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四

译昨天承蒙您来信，认为我不应写成议状；说房庶的尺律法才是正确的。我惶恐害怕地说：“我违背各位公卿的意见，反而同下层平民相合，不能适中合宜，得罪朋友了。”读完信后，才释然高兴地说：“得到君实的信，我才确定知道房庶的法是正确的，而我的议论并没有错误。房庶的方法和我的议论，在当今世上是否采用还不能知道；但能够附在君实的信后，流传给后世的人来考察，所以最后仍以喜悦结束。”君实的疑问总共有五项，条目又有十几条，我怎敢不全部说明解释呢？君实说：“《汉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经历的大儒又很多，房庶家怎么能得到善本并收藏？这一定是房庶妄自编造脱文来欺骗我。”这完全不对，我难道可以被欺骗吗？我是根据义理来求证的。《春秋》中“夏五”的缺文、《礼记·玉藻》的脱简，后人难道知道它们是缺文和脱简吗？也是根据义理才知道的。就像我了解房庶一样，怎么能预先说他是在欺骗我，而置义理于不顾呢？又说：“刘子骏、班孟坚书中‘一黍之起’四字冗长。”古代已经有律，却不知道它的长度是多少，不知道空径是多少，不知道容量是多少，难道能直接把一千二百粒黍放进其中吗？应该从一粒黍开始累积，直到一千二百粒后才充满，所以说“一粒黍的起点，累积一千二百粒黍所占的长度”；它的法则和文势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冗长呢？如果按照君实的说法，由尺产生律，《汉书》就不应该先说本源起于黄锺的长度，然后再谈使用黍粒的方法。若是这样，子骏、孟坚的书不是冗长，反而是颠倒了。又说：“累积一千二百粒黍所占的长度，就是新尺一丈二尺。”君实的意思，是把“积”理解为排列累积，把“广”理解为一粒黍的宽度吗？所谓积，是说累积在管中；所谓广，是说所容纳的宽度。《诗经》说：“于是积聚，于是仓储。”孟康说：“就是空径的宽度。”又说孔子所谓“必也正名乎”。孔子这是教子路端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难道是说积和广吗？又说：“古人制造律、尺、量、权、衡四种器物，是让它们互相参照校验；即使三者亡失，只要有一种保存下来，其余三者就可以推求。”这话是对的。又说：“黍是自然之物，有恒常而不改变的性质。”这也对。古人替后世考虑，心意或许正是如此。古代由律产生尺；古人既然知道后世可以用黍粒作为尺，难道不知道后世也可以用黍粒作为律，却故意使两种方法相互抵触吗？若按君实的说法，那就是古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彼而不知此。又说“直径三分、周长九分，是数学家概括的大要，不到半分就舍弃不计”。如今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三厘八毫，怎么能说不到半分而舍弃呢？《汉书》说：“律管容量为一龠，合八十一寸。”这是说用九分的周长乘九寸的长度，九九得八十一。如今周长的分法既然有差错，那么新尺和量法未必正确。如果要知道房庶的量法是否同尺法相合，姑且试验后才可以确定。又说：“权衡和量法，根据容量和重量，必须用一千二百粒黍才行。”至于尺法，只用一粒黍为一分，不使用其余数量。如果说尺产生于一千二百粒黍，那就是产生于量法了。况且黍粒用于权衡，是根据黄锺的重量；用于量法，是根据黄锺的一龠容量；用于尺法，是根据黄锺的长度。其实都是一千二百粒黍。以上都是《汉书》正文，怎么能说是黍粒产生了尺呢？怎么能说尺产生于量呢？又说：“房庶说太常乐太高，黄锺正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这个仲吕究竟是后夔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又怎么知道如今的太常乐太高，而不是过去的太常乐太低呢？这正是不懂声律的人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又说：“方响和笛子属于里巷之乐，是庸工制作的，不能完全得到律吕的标准。”这只是知道古今乐器名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律和声可以相同，也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即使得到真正的黍粒，用房庶的方法制作律吕，细微处没有丝毫差错，那就是黄帝时代的仲吕，哪里只是后夔、开元时代的仲吕呢？《尚书》说：“律用来调和声音。”当舜的时候，让夔掌管音乐，仍然要先使用律，然后才能调和声音。如今律有四厘六毫的差错，却想以此求得乐声和谐，以符合朝廷制作礼乐的意图，能够做到吗？能够做到吗？太史公说：“不依附青云之士，就不能成名。”君实想成就自己的名声，已经知道应当依附谁了。只要依附正确的人就可以；若依附不正确的人，怎么可以呢？谚语说：“抱着桥柱洗澡的人，一定不会淹死。” 君实的议论，莫非属于抱着桥柱洗澡的人这一类吗？君实来信询问，我不敢不作这番琐碎的辩说。不再详述。范镇再拜。《与吴九论武学书》【刘敞】

译此前有人从京城来，说朝廷正在制作武舞，在学校中教习。小人私下很高兴，以为太祖、太宗的功业超过三王，德行厚重与天地相等，而宗庙乐舞尚未建立，雅乐颂歌尚未完备，公卿大夫本应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穿葛衣，日夜谋划怎样使声名传播四方、流传万世，让百姓有所歌咏，让四方夷狄有所观听。可是这件事久已悄然停息，功业声烈也被遮蔽湮没，这一定是天子有所感发而制作乐舞，尊崇德行来进献于宗庙，并陈列给上帝吧。周朝衰微以后，管弦乐舞的典籍便失传了，至今已有千年，而我们这些人现在竟又能看到它的舞蹈威势，亲见它的礼乐文物，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您正任学官，所以高兴地写信给您，请求粗略询问制度，也想借此在国内夸示振奋，发扬光辉。如今承蒙您来信询问，才知道传闻是误传；原来国家认为边境尚未安定，所以设立武学，来考选勇猛强悍之士，即孙武、吴起、孟贲、夏育一类的人。小人失望，又深深感叹。过去三代的君王，建立辟雍、成均来敦厚教化，所教的是戴着高冠、穿着宽袖衣服的人；他们居处有秩序，所学是诗书礼乐，所立的志向是文行忠信。因此他们没有鄙陋背理的神色，也没有争斗的声音，尚且还担心教化不够，所以轻视诈谋，以德授爵，以义褒奖人，按照法度考察诚信，用同一标准对待人。所以说，勇武而可能伤害君上的人，不能登上明堂。百姓知道归宿，便没有二心。因此，他们的教化不严厉却能成功，政令不苛刻却能治理，从未听说有武学这样的制度。那种系着粗绳缨带、穿着短后衣，瞪眼怒视、言语粗暴，按着剑凶狠地看人的，正是所谓凭勇力逞强的人。将要用武艺来教导他们，又用利益来驱动他们，怎么能不使他们这样做呢？怎么能容许这种做法呢？怎么能容许它而不改变社会风俗呢？我恐怕即使有智者，也不容易妥善处理后果，更何况博士的见识还很广博，而弟子人数的根本情况尚且不清楚，教化已经衰弱了。战国时期，天下竞相奔驰争逐，于是有纵横家的学说和击刺之术，彼此残害。即使只是私下议论、街巷传说，有关部门来不及过问，然而风俗因此日益浅薄，祸乱也因此滋长，这是学者深为痛恨、仁人深为忧虑并加以辨析的事情。为什么要仿效它呢？况且过去先王致力于用道义教育太子，而不涉及武勇，并不是没有外敌的忧患，实在是担心向百姓显示轻佻。如今既然已经向百姓显示轻佻了，道义难道就算完了吗？四方之人将会怎样看待呢？况且您参与了这项议论，却不能挽救它，我实在十分疑惑。您的信中说：“时事日新，只恨不能亲眼见到。”这难道不是一件新事吗？我已经亲眼见到了，所以姑且写信答复。《与王介甫书》【刘敞】看到了您写给曾公亮、谈论青苗钱大意的信，不禁惆怅叹惋。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案件不发生吧？”能够审理诉讼、判明是非，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圣人的意思把没有诉讼放在首位，是看重在争端尚未形成时就平息争斗。如今百姓从官府领取青苗钱，难道是因为他们家中富裕、衣食饱足，乐意把多余的钱交给官府来博取名声吗？实在是公私债务逼迫，已经没有财物可取，只好借贷并支付利息来救急。介甫执政，不能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裕，消除借贷的忧患，却特意设立借贷法，说它有益于百姓，难道不值得羞愧吗？这实在不是圣人的意思。自三代以来，经历秦汉，治理之道驳杂不纯，风俗日益浇薄，向百姓征取的名目有百头千绪。《周公书》中已有这些内容，而今看来没有的，并非真的没有，只是类推来说，名称不同罢了。如果又把周公所说的拿来作为尚未实行的制度加以实行，我恐怕不只是重复，还会增加到四五倍。《周礼》一书，治理财货的内容超过一半；那些不属于理财的部分，却没有听说建立推行过一句。唯独这一项，却守得像金石一样坚定，难道不是因为只认识眼前小利，又正好让如今郡县的官吏拿青苗钱来考核优劣吗？又因为青苗钱尚未足额收回，便催逼两税；郡县官吏害怕被罢黜免职，想方设法自救，其中有才干的还能够稍微设法强迫百姓，才能低下的就直接用威力刑罚督促逼迫。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请求借钱？怎么能不缴纳？却说他们是自愿而且无法阻止，我是在欺骗谁？欺骗上天吗？凡是人臣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劝他恭敬节俭、谨慎小心，这就是所谓的道理，没有不逆耳难以听从的。等到劝君主向百姓谋利取财、放纵心意时，君主还没等话说完就高兴了。所以奸臣争相以谈论财利来求得任用，不再援引远古的事。唐代时，皇甫镈、裴延龄就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公卿宰相的地位。虽然这两个人还不敢回避聚敛财货的名声，却不如介甫直接拿周公这样的圣人作证：对上使君主没有疑虑，对下使朝廷大臣不敢非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样一来，周公就成了桀、跖的箭靶，也成了刑具相连折断的对象。商鞅替秦国变法，后来被夷灭；张汤替汉朝变法，后来也被杀。所制定的法令违逆人心，从来没有能够保全到最后而获得吉祥的。况且朝廷收取青苗钱的利息，专门是为了补助百姓的不足；等到钱财盈余，难道能用它代替贫苦百姓的赋税徭役吗？府库充满以后，我只看见它不会再为百姓服务了。对外则崇尚武力，开拓斥逐疆土；对内则扩大游览观赏，增修宫室。俗话说：“富裕了，不必学习奢侈，奢侈自然就会来。”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介甫一旦推行一件事情，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答赵内翰书》【蔡襄】

译承蒙您把众人荐举黄晞的奏章给我看。黄晞是闽人，我同他交游很久了；他以读书自得，不苟且求合于人，确实是超出世俗、心怀道义的士人。您把他荐举给朝廷，希望盛明之世不会遗漏人才。您的用心，不只是替黄晞说话而已。然而您的奏章说：“石介在国子监时，请黄晞作学生的表率。黄晞认为石介所作的善事并不真实，认为这件事不对，于是拒绝前往。”这正说明黄晞能预先识人，见识和谋虑高远。蔡襄认为，排斥石介而引荐黄晞，您的用意我还不能理解。石介喜欢评论当时的人物，所以众多毁谤纷纷而来。推究他内心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身边没有奸邪，人人都成为忠臣孝子，百姓没有疾苦，教化明白而诚信，周公、孔子所说的道理能够实行，认为太平可以很快实现，却没有估量世务实行起来的难易。这就是石介修养真诚、树立节操的大概。与人抵牾的，只是夏竦一党罢了。石介一旦离开朝廷，奸人便巧诈虚伪，凭空捏造各种谤毁，一定要使他的宗族遭受灭绝才觉得痛快。幸赖天子圣明，能够辨别是非，所以石介过了很久终于自行昭雪。唉，说石介是假装行善，凭什么呢？假装行善的人，是想谋求富贵、取得名誉。石介活着时不免饥寒，死后几乎连棺材也被劈开，子孙流离失所。假装行善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守持自己、信奉道义而不顾世俗的，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人。况且几百年来孔子称许他们，这个评价已经确定了。石介如果确实是信奉道义、至死不改的人，那么他难道也只能等待后世的评判吗？过去石介在世时，我与他同年考中进士，把他当兄长敬事，同他交朋友。石介死后，我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自信自守的人。假如石介复生，我敬他为老师还来不及，哪里敢毁谤他？黄晞躲避石介聘请他任学正，是不肯屈居石介之下罢了。这只是小事，哪里足以说明黄晞有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谋虑呢？您与石介交往疏远，对他的了解不深，然而天下公论本来应当有所听闻。您的言论是众人所瞩望的，难道可以随声附和吗？如今满朝都是毁谤石介的人，即使让我闭口不言，也并不会少一个。即使开口为石介申明，石介难道就因此得到昭雪了吗？然而出卖死者来迎合权贵，这是我不肯做的，也是您所了解我的地方。近来我被寒气侵伤内脏，已经连续七天每天只吃两次粥了。承蒙赐教，不知疲惫衰弱，感慨交集，神思颠倒。《与潘大观书》【张载】张载启禀：没有前往拜访，承蒙您赐教，已经一年了。我仰念您温和的教诲，早晚反复思考。仲冬渐寒，恭敬地想您公务之余，起居一切顺遂。承蒙来信垂顾，敬佩之余更加感念。又听说您奉诏处理边事，行期在季节交替之际，勤劳奔波；我仍抱守愚见，困惑未解，不能厌弃山野僻处而修治过失，既然不能免于过错，当然也没有闲暇撰述，只是徒然自我陈说。鄙陋荒谬之处，我私下常以为忧。孔子、孟子去世以后，诸儒喧嚣争论，却不知道反求简约、穷究根源，勇于苟且著作，凭着不足的资质，急于让后世的明眼人一看便能看透自己的内心，然而多半表现出不知自量。我正要创伤反省这些弊病，默默涵养自己的真诚，只是担心日子久了仍然不足以有所成就，因此还没有果断去做其他事情。承蒙您来信问到此事，不知明贤认为我说得对不对？还望进一步赐教，幸甚。没有机会当面拜访，恭敬地希望您尊重自己的见闻，竭尽力所能及之事，厚厚地爱护自己，以等待大有作为之时到来，我内心实在十分恳切。《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颢】承蒙您教诲，说自己还不能做到定性不动，仍然受到外物牵累；这是贤者已经深思熟虑的问题，我又何必等待我这个后辈来多说呢？然而我曾经思考过，冒昧把自己的看法献给您：所谓定，就是动时也定，静时也定，没有迎拒之心，不分内外。如果把外物看作外在牵引而跟随它，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再说，如果认为本性随着外物而在外，那么它在外的时候，什么又是在内呢？这是有意隔绝外界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即谈论定性呢？天地的常道，在于用心普遍对待万物，却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在于顺应万物的性情，却不存私情。因此君子的学习，没有比心胸开阔、大公无私更好的，万物来到面前便顺理应对。《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来往，朋友便顺从你的思虑。”如果拘谨地专注于排除外物诱惑，就会看见东边的念头灭了，西边的念头又生出来。不仅每天的时间不够用，而且这些念头的源头无穷无尽，不可能把它们全部除去。人的情感各有遮蔽，所以不能合乎道。大致说来，祸患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看成顺应事物的表现；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看成自然流露。如今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去追求没有外物的境界，就像把镜子反过来却索求光明。《易》说：“止息在背后，不感知自己的身体；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他人。”孟子也说：“人们所厌恶的智巧，是因为它会凿空穿凿。与其认为外在不对而内在正确，不如把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心境就澄澈而无事了。无事便能定，定便能明，明白之后，还会有什么应对外物的事情成为负担呢？圣人的喜，是因为外物确实应当喜；圣人的怒，是因为外物确实应当怒。这样看来，圣人的喜怒并不系于自己的私心，而系于外物本身。那么圣人难道不是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顺从外物说成错误，却另求内在的状态为正确呢？如今把出于自私和机巧的喜怒，与圣人合乎正理的喜怒相比，究竟怎么样呢？人的情感容易发动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在发怒时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其中道理的是非，也就能看出外物诱惑并不值得厌恶，对于道也就领会大半了。内心的精微之处，口头无法完全表达；加上我一向不擅长文辞，又忙于吏事，未能精心思考，是否恰当还请稍后回复。不过概括其大义，也应当接近道理了。道明明近在眼前，却向远处寻求，这是古人所非难的，只请您明察裁定。《答朱长文书》【程颐】

译我们相隔遥远，不知哪一天才能再次会面，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难以预先约定。此前曾写信劝您说，您的心气虚弱，不要多作诗文；您答复说：“在学问上，能够探究古人的遗迹，综合众家言论的是非，希望使自己的心通达而默默领会，这本来还做不到。”又说：“让后人看见这些，或许还能说我没有忘记善道。如果不是这样，实在担心死后默默无闻。”这只是求学的末节，难怪兄长我要责备您。假使我每天都能听闻孔子的道而忘掉这些，难道不是好事吗？您的这种想法恐怕还不是最恰当的。程颐在朋友之间，对于问题问得不切实的，从来不轻易开口。因为您身患疾病，很少同人接触，又渴望听取有益的议论，所以借此机会谈论一番，为我的弟弟尽情说明，希望多少有些补益。我此前说不要多作文章和诗，并不只是为了损伤心气，实在是因为不应当轻易写作。圣贤的话，是不得已而发的。因为有这样的话，道理才得以明白；没有这样的话，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失。好比耒耜、陶器、冶炼器具等工具，其中有一种没有制造出来，养活人的事业便会有所不足。圣贤的话即使想停止不说，能够做到吗？然而它们包容天下的道理，其实也非常简约。后世的人刚拿起书卷，便把文章放在首位，一生所作的文字，往往比圣人还多；然而有它们并没有什么补益，没有它们也没有什么缺失，这就是无用的多余话。不只是多余而已，既然没有掌握要领，就会背离真实、失去正道，反而必定损害道理。诗歌的盛况，没有超过唐代的；唐人善于评论文章的，没有超过韩愈的；韩愈所称许的，又只有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最高。现存诗作有千篇，都是我的弟弟所见，可以考察而知。如果您所作的文章都合乎道，足以辅佐圣人、成为后世的教化，那就是圣贤的事业，怎么能说是求学的末节呢？我哪里敢以此责备您？您又说希望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能够写出合乎道的文章的人，是明白道的人。明白道的人写文章时的心意，并不是区区担心后世不知道自己，只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那只是世俗人的私心。孔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是担心死后没有善行可称，并不是担心没有名声。名声可以用来激励中等资质的人，君子所存之志，并不在于急切求取名声。您又说：“能够探究古人的遗迹，综合众家的是非，希望使内心通达而默默领会，这本来还做不到。”内心通达于道，然后才能辨别是非，就像拿着秤来比较轻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用道来衡量，是非便清楚明白，不必等到精心思考以后才看见。求学的人应当以道为根本；内心不通达于道，却去比较古人的是非，就像不拿秤却要斟酌轻重，耗尽视力，劳费心智，即使偶尔合乎时宜，也只是古人所说的“猜测却屡屡猜中”，君子并不看重。临到纸上匆忙写成，所以言语没有次序，文辞也过于烦琐，道理或许还有不妥之处。请您退回时把情况告诉我，这足以代替当面交谈。《报韩维书》【苏舜钦】承蒙您责备我：兄弟都在京城，我却不以道义相亲近，独自羁留在数千里之外，自取愁苦。我难道没有亲戚之情吗？难道不知道团聚的快乐吗？哪里肯舍弃安逸而甘愿忍受愁苦呢？此前在京城，我不敢触犯别人的脸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人上下应付，心志郁结而不能舒展，确实已经到了极点。不幸正处在嫌疑之地，不能果断早早引退，以致遭遇意外祸患，被抓去交给下吏；人人都不敢说话，而朋友和仇敌又一起兴起，谤议在我被罢黜之后仍然喧嚣不止，更想把我置于死地才痛快。后来的人往往探听、挑剔我的言语，想把它传播出去；出于好意来体恤我的人很少。因此我闭门不敢与人相见，像躲避兵灾盗寇一样。风俗如此，哪里可以长久居住在其中？于是我超然远行，羁旅漂泊在江湖之上；这不只是为了避免衣食之累，实在也稍微躲避了机关陷阱。何况亲属众多，资财又少，持国您是知道的。长期相聚，能不缺衣少食吗？不能。能闭关独居、始终不与人交接吗？也不能。既然与人交接，就必然要同他们谈话；既然同他们谈话，就必然有来往应答。假使人人都像持国那样还好；不及持国的人，必定添油加醋地制造恶言，传遍上下，使我无法自我辩明，那么前些日子的事情还不算严重。即使完全没有这些事情，也终日劳苦，应酬接待都来不及，寒暑奔走在尘土泥泞中，不能料理人事，瘦弱的马、饥饿的仆人，每天在都城中匆忙奔波而受辱，使人指指点点，讥笑或怜悯，又有什么脸面呢？怎么能不说这是愁苦？如今虽然同兄弟亲戚相隔遥远，但衣食稍微充足，居室稍微宽敞，没有终日应酬奔走的劳苦，耳目清静开阔，不必设下机心来防备别人，心情安闲，身体舒展，三更时分入睡，高舂时分起床；在幽静庭院、明亮窗下，陈列图书、史籍、琴和酒器来自我娱乐。有兴致时，就泛着小船从盘阊二门出游，在山水之间吟咏长啸、览古怀今；江渚上的茶和野外酿的酒足以消除忧愁，莼菜、鲈鱼、稻米、螃蟹足以满足口腹。又有许多高僧和隐士君子，佛寺景致极好；家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折的池塘、高高的台阁，鱼鸟令人流连，不知不觉已到日暮。从前孔子作《春秋》而贬抑吴国，又说“我想居住在九夷”。看看如今这里的风俗，乐于行善、喜爱有益之事，知道我守道好学，都欣然愿意来同我交往，不把我当作罪人相待；即使孔子复生，也一定会想居住在这里。把两者相比较，哪一种更好呢？人生在内心有所自得，在外界有所适意，本来也就是快乐的。何必一定要有高官厚禄，使人劳作来供养自己，然后才算快乐？如今我虽然寄居在这里，也如同在南北任职一样安适。难道可以同亲戚长久相守吗？我处境困窘，形势不允许像持国所希望的那样，必定要等到我的尸体转入沟渠、肉被老虎吃掉，他才认为安心，这种所谓道义为什么这样残忍呢？《诗经》说：“如今所有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兄弟因为恩情，在急难时一定相互救助。”后面一章又说：“丧乱既已平定，既已安宁，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朋友。”这是说朋友崇尚道义，在安宁之时用礼义相互切磋。我把持国看作在外的兄弟，危急困难时却不来救助；又在尚未安宁之际，想用道义来同我切磋，即使古人也不能承受。我想不予回报，又担心这样会辜负我的持国。《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五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一 《兴高司谏书》【宋欧阳修】

译欧阳修叩头再拜致意于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了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开始知道您的姓名。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偏远地方，只听说如今的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等几个人，因为文学很有名望，被称为朝廷得到了人才，而您列在他们中间，却没有特别突出、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疑惑您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再次到京城，您已经任御史里行，但我还没有机会见您一面，只是不时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您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可能弯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辨别是非；凭着不可屈服的节操和辨明是非的智慧，又担任负责进言的官职，却低头仰首默默无言，和一般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继续怀疑。自从您担任谏官以来，我才得以认识您。您神色刚正，谈论前代事情，条理清楚，听来明白；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唉！凭这样的辩才给人看，谁会不爱惜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您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您的名声到同您相识，共十四年，我三次怀疑您。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加以比较，我才确定知道您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曾在安道家同您相见；您在那里讥刺希文的为人，我起初听到时还怀疑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您非常非难希文的作为，我的疑惑才最终确定。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始有终，天下人都知道；如今又因为进言触犯宰相而获罪。您既不能替他辩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跟着一起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有刚强果断，也有懦弱软弱，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能做到而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己又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惜利禄，不敢稍微触犯宰相以招致刑祸，这只是庸人的常情，不过是做一个无能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君子，也会怜悯您不能做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昂然自得，毫无惭愧畏惧，竟毁谤范希文的贤能，说他应当被贬，只是希望掩饰自己不敢进言的过错。力量上不敢做的事，是愚人的能力不足；却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正是君子的祸害。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三四年来，他从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又任待制，天天准备接受皇帝咨询，如今朝班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这就是说天子突然任用了一个不贤的人。假如天子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是天子的聪明还没有完全发挥。您身为司谏，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在皇帝突然任用他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无言？等到他自己失败了，才跟着非难他。如果希文果真贤能，那么今天皇帝和宰相因为不合心意而驱逐贤人，您就不能不进言。这样看来，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罪。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默默不言。过去汉朝杀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的议论，必定没有人肯明说是杀害贤人，而一定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萧望之、王章是不贤而获罪。如今您看石显、王凤果真忠吗？萧望之、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必定不肯承认自己是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二人应当诛杀而不值得进谏。如今您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您又想欺骗当代人，却不怕后世无法欺骗吗？况且如今的人并不可以欺骗。我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任用谏臣，容纳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虽已去世，仍然受到褒扬。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从进谏中得到提拔的。您有幸生逢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还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进言；这样看来，可以进言的只有谏臣罢了。您如果又始终不说话，就是天下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身在这个职位却不进言，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别人担任这个职务。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待罪，您却还能用自己的面目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而自称谏官，这说明您已经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朝有事，谏官不进言而让别人进言，事情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羞耻的，就是您。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完备。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您能够进一句话，是不忍心立即断绝您，不把您当贤者来要求。您如果仍然认为希文不贤、应当驱逐，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反倒成了结党邪恶的人了。希望您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请求皇帝判我的罪并诛杀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当被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您在安道家召我前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冒昧把我的一点诚意陈述在这里。希望您明察。不再多说。欧阳修再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欧阳修】

译具官欧阳修谨斋戒沐浴，拜书于中丞执事：欧阳修先前看到您荐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评论赦令而被罢免，御史台于是准备荐举其他官吏来代替他。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最低，石介也只是一个卑微士人；任用不任用、是否恰当，还不足以损害政事。然而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敢而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别是非，确实是崇尚道义的人。当初您荐举他的才干，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法令，不是地位疏远卑贱的人所应当议论的，因此以此治石介的罪，说他应当被罢免。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针对什么事情进言。传闻都说石介所评论的是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然而我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如果您也随声认为他错，那就非常不对。况且主簿在御史台并不是负责进言的官，但大体说来，身处御史台的人，必须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进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进言而被罢免，正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避了。以石介的才干，不能只任主簿，完全可以担任御史。这样看来，是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没有辜负您的知遇。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曾经因为某件事情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过了一天再问，赵中令又把他们进呈，太祖仍不任用。再过一天，太祖又问，赵中令又把他们进呈，太祖大怒，撕碎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衣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入袖中，回到中书省。又过一天，赵中令把碎纸补缀好，再次进呈，太祖才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事先审慎地知道那两个人可以任用，所以果断而不改变。如今您荐举石介，也是在事先审慎知道他可以荐举吗？还是偶然荐举的呢？如果是明知而荐举，就不应立即停止；如果是偶然荐举，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所进言的内容，辨明是非后再作决定。假如石介虽然触犯皇上，但所说是对的，就应当帮助他辩明；假如他说得不对，也应当说：我荐举他只是任主簿，并不是任负责进言的官。等他担任主簿而不能胜任本职时，才可以罢免，请用这个理由来处理就可以了。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监察正直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人不肖，就应当弹劾罢去；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人贤能，就应当荐举并为他申辩，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高下。如今在任的官员，成百上千，有邪有正，他们的纠察荐举全都取决于御史台官；您起初荐举石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您，准备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不能胜任，又说他不能胜任。这样看来，您自己相信自己尚且不坚定，如果将来再进言其他事情，怎么能希望天子相信您呢？况且如今排斥石介而另行荐举，必定也是选择贤能来荐举。贤者本来就喜欢辨论；如果荐举他进入御史台，他又有所进言，难道又要斥退他而另行荐举吗？这样下去，一定要得到愚昧、暗弱、懦弱、沉默的人才会停止。伏望执事如果想荐举愚人，我哪里敢再说什么？如果准备荐举贤者，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选他人。如今我兼任御史，却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事务，所以敢于陈述狂妄之言，私下献于您的门下。伏望您幸加察看。《上范司谏书》【欧阳修】

译某月某日，具官欧阳修谨斋戒沐浴，拜书于司谏学士执事：上月我得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当时我就想写一封信祝贺您，但事情繁多、匆忙，未能及时写成。司谏只是七品官，对于您来说得到它并不值得高兴；但我偏偏想专门写信祝贺，实在因为谏官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论。如今世上的官员，从九卿、百官以下，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和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义。然而县官越出县界，郡守越过郡境，即使是贤能的守令也不能施行，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兵部事务，兵部、鸿胪的卿不能处理其他部门事务，光禄也因为有自己的职司而不能越权。天下的得失、生民的利害、社稷的大计，只有宰相能够处理，谏官能够进言，因为这些事情只要有所见闻，并不拘系于某一职司。所以读古书、怀道义的士人出来做官，如果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的品级虽然低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宰相说可；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上同天子互相裁决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自己的道；谏官地位卑下，施行自己的言论。言论得以施行，道也就得以施行。九卿、百司和郡县官吏各守一职，承担一职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评。有关部门的法令只在当时施行，君子的讥评却会写在简册上，昭著明白地流传百世而不消失，这是非常可怕的。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评，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干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来，洛阳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做御史，一定做谏官。”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听说有站在天子陛下，正言正色、当面争论朝政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大家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您的言论，却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士大夫能预料事情的前面，却不能预料事情的后面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做呢？过去韩愈作《争臣论》，讥讽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们都说阳城不进谏，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愈不了解他的用意，竟妄加讥讽。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韩愈作《争臣论》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争论陆贽之事，并阻止裴延龄任宰相，只做了这两件事。当时正值唐德宗时期，可以说事情很多。授官任用不当，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必须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急迫的吗？按理说，应当早晨授予官职，晚上就递上奏疏。幸好阳城任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使任命停止，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如他只任职五年、六年便升任国子司业，那就是始终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开了，还有什么可取呢？如今任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只一两年，甚至有半年便升迁的。这又不是可以等待七年的事情。今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然而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授予您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欢忠诚的言论吗？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察。那些平民布衣、身系韦带的士人，困居茅屋，坐而谈论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被任用。等到被任用以后，却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进言。”有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进言。”又有人说：“我还在等待。”这样终于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伏望执事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评，陈述一次正直的言论来满足重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幸甚，幸甚！《投时相书》【欧阳修】我没有什么才能，身体疲弱，不能强健筋骨；同工匠、农夫坐在市区、耕地之间，从事劳役的辛苦，我却偏偏喜欢取来古书文字，考察探究前代以来圣贤君子所做的事，以及古代车旗、服饰、器物的名称和类别，多方寻求国家治理的方法和任用贤能、愚劣的道理。遇到其中明白精深的地方，有时也穿凿剽窃，修饰成文辞，来自我欣喜。然而大道宏大深远、纵横广大，并不是我这种愚陋迂拙的人所能探究到的。用功越发精深，精力却越发不足，劳苦反而超过在市区、田野从事劳作的人，而所得相比之下确实有所不及。难道是劳力从事工作的人容易成功，劳心求道的人却难以达到吗？想要后悔其难而回头去做容易的事，又惭愧于圣人所说造山只差一筐土却停止的话，不敢背弃。因而退下不能做好小人的事务，进上又达不到君子的文章，内心茫然，不知道方向。好像丢下车子在河川中随水漂游，不能渡到彼岸，回头看陆地，只能徘徊顾望，又重新思考这件事。人有才干，怀抱道德、胸有见识，能够在世上自由施展，即使是圣贤，也未曾没有不幸。禹有偏枯之疾，郄克有跛足，左丘明失明，这些人有身体上的不幸。守关击柝，惶恐奔走；孟子生在战国，扬雄生在新室，这些人有时势上的不幸。有的年少便有才华，求学却不曾改变志向；贾谊遭毁谤，董仲舒被禁锢，他们虽然遇到了自己的时代，却有际遇不佳的不幸。如今我以六尺之躯，生在太平有道的时代，没有求取仕进和获罪受毁的恐惧，这是身体、时代、际遇三方面都比古人幸运；唯独我还没有达到古人所达到的成就。难道是上天给予的东西不能两全吗？还是我努力还没有达到呢？伏望明公履行正道、心怀正义，来辅佐天下；对上承当天子和社稷的大计，对下治理公卿百官各自适宜的事务。贤能的人按其才能任用，不贤的人按其力气任用；从士大夫直到工匠商人和卑微技艺之人，都使他们各得其所，并发挥其长处。像我这样愚钝的人，既不足以凭才能任用，也不能胜任体力劳动，只是平常一直有志于求学。如今有幸凭文章接受有关部门考察，因此回顾自身在身体、时代、际遇三方面的幸运，不能默默无言而自我惭愧，谨把所作的杂文五轴作为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等待您决定是否进退。《答范龙图辞辟命书》【欧阳修】

译修叩头再拜启禀：我急忙赶到这里，收到七月十九日华州发来的信。恭敬地得知，您当天身体起居万福。戎狄侵扰边境，自古就是常事；只是边吏无能，竟至于烦劳大贤。恭惟您所持守的忠义节操，天下人都信服。天下士人，能有幸同您见过一面，退下来便向人夸说，以为荣耀。至于那些游谈的布衣小民，往往私下借托您的门下声名。何况如今是以大谋小、以顺取逆，又凭借明哲的才智，已有必定成功的形势，那么有志于功名的士人，正值此时，谁不愿意施展所长，稍稍助成万一，借此依托成就自己的名声呢？况且听说狂妄的敌虏猖獗，多次有指斥辱骂之词，加上轻侮、悬赏招募的耻辱，甚至擒杀将吏、杀害边民。这几件事，在我辈看来尤其令人愤恨羞耻。每当想到这些，我半夜里都要起身三次。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才能，只因稍稍喜欢文字，过分受到世俗称许。这哪里足以担当大君子的举措呢？至于参与决定军事谋略、筹划财利、料敌制胜，那是幕府中的事务。假如不缺乏人才，那么撰写军书奏记，不过是末节小事罢了；自然有人不用等我便能胜任。因此我才敢以亲自前往为辞。何况如今世人所谓的四六文，并不是我所喜爱的。我年轻做进士时，不免写过这种文章；自从及第以后便弃置了，不再写作。在西京辅佐三位宰相的幕府，按职分本应写，也没有写。这是师鲁所亲眼见到的；如今废弃已久，只怕没有好的文辞来辱没您的美意。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恭敬地看见您来到关西以后，征召了很多士人。古人要成就事业，一定有国士与他共同担当。不只是居上位的人以识人为难，士人即使贫贱，以自身托付给别人，本来也不容易。要使他竭尽死力，必须深深了解他；了解得不深，士人便不会为其所用。如今奇异豪俊之士，往往蒙您收纳选用，只看您怎样任用他们罢了。然而我还担心山林草野之间，有挺拔特立、知义慷慨、自尊自重的士人，尚未能出现在您的门下；这件事也应稍加思量。像我欧阳修，只恨没有别的才能来担当长者的任用，并不是不敢仿效庸人，苟且图安享乐。希望您明察。给石推官的第二封信【欧阳修】从前同年徐君行因此得以寄信，谈到您的书法奇怪。当时我的妹妹住在襄城，死了丈夫，我正要爬行赶去看望她，所以不能把其中的道理全说尽，只略略陈述如下。您虽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绝交，又回信给我，但到底未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您不能明白，而是由于我听得不仔细、论说又简略的过错。我很早就见到您的信了，为什么没有立即说，而到现在才说呢？刚看到时，我怀疑您不会写字，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法只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或者忽然不学，本来不必议论，所以我默默不语。等到了京师，见到两本像石刻的拓本，又听谈论的人说，您不愿与世俗相同，故意用力这样写，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确实值得劝诤。于是我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意见，及至收到您的信，您说自己不会书法，和我以前听到的不同，这才知道自己听得不仔细。然而您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得仔细。您说世上善于书法的人，能够达到锺王虞柳的水平，不过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习的却是尧舜周孔之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我的话想勉强学习书法。这些都不对。所谓锺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您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喜好学习并欣赏书法的人，和嗜好饮茶、观看图画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写，就不能没有法度。古代刚有文字时，务在记事，又因事物取类，画出它们的形象，所以《周礼》所说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点画曲直都有相应的说法。扬子说：“截断木头做棋子，剖开皮革做鞠球，也都有法度，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不同于古文字，但把古文字变成隶字的，并不是圣人，也不足以作为师法；然而点画曲直仍有准则，例如“毋”“毋”“彳”“亻”彼此相近，若加以更改，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在实行尧舜周孔之道”，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譬如把饭菜摆在案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然后吃饭，这是世间常见的事。若把脚伸进帽子里，反穿衣服，把身体坐在案上，把饭装进酒杯里吃，还说“我在实行尧舜周孔之道”，以此行于世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书法虽是末节小事，也应遵循通常的法则，不可以故意写得怪异，同样是这个道理。然而您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说的，并不是在评论书法好不好，而是不仅担心它近于怪异、故意标新立异来迷惑后来的年轻人。假如确实不会书写，又何必学习呢？难道我是小心翼翼地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地方，就是痛恨释、老，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极不对的。释、老，是迷惑者所做的事；雕琢文章，是浅薄者所做的事。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真诚、质朴厚重而不这样做的君子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这是把天下看作没有一个君子能与自己相同。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这就是说，仲尼的一句话，不敢遗弃天下后来的年轻人；而您的一句话，却把天下看作没有君子。这正是所谓极不可取。士人不信奉释、老、不雕琢文章，就好比做官而不接受财物，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近来我久受小病困扰，没有心思再写，不能详述。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

译修叩头敬白先辈吴君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赐示书信和三篇文章，打开来读，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心情稍稍安定下来再看，才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不是辞采丰富、意气雄健，充沛得有不可抵御的气势，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然而您还自以为忧惧茫然，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是好学者谦逊的话。我的才干不足以适用于当时，仕途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我所受到的毁誉又不足以轻重，气力不足以感动别人。世上想借助名誉来增加自身分量、借助力量然后进取的人，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先辈学问精深、文章雄健，即使施用于当时，也并不是要借我的名誉来增加分量、借我的力量然后进取。然而您却惠然前来，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急于求得圣道，不择取对象而请教吗？求学的人无不想求道，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很少。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者有所沉溺罢了。大概文章这种东西，难以写得精工，却容易使人喜爱；容易得到称誉，又容易使人自满。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其中。一旦文章写得精工，便说“我的学问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心中不再关切，说“我是文士，职责就在文章而已”。这就是达到大道的人少的原因。从前孔子年老回到鲁国，《六经》的写作，不过几年的时间。然而读《易》的人，仿佛没有《春秋》；读书的人，仿佛没有《诗》，为什么用功这样少，却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能赶上，但大抵道德充实的人，文章并不难写，自然就能达到。所以孟子忙忙碌碌，来不及著书；荀卿大概也是到晚年才有作品。像子云、仲淹，正勉强模仿前人的言语，这是道还不充足却强行说话的人。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学习文章，所以越用力、越勤奋，反而越达不到这种境界。您所说整天不能走出轩序，不能使文章纵横高下都如意，是因为道还不充足。若道在胸中充实，即使行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无处不能到达。先辈的文章浩荡充沛，可以说很好了；而且又立志求道，还自认为未能广大；如果不停下来，达到孟子、荀卿的境界也不难。我的学道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幸好不甘心停留在已经得到的见解上，也不沉溺于已经达到的境地。因您能不使自己停步，又用来激励我稍有进步，实在是万幸，万幸！修敬白。给郭秀才的信【欧阳修】我昨天因办理官事到了汉东，秀才在叔父家接见我，带着两篇启事和门刺来迎接我，先从西阶拜起身，随即退避开来，非常合乎礼仪；坐下交谈时，答应得十分恭谨。读您的文章，文辞温润细密、华美丰富，非常可爱。看您接待我的心意十分殷勤，这也是礼。古人相见，一定有欢欣交接的诚意；若无法表达，便取羔羊、雉、鹜之类来表达心意，作为贽礼。先已表达心意，又以没有文饰为可耻，便用虎豹皮、彩绘的布来装饰它，然后心意才能表达，情谊才能交接。客人既已献贽礼，主人也一定以礼答复，陈设酒肴、币帛、筐篚、酒壶、箭矢和燕乐等物来表达心意，又作诗来陈述情感。如今秀才非常精于学习，博闻强记，熟悉书史，致力于写作，不用羔禽皮布来装饰自己，唯独用言辞文章来文饰自身；您的贽礼既美，心意又殷勤，理应责备我回报得厚重些。我既没有主人所应备的礼物，只有为秀才吟诵《诗经·女曰鸡鸣》的末章：“知道你要来，把杂佩赠给你。”这是说知道客人要来，预先储备珩、璜、琚、瑀等美玉来送给客人。虽然没有这些东西，还是说出来以表达深厚的心意。我实在没有这些物品，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面貌厚重而神色昂扬，志向锐利，学习敏捷；应当不断推进学业，修饰文辞，不停地曝晒、锻炼、缀辑、织造，使文章的文采像五色一样润泽而光彩郁盛。若以这样的贽礼去拜见当世公卿大人，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赠送了；一定会有与您分庭抗礼、加重礼遇的人，陈列充实的笾豆和币帛筐篚，延请您作为上宾。只希望您不断努力。与蔡君谟求《集古录》序书【欧阳修】修启：从前我在河朔，不能自得闲暇，曾经搜集、抄录前代金石遗文；自三代以来的古文奇字，没有不收录的。其间虽遭罪责、贬斥，奔走于水陆之间，颠危困顿，加上人事中的吉凶、忧患、悲愁，以及无聊仓促之时，我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大概从庆历乙酉到嘉祐壬寅，共十八年，得到一千卷；看起来我的勤劳已经够多了，但也可以说是收藏丰富了。我又私下思量，自己的嗜好与世俗不同，偏偏辛苦收拾世人所抛弃的东西，唯恐来不及，这又是可笑的。因此姑且自行叙述这些事情，希望可以显明我的志趣。然而回头看，我的文章鄙陋、意旨浅薄，不足以拿给人看。后来自己检查以前所搜集抄录的东西，发现即使是佛教、老子那些荒诞虚妄的说法，平常常被我们儒者贬斥、断绝，却往往把它们收取下来，不忍心马上废弃，为什么呢？难道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字形笔画精工吗？既然如此，书法的规则虽然是学者余暇的事情，也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至于佛教、老子的说法，本应抛弃，却因而得以保存，竟只是凭借字形笔画而流传，这就是它们有幸找到寄托罢了，岂止是有所帮助而已呢？我的文章固然鄙陋，只是不能凭自己流传；如果有幸找到寄托，也未必不能流传。由此说来，替我求得不朽寄托的，只在君谟一挥笔的片刻罢了。我私下认为，君子乐于行善，愿意成全别人的美事；您听到这番话，想来应当有不能推辞的地方，所以我冒昧拿这番话来进言而不疑虑，恭敬地希望您幸加察看。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欧阳修】

译某月某日，具位某恭敬斋戒沐浴，献书于枢密相公阁下。某听传记说：“言语没有文采，实行了也不能流传长远，这是君子所学习的。”言语用来承载事情，文采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显现。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又尤其有文采，所以流传得特别久远。荀卿、孟轲这些人，也善于写文章，但他们的道有的达到、有的没有达到，所以他们的书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取决于当时人的好恶，因而兴盛或废弃。其次，楚国有一位大夫，善于用文章修饰他的歌谣，使之流传到汉代盛世；汉代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用文采修饰他们的文辞，使之流传。自此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道越来越浅薄，有的逐渐衰落下去，直到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善于用文采使言语流传的人，但都纷杂破碎，不能完全信实，所以一百篇中不能流传一篇；即使幸而有一篇流传，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鲜明显著、广泛流行。言语要流传，实在太难了！事情真实之后，还需要文采；文采达到之后，又取决于所承载事情的大小，才能看出它流传得远不远。《书》记载尧舜，《诗》记载商周，《易》记载九位圣人，《春秋》记载文王、武王的法度；假如荀、孟两家所记载的是《诗》《书》《易》《春秋》，楚国的辞赋所记载的是《风》《雅》，汉代诸人各自把当时君王声名、文物制度的盛况写入文辞，那么后世学者空空荡荡、没有东西可记载，他们的言语不能完全真实、流传不能长久，就势所必然了。到唐朝兴盛时，像唐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唐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记载；有的词章配乐歌唱，有的刻在金石上。所以那期间的巨人硕士、宏阔的言论高明的议论，能够流传前后，凭借的就是它们被记载在文章中。因此，言语所承载的事情宏大而且有文采，流传就显著；所承载的事情没有文采而且细小，流传就不显著。某不才，承守先人的余绪。先人在唐太宗时以文辞著名，以进士身份凭对策被举为贤良方正，后来守道纯正，成为贤能的待制；适逢太平盛世，奋发自身而扬名，按理说，他的言语所承载的事情、文章所流传的内容，应当宏大而足以凭此流传。然而还不能在世上大为流行，难道是他的后继者不肖，不能继承守护，反而使它泯灭了，还是另有缘故呢？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它承载的内容，仍然有所等待。《诗》《书》《易》《春秋》要等待仲尼删定校正；荀卿、孟轲、屈原没有等待什么，仍然要等待他们的弟子来传布。汉代诸人的作品也得到史臣所写的记载；刚出现时，有的要等待当时有名望的人才得以显扬；作者死后，有的要等待后世整理编次才得以流传。为它们编次的人，不是门人故吏，就是亲戚朋友，如刘梦得为柳子厚作序、李汉为韩退之作序那样。恭惟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代的雄杰，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跟随您的脚步的，只有先君是您的旧交，那么这也正是先君所等待的人。难道是小子我敢有所请求吗？谨将家集若干卷抄写奉献到您的门下，只希望您哀怜我的愚拙，幸而赐予它序文。《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六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二 上欧阳内翰书【宋苏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