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四

译燕王起兵之初，率军扫荡山东，经过临邑。临邑书生纪纲叩拜在马首，请求效忠燕王；燕王和他交谈后很喜欢他。纪纲善于骑射，颇能领会法家之言，善于逢迎应对，精细刻薄、诡秘深沉，能够忍受逆境并钩取人心，遇事总是抢先发难，把这当作功绩，燕王日益宠信喜爱他。燕王即位后，把纪纲从忠义卫千户提升为都指挥佥事，掌管锦衣亲兵，又主持审理诏狱。天子既然从藩王起兵，以军队威胁而僭居大位，内心不能不自疑，人人都有异心，于是需要有人替他安插耳目。纪纲窥伺这些情况，更加布置自己的亲信，日日夜夜严厉操办，把暗中谋划的事情报告给皇上。皇上大为认为他忠诚，亲近他，连咳嗽声都不与他隔绝。即使淇成等诸公号称元勋，见到纪纲也自行躲避退让，不敢把自己和他相提并论。然而纪纲本是小人，于是骄横放纵，肆意作恶。他指使属官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人。这些人原本都是无赖，曲意侍奉纪纲，彼此勾连，借机谋取奸利，事情多达数百上千端。皇上后来也渐渐有所觉察，向来仇视纪纲的中贵人便揭发了他的罪行。皇上命给事中、御史在朝廷弹劾他，交给御史院查验，全部都有证据。皇上大怒，当天逮捕并诛杀纪纲，把他磔死在市中，又诛灭三族。并命御史院列举纪纲罪状，大略说：谨按已故都指挥纪纲，轻薄奸诈、善于钻营，暗中聚敛、表面推辞，像挡住蝎尾一样阴险，包藏毒蛇般的心肠，长期积累恶行，罪恶极大，难以一一列举。考察纪纲前后曾派亲信伪造诏书，下发各司盐场，勒令征取食盐四百余万；又伪称诏书夺取官船二十艘、牛车四百辆，装载后运入自己的宅第，不给雇船雇车的人钱。牛车刚刚停下，他又立即把数十上百家大商人拘入狱中，逐家索取数额不等的贿赂，共得黄金三百五十两、白银二千两、钞四十五万贯、丝帛一千五百匹。又以威胁欺诈手段向交趾使者索取黄金八十两、金盆一只、奇异宝物二十枚。夺取百姓倪贵等人的住宅、房舍、庄园共十七处，估价三十多万金。把县官发给百姓的土地八处藏匿起来，价值二十多万。又在抄没已故晋王家产时，私吞黄金五百两、金盆一只、宝钏两只、白银马鞍辔头两副。又在抄没已故吴王家产时，私取琴瑟、御龙服、王冠；回来后便穿戴已故吴王的冠服，坐在高座上，摆酒命优童真保、道真、吉祥等表演歌舞，捧酒祝寿，呼喊万岁，还慢慢慰劳诸卿说：“各位爱卿都安好吗？恭敬地举起你们的酒杯。”纪纲所使用的东西，如金饰八宝环、八宝帽，装饰玉杯、玉水池砚、珊瑚、犀毗、玉束带、红铺床、玉石凭几，全都饰以交龙、日月、星斗等纹样，规格如同皇帝车舆的副用品。皇上曾经发怒、应当交给纪纲论罪弃市的内侍右班，纪纲却常常把他带到自己家中，替他洗浴，给他好食物吃，假装说已经向皇上求情赦免了他，诱使他交出金帛，等到搜刮殆尽，过几天便把他押到市中处死；并且事先一天报告说已经执行刑罚。纪纲曾经喜欢道姑陈氏的姿色，想买来置为妾媵，却被都督薛禄抢先。纪纲因此怨恨薛禄，在大内遇见他时，拿镢头砍薛禄的头，砍得脑裂，几乎死去。薛禄畏惧得不敢说话。纪纲又恼恨都指挥伊实特穆尔，因为伊实穆尔不避讳揭发他冒领赏赐之事，便把伊实特穆尔打死。纪纲家中蓄养亡命之徒，耗费巨资，令山刘等人制造了数以万计的铁甲、弓弩；又腐取良家子弟，选取十八岁以下数百人充作身边役使。朝廷下诏选取婕妤、才人，已经试选合格后，命她们暂时出宫等待年岁；纪纲却把其中最出色的登记收进内府，另以次等人补足名额，没有人敢过问。吴地旧日的大豪沈万三之子沈文度，沈万三生前曾犯法伏诛，髙皇帝籍没其家，所遗漏的财产仍很富足。但文度很受人挟持其短处之苦，于是通过纪纲的舍人匍匐求见，献上黄金百两、白银千两、龙纹被一床、龙角一株、奇宝十件、异样缯绮四十匹，请求以这些礼物作为进见之贽，使他列入外府、外厩之中；每年供给粲六百石、钞二十万贯、酝百石，布帛按时进献，食物、糕饵、果品每月进献。纪纲答应了他，又对文度说：“我的后庭还没有充实，你若替我在吴中征选美人，不必限于数目。”文度因此倚仗纪纲势力，十五岁以下而分居民间、无人过问的女子，便任意取用。纪纲自以为威势日益加重，形势也越来越紧迫，只希望皇上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端午节皇上举行射柳时，纪纲私下对掌管射柳的镇抚龎瑛说：“我故意射不中，你就折断柳枝并击鼓喧呼，给大家看。”兵部尚书和御史射过以后，纪纲假装没有射中，龎瑛便折柳击鼓喧呼，最终也没有人纠察。纪纲于是得意惊叹说：“这样就没有谁能难倒我了。”按纪纲是天子的亲信大臣，辜负委任，妄图谋反，拔尽他的头发也不足以数其罪，所列罪状确实应当万死。他的同僚指挥敬江、千户谦春、镇抚龎瑛朋比为奸，捏造诬陷，都应处死；其他应当连坐的人，也按罪轻罪重分别治罪。诏书说：“可以颁示天下。”自从纪纲被诛杀以后，直到文皇帝在世，锦衣卫虽然掌管诏狱，也只是按照诏书办理、领受批准而已，内心惭愧消沉，再也不能企望达到纪纲那样的地位了。第二 英宗初年，管理锦衣卫事务的是指挥佥事刘勉、指挥使徐恭，他们都只是文弱而无害的人。皇帝年少，掌权的中贵人王振势力大盛。王振的弟弟王山海等都因依附王振而做官，任指挥并掌理锦衣卫事务，已经显贵了。然而他们正当盛年，拥有珍宝重物，贪恋女色而沉溺饮酒，喜好斗鸡、击鞠、犬马等游戏，不理政事。许多事务都推给马顺办理。马顺也是指挥，因为以义子身份侍奉王振，每次见到王振，必定膝行趋前，卑躬屈膝。王振非常亲近宠爱他。国子祭酒李时勉有事违逆王振，王振暗中命令马顺执行他砍伐庙木的事情，把三根木头装入袋中放在庙门，过了很久才释放他。奉天殿鸱吻曾遭雷击，翰林侍读刘球奉诏上密封奏疏，言语多有触犯王振之处。王振大怒，恰逢编修董璘说太常寺使用道士不合适，请求亲自担任太常卿共同主持祭祀，因此触犯了皇上和王振，被下狱。马顺拷打董璘，逼他招引刘球为同党，拟定罪状，随即在朝班中揪出刘球。刘球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便说：“如果你们让王振害死我，我死后一定向上帝申诉！”最终与董璘一起死在狱中。家人前往寻找尸体，马顺故意将尸体糜烂毁坏，使他们无法找到。马顺有个儿子，二十多岁，长期患病羸弱困顿。忽然起身抓住马顺的头发，拳打脚踢，说：“该死的老奴才，你日后将祸害我，我就是刘球！”

译马顺拜了两拜谢罪，但无法挽回。不久，他的儿子死了。中贵人王振奉英宗之命北伐瓦剌也先，土木堡陷落、战败的消息传来。当时郕王监国，朝廷群臣伏在宫阙前哭泣，请求抄没王振的家产，并诛杀王振的弟弟、指挥王山海。诏命还没有下达，众人的愤怒无处发泄，马顺走到众人面前说暂且罢休、以后再说。给事中王竑上前揪住马顺，说：“这不是奸人的同党吗？”众人催促着上前，把马顺打死。片刻之间，血肉飞溅，已经无法辨认。王振害怕了，于是下令诛杀王山海，抄没中贵人王振的家产，同时抄没马顺所蓄藏的无数金宝。此后，掌理锦衣卫事务的是指挥毕旺，只是庸碌地恪守职务而已。英宗在北方军营时，校尉袁彬才得以见到他。袁彬年轻时凭借力量和射猎本领，入选随从刺奸的缇骑。后来随征，被敌军俘虏，替敌军放马。过了很久，才被派去侍奉英宗。英宗当时坐在骆驼帐中，忧闷叹息，毫无办法，见到袁彬十分高兴。袁彬性情温和俊美，足智多谋，善于谈笑，常常说隐语逗英宗开心。得到一只羊腿时，就煮来和英宗一起吃；白天砍柴伐木，夜里则用自己的背托着英宗的脚让他睡觉。敌军挟持英宗进攻云中，转战上谷，随后攻破关隘向京师进逼。事情稍有不顺，就想杀死袁彬；英宗甚至为他哭泣求情，也不能使敌军改变主意。哈铭原本是夷人，做官后赐姓杨，作为通译随英宗陷入敌军，颇得也先宠幸。他间或用诙谐言语为英宗解围，才勉强免于祸患。也先想让自己的妹妹嫁给英宗，英宗把这件事告诉袁彬。袁彬说：“不可以。”于是请求以返回本国为辞推辞此事。袁彬曾经因受寒而生病，英宗亲自替他煮粥让他吃，并用身体压在袁彬背上，使他出了一身汗，病才完全好。期年以后，英宗回国，尊称为太上皇，却贬抑袁彬的功劳，只授他锦衣卫百户。太上皇复位为皇帝，当天就召见袁彬；说话絮絮不止而且流泪，破格升他为都指挥佥事，掌理锦衣卫事务，赐给城东第一等宅第一所，又引太液池水穿过宫中御沟通到那里，赐黄金十镒、白银二十镒、彩绮、盐、酒、醋、酱和干粮等，使之充足；又赏赐他的妻子异样缯帛和精美金银，各有等差。升杨铭为千户，赏赐减半。闲暇夜晚设宴相对，略微采用家人相处的礼数。然而袁彬害怕功名盈满，喜欢退避；他的同列门达、逯杲、显达起初都凭锦衣卫校尉的身份，因文才平庸却无害，掌理镇抚司，按功劳次序逐渐升至指挥，而其中任校尉的逯杲后来崛起。他与同列因从前依附中贵人吉祥以及忠国公石亨复位，受到他们的感激；两人却骄横不已，屡屡请托。皇上心中厌恶，想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势，把事务交给袁彬。袁彬坚决推辞不敢接受，于是交给了逯杲。逯杲多次侦察忠国公石亨的罪状，听说皇上连同他的从子定远侯石彪也要诛杀，因此皇上更加看重逯杲。掌理印信的都指挥王某，只是充数占位而已。逯杲于是暗中急切地谋划对付吉祥，便与他的从子昭武伯石钦商议，约定五更时带着骑兵前去拜访。逯杲出来接见，石钦拔刀亲手砍断逯杲的头，随后攻打长安门没有成功，不久被擒。诏令诛灭吉祥三族，并追赠逯杲为右都督。袁彬请求承担此事，但没有获任；门达独自受到重用，辅佐管理锦衣卫，并得以兼管镇抚司。镇抚司隶属于锦衣卫，却可以专门审理狱讼；有时皇上对某人发怒，特意把案件交给镇抚司，与缇骑、贼曹等侦缉人员一同查办，案件最后直接向皇上请示可否，不经过锦衣卫高级官员。门达为人深沉敏捷，善于谋划，所判决的案件总是揣摩皇上旨意而定。那时皇上已经诛杀曹石，内心惴惴不安，常借助门达来增强声势；门达又多次暗中献策，屡次升为都指挥佥事，仍照旧管理镇抚司。当时皇上最礼遇信任的是李贤，门达次之；每次朝见时，皇上向左看便命李贤办事，向右看便命门达办事，赏赐无数。门达内心嫉恨李贤得宠，便向皇上进谗说：“李贤曾经接受陆瑜的金钱，替他谋求尚书之职。”皇上因此疑心李贤，半年多不召见他，而袁彬仍因道义维持与门达的关系。门达知道皇上已经疏远自己，便设计以死罪弹劾袁彬。奏上后，皇上不高兴地说：“这个人辜负了我，但念在旧交，留他不死就够了。” 门达又任用若达等人，退朝后便把袁彬逮捕下狱，用火刑和五毒刑威胁他，反复审讯，袁彬承受不住苦刑，几乎要被迫诬陷招供。这时燕地有个少年杨贤，曾在尚方任漆工，愤然说：“袁公是皇上穿鱼服微行时的同伴。门达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害他？”于是上疏列举门达奸恶之事数十上百件，件件都有所指，并极力称说袁彬冤枉，而且有社稷之功，不应治罪。诏令把门达一并交付审理。门达恼怒，把杨贤打了一百多下。杨贤害怕，便可能因此死去而无法申雪，谎称：“我有秘密事情想禀告您。”门达命人抬着竹舆到面前，杨贤一到跟前便掩住门达的耳朵说：“我是个小人，哪里能办这种事？是李学士教我的。”门达大喜，立即命人停止笞打，拿来汤水让杨贤洗浴，又给他酒肉食物。随后拿着奏牍当面申诉说：“李贤命杨贤在皇上面前替袁彬营救，难道他独自不怕陛下的法令吗？”皇上说：“到东朝堂去当面辨明。”到了东朝堂，杨贤估计皇上已经召集群臣，便拿出剩下的肉，大声说：“天啊，冤枉啊！门指挥给我酒肉吃，却命我牵引李贤。李学士是贵人，我怎么能见到他？况且我死本来就是应当的，为什么要冤枉别人呢？”皇上明白过来，立即释放袁彬，命他分司南京，其他人都置之不问。不过从此以后，门达的宠幸逐渐衰减，皇上不再把心腹事务交给他。过了一年，驿马传召袁彬回任，皇上对他的信任也恢复如初。皇上驾崩后，李贤更加受到重用，门达内心不安，口出怨望之言。御史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诏令逮捕门达交法司论罪，发配岭南边地。临行时，袁彬率领同僚到郊外宅舍为他饯行，握手叙谈，情意缠绵，并拿出囊中金钱为他准备行装，十分丰厚。众人都称赞袁彬，不记恨他的恶行，颇有古代长者的风范。袁彬后来两次升迁，掌管锦衣卫事务，官至都督佥事，最后去世。第三 孝宗皇帝仁慈圣明，委任执掌法令的官员，秋官、御史台和廷尉曾经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是三公九卿。”因此缇骑从自己一方就收敛起来，不敢妄为；他们的首领如季成、李珍、赵鉴，也先后畏缩谨守俸禄而已。只有牟斌以指挥身份统领镇抚司，颇有声望。牟斌字益之，博学而通晓文章义理，穿着儒者衣冠，所审理的案件总是援引经书并依法办理。户部郎李梦阳曾上密封奏疏，说寿宁侯违背圣旨被下狱。牟斌说：“李郎的密疏写得很好，只是为什么不指出寿宁侯的实际罪状以及他的党羽呢？”李梦阳说：“我是担心被置于对案之中。”牟斌说：“置于对案又有什么困难？我能剪除他的羽翼。”于是传递文书，列具罪状上奏，李梦阳得以免于贬官。正德初年，刘瑾掌握朝廷中枢权力，驱逐大学士李健等，削夺尚书韩文等人的官籍，又把谏臣刘■〈艹洍〉、戴铣等数十人先后下诏狱。牟斌从轻判刑，竭力为他们申辩营救。御史任诺控告同僚起草奏疏，奏疏署名已经确定，自己却不参加。牟斌说：“古人曾以不肯在党人名册上署名为耻，您难道要后悔自己做忠臣吗？”刘瑾又要求牟斌去上奏揭发权奸之事，牟斌不肯，却回头对同僚说：“保存这些诸公的臣节，也许将来可以洗清他们的冤屈吧？”

译宋代邹道原因为失去先机而上奏，结果遭到杀害，我们这些人难道要为自己打算吗？”奏疏呈入后，刘瑾大怒，发现牟斌又在庇护言官，便假传诏令在朝廷上杖打他，打得几乎要死，又贬谪戍守边地。刘瑾被诛后，驿马传召牟斌回朝，仍旧统领镇抚司。知府刘祥弹劾镇守太监，因而与他互相论奏。中贵人张雄收受镇守太监的贿赂，暗中威逼牟斌令他改口曲从；刘祥仍为太监引导行贿，牟斌不肯答应。张雄恼怒，挟诈陷害牟斌，牟斌被安置在武昌，因病去世。牟斌再次起用时，长子已经去世，工部依照旧例以官府名义给他三百金的丧葬抚恤。牟斌指着尚存的两个儿子说：“我掌管刑狱却不能奉行正道，上天降祸夺去一个儿子以惩罚我，我还接受这笔钱，事情就到这里了。”他住着低矮破屋，穿着破旧衣服，两次遭受贬谪，仍然和往常一样安然自得。云间相台崔铣记述此事，极力称赞并敬服牟斌，说他的刚直节操和美好品行，即使以经术闻名的士大夫，也远远比不上。第四 钱宁，不知出自哪一家。他幼年丧父，被卖到中贵人钱能家中，作为养子，于是冒姓钱、名宁。他天生机警聪敏，巧言媚态远胜同辈。钱能很宠爱他。当时钱能镇守云南，带着钱宁一同前往，让他负责侍奉和接待宾客。云南守备卢洪经常出入钱能门下，一见钱宁便觉得他的相貌非同寻常，于是赠送大量金帛，说：“如果将来富贵，不要忘了我。”钱宁跪下道谢说：“君侯幸而厚待奴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卢洪说：“不然，你难道没听说卫将军也能封侯吗？”钱宁从此更加看重钱氏。恰逢中贵人钱能去世，朝廷推恩于他的家人，钱宁得以授锦衣卫百户。皇上有时跟随中贵人们穿便服外出射猎游玩，自称朱寿，有时又自称张公子。钱宁开始通过马永成在豹房见到皇上，陪皇上玩握槊、赛马、徒手搏斗等游戏，皇上非常高兴，极其宠爱他，赐国姓，命他为义子。不久升为指挥使，掌管锦衣卫事务。诏狱、缇骑、刺奸等全都隶属于他。凡是陪皇上出游，南到南海、北到北苑，捕网鱼兔，射狐射猪，徒手搏取猛兽；又出上谷向西到云中，穿过边塞直抵延绥，甚至一直走到敌军朝廷才回来。钱宁又推荐钱永安，钱永安也被赐姓，官至右都督。钱宁升为左都督，仍照旧掌管事务，于是大肆张扬威势，凭他的暗示，诸司没有不战战兢兢奉承的；凡有人稍有违逆，便立即取得皇上中旨加以办理。卢洪也凭借钱宁的势力升为参将，镇守金齿。他曾经故意审讯，杀死两个平民并焚烧尸体，又夺取民宅和财产，数以万计。事情败露后，钱宁把此案交给御史唐龙，唐龙不肯承受钱宁的压力，依法追究卢洪的罪责。钱宁对此十分怨恨，只是还没有找到陷害他的办法。钱宁本来就是由中贵人提拔到中贵人之中的，因此对付他比较容易。钱宁表面上装作恭谨，叩头称死罪。皇上曾经恼怒中贵人张永，想杀掉他；皇太后替张永求情，皇上仍不能答应，张永的宾客从中调解，请托钱宁。钱宁说：“我的力量本可以救他，只是各位公卿一个个把我当作鱼肉罢了。”于是委婉地替张永向皇上解说，张永果然获免。从此中贵人们便改为侍奉钱宁。各省总镇、监枪、督抚、太监和大臣前来请托的，拿一万金他都嫌少，扔在那里也不看。然而钱宁所推荐的江彬、许泰、神周，都受到皇上宠爱。钱宁只是能够谨慎自守、用柔和媚态取悦皇上而已，不能像江彬等人那样凭武力办事。他又日夜进谗，倾陷他人。钱宁任职不久，宁王朱宸濠谋反被诛，案件牵连到钱宁，钱宁被交付朝廷审问，罪状已经具备。恰逢肃皇帝即位，审狱奏疏大略说：“原左都督钱宁攀附中贵人，托称义子，混淆国姓，玷污朝廷的官秩。他所凭借的权势足以同山岳相比；凡不是皇上亲自授予的，他凭什么诈称已经得到许可？” 有时口头传授王纶，有时亲手书写御笔；前后传达皇命，擅自授予大小职官，胁迫方镇、郡邑交出财物。文臣武将献上的金宝，奇异珍玩，价值巨大，达百万。钱宁的姻亲族人钱永安之子钱杰等人，像贯鱼一样接连骤升，像虎添羽翼一样各自肥壮，都借国姓辱乱国体，官至都督、都指挥等职。原宁王朱宸濠以恢复护卫为名，请托并行贿万金，钱宁替他下令，兵部竟予以批准，反而授予阿铦官职，因此更加助长了宁王叛乱的凭借。宁王又因按察副使胡世宁列举其不法情状而害怕，再送五千金，钱宁便逮捕胡世宁下狱，用各种酷刑拷问，发配戍守辽东。皇上尚未有太子，宁王自以为自己的儿子关系疏远且不合次序，不应当被立为太子，想伺机从宫中进入东宫，便又送五万金。钱宁暗中立下契约，借口进香，把留给宁王的回报带来：金玉带各二条，闹装七宝带一条，奇异彩缯十匹，并有加盖御玺的御书，谎称是皇上所赐。宁王大喜，排列仪仗接受祝贺，命他的国中官员穿红衣四十多天。宁王前后多次问候致谢，送出的金钱约有十余万。恰逢御史萧仪揭发他的谋反计划，将要把案件交付审理；钱宁得到消息，天一亮便骑马飞驰报告，命宁王先发制人，说事情已经从宫中发动，大事很容易成功。宁王反叛，今天又牵连钱宁。钱宁怀有危害社稷之心，罪恶多端，应当依法车裂，诛灭三族，所有无论少长都处死。诏书说可以，抄没他的家产：黄金可达万斤，白银三十万斤，白玉带二百五十束，狮蛮带二束，祖母琭佛像二尊，胡椒一千五百石，其他奇珍宝物、弓弩、器甲、名画等也与此相称；斥卖园宅，价值累计三十万万，又增加县官两年的赋税收入。钱永安等人都因连坐被诛杀。钱宁为人狡猾而善于伪装，敬礼士大夫，乐于施舍，即使他杀过人，也颇有称赞惋惜他的人。第五 代替钱宁的，是陆炳。陆炳年轻时以勇力能干著称，刚强敏捷，通晓文书和算术，曾经一次参加武举，随后从指挥逐级升迁为左都督。有人说，陆炳曾随皇上到承天行宫，行宫失火时，陆炳作为宿卫排开宫门，背着皇上从火焰中逃出。皇上内心感激，却不愿公开这件事，所以陆炳的事迹没有传记记载，只是他的官职特别迅速而显赫，旁人无法测知原因。陆炳突然崛起后，代替父亲掌管卫政。同列官员都是父亲的旧党，陆炳表面恭敬地侍奉他们，暗中却逐步用计除去那些容易被自己取代的人；他又能取得内阁大臣的欢心，因此日益受到重视。他曾经杖打杀死兵马指挥，被御史弹劾，诏令不予追究。大学士因为一向宠爱亲近陆炳，陆炳也十分谨慎地侍奉他。不久，御史弹劾陆炳扰乱盐政、擅自张榜禁止小钱等违法情状，并说要从宫中降旨逮捕治罪。陆炳送出三千金请求解救而没有成功，只得长跪哭泣谢罪，事情才罢休。陆炳是楚地人，对大学士的奏言恨入骨髓。恰逢严嵩与同列争宠，不能取胜，便免去陆炳与严嵩合谋的罪名，揭发严嵩与边帅往来的书信。皇上大怒，杀死了严嵩的政敌。大学士严嵩因此更加感激陆炳，又认为他非同寻常，便引他共同筹划政事。陆炳所选用的卫士、缇骑，都是长安城中善于把持他人短处的大豪强；凡是被他看不顺眼的人，没有不立即遭到彻底打击的。

译然而他的属下稍有违法就置之死地，而陆炳正受皇上宠幸，他向皇上进言无不被采纳；晚上趋走在他部下身边、唯唯诺诺的人，早晨就能被拔擢列入同列。因此他的下属都非常畏惧陆炳，又争相趋附，唯恐落后。咸宁侯仇鸾以大同统帅身份入京援救，统领天下军队，权势极盛，无所不轻侮，甚至把大学士严嵩看得一文不值，却唯独心中忌惮陆炳。陆炳也曲意奉承他，不敢与他平等行礼而出，并用重金帛结交他亲近宠爱的人，探知仇鸾的隐私。仇鸾病死后，陆炳立即按他谋反的罪状办理，诛灭了他的家族。陆炳屡次加官，兼任太保、太子太傅。中贵人马广主管东厂，李彬掌管枢密事务，这些人都是年高资深、手握重权而任意妄为者，陆炳前后揭发他们的罪行，把他们下狱处死。京城内外人人惴惴不安，双脚相叠站着也感到战栗。凡是豪强财产满万以下的，只要稍有酒食过失，就拘捕抄没，使其不留遗物。然而陆炳又浮泛地仰慕义名，喜欢对士大夫表示敬礼；士大夫若是皇上非常憎恨的人，他便把他们下诏狱、施廷杖而从轻处置，不让他们死去，等待皇上怒气消解后，再贬谪发配；为他们准备路途和饮食所需的金钱，也毫不吝惜。陆炳显贵以后，骤然在士大夫中获得声望，又善于迎合皇上亲近的人；中贵人、司礼监以及锦衣卫等人与严嵩互相结为婚姻，彼此盘踞依托。皇上更加宠幸陆炳，召他入西苑侍奉，直接供奉青词，又加任兼少傅，享受伯爵的俸禄。陆炳又增加选拔骁勇的缇骑七千人，每人另置副将统领；他从京畿辅郡、秦、晋、齐、鲁之间招募骈胁、超乘、迹射之士，达数千人。卫所中的人穿着鲜亮衣服，骑着健马，而依靠度支供给的总共有十五六万人。大司马拿着名册，只有靠着屋子叹息而已。严嵩已经放纵他的儿子掌握文武官员的选任权，陆炳又从中调停各部门事务，没有什么不插手的。向方镇、督抚大臣行贿的官员，除非确有办事需要而用钱打通关节的，十之八九；给事中、御史跪在他门下求见的，也有十分之三四。陆炳蓄藏的金宝奇珍以巨万计，拥有燕地的豪宅肥田；每年馈赠宰相、中贵人的钱财，也以万计。当时又有朱希孝，统领巡捕。朱希孝是成国公朱希忠的同母弟，凭借兄长的任用，多次升迁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朱希孝宽厚，是个长者，不以屈身为耻，因此和严嵩相处融洽。陆炳既然凭势望压迫他，不让他居于严嵩之外，他也只好依附双方，不能像朱希孝那样与严嵩往来毫无阻隔。然而朱希孝侍奉陆炳十分卑下，多方避让陆炳，因此陆炳没有心思加害他。唉！锦衣卫本来只不过是禁卫校尉，若统领宿卫，也只是光禄勋的职任；若负责刺奸，也只是司隶的职任。到了陆炳这里，竟然分掌将相的权力，已经达到极点了。纪纲使它加重一次，钱宁使它加重两次，陆炳又使它加重三次。最后竟然位居师保，参与起草诏令，这难道不是危险吗？陆炳共同办事的都督高恕、麦祥、黄浦，都是中贵人的子弟，只知道装饰车舆服饰、享用肥美酒食、营造宫室苑囿、沉溺声色来娱悦自身，不过如此而已。这正是陆炳所羞于交接的人，与他们同席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星变志

译万历丁丑十月初一，西南方出现一颗异星，经过尾宿、箕宿后继续前进，光芒长长横贯天空，形状像炼成的白气，白虹在京城上空喧腾。四天前，江陵张师相张居正听到父亲去世的讣告，翰林院应当有人替他办理丧事；吴编修吴中行、赵检讨赵用贤都是张居正考取的士子，于是前往办理丧事。这两个人的文章和品行，在当时都颇受推重。内廷宦官冯保挟持年幼皇帝，把持宫闱大权；江陵张居正本来就卑躬屈节地交结侍奉他。两人共同谋划除去新郑元相高拱，使张居正一意专擅威福，专门接受贿赂；又把自己的几个儿子作为冯保的义子，借此占据制科鼎甲，进而自居太师。张居正所称的政府刑名官员，以及刻薄苛察之人，都是他的羽翼；他的耳目爪牙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牛马，借助他的势力来攻击排斥别人，其中大多是九卿和各省、各衙门的人。他宠爱亲近的奴仆游守礼，横行傲慢，怒目张视，士大夫之间都称他为“楚滨”。此前，御史刘台巡按辽东时上疏揭发张居正的奸邪，言辞切直，首先触犯他的锋芒，被逮捕送入诏狱，编入军籍而离职；他的奏疏中其实首先说到张居正夺情留任、遗弃父母的罪行。张居正听到讣告的那天夜里，二更已经过去；到天将亮时，特旨立即从宫中发出，内廷宦官接连传达司礼监的命令。张居正侧耳踮足，装作恭敬承受旨意的样子，从两位辅臣那里接受意旨，引用夺情的先例上奏；皇上的言语对他慰劳勉励，恩宠和贬抑之意极为特殊。这大概是旷古罕见的典礼，只在听到讣告的一两个时辰内就完成了，难道不是早已秘密谋划的吗？张居正起初在辞官守制的奏疏中说，守制只是通常礼法中的小节，又说有非同寻常的人才会有非同寻常的事情；过了一两天，他便在居丧期间处理朝廷大事。辞疏只上了两次，忽然又自行请求留在京城守制，随后乘驿马回籍办理丧事。当时编修吴中行便称病闭门，而检讨赵用贤则和沈修撰沈■〈樊，心代大〉学常常到学士王锡爵家中，慷慨叹息说：“在水流汹涌之中，难道没有人来阻挡它、砥柱它吗？”台省诸谏官等待皇帝的旨意，联名上疏请求张居正留京；奏疏呈上后，位列九卿的人又分别出来嘱托自己的长官倡议响应。士大夫都闭口结舌，不敢说一句话。翰林院这两位官员触景生情，内心激愤，各自产生伏阙上书的念头，却彼此没有通报。奏稿起草了几份，认为史官没有谏诤职责，姑且等待有人首先发难，只要足以彰明大伦、伸张正义就够了。到了十六日，检讨赵用贤到编修吴中行处，拍掌谈论时事，言辞意气激昂，十分振奋；于是含蓄地透露王学士的悲愤，又说沈修撰曾写信给李司徒李幼滋，说：“师相回籍奔丧的事应当决定，台省请他留京的事应当停止。”李幼滋大概是张居正周亲而且一向友善的人，李幼滋回信说沈修撰的话是“宋头巾”式的迂腐之言，这就是宋朝最终不能振兴的原因。如今师相不去奔丧，正是圣贤之道；直接承继揖让、征伐诛讨传统的人，本朝只有新建可以与之谈论，罗生正是不明白这一点。第二天，沈修撰私下说：“台省如果上疏，台省就没有缄默的道理了。”翰林院是风教的源头，继文毅之后挺身而出的又是谁呢？编修吴中行于是从袖中取出奏稿给赵用贤看。赵用贤读后扼腕捶胸，茫然策马归去，立即起草奏疏。这一天，吴中行叩拜王庙，说：“我想有所陈述，请您不要顾惜我；只是我的母亲年老了，我还能活着返回故乡吗？如果夺去官职、贬降品秩，我也甘之如饴。”沈修撰从赵用贤处听到此事，立即到吴中行处替他寻找誊写奏稿的人。沈修撰又和王学士商议，王学士也赶紧到吴中行处。王学士说：“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全国像发疯一样。士气被摧残阻塞，世道衰败到这种地步了吗？”他索取奏稿读后说：“这就是所谓笑嘻嘻的愤怒，比辱骂更加厉害。你能置生死于度外吗？不能的话，就不可以做这件事。”吴中行点头说：“我已经斋戒内省、反复思量，这件事早已决定了。”王学士泪流满面，含泪告别。十八日，吴中行首先上疏，随后到张居正丧次投递名帖。名帖送进去后，过了很久，里面传话说：“这份奏疏不要上。”吴中行说：“已经送上去了。”传话说：“既然已经送上去，还说什么？回家等候圣旨吧。”吴中行说：“这份奏疏是替老爷陈述请求，恐怕朝廷会发怒。哪里想到老爷会发怒，左右却只作揶揄的样子。”吴中行又到王学士、马宗伯处，各自投递名帖。王学士是翰林院长官，马宗伯是翰林院的老师。王学士已经听说此事，只说：“我替你谋划，恐怕不只是丢官，还会获罪。”马宗伯傍晚回家，立即要灯读奏疏，拍掌击节说：“本院因此增光，我们这一党惭愧。我和掌礼仪的长官，不忍只是支吾不言，只是因为地位所迫，才有顾忌罢了。”他派侍吏到记室，取来陈左都御史陈瓒的名帖。名帖上说：“师相之事，公卿应当请求留京。”马宗伯立即倡议此事，上疏时慎重地说不要遗漏自己的姓名。当时陈左都御史年高病重，请假休养已经很久。马宗伯在名帖末尾写道：“唉，这位老人的病一定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的心已经先死了。他一向以耿直著称，如今却这样，古人说盖棺才能定论，果然是真的！”于是回头对吴中行说：“我的心情已经表现在言辞中了。”十九日，赵检讨的奏疏呈上。二十日，吴中行和赵用贤一同赴宫阙等候治罪。两份奏疏都留在宫中，没有发出，消息十分微妙；宫中洒扫之类的人都有缩颈吐舌的惊惧之状。当时又因为星变、火灾、建醮、停止刑罚，知道必定有人接着上奏，所以暂且等待。张居正的愤怒十分强烈，召榜眼刘瑊入幕，对他说：“吴中行这个人，我非常喜爱他，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成为伊尹、周公，为什么竟只做了一个罗一峰？他一生做罗一峰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学他？接下来还有赵用贤，这两个人要让座主先生因此成名，怎么可以？从前又有刘台，究竟是谁瞎了眼，选取了这样的门生？”言语多有悖乱。刘榜眼奉命到吴中行处逐条诘问，说：“如果想求取名声，就不应把座主当作诱饵。”吴中行回答：“不只是我想求取名声，也是想用求取名声来成全师相忠孝的名节，这正是报答座主。座主的名节若得以保全，门生的名声也就不能成就了。”张居正难道以为刑罚威势和杀戮足以钳制震慑人吗？世上本来就有人把死生看得如同早晚一样。榜眼把这些话回复张居正，张居正回令后，怒气更加厉害。王学士召集翰林官员，从马宗伯以下数十人请求到张居正那里解说，张居正拒绝接见；只有王学士径直到丧次，说：“本衙门的两个学生狂妄无知，希望老先生务必宽宥。”

译张居正说：“奏疏留在宫中，我不能预先知道。圣上的怒意不可测。”王学士说：“即使是圣上发怒，也正是为了老先生而发怒。”话还没有说完，张居正忽然屈膝跪地，举手作出索取刀刃、割颈自杀的样子，说：“你来杀我，你来杀我。”王学士大为惊骇，急忙走出，这才知道事情不能挽回了。王学士在门口遇到刘榜眼，严厉地说：“如果你平时和吴中行、赵用贤二位有嫌隙，如今正是危急之时，不是你落井下石、火上浇油的时候。今天的事情，就在你了。”二十一日，两位翰林席地而坐，在东长安门朝房等候。秦中书秦柱是吴中行托付身后事的人，他不肯侵犯承诺，换上便服，带着医生，极力周旋帮助两人，也不隐藏自己的踪迹，最终竟因被视为同党而削去官籍。两位翰林相对坐了一整天，举酒互饮，神色欣喜。兵部差役逐渐包围驻宿之处，而张居正家中仆役改换衣装进行侦察，往来道路，彼此以目示意。到了下午，又听说有两位刑曹官员，即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共同上了一份奏疏。沈主事与赵检讨有交情，便到他们那里，取出奏疏，言语多有讥刺攻击。吴中行说：“事情已经激烈了，我们这些人恐怕再没有活路。” 因为言语越尖锐，愤怒就越强烈；罪责却不重，恐怕他们的话不会停止。张居正也徘徊不定，派飞骑和快卒到各衙门侦察，稍有形迹关联，便赶紧嘱咐自己私交的客人去慰问劝阻。徐爵、游守礼等人往来秘密活动了几十次，谋划终于决定。诏旨反复更改，罪责一次比一次加重；两夜之间暗中传出消息，四个人都要杖打并发配戍边。编修和检讨席地而坐，各自让一个儿子侍奉在旁，说：“这件事关系纲常，言语将流传于史册，我们得到了死得其所的地方。”这一天，京城百姓聚集在长安道的有上千万人，即使贩夫和普通百姓，也愿意来看忠臣的风采。朝房狭陋不能容纳人群，以至于人们拆坏楹柱、毁掉栏槛挤入其中。晴暖天气中，阴云突然聚集，天鼓般的雷声大作，天空惨淡失去光亮，过了好一阵子。几十名校尉出来，像捕捉虎豹、枭鸟一样前来拘捕；一会儿用绳子捆住手腕，一会儿用铁镝系住两根中指，不一会儿手指就黑肿起来，痛苦难忍。前面押着，后面拥着，先是两位翰林，随后是两位刑曹。两位翰林举杯喝尽一杯酒，回头对亲友说：“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又回头对儿子说：“我死不害怕，也不后悔，没有别的话。”他们空空的囊袋已经罄尽，只用十金买一口棺材收殓我，大概是根据家产有无来决定，也表明我的罪名。” 他们辞色从容，含笑走入。每进入一道门，门便立即关闭，正如世人所说的阴府地狱。两位刑部官员略有责骂之语，说我们这些人只是为了天伦和民间伦理，本来不应获罪于名教，也不应获罪于朝廷。旁边有中贵人私下惊叹说：“朝廷还不知道呢。”四人说到接受廷杖时，周围营房排列着羽林军，戈戟森严；朝廷中受杖者密集如麻，执杖者多如树林。等候司礼监官员出来，系着铜符的、穿着虎纹章服的官员在其中奔走，从此开始大声喝喊：“带上犯人！”每一声喝喊，便有千百人齐声响应，震撼得仿佛天地崩裂。两位翰林一同受杖，两位刑部官员随后。先喝“跪下”，宣读驾帖，宣读完毕又喝“拿下”，转眼便把人捆好。喝令“打棍的”，又喝“实实在在打六十棍”，再喝“五棍一换”，又喝“实实在在地打”。一个校尉于是拿着棍子出班站立，喝“把棍子架上去”，便把棍子架在臀股上，喝“打”，才开始打；打到三棍便停下。又喝“实实在在地打”，打到五棍又停下。一个校尉再次拿棍出班站立，喝喊和众人的响应都如前。每五棍换一人，大概六十棍总共要十二个人。喝令“把棍子架上去”，又喝令“打”，一共响了十二声；而喝令“实实在在地打”则有二十声。到了这种地步，世人所称的阴府地狱，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景象。起初像泰山压在鸡蛋上，身体糜烂溃散，不能承受；又像热油浇在肌肤上，灼烧难忍。随后身体和皮肤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打到周身三四遍，痛苦更加刺心入骨，越打越不堪忍受，只遗憾自己没有迅速死去。只是因为气息平定、意志安宁，精神没有散乱，所以魂魄没有摇动。司礼监官员睁大眼睛，咧嘴观看；杖刑结束，报告棍数完毕，喝令“拖下去”。四个校尉用布袱拖着他们出来，到了长安门便用木板抬着，先送到户部，又送到京兆府，再送到县里；一路奔走停顿，直到酉时，行程三十里。道路上的人叹息，追随拥挤，无法前行。赵检讨勉强还能行动，忍着喝下一两箸粥。编修吴中行头昏眼花，急忙服下一丸药，昏黑中出了都城，才清醒过来休息，仍然奄奄一息。他说当时神魂游荡，飘飘荡荡仿佛无所依泊，耳中多次听到神人说：“这是天地之间的正气，天地之间的正气！”难道幽冥之中果真有默默护佑、暗中积德的力量吗？两位刑部官员则加戴镣铐，又禁闭在狱中三日，才共同解送发配戍边，更加辛苦。讲读赵志皋、张位，慎行、张一桂、李长春、田一儁，修撰习孔教以及沈■〈樊，心代大〉学，都上奏援救，但奏疏被阻挡不能送入。邹进士邹元标则怀揣奏疏，等候在廷中看四人受杖；他在旁观看，愤怒咬牙，跺脚等到杖刑结束，便上疏。编修吴中行租住在都城门外，有公卿前来慰问，巡逻卒骑快马，把来访者一一登记。厂卫的命令送到后，仅仅两天，他就裹着伤口被驱逐迁离。邹公也在朝廷受杖，和两位刑部官员一样。中书秦柱骑马随吴中行走了三十里，天黑时投宿宣灵庙。第二天到达湾地，赵检讨租住的地方稍远，也在这一天被驱逐离开。妻子儿女流离，行李零散，病中寄宿旅舍，面对寒灯破壁，只有形影相吊。到了洛河，偶然遇见故人徽商张文宪，在风尘途中相逢，张文宪颇为他们周旋帮助。住了三天，厂卫的驱逐仍没有停止。京城中甚至有人把榜帖张贴在通衢大道：“云间科道群狐摇尾，翰林双凤鸣阳。”又说：“居正身不正，用贤相不贤，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又说：“艾能治病，元标欲转天；五贤一不肖，千载定须传。”

译而师相张居正已经在丧服中穿戴冠帽，登朝办事，出朝房接见客人。不久，又在吉礼典礼中穿上绯色官服，腰悬玉带。南京六卿和六科再次群体上奏，请求留用潘尚书潘晟、吕太常吕藿、傅给事傅作舟、王给事王蔚、张御史张一鲲、林御史林应训，并由他们倡议。只有佥都御史张公张岳上疏，请求师相奔丧以保全大节；御史诸公鸿谟上疏，请求宽宥这些狂妄愚直的臣子；沈修撰沈■〈樊，心代大〉学又写信给方司马，方司马当时代理冢宰事务，考核官员的人将要借机中伤他们。沈修撰还三次写信给江陵张居正的长子张伸，辨析经权、忠孝的关系，长信娓娓道来，极为激切，触及张居正最忌讳的地方。内侍和小宦官逐渐传出宫中的话，说有人想使内外结盟，必定要把事情做得十分过分，这是迫不得已。张居正的谋划也十分劳累，胡须鬓发很快变白。两位刑部官员和邹公已经上路，而两位翰林仍只能躺在床上，伤口剜去几十块肉，大的足有一尺多，深的超过一寸，竟然空掉了一条大腿。又说王学士、沈修撰、秦中书都挂冠离去；到了这时，异星消失。《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五 （明）贺复征编 ○录一 刘勰说：“‘录’，就是统领。古文《世本》编在简策上，统领其中的名目和数目，所以叫作‘录’。”复征又说：“‘录’，就是收集登记。事情有散失而没有统属的，就把它们收集登记起来，使之有可以凭据的材料。至于摘录叙述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也叫作‘录’。” 《孙氏西斋录》【唐代孙樵】孙樵对陆长源说：“《唐春秋》是按年代编排的杂录。我于是选取其中体例精切峻峭、足以用来显示惩戒和劝善的内容，删去其中丛杂冗长、琐碎无益、不能警诫训导的部分，另自编成十八篇，名为《孙氏西斋录》。”全书起于高祖初年，止于武皇末年；开头标明庙号以表明君主，用年月日表明事情，尊重功业，端正刑名，推崇善良，荡除诛戮凶恶悖逆的人。有所避讳，就用委婉的文字表示讥刺；没有顾忌恐惧，就直书其恶。所谓“高祖杀太子建成”，为什么这样写？因为他贬抑功劳而顺从私爱，这是讥刺他失于教导。所谓“李绩立皇后武氏”，为什么这样写？因为他忘记进谏，反而助长恶行，这是惩罚他废弃正命。所谓“从皇后已被废黜的魂灵，向上配祀天皇”，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抬高有嫌疑的人而贬低正统的宗庙，不能说是顺理，我担心后世在禘祫祭祀时产生疑惑。把天后擅权执政的年代，下接到中宗名下，为什么这样写？紫色衣服处在正统帝位之上，不能说是正当，我担心后世牵连而把她称作临朝称制。所谓“崔察杀死中书令裴某”，为什么这样写？因为用诡诈谄谀来助成祸乱，开创了杀戮的机会。所谓“张守珪因安禄山叛乱”，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宽纵刑罚而违背教化，酿成了祸乱的根源。称作“天下杀”，为什么这样写？因为罪责归于天下，表示众人共同参与杀戮。称作“天子杀”，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死者并非罪有应得，表示众人没有参与杀戮。有的臣子不书“卒”，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以正直终身，所以删去“卒”字以表示贬斥。有的君主不书“葬”，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以正道终身，所以删去“葬”字以表示讥刺。担心人们懈怠，就删去祥瑞的记载，以表示警戒、记载灾异；崇尚德行的必定书写，鄙视尸位素餐的就贬黜尊贵之位，都是为了驱除邪恶、合于正道，使人归向大义。考察事实，设置条例，以显示惩罚和劝勉。唉！宰相在十几年间升降一个人的地位，史官却能在千百年后使一个人显达或沉沦，所以史官和宰相共同掌握着人的生死权。做史官的人，如果不能把直笔的骨头埋在枯坟中，把谄媚的魂魄送入黄泉，却磨笔亵渎文牍，使楼阁里的书帙堆积充满，这难道是国家任用史官的本意吗？我既已为它写了大略的序言，已经交给朋友高锡望传播了。《武皇遗剑录》【孙樵】武皇帝从希夷之间得到一把利剑，携带了六年而四次使用它，功业自然应当光辉灿烂吧！过去北方戎族猖狂，背弃盟约，劫掠城邑，大举出兵侵入，戍守士卒屡屡败逃。武皇赫然发出雷霆般的威势，驱使貔虎般的军队，在边塞平息烽烟，使帝王的儿子回到北方朝廷。这不是武皇第一次使用他的剑吗？叛贼据镇拥兵，在山东索求爵位，劫持众人来成就奸谋，凭借险要抵抗诛讨。王师围攻他，多次交战却没有取胜，军队受挫，将领迟疑，叛贼的势力更加张大，便乘我军失利而起了反叛之心。于是他们劫掠我们的军队，巩固我们的城池。反叛的文书传来后，京师的士卒都惊愕了。百姓歌谣说：“皇上应该赶快把节钺授给他，并且赦免他的罪过，让他守住北门来挫败敌人的谋划。不这样做，他还会向东联合潞州的军队，向北联合戎族的军队，分兵趋向太行山，卷甲而下河东。国家难道能甘心让潞州的盗贼坐大吗？”武皇内心丝毫没有迟疑动摇，立即发出武符，按照这些话把他诛杀。羽檄早晨飞驰，晚上就擒获了并州的顽敌。这不是武皇第二次使用他的剑吗？并州平定后，潞州守军更加顽强。王师宣告疲劳，国库用度告急，内外都叹息，讹言沸腾，流言传到皇上耳中。皇上装作没有听见，诛伐潞州的决心更加坚定，催促进兵的诏令一天比一天严厉。最终能够在山东击败最大的仇敌，在国都门前斩杀叛贼首领。这不是武皇帝第三次使用他的剑吗？佛教徒流传已久，根基盘结，枝蔓滋长，一天天炽盛昌大，蛊惑民心，侵蚀民生，使国力屈竭、财力耗尽，而百姓安然不知。武皇开始商议除掉它时，女子在闺中哭泣，男子在道路上号叫，廷臣在朝廷上争辩，近臣在旁边争论，众人的疑虑胶着牢固，万口一词。武皇丝毫不等待众人消除疑虑，最终下诏给有关官署，驱逐那些僧人，剃去他们的头发，毁掉他们的居所而改作田地。他们的徒众于是衰微，他们的教法仅仅保存，百姓的疾苦因而痊愈，国家的用度有所增加，风雨按时而来，灾异不再发生。这不是武皇帝第四次使用他的剑吗？如今嗣皇帝继承武皇的光辉德业，传承武皇遗留下来的宝剑，理应使剑刃锋利而不让它受挫，使刀口珍贵而不让它蒙泥；又用义磨砺它，用智慧淬炼它，用礼收藏它，用仁包裹它，以信持守它，与天下共同始终。天下真是大幸。《清夜录》【宋代俞文豹】

译庆历年间，华州士人张元屡次参加科举却没有考中，潦倒失意，意气任性而洒脱不羁，具有纵横家的才干。他曾经漫游塞上，观览山川，有经营治理西部边疆的志向。他的《雪诗》说：“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又有《鹰诗》说：“心待搦心中兔，更上白云头上飞。”他想拜见韩、范二位统帅，却以亲自屈身求见为耻，于是把诗刻在石头上，叫人拖到集市上去，任人嘲笑。后来二位统帅召见他，却迟疑而没有任用。不久他已经逃往西夏，和曩霄谋划反抗朝廷，连续交战十多年。俞文豹听说，秦桧执政时，有个士人假借秦桧的书信去拜见扬州太守，太守察觉是伪造的，便拿五百两白银求取原信并押送他回去。那人回到秦桧那里，秦桧接见了他，立即授予官职。有人问其中缘故，秦桧说：“有胆量敢假造秦某的书信，如果不把他用官职束缚住，他就会向北逃奔胡人，向南逃到越地去了。”看秦桧这一举动，比韩、范高明一等。淳祐十二年，朝廷认为京学游士轻佻放纵而品行不纯，全部放逐。听说其中似乎也有一个叫张元的人，心地仁厚，气度深沉宏大。开庆元年，又按照旧例，全部召来参见供职。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科举是用来选取人才的，但豪杰之士不是这两者所能约束的，全在于君主和宰相能否在法度之外罗致他们。《过庭录》【叶适】从前太平时期，三馆每年曝晒书籍，我总是参加其中。凡是世上不流传的书，大多冗杂鄙陋浅薄，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唐末五代的书尤其如此。然而喜好奇书的人，有时得到其中一本，就争着拿来向别人夸耀，不再考察是非，这也是藏书人的一种偏癖。本朝公卿家中收藏的书，只有宋宣献的最精良，也不过二万多卷。大概凡是无用和不足观的书，都不值得收藏。我过去所藏的书，仅仅和宋氏相等；可是宋氏所喜爱、别人没有见过的书，我不能全部得到。从六经、诸史到诸子中优秀的著作，总共有三千多卷。读书本来不能用数量限制；如果以二十年计算，每天读一卷，也可以读完两遍，其余的读一遍也就够了。只有六经不能一天离手。我自从考中进士以后，每到五月以后天气渐热，不能广泛阅读其他书，就每天专门诵读六经一卷，到中秋时读完，称作“夏课”，坚持得非常严格。宣和以后才稍稍废止，但每年也一定读完一遍。每次阅读，不仅常常获得新的领会，过去没有通晓的地方，先前由于一时差错而获得的收获也不少。所以我对于六经似乎还没有读得很粗略。《南史》记载徐盛年过八十，仍然每年把五经读一遍，我大概也不愧为前辈。听说刘原父起初专心从事穷究经学的学习，寝食坐卧，即使拜访宾客，也没有不随身带着六经的；他用蝇头小字抄成一册，放在夹袋里。有人仿效他，后来替人抄书的便把它刻成版印刷，世上流传的“夹袋六经”就是这样来的。如今的人只凭自己的好恶，假如诵读了某一家之说，便自行树立门户，认为自己通晓经书；对内不向自己求索，对外不向古人求索，这怎么可以呢？后生长期习惯于听闻见闻，所以一天比一天趋向浅薄鄙陋。《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六 （明）贺复征编 ○录二 《致身录》【明代史仲彬】

译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冬十一月，史仲彬因为通晓经学，被授任翰林院侍书。此前，洪武二十四年，史仲彬奉诏拘捕贪婪放纵的官吏，入朝拜见高皇帝，分条陈述若干意见，当时这些官吏都交给司法官署论罪处死。高皇帝命他主持户部事务，史仲彬担心钱粮事务重大，叩头坚决推辞。皇帝又询问治理之道，他的回答符合圣意，便在朝廷赐给他酒食，又赐钞四百锭，派驿船送他回去。建文帝即位，过了五月，下诏起用山林中的才德之士，有关官署把姓名上报。恰逢监察御史刘有年上呈《仪礼》十八篇及序文，史仲彬通晓《仪礼》【《仪礼》是史家收藏的书，刘有年早年曾与他讲习，到这时便把它上呈朝廷，皇帝命收藏在秘阁】；皇帝特地下诏，命当地以礼征请他来京。十一月十八日，他入宫拜见皇帝，皇帝命他试作一道关于四书的疑义文章，钦授翰林院侍书【品阶相当于待诏，正九品俸秩】。建文元年春正月，派遣他前往衡山。这是去告祭即位之事。元旦，皇帝接受朝贺完毕，对侍臣说：“朕奉承天地山川的神灵，登上大宝。改元开始之际，将要到五岳神祇那里告祭，应当命儒臣前往。”阁臣拟定史仲彬出使。衡山初六日辞别皇帝，过了三个月回来复命。夏四月，重新制定官制；史仲彬上疏进谏，没有得到答复。朝廷采纳寿州训导刘亨的意见，于是同方孝孺等人商议，大加改定官制。史仲彬上疏，大意以应当安静守法、效法祖制为主。恰好金华人楼琏也上疏，引用孟子和庄子关于孝道的话。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示：“这与昨天史仲彬的奏疏意思相同，这正是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六卿果真可以比五府低下吗？祭酒果真可以排在太仆之下吗？假使皇祖还在，一定会认为重新制定官制是对的。群臣不要再说了。” 秋七月，朝廷斥责监察御史尹昌隆为奸党；尹昌隆于是推荐魏国公徐辉祖，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燕藩已经起兵两个月了。尹昌隆亲手上疏并当面奏报，劝皇帝让出帝位。守卫藩王的朝廷大臣都惊愕不已。史仲彬手执笏板向他挥斥说：“天下是太祖的天下，不是皇上可以私自授予别人的。一人违抗命令，就把天下都举而授给他；明知这是错误还去效法，又能怎么办呢？”选拔将领、招募士兵，是今天的紧急事务。我私下看魏国公徐辉祖，天性忠义，智勇超过常人，可以担当一面，燕王是可以平定的。尹昌隆狂妄的言论迷惑天下，请赶快加以诛杀。”皇帝说：“臣子的义理，应当以仲彬为正。昌隆一向有敢于直言的气概，不要治他的罪。” 建文二年春三月，史仲彬上疏请求均平江浙的赋役，皇帝采纳了。当时建文帝正在改革制度，史仲彬于是上疏说：“国家有正常的贡赋，赋税劳役不均，不是治国之道。浙江本来赋税很重，而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又因为把沈万三【松江】、史有为【嘉兴】、黄旭【苏州】、纪定【湖州】的户籍计入其中，按照他们的租额起征税赋；这只是用来约束一时的顽民，怎么能把它作为固定的制度？请求全部减免，以解除百姓的困苦。臣私下考察各地起科，每亩不过一斗，即使江南土地肥沃，又怎么能加倍征收？可是有的地方竟重到一石有余。臣往年曾当面奏告先帝，赋税征收太重，蒙受圣旨嘉奖慰劳；只是因为臣本是苏州人，而史有为又是臣的族亲，恐怕被认为有私心，所以不敢把话全部说尽。幸好皇上圣明，每件事都从宽处理，臣才敢竭尽愚忠，恭候皇上采纳取舍。”奏疏上呈后，皇帝下诏准许。苏州、松江按照各地起科的标准办理，苏州、松江人仍然主管户部。夏五月，改任史仲彬为徐王府宾辅，仍兼任原职【品阶相当于长史之下，正六品俸秩】。当时三位藩王还没有前往封国，长史以下的官员都在内阁值宿，参与商议事务，多受到皇帝亲近宠幸，所以到壬午年削除他们的名籍时几乎全部被牵连。建文三年春正月，工部右侍郎严震直兼任督运军粮，前往山东。闰三月，史仲彬回来复命。转运军粮已经专门交给严震直负责。史仲彬作为副职，负责侦察敌情虚实以及将士强弱，秘密侦察后上报。闰三月十八日，他回朝在文华殿拜见皇帝。奏报说，夹河之战不是将领作战的罪过；盛庸智谋深沉、勇敢沉着，是当今将略第一的人才。至于庄得、张能、楚智平，以及斩将夺旗、奋力战斗而死的人，应当赶快加以抚恤，以作鼓励。燕王用兵变化莫测，凭借强力和勇壮，亲自冲掠我军阵地。幸亏盛庸结阵非常坚固，屹然不可动摇。燕王又单骑逼近营垒，过了一夜后吹角穿营而去，大概是依仗皇帝不得杀害叔父的诏谕。军中众人都说皇上失之于过分仁慈。皇帝说：“怎么办呢？既然已经有了这道命令，就不能反悔。”沉默了很久。史仲彬又奏报十二条机密事项。皇帝斥责左右说：“不要泄露。”于是诵读“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使事情失败”几句话，叩头退下。冬十一月，史仲彬因请求省亲还乡，皇帝随即赐给他敕命。自从转运军粮回来，他四次请求休假，都没有得到允许。到这时才获准请假，恰逢皇帝最小的儿子在十三日出生。查得京官任职满三年的共有五百一十二人。皇帝亲自撰写诏词，史仲彬比其他人提前两日考核期满。皇帝敕令说：“国家设置官职，文武各有区别；朝廷内外分属不同部门，品级功绩各有职掌，本来很难兼任。你徐王府宾辅、兼翰林院侍书史仲彬，以通晓经学起家，发誓竭尽忠诚报效国家，有时校书，有时转运军粮，有时秘密上疏，有时当面陈奏，文才兼备武略，足以隆重辅佐藩王并使皇帝的事业同样茂盛。你接受德行启发和辅弼，实际功用宏多。你的承德郎妻子沈氏封为安人；追溯她的来由，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来就是一致的道理。你的父亲居仁随从你的品阶，你的母亲黄氏随从你妻子的品阶。准假回家，以表达对父母深恩的宠赐，如今已经延展施行。国家多事，你不要忘记这一点。”特命于十八日奉旨发往中书科誊写，和其他人一起于二十一日辞朝，限三个月以内回到京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十二人〕 建文四年三月，史仲彬入京拜见皇帝。口头授任翰林院侍读。当时北方军队日益逼近，诏令勤王的军队分道四出，于是史仲彬按照期限单骑入京，告诫他的儿子说：“你父亲的官位虽然卑微，却蒙受朝廷恩宠；遇到事变便躲避，不是我的愿望。万一发生灾难，你要遵守先帝关于孝悌和努力耕作的训谕，以此成全家庭、保全自身，不要为我担忧。” 夏六月庚申，朝廷商议避难，史仲彬请求采取方孝孺坚守京城的策略。

译燕王渡过长江，李景隆前往许诺割让土地，燕王不答应，李景隆回来报告。皇帝惊愕无措，群臣痛哭。茹瑺等人请求皇帝到湘湖，王韦等人请求皇帝到江浙。方孝孺认为应当坚守京城，等待四方援军。众议喧哗，不能决定，只有史仲彬认为方孝孺的话是对的。楼琏也说：“拼死效命而不离开，才是正道。”皇帝略微点头，众议于是确定。燕军逼近金川门，监察御史魏冕和史仲彬请求诛杀徐增寿，皇帝采纳了。此前，燕军将要逼近城下时，左都督徐增寿谋划投降，魏冕在朝廷上殴打他。到这时，他在左顺门对同僚说：“皇上一定要被反绑双手出城投降，才可以。”魏冕和史仲彬急忙请求加以诛杀。皇帝非常愤怒，走下殿亲手杀了他。又请求诛杀李景隆，皇帝亲自下诏召来使者；使者还没有到，金川门已经被献出去了。大内起火，皇帝从鬼门逃出，随从有二十二人。当时是六月十三日未时。皇帝知道金川门失守，长叹着向东向西奔走，想要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逃。”少监王钺跪下进言：“从前高帝升遐时，留下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时应当打开’，谨慎地收藏在奉先殿左边。”群臣一起说应赶快把它取出来。不一会儿，抬来一个红色箱子，四面都封固，用两把铁锁锁住，又灌注了铁。皇帝见到后极为悲痛，急忙命人举火烧毁箱子。程济打碎箱子，得到三张度牒，姓名分别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帽子、鞋子、剃刀都已备齐，还有白银十锭。箱子中写着朱字：“应文从鬼门出去，其余人从水关御沟走。”黄昏时在神乐观西房会合。皇帝说：“这是命数。”程济立即为皇帝祝发。吴王府教授杨应能也愿意祝发，跟随皇帝逃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我的名字中有‘贤’字，自然就是应贤，也祝发。”各自换了衣服，准备前往。殿中有五六十人，痛哭倒地，都发誓跟随逃亡。皇帝说：“人多了就不可能没有生死得失的不同；担任职事、留下姓名的人势必会被追究；有些人的妻儿还在任职之处，心里必然牵挂。你们应各自随意决定。”监察御史曾凤韶说：“我刚才已经决定以死报答陛下。” 皇帝挥手让群臣极度悲痛地退下。共有九人跟随皇帝到鬼门。牛景先用铁棒打开鬼门，门似乎没有用力便自行瓦解。出了鬼门，有一只船靠岸等待。十个人上船，船夫叩头。皇帝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回答：“臣是神乐观的道士，就是从前皇上赐名王升的人。昨天夜里梦见太祖高皇帝穿着红衣，面向南方，坐在奉天殿门前，命令两个校尉把我捆来审问说：‘你是六品提点，为什么到这里来？’臣叩头谢罪，说不知道。太祖说：‘明日午时，可以在后湖把大船停在鬼门外等候，你负责周旋，不要泄露。将来的福祸还不能确定，否则难逃阴间的惩罚。’臣因此知道陛下要到来了。”当晚在观中休息，慢慢商议去留。船停在太平堤旁。王升起身在前面引路，间或步行，到了道观时已经黄昏。不久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也来到，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阳人；刑部侍郎金焦，贵池人；翰林编修赵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艮，祥符人；四川参政蔡运，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监察御史叶希贤，松阳人。程济，绩溪人。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都是定海人。宋和，临川人。郭节，连州人。刑部司务冯■〈氵隺〉，黄岩人。所镇抚牛景先，沅人。王资。杨应能、刘伸都是杞县人；翰林院待诏郑洽，浦江人；钦天监正王之臣，襄阳人；太监周恕、何洲以及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吴江人。皇帝说：“今后只以师徒相称，不必拘泥礼数。”群臣哭泣着答应。廖平说：“诸位愿意跟随固然很好，但同行的人不必太多，也不宜太多靠近皇上。其中没有家室拖累、并且有力气足以护卫的人，最多不超过五人；其余人远远地作为援助更方便。”道士说：“这样很好。”于是大家围坐在地上，享用道士准备的夜餐，商定左右不离皇帝的三人：比丘杨应能、叶希贤，道士程济。往来道路上，负责供应衣食的有六人：冯■〈氵隺〉，有时称塞马先生，有时称冯翁，有时称马公，有时称马二子；郭节，有时称雪庵，后来称雪和尚；宋和，有时称云门僧，有时称会稽主人，有时称槎主。赵天泰，恰好穿着葛布衣服，称作衣葛翁，有时称天肖子；王之臣，家世以补锅为业，想以此谋生，号称老补锅；牛景先，称东湖樵，有时称东湖主人。道士说：“我如今要前往滇南，依靠西平侯。”史仲彬说：“大户人家势力强盛，耳目众多，何况新皇帝恐怕不会释然，怎么能不被告发？不如往来于名胜之间，东西南北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家。弟子中有家中供给充足、足以准备一夜食宿的，就在这里暂住，有什么不可以？”道士说：“这样很好。”于是又列出七家：廖平、王艮、郑洽、郭节、王资、史仲彬、梁良玉。道士说：“这些地方可以暂住，不可久留。何况郊坛所在之处，明天早晨一定要出发，将要到哪里去呢？”众人打算去浦江，郑洽也说：“那里族人具备忠孝，可以居住。”到了半夜，道士脚骨患病，估计不能行走。天刚蒙蒙亮，牛景先和史仲彬步行到中河桥边，商量用什么载运。恰好有一只小船驶来，听声音像是我们的同乡，急忙敲船询问，原来是史仲彬家派来探查他的吉凶的。史仲彬和牛景先高兴至极，赶忙迎接道士，送到史仲彬家。众人听说后，又喜又悲；同船八人：程济、叶希贤、杨应能、牛景先、冯■〈氵隺〉、宋和等，其他人都分散逃走，约定月底再见。取道溧阳，投奔叔父松隐的住处；没有被接纳八天，才到达吴江的黄溪，把道士安置在居所西边，称作清远轩。众人出来拜见道士，道士也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改题为水月观，道士亲自书写篆字匾额。过了三天，众弟子到史仲彬家聚会五天，道士命令他们回去省亲。八月十五日，敕令道士逃离；新皇帝追夺史仲彬的官职。

译新皇帝即位第九天，把在任而逃走的诸臣登记在册，共四百六十三人，当天削除他们的名籍。诫令一直到八月，命礼部向各州县发文，追缴革除他们的诰命敕书。到这时，苏州府派吴江县丞巩到史仲彬家追夺诰敕，并且说：“听说建文帝在你家。”史仲彬说：“没有。”巩略微一笑便离去。第二天早晨，道士和两位比丘、一名道人进入云南，其余人都像星星一样四散逃走。约定第二年三月在襄阳廖平家会合。癸未年正月，史仲彬前往襄阳。正月二十日，到达襄阳。这次出行，三月初三到达廖平家，牛景先已经先到了。过了六天，冯■〈氵隺〉从云南来，四人相对大为悲痛。冯■〈氵隺〉告诉他们，道士此前留在云南永嘉寺，十分安稳；明年将游天台，今年不必来往奔波。又住了十天左右，众弟子都来会合，只有梁良玉已经去世。月底向东回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甲申年八月，大师和杨应能、程济、叶希贤三人来到史仲彬家。此前七月，牛景先来告诉史仲彬：“道士将要到了。”到八月初九日，天将黑时，一个僧人突然来到忠孝堂，史仲彬和家人出来拜见完毕，把他请到重庆堂，已经点起了灯。杨应能、程济、叶希贤也到了，酒喝到一半，道士说：“我明天就该走了。”史仲彬惊恐地说：“弟子打扫门户等待您已经很久了，即使有不够恭敬之处，也请师父原谅本意。”想挽留道士几个月，却又对明晨将要发生的事无可奈何。道士哭着说：“他们正在寻找我并谋害我。昨天在四安道上，看见有车盖的人来到，瞪眼看我；这是我过去曾见过并认为善良的人，他一定会有所奏报。东南逃亡的臣子，屈指数来你排在前面；我离开正是为你考虑。”两人相对痛哭了很久，又说：“这里靠近宫阙，不方便。”史仲彬说：“也不妨碍。”看见道士衣服鞋子破旧得很，便坚决挽留三天，命家人制衣。道士穿用绵绸，大小共十六件；杨应能、程济、叶希贤都穿绵布，大小共三十六件；又给白银十两作为路资。十三日清晨，史仲彬随道士前往两浙，计划游览杭州二十三日，游览天台、雁宕三十九日。途中会合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他们也来到石梁之间，并说各位朋友都约定在此相会；然而最终一个也没有见到。当时天气已经寒冷，道士想返回云南，便坚决拒绝众人，独自离去。丁亥年春三月，史仲彬和何洲一起前往云南拜见道士。正月中旬，派童仆到海州，请何洲一同前往云南。三月底才到达，停留五天。史仲彬带着一个童仆，三人都装扮成道人出行。二月到达连州，拜访郭节，恰好已故翰林检讨程亨也在那里，众人相互抱持痛哭。过了一会儿，程亨说：“道士近来在重庆府大竹善庆里，有个叫杜景贤的人筑屋与他同住，我们四人一起去拜访他。”停留两天，便出发到所谓善庆里，道士和杜景贤都不在那里。当时朝廷秘密而严密地侦查道士，胡濙、郑和多次往来云贵之间。史仲彬等人夜里一起住宿，白天分头行动，一起在市中乞讨了十六天。一天，史仲彬在寺舍旁暂时休息，比丘程济睡醒后看着他说：“你在这里吗？”史仲彬起身拍手说：“是我。”急忙询问道士，程济说：“他已经在白龙山深处结庵了，离这里不远。”两人泪如雨下，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傍晚，和众人一起前往。程济说这是七月十八日。月光明亮，山坡上下曲折延绵，大约走了十八九里，庵便在那里。天色已经微微发亮，开门出来的是杨应能。众人随即到道士榻前拜见，道士面色憔悴，形容枯槁；大概夏天患了痢疾，又因为戒严，不能时时出山寻找饮食，所以狼狈到了这种地步。面对面痛哭，随即问道：“你们带了地方特产来给我尝尝吗？”众人各自献上礼物，只有史仲彬带着童仆，所献的东西特别丰厚；因为他当年任职宫禁附近，知道道士喜欢什么，有金华火肉、淡菜、金山鱼脍、笋鲞、鹅豆肉松六样。道士见了非常高兴，立即命人把火肉煮熟，打开床头的酒樽，一边吃一边说：“我已经三年没有尝到这个了，本来以为在史仲彬家吃过以后就没有了。”第二天，道士带领众人从山中由近及远地游览，天天以此为常。刚过一个月，郭节和程济因事请求离去，史仲彬也请求离去。道士说：“你们远道而来，本来应当多留几日。顺便问一下，你的儿子多大了？”史仲彬说：“十六岁了。”道士问：“能办事吗？”回答：“还在学堂读书。”道士问：“想做官吗？”回答：“绝对不敢。”众人相互叹息了很久。此后多次请求离去，又多次被挽留，最终一直留到第二年春三月。出发那天，道士痛哭失声，嘱咐说：“今后不要再来了。道路阻塞遥远，是一道难关；渡口盘问，是第二道难关，何况我安居于此，你们不必担忧。”史仲彬等人叩头接受命令，出发而去。庚子年秋八月，史仲彬前往云南。自从南游以后，曾经有人以奸党罪名告发史仲彬；虽然得到上官宽宥，心里常常惴惴不安。十多年间，没有一天不思念滇南，始终不能前往。临行时，道士还嘱咐说，恐怕彼此都会遭遇灾祸。到这时，革除之禁稍稍宽松，便决定中秋带一个仆人前往。刚到南康蔡运家，后来到襄阳廖平、王之臣家，又到连州郭节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于是到了云南，沿着白龙山庵的旧路走去，却完全看不见原来的庵。山旁有一户民居，询问老妇，她说：“先前上司官员来过，已经把它毁掉了。”又问僧人们，回答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史仲彬暗中流泪说：“我跋涉万里而来，只要能见师父一面，即使师父已经去世，也可以闭眼；否则只要得到一点音信，回家也就安心了。”凡是遇到寺院，没有不进去拜祷的。他游历了几个郡，差不多两个多月。一天在鹤庆，忽然有一个比丘指着他说：“你是在寻找师父吗？”史仲彬惊愕不已。比丘说：“你竟然忘了我吗？”史仲彬说：“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比丘说：“就是文大师。”史仲彬急忙问道士在哪里，比丘说：“在这里。”便跟着他走，三天后到达道士住处。道士独自端坐在一间屋里，见到史仲彬非常高兴。庵在平阳，前后密林树木绵延数里以上，是浪穹管辖的地方；此前由叶希贤募资修建，刚刚落成，两人却已经去世了。庵的东边就是为他们埋葬的地方。于是道士命人把史仲彬带来的礼物全部拿来祭奠，叫童仆买酒，当晚尽情欢乐。此前的悲伤容色和愁苦气息，几乎都消散了。只是谈到杨应能、叶希贤时，仍然叹息了很久；又留恋了一个多月，才让史仲彬回去。甲辰年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史仲彬前往云南。

译八月十三日，从家中起程。九月二十二日，进入湖广境内，投宿旅店。店主人说：“里面有两位道人，可以和你一起走。”史仲彬进去，看见一个道人在床上鼾声大作，仔细一看，原来是道士。等他醒来，道士高兴地说：“你这次来做什么？”史仲彬说：“来拜访师父。”史仲彬问：“师父想去哪里？”道士说：“来拜访你。”两人谈到榆木川，都面露喜色。史仲彬询问道路和近来的起居情况，道士回答：“近来饮食有力，精神比平常好一倍。明天就一起下江南，走陆路。”十一月才回到家。到家的那天，在重庆堂道士的座位前摆设酒食，程济坐东边，史仲彬坐西边。有个从叔祖名叫宏，是嘉兴县史家村人。他径直走入堂上，史仲彬不得已也让他坐下。宏问道士从哪里来，史仲彬还没来得及回答，宏就起身快步走出，招呼史仲彬说：“这就是建文皇帝。”史仲彬说：“不是。”宏说：“我曾在东宫见过他。当我家被籍没时，如果不是他，我就没有活路了；他是救我性命的恩主。”史仲彬不得已把实情告诉他。宏立即在堂下叩头，流着泪询问道士过去的情况。道士说：“多亏这几个跟随我逃亡的人，给我衣服，给我食物，在平安和险难之间周旋了二十年，始终战战兢兢。” 又大哭了一场，哭完后慢慢说：“如今想来，可以在这里终老了。”宏问：“师父如今想去哪里？”道士说：“想游览天台的各处胜景。”宏说：“我应当准备一天的粮食，随师父同行。”住了几天，道士临行告诫史仲彬说：“有叔祖在你这里，你不要前往。”不久，宏跟随道士离去。离去后，第二年三月又回来，打算到祥符渡江。史仲彬送他到江边，恰好听到洪熙升遐的消息，道士回头说：“我的心已经放下了。今后你们可以来往，想来关津不会像过去那样有意为难我了。”他又喜又悲，只让程济跟着史仲彬等人观看渡江，便返回了。这就是先君侍奉皇帝的始末。先君性情忠孝，连一顿饭也不敢忘记君主。跟随皇帝逃亡这一节，因为仇家诉讼而被控告共十七次，最终也因此死去。先君始终不曾后悔。临死前一天，我这个不肖子弟到狱中看望他，先君说：“我就要死了，不指望你从远方赶来，只希望你能谨慎地侍奉我吃一顿饭、周济我，让我死也瞑目。”《致身录》共十八条，保存下来以记载一生的大概，但不要给别人看。告诫儿子和孙子，不要轻易示人。即使当今皇帝宽仁长厚，这件事的后果也无法预知，恐怕会有诛灭全族的灾祸。子孙中有谈及此事的，按不孝论处。当时是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过了三天，先君最终去世。第二年，我这个不肖子弟到按察使台诉说冤屈，把仇家置于死地。但先君所牵挂的道士，此后完全没有音信。到宣德九年甲寅五月，我的儿媳难产，病了四天，家人惊惶失措。恰好老仆秘密说前任道人在外面，晟急忙把他迎进来，才叩头在地，耳边就隐约听见已经生下男孩了。道士悲伤于先君去世，随即又为生男孩而高兴，命名为文随。转念又说：“我叫文，却没有善终，难道不会令人怀疑吗？”恰好桌上有一部《宋史》，便改名为鉴。道士精通禄命之学，详细考察鉴的子平命理，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显贵。” 晟说：“不求显贵，能够识字并成家就足够了。”道士说：“即使不显贵，也应当凭文章闻名于世。”停留五天，晟准备了十件衣服和路粮，准备游历会稽。程济跟随他，至今已经十一年，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是正统戊午年五月十五日，不肖子晟谨慎记载。《秘录》【李梦阳】

译起初，当今皇帝即位，东宫旧日的宦官们天天引导皇帝玩狗马、鹰兔，观赏歌舞和角抵，逐渐荒废万机政务，不再亲自处理时事，被称作“八虎”。而段敏、黄伟虽然也是旧日宦官，却因为端正谨慎而被斥退，不受信用。恰逢段敏因获罪而免死，于是户部尚书韩文每次退朝后，面对属官说话，常常流下几行眼泪，因为宦官的缘故。郎中李梦阳间或劝他说：“您是大臣，按义理应当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只是哭泣有什么用？”韩公说：“那怎么办？”李梦阳说：“近来谏臣有奏章送入，交给内阁，论列这些宦官的罪行，已经压在内阁中了。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听说他们持守谏官奏章非常坚决。您如果真能趁此时机率领诸位大臣拼死力争，阁老也会因为诸位大臣争辩而坚持，改变宦官的处置就容易找到理由，事情或许能够办成。”韩公于是捋着胡须、挺起肩膀，毅然改变态度说：“好！即使事情不能成功，我的年纪也足以死了；不死不足以报效国家。”第二天早朝，韩公秘密叩见三位阁老，三位阁老答应了他，并且倡议诸位大臣共同上疏，诸位大臣也没有不踊跃而高兴的。韩公于是大喜，退朝后召见李梦阳，让他起草奏疏。草稿写好后，韩公读了读，删减其中文字说：“这样写不行，写得太文饰，皇上不会省察；也不能写得太多，他不会读完。” 王岳也是东宫的宦官，性情刚强严厉而不阿谀，也很厌恶那些宦官同伴。起初，内阁商议扣住谏官奏章、不把它交给宦官时，宦官们已经窘迫地相对哭泣。恰好诸位大臣的奏疏又送入，于是皇帝派司礼监宦官八人一同到内阁商议。一天之内派去了三批人，内阁最终仍不肯交下奏章；王岳是八人中的一员，却独自说：“内阁的意见是对的。”第二天，忽然有诏旨召见诸位大臣，诸位大臣人人都感到惴惴不安。进入左掖后，吏部尚书许进首先责怪韩公说：“您的奏疏说了什么？”韩公于是故意拖着鞋，慢慢前行，同时让吏部侍郎王鏊快步到内阁探听动静。阁老刘健对王鏊说：“事情已经有七八分成功了，各位只管坚持，不要轻易交下。”到了左顺门，宦官首领李荣手里拿着诸位大臣的奏疏，说：“皇上有旨询问诸位先生。”诸位先生说得很对，都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只是奴才们侍奉皇上很久，不忍心立即依法处置他们，请皇上暂且宽缓，由皇上亲自裁决。众人震恐，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回答。李荣当面对韩公说：“这件事本来是您发起的，您怎么说？”韩公说：“如今海内百姓贫困，盗贼兴起，水灾旱灾频繁发生，天变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这些充任卿佐的大臣，没有什么可以匡救国家的，而皇上刚刚即位，就荒废万机政务，游宴没有节制，亲近隐藏在身边的群小，我们怎么能不说话？” 韩公的话虽然正直，但气势不强，又很少说到要害。于是李荣讥笑着说：“奏疏已经完备了，皇上并不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势，只是想宽容处理罢了。”众人听了，便懵然退下。大概这一天，宦官们窘迫，已经自行请求安置到南京，而内阁议论仍坚持不答应，众公卿于是竟这样退下了。只有王鏊仍像先前一样对李荣说：“假如皇上不处置他们，怎么办？”李荣说：“难道我的脖子上裹着铁吗？竟敢坏了国事。”李荣进去后，事变就发生了。当夜立即召刘瑾入司礼监，并逮捕王岳、范荣，下诏把他们放逐到南京。不久又在途中杀了这两个人。后来又接连斥退刘健、谢迁两位老臣，却唯独恳切挽留李荣；而韩公等人纷纷争辩，最终全都辞官散去。事变的起因，大概没人能够详细说明。但李荣说：“各位大臣退下以后，刘瑾一伙人围绕在皇上面前，跪伏哭泣，头撞地说：‘若不是皇上的恩德，奴才们早已被肢解后喂狗了。’皇上因此受到触动，而刘瑾等人便进言说：‘要害奴才们的人，是王岳。’皇上问：‘为什么？’他们说：‘王岳以前掌管东厂。’他们又对谏官说：‘先生有所言，只管说；可是内阁议论的时候，王岳又独自赞成内阁的议论，这究竟是什么心情呢？’皇上所喜爱的狗马鹰兔，王岳曾经买来进献过吗？” 皇上心里是明白的。如今却只责怪我们这些奴才。随后他们又更加伏地痛哭。皇上于是发怒，收捕了王岳。刘瑾又说：“至于狗马鹰兔，这对万机政务有什么损害？如今左班官员竟敢喧哗而毫无顾忌，是因为司礼监没有人掌管。只要有我们在，一切听凭皇上所欲，别人就不敢说话了。”皇上于是召刘瑾进入司礼监。这种说法也比较接近事实，只是其中的内情难以尽数说出罢了。又听说内阁议论时，李健曾推开案几哭泣，谢迁也喋喋不休地责骂，只有李荣没有开口，因此得以恳切请求皇上留下他。《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七 （明）贺复征编 ○录三 《四经序录》【元吴澄】

译《易》：伏羲的《易》，当初在皇羲时代，伏羲开始画出八卦，因而把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在那个时候，《易》只有卦图而没有文字。后来圣人依循它，作了《连山》《归藏》和《周易》。虽然三者都以伏羲的卦图为根本，但取用的方法大概各不相同。三种《易》中已有两种亡佚，只有《周易》保存下来。世上的儒者诵读学习，只知道有《周易》而已。伏羲的卦图，很少有人传授，后来流落到方术之士手中。虽然其中的道理完整地见于孔夫子的《系辞》《说卦》，但读者却没有察觉。到了宋代，邵子才得到它并加以阐发，于是人们才知道还有伏羲的《易》，学习《易》的人也不再把一切都说成始于文王、周公。现在对于《易》这部经，首先揭出这幅卦图，放在经书开头，作为伏羲的《易》，然后再接列三种《易》。这是想使学习者知道《易》的本源，不至于只追逐末流而昧于它的由来罢了。《连山》是夏代的《易》。《周礼》说太卜掌管三种《易》：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它们的经卦都为八个，分别都为六十四卦。有人说神农作《连山》，夏代沿用它，因为它以艮卦为首，所以叫《连山》，现在已经亡佚。《归藏》是商代的《易》。孔子说：‘我想考察殷代的政道，所以到宋国去，却没有得到足以考证的资料。’ 我只得到了坤、乾两卦。”解释的人把坤、乾说成《归藏》；有人说黄帝作《归藏》，商代沿用它，因为它以坤卦为首，所以叫《归藏》，现在已经亡佚。《周易》分为上下经两篇，是文王、周公所作。《彖传》《象传》《系辞传》上下篇、《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是孔夫子所作。秦代焚书，《周易》因为用于占筮而独得保存。汉代《艺文志》记载《易》十二篇，大概就是经二篇、传十篇。魏晋以来，儒者把《彖》《象》《文言》分列到经文之中，这样的《易》就不是古本了。注疏和传诵之本又草率从事，一直沿袭到现在。宋代东莱先生吕氏才开始考订它，使之恢复旧貌，朱子也沿用了这种做法。只是其中文字的缺漏、衍文和讹误，还没有全部订正。所以现在重新加以修订，比旧本精密完善得多。虽然对于经书的大义不能有所增减，但对于辅翼、保存遗经，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书》有二十八篇，是汉代伏生口授的，所谓今文《尚书》。伏生原来是秦代博士，秦焚书时，他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兴起而流亡，汉朝安定后，伏生寻找这些书，已经亡失数十篇，只剩下二十八篇，于是在齐、鲁之间传授。孝文帝时寻求能够研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想召见伏生，但他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前来。孝文帝下诏让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受学。伏生年老，言语难以听懂，就让他的女儿传达其话来教晁错。齐地的方言与颍川不同，晁错大约有十二三处听不懂，只能按照他的意思连缀读下去。这二十八篇，就是伏生口授、晁错按照意思连读的书。它的文字缺漏、讹误和倒置本来就很多，但并不妨碍它作为古书。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研治的不过就是这些。当时认为二十八篇正好对应二十八宿，却不知道二十八篇之外还另有《尚书》。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增补出伏生《尚书》二十五篇，称为孔氏壁中所得的古文。郑冲传给苏愉，苏愉传给梁柳，梁柳的内兄皇甫谧从梁柳那里得到它，再传给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梅赜于是把这部书献上朝廷。现在考察传记所引用的古书，凡在这二十五篇中的，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预等人都指称为逸书，可见汉、魏、晋初的诸儒都没有见过它。因此现在特意把伏氏二十八篇依旧编出，作为汉儒所传、确实可信的书；而晋代晚出的书另列在后面，留待后来的君子选择。《书》二十五篇，是晋代梅赜所献上的，所谓古文《尚书》。《尚书》为什么有今文、古文的区别？晁错从伏生那里接受的《尚书》，用隶书抄写；隶书是当时通行的字体，所以叫今文。鲁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得到墙壁中所藏的书，都是科斗文。科斗文是仓颉创制的字体，所以叫古文。然而孔壁中真正的古文《尚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张霸伪造《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题名为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所谓二十九篇，就是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加上汉武帝时增出的伪《泰誓》一篇。所谓古经十六卷，就是张霸伪造的古文《尚书》二十四篇。汉代儒者所研治的，不过是伏生书和伪《泰誓》，总共二十九篇罢了。张霸伪造的古文书虽然存在，但文辞义理鄙陋，不能取得世人的重视，不过是用来推行他的欺诈。等到梅赜的二十五篇书出现后，凡是传记所引用、注家指为逸书的文句，都被收拾得一无遗漏。这些书既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而且文辞大多合乎义理，与张霸的伪书相差悬殊。后来把伏氏二十八篇析分为三十三篇，又杂入新出现的书，合计五十八篇，再加《书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其中有孔安国的传和序，世人于是就把它当成真正藏在孔壁中的书。唐初诸儒又为它作疏义，从此以后，汉代大小夏侯氏、欧阳氏所传的《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废弃不再流行，唯独孔氏传五十八篇在世上单独流行。伏氏之书既然与梅赜增补的书混在一起，谁还能分辨呢？我曾私下读过它，伏氏之书虽然难以全部读懂，但辞义古奥，毫无疑问是上古之书。梅赜增补的二十五篇，体制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虽说没有一个字毫无根据，却平缓卑弱，很不像西汉以前的文章。流传千年的古书，到了最晚才出现，而字形几乎没有脱误，文势几乎没有龃龉，难道不是非常可疑吗？吴氏说：‘增补的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之书那样曲折聱牙。’四代的书，作者并不相同，竟至于由两个人的手笔确定为两种文体，这也实在难以说清。朱子说：‘《尚书》中凡是容易读的，都是古文；难道数百年藏在墙中的东西，竟能一个字也没有讹误损坏吗？’

译朱子又说：‘伏生所传的全都难读，难道伏生只记得那些难读的，而容易读的反而全都记不下来吗？’又说：‘孔氏古文《尚书》直到东晋才出现，在此以前的诸儒都没有见过，实在太可疑了。’又说：‘《书序》在伏生时代还没有，它的文辞很弱，也不是西汉人的文字，只像东汉末年人的文章。’又说：‘各篇小序决不是孔门旧本，孔安国的序也不是西汉文章。’又说：‘西汉文字厚重，如今《书序》大序的格调气势却极为轻薄。’又说：‘孔安国《尚书传》是魏晋间人所作，只是假托孔安国之名。’又说：‘孔传和序都不像西京文字，气象与《孔丛子》相同，是同一人伪造的书；大概它的言语多彼此相应，训诂也多出于《小尔雅》。’既然吴氏、朱子有如此多的疑问，我吴澄怎么敢强行排除这些疑问，断然不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书呢？是非之心不能因此昏昧。所以现在把这二十五篇单独编成卷帙，以区别于伏氏之书；各篇小序原来分别列在篇首的，重新合为一篇，放在后面，孔氏的序也一并附上，同时说明其中可疑之处。这并不是吴澄自己的臆说，而是听自前代儒者的说法。《诗》分为《风》《雅》《颂》，共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古代的乐章。其中六篇没有文字，是笙诗，旧时大概有谱来记录它的音节，现在已经亡佚。其余三百零五篇是歌诗。音乐以八种乐器、八种声音为贵，所以音乐有歌，歌有歌词。乡里的音乐所唱的叫《风》，这些诗是国中男女表达情思的言辞，是人心自然流露的音乐，所以先王采集它们收入乐章，用弦乐和歌唱来演奏。朝廷的音乐所唱的叫《雅》，宗庙的音乐所唱的叫《颂》，分别用于宴饮、朝会和祭祀，是因为音乐施用于这些事情，于是就根据这些事情作成相应的歌词。这样说来，《风》是因诗而成为音乐，《雅》《颂》是因音乐而成为诗；诗在音乐之前还是之后虽不相同，但作为歌辞却是一回事。经书遭遇秦火，音乐亡失而《诗》保存下来。汉代儒者用义理解释《诗》，既不知道诗本来是乐章，那么他们所说的义理，又哪里能够了解诗人用辞的本意呢？自汉代以来，解释《三百篇》义理的人，都以《诗序》为根本。《诗序》不知道始于什么人，后来儒者又加以增益。郑氏说，《诗序》原来单独编成一部书，毛公才把它分置在各篇开头。它起初单独编成一部书时，《诗》是《诗》，《序》是《序》，《序》中不属于经书本旨的地方，学者还可以考察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三百五篇〕 等到把它分置在各篇开头后，读者还没有读经文，先读了《诗序》；《序》仿佛成了诗人命定的题旨，诗文反倒像是依照《序》写成的。于是读者必定要到《序》中寻找诗意，又有谁敢到《序》之外去寻找诗意呢？宋代儒者已有不少人察觉到它的错误，却不能把它删去。直到朱子才严厉斥责它的过失并将其删去，这才足以彻底洗除千年来的谬误。我曾因此舍弃《序》而读《诗》，即使不烦劳训诂，诗意也自然明白。我又曾勉强把诗解释得与《序》相合，虽然曲意附会、巧作解释，但诗义反而更加晦暗。由此可见，《序》对于《诗》的害处很大，而朱子对于《诗》的功劳尤其巨大。现在依照朱子所确定的做法，删去各篇的《序》，使它不混乱《诗》的正文，让学习者能够根据诗本身求取诗意，不被《序》的说法迷惑。至于诗篇的次序，其中有《文王》的二《南》却夹杂着平王以后之诗，有《成王》的《雅》《颂》却也有康王以后之诗。变《雅》中有些篇章或许近似正《雅》的文辞，但现在既然无法考证，我不敢擅自纷纷改动。至于变《风》虽然收入乐歌，却未必都曾实际使用；变《雅》有时仿拟乐辞，却未必都是为音乐而作。它们与《风》《雅》合编，大概只是因为类别相近而附载于此。《商颂》是商代的诗，《七月》是夏代的诗，都是不同朝代的辞章，所以放在《颂》《诗》《风》诸诗的末尾。《鲁颂》是鲁国臣子作成乐歌来颂扬国君的，不能称为《风》，所以归入《颂》。《周公居东》时的诗，不是仿照朝廷乐歌而作，不能称为《雅》，所以附在《豳风》之中。《春秋》经有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文字不同。过去朱子在临漳郡刻印《易》《书》《诗》《春秋》，《春秋》一经只采用左氏经文，并说《公羊》《谷梁》两经与它不同的地方，大多是人名、地名的差异，并不关系大义，所以不能全部列出。吴澄私下认为，三传的得失，前代儒者已经说过：记载史事，左氏比公羊、谷梁详细；解释经文，公羊、谷梁比左氏精密。想来左氏一定有依据的史书，而公羊、谷梁多是传闻之辞。何况人名、地名的差异，有的可能是由于语音、字形讹误造成的，这一类应当一概依从左氏。然而如果有些地方从音读和义理上都清楚可见左氏错、公羊和谷梁对，那么又岂能因为偏爱一方而徇私呢？唉！圣人删定鲁国史书，对于一个字的细微之处都极其谨慎。三家距离孔夫子去世还不久，文字已经脱漏讹误到不能订正，尚且还希望他们能够领会圣人的微妙旨意吗？汉代儒者专门守护残缺，偏袒旧说，不相合也不公允，谁还能贯通异同而有所取舍呢？到了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三人，才开始相信经文而驳正传文，把圣人的笔法编纂成条例，十之七八已经得到经义。自汉代以来，没有听说有人超过他们。看赵氏所确定的三传异同，心意十分缜密，可惜他取舍褒贬还不能全部恰当，我间或重新加以审订，以成就他的长处。其中不关系大义的地方，赵氏在三家中取文字较多的版本；现在则按照朱子的意思，专门以左氏为主。假如义理不对，就采用正确的一家；即使左氏有史事记载，也不采用，只以义理为唯一判断标准。唉！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教法。吴澄想借助啖助、赵匡、陆淳的遗说，广泛参照各家，再加入自己的浅见，使人知道圣人的笔法有一定规则，而这部经没有不能贯通的条例，不敢随意依文字生发义理来轻慢圣人的话。只是有这样的志向，却还没有时间完成，所以先把这部史书的文字订正成这样。至于圣人所取的义理，就等待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讲论吧。《三礼叙录》【吴澄】

译《仪礼》十七篇，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它，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大戴、小戴以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的次序各不相同，其中尊卑、吉凶以及先后次序，以《别录》为优，所以郑氏采用它，如今流行于世。礼经残缺之后，只有这十七篇是完整的书。唐代韩文公尚且以难读为苦，何况在他以下的人呢？自宋代王文公实行《新经义》后，这部经被废黜，学习者更加少有传习。朱子考订《易》《书》《诗》《春秋》四经，却认为三礼规模宏大，尚未能理清次序；晚年想完成这部书，对此一直念念不忘。《经传通解》只是他编类的草稿，原本准备等丧礼、祭礼编定完毕后再删改润色，却因寿命和禄命不及完成，终于成为万世的缺典。我每次伏案读到这里，都为之惋惜。我私下认为，《乐经》既已亡佚，礼经仅仅保存下来；《五经》的《彖传》《象传》本来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传合为十翼，置于上下经二篇之后，后来的人才把它们插入卦爻之中。《诗》《书》的序本来各自编成一部，置于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后来的人才把它们列在各篇开头。《春秋》的三经三传起初都是分别流行的，《公羊》《谷梁》配合经文流传，已经由来很久。最后注释《左氏》的那个人，又把传文按年代分别附在经文之后，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呢？传文、序文同经文混杂，不仅不是尊重经书的方法，而且在文义上造成许多阻碍。历经一千几百年，没有人非议它，也没有人订正它。到了东莱吕氏整理《易》时，才依据晁氏本，定为经二篇、传十篇。朱子整理《诗》《书》时，各自删去篇首的小序，合并为一篇，放在经文之后。《春秋》经虽然来不及详细校订，也另行刊出《左氏》经文并加以刊刻。在临漳，于是《易》《书》《诗》《春秋》全都恢复了孔夫子的旧貌。五经之中，没有被诸儒扰乱的只有二礼。然而三百篇、三千篇的礼文已经不存，大概十篇中亡失了九篇。朱子补其遗缺时，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在下面分别作疏。草稿完成之后，必定还要重新分类定夺，不会仅仅保持现在草稿的样子。如果把草稿本当作定本，那么它就是经的章篇，后来各篇记、补记、补传分别隶属于各书，列在左边，这与《彖传》《象传》附在《易》经之后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吗？它是经的篇章，却把传篇、记篇、补篇交错放在其中，这与《左氏》传附在《春秋》经后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既然《易》《书》《诗》《春秋》四经幸而已经订正，而《仪礼》一经却不幸又被这样扰乱，难道这是朱子用来辅助、保存经书的本意吗？只知道尊信草创的书，却不能探究其中尚未完成的意思，难道这也是朱子对后学的期望吗？唉！从朱子以来到现在将近百年，却没有人这样做。吴澄虽然极其愚陋不肖，仍有幸私下取法于他的著作，实在承受了无穷的恩德。善于继承的人应当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志愿，善于述作的人应当成就他没有成就的事业，这也许正是职责所在。因此我忘掉自己的僭妄，依据朱子所划分的礼章，重新加以编排。经文之后的记，依照经章的次序排列其中的文字，不敢割裂，仍按旧貌附在篇末。十七篇的次序，也完全依照郑氏本，不再插入其他篇章，希望十七篇正经不至于杂糅。二戴的记中有属于经篇的，把它们分离出来作为逸经。礼各有义，这就是经的传。把戴氏保存的内容与刘氏补出的内容合起来，编成传。正经列在最前，逸经其次，传列在最后，都分别编卷而不相混乱。此外的内容全都归入戴氏的记；朱子所辑的记，以及黄氏的《丧礼》、杨氏的《祭礼》，也相互参校，删去重复，命名为《朱氏记》，与二戴之记合为三部。凡周公的典章中尚未坠失于地的，大概都已略略包举，没有遗漏。造化运行不息，那么上天所安排的秩序未必永远废坏。有议论礼制、考订文字的人出现，哪些应当损益，后世自然可以知道。即使如此，假如确有这样的人，礼就不会徒然实行。存养诚心，专一敬意，求取知识并努力实践，从浅近处学习而达到高深处，博学而能够贯通一理，以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心意，使朱子的学说不至于流为汉儒那样的学问。吴澄也不敢自暴自弃，志同道合的人或许应当共同勉励吧！《仪礼逸经八篇》，是吴澄编纂排列的。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后来鲁共王毁坏孔子的住宅，从孔氏墙壁中得到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朝廷，其中十七篇与《仪礼》正好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汉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置答，最终未能立为官学。孔安国、郑玄所引用的逸礼中，《中溜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属于其中的篇章。唐初还保存着它们，诸儒却全不在意，终于亡佚，真可惜啊！现在编纂的八篇中，有两篇取自小戴《记》，有三篇取自大戴《记》，还有三篇取自郑氏注释《奔丧》《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的内容；这实在只得到《仪礼》三十九篇中的四篇，像《投壶》一类还没有收入。考察起来，古礼中亡佚的篇章恐怕很多，不只是三十九篇。《投壶》《奔丧》篇首的体例，与《仪礼》各篇完全相同。《公冠》等三篇虽然已经不存，但这种例子大概是作记的人删取经文要点而作成记，不再是完整的正经篇章。《投壶》在大戴、小戴书中的文字不同，《奔丧》也与逸礼不同，由此可知这两篇也经过删削，只是还没有像《公冠》等篇删得那样厉害。这五篇的经文大概都不完整，但它们确实是礼经的正篇，不能因为不完整就把它们排斥到记中，所以特意编成逸经，接续在十七篇之后。至于《中溜》以下三篇，它们的经文已经亡佚，篇题仅仅见于注家，但凡尚未泯灭的片言只字，也一定收集起来而不敢遗漏，这也是我珍爱礼制的用意。

译《仪礼》传十篇，是吴澄编纂排列的。考察《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于《燕礼》《聘礼》也都如此。大概这些篇章是周末汉初的人所作，用来解释《仪礼》，后来戴氏抄录收入《记》中。现在把这些篇章正式作为《仪礼》的传，所以不收入《记》，而依照《仪礼》的篇次，纯粹编成一部书。文字次序不当的地方，也作了相当的改定。《射义》一篇反复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射礼，杂乱而没有条理，于是分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采用临江刘氏原父补出的文字，又依据朱子的意见加以考订详察。这样，《仪礼》的正经从第一篇到第九篇，各自都有了传。只有《觐义》缺失，《大戴》中的《朝事》一篇实在解释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相互朝见的礼仪，所以用来补足《觐礼》的义理，合计成为十篇传。《周官》有六篇，其中《冬官》一篇缺失。汉代《艺文志》把它列在礼家，后人称为《周礼》。汉文帝曾经召见此书；魏文侯时，一位年老的乐工因而得到《春官·大司乐》一章。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喜好古学，搜购得到《周官》五篇。汉武帝寻求遗书时得到它，把它藏在秘府。礼家诸儒都没有见过。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把它著录在目录中，并用《考工记》补足《冬官》的缺失。刘歆的门人河南杜子春能够通晓它的读法。郑众、贾逵向杜子春受业。汉末马融传授此书。郑玄为它作的注，如今还在流行。宋代张子、程子非常尊信它。王文公又为它作《新义》。朱子认为，这部经是周公所作，只是当时施行时恐怕没有完全实行；后代圣人即使有所损益，也可以。至于任意发表排斥、抵毁、诋毁它的言论，那只是愚陋无知之人的行为。《冬官》虽然缺失，如今仍保存着它的篇目，《考工记》另编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小戴《记》三十六篇，是吴澄编次的。汉朝兴起后，得到先儒所记的礼书三百多篇，大戴删并为八十五篇，小戴又有所损益，成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随之为它们作注，总计四十九篇，内容有精有粗，各种杂记无所不包。秦火之后，仅仅搜集保存下来的残篇，所谓千百之中保存十一，虽然不能都算作先王遗制、圣贤格言的纯粹遗存，却往往依靠它们而得以保存。只是其中各篇出自先儒完整著作的很少，大多是记事者旁搜博采，抄取残编断简，汇集成篇，已经没有编排次序。读古书的人常常以它杂乱无章为病。唐代魏郑公曾为此作《类礼》二十篇，不知道那部书究竟怎样，只是已经无法见到了。朱子曾与东莱先生吕氏商议三礼的篇次，想把《戴记》中与《仪礼》有关的篇章附在经文之后，与《仪礼》无关的仍然另编为记。吕氏来不及答复，朱子也来不及完成，幸而大纲保存在文集中，还可以考察。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时，其中的条例又与此前商议的不同。那里面附入的几篇《戴记》，有的删去本篇文字，再用其他篇文字补入；现在不敢这样做，所以只在本篇内部进行分科、分节和删剔，使同类内容相互归并，让上下章的文义彼此连接，并把各章的大旨标在左边，希望读者打开书就能明白。至于篇次，《大学》《中庸》既已由程子、朱子表彰，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当然不能再列入礼篇；《投壶》《奔丧》实际是礼的正经，也不能混杂在记中。《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六篇正是解释《仪礼》的，所以另行编为传，附在经文之后。除此之外还有三十六篇：称为通礼的九篇，包括《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小大仪文》，并附《深衣》；《月令》《王制》专门记载国家制度，并附《文王世子》《明堂位》。称为丧礼的十一篇，其中《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载丧事，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讲丧礼的义理。称为祭礼的四篇，其中《祭法》一篇记载祭祀，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讲祭祀的义理。称为通论的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的文字典雅纯正，不同于其他各篇，因此把它们作为这部书的结尾。唉！自汉代以来，这部书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它的颠倒纷乱直到朱子才想要加以订正，却没有来得及完成。难道后人就不值得期待吗？因此我冒昧取用他的意旨，修订完成这部书。篇章文句井然有序，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习礼的君子，如果据此考察取信，难道不会有所收获吗？这不只是做戴氏的忠实继承者而已。《大戴记》三十四篇，是吴澄编次的。考察《隋书·经籍志》，《大戴记》原有八十五篇，如今这部书缺失了前面的三十八篇，从第三十九篇开始，到第八十一篇结束，本来应当是四十三篇。其中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又缺失，第七十三篇有两篇，总共四十篇。按照说法原有八十五篇，则末尾又缺失四篇；有人说只到八十一篇，这些都无法考证。我私下认为，《大戴》是把这些记文分类汇集而成，其中很多被小戴取用；后来的人把剩下的篇章合在一起，仍称为《大戴记》。已经收入小戴《记》的不再抄录，缺失的篇章也就形成了，所以这部书内容冗杂浮泛，大概远不如小戴书。小戴书是高华精粹的部分，大戴书只是粗糙的残余罢了。但其中还间或保存着精辟的话，不可以完全抛弃。它与小戴重复的，是《投壶》《哀公问》。《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四篇既已收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收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已经取用，那么应当保留在小戴书中，而在大戴书中删去。除此之外还剩三十四篇。《夏小正》相当于《月令》，《明堂》相当于《明堂位》。

译《本命》以下各篇杂录事迹和言辞，许多内容与《家语》《荀子》《贾傅》等书相互出入，并不是专门为记载礼制而设，不能与《礼运》以下各篇相比。小戴书的文字多有缀补，而这些篇章都已成为独立篇章，所以篇中的章句很少改定。只是其中文字错误的地方，我已经相互参照考校，却不能全部订正，还要留待喜好古学而博学的君子来处理。《谈艺录》【明徐祯卿】诗的道理宏大幽深，谈论起来哪里容易？探究它的妙用，可以略作说明。卿云、江水，开启了《雅》《颂》的源头；《烝民》《麦秀》，奠定了《国风》的开端。考察其中的事迹，兴盛衰亡宛然如在眼前；观察其中的民情，困苦舒畅都清楚可见。由此知道，诗是用来宣泄深沉郁结的思想、彰显神妙造化的东西。先王把它协调于宫、征等音调，用簧管和弦乐演奏，在郊社祭祀中奏唱，在宗庙中歌颂，在宴会中歌唱，在内室中讽诵。大概因为它可以感通天地、感动鬼神、畅达风教、沟通世情。这是古诗的大致情形。汉朝国运昌盛，文章焕然一新。王安世的楚声，温润纯厚而典雅；汉孝武帝时代的乐府，雄壮华丽而宏奇；缙绅先生都跟随附和创作。虽然仿效古代风格，各自都怀有雕琢经营的心思，但歌咏多么美好，汉代德业和声名和谐弘扬，可以算是《雅》《颂》的继承。至于触景生情、因感兴怀，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情感；贤人逸士在民间低吟，弃妇思妇在闺房中叹咏；鼓吹在军曲中演奏，童谣从街巷间传出，这也属于十五国《风》的后继。东汉沿袭前代轨迹，大力发展五言诗，但歌诗的声调已经衰微。到了含蓄运气、铺陈文辞，质朴而少文采，喜怒哀乐交杂抒发，都各自自然圆转，即使偶有细小瑕疵，终究难以毁损其中的美玉。两汉的诗法，好比兄弟之间吹奏埙篪，正因为彼此配合，才共同成就音调。魏代的文学，独自达到盛极。然而随着国运变化、风气转移，古朴的风格容易消解。曹氏、王氏几位才子，才气慷慨，不因袭《国风》的旧调，却有独立的成就，最终也没有达到极致。所以时代渐渐与它一起暗中变化了。唉！世代推移，道理本来就必然如此。风气已经衰落，还谈什么才华？因此特意标出最高界限，等待君子取舍。由于任用诗文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情感和文辞各有不同的崇尚。譬如钱的形体是圆的，钩的形状是弯的，筷子崇尚直，屏风形成方形。大匠之家，各种器物和装饰纷纷制作出来，但追究它们的格度，不过是总括心机的巧妙，借助刀锯才能成功罢了。至于众多工匠的小技艺，各自擅长一门巧法，也受能力范围所限，不能勉强。姑且列举其纲目，分别说明：郊庙的辞章，以庄重严肃为主；军旅的辞章，以雄壮肃穆为主；朝会的辞章，以宏大和谐为主；公卿宴饮的辞章，欢乐而有节制。它的大体原则本来就是这样。至于深重的瑕疵，可以进一步说明：歌颂功业盛德，容易夸张而缺少雅正；铺陈华美、罗列彩饰，容易淫丽而远离质朴；写干戈车革，容易只见勇武而失去警戒；写神灵节庆、春光美景，容易追求文采而流于靡丽。大概观览宏大的事物时，精神飞越、心意游荡，内心没有坚定的主干，很少有不随之摇移的。这里是宏大辞章的最高规范。至于恳切的赠言，尽情表达一生的深厚情谊；握手送远，安慰依恋不舍的感情；勉励规劝，委婉而不直截。临丧挽死，哀痛的旨意深长；杂感因事触发，借咏叹来表达；览古随地随事，最后作出议论。行旅遥远，各有辛苦；游玩会友、观赏景物，哀乐难以恒常；孤独、罪孽、怨恨和思念，通达之人则能齐同万物；忠臣有幽深的愤懑，贫士有郁结不平。这些是诗家情感的错综变化，也是诗歌格调的纵横多端。然而有时思想腐朽而不精纯，情感零散而不完备，辞藻残缺而不广博，气势柔弱或粗犷而不协调，格调杂乱而不和谐，都属于弊病。所以要知道，驱遣纵横并没有固定常规，就像城门只有一条轨道，挥斧削木必须恰到好处，有能力的人才能做到。若从远处访求它，它不在衣带以下；若从近处寻索它，却仿佛远在千里。这就是诗的道理不容易说清的原因。情感，是心的精华。情感没有固定的形态，受到触动便会兴起。既然在内心发动，就一定会表现为声音。所以喜悦就成为笑声，忧愁就成为叹息，愤怒就成为叱咤。但情感形成声音时，气是实际的辅助；引声音形成言辞，文辞又起着作用。大概是因为情感而发出气，因为气而形成声，因为声而描绘辞藻，因为辞藻而确定韵律。这是诗的源头。然而情感本来幽微深远，必须凭借思考才能穷尽它的奥妙；气有粗细强弱，必须凭借力量才能克服它的偏颇；辞语难以妥帖，必须凭借才华才能达到极致；才华容易飘逸放纵，必须凭借质朴来约束它的奢侈。这是诗的流变。从这里看，就知道诗是精神浮现的英华，是造化隐藏的心思。至于巧妙地运用心思，随不同情形而合乎节奏，有时约束旨意来树立义理，有时铺陈宏文来抒写心情；有时舒缓发出，像朱弦慢奏；有时急促张弛，像跃动的箭；有时开头迅疾而中间停留，有时已经舒缓而后来加速；有时慷慨而任其壮盛，有时悲凄而引人哭泣；有时因拙朴而得到工巧，有时发出奇思却仿佛平易。这是轮匠般超越常人的领悟，无法详细说明。《易》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意旨。’如果顺着言语去探求意旨，大概也可以有所领会吧？魏诗像门户，汉诗像堂奥。进门登堂，本来就是学习的途径。然而晋代诗风的根本在魏诗，那么它为什么又在魏诗之上有所区别呢？由此可知，门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等级。陆机论文章说：“知道并不难，实行却难。”既然已经知道实行困难，又怎么能说知道就不难呢？他又说：“诗是因情而生，因而华美绮丽。”那么陆机所知道的，本来只是魏诗的粗鄙污杂罢了。唉！文采胜过质朴而使质朴衰微，根本相同而末流却有差异，这是圣贤哲人所感叹、翟墨和朱熹等人所哀伤的原因。想要挽救质朴，就必须致力于削减文饰；想要返回根本，就必须去掉末流。这话固然有道理，却不是通行的总论。美玉藏在石中，难道能说它没有文采吗？深渊中的珍珠显露光彩，也并非没有质地。由质朴而产生文采，这是古诗所以擅长巧妙的地方；由文采反过来追求质朴，这是晋代诗格所以衰败的地方。至于文采和质朴混杂兴起、根本和末流同时使用，这就是魏诗的过失。因此，沿袭汉代的武健之风，流传下来还会到达魏代；尊奉晋代的体制，它的弊病就多得无法尽数说明了。情感能够感动事物，所以诗足以感动人。荆轲奏起变徵之声，壮士因此怒目；李延年唱起婉转的歌，汉武帝为之倾慕赞叹。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情感本来都是贯通一致的，所以才会共同忧愁而相互憔悴，共同欢乐而彼此倾心。因此，诗就是风。风吹到哪里，草必定向哪里倒伏。圣人编定经书，把列国诗歌列为“风”，本来是有道理的。若只是抽泣而没有眼泪，过路人一定不会因此兴起感情；悲哀的诉说和艰难的处境不能让人切身听闻，人也一定不会因此变色。所以直率粗鲁的言辞，就像没有声音的弦一样，哪里能让人听取呢？至于铺陈辞藻来眩人耳目，剪裁虚饰来动摇人心，那就更是末流了。

译诗家名号和体裁有种种区别，推究其中的大义，本来终究是相同的。歌声错杂而没有固定格式，行体疏宕而不滞涩。用吟来舒展郁结，用曲来疏导幽微，用引来抽发胸臆，用诗来表达情感。所以名称是根据明显的形象而定的，把这些合起来观察，情感的体貌就完备了。情感既然形态不同，文辞就应当顺着它的势态。譬如描写事物、绘画颜色，美人的顾盼各有其形状；随着规矩、遵循法度，圆形方形都能巧妙地合乎准则。这就是根据情感确立文体，是把握创作范围的大致原则。至于神奇的工匠和明哲的匠人，能够颠倒运用经纬枢机；构思如丝相连，文辞随织机应接；文章像铸造冶炼一样，随着下手而变化，纵横交错、彼此参合，而常度自始如一。这是内心潜伏的机锋，不是勉强就能做到的。朦胧萌发、逐渐舒展，是情感到来的状态；浩荡漫延，是情感充沛的状态；接连不断、络绎相属，是情感专一的状态；奔驰超越、步步推进，是气势通达的状态；简约精练、反复揣摩，是思考严密的状态；上下相应、累积贯通，是韵律协调的状态；浑然未分而纯正精粹，是质地谨严的状态；明丽俊秀、清新圆润，是辞藻华美的状态。高才之士从容拟作，濡笔求工；发表旨意、确立意境，即使从旁处分出许多门径，也没有不从这些方面入手的。至于《垓下歌》，出自颠沛流离；《煮豆诗》，成于仓促草率；但遣词慷慨，都自有奇特的工巧。这就是深厚的感情和朴素的气质受到激发而形成言辞，是诗歌的权宜范例。古书说：“走得太快就没有好的足迹”，这是文艺创作中的常论。过去桓谭向扬雄学习作赋，扬雄让他读一千篇赋，大概是为了扩大他的资材，也使他能够参照各种变化。诗和赋无论粗劣还是精美，都好比粗细不同的葛布；如果没有深入探究的力量和博大见识、诵读积累的功夫，怎么能有所增益呢？所以，《古诗三百篇》可以广泛寻求源流；遗留下来的十九篇古诗可以概括其旨趣；雄健高亢的乐府诗可以磨砺气势；深沉悠长的《离骚》可以补益思想。然后取法经典来树立旨意，依循古代来提高文辞，即使有时还没有完全达到深奥之境，我也很少看见它有什么过失。唉！雕饰彩绘充满眼目，都已经可以称为工巧了；芙蓉花刚刚开放，尤其能够显出艳丽。后世人的迷惑，理应更加滋长。若没有见过钧天广乐的美妙，就会把北里之乐看作精工；若没有吟咏《关雎》结尾的和乐，就会把《桑中》看作俊美。所以，如果不是师涓那样的人，就很难谈论这些了。词人往往轻薄苟且，诗人则忠厚；向上追溯汉魏，古意还保存着。因此，苏轼戒人珍惜光阴，少卿勉励人崇尚明德，都是规劝向善的言辞。魏武帝悲叹东山，王粲感伤鸣鹳，是忧患自恤的言辞。甄后向延年表达颂美，刘氏之妻以唾井作比，是缠绵深情的言辞。曹植说恩爱何必一定在衾枕之间，卓文君怨恨出嫁而愿与人白头，是劝诫讽谏的言辞。推究它们深微的旨意，与经学有什么不同呢？作者踏循古代诗歌的美好精粹，删去轻佻淫靡、不合经典的部分，哪里只是精通诗歌，也可以用来涵养道德。《鹿鸣》《頍弁》写宴饮亲好，《黍离》《有蓷》写哀伤，《氓》《蚩》《晨风》写悔恨叹息，《蟋蟀》《山枢》写感慨，《栢舟》《终风》写愤懑，《杕杜》《葛藟》写怜悯体恤，《葛屦》《祈父》写讥讽，《黄鸟》《二子》写痛惜哀悼，《小弁》《何人斯》写怨恨诽谤，《小宛》《鸡鸣》写戒惧警惕，《大东》《何草不黄》写困苦劳顿，《巷伯》《鹑奔》写憎恶邪恶，《绸缪》《车牵》写欢庆，《木瓜》《采葛》写思念，《雄雉》《伯兮》写怀人，《北山》《陟■〈阝古〉》写出行服役，《伐檀》《七月》写勤劳，《棠棣》《蓼莪》写大义；全都曲尽情思，婉转含蓄而气韵文辞优美。杰出的工匠纵横驰骋，也都由此门径进入。诗歌的辞采和气势，虽然受到政治教化影响，但分支条理各有不同。实在是因为人的品格不同，文艺也随之迁移变化，所以宗师巨匠的辞采淳厚、气势平和，豪杰贤士的辞采雄健、气势勇武，迁谪之臣和失意之子的辞采峻厉、气势急促，隐逸之民和遗老的辞采幽玄、气势沉郁，贤良文学之士的辞采典雅、气势俊逸，辅弼大臣的辞采尊严、气势严肃，宦官童子和闺中女子的辞采柔弱、气势柔媚。侥幸得志之人的辞采靡弱、气势放荡，荒疏庸才的辞采娇艳、气势淫伤。七言诗的兴起，都说始于柏梁台；但宁戚叩牛而歌，已经开创《南山》一篇的先声了。七言诗的体制，声音长而字数纵多，容易写成文章，所以蕴蓄气势、雕琢辞采，与五言诗略有不同。概括说来，《沧浪》擅长奇崛，《栢梁》弘扬质朴，《四愁》流露俊逸，《燕歌》开启靡丽。其他作品有的杂见于乐府篇章，有的从赋体中借取格调，文辞的美丑之间，也可以依类推知。诗首先贵在合乎法度，然后才谈工拙纵横；各种格调和规范都应各自具备《风》《雅》的精神。繁钦的《定情诗》根本出于《郑风》《卫风》，《生年不满百》出自《唐风》。王粲的《从军诗》得自《大雅》《小雅》。张衡的《同声歌》也合于《关雎》等诗，本来各有工拙高下，然而能够并驾齐驱，是因为都寄托于法度规范。杰出的工匠和宏大的才华，固然源自内在的颖悟；资质平常而靠学习的人，则必须从摹迹求法入手。大体说来，诗歌的精妙法则，情感像重重深渊，深奥而不可测；辞采像繁密的露珠，贯串而不杂乱；气势像良马，奔驰而不越轨。由此寻求，就可以在冥冥中领会它了。乐府诗往往叙述事情，所以同诗歌有所不同。因为叙事的文辞舒缓，就容易冗长而不精练；《翩翩堂前燕》这类作品，叠字用得极其急促才好。阮瑀的《驾出北郭门》与《孤儿行》相比，节奏太缓慢柔弱，远远不及。诗歌不能容许瑕疵，工拙之间相差本来不多，却会因一处顿挫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高下。如《塘上行》说：“不要因为贤能豪贵，就抛弃一向所爱的人；不要因为鱼肉低贱，就抛弃葱和薤；不要因为麻和枲低贱，就抛弃菅和蒯。”《浮萍篇》却说：“茱萸自有芳香，却不如桂和兰；新人虽然可爱，却不如旧日所欢。”本来出自《论语》，但优美程度不如《塘上行》。古诗的句式格调本来质朴，但大多很工巧。《唐风·山有枢》说：“为什么不每天弹琴鼓瑟？”《铙歌辞》说：“登上高台而轩昂，可以用来承当它。”又有《江有香草》以兰为题，写黄鹄高飞，意境翻然绝妙工丽，可以作为七言诗的宗师。气势本来崇尚雄壮，但也忌讳尖锐放纵。魏武帝说：“老骥伏在马槽边，志向仍在奔驰千里；烈士到了晚年，雄心也不会停止。”这样的诗意仍然含蓄朦胧。曹植《野田黄雀行》说：“譬如锥子从囊中露出，锋芒就完全显露了。” 乐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等语句，本来没有意义，只是用来补足乐曲中的声音；也有把本来语句重叠使用的，如“贱妾与君共餔糜，共餔糜”之类。《生年不满百》中的“四语”，《西门行》也加以摘取。古人不忌讳重复袭用，仿佛彼此援引罢了。读完《西门行》全篇，确实可以看出它都从《古诗》中熔铸而来；但它首尾的语句，精美之处可以相提并论。

译温厚丰裕而纯正典雅，古诗由此得到刚健深沉、强劲绝伦的风格。不如汉代铙歌和乐府的辞句；乐府《鸟生八九子》《东门行》等篇，像淮南小山的赋一样，气势韵味极其峻拔，不可以和孟德、道之、王刘文学、曹当内手相提并论。韦仲班的《傅辈四言诗》拘谨束缚而不舒展，曹公的《短歌行》、曹子建的《来日大难》，工巧得足以作为法则。《白狼盘木诗》三章也很好，只因为不受《雅》《颂》格调的束缚罢了。汉魏交际之时，文人才士特别兴盛。然而到了衰败时代、运势衰微之世，终究少有纯粹的才华。孔融以虚名著称，列在诸子之上；看他的临终诗，大多像箴言铭文罢了。应玚构思巧妙，却因迂回而失于绵弱。休琏的《百一诗》略能自我振起，但又伤于媚弱。仲宣客居流离，慷慨多感；至于西京遗风，少有值得诵读的。陈琳意气铿锵，却不合诗人的法度。阮籍宽缓有余，刘桢如锥角般峻峭，文辞裁割摇曳、缀联悬宕，都可以称道。曹丕资质近于平常，华美远不及曹植；然而曹植的才华不能保持整肃谨严，也有令人遗憾之处。至于重熙鸿化、蒸育众多才材，人人如金玉般美好，文采绰然有成；若从这种标准寻求弊病，大概已经很少了吧。古诗到了魏代以后，留下来的只是文人辑录的遗篇。即使萧统加以简选编纂，也过于冗杂而不精；刘勰的论述，也简略而不完备。何况人人都把自己的破扫帚看得价值千金，于是合乎正道的优美法则反而被弃置废弃。至于篇章句子已经残缺零落的，即使深奥难懂，只要还有保存下来的，也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因此我写下这一篇，用来标举粗略的原则和宏大的大义，实在不敢越过后世君子的范围，希望可以供考察罢了。客人议论说：“古书说：‘王者的足迹断绝了，诗也就亡失了’，大概是为此而悲伤。自桓帝、灵帝以来，礼制废弛，礼乐崩坏；到了晋、宋诸王时代，新声兴起，古代诗风流传阻滞，恐怕已经严重到极点了。编述者向上追溯圣人的法则，向下采择儒家和玄学，扩大教化的源流，推崇文雅的旨趣，删削浮华的风气，敦厚古朴的习俗，实在值得尊尚。恐怕学士们沉溺于声色耳目的玩赏，讥笑那些琐细委靡的文章，所以编次这些作品并附在后面，使人知道应该探究的方向。” 《夏小正》叙录【杨慎】孔子说：“我想考察夏代的政道，所以到了杞国，却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我只得到了关于夏代时令的记载。”学者多传述《夏小正》。书中说：“戴德说：‘为什么称它为“小正”？因为它以“小”字著名。为什么把它说成“小”？是因为掌故失去了传承，太史遗失了典籍，宗国丧失了凭据，老儒荒废了训释。所谓“小”，只是说记载不详，并不是说它微小。’过去唐代典籍首先讲授时令，虞代典籍首先讲述璇玑玉衡；把它们列在首位，是因为看重它们。为什么唯独到了夏代历法就称“小”呢？《春秋》外传中，单穆公曾引用夏代的时令，又引用按时警戒、收取田地收获、修筑鸡舍、准备畚箕和锄具、营造土木工程、约定司里的记载，这些全都从大的天象中取得。依此推论，孔子所说的“夏时”，不只是这些内容而已。只是完整列举它就加以尊重，而可惜的是没有更多文献可闻罢了。古代记载时令的书，《逸周书》有《时训》，《吕氏春秋》有《月纪》，《易纬》有《通卦验》，管敬仲有《时令》，《鸿烈》有《时则训》；各书互有同异，大体上都推崇《小正》而加以详述，回看《小正》所作的规划就更加长远了。它以黄昏、黎明和潜伏、出现来观察中正之气，以星辰来应验时令；寒暑、风日、冰雪、雨旱，以气候来应验；禾苗抽穗、开花、繁茂，以草木来应验；蛰伏、潜藏、升降、离散、坠落、鸣叫，以禽兽来应验。王政由此通达，民事由此得到规范，所以说它的规划长远。” 小戴氏取《吕氏春秋》的《月纪》，改作《月令》，收入《礼记》；这是周代的月份制度，与夏代历法相配。方法并非重复沿袭，然而书卷徒然保存，传习它的人却很少，实在令人惊异！戴德以后，宋代的金履祥、王应麟，也曾研究这门学问。我认为戴氏的《礼记》本经与传没有分开，二人的底本又有讹误而未加订正，于是从各处采集材料，来校正这些问题：把经文提在上面，把传文压在下面；这样做合乎法则，并不是改变古制。古语说：“与其因为有过失而废弃它，宁可因为有过失而保存它。”这部书难道不应该保存而不废弃吗？《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八 （明）贺复征编 ○述一 徐师曾说：“按字书说，‘述’就是编述。把某人的言行编纂记述下来，以等待考察。它的文章形式与行状相同，只是不称作‘状’而称作‘述’，也是一种别名。”贺复征说：“‘述’的意义不止一种，一件事、一件物都可以称述；而编述一个人的言行，只是其中一种。现在分为两卷。” 先大夫述【宋·王安石】

译王氏的祖先出自太原，如今是抚州临川人，不知道最初为什么迁徙。后来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某，因儿子的缘故被追赠为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员外郎生卫尉寺丞某公，即我的父亲。父亲名益，起初字损之。十七岁时，以文章求见张咏，张咏认为他奇异，便改字为公舜。天圣八年，他考中进士，任建安主簿。当时年纪还小，县里人很轻视他。过了几个月，众人都敬畏服从，县令也依赖他治理政务。他曾经生病，全县人都为他祈祷。县里人没有按时缴纳赋税，州府责问县令说：“连孔目吏都不能按时收缴赋税，贫民为什么偏偏能做到呢？”父亲立即带着校吏到府门，把孔目吏带回来，杖责二十，限他三天收完百姓的赋税，结果也没有一笔不交。县令以下的官吏都侧目而视。他任临江军判官时，知军不守法，父亲遇到事情总是据理争辩。按照旧例，一个政务吏把文书写成欺骗上司的样子，送到父亲这里，他总是搁置不办。军中有一处萧滩，号称难以渡过，父亲乘破船渡河，船一到就返回，吏人便称它为“判官滩”。听说豪强官吏和大姓甚至相互出钱，请转运使把他调离。后来父亲任新淦县令，县政大治。三十年过去，吏民还像父亲在任时那样称颂他。后来改任大理寺丞，知庐陵县，又治理得非常好。调任新繁县知县，改任殿中丞。到县后，列举并查办积久的奸恶之徒数人，将其中罪恶深重的押送府中，流放到恶劣之地。除此之外，他一概以恩惠和信义治理百姓，任职期间虽多次审理案件，却没有鞭笞过一个人。后来任韶州知州，改任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夷人和越人不分男女界限，前任守官大多把这当作当地习俗，认为既然已经如此便可以了，都不再追究。公说：“大家都是人，不能扰乱人伦。所谓顺应当地习俗，难道是指这种事吗？”凡是有一点苗头，便一概揭发、怜察并彻底查办。当时不久，男女在市中同行的人便不敢再走同一条路。胡瑗先生主持政事时，范氏也把公的这件事记录下来。部县翁源一带老虎很多，公教导百姓捕虎。百姓说有五只老虎是自己毙死的，县令便砍下虎头，用车载到州里，写成颂文献上。公挥手让车夫把虎头运出去，并把颂文退还县令，使他不要因这件怪事而自鸣得意；公不按这种方式劝说他，他也就不再夸说此事。像这样，蜀地效忠的士卒屯驻者有五百人，因轮换未到，便图谋叛乱。韶州是小州，一旦发生变故，便没有力量可以抵挡。佐吏开始都非常恐惧，公却不为之动摇，只逮捕为首的五个人，当天就将他们处以斩首之刑，并护送其余人出境。起初佐吏们坚决争辩，请求把他们交付狱官审理。后来听说那些同党谋划，如果把首领送进狱中，当夜便要劫狱而叛乱，众人才更加佩服公。公修缮营舍、驿站、仓库，修建牌坊和道路，所作的各项设施都很有条理。当地长老说：“自从岭海地区归服朝廷以来，朝廷为我们设置州守，还没有比得上公这样贤能的人。”丁卫尉府君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江宁府通判。任职期间阅历两位将领中的一位，因府中倚重公而办理宝物之事。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卒于任所，享年四十六岁。公对于忠义、孝顺和友爱，并不是勉强做到的。他做官出游时常常奉养亲人在身边，唯独西川路途遥远，又因法令不允许，不能这样做。在新任职时，他从未纵情饮酒；每逢时节思念亲人，哭泣格外悲痛。他奉养自己，似乎十分俭省；到了别的时候，却把所有财物都拿出来，还向别人借贷。置办酒食，必须用来使亲人欢娱，他对此没有丝毫吝惜。因此有人竟把这看作奢侈。他居家时从不因发怒而鞭笞子弟，每次摆酒，都从容地向他们陈说孝悌仁义的根本，以及古今国家存亡、治乱的原因，十分符合他把治理世事的重任看作自己职责的心意。即使世人对公的期望，也正是如此。最终，他任官之处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便早早夭逝，唉，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运吧。母亲谢氏，因为公的缘故被封为永安县君。娶某氏为妻，被封为长寿县君。儿子七人，女儿一人，嫁给张氏。其余二人，准备在某月某日葬于某处。儿子某等谨慎地编次公的事迹如上，以求得有道德而善于作文的人为他撰写墓铭，使后世取得凭信。已故母亲淑人李氏述【明崔铣】

译先母名慧，是户部侍郎李公和的长女。母亲郭氏，被封为恭人。李氏，是安阳人。祖先世代曾任元朝万户。侍郎公当时是郡学生。正统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先母出生。后来侍郎公在天顺丁丑年考中进士。先母十五岁时，侍郎公带她到京城，住在西长安邸。每当听见幸臣石彪、曹钦退朝经过时声势显赫，她就告诉母亲说：“天子出行，恐怕也不会这样，这两个人大概不能免祸吧？”后来果然败亡被诛。十八岁时母亲去世。长弟华十四岁，二弟蓉两岁，最小的妹妹七岁。长弟喜欢饮酒、崇尚侠义，她责备他说：“你想要卖掉父亲吗？”凡是做官的人都忌讳杂乱交往。二弟还在襁褓中，她选择乳母教养他。小妹学习女工，不是女子本分的事就不让她越过家门。那时侍郎公任给事中，皇上正督责言官，整天在公的身边。先母料理家务，按照六礼为侍郎公迎娶高氏。高氏进门后仍由先母资助，等到出嫁时没有私自带走一件东西。天顺癸未年，侍郎公因出使得以回乡，向学官请求说：“我的长女对李家有大功，我不能轻易把她嫁给人，一定要嫁给儒生中有才华的读书人。”学官们彼此相看，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侍郎公催促他们说：“住在射圃读书的人，有个崔生可以，只是山东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万户〕 第二天侍郎公去拜访学官，顺便跟着他观看堂屋、廊庑和斋舍，后来到了射圃，看见我的父亲仪表容貌十分端正，于是考问经义；父亲回答得很好，又擅长议论，于是托乡先生张祥前来撮合。崔氏因此登记为安阳人。第二年甲申，先母嫁给我父亲，换下陪嫁来的衣服，拿来侍奉婆母蔡恭人；衣服坏了就洗补后再穿，并拿出嫁妆中的簪珥，天天买甘甜脆美的食物来奉给公婆和诸位嫂嫂。她本是民间女子，却能谦下地对待她们。第二年成化改元乙酉，父亲考中举人；己丑年又考中进士，授任主事。庚子年父亲因母丧回乡，年成不好，先母自己吃糠屑节省饮食，却供给父亲食物。那时长弟已经成为大商人，积累了千金。小妹嫁给驸马的哥哥，侍奉先母时跪伏恭谨畏惧，如同对待母亲。父亲性情方正刚直，遇事只依照内心认为正确的去做，毫不改变，常常违拗上官的意思。考中进士十七年才升迁一次，一向贫穷而不苟且取财。先母尤其畏惧法令，见到富贵奢侈的东西没有一点羡慕。有人送来一方手帕，不是应当接受的礼物，她一定劝父亲坚决退还，说：“古人说，文官不爱钱；如果接受馈赠，就会毁坏法令，一旦事情败露，谁会怜惜他呢？”俗话说：‘担忧吃不到羊肉，不如高兴喝肉汤。’父亲笑着说：‘我哪里是贪婪的人。’ 于是夫妻彼此告诫。父亲做京官二十年，租房居住；先母让童仆每天捡马粪，自己夹柴烧火，衣服大半都打着补丁。刚开始做官时，家里只有一个仆人。先母亲自铡草喂马，接连失去了五个孩子。三十六岁时，才生下不肖铣。五岁那年，先母回娘家探亲，表兄弟们都穿着彩色葛布衣服。不肖向母亲要衣服，先母回家后打开两个破箱子给我看，里面没有一件可以裁制衣服的东西。不肖更加哭泣，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延安出产丝绸，北方各地官员都占有桑田养蚕。不肖娶妻回家，先母让媳妇养蚕，只取丝三两，说：‘我想让媳妇知道操持女工的艰难。’第二年就停止了。父亲在蜀地外出巡按，先母让四个年老的门隶留下守门，并把门锁起来；每天只开两次门取水，我以下的人不许出游。不肖十三岁时，在延安私下用纸换瓜，先母生气责备我说：‘你二十岁以后，这种行为渐渐会发展成可以通贿做官；许多人都是因为妻子和孩子喜欢货利而败坏名声。’不肖任侍读时请假在家，曾经到张园看花，回来后在屋里辱骂婢女。先母早晨起来数落我说：‘婢女固然可恼，你为什么不等到酒醒，昨天夜里就这样酗酒？你是儒生，又是替天子执法的臣子，应当像这样吗？’这天亲友又来置酒，不肖不敢答应；舅母和表弟坦等人跪下替我赔罪，她才答应。父亲闲居三十年，只有南冈的瘠田，家中有三十张嘴要吃饭。先母节俭持家而使家境宽裕，甚至有田千亩的人反而来向她借粮。她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菜，也不私自占有完整的布帛；如今没有人能够完整描述她的勤苦。她天性喜爱女红，喜欢亲自做衣服，只要不是大病，刀尺就不离手。不肖每次请求她稍微休息，她说：“这是我的乐趣。”我的子女衣服稍微华丽，她一定责备媳妇说：“我到中年才生下你的丈夫，又只生了一个儿子，一尺以上的布帛，他都不敢知道。你对孩子曲意顺从他的要求，丈夫贪心求取而成功，求取时遇到阻碍还会害怕而知道羞耻；如果要求没有实现却不知道羞耻，将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去世前两天，她拿出衣服和簪珥，赏给各个子孙和外孙；又赏给侍郎公守墓的奴仆妻子一方手帕，说：“告诉你的丈夫守墓时幸而更加谨慎。我奉养父母的事，如今到此为止了。”先母每年时节家祭之后，必定祭祀侍郎公。先母生有两个女儿，都先于她去世。孙子两个，长子名滂，次子名汲；孙女两个。曾孙男子一人，名字有残缺。庚辰年春天，母亲的讣告传到京城，并带来遗言说：“告诉铣儿替我请求写一篇记载事实的墓志。” 不肖我记述母亲的品行，向溪田马子伯循请求铭文。又过了七年，先父也去世了，于是查阅旧稿，删去冗杂荒芜的文字，附在父亲的述文后面，并拿给子孙看。不肖孤儿铣泣血再拜，谨慎记下。《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九 （明）贺复征编 ○述二 《陆歙州述》【唐·李翱】

译吴郡人陆参，字公佐，活在世上五十七年。他明白仁义之道，可以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我与他共事三十年，接连侍奉观察使，却不能了解他。他退居田野六七年后，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两年后出任歙州刺史，死在赴任途中，时间是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凡是人力不能穷究的事情，人们一定把它推说为天意。上天降下滋润的雨，人们心中的愿望，就像干旱的禾苗盼望滋生一样。然而雨水与禾苗的命运有时相违：有时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中，干旱的禾苗不能承受它的恩泽。对于人也是这样。上天生出俊秀贤能之才，人们心中就把他们看作拯救困苦之人的人。然而贤者与困苦之人有时不能相遇，有的死在田野，有的虽然得到职位，道却不能施行，困苦之人也不能蒙受他们的恩惠。滋润的雨水降下，往往只是偶然；贤者生逢其时，也是如此。命运相合，干旱的禾苗能够承受雨泽，困苦之人能够依靠贤者的力量，这就是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一类人。时运不合，即使滋润的雨下了一整天，即使贤哲比肩而生，干旱的禾苗仍然不能得救，百姓仍然不能依赖他们，这就是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一类人。因此，贤哲出生自有时运，百姓能否依赖他们的力量，是天意决定的；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也同样是天意。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列于朝廷，虽然出任州刺史，但他出仕到去世才两年，道不能施行，与居住田野时没有什么不同。公佐的贤能，即使每天听说他的德行，也未必能清楚地传到天子耳中。公佐因此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又短命早逝；道途艰险而死，天下人还没有蒙受他的德泽，本来就是如此。上天生下您，授予您拯救人的道术，却没有授予您施救的职位，就像雨有时下在海上、有时落在山中，干旱的禾苗都不能沐浴其恩泽一样。所以君子不能得到职位来施行自己的道术，是命运；难道他内心还会因此感到不足吗？得到这种道术的人，困居田野，并不是屈辱；戴上冠冕而辅佐天下，也不是伸展。这样的人内心还有什么不足呢？《双节述》【明·朱廷立】唉！所谓袁家第二位节妇，说的是徐氏。徐氏嫁给袁家后，劝丈夫把自己的妹妹也纳为妾。后来袁君去世，徐氏指着自己住的地方说：“天啊！这里就是我死去的地方。希望暂时不要死，好抚养袁家的孤儿。”又回头对妹妹说：“你嫁到袁家已经七个月了。你打算实行自己的志愿吗？”妹妹回答说：“我的志愿，就是姐姐的志愿。希望暂时不要死，互相帮助，一同抚养袁家的孤儿。”于是姐妹早晚和睦相处，一起料理酒浆，操持丝麻，亲自织布纺纱，内供家用，外供赋役。这样一来，家政日益有了头绪，袁家的孤儿一天天长大，也更加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有一天，徐氏病重，说：“我现在可以到九泉之下去见君子了。”没过多久，妹妹也病重，说：“我现在可以到九泉之下去见君子了。”于是姐妹先后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乡人称赞羡慕说：“贤德啊，这两位节妇！守节本来就难，何况还是同胞姐妹，难道不是更难吗？不立即死去，以免伤害后代；不晚于丈夫去世，以免违背丈夫；这难道不是极难的吗？”我曾经读《列女传》，每每合上书叹息，认为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哪里料到竟能见到双节妇的事情奇伟卓绝，甚至还有超过古人的地方呢？有些人说，天地间的精气已经分散，士人禀受不完整，所以世上没有完美的节操。像这两位节妇，难道偏偏不是这样吗？推究其中的原因，既不是古人的书籍在她们面前引导，也不是今人的势力在她们身后逼迫；可是她们所做的事，却有超出男子所能做到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周南》《召南》的诗尚且陈述妇女的美德，认为难以教化的人尚且能够如此，那么公卿大夫和士人更不用说了。如今反而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呢？礼制失落了，却要到民间寻找；如今大道难道要到闺门之内去寻找吗？这正是格外令人悲哀的地方。双节妇已经入殓下葬，采风的人还没有把她们的事迹报告朝廷；若把它载入史书流传后世，那么后来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唉！曲意谨慎的小善行，往往在都会喧嚣之地受到标榜；高峻的节操和朴实的品行，却常常湮没在山涧寂静的水边。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我所悲哀的，难道只是双节妇吗？《夜坐自述》【张鼐】我天性不懂得经营生计，客居他乡又经历了几个年头，旅馆里四壁空空。金马门的官吏，本来就善于贫穷，月俸所得只够柴火和饮水，偶尔还要扣下一两分供奉佛祖如来之灯，为儿子祈福。我骑马时常带着一百钱，遇到哭叫的贫苦孩子就量力施舍。长安肉价很高，只有韭菜、豆腐与南方价格相当；我能够甘心吃清淡素食，小奴仆往往整月尝不到肉味。隔一天我就谨慎地关门，有时没有客人经过，便披头散发坐在小屋里，不穿外衣不着袖，喝茶来填补冷清的肚子，甚至整天烟囱都不冒黑烟，这正合我的性情。有时俸钱收入略有剩余，就分给书商，借书价的一半来读书。书商催讨利息，局促苛刻得不可忍受，我便倾囊偿还。大多时候钱袋空空，因此夜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只有故乡的同志来时，才抵足而眠，谈论古今大势，直到半夜也不疲倦。客人来了不论新旧，只要估计当天有几升酒，便欣喜地勉强大家饮用，边坐边谈边吃，直到把酒瓶倒空才停止。遇到交际应酬纷乱、笔墨事务繁重疲惫时，便在半夜焚香诵读一两段《楞严经》。我天性鲁钝，不很理解，只姑且用它淘洗心中的渣滓罢了。长安有个和尚号自南，偏居城西角，以清静自守。散堂以后，我常去拜访，与他一起谈论奢靡之事；看他还能从世俗法门中说出无碍的转语，每次一来一往，我都豁然领悟，像口渴的人饮到醍醐。像这样客居他乡，几乎忘记了年月。每当想起自己做诸生时闭门不通世事，觉得很不适合处世，却唯独喜欢读书。后来连买纸的钱都没有，中山妻子劳作而空着肚子与我相对，这才开始靠讲解经书受聘来糊口。又不肯误人子弟，喜欢按照公平直道行事；不是分内所得的东西，或者来路有缘故的财物，都不屑一顾。面对俗人讨价还价，往往把千金吐弃在路上，傲然不顾。我的贫困生活本来就是应当的，只是笨拙于谋生这一件事，幸而没有因此埋没；我所喜欢的恬淡生活，如今来到长安仍依照它实行，大体还能自得其乐。假如从前稍微追逐应酬，妄想改变志向而堕落，细流汇成江河冲垮堤防，又有谁能挽救今天这个冷落的客子，使他不至于把一身陷入苦海呢？我想起亡友郁孝廉先生的话：“读书人懂得写文章，宁可也懂得做人，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先把草稿定好，然后才成为真文，没有不工巧的。”先生去世已经十二年了，这句话至今还清楚地萦绕在我心中。我没有忘记先生的话，难道敢忘记我做诸生时的初心吗？《道光和尚述》【贺复征】

译先宪副从前在夔门做官，听说道光和尚戒行高洁，便请他到云安的慧日寺讲《法华经》。天花从空中飞落，大的像手掌一样，众人都恭敬地观看，惊叹为稀有之事，这样持续了三天。当时是天启甲子四年六月。我第二年乙丑进入蜀地，详细知道这件事，寄诗给他：“袈裟本来没有固定住处，飞锡杖来到禅林。清凉的月亮常常相对，高远的云彩任意飞去。人世间甘愿承受修行的艰苦，世外深深安息心神。盘腿而坐传诵清净梵音，天花散落奏出妙音。”不久，和尚向南游历，在后湖别墅与我相会。他说要到星源的花山修建六度净社，我作诗送他：“自身就是法王之子，人们称你有大辩才。以慈悲弘扬六度，言语沉默都具备西来的佛法。”第二首说：“丹阳城郭里的舟船，白岳山岩前的寺院。去留本来都无心，只为成就这一件大事。”第三首说：“慧远并不是逃避尘世，深公难道是买山隐居。齐云岩上的道路，什么时候能与你共同攀登？”先宪副在南都任郎官时，和尚从白岳拄杖前来相见，叙说旧事并彼此欢喜。正好蜀人王太史、徐玺卿都想留他长期住下，便与先宪副在乌龙潭上商议，规划几步之地，建成道光庵，让和尚在此挂锡居住。此后先宪副入粤又回到吴地，十年之间，和尚每年到丹阳一次，成为旧例，不仅像白香山与如满和尚往来，也像苏长公参访参寥一样。不幸先宪副去世，四方多事，和尚依附杜将军，经过吴门、娄江，奔走云间和海上；事情不如意，又来到丹阳，我在城西六度庵奉养和尚。先宫保中冷公首先倡议，请和尚讲说《金刚妙经》，并作诗赠给他，我和诗说：“妙语能使万法降伏，不从旧纸堆中徒然钻研。墙壁之间息影追宗初祖，床榻之下筹策时局拜老庞。要除去世俗真理便归向圣谛，佛教法幢时时引来驱散魔幢。岷山一滴真正源头的水，直流而下从巫山卢江注入大江。”宫保公在净香池后建静室，为和尚焚香修行；我们也高兴和尚有了安居之地，可是和尚最终还是去世了。我曾与和尚约定，在自锄园后设置两张床榻，与他共同结夏安居；期间他为我的弟子开示《楞严指归》，一扫语言诠释造成的种种障碍，和尚也点头认可。可惜我心思杂乱又懒惰，当面错过了机会，至今因此悲伤悔恨。至于和尚佛法的大旨，各位先生都已经详尽说明，所以不再具体叙述；这里只记述我父子与和尚的一段因缘，以显示和尚从前作为蜀人、后来作为吴人的经历，以及先宪副是这段因缘的开始，宫保公是它的结束。将来应当在三生石上相认，这就可以了。《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三十 （明）贺复征编 ○篇一 贺复征说：按《说文解字》，“篇”就是联缀；《诗经注》又说，篇就是遍。抒发情感、铺陈事情，必须明白而周遍。凡是汉魏丛书中以“篇”命名的作品，拟收入诸子选本的，一概不录。只有在各家文集中姑且选取几篇，以备一种文体之用。《池上篇》【唐·白居易】都城风土中水木景致最美的地方在东南一带，东南最美的地方在履道里，履道里最美的地方在西北角。西门和北墙之间的第一等宅第，就是白氏老人乐天退居养老的地方。宅地面积十七亩，房屋占三分之一，水面占五分之一，竹林占九分之一；其中还分布着岛屿、树木、桥梁和道路。乐天成为这里的主人后，喜悦地说：“即使有台榭而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它。”于是修建池东粮仓。又说：“即使有子弟而没有书籍，也不能教导他们。”于是修建池北书库。又说：“即使有宾客朋友而没有琴和酒，也不能使他们欢乐。”于是修建池西琴亭，并在那里增设石制酒樽。乐天卸任杭州刺史时，得到一块天竺石、两只华亭鹤带回家，开始住在西平桥，开辟环池道路。卸任苏州刺史时，得到太湖石、白莲、折腰菱和青板舫带回家，又修建中高桥，贯通三座岛屿的道路。卸任刑部侍郎时，有粮食一千斛、书籍一车，以及善于吹笙、击磬、弹琴、歌唱的奴婢百人左右，一并带回家。此前，颍川人陈孝山传授酿酒方法，酒味非常好；博陵人崔晦叔传授琴曲，琴韵十分清越；蜀地客人姜发传授《秋思》曲调，声音非常淡雅；弘农人杨贞一赠送三方青石，石面长而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天，乐天才获准请求担任太子宾客，按官阶分居洛下，在池塘边休养自身。凡是三次任职所得，以及四位友人赠给我的，加上我这个不才之身，如今都成了池中的景物。每逢池风吹拂的春日、池月照临的秋夜，水香莲开的清晨，露清鹤鸣的傍晚，我便拂弄杨柳和石头，举起陈年美酒，拿出崔氏琴，弹奏《姜秋思》，颓然自得，不知还有其他事情。酒意酣畅、琴声停止后，又命乐童登上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音随风飘荡，时而凝聚，时而消散，久久回旋在竹烟、波光、月色之间。曲子还没有奏完，乐天已经陶然醉倒，睡在石头上了。睡醒后偶然吟咏，并非诗，也不是赋，阿龟拿笔，于是题写在石间，看它粗略写成了押韵的篇章，命名为《池上篇》。十亩住宅，五亩园林，有一池水，有一千竿竹子。不要说土地狭小，也不要计较地处偏僻；足够容下双膝，足够让肩膀休息。有厅堂，有庭院，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琴弦。中间住着一位老人，白须飘然，懂得安守本分、知足常乐，对外没有什么追求。像鸟选择树木，姑且只求巢穴安稳；像乌龟居于坎穴，不知道大海有多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都是我所喜爱的，全都陈列在眼前。时常饮一杯酒，有时吟一篇诗。妻子儿女和乐欢欣，鸡犬悠闲自在。多么舒适悠闲啊，我大概要在这里终老了吧。《缚虎篇》：遥赠刘千户伏玘【明·杨名】

译大同有一个叛卒，姓王，因为排行名称，人们称他为王三。此人骁勇，有羿■风【疑有缺字】，而且很有谋略。他曾经鼓动众人杀掉主将，为躲避罪责逃窜投奔北方。酋长怀疑他，不肯收录他，约定一定要杀掉他的妻子儿女以表明信任，他于是归顺。王三毒死母亲和两个妻子，烧毁自己的住所，表示不再返回。酋长认为他确实忠诚，礼待他为上宾，封给他数千户，让他统领精锐士卒打猎捕鱼。中国庚子年，他逼近太原；辛丑年又长驱深入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等郡邑，使当地再次遭受荼毒。壬寅、癸卯年间，他时而出动，时而退入，凶恶的气焰冲天，听说的人无不战栗。到了甲辰年秋天，他突然攻入紫荆，直抵完县。京师戒严，天子震怒。采纳议论者的意见，给他戴上械具押解，并请求撤换戍卒。御史中丞朱公正在分别追究总督大司马翟公鹏以及各地将官的罪责。大司马毛公伯温因为不能事先防御，又轻信中丞的话，便把职方郎韩君朂罢职并施以廷杖，几乎打死。追究事情的根源，原来都是王三替贼军出谋划策，才使毒害蔓延到这种地步。于是大张赏格，皇帝下诏说：“你这个愚蠢的叛卒，悖逆无道，上杀主将，下害良民，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你逃奔北方，引来联军，蹂躏中原，法令也难以轻易宽宥。凡是我的将领，有谁能够善于谋划、奋力作战，激发忠义之心，把王三活捉送到宫阙之下，赏赐黄金千金，升官五级，世世代代承袭爵位。”诏令下达后，大同军舍刘伏玘一向善于谋划、勇力过人，而且过去同王三交好。他对父母妻子儿女说：“我家世代享受俸禄，却没有丝毫报效。王三这个匹夫竟敢如此作恶，使中原不得安宁；要杀掉这个妖恶之人，非我伏玘不可。请允许我以死来完成这件事。”他的母亲哭着阻止他，他不听，又说：“父亲虽然年老，但我还有三个儿子，长子按例应当受到优恤；我即使死了，也不会辜负父母。”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毅然上路，把三个儿子留在家中。到了关口以后，他以酿酒为业，住了将近一年，始终没有得到王三的踪迹，但志向一点也没有懈怠。后来王三果然来了，骑着马，手持戈，弓箭装在箭袋里，带着四个小贼缓辔来到关下。他问戍卒：“谁在这里？”戍卒回答说是刘二。王三听了非常高兴，命令他赶快前来会面。伏玘于是提着酒壶酒器出来，下马相见。王三握着伏玘的手说：“弟弟，你为什么在这里？”伏玘说：“我非常贫困，不能养活自己，寄居此处酿酒，希望靠挣得一升一斗的钱粮维持生计，没想到今天竟能见到兄长。”说着眼泪直流。王三恳切地安慰他说：“弟弟不要忧虑，我如今已经这样富贵，难道忍心让弟弟流落吗？” 将来得志之后，应当把国卿的宅第安排给你。”伏玘收住哭泣，斟酒祝寿。王三完全相信了他，没有丝毫怀疑。伏玘谋划此事已经很久，酒都是早已储存的，曲蘖放得很足，又投入了药物。王三才喝了几杯，就觉得微微醉了。他高兴地对伏玘说：“我想去你的旅舍坐一会儿。”伏玘假意推辞，说不能好好款待。王三坚持要去，于是同行到了他的住所。伏玘对他殷勤慰劳，无微不至，并请他见伏玘的妻子和女儿。王三问他的三个儿子在哪里，伏玘说：“留在家里侍奉我的父母。”王三大声呼喊伏玘的妻子：“二嫂，拿好酒来！我们兄弟久别重逢，今天一定要尽情喝醉。”又命一个小贼拿出几锭金子送给她。伏玘的妻子也很善于应对，跪下献上几只大酒杯。随后，伏玘和王三对饮；他的妻子出去犒劳小贼，不计较用了多少壶多少杯。过了几天，将近黄昏时，王三醉得厉害，四个小贼也都醉得厉害，仰卧在屋中。伏玘几次试探，他们都没有察觉。于是伏玘同原先约定的三名士卒一起，用大铁锤击打王三的两条手臂。王三手臂疼痛，只瞪眼强撑着看，说：“你为什么打我？我明天就要灭你全族！”但身体震颤，已经不能起身。两臂被打断后，便用粗大的绳子捆住，押送到总戎处。复核确认没有虚假，便用囚车押送到京师。皇帝心中大喜，下令法司议定罪名，判处凌迟，并让人把首级传送到九边示众，以震慑各路贼寇。按照赏格，赏赐伏玘黄金千金，授官正千户；共同办事的三名士卒各赏黄金百金，授官百户。完县的贼众听到这件事后，四散逃亡。将士奋力作战，俘获、斩首的贼人很多。这件事传到蜀地方洲子那里，他不胜欣慰感叹。自从寇乱以来，死伤的人数以百万计，耗费的金钱也以百万计，却从未取得一次胜利来回应众人的期望。而伏玘一个小臣，舍弃自身前往践行义举，能够擒获贼军首领，使边境危急得以安定，难道不能说他既忠诚又有智慧吗？当时身居将领之职的人，都可以以此自我反省了。我写作《缚虎篇》，遥寄庆贺之意，也许足以用来激励众人。京城正北方有两座重镇，大同、宣府，彼此关系如同性命相连。地势遥远而悬隔，各路贼寇邻近关门，直同七陵接近。其间有一只狡黠的老虎，名叫王三，力能举鼎，性情贪婪，首先倡导叛逆，杀害主将，却把贼寇巢穴当作龙潭。酋长见到他，心中怀疑，不肯收录他；他便毒死母亲和两个妻子作为证明。酋长把这位心腹猎将宠爱得如同上宾，授给他军马，任他驰骋追逐。他一度逼近太原藩镇，轻易两次进入平定京畿，惊险地三次冲入紫荆，踏入完县。千兵万马，任意游行。京师戒严，圣上震怒。两镇将领被充军到荒远戍所，司马被罢官，职方官死去。朝廷大张赏格，积极招募。大同军舍刘伏玘，心怀忠义，是真正的男子汉。他平生想在燕然山勒石铭功，把贼人视为仇敌，决心将其擒获，即使死也不改变。父母哭泣哀号，苦苦挽留，他提刀发誓要斩下逆臣的头颅，说世代沐浴君主恩德，统领部伍，怎能坐等自身封侯？于是独自带着妻女寄居关口，汲水背柴，自己酿酒。酒酿成后，每天供几十人饮用。王三很久没有到来。甲辰年秋天，贼人的罪恶满盈，持戈跨马冲击边城，进入关内。忽然听说故人在这里，便相逢慰劳，倾吐真情。刘家的二嫂最为恭敬谨慎，跪进醇酒，希望得到接引；王三又从囊中取出金钱为嫂嫂祝寿。兄弟一唱一和，天将要黑了，高兴到了极点，饮酒过多，醉得酩酊大醉；他解下铠甲长卧，毛发蓬乱。几次摇动他，都毫无知觉。于是用铁锤打断他的两臂，把他捆起来装入囚车。军情急报飞驰入京，皇帝面露喜色；王三被磔尸示众，首级传送到边地。十万北方士兵连夜逃跑，俘获的物资装载齐全，歌声随之响起。刘郎入朝奏事，受到特殊恩宠，黄金千金、五品官职，既显贵又尊荣。姓名清楚地写入国史，声威赫赫，返回军门。往日当垆卖酒，实在独自艰苦；谋划没有遗漏，终于把狡虎捆住。若捆虎不能成功，反而让它回来反咬，即使甘愿被剁成肉酱，又有什么补救？唉！大丈夫没有遇到时机，只好委屈自身、压低志向，和愚人一样。一旦得志，便卓然出众；回头看那些琐碎小人，全都像涂抹在地上的泥土。你没有看见五府的侯爵吗？又没有看见九边的将领吗？穿着锦衣、享受禄食，出行时前呼后拥；那么如今在帷幕中筹划谋略，又怎么样呢？后来谁会把他画像列上凌烟阁呢？《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一 （明）贺复征编 ○表 《惠公禅居表》【唐·元结】

译沿着樊水上溯二百多里，有一条涌溪。进入溪中八九里，在蛇山的南面，就是惠公的禅居。禅师以无情之心对待人，却又以有情之行和有为之事来完善自己的无欲之心；他顺应各人的本性，没有不引导向善的。对于困穷的人，他譬喻劝导，使其耕作纺织；遇到人的灾患，他劝人守持仁义信用。因此乡里互相感化，以从事射猎垂钓为耻，每天勤于种植。不到五六年，低洼沼泽中有了沟渠田埂，荒芜高地上有了田间道路，桑树、果树、竹林、园圃，像伊水、洛水之间一样。这就是乡人爱戴禅师的原因；若不是行为和道术都达到完整境界，哪里能做到这样？乡人想增修塔庙，借助禅师来求福。禅师也顺从众人的心意而兴建。正门面向溪水，宽阔的厅堂背靠山岭，庭院中排列着两座高台，修长的回廊夏日清凉。松竹苍翠，清泉环绕流淌；山岭重重环抱群山，回旋曲折，这也确实是开阔绝妙的特殊境地。我把心中的疑惑告诉禅师，禅师说：“我担心人们忘却善行，所以借事物来诱导他们。等到人们将要行善时，本来就不会把事物当作负累。”我又把心中的迷惑告诉禅师，禅师说：“您若拿迷惑来问我，我也被这个问题弄得迷惑。您若没有迷惑，我又有什么可回答的呢？”唉！“我是一个漫无所归的人，哪里能够完全理解禅师的心意呢？”县大夫孟彦深、王文渊作记。名声显扬于当世，一定能够完全理解禅师的心意，所以命他写下这篇赞。赞曰：圣人忘却形迹，通达之人化育人心。惠公的精妙之处，无从寻觅。像山中生出云，像水中涵映月。惠公得到这种道理，施行运用永不穷尽。无形无迹的教化，可以普遍惠及百姓。将要引导天下，使其同归于涌溪。《左黄州表》【元·结】乾元己亥年，赞善大夫左振出任黄州刺史。他到任后，黄州人唱道：“我想逃离乡里，我想离开坟墓。左公如今既然来了，谁忍心抛弃这里离去？”唉！天下兴起战乱，到现在已经七年了。黄河、淮河以北，千里都是荒草；自函关以东直到海滨以南，驻兵十万，却承受不起征税。难道只有黄州人能够使当地百姓忍心不离去吗？谁说这种事不值得歌颂呢？一年以后，黄州人又唱道：“我们乡里有一个巫婆，迷惑人人而无人知晓。天子正在尊敬信任左公，他能够杀掉这个巫婆。”唉！近年来，借助阴阳变化和怪异之事，拿鬼神之道欺骗上面、迷惑下面，得到当时尊重的人，天天都能见到。黄州的巫女也凭妖妄之术得到恩泽，朝廷不敢过问，州县只听从她的意愿。左公愤怒而杀了她，这样的人确实应当诛戮。难道只有巫女如此吗？像左公这样的人，谁说不值得歌颂呢？居任三年后，左公升任侍御史，兼判金州刺史。将要离开黄州时，黄州人多有离别思念之情，所以替黄州人写这篇表。至于左氏的世系、左公历任官职，以及黄州门生故吏和巫女的事情，南阳左公都能够详尽记载。《哀丘表》【元·结】乾元庚子年，元子在泌水以南整治军务。泌水以南在至德丁酉年成为陷落的城邑，乾元己亥年又成为边境上的杀伤之地，其中的劳苦，语言能够说尽吗？街道和城郭间散布着凌乱的尸骨，像古代屠宰场一样，于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埋葬，命名为“哀丘”。有人说：“这是次山给它命名为哀丘。”是因为悲哀生民将要死尽，而战乱中的尸骨却无人埋葬吗？是因为悲哀壮士勇士已经死去，而姓名事迹没有显扬吗？回答说：“不是。我悲哀的是，普通人不能断绝贪婪争夺、毒害祸乱之心，不能守住正直、和睦、仁爱、谦让的本分，以至于让我们有了这座哀丘的遗恨啊！” 《墨表》【明·汪道昆】太圅氏说：方于鲁递相以墨为质料，制成的品类有五种。他最初制成“瑶草”，凭借工艺特别闻名于鲁地，便说：“我是探求法度形制才得到它的。”难道会只有众多雌物而没有雄物吗？后来制成“大国香”，差不多可以称为国中名工了，又说：“我是探求色泽才得到它的。”他守住自己的宗派，从未走出本宗；于是制成“大紫重玄”，美好了，精善了，也达到了极点，又说：“我已经得到它的精神，这是玄妙中的玄妙。我将要在材料美、工艺巧之外继续探求，我将游心于水德的本原。我大概会成为非烟，也大概会成为寥天一。我的技艺已经穷尽了。”工艺并不是墨家的专门之事；既不儒雅又没有工艺，不能算儒者；虽为儒者而不精于工艺，也不是合格的儒者。以儒术处理政事，以任官治事为才能，纯粹精良，所以在鲁地没有遗憾；凭此世代承继他的事业，终于成为名家。他的儿子嘉树把这种事业发展起来，繁茂兴盛。形制有五种：一叫规，二叫万，三叫珽，四叫圭，五叫杂佩。圆形的是规，方形的是万，端正挺直的是珽，修长、尖锐、像荼、像葵的形制是圭。凡是取数不整齐的，都属于杂佩。意义有六种：一叫国宝，二叫国华，三叫博古，四叫博物，五叫太莫，六叫太玄。古人把水芹和晒日所得献给君主，是因为不忘记君主。圣明的君主每天驾临东观，亲近子墨客；像您这样草野之臣，凭什么能够特别通达而进献呢？只是因为这些休祥瑞应，私下认为可以用来描摹至高的治道、歌咏太平。国宝列在最前。议论政事、进献谏言，谋划策略、铺陈文辞，经营治理、彰明润色君主的功业，所以其次是国华。考察古人，作为后世的楷模；文章多就是富有，万物也是如此，所以博古排在其后，博物又排在其后。九流百家分裂，道术各不相同。佛、道二氏遨游于世俗之外，专擅缁衣与玄理，归根到底以无相无名为宗旨，这就是它们参合天地的地方。缁衣一类称太莫，玄理一类称太玄；即使彼此不相谋合，也怎么可以废弃呢？有人称之为法宝，有人称之为鸿宝，大概就在这里吧？表文以六种意义来衡量，用五种形制来概括，分类分族，清楚得可以一一列举。《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二 （明）贺复征编 ○帐词 《寿中军某侯帐词》【明·徐渭】

译恭敬地想到某官声名显赫，出自功勋世家，很快就在四通八达的都城显露冠冕之才，是将门中的俊杰。武官继承祖先的功勋和祖宗的德业，创立并传下累世的根基；人才云集、风云兴起，起来辅佐真人的时运。一身许国，百战建功，起初在越城移节镇守，实在是五宗贵族中的显要；将要比肩汉代爵位，已经列入拥有万户封邑的通侯。威名显著，护城河和城堑便显得深固；栋梁之才显现，河山也因而壮丽。身系黄紫官服，永远巩固及至后代的盟约；把功勋写在铁券、金册上，仅次于剖符封侯的等级。根本厚实，枝叶自然茂盛；源头深远，水流必定长久。大概经过数代传到您这一身，便在一朝登上统帅之位。您天生具有鹰扬之姿，高远胸怀常在风云之中；猿臂显露奇特，善于射箭出自天性。您认为文武本来没有两条道路，既然仅凭书本和宝剑不能敌万人，于是在成年之年更加奋发，立下悬梁苦读的志向。夜里在灯下读书，早晨闭户研习，打开万卷书籍而全部读通，希望三年寒窗足以致用。学问博通，胜过杜预那样的名流，有武库般的才华；吕蒙发愤学习，也超过经学生徒的功业。尊敬老师、结交朋友，喜爱士人、推重贤者，希望在棘院考试中一马当先；自辕门之外脱颖而出，向着泮宫而崭露头角。早年参加考试，徒然凭借弓冶世业的优良，所依靠的是箕裘相继，于是专门学习军旅之事，暂时违背了俎豆礼乐的学问。离去时携带弓箭考校优劣，归来时系上印绶办理政务。奇异之士如浮萍聚合，曾经传授黄石公的兵符；越女姿态如花般娇美，亲自传授白猿剑术。兵法锋利，通达九种变化；谋略协调，能够统筹三军。一勺酒投给军士，便足以表达安抚之意；几句言语带着温暖的厚意。吴地船只运输粮食，鱼鳞般的船队聚集在淮河、济水沿岸和海边；军队纵横持戈，海市蜃楼般的雾气也消散在沧海之外。自从承袭狻猊纹绣的官服，继而统领浙、闽军队以来，侍奉于铃阁的有数位僚属，能够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经过您门前必定下车，恭敬地遵行乡里的礼仪。您屈尊折节、谦恭待人，却没有改变儒生的旧日风度。作为捍卫国家的良将，若不是孔伋，还有谁会怜惜您？首领被俘、文书拘押，等待冯唐才得以释放。于是各藩镇开府，元老胡公远远招揽孙武、吴起的谋略，长驱直进如韩琦、范仲淹。九重宫阙雷厉风行，亲自颁授节钺之权；一把宝剑寒光如霜，坐镇控制华夏与夷狄的边镇。礼贤的罗网已经张设，明察如冰的鉴识高悬；众望投来，偶然遗漏的人才也被收取，群策群力全部得到施展。贤豪辐辏而来，俊杰成林相从，终于得到您如鱼得水般的欢喜，并把枢机密事全都交付给您。事情无论大小，都来向您咨询；众人迟疑不决时，往往听从您的裁断。探丸斩吏，四方紧急羽檄飞驰；借箸筹划军务，一句话便平息风尘中的警报。虎贲之士环绕左右，龙韬兵法随着形势展开收拢。万名骑兵张弓控弦，弓弦在霜夜的月光下拉满；百金匕首，锋芒如秋水般抽出。北面跨越松陵，南面连接定海；狡兔哪里只有三个洞窟，逃亡的首领已经积年累月。所依靠的是臂膀与手指彼此相通，心腹之人寄托重任；大家同舟共济，谁还会分什么吴越？兼程赶路，终于献上孙、卢二人的首级，取来巨鱼般的贼首祭鼓，把雁鸭翻转过来作为池沼。劳苦功高，穿裘衣而带子宽松；士女争相载来酒浆，不要辜负百姓的热忱。边防保障仍然有赖于您，更加庆幸东南获得福泽。哪里知道美好的诞辰正属于初春？锦绣筵席刚刚陈设，异香环绕而不散。衙署开设在江边，梅花芳香，映弄着破晓的天色；营中奏乐，鼓吹声夹杂着铙歌。车马奔驰，尘土飞扬，宾客随从如流水；帘栊前排列着火炬，光彩灿烂如锦。大家凑集金钱奉送礼物，偏将副将征集芜辞，借此举杯祝寿。提笔作文，反使我这个老朽在执戟壮士面前感到惭愧；只愿您的功绩流传如燕石，声名如龙骧般兴盛。头戴白虎之冠，惭愧自己并没有封侯的相貌；悬挂金鹊印，众人争相观看它摇曳如月的光辉。节令循环往复，每逢今天这个日子，军务稍有闲暇，千万不要放过良辰；陪同庾亮登楼，谁说兴致浅薄？同羊公一起登临岘山，谁还会说兴致不高？您的功绩应当与山岳一同流传；像矍铄的汉代老翁，不愧有据鞍驰骋的健劲；如老成的赵国将军，还希望您增加饭量、保重身体。言语不能穷尽我的感情，姑且用歌辞续写。将军，请接受我的祝寿之意。等到青阳江畔营门开启，清晨太阳映照着祥瑞云气，久久不散；偏偏献上的美丽林花还没有完全开放，却已经含着香气。墙东坐着便可看见青油帷幕，主帅在其中奏笙歌以行乐；宾客祝您百岁，敬饮千觞，请为君侯再斟一勺鸬鹚形酒杓。《贺檀密云帐词》【蔡复一】

译至于远方系着侯爵封号，佩汉代旌旗、墨色绶带；近处承奉皇帝车驾，仿唐代赤县京畿的表率。何况玉山牧马，骏马在风中飞腾令人惊羡；紫泥颁下诏书，羡慕那霞光中的螭龙曣■〈日昷〉【疑有缺字或异体】。这正是披开彩羽舒展光辉、荫蔽高大枝条而接受颂扬的缘故。某官从日观之地拔擢而出，振作声名直上云霄；家乡在中都，曾照临尼丘之月；所处地域属于奎宿之野，恰好对应文苑之星。文采繁茂，英华飘逸，山中含花而呈五彩；玄妙的情怀如在水边垂钓，济水蓄积着潜流。眼睛浏览图经，便能包罗万物形象；亲身笃行孝友，便成为人伦中的表率。兰草沿着阶前生长而颜色柔和，柏树排列成行，都是亲手栽植。卢氏宅旁可用驯兔来验证，冠冕的表率也无愧于栖乌之德。因而能够像喜鹊般在东方兴起，像鸿雁般仪态入于上国；治理渤海，众人都说您必能使百姓和谐；征召入琐闼任职，徒然说明朝廷更加看重您。然而当时还要依次守任，梦中绕着倚门盼望的亲人；乌鸟反哺之情得到舒展，不再只是吟咏《匪莪》；青色水鸟离去已经很远，那些张弓待射的猎人又能罗捕什么？万户都可以得到封赏。齐国之后在即墨徐徐施行治理，三春之间便有树木成长；怀县的治理难道比河阳逊色吗？雨水随着地方而一同迁移，居处依靠上天而更加接近。如今密云作为县邑，规模虽小而实际相当于郡，控制各镇的要冲；都护出镇而临边，四周环绕着三座单于部落的铠甲兵器。无论高处低处汇聚而来的事务，无论大小都必须输纳。只有您投身政务、超过闲暇，宛如新磨的刀刃；驾驭轻车而进入熟路，今天巡行劳来之事本来很快乐，却唯独使百姓辛劳。还要勉力筹措，同时征集军用物资；万条水流竞相汇合，归于疏导而悄无声息。各种头绪虽然纷乱，提挈纲领和条目，便可以理顺。有时商羊出现以应征兆，石燕自行飞起。援救被水淹没的田地，察看庄稼所受的伤害；详细陈述发放棠梨之仓的策略，大力救助困顿如翳桑之人的百姓。下界百姓如鱼在水中，幸而都能从疾苦中得到匡救；泽国中的百姓如雁，赞美您确实平定了劳苦。您还认为旱涝是天时运行，几乎要同百姓争夺年成。无奈潮白成为县邑后，水患更使人划地修筑防御；水浸堤阪而无虞，完全平息了天吴的怒气。原野耕地肥美，一变而有了陂塘水鸟之歌。王尊守护瓠子堤，精诚感动神灵沉马；李冰厌恶江浦的水浪，壮烈地刻下犀牛镇水的文字。甘露已经酿成雅正的风气，自然扇动而来；您的谋略如明亮的太阳，追慕乐生那样的慷慨；口中有青天，胸襟从驺子那里汲取宏阔。用郑国锦绣加以经纬，用宓子琴声陶冶。士人庆贺，像湿地桑树一样繁盛；百姓奔走，像趋向蹊径的李树。鲁地变为至道，杏林中的雨露教化焕然一新；燕地豪侠归于儒道，土地的肥沃哪里只专属于桑枣？若不是手握神珠，吹气便能施行教化；麻雀有知晓更次的本领，戴着晨星也不停息；鱼不能进入屋舍，只能咀嚼腊雪一同受寒。那么，凭什么能够接续渔阳的歌声，使岐地仍然麦穗修长；使召公的政绩得到休息，使棠树的荫凉永远存在呢？美好的政绩屡屡见于考核官员的最优记录，昌盛的时辰又逢庆典。虚宿之星含笑而化为闪电，首先承受光华；神灵肃穆而呼喊万岁，先听到吉祥的话语。上天广施福泽，勉励这位劳臣；拜受明河般的文辞，使恩泽施及后世。大概是您的公义先施于后代，恩德又结于生身亲族。过去从瀛海传来诏令，旭日已经照向葵叶；如今清都颁下命令，恩泽并如桂枝般灿烂。以宠恩教人尽忠，以政事彰显孝道。璇源两脉疏浚，成为露水润泽的清美之地；琅轴重重降临，成为光明如雷的县邑。从前中牟驱除螟虫，汉朝赞美其奇异；榆次聚集凤凰，晋朝奖赏其祥瑞。然而如果只是自身受宠却没有惠及先人，或者只是官吏考核而与盛大事业无关，又哪里比得上您的卓异功业，在这里始终不懈？皇上对您的褒奖，一再隆盛到如此地步。大夫某在您府中设宴款待我，是因为气味相投。他说：“您何不替我扬言称颂呢？”论说贤能宰令的循良，应当归史官记载；记述朝廷特殊的恩宠，也不是别的部门所能代替。何况密云县的俊美声誉，早已传到宫阙；想来灌坛的佳梦，很快就会应验玉璜之兆。如果要通过采风来考察，又何必等到倾盖相交？勉强写成赠缟之文，实在惭愧自己织文不精。丹谷留下芳香，玉律顿时使玄黍回转；苍色山崖承接着光照，芝草形的诏书长久照耀白檀。《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三 （明）贺复征编 ○题名 《新都县真多山题名》【汉·张飞】王方平曾在这座山采药，童子唱着“玉炉三涧雪”的歌，他住了两夜才离开。《盛弘之〈荆州记〉》说：“新都县有温泉，冬月还未到，远在数里之外便可看见白气如烟，上下交相映照，形状像织锦的窗格，又有车轮和双辕车的形状。世间传说过去有玉女乘车自行投入这温泉，如今人们还常常看见女子，姿态仪容光彩美丽，来去倏忽。人一靠近温泉发出声音，沸水就从下面涌出而无法止住。”他…… 《题固陵寺壁》【宋·黄庭坚】天水人张茂先，世家南昌的黄某，鲁直的弟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国三年丁卯，我们一同来到这里。当时左绵道人思顺在这座山开设法席，道俗之众归心向往，荆棘荒草化成了金碧辉煌的寺观。那时刚下过雨，傍晚放晴，我们一同登上钟阁，观看白盐山高峻的山峰，想起少陵的风流，感叹《大雅》之作不再出现，久久徘徊。《题太平观壁》【黄庭坚】黄某从江西来，在这座堂中会见王宰、朱章、道士汤居善、周虚己。观看四面山中骤降的急雨，草木全都发出声响。《书吴叔元亭壁》【黄庭坚】朝奉郎、新任当涂太守黄某，于崇宁元年四月丁未前来拜访叔元。傍晚登上秀江亭，只见清澄的江波和古老的树木，使人在尘垢之外获得惬意。大概人迹清闲、境地幽静，是两种奇绝之处。《石门寺题名》【黄庭坚】韩城元聿、双井黄某一同游览石门。霜气清冷，树叶凋落，山川显得高远明净。扫除小径登上冠云亭，几乎可以忘记归去。《龙井题名》【秦观】辨才大师写信邀请我入山。等我走出城郭时，天已经傍晚了。我乘船渡湖到普宁，遇到道人参寥，问龙井方面派来的轿子在哪里，他说：“因为你没有按时到，已经离去了。”这天晚上，天空放晴，林间月光明亮，连毫毛都可以数清。于是我弃船跟随参寥，拄杖沿湖而行，走出雷峰，经过南屏，在惠因涧洗脚；到了灵石坞，找到一条小路，登上风篁岭，在龙井亭休息，舀泉水靠着石头饮用。从普宁出发，凡是经过的佛寺有十五所，全都寂静无声，听不见人的声音。道路旁的房舍，有时灯火若隐若现；草木深密幽郁，流水只有激越的声响，悲鸣之状几乎不像人间境地。已经走了两更天，才到寿圣院，在潮音堂拜见辨才。第二天才返回。《龙井题名记》【苏轼】

译看了太虚的题名，那里都是我过去游历经过的地方。闭上眼睛想象，清楚得可以一一数出。我当初同辨才分别已经五年，于是从徐州迁到湖州；到了高邮，见到太虚、参寥，便载着他们一同前往。辨才听说我来了，想乘小船来相访，以此结夏，但没有成功。太虚、参寥又一同前往越地，说秋天结束时应当回来；而我仓促离开郡城，于是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第二年，我被贬居黄州，辨才、参寥派人来问候，并且把题名给我看。当时距离中秋不到十天，秋雨正涨，水面延伸千里；月亮出现在房宿、心宿之间，风露浩荡。我居住的地方距离江边不到十步，便独自同儿子苏迈划小船到赤壁，向西望见武昌，山谷中的高树苍然，云涛连接天际，于是记录这些景象寄给参寥，让他拿给辨才看；如果有便人到高邮，也可以抄录一份寄给太虚。《题天池石间》【德洪】我从虎溪避开人群，乘车进入资圣庵。不久经过石门涧、锦绣谷，穷尽高处，攀登险道，终于到达天池，向普见如来恭敬致礼，获得紫金光明的祥瑞。第二天，斋饭后作礼告退，听说佛手岩、宝林峰景色奇胜，便一一登临观览。在山上可以远望掷笔峰，向下俯瞰圣寺；经过岩壁神刻，山体如玉削成，不知有几千仞高，而江流吞没长天，群山连接平野，云烟开合，一眼可望千里。这实在是匡庐第一境，隐然成为天下奇观。傍晚投宿化城，回头望去，手杖和脚步所经过的地方，萝藤小径、鸟兽道路，幽深地处在层层山崖绝壁之上，几乎不是人间的游览之地。假如我此身还没有消灭，应当在这里结庐终老。《题浮尼壁》【德洪】空印禅师于宣和二年十二月，和我一起到芙蓉峰拜访从禅师；在玉渊之上累石建塔，舀泉水饮用并作诗。天色已晚，于是住了下来。第二天，从公追赶我们两人，持杖穿鞋下了险峰；从关山谷中的断涧行走十多里，两山争相倚向天空，烟雾层层叠叠，仿佛各自献出部曲；断断续续地走到九地之底，水声轰鸣，好像千辆车牵引而起；抬头望见晴空，像展开一匹白绢。出了山谷，沃野平坦开阔，于是在树荫下吃饭。空山中骤然寒冷，雪意浓重，赤脚渡涧的人十有八九。进入石门时天已经黑了，山中人举着火把前来迎接。到寺里已经二更天了，我们点烛夜谈，恍如梦中。住山的宣公说：“这里常有老虎来，月黑时越过墙头离去。”空印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于是写下此文。《题善权洞石》【赵伯鲤】我任县令半年，以察看水涝为名出行。晋陵仙尉、西安人刘君常德来到这里时，太阳已经西斜，仍然能够游览三洞，遍读石刻上的题名，询问田亩地势的高低，探问民间的疾苦，然后才离去。当时是嘉定四年，立春后第二天。善权洞在国山的东南面，又名龙岩。周幽王二十四年，洞穴忽然自行开辟，洞门宽三丈，里面有许多奇异形状，好像经过雕琢。进入的人惊惧小心，侧着脚走二十步，里面极为平坦开阔，可以坐下千人。喜好游览的人凿刻岩石制作佛像；有一根石笋高十三尺，号称玉柱。唐代张祜诗说：“金函崇藏宝藏，玉柱闭藏灵根。”洞共有三处：一处叫干洞，就是石室；两处叫大小水洞，泉水深不见底，即使干旱也不会枯竭。唐代司空李蠙年轻时曾在山中读书，曾看见白龙腾跃而出。过去有人带着鸡犬进入洞中，后来便失去了它们。之后它们从广德军绥安县出来。《虎丘题名》【明·高启】重阳日，我来寻访桓景登高的约会，又拜访居中的长老；登上虎丘绝顶，远望天平、灵岩等山峰，渺小地处在云水之间，心胸开阔了很久。下到小吴轩，靠近剑池，坐在长满苔藓的石头上，汲水煮沸；请黄山人弹琴，创作《怀古秋风操》，心情更加潇洒自在。同游的有十五人：无锡周世忠、周世衡，东平申屠衡，开封俞桢，吴陵刘胜，兰陵周砥，勾吴王谦，管周吴立，唐暹，延陵徐文炬，海昌贾祥。凤山人名，本郡人高启记。诸生张素侍立。这一年是至正二十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百泉题名》【崔铣】嘉靖己亥年春三月己巳日，相台崔铣随驾来到卫地。事情办完后，庚午日向西到辉县。辛未日前往观看百泉，拜谒圣祠，凭吊啸台，进入安乐窝，在涌金亭休息，煮鲜鱼佐酒，饮一勺泉水，迤逦返回。《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四 （明）贺复征编 ○纪事一 徐师曾说：“按，‘纪事’是‘记志’的别名，也属于野史一类。古代史官掌管记录当时的事情，但耳目所不能达到之处，文人学士遇到有所见闻，便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史官采择，用来补充史籍的遗漏，所以用‘纪事’来总括它。唉！史书有所失而到民间寻求，大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段太尉逸事状》【唐·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