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二

译三皇无为而治，天下因此得到治理；五帝施行教化，军队由此兴起。所谓“大刑用甲兵”，就是使用甲兵这种大刑，并把军队陈列在原野上。于是有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制度安排得当，国家就安定；安排不当，就会动乱危急。商、周以前，封建五等爵位，军队遍布海内，强国弱国相互吞并。秦朝削平诸侯，废除封侯而设置郡守。历代沿袭，政权交给郡县。远考历代制度，可以采纳的只有汉代最值得征验。重兵全都驻在京师，四边只设置亭障；又迁徙天下豪族，使他们集中居住在三辅的城邑和陵墓附近，以形成强干弱枝的格局。有时四方夷族侵扰越界，便从中央下令派遣将领，五营骑士、六郡良家子弟、二师楼船，以及伏波、下濑等军队，都因事设置；事情结束就撤销。即使卫青、霍去病功勋高、战绩重，本人也只需入朝奉行朝请，军队全部解散归农。这实在是安排得当。后来有的王纲解纽，政权旁落，藩镇既然相继出现，军队力量自然强盛，窥伺皇位、轻视朝廷的事无代无之。如东汉的董卓、袁绍，晋代的王敦、桓玄，宋代的谢晦、刘义宣，齐代的陈显达、王敬则，梁代的侯景，陈代的华皎，后魏的尔朱荣、高欢之类，就是这样。这实在是安排失当。本朝李靖平定突厥，李绩灭亡高丽，侯君集覆灭高昌，苏定方平定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都是卿相率军抵御戎族，戎族平定、军队回朝后，都没有长期驻守。军队在边境，只是修明烽燧、审察斥候、建立障塞，以防备意外罢了。这实在是安定边疆的良策，也是国家长久的规划。玄宗登基后，太平日久，天下安定，财物丰足、力量强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的将领专门谋求扩大疆域，以此迎合皇帝的心意。他们将要荡平奚、契丹，剪除蛮族和吐蕃；战败者丧失军队，报称一万人为一人，战胜者只俘获一人却夸称一万人。宠赏达到了极点，骄傲自矜也随之增长。哥舒翰统率西方两军，安禄山统率南北三军，轮换服役的士卒都授予官职名号，郡县积蓄全部耗费在俸禄和官秩上。于是骁勇的将领、精锐的士卒、良马和精金，都从京师空虚，聚集到两位统帅手中。边疆势力强大，已经如此；朝廷势力削弱，又是那样。奸人乘机而起，乐于祸乱并有所觊觎，有的用祸害胁迫，有的用利益诱引。安禄山起兵在内部作乱，未必是平日早已蓄谋凶乱。因此，土地相逼就会形成猜疑，力量相当就会发生动乱，事情的道理本来不得不如此。从前汉高祖分割土地，分封诸侯，吴芮独自处于卑弱而忠诚，韩信、彭越却势力强大而悖逆。贾谊看到七国势力强盛，献书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使海内的势力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没有什么不受控制、不听从的。”如果有所畏惧而不能改制，末端就会强大，根本就会弱小，最终成为祸乱；汉文帝、汉景帝因循不改，于是造成诛杀晁错的罪名。假如当初制度安排得当，诸侯谁会不信服顺从？奸谋邪计消灭在胸中，哪里还会有违犯法纪、发动叛乱的事情呢？俗话说：早晨还是伊尹、周公，晚上就变成桀、跖，形势驱使人，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兵法又说：将领，是掌管军队命令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任用将领时，应当先以中和之道引导，再以才能器具辅助。有的人尚未驯服其性情，只求利用他，便把锋利的刀刃交给他，任由他专擅处理；一旦把权力交出去，物情就会随着改变，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难道不是这样吗？军事是国家的大事，自古以来有智慧有才能的人都立言作训。作战取胜，有的用风乌、七曜来验证，有的参考阴阳、日期时辰。教习布阵，有的以天地五行命名，有的变化为龙、蛇、鸟、兽。人的聪明才智，尚且在身居高位时，知道吉凶、冠婚的礼仪，熟习庆吊、俯仰的仪态，稍有不精就会违背常度。所以仲尼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这一定是因为不免有所失误。何况成千上万的普通士卒，出身于闾巷乡里？如果让他们心中记住进退的命令，耳朵听辨金鼓之声，双手掌握击刺的要领，双脚趋赴鹅、鹳形的阵势，随地形变化阵法，行动如风驰电发般迅速，又根据我方便利乘机攻击敌人，胜负只在片刻之间，事情繁多、要领众多，还要随机应变、遵循古法，岂不是使众人的心思系于名数而无暇顾及别事？又怎么能奋勇争先呢？以我的浅见，这样做不过是有这些说法罢了，只恐怕即使教习，也未必一定能够成功。不过，训练士卒，只要使他们听见鼓声前进，听见金声停止，懂得坐、起、行动、停止，向左旋转、向右抽击，识别旗帜和指挥，熟习器械的使用便利，就可以了。抚慰士卒，只要有吮痈般的恩惠、投醪同饮般的均等、分衣给士卒般的感动，行军号令必须执行，赏罚公平恰当，就可以了。这样便能使用没有弱兵、作战没有坚敌，何况又以正义攻打邪曲、以顺道讨伐叛逆呢？如果以风乌来验证，那么谢艾因枭鸟鸣于牙旗而击败麻秋，宋武帝因军旗折断沉入水中而击破卢循。如果凭借日期时辰，那么邓禹因癸亥日取胜，后魏乘甲子日战胜敌人。略举一二，难道不是证明吗？古代贤人故意使这些道理难以理解、事情显得神秘，使众人的心思无法测度，从而让他们对指挥都听从。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确实可以说是掌握了用兵之术的要领。我认为孙武所著的十三篇，把这种道理阐述到了极点，所以知道过去出兵制胜，确实都应当精通其中的道理。如今我摘取与《孙武书》义理相合以及大致相类似的内容加以编纂，希望打开书卷便能看见成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庆历兵录序》【宋·宋祁】

译世上谈论兵法的人，把源头追溯到轩辕时代，但有关书籍已经残缺，间隔久远。夏、商以来，才有能够谈论兵法的记载。因井田制而制定兵车数目，按乡编成军队，依据田猎进行军事搜习。周代法制就是如此：对外控制郡国，对内加强京师，军队没有虎符不能调发。汉代法制也是如此：设置将军府，登记军籍，把军队与农民混合，使士卒都成为当地居民，有守死而不叛上之心。唐代法制也是如此，但晚周以后力量分散到诸侯，其弊端是弱者常被分割，强暴者常相吞并，所以公国互相攻伐而灭亡。汉代衰微后，权力假借给强臣，其弊端是力量相当就互相猜疑，力量寡少就随从强者，所以僭越的邦国鼎足而立。唐朝末年乱事兴起，设置节度使的弊端，是使喜好作乱的群体得以聚集，军队溃散后彼此争斗。由此看来，起初未尝不好，后来却逐渐衰败。宋朝兴起，铲除五代诸姓留下的乱局，统一天下的权力；僭越的藩镇交纳土地，强横的将帅受法令约束，整顿武备、控制军队的制度无不精密明晰。军队大体有四种：第一叫禁兵，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都属于这一类；士卒中精锐敏捷的充任，有的善于挽强弓，有的善于蹋张弩，有的驾戈船、作突骑，有的投石、击刺，所以在内则守卫京城，在外则轮换戍守。第二叫厢兵，各州隶属它；士卒中力大强悍的招募其中。天下已经平定后，他们不常执兵，只有边境蛮夷地区，才时时与禁兵共同驻屯；所以主要从事服劳役，间或轮换戍守。第三叫役兵，群司百官都隶属它；把游荡懒惰的人收入其中，有的负责牧养、设置，有的负责漕运搬运，有的管理仓库，有的从事工艺技术；各自专门从事一项事务，所以驻守时不轮换。所有军队都有定额，驻地有营房，平时有固定俸禄，另外还有临时赏赐。第四叫民兵，把农民中健壮而有才能的人登记入籍，根据乡县大小确定人数；有部曲而没有营垒，缺额就立即补充，每年检阅一次。北方军队兴起时，不能擅自行动。国家大体上这样编制军队。然而军队没有固定统帅，统帅没有固定镇守之地，权力不向外假借，力量不分散到别处；这就是它能够维系四方、震慑夷族、击鼓前进而无所畏惧、面对天下的原因。庆历五年，现任参知政事、贰卿济阳丁公，凭借壮大的谋略和久负的声望，升任枢密院长官。既然掌握军队大权，军志中的事情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但各种资料分散在几座阁中，并没有很好的条理。如今他搜集编次前后材料，钩稽考察细微之处，摘取有关攻守作战的内容，编成《禁兵》《民兵》《兵录》五篇，又把各部门分散摘录、各条中隐藏的内容汇集连接起来，分类编排，层次清楚。分开时合并，归类时整齐。内容更加丰富而容易查见，越是详细却不繁琐。即使五种符信纷杂并列，边疆琐碎曲折之事，按年列出废置，按月比较损耗和增益，打开文书便能指出要旨，坐在帷幕中即可判定；这大概是整理考核的关键，搜集兵车制度的总纲。书录编成后，便上呈官府，并让我为作者的意旨作序。谨按各篇军制的开头，丁公分别叙述其由来，前代创制、后代因袭，圣王继承、神明相承，已经有了次第；近卫另行收录，表示其尊贵。其余军制不载，是略去次要部分。文章简约而事情明白，成为一代王法。丁公练达博闻，以忠诚和力量取得皇上的信任。他处于枢机重地，宽容周密，不满一年便升任贰卿铉台。他显露诚意、阐明事理，辅佐权纲。有德有言，真是天子的宝贵臣子啊。《华戎鲁卫信录总序》【苏颂】

译臣私下切实想到，国家统一四海，正在统辖万方，九夷八蛮没有不顺从归附的。凡是獯猃等族，很早就面向内地归顺。章圣皇帝趁他们军队败亡之时，请求和议，允许互通友好，按时问候馈赠，逐渐加以教导防备。陛下恭敬遵循既成的法度，羁縻边远荒服，于是命令儒臣讨论旧事，将要把它们垂示于典册，副本存于有关官署。之所以考虑长远、防患于未然，曲折地想到这些，都是因为停止战争、使百姓安息。只是臣愚昧浅陋，不足以奉行明诏，勉强用了一月，粗略看出纲领，分类编次，都遵奉圣上的谋议。先前诏令规定，从通好以来直到今天，正要说明作书的缘由，所以把叙事列在篇首。最初讲和，始于继忠；书奏请国主结盟的请求，皇帝赐下谕旨，由此缔结和约，所以其次是书诏。既然允许互通友好，便有载明信用的盟书，所以其次是誓书。从前与戎族和亲，有金、絮、衣、缯等财物的赠赂；本朝每年送银、绢来资助他们的费用，所以其次是岁币。恩意已经相通，又有贵重财物来助成其事，所以其次是国信。信任友好不能只由单方面往来，必定要有言辞来修饰表达，所以其次是国书。异国的情形，不是使者不能传达，所以其次是奉使。使者的类别还包括接送和馆伴；所经过的城邑、驿站、馆舍、山川有险有易，道路有迂回有遥远，如果不把它们画在图中，就无法辨明方向，所以编作驿程地图。前后派遣来的使者姓名不止一个，官职品秩各不相同，南北群臣相互礼节接待，年月次序散乱而不整齐；既然作为国信文书，就不能没有记载，所以编作名衔年表。这样，使者出访的事情就完备了。两国通好起于戎人，是我朝听从他们的请求；凡是问候馈赠之事，都把北方送来的国信、国书列在前面，朝廷所送的是回礼，所以载在后面，用来表明事情的来源。凡使者到来，在道路上有驿站、馆舍慰劳的礼仪，入朝后有觐见、辞别、宴饮、赏赐的仪式；礼意厚薄都各有节文，所以其次是仪式。又其次是赐予。他们接待天朝使者也有固定规矩，不敢违越，所以把持礼经过北界以及北界分送物品的记录附在后面。使者应当沟通宾主的欢情，而拜见的礼物不可缺少，所以其次是交驰。问候慰劳往返之间，诏书宣示、书信往来的格式都保存着，所以接着是诏录。又其次是书仪。信币有携带操持的劳苦，随从又有车辆和仆役众多；所涉及的沾恩赏赐没有不均匀周遍的，所以其次是例物。使者到达都城，皇上的恩宠体恤无微不至：有时进行货财贸易，有时索取供馈，有时乞求珍奇异物，朝廷多有答应，所以接着编入市易，供给、索取、乞求等事也附在其中。南北之间奉命往来，将大小事务的约束，往往都遵循以往的成例，所以接着编入条例。这些都是平常使者的事务。诞辰和岁时节日，只是送达礼物而已。至于关系到大体的事务，就有专门使者负责引导办理，所以接着编入泛使。边疆有忧患，帅臣、守臣应当承担责任；于是接境的司州可以用公牒互相往来，所以接着编入文移。有些事情不是司州所能决定，必须等候命官和边疆官吏共同议定，例如代州移文调动巡铺、界壕等事，所以接着编入河东地界。疆界既已划定，边境防务就不可不谨慎，所以接着编入边防。其中又有州郡壁垒的修缮完固、砦铺塘泺的界限划分，都记载在舆地图志中，用来显示守备的严密。本书既然是为了同辽人通好而作，那么辽人的本源也不可不知道。辽本是契丹，所以接着编入契丹世系。辽人与中国语言不通，饮食不同，习惯征战，精于射猎，很难仅凭地势形势加以驾驭。朝廷之所以能够牢固团结并使他们柔顺服从，大概是了解他们实际爱好的缘故，所以接着编入国俗。耶律氏的势力足以比拟中华，已经有若干年了；爵号、官称往往名称很多，所以接着编入官属。宗戚、俸禄、官职三项彼此相关，都见于远方的风俗。凭借险要和战马来立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接着编入关口道路。又接着编入番军马。辽国的疆域不过三千余里，却并设都府，兼置州县；使者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应当详细记载，所以接着编入州县。辽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只有奚、渤的故土，向外还连接着大荒之境；凡是可以见到的，也应一并记载，用来显示天朝声威所及的深远。因此全书以番夷杂录结束，并附入经制方略、论议和奏疏。我认真考察前代驾驭、安抚边远民族的方法，典籍所记载的不过是用优厚利益和亲政策来约束结交，或用武力征伐来张扬声威，或让其入朝、以子弟为人质来控制他们的命运。汉、唐的事情，似乎确实如此。然而一旦约束结交的关系解除，凌辱暴虐就随之而来，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掌握驾驭他们的办法吗？大概是只依仗一时的安定，却不谋求长久的利益，所以才会这样。深远的谋略和宏大的筹划，哪一代没有呢？到了我朝，才得到上策，历经七纪而边塞保全、没有祸患；每年送来信币，致礼也更加恭敬；行旅相互通行，边城安宁关闭；百姓安居本土，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自从有书契以来，止息战争、保境安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胜利过。圣上正在扩大天下的气度，以威势和恩德怀柔远方之人，仍担心主管官吏怠慢法令而招致侮辱，于是依照图籍，揭示并制定为法令典章，使人遵循守持，不得逾越。后来即使有忿怒凶悍、强横狡黠的军队想要挑起事端，也可用法令条文加以约束，他们自然会屈服。如此一来，整个辽朔的军民，都只能听从皇上的命令。那么，这部书的编纂，可以说规划宏大而深远，德泽施行也无穷无尽了。然而，趁着今日太平的形势，等待辽国百年之后运势衰亡；又趁我朝涵养熏陶之下，大志逐渐萌发，而辽国奢侈到了极点、衰微的征兆已经显现——如今已经可以看到藁街质馆，很快就能使他们前来归服了。姑且撮取其中的大要，以符合圣上谋划长远的思虑。全书共二百卷，卷中若有冗余合并之处，就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谨慎地列出各项事目，详见左方。《戊午谠议序》【朱熹】

译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伦，是天经、地义，也就是所谓的民彝。因此，臣子对于君主，儿子对于父亲，活着时就恭敬奉养，去世时就哀痛送葬；用来表达忠孝之诚的事情，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并不是虚假地加上这些礼节，只是认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尽完自己的心意罢了。既然如此，如果君主或父亲不幸遭受横逆之祸，那么做臣子、儿子的，因痛恨愤怒、怨恨憎恶而寻求一定为他们报仇雪恨，这种志向难道会有穷尽吗？所以《礼记》说：“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为此作解释的人说：“复仇可以延续到五世。”这又是为了说明，即使已经不是死者当时的臣子、儿子，只要还没有超过五世，就仍处于必须报仇的范围之内。即便如此，这还只是平民的事情。至于拥有天下的人，承继数代无穷无尽的统绪，也有万世都必须报的仇恨，不像平民从高祖到玄孙，亲属关系尽了、丧服服制穷尽了，便可以停止。国家在靖康年间遭遇灾祸，二帝向北被掳而没有回来，臣子们痛恨愤怒、怨恨憎恶，至今已经多年，仍是即使万世也必须报的仇。太上皇帝奉天命中兴，发誓洗雪父兄的耻辱，虽然期间也曾被奸谋共同阻挠，但圣上的志向更加坚定。到了绍兴初年，贤能之才一同得到任用，纲纪重新振作，各位将领的军队屡次报告胜利，恢复失地的形势大概已经成了十分之八九。金国这时才开始显露出和亲的主张，用来阻挠我们的谋划；丞相秦桧从边廷回来后，竭力主持这件事。当时人伦还算明白，人心还算正直，天下人无论贤愚、贵贱，都异口同声认为不可。只有几名士大夫顽钝、贪利、无耻，起来附和此议。清正的舆论不能容忍他们，辱骂、斥责、唾弃他们，甚至想吃他们的肉、睡在他们的皮上；由此可知人们对秦桧的态度。秦桧却独自以梓宫和长乐为借口，排斥众人的谋议，迷惑皇上的听闻，然后所谓的和议就一致确定下来，再也无法推翻。从此以后二十多年，国家忘记了仇敌之义，只享受宴饮安逸的快乐。秦桧也因此借助外部权势专擅宠爱和利益，窃取君主的权柄来实现奸谋。从前那些冒犯清议、迎合上意的人，无不攀附秦桧而骤然升到显要地位，有的人后来甚至接替秦桧掌权。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伦，天经、地义，也就是所谓民彝，在士大夫之间再也听不到了。士大夫习惯于长期衰败的风气，只看到当时国家没有事故，而秦桧及其党羽都享有成功、没有后患，反而把忘记仇恨、忍受耻辱当作合乎事理。当然，主持和议的人羡慕秦桧，游说之士羡慕他的党羽。一个雄声倡导，百个雌声附和。癸未年的和议，满朝廷都是议论。说“他们是世代仇敌，不可和亲”的，只有尚书张公阐和左史胡公铨罢了。其余人中大概也有主张不可和亲的，但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出利害得失。再往下，有些平时号称贤能的士大夫，曾慨然发出“六千里之外替仇人服役”的感叹，然而一旦进入朝廷身居庙堂之上，却茫然如醉，恍惚得忘了从前说过的话。有人把这番话告诉他们，他们却说：“这只是处士的夸夸其谈罢了。”唉！秦桧的罪恶之所以一直上达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正是因为他开始时倡导奸谋而误国，中途倚仗权势来要挟君主，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流弊到了最后，竟遗弃君主、忘却亲人，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正因为三纲不能确立，所以众人的志向没有统摄依归，上位者也没有可以凭借来取得安定的东西。这正是有见识的士人深远忧虑、回顾此事而凛然寒心的地方。可是议论者仍说：“姑且根据众论的赞成或反对，来判断事情和道理可不可行。”那么今天士大夫中赞成和议的人数，大概不比前一天反对和议的人数少。难道能因为前一天认为不可行，就妨碍今天认为可行吗？唉！这是没有认识到前一天人伦明白而今天人伦不明，前一天人心正直而今天人心不正。况且如果一定要把人数多少作为胜负标准，那么所谓士大夫中赞成和议的人数，又哪里比得上六军和万民的人数多呢？如今六军万民的意见，不过是一个人的意见而已。君臣、父子的大伦，是天经、地义，也就是所谓民彝；它在世间有时显明、有时晦暗，但在人心中并不会消失。因此，即使处在纲常颓坏、废弛之后，邪说肆意兴起、再无顾忌的时候，也不能把它彻底砍除、销蚀，使它完全不存在。为什么不听从这一点，反而要根据从前那些顽钝、贪利、无耻之人的余谋来决定得失呢？这就是已经堕落的三纲之所以不能重新振作，已经毁坏的万事之所以不能重新治理，而上位者最终也不能有所凭借来形成安定疆域的形势。如今南北重新和好，内外没有事故，我这个迂腐而见识偏颇的人所谓“万世必须报的仇”，本来已经没有机会再开口说了。我隐居田野之间，实在抑制不住愤懑叹息；因读魏元履编次的《戊午谠议》，不禁为之感慨流泪，大概是悲伤国家的祸患从这里开始。心中的感慨不能停止，姑且把事情的始末大略论述如下，以阐明魏元履编次此书的用意，也借此表达我这个草野孤臣竭尽义务、希望效忠的诚意。谋划国事的人如果能够从中有所取用，那么还足以对朝廷的谋略稍有补益；至于这并不是我区区之人敢于奢望的。《宪典总序》【元·虞集】

译本朝《宪典》的编纂，共有二十二篇，每篇各有次序。法律因名目而兴起，法令从切近处开始，所以名例是法律的根本；卫禁列在法令之前，百官有司守法以奉行上意，发布法令以统御下民，所以职制次之。敬畏没有比事奉神灵更大的，恐惧没有比明白义理更大的，所以祭令、学规次之。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威势用来止息暴乱，所以军律次之。祸乱用来加以遏止，百姓生聚之后容易发生争端，所以户婚、食货次之。争端起于贪得无厌，无厌足的人喜欢冒犯上位，所以大恶次之。罪恶开始成熟，不是淫乱就是贪婪，所以奸非、盗贼次之。淫乱和贪婪的发生，开始于自我欺骗，所以诈伪次之。虚伪产生于内心，又表现在言辞和语气上，所以诉讼次之。言辞穷尽便会争斗，气势暴烈便会残害，所以斗殴、杀伤次之。各种狱讼已经完备，各种谨慎也由此兴起。要表明立法并不是为了网罗百姓，所以禁令、杂犯次之。知道禁令，就可以远离罪过；触犯禁令，罪责就不能逃脱，所以捕亡次之。君子立法制度严明，实际用法却宽恕，不要求百姓走向死亡，宁愿设法使百姓生存，所以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于最后以狱空收束，则是刑罚用来制止刑罚的功效已经实现，刑罚以达到无刑为目的的德行也达到了极点。这就是全书编排次序的情况。概括地说，这部书本来就是五典的法书。治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明确升降黜陟；赋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谨慎财物的出入；礼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警戒傲慢的情态；兵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约束骄横自满；工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惩治滥用和恶行。事务虽然分散各异，法令却周密完备，所以必须随着事务分类，随着类别列明年代，用纲来显示简要内容，用目来详尽说明。开始时似乎是依据条目建立纲目，时间久了便能由纲目了解条目；纲举目张，官吏容易遵行，百姓容易趋利避害。这样一来，这部书的体制和功用大概就算恰当了。纲领不能包括的、条目不能详尽说明的，就另有附录。于是作《宪典总序》。《政序》三篇【明·海瑞】做官时辨明自己的志向，关键在于一开始就端正。马头向东，是要到燕地去；马头向西，是要到秦地去。不要说姑且先去，到了前途再慢慢商议。到了前途再慢慢商议，是必然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办法。世间最愚笨的东西，神明的龟壳尚且知道吉凶，喜鹊知道风向，蚂蚁知道下雨，海鸥知道时机，百姓知道他们的上官。知道上官的百姓，不靠言语，也不靠外貌，只是默默地感受、默默地回应罢了。这还只是影响较浅的情形。若达到无所感、无所回应的地步，影响才算深；然而那时迁徙已经很快，不能再等待了。即使如此，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即便自身离去，百姓仍会受到他的教化。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减少事务；有些事务减去了却不能完全不办，就保留下来即可。如果增加事务，就承受不了它带来的骚扰。偏远乡村的百姓，把官府看得如同鬼神，把胥吏皂隶看得像虎狼。官府一张纸传到哪里，没有空手返回的。官员所借住的不过一间屋子，而那一间屋子的主人又借此向邻里征敛，获利非常多。胥吏皂隶知道其中的情形，就加重索取；索取越重，他们征敛的也就越重。这样辗转造成的骚扰，一天比一天严重。凡是推行政令、禁止违法的办法，不能要求小民都做到，也不能要求大家族都做到，却不能不要求府史和胥徒做到。善于驾驭下属的人，就像统率军队一样：眼睛看着旌旗，耳朵听着金鼓；要向左就向左，要向右就向右。然而平时抚恤体察要宽厚，赏赐要充足，打开粮廪供给他们，以此作为行善的利益；同时威严总要能够克制过度的溺爱。小民可以用平易的态度亲近，大家族可以用礼节来约束。若以威严逼临他们，感情就会隔绝不通，这只会使胥吏史役更加得利，使禁令更加壅塞。凡是做官而贪赃好货的人，身边一定有小人引导他。那些人办事敏捷、恭顺谨慎，以博取我的欢心，估量我可以听他们进言而不改变脸色，便乘机叩头说：“死罪，我想献上忠言。某一项应当没收若干货物，但无知的人把它白白丢弃，让奸猾的官吏得以饱足，实在不该。如今某件事可以用贿赂办成，绝不会被无知的人察觉。”也有人借家僮之口来传达这种说法。到了这个时候，能够变了脸色、按法揭发他们吗？难道不是由于软弱隐忍吗？清廉还是贪贿的道路，就在这里分明了。衣冠士人之中，也有善于改变别人操守的人，所以交际往来不可不谨慎。平日里已经确立清廉操守的官吏，才有可能为别人平反冤屈。为冤屈平反，可以感动天地的德性，这是不可不努力的。若平日没有树立清廉，即使明知别人有冤屈，也不敢为之伸直；不知道还可以，说已经知道却不敢伸冤，这是终身的遗憾。亲近百姓没有比县令更方便的，县令要成为循良之吏也很容易；然而有些事情不敢做，是害怕同监司意见相左。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监司并不严正。他若不尊重君主、不敬畏上天，我所治理的百里之内的百姓，就要由我来承受他的压迫。事情承受自君主，我畏惧君主；承受自上天，我畏惧上天。监司也是和我一起畏惧君主、上天的人。他若不畏惧君主和上天，随后就会同我意见相左。我又怎么能屈身侍奉一个不畏惧君主和上天的人呢？古人有句话说：“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那么，监司中有才干而好生事的人怎么办呢？我想减少事务，他却喜欢繁琐地发布命令；同他争论，就会意见相左，不争论，百姓就会受扰；奉行他的命令，自己的力量不足，不奉行，又会被说成不爱民。回答说：“一定要谨慎地执行而不扰民吗？应当体察上下的情形，顺着形势加以善导，小心翼翼地去做即可。并且以不扰民的办法等待不得已的扰民，百姓也就不会受到伤害。”大体说来，君子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子女。我所说的，都是按照我平日所忧虑思考的来讲。如今父母为子女所做的事情，往往有超出通常情理和思虑之外的。能够超出通常情理和思虑之外来爱护百姓的，才是百姓的父母。第二篇

译求学的人，对内用来修养自身，对外用来治理百姓。爵位，是凭借它来治理百姓的工具。因此，衣服是用来使身体温暖的；如果反过来用身体去温暖衣服，就是愚蠢。爵位是用来庇护百姓的；如果反过来用百姓来庇护爵位，就是悖谬。古人有为了救急百姓而遗弃自身、忘却家庭的。何况爵位所看重的还不如自身和家庭吗？爵位是外物偶然来到、暂寄于人的东西；身体是出生时就有的；家庭也是随身体一同拥有的。因此爵位不如身体和家庭。身体和家庭已经很重要了，可古人为了百姓却把它们看轻，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比家庭和身体更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只有百姓最重要，而是内心不可解脱的道义最重要。所以说：“君子不因为用来养活人的东西而伤害人。”又说：“杀死一个无罪的人而取得天下，也不去做。”爵位也是君子借以养活百姓的东西。拿一个人的爵位同天下相比，就像马身上长着的一根毫毛一样。如今因为爵位的缘故，坐看百姓困苦、饥饿、受冻、蒙冤受屈，却不为他们设法解决，这就是拿用来养人的东西去害人，是杀害无辜来争夺马身上的一根毫毛，难道不是错误的计策吗？在那边得到的不过是一根毫毛般的利益，在这边失去的却像丘山一样巨大。自古以来做官的人，没有不说自己是守官职的。如果没有进攻的人，何必谈守卫呢？现在和古代一样，没有不进攻的；而县官很多，正是进攻集中针对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有墨翟那样的守御，公输般的攻城技艺才会无计可施。然而守卫却没有器具，难道只是坐困而已吗？还会打开城门来迎接敌人。因此想守住官职的人，守御的器具也不可不早作筹划。有人问：“怎样会陷入困境呢？”回答说：“不会。尧舜时代，天下没有失去安身之处的百姓，守官的人处在荣耀之中。桀纣时代，天下没有得到安身之处的百姓，守官的人处在耻辱之中。如今皇上爱护百姓的心意，夙夜勤劳、忧虑体恤，综合考察名声与实绩，奖赏贤良、惩治贪吏，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了。还没有看见唐虞时代的百姓，却已经看见了尧舜那样的君主。既然如此，百姓仍有失去安身之处的，是因为有司还没有完全尽到职责。正应当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易经》说：‘亲附则吉，后来者凶。’譬如脊令，飞起来就会鸣叫。云跟从龙，风跟从虎，也都是各自遇到了适合自己的时机。只管守住你的官职，不必担心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亲附则吉’的道理。至于沿袭旧规而不改变，安于旧习而不醒悟，轻视谋略训诫而不加体恤，认为矫饰欺诬也可以试行，就像头已经转向某处而脚却不跟随，心里想做而身体却不行动，这不合天道。这样做一定会有跟随其后的人。” 这样做一定会有跟随其后的人。我担心亲附行动没有先行，反而瞪着眼睛成为后来者。第三篇 有人说：农夫辛勤劳作四肢，谋求五谷的利益；商人冒险轻身，把获利看得很重，追逐利益；做官的人辛苦践行、洁身求名，把俸禄看得重，所以官位不显达，俸禄就不丰厚；俸禄不丰厚，亲属就不高兴，宗族乡党会讥笑他，朋友交游会嘲讽他。你的父亲教导你不要追求高名，不要希求通达显贵，只要用官位庇护百姓罢了。这一定是无法实现的道理。回答说：我本来就厌恶利益足以使人昏乱理智。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这才是君子的利益。所以说：心是神明出入的孔窍。房屋有孔窍，是为了通光；试着用一根芦苇把它堵住，即使是正午也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如今我正依靠这个孔窍来发挥作用，却动不动就产生计较利禄的私心，这就像撒糠迷住眼睛，使天地四方都倒置了。官吏的治理日益败坏、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坐看圣明的君主在上面忧劳，却不在下面做一个好有司来回应他。治理百姓而不仁，不是忠；侍奉君主而不忠，不是孝。却拿宗族乡党、朋友交游的讥笑来作辩解，难道宗族乡党、朋友交游竟然比父母更严厉、比君主更尊贵吗？所以求学的人不可不懂得轻重。把君主、父母同宗族乡党、朋友交游相比，君主、父母更重要；把官位俸禄同我的心灵相比，官位俸禄较轻；把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同我一个人的生命相比，我一个人的生命又较轻，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较重。古人只要能够使千千万万人活下来，就算委屈自身也会去做，即使牺牲自身也会去做，因为他们审察清楚了轻重。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处世，是君子所感到可耻的。君子之所以不同于那种人，在于他的内心。至于政绩有声誉，诏命下达并及于我，以我的勤勉敏捷换取朝廷的官位俸禄，这是事理必然导致的；如果我又在其中存有计较之心，那么同市场交易又有什么不同？又凭什么去以此为耻笑别人呢？所以说：耕种，其中本来就有挨饿的可能；求学，其中本来就有获得俸禄的可能。君子忧虑的是道，不忧虑贫穷；因为一旦有了忧虑贫穷的心，就会转而谋求食物，而不耕作、不求学，反倒成了谋求食物最精明的人。既然如此，求学而期待俸禄，就是农夫中的伯长；做官而专门追求显达，就是市场中的首领。君子以此为耻，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有人说：百姓的利益固然有一定标准，国家的赋税固然有固定制度。只要依制度督察执行，就没有轻重失当；节制自己的喜怒，就没有滥用刑罚；随势周旋、俯仰应对，这就是治理的实情。为什么一定要靠官位来庇护百姓呢？回答说：按照你所说的，是没有考察根本，却只想把末节治理得整齐。你难道也知道喜怒为什么会放纵，滥刑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吗？滥用刑罚产生于喜怒，喜怒产生于周旋俯仰，周旋俯仰产生于官位。官位受到重视，就不会难以把百姓当作庇护自己的东西；一旦把百姓当作庇护自己的东西，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乡里有父子两人背着布匹远行，遇到盗贼要杀他们的儿子，父亲伸长脖颈承受刀刃。连脖颈都不吝惜，何况布匹呢？如今治理百姓的人看重布匹而轻视儿子，并不是真正轻视儿子，而是因为把百姓看成不是自己的子女。我要使天下所有治理百姓的官员，都一定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而偏爱他们，这样天下百姓的生命才能得到成全。《谥法考序》【王世贞】

译我曾经有《谥法通纪》三十卷，列举其大纲并为之作序，用来标明先王制定谥法的根本意旨，以及历代沿袭变化、轻重不同的变迁，大略已经完备。到了明代，虽也有记载，却不十分详细，于是我遍考金匮国史所藏的资料、秘阁的典籍，再参照家乘，之后便没有不完备的了。凡是有解释意义的，都是秘阁典籍中的内容。按照旧例，每逢大臣去世，礼部就请求赐谥，得到答复批准后，内阁以两个字的谥号拟定三个，请皇上亲自选择，所以我把释义一并具列出来。洪武年间皇帝还是吴王时，功臣中为国死事的人，以及有功劳却早逝的人，都荣耀地授予公侯爵位，并附加谥号；直到太祖一朝结束，文臣都不能获谥。武臣即使做到都督，也不能得到侯伯爵位；没有爵位，也不能获得谥号。到了建文年间，待制王祎得到“文节”的谥号，文臣有谥号从王祎开始，给小臣赐谥也从王祎开始。永乐时期制度很严格，直到太宗一朝结束，得到谥号的文臣只有姚恭靖、广孝、胡文穆、广等人；而姚恭靖的爵位是公，文臣中真正有谥号的只有胡文穆一人。洪熙初年，才开始大规模追赐旧臣谥号；凡是为国劳苦、对青宫有功且官至三品以上而获谥改名的，有十多人，此后文臣获得谥号才逐渐增多。然而宣德、英宗时期，有人小心谨慎地把持这一权柄，不轻易赐予谥号。况且鲁王是皇帝的爱子，秦王是次嫡子，太祖却给他们定谥为“荒”和“愍”，并将其载入册中，说不敢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废弃天下公论；对于宗室诸王，他尚且还要加以评议。文臣获得荣谥，是因为有功德；有瑕疵不能掩盖时，就以“荣”表示其爵位，以“愍”表示其事迹，大概也可以寄寓贬意。妇人有谥号，从皇后、妃嫔以外，便是为守节而死的妇人。公主有谥号，从仁宗为悼念爱女开始。乳母有谥号，从宣宗开始。乳母的丈夫有谥号，也从宣宗开始。方士有谥号，从世宗开始。谥号用四个字已经过分了，方士竟然也能得到四字谥号，就更加过分。世宗晚年，我又得到两件事：夏文愍掌权时，同列官员都得到中等谥号；等到他本人因罪而死，换了朝代后重新牵连追究，所得到的却是中下等谥号。后来严氏掌权时，他的儿子竟把谥号当作买卖；不是皇上特别关注的人，必须行贿才能得到，不行贿就得不到。即使得到，谥号也不丰厚，不是上等谥号。等到本人因罪被流放、削籍，便连谥号也没有了。谥号，是君主对臣下作出的《春秋》式评价；尊贵的人就称引上天来为他命名，不尊贵的人就同天下人共同评议他。怎么可以成为大臣发泄私怨、谋取利益的场所呢？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一定要略微采用唐、宋的旧例：遇到大臣去世而礼部请求赐谥、皇上已有谕旨时，就由翰林院主管篆拟谥号的人提出议论并确定，拟定三个谥号，交给礼科。礼科详细审议后，再提出意见上报内阁大臣；内阁重新裁定，最后请皇上裁决。凡是文臣二品以上，以及勋亲大臣中的公爵，都必须赐谥；侯伯任军府长官而加保傅职衔的，也必须赐谥。谥号可以兼有褒贬。二品以下，从卿佐直到普通官员，只要有德行、有政绩和才干，也可以赐谥。赐谥时由言官请求，礼部裁定；只有褒美而没有贬意也可以。从开国以来直到前代，勋臣如传友德、徐辉祖之类，文臣如章溢、唐铎、胡俨、魏源之类，武臣如刘玉、马永、王效之类，谏臣如杨瑄、黄巩、王思、杨爵之类，儒林人物如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之类，文苑人物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李攀龙之类，都可以追赐谥号。勋臣如李善长、冯胜、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类，文臣如陈循、徐有贞之类，追赐谥号时可以不完全掩盖他们的瑕疵。又如于谦，可以改赐上等谥号；万安、刘吉、汪鋐、张瓒，则可以改赐下等谥号。这几类情况，都是所谓同天下人共同评议，按照法度在赏罚之外予以裁定，不让后人能够再议论其身后评价。《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十三卷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三【学类】《学箴序》【晋·李充】老子说：“断绝仁、抛弃义，家庭就会重新出现孝慈。”难道仁义之道断绝以后，孝慈才会产生吗？大概是忧虑真正有仁义情感的人少，而利用仁义谋利的人多。道德丧失以后仁义反而彰显，仁义彰显以后名利便兴起，礼教的弊病，正是在这里。先王因为道德不能实行，所以用仁义教化人；仁义实行得不笃实，所以用礼制来约束检点。约束得越繁琐，虚伪也越广泛。老子、庄子因此阐明无为的益处，堵塞争夺和欲望的门户。穷尽灵明智慧的妙用，汇聚会通和谐的境界，没有什么能超过圣人。革新一代的宏大制度，垂示千年的遗风，不是圣人就不能建立。因此，圣人活在世上，开口说话就是训诫言辞，处理事务就是万物遵循的轨则；气运通达时便与时代一起兴盛，治理败坏时便与世道一起衰弊。所以要提出宏大的论说，来标明其中的宗旨。论说一定有宗旨，事务一定有主宰；把责任寄托给圣人，却把累害遗留在旧有的事迹上。因此用“断绝圣人、抛弃智慧”来教化，用无名的朴素来镇定。圣人的教化挽救末流，老庄的学说阐明根本；根本和末流的道路虽然不同，作为教化的意义却是一致的。人们迷失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看见外在形迹的人多，能够达到大道的人少。不曾窥见千仞高门，却追逐适应外物的踪迹；追逐踪迹越专心，就离根本越远。于是使华饰的端绪同浅薄的风俗一起兴起，使精妙的道理同淳厚的风气一同断绝。这就是圣人长期隐没，而其遗迹却从未消灭的原因。我担心后来的学习者迷惑于这种情形，将要超越礼制、抛弃学业，而希求无为的风气；只看见仁义教化的衰败，却不观察它曾经兴盛的一面。因此略述我的心意，用来补足其中的缺失；引述道家的宏大宗旨，会通世间教化的恰当之处。义理不违背根本，言语不流于放纵，也许可以除去困惑蒙昧的障蔽，使人醒悟一向以来的迷惑吧？《革象新书序》【明·宋濂】

译《革象新书》是赵缘督先生所著。先生是鄱阳人，隐遁自晦，没有人知道他的名或字。有人说他名敬、字子恭；有人说他名友钦，具体名讳无法详知。因此世人沿用他的自号，称他为缘督先生。先生是宋朝宗室的后代，学习天官、遁甲、铃式等书，想凭借功业来奋发自立。一天，他坐在芝山的酒馆中，遇到一位眉毛修长、眼睛方正的男子，男子索酒畅饮。先生觉得奇异，便上前接近他，两人谈论玄理很久；男子又说：“你来得为什么这样迟？”于是从囊中取出《九还七返丹书》送给先生。临别时，先生问他的姓名，他说：“我是扶风人石得之。”石得之大概就是世间传说的杏林仙人。先生从此把世事看得淡漠，漫不经心地向东海之滨而去，独居十年，注释《周易》数万字。当时没有人知道，只有傅文懿公立极敬重他，认为他阐发了前人没有说过的道理。先生后来又把一切都抛弃，骑着青骡，带着一个小苍头，往来于衢州、婺州的山水之间。人们看不见他携带什么财物，但旅途费用从未缺少，始终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游历疲倦后，他停留休息，后来却去世了，于是葬在衢州龙游的鸡鸣山。从前有朱晖、德明，都是龙游人，长期跟随先生游学，学到了他的星历之学，因而获得了这部书。朱晖也凭借占测天象成为名家。朱晖去世后，他的同乡门人章浚深深害怕此学泯灭失传，赶紧订正其中的讹误，刻在木版上送来，请我宋濂为它作序。我听说天官之学，历代推算时，必定略有不同，大概只是想随着时代进行考验，以符合天运而已。自唐代进入宋代以来，这套方法逐渐精密，到元代尤其严密。耶律文正、王楚材根据金朝的大明历，后来又损益节气的分数，削去周天末端的误差，去掉交终的比率，处理月亮运行的余数；至于太阳、月亮和五行星先后出没的情况，也都加以深入研究，纠正其中的错误。又因为西域同中国相距遥远，便设立里差加以增减修正，名为《西征庚午元历》，可以说没有留下遗憾。后来许文正公衡、王文肃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又同南北的日官陈鼎臣、邓元麟等人，遍考历代历法，重新测定日月星辰消长运行的变化，斟酌取其中数，作为历法的根本；也就是所制定的《授时历》《历经》《历议》二书，至今仍保存着可以考证、不可诬妄的内容。君子认为，当世所推算的历法，都是靠二三位大儒汇聚精神、扩大见闻、备具仪器图像，然后才能达到精微之处。如今先生正处在屋藏书籍受到禁绝的时代，又独自居住在大江以南，而且没有所谓观测天象的器具，他所著的书却往往同诸位公卿的论述完全吻合、没有差别；这虽然是因为他有超绝的见识，但实在也是由于人心的道理本来相同，所以彼此相符，并没有南北之别。又或者我听说西域远在万里之外，元朝攻取其国后，有个叫扎玛里廸音的人进献《万年历》；他的测候方法只使用十二宫，分为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的说法，似乎都没有听说过。然而推算日月的薄食，有不少地方同中国相合，也正是因为道理相同。唉！四海内外，凡是圆头方脚的百姓，他们的心都是相同的，道理也没有不同，难道只有占测天象一事如此吗？先生的《易》已经毁于战火，他所著的兵家书以及神仙方技之言也都不存在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部书，它无疑应当同《历经》一同流传。我因此特意把先生的事迹叙述在篇首，使读者知道先生的学问贯通天人，希望大家共同谨慎地保存和传播它。《心学渊源录序》【薛甲】

译人具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形成形体，心包含在其中，作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的主宰。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能够有所知觉，全都是心的作用。心无处不在。心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并列于形体之中，只是凭借知觉的能力，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要依赖它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心的作用。人有这样的形体，就有这样的心。形体因心而尊贵，所以把心归属于人，称为人心；人之外没有心。心，就是一个人。然而心能够凭借知觉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发挥作用，知觉却不能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的作用恰当。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的作用能够恰当，是因为有道的作用。人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道。心中具备它时称为道，向外发露时称为中。心中有道，就像树木有根而根居于枝干之中。说到根，枝条就有可以凭信的依据，不必等到它在枝条上显现才知道；说到道，中就有可以凭信的依据，也不必等到它在中上显现才知道。因为它可以凭信，所以称为“允执”。诚实地把握其中道理，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尧把这个传给舜，说明治理天下的方法在于心，但心学还没有完备。到了舜传给禹时，才用三句话说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样心学就完备了。心为什么需要学问呢？是为了明白把握中道的要领。中虽然寄寓在道中，道虽然寄寓在心中，但心却有形体；有形体而不是道，就不能独立自持，外物便会诱惑它。形体被外物诱惑，人就不能成其为人了。作为人却不像人，将同外物一样，难道不危险吗？所以说：“人心惟危。”然而人心虽然危险，到了道义所在之处，就有一种心意隐藏在寂静之中，在突然发生的时刻发出，而不可遏制。例如孩子幼小时就知道爱亲，看见小孩掉进井里就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这种心的萌发和扩充，可以与天地相配；充实它，可以保全四海；但人又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这就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是人人共同具备的东西，不是凭一般的知识可以知道，也不是凭一般的认识可以认识的。它深邃而不可测度，微妙而不能用形体来限制，所以说：“道心惟微。”在危险的人心之中还保存着微妙的道心，那么形体就有所依凭，危险之处也不会发展到真正危险。人本来都有同样的心，也同样遵循这个道，所以按理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可最终却没有谁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虽有这颗心，却不能达到精纯。所谓精纯，就是不让思虑混杂其中。思虑不杂，心便与道合一，连自己的形体也一并忘却了。像舜封山、疏浚河流，制定历法、辨明时令，诛除四凶，举用八元八恺，无所不做，却说自己无为；这不是不做事，而是做事的是他的心，不做事的是他的道，是有作为而又无所作为。文王处在明夷之时，终身忧愁不安，无所不忧，却说自己无忧；这不是不忧，而是忧虑的是他的心，不忧的是他的道，是有心而又无心。有心而无心，有为而无为，就是道在发挥作用而心不自用。这就叫作精纯。精纯便不会有二心，而专一于道。心专一于道，即使不说已经合于中道，中道的道理也已经获得了，“允执厥中”的要旨就在这里。这叫作“贞吉悔亡”，也叫作“不思不虑，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这就是心学渊源的由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凭借它治理天下；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些臣子，凭借它辅佐天下；孔子凭借它作为天下人的老师；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这些人，凭借它继承其传承。他们的道是同一个道，从来没有把它分成两个。自从圣贤不再出现，学者没有可以折中取正的标准，便各自凭着个人意见，私下窥测圣学。意见所到之处，头绪千条万端，只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说，各说各的，既不相合，也不公允，于是道术便在天下分裂了。有些人偷偷依附于我们儒家所谓的“无”，想要断绝万物来求得它，却不知道我们儒家所谓的无，是有而无；是因有而显现、并不待有物才存在的无。离开有来谈无，无便没有寄托了。抛弃君臣关系，断绝父子亲情，漠然无情，以这种方式谈无，难道还可以称为心吗？这就是离开有而谈无的过失。又有些人偷偷依附于我们儒家所谓的“有”，想要袭取义理来取得它，却不知道我们儒家所谓的有，是无而有；是依待无而成就的有。离开无来谈有，有便失去了根源。抛弃根本，崇尚枝叶，虚伪日益增长，以这种方式谈有，难道还可以称为道吗？这就是离开无而谈有的过失。间或有人知道佛、道二家的错误，于是从事简易之学或训诂之学；虽然他们自以为见解颖悟、直截了当、融会贯通，但对于德性之学和道学的言论，终究还有不相合之处，对于内外合一的宗旨，终究还有未明白的地方，因此也无法窥见心学的渊源。善于学习的人，如果真有志于道，就一定不求速成，不拘泥于耳目所见所闻，只在沉潜精一上下功夫，并用自己的心加以验证；这样，是非、得失便没有什么能够逃过自己的良知，心学的渊源也确实可以认识了。我自幼便诚心信奉圣人的教诲，参考经书传记，偶有所得便写在简册上，妄想着编纂成书，请有道之人指正；可是年老日深，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完成。于是便把前人所说的汇集起来，并在其中附上自己的浅见，作为《心学渊源录》。渡河所用的筏子，即使是朽木，也不能丢弃；后来的君子如果有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希望不要因此责怪我，而能体谅我的心意。《巽峰林侯口义序》【唐顺之】

译有了追逐枝末的学问，之后才有返回根本的议论。大概有人执着于器物却没有所得，议论者便说：何不回过头来寻求呢？道虽然如此，但还不如就着器物来体认道更为高明。有人考求古代却没有所得，议论者便说：何不回过头来寻求呢？今虽然如此，但还不如就着古代来体会今日更为高明。有人拘泥经文却没有所得，议论者便说：何不回过头来寻求呢？心虽然如此，但还不如就着经文来体认本心更为高明。孔子不是说过吗？“兴起于《诗》，立身于礼。”诗的咏唱，礼的仪节，难道不是所谓的器吗？而《诗》《礼》作为经典，难道不是所谓的古吗？不妨试着观察：本心不能脱离经文，就如经文不能脱离本心。自己的心无所凭借而忽然兴起时，《诗》中《关雎》《猗那》这样的篇章，已经随着本心自然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了。这说明兴起本来就不能离开《诗》。然而从读《诗》而有所领悟来看，又无不恍惚间神游于《关雎》《猗那》之间，仿佛和虞廷、周庙中的人相互唱和，连肌肤纹理、血脉都不知不觉融化流动起来。这说明学习《诗》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兴起了，并不是学完《诗》之后才回头去寻找兴起的原因。自己的心无所凭借而忽然站立起来时，礼的仪节，《玉藻》《曲礼》这样的篇章，已经随着本心自然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了。这说明站立本来就不能离开礼。然而从读《礼》而有所领悟来看，又无不恍惚间神游于《玉藻》《曲礼》之间，仿佛和虞廷、周庙中的人相互揖让，连肌肤纹理、血脉都不知不觉肃然收敛起来。这说明学习礼的时候，本来就已经站立了，并不是学完礼之后才回头去寻找站立的原因。怎么能说寄托在篇章中的东西是经，而随着本心鲜明呈现的东西不是经呢？所以，就本心而言，经就是它本身。怎么能说无所凭借的是我的心，而有所凭借后融然流动或肃然收敛的又不是我的心呢？所以，就经文而言，经就是本心。既然如此，什么枝末不是根本，又有什么需要追逐的呢？什么根本不是枝末，又有什么需要返回的呢？然而，善于学习的人把它们看作一体，不善于学习的人才把它们分成两件事。不只是今天如此，在孔子、孟子的门下，有时也不能免于把它们分成两件事。子夏传授《诗》和《礼》，后世的训诂家尊奉他。子夏并不是训诂家，但已经是训诂学的开端了。圣人担心他拘泥于此而无所得，便说：“你要做君子儒，所谓君子，就是致力于根本的人。”子贡想在文章之外寻求性与天道，圣人担心他离开文章而无所得，便说：“一以贯之。” 这就是说，文章本身就是性与天道。如今从事形声文字、训诂之学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君子担心他们拘泥于此而无所得，于是替他们解释说：何不回到本心中去寻求呢？这就是所谓先有追逐枝末的学问，之后才有返回根本的议论。可是学者因此便以为，必须彻底抛弃形声、文字和训诂，到幽深冥暗之处去寻求，才可以达到至高的道。这样，本末必然被分开了。然而，这两方面难道都是圣人所不赞成的吗？林侯的《口义》，是林侯和几位门生讲论六经以及孔孟之书的成果。林侯坚守苦节，却不以此矫饰世俗；品行峻洁，却不以此向世俗自夸。他的志向在于反求自身，以求穷尽精微；对于古人形声文字之间的义理，却探求得如此严密，剖析得如此详尽。唉！我知道他不会拘泥于经文，大概是已经看见道与器、古与今并不是二物了吧？不过，我仍然担心几位门生把它们分成两件事。你们几位不妨尽力以诚心求索，在共同居处、诵读学习之中，默默体认自己灵知灵觉的本体：它是融然流动的吗？是肃然收敛的吗？这种融然与肃然，究竟在心中，还是在经文中？如果在心中，那么为什么还要凭借经文呢？如果在经文中，那么心为什么会受到感动？心与经文，究竟是一体还是两件事？你们几位可以就此自行体会获得，又何必到幽深冥暗之处去寻求呢？有人说：如今从事形声文字、训诂之学的人，都是这种情况。您专门这样叮嘱，仿佛担心我们几人离开经文而抛弃它，为什么呢？我说：本末必然有分别，把它们分成两件事则两边都会有弊病。拘泥经文的弊病较浅，明显离开经文的弊病则深而隐微。拘泥经文的弊病，只有浅陋固执的人会沉溺其中；离开经文的弊病，即使通达的人也有时不能免于沉溺。我指出的是那种深而隐微的弊病，你们几人却有时反而不明白那种浅而明显的弊病。我想使你们不沉溺于疏通之士所沉溺的地方，你们却有时反而免不了沉溺于固陋之士所沉溺的地方；这就不是我所敢预料的，也不是林侯所能预料的。于是《口义》刻本完成后，丹徒县令李公来请我作序，我便为它作了序。《余冬序录序》【何孟春】魏国的董遇喜爱读书，跟随他学习的人常常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读书应当利用“三余”：一年中冬季的空闲，一天中夜晚的空闲，以及阴雨天的空闲。从前宁越问他的朋友，怎样才能免除耕种的辛苦，他的朋友说：“没有比学习更好的办法，学习三十年就可以免除。”宁越请求只用十五年，说别人休息时我不休息，别人睡觉时我不睡觉；学习十五年后，周威公便拜他为老师。宁越大概就是利用日间和时令的空闲来勉励自己。汉代东方朔上书，高度自我称誉说：“三个冬天的时间，文史知识已经足够应用了。”他年少时便聪慧，已经能够如此。晋代皇甫谧自己说家里贫穷，白天苦于劳作，夜里又只能甘心疲倦睡觉，一年三季都要操劳，书卷积满灰尘，书箱也没有空解开，只有冬季最后才得到十天空闲。他和宝鼎，连日间、时令的空闲都常常没有时间用来努力学习。北齐李铉家中一向贫穷，常在春夏从事农务，冬天才入学；三个冬季都不置枕头，每次睡觉只不过闭眼假寐而已。士安和宝鼎，连日间、时令的空闲大概都来不及用来努力学习。我何孟春年轻时便出仕做官，俸禄足以养活自己，虽然忙于王事，但未必没有“三余”的空隙；然而本性却懒惰，临到打开书卷时，总是惆怅而停止。嘉靖甲申年，因为上书论事而调任南部，事务稍微清闲，才整理旧稿。乙酉年冬天闰月，旧稿已经汇集成若干卷；第二年又因养病回到山林，空闲时间更多，四肢不劳作，内心实在难以宽恕自己。第二年便命儿子仲方取出旧稿加以编辑，这一年也正好是戊子年冬天闰月。我的学习，和闰月一样，仍然只是补余而已。全书编成六十多卷，按岁阳排列次序，于是题名为《余冬序录》。同古代贤者利用一年中的空闲相比，我已经不能不说是把时间虚度了，更何况是利用一天和一时的空闲呢？保存这些文字，只希望后来前来问学的后生可以拿它作为谈论的材料，也算是在病中代替我向他们作此告诫。《谕塾编序》【许应元】

译《谕塾编》一卷，是督学叶公编纂的，用来教导塾中的儿童。儿童的老师自己荒废了学习，乡里党社、学校和学塾的教育不能兴盛，慈爱谦让、恭敬有礼、亲亲和睦、孝顺友爱的风气日益稀少、缺失而断绝。吏治迂腐空疏，办事只求博取声名，不曾听说有人真正加以劝勉警戒并切实实行。仁义衰落，刑罚日益增多，杀戮每天都有，而受到牵连误伤的事情也没有停止；败坏上级的风气日益炽盛，粗暴欺诈的习俗逐渐形成。这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喜欢祸害而厌恶安乐利益，也是由于儿童从小所学习的、耳目所听见看见的，日渐熏染而造成的。粤地所制造的鏄，燕地所制造的函，秦地所制造的庐，胡地所制造的弓车，难道只是因为当地土质优良吗？幼年时学习它，成年后以它谋生，即使想不把它做好，也不可能了。人形成善恶，也正是如此，只在于平常所习惯的是什么罢了。鄙俗谚语说：“桑树要从小揉直。”这样看来，教育儿童难道是小事吗？难道是小事吗？只有能够从深微之处看见问题，才可以谈论显明广大之道。反复读了叶公的编本，我惭愧得面红耳赤、心神不宁；仔细考察我自己的治理，难道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吗？姑且因此记下它的大意。《苑洛先生志乐序》【杨继盛】世上谈论经学的人，一定称说六经。然而五经各有专门的学者传授，只有乐学已经灭绝而没有传承。谈论治国方法的人，一定把礼、乐并举。然而议论礼的人，除了探求天地所定的秩序和不可改变的原则之外，还深深追求标新立异、令人称奇的说法。至于乐，却被废弃不讲；道德的完备与隐微、风俗的盛衰，往往都由此造成，实在令人悲哀。然而律吕与天地相始终，当它隐而未显时，上天已经生出哲人来创制它；那么到了它已经晦暗的时候，上天难道忍心任由它湮没吗？阐明它的责任，大概一定有所寄托。先生从做秀才时起，便怀抱古乐散亡的忧虑。当年参加藩司岁试时，听督学虎谷王公说：“律吕之学如今虽然失传，但既然创制它的人出自我们人类，那么人类本来就没有不可以了解它的道理，只是没有好古的人用心研究罢了。”先生于是警醒自省，退下后广泛穷究群书，凡是涉及学问的内容，无不加以参考。他专心好学，即使身上生疽，很快痊愈，也没有察觉。后来终于得到其中的道理，于是写成《直解》。但对于实际运用的内容，仍未完全了解。从此苦心精思，有时从古籍旧说中脱然领悟，有时从内心精微处神会，有时在众多错误说法中发现正确之处，仿佛上天启发了他的内心，最终看到了其中的深奥。于是写成《志乐》。称作“志”，是先生的谦称，并不只是记述而已。因此，律产生声音、钟产生律，司马迁已经记载过了；但律为经、声为纬的递相变化，以及体数为十、用数为九的明确说明，他还没有涉及。九分为围，积八百一十分，班固已经记载过了；但圆管分方、旋宫环转，以及以乘除作规圆图的方法，他还没有涉及。六十调、八十四声，蔡沉已经记载过了；但起调的法则，以及正、变、全、半、子、倍的交互运用，调与均的首末长短相生相见，他还没有涉及。六变、八变、九变的作用，《周礼》已经记载过了；但用黄钟祭祀天神，用蕤宾祭祀地祇，用太簇享祀人鬼，把造化的自然规律融会为一，以黄钟一均的完备体系布置于朝廷宫闱，这实在是古今绝无仅有的成就，又有超出《周礼》的地方。宏大的纲领、细密的条目，一个节拍能生出万种变化，信手拈来，处处都相契合。乐的道理，到这里已经穷尽了，还能只称作“志乐”吗？至于先儒、今儒的图说和论述，全部记录而不遗漏，这固然是先生与人为善的心意，也是想让学习者考察其中的得失。刚开始刻印那天，九只鹤在先生庭院上空飞舞了很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此书感通所致。看了仰秣、出听的说法，鹤前来飞舞本来也是适宜的；而先生能够得到音乐的正理，这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古人说，黄帝制定律吕，与伏羲画卦、大禹叙九畴，功劳相同。然而卦画经过程颐、朱熹等几位才开始显明，律吕经过先生这部书才开始明白，那么先生的功劳应当不在那几位之下，难道还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唉！太和之气存在于成化年间的宇宙中，所以先生由此而生；太和之气存在于弘治年间的宇宙中，所以此书由此开始；太和之气存在于嘉靖年间的宇宙中，所以此书由此完成。它的写成确实不是偶然的。后世有志于乐的人，如果能够讲求并实行它，那么太和之气将存在于万世的宇宙中，先生的功劳到此便更加伟大了。然而如果不苦心求索，凭什么知道此书的正确？如果不能得到其中的道理并精研它，又凭什么知道我杨继盛的话不是偏袒私人的话呢？唉！我杨继盛才智不敏，虽然学习此道却还没有做到。讲求此学的责任，深深寄望于志同道合的君子。《蔡虚斋先生密箴后序》【王锡爵】如今御史中丞詹汝钦已经替他的乡里先贤蔡文庄公上疏，请求追赐谥号，于是刻印他的《密箴》流传，并来问我作序的意见；我过了很久仍没有找到合适的话。一天忽然想起我做史官时，少保赵文肃先生有时叫我来讲学，我却不应答。先生说：“你轻视讲学吗？”我谨慎地回答：“我哪里敢这样。”我这样回答，是因为我厌恶有人让气禀和嗜欲驾驭学问而行，却不懂得显学和密学相互制约的道理。先生问：“什么叫显？什么叫密？”我说：“胜过别人叫显，战胜自己叫密。”话还没说完，先生便起身跃然而喜，说：“孺子可以教了！”当时我暗自高兴，年轻而只见到一点皮毛，却突然得到先生的认可。后来涉猎学问、周游世事，直到二十年后，才彻底明白我先前所说的“密”仍然粗浅。所谓《密箴》，讲的是自立、自反、自爱，却不说自胜。全书五十条，大都讲人在独坐独卧时，如何修治心性、涵养气质，去除虚妄和自矜，以沉默寡言、少犯过错为行为准则，并没有胜过别人的方法。所以蔡清自称小人，自己责骂自己喋喋不休、夸夸其谈，自己告诫自己老迈，自己悔恨学识驳杂，自己警戒自己处境危险，都是知道争胜的危害。蔡先生去世后，他流传于世的著作只有解经、图说之类，成为后辈学习的先声。可是世上很少有人传习他的《密箴》，当时那些相互标榜、树立门户，放纵辩说而自我夸耀的人，他们的著作洋洋洒洒、令人喜爱，学者直到今天还奉为师法。可是这只是“胜”的道理，并不是“密”的道理。胜人的道理可以使君子屈服，密的道理可以使小人惭愧。既然世风在下降而趋于末流，与其使君子屈服，不如使小人惭愧。惭愧之心产生于自己不能胜过别人；知道自己不能胜过别人，才可以说是为自己而取胜，而那种取胜并不是自己的。年轻而凭气力壮盛取胜，善于辩说而凭此胜过讷言，浮躁而用来装饰沉静，天下的事情一旦进入争胜，便不再属于自己了。所以从我这个后辈读《密箴》起，请求终身不敢说胜过别人，也请求终身不敢说战胜自己。《弇州读书后序》【陈继儒】

译《读书后》是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写的作品，四部稿、续稿都没有收录。最初刻印四部稿、续稿时，其中有许多篇章散失。一次偶然有个卖糖的人，把残书捆在担子上，我取来一看，里面竟有先生的诗文数卷以及《读书后》。王冏伯得到它后又惊又喜，刻印出来，题作《附集》，收藏在家中，因此海内的士大夫不能经常看到。许仲谦说：“这是弇州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只可惜抄写错误很多，严重的甚至有前后数行颠倒错乱的地方。”一天，他得到王闲仲校订的善本，仲谦高兴得跳起来，请求把它单独刊行于世，并从前面的四部作品中取出《读书后》附在其中。陈先生说：“先生批驳佛、道两藏的文字，尤其奇伟宏博，这难道不正是《读书后》一类的作品吗？”仲谦于是和我重新加以参校订正，共得到若干卷，先生散碎的美玉残珠也就全部收拾齐全了。当初，先生遭逢父母丧事之后，每天和敬美、次公在万卷楼读书，正如所谓“士衡住在东边，士龙住在西边”。后来被征召起用，历任内外官职，接受郧地节制；远近前来献文、求文的人没有一年间断，宾客饮酒赋诗也没有一刻停止，但他仍然时时手持一编书，写入自己的论著之中。至于后来收敛自身、住在安静的屋舍中，发誓扫除笔砚，却仍然翻阅佛、道两藏经书，像从前一样勤勉地校勘文字。先生有慧眼和卓越的辨析才智，与精妙的观察、明察的智慧，事事都达到第一流；同时又用国家法典、家族传统来培植自己，用交游来熏陶自己，反复观察、积累新旧岁月中的习惯。试着把他少年和晚年所写的《读书后》相互参读，便觉得早年的文章纵横跌宕、标新立异，好像织锦还要请天孙指点，吃肉还要请教哪块是禁脔；虽然令人眼花、口爽，其中却有时是从偏师出奇取胜。到了晚年，霜降水落，镜子空明，秤衡平正，下刀必定命中，觚发出的箭必定射中目标，抓挠也必定搔到痛痒之处；判断案件焕然一新，文采精气变化万端。这不是笔力随着年老而衰退，实在是见识随着年老而成熟。先生曾对我说：“诗文的关键在于一个字，就像狱吏为冤案平反；安排一句话，就像兵家的军令。推而广之，读书的方法也是这样。读书人如果轻率立论，纵情驰骋议论，极力发表言辞，往往会有几十年前突然发出的言论，到了几十年后却感到惭愧后悔；即使想追取回来改动一两个字，也终究做不到。自己尚且不能使人展颜欢笑，却想使古人点头心服，这是没有道理的。”宋代尤延之亲手抄录古书，连子弟和女儿也让他们抄写，重视程度超过秘阁收藏的书，却都没有流传下来。濡须秦氏任金部员外郎时，上奏请求田宅文契不许子孙分割，但最后竟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如今先生的著作，大致像吕氏的《读书记》和鼌氏的《读书志》，每篇结尾都标明它的主旨，以备遗忘；但先生的精确程度超过了它们。先生的牙签书轴有上万卷，虽然未必每一卷都没有损坏，但去掉糟粕而保存精髓，那么即使身后的书籍有存有亡，又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王闲仲是先生的外孙，替先生校阅作品，精确而最能得到真传。仲谦是太常次公的孙女婿，尤其熟悉琅琊王氏一家的学说。他说，四部稿如同大海之水，而《读书后》则是海中的贝阙珠宫。卷帙并不嫌多，学者又得到前所未有的作品；把它单独刊行于世，这就足够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四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四 《说文解字序》【汉许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