠的责任，不是章惇又是谁？因此蔡卞是谋主，章惇才是罪魁。消灭他的首领，按道理不能赦免。如今章惇仗恃皇帝宽容赦免，谋求脱身免祸，自己说从前的事情都是奉哲宗命令办理，职责在于执行，并不是他的罪过。唉，罪不在章惇，那又在谁呢？臣请用两件事来验证他，其余事情也就可以考察了。此前所谓宣训之说和追究治罪之事，喧闹传播于朝廷内外，冒犯宣仁太后，高氏一门几乎不能免祸。主张保全高氏、极力阻止这种说法的人，是因为知道哲宗的本意并不想做得太过分。元祐大臣当初商议诛灭，到了流放时，仍想把他们彻底铲除；然而臣下的意图最终没有实行。梅岭以南，仍有得以保全性命而北归的人，也是因为哲宗的本意不想做得太过分。如今凡是出自哲宗的事情，章惇就说是自己秘密赞助并把功劳据为己有；凡是自己实行的事情，又说是奉哲宗命令而归功于先帝。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呢？汉代的匡衡，侍奉成帝担任丞相，石显掌权时不能纠正救助；直到成帝去世以后，才论说石显不忠的罪行，并公开宣扬成帝的过失。王尊弹劾匡衡，认为这是贬低君主、尊崇臣下，不是应当说的话。天下和后世都认为王尊是对的。又在哀帝初年，臣下的诽谤议论多涉及成帝，只有议郎耿育认为事情不应当在当时议论，坚持争辩，想在祸患未发生前加以防止；其余人都顺着皇帝的意思阿谀奉承，以求容身献媚。皇帝去世以后，尊号已经确定，万事已经结束，才追究采摘来不及处理的事情，揭发宣扬隐秘昏暗的过错，这是臣深为痛心的地方。如今章惇对过去的事情，常常有像匡衡那样把过错推给先帝的心思，而进言的人又没有听说有像耿育那样深切痛惜的议论，他们凭什么称得上符合陛下敬奉继承先业的心意呢？陈述抵御贼军马匹奏状【李纲】

译臣拜见进奏院的报告，得知本月初二日，三省一同奉行圣旨：敌人窥伺承州、楚州，如果另有紧急警报，皇帝将亲自统率六军前往大江。臣子的感情，无论朝廷内外，都同样忧虑愤懑。何况臣家世承受国家恩德，曾经蒙受皇帝的眷顾奖拔，擢升置于近臣之司；虽然因罪退处海滨，仍承受保全性命的大恩，从来不曾在饮食呼吸之间稍稍忘记朝廷的安危祸福，实在与国家同忧同乐。臣斗胆竭尽愚笨刚直，就今日抵御贼军的形势，陈述三条策略进献，希望千虑之中能够有一得，仰以辅助朝廷谋划的万分之一。伏望圣上慈悲，特意垂览，赦免臣狂妄浅陋的罪过而采纳臣微薄的忠心，臣将无比庆幸。臣私下认为，伪齐刘豫凭借蛇猪般的资质，挟持金人虎狼般的势力，僭越窃取名号，盗占旧日郡县，已经超过五年。他包藏祸心，长久没有发动。如今竟敢派遣他的孽子，率领叛将驱使遗民，借助强敌，与他们一同向南放牧，侵扰淮甸，窥伺江右。虽然敌我兵力多少、谋略深浅难以从远方估量预料，但我们抵御他们的策略不能不预先考虑。他们到来时，恭惟陛下天赋勇气智慧，洞察事机，慨然作出英明决断，亲自统率六军来到大江，那么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就能保据险要形胜，号令诸将，使他们相互援助；赏罚明确，必定兑现，将士乐于听从，勇猛的军队士气将百倍增长，敌人退却屈服的情景已经可以看见。皇上的谋略确实英明宏大，计策也已经奏效了。然而臣私下认为，解开杂乱纠纷的人，不必握拳相斗；救助争斗的人，不必亲自搏击；只要击打敌人的要害、捣击其空虚之处，使其形势受制、力量受阻，事情自然就会自行解脱。古人用兵，多采用这种办法。魏国和赵国互相攻伐，齐国出兵救赵，田忌率军奔向大梁，于是魏军放下赵国而回兵自救，齐军便在马陵大败魏军。用兵讲究形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伪齐把军队全部调到南方，它的境内必然空虚；岳飞刚刚在襄汉建立功勋，威名已经振起，又已经回师驻扎在武昌，伪齐必然料不到他会再次到来。陛下如果下达明确诏令，派岳飞率全军从间道迅速奔赴襄阳，再选择湖南、湖北的骁勇将领和精锐士兵作为后续援军，命令可信任的大臣总领各军，乘此机会攻打颍昌，逼近淮甸，像闪电发作、雷霆轰击一样出其不意，那么伪齐必然大为震恐，召回南下的军队以自救，王师乘势追击，必然有取胜的道理。这一行动不但可以牵制南下侵牧的敌军，也有恢复中原的征兆，这是上策。朝廷如果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运输粮饷的费用和调发军队的烦劳，一时不能筹办齐备，那么銮舆驻跸江上，势必要号召上游的军队，如岳飞、王燮以及湖南、湖北的诸军。各位将领的部队，除留下驻屯的以外，各自选择精锐军马，集中所有官府和民间的船只，分路供应钱粮，命令将领统率，顺流而下，使旌旗和金鼓相隔千里都能相望，以助长声势，那么敌人即使众多，哪里敢渡江南下？还应下诏命韩世忠、刘光世率领全部军队，进驻淮南的要害之地，设置奇兵截击敌人，断绝他们的粮道，贼军必然退走逃窜；这样既可保全东南，再从容商议进攻讨伐，这是中策。万一有人借亲征之名，实际上采取顺势退避的计策，只委派一两个大将留在后方抵御敌人，那么臣恐怕车驾一旦返回，号令就无法施行，各位将领没有相互援助、协同作战的办法，士卒将有溃散掳掠的趋势；士气既已衰竭，人心不能稳固，一旦控扼之处失守，贼军乘隙深入州县，听到风声便争相溃逃，那将成为我方难以尽述的祸患，这是最下策。有人对臣说：“往年金人渡江南下，靠退避取得了成功，如今为什么却不可以这样做？”臣回答说：“不是这样。金人南渡，获利在于侵掠；既然掳得子女财帛，而当时又正值暑热，势必会回军，朝廷因此得以收复残破的州县，重新安定、聚集民众，逐渐形成自己的疆域，所以在当时采取退避之计还可以。如今发动这场战事的是伪齐。如果让它渡江南下，它必然图谋割据；得到一个县就占据一个县，得到一个州就占据一个州，得到一路就占据一路。军队不会只是返回，而奸民、溃兵见利忘义，幸灾乐祸的人也会跟着依附，声势就会像鸱鸟张翼一样膨胀。那时将用什么办法来安排善后呢？所以在今天采取退避之计是不可以的。何况伪齐驱迫胁从而来的，都是京东、京西和关陕的百姓，不同于金人；即使带有敌军骑兵，势力也必然不会很多。朝廷处置得当，将士效命，又怎么知道这些贼军不是来送死于我军呢？从前苻坚率百万大军侵犯晋国，谢安却以偏师将其击败，关键只在于一时机会，以及怎样应对它罢了。”臣愚昧，恭请圣上特别下诏，将臣这篇奏章交给两三位大臣仔细商议。臣自从经历忧患以来，衰弱和疾病交相侵逼，志气凋零，又患严重的脚肿之病，行走艰难。正值国家多事之时，既不能手执武器保卫社稷，又不能随侍鞍辔去守护边疆，早晚忧愁叹息，辜负了皇上的大恩，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只是怀有一片恳切忠诚，不能自已，所以冒昧以樵夫的浅陋之见上奏，冒犯圣听。《传》说：“狂夫的话，圣人也会择取。” 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所说的话。奉诏分条陈述边防利害的奏状【李纲】

译臣恭敬地接受诏书，诏书说伪齐和金人都已经退走逃窜，命臣深入思考、详细议论当今攻战的利处、守备的适宜、处置的办法和安抚怀柔的方略，分条写明上奏。臣仰仗圣恩，陛下怜悯臣孤独的处境，臣曾经在近侍部门任职，陛下察知臣迂腐愚钝，却认为臣千虑或有一得；即使臣因罪过被屏弃蛰伏在海滨，陛下也未曾远远遗弃臣，反而针对国家边防和恢复大计，特意亲自下诏询问。只是臣学术疏浅，智识浅陋，哪里足以符合诏旨、对朝廷谋略有所补益呢？臣冒昧竭尽愚见，以完成圣明的命令。恭敬地希望陛下留神采择，臣不胜荣幸。臣私下认为，僭逆的臣子倚仗强悍的金人，带兵向南，开始在淮河沿岸骚扰。他们大概料定朝廷会沿袭前日退避的旧路，得以乘隙渡江，凌辱侵逼东南。不料陛下亲临江上，号令已经施行，赏罚已经分明，将士摧毁敌军锋锐，俘获斩杀的敌人接连不断，敌军气势受挫屈服，只得暗中撤军逃走。这全是陛下谋略英明宏远、天威英断所造成的，是宗社无穷的福泽，也是中外臣民共同庆贺的事情。然而臣这一点愚见，私下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贼军退逃而高兴，却应因为僭逆尚未诛除、仇敌尚未报复而愤怒；不要因为保全东南而感到安稳，却应以中原尚未收复、赤县神州仍陷于金人之手为可耻；不要因为各位将领屡次取胜而庆贺，却应担忧军政尚未整治、士气尚未振作，仍让狂妄的敌寇得以偷偷逃走。这样，中兴的时期就指日可待了。臣谨慎考察古代事迹，衡量当今形势和适宜的办法，分条陈述攻战、守备、处置、安抚怀柔的策略，献给陛下。议论的人有的说，贼军既然退走，应当立即用兵，实行大举进攻的计策。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譬如下棋，应先使自己活棋，然后才可以杀敌；自己的生路尚未稳固，却想贸然作战以侥幸取胜，这不是制胜之道。高祖先保全关中，所以能够向东与项籍争战；光武先保全河内，所以能够出征降服赤眉、铜马之类的军队；肃宗先保全灵武，所以能够击破安史之乱而收复两京。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如果不先谋求自我巩固，将凭什么做到万全而战胜敌人？又何况将士长期暴露在外，财物调度烦劳，百姓被征取困苦，应当大力加强守备，痛下决心整顿，使他们得到休息，这才是正确的计策。议论的人又说，贼军退走，应当暂且保住一隅之地，以苟求眼前的安宁。臣又认为不是这样。下棋如果只顾守住棋局的一角，地方逼仄狭小，逐渐衰微，凭什么取胜？秦军讨伐晋国，是为了报复崤山之战；诸葛亮辅佐蜀国，连年出兵，是为了图谋中原；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进取，哪里能郁郁不乐地长久住在这里呢？”光武击破隗嚣后，下诏给岑彭说：“人苦于不知满足，平定陇地之后，又希望取得蜀地。”这些都是帝王以天下为尺度的表现。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统一天下、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难道可以坐视沦陷而不致力恢复吗？今年不征讨，明年不交战，使贼军势力更加膨胀，而我方所纠集的精锐士马却日益损耗，凭什么谋划抗敌？应当等到防守已经巩固、军政已经修整之后，就商议进攻讨伐，这才是正确的计策。这就是守备和攻战的先后次序。至于守备的适宜办法，应当整治淮南、荆襄，把它们作为藩篱。淮南、荆襄，是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够保有江左，是因为强兵和大镇都在淮南、荆襄之间，所以即使魏武帝雄强，苻坚、石勒兵众强盛，宇文氏、拓跋氏势力兴盛，最终也不能窥伺江表。后唐李氏拥有淮南，所以能够以金陵为都城。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后唐便因此削弱。如今朝廷要加强守备，就应当在淮南东西两路和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以面对敌人。东路以扬州为治所，西路以庐州为治所，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别派偏师进驻各个支郡，修筑小型城垒，如同在边境开设屏障。开始时由朝廷供应钱粮，例如淮东用江东路的财用供给，淮西用江西路的财用供给，荆襄用湖南、湖北路的财用供给。逐步商议屯田，使军队自行供养。遇到敌军骑兵，大帅就派兵援助；各地稍能自守，商旅必然畅通，才能招人回来恢复产业，逐步修治，给以岁月，藩篱就形成了。前面有坚固的藩篱，后面有长江的险要，再加上战舰和水军，使沿江一带的帅府、郡县上下相连，各自进行防守，那么敌军即使很多，哪里敢轻易侵犯？近年以来，大将把重兵掌握在江南，官吏却在江北守着空城，虽有天然险阻，却根本没有战舰水军的部署，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要加强守备，没有别的办法，只需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形罢了。有人说，三位大帅率领重兵屯驻江北，供给费用不可估量。臣回答说：“即使三位大帅把军队屯驻江南，也要仰赖朝廷供给，费用是相等的。为什么不让他们渡过长江整治淮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经营根基呢？这样朝廷将来可以节省经费，而藩篱的形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无穷的利益。守备的适宜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了守备，然后才可以议论进攻。作战的任务，也应当分别责成各路大帅。例如淮东的统帅，就应责成他收复京东东路；淮西的统帅，就应责成他收复京东西路；荆襄的统帅，就应责成他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的统帅，就应责成他收复陕西五路。各路取得胜利后，乘有利形势和便利时机，收复京畿，恢复旧都，以平定最大的祸患。这件事虽然显得分散而难以配合，但只要陛下先在心中坚定志向，以至诚作出决断，决心去做，大概没有不能成功的道理。至于选择将领的方法、治理军队的政令、车马器械的制度、号令赏罚的权力，兵家都有常法，不需要臣来说明；而在战阵之间，依据敌情决定胜负，临事随机应变，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又不能预先谋划。臣愿意私下献上的意见，只在于不要错失机会罢了。机会到来时，间隔连头发丝也容不下；用兵就能取胜，防守就能稳固。一旦错失时机，后悔也追不回来。

译从前刘表后悔没有采用蜀先主的建议，蜀先主说：“天下每天都在发生战争，事情和机会的到来，哪里会有终结？如果以后能够应对它，这次没有做到也不值得遗憾。”臣私下观察，朝廷近年以来错失的机会已经很多了。从今以后，如果能够保全淮南、荆襄作为坚固屏障，选拔将领、训练士卒，磨利兵器、喂饱战马，聚集钱财、积储粮食，等待时机而行动，就能由弱变强，在一次胜利之间树立威势、平定祸乱；僭逆之臣难道不能受到藁街示众诛戮，强悍的敌人难道没有被消灭的一天吗？攻战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守备和攻战的策略。至于处置的办法，臣希望先确定驻跸的地方。万乘之主居住的地方，必须选择形势险要优越之地，然后才能制服中外、谋成事业。临安、平江都是水泽之国，狭窄逼仄，是偏僻一隅的割据之地，不是用武的地方。只有建康，自古号称帝王天子的居所，因为山河雄壮，地势宽广，可以容纳万乘，所以六朝以来多次在那里建都。如今銮舆尚未恢复旧都，不如权且在建康驻跸，控制、联结两浙，扼守江湖要地，运输漕粮财物没有不便利的。我在建炎初年曾建议巡幸关东为上策，襄阳次之，建康为下策，这是从天下的形势来说的。如今认为建康便利，是从东南的形势来说的。然而必须先有淮南坚固的藩篱，然后建康才可以建都。希望陛下与两三位大臣仔细谋划。整治淮南之后，还应下诏让建康守臣修治城墙，修缮宫阙，建立官府，营造营房，使那里大致形成规模，以等待皇帝驾临。近年以来，车驾所居之处因陋就简，各项事务都是草草创办；虽然陛下因为时局艰难而一向力行节俭，但宫室制度也有不能完全废止的地方。有城墙，人民才不会恐惧；有官府，政事才可以修举；有营房，士卒才可以使用。只应由朝廷供应，诏令有关部门逐步修建，希望不要扰民。这是处置办法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至于安抚怀柔的方略，臣希望先实行自强的计策。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承受祖宗涵养的恩德，他们的心意哪里曾有一天忘记宋朝？只是受制于狡黠敌人的势力，被他们驱迫，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舍弃二百年的本朝，侍奉极其不合道义的僭逆政权，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只是朝廷的力量还不能保全覆盖他们，所以各路百姓虽然困于沉重赋税、受严酷刑罚伤害，却不能自行归附。假如淮南、荆襄的藩篱已经形成，土地彼此相接，武器军队已经备足，天威震动人心，必然有人像宿迁的百姓那样结约来归，也必然有人像京东各郡县那样愿意作为内应。应当命令各位统帅优厚地加以抚慰，归顺的人给予田地，作为内应的人给予爵位和赏赐，官吏将士的俸禄品秩照旧，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样谁不感动喜悦？朝廷近来得到各路签发来的军队，都没有杀害而是优厚抚恤；从敌人境内归来的人，也都优厚地授予官职品秩，可以说是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还希望大力实行自治、自强的计策，使陷于沉沦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进一步坚定拥戴宋朝的心意。这是安抚怀柔方略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攻战、守备、处置、安抚怀柔，都是中兴的最高计策，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圣上所询问的事情，臣已经粗略陈述了它们的梗概。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说：“朕将虚心听取意见，选择正确的意见而采纳；君臣之间务求毫无隐瞒，利害关系一经决定就一定实行。”臣把圣训反复读了三遍，不知不觉眼泪流满了面颊。为什么呢？君臣相遇，号称千载难逢地听取言论、采用谋略，尤其是最难的事。尚未取得信任就进言，便有诽谤君主的嫌疑；交情疏浅却言辞深切，又有损害自身的戒惧。即使朋友之间尚且不容易直言，更何况君臣之间呢？如今陛下求治心切，诏书又这样恳切，而臣在忧患之后，处境尤其孤危。若想说得浅显，又怎能符合陛下“务求毫无隐瞒”的训诫呢？若想说得深切，又担心犯颜直谏、触犯龙鳞的过错。感动与恐惧交织在心，进退都陷入困境。即便如此，陛下正处在艰危多事之时，以恳切怜悯之意诏告臣下；臣如果缄默不言，就是臣的罪过。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臣敢冒着鼎镬刀锯的诛罚，把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明察。臣私下观察，陛下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有英武敢作敢为的志向，然而从登基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国家疆域没有开拓，反而日益收缩；事业没有建立，反而日益败坏；将领骄横而难以驾驭，士卒懒惰而没有训练；国用匮乏而没有多余的储蓄，民力困顿而没有休养的期限。陛下忧劳勤勉虽已达到极点，却仍不足以成就中兴事业，这是群臣误导陛下的缘故。陛下近年以来所任用的大臣，究竟有多少人？那些慨然敢于承担天下重任、建功立业的人，以及只占据职位、充当人数的人，陛下都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任用人就像使用医生，必须先了解他的医术能够治病，然后才让他进药并责成他取得疗效。如今对于医生的医术根本没有详细考察，只是姑且试用，那么即使每天更换一个医生，对病人有什么帮助？恐怕只是喝药反而加重病情罢了。平时无事时，他们在小节上廉洁谨慎，初看似乎没有过错，却缺少挽救时局的大谋略；一旦突然发生骚乱变故，就惊慌失措，手脚无所安放，只不过保全自身而退，把天下忧患危急的重担丢给陛下罢了；不知道他们对国家有什么补益？陛下又为什么要取用这样的人呢？大体说来，近年操持的说法有两种：闲暇时就认为和议是上策，而认为整治军队是错误；仓促之际就认为退避是爱护君主，而认为进兵抵御是误国。众人的说法彼此附和，牢不可破。然而多年之间，使者车马接连不断，却始终没有掌握和议的关键。皇帝銮驾蒙受尘辱，却仍没有确定的居所。上下都苟且偷安，而不为长久打算。国运艰难，国势更加衰弱，正是这个原因。天命大运出现转机，天意启发圣心，陛下超然远见，醒悟前日实行和议的错误，亲自统率六军；惩戒前日退避的错误，亲自面对强敌。僭逆的臣子和强悍的敌人带领数十万军队，饮马江边，虽然还没有能够扫荡截击、把敌人全部消灭，但天威所到，已经足以使他们震恐，不敢渡江南下，只能连夜秘密逃走。这样，和议与治兵、退避与进御的效果，就大体可以看清了。如今贼军虽然退走，但金人窥伺时机，变化诡诈层出不穷，尚未受到重创和惩罚，边境彼此相望，道路相距不远，哪里知道等到秋高马肥之时，他们不会再次来侵扰我们，使我军疲于奔命呢？

译因此，应当在击退敌人之后立即明确下诏，寻求善后的策略。臣早晚为陛下深思，所谓善后的策略，没有别的，就是把前日所做的事情完全反过来，解开原来的琴弦而重新调整。先确定方针，如同下棋先确定布局意图；然后谋划功业，如同下棋布置棋子，这样必然可以实现志愿。臣请试着陈述这些意见。臣私下观察，自古创业、中兴的君主，凡是凭借军队取胜而采取亲征计策的，他们的意思难道是说一定要冒着箭石、亲自走入战阵才可以吗？皇帝车驾所到之处，人心自然稳固，赏罚得当，士气奋发，因此能够成功。所以高祖取得天下以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没有一次不是亲自出征；光武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二年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征伐；本朝艺祖、太宗平定维扬、平定泽潞、攻下河东，也都亲自驾御战车；真庙也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处于大安。这就是所谓开始于勤劳，最终达到安逸。退避的策略可以暂时采用，却不能长久采用；可以使用一次，却不能使用第二次。退一步就失去一步，退一尺就失去一尺。从前由南都退到维扬，于是关陕、河北、河东都失去了；由维扬退到江浙，于是京东、京西都失去了。万一北方骑兵南下，又要退避，不知道还可以退到什么地方？航海的计策，使万乘之尊冒着风涛和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更是不可行的。只有应当在国家有空闲时，彰明政令刑法，整治军队，选拔将帅，修理车马，准备器械，储备干粮，积聚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奋发而起，以光复祖宗的大业，这是最上策。杜牧所说“上策莫如自治”，正是这个意思。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采取退避的计策，可以吗？臣又考察古代，敌国友善相邻，才有和亲；与我国有仇的国家，很少再派使者。难道不是因为嫌隙已经很深，终究没有讲和修睦的道理吗？东晋渡江后，石勒派使者到晋元帝那里，元帝命令烧掉他的礼物，拒绝他的使者。他派使者来，尚且要拒绝，怎么还可以主动前往？向僭伪之国借道，自己招受羞辱，对事情没有补益，只是损伤国体。金人自己知道事态严重，害怕我们一定报复，他们是怎样用心的？而我们却要用卑下的言辞和厚重的财物，屈身去求他们，他们不以诚心相待、使我们取得信任，是肯定的。器物、币帛、礼物所费不可估量，使者车马往来，只会徒然损耗士气；他们还以我们必定不能答应的事情来要挟，以我们必定不敢实行的谋略来限制我们。这样和议最终不能成功，只是白白造成这些纷扰。不仅如此，对我们自治自强的计划也动辄互相妨碍，实际上有很大的损害。金人二十多年间，就用这种策略击破契丹、困扰中原，却始终没有人醒悟。辨别是非利害，是人心共同具有的能力，难道真的不明白吗？不过是姑且采用这种办法来侥幸求得万一，竟不知道它给我们造成的危害非常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有多少侥幸的做法而不会使国家丧亡”呢？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遣议和使者，可以吗？这两种方针确定之后，然后选择应当做的事情，一概以至诚之心去做，先后、本末各有次序，等待我们的政事修明、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器用齐备、士气振作、力量足以有所作为之后，才商议大举进攻；这样军队虽尚未交战，胜负的形势已经决定了。臣又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坚固，枝叶就会繁茂。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健，爪牙就会奋发。如今国家远处有强盛的北方敌人，近处有僭伪的逆臣，所依靠来作为屏障的在藩方，所凭借来进行攻讨的在将士。然而根本和腹心，却在朝廷。只有陛下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那么是非就会分明，赏罚必然恰当；藩方自然会协力，将士自然会效命，即使强敌也不足以畏惧，即使逆臣也不足以忧虑，这只在陛下心中的一念之间。臣冒死分条上奏六件事：第一，信任辅弼；第二，公正选拔人才；第三，改革士风；第四，珍惜时间；第五，务必尽人为之事；第六，敬畏上天的警戒。什么叫信任辅弼？平定乱世的君主处在艰难时局中，依靠辅弼之臣，同心同德，共同有所作为，难道容易做到吗？必须像头脑和四肢对于一个身体，父子兄弟对于一个家庭那样，才能协同成事。所以高祖把萧何看作自己的左右手，太宗对待房玄龄、杜如晦如同兄弟子弟，蜀先主得到诸葛孔明如同鱼儿得到水；不是这样，就不能感应风云、成就王霸之业。如今陛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来承担重任，使他能够抵御强敌，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但臣希望陛下以至诚对待他，不拘泥于表面形迹，长久任用他并责成他取得成功，不要让小人有机会从中离间；这样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就能流传并惠及无穷。过去高祖始终任用萧何，太宗始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所以能够平定乱世、建立功勋，最终达到太平。管仲说过：“了解人才却不能任用，会损害成就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他，会损害霸业；信任他却让小人参与其中，会损害霸业。”成就霸业尚且如此，何况想要恢复天下的君主呢？魏郑公说过：“君臣同心，这叫作一体。哪里有把最公正的事情放在一边，表面上却像上下都从同一条道路走，而国家的兴亡还不可知的呢？”所谓拘泥于表面形迹，并不一定是有过错的行为，但魏郑公认为这样会使国家兴亡未可知，完全是因为彼此没有以至诚相待的心意，只顾避开嫌疑，不足以建立兴邦的大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推行信任辅弼的诚意，臣将看到辅弼承担责任，而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公正选拔人才？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依靠人才的，而创业、中兴的君主所依靠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章时，得到中庸之才，也足以共同治理；至于处在艰难时期有所作为、挽救衰败、平定祸乱，如果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就不容易成功。所以武王有“十乱”，宣王有尹吉甫、方叔、召虎，高祖有三杰，光武有邓禹、耿弇、吴汉等人，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世勣一类的人，宪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都是世间罕见的人才，辅佐大有作为的君主，参与谋划、辅助扶持，从而成就大业。

译古今共同的道理，难道可以忽视吗？然而从前怀有非凡才干的人，大多受到小人的嫉妒和排斥，有的被暗中陷害，有的被指为结党，有的被诬陷为大恶，有的被从细小过失上挑剔。而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认为不可行就停止，不善于自我进荐，也以自我辩明为可耻。即使背负重重诽谤，遭受深重责罚，也安于义理和命运，不再为自己申辩。只有极其圣明的君主，才能察知小人的真实情形，辨明臣下的无罪。这就是霍光被昭帝察知、房乔被太宗信任的原因。陛下登基以来任用的人才很多，世人公认为正直端方之士的，往往被闲置在无用之地，难道不是遭受了这种诽谤吗？于是使陛下日夜忧虑，侧身而坐，发出人才匮乏的叹息。怀有才干和义心、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没有机会进见。陛下为什么不稍微留意圣心，彻底察看这件事呢？《洪范》皇极一章说：“不要有私自偏爱，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有私自厌恶，要遵循君王的正路。没有偏心，没有党私，王道广大；没有党私，没有偏心，王道平正。”偏爱偏恶和结党营私，都足以成为最公正之道的累赘。只有把道义作为公正，不存偏爱、偏恶和党私，王道才会彰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魏郑公去世后，太宗派人到他家中，得到一份未写完的稿子，其中可辨认的文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之中，人的感情有爱有憎。憎恨的人只看见他的恶处，喜爱的人只看见他的善处。在爱憎之间，应当详细审察。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处，憎恨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除去邪恶不要犹疑，任用贤能不要猜疑，就可以兴盛了。”太宗因此醒悟。君主难道能没有爱憎吗？然而必须排除个人的爱憎，才能得到人才而使国家兴盛，是因为爱憎出于私情，而任用人才使国家兴盛，必须依据公正的原则。管仲虽然是齐桓公的仇人，齐桓公仍然任用他；雍齿虽然怨恨汉高祖，汉高祖仍然赏赐他，何况其他人呢？陛下如果确实能推行最公正的原则，臣将看到人才纷纷出现，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改革士风？用兵之际，表面上似乎与士风没有关系，实际上二者互为表里。士风淳厚，议论就正直，是非就分明，朝廷对于功罪的赏罚就恰当，人心就会信服；这样处置事务就会得当，国家也会逐渐光明昌盛。士风浇薄，议论就不正，是非就不明，朝廷对于功罪的赏罚就不恰当，人心就不服；这样处置事务就会失当，国家也会逐渐衰微弱小。晋朝的士风崇尚虚浮而不务实，所以当时处置事情乖谬，盗贼一同兴起，造成了五戎乱华的灾祸。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风是多么淳厚啊！几十年来，不仅不务实而已，还奔走竞争以求进身，议论徇私，邪说和巧言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的司马光一类大臣，都坚持正论，为朝廷作长远谋划，考虑长久计划，是社稷之臣。然而群小人物嫉妒他们，指称他们为奸党；听从他们的言论，大的可以灭族，小的可以处死。幸亏国家宽仁，只把他们贬谪放逐，但士风却相互仿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政事大坏，逐渐导致靖康之变，并不是偶然的。大概过了四十多年，世事变化、风气转移，爱憎之情逐渐消尽，朝廷才开始知道元祐群臣的忠诚，褒奖赠官，录用他们的子孙，但对事情已经有什么补益呢？为什么不早些改变这种风气呢？这样忠臣就不会有被诛杀、贬谪的冤屈，国家也会得到安定治理的实际好处，双方都获益，岂不是美事！臣观察近年的士风尤其浇薄，随着时势和人们的好恶来取得世俗的资助，不顾国家体面，只想谋求进身；不核查事实，只想伤害别人。大肆辱骂就大幅升进，稍加诋毁就小幅升迁，互相毁谤已经成为风气，这不是朝廷的福分。陛下得到一个张浚，把重大权力交给他，让他在关陕抵御强敌。张浚虽然以忠诚报国自许，但事情错失了机会，也不能说没有过错；可是进言的人痛加责罚、丑诋，诬陷他犯有大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张浚有功劳足以使陛下知遇，有大臣的才辨足以改变陛下的听闻，所以能够洗清自己，重新在帷幄之中侍奉圣驾；然而他所受到的伤害已经很多了。假使那些遭受诽谤、陷入困境的臣子，没有张浚那样的功劳，也没有大臣替他们辨白，反而还有人落井下石来排挤他们，那么他们凭什么在君父面前洗清自己、希望陛下察知事情并非如此呢？朝廷设置耳目之官以及负责献纳、论思的官员，是为了扩大见闻，本来允许他们依据传闻进言；但对于重大事情，也必须核查事实。如果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所施加的诛罚责问，怎么可以只按轻典处理？如果进言没有事实根据，那么诬陷别人的罪过，以及以搜寻隐私、罗织罪名来乘机伤害善良之人的行为，也都不是修明政事的办法。臣希望陛下降下明确诏令，告诫士大夫，使他们体察皇上的德意，遵从忠厚之道，改变近年浇薄的风气。从前贾谊劝文帝用礼义廉耻来培养臣下，陆贽劝德宗听取言论时一定考核事实、察究情由，依照正法处理，不应把两种情形都置之不问，这些都是治理之道的要领。陛下如果确实行使责求事实的政治，臣将看到士风变得淳厚，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珍惜时间？臣听说，《周书》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功业因为有志向而崇高，是说要先为它规划规模；事业因为勤劳而广大，是说要靠积累来完成。就像建造大厦厅堂、内室和走廊，规模可以一天之内确定；至于招集工匠、聚集财物，积累却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创业、中兴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高祖得到韩信，与他讨论灭亡楚国的策略；光武得到邓禹，与他讨论兴复汉室的谋略；蜀先主得到诸葛亮，与他讨论鼎立天下的计划，都是在谈笑之间确定的。然而高祖用了五年成就帝业，光武用了十三年统一天下，蜀先主得到蜀地也在数年以后。这就是依靠积累而达到成功的情形。如今陛下登基已经九年，疆土没有恢复，僭逆没有诛除，仇敌没有报复，中兴事业仍然迟迟没有完成，这是因为开始时没有为它规划规模，后来又没有进行积累。边境战事刚刚平定时，朝廷所推行的都是文书期限、会计考核一类不急迫的小事；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国家的大计，却从未留意，怎么能不被僭逆之臣和强悍敌寇窥伺呢？

译那么从今以后，怎么可以不珍惜时间呢？从前禹不以一尺璧为贵，却珍惜一寸光阴；如今朝廷艰难，正是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的时候。臣希望陛下诏令两三位大臣，详细商议规划事业的办法；凡是要施行的事情，都制定统一条目，如同确立课程，依次施行。又诏令州县，使它们体察陛下的德意而奉行；所规定的期限，不要太急以致扰乱，也不要太缓而错失机会，使事情得到次序，不扰民而能办成，这才是正确的策略。天下没有不能做成的事情，也没有不可利用的时机，只是错过时机，原本小的祸患就会一天天变大，原本容易的事情就会一天天变难。正如医生治病，病在皮肤，就用针刺、艾灸治疗；病在五脏，就用汤药治疗；到了骨髓，即使有扁鹊、俞跗，也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时机不可错失的原因。《诗》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阴雨，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缠缚牢固。现在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孟子说：“国家在闲暇时，趁这个时候明辨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使用智谋的人，应当在事情尚未奔腾发展以前筹划，在十天之内聚集力量，以等待一天的使用。口渴了才挖井，交战了才铸造兵器，来得及吗？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存有珍惜光阴的心意，将会看到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务必尽人为之事？臣私下观察，天人之道其实是一致的，人的作为，就是上天所助成的作为。国家将要兴盛时，各项政事都兴举起来，上天实际上是在帮助它。这就像农夫竭尽锄草培土的力量，才会有秋天的收成。假如从未竭尽耕作锄治的勤劳，却想望得到农作物的收获，能够得到吗？有人的努力，才有上天的成就；不尽人事，上天也不会成全。人事在前面尽到，天理在后面响应，这是自然的符应。光武以三千军队进攻寻邑的百万大军，这是人的努力；恰好雷电风雨到来，于是取得昆阳之胜、中兴的命运开启，这是上天的助力。孙权以三万军队抵抗曹操的数十万军队，这是人的努力；恰好风向顺利，可以纵火，于是取得赤壁之胜、三国鼎立的形势形成，这是上天的助力。谢安以八千军队攻击苻坚的百万大军，这是人的努力；恰好秦军稍稍退却，于是取得淝水之功、延续东晋的国运，这是上天的助力。创业、中兴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先尽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再把成功归于上天。孟子说：“君子创立事业、留下传统，是为了让后代能够继承。至于最后成功，那是上天的事。” 如今从未尽到人为之事，敌人到来就先自行退缩屈服，却想把成功归责于上天，可以吗？臣希望陛下诏令两三位大臣，同心同力，务必尽到人的努力，以等待天命；这样恢复国土、诛除鲸鲵般的凶恶敌人、迎回两宫，必定会有那一天。人心就是天心；在下能得到人心，在上便能符合天心，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功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使天与人的关系和谐统一，臣将看到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敬畏上天的警戒？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子女；爱护到了极点，用来告诫他的事情也到了极点。因此孔子作《春秋》记载灾异，必定要写下来，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观察商朝的强盛如武丁时期，周朝的强盛如成王时期，汉、唐的强盛如文景、太宗时期，都不是没有天变，却没有成为灾害，是因为能够敬畏上天的警戒，仰承并符合上天的心意。由此可知，君主对于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戒慎、修身反省，以达到敬畏的诚意，这样就能把灾祸转变为祥瑞；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明显啊！近年以来，荧惑失去运行常度，太白星白昼出现，发生地震和水灾，有时久阴不雨，有时久雨不晴，有时正当暑天反而寒冷；就在正月初一，太阳又发生了日食。这些全都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反复郑重地向您提出警告。陛下虽然曾经下诏，让士大夫各自整治本职事务，以回应上天的谴责，然而臣私下认为，顺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这在于陛下以至诚之心，纠正有关事务来回应天意。从前宋景公一句话就使妖星退避；大戊时桑树、谷树一同生长在朝廷中，反而把它们当作祥瑞。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顺应天意的实际行动，臣将看见各种祥瑞纷纷降临，中兴的大业就不难实现了。这六件事都是陛下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是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的根本。臣本是粪土一般愚陋的臣子，忘记性命而冒犯死罪，特为陛下详细说明这些道理。臣又听说，圣人不怕困难多，而怕没有困难。有时困难多可以使国家稳固、开拓疆土；有时没有困难反而会使国家丧亡、失去领土。少康凭一旅之众而使夏朝祭祀得以延续、配享上天，没有丧失夏朝旧有的基业。光武帝、太宗皇帝都亲自穿戴铠甲头盔，经历危险而亲手造成太平，享有国祚长久。如今朝廷人才并不少，将士也足以任用，江淮、荆浙、闽广、川陕的财赋可以治理，足以作为中兴的资本。陛下英勇明智，正值盛年，想要大有作为，还有什么措施不能施行呢？关键只在于改变过去的道路，果断地实行罢了。从前仲虺称赞商汤，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帝王的气度，就应像天地那样无所偏私：正确的就实行，不正确的就改正，这有什么可顾忌的呢？郦食其劝高祖铸造印信，分封六国后代，张子房一句话，高祖就立即把这件事销毁了。封德彝劝太宗用刑法来威服天下，魏征一句话，太宗就实行仁义，于是达到贞观之治，既没有损害盛大的德行，又成就了伟大的功业，难道只是畏畏缩缩地害怕别人议论吗？陛下看看建炎以来所作的各项安排，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是对的，为什么看不见成效；如果认为是错的，又怎么可以重新走它的老路？臣前面所陈述的，都是改变旧路的方法，不是沿袭旧迹所能做到的。选择正确的意见而听从，斟酌情势而实行，这就在于陛下。祖宗二百年的基业、天下亿万百姓的生命，都系于陛下清静安闲的片刻之间。圣明的思虑想到这些，难道能够不战战兢兢、深怀危惧，勤勉自强，上以安慰祖宗在天之灵，下以符合四海百姓的愿望吗？从前周宣王中兴，南征北伐的威势、恢复文王武王旧有疆土的功绩，都歌咏在《小雅》中。那是因为有文武双全而贤良的尹吉甫、显明诚信的方叔作为将帅，又有孝友的张仲在身边辅佐，所以能够内修政事，外御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既然如此，陛下应当效法的，只要深入考察周宣王的诗篇，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译所谓善后的策略，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臣凭着极其愚陋的资质，承蒙陛下异常而特别的知遇。陛下即位之初，虚设职位等待臣来任用，眷顾礼遇超过了常例。只是臣志向虽大而才疏，自知不足以承担天下的责任，竭力请求罢免政务，对国家没有帮助，因此常常惭愧恐惧，违背恩遇而离去。臣离开朝廷九年多，虽然像犬马一样的忠心，哪一天不在宫殿丹墀之下呢？自从因罪被远远屏斥，不敢再参与世事，像樵夫那样的意见已经很久没有上达天听。近来边境报警紧急，皇帝亲自出兵，臣下的感情实在无法抑制愤懑，所以才冒昧地献上三条策略。承蒙圣上慈爱，特地下诏书嘉奖慰谕。如今又奉诏旨，询问当今的政务，而臣不自量力，冒昧进献浅陋狂妄的意见，以此冒犯圣上的听闻。从前太宗称魏征为敢于进言的人，魏征谢答说：‘陛下引导臣使臣进言，否则臣哪里敢多次触犯龙鳞呢！’如今陛下的盛德超过太宗，臣虽然没有魏征那样敢于进言，然而把内心全部倾吐出来，也已经是思虑所能达到的极限了。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实行，这只在于陛下明察罢了。何况臣经历忧患之后，衰老和疾病交相侵袭，气息奄奄，每天都接近死亡，常常害怕自己先于犬马之身填塞沟壑，没有办法报答陛下盛德的万分之一。如今能够奉承陛下的明白询问，抒发至诚之情，臣的愿望就满足了；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仍活着的时候一样。伏望陛下哀怜臣的愚昧直率，采纳其中拳拳的忠实之心，这是天下的幸运。《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八卷 （明）贺复征编 奏状十 代郎中王国用论韩国公冤案事状【明·解缙】臣听说，臣下对君主和父母不能怀有将要叛逆的意图，《春秋》诛责的是这种意图；臣子行事一旦有近于不轨，确实是天下共同要诛讨、阴间阳世共同愤恨的事情。然而在似乎有不轨行为的事情中，辨析其中极细微的差别时，这正是祸患发动难以预料、骨肉之间难以说清的地方，只有明智的君主能够察觉。我私下见到太师李善长与陛下一心一德，冒着万死取得天下，是功臣中的第一人；活着封为国公，死后封王，儿子尚公主，亲戚都受到宠荣，作为臣子的地位已经达到极点，志愿也已经满足，天下的富贵再没有可以增加的了。如果说他自己图谋不轨，尚且还无法知道；如今却说他想要辅佐胡惟庸，按事理推究，实在大错特错。人情爱自己的儿子，必定超过爱兄弟的儿子，已经安享十全十美富贵的人，难道肯去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富贵吗？即使疯狂到极点，也不会这样做。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子的亲属关系；与陛下，则是儿子的亲属关系。难道他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跟随侄子吗？假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成事，也不过仍是功臣第一而已，不过是太师、国公、封王而已，不过是娶公主、纳妃子而已，难道还能比今天的富贵有所增加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命不可侥幸求取，天下是经过百战艰险才取得的吗？元朝末年，想做这种事情的人有多少？没有一个不是自身化为齑粉、世代断绝、官职玷污，能够仅仅保住性命的又有几个人呢？这些都是李善长亲眼熟见的。况且人到了年老衰颓的时候，精神、意志和思虑都已经疲倦了，贪图安逸、苟且容身，李善长是有这个条件的。难道还会有强暴的血气激动他内心吗？再说他的儿子侍奉陛下，托身于骨肉至亲之间，没有丝毫嫌疑，怎么会突然产生深仇急变、万不得已的谋划呢？凡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必定有深仇、急变和万不得已的情况，然后父子之间或许会互相挟持，以求脱祸保全；从来没有平日安然、全无形迹而忽然发动这种谋划的。这个道理是必然不存在的。如果说天象显示变异，大臣应当替天受灾，那么杀人来回应天象，难道是上天的愿望吗？如今不幸已经错用了刑罚，而臣仍然恳切悲痛地为此事辩明，希望陛下把它作为将来的警戒。天下谁不会说：功劳像李善长这样的人，尚且落得如此，那么还会怎样呢？臣恐怕四方都会离心离德。况且臣身份极为疏远卑贱，并非不知道进言以后祸患必然随之而来；但是臣以身处圣明朝廷却没有敢于谏诤的人为耻。起初臣在私室侧耳倾听，又把耳朵伸向朝廷方面，心想群臣难道没有忠诚明智的人吗？左右近侍必定有人替陛下进言，公卿大臣也必定有人替陛下进言。台谏、御史也必定有人替陛下进言；可是事情涉及冤屈，群臣都闭口不言，竟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说这件事。臣因此忘记自己的疏远卑贱，希望陛下万一能够醒悟；臣即使甘愿赴汤镬，也再没有遗憾了。《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九卷 （明）贺复征编 奏状十一 观御制《喜雪篇》陈诚状【唐·张九龄】臣等刚刚看见工部侍郎、侍讲学士陈希烈所承蒙恩赐的圣上所作《雪篇》。臣等恭敬地认为，圣人无所作为而任用万物，便能使天地和谐、阴阳调顺，这就是所谓的道理。诗句虽浅近而利益广大，旨意深远而思虑深邃，其中对百姓的恩泽，哪里能让他们知道是皇帝的力量呢？臣听说，粮食是万民的性命，雪是五谷的精华，丰年的预兆已经在祈年时显现，音律也已经因表达志意而调和。圣上的心意昭明而感通，上天的祥瑞与之相合，哪里能同汉代吟咏白云、只是感叹欢乐相比，哪里能同周代歌咏黄竹、徒然从事巡游相比呢？臣等仰望光明回旋照临，不知远近，幸而共同受到生养滋润。何况臣等忝居枢密要职，却没有才能辅佐圣明，听到罪责自己的道理，就像置身冰谷；遵循忘却自身的节操，希望能增添微薄的力量。恭敬诵读圣文，喜悦和恐惧交集，无法胜任。臣等诚惶诚恐，谨此陈奏。进献白鹰状【张谓】右件白鹰，是臣管辖之内从娑罗山捕得的。挑选之后，都认为可以进献；它禀受非凡的气质，挺然生有奇异的姿态：头圆顶平，胸脯润泽，小腿短健，红色的眼睛不时转动，志向凌云霄汉。花斑羽毛刚刚长齐，颜色静美如霜雪；既然是拔萃的奇禽，值得赏识，实在超出等级而不同寻常。但是四镇的川原绵延千里，沙漠戈壁中草木很少，禽兽也稀少；它磨砺爪距、调养羽翼，空有搏击飞翔的愿望，最终却没有施展作用的机会。如今寒风凛冽，肃杀之气凝重，皇帝按时巡行，六龙驾车举行冬季田猎；它走出樊笼之地，登上校猎的场所，一定能够随着人的指示追踪，驱赶御苑中的狐兔，顺应时令执行田猎之令，追逐禁林中的鸟雀。物性各有适宜之处，天心自然会知道。代李尚书进献画马屏风状【李翱】

译右件马样，是臣近来得到的；因为它与各家所画的图样略有不同，便试着制作成短屏风，并用文彩装饰。看它的形体安闲、色泽浮动，气韵超逸、神采骏健；身影如在吴地水边洗练，指向山川而不动；花斑聚集于上林，仿佛刚被雨露洗过。有的屈膝便能行千里，有的长鸣直上九霄。从前把背负河图的马视为珍宝，如今希望它能守御敌人、建立功勋；形体和影子并无不同，发挥作用又有什么差别呢？现剪裁制成十二扇，随文状一并进献。若按时用来开合，尚且足以平息尘埃；如果将它用来驱驰，希望可以发挥它的筋力。冒昧轻率地进献，战战兢兢，伏惟深察。祝贺破贼并优厚抚恤将士状【令狐楚】右中使臣希倩到来，臣恭敬地奉到诏书，得知全义统率各军，已经进入贼境。四月二十七日，大败贼军，并且擒获、斩杀敌人，取得生擒和斩首的战果。至于有为国事战死的人，已经委托全义发给棺材，送回本道。命令臣五年之内不停发给衣粮的，是吴少诚。小沟小渠的下流，不向大海朝会；根基弱小的树木，自行隔绝于上天。牢狱之中，鸣叫吠叫还没有停止。如今霜刃云集，月羽般的军旗随风飞驰；既已压倒贼军，刚听见短促的战鼓，军队将要指向敌营，已经看见敌旗倒下。实在是朝廷预先掌握了胜势，校队陈列争相登阵的力量。诛除铲灭有次序，轻视杀灭贼寇并不困难。凡在四方边隅的人，无不欣喜鼓舞。臣以为，忠心虽有而不够刚烈，是战士所感到羞耻的；视死如归，是武夫的志向。伏愿陛下以天覆地载般的恩德、如日照临般的光明，激发将士的忠肝义胆，收恤他们的皮肉骨骸。汉代徒然赐给棺材，只做到送终而已，义理尚有欠缺；周代诗歌即使包裹粮食，也只是恩赏延及后代而已。以今天比照古代，将士能够奋勇做到一人抵挡千人。臣有幸守卫边疆，忝居将帅之职，感激至极，无法胜任。同州进献两只鸡等状【元稹】同州防御使进献乌鹘和两只鸡，共四联。右件物品，是臣所在同州元和十五年春天奉诏采捕的两只鸡，共五联，每联重四斤。连续多年采捕，一联也没有得到。自从臣到州，询问采捕的人，他们都说二十年前曾捕得一联两只鸡，此后再也没有捕到。前些日子以内，竟捕获了两联，斤两轻重也稍微符合诏旨。何况郊野刚刚开始清理，已经大力剪除豺狼和猛禽，自然可以帮助扫清枭獍之类的恶徒。臣只是遗憾自己没有羽翼，不能陪随皇帝的属车，擒获狡兔的根源，击破狐狸般的群党。臣某不胜忘却自身、奋勇效力，见到这些物品而感受皇恩的至诚之情，谨派某官某乙随状进献。谨此进献。荐举平泉处士韦楚状【元稹】右件人物，隐居而以道自乐，独自修身行善，收敛踪迹于市朝之外，停止追逐名利。况且他家世代为官，兄长又在朝班任职，唯独韦楚栖身山中、卧于云间，炼养元气而绝食，滋味不入口，尘埃不沾心。二十多年不改变这种乐趣，志趣与箕山、颍水的高士相齐，节操像颜回、原宪一样。士大夫中有许多人称赞感叹他。臣身为地方长官，理应具文荐举。即使高飞的鸿雁进入幽冥而忘记饮食，隐居山谷的白驹也仍然值得用缰绳系住。倘若承蒙朝廷把他安置在官府行列，授予优厚的爵位，依礼以羔羊、大雁聘请他，让他来辅佐朝廷人才的仪容，就足以增厚坚守贞节、退隐不仕的风气，遏制急于求进的习俗。这也是一件盛事，对圣朝有益。谢清明日赐新火状【白居易】右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到臣宅邸宣读旨意，赐给臣新火。恭敬地说，清明时节经过禁烟期，正当改火之时；这可以帮助和气发散郁滞，显示皇上的光明照亮幽暗。臣顾念自己身份卑微，却承受这样的荣耀；新火降赐而照临臣的宅第，众人聚集观看，光彩震动乡里。实物从天而降，并不是凭借榆柳钻木取火；臣仰望它如同仰望太阳，徒然倾尽葵藿向日般的忠心，只是承奉皇恩的光辉，哪里能胜任欣喜和拥戴呢？中和日谢恩赐尺状【白居易】右今日奉宣，赐给臣等红牙银寸尺各一把。恭敬地说，正逢中和节，庆祝并施恩；在昼夜平分的时候，颁布度量衡统一的命令。况且用红牙制成尺，用白银制成寸，既美观而有法度，光彩互相辉映；这向臣下表明圣上明察度量的心意，也向君上显示裁成万物的德行。恩泽所及，人人都同样欢欣。臣等蒙受尘垢般的恩宠日深，受宠赏赐年年到来；虽然皇恩下施，近在咫尺的天颜并没有违背，然而尸位素餐，内心惭愧，尚未能建立尺寸之功。捧受赏赐，惭愧而畏惧，超过平常情感万倍。谨具文奏闻，谨此陈启。谢赐告身鞍马状【杜牧】右中使某奉宣圣旨，赐给臣告身一通、马一匹以及鞍辔。臣生逢圣明时代，侥幸窃居朝廷高位，奉到任命告身的诏书时，仿佛丹霄降下的雨露尚且未干；又赐给臣代替劳苦的骏马，内厩中的风云仿佛还随着宝轴而来。丝纶诏令光彩焕发，骏马纵蹄奔驰，呈现奇异的姿态；萤火、火炬的微光，哪里能补益日月的光明？臣资质柔弱、根基孤单，只能承受天地般的恩德，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抚念自身便已经知道惭愧。不胜感恩欢跃，诚恳到了极点。为荐濮阳公陈许举人自代状【李商隐】右臣恭敬地依据某年某月某日的诏令：内外文武官员在任职后三日内举荐一人代替自己。臣恭敬地看见前面所说的这位官员，出自栾氏、郤氏旧族，是邹鲁一带的名儒；胸襟如明镜般包容而无私，品德如高山般崇高而不自谦让，又能遵循靠墙而行的戒慎，座右铭中的规诫深刻。曾在兰省辞去荣耀，持竹符出任地方长官；如汉人感叹来晚，晋人有离任后的思念。他曾由晦暗转为光明，由污浊而更加洁白；既回到中书省，又掌管礼部科举。人们惊叹他有吞凤般的才华，士人急切称颂他有登龙门般的声誉。等到掌管户籍，又符合地官之职；近来巡视西羌，孤忠始终没有丧失。他确实是国家栋梁，实在光照朝廷同列。如今沔水一带没有战事，武昌也不是险要之地，任用他为廉察使，仍然压抑了朝廷的谋略。臣所管辖的地区，是秦、韩交战之乡，也是周、郑边界的城邑；军需输送可达千乘，地势控制三州。如果让他代替臣，必定会成为名将。臣冒昧希望得到圣上的恩泽，委曲成全臣的愚诚，使臣减轻尸位窃禄的讥讽，希望获得进贤荐能的奖赏。冒昧陈述荐举之意，不胜惶恐逾越，谨记录奏闻。为中丞荣阳公谢借飞龙马送至府界状【李商隐】右中使某奉宣恩旨，因为臣赴任，特意借给臣一匹飞龙马，并配备鞭子、马辔等，送到京兆府边界。臣错误地承受恩荣，出任廉察使，哪里料到自己步履艰难，深深牵动皇上的慈爱，特命内臣使臣骑乘上等御马。马辕悬挂蜀地马镫，几乎压翻吴地马鞍；常常担心拖曳马匹的缰绳，不必借助鞭子的力量，转眼就越过秦地郊野，将重新进入周地的闲旷区域。光辉照地而回旋，遥望上天送来身影。长亭将要分别，还没有等到东道主前来；如果双阙之间偶然听见马嘶，愿让我附着北风寄托思念之情。感恩眷恋宫阙，言语和眼泪交集，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谢赐冬衣状【李商隐】正当冬至前后凿冰取用的日子，寒冷胜过豳地的旷野；等到两楹之间飞雪时，寒冷也不亚于朔方的山。绫罗裁成飞鹄的形状，棉絮沾染着仙蚕般的光泽；白色分有椒房、玉璧般的光辉，紫色夺取兰芽般的色彩。赏赐已经普遍下及将领，又延及各处军营。晏子的狐裘旧了，怎能彰显国家的俭朴？王恭披鹤氅的风流，也不是出于君王的恩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六十九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七十卷

译（明）贺复征编 札子一 徐师曾说：‘按，札就是刺。宋人的奏疏有状、书、表、封事，而札子的使用最多。大概是沿袭唐人的牓子、录子制度，只是又改了名称。’ 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宋·司马光】臣等恭敬地听说，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自使用财物、休和等事，交给开封府审讯，结果都没有事实根据，便想拘捕最初巡察的人来核查。皇城司却加以包庇，不肯交付。臣等私下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安定，担心有大奸臣暗中谋划而没有形迹，所以亲自选择身边亲信的人，让他们在民间各处周游，秘密进行侦察。当时如果有挟带私怨、诬陷冤枉人的情况，斧钺刑罚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这类人都知道畏惧，不敢胡作非为。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百年，上下安定，人们没有异心，世道变迁、风气转移，本应有所改革，却因循旧有惯例，反而形成更大的弊病。以至于皇室姻亲、各司仓库，全都交给这类人办理，他们搜查别人的过失，广泛作威作福，公开收受贿赂。所喜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加以掩盖而不追问；所憎恨的人，即使举止言语，也都被挑剔搜寻。臣等常常以为痛心：国家选择天下贤才作为公卿百官，却仍然不信任他们，反而任用这些厮役小人作为耳目，哪里值得依靠呢？如今竟然任意拘捕平民，给他们加上死罪，使人被幽禁在牢狱中，横遭楚毒；幸而他们没有自行诬服，才勉强得以辨明。如果再不听从有关官司的诘问，对最初巡察的人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将再没有畏惧，更加肆意横行，使京师官吏和百姓无所措手足。这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伏望朝廷指示皇城司，命令它把最初巡察的人送到开封府审问事情的真相；或者查明另有仇怨嫌隙，或者查明侦察访查时粗疏鲁莽，都按照实际情况依法处理。并且从今以后永远作为固定制度，这样或许可以堵塞欺骗蒙蔽的源头，断绝侵害冤屈的门径，以保全国家至公的道理。请裁决。论端正家法上殿札子【司马光】臣以前曾上言，说前任管勾兖国公主宅的内臣等人的过恶极大，请求不要召回。臣听说传宣入宫，内侍省命令管辖上述内臣梁怀吉前往宫室，却仍旧让他办理原来的事务，外间议论喧哗，无不惊骇诧异。臣听说太宗皇帝时，姚坦任兖王宫中的辅翼之官，兖王有过失，姚坦总是把一切都说出来劝谏纠正。兖王和左右近侍都以此为忧，左右教兖王假称有病，一个多月不上朝。太宗非常忧虑，召兖王乳母入宫，询问兖王的起居情况。乳母说：‘兖王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辅翼之官姚坦约束得太严，兖王举动不能自由，忧郁成病罢了。’太宗发怒说：‘朕选择端正的人做王的僚属，本来就是想教王行善。如今既不能接受规劝，又假装生病，想让朕赶走正直之人来求得自己的便利，难道能允许吗？况且王年少无知，不会自己想出这种事，都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于是命令把乳母揪到后园杖打几十下，又召姚坦来慰劳勉励。太宗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爱他就不如让他接受善道。如果放纵他的一切欲望，不加责罚呵斥，恰恰是在害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真宗皇帝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在天下人中可以说是极为尊贵了。然而献穆公主仁慈孝顺、谦让恭敬，就像寒门人家遵守李氏宗族的规矩一样，完全尽到妇道；她敬爱并看重丈夫，没有嫉妒的行为。至于天下称赞妇女德行的，都是把献穆公主列为第一。献穆公主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尊贵吗？实在是因为她明白，身份尊贵却能够接受教导，然后才能保全福禄、成全美名。因此臣认为，陛下教导儿子，应当以太宗皇帝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应当以献穆公主为法则。这样风俗就会流传四方，美名也会施及后世。如今陛下曲意顺从公主的心愿，不再用礼法裁制她，使她无所畏惧，陷入恶行，任性妄为，以此要挟君父，憎恨轻视丈夫，不遵守妇道，将凭什么给四方树立风气、给后世留下准则呢？《易经》说：‘家人彼此严厉，虽有悔恨和危险，最终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无度，最终困难。’这说明治家崇尚严正，不能专门用恩宠治理。伏望陛下立即斥逐梁怀吉等人，送回原先被贬逐的地方。公主身边那些想让陛下召回梁怀吉等人的人，都是教导公主作恶的人，也应全部治罪并驱逐。另行选择柔和谨慎诚实的人补充他们的空缺，同时仍要告诫公主遵守法度。天下公义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如果屡次奉行诏命却不遵守规矩，即使是天子的儿子，也不能因私情而得到宽免；这样或许可以使人有所戒惧，遵循善道，从而长久保有福禄，不失去善名。否则众人的议论，实在很可畏惧。请裁决。请求简省琐碎事务、不必全部交由圣上阅览上殿札子【司马光】臣听说，皋陶辅佐舜时说：‘君主明察啊，股肱之臣贤良啊，各种事务安宁啊。’这是说君主明察，百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百官得到合适的人，众多事务就没有不美好的。又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之臣懈怠啊，万事都毁坏啊。’这是说君主拘泥细节而没有大略，群臣就不会尽力；群臣不尽力，万事就都会废坏。这两点是治乱的根本要领。荀子说：‘明智的君主喜好掌握纲要，昏暗的君主喜好详察细节。君主喜好纲要，百事就能详明；君主喜好详察，百事就会荒废。’所以做君主的自有君主的职分，本来不应当详细察看琐碎事务。那么君主的职分是什么呢？臣愚昧地认为：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是第一件；根据功劳而加以赏赐，是第二件；审查罪行而施行刑罚，是第三件。才能有长短，所以官职有能与不能；功劳有高低，所以赏赐有厚薄；罪行有大小，所以刑罚有轻重。这三件事是君主应当用心的，其余都不值得多说。臣看见国家旧有制度，各部门的琐碎事务，如三司鞭打一名胥吏、开封府补用一名厢镇官之类，往往都必须奏闻。崇政殿召见处理的事务，如军人的武艺、国家马匹的草料饲养之类，也都一件件亲自阅视。这大概是国家初创艰难时权宜应时的制度，施行到今天颇为烦琐。陛下兴起而承受国运，圣明的政令正在焕然一新。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中书、枢密院详细检查内外各部门历来必须申奏取旨的事务，以及后殿召见处理的事务，其中凡是不关系大局、不是君主应当亲自处理的，都一律从简省略，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陛下保养性情、安定身体，专心于君主的三项职分，就足以效法天地的简易，达到虞舜无为而治的境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裁决。第二次上札辞谢所赐黄金【司马光】

译臣前些日子承蒙恩赐黄金五十两以及银盒。臣认为所赐太过丰厚，随即询问永昭陵礼仪使范镇，得知旧例中没有这种赏赐，便不敢接受，于是具奏陈请，得到许可退还。又承蒙圣上慈爱，特地下令中使来宣谕，命臣接受。臣向上承受皇上的恩遇，深厚而重大，蝼蚁般微小的性命不足以报答，惭愧恐惧得汗流不止，不知如何自处。然而臣私下听说，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侍者把它收藏起来，说：‘君主是仁厚的君主，不把它赏赐给左右近臣，却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爱惜一次皱眉、一次微笑；皱眉有皱眉的原因，微笑有微笑的原因。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的程度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一条破裤子尚且不可以给无功的人，何况几十两黄金呢？魏太祖治理政事，有功劳的就应当赏赐，不吝惜千金；没有功劳而妄加赏赐，分毫也不给。我国太祖、太宗驾驭臣下，也是这样，所以能够驾驭英豪，光大开启伟大的事业。贤明的君主不随便赏赐，并不是吝啬，实在是因为赏给一个无功之人，天下所有无功之人都会产生侥幸觊觎之心，有功之人都会心怀怨望。假使一个人有功，君主赏给他一金，而无功的人得不到，有功的人一定高兴。为什么呢？众人得不到，唯独我得到，这是君主知道我的功劳，所获得的荣耀太多了。这样一来，聪明的人会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仍将甘愿而且快乐。如果有功的人赏千金，无功的人也赏千金，那么有功的人一定不高兴。为什么呢？他没有功劳而我却把赏赐给他，君主对待我与对待他完全没有区别，这是对我的深深羞辱。这样一来，有功的人无不离心，谁肯竭尽智力、冒着死亡危险，来为国家的急务效力呢？所以官爵金帛，是君主用来鼓舞群情，使人奔走在君主左右而自己还不知疲倦的东西。这样看来，贤明的君主爱惜一次皱眉、一次微笑，难道是过分的说法吗？仁宗皇帝天性宽厚仁慈，承接历代遗留下来的功业，府库充实；自身虽然节俭，却喜欢施予他人，群臣和左右近侍贪求无厌，赏赐的惯例因而逐渐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减少。不幸又在五年之内两次遭逢大丧，左藏、内藏、奉宸等库大都空竭。在这种时候，旧例中已有的赏赐尚且应当削减以挽救弊端，何况可以例外横加赏赐给无功之人吗？况且陛下因为国家费用不足，永厚陵还遵循遗制，比起永昭陵事事裁减，而赏赐群臣的物品反而比永昭陵时更多。臣虽然是小人，贪图昧取财物，推求遵循这个道理，能够心安吗？这就是臣日夜忧惧、无以自处的原因。何况府库中的物品，都是天下百姓的物品。若不是对百姓有功劳的人，都不应得到它们。臣之所以仰面违抗诏命，坚决辞谢赏赐之物，达到再三的程度，并不是想用来装饰自己的小廉洁，而是想帮助陛下成就治国之道。伏望圣上慈爱，察知臣的诚恳，依照臣前次奏章，允许把所赐黄金和银盒退还入库。请裁决。请求修改求谏诏书札子【司马光】臣先在三月三十日上言，请求下诏书广开言路，不论有官职还是无官职的人，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仍然颁发给各路州军，在重要热闹的地方张榜晓谕。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官不得压制退回。臣昨天奉圣旨，命令入朝进见，到本月二十三日抵达京城，承蒙中使降临，把五月五日的诏书赐给臣阅看。臣狂妄浅陋的进言，竟蒙陛下曲意采纳，哪里只是微臣的幸运，也同样是天下的幸运。这正是圣明君主的首要事务，是太平的根本源头。然而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有些地方心中不能安定，不敢不冒万死，竭尽所能上奏。臣私下看到诏书从头到尾的言辞，本来已经尽善尽美；其中说：‘如果心中暗藏私意，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摇撼重大的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便窥伺朝廷意图来侥幸求进，对下便炫耀迷惑流俗的感情来求取虚名；如果查明确实出于这些情况，假如不加惩治，必定能够扰乱风俗、损害治理。这样看来，实施贬黜刑罚，也是不得已的事。’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推诚置腹地对待臣下，不存疑忌；忠臣竭尽诚意侍奉君上，也没有什么畏惧和回避。因此上下情意没有不相通的，言论没有不说尽的。如今诏书虽然求取谏言，却反而先用六件事加以防范。臣认为，臣下只要不开口进言，一旦进言，就都可以用这六件事给他定罪。他所说的话如果涉及对群臣的褒贬，就可以说是‘暗藏私意’；在本职之外稍微涉及其他事务，就可以说是‘越过本分’；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是‘煽动摇撼重大事务’；如果恰好与朝廷旨意暗中相合，就可以说是‘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说新法不便、应当改革，就可以说是‘窥伺朝廷的意图’；说民间的困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是‘炫耀迷惑流俗的感情’。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没有可以说的了。诏书开始是求谏，最后却变成拒谏。臣恐怕天下士人更加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又只命令御史台在朝堂张榜，若不是上朝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所能传达的范围太狭窄了。伏望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这一节，依照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在求谏、没有拒绝谏言的心意，各自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不必担忧贬黜刑罚。这样，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百姓的情形，就会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请裁决。请求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司马光】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农民申诉疾苦的实封奏状，王啬等一百五十道，除去内容重复的以外，都已经签帖送入。臣私下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农夫在寒冷时耕作，在炎热时除草，身体沾泥、双脚涂污，戴着星星出工，戴着星星休息。养蚕妇女育蚕、治茧、绩麻、纺织，一丝一缕地积累，一寸一寸地织成，勤劳到了极点。又有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等不时造成灾害。幸而获得收成，公家的债和私人的债又交相争夺、互相抢取；谷子还没有离开场地，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农夫和蚕妇所吃的是糠籺还常常不够，所穿的是粗劣的绨褐还不能完整，只因为世代以田地为业，不知道舍弃这种生活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谋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子弟游荡在市井，吃到甘美食物、穿上华美衣服，眼睛看到繁盛华丽的景象，就不肯再回到田地了。甚至使世俗的俳谐之人一起把农民当作可笑、鄙贱的对象，实在可悲。又何况聚敛钱财的官员在租税之外，还用各种办法巧取，来求取功劳赏赐。青苗法就强行发放、加重收取，发放陈旧粮食而收取新粮；免役法就刻剥穷民，收取养活闲散人员的费用；保甲法使人劳苦于本业之外的事务，保马法使人困于没有益处的费用，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农民和蚕妇，是天下衣食的根源，是人们仰赖以生存的。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他们。臣不敢远引上古的事，只听说太宗皇帝曾经游幸金明池，召来几十名田妇到殿上，赐给坐席让她们坐下，询问民间的疾苦。田妇愚直粗朴，没有什么隐瞒回避，太宗赐给她们丝帛后遣送回去。太宗从微贱处兴起，民间的事情本来没有不知道的；他之所以这样，是担心自己富贵以后忘记民间。所以每次临朝，没有一天不谈到农事。真宗皇帝的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是农家出身，喜欢谈农家的事情。真宗皇帝从小听到这些，所以担任开封尹时以善政著名。等到登上帝位，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达到有宋盛世太平的极点。景德年间关于农田的诏令，至今仍被称为精当。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作《无逸》说：‘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享受安逸，就知道小民所依靠的是什么。’因为一碗饭、一尺帛，没有一样不是出自艰难。君主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把它用在无益的事情上，也不会散给无功的人，骄奢侈靡的心念就没有由此产生的条件了。伏愿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正值年少；若不是如今广泛发表恩德的诏令，大开言路，使田野中的百姓都能上呈实封奏状，那么这些人的疾苦怎么能够有万分之一传达到上天的听闻呢？这些奏状的文辞鄙俗，语言杂乱，但都是他们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后，直接献出诚心，不可以忽视。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共同赐予阅览，或许可以开阔圣明的见闻，帮助增益圣上的德性。这样，民间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情形，就没有不能全面了解的。将来太平的大业，也将由此开始。请裁决。请求停止刺配陕西义勇第二次上殿札子【司马光】臣近来曾上言，请求停止刺配陕西义勇一事，不知朝廷曾经还是不曾另行商量。臣上次上殿时，请求陛下留意边防。所谓备边，并不只是增加驻屯的军队马匹、积蓄粮食草料而已，关键在于选择将帅、整顿军政。如今将帅中没有才能的，没有听说有所更换；军政衰败的，也没有听说有所振兴，却忽然征取腹地州军的百姓，把他们全部刺字编为士兵，外人听说后无不惊骇。如今陕西沿边的正规军，动辄以万计。朝廷如果能够选择有谋略、有胆量的人担任将帅，让他们淘汰疲弱、选取精锐，勤加训练，明确实行赏罚，那么即使想要夺取银州、夏州并征收那里的赋税，擒获赵谅祚而控制他的命运，又有什么困难呢？何况只不过是制止他们抢掠盗窃吗？如今朝廷不勤勤恳恳把将帅和军政作为急务，却无缘无故登记耕田养桑的百姓，使他们拿起武器，徒然造成惊扰，实际上又没有用处。臣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策略。从前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因为元昊侵犯边境、官军作战不利，曾经征籍陕西百姓作为乡弓手。起初明确发布诏令榜文，说只是想让他们守护乡里，绝不刺字充作正规军、驻守边境。榜文还没有撤下，朝廷却把所有被刺字的人充作保捷指挥，命令他们到边州屯驻防守。当时我正在陕州服丧，亲眼看见了这些事。百姓全都生长在太平时代，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一旦被征调当兵，陕州以西的民间，简直家家像办丧事，户户像遭抢劫；号哭的声音充满天空、延及原野，天地因此惨淡，日月也为之失色。人们往往逃到外地，官府便拘押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急忙加以追捕，并逼得他们卖掉田地房产来充作悬赏。刺面之后，人员、教头贪图他们家中富有，千方百计地搜刮剥削；他们所得的衣粮不足以养活自己，只好到私人家中求取。有的驻守边地，还必须从千里之外运送供给，祖父留下的财产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消耗，直到全部耗尽。何况他们平生所学习的只是种桑种麻、使用耒耜，至于铠甲、弓弩、长矛，虽然每天加以训练检阅，也难免生疏；再加上天性愚直，又畏惧怯懦，面对敌人时，一有机会便想着退逃，不仅会使自己丧命，还会牵动整个大阵。后来官府知道他们没有用处，便大加淘汰，发给公凭，放他们各自谋生。然而他们懒散游荡已久，不肯再从事耕种劳作，加上田产已经荡空，无处可以回去，最终都流落在外，受冻挨饿，不知下落。年长者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还会长叹流泪。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策略，明显可以看出，足以作为后来人的警戒，却不能作为效法的办法。如今朝廷虽然说要登记百姓，但只是刺在手背上；农闲时委托州县召集训练，只在乡里进行，不让他们到边地戍守。可是民间由于惧怕往年的事情，必然大肆散布谣言，彼此惊扰；朝廷的号令失去信用，前后已经多次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州县官吏走遍百姓家中，当面加以晓谕，他们最终也不肯相信，逃亡躲藏，刑狱案件必然增多，怨恨叹息的声音遍及一方，足以动摇众人的心志，伤害天地间的和气。假如这件事对国家哪怕有一丝好处，也还可以不顾一切；但它有害无益，已经显而易见，近在眼前。假使训练能够完成，一旦谅祚大举入侵，边臣不能抵御，使敌人深入三辅，向东越过潼关，难道还想驱使这些乌合之众的乡民去抵抗敌人吗？这只不过足以招来戎狄的嘲笑罢了。伏望陛下怜悯百姓，深入考察得失，关于刺字组建义勇军的事情，早日赐令停止，请陛下裁决。请求听从宰臣等人辞免郊礼赏赐的札子【司马光】

译臣恭敬地看到宰臣曾公亮等上奏说，河朔地区灾害严重，征调和各项事务繁多，希望今后大礼结束后，两府臣僚不再赐给银绢。圣旨命令将此事送到学士院请示。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认为，两府所受的赏赐并不多，收回它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却使待遇大臣的礼数显得过于菲薄，很有损于体统。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的用度，要根据年成的丰歉，量入为出，本来就不能在饥荒之时仍拘守丰收年景的制度。因此，年成不好、粮食歉收时，君主的膳食不进肺脏，大夫不吃精美的粱米，士饮酒也不以为乐。英明的君主和臣下上下都应当深自减损，以救济百姓的急难。臣私下考虑，国家的府库一向已经空虚，加上今年河北地区的灾害尤其严重。先前庆历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百姓的田地虽然受损，官仓却没有损失，可是河北已经出现父子相食、饿死者遍野的惨状。如今除了黄河决口，又加上地震，官府和民居都荡然成为粪土；接着又连降淫雨，仓中粮食腐烂，军粮也将缺乏，哪里还有余力顾及百姓？冬夏交替之际，百姓必然极度困苦，灾情将超过庆历年间，国家难道可以坐视不救，不加以赈济吗？何况城墙、堡垒需要修缮，河防需要堵塞，各种劳役一齐兴起，所需费用不可估量。在这种时候，朝廷上下怎么能不同心协力，痛下决心削减开支，以应对一方的急难？凡是施行恩惠，都应当先从地位低的人开始；节省用度，则应当先从地位高的人做起。如今想要削减各种费用，如果不先从尊贵的、亲近的方面开始，那么疏远的人怎么肯甘心而不产生怨恨呢？如果臣子确实对天下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即使把山川、土地和附庸封给他，又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只是因为陪同郊礼，便接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私下实在感到不安。臣以前所说赏赐没有节制，这也是其中一件。即使臣下不辞让，也应当削减，何况现在是他们自己辞免，削减它又有什么损失呢？假如只是因循姑息、苟且度日，想削减皇帝车舆供奉之物，就说削减制度所规定的用度会使国威大为削弱，不是光耀国家的办法；想削减没有功劳的大臣所受的赏赐，就说所减不多，却有损礼制大体，不是养育贤才的办法；想削减臣下浮滥冗余的费用，就说会使人心不悦，恐怕引发事变，不是安定众人的办法。这样一来，国家用度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时候，百姓永远没有得到休养的日子，必然要等到财力枯竭、困穷到了极点才会停止。况且君子所崇尚的是义，小人所追逐的是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义来褒奖君子，用利来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而辞免赏赐，用来帮助百姓应对急难，这是值得以义褒奖的行为；陛下顺从他们而听取请求，正是厚待他们，并不是薄待他们。不过，两府所得银绢只有二万匹两，还不足以救济今天的灾害；而且国家旧制，每逢郊禋大赉，从四海之内直到士卒行伍，没有不受到恩赏的，不能对公卿大夫完全不加赏赐。臣愚昧地认为，文臣自两省长官以上，武臣和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今后大礼结束时所赐之物都应减半，等到其他年景丰收，再依照旧制办理。文武朝臣以下，一概不再削减，似乎比较适中。臣也知道这些财物不能使国家富裕，只是诚心希望国家由此逐渐想到削减其他浮滥费用，从今天开始罢了。臣一向愚直，见识和谋虑浅薄，所说的都是眼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奇伟高远的议论。伏望陛下再加裁察，如果确实有可取之处，请由圣意亲自决定，不要被众人的言论所改变，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陛下裁决。《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七十一 （明）贺复征编 ○札子二 论美人张氏的恩宠应当适当削减的札子【宋·欧阳修】臣近来听说，宫中因为皇女降生，从左藏库取出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在这场大雪严寒之际，敲碎冰块取水染练以供使用，实在非常辛苦。臣恭敬地思量，陛下恭谨节俭，勤劳政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一定不会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传，都说如今染练仍未停止。臣又看到近日内廷降旨，给美人张氏的亲属恩泽过于频繁。臣忝居谏官，每当听到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便应当竭力进言，不能躲避天谴。臣私下看到，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妃，如果能够谦逊节俭、柔顺善良，不索求恩泽，就可以长久保持君王的恩宠；有的放纵任性、骄奢淫逸，多方索求恩泽，便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代的事情，只以近来宫禁中的事情来说。陛下近年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当她们受宠时，骄奢放纵，若不及早削减恩宠，等到恩宠满溢，如今她们都在哪里？何况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女子，昨天由修媛降为美人，朝廷内外都听说了，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够保持宠爱最久。如今一旦宫中索取的东西突然增多，恩泽日益扩大，渐渐形成奢侈的事情，就会招来外界的议论。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惜、保全张氏，还是想放纵她而使她败亡？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常常使她保持谦逊节俭，不至于骄纵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难道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样便是白白耗费财物，最终全给了众人。至于宫内宫外的讥讽议论，却由陛下亲自承受。这样说来，广泛散给众人有什么好处？昨天正月一日，曹氏被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封为郡君，四五天之内两次加封。又听说另有宫中降旨，大概是疏远的亲戚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为子女而显贵，本来可以；然而名分也不能过分。其他疏远的亲戚，都可以削减罢免。臣认为张氏没有入宫之前，那些疏远亲戚各自都在哪里？如今一旦富贵，何必广泛赏给闲散之人，自己招来毁谤议论，以连累圣德？如果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张氏一个人的问题，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应当竭力进言，伏望圣慈防微杜渐，及早削减，请陛下裁决。论安葬荆王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诏旨，虽然派宋祁监督料理故荆王的葬事，却还没有下达安葬日期以及一应事项。有人说因为年月不利，不能安葬；又有人说主管部门因为财用不足，请求暂不安葬。阴阳禁忌之说，凭陛下的聪明睿圣，必定不会相信巫卜之言而违背礼典；只是担心议论此事的人坚持认为如今财用不足，不能办理葬礼，陛下听到劳民伤财的说法，便不得不忧虑，因而迟疑。臣认为，前后奉诏安葬大臣，浮滥浪费的东西很多，难道这是朝廷本意吗？都是主管部门安排失当，使人有机会借此做奸罢了。如今如果把浮费全部节省掉，杜绝侵吞损耗，而使所需物品不多，那么还凭什么说不能安葬呢？又不知道主管部门是否曾经把一应费用核算出总数？其中多少是浮费，多少是真正需要的费用。如果真正需要的物品数目仍然很多，力量确实不能办成，那么缓办也可以；如果真正需要的物品很少，只是旧例中的浮费很多，那么只要削去浮费就行。如今完全不核算，只说没有财物可以安葬，这不行。没有看到实际所需的数目有多少，也不衡量力量是否能够承担，便说必须遵守礼制、必须安葬，同样也不可以。依臣愚见，应斟酌这两个方面，以及时安葬为宜，但必须先请下令，让王尧臣、宋祁等把一应所需物品列出名称和件数，其中属于浮费、不急需的，一项一项削减。如果只留下实际需要的物品，数目一定不会很多；即使稍微多些，再加以节省削减，即便简朴到极点，按理也没有害处。这样既能及时安葬，也不浪费财物。节俭安葬，是古人的美德；奢侈安葬，是古人的恶名。如今却因为害怕俭葬而不肯节省费用，停留丧事，等到有钱的年份再举行奢侈的葬礼，这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如果说连俭葬也办不起，那就实在是过分的说法。可是外界舆论，凡是替国家议论体统的人，都说安葬为宜。如今朝廷中的议论分为两派：顾虑财力的便不顾典礼和国家体统，议论典礼和国家体统的又不考虑财用能否办成；各自固守偏见，长久不能决定，使陛下受到迷惑。如今及时安葬的害处只有一项，不安葬的害处却有五项。及时安葬的害处不过是耗费财物，但财力还可以承担；不安葬的害处，损失却很大。不肯薄葬而把丧事留下等待奢葬，造成成王的恶名，这是第一项；相信巫卜之说而违背典礼，这是第二项；眼下削减节省是力量所容易做到的，将来财力充足时，按理反而可能难以等待，使皇叔的灵柩五七年间不能安葬，使神灵无所归宿，这是第三项；使四方夷狄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出资安葬，于是轻视中原而萌生异心，这是第四项。如今天下财力虽然匮乏，但各种用度中不能节省费用的地方很多，唯独在皇叔身上加以削减，损害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美誉，这是第五项。这就是臣所说安葬较为适宜的原因。荆王在皇族中亲属关系最尊贵，名位最为重要，伏乞早日下令确定议论，不要耽误时日。请陛下裁决。论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的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无不疑虑恐惧，士大夫的公议也渐渐沸腾起来。这是因为贾昌朝禀性反复邪曲，内心倾险，颇懂经术，能够用文辞粉饰奸邪的言论，喜欢施行阴谋来陷害正直之士。依附他的卑劣之徒很多，都乐于受他驱使。他从前任宰相时，屡次陷害善良之人。因此听说他将再次入朝，众人闻风便感到恐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逢任用人才尤其慎重。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言论从来都是同时进到朝廷的，在听取辨察时，正是君主最难处理的事情。臣认为，只要懂得听取辨察的要领，就不会失误。什么是要领？在于先考察那些发表毁誉之言的人。如果赞誉的是君子，诋毁的是小人，那么不妨任用被赞誉的人；如果君子非难他、小人却赞誉他，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能任用。如今有些人坚定地立于朝廷，发表危言正论，不迎合君主，也不依附权臣，他们的正直节操和忠诚一向为朝廷内外所称许信服，是君子。像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在左右供使令的人，往往是小人。像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正确。陛下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贾昌朝是什么样的人了。如今陛下任用贾昌朝，是同执政大臣商议后任用他的吗？是同立朝的忠正之士商议后任用他的吗？是同身边亲近的臣子商议后任用他的吗？还是没有同臣下商议，而是出自圣心自行决定任用他的呢？昨天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划煽动大臣，以图谋得到任用。如果陛下是同执政大臣商议此事，那么大臣处在嫌疑之中，必然难以开口；如果是同立朝的忠正之士商议，那么他们没有不认为不可以任用的。称誉贾昌朝、认为他可以任用的，不过是宦官和左右近侍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还是为了左右近侍而任用他呢？臣思量，陛下一定不会为了左右近侍而任用他。然而左右近侍被称为近习，早晚出入进见，没有固定时间，他们的谗毁和奉承能够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于替他称誉。早晨一个人进来讲一句，晚上又一个人进来说一番，没有不称说贾昌朝好处的。陛下听见看见得渐渐熟悉，便把他记在圣心之中。等到将要任用他时，就不必再同臣下商议了。原来他们的称誉荐举是逐渐进行的，早已使陛下听熟了。这样看来，即使陛下是出自圣心、不与臣下商议而任用他，也还是左右近侍长期逐渐称誉的力量造成的。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地位轻弱，接连被言事官弹劾攻击，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不符合众人的议论才造成的。如今贾昌朝身为大臣，遇到事情不能公开议论，却结交宦官，借助宫中降旨来兴起狱讼，以此谋求进用。臣私下听说台谏正要列举他的罪过，忽然却有了这道任命，所以朝廷内外疑惧，舆论喧腾。如今贾昌朝还没有到任，议论已经如此；如果让他在位，必然免不了使言事官不断上奏，烦扰圣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贾昌朝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倾陷伤害善人，败坏扰乱朝政，必然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地伏望圣慈，压制左右近侍暗中荐举的言论，采纳士大夫公正的议论，早日罢免贾昌朝，让他回到原来的藩镇，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官职是学士，职掌号称论思，看到圣心求治十分辛劳，而一旦用人偶有失误，外廷舆论又如此，既然有所见闻，便应当设法补救，请陛下裁决。论台谏官唐介等应当及早召回复职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才识平庸浅陋，混迹于众人之中，却蒙陛下破格提拔，置于枢府；对于报答效劳，本来应当怎样做呢？可是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都必须由众人议论协同，其余每天进呈的，不过是主管部门的常务罢了。至于谋划政事、启发辅佐圣明，几乎没有听见我的贡献，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正的舆论。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够安心吗？因此早晚思考，希望竭尽愚昧的思虑，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稍微有所补益。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到远方。陛下即位以来，提拔任用敢于直谏的臣子，扩大言路，虽然进言者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但圣慈总是优容他们。如今台谏官忽然接连被驱逐，诏令四处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感到惊疑。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担任言官，他们立身朝廷各有始末，前后多有补益，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来说不应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因时势不同罢了。假如君主刚暴猜忌，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错；君主在上面好发察问、猜疑，大臣在下面畏惧获罪、举步谨慎，那么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很难，而议论大臣却容易。如果是宽仁恭俭的君主，举动总是遵循礼法，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臣下的过错，便尽力宽容保全他们，那么大臣在外掌握国权，在内又有左右近侍的帮助，进言办事的人还没有得到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而议论大臣困难，这一点不可不察。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其中的方法罢了。忠臣和奸臣一同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辞交错传入耳中，这就是听取言论困难的原因。如果知道这个人的忠邪，辨别他的言论是公心还是私心，那么听取起来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而直截，逆耳违背心意，刚听到似乎令人厌恶的，是忠臣的言论；言辞委婉顺从，迎合旨意、符合心意，刚听到似乎令人喜悦的，是奸邪之臣的言论。至于负责言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有的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公开在朝堂陈说；有的接连上章、共同署名议论此事。言论一经发出，便有万人争相传诵，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徇私，也势必不能。因此，凡是在外公开说明、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若不是他的言官职责，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在宫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自行裁断，不愿让人知道，并且奏言署有自己的姓名，大概是言论带有倾邪私意，害怕遭到弹劾。因此，凡是暗中上奏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怀有私心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自古君主能够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仁圣宽慈，亲自实行勤俭，乐于听取谏诤，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厚礼遇，常常希望保全他们始终，想同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在进退任免方面尤其慎重。因此臣认为，如今言事的人，规劝切谏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凭耳目所记，景祐年间范仲淹进言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进言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进言宰相梁适，三人都被罢职外放。后来赵抃、范师道进言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外放。前年韩绛进言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进言陈旭而获罪。自从范仲淹被贬饶州以来，到现在二十年间，任职台谏的官员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谁因规谏君主而获罪。因此臣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来考察唐介等人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昨天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只有吕诲进入台谏不久，其余四人的出处始末、行迹情状都十分清楚，可以逐一列举。唐介此前因为进言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赖陛下仁慈宽恕、怜悯哀惜，改置到湖南，才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官职务、出任外郡，过了几年才复职【一作“来”】。如今这三人又因进言枢密大臣而被罢黜。这样看来，唐介不因过去曾进入必死之地而恐惧，范师道和赵抃不因多年滞留、不能升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他们正是所谓进退操守一致、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得以成为台官。等到韩绛任御史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偏袒他，反而同他争论，韩绛最终因此获罪。顾念私人恩情，是人的常情；能够断绝私恩而依从公义，不是懂得义的人不能做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徇公灭私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行迹就是这样，可以由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的进言有不恰当之处，他们的情操也一定没有问题。有人却议论说，言事之臣喜欢结成朋党，动摇大臣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去年韩绛进言富弼的时候，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同韩绛结党，反而和各位台谏官共同议论韩绛的错误。这样看来，他们并非互相结党，也并非想要动摇大臣，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臣本来就认为不能因此怀疑言事之臣。何况唐介等近来虽然成为贬谪官员，幸蒙陛下宽厚的恩德，各自还能任郡守，并没有无所安置。他们可惜的是，驱逐谏臣并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尽忠守节，却没有得到怜悯察知。希望圣慈特别赐令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安置在朝廷，以此勉励那些守节而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陛下裁决。请任用狄青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听说，臣子能够竭尽忠诚，就不敢躲避难以进言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就总想听到难以听到的言论。这样以后，臣下没有隐藏的实情，君主没有被堵塞的听闻，奸邪不会发生，祸乱不会产生。自古本来有潜藏的祸患、尚未发生的危机，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来；君主又能够听取并采用他的意见，于是把祸患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把灾祸转化为福祉，这种事是有的。如果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那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要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而只有陛下还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在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笨聪明，都在乡里道路之间相互谈论；唯独不把这些话告诉陛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事情还潜藏着没有发生，说话的人难以指明陈述。臣私下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以武勇著称，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建立了声望；等到在广西捕盗，又略微建立了一些功劳。自从他开始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当时进言的人已经认为这不合适。近三四年来，虽然还没有看到他明显的过错，然而不幸的是，他有了得到军情的名声。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卒本来多是小人，脸上刺有黥文，喜欢自己的同类；看到他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些人里面竟然出了这样一个人，既以此为荣耀，于是彼此爱慕。加上狄青的技艺确实超过常人，在同辈之中，又粗略有些见识，所以军士们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国家从前难以得到将帅，谋划边事、招讨敌人的任务，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成为将领，既能用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颇能用恩惠和信用安抚士卒。依臣愚见，像狄青这样的作为，尚且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的一二分。然而如今的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认为一定要是我们同类中的人，才懂得我们的军情，也才会用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难道能够遍及每个人吗？可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正所谓一只狗看到影子叫起来，百只狗也跟着声音叫，于是大家都一齐高兴地称颂他。况且武臣掌管机密而了解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本人也未必不是祸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受到军士喜欢，也是他身不由己、形势逼迫而造成的。臣认为，狄青既然不得已而受到众人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众人招致祸患的对象。替狄青考虑，应当主动退避权力和职务，以止息浮泛的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谣言更加厉害，有的说他本人应验了图谶，有的说他住宅中有火光；道路上的传说已经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谈论，唯独陛下还没有听说。况且唐朝的朱泚，本来并不是要反叛的人，只是在仓促之际受到军士逼迫罢了。大抵小人不能成就事情，却往往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己招致灭族之祸，但成为德宗的祸患，难道还算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全是出于本心，往往只是由逐渐积累而走到失足的地步，而当时的君主不能把祸患制止在尚未萌发之时罢了。因此臣冒死敢说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只希望陛下及早听到并加以省察。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才干之人，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的议论喧嚷包围，形势上已经难以容身罢了。如果按照外界众人的议论来说，他们认为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是臣不能断定的。但武臣掌管机密，又受到军士的喜爱，本来就不合事体，至于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可以暂且不论。伏望圣慈深思远虑，鉴戒前代祸乱的迹象，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秘密询问大臣，早日作出圣断，罢去狄青的机密职务，给他一个外藩官职，以此观察狄青离职任官时的心志和行迹，慢慢考察流言，便可以在事情发生时控制变化。况且二府大臣有劳有逸，出任外职和回朝任职也是常事。如果狄青的忠孝、出仕退处始终如一，既然去掉了权力和职务，流言逐渐消散，那么他的诚心节操就可以明白，也可以长久保全始终。对于尚未萌发的祸患，言说它时常常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再说就来不及了。臣官职是学士，职掌号称论思，听到外界议论喧沸，而此事关系国家安危；臣言语狂妄、计策愚陋，不敢默然不言，请陛下裁决。论罢免郑戬四路都部署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敕书任命郑戬为永兴军知军，仍兼任陕西都部署。自从听到这道命令，外界议论都认为不妥。臣思考此事，确实也不合适。臣私下认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处置是否得当。臣看到自从用兵以来，屡次更改部署，有时设置四路都部署，有时分开让各人统领一方，时合时分，各有利弊。只有往年夏竦所任的职务，以及今天交给郑戬的权力，失策最多。请允许臣试着逐条列举。臣听说古代善于用将的人，首先要询问他能够统率多少兵马。如今不再询问郑戬究竟能够统率多少，直接因为关中包括十州那么广大、蕃汉有十万兵、沿边二三千里的事务，便全都交给他，这是第一项过失。有的人说，郑戬虽然名义上是都部署，但各路自己另有将领，而且大事不让他专断，必须禀报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报郑戬，又禀报朝廷；朝廷议定后下达给郑戬，郑戬才下达给沿边地区，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事情，这是第二项过失。如今大事郑戬既不能专断，小事又不经过郑戬，那么都部署这个职务只是空名。如果小事一件件都要问郑戬，那么四路距离永兴都在数百里，远的寨栅相距一千多里，即使郑戬件件处置恰当，也还会有迟缓的过失。万一耳目不能及时掌握情况，处置又不恰当，造成的祸害就不小，这是第三项过失。如果大事小事都不经过郑戬，只是让他挂着这个权力，难道要把数十州的广大地区、数十万的兵马、二三千里的边防事务，设置一个空名，让他成为没有实权的大将吗？如果认为郑戬可以任用，就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如果认为他不能任用，就应当赶快罢免他。怎么可以把关中的全部大事设置成一个空名，却用不真诚的态度对待人，这是第四项过失。如今都部署名义上统辖四路，而各路将领无论事情大小都不禀报、也不听命行事，那么四路的偏将都只看重自己的将领，不听从都帅；这样上下互相仿效，都想自行专断，这是第五项过失。如今都部署是大将，反而不能节制四路；各路的都帅只是都部署的部将，却能够专断一方，这样委任的大小完全颠倒，军法难以施行，名分和体制也不顺，这是第六项过失。如果知道郑戬果然不能担当大任，只是不敢直接罢免他的职务，那么就是大臣顾及人情、躲避自己的怨恨；这样办事，怎么能够平息人们的议论，这是第七项过失。臣料想朝廷忽然有这道任命，一定是因为韩琦等人最近从西部回来，提出了这样的谋划。韩琦等身在边疆，曾经做过将帅，怎么能有这样的失策？臣现在希望请令两府大臣明确议论四路不应设置都部署的利弊；郑戬既然不能在永兴居中而遥制四路，便请削去他的空名，只让他坐镇长安，安抚百姓、处理政务，以此成为关中的重要依靠，他所担负的职责也很重大；而让四路各自责成自己的将领负责，那么事体就都顺当，处置也各得其宜。请陛下裁决。论军中选拔将领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屡次遭到失败，京师的精锐士卒大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极其缺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爪牙。如今替国家谋划的人，只顾应付外部忧患；元昊一心经营边疆，却完全没有想到根本内部空虚，朝廷势力薄弱，一旦发生事情，便没有力量支撑应对。如今军队的统帅昏庸怯懦，不是合适的人；禁军骄纵懒惰，不能使用。这是朝廷自己已经感到忧患的事情，不等臣说也可以知道。臣又考察前代各国的君主，大多在无事之时倚仗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使祸乱突然发生，最终败亡的很多。然而从来没有在用兵之时反而忘记武备，像今天这样。兵法说：“将领，是百姓的性命所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如今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一类的人抵御契丹，对内让曹琮、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按照今天的形势，却把百姓性命、国家安危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怎么能不被四夷取笑、遭受他们的轻视侮辱呢？臣认为，去年北方人忽然兴起狂悖之举，今年元昊又妄自提出要求。假使朝廷有一两个中等才干的将领，能够叩头效死，奋身请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稍增加国威，那么戎狄还不敢侵扰，朝廷也不至于受到屈辱。为什么从朝廷内部到外部，竟然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既然没有可以依靠其力量据理力争的人，于是就甘心让自己变得软弱。天下如此广大，难道竟真的没有一个人吗？只是寻找得不勤勉、不彻底罢了。臣恭敬地思量，自从用兵以来，朝廷求取将领的方法，不过是命令近臣推荐朝廷士人、把武官改换为将领，以及选拔考试班行中懂得方略的人等。近臣所推荐的，不过是世俗官吏中有些才干的人；班行中所选的，只是弓马技艺和一人之勇；至于懂得方略的人，尤其混乱滥杂。考试合格的人，仅仅能够借授职衔，担任县尉、参军，或负责运送粮饷罢了。用这种办法求取将领，却想抵御当今的祸患，这正是使天下困顿、败于夷狄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作为求将的方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知道它不对，又为什么不考虑改革？臣也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是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如果容易得到，为什么几年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如果知道难以得到，就应当多方用心，及早考虑搜求选择；等到祸患临头，哪里还来得及得到呢？伏望陛下特别诏令两府大臣，另行议定求将的方法，全部去掉因循旧常的标准，以求取非同寻常的人才。如果不是破格任用人才，就难以消除当今的大患。臣也曾有一些愚昧的见解，早就想分条陈述；如果一定要认真求取将领，或许可以参照采用。臣恭敬地看到，从唐朝、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建立功勋的人，在行阵之间，名将大多出自士卒。仅就西部边境用兵以来来说，往往那些稍微可以称道的武将，也都是从军中出来的。因此臣认为，完全可以只在军中寻找将领。现试略说求将的方法，谨分条如下。凡是求取将领，先从下级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拘等级；根据他们所擅长的技艺相同这一点，每一百人编为一队来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艺，选出最精、最勇的人，一百人中必然有一个。得到这个人，就让他担任队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百人服气，让他做统率百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名队将合在一起，再训练他们，比较技艺，选出最精、最勇的人，十人中必然有一个。得到这个人，就让他担任偏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气，让他做统率千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名偏将合在一起，再训练他们；技艺和勇力已经超过千人之上，很难再有胜过他的，于是应当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十人中必然有一个。得到这个人，就让他担任大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已是万人中的佼佼者，又粗略懂得应变之道，再选择有智谋的辅佐来帮助他，让他担任统率万人的将领是可以的。如果幸而有技艺勇力不足，却才识超出万人之上的人，这就是世上不常有的奇将，不是通常的制度所能求得的。臣所说只在军中就可以求取将领，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真能这样做，得到五七万士兵，随即又得到五七名统率万人的将领，下至统率千人、百人的将领，都能自行具备；然后另立军号，制定军队等级制度，每一万人组成一军，用来守卫宫禁；有事时便出兵征讨，无事时便坐镇以威慑天下。这同用丰厚的衣粮俸禄养着骄惰无用的士卒，再逐级迁转补授直到校官、统帅，结果全是平庸、愚昧、怯懦的人相比，得失相差万里。如果臣的主张确实可以施行，等到组成一军，便替换出原有的禁兵一万人，让他们分散到外地谋生；新设置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实行这种制度，稍微增加旧有的供给，不使待遇过于优厚，常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纵懒惰。等到新兵训练成军，旧兵全部调出，京师既可减少冗余费用，又得到精锐士兵，这种好处就更加深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拔勇将、训练卫兵的一种办法罢了。至于抵御边敌、攻破贼寇，以及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能说没有。伏乞陛下早日留意，精心搜求；臣谨慎地具奏，恭候诏旨。论水洛城事宜、请求保全刘沪等人的札子【欧阳修】

译臣近来听到传闻，说狄青和刘沪因水洛城一事发生争执，现已加以禁约，刘沪等的奏章也送来了。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何况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珍惜的人，此事必须设法两全，利害关系最难处置。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好处，只是苦于难以取得，一直无暇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它，那么这对刘沪的功劳，不仅不小，而且对秦州的利益也极大。昨天韩琦等人从西边回来，听说有人上奏，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便经营，只是担心难以取得、难以建成。如今刘沪既能取得，又有建成它的志向，正应当专门把这件事交给他，要求他一定完成。可是狄青的看法不同，于是造成了嫌隙。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臣请求详细说明：国家近年边兵屡屡失败，常常忧虑大将没有权威。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那么不但不能满足狄青的心意，还会使沿边各将都因而威势受挫，这是不便之一。臣听说刘沪开始经营水洛城时，奋力施展才能，功劳不小；先凭武力作战取胜，然后诱导各族归服，所以党留等部族都畏惧刘沪的威势和信誉。如今忽然看见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归降的生户难道不会惊疑吗？如果他们突然再次反叛，那么今后边臣凭借威信招抚诱导各族，还有谁肯听从呢？这不但水洛城再也没有建成的希望，沿边新归附的百姓也永远没有招抚的可能，这是不便之二。自从用兵以来，各将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很少。水洛城不但自曹玮以来一直未能取得，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时，也曾想经营，却没有空暇。如今刘沪奋力夺取，功业即将完成，却在中途获罪，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今后边将谁还肯为国家建立功业？这是不便之三。臣又听说，水洛的戍守虽然能够救援秦州，却必须依靠渭州供应。如今刘沪既然与狄青意见不同，即使水洛城筑成，将来万一有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发怒，又想坚持自己的偏见，稍有不予供应，水洛城就必然再次失守，这是不便之四。由于这个缘故，竟要把狄青调到别的路去，这就是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不便之五。这就是臣所说的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事情。臣认为现在应当派一名中使去处置鱼周询等人，迅速命令他们和解，务求两全。首先必须秘密晓谕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是有所禀报的，并不是擅自役使众人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之时。刘沪看到了利益，坚决以成功为意，不可以因为违犯节制便加罪。’ ‘刘沪应当释放。朝廷不愿直接释放，是担心挫伤你的威势，你亲自释放他。’这样可以使他感激你的恩德；如果将来出兵临阵时，有违背进退命令的人，任凭你自行按军法处置。然后秘密晓谕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本来应当获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城建立了功劳，希望你完成此事，所以告知狄青赦免你的罪责；你应当完成此事，以此自我赎罪。等水洛城的功业完成后，还要告诫狄青，不可因为过去曾有意见不同，便固执地不肯修筑，只求让水洛城失守来满足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有紧急情况，尤其必须竭力供应。万一稍有疏忽，就是你挟带私情，故意使它陷入危境，必定要严加责罚。这样，水洛城的利益可以实现，蕃户对朝廷的恩德和信义也不会丧失，愿意为国建功的边将不会懈怠，大将的威势也不会受挫。如果不这样做，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因为既不能因惩处刘沪而废弃水洛城，也不能因此挫伤狄青，又不能让此事关系到国家利害，恳请圣上深思熟虑，作出决定。’ 论江淮官吏的奏札【欧阳修】臣听说江淮官吏等因王伦事件所上的奏案，已经送到很久了，却还没有听说判决发落。又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还想宽免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收取财物进献，有的望见贼兵便奔去迎接，有的献纳兵器甲仗，有的与贼人一同饮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卒，偶然放肆猖狂，而官吏竟敢这样做，大概是因为知道贼人可怕，却知道朝廷不足畏惧。如今如果再实行宽免，那么法纪就会废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将从此开始。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前些日子王伦事件发生后，江淮官吏还没有发落，京西官吏又已经弃城逃走，望见贼人便迎接。如果江淮官吏不严加发落，京西官吏也一定会被轻轻宽恕。京西官吏看见江淮官吏已经这样，天下各路也会把这两路当作榜样，到处的官吏都迎接贼人、弃守城池、献出兵器、交纳财物，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大乱呢？臣私下思量，祖宗历尽艰难创立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而一旦四方夷狄在外叛乱，盗贼在内进攻，毁坏国家的人是谁呢？都是由于前后那些迂腐错误的大臣因循宽弛，使朝廷威严不能振作，纲纪于是毁坏。如今已经坏到这种地步，却还不改正过去的错误，反而用宽纵来助长宽纵，凭什么挽救弊端呢？像晁仲约等人，情节和法令所规定的罪责都极重，只应当严厉处置，议论的人没有理由曲意替他们解释。有人说，既然朝廷一向没有做好防备，就不可以把罪责全加在外任官员身上。假如有人杀了父亲和兄长，难道可以只说朝廷一向没有教化，便不惩罚杀害亲人的人吗？又如有人抢掠活人的男女和金帛，难道可以只说朝廷一向没有礼让，便不惩罚抢劫人的贼吗？迂腐的儒生不可任用，竟可笑到这种地步。李熙古难道只是朝廷一向有防备的州吗？传永吉难道只是朝廷一向训练有素的军队吗？只是因为将士听命，所以能够击破贼人。如今朝廷一向没有防御准备，做大臣的又不责罚他们，守卫州县的人本来应当获罪，却又宽免他们，天下的事情还有谁来负责？臣私下考虑，因为韩纲出身于大臣之家，父子兄弟都在朝廷担任有权势的要职，彼此都是熟人，所以他们多方营救，因而先对江淮官吏加以宽免，只求对韩纲的发落不要太重。如今大臣不思考国家大体，只顾树立个人恩惠。惟愿陛下把天下安危作为考虑，根据圣明的裁断作出决定，以此激励群臣，那么或许国家威势可以大体振作，赏罚也能合乎法度。请求将晁仲约等依朝廷法典严加处置，请不要宽恕，请圣上裁决。论澧州瑞木请求不要向外廷宣示的奏札【欧阳修】

译臣近来听说澧州进献柿木，木纹形成‘太平之道’四个字。澧州知州冯戴本是武人，不懂事体，便把它当作祥瑞来讨好朝廷。臣认为，前代所称的太平，必须是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逆尚未平定的祸患在前，北方军队骄横悖逆、潜伏待发的灾祸在后。一种祸患尚未消灭，另一种祸患已经萌发。加上西边有泸戎，南边有湖岭，凡是同四夷接壤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事；国内又有百姓困苦贫乏、盗贼纵横。昨天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捉数百名盗贼，不能一下子全部消灭，只能勉强将他们驱散，然而他们却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死了，但达州的军贼又退却了一百多人，还杀害使臣，势头并不小。兴州又奏报有八九十名贼人，州县人心惶惶，凭什么维持救济呢？依臣看来，这正是四海骚乱、万物失所，实在看不出太平的征象。臣听说天道重视诚信，向人显示而不欺骗。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只用本月内发生的事来验证。前些时日夏秋之间，太白星横过天空，连续数月不灭，金星、木星相互遮掩，距离端门很近。按照星占推考，这些都是天下将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征象。哪有刚出现将要发生大战的征象，又出现太平之道呢？一年之内，前后竟然完全不同，难道不是星象显现在天上，异常不会凭空出现吗？凡是对于警戒恐惧之事，本来都应当修身省察；而草木万物的变化无常，不可以把它当作依据，因而产生懈怠。臣又想到，如果木纹不是伪造的，确实是天生的，那么其中也有深意。它的纹理只写着‘太平之道’，其中的意思是可以推知的。自古帝王要达到太平，都各自有方法；得到这种方法就能太平，失去这种方法就会危乱。臣观察如今的情形，只看见失去了方法，没有看见得到了方法。愿陛下忧劳勤勉地处理各项事务，举用贤能、采纳善言，始终像近日这样，不产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两三年之间，渐渐可以期待整治好国家。如果因为张海等前些日子的贼势稍微衰弱，便认为后来的贼人不足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便认为天下一定大丰收；看见北方敌人没有到来，便认为一定没有事情；看见西方贼人派使者来通好，便认为可以停止战争，以为太平将要到来而逐渐安逸，那么这块瑞木就是误事的妖木了。臣看见今年曾有人进献芝草，如今又进献瑞木，私下担心四方互相效仿，争相制造妖妄之事。所进献的瑞木，恳请今后不要再向臣僚宣示；还请求迅速下诏天下各州军，告知他们朝廷连年兴兵，四海困苦疲敝，正应当责备自己、忧劳国事，凡是奇禽异兽、草木之类，都不得进献，以此彰显圣德，感动激励臣民。请圣上裁决。《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二 （明）贺复征编 ○札子三 论周穜擅自议论先帝配享之事并自我弹劾的第二封札子【宋·苏轼】

译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上言，因为臣所举荐的学官周穜擅自议论先帝配享之事，想借此试探朝廷，逐渐传播邪说，暗中煽动群小，所以请求交给有关部门议定臣妄自举荐的罪过，严加责罚降职，以警戒在位之人。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多日，还没有奉到圣旨指示。臣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明确赏罚、辨别邪正；这两件事不能确立，祸乱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易经》说：‘大君有命令，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象传》说：‘大君有命，是为了端正功劳；小人不可任用，否则一定会使国家混乱。’从前郭公能够奖善惩恶，却仍免不了亡国，是因为他虽能奖善，却不能任用善人；虽能惩恶，却不能罢黜恶人。臣观察二圣即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诚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以及宦官李宪、宋用臣之流，有的首先挑起边境嫌隙，使战争和祸乱连续不断；有的从专卖和聚敛财物中渔利，为国家招来怨恨；有的倡导兴起大狱，以陷害倾覆善良之人。他们的奸邪罪恶，不容易一一列举。而王安石实际上是他们的首领。如今王安石本人除了已经死亡，其他人虽已退居闲散之地，但他的心腹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怀念他的私人恩惠，希望他重新起用，为他奔走经营、游说的人很多，全都矫饰情态、隐藏踪迹，如同鬼魅。这个党派非常坚固，他们的心意非常一致，而明主却不知道，臣实在忧虑。君子的难以招致，就像麒麟凤凰一样，稍有不合心意便振翅而起，飞翔之后才停下来，何况可以挥手斥退他们吗？小人的容易进用，就像蛆虫苍蝇一样，腥膻聚集之处，转眼便有成千上万，何况还可以招引他们前来吗？朝廷近来逐渐宽松，这些人中，像李宪请求居住在近处，王安礼抗拒皇帝的恩诏，蔡确请求放还自己的宅第，都立即得到允许。崔台符、王孝先之流很快又被进用，杨汲也逐渐被牵连复用。吕惠卿看出这种意向，所以敢请求居住在苏州。这些人都是百姓的大贼、国家的巨蠹，能够保全首领已经是最大的幸运，哪里可以同寻常犯一时过错的臣子一样，按日按月等待洗刷罪名、重新起用呢？如今既然逐渐宽免他们，以后必然会逐渐任用他们。这样下去，吕惠卿、蔡确之流必定有一天会被任用，青苗、市易等法也必定有一天会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将作监丞李士京，是邪佞小人，众人都鄙视嘲笑他，可是大臣没有察觉，渐渐加以引用，使寺监受到玷污；他还能够提出开挖壕沟的建议，成为修筑城池的开端。他的策略一经施行，便在众人中倡言，想要随后恢复任用臣所说的茶磨法。由此看来，吕惠卿、蔡确之流哪里还担心不能恢复青苗、市易等法，哪里还担心不能重新被起用呢？从前卢杞被责罚降职已经很久，经历了多次赦免，德宗想授给他一个小郡，满朝都忧惧恐慌，而宰相李勉、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常侍李泌等人，都以死相争。李勉等人并不是吝惜一个郡，而是知道卢杞一旦得到郡守之职，最终一定会重新被任用；这就像一星火焰有燎原之忧，一点源头的水流有泛滥到冲天之祸，所以才这样。如今周穜虽然微小如草芥，却敢提出这种建议，大概正是有人给了他启发。从前淮南王谋反时，唯一害怕的是汲黯，因为他说服公孙丞相，就像揭开蒙蔽一样容易。如今周穜不过是虮虱般的小臣，却敢做大奸之事，愚弄朝廷，仿佛天下无人，不幸如果再有淮南王那样的人出现，谁还能使他害怕呢？臣不敢远引古人，只要执政大臣中有一个像富弼、韩琦，台谏官中有一个像包拯、吕诲，或者司马光还在这里，鼠辈敢这样做吗？从前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千方百计矫饰欺诈，妄自窃取盛名，有人认为他可以任用，只有韩琦独自识破他的奸邪，始终不肯推荐他；假使韩琦不离开职位，王安石又怎么能够得志呢？由此可知，辨别人物的邪正、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才是真正宰相的职责。臣这几天私下听说执政大臣的意见，多想减轻对臣的责罚，而宽免周穜的罪行；如果果真如此，就是让今后近臣轻易引荐小人，也让吕惠卿之流能够由此窥测朝廷赏罚的轻重，事情关系到势力的消长，忧患将涉及国家的治乱。恳请陛下特别作出圣明裁断，严令有关部门议定臣和周穜的罪行，不可以轻易宽恕。即使朝廷察知臣本来没有邪恶之心，只是昏暗错误，也请求借臣来确立法度；那么臣上承知遇之恩，虽然说是获罪，实际上如同受到奖赏。如果承蒙宽免，那就是偏私臣个人，而废弃天下的法令；臣的惭愧耻辱，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无法承受内心的愤懑。臣忧虑国事之心迫切，言语或许鲁莽，恭候诛罚，请圣上裁决。论边将隐瞒败亡、宪司核查不实的奏札【苏轼】

译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因为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任职一郡，也是自知性情刚硬偏狭，是非分明得过了头，难以同众人相处。承蒙圣上慈爱，下诏不许，又两次派使者前来慰问安抚，皇恩深厚，臣即使沉入骨髓也难以忘怀。臣认为这样的恩德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的安危，所以又起身任职。只是职事清闲，不知何时才能死得其所；每逢进读时，遇到关系当今的重要事情，便常常再次竭尽所能直言，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昨天所读的《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匹很多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料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多个槽放在殿庭下面，观察它们的草料，教人饲养治疗，希望能够革除这种弊病。’臣因此进言说：马匹生病，是因为将领和官吏不称职，以致养马人偷减草料粮食，而且又不体恤马匹的饥饱、劳逸。马不能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慈至极，深深怜悯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之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与马相比，重要程度虽然不同，但如果官吏没有选用适当的人，百姓虽然能够说话，上下之间却隔绝，不能自行申诉，也就同马没有区别。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有死亡、跌倒、逃逸的忧患；百姓困苦贫穷、无所依靠，就有流离沟壑、成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的百姓，不能像养马那样放到殿庭下，只能广泛任用忠贤之人作为耳目。如果忠贤之人被疏远，谄媚奸佞之人处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陷三川、杀死李由，而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招致太平，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不奏报一人，反而再次报告胜利。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至上下相互蒙骗；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唐明皇仍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臣听说去年夏季西夏军侵犯镇戎，杀掠的人数不可胜数，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竟然奏报说‘野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后来朝廷访查得知，交给提刑司核实，而提刑孙路只奏报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赦免罪责，然后再核查实际人数；直到现在拖延了两年，始终没有结案。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官府本来应当加以抚恤；如果隐瞒而不奏报，使生者死者都含冤，那么还凭什么役使和约束百姓呢？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监察的部门，既不根据事情随时奏报，朝廷已经因而受到蒙蔽，他又请求先行赦罪，拖延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发展下去，绝不能助长；如果顺着它发展成祸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厌烦臣多事；然而臣所受恩德深重，不敢使自己同众人一样。如果因此获罪，也没有什么遗憾，请圣上裁决。因擒获鬼章而论述西羌、夏人事宜的奏札【苏轼】

译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私下看到，近来熙河路奏报生擒鬼章，百官称贺，朝廷内外共同庆祝。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国家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当、处置有方，那么安定边疆、使百姓休养生息就会从此开始；否则将领骄横、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不足为怪。因此臣区区想请求陈述前后导致寇患的原因，接着论说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即使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也是臣子应尽的本分。从前先帝连年用兵，虽然中原疲敝，但西夏人也困顿折损，几乎灭亡。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二百多里。岁赐已经停止，和市也断绝了。他们那里一匹绢帛值五十多千，其余老弱四处迁徙，牛羊衰败死亡，所损失的东西大概数也数不清。在饥饿瘦弱之余，他们才开始到边塞请求归附。当时执政大臣谋划得不深，因为中原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赏赐和贸易所得的绢帛不少于五万匹；他们带回去卖给本国百姓，每匹卖五六千钱，百姓非常高兴。一名使者所得的财物，通常不少于二千万缗。使者来五六批，历年停止的岁赐就可以轻易恢复。这样既使他们凭借我们的资助来施恩于本国百姓，又使他们吃饱之后产生奋发之心；同时还使他们窥见我们厌恶战争、想要讲和的意图，以为想战想和的权力全在自己手中，因此轻易侵犯边境，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当时大臣因他们的请求，只接受他们的言辞而不接纳使者，并且下诏让边臣同他们来回商议，所获的新疆土取舍权掌握在我方；等到他们言辞和意愿屈服、约束条件明确坚定之后再接纳他们，那么他们即使背叛恩德、反复无常，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西夏虽然有轻视我方的意图，但没有得到西蕃解除仇怨、结成友好，也不敢轻举妄动。阿里骨、董毡本是贼臣，借助契丹公主杀死了他的国君的两个妻子。董毡死后，他们隐藏丧事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安定下来，才假称自己是继承人，伪造署有鬼章、温溪心等名字的文书，向朝廷请求。当时如果执政大臣暂且命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人：‘阿里骨本来应当继位却没有继位；如果朝廷依从你们的请求，便授给你节钺，阿里骨就真的是你们的君主了。你们能够像侍奉董毡那样侍奉他吗？’如果他们无言可答，那么就说明各羌已经心服。阿里骨即位以后，如果能够统一各部，我们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他们不服，那么衅端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爵命尚未下达，过错不在我们。既然他们一个国家有三个公爵，我们就分别分给他们恩礼，各自授予一个接近上等使额的命令，鬼章等人也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这样大概也不会有祸患。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深思熟虑，只把省事当作安定；由于他们妄自请求，便立即授予节钺。阿里骨知道自己不应当继位，又担心鬼章讨伐他，所以想借助西夏来提高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谋求解除仇怨、结成友好。鬼章也不满朝廷让贼臣成为自己的君主，所以愤怒地侵犯边境。夏人知道各羌叛乱，便起兵同他们结好。这就是臣所说前后导致寇患的原因，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事情。虽然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谅祚天性凶狂，轻率动用军队，所以他们造成的边患，都是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同人多有不和，正在内部互相图谋，她怎么能够凭借创伤残破、呻吟困苦的余力，长久同中原为敌呢？估计她的奸谋，大概比不上元昊、谅祚。臣料想二圣在位，恭敬沉静地守成，仁慈宽恕的心意显著于远近，必定没有动用武力的意图，所以夏人可以放肆地提出无厌的要求。兰会各城、鄜延五寨，好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势必以威胁迫使朝廷答应；一旦猖狂起来，要求没有得不到的，谋划不过如此而已。如今臣急切听说，朝廷下诏命令各路勉励战守，深刻说明叛逆与顺服、是非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自新。臣深切认为，这给他们开门开得太快，接纳得太迅速，还没有交战一次，厌恶战争、希望讲和的意图已经显露在外，这又重蹈了从前的错误。臣对此十分痛惜。如今想来，夏人听到擒获鬼章的胜利，或许逐渐产生请求归附的谋划，必然会先用一半恭顺、一半凶狠的言辞试探，然后提出无厌的要求。如果朝廷再次接纳他们的使者，那就是想战想和的权力全在他们那里，有所请求就必定得到，得不到就必定叛乱；即使偷取一时安宁，也必然会引起无穷的祸端。因此臣希望明主在内心作出决断，严令大臣，秘密命令诸将：如果夏人到边塞请求归附，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而退回使者，然后明确命令边臣说，夏人所受恩德不可计数，却无故违犯顺命；如今虽然来请求归附，但反复无常，难以保证。如果他们确实改变心意、向往教化，那么暂且同边臣商议；如果言辞和意愿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也没有十分明确坚定，就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们虽然不违逆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切求和。他们如果心服而来，即使我们没有接纳使者，他们也一定不会在往返商议之间突然再次侵犯边境；如果并非心服，那么即使我们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又能保证他们不叛乱吗？今年泾原的入侵，难道是我们对待他们不够周到吗？只要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士卒粮饷充足，侦察严密清楚，他们得不到大的收获，不过几年之后，必定自己折损困顿。如今虽然稍微劳苦一些，以后必定能够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说当前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在朝廷看来，意图在于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怕自己受些委屈；而臣进言，却想使他们提出的请求受到困难，不急于讲和，似乎同圣意不同。然而古代圣贤想要实现自己的意图，一定会设法曲折成全，从来不直接依照心意径直行事。将要收拢他，必先暂且使他张扬；将要取得他，必先暂且给予他。直接按照心意径直行事，从来没有能够实现意图的。若权衡利害，推究事情最终的发展，那么臣的愚见对于安定边疆、使百姓休养生息，必定长久而稳固，同圣上的初衷并没有一点不同。但臣私下估量，朝廷之中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能主动生事，也不能因为害怕事情而回避。害怕事情的弊端，同主动生事一样。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主动生事，就像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情，就像有病却不服药。近来阿里骨的请求，人人都知道不应当答应，朝廷却答应了，只求没有事情；然而事情的发生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是近于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立即接纳夏人的使者，这就是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了，同有病却不服药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受到的恩德最深，对于委曲求全、保全国家的事情同众人不同，所以敢越出职分，预先陈述自己的意见，内心惶恐不胜，恭候治罪，请圣上裁决。请求下诏命令边吏不要进取，并论述鬼章事宜的奏札【苏轼】

译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的心服从，其次使敌人的力量屈服，这样战争容易结束，功业容易成就。如果不能使其心服，只凭力量，那么即使战胜，敌患也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功业虽成而战争不能结束，何况功业不能成呢？近来西方连年用兵，先帝的意图完全在于吊民伐罪，而贪功生事的大臣只专心杀人争地，得到一寸一尺的土地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都畏惧中原，以为朝廷专门想夺取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所以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没有人心服。如今朝廷虽然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不谋求长远扩张，但这种心意尚未被他们相信，憎恨和畏惧也没有减退；内心既不服，只有比拼力量，等到力量屈服、实情显露，胜负还不可知。今天刚刚擒获鬼章，威势震动戎狄，边臣鼓足勇气，争着想建立功业，以为河南之地可以举手之间取得。即使真的取得，也免不了筑城堡、屯兵、设置官吏、积聚粮食来守卫，那么中原什么时候才能歇息呢？近来王韶取得熙河，全军独自获胜；假如王韶有长远考虑，诛杀叛乱的人，使他们归于忠顺，只任用当地豪酋，也就足够了，那么如今又有什么事情呢？之所以战争连续、祸患不断，使中原疲敝，就是因为把那些地方设置为郡县。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后悔，将来的事情又不把它当作警戒；如今还想夺取讲主城，说这是要害之地，不可不取。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论说要害之地，从这里向西没有一处不可以夺取。假使各羌知道中原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寇患会更加深重，战争也不会停止，造成的祸患难道可以估量吗？臣希望陛下严令边吏：叛乱就讨伐，服从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夺取一寸土地，不要焚烧房舍，不要杀害老弱。不到一年，各羌就可以传递檄文而平定。但朝廷的真正意图也很难让人知道，将帅未必会听从。即使每天下发文书，最终恐怕也没有益处；应当驿站召见一名陕西转运使赴京，面对面告诫他，让他回去安抚将帅，并察看有谁不依诏令行事。臣又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鬼章违犯顺命，罪当处死；但拿他比作鸟兽，不值得深责，保全他的子孙部众，仍足以使他们在边境横行；保全鬼章的首领，让他们牵挂于此，将他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得到他们的利用，这实在是当前的良策。然而臣私下估计，鬼章凶悍豪强，素来尊贵，年老多病、将要死亡，必定不能甘心受困受辱，以求长久苟生；他知道活着最终也不能回去，只会使他的臣子左顾右盼、心怀疑惧，不敢再报仇，因此必然会绝食求死。即使这样不能激发部众的愤怒，他年老多病、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求生的办法。鬼章如果死了，他的臣子必定一心报仇，一定会同阿里骨联合，并向北同夏人交往；这正像吴越同舟遇到顺风的形势，他们的交情必定牢固。温溪心处在阿里骨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弱，其形势必定危险。如果看见他们合并而我们不能救援，使两个敌寇联合起来，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这祸患就不是一两件事情可以数清的了。依臣的愚见，可以下诏让边臣同鬼章约定：如果他能够使自己的部族讨伐阿里骨并接纳赵纯忠，就放你生还；可以对天地发誓，向他表示一定守信。鬼章如果答应，就逐渐给予他富贵，使他相信臣下的承诺，了解朝廷的深意。鬼章既然有生还的希望，就不会采取求死的办法，他的部众一定会听从。凭借鬼章的部众同温溪心联合讨伐阿里骨，形势一定能够取胜。取胜后接纳赵纯忠，即使放鬼章回去，也不会有祸患，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西羌本来同夏人世代为仇，鬼章本来也同阿里骨不和。如果许诺放他生还，他的部众一定会互相攻伐；即使不能诛杀阿里骨，也足以使两个盗贼互相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同孙策交战，几乎杀死孙策；孙策后来得到太史慈，释放他而不杀，放他回豫章，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得到吴元济的部将李佑，便解开他的捆绑任用他，同他一起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名将，不能实行这种超出常规的事情。议论的人有人说，鬼章的擒获也借用了邻近边界的酋豪奋力作战才取得，彼此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生还，这些人必定无法保全。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鬼章死在中原，他的部众对这些酋豪的仇恨必定更深；如果鬼章生还，他们的仇恨反而较浅。这些人依靠中原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西羌的祸患，只怕他们解除仇怨、结成同盟；如果各处都成为仇敌，正是中原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出职分议论政事，内心惶恐不胜，恭候治罪，请圣上裁决。奏论宫中车子争道乱行的札子【苏轼】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谨按，汉成帝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举行郊祀时，赵昭仪常常跟随在属车之间。当时扬雄在承明待诏，作赋进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前来祝寿，便屏退玉女，拒绝虙妃。’意思是妇女不应当参与斋戒祭祀之事。臣如今充任夏官，职掌卤簿，按照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乘车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的钧容鼓乐奏乐，返回内宫，然后后妃一类的人在半路迎接拜见，这已经不合典礼。何况现在祭祀之事尚未完成，中宫、掖庭的人竟能处在勾陈、豹尾之间。臣私下看到二圣崇敬奉行大祀，严肃恭敬、谨慎畏惧，超过古今，四方来观看的人没有不欣喜佩服的。如今车驾正在太庙住宿斋戒，而宫中的车子却不避让仪仗卫队，争抢道路、杂乱行驶。臣愚昧地担心这会损害外界观瞻，不敢不奏报。请求赐予约束，并请求查问随行负责办理此事的人，依法施行，请圣上裁决。论上圆丘合祭天地六条意见的札子【苏轼】

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道：臣恭敬地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中有一段说，等郊礼完毕，召集官员详细讨论祭祀皇地祇的事情，以及举行郊祀的年份，太庙享祭的典礼也要奏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祭祀神灵、报答神恩，确实蒙受了吉祥的应验。既然如此，圆丘合祭正合乎天地之心，不应再有改变。臣私下认为，议论者想改变祖宗旧制，认为圆丘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因为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照同类来求神，阳时阳位就不可以求阴神。这是大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间的百神没有不随从的。古代秋分在西郊夕祭月亮，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随从上帝受祭的神灵，冬至时在南郊祭月，议论者却不认为有什么疑问。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圆丘合祭，偏偏认为不可以，这就过分了。《尚书》说：‘举行祭祀上帝的类祭，对六宗举行禋祭，遥望祭祀山川，遍祭群神。’ 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知的，难道唯独不告知地祇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周武王攻克商朝，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柴祭是祭祀上帝，望祭是祭祀山川。在一天之内，从上帝直到山川，必定没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却唯独省略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也一并祭祀地祇。怎么可以证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祭祀天地。’这就是合祭天地的经典明文，可是解释的人却把它同《丰年》相比，说是秋冬分别报祭。说秋冬各自报祭，却都歌唱《丰年》；那么天地各自祭祀，却都歌唱《昊天有成命》，也是大错。《丰年》诗说：‘丰收之年黍稷很多，也有高大的粮仓，亿万以及秭数，酿成酒和醴，蒸熟祭献给祖妣，以此和合各种礼仪，降下的福禄非常完备。’秋天歌唱可以，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接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建立深厚周密的天命；继续光明地竭尽自己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都说天而不涉及地，这是颂诗用来告祭神明的道理；从来没有歌唱没有祭祀的神，又祭祀没有歌唱的神。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唱祭天的诗而不歌唱祭地的诗，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祇也在其中；歌唱祭天的诗而不歌唱祭地的诗，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是祭祀天地。’《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祭中较小的祭祀。’解释的人说：‘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说是淮水、大海；又有人说是分野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是诸侯，所以郊祭中较小的祭祀，只涉及它分野内的山川而已。周朝拥有天下，那么郊祭中较小的祭祀，难道唯独不涉及五岳四渎吗？山岳河流尚且能够随从祭祀，地祇难道唯独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经》《尚书》，经籍散亡，学者只能凭自己的意思推求同类事理。王氏、郑氏、贾氏、服氏这一类人，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依据《诗经》《尚书》《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合祭天地始于王莽，认为不值得效法。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因为制定者是某人而废弃它。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记载：‘建武二年，最初在洛阳制定郊祀的坛兆，筑圆坛八级，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安置在上面，都面向南方，以西为上。’ 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又据《水经注》记载：“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圆丘的东面，那里是大魏郊祀上天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修筑八级台阶的圆坛；坛中又筑重坛，天地神位安置在上面。”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祀喾，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祀鲧。郊祀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祭。在宗庙禘祭，祖宗合食于太祖庙；在郊外禘祭，地祇和群望都合祭于圆丘，并以始祖配享。大概这种有事祭，是不同于常规祭祀的。”《三辅故事》说：“在圆丘祭祀时，上帝、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方。”由此可知，汉代曾经合祭天地。当时褚无量、郭山晖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享献，必须亲自参加。我若不亲自祭祀，礼制就会有所缺失。皇地祇应当在南郊合祭。”这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此以后，在圆丘举行祭祀，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证。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想要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应当采用《周礼》的制度。臣请说明《周礼》和当今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享祭上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享祭宗庙四次，这十五项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祀之类，也都由天子亲自举行。这就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眷命，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郊祀上天、享祭宗庙，并且合祭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必先在景灵宫举行遍祭，然后享祭太庙，才祭祀天地。这就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天子亲自祭祀如此繁多，而且每年实行，并不认为困难；如今的礼制，天子亲自祭祀如此之少，却三年才实行一次，也不认为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器物不多，兵卫很少，费用节省，而宗庙又在宫门以内。朝见诸侯、颁爵赏赐，必定在太庙举行，并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整齐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守住这一点，天下就会服从。因此年年举行，大体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四海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上，政务的繁忙比古代多了亿万倍，一天的精力已经不能应付。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加而没有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了。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祀后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偏偏对地祇说这是《周礼》，不应在圆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曾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这样回答：舜一年巡视四岳，五月天气正热时南行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正寒时北行到常山，这也同样是今天的寒暑。后世的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视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难道却说如今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些不能实行；

译夏、商的礼制，周代也有些不能实行；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不得已，而且由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未亲自出征。如今想制定一代之礼，作为三年常行的制度，难道可以拿六月出兵来相比吗？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那么派遣官员代行祭祀，也有旧例可循；这不是臣所知道的。按《周礼》大宗伯的规定，如果周王不能参加，就由人代替其位。郑玄注说：周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故，是指周王有疾病以及遭逢哀痛之事。这样看来，代行祭祀并不是平安吉祥时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有关部门代行，实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果在亲自郊祀的年份，反而派官员代行，就是无故而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又一定会说：省去繁文末节，一年便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这样回答：古代把亲自郊祀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文；如今把亲自郊祀作为大礼，繁文就有不能省略的地方。比如设置帷幕、城垣和幔屋，盛夏会有遭遇风雨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再出郊外时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停驻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全副装备，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所能承受的。君王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地，不能有所偏废。侍奉天就完备，侍奉地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难道能把它说成繁文末节而一概删去吗？国家养兵不同于前代，自唐代以来，即使没有军队赏赐，仍然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可削减。大辂一旦出动，必然要有赏赐供给。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耗尽府库，还担心不足；除郊祀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给？把赏赐分开给予，难道人心不会失望吗？议论者又一定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祀已经很疏阔，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侍奉地而更加疏远侍奉天。自古没有六年祭天一次的做法。这样一来，典礼就更加败坏；想恢复古制，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品，这不是合乎礼制的做法。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祀替代夏至的方泽祭祀，就可以免除在酷暑中举行大典的忧患。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议论这件事，是想要完全依从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道这是周礼的经常之制吗？还是改变礼制以权宜行事呢？如果改变礼制、依从权宜是可以的，那么合祭天地于圆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郊祀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皇上不亲自郊祀，只点燃通天的火炬，天子在宫禁中遥望祭祀。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说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所以从远处遥望而祭祀。如今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土地，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土地吗？这六种议论，正是决定是否可以合祭的关键。汉代的郊祀礼，尤其违背古制；唐代也不能像古代那样实行。本朝祖宗敬重祭祀，儒臣、礼官讲求增损，不是不知道圆丘、方泽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所以斟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比汉、唐多了。天地、宗庙的祭祀，本来都应当每年周遍举行；如今不能每年周遍，所以三年周遍一次；在郊祀的年份，又不能在一年之内举行两次大礼，所以分在三天举行。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并没有失去天子亲自祭祀，而北郊却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却派官员代行，就是永远不能亲自侍奉地祇了。三年之间到了应当郊祀、祭地的年份，如果因暑雨不能亲自前往，派官员代行，那就是天地都没有亲自祭祀。把天地分开祭祀，决不是当今能够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想在应当郊祀的年份，把天地、宗庙的祭祀分成三次罢了。分成三次有三件不可行的事：夏至这天不能发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队赏赐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建国以来，天地、宗庙只享用这种祭祀，历代圣主相承，只采用这一礼制，这才是神祇所享用、祖宗所安宁的制度，不可轻易变动；一旦变动，便会有吉凶祸福，不能不加考虑，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反复考虑，没有一条有可行的道理，恭请依照旧制为妥。从前西汉衰败时，元帝采纳贡禹的话，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建议，改变郊祀神位，都有灾祸写在史册上，前代的鉴戒非常明白，实在令人寒心。希望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是古今正当的礼制，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在初次郊祀的年份应当实行，实在是永远不可废弃的典制。愿陛下谨慎遵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宗庙享祭的制度，以安抚天地神祇和宗庙祖先。仍请将臣这篇奏章交付有关部门集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说明并驳倒臣所陈的六种议论，使它们全都理屈词穷，做到上合周礼，下不造成当今军国的忧患。不可固执己见，也不可不讨论当今是否可以实行；最重要的是严肃对待祭祀大典，按照时势决定取舍进止。又办试馆职策问札子【苏轼】

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子奏：臣近来因为主持试馆职的策问，被台谏官所指责。臣起初不敢深加辩解，因为自我辩解而请求离职，实际上就是不想离职。如今私下听说圣明诏令已经查明了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没有获准。作为臣子的义理，身体并不属于自己；如今言语已经穷尽、道理已经说尽，却不敢再请求离职，所以诚惶诚恐地再作一次说明。臣所撰写的策问，开头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鲁的事例，说明后世都不能免于衰乱，是为了表明子孙不能奉行祖先的制度，那么即使是大圣大贤制定的法度，也难免产生弊病。后来又引用汉文帝、汉宣帝仁厚，而政事没有废弛、考核实际而政令不苛刻的事例，是为了说明臣子如果能够奉行其道理，没有观望迎合之心，那么即使是文帝、宣帝的制度，也足以没有弊病。中间又说六位圣主相承，治理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归于仁；其中所谓“偷”和“刻”，专门是指如今的百官、有司以及监司、守令，不明白朝廷师法先帝的本意，有时竟到了这种地步。文章的文理十分明白，像黑白一样清楚，什么时候有一丝一毫涉及议论先朝了？不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可赦，臣自己也知道无罪可谢。然而臣听古人说过：“人最相信的是自己的心和眼睛，最亲近的是母子，最不会受迷惑的是圣贤。”但到了偷斧子的故事，才知道心和眼睛也会被扰乱；到了投杼的故事，才知道母子之间也会产生怀疑；到了拾煤的故事，才知道圣贤也会被迷惑。如今指责臣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接连进言的，不下数十人，而圣上裁断坚定，深知臣无罪，这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相信自己的心眼、母子彼此亲爱、圣贤互相知晓的程度。圣德的诏令一发布，天下都歌颂，史册也会记载；就臣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而言，明察睿智、洞悉真伪，没有谁能像陛下这样。岂只是微臣想要用一死来报答，天下凡是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想粉身碎骨、向陛下效尽忠义的。否则，也不只是臣受到暧昧不明的诽谤；天下凡是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把臣当作戒鉴，崇尚忌讳，畏惧避嫌，观望附和，以求苟且免祸的，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臣自从听到诏命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起身九次，身心相互谋划，不知道死将归于何处。然而臣所撰的策问确实也有罪，如果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与猛相互配合，君臣之间应当互相补益、共同济事。如果上面认为可以的，不问是非，下面也一概说可以；上面认为不可以的，不问曲直，下面也一概说不可以，那么这就是晏子所说的“拿水去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也是孔子所说的“只要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足以使国家丧亡。臣从前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的策论和所回答的策问，大多是劝仁宗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果断而努力实行。后来侍奉神宗，承蒙召见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多是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垢、接纳有过失的人，委屈自己以使百姓宽裕。臣不自量力，常想仰慕古代贤人，使可与不可相互补济，大概就是这样。臣私下看到两位圣主即位以来，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一概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的旧事，天下一致感戴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常常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正，或竟流于偷惰，使神宗励精图治、核实政务的政策逐渐败坏。臣深深担心几年以后，驾驭官吏的法度渐渐宽松，理财的政令渐渐疏略，边防的谋划渐渐松弛，那么意外的祸患将多得说不尽。即使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而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的人，所非难的不过是先朝的法，这正是拿水去调和水，臣私下为此忧虑。所以臣特意用这个意思撰写上面的策问，实际上是为了讥刺当今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一类人，希望陛下阅览后能够有所感动，从而兼行仁宗忠厚和神宗励精图治的政策。台谏如果因此指责臣，朝廷如果因此治臣的罪，那么即使受到斧钺诛杀，也会像齐国人甘心赴死一样甘愿。如今却把它说成是讥刺先朝，那就疏远事实而不切近了。而且不只是这篇策问如此；如今臣不避烦琐冒犯，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陈述出来。臣前一年从登州召回，开始拜见故相司马光，司马光立即同臣讨论当今的要务，列举他想实行的事情。臣回答说：您想实行的各项事情，上顺天意，下合人心，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是役法一事不可轻率议论。为什么呢？差役和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物，十户九空，钱财聚集在上面，而下面又有钱荒的忧患；差役的弊端，是百姓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务农，而贪官污吏和狡猾胥吏又能借此作奸。两种弊害的轻重，大略相等。如今用那一种替换这一种，百姓未必乐意。司马光听了惊讶地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打算怎么办？臣回答说：法令相互承接，事情就容易办成；事情有渐进的次序，百姓就不会惊扰。从前三代的制度，兵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分为两种；到了唐代中叶，又把府兵完全改为长期征戍的士卒。从那以后，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事农耕，农民拿粮食和布帛供养士兵，士兵拿性命保护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与此很相似。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容易。先帝的本意，是让民户普遍出钱，专心务农；即使有贪官污吏和奸猾胥吏，也没有施加暴虐的机会。坊场、河渡由官府自行出售，再用所得的钱雇募衙前，百姓不会遭受仓库、纲运导致家破人亡的祸害，这是万世的利益，决不能改变。只是有两种弊端：把许多钱拿去供其他用途；实封征取宽剩役钱，争相购买坊场、河渡，以抬高不实的价格。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并非先帝的本意。您如果完全除去这两种弊端而不改变役法，那么百姓就会高兴，事情也容易办成。如今宽剩役钱名义上是十分取二，通计天下却达到十五分，而实际上连一文钱也没有用处。您如果完全去掉这五分，又让百姓可以根据方便，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官府也把它们作为雇佣费用，那么钱荒的弊端也可以完全消除。这样天下都认为便利，您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还没有达到目的，再慢慢商议改变，也还不晚。司马光听了臣的话，非常认为不对。臣又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制度是用官府所属的田地，以及用宽剩役钱购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像边郡的弓箭手。

译臣当时任知密州，推行这种制度，先招募弓手，百姓非常便利；这本来是先帝的圣意所创立的。推行没有多久，就因为左右近臣的异议而停止。如今大略计算天下宽剩钱斛，约有三千万贯石；战争兴起后支用，只耗去了一半。这本来是百姓的财力，应当重新用来为百姓办事。如今内府钱财堆积如山，您如果竭力向皇上进言，索回这些钱，恢复完整三千万贯石，并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以后，三路的役人可以减少大半，使民力宽裕，以等待边境缓急之用，这是万世的利益、国家社稷的福气。司马光更加认为不可行。到了去年二月六日诏令下来、开始实行时，司马光谈到恢复差役法，臣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述，请求把现有的宽剩役钱用于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限，命令朝廷内外详细议论以后再制定法令。又说衙前这一役，可以立即使用旧人，仍然完全依照旧数发给每月的重难钱，把坊场、河渡的钱统计各路，通融支给；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实行。后来承蒙任命臣详定役法，臣因此得以申述弟弟苏辙以前的建议，先同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等人反复辩论，又在西府和政事堂中同执政大臣商议，但都没有结果。臣于是上疏极力说明，衙前应当雇募而不应差派，先帝制定的这项制度应当守护而不应改变，因而请求停止详定役法。当时台谏官彼此观望，没有一个人说话判定是非。如今差役的利弊，还难以一两句话仓促说清；但弓手不许雇人，是天下共同的忧患。朝廷知道这一点，已经改变法令允许雇人，天下都认为便利，而台谏官仍然接连上疏竭力争辩。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只是想改变熙宁的法令，不再权衡利弊、参酌各项长处。臣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列举熙宁以来不应因赦免降职、罢官的法令，共有几十条，都想删去。臣同执政大臣多次争辩，认为先帝对此大概有深意，不能全部改变，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的很多。臣每次撰写监司、守令的告词，都以奉行遵守先帝的约束、不得敢于松弛废弃为告诫；文书案卷都在，完全可以重新查考。由此看来，臣难道是诽谤议论先朝的人吗？之所以一条条反复陈述，不只是为了自我申明，实在是看到士大夫喜好苟同、厌恶异议，渐渐成为风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能完全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愿陛下因臣这些话，警戒在位者，挽救他们偏颇之处，减少有余，补足不足，天下幸甚。如果陛下认为臣狂妄而不懂得避忌，即使赐臣诛戮，臣死后也将不朽。臣感恩图报，激切战栗恐惧到了极点，谨请陛下裁决。辨明举荐王巩的札子【苏轼】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臣近来举荐宗正寺丞王巩，认为他可以充任节操方正、备受朝廷咨询的科目。私下听说台谏官说王巩奸邪，并且离间宗室，是因为谄媚侍奉臣才得到举荐。承奉圣旨，任命王巩为西京通判。臣谨考察王巩好学有文才，强干有力，敢于进言，不畏惧强权，这是他的长处。他年壮气盛，热衷进取，喜欢议论人物，常常招致怨恨憎恶，这是他的短处。从前他被流放万里，偶然得以生还，而容貌如旧，志气更加激烈，这也是他有过人之处。所以故相司马光深知他的才能，把他当作国士相待，同他往来辩论，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臣认为他的短处不足以废弃他的长处，所以替国家收罗人才，以备选用。去年以来，官吏、百姓上书大约有几千人，朝廷委托司马光考察审阅，选出可以任用的十五人；又在十五人中独自称赞奖掖两人，孔宗翰和王巩就是其中的人。王巩因此得以减免两年磨勘，又提升为宗正寺丞，那么臣的称许举荐和司马光的提拔任用，事情正是相同的。如果王巩果真奸邪，台谏官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论奏？王巩上疏议论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不应称皇叔、皇伯，虽然未必合乎道理，但不过是想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务求合于古礼罢了，怎么能说是离间呢？何况王巩的这个意见，执政大臣多认为不对，只有司马光深以为然，所以才交给礼部详细议论。兵部侍郎赵彦若也曾建议说，如果这果真是离间，那么司马光也是离间，赵彦若也是离间。正当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时，台谏官起初没有一句话提及。司马光去世以后，才出现奸邪、离间的说法；这样看来，王巩的邪正竟取决于司马光的生死，并不是公正的舆论。王巩与臣是世交，从小就相识，曾跟随臣学习，怎么能说是谄媚侍奉？三种说法没有一件符合事实。幸赖圣上圣明，没有因此治王巩的罪，也没有因此责罚臣，只是任命他为外官，以满足、堵住进言者的意图。臣还要辨论什么呢？只是痛惜司马光去世还不到几个月，他所认为贤能的人就变成了奸邪；又伤心进言者本来想中伤臣，却连累了王巩。诬陷欺罔的势头逐渐形成，感到恐惧的人很多，所以冒昧说这一番话，内心深感战栗惭惧，谨请陛下裁决。《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三 （明）贺复征编 ○札子四 请求分别邪正的札子【宋·苏辙】

译臣私下看到，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屏退、驱逐群邪，上面有忠厚的政治，下面没有聚敛之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经过五年，朝廷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不对；只有奸邪之人失去职权，居住在外，日夜窥伺时机，谋求重新进用，不免用各种办法游说，动摇皇上亲近的大臣。臣愚昧，却私下对此深感忧虑。如果陛下不能察知事实，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于是使忠臣和奸邪一同进用朝廷，以显示宽大、没有不能容纳的人，那么冰炭同处，必然相互争斗；香草和臭草共放在一个器皿中，久后必定留下臭味。朝廷的祸患，将从这里开始。从前圣人作《易》，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称为泰；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称为否。小人不可以让他留在朝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地，经常给予安抚，使他们不失去所处的位置，不至于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东晋桓温作乱时，桓氏的亲党遍布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替他执政，把三桓分别任用于三州，使他们彼此没有怨恨，江左于是安定，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久远谋、无所争竞的美德。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待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在外而已，从未把他们引入朝廷内，与他们共同执政。假使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使人人心怀异心，各自想实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又何况安定朝廷呢？近来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为自己谋求便利；小人在朝廷内部有了依靠，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敢于发表妄言，欺骗愚昧、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关部门惩罚以前的过失，凡是在朝廷任职的臣僚，一概受到挫抑；卢秉、何正臣都是待制，却因在明堂荐举儿子，只得到选人的身份；蒲宗孟、曾布所犯的罪行，明明有法典规定，却降官夺职，唯恐处罚不重，特意留下明显痕迹，以显示区别，替朝廷聚集怨恨。这两种做法都错了。所以臣认为，小人虽然决不可委任为心腹，但至于治理、镇守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都应各用其长，不要偏废；宠禄、恩赐也应常常使彼此相同，不留下可以指责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计策。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台谏官却纷纷进言，指称他是邪党，认为小人必将因此成群进用。臣曾经议论邓温伯的为人，大体有文才，没有其他大的恶行，只是性情本来柔弱，曲意顺从他人；正当王珪、蔡确掌权时，他便能顺着眼色行事如意；等到司马光、吕公著主持国政，他也在其中圆滑周旋。如果说他只是左右依附、没有什么损益，遇到便利就随之转变，事情紧急或缓慢都不能对他寄予信任，这样说确实不过分。如果说他心怀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开端，那就太过分了。台谏官议论邓温伯本人，虽然过当；但从为朝廷作长远考虑来说，却并不过分。因此臣愿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策，时间越久越坚定；谨慎任用左右亲近之臣，不要让邪正混杂。至于在外的臣子，一概用恩意对待他们，使嫌隙没有产生的机会，使他们爱戴朝廷而忘却死亡，那么朝廷垂衣拱手、无为而治，臣下安心行善，时间越久忧患就越少。臣不胜区区之意，广泛采纳公议来供陛下左右参考，恭请下令告谕大臣，共同笃行这一原则，不要因为没有参与改革政事，就轻率地产生异同之心。这样之后，朝廷才会安定。谨请陛下裁决。再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苏辙】

译臣本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议论君子、小人不可同时处在朝廷，于是又当面详细陈述，以冒犯圣听。臣私下观察圣意，似乎并不认为臣的话不对；但由于天威近在咫尺，言辞仓促，有些话没有说尽。退下后臣伏地思考，如果让邪正之人一同进用，都得以参与听闻、处理国家政事，这关系到国家治乱，也是朝廷安危的关键。臣错误地承蒙圣恩，掌管国家法纪，如果臣不进言，谁应当挽救这种过失？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查考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小人，就会使君主尊荣、国家安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就会使君主忧辱、国家危殆。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谈治理国家，就说“放逐郑国的乐声，远离奸佞之人”；子夏谈舜的德行，就说“举用皋陶，不仁的人自然远去”；谈商汤的德行，就说“举用伊尹，不仁的人自然远去”；诸葛亮告诫君主，就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凡是典籍所记载的类似说法，多得数不清。至于《周易》所论述的，更加详细严密，都是把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看作天地的常理，把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看作阴阳的反常。所以一阳在下，卦名为复；二阳在下，卦名为临。阳气虽然还不盛，但处在中位、获得地势，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展的道路。一阴在下，卦名为姤；二阴在下，卦名为遯。阴气虽然还没有强盛，圣人却知道它是可怕的渐变。至于处在天地的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而已。泰卦的卦象，是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然得到职位，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安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就是安的意思，是说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安定。正当泰卦之时，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在外安抚小人，使他们不失去自己的位置，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止境。只怕君子得到职位后，凭借势力欺凌暴虐，使小人在外而不得安定，那么形势将必然走向反复。所以泰卦九三说：“没有平地不变成倾坡，没有前往而不返回。”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对人的教诲已经达到极点。只是从未听说因为担心小人在外不高兴，便把他们引入朝廷，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臣先前进呈的札子也认为，小人虽然决不可委任为心腹，至于治理、镇守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都应各用其长，不可有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相同，不留下可以指责的痕迹，如此而已。如果竟然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就如同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卧室里；知道虎豹想吃肉，反而把它们放进圈养牲畜的牧场。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很难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好、重视道义，知道自己的道理不能实行，就一定先行退避。所以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枝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以后还会有臭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前先皇帝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痛恨颓废衰靡的风俗，想要用纲纪治理四方，追踪三代的盛治。如今看来，他的用意本来不是汉、唐君主所能仿佛的。但当时的大臣们不能顺承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多使百姓不高兴。等到两位圣主即位，就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加以改变，上下都感到欣慰。在这时，先朝掌权的大臣都排列在朝廷之中，自己知道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徘徊不安，仿佛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他们的处境也自然使他们不能再留任。还依靠两位圣主慈仁，没有加以谴责，只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已经是很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得到信服，事势已经完全稳定，而议论者却被浮泛的言论迷惑，竟想招回并接纳他们，让他们共同办事，想借此调和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白白回来而不做什么吗？一定会伤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快私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以谈论；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政已有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势，心怀希冀、窥伺机会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制造言论，动摇皇上亲近的大臣，用祸患胁迫，用利益诱惑，没有什么手段不用。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大概也可以料想。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立即认为是对的，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使他吃粗蔬淡饭，伯氏到死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严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地区，长久不召回。等到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蜀的贵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惩处贵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必定公正，举措必定恰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不是出于私心，所夺取的也不是出于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无不归心。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任用、罢黜和施行政令的情况，其中不合人心的地方还不少。他们既然心中不高兴，不服从本来就是应该的。如今却只想把他们招来接纳，以弥合他们的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比人更有竞争力，四方都能安定。”这是用来告诫陛下的。陛下确实把异同反复当作忧虑，就应当长久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在要害职位，虽然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但不仁之人自然知道远离。所以臣愿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产生后悔莫及的遗憾，那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然任职执掌法纪，若看见用人不合道理，没有不进言的；进言不被采纳，也不会就此停止。这样一来，彼此异同的痕迹反而会更加显明，不如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融化无迹可见更好。臣蒙受恩德深重，所以冒昧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罪当万死，谨请陛下裁决。论经筵第一札子【程颐】

译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守成而达到盛治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就德业，是由于周公的辅佐和教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王年幼时就让他学习，所见的必定是正道，所听的必定是正言，左右前后全都是正直的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教化随着内心一同形成。如今士大夫家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请来德行明达、品行端正的人与子弟居处，使子弟受到熏陶而养成性情。所以说：“幼年形成的，像天性一样；习惯养成的，像自然一样。”臣以为皇帝陛下正值年少，虽然聪睿圣明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佐教养的办法不可不做到极致。所谓辅养之道，并不是等到皇帝有过失后才用言语告诫、进谏，而在于平日的涵养熏陶罢了。大体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改变，德性器度也会养成。希望朝廷谨慎选择贤德之士，以备劝讲；经书讲读结束后，常留下两人值班，日夜侍候，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学习读书的间隙、游息休息的时候，时常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地宴饮谈话，这样不只是逐渐磨炼道义，对于人情物态、农事的艰难，也会日久自然通达。与常年居处深宫相比，所得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私下听说，隔一天才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群臣排列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的情意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这样却要求达到辅养的功效，不也是很困难吗？如今皇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臣也不敢立即请求皇上频繁出宫；但只要时常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会熟悉亲近。大体说来，同亲近的宦官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轻慢；同贤士大夫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爱敬。这正是培养成就圣德、为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福祉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谨请陛下裁决。论经筵第二札子【程颐】臣听说，夏、商、周三代时，国君一定设有师、傅、保三种官职：师负责教训道理，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卫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得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辅导德义的方法已经十分疏远了，保卫身体的方法更从未听说。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过前古；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导培养的办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导德义在于防止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欲望；保卫身体在于调适起居，使之适宜，保持畏惧谨慎之心。臣请求，在皇帝身边扶侍、供奉应对的宫人和内臣中，选取年满四十五岁、厚重谨慎的人；所用的器物玩好都必须朴素，凡华丽精巧奢侈的东西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要使奢靡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俗鄙的言语不进入耳中。又请求选内臣十人充任经筵祗应，侍候皇帝起居，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有剪桐叶为圭的游戏，就随事加以规劝；如果违背调养身体的方法，就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陛下裁定施行。论经筵第三札子【程頥】臣私下认为，君主居于崇高地位，掌握赏罚大权，百官畏惧，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万民长久奉承，君主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如果不是懂得道理、敬畏义理，长期这样养成，君主受迷惑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中等资质的君主，没有不骄傲放纵的；即使英明的君主，也自然会自满自大。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忧患，也是国家治乱所系。因此周公告诫成王时，称述先王的德行，把敬畏恭谨放在首位。自古以来，没有不尊敬贤者、敬畏宰相而能够成就圣德的人。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庶政，正专心学习，臣认为辅养圣德，最重要的是以敬慎恭敬的举止仪容为先，日常进退周旋都应以此为主。岁月久了形成习惯，自然就会养成圣人的品性。臣私下听说，经筵侍讲的臣僚都坐着讲说，只有侍讲官站立，这在礼制上是违背的。请求今后特令其坐着讲说，这不仅在义理上顺当，也可以培养君主尊重儒者、重视道术的心。请陛下裁定施行。《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七十四 （明）贺复征编 ○札子五 议巡幸第一札子【宋李纲】

译臣因愚昧浅陋，错误地蒙受圣恩，被提拔任用为宰相。当初入对那天，臣常常以巡幸的建议冒昧触犯圣听。臣的意思是，京师刚刚经历残破之后，按道理难以固守；然而皇帝的车驾不能不亲自到一次，以慰藉天下人的心。然后再顺应形势移动銮舆，依照古代巡狩的礼制，巡行四方。向西则到关中，向南则到襄阳，向东则到建康。从天下地势险要的形势来看，关中最好，襄阳次之，建康最差。臣恭蒙陛下仁慈明察，特意采纳臣的建议，已经下令京师催促修城，只为准备拜谒宗庙；又命永兴、襄阳、建康都修葺宫室，以等待圣驾临幸。臣多次留身奏事，谈到天下利害安危所系的大事时，没有一次不以此为言。曾蒙陛下宣谕，只想先迎奉元祐太后，再把六宫迁往建康，并且禁卫军的家属中愿意迁徙的，也逐渐遣送南下，而皇帝车驾独自留在中原，选派将领屯驻军队，以守卫行在。即使可以前往关中，可以同金人作战，臣私下仰望陛下如此英明果断，即使古代开创业绩、恢复中兴的君主，如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也不过如此。昨天忽然接到手诏宣谕，说京师还不能前往，而打算采取周太王避狄的办法，巡幸东南，选择地势险要而便利的地方，远离水火焚溺之灾，明年春天返回宫阙，聚集粮食、屯驻军队，筹划防守和进攻讨伐，命臣逐项陈述应当办理的事务上奏。臣拜读诏书后十分惊愕，不能明白圣上的意思，不知是天子的考虑与先前不同了，果真认为应当这样做吗？还是左右大臣暗中进献了这个主意，陛下姑且听从了他们的策略？如果天子的考虑果真认为应当这样做，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如果是左右大臣暗中进献这个主意，臣私下叹息他们没有深思远虑，只想姑且摆脱眼前的忧患，却不知道祸难在后面。京师是宗庙所在之地，陛下即位之初，按礼制应当亲临一次；只是因为城池修缮尚未完备，而防秋之期已经逼近，形势上有不能前往的理由，臣本来不敢竭力争辩。至于巡幸东南以躲避夷狄，臣不知道车驾究竟要安置在哪里。如果要采取下策，最终前往建康，臣恐怕天下的形势会倾覆，中原再也不能归我们所有。请允许臣为陛下详细说明。陕西是中国精锐士兵和健壮战马集中的地区；河北、河东是中国的屏障；京畿以及京畿东西地区，是中国的腹心；河淮、荆湖、闽浙、川广，是中国的枝叶。如今我们正与邻国争夺屏障之地，却不能保全腹心，不能凭借它号召精兵健马与敌驰逐，反而想自行逃到枝叶之地，臣恐怕天下形势会偏斜而不能振作，北方骑兵深入，号令无法通行，各州郡不能互相救援，都会被敌人的锋刃击碎。敌人用精兵骚扰京东，控制淮楚，即使陛下想返回宫阙，也不可能了。何况还想屯驻军队、聚集粮食，商议攻守方略，以迎接二圣吗？王命不能通达，盗贼蜂拥而起，杀害官吏，屠杀攻陷城邑。如今的河北，军民不用等到金人到来就已经自行作乱，从长江以南也都应当震动。不知进献这个计策的臣子，果真能够保证那里一定守得住吗？长江的宽度不如黄河，长江的险要不如黄河，长江水流的湍急也不如黄河。金人渡过黄河尚且不能抵御，长江难道可以依仗吗？况且南方人轻弱脆弱，不如北方人；贼兵一到就会溃败。南方的城墙也不如北方坚固，贼兵进攻就会攻破。陛下如果一定认为临幸建康便安全，臣愚昧地认为错了。眼前的利益容易看见，后世的祸患却在很久以后，具有中等以上智慧的人才能明白。如今想乘船顺流向东，它的安稳便利同骑马相比，何止相差百倍？临幸江湖之滨，其闲适同身处战乱之中相比，何止相差万倍？然而只图一时安逸，却忘记后面的祸患，进献这种意见的人，臣愚昧地认为实在太不思虑了。现在的计策，即使不能采取上策前往关中，也不如采取次策前往襄阳、邓州。襄阳近来被李孝忠占据，虽然已经溃散，恐怕有的地方也已残破毁坏；只有邓州可以作为车驾此时巡行的地方。邓州就是古代的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西面邻近关陕，可以召集军队；北面靠近京畿，可以派兵援助；南面通往巴蜀，可以取得财货；东面通达江淮，可以运输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险控制，有广阔土地和宽大城池可以屯驻重兵。民风号称淳朴古厚，盗贼还没有侵扰。这实在是上天设置来等待陛下临幸的地方，时机不可错过。希望召来守臣增修城池，命漕臣储备粮草，由朝廷发给钱帛，广泛办理供应，并专门派使者督促此事。将来秋高气爽时，六龙御驾启行，从陈、蔡、唐州一带前往南阳，不超过半月即可到达。天下士人知道陛下不忍抛弃中原，河东百姓知道陛下不打算远迁，天下郡县知道陛下居处中原来统临四方，都会心悦诚服，不会有离心瓦解的忧患，这是一个有利之处。到南阳，三者都能得到；到建康，三者都会失去。利害安危的关键，就在这一举，陛下何必畏惧而不实行呢？臣愚昧地恭望圣上仁慈，从内心作出决断，听从臣的意见，不要被先入之说左右，天下幸甚。议巡幸第二札子【李纲】

译臣听说，自古君主处在草创艰难之时，有的同英雄争逐，有的被夷狄侵逼，都依靠地利而不肯首先退却，竭尽人力而不肯首先屈服。能够胜过天下的人，一定凭借形势并占据地利；不肯首先退却，是因为有形势。能够治理天下的人，一定凭借气势而竭尽人事；不肯首先屈服，是因为有气势。汉高祖同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交战，相持多年，高祖虽然屡次失败，却不肯退让一尺土地。后来双方划定鸿沟，项羽率军向东退去，终于在垓下灭亡。曹操同袁绍在官渡交战，曹操虽然兵力弱、粮食缺乏，却不肯撤退离去。后来烧毁袁绍的辎重，袁绍退军回去，最终丧失了河北。由此看来，同强敌争夺胜负，难道可以不依托天下的形势而首先自行退却吗？唐朝初年，突厥颉利可汗率数万骑兵在渭水饮马，距离长安才几十里。唐太宗带七名骑兵来到渭水边，以大义同他交谈并使他屈服。不久王师大军集结，旌旗、戈甲光彩鲜明，颉利震惊恐惧，于是请求和好。本朝景德年间，契丹率数十万军队进犯澶渊，真宗渡过黄河亲自出征，射杀所谓统军达兰，契丹惊惶畏惧，于是也请求和好退去。宋、辽两朝结盟友好，共有一百多年。由此看来，被契丹侵逼，难道可以不振作天下的气势而首先屈服吗？如今金人虽然号称强敌，实际上都是中国失策、长期养成的结果。考察他们军队的强盛程度，难道能超过项籍、袁绍吗？他们敢于深入，难道能超过颉利、契丹吗？可是金人还没有到来，我们已经彼此震惊恐惧，抛弃中原而自行逃到江湖之间。既失去了天下的形势，又丧失了天下的气势；不知道北方骑兵如果再次渡过黄河，攻围我们的城邑，屠杀我们的人民，以精兵控制淮泗，而王命因此不能通行，盗贼蜂拥而起，各地纷纷窃发，跨州连邑，自行建立政权，将要用什么来应付呢？况且如今所依仗的是军队，陛下常常想聚集西北军队十多万人，每天加以训练，以等待亲征，圣明的谋略十分雄壮。既然前往建康，不知道这些军队将派什么用场？建康是水乡，土地低湿，以鱼稻为食，不适合西北军队；那里不出产粟、麦、秆、草，地气多热，也不适合西北的马。往年方腊在江浙起兵，朝廷派西北军队讨伐，因疾病死亡的达到三分之二，存留的战马也没有多少了。由此看来，想聚集西北军队前往建康，就像带着北方的章甫帽到越地去一样。只有南阳可以作为今年冬天驻跸的计策。依靠上天的休助以及陛下圣德所感召的力量，河北、河东两路的军队和百姓都怀有拥戴宋朝的心，即使敌人敢于深入，也会截击、拦阻、伏击他们；中国只要取得一次胜利，天下的形势就会壮大，士气也会振奋。然后下达亲征诏书，率领天下军队讨伐敌人，迎接二圣的銮舆，必定有转危为安、拨乱反正的道理。这只在于陛下自强不息，努力实行罢了。臣充任宰相，不仅仰荷陛下格外知遇，也想竭尽微薄力量，承担天下的责任；如果谋划稍有不当，将用什么来弥补呢？恭望圣上仁慈，从内心作出决断，体察臣孤忠，不要被群议迷惑，天下幸甚。议国是札子【李纲】

译臣私下认为，和、战、守三件事本是一理。即使有高城深池，却不能守住，那么凭什么作战？即使有坚甲利兵，却不能作战，那么凭什么议和？能够守则坚固，能够战则取胜，然后和约才可以保全。如果不致力于战守的计策，只相信讲和的主张，那么国势会更加卑弱，受制于敌人，无法自立。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停止远行巡幸的谋划，决定亲征，拿出金币三十万而订成和约。一百多年间，两国百姓都依靠和约得到好处，这样和、战、守三者都得到了。靖康之春，粗略取得守御的办法，却割让三镇土地，答应给予数也数不清的金币来议和。因为惩戒劫寨的小败，就不再作战而专意讲和，和与战两方面都失误了。那年冬天，金人再次进犯京畿，朝廷大臣认为春初固守的办法是对的，却不知道时势已经不同，像胶柱鼓瑟一样拘泥不变，完全没有随机应变的谋略。对内不能抚慰士卒，使他们拼死抵御敌人；对外不能通达号令，督促援军。金人已经登上城墙了，朝廷还下诏说和议已经定下，用来安抚四方前来勤王的军队，使敌人得以满足欲望。京城中的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以及各种工匠技艺，全部被索取，按次序遣送出去。到了最后，金人劫持二圣为人质，巡行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和宗室各家全都被驱赶同行，并趁机逼迫臣僚改换姓氏、建立年号。自古以来中国遭受祸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靖康年冬天，守御的策略和议和的策略都失败了，最终又被和议误国。上天保佑宋朝，必定会有君主，所以使陛下从危城中脱身，在大河以外总领军队，入继大统而拥有神器。然而按照今天的国势来衡量，靖康之初同今日相比，差别还远得很。那么朝廷用来抵御祸患、抵抗侮辱、安定万邦的办法，在和、战、守三者之间应当从哪一方面做起呢？臣愚昧，虽然不足以了解朝廷国论的大体，却私下担心朝廷仍然认为和议正确。为什么呢？二圣流离迁徙，陛下的父兄沉困于北方朝廷，议论者一定会说，不和议就会加速二圣的祸患，损害陛下孝友的德行，所以不得不和。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亲人；只顾亲人而忘掉天下大计，那只是匹夫的孝友。过去汉高祖同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交战，太公被项羽军队俘获，危险多次发生，高祖并不顾念，反而越战越奋，项羽不敢加害太公，最终归还了太公。这样看来，不顾念太公而作战，正是使项羽归还太公的办法。晋惠公被秦国拘执，吕郤谋划拥立子圉来安定国人，说道：“失去国君而另有国君，群臣和睦，甲兵增多，爱戴我们的人受到鼓励，憎恶我们的人感到畏惧，或许会有好处吧？”秦国不敢加害晋惠公，最终归还了他。这样看来，不顾恤敌国而先治理自己，正是使秦国归还惠公的办法。如今这里有贼盗劫持主人的人质，用武力威逼他，那么贼盗一定不敢加害；如果用卑下的言辞求情，贼盗所索取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往往会发展到不可预测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谋求利益，欺凌懦弱、畏惧强者，根本没有恻隐之心。如今二圣在北方朝廷，究竟安危如何，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本来就是臣子不忍说的事。然而我们不能事先挫败敌人的意图，反而还要落入他们的计谋，以和议为信约。敌人一定会说：“割让某地给我，得到若干金币，就可以了。”否则，二圣的祸患将会不可预测。不答应，就是陛下忘记父兄；答应了，敌人的要求又没有止境。即使每天割让天下的山河，耗尽天下的财物，山河和财物总有尽头，而金人的欲望没有穷尽。稍有事端，先前给予他们的功劳就全部废弃，最终只能拱手听命罢了。过去金人同契丹交战二十多次，每次作战都割地并厚重贿赂来讲和。和约订立后，金人又寻找事端开战，最终灭掉契丹。如今金人又用和议迷惑中国，以至于攻破都城、毁灭宗庙社稷、改换姓氏建立年号；他们如此不讲道义，而朝廷还认为和议正确，这是要把天下交给敌国才肯罢休。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的计策，不如一概停止和议，专门致力于自守的策略，作战的谋划暂且等到可以实行时再说。为什么呢？敌人既然背弃盟约、劫持人质，土地就不能再割让。只是因为二圣在他们国中，不忍立即用兵；等他们入侵时，就多方筹备兵力抵御。对被攻破的城邑，慢慢商议收复；在河北、河东设置藩镇，在沿黄河以及江淮以南的地方设置帅府和要郡；修治城墙，整修器械，训练水军，练习车战。凡是防御抵抗的方法，都一一准备齐全，使敌人进来没有抢掠的收获，退去又有被截击的忧患；这样即使敌人时常出没，也一定不敢深入欺凌。经过三五年生养休息，军政日益修整，士气逐渐振作，将帅得到合适人选，车辆铠甲准备齐全，然后可以商议大举进攻，振扬天威讨伐他们，以报不共戴天之仇，洗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敌人知道中国能够这样自强，哪里只是再也不敢肆意逞凶，就连二圣也能保全长寿之福，他们还会悔过改祸，率先顺从，銮舆也有可能返回。如果舍弃这个策略，继续割让要害之地，奉送金币给敌人，就是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也是借盗寇的兵器，资助盗贼的粮食。前一天已经相信他们的欺诈谋略，导致国家遭到破坏；如今又想重走覆车的道路来毁掉天下，难道不是更加令人痛心吗？有人说，强弱有固定的形势，弱者不能不服从强者。过去越王勾践屈身厚赂侍奉吴国，后来终于报了羞耻。如今中国的形势已经弱了，何不以勾践为榜样，屈身厚赂侍奉金国，希望可以免除一时的灾祸，成就将来的志向呢？臣认为不是这样。吴国讨伐越国时，勾践带着三百名披甲持盾的士兵退守会稽，派使者请求讲和，吴国答应了。那时吴国没有灭掉越国的意图，所以勾践能够屈身厚赂来实现自己的谋划，卧薪尝胆以激励志向，最终报复吴国。如今金人对于国家又怎么样呢？上至二圣、东宫，下至宗室中列入属籍的人，全都被驱赶同行；而陛下在河北，金人还派使者颁下伪诏宣召寻找陛下，急迫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他们对赵氏还会有什么恩德吗？

译即使屈身到奉送藩国、称臣的地步，厚赂到耗尽天下财物来给他们，他们也不会因此施恩。一定要到混一天下疆域才会罢休。因此，今天的事情，可以效法勾践卧薪尝胆的志向，却不能效法勾践屈身厚赂的谋略。这类事情本来就有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情况，说的正是这个。既然如此，今天为朝廷筹划，正应当每年按时派使者询问二圣的起居，把尊奉二圣的礼数尽到金国；我们不主动出兵，等待他们前来入侵，就严密防守来准备抵御，训练军队，选拔将领，彻底更新军法。等我国势力强盛以后，再可以兴师出战，邀请敌人来接受这一武功，等待将来反攻；这是今天最上等的策略。古语说：“愿意同诸位共同决定国家大事。”国家大事确定之后，各项施行安排就可以依次推行；上面有预先确定的谋略，下面没有趋向上的迷惑，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办成。靖康年间，正因为国家大事没有确定，既想和又想战，议论纷乱，才造成今天的祸患。那么今天应当借鉴的，难道不就是靖康吗？所以臣陈述和、守、战三种主张来进献。恭愿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以天下为尺度确定国是，那么中兴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请陛下裁定施行。论朋党札子【李纲】臣看自古以来议论朋党的文章，没有比欧阳修说得更详尽的。他说：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排斥其中的君子，必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君主的耳目，必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必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君子本来就少有过错，小人想给他加罪，有的可以诬陷，有的不能诬陷，不能把所有人都牵连进去。到了想要把天下所有善人都举出来，寻找同类而全部排斥时，只有指责他们为朋党罢了。因此，他们的亲戚故旧，可以说是朋党；交游知友，可以说是朋党；在官府和学校中志趣相同，可以说是朋党；门生故吏，也可以说是朋党。这几种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使国家空虚、排斥君子，只要以朋党的罪名指责他们，就没有人能够幸免。善人喜欢善人，是因为同类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到善人就一定互相称誉，却被说成朋党；发现善人就一定相互推荐引进，也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人不敢称赞，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下面有善人；见到善人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那么做君主的人就会茫然无措，谁同他谋划治理天下、使国家安定的计策呢？所以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君主的耳目，必定要利用朋党的说法。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群小人即使众多，也一定有所忌惮，有所不敢做；只有使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小人才可以肆意妄为，这就是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所以说，能够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是因为国家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君子排斥掉了。唉！朋党的说法，君主难道可以不察看吗？欧阳修的话如此，确实十分切当。臣认为，君主最厌恶的就是朋党；小人用来陷害善良之人的，就是朋党；成为国家祸患、无法尽言的，也是朋党。君主掌握天下的利益和权势，端坐在九重深宫之中，唯恐人们彼此结党来欺骗蒙蔽自己，所以说君主最厌恶的是朋党。君子提拔引进善类，使他们汇聚进用，小人却指责为朋党，想把他们全部排斥掉，以免妨害自己，所以说小人陷害善良之人的手段就是朋党。党锢之祸兴起，汉室因此倾覆；牛李两党的势力炽盛，唐室因此衰微。所以说朋党造成的祸患无法尽言。嘉祐年间，韩琦、范仲淹、富弼一类人被任用于朝廷，他们所推荐引进的大多是君子；小人不高兴，指责他们为朋党，想把他们全部斥退，幸亏仁宗皇帝能够察明此事，所以没有采纳小人的话，韩琦、范仲淹、富弼的德业得以在当时发扬光大，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刘向说过：“抱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口舌；持有犹豫不决的意念，就会打开各种邪曲之人的门路。”汉元帝优柔寡断，所以萧望之、周堪、刘向这类人不能容身于朝廷；唐文宗优柔寡断，所以有人说：“攻破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朋党却困难。”君主的德行，应当像天一样刚健，像太阳一样光明；能够辨别是非，察明邪正，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君子的道路就会增长，愚人、智者、贤者、不肖者各自处在应有的位置上，还用担心什么朋党呢？臣私下看见，近年来士人中还有人乘隙投机，编造险诈邪僻的话来迷惑陛下的听闻，一时之间把许多士人都指为朋党。幸赖陛下能够明察，没有采纳他们的说法，使善类得以有所依靠，陛下刚明盛大的德行可以无愧于仁祖了。然而小人的心思，就像穿墙入室的盗贼，稍微失去防备，有了可乘之隙，就一定会重新出来作恶。恭望圣上仁慈，考察欧阳修的言论，体察仁祖任用君子的用心，消除小人而进用君子，早日建立中兴功业，达到太平，天下幸甚。乞教车战札子【李纲】

译臣听说，用步兵作战，不足以战胜骑兵，因为骑兵善于奔驰冲突；用骑兵作战，不足以战胜战车，因为战车善于防护抵御。古代作战必定使用战车，所以称武王时说“戎车三百两”，称卫文公时说“革车三百乘”，称宣王时说“我车既攻”，称小白时说“兵车之会六”。而征发兵赋时也一定要求出车：天子称“万乘”，诸侯称“千乘”，大夫称“百乘”，都是以战车作为制度。后世车战，有所谓“武刚车”“偏箱车”“鹿角车”，都同古代制度不同，只是各自适合其用途罢了。金人凭借铁骑战胜中国，其原因有三，而不是用战车就不能制伏他们：步兵不足以抵挡骑兵的奔驰冲突，这是第一；使用战车就可以抵御奔驰冲突，骑兵的战马又不如战车便利，这是第二；使用战车后，骑兵在后面，估量形势便利才出战，战卒多有怯意，见到敌人就溃散，即使有长处也无法施展，这是第三。使用战车，人就有所依凭，可以发挥力量；队伍受到约束，不能逃跑。这样看来，战车能够制伏铁骑，是很清楚的。靖康年间进献车制的人很多，只有统制官张行中的造车方法值得采用：使用两根车杆和两个车轮，推动车杆车轮就转动；两根车杆之间用横向的水筒连接，设置车架来承载巨弩。车架上设置皮制篱笆来抵挡箭石，绘画神兽的形象；弩箭从神兽口中射出，并挖开神兽的眼睛来观察敌人。车下设置甲裙来保护人的脚；车前设置枪刃，上下两重，每重各四枚，上长下短；长的用来抵御人，短的用来抵御马。车的两旁用铁制成钩子，停止时就彼此钩连起来作为营地。车体结构简单而运转迅速，实在是抵御戎敌的利器。出战的方法是：每辆车使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动车杆运车，一人登车观察敌情并发射弩箭，二十人拿着盾牌、弓弩、长枪、斩马刀，排列在车的两旁，每边分两列，每列五人。遇到敌人时，盾牌在前，弓弩其次，枪刃又在其后。敌人在一百步以内，就放低盾牌，弓弩交替发射来射击；敌人已经逼近，就让弓弩退后，枪刀上前，枪用来刺人，刀用来砍马腿。贼兵退却时，战车和步卒一边击鼓呐喊、一边彼此连接前进，到达险要处才停止，再派骑兵从两翼追击来取胜。布阵的方法是：每军二千五百人，分出五分之一，即五百人作为将佐、卫兵和辎重人员，其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想布成方阵时，每面使用战车二十乘，战车彼此连接，步卒填补在车间；前面的战车车头朝向敌人，后面的战车倒退行进，左右两面的战车顺向行进；如果敌人进攻左右两面而包抄后方，就随着敌人进攻的方向转向迎敌。左右前后，变化可以无穷无尽。将佐、卫兵和辎重人员，都处在阵中。方、圆、曲、直，随着地势的便利而变化。行进时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成阵，停止时彼此钩连成为营地。不必挖沟筑垒，是最简便而又完整坚固的办法。过去卫青征讨匈奴，用武刚车环绕自己来抵御敌人，所以能够深入敌境。马燧镇守太原，制造战车，车上覆盖狻猊形状的装饰，甲士排列持戟，用战车辅助，因此能够使军队冠绝天下。只有房琯使用战车时被贼军焚烧，后世议论者就认为战车不能使用。却不知道古代的兵车称为革车，用皮革覆盖它，正是为了防火。想战胜金人的铁骑，使他们不能奔驰冲突，以持久作战取得胜利，没有比这更好的利器。现将图画、样式、制度以及分合阵图上呈，请陛下过目；请求下令御营司制造，在便殿教习并亲自检视，确认可以使用后，就颁发给帅府、要郡施行。论用兵札子【许翰】臣恭敬地看见，自从金人退兵以来，朝廷内外官员上上下下都安于无事，以此自以为安，只有臣独自整夜睡不着，正因此忧虑。北方敌人如此强大，所向无敌，而我们已经向他们显示了软弱，又向他们打开了获利之门，不出一两年，形势必定会再次来犯。从割让的三镇出发，敌骑奔驰三天，就会突击都城，飞扬的尘土便会进入宫阙。到了这个时候，金帛再也不能取得，土地再也不能割让，边境的军队再也不能召集，有才智的人也不能再谋划，万世的变故哪里说得尽呢？如今听说姚古等人的军队已经驻扎在国都郊外，臣私下认为陛下可以把朝廷之外的军事事务交给将帅处理。如果派一名使者去，能够使敌人退兵，就退兵；使者不能使其退兵，就毫不犹豫地用兵。臣曾经仔细计算过：我们作战而胜利，就会得到无穷福祉；作战而不胜，就北面扼守井陉，西面截断太行，内部守住大河，国家稳固而无忧。敌人带着残破疲敝的军队归去，必定不能夺取三镇，所以我们胜利有利，不胜利也有利，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一个理由。敌人欲望已经满足，将领骄傲、士卒懈怠，天气越来越炎热污浊，人马气喘流汗，我们用锐利的力量攻击他们疲惫归去的军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二个理由。我们人多敌人少，以十人抵一人；回头的人诛杀，转身逃跑的人斩首，使威令既然必行，那么疲弱者也会奋勇，更何况关陕久经百战的士卒，外以金帛诱励，内以愤怒羞耻激发，打败贼兵是必然的，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三个理由。种师道是持重的名将，如今虽然年老多病，但他的智谋方略足以依靠。议论者见他木讷，似乎没有谋划，其实这是因为他不靠口舌攻击敌人。过去赵括谈论用兵，他的父亲赵奢也难以驳倒他，但赵奢却说赵括一定会使赵军失败。宋文帝割据江左时，听到王元谟谈论军事，神采飘逸，颇有伊洛之间名士的气象；等到任用他作战，却望风奔溃。听说种师道从年轻时起就沉着坚毅，大概是出于天性。身穿铠甲的武士瞪眼说话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能因此就怀疑他。何况现在再有姚古相助，一定能够共同成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四个理由。陛下仁慈圣明，确实感动了万民；大义感召三军，人人都想为国死战，以洗雪中原的耻辱，发泄宗庙的愤恨。天时容易失去，而人心难以重新收拢；陛下今天不乘此有利形势，后来一定会后悔，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五个理由。如今那些只求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的臣子，专门致力于夸大敌人的声势，用虚声恐吓劫持，苟且求得眼前安稳，把祸患遗留给万世。他们的用意也没有别的，不过是担心作战不能胜利，罪责归到议战者身上，使自身不利。如今一旦主张和议，自身就能保全而无忧；明年盛秋，北方骑兵再次到来，他们就一定推诿说国家对待夷狄不当，以至于事情没有成功，不能把罪责归给主张和议的人。奸邪之徒只顾保全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这并不是在为陛下的宗庙社稷作长远考虑，而是只顾退缩回头的人。一次胜利、一次失败，是用兵的常态，关键要看大的谋划怎样罢了。议论者因为姚平仲前些日子轻率行动而遭受小败，就认为王师再也不能使用。传记说：“凡是这样的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就。” 所以希望陛下作出决断罢了。进万言书札子【胡寅】

译陛下以亲王、同母弟的身份接受渊圣皇帝的命令，出任河北统帅。二帝既已迁徙，就应当集合义军，面向北方迎请二帝；可是陛下突然接受拥立，急忙以君尊臣，远道奉上尊号，建立太子，不再回宫朝见，不再巡视陵寝，还杀戮直臣，以堵塞言路。向南巡行淮海，苟且偷安度日。敌兵深入陕右，远远攻破京西，朝廷却漫不经心地不整治军队，完全没有防御抵抗，盗贼横行溃散，无人能够制止。无辜百姓数百万人，尸横遍地，怨气上达天听，以至太阳昏暗无光；飞蝗遮蔽天空，动辄延续十天、一个月。此时却还制造礼仪器物，耗费不可计算，又在城中草率举行郊祀报祭。朝廷官员动容相互称道中兴，敌骑却乘虚直捣行在；陛下单骑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再次流血。等到恢复正统，宝位迁到建康，却没有作长久谋划，各项制度全都衰弛。淮南宣抚使最终没有派遣，反而自行划定以大江为界，轻率地丧失形势，一味畏缩，只顾远行巡幸。军民怨恨叹息，像出自同一张口。国家存亡的决断，已经近在眼前。以上这些前后十多件事，都是所谓举措失当、丧失人心的大事。再论遣使札子【胡寅】臣私下听说，宰相张浚曾论述遣使之事，认为这是用兵家的机变权术，同臣所说的道理不同；如今不知为何竟然已经启程，不能挽救制止。臣待罪侍从，起初有所陈述，已经承蒙陛下知悉。如今张浚是辅佐国家的谋臣，是陛下改变脸色、以礼相待的人，形势上难以因为臣的缘故阻止他的主张；臣也不应当竭力争论求胜，徒然造成纷纷扰扰。臣再三思考，终究没有明白张浚的说法，所以必须剖析清楚，报告于圣听，希望陛下留神省览，暂且记在心中，等将来验证臣的计策和张浚的计策谁对谁错，那么遣使之事的利害就会明白。现在臣不敢要求立即判定谁是。尼堪统率军队二十多年，打败大辽，使我宋朝衰弱；虽然没有长远谋略，却也精通用兵，他所做的事情全都诡诈。如今我国的虚实，他难道不知道吗？还需要用卑下的言辞表示谦逊，才能使他骄傲；还要显示软弱屈服，才能平息他的怒气吗？这是遣使没有好处的第一点。庚戌之后没有派遣使者，金兵也没有来；到癸丑年派遣使者，金人就诱使北方使者进入我国，仔细观察后离去，脚步还没有转回，淮南的警报就已经奏报上来了。这是遣使没有好处的第二点。此前我方派遣的四批使者，都是朝廷选拔的侍从之臣；听说他们进入敌境，昼夜驱驰传递，几乎没有礼节，等见到尼堪坐在那里接受欺骗戏弄，匆忙返回，始终没有获得对方的要领。何况何藓只是一个使臣，他哪里能担当窥察敌国的事务呢？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三点。从前富弼出使时，凭一句话就使南北双方百万军队停止交战，可以说是伟大的功绩了。使者回来后，朝廷论功行赏，升迁官职。富弼正因为认为中国不能用兵，徒然依靠使臣的口舌，向敌人低头是莫大的耻辱，最终不肯接受那些赏赐，他的见识就是这样，这才可以办理国家大事。如今奉命出使的人，首先谈论自己的私事，祈求恩泽，必须把一切都满足了才肯出发；所担忧的是，他们卑鄙浅近，与市井之人没有不同，难道还能毫无顾忌地面对敌人，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吗？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四点。万一金人用兵威逼迫，肆意恐吓，使者一定不能舍生赴死，反而把我国的实情告诉他们，这就是自行失败。生死关头，只有壮烈之士才不畏惧，难道说何藓能够做到吗？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五点。金人最大的欲望，谁不知道呢？他们既然有贪得无厌之心，正希望刘豫明天灭亡，今天也一定会出兵救援；何况刘豫这个贼子哀求援助，秋高草熟时前来侵犯，有什么可疑的？这不需要窥探侦察，自然可以坐在一堂之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六点。如今淮河以北，刘豫自以为那是他的封疆；黄河以北，尼堪自以为那是他的土地。使者出行，难道能够乘云驾风，直接到达北庭吗？一定要渡过清河的险阻，经过浊河的限制，然后才能到达。去年冬天下诏书，列举

译刘豫的罪状，明确说他是贼；如今刘豫肯向我称臣吗？使者能够把这道诏书送到金人那里吗？我恐怕只会出现戎人攻伐凡伯那样的事情罢了。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七点。如今我国与金人的形势，好比两家结有世代不解的仇恨，一方弱、一方强；强者不断侵凌，弱者也只能固守门户、严加戒备，等待时机行动，希望这样还能有所成就。现在却想派一个仆役，用酒肉引诱他，用金帛取悦他，恰好只能助长我们的弱势，增加他们的强大而已。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八点。自古以来，兵力强、战马多，沉溺武力而不收敛，最后没有发生自取焚灭的变故，这正是五胡英杰以及勒、曜、垂、珪等人所难以避免的。尼堪贪财好色，凶残不义，只不过是一个衰败的盗贼罢了，并没有保全国家、长久统治和兼并天下的才能。估计他们精锐强壮的士兵将渐渐老去，年老的将会死亡，他们战马的年龄也一天天增长。他们的谋臣志得意满，沉溺在子女玉帛之中，不出几年，必然遭到祸败，这是显而易见的。万一今年冬天他们党助豫贼，轻率地一来，陛下严令将士，据守大江的险要来抵御他们；他们第一次进攻后气势衰退，第二次更加衰弱，第三次就会彻底耗尽，这是必然的。小小的胜负，是兵家常有的事情。如今还没有交战的迹象，却突然自行招致侮辱，显示出畏惧恐慌、情势暴露、力量屈服，反而会被敌人乘机攻击；这不是兵家因形势受制而采取的办法。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九点。那些主张和议的人，不过是迎合尼堪的心意，只是替自己谋划罢了。陛下日夜思求贤才，太阳西斜也不感到疲倦，穿粗劣的衣服，节省饮食，使宫室低矮、器用简陋，以此供养战士，本来是要替父兄发泄天地不能容的仇恨，洗雪沧海也不能涤除的耻辱。若是坚持采用和议策略，那么谋臣会离心，义士会丧气，将帅会苟且偷安，士卒会离散，都会认为再没有施展忠心、贡献才智、建立功名的日子。这样一来，主张和议的人便自以为自己的主张可以实行，必然会逐渐进一步发展，甚至拿国家去取悦他人，把大事抛在一边。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十点。只有一个说法会使陛下难以处理，那就是以二帝为理由。然而自从建炎改元以来，屡次派出使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两宫起居的情状，听到他们咳嗽的声音，何况如今岁月已经很久，金人一定把他们严密隐藏，只怕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把金人视为父兄的仇敌，彻底不再往来，那么名义正当、事情顺理；将来即使听到不同的消息，我们在道理上也站得住脚，容易处理。如果与金人往来而又不能断绝关系，那么金人就掌握了重要的权柄，过错反而归在我国身上，名义和实际都丧失了，这对陛下没有好处。即使有人知道二帝所在的地方，能够一见他们的慈颜，传达陛下思念父母的孝心，那么即使每年派遣一名使者，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他们处境艰难、路途遥远，就一定没有到达的道理吗？由此推断，以二帝为理由，事情并不难处理。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有确定不变的计策，端正大义，不抱侥幸心理来办事。汉高祖出关时，得到董公的谋略，以弑君的罪名讨伐项羽；后来虽然屡次失败，但项羽背负不义之罪，虽强大也必然转弱，汉高祖坚守这一策略不改变，最终取得了天下。然而张良在峣关的举动，以及养虎的比喻，君子仍然以谈论它们为羞。后来刘先主和诸葛武侯，志在恢复汉室，把曹操视为贼，也能够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魏延提出奇谋，想要迅速成功，孔明却不求眼前的小功，君子认为这才是真正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肩上的人。古代英雄的谋划和举措，大多如此。三国兴起时，曹氏先占据有利形势，蜀国最后才建立，难道会因为力量微弱，就向曹操低头苟且求存吗？孟子说：“您对他又能怎么样呢？只管努力行善罢了。” 今天的根本大计，只应当彰明为父兄复仇的义理，任用贤才，修治政事，休养百姓

译，训练军队，以等待向北进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策略。假如还不能这样做，那就只有坚定地守住现状。至于何藓出使，不仅没有效果，必定还会遭受羞辱。我所见就是这样，难道能因为张浚有话说，便自行压抑不言吗？

译除授太子詹事上殿札子【王十朋】臣恭敬地听说陛下独断于圣心，首先确立国家的根本，天下都相互庆贺，认为这是国家无疆之福。臣刚到朝廷时，听说有让太子治理京城的议论，臣私下认为不妥。臣听说三王教导世子，不过是教他礼乐：用乐来治理内心，用礼来治理外在，使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义罢了。成王做太子时，召公任保，周公任傅，太公任师；保负责保全他的身体，傅负责教导他的德义，师负责引导他的教诲训导，从未听说让太子治理京城。国朝虽然有真宗的旧例，但仁宗做太子时却不是这样；当时太子身边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培养成了仁厚的性情，四十二年的治理，即使尧、舜也无法超过，这最初并不是由于治理京城。何况如今天府事务繁多，所委任的大臣未必有像毕士安那样的人；即使太子裁决每件事都正确，也不足以显示太子的聪明，增加太子的盛德。万一稍有过失，众人都会指责，小人也容易制造浮议，传到四方，所造成的损害不小，这不是爱护太子的办法。大体说来，太子的职责只在于向父母问安、侍奉饮食罢了；至于抚军、监国，都是不得已的事情。陛下只需替他慎重选择师友和属官，使他每天同端正的士人、正直的人交往，培养成德性，并共同讲论古今治乱的道理，将来对于民情和吏事就不必担忧他不了解了。臣希望陛下同一两位大臣商议此事，停止让太子治理京城的议论，以安定国家根本；这是社稷之福，也是天下之幸。删定官轮对札子【陆九渊】臣曾经说过，事情最难的，没有比了解人更难的；事情最重大的，也没有比了解人更重大。君主如果真正能够识别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别的难事了。管仲曾经三战三败，三次被君主驱逐，鲍叔牙看到了什么，竟使小白放下被他用弓箭射中的仇恨，释放被囚禁的管仲，让他做宰相？韩信家贫而没有品行，不能被推举选拔做官，不能靠自己谋生，被人厌弃，寄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萧相国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让汉王把他从逃散的士卒中选拔出来，斋戒后筑坛拜他为大将？陆逊不过是吴中的年轻书生，吕蒙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让孙仲谋超越众多老将而任用他？诸葛孔明是南阳的耕夫，傲慢自负而以大人物自居，徐庶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使蜀先主屈尊驾车去拜访他？这四个人，从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效来看，连儿童也知道他们不是平常之士。但在他们困窘而未被任用的时候，我认为普通人的见识一定没有能够识别他们的道理。人的见识，好比登梯子一样，前进一级，所看见的就更加广阔。处在高处的人能够兼具处在低处者所看到的，处在低处的人却必定不能达到高处者的见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逐步达到这种境界，使古今人物的品格都清楚地呈现在心中眼前，那么上述四人的事迹，又哪里值得向陛下说明呢？如果仍然把凤凰的翅膀收拢在鸡鸭群中，每天同琐碎平庸的人共事，听信他们庸俗的耳朵和眼睛，以古非今，随意评论人物，那就不是臣所敢知道的了。请陛下裁决。《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七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七十五卷 （明）贺复征编 札子六 上孝宗皇帝札子【宋叶适】

译臣私下认为，今天臣下按道义应当向陛下阐明的，只有一件大事。二陵之仇尚未报，故有疆土的一半尚未收复；这件大事，是天下共同的愤恨，也是臣子深重的责任。有的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了却没有说尽，这都不是臣子的道义。金人兼并强大而难以攻打，所以发言的人都说应当乘机；积累日久、坚固而不可动摇，所以发言的人又说应当等待时机。推究事情的始末，审慎确定谋划，明白施行的先后，然后就会知道，时机应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他们来；时势应由我们造成，又何必等待他们的时机？如今率直苟且，习惯听信卑下的议论，而不再有振作奋发的实际意愿，便一定会认为必须乘机、必须等待时机，以此拖延岁月而耽误大事，这是必然的。况且金人已经知道不能控制中原。尼堪建立伪楚、伪齐，达兰退还五路河南，如今的首领刚即位，又商议割让白沟以南来确定盟好。大概他们的根本谋划，从来没有想越过河东、河北以外去占有土地。颜亮虽然威胁天下，但北方起事而归顺的，已经接连不断。我国的偏师虽然冒险作战而没有纪律，也能攻入陕虢，震动关辅，取得重要郡县并据守。既然如此，金人所谓难以攻打，难道真是难以攻打吗？所谓不可动摇，难道真是不可动摇吗？这些姑且不论。如今真正需要忧虑的，正是我们自己有所谓困难，自己有所谓不可为。我们自己认为有困难，却不知道改变困难而采取容易的办法；自己认为不可为，却不知道改变不可为而采取可为的办法。于是力量屈服、志气消沉，甘愿退伏，常常希望和好，撤回军队、返回驻地，拱手把金人送走，而暂且在东南安定下来。臣认为这是今天最大的祸患，是应当首先讨论的事情。陛下感念国家的祸难，刚开始继承帝位，就修治两淮，治理荆襄，安抚蜀道，安置归正的人，建立忠毅、忠锐等军，训练民兵弩手，修筑新的城墙堡垒，制造器械，整顿马政，买进米粮、储备货物，到处积聚物资。臣虽然愚昧浅陋，私下揣度陛下的志向和期望广大深远，半夜叹息，哪里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呢？然而二十六年来，始终不能奋发振作，明诏中有所举动的，都是被长期积累的所谓困难暗中阻挠，被长期积累的所谓不可为默默限制，才会如此。大概这些困难有四项，不可为的事情有五项。请允许臣为陛下一一陈述。重视誓约，畏惧预先采取行动，用金帛引诱金人，这是景德以来立国形成的成规。这种成规先在契丹那里被破坏，后来又在女真人那里重新形成，以至于多次渡海谋划夹攻，耗费数百万。用钱购买空名的燕地，又是宣和年间所筹划的。因此斡里雅布最初到来时，不过是责问我们交纳张觉，约定破坏原有盟约罢了。粘■〈罒干〉再次到来，也不过是责问我们悔改割让三镇以及暗中结交余覩罢了。责问割城之辱，实在难以再说，也不过是要求我们应当按照誓书办事罢了。这三次战争，可以说是毁灭天常、神理所不容的重大罪过。然而金人自以为他们有理、我国有错，用兵有名义，于是国家竟替他们包容污辱，安然承受奇祸，驱逐主张抗战的大臣，下诏认错。建炎年间尚未和议时，祈请不断；绍兴年间和议以后，屈辱损失也不再计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及宰辅。依靠陛下的威灵远播，才开始能够以平等身份往来罢了。把不共戴天的仇恨置之不顾，扩大兼爱的道义，自从金人衰弱以来已经很久了。陛下如果还想进一步回护，暗中等待他们出现过失，那么愤怒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本来就不足以激励奉命出使的人。如果流泪行诛，公开表示决绝，而国家所收藏的典故和制度都在，又恐怕天下的大义还不足以改变有关官署一贯的守法。这就是国家大义难以统一的第一点。国家所认定的是这样，士大夫的议论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不认为金人值得宽恕，反而责怪平定燕地是不应当的；不责备主张和议导致敌人入侵，反而指责守卫京城不是良策。放弃三镇时，共同参与议论的人都认为正确；割让大河时，签署文书的人也不怀疑。至于秦桧于是推行“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汤思退又跟着仿效。撤去守军、放弃土地、开门接纳敌人，几乎使国家在隆兴初年陷入危亡。王之望、尹穑一致附和，又提出务实黜虚、破坏朋党、追求事功的说法，沿袭至今。况且守军已经撤了，土地已经弃了，和亲已经成功了，还要追求什么实际，奔赴什么功业呢？不过，这还只是小人的议论罢了。至于那些提出奇谋秘密计划的人，只说乘机待时；主张忠义决策的人，只说亲征迁都；深谋远虑的人，只说固本自治。高谈阔论的人远远谈论性命之学，认为功业可以忽略；精深论说的人妄自推测天意，认为内外没有区别。小人的议论是那样，君子的议论是这样。陛下如果询问众人的谋略，流言就会像市场一样纷杂，彼此使事情兴废；如果独自决断，又会考虑不周，事情难以轻率发动。这就是议论难以改变的第二点。女真人与前代相比，并不是强劲的敌人。然而童贯在金人刚到时逃离军队，种师道在被围时轻慢敌人，李纲在太原失守，李回在黄河岸边消灭踪迹，黄潜善不知道向南渡，杜充尚未交战便迎降，赵鼎过于持重始终没有确定的谋略，张浚经略屡次导致溃败；这些都是国家托付重任、视为心腹的大臣。贤能与奸佞虽然不同，败坏事情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陛下遍览过去的谋略，在国家艰难、三方对峙的时候，难道没有杰出才能、异乎常人的人能够建立功勋吗？如今环顾在臣之前和之后，前后接连进退，有谁了解这件事的根本，能够反复议论呢？有谁怀抱这样的志向，能够策励众人、寄托希望呢？把奔走钻营官籍当作门第功劳，把勾校文书朱墨当作精详练达；能够捆绑一个奸民，就自许有智慧；能够斩杀一个受黥刑的士卒，就立即自负有勇气。他们心怀私利、崇尚同党，毁伤贤能的道路，暗中堵塞正直的途径，谋划凭借势力占据要津，这样的人充满内外。陛下若想依靠这类人，要求跛马走出骏马的步伐，本来就无话可说；若另出主意把人才从常规之外收拾选拔出来，又会显得轻率欺诈，没有什么可以凭借。这就是人才难以改变的第三点。国家的制度规模特别不同于前代，本来缘于唐末衰败、藩镇擅自发号施令，最终造成五代废立由士卒决定的祸患，所以收揽天下权力，连极细微的权柄也全部集中于朝廷。

译皇帝独自承担操持控制的劳苦，却不能享有富贵安逸的好处，因此内政柔和，没有狡猾强悍、图谋作乱的百姓，不必动用一寸兵器，就可以安枕无事，这是它的优点。然而对外的防备网却疏漏，有骄横不臣的敌人，即使聚集重兵勇将，也没有取得一次胜利的作用，最终免不了委屈心意、损伤威严来实现和好，这是它的缺点。议论的人偏爱安定平靖，认为宁可有外部忧患，也不能使内部发生变乱；考察这种功效，本来已经远远超过汉、唐了。况且靖康之事，没听说我国有一城一邑敢违抗命令而坐视金人长驱深入；大家屏住呼吸等待死亡，被屠杀的惨状，和五代有什么不同？那么得失的计算，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是借鉴五代导致动乱的教训，却不思考靖康遭祸的原因，所以李纲请求把河南分封为藩镇，范宗尹曾经请求把边地划分为镇抚之区，都随即被废止搁置。陛下沿袭旧有模式，却想驱使一世之人报答君主的仇恨，那么形势相互违背，确实没有施展力量的地方。若顺应时势有所增减，那么所要改变、所要动摇的事情关系极为重大，哪里能轻易谈论？这就是法度难以改变的第四点。虽然如此，这四项困难还只是精华景象上的困难，计算实际情形，又有更加不可改变的事情。古代把百姓作为兵来使用，而不是把士兵养成百姓；根据事情需要来养兵，不是养兵来等待事情发生。军队聚集就要求作战，不聚集就不敢作战。如今每人每天领取钱粮一百以上，家中的老小都依靠官府供养，国家力量无法供应，军队常常显出饥寒的样子，这是把士兵当成百姓来养。北方二十多年没有战事，士兵始终不解甲，这是养兵来等待事情发生。养兵照旧，和亲也照旧，这是军队聚集却不敢作战。合营、屯军、厢军、禁军以及现役士卒达到六十万，众多军官和贵将的俸禄更是无法计算。外面使州县空虚，里面使朝廷困乏，大概是军队因为太多而终于变弱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一点。从前固然有把财力不足当作忧患的，却没有像今天这样惶惶急急、没有限度地搜取财物。自从漕司造船、督府犒军以来，酒价涨了十倍；实行和买折帛，百姓便有了两重赋税；免役钱开始征供，役法便败坏；盐袋钱增加，盐的利润便被榨尽；子勘合、免丁、牙契，无不增加钱数。州县之间又加上琐碎苛细的征敛。大体说来，经总制钱是州的祸害，月桩板帐是县的祸害，至于四川折估、青草、水脚对减、激赏、隔槽等名目，祸害又尤其严重。天下每年收入官府的钱有八千万缗，但支出费用常常不足。大概是财物因为征收太多，反而终于匮乏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二点。讨伐仇敌、修立大事，使事情不违误旧有计划，这是君主和宰相的职责；整顿纲纪、推行小规模治理，使事情不失时机，这是百官和各部门的职责。从来没有把百官各部门的职责交给小吏而还能治理好的。如今从检正都司、六部所属，到寺、监，都是纲纪所在的地方。官职交到吏员手中，人的才能无从辨别，贿赂公开流行，关说请托互相交易。百姓有冤屈不能伸张，事情拖延不能决断。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大概是因为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员，才造成了这样。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三点就是这个。让官员听从吏员，是疲弱软怯的名声，人情都想避免。然而又不能不这样，为什么呢？国家以法律为根本，以成例为要务。官员即使地位尊贵，人即使贤能，但不是依法就不能决断，不依成例就不能施行。突然询问他，不如吏员熟悉旧例；暂时任职，不如吏员任职长久；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不如吏员了解全面。因此不得不把事情交给吏员。官员把事情交给吏员，那么朝廷的纲纪就掌握在吏员手中，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先重视人后重视法，人才就能发挥作用；先重视法后重视人，人才就会被废弃。不任用人而只任用法，官员就会失职，吏员就会得势。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四点。法律虽然施行了，人才虽然被废弃了，但人才的品级和实际能力，谁能够任某官，谁不能任某官，谁适合做小官，谁适合做大官，其中可用的实际情况仍然存在。如今任职时把人看作可以废弃，选官时却把职位当成人情诱饵；学习科举，挂名荫补，按照资级选取，沿着途径升进，似乎没有什么人不能任用；哪里还有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廉耻日益缺失，名实日益丧失，风俗大坏而不可救治。大概不任用人而任用法律的弊端，终于发展到不用贤能而只用资格。这就是所谓不只是前面四项精华景象上的困难难以改变，还有五项实际事情尤其不可改变。国家大义难以改变，议论难以改变，人才难以改变，法度难以改变，再加上军队多却弱不可改变，财物多却匮乏不可改变，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员不可改变，不任用人而任用法律不可改变，不用贤能而只用资格不可改变。因此用功名来期待他们，志气反而更加懒惰；用气节来激励他们，风俗反而更加苟且。位居前列的官员不能晋升为勇爵，儒生有的反而因为受到轻视而感到羞愧；亲信大臣不能承接秘密旨意，外朝官员有的又因为受到疏远而疑惑。公卿大夫私下相互告知，都认为今天的形势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地方，只想姑且使自身衣食优裕，安度晚年，养大子女，自求满足罢了。这难道不是今天实际的深重祸患、残害那件大事的最大祸害吗？沿袭习惯、相互牵制，不是一时的事情了。利害应当讲明，虚实应当辨明，是非应当决断，处置应当决定；不讲明、不辨明、不决断、不决定，陛下的志向即使想有所作为，又凭借什么独自实行呢？一世的人都被捆住手脚，堵塞耳目，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本性，哪里知道君主的仇恨应当报偿，能够替陛下尽死力呢？所以臣说：二十六年来始终不能奋发振作，是因为长期积累的所谓困难暗中阻挠明诏的举动，长期积累的所谓不可为默默限制它。既然如此，那些困难难道真是困难吗？那些不可为的事情难道真是不可为吗？自古以来，确有君主虽然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却不能控制天下的有利形势，最终一事无成。陛下却不是这样；以陛下的圣明、威武、勤勉、明察，博学远览，见识卓绝而睿智独到，即使汉宣帝、光武帝、唐太宗，也都比不上。

译讲明利害，辨明虚实，判断是非，决定废置，都在于陛下的作为。大的议论一旦确立，国家大义难以改变的问题就先改变了。陛下的国家大义改变，士大夫议论难以改变的问题也会改变。对在内的群臣逐一召来询问，对在外的群臣也逐一举荐询问；能够承担这件事的亲自任用，不能承担的斥退远置，那么人才难以改变的问题也会改变。改变国家大义，改变议论，改变人才，是为了举办公事大事；其中应当顺应时势而增减的，只是某些具体事务，并不是轻率妄为地随意更改，这样法度难以改变的问题也会改变。四项困难一旦改变，军队因为数量多而变弱，就可以减少数量而后变强；财物因为数量多而匮乏，就可以减少耗费而后富足。然后使官员和吏员相互制约，而不是受吏员制约；使人与法律相互参照，而不是受法律役使；使贤能与资格并行，而不是屈服于资格，便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祸患了。一年一定会改变，三年一定会立定，五年一定会成功。二陵之仇一定能够报，故有疆土的丧失一定能够收复，不会超过这个期限。臣所以认为，时机应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金人来利用；时势应由我们造成，又何必等待金人的时机呢？如果把这些事情搁置不论，固守旧状而不改变，那么我国所谓的困难才真的成为困难。金人难道还会有容易攻打的时机吗？我国所谓不可为，才真的不可为了。金人难道还会有可以改变的时机吗？亶被废黜，亮被杀死，干鲁叛乱，这些都是金人的时机，我们拿什么来乘机呢？那是他们的时势，我们又拿什么等待呢？所以臣认为，率意苟且，习惯听信卑下的议论，拖延岁月而耽误大事，正是这种结果。臣白天诵读、夜晚思考，审察天意，考察人心，已经十五年了。今天才有机会面对陛下的清明，发表这些开端性的议论。愿陛下进一步听取，反复诘问其中的难处，以探究事情的始末；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地和祖宗的神灵对陛下的期望。直前奏事札子【真德秀】臣没有什么才能，承蒙陛下擢升掌管记注，每天侍奉圣颜，在众多僚属中最为亲近。每每想到报国的情义，没有比尽忠更好的；如果缄默不言，臣实在有罪。如今将要以侍奉亲人为由请求出任郡守，离开朝廷，怎敢不赶快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私下听说女真人因为鞑靼侵凌，迁都到汴京，这是我国最大的忧患。大概鞑靼图谋灭亡女真，志向在于吞并。他们虽然迁都，必然会调动军队跟随而来。既然能够越过三关的阻隔来攻打燕地，难道不能截断黄河一带的水路而趋向汴京吗？臣恐怕秋风一起，梁宋郊外已经成为战场了。假使鞑靼竟能像刘聪、石勒那样盗据中原，那么双方疆场相望，便成为邻国，这固然不是我国的利益；或者像耶律德光那样不能立即安定中原，那么奸雄一定会乘机夺取中原，更不是我国的福分。如今应当乘金人将亡之际，赶快谋划自立的策略吗？还是庆幸金人尚未灭亡，姑且谋求自我安定呢？任用忠臣贤人，修治政事，采纳群策，收拢众心，是自立的根本；训练军队，选择将帅，修缮城池，整顿戍守，是自立的工具。把忍受耻辱、与戎人和好当作福分，把停止用兵、忘记战争当作常态，积存安定边境的钱帛，整治使者往来的玉帛。女真尚且存在，就把这些财物用于女真；强敌再次出现，就把它们用于强敌。这是苟且求安的计策。陛下以自立为根本规划，那么国势会一天比一天强盛，人心会一天比一天奋发，即使强敌突然兴起，也不能成为我国的祸患。陛下以苟且求安为志愿，那么国势会一天比一天削弱，人心会一天比一天偷安，即使弱小的敌寇仅仅存在，也不能没有外部忧患。从前孔子诵读《鸱鸮》诗，认为这样才是懂得道理；听到《沧浪》之歌，便让弟子听取。大概安危存亡，都是自己招致的。若在事变正在兴起的日子，却向别人显示出可以被侮辱的形态，那就是在堂上召来军队，在门内引来敌人。臣虽微薄，私下深深忧虑此事，冒昧替陛下陈述。古代一个士人可以阻止百万军队，一个贤人可以制服千里之内的祸难。季梁在，随国就不可攻伐；宫之奇存在，虞国就不可欺凌。如今朝廷人才济济，号称多士，但像汉代儒生所说的骨鲠老成、议论能惊动众人、内心忧虑国家如同饥渴的人，已经很难找到。偶尔有一点意见不同，便已经彼此格格不入；议论稍微激烈一些，就被视为虚妄夸张。难道朝廷所缺少的不是这种人吗？平时擅长文章笔墨、熟悉公文刀笔，即使是著名的儒者和有长期声望的人，也未必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至于面对邪恶萌芽便严肃变色，片刻之间就能决断大事，不因利害而迁就，不因召唤或驱逐而改变去留，那又更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小有才华的人所能办理的，不过是这些事务。只要陛下把尊重贤人、敬重士人放在心上，联合天下正直的人来辅助自己，不要因异同而离间，不要因爱憎而徇私，那么鼎吕之势就会形成，金城般的防守就会坚固，折冲御侮、消除祸难，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所以臣说：任用忠臣贤人，是自立的根本。从前句践退守会稽时，饮食不追求滋味，听音乐不让声音尽情；对内修订政令、宽缓刑罚，救济贫困、哀悼死者，降低身分礼遇士人、厚待宾客；对外修治车辆马匹和兵器铠甲，与三军共同承受饥饿劳苦。凡是可以报复吴国的，没有不做的；凡是不可以报复吴国的，根本无暇去做。国家南渡，驻跸海隅，与越国退守会稽之日有什么不同？宗庙宫室本来不应过分装饰，礼乐文物本来不应要求完备。只应当养育百姓、抚慰士人，一心复仇；然而秦桧却用议和转移、夺取皇帝的心意，粉饰太平，打击消磨士气。今天举行某种典礼，明天庆贺某种祥瑞，士卒和战马消亡却不追问，兵器武备破败却不修治。士大夫沉溺于钱塘湖山歌舞的享乐，再也没有故都《黍离》《麦秀》那样的哀叹。这是秦桧的罪过，所谓上通于天，也不可赎免。如今豺狼虎豹在中原争斗，狐狸在边境上长鸣，危机交相逼迫，已经不同于平常时期。臣希望削除虚浮的文饰，专力实行实际政务，使各部门和各府署都焕然一新。从今以后，不急迫的营造工程暂且停止也可以；文书期限和会计事务已经整理得井然有序。从今以后，日常程序和琐碎事务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也可以。陛下每天直到日暮才临朝，只议论重大政务；辅臣从早到晚尽心竭力，只谋划国家大计，那么句践的功业就可以追寻，中兴的盛烈也可以期待了。所以臣说：修治政事，是自立的根本。从前汉朝遇到边境的大疑难，必定让群臣共同议论；季布以中郎将的身份得以折服列侯，哙狄山以博士的身份得以诘问御史大夫汤。北匈奴来请求和亲，光武帝已经听从皇太子的意见拒绝其使者，班彪却以不应断绝北方关系为理由进言；难道一个司徒掾属，竟敢提出和太子不同的意见吗？这不正是因为国家大事，臣子都应当尽力进言吗？本朝熙宁年间，契丹来商议疆界时，王安石执政，神宗仍然拿这件事询问韩琦、富弼；元祐初年，西夏派使者来纳款时，司马光任宰相，哲宗仍然询问吕大防、范纯仁。高宗中兴时，内外尤其匆忙，但没有一件事不采纳众人的意见。建炎四年曾经讨论防备秋季边患，绍兴初年曾经讨论便利百姓、平息盗贼，绍兴五年又命令前任宰执各自陈述抵御敌寇的策略，绍兴八年则命令侍从、台谏各自上奏讲和的利害。凭圣祖的明察，并不是不知道独自运筹、专断决策显得神奇，只是认为广泛谋议、听从众人意见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尽尽天下人的心意，建立长久的策略。如今事变和机会接连到来，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而没有停止，臣希望陛下广泛颁发明诏，金人迁都南下，逐渐逼近我国边境，凡是担任官职的人，都各自尽情进言；然后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考察确定为最终的结论。

译《尚书》说：“喜欢询问就会知识充裕，自以为是就会见识狭小。” 命令各位大夫都把实情告诉陛下，不要阿谀孤立君主。句践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凡是对国家有忠诚谋虑的人，都只勤于指责自己的过失；诸葛亮之所以贤能，是因为他也这样做。希望陛下以句践为榜样，大臣以武侯为准则，那么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了。所以臣说：采纳群臣的谋略，是自立的根本。国家的元气，在于人心。元气充足，外来的邪气就会退却；人心稳固，外部的祸患就会消除。这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绝对不可改变。陛下也曾经考察近来人心的舒畅和忧苦吗？从前弊法刚刚改动，法令发布得更加严厉，虽然大幅度设置防禁，是为了向百姓表示并不是想用严刑苛法约束他们，但负责刺察举劾的官员迎合过度，所上奏的弹劾，大多罗织深文，受到追夺的人不知何时才能恢复，遭到贬谪流放的人常常隔着重新录用的希望。士大夫的议论，谁不叹息忧愁？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部门，按照实情分别等次，稍稍予以释放宽免，以收拢士大夫的心。如今州郡监司，没有不是经过选拔的人才，然而平易中和的政令少，急切严酷、动辄决断的意图多。以理财自我标榜，就细密地搜刮财利；以推行政令自我炫耀，就施用刺骨般深重的刑罚。本朝立国，本来崇尚宽仁；如今这样毒害百姓，令人恐惧的人太多了。臣希望选用循良之吏，罢退斥逐贪暴之人，广泛宣扬恩德，洗涤百姓的创伤，以收取百姓的民心。君主掌握权柄，只有名位和器物两项；应当给予却吝惜不给，就会使有侥幸心理的人产生念头；应当吝惜却轻易给予，就会使有功劳才能的人失望。近来由于军功赏赐多有滥授，凡事都难以用细小的文法追究；虽然惩治虚假是为了区别真实，但矫正偏差也担心超过正当限度。如今边境烽火十分紧急，正是笼络武勇之士的时候。臣认为荆襄、两淮的人中，曾经以功绩显著、为众人推重的，应当命令帅守、监司搜求举荐上报，选择其中尤其杰出的数人，不拘常格提拔任用；其余全部交给铨曹，审查他们的来历，如果不是虚假冒充的，都按照资历给予任命，以收拢豪杰之心。从前两淮招募士兵，虽然数以万计，如果各军有缺额，本来可以拨隶分配填补，但议论的人却担忧粮饷，急于裁汰遣散，正当按例给他们缗钱作为资助，让他们离去。小人考虑短浅，只图一时痛快；资财用尽后，束手无策，强壮的人逃入山泽，等待时机作奸犯科，懦弱的人在道路上乞讨，苟且偷生直到死亡。事情紧急时希望他们效死，事情缓和时却抛弃他们不加考虑，后来再派人招募，谁肯效命？如今应当选择其中强健的人，收编安置到军队中。不仅可以壮大军容、消除奸邪，也可以收拢忠义之心。自从丙寅年战事以来，两淮百姓流离失所，有关部门救济抚恤失去时机，死亡几乎殆尽。即使暂时放宽上供，减免常赋，凋残的地方仍未恢复，生育繁衍、聚集生活的百姓极少。近来听说州县征发差役相当繁多，田赋虽然减免，征收课税仍然很重。民兵结队编组，衣服装备、弓弩都责令他们自行准备；训练阅兵所需的资粮，也命令他们自行携带。百姓在呻吟困苦之余，怎么承受得了这些？臣希望朝廷深切考虑守卫边疆的重要性，多方优厚抚恤，使他们能够渐渐苏醒恢复，以收取边民的心。北方境内遗留下来的百姓，本来都是我国的赤子，日日夜夜向南遥望，就像思慕慈爱的父母。他们既然背负襁褓前来投奔，哪里有可以拒绝他们的道理？臣私下听说边疆官吏只顾便文塞责，甚至用刀箭把他们驱赶回去，既断绝了他们求生的道路，又激发了他们宁死不屈的愤怒。又听说秦、陇之间，有人相继前来归附，便自行毁伤面容，表示没有回去的心。看他们同过去八字军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却要拒绝他们进入？向南不能被接纳，回到北方又不可能。野兽到了穷途就会搏斗，形势必然如此。臣恐怕想以此安定边境，反而只会扰乱边境；想要使天下无事，恰好造成更多事情。我听说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只担忧百姓不来归附，而不担忧百姓越来越多。孟子说：“替商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人，是桀和纣。”如今天下的君主中，有喜好仁德的，诸侯都会替他驱赶百姓。如今中原百姓穷困而归附我国，女真人就是替我们驱赶来的鹯獭，难道忍心不营造茂密的树林、深广的水泽来容纳他们吗？羊祜、祖逖的事迹还只是浅近的例子，但他们能够致力于修养德行、建立信用，安抚接纳新归附的人，所以吴人心悦诚服，晋朝的土地得以收复。何况堂堂大宋，难道没有能够担当羊祜、祖逖所做之事的人吗？如果确实能够谨慎选择这样的人，分别镇守三边，努力用恩德和信用怀柔远方，使远方的人欣喜仰慕，那么百姓既然归附了我们，土地还会归谁呢？开拓疆土的基础，确实就在这里。臣希望朝廷赶快对此加以关注，以收取中原百姓的民心。要取得天下是有方法的，取得百姓就取得了天下；取得百姓也有方法，取得他们的心就取得了百姓。陛下如果内能保全我国百姓，外能怀柔邻国百姓，那么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因此臣说：收取众人的民心，是自立的根本。臣又听说，自立有根本，也有自立的具体条件。如今营垒相连、戍兵排列，空有名册而兵额没有补足；老弱混杂，训练废弛；衣粮供给日益削减，士卒憔悴困苦。荆淮所依靠的，是义勇民丁，但把他们编成什伍，反而造成骚扰，无法培养他们超距、翘关的勇力。东南所擅长的，是水军和战船，但绘制图册只是徒然追求美观，却从未训练他们乘风破浪的本领。倘若不彻底扫除弊端，使军政焕然一新，那么一旦有缓急，终将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搜刮聚敛已成风气，士卒的怨恨却无人顾恤；嫉妒好胜已成习惯，偏将的才干没有施展的机会。有的人从败逃中被提拔，威望不足以使人服从；有的人彼此势同水火，用心不能一致。朝廷公开收受贿赂的渠道虽然断绝了，私下结交请托的门路却另行开通；田宅、子女的欲望已经满足，表面上却窃取清廉的声誉。倘若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精心搜求选择人才，那么一旦有缓急，必定没有可以使用的将领。过去李纲建议，认为要保全江南，应当整治淮河、襄阳一带，把那里作为国家的根本。荆襄的形势险要，臣本来就熟知；两淮的利弊，更是臣深深了解。国家军政所依赖的，没有比盐利更重要的，而淮地有煮海制盐的富饶；军队粮食所依赖的，没有比屯田更重要的，而淮地有肥沃田野的利益。那里的普通百姓天性勇健好斗，常常轻视敌兵；豪强百姓则气概相尚，能够聚集壮士勇民。假使范蠡、诸葛亮一类的人能够使用他们，以农耕为根本，教百姓学习作战，即使正在推行于天下，也是可以的。他们难道肯把淮地弃置为不值得守卫的地方吗？中兴初年，志在进取，所以来不及修建营垒；讲和以后，又受约盟束缚，不能经营整治。然而孝宗皇帝设置防御、开辟空地的用意，未尝不曾留在圣心之中。臣私下认为，今天实在是南渡以来从未有过的时机，正应当乘机自立，继承孝宗想要完成的志向。

译高大的城墙、深广的护城河、强劲的军队和重兵戍守，是边防的重大命脉。如今淮东的要害在清河口，敌人的粮道确实从这里经过，而淮阴没有寻丈高的城墙，也没有一尺一寸的兵力，只能依靠山阳。然而山阳虽然城大，前面没有淮阴作为屏障，后面没有宝应作为援助；如果敌人用重兵堵住前面，又派奇兵截断后路，那么通往高邮、维扬的道路就会断绝，山阳的形势也会孤立。山阳守不住，通州、泰州就危险，江浙也会震动。淮西的要害在涡水、颍水的入口，敌人的粮道也从这里出来，而濠梁、安丰的城墙低矮单薄，护城河淤塞狭窄，兵力单薄空虚，只能依靠庐州、和州。然而有安丰作为屏障，敌人才不能侵犯合肥；有濠梁作为遮蔽，敌人才不能逃往历阳。即使另有道路可以通行，但我军的庐州、和州在前，濠州、寿州在后，敌人有腹背受敌的忧患，我军有互相支援的助力，他们难道还能长驱深入，横行无所畏惧吗？所以要巩固两淮，首先要防守三处水口，这不是臣的臆测。过去孙氏保卫江左时，邾城虽小，尚且驻屯三万人。如今维扬、合肥是两淮的根本，兵力却单薄弱小，还不及孙氏的一座邾城。所以李纲曾说：大将把重兵拥集在江南，官吏却守着江北的空城，这是错误的策略。臣认为，今天应当商议把江上的驻军迁移过去，以壮大淮地的形势。有人说，如果这样，长江水面怎么办？两淮是藩篱，长江是门户。藩篱坚固，盗贼就没有闯入门户的忧虑；两淮巩固，敌人的战马就没有饮用长江水的机会。只要精心检阅水军，布置在各个渡口要害，使内外相互呼应，就会坚固得像金城汤池。与只是局促地坐守江岸，却让贺若弼一类的人得以经营准备、飞渡长江相比，利害岂止相差十倍百倍！不过，这还不值得烦劳圣心。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重臣承担边境以外的军事职责。因此蜀国让孔明驻守汉中，吴国让陆逊守荆州，都把事权交给他们，不从中间加以控制，所以二人能够乘机应变，取得成功。如今江陵、建邺虽有总领边防的名义，实际上却处在内地，对边疆的军事机变往往不能立即知晓。至于稍有处置，都必须听命于朝廷；请示了就能得到批准，还可以说得过去。请示而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又很多。即使有非凡的人才，又从哪里施展呢？因循误事，实在令人深忧。臣希望从近臣中选择两位历事已久、任职成熟、素有军情威望、文武兼备的人，一人驻在襄汉，一人驻在两淮之中，建立幕府；钱财允许调拨使用，官员允许自行辟置，其余一概按照吴、蜀任用两位重臣的旧例办理。这样，荆淮的国家根本就可以建立，朝廷的忧虑也可以消除。这是陛下应当赶快谋划而不能忽视的事情。有人说：敌方正纷乱，我们幸而无事，只求镇静就好，何必张扬惊扰？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没有夷狄的，只是有办法对待他们，他们才不敢窥伺；从来没有没有奸雄的，只是有办法制服他们，他们才不敢放肆。如今不在这个时候大力振作自立，万一重新出现虎狼般的敌人，知道我国容易对付，暗中萌发桀骜之心，到那时，不知安边所用的金帛、出使者所带的玉帛，能不能堵住他们无穷的欲望。古今的祸患不止一种，而蒙蔽最为严重。过去范仲淹曾说：正值用兵之时，不应忌讳谈论边疆事务。如今朝廷如果把张扬声势当作禁戒，臣下迎合上意，即使有紧急警报也不敢上报；本来厌恶张扬，反而造成了蒙蔽。过去云南军队失败，反而把它报告为胜利，追究其逐渐形成的原因，不过就是这样。处在盛明时代，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臣本来迂腐疏略，哪里应当妄议大事？然而按照臣子效忠的情义，心中有所怀抱却不全部说出，就不足以称为忠诚，因此冒昧地归结为这一番话。区区爱护君主的心意，只有请圣明裁察。直前奏札【真德秀】

译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君子的心完全出于义，所以取得职位，是要用来推行自己的道；小人的心完全出于利，所以取得职位，是要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二者所用的手段不同，所以引导君主的方法也不同。做君主的，接受劝谏就明智，拒绝劝谏就昏暗。明智时君子能够竭尽自己的忠诚，昏暗时小人就能够欺骗君主。所以君子只怕君主不接受劝谏，小人只怕君主不拒绝劝谏。那些小人难道认为接受劝谏不好吗？正是因为正论占上风，邪说就不能容身；公道施行，私意就无法得逞，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过去唐宪宗曾对李绛说：‘近来谏官多结成朋党，议论政事不实，都陷入诽谤讪谀之罪，想贬黜其中最严重的，怎么样？’李绛说：‘这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圣心。’于是极力陈述其中的道理，以说明臣子进谏的困难。皇帝说：‘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进谏的好处。’宪宗是唐朝的英明君主。奸邪小人的话一旦传入，几乎使进谏的大臣遭到贬黜。朋党、诽谤讪谀，都是君主深恶痛绝的事情；小人利用君主所厌恶的事来激怒他，即使像宪宗这样明智，也不能没有疑惑。如果不是李绛深知小人的情状而极力辨析，那么皇甫鏄、李逢吉一类人，难道一定要到这一年以后才掌权吗？唉！君主为社稷考虑，难道可以不对此仔细察看吗？臣曾经遍考前代历史，凡是小人想排斥正论，大体有几种说法：不说别人树立异论，就说别人喜好名声；不说别人卖弄正直，就说别人把过错归咎于人；最严重的，则说是朋党、诽谤讪谀。君子把引导君主走正道作为自己的心愿，政事有得失，必定不肯苟且附和。不肯苟同就接近所谓树立异论了。竭尽忠诚议论政事，必然符合人情；既然符合人情，必然得到当时的声誉。这样又接近所谓喜好名声了。好直言接近卖弄正直，挽救过错类似于归咎过错。以至于意见偶然相同，就可以说成朋党；把话全部说出而没有隐瞒，就可以说成诽谤讪谀。这几种说法，都是迷惑误导君心的毒药，是堵塞言路的荆棘。若不是至圣至明的君主，没有不被它们迷惑的。臣仰想本朝圣明的君主相继而立，招引正直敢言的意见，唯恐来不及。正当盛时，天下士人争相进献意见，其中固然有疏狂荒谬、违背常理、不切合事情实际，以及沽名激进、矫饰高亢、不出于忠诚的人，也都得到宽容，并不以此为过错。其中有些事情使小人不便，他们便有人进献巧说。例如景祐年间，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获罪被贬，议论者便请求在朝堂张贴诏令，说：‘奸邪欺骗君上的有刑罚，挟持私意、结成党羽的必定惩处。’自以为这样就足以阻塞言路了。然而仁宗不久便悔悟，重新下诏，明确求取直言，召回范仲淹，最终还重用他，于是庆历之治得以成就。哲宗初年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下诏求谏；当时有不愿意的人，预先拟定六条罪名来排斥进谏者，说：‘如果暗中有所怀藏，触犯了不应触犯的事项；或者煽动动摇机密事务的处理；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诏令，对上窥测朝廷的意图，以求侥幸、希望进用；对下迷惑流俗的情感，以求取得虚名。像这样的人，必定惩罚，不能赦免。’司马光又上疏争辩，认为这不是求取劝谏，而是拒绝劝谏。臣子只要不开口，一开口就会被归入这六条罪状。哲宗在宣仁太后主持下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四方议论利弊的人才开始能够上达天听。元祐之治，确实以此为基础。假如当时两位君主接受奸邪之言而不觉悟，疏远正论而不容纳，那么小人的计谋就会得逞，君子的道义就会丧失，丰功大业哪里能够传示永久，成为本朝极盛的时代呢？至于把公论说成流俗，是王安石的私心；把上书者分为邪类，是蔡京的奸计；把忠贤斥为伪党，是韩侂胄的狡猾谋略。前车之鉴十分明显，可供借鉴的事情并不遥远。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扩大宏厚的圣明气度，以招来天下的忠言；明察圣鉴，以考察群臣的心术。朝廷中的士人，凡是劝陛下亲近端正贤良、不要忌讳自己的过错的，一定是君子。不仅要听取接受他们的话，还应当奖赏提拔他们；凡是劝陛下猜疑忌恨他人的言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的，一定是小人。不仅要拒绝他们，还应当斥退他们。这样，使鸣凤的祥瑞每天都能听到，使妖狐的声音顿时止息。这样做了，如果治国功业还不能兴盛，上天的福佑还不能降临，那就是臣从未听说过的事。希望陛下反复留意臣这番愚拙的话。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二【真德秀】臣听说，天下有一种不可磨灭的道理，根本在人心，万世犹如一日，那就是公议。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即使在极其无道的时代，破坏天常、毁坏人伦，敢于任意行事而不顾忌的人，也只能使公议不能在天下施行，却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已故正臣刘安世说得好：‘公议就是天道，天道从来没有一天消亡，只看它处在什么情形罢了。’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施行的，是公议；虽然王安石固执拒谏、坚持错误，却不能堵住士大夫的嘴。绍兴年间，认为和好不值得依靠的，也是公议；虽然秦桧专擅权力、任意杀戮，却不能消灭君子的议论。最终新法施行而民力困竭，和好实现而敌情骄横，这种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实在令人畏惧。与其违背它而招致失败，哪里比得上顺应它而求得安定？近年韩侂胄掌权，凭区区私意和小智，阻挡天下公议的冲击；虽然一时能够颠倒是非，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当世的大耻辱。为什么？公议就是天道，韩侂胄违背它，就是违背上天；上天难道可以违背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敬畏公议就像敬畏上天，那么人民会喜悦，上天会帮助，还有什么担心功业不能建立的呢？陛下改弦更张以来，至公的道理在长期郁塞之后，已经稍稍得到伸张。臣愚昧地伏愿朝廷之上战战兢兢地加以保持，不要丢失最初的心意；任用人才、建立政事，一概以天下的公议为主，不受个人好恶、党派偏私的牵累；完全出于公心，竭尽诚意，如同面对上帝，那么天和人都会喜悦，治理的成效可以期待，这是天下的幸事。希望陛下反复留意臣的这番话。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一【真德秀】

译臣听说，懂得父母的心，可以由此懂得上天的心；懂得君主的道，可以由此懂得上天的道。父母对于子女，抚养教育而使其成长，是仁爱；鞭打责罚而加以教诫，也是仁爱。君主对于臣下，用爵位和赏赐褒奖劝勉，是仁爱；用刑罚使其警醒奋发，也是仁爱。上天保佑百姓而为他们设置君主，上天爱护百姓的深切、对君主的期望，与父母对子女、君主对臣下没有不同。所以君主的德行没有亏缺，上天就为之喜悦，祥瑞便产生；君主的德行有所缺失，上天就显示谴责，灾异便出现。灾祥虽然不同，用来勉励君主行善却是一样的。上天如此爱护君主，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把上天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吗？臣观察近年以来，旱灾、蝗灾接连不断，饥荒相继发生。陛下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不敢荒废安逸，忧虑怜悯百姓，已经表现在面色上。上天降下安康，于是获得丰年，也足以看出感通应验的效果了。然而近来天象运行出现过失，星象显示异常，竟接连见于清台的奏报。若说陛下亲身实行还没有达到，那么丰收的应验从哪里来？若说陛下亲身实行已经达到，那么星辰经纬的灾异又为什么屡屡出现？天道幽深遥远，是人所难以知道的。臣私下思量，也许皇天保佑宋朝的心意，是希望陛下不要因为积累多年的忧患而轻易忘记，也不要因为眼前的喜庆而认为已经足够。它的爱护多么深、期望多么切，正是如此。宫廷屋宇深处的隐微之处，日常起居动作的细节，念头刚刚萌发，上天已经洞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守住兢兢业业的志向，防止怠慢轻忽的私心，勤勉不懈地实行，多次反省而不懈怠，那么将不必等到善言说三次，天就会感到而退避了。何况今年虽然报告丰收，百姓的粮食仅仅够吃，但在连年饥荒之后，公家和私人都一贫如洗。这就像人久病初愈，血气还没有平复，筋力仍然疲惫，药物刚刚治好病而扶持伤弱，正应当更加留意。朝廷之上，不可以立刻忘记怜悯救济的心意。臣恭敬地听说，近来内廷多次举行醮事，这固然足以显示陛下敬畏上天的诚意。然而修养德行、施行政事是根本，禳灾祈福是末节。只举末节而遗忘根本，恐怕最终仍不能感通上天。何况如今冬季已深，雪将要下却又停止，和气仍然郁结，嘉祥还没有到来，这正是汉人所说的‘上天有忧虑郁结尚未解除，百姓有怨恨尚未消除’。臣愚昧无能，伏望陛下体察苍天仁爱之意，思考星象变化的原因，延请访问群臣，勤勉寻求政事的缺失，推行惠民政令，使百姓生活下去，那么下界的忧愁叹息就会消除，上天的吉祥征兆也会降临了。《诗经》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上天是明察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有！’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二【真德秀】

译臣私下认为，今天金人有三个必然灭亡的形势，有两个方面值得中国忧虑。自天地形成以来，夷狄和华夏的盛衰本来就没有常态，但从来没有昌盛炽烈百年而不发生变化的。金人盗据中原已经九十年，从建立国家以来，只是用刑罚、威势、杀戮来劫持控制上下，并没有使人由衷心服的根基。凭这种方式想长久存在，即使秦、隋也做不到，何况金人这样区区无道的政权呢？这是其必亡的第一个原因。当初阿固岱、尼堪一类人兴起于海边，茹毛饮血，像云聚又像鸟散，凭借他们所擅长的力量来凌辱中原，所以所到之处没有谁能抵挡。几十年豢养之后，他们已经丧失了往日坚强凶悍的气势，而鞑靼这个小夷族突然兴起并乘机攻击他们，战争接连不断，实情已经显露，力量也已屈竭。现在的女真就是从前灭亡的辽，而今天的鞑靼就是昔日的女真。以将要灭亡、困顿沮丧的形势，既不足以抵挡新近取胜之敌的锋芒，又众叛亲离，哪里知道不会有其他变故乘机而起呢？这是其必亡的第二个原因。当它兴盛时，使用百姓的力量如同使用犬马，残害百姓的性命如同草芥；人心离散，却没有人敢于反叛，是长期威势和约束积累的结果。如今它四处溃散，就像河水冲破堤防，不能遏止。甚至要使用赦免来安抚他们，已经呈现瓦解土崩的形势，哪里还需要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呢？这就是金人必然灭亡的第三个原因。唉！堂堂中华，竟被蛇虫猪豕般的敌人盘踞，庄严整齐的故都，已经长满了禾黍。有志之士想要彻底洗雪国耻，已经很久了。过去苦于机会难以遇到，近来又败在权奸轻率的举动上。如今是多么幸运，敌方自己处在危亡之中，而臣反而认为这是忧患，为什么呢？因为传记中有这样的话：‘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时必定有内部忧患。’孟子也说：‘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陛下改弦更张初年，和议还不牢固，边境警报还没有解除，君臣上下都惕惧不安，不敢安逸。等到聘使往来频繁，便很快习惯了眼前的安定，忘记了过去的祸患。万一金人终于灭亡，没有人留下来防备余毒，上面安逸，下面嬉乐，自以为没有忧患，那么忧患就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自己了。这是臣所说的第一个可忧之处。时机到来时，真正应对它实在困难，稍有一点差错，祸败立即到来。假如外夷得势，以夹攻相要挟，豪杰四处兴起，奉我为主；如果跟随他们，就有宣和年间结盟的前车之鉴，也有张觉归附而应受惩罚的例子。若想保全巩固江淮，闭关自守，敌方正在纷乱，我们想要堵塞安定，以此作为谋略，也尤其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臣所说的第二个可忧之处。如今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夷狄衰弱就是中国的利益，却不想想匈奴五单于争立时，汉朝曾经从中获利；拓跋氏在黄河以南造成边患时，反而成为萧梁的祸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拥有国家的人不应只问敌人的盛衰，只应考虑自己的政治修明不修明。汉宣帝时，内有辅佐大臣的贤良，外有爪牙将士的勇猛，朝廷法纪和政治根本都完备，边疆防备、侦察守望都精明，即使匈奴强盛，也应当臣服，何况在它逐渐衰弱之后呢？梁武帝却不是这样，舍弃正道而沉溺异端，抛弃人事而谈空寂；内有三蠹弄权，轻易施行威福，外有诸王争斗，骨肉相互残害，连保卫疆土、安定百姓都害怕做不到，何况还想乘敌人衰弱而侥幸求得万一的功业呢？由此看来，假使今天能够做汉宣帝所做的事，那么金人存在或灭亡都不足以忧虑；但还不止如此，许多祸乱的端绪正要从这里开始。臣愚昧地独自忧虑。伏望陛下每天同二三位大臣深入谋求治理自身国家的办法，不要因为惩治羹汤烫伤的教训，就认为仇恨耻辱可以忘记；不要采取看树荫的打算，就认为侥幸安逸可以依靠；修养实际的德行来感通天命，施行仁政来结聚民心，奖赏忠诚实在的人来振兴天下的人才，减省赋税征敛来培养天下的力量。至于谁可以任将，哪些军队可以使用，哪座城池应当修缮，哪些器械应当修整，应当天天在朝廷上谋划并反复训示，或许国家的形势会日益尊强，敌人自然恐惧；这样乘机取胜，可以避免鹬蚌相争的危险，蓄养威势等待时机，也足以保持金城汤池般的坚固。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卑贱而忽视我的话。十二月，奏文已经见于前面的札子【真德秀】

译臣听说，自古以来臣子爱护君主，没有比希望君主长寿更大的。《天保》诗歌把美好的祝愿归于君主，以此报答君上：一处说‘使您福厚，什么福不能除降’；二处说‘接受上天百般福禄，降给您长远的福气’；最后说‘像南山一样长寿’。这真是情意深切。如今臣有幸充任禁中近臣，又以执经劝讲为职责。恭逢陛下诞辰的日子就在早晚之间，把美好祝愿归于君主、报答君上的心情尤其强烈。然而如果只知道和海内臣民一起歌颂我君长寿，却不把圣贤所说达到长寿的方法告诉陛下，那也不过像华封人爱护君主一样罢了，有什么益处呢？臣谨斋戒住宿，拜了两拜，把这些道理分条献上：第一，无逸才能长寿。过去周成王年少继位，周公担心他不知道农事艰难而贪图安逸，于是写下诰书告诫他。其中说，殷王中宗能够享国长久，是因为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天命，自己揣度治理百姓时恭敬戒惧，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说到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能够享国长久的原因，大体也是如此。大概历代圣人相传的，都是同一个敬字。所谓严恭、寅畏、祗惧，无非都是敬。敬与安逸享乐此消彼长。三宗和文王之所以能够做到不贪安逸，就是因为敬。周公希望成王把这些作为法则，每天自我勉励。上敬畏上天，下敬爱百姓，就不敢沉迷游猎，不敢纵情饮酒；这样培养深厚，根本就强固，持守严格，心志就坚定。这本来就是聚集福气的源头、延长寿命的基础。那么陛下对于不贪安逸的告诫，难道可以不加以思考吗？第二，亲近贤人才能长寿。《召公·卷阿》诗也是为告诫君王而作，其中第三章说：‘您接受天命已经长久，福禄使您安康。’接着说：‘有辅佐的，有翼助的，有孝行的，有德行的，以此引导和辅翼您。’意思是必须有这样的人每天侍奉左右，然后才能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而得到上天的福佑。君主享受四海的供奉，容易动摇的是物欲，难以保持的是德性。接近妃嫔、亲近内侍的时间多，亲近学士大夫的时间少，那么迎合奉承、煽动迷惑的事情无非都是物欲。这样岂只是败坏德行，也会损伤生命。只有有孝行、有德行的人在前面引导、在后面辅翼，使君主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行为，在嗜欲将要萌发时加以杜绝，在过失尚未形成时加以消除，那么他的心就会恬淡和平，优游安宁，这才是保全自身、长享国祚的道路。那么陛下对于亲近贤人的心意，难道可以不加厚吗？第三，以孝道奉事祖先才能长寿。《周颂》的《雝》是为禘祭而作的，其中说：‘伟大啊先祖，安抚我这个孝子。’又用‘长寿多福’的话来申说。大概君王用孝道奉事祖先，祖宗也把长寿和福禄留给后代。陛下继承先皇的统绪，成为宗庙的主人，按时举行祭祀，本来就应当严肃；而一祖十二宗相传的次序，陛下肩负的责任尤其重大。必须勤勉不懈地继承祖先的事业，战战兢兢地加以守成，然后神明和祖先才都会安乐，并把无穷的福祥赐给您。这是陛下应当深切勉励自己的地方。第四，仁爱才能长寿。孔子论述智与仁的区别，说仁者安静，又说仁者长寿。正因为安静，所以长寿。仁人的心完全合乎天理，没有私欲扰乱，因此本体安定正直坚固，效果悠久绵长。但安静并不是呆滞枯槁的意思。行动合乎义理，即使行动，也没有不安静的。不仁的人则被欲望驱动，欲望压倒一切而没有节制，就躁动而难以安宁。世上从来没有凝然安定而不能长寿的，也没有纷乱躁动而能够长寿的。这是陛下应当深入体会的。第五，有德才能长寿。《中庸》称颂舜的孝行，说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长寿；又说上天生育万物，按照材质加以深厚培植或使其倾覆，只取决于它自身。因为皇天并不偏爱谁，只辅助有德的人。舜的作为中有自得长寿的道理，所以天也使他长寿，这就是所谓栽培它。祖己训诫高宗时说，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并不是上天故意使百姓夭亡，而是百姓有自取夭亡的道路，所以天也使他夭亡，这就是所谓倾覆它。以大舜的德行为榜样，以祖己的话自我鉴戒，这又是陛下应当竭力实行的。以上五条，都是圣贤经典中的格言，是万世君主的良药和砭石。把它们参照体味起来，周公、孔子的重大教诲就足以概括其中。大概能够做到敬与仁，其余的也都包含在其中了。秦汉以来，异端邪说横行，君主不知道圣贤达到长寿的方法，却沉溺于神仙方士的术法。因此汉代有文成少君，唐代有柳泌、赵归真一类人，都用荒诞虚幻的东西迷惑君主。至于服食药物来求长寿的人，没有不反而被药物误害的。唐穆宗、敬宗不足以谈论，宪宗、武宗都是英明果断的君主，也因为这些而自我伤害。难道不是世人的重大警戒吗？臣曾私下说，仙经万卷，不如诵读《无逸》一篇；道家千言，哪里比得上玩味‘静’‘寿’这两个字。陛下如今每天亲近儒生，留心儒家经术，没有汉武帝、唐宪宗那样的迷惑。微臣爱护君主，不敢不预先陈述自己的愚见，只有请圣明裁察。论人才聚散札子【牟子才】

译国家有五星聚集奎宿的天象，实际上主宰文治。历代圣明君主相继，都把收揽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即使《棫朴》所说善于任用人才、《卷阿》所说任用吉士，也没有超过这一点。咸平、景德年间，人才浑然汇聚而不见边际，这就是所谓人才极盛、政事大治。天圣以来，王曾、吕夷简辅佐君主，君子曾经聚集一次。不久却因景祐年间百官的一张图而离散，又因庆历年间圣德的一首诗而离散，又因王拱辰打成的一张网而离散。这说明天圣以来的人才，因忠邪相互激荡而离散，但祸害还只是离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再次任宰相，至和、嘉祐年间的君子还没有离散。熙宁的邪说一出现，先朝的大臣最先离散。不久，因议论新法意见不合的人全部离散；又不久，条例司的贤能之士也离散了。这说明熙宁、元丰年间的人才，因法令变更而离散，但祸害还只是离散而已。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吕公著、文彦博相继辅政，君子又聚集了。由于品类流派分得太细，事变反复，先是从官员名额的小争论开始，渐渐发展到调停的初步议论，最后在策试题目上的争辩中酿成滔天大祸，君子一党全都离散。最后发展到朝堂张榜、刻立党碑，践踏忠贤，曾经连草芥都不如。元祐年间的人才，因为区别正邪过于严苛而离散，其造成的祸害大概不只是离散而已。建中靖国初年，起用范纯仁为宰相，韩忠彦等君子又聚集起来。天下正因快速授予官职而高兴，而曾布、曹辅、温益等人立志结交奸邪，设置政事局，轻视元祐，重视元符；提出爱助图，压制苏轼、苏辙，扶植蔡京、蔡卞，意向一旦偏向一边，君子便全部离去。元符年间上书的人，也一概被视为邪党。这说明建中靖国年间的人才，离散于似是而非、似靖而非靖之中，其造成的祸害大概不只是离散而已。中兴以来，张浚、赵鼎任宰相，君子又聚集起来。不久秦桧掌权，极力主张和议，当时像胡铨等三十二名不肯依附的人，以及像李纲等八十多人，大都被排斥；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死在贬所，有的流放抛弃在魑魅出没的地方，即使多次赦免也不迁移，有的退居山林泉石之间，被驱逐而不得出仕。这说明绍兴年间的人才，因为主张战事的多而主张和议的少而离散，其造成的祸害又不只是离散而已。庆元初年，赵汝愚任宰相，当时凡是知名之士，早晨任命，晚上拜官，几乎没有遗漏。奸邪小人彼此侧目，心怀嫉妒怨恨，于是赶快引进与自己同类的人，分布在台谏职位上。于是赵汝愚所引荐的人，依次离去；大臣被贬谪，小臣被流放、斥退并举起旗帜示意；六名士人被屏弃流放，朋党禁令更加严厉，士大夫所遭受的祸害更加惨酷。这说明庆元年间的人才，因嫉妒、专门排斥道学而离散，其造成的祸害又不只是离散而已。臣曾经通考本朝的人才，大体上屡屡离散。有离散得大的，有离散得小的；有离散得缓慢的，有离散得急迫的；有离散得突然的，有离散得彻底的。开始是君子攻击小人，后来变化为君子攻击君子，甚至君子竭力把小人引进来。开始是小人攻击君子，后来变化为小人攻击小人，甚至小人表面上依附君子。变化迁移没有一定，彼此突然兴起相互攻击。但归结其极端，也不过是离散之后再聚集，聚集之后又离散罢了。翻阅史册而感慨，抚摸往事而叹息。今天正是君子大规模聚散的关头，难道可以不在细微征兆出现时预先设置防备吗？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君子一类人已经三次聚集、三次离散。端平亲政，是第一次聚散；甲辰改祀，是第二次聚散；丁未更化，是第三次聚散。如今两位宰相同时建立，公道又重新彰明，加上广泛招纳、表彰人才，似乎稍稍聚集起来了。然而刚强忠直的人被长期留在外任，魁伟杰出的人屈居闲居，胸怀抱负、性情耿介的人多半郁郁沉沦，操守端正安静的人很少得到提拔。有人仍然认为人才还没有真正聚集。来的人不久就转身离去，留下的人也不能稳固而容易动摇。人才凋落如晨星，稀少如霜叶，那就又几乎要离散了。聚集通常觉得困难，离散通常觉得容易。为什么？君子不被富贵所动摇，就把出仕和退处看得轻；把去留看得轻，就知道醴酒不设、楚人市上钳口的征兆，必定在事情初起时先行离去。然而人们不知道最初要花费多少诏令和节制才能招来他们。君子不被利欲迷惑，就能决定出仕或退处；出仕退处既定，就知道胎儿被剖出、鸟卵被毁坏、凤凰不再到来的意思，必定在征兆初现时就离开。然而人们不知道最初要花费多少诏书才能召集他们。聚集之所以困难，离散之所以容易，正是这个原因。君子敢于直言，抵抗小人的锋芒，即使有大艰难，也不再考虑自身能否保全；即使有大陷阱，也不再考虑自身的利害。君子敢于做事，摧折小人的锐气，即使有大祸患，也无暇顾及自身的生死；即使有大的诽谤毁谤，也无暇顾及自身能否合于众意。聚集之所以困难，离散之所以容易，正是这个原因。然而人才聚集，通常是因为君主和宰相爱惜贤才深厚；人才离散，通常是因为党人嫉妒贤才深重。聚集，通常是因为至诚而乐于与贤才共事；离散，通常是因为猜疑忌恨、不能容纳的过失。聚集，通常是因为同类相互引荐的公心；离散，通常是因为意向相同或不同的区别。聚集，是因为尊敬日积月累；离散，是因为厌弃鄙薄显露出来。聚集，是因为不断培植；离散，是因为突然摧抑。聚集，是因为远离邪人、疏远奸佞；离散，是因为尊崇仇敌、羞辱正人。聚集，是因为门户坦荡；离散，是因为心机深沉、隔阂险阻。聚集，是因为朝廷清明；离散，是因为流品混杂。聚集出于公心，离散出于私心；聚集出于义，离散出于利。聚散的权力，常常寄托在似有似无之间；聚散的关键，常常决定于将信将疑之际。因此群凶窥伺观察，时而稍稍昏惑，这是离散的征兆。党徒中途倒戈，彼此攻击，一会儿支持这一方，一会儿支持那一方，这是离散的征兆。议论政事像争吵一样，意向稍有不同，嫌隙逐渐产生，这是离散的征兆。表面树立正人，暗中暴露邪人；把虚假的说成真实，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是离散的征兆。

译设置机构、张设陷阱，声音柔和、舌头婉转，含沙射影地中伤别人，这是离散的征兆。借诗歌寄托意旨，互相吹捧为贤圣，自己招来议论讥刺，这是离散的征兆。招纳党人，平息旧日怨恨，正邪兼用，这是离散的征兆。公开争斗、竭力抵制，激发愤怒，突然把利害关系分开，这是离散的征兆。同舟共济，却实际上左边偏袒、右边虚应，轻重失当，这是离散的征兆。顾念私恩，妄谈某人的长处，暗中使人心生疑惑，这是离散的征兆。这十种征兆，起端非常微小，造成的祸害却很大。月亮出现光晕就要刮风，地基出汗就要下雨，事情都有预兆，有见识的人暗自忧虑。况且小人失去职位而处在外地，摇动毒害，聚合如蝎，其奸邪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善于辨说足以煽动人心，机权智术足以使中立之人恐惧，钱财势力足以扩张异议的声势。他们看见朝廷举动稍有不合，便萌生轻视之心；士大夫的议论稍有顾虑，便张口讥笑。天时不顺，就幸灾乐祸；国家根本没有确定，就乘隙诋毁。只要得到一条缝隙，就窥伺缝隙来放肆施行奸计；只要得到一个机会，就借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今天说某个贤人一定应当驱逐，明天说某个奸人将要召回，讹传摇动没有止息，朋党同类实在很多。又有一些人看起来像君子，心中怀有受人庇护扶植的恩德，进身时不能列于君子，退处时又以同小人为伍为耻，于是提出狡猾闪烁的言论，来洗刷自己依附他人的痕迹。话说得好像公正，意图却另有所为，这就像所谓八关、五鬼一类的说法。他们用心思考，连鬼神也看不透其中的底细。假使这种说法得到施行，毒害就会形成，愤怒乖戾而无法化解。也有一些衰败的小人，心中怀有受人引荐提拔的恩德，进身时又不像君子，退处时又不与小人有隔阂，于是提出荒诞卑鄙谄媚的言论，来掩盖自己苟且附合的痕迹。话虽然可以玩味，意图却难以估量。这就像所谓三变、两来一类的说法。他们处心积虑，连公输般也不能说明其巧诈。假使他们的说法得到采纳，危害就会产生，阴沉而无法医治，邪气一天天强盛，正气一天天衰微。人才聚集之所以不能长久，形势终究会走向离散。那些人难道不知道，聚集就是解卦，离散就是屯卦；聚集就是泰卦，离散就是否卦吗？然而之所以不能不离散，是因为上面没有办法保护他们，下面没有办法使他们安定；这样一来，离散也就是形势的常态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六 （明）贺复征编 ○札子六 请求校正陆贽奏议并进呈御览的札子【宋·苏轼】臣等才能浅陋，却勉强充任讲读官。陛下圣明天纵，学问日益精进。臣等才力有限，而圣道无穷，心里想说，口头却表达不出，因此深感惭愧，不知该怎么办。臣私下认为，臣下进献忠言，就像医生使用药物：药虽然出自医生之手，药方却大多传自古人。只要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出自自己创制。臣等恭敬地看到，唐朝宰相陆贽，才具本可辅佐君王，学问足为帝王之师；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他的智慧如同张良，而文章超过张良；辩才如同贾谊，而谋略并不疏漏。对上可以纠正君心的过失，对下可以沟通天下人的志向。只是他不幸，做官时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德宗以严苛刻薄为能事，陆贽便用忠厚规劝他；德宗把猜忌当作权术，陆贽便劝他推诚相待。德宗喜欢用兵，陆贽便把消弭兵祸放在首位；德宗喜欢聚敛财物，陆贽便把散财救民视为急务。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归罪自己以收服人心，改正过失以顺应天道，斥退小人以消除百姓祸害，珍惜爵位名器以等待有功之人，诸如此类，不容易一一列举。可以说，他进献的是苦口的良药、针治身患膏肓的医石。假使德宗完全采纳他的言论，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复现。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陛下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能够相互契合，就如同君臣处在同一时代。过去冯唐谈到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叹；魏相分条陈述晁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假如陛下能够自己找到老师，那么近处可以取法的人，没有比陆贽更合适的了。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可观之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是圣人的言论深奥遥远，后世学者的著述又支离繁杂，就像山海高深广大，难以从中一一推求选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书卷便明白，把古今的精华集中在一起，实在是治乱兴亡的借鉴。臣等想取他的奏议，稍加校订、誊写后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看见陆贽本人；反复熟读，就像正在同陆贽交谈。这样一定能启发陛下圣性中的高明之处，在岁月中成就治国功业。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请陛下裁决。《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七 （明）贺复征编 ○札子七 《初政第二札》【明霍韬】

译臣听说汉文帝即位掌管天下政事后，首先询问每年判决的案件有多少、每年钱粮的收支有多少。陈平回答说：“有主管这些事务的人。”司马光认为陈平这样回答是不对的，其实不对。大臣只应当选择那些主管刑狱和钱粮的人；至于要求大臣知道刑狱和钱粮的具体数目，则是不对的。有人又说，文帝不应该问这些，也不对。因为知道刑狱案件的数目，就可以察看风俗教化；知道钱粮的数目，就可以了解经费。这正是文帝所问，也是君主开始治理政事时的首要事务。臣希望陛下推广这一问法，可以吗？如果蒙陛下首先召见户部，问道：“祖宗朝每年赋税收入有多少？各省存留有多少？内府所需费用有多少？百官俸禄粮食有多少？军士粮饷有多少？三边供给费用有多少？藩王封地的禄米有多少？内宦每月粮饷有多少？与今天的年度预算相比，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赋税收入还和过去一样，所用所出的费用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吗？年代越久，积弊越严重，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接着召见吏部，问道：“祖宗朝在外任职的百官有多少？在京任职的百官有多少？荐举的有多少？科举贡士有多少？杂流官有多少？与今天相比，冗员增加了多少？衙门增设了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疆域图籍和政事还同过去一样，冗员、冗食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吗？官署增添而弊端冗杂，政事纷乱、权门众多，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接着召见兵部，问道：“祖宗朝天下军职有多少？京卫带俸军官有多少？外卫带俸军官有多少？天下军士有多少？在京勇士有多少？校尉有多少？与今天相比，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有虚名而无实际、由豪强势家包办的军职，每月粮饷有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天下边疆还同过去一样，冗员、冗兵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吗？时间越久，冗滥越严重，粮食无从筹措，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接着召见礼部，问道：“祖宗朝天下亲王藩王有多少？镇国将军、奉国将军、中尉有多少？仪宾有多少？内臣有多少？与今天相比，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每年赋税收入还同过去一样，宗藩、内宦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吗？形势穷困就必须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接着召见工部，问道：“祖宗朝每年所收物料有多少？每年维修的工程有多少？供皇上使用的物品需要多少？各监局所需物料有多少？军器维修有多少？工匠有多少？柴炭有多少？与今天相比，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天下征收物料还同过去一样，浮滥浪费、不合常规的开支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吗？繁杂费用日益增多，国库日益枯竭，天下日益困乏，国家的财政计划日益艰难，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接着召见刑部，问道：“祖宗朝每年判决死刑重罪的有多少？与今天相比，天下判决死刑重罪的有多少？罪情确实、关押在监狱中的有多少？案情可疑、现关在监狱中的有多少？”然后进一步思考：“爱惜生命、厌恶死亡，人心还同过去一样；但贪图利益而忘记死亡的人，难道不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吗？按照奏报判决的案件尚且有这么多，被敲打刑讯、冤屈而死的，难道不是有一万多吗？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恒定的心志；刑罚残酷、百姓蒙冤，关系到国家的根本，为什么不设法处理呢？”所以说，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治理天下就如同治理家庭。如今有一个拥有千金的家庭，由一个人享用，百般费用充足宽裕，本来是应该的。到了第二代又有五个人，便成了每人只有二百金的家庭。用二百金的家产仍然谋求千金的开支，难道不会很快陷入穷困窘迫吗？即使如此，二百金的家庭节俭度日以求保存家业，不使祖先的产业败落，也是应该的。到了下一代又增加五个人，便成了每人只有四十金的家庭。用四十金的家产仍然谋求千金的开支，难道不会立即败落祖业吗？即使如此，四十金的家庭还可以扩充为二百金之家，二百金之家还可以扩充为千金之家，这取决于人的作为。天下这个大家庭，不能再继续扩充，是受到形势限制的。我朝祖宗创立基业之初，就像拥有亿万金的家庭；宗藩的分封，就像家中的子孙；百官，就像家中的仆役；内臣，就像家中的奴婢；军士，就像守家的犬；每年供给的费用，就像家庭的日常调度。即使这些都按照祖宗旧制办理，也会因形势困竭而产生弊病，尚且应当思考如何救治后来的弊端，以制定适合时势的制度。怎么能年年累积、月月增加，使这几项不知比祖宗旧制增加了多少倍？浮滥费用百般出现，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比祖宗旧制增加了多少倍？这就像继承千金家产的人，不知道家产已经落到二百金之家，却又妄想维持千金的开支，怎么会不穷困呢？陛下想到这一点，还应及早谋划；还要让内臣、外臣同心忧虑，勤慎经营十年，才能取得成效。现在不谋划，后来就来不及了。如今即使还没有大规模更改制度，陛下只要时常想到这些，或者命令六部列出总数，张贴在宫中，早晚观看，那么由此产生的恐惧和节制之意自然不会停止。也应让内臣和勋戚尽心思考，以防止日后的祸患，缓解眼前的急迫，使国家获得宏远长久的谋划。内臣也能享受绵长的福泽，陛下也能一天比一天谨慎，内心由此端正，欲望由此止息。天理长存，奸邪佞臣退避；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力量由此更加坚定；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方法也由此逐渐实现。在潜移默化、暗中运行之中，自然会达到圣德神功的盛大境界。《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八 （明）贺复征编 ○奏启一 刘勰说：“启，就是开启。高宗说：‘开启你的心意，来滋润我的心’，取的就是这个意义。汉孝景帝名讳为启，所以两汉没有称为启的文体。晋代以来，启盛行，兼可用于表奏，陈述政务、进言议事。既可以奏报不同事项，议论爵位、答谢恩典，也可以作为表的另一种文体。必须收束铺陈、纳入规矩，使音节简促，分辨事理要点，语言轻清有文采而不过分铺张，这也是启的大致特点。” 《山公启事》【晋山涛】人才本来就难以识别，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内情真伪又难以辨明。吏部郎每天日夜接触琐碎事务，不只是应当端正自己而已，还应当能够端正他人，不能容纳污秽杂乱之人。议郎杜默，品德操守也很好。太子庶子崔谅、中郎陈准，都有意于端正他人。其余的人尚未审察，不知其中有没有可以任用的。其二 阮咸真诚朴素，少有欲望，深深懂得清浊之别，万事万物都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如果让他担任官职，一定会在当时的人中卓绝出众。其三

译吏部郎主管选举，应该选得能够整顿风俗、治理人伦的人。绍平正直简约、温和机敏，有文才，又懂音律，应该能够成就事业。不过仍应先任秘书郎。其四 臣近来推荐汜源担任太子舍人。汜源被称道有德，长期沉沦不遇；推荐他做大臣，是想借此慰劳后来那些有才能而尚未闻达的人。其五 太子刚刚进入东宫，四海都在注目，太子保、太子傅不能不从天下人才中尽力选取。其六，晋朝制度规定，凡因公事获罪而被贬黜的人，都要过三年才能重新叙用；其中有许多好人，却让他们长期闲居无事。臣认为可以大略依照降职法，按照资历和才能减轻他们的处罚，这样也足以表示惩戒，同时又不致使官员失去作用。《论国制启》【宋鲍照】臣启：臣听说，一尺的锦由工匠量度裁剪；一丈长的木材，也有墨线作为准绳。事情无论大小，都不能不依法办理。当今世上，政务和睦，藩国相望，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下来，一动便成为准则。陛下安处圣明疆土，已经十多年了，条文制度和礼仪章程，应该已经完备。各王分封之后，举动静止都应包括在制度之中，但臣私下看到国家处理事务，还没有完全妥善。臣愚昧而又出于私心，实在有所惋惜。臣恭敬地看到，彭城国的旧制度还保存着几卷，虽然有许多已经变更，但大纲仍然可以依凭。臣愚见，应命掌故刊刻、编撰，以便上面彰明朝廷典章和藩国制度，下面衡量国家训典繁简的意义，同时参考州府宽严之间的尺度。章程一旦长久完备，就永远成为固定制度；这样岂只是使今日美好，也足以让后世珍贵。臣有幸充任直官，如果冒昧把这些意见写成启奏，恐怕烦琐而不切要。想到此处更加惭愧恐惧，谨此启奏。《谢解禁制启》【鲍照】臣启：臣承蒙宣令，解除对臣的禁锢，这是极其郑重的天恩，实在难以承受。飞禽走兽尚且知道感恩，何况臣是人类呢？臣听说，得罪神明，可以凭借尸祝代为请求；得罪君主，可以通过近臣代为谢罪。臣自知孤独卑微，却侥幸窃居荣耀的官阶；不明白重大义理，又冒犯世俗礼法。我的奇才比不上阮籍，没有人能帮助保护我；才具惭愧不如冯衍，又陷在困顿窘迫之中。若不是圣朝超越常情，在众人视听之外格外顾念臣，那么今天的厚恩便成了无端的遭遇。来日如同凋零的叶子，终究先于前朝的草木枯萎。小人到了年末，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呢？只能更加感戴厚恩，忧惧叹息，无法充分表达内心。谨前往拜递奏疏报告此事。《让太傅启》【齐豫章王嶷】陛下凭借睿智孝德继承帝业，万邦更新；诸位兄弟次序井然，臣屡次承受厚爱，冒昧接受太傅之职，不敢坚决推辞。俯仰之间承受这样的宠荣，心神仿佛失去了依托；辜负重任、量力而行，古今都有同样的规矩。臣一生困穷，如同漂浮的微末之质，操守空疏浅薄，身居三公之右，气运和时序已经改变。近来旧病渐渐缠身，心神思虑恍惚，都表现在容貌和形态上；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常常担心生命不能承受这份恩宠。加上星象屡次出现，灾异即使有长有短、各有定数，怎能不感到忧惧？近来内心想依从世俗，请求解除职务，如今只用辞职作为谦辞，或许会招致世人的讥议，所以只好收敛心意、保持沉默，把一切交给时运；如果再加给我宠荣，岂不是会使我更加跌落吗？况且太子太傅的职位十分重要，实在不是寻常人所能任选的。这样一来，太子见到臣必须束带，宫臣都要再拜；对于君、父、师三者的情义，我怎能承受得起？陛下同胞兄弟十多人，如今只有臣还在，兄弟友爱的恩宠，难道应当唯独集中在臣身上吗？臣另写启事，仰望陛下恩准。臣近来也曾侍奉进言，太子表达了心意；子良已经请王俭代为申奏，不知是否粗略上达圣听？愿国家福庆正盛，国运永远开端；如果上天赐臣以年寿，使我得以参与太子辅导之职，那么只愿请求降下貂珰来装饰这微贱之躯，使我永远侍奉天颜，以此度过一生，这就是臣的愿望。衣服穿得不合体，尚且会成为身体的灾祸，何况宠荣爵位呢？这种特殊的荣耀和深厚的恩典，臣一定要以生命来发誓请求辞让。《密启武帝》【竟陵王子良】臣想到水涝造成灾害，使肥沃的良田变成污泽；农政刚刚报告丰收的祥兆，因地势高处大力耕作，播种栽植已经完成，接着又遭受严重旱灾，百姓叹息，相互望着失去生气。国家依靠百姓，百姓依靠粮食；没有粮食、没有百姓，凭什么治理国家？臣每想到这里，睡觉都不得安席。汉宣帝本始年间，郡国大旱，宣帝下诏免除百姓租税。如今听说各地拖欠的租税还很多，守令严厉限定期限，连夜催征，新税尚且无力缴纳，旧税又到哪里去筹集呢？这样下去，百姓只能被驱迫成为盗贼。臣愚见，拖欠的税赋应当全部宽免，稍稍降下停止追征的恩典，略微舒缓百姓的性命。自从宋代以来政令没有章法，王道衰败，窃取官位、冒用名号的人，接连成群、满门皆是。如今左民所检核出来的，动辄以万计；积渐至今，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情形。一旦全部清查整顿，势必引起纷乱。小人的心思不记前面的恩惠，只知道用威势督责他们，反而会怨恨后来的惩罚。野兽到了穷途还会触撞，事情实在不可轻视。齐拥有天下的时间还短，恩惠尚未普遍施行；如果一方发生饥荒，更应加以优厚抚养。臣愚见，可以依照根源削除罪责，不应立即充作卑贱杂役。况且有关部门的检核，确实需要精密；但令史奸诈狡猾，很少有不徇私情的。既然徇私，处理就可能枉曲谬误；耳目所能察见的有限，而群小的诡诈没有止境，颠倒是非，明明可以看见。详细审察以后再作取舍，在事情上还不算迟。圣明的诏令深切怜悯狱中的囚徒，恩德文书接连颁下。如今科条法令不严密而又繁重，却号称严厉审察；背负罪过、身有过失的人，充塞了牢狱。暑气蒸郁，再加上金属刑具聚集的忧苦之气，足以感动上天的和气。百姓怨恨众多，并不是国家的福气。近来营造土木工程，规模极其广大，即使劳役尚未波及百姓，勤苦和费用已经积累。炎热旱灾造成祸患，也许就是由此引起。皇上的圣明传播到远方，天下的文字、车轨还没有统一，不过是沿淮带江的几个州而已。把魏的地方同汉相比，也不过如同一个郡；把今天同古代相比，就更加相距遥远了。怎么能不爱护百姓、放宽政令、救助他们的危难、保全他们的性命呢？湘地幽深，蛮寇强盛；听说南方军队还不能击败杀伤他们，百姓和编户齐民多年陷于水深火热，贼患像毒疮一样侵蚀蔓延，边境忧患正重。交州遥远隔绝，是边远荒服之地，依仗距离遥远而迟来朝贡，本来也是常事。自从青德启运以来，交州开关接受职贡，置于常规之外，不足以挂在言论上。如今军队远征，路途万里，敌我众寡不同，客军与主军形势也不同，以逸待劳，未必能够全胜。又要沿途调发兵力来补足军队，百姓临时聚集，既不熟悉军务又缺少精锐。广州多年歉收，越州一向缺乏兵粮，再加上征发借取，必然造成惊扰。臣愚见，叔献所请求的事情不宜听从；应当等待敌人自取乱亡，留待日后再会。即使拖延一些岁月，也一定有可以擒获他们的道理，多少可以减少发动军队、耗费劳役的辛苦。刘楷出兵甲以援助湘中，威势力量一旦施展，蚁聚般的贼寇自然会屈服。《陈时政启》【竟陵王子良】

译臣一个月内入朝六次，登上文陛；大殿上人多拥挤，只能勉强承奉圣颜，即使心中有所怀抱，哪里敢自行陈达？近来上天的灾异屡次出现，地上的灾变屡次降临，民间又有妖言讹传；谷价虽然平稳，各家却都饥饿不足；缣帛和丝绵虽然便宜，接连的门户却有人赤身裸体。臣每想到这些，都痛入心骨。三吴是幽深富庶的地区，土地只是河流的辅地；各种物资大多从那里出产，本应加以减免优待，使它保全富足。然而守令相继以搜刮为务，丈量桑树、房屋，把它们作为资产课税的标准，导致百姓砍树、拆瓦来充缴重税，只图一时获利而破坏百姓财产。东郡役使百姓，年年没有固定期限；当地相沿按照法令上缴劳役，每当州台使者急切催求，悬置的急务必须应付，卑杂劳役必然落到穷困百姓身上。于是有人害怕错过严限而自残性命，也有人砍断手脚来逃避徭役，生育不能兴旺，几乎成了常事。守长不致力于先使百姓富足，只说增加国家利益，难道有百姓贫困于下而国家富足于上的吗？又因为铸钱年代久远，多有剪凿；江东大钱，十枚中难有一枚完整存在。公家所接受的，必须轮廓完整，于是买入本钱一千，还要加利七百；百姓仍求告无门，鞭打刑罚相互驱迫，找到完整钱币才可使用。既然不能兼得两者，就只好反复迁换贸易，而钱币并未积聚，只使小民不断遭受困苦。况且钱帛各占一半，作为永久的制度；有时听说长官还要求百姓缴纳实物折价，向前违背旧有科条，向后又给奸利之徒留下方便。八属近县既在京畿之内，征发借取和调集劳役，实际上使其他州县更加烦扰；百姓尤其贫困，连年歉收，只能穿草衣、吃粗食，渐渐有逃亡的人。如今农政将要兴起，应该得到赈济供给；如果拖欠的课税还未缴上，应允许申报请求宽免。兖、豫二藩虽然说是旧日重镇，但过去曾遭兵患，多次抛弃乡土，靠近盗寇所在之地，下面的百姓没有安居之心，只能编草结庵，不能避开寒暑；扶淮、聚洛一带，几乎没有生存的去处。百姓都是禀受人性灵气而生，却独独不能得到温饱；而赋税征敛的多少，向来都不符合实际。臣认为，凡是遭受荒灾的百姓，都应当加以减免。又如掌管市场的要职，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治理的；近来担任此职的人，不是依据才能选任，还要列举他们的财产，允许他们用财物竞价。前任提高估价以求取便利，后任又加税请求替代，如此循环，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而且他们相互勾结于交通关津要道，彼此狼狈为奸；愚昧乡民不熟悉事务，必定被更加欺凌欺骗，不论罪过大小，都横加没收财物。凡是请求检验谷帛的人，大多并不廉洁谨慎；有关官员不予解除，正是因此给诉讼留下了机会。案件只应公平审理，制度也应一体执行；即使是受恩宠之家犯罪，也一定应申明法令，天子同族犯错，更应当依法惩处。如果刑罚法典只加在卑贱百姓身上，判罪文书却一定宽免世族，恐怕不是先王建立法理的根本。尚书省各曹官署，上应天象；听说凡是命令议论所出的事情，先要向都省咨询，都省提出意见以后，再交给郎官办理，谨慎地抄写并通行。臣愚见，郎官尤其应当这样选择。推究宋朝以来的情形，告终之际战事屡次发动，许多人寄名于军籍，动辄窃取数等官阶，所以不合分际地充任朝廷资序，俸禄积累丰厚，越过州郡长官，梁、益等郡邑的人员调补也参差不齐；调任补缺实在应当根据事情的需要，而且这些人多属冗杂，很少遵守王法。应当严格加以考察，凡有违犯便随即弹劾斥退，经过一两年，便可以减去大半。《太祖陈政事启》【崔祖思】礼制和诰命，是人伦的衣襟冠冕，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枢纽权柄。自古以来开导万物、成就事务，必定把教育放在首位。世人不学习，百姓便忘记志向和义理，悖逆争竞由此兴起，祸乱也由此发生。所以要使风俗敦厚、政治昌明，没有比道德教化更优先的。如今没有员额的官员，白白领取俸禄，三年没有考核功绩的成效，九年也没有升黜的次序。国家储备因此空虚，百姓力量因此凋敝离散。官员能干与否没有章法，贤能与庸劣混杂在一起。应当在太庙南面修建文学校，在司农寺北面广设武学。对于各台州诸国以及京畿之外的官职，应询问他们所擅长的方面，依照地域分别督促学习，使他们各尽所能。每月供给童仆和干粮，像先前一样充足供应；如果有人荒废怠惰，就遣送回原郡。对于特别经典和奇异技艺的人才，应当越级任用。士人修习自己的学业，必定会出现杰出者；百姓认识到学习的好处，难道会不努力吗？其二 汉文帝把群臣上书的囊袋收集起来，用来制作宫殿帷幕；自己穿粗劣的黑色丝绸衣服，用皮带佩剑。慎夫人的衣服不拖曳到地上，因为爱惜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财产的费用，不肯修建露台。刘备取下帐钩上的铜来铸钱，以充实国用。魏武帝把女儿的黑色帐幕和十名婢女遣散；东阿妇因为绣衣被赐死。王景兴因为折算米价而受到讥责。宋武帝节俭超过常人，张妃的房帷用碧色薄绡，蚊帐用三齐苮席，五盏器皿中盛着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他蓄养女乐，他回答说：‘我不懂音乐。’殷仲文说：‘只管蓄养，自然会懂。’他又回答：‘正因为害怕懂得，所以不蓄养。’遍观历代帝王，没有不是凭借节俭质朴而兴盛，凭借奢侈华丽而灭亡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唐代而成就节俭，继承虞舜而保持朴素。寝殿就用朴素木材建造低矮的房屋，膳食器具就用陶器、瓢来供御。把琼玉簪子、玉筷子砸碎成尘，把珍贵皮裘、绣花衣服像烧草一样焚毁。这样实在可以使风教高出上代，声名压倒后世。然而教化要取得信任，百姓受到的染习还没有改变，应当加以甄别明察，使他们迅速归于淳厚。详细考察朝廷士人，对于乘柴车、住蓬屋的，应当提高其品级，给予特殊待遇；对于雕墙华车的，应当降低他们的称号。沉迷驰猎、女色的人，长久违背清正的典籍；嗜好音乐、沉湎酒宴的人，任守官职却不迁调。使人们认识到义理和正道，既感到畏惧又受到劝勉，那么调和风气、改变习俗，就不需等到一天结束。其三 天地本来无心，赋予万物的气息自然均等，难道会故意不让英才出现吗？只是回顾往古，为什么独独寂寥无闻？一个时代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识别人才、任不任用人才。拥有贤才却不知道，知道贤才却不任用，任用贤才却不委以重任，委以重任却不信任，这四种情况，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如今如果确实尊重郭隗而招来剧辛，任用鲍叔牙来寻求管夷吾，那么天下士人不用等待召唤，就会自行到来。《求自效启》【王融】臣听说，春天的鹒鸟、秋天的蟋蟀，随着时令聚集而相互悲鸣；露中的树木、风中的萤火，临近岁末也共同欢悦。动植物尚且有时有情感，何况有生命的人，怎么能没有感触？君主之道应当宽宏包容，臣下的才术不应有所隐瞒。翁归能够在朝廷中自行显露才能，充国说：‘不如任用老臣。’臣深深仰慕前代贤人，所以冒昧践行轻率的礼节；虽然冒犯了不经媒介自荐的卑鄙之嫌，但确实竭尽奉公的诚心。况且唐尧在上，却没有参与二八之才，管夷吾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答武帝启》【梁萧子云】

译殷代祭祀朝享，乐章以雅为名，按理应当以五经为正统材料，因为圣人以此施教；但汉代以来，这一制度并未完全采用经典。约所撰写的乐章，更加浅陋杂乱。臣先前改写约所作的十首曲子，只知道祭祀用的牲畜已经更换，应该修改歌辞，却仍然沿袭旧例，不嫌流于世俗；违背体制之后，承蒙圣旨，臣才得以开始启蒙。臣向来平庸闭塞，忽然之间明白开朗，谨依照圣旨，全部改定约制，只以五经为根本，其次采用《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这些都属于经诗一类，臣愚见也认为应当兼用。臣又考察唐虞诸书，殷颂、周雅都称美功德，写法相同而又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大梁更改服色，停止武事而修文教，制定礼制、创作音乐，义理高于夏、商、周三正；但约所撰歌辞，只不断称颂圣德的美好，完全不叙述本朝制作礼乐的事情，既违背雅颂旧例，也不合体制。臣认为圣旨所定的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奥精微，是当代仅有的伟大著作，足以与日月同辉而不可磨灭，成为不朽的典礼。音乐教化是达到治理成效的途径，臣谨慎地摘取其中一二，分别随事显明义理，以彰明制作礼乐的美好。臣苦心思索多日，如今才完成，谨上呈。《上武帝古今书评启》【袁昂】王右军的书法像谢家的子弟，即使有时不端正爽利，也自有一种清朗的气度。王子敬的书法像河洛一带的少年，虽然有充实喜悦之态，但整体拖沓，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羊欣的书法像大家的婢女做了夫人，虽然身处那个位置，举止却羞涩，终究不像真正的夫人。徐淮南的书法像南岗的士大夫，只是喜欢崇尚风度，终究免不了寒酸乞态。阮研的书法像失去品秩的贵族子弟，憔悴不堪，再也不能超过英才。王仪同的书法像晋安帝，不是不居尊位，却完全没有精神。施肩吾的书法像新亭的乡下人，乍看似乎还像，一开口用扬州话交谈，乡土的声态便显露出来。陶隐居的书法像吴兴的小孩，外形虽然还未长成，骨力却十分骏快。殷钧的书法像高丽使者，气势高亢奔放，很有意气，但韵味终究缺少精美滋味。袁崧的书法像深山道士，见到人便想退缩。萧子云的书法像上林苑的春花，远近望去，无处不在开放。曹喜的书法像讲究经纶之道的道人，言语连绵不绝。崔子玉的书法像高峻山峰遮蔽阳光，孤松独枝，带有绝望之意。师宜官的书法像大鹏的羽翼尚未停息，轻快地自行飞去。韦诞的书法像龙显威势、虎振雄姿，仿佛剑已拔出、弓已张开。蔡邕的书法骨力气势通达，清朗爽利而有神采。钟司徒的书法有十二种字体，意趣之外格外奇妙，确实有很多奇异之处。邯郸淳的书法合乎规矩，方圆兼备而后成形。张伯英的书法像汉武帝，喜爱道术，凭虚欲仙。索靖的书法像飘风忽然升起，又像猛禽突然飞翔。梁鹄的书法像太祖废寝观赏，竟至于看得眼睛失明。皇象的书法像歌声绕梁不绝，琴师因此舍弃琴徽。卫恒的书法像插花的美女，在镜台前舞蹈欢笑。孟光禄的书法像山崖崩塌，令人见了便感到可怕。李斯的书法世代冠绝，不容易加以评说。张芝在草书上出类拔萃，钟繇独具通达之妙，逸少的才能最为全面，献之在当世无人可比。四位贤人各有相类之处，盛大的芳名永不消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自在一个时代达到了绝妙境界。以上二十五人，从古至今，都擅长书法。臣奉诏令评品古今书法；臣既愚昧短浅，哪里敢轻率衡量江海般的书法，只因圣旨把斟酌是非的任务交给臣，谨按前文品评书法。伏望陛下阅览。谨启。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书令袁昂启。圣旨完整地说：“正如卿所说。”臣认为，钟繇的书法意气严密华丽，像飞鸿嬉戏于海上，舞鹤遨游于天空；字行之间繁茂紧密，实在难以超过。萧思话的书法运笔连绵，字势屈曲强劲，像龙跃天门，虎卧凤阁。薄绍之的书法字势错落，像舞女低腰、仙人对树长啸；直到挥毫振纸，都有迅疾闪动、飞舞生发的气势。臣见识浅陋，孤闻寡见，对于书法中隐显明灭之处又不明白，哪里敢妄加评量？臣本想凭借圣命来衡量山海，却如同从上天那里不能斟酌过失是非，反而像掉进汤火之中一样惶恐。《与梁武帝论书启》【陶弘景】《乐毅论》一文，臣心中近来很怀疑是摹本，却不敢轻率说出。如今圣旨认为它不是真迹，臣私下更加相信自己的看法似乎颇有所得。箴言、赞文过于沉弱，承蒙许静素段加以认可，终于获得永久供给；仰承这样的铭刻和褒奖，更加无法用言语表达。这样的书法虽然不在通常法式之内，但在实际功用和道理上都相同，又兼具两种可供玩赏之处。臣先前在都城得到一卷飞白书，说是逸少的佳作。臣没有曾经见过其他作品，无法辨别真伪，只觉得笔势力量惊人绝妙，谨上呈给陛下。臣不是想用它来充塞门庭，愿仍然用来奉上。臣过去在马澄那里见过一卷逸少正书目录，马澄说，右军劝进《洛神赋》等书十多首，都是完整字体，只有《急就章》两篇，古法紧密细致。近来忽然想起这句话，而当时那些书已经散失，不再保存。马澄又说，帖中题注由装裱者写出，都是准备赏赐给诸王和朝士的。臣近来看到三卷的第一帖，也认为早已分成若干本，不敢辨认此事。如今正希望在三卷中再得到一两条，能够参与装裱的例子罢了。天旨于是又把先前的一卷顿时赐给臣，臣内心更加惶恐惭愧。近来刚看到卷题写着二十三、二十四，已经欣喜它数量很多；如今所赐书法竟达到二百七十卷，惊叹惋惜不已。天府如海，不是一只瓶子所能汲取尽的，实在使人宽心。前后总共已经蒙赐大小五卷，对于臣这种粗野拙陋之人来说，实在是过分的幸运。如果不是特殊恩典，哪里敢有所企望？臣本来涉猎广博却不能精通，过去忧虑没有书可看，便希望成为主管书籍史册的人；后来喜爱隶书，又羡慕掌管典籍的人。臣曾说，人生短短数十年，见识理解不能遍及天地，唯独放纵自己满足五欲，实在值得惭愧。臣常常认为，即使能做一个有才华的鬼，也胜过做一个顽钝的仙人，直到今天仍然这样想。假使想把这些书翻阅一遍，自从射以后，国政正繁忙，臣心中又歉疚沉默，不能再以虚闲之身接触尘世事务。谨就这件事题写启奏，终于形成烦扰亵渎。伏愿圣慈明察记录，臣诚恳而满足。《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任昉】臣卞彬启奏：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又承郑义泰宣读诏令，修治臣亡高祖、晋朝故骠骑大将军、建兴忠贞公卞壶的坟墓。臣家门世系不昌盛，天道令人难以明白；忠诚建立而自身遇危，孝行积累反而给家族带来祸患，名教之人都为之悲伤，隐没沉沦而惆怅。然而年代更替，孤独的后裔陷于寒微，竟使碑刻墓表湮没，丘墓树木荒毁，狐兔在那里成穴，儿童牧人悲歌。臣感慨自伤，日月都仿佛催迫。陛下弘扬宣示教化义理，并不是为了向当今求取功效；卞壶遗留下来的功烈不灭，本来就是要在后世显明。只是这种加等的厚恩，近来在晋朝典制中已经缺少，而砍柴割草之刑，却远远流传到了皇朝。臣又是什么人，竟敢来感谢这样的幸运？臣悲痛感荷之情难以承受，谨写奏启报告此事。谨启。《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九 （明）贺复征编 ○奏启二 《上东宫请讲学启》【唐张说】

译臣某等启奏：臣听说，安定国家、平定社稷，是武功；经纬天地、规范礼俗，是文教。社稷既然安定，本来就应当依靠人和而安宁；礼俗兴盛，则在于订正儒家规范，顺着考察古道，遵循旧有章程。所以周文王做太子时，崇尚礼制而不知疲倦；魏文帝身在春宫时，喜好古道而不懈怠，广泛阅览史籍，振扬美好的声誉，超过前代，名垂不朽。臣恭敬地思量，皇太子殿下英明睿智，天性非凡，圣德恭敬日益提升；神机密谋不断发动，雄威能够当机立断，扫清灾乱气氛，使国家安宁，亿万百姓因此归附德化，四海因此推许功劳。主持东宫祭祀，是巩固根本；分担紫微宫的政务，是观察政事；这是顺应群生的期望，成为历代圣王的储嗣。殿下对于天下，可以说责任并不轻；监国治理百姓，可以说责任极其重大。天下人无不擦亮眼睛注视、清洁耳朵聆听，希望听到不同寻常的政绩，以辅助圣道。臣愚昧地希望殿下崇尚太学，选拔贤明老师，重视道术、尊敬儒学，以培养天下士人。如今礼经残缺，学校衰败，历代经史大多有错误，实在到了殿下阐明发扬、刊正考定的时候。伏愿广泛选取文士，表彰寻求博学之人，校正九经，刊定考订三史，那么圣贤遗留下来的规范，就会灿然可观。何况殿下天性至孝，神明聪慧，留心国家体制；希望能够利用问安的空闲、处理政务的余暇，引进文士儒者，详细观看文献典籍，商量前代史事，讨论得失，放下温和的面容，开启正直的议论，那么政治的道路和治理的体制就会一天天增益，继承事业、承续宗庙祭祀，也会永远流传德行的美名。臣等平素品行浅薄，才能少而浅陋，面对端正之士深感惭愧，却冒昧侍奉宫闱，日夜恭敬恐惧，没有什么可以匡正辅佐，只愿拿微小的诚心，像尘土露水一样效力，冒昧进献草野之言，希望殿下垂听选择。临启之时惶恐失措，伏惟更加战栗，谨启。手令答复说：经史中有脱漏错误，事情需要刊正整理；如果不是通晓经学的大儒，谁能详尽明白其中的大义？侍读等登堂探究奥义，能够订定缺漏文字。如今司经、崇文都保存有旧籍，谨慎接受你的教诲，立即命令他们考订编次。近些日子以来，没有空闲多次召见你，难道曾有片刻忘记你的美好言辞吗？不久将召集群英，希望听到余论，并且命令把这篇启文记录保存下来，代替佩带在身上的箴言。《陈问安启》【明杨士奇】臣没有奉到召命，不敢违背惯例。只是一个人独自进见而有所愚见，也不敢默然不说。近来没有举行朝见和问安的礼节，这是怎么回事？臣愚诚希望殿下更加重视、弘扬这一礼节，越勤勉越恭敬。曾蒙令旨当面告诉臣说：‘前日恭敬承奉圣旨，免除朝见；臣退下后思考，这固然是天恩宽大的极致，然而储君侍奉君父，没有长久不朝见的道理。’伏望殿下自行作主而一定实行。即使奉了圣旨免朝，退下之后，第二天又去，后天又去，真诚孝敬的心日积月累而不停止，必然能够感动上天和君父。至于侍奉之时，更希望殿下和颜悦色、言辞婉顺，以此仰承天意。臣恭敬地想，至尊仁圣如天，即使臣下有过错，也常蒙宽恕，始终像起初一样爱护；何况父子是至亲，恩爱更加深厚，怎么能在侍奉的礼节上稍有不尽呢？过去周文王之所以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从做世子时起，便每天勤勉履行侍奉膳食、问候安好的礼节，把它作为根本，所以《礼经》记载下来，作为万世的法则。《礼经》又说：‘父母不高兴，就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这是使亲人喜悦的重要方法。’伏望殿下万分加意，臣愚昧而虔诚恳切之至，谨启。正统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启【周叙】

译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周叙谨启：这是为了安定国家、慎重开始政务一事。臣有幸生逢圣明之世，却没想到国家近来发生了大到不可忍言的事情。臣虽然两年以来受到脾疾困扰，医治略有成效，却不能有所作为。自从听到诏令，臣日夜抚胸流泪，睡不安、吃不下；又没有才力和智慧可以赴难复仇，只恨不能立即自尽。臣谨竭尽愚昧的忠心，凡有可以上报朝廷万分之一的意见，不敢隐瞒不说。恭敬地思量，郕王殿下奉圣母皇太后之命监国，那么天下的事情都系于殿下一人之身了，所关系的实在重大。过去周公辅佐成王，是在天下太平之时；如今殿下在有事之秋辅佐皇太子殿下，比周公当时的处境更加艰难。虽然都希望圣驾早日归来，以慰藉臣民的思念，但敌情不可预测，时日又在漫长推移；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很容易发生动摇迷惑。殿下难道能不对此深谋熟虑吗？殿下对于圣上，亲情上是兄弟，名分上是君臣。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应当同群臣像越王那样卧薪尝胆，以报吴国之仇；使有智慧的人献出谋略，勇敢的人贡献力量，一定要把凶恶的首领全部消灭以后才停止。如今的计策，首先必须广泛选取善于辨析事理的人，降低辞色、厚赠财币，暂且替君父屈尊劝谕，说明过去通好时受到的恩待是多么深厚。如今由于奸臣误国，兴兵结怨，于是失去了南北之间的亲善。如果能够立即送还圣驾，便可结好和亲，世世代代获得利益；否则，堂堂天朝疆域万里，甲兵数百万，难道不应考虑扫荡沙漠，以图报复吗？一定要寻求合适的使者，考察后派遣他们，也许还能够有所成功。至于圣驾能否送回，也一定要选将练兵，慎重巩固边疆，防备他们再次举兵，合力将其消灭。等到上天悔除灾祸，宗庙社稷神灵长存，便休养生息，训练铠甲、操练军队，分派良将，直捣敌方巢穴，擒获其首领，以伸张万世的愤恨，那时也还不算晚。我愚昧而真诚的心情，实在不能自已。谨将草野之言陈述如下，分条列在后面，恭敬地托舍人陈亮捧进呈上。伏望赐阅鉴察，臣的一片犬马之诚，实在幸甚。计有八条：一是勉励刚明。君上的德性，贵在明察，而尤其贵在刚断。明察，事物便没有能够隐藏的实情；刚断，事情便不会受到牵制。两者都具备，才能有所成功。《易经》说“刚健”，《尚书》说“钦明”。古代圣贤确实都勉力实行这一点，所以能够驾驭英豪，治理天下。此前奸臣遮蔽君主的明察，限制君主的决断，所以权力转移到下位，以致造成这样的祸败。恭敬地想到，殿下天赋睿智，至刚至明，如断马顺之事中……外间都震慑而称颂。伏望更加奋发勉励，始终不懈，臣就幸甚了。二是亲近经史。古今治理国家、兴亡成败，都详细记载在典籍中，阅读而知晓，可以作为借鉴和警戒。伏望殿下选择内庭附近可以召见询问群臣的地方，开辟房舍，置放书史其中，选择学识纯正的人同他们讲论义理，并借此询问时政，这样或许可以使聪明日益增长，对治国之道有所帮助。三是整修军政。如今最急切的事务，没有超过选将练兵的了；然而应当思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将领一定要多方推举，亲自召见询问，并加以慰劳勉励，爵位俸禄不要吝惜。军士一定要设法招募，时时鼓动来归，对赏赐要更加优厚；勤于训练，体恤饥寒，用气势激发他们，用恩惠团结他们，这样或许可以取得成功。应当早晚同左右大臣及各位老将商议精兵足食的要务，不仅临事时能够成功，而且还可以振扬国威。四是选拔贤才。国家的治乱取决于人才是否贤能，而人才难以识别，是自古以来的忧患，也一定要思考寻求能够识别人才的方法。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小人容易进用而难以退处；二者混杂，治国之道就衰败了。如今人才遍布各个职位，他们是否贤能，不可不加以考察。几年以来，权奸专擅政权，小人蒙受羞耻却争相进取，彼此率领，渐渐成为风气；其中卓然保持冰霜般操守的人，仅仅能够少遭祸患罢了。从今以后，应当谨慎选举来求取贤才，严格考察来加以甄别，破格提拔来激励劝勉他们，希望旧有的习气逐渐改变。而且吏部正官以及各司属官，实在是百官的根本；平素贤能的留下，不称职的选调。命令在朝群臣联名上章，共同推举学识、才能、品行最为优异的人，分别任职于本部，使他们讲求任用人才的要领，专门承担这项责任，这样贤才才可以得到，国家治理才有希望。五是安定民心。民心的归附或背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可不思考安定民心的方法。如今边境事务正在兴起，军队使用和粮饷供应都依靠民力，放缓便不能办成事情，催逼急切又必然产生变故，处理起来可以说很难了。如果不能牢固结聚民心，只靠刑罚驱使、凭势力逼迫他们来使用，难道能够长久吗？如果能得到贤人担任守令、治理百姓的职务，处置便适宜，徭役也有节制，民心服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伏望命左右大臣商议，选择贤才，一定任用为守令，希望事情妥当、百姓安定。六是广开言路。从前尧、舜是大圣人，还向草野之人询问，喜好发问，明察身边的事，所以治理达到无为而治，人民安乐和煦。实在是因为一个人的见识有限，而天下的事变无穷，能够汇集众人的长处，举措才能恰当。因此，历代君臣听取意见国家就治，忌讳别人进言国家就乱，史籍足以作为鉴戒。此前内臣王振肆意掌权、专擅政事，拒绝听取人言，杀害忠良，朝廷内外噤若寒蝉，不敢开口。如今遇到殿下接受监国的重任，承系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的托付，正当应当明察而通达耳目的时候，臣如果不进言，死了也有余罪。伏望再次申明教令，允许人人上书陈述，不受忌讳拘束，只裁定是否可行而施行，臣就幸甚了。七是谨慎对待细微变化，防止渐变。所谓‘脚踩到霜，坚冰将至’，就是说处理事情应当及早谨慎。臣自永乐以来，忝居朝班，恭敬地看见太宗、仁宗、宣帝列圣临朝之时，早朝大班退下以后，便在宫门上奏说事情，各衙门官员轮流上前，只由君臣共同商议政务，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人人心存敬畏，而事情机密不泄，形成朝廷密勿勤慎的美好风气。自正统以来，王振擅权，独自□在旁边，于是辅弼大臣及近侍官员不能被召见回答，有时即使被召见，也不敢详细尽言。所以今日的祸患，都是由于不能轮流上前陈说事情造成的。恭敬地想到殿下监国，就等同于亲自执政，应当恢复旧有章程。凡各衙门官员，都务必令其各自上前陈说事情，只让应答者彼此知道，其他人都不得预先听闻；这样或许能够吐露肝胆，陈述美好的谋略。

译殿下也必须严守秘密，不要泄露所议之事。奉皇太后在文华殿垂帘听政，或者隔一天，令辅弼大臣跟随殿下到帘前奏决大事，不拘泥于时刻，临时制定条例以适应当时的需要。这样或许国家大事有所归属，朝廷内外都有所依赖。八是整修各项政务。天下统一，万机日益增多，哪一件不是应当合理处理的呢？但事情有轻重，形势有缓急，何况如今正处在弊政遗留之后，更难以取得成效，难道不应考虑先施行那些紧要的事务吗？例如选任大臣以端正治国根本，严格明定赏罚以使众人警醒，尊崇奖赏御史以振肃纲纪，革除监军以专一委任，讲求屯田耕种以节省粮饷，和睦亲藩以厚待宗室支系，表彰忠贞节烈以振作士气，限制僧道以招募人员，革除罚赎以澄清贪污浑浊，禁止权贵以中盐之事抑制商人，以疏通商贸，招降各处寇盗以安定反叛者，修理水陆道路以便利驿站运输，整顿腹地重要城池和军马以防备意外。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应当命令议政大臣逐项详细审议，制定条例施行。这样内修政务，外攘敌患，仇恨耻辱可以洗雪，国家可以安定。《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 （明）贺复征编 ○奏启三 谢敕赐水犀如意启【梁昭明太子萧统】臣萧统启奏：接受敕令，左右伯佛掌奉宣敕旨，赐给臣水犀如意一柄。这件东西正合乎道义所需，即使白玉光彩照人，在它面前也算不上珍贵；珊瑚挺拔有质，也比不上它的珍奇。精雕细刻已经完成，光彩照临我这平庸浅薄之身。好像汉帝赐给的簪子，又像得到赵尧的印章。谨当仰承威严神圣，将它陈列在讲席之上，使欢喜罗汉感叹舍弃钵盂，使玉式硕儒欣喜于骊驹之辨。熊饰宝刀，使子桓为这盛大赏赐而惭愧；牦牛尾拂尘，使张敞惭愧于旧日的仪制。如此特别的恩宠降临，臣内心深深感荷而欢跃，不能胜任卑下的感激之情。谨将此事上启报告。谨启。谢东宫赐宅启【庾肩吾】肩吾所居之处道路偏僻，南面并非繁华街巷，北面漂泊寄居在建春门之外，暂且栖身于灵台之下，哪里敢奢望土地不狭窄低洼，里巷有乘轩车的人，巷道间旗幡回转，门前能够容纳车盖呢？何况门外交错垂着五柳，像元亮的居所；两旁夹植着两株槐树，又像安仁任县时的景象。回头可以望见锺阜，前面枕着洛桥，池水通向四邻的流水，窗户映照着东邻的枣树。回来居住在高里的地方，反而成了等待封爵之门；夜间坐在书台上，也不再是借灯光照明的墙壁。才刚刚接受应王的礼遇，又增加了温、阮一类的官职；成就名声、建立功业，无不承受恩惠。谢东宫赐园启【张缵】我天性爱好山泉，很喜欢闲静旷远。虽然仍然恭敬地在尧门之下任职，心中却牵挂着朝廷。至于一丘一壑，我自以为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没有分别。常常希望选择幽静偏僻之处居住，屏退躲避喧嚣尘俗，依傍山岭、面对流水，面向郊野、背靠城郭，靠近树林搭建屋舍。可以在桃李树下的夏日浓荫中休息，面对道路开窗；采摘橘柚的秋日果实。然而王畿之内土地像陆海一样富庶，一亩地号称价值一金；泾水、渭水之间土壤肥沃，是豪杰争夺的地方。迁居到好畤，必定要等到出使越地的资装；在河阳另设别馆，也要依靠牧守荆州那样的财富。这个园子左边带着平湖，长堤绵延千顷；右边临近广阔的草木，清潭深达百仞。前面逼近通达的道路，早晚都清爽高敞；后面遥望锺阜，内外都笼罩在烟霞之中。每当春末迎来夏初，各种花草竞相开放；背着秋天面向冬季，云气景物清澄明净。回头俯看门窗，与登高临水没有不同。上下台阶，已经把所能游览的地方都看遍了。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连续数日也不能探究它的源头；鱼鸟的丰盛，山泽的美丽也无法形容。安成王辞让录尚书表后启【陈徐陵】臣听说，间平前往封国，是盛汉一贯的礼仪；郕侯、霍侯不任官职，实在是宗周明确的典章。为什么呢？皇室后裔的尊贵，不需要按等级逐步晋升；王爵的隆盛，自然高于群臣。何况臣收敛羽翼处在偏远荒服之地，屡经寒暑；进则惭愧不能像赵胜那样平定楚国，退则不像齐文王那样奔驰而免除秦国的灾厄。这实在是内里使皇上忧心，外面又给家族带来耻辱，只好甘愿交出重大的诱饵，降低礼节对待单于。十五座列城，好比各国争夺的和氏璧；三十个市乡，姑且比同于宝剑。武夫用武力在原野上取得它们，微臣却返回时将它们归还给敌人。抬头看马骏，记载着陇右的功勋；追念曹彰，能够俘获乌桓的敌人。前代王室子弟，有这样的功勋劳绩，却偏偏反而如此，哪里能不感到惭愧呢？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北周庾信】臣某启奏：奉敕赐给杂色丝布、绵、绢等三十段，银钱二百文。臣近年以来，特别贫乏。在白社之中，只能拂草看冰；在灵台之内，只能吹去尘土察看空甑。怨怒的妻子、凶狠的妾，既叹息又憎恨；瘦弱的儿子、羸病的孙子，表面恭敬而内心怨恨。王者的使者忽然带来丰厚赏赐，仿佛先到天帝那里；赐予年寿，也没有超过这样的快乐；仙童赠送灵药，也比不上这种喜悦。张开衣袖起舞，黑鹤仿佛将要飞来；拍节而歌，流动的云几乎为之断裂。这正如船行没有岸，海若为它回转风向；荠麦将要枯死，山神为它降下雨水。何况又把洁白的蚕茧全部抽出，云纹织板仿佛倾倒而来；青色的鳬鸟成群落下，银山似乎也在震动。由此可知，青牛道士能够延长将尽的生命；白鹿真人能够使已经枯朽的骨骸复生。即使能够拔山越海，所负的恩德仍然无法胜任；即使用垂露悬针般的书法书写，也写不尽皇上的恩德。蓬莱报恩的鸟，尚且献上白玉四环；汉水报德的蛇，尚且奉上一寸明珠。臣看见这些，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只是万物从天地那里获得生命，却没有向上天道谢。谨启。《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一 （明）贺复征编 ○奏笺一 刘勰说：笺，就是表；表是用来表明心情的。原来笺记的格式，既向上接近表，又向下接近书信。要使它恭敬而不畏缩，简约而不傲慢，以清新美好的文辞发挥才华，以文采灿烂来增益声誉。徐师曾说：笺也写作牋。古代君臣共同使用书信，到了东汉才开始使用笺记。公府给上级的奏记，郡将给上级的奏笺。像班固游说广平王、黄香奏陈江夏郡的事，便是所谓郡将奏笺。由此可见，太子、诸王、大臣都可以称为笺。后世专门把笺用于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称奏，皇后、太子称笺，其他人便不得使用了。笺文有散文，也有四六文。如今的制度是，向太子、诸王奏事称启，而向皇后、太子庆贺仍都称笺。与魏文帝笺【魏繁钦】

译正月八日，壬寅，领主簿繁钦死罪，死罪。近来屡次奉上笺书，仍不足以尽情表达。最近各处鼓吹乐人广泛寻求奇异的歌伎。当时都尉薛访的车夫，年纪刚十四岁，能够使喉音婉转、引长声调，和胡笳发出的声音相同。薛访把他奏上呈见，果然如他所说。当日便特意共同观看试演，才知道天地所生的万物中，确实有这样自然奇妙的东西。他把气息潜藏在内而回旋，悲哀的声音向外激荡；大声不至于高亢越调，小声也不至于幽咽涣散。声音比旧日的胡笳更悲，曲调比通常的音律更美。等到他和黄门鼓吹温胡轮流歌唱、彼此应和时，喉中发出的声音没有不相互响应的。曲调抑扬曲折、沉浮变化，随即变化而合乎节拍。从最初试演到后来，中间不过二十天；温胡想要以自己所不知道的技艺逞强，尚且拿出一支曲子来比试，技巧已经用尽、心意已经穷竭，终于不能再唱，而这个小孩子发出的余声，抑扬变化却不可穷尽。声音从容变化，余下的玩弄之技还没有用尽。等到他清越激昂、悲声吟咏，夹杂着怨恨思慕，歌咏北方异族遥远的征行，演奏胡马长久的思念，凄凉之声深入肝脾，悲哀足以感动顽钝而艳丽的心灵。那时太阳已经偏向西边，凉风拂过衣襟；背靠山岭，面对溪流，流水向东奔逝。同坐的人仰头叹息，观看的人低头倾听，没有不流泪哭泣、悲怀激昂的。自从左骖史炳、謇姐名倡以来，凡是有鉴识的人，耳目所见所闻，都说这种技艺奇异，前所未闻。我私下想到，圣体兼且喜爱奇异之物，所以借此笺先行禀告，详细情形伏望您听闻之后一定会符合您的欢悦。希望事情迅速办完，很快便能侍奉在您的光辉身旁。假如有一天能够在阶庭之下，和您一同听这支曲调，宴饮欢喜的快乐，大概也是无穷无量的。繁钦死罪，死罪。答魏太子笺【吴质】三月八日，庚寅，臣吴质言：奉读亲笔手谕，追念亡者、挂虑生者，恩情和哀痛的深厚，都表现在文字之中。日月渐渐流逝，岁月不等待人。从前侍奉在左右，得以厕身众贤之间，出门有微服出游，入内有管弦之乐，置酒畅饮，赋诗祝寿，自以为可以始终相互保全，一同施展才能，向明主效忠。哪里料到几年之间，死丧几乎殆尽，唯独臣凭什么德行，能够长久生存？陈、徐、刘、应诸人，才学卓著，确实如来信所说，可惜他们没有实现志愿，实在令人痛惜。这几个人，若论从容陪侍君王，确实是合适的人才；至于边境有忧患、群臣纷乱、军书接连传来、羽檄交相奔驰的时候，对这几位贤者来说却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过去孝武帝时代，文章极其兴盛，像东方朔、枚皋之流，不能持守政论，已经和阮籍、陈琳一类相同。只有严助、寿王参与听闻政事，然而都不谨慎修身，虽善于为国谋划，最终还是败亡。臣私下以此为耻。至于司马长卿称病避开政事，把著书作为要务，那么徐生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他了。如今这些人各自逝去，已经成了异世之人。后来出现的君子，实在令人敬畏。伏惟您所承受的上天之命，使自己优游于典籍之场，休息在篇章的园圃；发言立论，穷究事理、探尽幽微；铺陈文采下笔，鸾凤般的文章就奋然写成了。即使年纪和萧王相同，才华实际上只有他的百分之一，这正是众人的议论归于推崇、远近之人异口同声的原因。然而年岁像坠落一样流逝，如今吴质已经四十二岁了，鬓边生出白发，忧虑一天天加深，吴质已经不再像平生壮盛之时了。只是想保全自身，谨慎行事，不踏入有过错的地方，以免成为知己的牵累罢了。游宴的欢乐很难再次遇到，盛年一旦过去，实在无法追回。臣幸而有鄙陋的才干，遇到风云际会，年岁已经超过耆老之期，却还想激动胸怀、奋发昂首，施展自己支离破碎的作用。内心不胜缱绻，因您的来信而得以尽情说明，所以略陈至情。吴质死罪，死罪。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吴质】臣吴质言：从前蒙您延请接纳，侍奉宴饮了一整天。太阳藏起光辉，接着又点起华灯。即使虞卿前往赵国，平原君进入秦国，接受赠金千镒，连续饮酒十日，也没有超过这种欢乐。我的酒量小，容易喝醉，先已沉醉昏倒；醒来以后，连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随即在五日内到任。刚到任时，承接前任职事，还不知道深浅。然而观察地形，察看土壤物产，西面带着恒山，连绵山冈直达平代，北面邻近柏人，正是汉高帝所忌惮的地方。又加上泜水渐渐浸渍疆域，不禁叹息，想到淮阴侯的奇谋诡计，也想到郦食其成安君的失策。南望邯郸，想见廉颇、蔺相如的遗风；东接巨鹿，怀念李齐一流人物。城中男女，学习熟悉礼教，都怀有慷慨激昂的气节，胸中包藏着陈馀为李左车所出的计策。然而吴质昏暗软弱，没有能力治理他们。至于施行德政、广种恩惠，树立良好的声望，使农夫在疆界旁安逸快乐，使女工在织机旁吟咏，这本来不是吴质所能做到的。至于奉行科条教令，颁布彰明的法令，使下属没有凭威势作福作威的官吏，城邑中没有豪侠凶悍之徒；赋税徭役和刑罚，都依据旧有成例办理，也还怀有谨慎行事、差可近于善政的心愿。从前严助离开承明殿的欢娱，接受会稽太守的职位；寿王离开侍从的快乐，承担治理东郡的任命。后来他们都能够恢复旧职，追随此前的道路，如今唯独我不能这样，岂不是奇怪吗？张敞在外任时，自认为没有什么奇特之处；陈咸积郁愤懑，便进入京城。他们难道是在空谈夸说、欺骗炫耀世俗吗？这实在是轻视郡守的荣耀，表达希望得到您身边之人勤奋任事的意思。古今的道理相同，先后并没有改变。哪里知道后来的人不会像今天这样呢？姑且用这些话代替觐见，不敢多说。吴质死罪，死罪。答临淄侯笺【杨修】

译杨修死罪，死罪！不过几天没有侍奉您，却好像隔了一年，难道是因为您爱护眷顾的恩情深厚，使我系恋仰慕的情意更加深了吗？承蒙您赐下美好的书信，文章绚丽多彩，反复诵读，即使《风》《雅》《颂》，也不能超过它。像仲宣擅长撰写汉代表章，陈氏的文章覆盖冀州，徐、刘的文章显耀于青州、豫州，应、王的文章发扬于魏国，都是如此。至于杨修，只顾听取流传的声誉，仰望您的德行还来不及，眼睛周遍忙于阅读观览，哪里还有闲暇抬头仰视呢？伏惟君侯年少而已身居贵盛，具备傅说、周公旦那样的资质，又有圣明美善的教导；远近观看的人，只以为您能够宣扬彰明美德、光大赞助伟业罢了，不再想到您还能兼览传记、留心文章。如今您竟然把王粲超过陈琳，又远远胜过上述几人。观看的人惊骇注目，擦亮眼睛；听闻的人倾首屏息，竦耳聆听。若不是天性通达、禀受自然，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又曾亲眼见到您手握文牍、执笔作文，仿佛文章早已成诵在心，只是借书写在手上，竟然片刻也不稍作思考。孔仲尼如日月般的圣德，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地方。我仰望您的才华，大概就是这样。因此面对鹖鸟而辞谢，作《暑赋》，整日写成却不敢献上，就像见到西施的美貌，回来便憎恨自己的容貌。我料想您不知道我的这种心情，却谦下地接受您的眷顾赏赐，教我刊定《春秋》的成文，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增删的地方。吕氏所著《淮南子》，文字价值千金，弟子都闭口不言，市人也拱手相对；贤圣卓越非凡，本来就是与凡庸之人不同的原因。如今那些赋、颂和古诗一类的作品，如果不改变孔公的风雅传统，风、雅便没有区别罢了。我的家人扬子云，老了还不明白事理，勉强写成一部书，后悔年轻时写作。若拿他同仲山甫、周公旦之类相比，难道他们都各有过错吗？君侯忘记圣贤显著的事迹，却述说我这鄙陋家族的过错之言，我私下认为您还没有认真思考。至于不忘记治理国家的大美，流传千载的英名，刻功于景钟，书名于竹帛，这本来就是您平素所蓄积的高雅器量，难道会同文章互相妨害吗？我冒昧接受您的恩惠，私下里只能像蒙瞍一样诵读歌咏罢了，哪里敢希望像惠施那样使庄子家族蒙受光荣呢？这些琐碎的话哪里值得一提？仓促回答，不能尽情陈述。杨修死罪，死罪。答东阿王笺【陈琳】陈琳死罪，死罪！昨天承蒙加恩，辱承您的来信，并且示以《龟赋》，打开阅读，文采灿然。君侯具有超越当世的才华，执有青萍、干将那样的利器，拂击钟器却不发声，能够顺应事机立即决断。这是天然的非凡禀赋，不是钻研仰慕的人所能企及的。音调和义理深远，清美的文辞、奇妙的语句，光彩焕发，仿佛飞兔流星，越过高山、渡过大海，龙马骏骥也不敢追赶，何况驽马，怎能同它并行？听过《白雪》之音，观赏《绿水》之节，然后再听《东野》《巴人》这样的鄙俗曲调，反而更加显得欢欣大笑，想停也停不下来。我谨慎地把它珍藏在匣中，玩味沉浸其中，以便诵读。陈琳死罪，死罪！谏齐王奋笺 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处在同等位置，因此以天下为家，以臣下的父兄为臣，四海之内都成为臣妾。即使仇敌有善处，也不得不举荐；即使亲戚有罪恶，也不得不诛罚。因此承受天意、治理万物，先顾国家而后顾自身。这大概是圣人制定的制度，是百代不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初兴，多封王室子弟为王；他们一旦势力过强，便常常图谋不轨，对上几乎危及社稷，对下则骨肉相残。后来以此为戒，视为最大的忌讳。自光武帝以来，诸王都有制度约束，只能在宫内自娱，不得临民，不得干预政事；同他们交往，也都有严厉禁令，于是能够保全安定，各自保有福禄寿命。这就是前代得失的验证。近来袁绍、刘表各自拥有国土，土地并不狭小，人口也并不弱少，却因为嫡子庶子没有分别，最终灭亡了宗庙祭祀。这是天下无论愚人智者都共同叹息悲痛的事。大行皇帝考察古代而警戒今日，在祸患萌芽时便加以防止，考虑到千年以后；所以在病重之日，分派诸王各自尽早前往封国，诏书策令殷切，科条禁令严峻，对他们的告诫没有不周到的，实在想要上使宗庙安定，下使诸王保全，使百世相承，永无凶害国家、祸及家族的悔恨。大王应当向上推想太伯顺从父亲的志意，中间追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刘强恭敬的节操，下则应当记取抑制骄纵、放荡、荒乱的警戒。然而听说您近来到了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守制度，擅自废弃诸将的兵力，治理修护宫室；又听说左右应当跟随的人中有罪过者，本应上表报告，交付有关官署处理，您却擅自私下杀戮，事情并不明白。大司马吕岱亲自接受先帝诏令，辅导大王；您既不采纳他的话，使他心怀忧惧。华锜是先帝的近臣，忠良正直，他所陈述的辅导意见应当采纳，可是听说您因他而发怒，甚至有拘捕捆绑他的言语。中书令扬雄也亲自接受先帝诏令，本应恭敬严肃，您却说‘我自己正是不听禁令，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听到这些事情后，大小官员都惊骇诧异，无不寒心。俗语说：‘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古事是用来认识今日的。’大王应当深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竭尽敬意对待朝廷；这样便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果抛弃忘记先帝的法令教诲，怀有轻慢之心，臣下宁可辜负大王，也不敢辜负先帝遗诏；宁可被大王怨恨厌恶，哪里敢忘记先帝的威严，使诏令不能施行于藩臣呢？这是古今的正义，大王应当明白。福气到来有它的原因，祸患产生有渐进的过程；祸患渐渐生成却不忧虑，将来就无法后悔。假使鲁王早些接受忠直之言，怀有惊惧戒慎之心，便可以享有无穷的福祚，哪里会有灭亡的灾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有病的人才能把它当作甘美；忠言刺耳，只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接受。如今恪等诚恳不倦地想在危险尚处于萌芽时替大王除去危殆，扩大福庆的根基，原本因此不知不觉言语过分，至诚希望大王多加思考。为郑冲劝晋王笺【晋阮籍】

译郑冲等死罪，伏见美好的诏命光明显达，私下听说明公坚决推辞。郑冲等对此牵挂不已，实在有愚昧而诚恳的想法。认为圣王制定制度，百代同一风尚，褒奖德行、赏赐功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前伊尹只是有莘氏的陪嫁之臣，一次辅佐成汤，便承受阿衡的称号。周公凭借已经成就的形势，占有已经安定的事业，光大居处于曲阜，全部拥有龟山、蒙山。吕尚本是蟠溪的渔夫，一旦接受指挥，便被封在营丘。自此以来，功劳微薄而赏赐丰厚的人，数不胜数。然而贤哲之士仍把这当作美谈。何况自从先相国以来，世代都有光明美德，辅佐魏室，使天下安定；朝廷没有失政，百姓没有怨言。此前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闻风震服，羌戎向东奔驰，回头向内；向东讨伐叛逆，独力使全军取胜，擒获阖闾之将，斩杀精锐之兵，数量以万万计。威势加于南海，名声震慑三越，天下安宁，苛暴邪恶不再发生。因此异俗之人畏惧威势，东夷献上舞蹈。所以圣上考察自古以来的礼典旧章，开创国家、光大疆土，彰显太原这一封地。明公应当承受圣旨，接受这大福，确实配得上天人所归的巨大功劳、盛大勋业；光明盛大如此，国土福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没有过失，也没有违背。由此继续征伐，便可以穿着朝服渡过长江，扫除吴会之地；向西堵塞江水源头，远望祭祀岷山；回转兵戈、停下车驾来号令天下，远方没有不服从的，近处没有不肃敬的。大魏的德业将光耀胜过唐尧、虞舜，明公的盛大功勋将超过齐桓公、晋文公。然后到临沧洲向支伯致谢，登上箕山向许由行礼，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最公正、最公平的人，谁能同您相比？何必这样殷勤地作小小的谦让呢？郑冲等不通晓大体，冒昧将这些话陈述给您知道。致齐王冏笺【挚虞】张华去世后不久，我进入中书省，得到张华在先帝时答诏的草稿。先帝问张华：‘可以辅佐政事、主持大局，把身后之事托付给谁？’张华回答：‘明德而又是至亲的人，没有比先王更合适的，应当留下他作为社稷的镇守。’他忠良的谋略、诚恳的言语，确实可以昭示幽冥，死后才显明；不能和那些苟且随时、迎合时势的人相提并论。议论者有人因张华在愍怀太子的事情上没有抗节廷争而责备他。在当时，进谏的人必定会因违抗诏命而死。先圣的教诲说：‘死而无益的人，不应拿这件事责备别人。’因此晏婴作为齐国正卿，不为崔杼之难而死；季札作为吴国忠臣，也不争论逆顺的道理。道理已经穷尽而无法施行，本来就是圣人教诲所不责备的。上齐王冏笺【王豹】王豹听说，做臣子的直言极谏，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安定君主、平定时局、保全社稷。因此做臣子的欺骗君主，刑罚也不足以惩处；做君主的违背臣下的劝谏，即使以恶谥称之也不足以尽其罪。伏惟明公虚心礼贤，敞开胸怀接纳善言，诚意已经显著，但刺耳的言语却还没有进入您的听闻。王豹伏思，晋朝政事渐渐缺失，始于元康以来，宰相在位的没有一人能够善终，这虽是事势造成的，也未必就是他们一向不善。如今明公能够平定祸乱，安定国家、安定家室，却又要依据此前倾覆失败的成法，重蹈中途翻车的旧路，想求长久存在，这不是臣所敢听闻的。如今河间王在关右树立根基，成都王盘踞旧魏之地，新野王在江汉之间大规模封建；三面都是尊贵的王，各因正当壮年而强盛，同时兴动兵马，处在危险祸害之地。况且明公兴起义兵讨伐逆贼，功劳盖过天下，圣德光明盛大，名声震动当世。如今凭借难以赏赐的功劳，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独自占据京都，专擅掌握大权，进则如亢龙有悔，退则庭中生满蒺藜；希望这样求得安定，却不知道得到的是福是祸。臣冒昧以浅见陈述全部心情。从前周武王讨伐纣王，分封诸侯，设置二伯：崤山以东，由周公主持；崤山以西，由召公主持。到了后世霸国的时代，不过占有几个州的土地，四海的强兵也不敢进窥九鼎，这是因为天下已经习惯于奉行他们所尊奉的制度。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尊崇采用周代的制度，以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以明公为南州伯，统摄南方的官长；各自依照本来的职务出居在相应方位，对外树立德行，对内竭尽忠诚。年终率领所统属的人入朝进贡，选拔良才，任用贤俊，充任天子的百官，那么四海长久安宁，万国都会幸甚。明公的德行应当同周公、召公共享最美的声誉，危败的道路可以堵塞，社稷可以保全。愿明公思考汉高祖采纳娄敬之策的事，领悟张良踩踏脚下、借机进言的谋略，远离临深渊般的危险，保全泰山般的安定。如果合乎圣上的心意，宛地也可以作为都城。至洛与成都王笺【陆机】王室多有变故，祸难接连发生。羊玄之依仗宠幸，凶恶小人专擅掌握朝政，奸臣贼子互相勾结。皇甫商同恶相求，共同成为祸乱的阶梯。以至于天子飘摇不定，比系在冠冕上的旒更加危险。伏惟明公匡扶救济的举动，正是义理和天命所彰明的。大军一经发动，威势如风如电，显赫迅疾。陆机才能驽钝昏暗，文武方面都少有施展，冒昧承受越级授予的任命，接受外地统军的委任，立即承奉严明教令，统率各军，只看自己能够尽多少力量。辞鼓盖笺【王导】从前魏武帝是通达政务的君主，荀文若是功臣中最杰出的人，封爵也不过是亭侯；曹冲是受宠爱的儿子，死后追赠也不过别部司马。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万事，难道不会使人有所局限吗？如今临郡任官，不问贤愚、豪贵、卑贱，人人都加授尊重的名号，动不动就配置鼓盖，往往相互比拟。时代中有得不到这些待遇的人，有的甚至以此为耻辱，导致官爵混杂，朝廷声望衰败。王导忝居重任，不能崇高如山海般树立标准，反而开启混乱根源，贪窃名位，取乱彝典。谨将加崇所用的鼓盖送还，请从我王导开始，或许可以使高雅和庸俗有所区别，使群臣的期望不再迷惑。与会稽王笺【王羲之】

译古人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臣下向君主北面事奉的道理，难道不希望尊崇自己所侍奉的人，使他同前代帝王一样隆盛吗？何况遇到千载难逢的时运，只是顾虑自己的智力在当时有所不足，怎么能够不权衡轻重而处理呢？如今虽然有值得欣喜的机会，向内反求自身，所忧虑的却比所欣喜的更加沉重。传中说：‘如果不是圣人，对外安宁，内部必定有忧患。’ 如今外部并不安宁，内部的忧患也更加深重。古代成就宏大事业的人，有时不向众人谋划，倾尽国家力量来成就一时的功业，办事立功的人也往往有这样做的。确实，如果独自运用的明智足以超过众人，暂时劳顿的弊害最终能够换来长久安逸，那样做也可以。可是放到今天，能够拿什么来相提并论呢？在朝廷上筹划决定胜负，必定应当审慎估量敌我、做到万全，然后再行动。功业成功之日，便应当借助众人的力量而立即取得实际成果。如今功业还不可预期，而遗民却将被消灭殆尽，万中不能留下一个。况且千里之外运输粮食，自古就是难事，何况如今转运供应连绵不断，向西运到许昌、洛阳，向北运入黄河。即使秦政的弊害，也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而卜室之忧已经交相到来。运输没有归期，征求一天比一天加重。凭区区吴越之地，却要经营天下十分之九，不灭亡还等待什么？而且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不疲敝到底不会停止。这是封国内的人所痛心叹息，却没有人敢吐露真诚意见的原因。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追回。愿殿下再三思考，解除旧局而重新整顿。让殷浩、荀羡返回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全部退回保卫淮河，作为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树立、形势兴起，再谋划也不晚。这实在是当今上等的策略。如果不实行这一点，社稷的忧患可以按日计算、等待它到来，安危的关键转眼就会改变。考察事情的虚实，形势已经明白地摆在眼前。愿殿下运用独断的明智，在一朝之间作出决定。身处浅陋之地却议论深远的事情，难道我不知道这并不容易吗？然而古人身处闾巷、行伍之间，尚且有时谋划国事，评论裁量的人也不因此讥笑他们。何况我厕身大臣末列，难道可以默默不言吗？国家的存亡所系，决定在于是否实行，不可再迟疑退缩；如果殿下不在此时作出决定，后来想要悔改也来不及了。殿下的德行冠绝天下，以公室之身辅佐朝政，最可以按照正道施行，却使当年的崇高事业还没有符合众人的期望。受到特殊恩遇的人，之所以日夜长叹，实在是替殿下惋惜。国家的忧虑已经很深了，常常恐怕伍员的忧患不只存在于过去，麋鹿的游荡将来恐怕也不止在山林草野。愿殿下暂且放下忧虑长远的心思，先救解眼前倒悬般的急难；这可以说是使将亡转为生存，使祸患转为福气，那么宗庙便有可庆贺之事，四海也有依赖了。与会稽王笺【范弘之】下官出身轻微，是贫寒士人，错误地得以厕身俎豆之列，实在害怕玷辱清流、污损圣明时代，只能尘蔽圣世。私下认为，君主居于朝廷之上，智慧能够周遍四海之外，不只是依靠内在的聪明，也依赖群臣言论的帮助。因此舜辅佐尧，把启发开导作为首要；咎繇谋划辅佐禹，把侃侃直言作为先务。所以臣下没有隐藏实情的责任，君上便能收到神明般洞察的功效。臣冒昧依据这个道理，心志在于输诚。臣曾经认为谢石的言论足以烦扰圣听，应当加以澄清；殷浩忠贞，应当受到褒扬显用。因此不估量自己轻弱，抢先替众人发言。可是厌恶正直、憎恨正道的人，实在很多。虽然上面仰仗圣主钦明的气度，下面依赖明公爱护万物的深厚恩德，但朋友亲近所带来的祸患，实在使人无可奈何。下官同谢石本来没有怨恨和猜忌，生平也不相识，事情更没有牵连。只是因为国家体制应当彰明，不应稍微计较强弱。下官与殷浩年岁相距很远，时代也不相及，只是借听故老谈说他的遗事而已。对于下官自身有什么痛痒，竟然要替他触犯时忌、干犯君主呢？每次阅读史籍，都看到志士仁人，有的发自内心，任凭直道而行；有的怀藏所知，表面装作愚钝而违背真情、曲意顺从。他们所采取的方式虽然不同，却都流传后世。因此比干处在三仁之中，箕子则成为著名贤人的首位。后世之人的取舍各不相同，各自相信自己的见解，大多顺应时势而行。有的人获得荣耀显赫的名声，有的人祸败接踵而来。这都是因为不能衡量时势，亲身尝到了祸患。即使有固执自守的名声，也不是大雅之人的气度。这也是下官不愿采取的做法。世人却说下官正直，能够冒犯艰难险阻，这种说法实在过分。下官知道主上圣明，明公虚心寻求至理格言，一定不会使尽忠之臣屈服于邪枉之门。因此才听从内心献上愚诚，把它陈述给您，哪里敢同古人比较其轻重呢？也只是因为臣下事奉君主，唯一考虑的就是竭尽忠诚，不应再计较利害得失。事情不合心意，就用正直言论使君主觉悟；义理感动于心，就陈述言辞而不后悔。如果怀藏情意而不说出来，这正是古人得罪于明君、明君因此向群臣施行法度的原因。桓温的事迹，已经公布于朝廷；他是逆是顺的实情，也显露给四海。在这三方面，臣子之情难道会有不同吗？天下百姓，谁能独自没有心思？满朝默默无言，没有一个人首先发言。因此臣停笔按住气息，不敢多说。桓温对于亡故的祖先，虽然他的心意难以测度，但从事情本身来看，也不过免于贬黜罢了，并没有深重的怨恨。亡父过去曾做过桓温的属吏，推究其中的情理和礼义，兼而有之；其他人之所以常常怀着愤懑激发之情，痛苦得仿佛自身首级被斩断一样，明公应当寻究其中的缘由。王珣以下官员议论殷浩的谥号时说，不应公开宣扬桓温的罪恶。王珣感念桓温的提拔之恩，怀念自己进入桓温幕府时所受的知遇，便借废黜昏暗、建立圣明之事，认为这样足以彰明自己的忠贞节操。明公请再拿一件事来观察：从前周公摄政，治理天下达到太平，礼乐刑政全都由自己制定。论德行，周公是大圣人；论年纪，成王年幼，周公仍然退避君位，把政权归还成王，使他明正地登临君位。汉代的霍光，功勋显赫，孝宣帝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也归还了国家政务，所以君臣都获得尊荣，治道超过千年。假如桓温忠于社稷，确实心存本朝，就应当仰遵周公、霍光的成法，这难道不是应有的规矩吗？为什么不归还国家政务，退守藩国屏障？当时提挈桓温，王匡总理朝廷，难道是因为先帝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吗？还是桓温的德行不足以听政呢？他又逼迫袁宏，叫他起草九锡诏命，仪物完备而显赫，文章都还保存着。朝廷畏惧，没有谁不畏服跟从。只有谢安、王坦之以死坚持，所以事情才得以拖延。恰逢上天降下震怒，奸恶自行灭亡，社稷由危转安，天命由坠落而重新建立。晋朝自中兴以来，号令和威权大多出自强臣。中宗、肃祖曾向王敦敛衽屈服，先皇又被迫向桓氏屈身。如今主上亲自处理国家政务，明公辅佐总理百官，政令出自王室，人人都没有别的企望。为什么不趁现在大力彰明国家典章，制定可为百代遵循的制度呢？不知道还要等谁。先王统治万物，必定彰明典章，并把诰命留给子孙作为谋略，所以美好的声誉流传久远，千年之后仍承受其遗风。希望明公远察殷、周，近考汉、魏，思考它们所以危亡的原因，寻求它们所以安定的办法，如此而已。荐举唐弢的笺文【庾阐】

译桂林大概生长在五岭之间，杞梓出产于南荆。草木如此繁盛，尚且要记载在地方志中；何况方圆千里的朝廷，怀有杰出人才，却让人才滞留在平庸之流中，不能登上龙津之门吗？郡公曹史、泉陵人唐弢，天性敏捷纯正，行事宽和，而且有治理政事、立身处世的才能，操守品行闻名一邦。若能让他与鸾车并驾、登上朝廷，任用这样的骏才，那么像机石一样的良材，便可以用来辅佐君王，声名远播万里了。给庐陵王义真的笺文【宋·谢灵运】会稽一带山水丰美，因此江左称善的隐逸之士大多居住在那里。但末世之人羡慕荣华，幽居的人很少；有的人又才华为时势所需，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至于王弘之拂袖归田，已经超过三十年；孔淳之像豹隐深山一样隐居，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如此；阮万龄辞去职事而归于闲适，继承并发扬先人的事业。浙河以外，栖息于山林水泽之间的，大致只有这些人。他们既远远追慕羲皇、唐尧的时代，也足以激励贪婪者、磨砺争竞者。殿下爱好朴素、尊崇古道，常常自处如同平民，每每想到过去听闻的隐逸之士，便空自想象山林岩穴中的生活。若能派一位使者前去慰问他们，真可以说是千载以来的盛美之事。百官劝进今上的笺文【梁·任昉】近来奉朝廷命令，我积蓄谋略冒昧上奏，怀着赤诚接受命令，但再次奉命时却没有得到虚心采纳，士大夫们翘首期待，深感不能理解。我听说，从府库接受黄金，是通达之人的弘大气度；使有德者远走海角，不过是匹夫的小节。因此脚踏乘石，周公并不认为可疑；增加玉璜，太公也不以为谦让。何况当世贤哲接续前人的功业，先人的德泽仍在民间流传；筹划经营还未明朗，已深深感叹管仲那样的贤才难遇。加上朱方之战，荆河一带都依赖您的威力；收兵整军，建立王室的大业。即使像蚕茧磨破双膝去救宋国，脚上结了重重厚茧去保存楚国，拿今天观察古代，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如今迷惑得像盗钟之人，功劳反而受到怀疑而不得奖赏，上天后土也难以承受这种酷烈。因此玉马奔驰，显示微子离去；金版从地中出现，告知龙逢的怨恨。明公扶鞍停止哭泣，激励三军的志气；独自居处掩面流泪，激发义士的忠心。所以能使海神登上神祇之位，尽力图报、效验祥瑞；山戎、孤竹等都孤立无援，束起马匹仰望跟从；讨伐罪人，抚恤百姓，使天下统一、乱局安定。这不是贪冒上天的功劳，实在是辛勤劳苦、沾湿双足而成就的。况且明公本来只是诸生，以研习名教为乐，平日以道德风尚和清正议论，坐镇而使雅俗归正，并不学习孙武之术，却遭逢这番神武之事，驱逐诛灭应当诛灭的百姓，使必定受封的风俗得以救济。龟玉没有毁坏，这是谁的功劳呢？若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为君子，将使伊尹、周公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不懂得通达权变，实在有一片愚诚；不胜惶恐恳切，尽心再次拜谒。伏愿您及时接受典册，完全符合百姓的期望。《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二 （明）贺复征编 ○奏笺二 给赵王伦荐举戴渊的笺文【晋·陆机】我听说，繁弱弓被列入御用，才能显出高大城墙的功用；孤竹之管陈列于乐府，才能奏成降神之曲。因此，贤明的君王要成就高世之功，必定借助远近各方的人才，珍藏于匣中的才能，也要寻找能够寄托大乐和谐之音的人。我私下看到处士、广陵人戴若思，年三十岁，清正谦冲，践行道德，器量充实；思考事理足以探究幽微，才智鉴识足以辨别万物；安于困穷而以守志为乐，没有羡慕尘世的念头；磨砺节操、树立品行，有如井水淘洗后的洁净。他实在是东南遗留下来的珍宝，是宰相之才中的奇异璞玉。若能让他置身于通达的大道，就能与骏马并驾齐驱；若把他的才质照耀于朝廷，一定能使美玉般的光辉流传。希望明公留神审察，不要因为说话人的身份而废弃忠诚真实的言论。拜任中军记室后辞谢随王的笺文【齐·谢朓】故吏文学谢朓死罪，死罪。当天接到尚书召令，任命我补任中军新安王记室参军。谢朓听说，污浊的水也希望朝拜大海，却常常干涸；驽劣跛弱的马希望得到肥料滋养，却中途疲惫。这是为什么呢？草木凋零的旷野，面对它便令人惆怅；东西分歧的道路，也有时使人呜咽。何况我虽身穿义士之服，却只能徒然拥持，归隐的志向无法实现；遥远得像从雨中坠落，飘摇得如秋天的花蒂。我实在是平庸之流，品行才能没有可数之处。幸逢天地清明，山川能够容纳人才；您褒奖、采纳我这个微小人物，发扬我些许长处。因此我舍弃田园里的农具，拿起笔在兔园供职；东边渡过三江，西边泛舟七泽。与您在军旅中久别重逢，从容谈笑；长衣衣襟日渐拖曳，后随的车子也已经涂好油脂。荣耀地立身府庭，恩宠加于容色；如沐浴后在阳光下晒发，我还无法测量恩德的边际。抚摸胸口谈论报答，早已发誓以身躯骨骸相报；哪里知道沧海尚未转运，波臣自己先被冲荡；渤澥正值春天，旅鸟的翅膀却先行凋谢。清幽简峻的藩王府第，如今又恢复寂寥的旧日茅屋。乘轻舟逆流而返，只留下孤独的身影；白云在天空，龙门却已看不见。离开您的德泽越久，思念越深。只有等到清江可以望见，在春日水边等待归来的船；等朱邸重新开启，在秋天收获果实之时献上蓬心般的微薄诚意。倘若我的簪履还保存着，席位也没有改变，即使最终身体填入沟壑，仍希望妻子儿女知道我归来的心愿。拭泪告辞，悲痛一齐涌来，实在承受不起犬马般的诚心。接受徽号后祝贺皇太子的笺文【唐·柳宗元】宗元惶恐上言：恭敬地奉读六月七日的诏令，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光荣地接受徽号，天下臣民欢欣鼓舞没有止境。伏惟皇太子殿下居于正位中央，辅佐成就昌盛的国运，消除压伏灾祸，赞扬光明，盛大的名号确实得到提升，宏大的庆典普遍周洽。它表明文武之道的经纬，彰显天道的运行；祥瑞的光辉照临，显示重轮的光彩初发；恩泽向下施济，显现少海水波的增长。宗元有幸镇守偏远之地，得以听闻盛大礼典，欢跃之情超过平常万倍，谨附笺祝贺。宗元惶恐死罪，死罪。代人祝贺皇太子正位的笺文【宋·汪藻】伏听您显赫地接受宝册，升居春宫，在正殿举行旷古礼仪，显现宗庙承继帝位的重大责任。恭敬地思量皇太子殿下，分有皇室的光辉，承受美善的璇源，具有天人般聪颖卓异的资质，接受神圣而纯正齐一的教诲。正当周室同姓宗族兴盛之时，独自冠绝百男；应当如汉家羽翼已经丰满，不必劳烦四皓辅佐。前星在外明亮，接连有震象潜藏其中。我有幸列于宗室，庆幸国家根本兴盛；河水润泽九里，正要率领宗族依附仁德；日月都有重轮，希望登歌献上福祥。分封亲王后祝贺东宫的笺文【明·高启】皇太子监国抚军，长久寄托着兆民的期望；建立藩国作为辅佐，大规模颁行同姓分封，隆重的典礼得以修举，舆论和民情一同庆贺。恭敬地思量皇太子殿下，地位处在震卦长子之位，道德符合乾卦刚健之德；孝敬奉侍两宫，每天清晨到寝宫问安；友爱诸弟，共同在春坊讲学。既承受主持祭祀的尊崇，又举行分封诸侯的盛典，宗族枝叶繁茂，宗庙社稷安定。我等有幸参与台司，怎敢不表达祝贺的诚意。愿河流如衣带、山岳如砥石，万世永存；愿太阳重放光明、月亮重现光轮，恭敬献上千秋万代的祝愿。奉迎皇太后的笺文【毛纪】

译皇帝御名：如今恭敬接受先帝遗诏，已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继承帝位。恭敬思念圣母殿下远在藩邸，特意奉上笺文迎请。伏想大统既已承继，按义理贵在专心主持宗庙祭祀；至情有所系属，恩德也应当兼顾慈亲内宫。因此展开孝敬之心，以表达奉养至亲的愿望。恭敬思量殿下出自祥瑞兴盛的宗族，美德可与先王相比；内里具备巽顺之德，外在符合坤柔之道。鸡鸣时有警戒劝勉的益处，螽斯之诗中没有嫉妒猜忌的嫌疑。您的本性一向深厚仁慈，教化向来彰显俭约。仰想圣德，您生育了我这微末之身，抚养照料、提携扶持，对我的疼爱超过襁褓之时；我的起居出入，教导必定遵守箴言规诫。恰逢依据伦理次序应当如此，我进入宫廷继承帝业的重任。恭敬承奉九庙，日日处理万机，虽然确实可以安慰众人的心，实际上却是仰赖并承受您的内在教诲。回头顾视身边，奈何省视问候的声音已经稀疏；早晚徘徊，眷恋彼此隔绝而相距遥远。您的辛劳我无法报答，恋慕之情更加深切。特派近臣前往旧日藩邸迎接，渡江时乘坐龙舟，欣喜于风力轻快安稳；慈爱的太阳照临凤庭，仰望您的容光近在咫尺。愿共同享受升平之福，永远延续长寿的吉庆。我不胜恳切诚挚，极度思念仰望。《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三 （明）贺复征编 ○奏揭 请册立的密揭【明·王锡爵】臣认为，臣下进言，应当宣扬君主的美德，却不能把这当作自己的名声；应当谋求成就国家大事，却不能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所以《周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计划，就应入朝在内向你的君主报告，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实行。”臣虽然不聪敏，长期以来奉行这句话。臣私下观察，如今国家的事情，没有比建立储嗣更大的；而皇上的美德，也没有比亲自掌握权力、独断决策更美的。可是先前册立的典礼已经将要举行，却被小臣们激烈聒噪，导致延迟；有了君主的美德却不能宣扬，事情将要成功却反而失败，这是群臣辜负皇上，已经无法追悔的事。幸而皇上亲自发布明确诏谕，定于万历二十一年举行，并且告诫群臣不得再激烈聒噪、要求改期。于是群臣的喧嚣寂静下来，把诏令看得如金石般坚固、契约般可信。到了今年春令适逢期限，竟然没有人先说一句话，大概都是知道成命在皇上，有所凭恃而不担忧；又都知道前车之覆，有所惩戒而不敢再说。可是臣只想到，储宫称为春宫，其礼仪属于春官，其属官属于春坊；而举行册立的典礼，又一定在春季。如今上元节已经过去，进入春季已有半月多，皇上宫中一张纸的早晚，虽然可以自行裁定；但至于各部门制造和置办器物、确定日期，则必须在一两个月以前预先传谕办理，才能保证到期不出差错。皇上万一政务繁忙，来不及检点，以致拖延日期，过了这个春令，那么外朝的臣子一定会说：“从前因为激烈聒噪而改期延迟，如今又以什么名义再次推迟？”是非纷纷而起，道路上喧哗不止，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替皇上压住舆论。臣刚从外地回来，见到有关部、科的诸位大臣，他们一见面就问起这件事，想要再次援引成命请求举行。臣回答说：“既然成命已经确定，何必再请求？”这是臣入朝后第一番苦心：一方面对众人顺势应对，以防止窥伺探问的口舌；另一方面亲自秘密请求，以使皇上汗出如言的诏令得以落实。臣只是因为长期承受皇上深重的恩典，想早日彰明我皇上如青天白日般光明正大的心意，稍微效尽犬马报主之诚；而不想让外朝知道这些话出自臣，以免重新踏上邀功求名的旧路。所以这道奏疏亲自誊写，不托付吏员书写；随即封闭起来，不给同僚看。皇上看过之后，求您就趁现在还没有人请求之前，从宫中降下诏谕，决定在春季举行，使全部盛美都归于皇上的独断，而上天的功劳不与人的谋划相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这样臣就能看见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全都闭口惭愧至死；而臣一生遇到这样的君主，跋涉万里归朝，也可以在朝班中稍稍挽回颜面。臣临写奏疏时，因深切爱戴君主而不胜恳切。这是亲手书写的，字迹潦草，伏乞圣恩宽恕。其二

译今天臣承蒙圣恩，特意降下御笔诏谕：首辅卿公清正耿直，是朕一向所倚赖的人。如今冒着严寒奔波，急忙赶来京城，忠诚勤劳值得嘉奖，朕心里欣慰，想出来同卿见一面。昨天连续几天侍奉圣母，稍觉劳倦。今天早晨看了卿秘密进上的奏揭，完全看见卿忠君为国的诚意。朕虽然去年已经下旨，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典礼；而且朕读《皇明祖训》，其中有一条是“立嫡不立庶”的训诫。何况如今皇后年纪还小，今后如果生了嫡子，是册立为东宫呢，还是封为亲王呢？若封为亲王，就是违背祖训；若册立为东宫，就会有两个东宫。因此朕迟疑未决。既然卿上奏来了，朕想把三皇子暂时一并封为亲王，稍等几年，皇后没有生子，再举行册立；这样上不违背祖训，下对事情也两全其美。卿可以替朕拟一道诏谕颁行。钦此。办理此文书的官员李文辅恭敬捧到臣的私宅。臣焚香叩头，恭敬读了一遍，不觉感激得流下眼泪。臣私下想到，我因为个人私情，长期耽误皇上的严命，如今虽冒着严寒急忙赶来，但此前违抗怠慢的罪过，已经万万不能自我赎罪。承蒙我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但不加以厌弃，反而恩赐接连不断，慰劳也极其周到。皇上真是臣的父母。父母对于子女，既然抚摸胸口体察他们的疾病痛痒，那么子女侍奉父母，难道能不委婉地顺承父母的脸色和心意，却敢再顾忌外朝的议论、再次沽名求誉吗？只是事理中有至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原则，人心中也有不待言说便共同认可的公理。假如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传给万世而没有弊病，一个人的裁断不能与舆论协调而没有疑虑，那么臣心中终究不能安定。比如圣谕所说，中宫年纪尚小，倘若后来生了嫡子，恐怕会妨碍祖训；将三皇子一并封王，稍等日后再作处置。从情理上说，似乎没有不能实行的地方。但臣私下想，关于国家，虽然“立嫡不立庶”的说法确实存在，它的本意是说嫡子、庶子同时出生时，要有嫡子来防止庶子越过伦理次序，从而引起争端。如今皇上的嫡子尚未出生，而庶子年纪已经十二岁，此前从未有等待嫡子的意思，却从今天才开始这样做，这让我们如何仓促奉行？臣又想，皇上所忧虑的不过是中宫，而这件事早有成例，十分容易处理。从前汉明帝取宫人贾氏所生的儿子，命马皇后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唐玄宗取杨良瑗的儿子，命王皇后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宋真宗时，刘皇后把李宸妃的儿子收为自己的儿子，后来都正式居于储宫之位，而三宫妃嫔都受嫡母压制，从未增加位号。今天的事情正与此相同。与其长久拖延，等待将来尚未确定的天数，哪里比得上斟酌古例、参酌今情，成就眼下两全其美的盛事？臣的愚见认为，必须这样做，才万分妥当。况且皇长子既然以中宫为母，就等于由嫡母所生，也就不必另加封号。上面可以使中宫安心抚养，不必因为孩子不是自己亲生而感到嫌疑；下面可以使皇贵妃不失尊重，不必因为母亲随儿子而尊贵而感到嫌疑。四方听闻此事，又会更加敬服，皇上善于处理母子、嫡庶之间的关系，百姓欢呼祝颂，这件事将垂名史册而增添光彩。臣谨依内阁旧例，除按照圣谕拟票外，又拟写了一道传帖，以供圣明选择施行。还希望皇上反复思考臣的话，最终俯允实行，这样或许可以曲折地保全恩义，镇服人心。至于一并封王的说法，即使万不得已，必须权宜实行，也一定要在诏旨中明确说定，究竟何时立嫡、何时立长，并说明将来绝不会改变，这样臣或许可以承担此事。臣不胜惶恐急迫，言辞不能尽达诚意；原来奉到的手札，除珍藏之外，谨此呈上。其三

译昨天臣认罪的奏疏下发后，奉到圣旨：昨天卿恳请召见对答，朕完全知道卿的忠诚恳切。朕不是不听卿的话，只因看见大小臣子纷纷怀疑毁谤，不知道是什么人主使，想要做什么。朕作为君主，耻于被臣下挟制，诽谤祖宗、轻蔑祖训，国家体统还在哪里？因此不想见卿。如今卿又有这道奏疏，如果说是自己承认安排错误，朕又处在什么位置？朕正替卿含忍，想商量别的办法，不可让党众激怒烦扰，以辜负朕的心意。既然如此，都不必封王，稍等二三年，若中宫没有生子，再举行册立。钦此。臣这些日子正借草席闭门不出，偶然有关同僚把前面的圣旨抄录给臣看。臣仓皇恭读，既仰见皇上为了臣而含忍，感荷不胜；又看见皇上为了诸臣而责备臣，惊恐不胜。但臣想，主使别人挟制君主是臣下的大罪。然而若只有一人主使，附和的人多不过数人；不可能满朝都坚持这种议论，道路上都传播流言，却全是受某人主使。凡是有人有势力可凭借，才可能挟制君主；如果臣下没有使君主处处不顺的势力，就没有可以用来挟制君主的条件。而且臣听说，蛇雀之类的异物尚且知道感恩，草木虽然无情，还能向着太阳。世间没有具备血气、心智和知觉的人，受到特别隆重、非同寻常的恩典，居处禁廷帷幄之间，承受心腹亲信的托付，却不与皇上同心，反而同众人主使、挟制君主的党徒结党。如果臣有这样的不肖之心，天地日月可以鉴察，雷霆可以击杀臣。臣只是想到，天子设置辅弼大臣，职责在于汇集众人的优点献给君主，宣扬美好的命令并向下施行。从前孔子得到门人子路，尚且能够使恶言恶声不传入耳中；而臣却愚蠢地反而让自身的坏名声波及君主。想到这里，眼泪和汗水都流下，文字也几乎无法书写。因此急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使皇上的过失都归到臣身上，实在是想借此使众人服从，而不是与众人结党；意在消除烦恼，而不是激起烦恼。不是皇上，还有谁会怜惜臣呢？至于并封的诏谕，臣之所以不敢同群臣争辩，反而直接把它引为自己的过错，也有自己的道理。臣这些天反复阅读《皇明祖训》，实在没有“等待嫡子才立储”的条文；而且历代二百年来，从来没有长子先封亲王的先例，礼官所坚持的意见确实难以通融。只有穆庙在世宗朝曾经封为王，但封王时位次在庄敬太子之下，并不是以元子的身份受封。如今幸好圣心洞察明白，立即停止封王的命令，重新确定二三年后册立的期限，真是古代帝王能够转圜改过、听从善言的盛德。群臣自然可以不再说话，但臣私下忧虑，考虑得过多：对于皇上已经颁布的诏旨，臣即使不争论二三年早晚的问题；可是对于今天尚未确定的形势，恐怕很难平息千万人怀疑毁谤的口舌。原因在于，假如皇上去年降谕时，原本没有确定今年举行册立、豫教典礼，那么将来自然还可以支吾周旋地处理。如今去年的命令既然改到今年，那么人们又怎能知道今年的命令不会改到将来，这正是群臣疑虑的原因。又假如皇长子刚出生时，皇上从一开始就按庶子亲王的礼数对待他，那么前后照应，自然不会惊动人心。可是现在已经为他颁布诏书、广施恩泽，诏书中所说的承受宗社、受臣民仰戴等话，明明已经以皇太子的礼数对待他了；又说大婚已经多年，熊罴之祥还没有相应，也明白流露出当时不能等待嫡子的意思。这道诏书一颁布，深山穷谷、九夷八蛮的人都知道了；如今十二年以后，却反而另找理由，空置储位等待嫡子，这正是群臣更加疑惑的原因。人情只要没有疑虑便罢了，一旦疑心产生，就会进一步猜测宫闱中的隐情，忧虑流传千万世的祸患。即使尧、舜在上，也绝不会有这种情况；而朝廷上喧闹纷争，诏令受到阻碍，又哪里是太平景象？所以臣再次苦苦劝告皇上，既然有这样的含忍之心，不如顺着这条路消除狐疑，使册立和豫教一旦同时举行，百官万民的种种疑虑全都消释，难道不是千古以来令人痛快的事吗？但圣谕所说纷纷怀疑毁谤的口舌，不仅皇上不能承受，臣也不能替皇上承受。如今不能仓促地说是听从众议而中止，应以上奉两位圣母的慈谕、下从皇后和皇贵妃的恳请为理由；要让外朝听到后，都知道这是皇上自己作出的决断，根本不受臣下挟制，也使人看见臣始终忠于君主，丝毫没有结党迎合众人的心。另有抄录的万历十年诏书一道，内中把紧要语句用红签标出，恳请皇上仔细阅读、深思熟虑；仍请降下一句话答复，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承蒙皇上宽厚恩典赦免罪过，又承蒙采纳草野的浅见，感激得流泪，因此敢于把如此恳切的诚意全部陈述出来，谨此具题上报。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