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四

译天下的安定和动乱都有通常的形势，因此天下即使混乱，圣人也认为没有什么难处，是因为他应对它有办法。水灾、旱灾、盗贼、百姓流离，只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行；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行；权臣专制、擅自制造威势和恩福，只要诛杀他们就行；四方夷族交相侵扰、边境不安，只要排斥驱逐他们就行。这几种事情，对残害百姓、蛀蚀国家来说，危害并不少。然而它们造成危害都有具体表现，所以救治它们也各有办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任凭事情这样发展更大的了。不知道原因却任凭它发展，就是拱手等待混乱。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已经几百年了。天下有安定太平的名声，却没有安定太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明显可忧的迹象，这正是其中有不可预料之处。如今的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百姓流离的灾祸，却常常叹息怨愤，仿佛不能安然生活；并没有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的忧患，却休养生息，常常好像不够使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自制造威势和恩福的弊端，上下却互不沟通，百姓与臣僚也不亲近；并没有四方夷族交相侵扰、边境不安的灾害，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有外部忧患。这就是我深感困惑的原因。如今医生治病，切脉、观察脸色、听声音，便知道疾病由什么引起，说这是寒病，这是热病，或者说这是寒热相互搏结；至于其他病情，也没有不能判断的。现在假如有一个人，神情恍惚而不快乐，问他有什么痛苦，他又不能自己说出来，那么他的病根深重而不可测了。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本来都与常人没有不同，这正是庸医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而扁鹊、仓公一望便惊惧的情形。病因既然深重，那么治疗它，本来就不是粗疏冒失、因循苟且所能消除的。可是天下的士人，正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修补汉唐旧有的故事，把这些作为小小的议论，认为可以挽救时世，岂不是太疏远实际了吗？按照如今的形势，如果不能洗涤整顿、振作刷新，卓然有所建立，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我曾观察西汉衰败时，它的君主都没有暴戾凶残、淫乱虐待的行为，只是懒惰废弛，沉溺于安逸，害怕几个月的劳苦，却忘记千年的祸患，因此一天天走向灭亡而自己不知道。君主如同天。仲尼赞《易》，称说天的德性：“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 由此看来，天之所以刚健不屈，是因为它运动而不停息。正因为它运动不停，所以万物纷杂而各自得到职分，并不混乱：它的光明成为日月，它的纹理成为星辰，它的威势成为雷霆，它的恩泽成为雨露，这些都产生于运动。假使天不知道运动，那么它那块然不动的形体将会腐坏而不能自持，何况还能统御万物吗？如果天子有一天赫然奋发，施展刚明的威势，使天下明确知道君主要有所建立，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出生命；纵横交错、颠倒变动，没有什么不能施行。如果君主不能先在心中自行决断，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稷、契那样的人才，也无可奈何。因此我特意把君主自行决断、想有所建立作为第一要务，然后再讨论建立事业的关键。其二：任用人才【苏轼】

译圣王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事务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而不相互混乱，使天下的人各安守本分而不相互逾越，然后天子才能从容安逸、无为而治理天下。如今却不是这样，边境不安本来不是中国的大患，却总是因此使朝廷受累，所以徘徊扰乱，最终不能有所建立。如果能够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使西北不过成为尚未诛灭的敌寇，那么中国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国，又有什么不能做成的呢？在这种时候，我知道天下并不是无法治理。请让我谈谈当今的形势。天下有两种祸患：一是制定法令的弊病，二是任用人才的过失。这两者相似而难以辨明，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当法令产生弊病时，君主一定会说：“我任用了某人，天下却没有得到治理，这是某人不能任用。”于是又更换此人，却不知道是法令的弊病，反而把罪责转移给那个人。到了任用人才发生过失时，又转而责怪法令；法令的改变便没有止境。这样下去，即使到了覆败、灭亡相继发生仍不醒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汉朝兴起，沿用秦朝的办法来治理，刑法严峻急迫，礼义消亡，天下空虚荡然；人们担心后世没有可以执守的东西，所以贾谊、董仲舒感慨叹息，把建立法度、改革制度作为要务。后世看到这两人的论说，便以为圣人治理天下，凡事都如此，因此腐儒小生都想妄自改变什么，以此迷惑君主。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忧患，虽然法令有不妥之处，但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问题在于用人，而不是法制本身的罪过。国家的法令已经改变过多少次了，天下仍不能大治，那么过错究竟在哪里呢？从前大臣们议论，担心天下士人入仕不遵正道，选取人才也不够精当，所以制定法令说：“年满中年才举荐，录取人数按旧额减半，并且恢复明经科。”又担心天下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而不肯退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人由主管官署上报，自己陈述求升的人处以有罪。”这两条法令名义上很美好，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益处；而议论者却想凭借这些办法使天下达到大治，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法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法令不能没有奸弊，就像五声六律不能完全避免淫靡的音乐一样。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只保留大体原则，把具体事情交给人去处理，只要不至于害民、又不可强行废除的，就都不改变。因此说：“过失只在用人而已。”有贤能的人却不用他，用了却不实行他的主张，实行他的主张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心意，这几种过失本质上是一样的。古代兴起的君王只有两位而已：商汤任用伊尹，周武王任用太公，都把天下托付给他们；这样以后，伊尹、吕尚才能舍弃自身的一切来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成就后也没有后患，因此臣下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实行。君主想任用的人，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可以任用；想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的人也可以诛杀。使臣下心中没有顾忌，所以能够充分施展才能，并要求他们成就功业。到了后世的君主，才开始用一些琐碎的小数来约束天下豪杰，因此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任用他们。贤人君子想有所建树，使功名流传后世，其愿望比君主还强烈，只是担心功业尚未完成便被人夺走，反而会加速天下的混乱。鼌错的事情，清楚地可以看出来。那些奋不顾一时之祸，断然只想以自身来试探君主威势的人，说明他们所怀有的志向也并不十分远大。这种人本来不值得与之共事；至于深沉坚毅、果断勇敢的人，又一定要有所等待才会行动。如果君主不先消除自己不可预测的一面，向臣下表示可信，那么他们又听从谁的号召而行动呢？庆歴年间，天子急于求得治理天下，提拔任用元老，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当他们正在深思远虑、尚未有所行动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等到他们有一天突然发奋，条陈天下利害，所说的还不到全部问题的一二成，满朝便喧闹起来，以至于把他们驱逐罢免，片刻都没有耽搁。这就是天下士人彼此告诫、不敢深入进言的原因。处在今天的形势下，如果想使天下达到最高程度的治理，不大力纠正、违拂世俗习惯，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唯一的忧患，是柔弱而不能振作，怠惰而不能整肃，只图苟且偷安而不知道作长久的打算。臣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地、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震惊敬畏，人人不敢掩饰错误，努力尽其心力。这些做法，都是庸人最为厌恶的，也正是谗言由此产生的原因。因此，先主拒绝关羽、张飞的意见，后来孔明才能充分发挥才能；苻坚杀掉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寳，后来王猛才能完成他的功业。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像这两人一样的才能，君主求治的心也如此急切，双方的需要十分迫切，却很难相互契合，唯一的忧患只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而臣下无法揣测君主罢了。只要天子有一天慨然明白地告诉执政大臣自己想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确实深知其意，并且在内心建立信任，他们才敢对外有所行动而不顾忌。否则，即使得到千万贤人，一天改变百项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一年又一年过去，最终却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第三篇：破除庸人的论说【苏轼】

译天子和执政大臣既然已经彼此契合而没有疑虑，就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胸怀，径直按自己的意志施行大道。那么当前最应当先做的事情，没有比破除庸人的论说更重要的了；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建功立名的门路，之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譬如治理水患。水势正在奔腾冲击、决堤溃流、翻涌漂荡而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竭尽人力，设法削弱它一尺一寸的气势，也不可能做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并退去时，又迅速得仿佛不足以维持一天。因此，善于治水的人，不仅有难以削弱水势的忧虑，也有水势容易衰退的忧虑。要用适当方法疏导，逐步决开，疏通旧水道而引入新水，使水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塘水洼可以不用担忧，这哪里知道舟船运输和灌溉的好处呢？天下尚未平定时，英雄豪杰都竭力凭借自己的长处奔走争利，只怕天下有一天无事。因此人人都尽力发挥才能，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自行磨炼，不至于懒惰荒废。所以勇猛的人互相吞并，聪明的人互相残害，使天下不得安生。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知道，大乱的根源，是智勇之士争夺利益而不知满足。所以天下已经太平以后，就削除那些争斗的工具，压制天下刚强健壮、喜好名声的人，而奖赏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过了几十年，天下便萎靡不振，再没有往日那种喜好兴事的风气。于是有能力的人不再自我激励，无法显露才能；没有能力的人更加懒散废弛，也没有用处。到了这个时候，君主想有所作为，而左右前后都没有足以任用的人，因此纲纪一天天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英雄豪杰之士踌躇不前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天下长久安逸享乐时，就用方法激发它，使天下人的心始终跃跃欲试，乐于行善，所以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的东西，就是让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亲自做。要使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做，就要向他们揭示利害的端绪，分辨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都替我效力而自己却不知道。这样，君主坐着就能收取功效。如果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得到好处，那么天子还能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治已经很久了，天下的忧患正在这里。因此臣说：破除庸人的论说，打开建功立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如今庸人的论说有两种：在上位的人致力于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在下位的士人则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都是庸人的面貌。他们参与议论，搬出先贤的话，搜取其中近似的说法来替自己辩解，不过是因为无能罢了。所谓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慌乱的原因，用来镇定世俗的躁动，并不是为了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意、养成尊贵自安的姿态。受到赞誉就受到鼓励，受到非难就感到沮丧，听到善行就高兴，看到恶行就愤怒，这是夏商周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表现。可是后世君子一定说：“受到赞誉却不受鼓励，受到非难却不沮丧，听到善行不高兴，看到恶行不愤怒，这才叫不可测度的气量，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和沮丧，有高兴和愤怒，然后才会有可以进入的间隙；有可以进入的间隙，然后智者才能替他谋划，能者才能得到任用。后世君子偏要造成没有间隙的样子，那么天下谁还能接近他呢？古人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又叫皇极。“极”就是穷尽的意思。后世所谓中庸，却只是循序守常，去做众人都能做的事，就把这称为中庸。这正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一乡之人都称他为忠厚老实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表现得像忠厚人，随同流俗，迎合污浊的世道。他说：“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孤高冷落、与世不合？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为这个时代效力，能够行善也就够了。” 他自以为接近中庸，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孔子说这是败坏道德的人。孔子、孟子厌恶乡原败坏道德，想要找到狂者来交往；狂者又不能得到，于是想找到狷者来交往。孔子说：“狂者勇于进取，狷者有所不做。”今天的忧患，是不取用狂者、狷者，却全都取用乡原，所以才这样委靡不振、毫无建树。至于孔子、子思所从中接受中庸之道，以及孟子、子思所传授的中庸之道，虽然内容如此，却都想得到狂者、狷者来和他们共事。既然如此，那么磨炼天下、振作天下人的怠惰，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因此臣说：“破除庸人的论说，打开建功立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 策论另外一篇：整饬法令禁令【苏轼】

译从前圣人制定刑罚和赏赐，知道天下人乐于得到赏赐而畏惧受到刑罚。因此，施行人们所乐于接受的赏赐，要由下而上；百姓有一点善行，不到一天赏赐就随之而来，所以处在下位的人行善，足以知道不会没有赏赐。施行人们所畏惧的刑罚，要由上而下；公卿大臣有丝毫罪过，不到一天惩罚就随之而来，所以处在下位的人作恶，也足以知道不会没有惩罚。《诗经》说：“刚强的人也不拒绝，柔弱的人也不欺压。”天下所谓有权势、豪强、尊贵、显要而难以号令的人，正是圣人借来向天下人表明法令的对象。舜诛杀四凶，天下便服从，为什么呢？因为这四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能够控制天下的大族，使小民的心服从，所以刑罚最终达到可以搁置不用的地步。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使用严刑酷法督责天下，但他们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为用法先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疏远卑贱的人，所以能够使自己的国家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所施的刑罚，不是舜的刑罚，但他们使用刑罚的方法，却是舜的策略。后世庸人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本末，竟把舜使用刑罚的策略同商鞅、韩非归为一类而抛弃它，法令禁令不能实行，奸邪盗贼不能止息，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州县官吏接受贿赂、出卖案件，罪行严重的要除名；如果罢免官职还不足以赎罪，就要戴上刑具、接受鞭打，这也是天下最为耻辱的事，可是士大夫中有时竟冒险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有所不服。如今大官所作的恶，并不只是在文书、米粮、盐和出入账目之间；官位越尊贵，所造成的危害越大；权力越重，下面的人就越不敢说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权的人出力排斥他，又幸而没有被上下各方压制，终于使他的罪行成立，那么对他的官职所作的削减也只到罚金为止，实在没有多少损失。过错恶行公开显露于天下，惩罚却伤不到他一根毫毛；在公卿之间粗疏草率，在州县小吏身上却细密苛严。用法如此，天下人当然不会心服。用法而不能使人心服，即使刀锯斧钺也仍有人不肯躲避，何况木枷、绳索、鞭打呢？如今法令极其繁多，看看用来防止奸邪的器具，举一步脚几乎就会陷入其中，但大官犯法却不至于令人畏惧，原因是什么呢？天下议论的人说：“古代的制度，刑罚不加于大夫，大臣不能用法律加以惩处。”唉！所谓刑罚不加于大夫，难道是说大夫以上的人犯罪就不施刑吗？古代君主责罚公卿大臣极重，对待士人和庶民却极轻。责罚极重，所以约束他们的规定反而更加宽松；对待他们极轻，所以防范他们的措施反而十分严密。大臣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们不必等到受到约束，便能免于罪过。因此约束越宽松，大臣越敬畏法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君主并不怀疑自己，便不忍心欺骗君主。如果侥幸因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而轻易犯法，那本来就已经不能逃脱诛罚了。所以，大夫以上的人犯罪，不按照士庶人的法律接受审讯、定罪、奏报和执行，这才叫刑罚不加于大夫而已。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以上，在任官治民时只要有罪，都要记录在所谓的官历上；至于馆阁大臣出任郡县官的，就直接罢免。这才真正符合圣人的意思，是想要对他们加以更加严厉的责任。怎么能反而同士庶人比较罪罚轻重，又因为他们的爵位而减轻刑罚呢？法律规定犯罪而可以自首免罪，是为了给盗贼小人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如今卿大夫犯罪也可以自首免罪，难道是把他们当作盗贼小人对待吗？天下只有没有罪过的人，所以才无从施加刑罚。如果明知他有罪，却特意免除他的惩罚，那么凭什么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有不法行为，有人已经把他检举出来，诏令却说不要追究，这究竟是为什么？圣人为天下治理政事，难道能容许这种暧昧不明而不作决断的事情吗？所以说：整饬法令禁令要从大臣开始，那么小臣就不敢犯法了。第二篇：不要挫伤善行【苏轼】

译从前先王治理天下，一定使天下人始终兴高采烈，心中常有无穷的愿望，努力实行而不知疲倦，没有自暴自弃的念头。只有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才特别狠毒而无法挽救，所以圣人畏惧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能力的人，使天下人都踊跃自我奋发，攀援而来。只是因为他们才能不够、力量不足，最终不能进入其中，而不是圣人堵塞了他们的门路、断绝了他们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微贱的士人、乡里的平民，也没有不奔向善行，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休息；这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他们。天下如果有极大的恶行而不能容忍，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的出路，就把他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与他交往。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的出路，他有一天会放纵自己的愤怒和毒害来残害我们的百姓。所以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他；任用他，就不要断绝他。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却又重新任用他，那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却又把作恶的工具交给他。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希望时仍然行善，在没有任何顾惜时仍然不作恶。对于没有希望的人要求他行善，对于没有顾惜的人要求他不作恶，却又把百姓交给他管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世间的贤者，哪里是固定不变的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卑贱之人，甚至有的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儒生贵族，是世人所期望成为君子的人，有时却放纵无度、行为不轨，还不如小民。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在他们刚开始入仕时就预先作出决定，而是慢慢观察他们任职试用的效果，使天下既没有必定可以得到功名的途径，也没有必定不可能得到功名的道路。天下知道功名不可能必然获得，才会勉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功名也不是必然不可获得，才有所凭借来安慰自己的心，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日渐受到教化却自己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世执政却不是这样，先给人以必定可以得到的希望，又断绝成必定不可能得到；他们本意是想提拔贤能、贬退不肖，然而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策考试等第、进士高第，都是在一天之内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富贵；即使此人一时文章出众，却还不知道他处理事务的能力，否则这样任用人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情况会用人之后又断绝他的出路：州县官吏，只要不是犯了大过、确实不可再用，其他犯法之人都可以让他竭力行善来赎罪；可是如今的法令规定，一旦陷入罪过，终身不得升迁，使他失去生活依靠而痛恨百姓，任意妄为，再无顾忌。这种人起初未必是小人，只是不幸陷入这种处境，前途穷尽而无路可走，于是便自暴自弃。府史等卑贱官吏，治理国家的人知道不能缺少他们，所以任职年久以后便补授外官；但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又限制他们能够升到的地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最终也不能列入士大夫行列。人一旦出身做官，就是为了求取尊贵；尊贵既然无法得到，便会只求财富，这是形势必然如此。这样一来，即使受到鞭打、笞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求。因此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彻底弃置不用，就应当稍微给他们一些机会。通过纳资入仕的人，都能补授郡县官吏；他们知道终身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无所不为。如果确实不能升迁，那只是任用他们的过错而已。因此臣说：断绝出路，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断绝出路；说的就是这三类人。第三篇：使户口均衡【苏轼】

译中原的土地，足以供养中原的百姓，而且还有余裕；可是百姓常常苦于物资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土地没有迁移变化，而百姓却有聚集和分散；聚集时就在不足的土地上争夺，分散时又把自己抛弃在有余土地之外。因此天下常常有未被利用的利益，而百姓的生活用品却不足。从前三代的制度，是按照居民来分配土地；百姓各自根据家中成年男子的多少，从官府领取田地，一夫一百亩。百姓不能多得到一寸土地，土地也不能多得到一个百姓，所以百姓均匀而土地有余。周朝时期，四海之内，方圆千里的地区有九个，而京师占其中之一；有田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山林、丘陵山麓、河流湖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里巷占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的土地；再按照上田、中田、下田三等折算，以两年轮换耕种为标准，那么王畿之内足以供养三百万人。以九州岛计算，就是二千七百万夫的土地。按下等农夫一夫的土地供养五人计算，就是一万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依靠这些土地生活。成康刑罚废置以后，在人口极盛之时，九州岛户籍所载不过一千三万四千多夫；土地有十倍之多，而居民只占其一，所以粮食常有余裕，土地的生产力也不会耗尽。为什么呢？因为均衡人口是有办法的。自从井田制废除以后，天下百姓迁徙不定，只要他们喜欢哪里就聚集到哪里，挤肩并足地争夺狭小的空间，带着妻子、背着孩子去分取升合之粮；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也没有多余的积蓄，一遇水旱灾害，弱者就转死沟壑，强者就聚集为盗贼。这并不是土地不够，也不是百姓增加太多，不过是没有均衡百姓的办法罢了。百姓不均衡，其弊病有两个：上位者轻视农业而重视工商末业，忽视旧有居民而偏重新聚居民，就会造成百姓不均。百姓从事农业，没有不重视迁徙的；他们的坟墓、房舍、桑麻果蔬、牛羊农具，都是为子孙作百年打算。只有各种工匠技艺之民、游手好闲和依赖他人供养的人，才可以带着少量财物到处走动。因此上位者轻视农业而重视末业，农民便放下农具到四方游荡，选择有利之地居住，这是第一个弊病。一般人的性情，安于长久太平时就怠惰，刚刚聚集到新地方时却谨慎勤勉。水旱灾害之后、盗贼劫掠之后，官府一定减轻刑罚、减薄赋税、减轻劳役，以招抚逃亡百姓；而对于长久安定、没有变故的地方，却不肯无缘无故给予抚恤。因此上位者忽视旧地而偏重新地，百姓便逐渐离开，聚集到被重视的地方，直到人数太多而无法容纳。这是第二个弊病。臣想要去除这两个弊病，开启相应的两个好处，使百姓得到均衡。从前圣人兴办事业，一定顺应人的性情，所以容易成功；一定顺应时势，所以容易施力。如今如果无缘无故迁徙已经安居的百姓，把人口多的地方分散到人口少的地方，怨言毁谤的门路和盗贼发生的根源，一定会由此产生；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先遭受了祸害。臣愚昧地认为，百姓的性情，没有不眷恋故土、看重迁徙的。只有士大夫出身做官以后，习惯于迁徙的乐趣，忘记自己的乡土。从前汉朝制度规定，官秩二千石的官员都迁往陵邑。为今天谋划，可以规定天下官吏做到某种官职，都迁往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如今士大夫没有不喜欢居住在那里，所以恐怕只让某一个人前往会无法成行。他看见自己的同类和地位相等的人都在那里，便唯恐自己离开得晚了。这就是所谓顺应人的性情。天下不可能年年丰收，必定会有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的地方。百姓正处在困苦紧急之时，父子尚且不能互相照顾，又怎么会知道离开故乡是忧伤呢？在这个时候招募愿意迁徙的人，并让他们经过的地方供应粮食，费用并不太大，而百姓也乐于前往。这就是所谓顺应时势。不过，这两类迁徙者都要授给他们田地，借给他们耕种的工具，并且宽缓他们的租税，然后才可以坚定他们的心意。这样一来，天下百姓或许就会逐渐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第四篇：倡导勇敢【苏轼】

译作战以勇气为主，以气势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士兵，将军也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士兵。因此，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先行倡导更重要的，倡导又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这两点，是用兵的隐微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人们也不能察觉的办法。臣请求详细说明。所谓倡导是什么？就是气势的先导。个人有勇敢和怯懦，三军也有勇敢和怯懦。比较个人时，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就像莛和楹那样悬殊；至于三军的勇怯，却只在反复变化之间，差别不过毫厘。因此，关键在将帅和君主。有的人即使不拿武器也敢逼近猛兽，出入刀刃之中而脸色不变；有的人看见小蛇、蜥蜴就退走，听到钟鼓声就战栗。这说明人的勇怯不齐，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乡里的小民争斗嬉笑，突然之间也未必不至于杀人。他们情绪发作时，心情突然激荡，脸色勃然变化，仿佛无法停止，即使天下勇士也没有超过他的；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顾念妻子儿女，又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不一定是勇敢的人，只是气势乘上来时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平日的情形。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利用人们在后悔之前突然激发、气势勃发的状态；而不善用兵的人，却挫伤他们突然激发、气势勃发的心情，放大他们自我后悔的念头，这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因此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先行倡导更重要。大家都是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同样的事务。天下有紧急情况时，如果有一个人奋勇争先、决心赴死，那么突然振作起来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交相射来，刀剑盾牌相互交击，胜负形势尚未决定，而三军士卒都注视着一个人首先登城，于是气势勃发的人就会接连出现。天下之大，可以用名声来劫制；三军之众，可以用气势来驱使。俗话说：“一人善于射箭，百人都会决意拿起弓箭。”如果有办法使气势发动，在人们突然振作、气势勃发之间使用他们的锋锐，这就叫作倡导。倡导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懦者占一百，勇敢者只有一个。勇敢者难以得到；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踏入刀刃之中，勇敢者又难以做到。让难以得到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一定要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一定有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一定有私下厚待的士卒，发现勇敢的人便暗中优厚对待。人有奇异才能，即使尚未立功，内心也无不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既然他自认与众不同，而上面的人却不认为他与众不同，那么在紧急时刻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在缓急关头肯出来倡导的人，一定是上级认为与众不同的人。从前汉武帝想向四方夷狄展示武力，以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不吝惜通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向天下发布诏令，求取奋勇攻击的人，然而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又允许他们以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不得已的人奔走在死亡之地。因此将领投降，军队溃败，天下几乎到了不可测知的地步。为什么呢？先前没有把人看作非同一般，却希望他们出来倡导，不是太难了吗？私下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若为了自己而偏爱，私情便不能起作用；若因为他比别人贤能而偏爱他，不如此偏爱便无法成事。大概有无功也可以赏赐、有罪也可以宽赦，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要求他出来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起行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陷入困境而自行停止。当西戎叛乱时，天子并非不想赫然诛讨他们，但将帅之臣谨守疆界，向外观望、向内顾虑，没有一个人先奋勇赴死，士卒也循规蹈矩，没有人肯尽力；不得已才出战争先，回来后仍复归原状。因此西戎得以肆意猖狂，而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形势上不得不重重送出财物求和。这种祸患起因于天子没有与自己共同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士卒。西部军队停止战事，已经十多年了。法令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越来越困难，贤能的人得不到特殊对待，勇敢的人得不到私下厚待，天下人都致力于奉行法令、遵循命令，只求按规矩办事而停止。臣不知道一旦有缓急，谁还能出来为大家倡导呢？第五篇：训练军队的实际战力【苏轼】

译三代的军队，不必挑选便很精良，原因是什么呢？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量而没有固定的军人。国家有事，只需每家准备一名正式士卒，如此而已。因此老人能够得到奉养，患病的人能够休息，替百姓服役于官府的，无不是他们家中强壮的子弟。所以平时田猎时，从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征供应粮食时，也从不供养没有用处的士卒。这样使他们脚力足以通过险要，双手能够熟练使用器械，聪明足以察看旗鼓的节奏，强健锐利足以进入死伤之地。一千辆兵车的军队，人人都足以自卫，所以杀人少而功效多，费用省而士卒强。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吞并，天下经历百战，经典传记中所见称为“败绩”的战事，如城濮、鄢陵之战，都不过是攻击对方偏师、捕获游兵，收拢军队退走，从来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横尸百万、血流江河。为什么呢？百姓各自把家中强壮的人推选出来当兵，势必不能大量杀戮。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分离，士兵不能重新成为百姓，于是开始有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当兵，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房屋已经寄托在军营之中，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户籍里，出征不能做商人，居家不能做农民，只能依靠官府供养，直到衰老也无处可归，那么这种办法确实不能轻易废弃。因此，无用的士卒即使削减他们的资粮，也都要终身供养。一般百姓从二十岁以上直到衰老，在四十多年之间，勇锐强力、足以冲击坚固之处、冒犯刀刃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今终身供养一名士卒，就等于每名士卒有二十年没有用处却吃国家的粮食。由此推算，养兵十万，就有五万人可以裁去；屯兵十年，就有五年属于无益的费用。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叫作弃财；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作战，叫作弃民。臣观察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残破败亡呢？弊病都起于把百姓分出来作为士兵，士兵不能休息，使老弱不堪作战的士卒束手就死，因此有时以百万之众被数千士兵屠杀；良将善于用兵，不过是把这些人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三代衰微时，无罪而死的百姓，多得数不清。如今天下招募士兵极多，过去陕西之役，把平民全部登记为兵；加上明道、寳元年间天下遭遇旱灾蝗灾，以及近年青、齐的饥荒和河朔的水灾，百姓困急而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登记户籍加以核查，近年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然而这些人都老弱而没有受过训练，不能达到古代士卒能力的十五分之一，而衣食供养的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百姓中来当兵的，大多不是良民；他们年轻强壮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庭生活，后来才能舍弃自身；等到稍稍衰老、气势衰沮时，大概也有后悔却无法返回的。臣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恢复民籍的人，应当允许；从今以后，百姓愿意当兵的都限定在三十岁以下，收编后以十年为期限，期满便除去军籍。百姓三十岁当兵，十年后重新归民，凭借他们的精力和思虑，仍然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作打算。这样，他们在应募之日便知道服役不会超过十年，并为十年后的生活作打算；到期除籍时便不会怨恨。与其让无用的士兵终日坐食的费用继续增加，不如用来重金招募，那么应募的人一定很多。这样，县官长久没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堪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便能重新成为平民，于是会爱惜自身，更加重视不犯法，不至于呼号无赖，自暴自弃而落入凶恶之人的行列。如今天下的忧患，在于百姓不了解军事，所以士兵常常骄横强悍，百姓却常常怯弱；盗贼进攻时不能抵御，戎狄掠夺时不能抗击。如今若使百姓轮换当兵，士兵又能重新成为百姓，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会增多，盗贼和戎狄也将有所忌惮。但仍有人说，如果十年轮换，旧士兵已经离去而新士兵还没有训练好，那么遇到缓急就会无济于事。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同时离去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去的，有正应当接替的；新旧士兵交杂居处、共同训练，那么遇到缓急就可以不用忧虑了。《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五 （明）贺复征编 ○进策三 君主之道：考察人情【宋·苏辙】

译臣听说将要寻求驾驭天下的方法，必须先明白天下人的情性。如果不先明白天下人的情性，那么和没有方法有什么不同？治理天下的方法，臣本来已经大略说过了，现在又想私下谈谈天下人的情性。假使天子都能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难道就可以没有忧虑了吗？即使是作奸，其中仍然有情性的一面，也不能不加以了解。臣听说有人喜欢追求高尚的名声，遇到财物便推让给亲人，见到职位便辞去而让给下属；如果进用他而天子以礼相待，他就感到高兴；如果进用他而没有以礼相待，即使强迫他，他也不肯领取俸禄，正好把这作为廉耻的操守，以此抬高自己在天下的名声。像这样，如果天子不了解他的心性，却用丰厚利益来供养他，他心中便会惭愧而有所不平。有人喜欢追求厚利，见到俸禄就接受以使自己生活优裕，见到利益就取得以使家庭富足；良田大产，只要给他这些，就可以使他发挥才能。像这样，如果天子不了解他的心性，却强迫他追求高尚名声，他心中便会缺憾而感到不悦。人本来都没有争强好胜的心；一旦好胜而不稍加柔化，就会忿怒争斗而不能和谐。人本来都没有彼此厌恶的情绪；一旦产生厌恶而又不稍加回避，就会只顾发泄私怨而不求成就功业。一个人本性刚强，就不能强行折挫他；本性畏惧，就不能强行使他坚强。强迫他，他将无法胜任；折挫他，他将无法振作。以上几种情况，都是为了求得使用他的才能而不伤害他的心志。然而这还不是驾驭天下奸雄的方法。臣听说，天下的奸雄，心思极其深沉，踪迹却极其细微。他将要在东方经营，却把形迹显露在西方；将要取得右方，却攻击左方。古代有人想取得君主的权力，却不直接向君主求取，而是从容游荡，听任君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使君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自然放任，因而把天下的权力释放出去。天下的权力既然离开君主却无处归属，他才慢慢起来收取，所以能够夺取权力而君主却不知道。古代这样做的人，李林甫就是一个。人一旦取得这种权力，便想独自占有它；独自占有后，又常常害怕天下人联合起来推翻自己。人只有能够先保全自身，才可以谋算别人；连保全自己都无暇顾及，却想谋算别人，实在困难。因此古代的权臣常常促成天下人的争斗，天下人彼此争斗而不能解脱，那么他们便无暇顾及我，于是权臣可以长久居位而不被罢去。古代这样做的人，也有李林甫。世上的君主，如果没有喜好善行的心，奸小之人就没有可乘之机；如果恰好有喜好善行的心，天下的小人便会利用这种名声来作奸。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只有喜好善行的名声，却不考察善行的实际。天下的善事，本来有些可以称作恶事；天下的恶事，本来也有些可以称作善事。他们知道我想行善，有时便先以善事引导我，最后却以恶事收场；有时指认天下的恶事，再用善行来加以粉饰。古代这样做的人，石显就是一个。一个人将要制造这种祸端、兴办这种事情，必定先取得君主的同意。想要成事而君主有所不悦，事情就不能成功。因此古代的奸雄，便用君主必定做不到的事情来劫持他。君主必定做不到的事，就是不可做的；这样君主便会转而顺从我所想做的事。古代这样做的人，骊姬向献公进言，使献公年老后退避祸患，就是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况，都是天下最真实的人情。因此圣人从事情的开端看出它的结局，听到声音便推知它的形态。只有能够在看似无缘无故的事情中察知人的心思，天下才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为什么呢？看似无缘无故的事情，必定有它的原因。古代贤明的君王在上，天下的小人都伏藏起来而不敢显露。小人难道能够对天下毫无意图吗？君主一旦揭示其真实心情，击中其弊病，他们便惭愧退缩，不敢进身。臣希望天子明白君子的情性，以此培养当世贤能的公卿名臣，并深入察知小人的弊病，断绝他们逐渐进身的道路。这也是治理天下最为明察的做法。第二篇：观察形势【苏辙】

译我听说，事情有的表面上似乎缓慢，而它的变化却十分急迫；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的人，从小就习惯于这种状况，长大后又使它形成，相互诱导而成为风气，彼此仿效而成为习俗，纵横颠倒、纷纷扰扰，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安定下来。在这种时候，处于上位的人，即使施加刑罚，人们也只是害怕；即使驱使他们，他们也只是听从；形势看起来仿佛无能为力。然而等到形势发生变化，往往发展到破坏而无法控制。所以天子，就是要观察天下的形势，制约它的发展方向，使它有确定的归宿。天下的人若任其松弛放纵，拱手旁观他们的行为，那么这种势头将无所不至。它就像长江大河，日夜浑浑然奔流向下而不能停止；遇到曲折处便激荡起来，无处泄流，于是咆哮奔涌、溃乱四出，冲毁堤防，淹没山陵深谷，浩浩荡荡而无法控制。所以善于治水的人，顺着水流进入的方向加以疏导，使水势不至于激怒般地奔涌而无法收拾；已经激荡起来了，又能慢慢地泄导它，使水势不至于冲决泛滥而无法停止。然而天下的人往往轻视安稳流动、相安无事的状态，不知道它其实值得忧惧；又不替它消除激荡的原因，只看着它激发起来，在彼此逼迫、即将溃乱而尚未爆发的时候，还以为不至于造成大祸，不能慢慢泄去它的怒气，因此终于使它横流于中原而不能很快治理。从前天下已经安定，人们都想安坐着守成，循规蹈矩地把这看作敦厚，沉默不言地把这看作忠信。忠臣义士的气概郁结而不得发泄，豪杰俊士不忍让自己的郁闷之心继续下去，便起而振作；世上的士大夫中，那些好勇而轻率进取、意气昂扬而无所畏惧的人，也都乐意跟从并群起响应，直言触犯世俗而不顾忌，直行冒犯君主而不害怕。如今的君子已经纷纷从事于此了，然而天下仍有不肯随从的人，旧日遗风和习俗仍然很多而没有消除，彼此抗拒，胜负的趋势还没有确定，邪正相互搏击，曲直相互冲突，双方混乱不堪，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天下的形势已经稍稍激荡起来了，而在上位的人不趁势把堵塞之处彻底决开，我担心天下的贤人承受不住愤懑，反而会自行决开它。只有天子的尊位，想做什么天下就会服从他；如今不在上面替天下决开堵塞，却听任它自行决裂，那么天下那些不同意的人将愤懑不服，天下的豪杰也将奋勇跃起而不顾一切，竭力去决开它；一旦爆发而不能恰当地处理，大的会受伤，小的会死亡，横向溃决而无法挽救。譬如东汉的士人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这一党，慷慨发表议论，本来是要纠正、改变世俗的弊病，但当时的君主没有替他们加以分别。天下的邪正之势，因而激发了他们的气概，使天下的士人发愤而自行决裂，天下于是大乱。由此看来，英雄豪杰之士，不可以一点也不让他们遂其心意。因此，治水的人只要能使水日夜流注而不停息，那么即使有蛟龙、鲸鲵的祸患，也会顺流奔走，奋迅欢快，来不及制造变乱。如果水被蓄积起来，混浊紊乱，堵塞而不决开，那么水中的各种怪物都会悖逆放肆，寻求借此满足自己的意愿而无法控制。所以天下也不可不稍稍为之决开，以顺遂、调适其意愿。臣论任用重臣【苏辙】

译我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者的外在行迹相近，难以辨明。天下人知道憎恶权臣的专擅，于是世上的重臣也因此不能容身其中。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在表现，却不考察其内在；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没有值得喜爱的地方，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是重臣所切齿痛恨的；重臣所取的，则是权臣所不屑顾虑的。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取悦君主的心意，委曲顺从而没有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免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埋没君主的威严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心情愉悦，对他无不顺从，安然把他置于自己之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着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然后权臣的势力才形成而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就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不能一定要争辩；争辩无效，而事情又有绝对不可听从的地方，他便专断行事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现出来，君主的心意将会释然，自己明白过来。他在朝廷之中，天子会因此恭敬戒惧而有所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旁放纵安逸、懈怠懒惰。爵位俸禄、庆贺赏赐，已经可以拿来议论是否适宜，却不求借此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也已经可以拿来参酌轻重，却不求借此形成自己的私人威势。总之，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随意必然去做，使群臣有所震恐畏惧罢了。不把利益归于自己，怎么能叫重臣？重臣不必等天下人归附自己；而作为权臣，也没有必要让天子害怕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的行事来观察他的用意所在，天下还有谁能够欺骗呢？因此我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如今假使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有天子所作所为，而没有人能够议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察，百官却畏惧战栗，没有往日尊重直谏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发言呢？他们只在细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奏章喧哗而无所畏惧；至于国家的大事、关系安危存亡的事情，就将闭口离去，谁敢说出来而承受它的祸患？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朝廷时唯唯诺诺，以为这就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他们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心意，便认为这是不恭顺，却不知道重臣是为社稷着想。这两种人混杂在心中，不能辨别邪正，因此丧乱接连不断而不醒悟，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从前卫太子聚集兵力要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使天下各处穷尽力量追捕他，消灭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保护太子以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揭示其中被遮蔽的情况，消解他的愤怒，那么这对父子之间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的情况，却不敢进言。我愚昧地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忍持重而不被夺志。我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同寻常的事情应当止息而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就考虑这些问题，便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不这样做，谁能知道以后果真不会发生，又为什么不替它谋划呢？或者我听说，当今世道的弊病在于法令禁制过于严密，举足行动稍有不合律令，执掌法律的官吏便据此发难，而不询问其用意所在。因此，即使天子的大臣，也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权力。从前申屠嘉做丞相时，曾召见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诘问责备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要被处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后也不觉得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没有成为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臣论守法【苏辙】

译我听说，仲尼称赞管仲说：‘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菜，到死也没有怨言。’我又读《蜀志》，书中说诸葛孔明贬黜李平，诛杀廖立；等到孔明死后，这两个人都哭泣，有人甚至哭到死。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古人实在难以企及。治理天下国家，只有刚强的人能够守住法度，只有公正的人能够凭刚强使天下服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赏罚的权柄、给予和剥夺的事情，出自天子，本来没有人敢说什么。只是因为处理得不公，所以有一个人被杀戮后离开，即使他确实有罪，也会勃然生出不服之心；在上位的人即使在这件事上非常公正，也害怕他不服，不敢明白地指出他的罪行。所以天下的不公，足以败坏天下最刚强的力量；天下的不刚强，也足以破坏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我曾私下悲叹唐朝末年和五代的祸乱：外有手握兵权、强悍愤懑的大臣，威势盖过天下，并凭借力量在内胁迫天子；天子不敢轻易违逆他的心意，他稍有不满意，上下的人就不能自保。在这种时候，君主只求保全自身，不敢凭刚强的心志守护公正的政事，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如今海内安定，外无诸侯的忧患，内无执政大臣的祸患，然而我仔细观察，在政令、刑罚和赏赐之间，常常好像有所畏惧，不敢自己作出决定，这是什么缘故呢？朝廷的臣子无罪而留任，有罪而罢黜，这是臣下的常理。所以如果有罪，认为应当罢黜，那么官职一定要削夺；认为不应当罢黜，却无缘无故把他安置到外地，也还是不可以。如今有人有罪而被推到外地，反而跟着增加他的爵位俸禄，这究竟是把它当作赏赐，还是当作刑罚？实在无法知道。大概是说姑且用这种办法安抚他愤愤不平的心情；他失去了近臣的身份而离去，即使赏赐他千金，他心中仍然有所不满。况且天下的罪人都想满足自己的心愿，那么作为天子，怎么可以有所刑戮呢？然而事情不公平的地方，又不只是这些。罢黜一个人，必定有另一个人出来排斥并为他辩解：认为罢黜他的那个人大概有什么不满吧？于是又把为他辩解的人一同罢黜。这两个人的罪究竟在谁呢？因为某人的话而罢黜别人，也因为某人的话而罢黜他，这只是替被罢黜的人报仇罢了。因此，天下虽然没有强臣造成的灾祸，但臣下私下揣摩天子的心意，各自有所持守来邀取天子的许可；这种弊病开始于执掌权力却不刚强，最终形成于守法却不公正。朝廷的事情，我哪里能够知道呢？然而其中有不公正之处，我私下奇怪，每逢任用官吏，民间无不私下议论，认为这个人是谁的亲戚故旧，才得到这个职位？每逢有所安排，也无不认为这是按照谁的意愿办的？假使上位的人果真都是这样，那么人们获罪后不服，也就理所当然；我也不敢这样对待别人。《诗经》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柔弱的就把它吞下，刚强的就把它吐出。只有仲山甫，柔弱的不吞，刚强的不吐，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的人。’人只有能够不欺侮鳏夫寡妇，然后才能不畏惧强暴的人。因此我说：‘只有公正的人才能凭刚强使天下服从，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况且古代做君主的人，有一种最大的快乐，是今世的人不知道的。君主的快乐，不是以拥有天下为乐，而是以能够和天下人一起去除邪恶、奖赏善行，使自己的志愿得到畅快为乐。如今假使天下有不义的臣子，不能杀掉他，反而加以尊崇；尊崇他还不足以使人高兴，又反过来贬黜自己怨恨的人，以安慰自己强烈的愤怒。这三件事，难道是做君主的快乐吗？事情有不能同时实行的，欲望也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如今人有所偏爱而不公正，这也确实是人的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会损害做君主的快乐，所以不如舍弃那种快乐而保全君主真正的快乐。况且事情的利害，有的是明知有害却担心不能实行，有的是担心不知道，而一旦知道便可以实行。如今想要清白无私，实行我的法令所达到的结果：有罪就罢黜，罢黜后不再姑息，使天下都知道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这并不是需要辛苦努力、难以办成的事，只是担心不肯去做罢了。管仲、孔明，只不过是做到了这一点而已。臣论委任兵权【苏辙】

译我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并把它除去，顺着它所安定的地方加以防范，才能长久而没有忧患。有些浅陋的人看见祸患发生在东方，就把全部力量用在东方而忘了西方；看见它从外部发生，就专心对付外部而忘了内部。因此祸患在无常中产生，变故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谁也不能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代，天下人无不认为一定会起于诸侯过于强大。然而到了武帝时，七国之乱的余波日渐衰微，天下坦然四顾，认为没有忧患。后来逐渐衰败，到了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上控制了国家命运，汉朝因此断绝了祭祀。世祖、显宗平定天下以后，认为世人所忧患的无不在朝廷强臣；然而东汉灭亡时，祸患却起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是能够预先固定防范的呢？人将要死亡，有的因过度劳累而得病，有的因饮酒而得病。天下人看见他死于这些原因，就说一定不要劳作和饮酒，这难道不是拘泥而妨害事情吗？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乱局，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天下各地的军队都隶属于各自的将领，大的有数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数万人。将领们抚慰、照料、养育士卒，给他们美衣丰食，与他们同甘共苦，顺从他们的喜好和厌恶。更有甚者，把他们当作儿子来养，并把自己的姓氏赐给他们。所以在那时，军队中的士兵只知道自己的将领，而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所命令，他们不听从而听从自己的将领；将领所做的事情，即使大奸大不义，也没有人违抗。因此，天下发生动乱时，奸臣擅自发号施令，拥兵而不能控制；而在他们尚未作乱时，攻打什么地方就一定能使之投降，守卫什么地方就一定能坚固守住。优秀的将领和强大的军队遍布天下，他们所摧毁、击败、灭亡的敌人，足以使天子郁结的心情畅快，也足以在外部抵御敌国突然发动的祸难。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安于自己的将领，乐意听从命令而作战。然而如今的人便把这种军队造成的祸乱当作警戒，却不吸取它的功效，统领天下数百万军队，却不设置一批平素统率他们的将领。将领带兵没有亲信爱护自己的士兵，士卒也没有归附依恋之心，却想让他们为将领效死。任命将领的那天，士卒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全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不敢抬头看脸，正是祸患的根本。这种祸患，并不是被胁迫的人一起兴起所造成的灾难，而是平时缓慢时士卒害怕并怨恨将领，到了紧急时又没有丝毫忍耐服从的意愿。这两点，是用兵最深的忌讳，当今的人大概也已经知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人〕 然而不敢改变，是害怕唐朝末年和五代的祸患。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既然有这种利益，就必定有这种害处；天下不存在完全的利益，这是圣人也无法做到的。那该怎么办呢？圣人所能做到的，在于不把利益推究到底。利益还没有发挥尽，就改变方法，使它的害处尚未到来，事情已经转变；这样便能享有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害处。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当时社会大有利益吗？只是它的利益已经完全发挥，却不知道改变，所以害处便随之产生。因此我太祖、太宗认为不可以长久实行，便改易政令，以求一时的安定。做将领的，解除他们的兵权；做士兵的，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将领。这些都是为了堵塞天下将领的私人恩惠，破坏他们的私人谋划。他们的本意是认为这样足以改变五代豪强将领的风气，并不是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让后世长久实行。因此我认为，当今时代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就无法谋求成功。况且想要获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就必然会有所触犯。天下有危急，如果想享受最大的利益却又顾全一切安稳，事情便不能成功。如今的弊病，在于不愿有所动摇，只想得到天下的利益；不愿有所劳苦，却想立即造成天下的安定。如今想使别人取得成功，必定要先把军队交给别人。想先把军队交给别人，就要先从选择将领做起。选得了将领，如果确实知道他忠诚，即使把天下的军队都交给他，也没有忧虑，更何况数万名士兵呢？从前唐朝的动乱，发动变乱的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将领，而都是盗贼之徒，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命为将领的人。所以对于将帅，难道一定要全部怀疑他们会成为奸臣吗？总之不能害怕选择将领的劳苦，因而反过来破坏天下最大的利益。天下的祸患，难道一定就在这里吗？臣论养兵【苏辙】

译我听说，天下的勇士可以让他使用军队，却不能让他主持军队；天下的智士可以让他主持军队，却不能让他养育军队。养兵，是君子的事情。所以用兵困难，养兵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士气难以制服。出兵征战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号令上，气势在战斗上；停止战事、扎营驻守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营垒上，气势在防御上；列阵遇敌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白刃上，气势在取胜上。士气所在之处，就是它锋芒所指向的地方。所以军队在外，士气在敌人那里，而不在统帅之上；不在统帅之上，因此抚慰他们便容易使他们欢悦，给予他们东西便容易使他们满足，惩罚他们便容易使他们安定，调动他们便容易使他们服役。上位的人用勇气统御他们，用智谋驱使他们，那么百万之众也可以不必忧虑。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三军将士各自返回家室，美衣美食，悠闲无事，投石、超距等游戏也不足以发泄他们的怒气，于是各自寻找上位者的短处。在这种时候，军中的士卒环顾四周，便开始无法忍耐了。因此，长久不使用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愿再战；长久不役使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愿再服役。既然本来不愿意，却强行驱使他们出战，他们就不会感到快乐；强行让他们服役，就会发生变乱。这是必然的趋势。古代军队出自农民，要调动他们尤其困难。然而到了周朝末年，诸侯强盛，天下百姓每天都起来操持兵器。齐、晋、秦、楚凭借战车在天下往来，行走万里才返回，而天下百姓却不敢说疲病。到了后世，平时安居无事，常常耗尽天下财力来养活士卒；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他们反而傲慢轻视、索求赏赐，不肯立即出发。平时接受上面的衣食供养，有困难就起来，起来便战斗至死；有事情需要服役，就服役并竭尽力量。这种情形本来似乎比三代的农民更好。然而如今正苦于他们不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养兵的方法有过错吗？我观察天下的军队，数量没有比京师更多的；士卒犹豫退缩、难以控制，也没有比京师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天子在位，用仁慈驾驭军队，士卒不懂得作战，却习惯于获得赏赐；命令稍微急迫一些，他们便瞪眼伸臂，说话不恭顺，这实在很可恶。况且京师是宗庙和宫禁所在，却让不义之徒环绕布列在左右，这还凭什么能够安定呢？我听说，养兵而使军队骄横暴戾，责任在将领。如今京师的将领，任用的是什么人呢？普通匹夫和小人，按次序应当升迁，便让他们担任十人、百人的首领；这样的名义，尚且没有脱离士卒的行列，而在他们之上统领军队的，只有三层。太尉向上推举，才到枢密使。这样四位大臣，并不处于什伍、部曲之间，不是每天早晚训练士卒的人。况且士卒还没有亲近归附便处罚他们，他们就不会服从；不服从，就难以使用。如今让大臣单独控制他们的上级，恩意不能交接，德泽不能普遍施行，上下不相互信任，只是凭势力相从而没有凭义理相亲，那么还不能只用法令治理他们。假使朝廷大臣弯腰曲身，亲自询问士卒的疾苦，像往日出兵列阵时那样，那么这种势力也就有所不足了。古代南军、北军都有监军，御史有护军，各位校官又各有军正、正丞，所以像任安、胡建这样忠信守节的人，能够出入军中，取得士卒的欢心，然后用礼义训练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这样便可以诛杀消灭作恶者，而士卒全都服从。这样之后，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为什么偏偏让凶暴乖戾的人相互统御，而天子却只把贪婪暴虐、无知的匹夫作为身边的卫士呢？我愚昧地认为，大略可以按照汉代的制度，设置各类校官，使他们常驻军中，既抚慰士卒，又逐渐诛杀那些豪横之徒，训练士卒懂得礼义。《左传》说：‘晋悼公知道栾纠能够驾驭战车，是因为他懂得政事，便任用他做戎御，让他训练驾车的人懂得义理；知道荀宾有力量却不暴虐，便任用他做戎右，让他训练勇猛有力的士卒。’当时任用原来军中的官吏，因为如果不亲近士卒，就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不能取得他们的心，即使有法令也不能施用。有法令却不能施用，士卒就不能承受劳苦，军队也不能应对突然的变故。军队不能应对突然的变故，将领又不能役使众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臣论用人【苏辙】

译我听说，天下只有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役使别人，拥有利益的人能够取得众人。所谓权力，就是天下人用来决定离开或归附的东西；所谓利益，就是天下人用来奔走追求的东西。能够决定是非可否的，叫作权；能够使人贫富贵贱的，叫作利。天子，就是收取天下的权力而亲自掌握，聚集天下的利益而亲自使用的人。因此天下的人，从上面的公卿大夫，到下面的闾巷平民、普通百姓，以及府史、胥徒、僮仆、奴妾，依次相互隶属、相互役使，直到疲惫劳苦，老死也不离开。缓急之时，可以使他们相互救助；危难之时，可以使他们彼此赴死；即使踏着白刃、跳入深谷，也能让他们听命而不敢推辞。为什么呢？能够给别人利益的人，本来就能役使别人。拥有千金的人，拿出多余的钱财借贷给乡里的贫困者，百姓以微薄利息慢慢偿还，他便可以在乡里横行霸道，刺客和武士也替他效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就是权力和利益造成的结果。我听说，天子掌握天下的权力，专有四海九州岛的利益；爵禄、庆赏、金玉、钱币，是他的财富，远不只是千金的利益；给予、剥夺、许可、否决、刑戮、诛灭，是他的势力，远不只是千金的权力。古代的君主得到天下的权力和利益并专有它们，所以所做的事情都能成功，所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谋臣猛将为他竭尽力量，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社稷之臣，可以使他为宗庙而死；郡县之臣，可以使他为疆土而死；文官可以使他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武官可以使他为自己的军队而死。天下的人存放心思、反复谋划，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敌寇到来而不害怕，灾难发生而不改变。平时安居无事时，天子供给他们衣食来养育他们，以等待天下的事务；因此有事时为之而死，也是形势自然如此。然而如今天下的人，享受天子的俸禄，佩戴天子的爵位，穿着青紫官服，佩戴印绶，带领吏卒纵横显赫，常常遍布天下；一旦有紧急情况，却没有一个肯死战，这实在很奇怪。往年广南发生动乱，大官据守城池、拥兵自保，贼兵到来却没有人敢出击，只是逃跑奔窜，藏伏在草莽之间，躲避兵革的灾祸，以至于蛮夷之人能够在中原横行，人民流离失所，方圆数千里几乎成为废墟，却没有一个官吏死战。国家每年招收天下的士人，士人因饥寒而求取官职离去的，动辄有数百人一批。经过六年考核而没有过失，便又替他们改升爵位、增加俸禄。如果幸而有超群拔类的人才，公卿大臣又可以把他推荐给天子，特别加以宠爱尊贵；在朝廷之间升沉飞跃，不出十年便可以安坐谈笑而成为两制官员。这样的制度，对天下还有什么亏负呢？可是士大夫最终没有人肯奋发起来为国家效力，这是为什么呢？明智圣哲的君主，凭借他的法令来招致天下人；如今天下人反而凭借他的法令来要挟君主。招致在我这里，奔走的人就是别人；招致在别人那里，奔走的人就是我。如今世上的法令，难道不是想用来招致人才吗？任官六七次考核，得到五六个人推荐。凡是这些条件都具备而没有过失，然后便替他改升爵位、增加俸禄。这难道真足以招致人才吗？制定法令却不足以招致人才，那么天下人将反过来凭借我的法令彼此要挟。如今的官吏，考核期满而没有过失，又有推荐，天子难道还能拒绝他吗？势必不得不顺从而授予他爵禄。这样，天子的爵禄就不再是天子的恩惠，而成了天下人的势力。士大夫凭借势力取得爵禄，所以全都不感念上面的恩德。如今天下的权力，反而落入下面；天子的利益，也变成轻易取得、容易获得的东西了。我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一种是法令紊乱的弊病，一种是法令本身产生弊病的弊病。法令紊乱，就使人纷纷扰扰而无所执持；法令产生弊病，就使人相互牵制而不能自主。古代圣人，法令紊乱就制定法令来救治；法令产生弊病，就用无法可执的办法来承受它。所谓无法，并不是说纵横放肆；而是上位的人抛弃固定的规矩，使天下人没有可以执持的法令来要挟君主，这就叫无法。如今官吏的法令，也不过是自己推荐自己、按考核办事罢了。假使让一两个大臣详细考察一个人的才能与无能，推荐条件具备而考核期满，有才能的就授予官职，没有才能的就搁置不用；即使考核期未满而推荐条件也不具备，只要确实可以任用，也仍然任用他。总之，都要务求使天下人无法预先测度，让官吏没有可以执持的法令来要挟我，把天子的权力和利益收回到上面。这样做，议论的人将认为这是空荡荡地没有法令，大官便容易借机作奸。我听说，只有不作奸的人，才可以任用为大官。假如天下如此广大，却没有一两个可以信任的大臣，那么国家就不是原来的国家了。况且自唐朝末年以来，世上制定法令，开始都致力于防范大臣。唐朝强盛时，用来考察天下士人、调选天下候选官员的办法，都没有固定的法令，而只听从主管官署的意见。这样，下面的人不能用法令要挟上面，上面的人却可以役使下面的人。因此我说：只有有权力的人能够役使别人，只有有利益的人能够取得众人。这一点不可不深入考察。民政设置三老【苏辙】

译我听说，王道施行到民众身上，意义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面自我修洁，民众却不免仍有小人；朝廷之中彼此揖让合乎礼仪，民众却不免成为盗贼。礼在上层推行，而淫邪、偏僻、放纵的风气却在下层兴起而不能制止，这还只能说是王道没有完成。王道的根本，开始于民众自己感到喜悦，完成于民众彼此相爱。王者向民众所求的，粗略说从努力耕田开始，精微说则达到孝、悌、廉、耻的境界。努力耕田，是民众最劳苦的事情；孝、悌、廉、耻，又是普通男女并不喜欢、却必须勉强从事的事情。要使他们对最劳苦的事情产生自我喜悦之心，劝导他们从并不喜爱的事情做起，使他们产生彼此相爱的心意。所以王道完成并达到民众之后，意义也是很深的。古代天下灾害不断，水灾旱灾相继，上下不能相互保全，这种祸患起因于民众不因努力耕田而自得其乐。天下动乱，盗贼放纵，战争不止，民众不以自己的事业为乐，这种祸患起因于民众彼此不相爱，抛弃孝、悌、廉、耻的节操。自己感到喜悦，即使有极大的劳苦，也不会改变所从事的事情；彼此相爱，即使有强悍凶狠的心，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心让自己陷于不义。这两点，是王道最重要的权柄。如今天下的人习惯于工商利益，却不喜欢农业；只有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才能，才安于田地而不离开山林。饥饿的百姓都有像盗跖那样躁动不安的心；闺门之内，父子彼此愤怒，却不知道回头反省。朝廷之上虽然有贤人，但他们的教化不能到达下层。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实现。然而我仔细考察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读到《诗经》，便认为王道的完成有容易之处，并不困难。人们不喜欢这种生活，是因为还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滋味。所以圣人作《诗》，说明耕作、锄草、播种的辛劳，又叙述年终仓廪充实、妇女孩子欢喜的情景，来感动他们的心意。因此说：‘锄头声铿锵，开始到南边的田地劳作；播下各种谷物，果实饱满而富有生机。有人前来探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筐；送来的饭食是黍米，戴的斗笠系带交错；他的锄头锋利，用来锄除苦菜和蓼草。’在这个时候，民众已经劳累了，所以诗替他们说出妻子儿女来送饭慰劳的话，以勉励他们完成事业。诗的最后一章说：‘苦菜和蓼草腐朽了，黍和稷茂盛了；收获堆积整齐，粮食堆积充盈；高得像城墙，排列得像梳齿，用来打开百座粮仓。’ ‘百座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孩子都安宁了；杀掉这头黄牛，牛角弯曲而有光泽；用它来继续祭祀，延续古代先人的事业。’在这个时候，一年的农事已经完成，劳累的民众可以和妻子儿女一起因这次休息而快乐，闲暇时饮酒吃肉，使自己享受一年的成果。这样，勤劳的人便有办法忘记自己的劳苦，尽力的人便觉得使用自己的力量也轻松了；那些凶狠暴戾、没有亲情的人，也会有所羡慕喜爱而自行改变操守。这不只是在《诗经》中这样说，凡是引导民众使他们得到利益、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快乐，也都是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自己所快乐的事，喜欢自己所得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王道没有什么困难的原因。我听说，诱导民众的势力，远的没有近的有效，近的又没有他们所参与竞争的对象有效。如今在朝廷中施行教化，田野的民众却没有向善的心，这难道不是因为距离太远、难以到达吗？明白选择郡县的官吏，谨慎执行法律禁令，在市场上公开刑罚，顽劣的百姓仍不悔改。乡里百姓看郡县官吏，自认为对方不是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只是害怕他使用法律；即使在他面前袒露后背受鞭打，也不以此为羞愧。这种形势能够使百姓看见公开的罪行，却不能触及他们隐蔽的恶行。这难道不是因为它距离百姓较近，却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对象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那些小时候一起游戏、长大后一起做事的人，才是他们所参与竞争的对象。我愚昧地认为，古代郡县设置三老、啬夫，如今可以推举选择那些孝顺兄长、没有过错、努力耕田而不懒惰、平素为百姓所敬服的人；不让他们管理政事，而让他们讥刺、劝诫和教导那些懒惰而没有德行的百姓。每到岁时伏腊，郡县应当适当设置礼仪，以此影响天下，使人羡慕喜爱这种行为，使百姓都产生羞愧、勉力而不愿落后的心情。如今不按照民众所参与竞争的对象来教导他们，却去顺从他们平素所畏惧的对象。对于他们平素所畏惧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同类，又怎么敢希望自己能达到其万分之一呢？所以教导天下，应当从民众所参与竞争的对象开始，王道就可以逐渐深入下层了。臣论役使民众【苏辙】

译我听说，三代盛盛之时，天下的人从普通百姓以上，没有谁不致力于修养洁身，努力成为君子。父子彼此相爱，兄弟彼此和悦，孝悌忠信的美德在士大夫之间发扬，又下达到田野，早晚从事农作，一生也不厌倦。到了战国，王道衰败停息，秦人驱使百姓，把他们投入耕田和战斗之中，天下人一齐顺从。田野的百姓全都争着从事武器、军旗和战鼓的事业，以头颅争夺头颅，以力量搏斗力量。前进就可能死于战场，后退就可能死于将领之手，祸患无所不至。周、秦之间，相隔不过数十年或上百年，周朝的小民都有向善之心，而秦人却独独喜欢攻战，即使因此死亡，也不肯只求保全自己。这两种情形，我私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天下的人不能完全懂得礼义的美好，也不能奋发而不顾一切地陷入死伤之地；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实在是上面的人使他们如此。然而闾巷百姓若被强迫而跟从，也只能和他们一起侥幸取得一时的功业，却不能指望长久。周、秦的风俗都经历世代而不改变，这其中的办法不可不考察。周朝的制度，使天下士人具备孝悌忠信；凡是在乡里闻名并为国人所知的，都可以登上主管官署。秦朝的法令，则使那些勇武强健、能斩获敌军首级的人得以自行免除徭役；上等的给予爵禄优待，下等的也都可以役使、统领自己的邻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天下人知道利益所在，便都争着去做，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呢？然而周朝凭此兴盛，秦朝却凭此灭亡，天下人于是都责怪秦不能治理，却不知道秦用来役使天下人的办法，同周朝用来役使天下人的办法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最便利的形势能够使天下人奔走，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只是要看用什么方式役使他们罢了。如今天下的忧患，实在在于百姓昏昧而不知道接受教化；但我认为罪责不在百姓，而在上面役使他们的办法或许还没有做到。况且天子向天下所求的是什么呢？在家中，希望天下人孝顺；在国家中，希望他们忠诚；兄弟之间，希望彼此相爱；朋友之间，希望彼此守信；面对财物，希望他们想到廉洁；遭遇患难，希望他们想到义理。这确实是天子对天下的要求，也是古代圣人所希望并努力求取的。他们用权势去求取，使这些品德自然达到，所以天下人争着去做天子所要求的事情，以求符合他的心意。如今有人让别人替自己放牧牛羊，便拿牛羊的情况来考核他；牛羊肥壮，就根据牛羊肥瘦来决定对牧人的利害，使牧人趋向自己所得的利益并依从它，这样便可以不费力而坐享自己想要的结果。如今如果根据牛羊的肥瘦来考核牧人，却又让他们把全部力气用在砍柴割草上，再按照柴草数量的多少决定赏罚轻重，那么这些牧人究竟是做牧人，还是做樵夫呢？做樵夫，就会使牛羊失去肥壮；做牧人，又没有办法得到奖赏，所以这些人全都去做樵夫，而不再从事牧养。我们所希望的是牧养，他们反而以砍柴为能事，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天下人想从皇帝那里求取利益，究竟依凭的是什么呢？士大夫写作讲究声病、剽窃割取的文章，研究苟且应付、只求记诵问答的学问，拖着衣裾、束着腰带，俯仰周旋，都有意于求取天子的爵禄。天子向天下所求的，难道在这些方面吗？然而天子用来求取人才的只有这些，而人们借此取得利益的也只有这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难以理解的情形。唉！想要寻求天下忠信孝悌的人，却在一天之内的考试中寻找，天下还有谁知道忠信孝悌值得喜爱，而知道一日考试的可耻并不肯去做呢？《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应答，没有一种德行不报偿。”臣认为，要想得到所需要的人才，就应当顺着他们所希望的来寻求；以利益引导他们，激发他们懈怠的志气，那么天下一定会有人响应。如今每隔一年选取天下人才，其中奇异之士、贤能之人，本来就应当有人奋起而进入其中。然而天下人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意旨，以为天子所求的只是眼前所能看见的东西，因此竭力参加科举，却不知道反省自己是否合乎仁义。臣希望恢复古代孝悌科，使州县能够和今天的进士科一样荐举人才，并使他们都能晋用；让天下人不时得到孝悌忠信所带来的利益，并明确知道天子所希望的就是这样，那么天下应当可以逐渐受到教化，以符合皇上的要求。然而臣并不是说孝悌科一定能多得到天下的贤才，只是希望借此使天下人知道皇上的意旨所在，各自奔向这种利益，那么或许不必等待教化，忠信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恢复。这也是周、秦用来役使人民的方法吗？第三，屯田【苏辙】

译臣听说近代以来，天下的变故已经全都出现了。世上的君子随着弊败而为之制定法令，弥补缺漏，疏理剔除混乱污秽，他们所制定的法令也已经很完备了。然而后世的弊病，常常并没有因此稍稍止息。法令刚制定便很快废亡，百姓暂时享受其中的利益却不能长久，只是因循维持到今天。世代承受百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却独自承受其责任，病弊最为繁多。而古人已经实行过的遗策，也没有不被全部废弃而不再施行的。因此建国一百多年，却不能达到太平治理的境地，原因就在这里。大概天下祸患众多，起初是从井田制的灭亡开始的。田制一败坏，民政就大为崩坏，纷乱不止。起初，兼并土地的人越来越多，贫民失去了职业；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富者田地连成阡陌，凭势力役使他人，收取大半的税。耕田者穷困饥饿，不耕田的人反而有饭吃。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是制定法令说：“限制百姓占有田地，贵人不得超过若干，贫民则足以养活自己。”这就是董生的法令。天下人兼并土地而有余财，便想用来追求骄奢。骄奢的风气流行天下，富人甚至败尽自己的财产蓄积，而贫人处境更加不如意，于是争相做盗贼，却不知道满足。百姓都有做盗贼的心思，那么居上位统治他们的人就非常危险而难以安宁。因此制定法令说：“建立制度，明确等级，使财物多的人不得超过限度，财物少的人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以此平定风俗。”这就是贾生的法令。百姓的天性是，丰年便把粮食吃掉而没有余粮，荒年便接连死于沟壑却没有人救助。富商大贾乘人不足之时强行收买，使灾祸更加严重；又趁人有余粮时压价买入，等待他们陷入困境。给予和剥夺的权柄落到豪强手里，而上层却不知道收回。粮食多得狼藉，却不加以收购储藏；连藜藿都接不上，却不开放粮仓赈济。因此制定法令说：“粮价低时由官府买入，以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由官府发售，以免伤害百姓。小饥荒就发放小丰年所积的粮食，中等饥荒就发放中等丰年所积的粮食，大饥荒就发放大丰年所积的粮食。”这就是李悝的法令。古代三代的军队，出则当兵，入则务农；出征时事情一旦大为败坏，便纷乱而不可收拾。起初，兼并土地的人越来越多，贫民失去了职业；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富者田地连成阡陌，凭势力役使他人，收取大半的税。耕田者穷困饥饿，不耕田的人反而有饭吃。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是制定法令说：“限制百姓占有田地，贵人不得超过若干，贫民则足以养活自己。” 这就是董生的法令。天下人兼并土地而有余财，便想用来追求骄奢。骄奢的风气流行天下，富人甚至败尽自己的财产蓄积，而贫人处境更加不如意，于是争相做盗贼，却不知道满足。百姓都有做盗贼的心思，那么居上位统治他们的人就非常危险而难以安宁。因此制定法令说：“建立制度，明确等级，使财物多的人不得超过限度，财物少的人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以此平定风俗。”这就是贾生的法令。百姓的天性是，丰年便把粮食吃掉而没有余粮，荒年便接连死于沟壑却没有人救助。富商大贾乘人不足之时强行收买，使灾祸更加严重；又趁人有余粮时压价买入，等待他们陷入困境。给予和剥夺的权柄落到豪强手里，而上层却不知道收回。粮食多得狼藉，却不加以收购储藏；连藜藿都接不上，却不开放粮仓赈济。因此制定法令说：“粮价低时由官府买入，以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由官府发售，以免伤害百姓。小饥荒就发放小丰年所积的粮食，中等饥荒就发放中等丰年所积的粮食，大饥荒就发放大丰年所积的粮食。”这就是李悝的法令。古代三代的军队，出则当兵，入则务农。出兵面对敌人时，国家有资粮储备；军队停止作战、徭役结束时，也不再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到了后世，四海多有变故，征伐不停，认为这样会危害农业，所以特意设置军队来承担天下武士的职责。开始看来似乎不伤害农业，但推究到最后，军人的衣食供给，农民也必然要承受其困扰。因此制定法令说：“不作战时就耕田以自我供养，耕作的闲暇则练习搏击刺杀，以等待敌寇。”这就是赵充国的法令。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很多；臣不敢再逐一加以论说。这四种制度，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却不肯实行的。知道却不实行，这是什么缘故呢？臣听说，事情有的可以不凭方法便实行，有的由于时势不同、事变复杂，没有方法就不能实行。用名田制使百姓均等，用等级制度整齐众人，这是不需要特别方法便可以直接实行的事。平籴以救济灾荒，屯田以宽减农民负担，这是没有条件便无法实行的事。古代贤明君主在上，费用充足而财用不会枯竭，减损有余的部分来准备百姓不足之需，也不妨害一年的经费。如今每年的收入还不足以支付国家的经费，尚且有所不足，又哪里有空闲顾及未然的储备呢？古代将领严明而军队容易驱使，士兵安于劳苦，所以即使让他们务农也不敢推辞。如今天下的军队，可以让他们服劳役的都不懂作战，而可以作战的又都骄傲而不能役使。他们衣食丰足，筋力却已经疲惫，而且平日自处十分傲慢，哪里肯做农夫的事情呢？所以屯田、平籴的好处，世人都认为不能恢复，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不也思考一下解决的方法呢？臣曾听说商人经营产业，将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不会拿平日谋求朝夕利益的资金来做，而是从不急用的地方取出，天天积蓄，慢慢经营，所以产业不受损害而事情能够成功。天子所奉行的道理，是收取租税来供食供衣；除此之外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也不是正当的收入。茶、盐、酒、铁一类，是近世才设置的赋税。古代从来没有依靠这四种物品取得收入，却也不曾使国家有所匮乏。臣愚见，可以从其中选择一种，置于日常经费之外，每年作为平籴的资金。既然已经把它置于日常经费以外，发放时就不必再顾惜，也应当轻易发放。发放轻便，百姓才能得到利益；这和如今所谓常平仓的做法已经大不相同了。臣又曾听说，曾经牧养过马的人，不能让他去蓄养猪，因为马和猪相距并不远，却仍然不能让他这样做。如今世上的军队，本来是以军队招募的，却想强迫他们务农，他们不服从，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译如今想让军队屯田，大概也应当明确告诉他们将要屯田，然后再招募。确实有人没有田地可耕却愿意务农，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任用他们，那么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如果屯田的军队已经很多并且可以使用，那么那些不耕田却领取粮食的人，就可以随着他们死亡而不再补充，等待这种人自行减少。唉，古人用来制止天下祸患的办法，大概已经大体穷尽了；可是后世守着法令的人常常懈怠而不施行，所以世上的弊病总好像是近来才产生的。如果不寻求古代遗法并依照它来治理，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第四，役使游民【苏辙】臣听说三代时期，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境，却没有兴发徭役的祸患。到了今天，养兵和兴役两件事都失当，实在值得深切忧虑。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徭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心没有军队；有百姓，就不担心没有徭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服兵役；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服三日徭役。所以军队强盛而费用不增加，徭役兴起时人员本来就具备。即使有大的战争、大的徭役，也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等到战争停止、徭役结束，也没有日夜不断的供养费用。后来周朝衰落，井田制毁坏，逐渐发展到末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全都成为百姓自己拥有的土地。天下百姓不食用天子的田地，所以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让他们承担战斗中死亡受伤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而天下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这成为最大的忧患。因此调取财物作为养兵费用；天下的徭役，凡是转运、漕运、营造、修建等事务，又都由百姓承担。当时百姓供奉上令的方式有三种：叫作租、调、庸。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军队应当耗费的；庸，是每年应当服的徭役。因此让他们把粮食交给官府，作为田租；每个人缴纳布帛，作为军队的调；每年役使他们的劳力，不服役的就缴纳其劳力所值的钱，作为徭役的庸。这三项，农民都要兼备承担；游惰和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沉重，漕运遥远，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而一概由百姓承担。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应当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非常困苦。因此隋、唐之间，有供养军队的困境，却没有兴发徭役的祸患。这种制度虽然不如三代的军队不需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徭役仍有可以依靠之处，因为都由百姓承担。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变法实行两税，以至于今天，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不能征发，而有田地的人的徭役也不过是奔走供使，不再参与天下的大事。天下一旦有大规模营造修建、大规模漕运，就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役使。因此广泛招募冗余军兵，以供应急需的劳役。他们不知道击刺、战阵的方法，却坐享天子的俸禄。于是国家既有备战的军队，又有服劳役的军队。这两种军队的供养费用，全都出自农民。然而四海的游民没有分毫庸调，务农者却常常暗中承担古代游民所应缴纳的负担，天子也常常同时承担养兵和兴役这两大忧患。所以兵役的弊病，在当今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臣愚见，天子平日无事却不停地养兵，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在干戈旗鼓、发生战争时，才可以让军队承担这种责任。至于劳役之时，拉车船、筑宫室、建城郭，这些事情没有死亡、陷败的危险，天下百姓本来就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让军队承担，从而加重天子仓廪粮食的费用。然而如今所谓可以役使的人，不过是农民，而农民已经十分困苦，因为一直在承担天下的大部分费用。至于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荡闲散、没有职业的人，却遍布天下，整日安闲游乐而没有任何劳役归属。按照《周官》的制度，没有职业的人要出夫家之征；如今可以让他们都按近世的制度缴纳庸调之赋。用庸来供养服劳役的军队，用调来帮助农夫供养备战的士兵。服劳役的军队可以因年老、死亡、疾病、逃亡而不再补充，改由游民中的成年男子代替承担其徭役，期限届满便停止，以免除他们本应缴纳的庸。至于不服役的人，也照样收取他的庸，不使一天有所缺漏。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看重廉洁而不取一物，更重要的是能够缓解天下不足之处，节制那些过分幸运的人；这样即使有所取，也不妨害行义。如今虽然能使游民没有劳苦叹息之声，却常常只让农民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利，便相率去从事末业。末业人数增多而农业衰退，天子所能独自承担的赋税就更加少而不足使用。因此臣希望征收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逃免的人，同时也缓解农民的困苦。如果天下游民知道自己不能免除庸调的劳苦，那么他们势必不耕田就无法供给其上，因而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田亩。总而言之，十年之后，一定会使农民增多，而工商等类逐渐衰减。这样以后，使天下全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兵役的忧患就可以稍稍缓解了。第五，制约外兵【苏辙】

译臣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喜好战争，就会财用枯竭而百姓贫困；畏惧战争，就会屡受侮辱而没有威势。想使百姓不贫困，就不能不担心没有威势；想使君主不受侮辱，就不能指望财用不枯竭。这两种祸患，天下从未能够同时避免。古代君主各自按照所安于的方面处置，因此不能完全享有一方的利益，却也从未同时承受两方面的祸患。从前匈奴对汉朝的情形，可以看出这一点。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定，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征役的劳苦，府库充盈，向百姓征税三十取一，可以说达到了极盛。然而匈奴傲慢侵侮，到了极点，不肯进贡金帛、献纳锦绣，这是天子所受的奇耻大辱。文帝、景帝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以求保全百姓。到了武帝，不能忍受数代积累的愤恨，竭尽天下精锐去攻打匈奴，开拓土地千里，斩杀俘获数以百万计，匈奴百姓死去大半，洗雪先帝长期的耻辱，壮大中原的气势，志愿满足，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了。然而国内也因此疲敝，中等百姓之家大多破产，再没有资产千金的人家。这两种做法都各自取得了成功，所以各有能够忍受而不顾惜之处。但有识之士的议论，早已认为这不是保全中原的长久策略。如今中原的弊病在于畏惧战争，畏惧战争所以屡受侮辱，而百姓又不能免于贫困，既没有得到畏战的利益，反而片面承受了它的祸害。赋税沉重、搜刮丰厚，用来作为两边的贿赂，国家受辱而百姓困苦。如今世上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贤人君子竭尽智虑，想使百姓安定，却常常受到追呼催逼的扰乱。天子想让恩泽遍布四海，海内却常常被转运输送困扰。这种弊病大概有它的根源。两边的贿赂不断，所以天下的赋税即使知道太重，也不能减轻；天下赋税太重而不能减轻，所以天下百姓即使知道太困苦，也无法得到安定。因此臣在论述民政的最后，特意把其中的要点详细说出来。如今天下的议论，无不认为两边的贿赂不能停止。只有勇敢的人说：“宁可作战也不要送贿赂；战争未必失败，而送贿赂一定会使国家困乏。”臣私下认为，这像古代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坚忍而不顾后果的做法，确实可以实行，但也会触犯天下最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呢？我国百姓已经长期不作战了，用长期不作战的百姓去对待必然作战的敌人，臣私下恐怕世俗会认为困难。古代霸王之臣，能够因失败而取得成功，转祸为福，仿佛反掌之间一样。桓公在曹沬的胁迫下订立盟约，后来想背弃盟约，管仲却借此使他守信，以此在诸侯中树立信誉。桓公袭击蔡国，本来是为了惩罚少姬的罪过，管仲便借机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于是诸侯都非常顺服，臣私下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如今两边的贿赂，虽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形势偶然有些像战国时期：各国用谋略相互倾轧，暗中彼此削弱。因此臣想借此成就我们的谋划，暗中攻破两边的国家。古语说：“想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它。”从前晋国取得虞国，越国取得吴国，冒顿取得东胡，石勒取得王俊，这四件事都是靠先给对方利益而成功的。邻国的祸患，在于彼此猜忌、互相窥伺，不敢轻易相互替代或吞并，所以谋虑周密而难以图取。如今中原不能与人争胜，也已经很久了；他们把我们看作没有什么作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仍然不肯完全放下戒心。只有他们彻底放心而不再怀疑，之后才可以取得他们的国家。如今我们之间仍有一些龃龉，他们认为我们还怀有不服之心，所以君臣彼此戒备，不敢懈怠。古代英雄能够忍受一时的愤怒，以保全百世的利益。臣认为，当今的策略是礼节应当更加恭敬，接待应当更加优厚；使者前去，不要寻求在言辞上胜过对方，对方使者到来，也不要寻求用言辞触犯他；一切都务求不违逆他们的心意，暗中使他们志气懈怠，让他们深深乐于接受我们的贿赂，而心思不再放在我们身上。同时我们也在国内整顿自己，搜集兵器、■〈扌东〉马，挑选精锐而减少军队数量，对外显出极度衰弱的形势，对内却积蓄极其强大的实力；实行内政而寄寓军令，一切都务求削弱我们强大的势头，显出衰弱的样子，使他们安然无所顾忌而更加懈怠骄傲。这样不过几年，他们一天比一天没有戒备，而我们一天比一天充实；他们还将认为我们不值得与之较量，于是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到那时，他们懈怠而我们愤怒，他们骄傲而我们恼怒，等到时机成熟再同他们交战，这就是所谓在失败中取得胜利、在弱势中形成强大的办法。唉，如今的事情，形势也不过有两种罢了：能够奋力承受一时的劳苦，竭力进攻他们，那么以后可以获得大安，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辛劳多年；能够忍受一时的耻辱，主动示弱使他们骄傲，那么以后可以迅速取胜，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蒙受多年的耻辱。这两种策略，都足以谋取别人的国家、击败别人的军队，并且取得胜利。臣私下认为，当今最安稳的办法，一定是先给他们利益，使他们骄傲。唉，如果有智谋能够攻打他们，就应当借此洗刷天下的大耻辱；如果不能攻打他们，就应当使他们骄傲，谋求日后的取胜。不能攻打他们，又不能使他们骄傲，却拱手等待，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至于所谓已经取得成功的做法，如今每年拿出百万资财送给别人，却不能使别人不再怀疑；他们怀有不服之心，使四海财力耗尽，最终仍不能成事。只是侥幸得到一时的安定，却想等到其中出现间隙时再治理天下。天下怎么能够这样得到治理呢？《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六卷 （明）贺复征编 ○进策四 《叙燕》【宋·尹洙】

译战国时期，燕国最为弱小。西汉、东汉的叛臣，挟持燕地、依仗胡虏，燕国几乎不能自保。以公孙伯珪那样的强势，最终仍受制于袁氏。只有慕容氏乘石虎之乱，才兼并了赵国。虽然胜败的策略不同，但大体论其强弱，燕国不能超过赵国。赵、魏联合，燕国本来就敌不过。唐代三镇盗贼相互连结一百多年，敌人从未越过燕地侵入魏、赵。这说明燕国独自能够抵挡敌人。自从燕地被敌人攻陷，敌势日益强盛。大显德年间，虽然重新收复三关，仍未完全收复燕南之地。国初，敌人与并州联合，势力更加张大。然而朝廷只命偏师防御，军队去攻伐蜀、吴，安然不把两河放在心上。这说明赵、魏足以制约敌人。等到并州敌寇已经平定，集中天下精锐，专力攻敌，却不能夺取尺寸之地。不久前曾经以百万大军驻扎在赵、魏，直到敌人退去，也没有人敢于抵抗。世人大多责怪没有出战，然而我军背靠城池，心中有后顾之忧；出战未必胜利，一旦不胜，事情就危急了。因此不出战不能算作过错。推究其弊病，在于军队没有分开部署。如果在争夺之地设置三面军营，彼此形成掎角之势，使敌军疑惧；在坚城之下停驻，乘敌空隙从两面夹攻，没有不胜的。军队不分有六种弊病：使敌人蓄积勇气等待交战，没有其他部队牵制，这是第一；我军人数过多，士卒便懈怠，这是第二；前代善于统率军队的将领必定先询问军队数量，如今却让中等才能的人完全掌管，这是第三；大军一旦败逃，敌人便乘势驱逐，不再有任何顾忌，这是第四；重兵集中在一处，根本便空虚薄弱，浅薄之人容易借机游说干预，这是第五；即使把大权交给将领，也难免产生猜疑和离心，又派尊贵大臣监督，进退都由朝廷从中控制，因而失去应变能力，这是第六。军队分开部署，就能完全改变这些弊病，因此有六种好处。胜败是兵家常有的情势，如果把国内全部力量用来攻打国外，失败便会把所有力量一并丢掉。苻坚在淝水、哥舒翰在潼关，就是这样。可见制胜敌人依靠谋略，不在于兵多。以赵、魏、燕南之地，再加上山西百姓，足以防守；军队足以作战，分开部署并分别统率，将领就能专断处理。即使一支偏师受挫，其他军队还可以奋战，哪里会使国家安危系于一处呢？所以军队在外失败而根本没有动摇，是善于处理失败。过去六国拥有千里土地，军队败于秦国后，仍能散而复振，交战几百次还没有被秦完全攻取；这是因为它们的都城和守国根基牢固。陈胜、项梁率领关东军队，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新建立的势力。以天下的广大来谋划保卫国家，却不如千里之地的坚固，反而袭取新建势力的形态，把希望寄托在一战的侥幸上，难道不是糊涂吗？军队长期停止使用，士大夫诵读圣贤之书，说后世百代都不会再用兵；不是极其荒诞的人，甚至不愿谈论军事。然而如果军队确实废弃了，那也就罢了；倘若后世还要重新用兵，便可以把这些事情作为鉴戒，使它稍微启发当世君主，所以我考察并记述它的胜败。《兵制》【尹洙】如今契丹的土地兼有燕、凉之地，但其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超过前代。中原士卒专心从事军事，不像古代那样从百姓中征集军队，兼顾农业和战争。因此中原的军队胜过古代，契丹却没有胜过古代。古代中原使四方异族臣服，有的使其服役归属，有的供给缯帛以安抚招来，有的与之交战而有胜有负。如今却用丰厚的贿赂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只怕还不能满足；即使有时同他们较量，也从未取胜。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敌人的军队强，也不是中原的军队弱，而是法制失误。什么叫法制失误？就是用处理政务的办法来制约军事。就今天而言，策略的长处在于作战和防守，策略的短处在于被动防御和救援。废弃策略的长处，采用策略的短处，所以很快失败。假设从敌情来说，如果听说敌将要侵犯我国边境，我国大将不考虑敌我众寡的形势，也不论作战迟速的利弊，就一定分兵去防御。防御失败后，发号施令的人说：“我只知道出兵罢了。”出兵的人说：“我只知道奋勇效命罢了。”朝廷一定会减轻对他的责罚，议论的人也会放过他的罪过。如果不去防御，即使保全了军队，朝廷也会诛罚他逗留不进，议论的人也会称他畏惧怯懦，这就是必然要防御的原因。如果听说一座城池被围困，不考虑敌人攻势的急缓，也不论城垒的坚固脆弱，就一定竭尽精锐去救援。救援失败后，发号施令的人说：“我只知道救援罢了。”出兵的人说：“我只知道战死罢了。”朝廷一定会减轻对他的责罚，议论的人也会放过他的罪过。如果不去救援，即使城池得以保全，朝廷也会责怪他不进兵，议论的人也会说他坐视不救。这就是必然要救援的原因。防御和救援并不是将领的罪过，而是用处理政务的办法制约军事，是法制的失误。有人说：“防御也是作战，救援也是作战；防御和救援都是错误策略，为什么说作战是上策呢？”防御和救援并不是为了有利于作战，而是不得已才作战；这不是我们的利益，就是敌人的利益。所谓作战，是对我方有利便作战，不利便不作战，先谋划再作战。先谋划再作战，很少有不胜的。万一不能取胜，那才是将领的罪过。然而中原实行防守已经很久了，怎么能说防守是上策，却又废弃不用呢？所谓防守，是守卫一方地域，不是守一座堡垒、一处关隘，也不是守住一尺一寸的土地。如今敌人进入我国土地，不考虑敌我多少和利害便去防御；敌人包围我国城池，不考虑城池坚固脆弱、形势急缓便去救援。防御必败，救援必败，军队在外溃败，百姓在内溃散，也就失去了防守的意义。守卫一方地域却不是这样：应当让城池自行防守，不要指望救兵出动。因为军队不出动，形势就不会分散；形势不分散，便有办法等待和应付敌人。所谓等待敌人，不交战，敌人就会疑惧；一旦交战，敌人就会害怕；必须决战时，敌人就会败逃。能够防守，才能进行作战；能够作战，才能助成防守。明白作战和防守的好处，却仍不能在夷狄面前取得志愿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资格》【孙洙】

译三代以后，选举人才的制度为什么如此纷乱呢？这些制度开始实行时都能取得成效，最终却必然失效。因此，孝廉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致力于修养根本品行；到后来失效，便变成按人口虚妄荐举。辟署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乐于自我修养；到后来失效，奔竞流行成为风俗。限年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注重德行、培养才能；到后来失效，年少有成反而不受重视。九品制度开始有效时，各家荐举贤能；到后来失效，任用取舍全在官吏的爱憎。清议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崇尚名实相符；到后来失效，浮华虚伪相互排斥。铨选制度开始有效时，用权不向外假借；到后来失效，美丑善恶混在一起。因此，孝廉制度的弊病是虚妄，辟举制度的弊病是诡诈，限年制度的弊病是拘泥同一标准，九品制度的弊病是虚伪，清议制度的弊病是浮夸，铨选制度的弊病是混杂。这六种制度，都足以挽救一时，却不足以贯通百世，所以从开始到结束各有得失。如今从头到尾都只剩弊病的，是国家按资格选用官员的制度吗？臣请说明它的弊端：如今贤能之才埋没在下层，是资格制度阻碍了他们；官府中的职事荒废，是资格制度牵制了它们；士人缺少廉耻，是因为争夺资格；百姓困于虐政暴吏，是因为按资格任用的人太多。万事之所以败坏，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衰颓崩溃而无人救治，全都是资格制度的过错。上天生出大贤大德之人，并不是要偏私厚待这个人，而是要让他辅助治理百姓；人有大才大智，也不是为了独自享乐自身，而是要用来振救百姓的困穷。如今小人经过多年就取得显贵的官职，君子却侧身困在卑微职位；贤能之人抬举不肖者居于上位，愚昧之人反过来役使有才智的人处于下位。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有才能的人，所以说：“贤能之才埋没在下层，是资格制度阻碍了他们。”才能足以胜任职位，只因拘泥年限而被阻挡；力量不足以配得职位，却增加考核年数、累积资历便可以取得。所得职位不是所求的，所求的职位又不是所能胜任的。职位不衡量能力，功绩不考察实际，所以说：“官府中的职事荒废，是资格制度牵制了它们。”如今那些计算资历、争论任职年限的人，日夜相互争斗。主管官员只要越过一名、差升一级，他们就提起衣襟群起争辩申诉。更严重的，有人甚至怀揣黄敕，站到丞相面前。行为合乎道义、远离市场商贾习气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所以说：“士人缺少廉耻，是因为争夺资格。”有人到一地便残暴地对待全县，任期已满，又调去虐待一州。除非因贪赃败露而死，否则不会被罢黜；凶暴的官吏磨牙吸食百姓，贤能之人郁郁死于山岩洞穴，百姓却不能爱护自己的父母。所以说：“百姓困于虐政暴吏，是因为按资格任用的人太多。”资格制度起于后魏的崔亮，后来唐代的裴光庭又恢复实行。这两个人在当时本来就因而获罪，不必等待后世的讥刺。然而这种制度在前代实行不过几十年，后来有称职者加以纠正变更，所以祸患不大。如今资格制度的弊病流布蔓延、根深蒂固，成为常法，正要世世代代遵行。过去的人不知道它不对，后来的人也不知道纠正，所以说：万事败坏，百官废弛，法制衰颓崩溃，却无人救治。尽管如此，它也不是没有一点小利、小便之处。得到利益的是愚蠢而被废弃、停滞的人；得到便利的是年老而庸碌昏昧的人。但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却是大损失、大祸害。然而主持选部的人，也认为这种制度简便而容易遵守。百品千类的官员，不再铨量考核人物，只需总核功绩实效；一个官吏在前，查验簿册，呼叫姓名，便逐一授予。坐在朝廷上的人，也认为这种制度简要而容易实行。大官大职，只需列出名籍，登记姓氏，按任职年月排定次第，便接连不断地升迁。上下彼此蒙混，贤能之才离去得越来越远，实在令人长叹。当前最急迫的事情，确实应当大力废除弊法，简拔异能；授爵以功劳为先后，任用以才能为次序，不要把积累勤劳作为升迁高下的依据，不要把资历深、考核久作为优先选用的标准。让聪明和愚笨有所区别，让善恶优劣陈列在面前；如果这样仍不能治理万事、使功业兴盛，臣愚昧，却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形。《严宗庙》【孙洙】

译臣曾考察《洪范五行传》，其中说：“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能润泽下行。”国家近年以来，京师连年发生大水，百川暴涨泛滥，灾异十分严重。大臣伏地思考这件事，私下恐怕陛下奉行宗庙礼仪以及四时祭祀，有不合古制的地方。臣听说古代宗庙四时的祭祀，有礿、祠、蒸、尝、禘、祫，都由天子亲自享祭，不让有司代行。圣人在内心竭尽全力侍奉自己的先祖，只有祭祀最能体现这一点。祭祀不是从外部来到，而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古代宗庙祭祀时，君主亲自牵牲，手执鸾刀割牲；戴着冕，执持干戚随乐起舞；神尸也亲自出力，以表达自己的诚心。这样竭尽心力，都是为了达到诚敬。到了周朝衰落、礼崩乐坏，典籍全都毁灭抛弃。汉朝兴起时草创制度，保存下来的礼仪才有十分之二三，而宗庙礼仪大多残缺。然而仍然有时在四季乘车出行，亲临宗庙享祭；到了八月饮酎，也用来尽孝思。汉朝以后，逐渐荒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礼乐来施行的了。唐朝盛时，本来可以制定礼制，但宗庙祭祀也仍旧沿袭旧有常规。开元年间的礼制，虽然有天子四时亲自享祭太庙的制度，但实际上大概没有实行。帝王亲自享祭宗庙，一代之中不过两三次。难道三代的祭祀制度终究不能恢复，以至百世都没有人实行，只是彼此沿袭而失误吗？如今国家祭祀宗庙，每年四个孟月以及季冬，共五次享祭；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都由有司陪侍祭祀，而天子从未亲自办理。只有每三年亲自郊祀一次时，举行告祭宗庙的礼仪；至于五神御殿的酌献，一年遍行一次。这是失去了礼经的本意，又沿袭了近世的过失。四时宗庙祭祀是大事，神御别殿的酌献是小礼。大事不端正根本，却委托给有司；小礼反而烦琐，车驾多次出行，这不合礼意。君王选择都城地址，营建神位，在宫城左边建立七庙，本应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严肃恭敬地奉行祭祀，时常查看梁栋而思念先祖，以永远铭记王业的艰难。如今春秋霜露引发的感念，禘祫祭祀中昭穆次序的安排，都是礼制最为重大的事项，却一概委托给祠官；而神御酌献、三年一次的告谒，是礼制中较轻的事项，天子反而亲自去做。这不是敬祖尊亲的道义，也不是侍奉神灵、训导百姓的意义。唉！宗庙之事，君王不亲自参与，是汉氏以来失掉的传统；而历代君主竟没有一个知道恢复它。如今京师中的佛塔、老子塔庙，遇到水旱灾害，陛下都亲自去祈祷祭祀；到了四时游幸，也要前往那里。可是祖宗神灵的庙宇，四时只有有司侍奉祭祀，三年郊祀时去拜见一次，也只是到那里一次，难道这就是陛下孝思的极致吗？如果让有关官员代为主持祭祀，那么祭牲、甜酒和醴酪有时不能做到洁净，仪容、服饰和礼器有时不能充分表达恭敬，这就是神灵没有降下福祐的原因。陛下与其在浮屠、老子的祠庙中修习祈禳之礼，哪里比得上把孝思全部用在祖宗的宗庙里呢？与其每年举行一次斟酒献祭的小礼，哪里比得上在春夏秋冬四时亲自祭享，以此向天下显示大孝呢？臣私下想到，陛下的孝心深厚而不断，并不是不能这样做，只是礼制久已无人讲求，而且费用太大，无法节省罢了。臣认为，现今典籍中所载的吉礼，大体已经灿然完备；祭享的礼制也宏大周全。凭陛下的明圣，把它实行起来并不是很难。然而议论者说，皇帝的法驾一出动，费用就不可估量。臣又认为，这是议论者过分忧虑了。国家的礼制常常因吝惜小费而丧失大典，仪文过于繁复而诚意浅薄，所以朝廷每举行一次废置已久的礼仪，如籍田、明堂之礼，旁观和听闻的人便认为奇异；内外官员又厚望获得赏赐，百官则过分庆幸地增加俸秩。这大概是因为国家议论礼制过于繁琐，名物制度过于华缛，所以各种礼仪常常苦于不能举行。现在如果下诏让太常礼官删约礼文、简化仪式，完全去掉繁琐装饰；大驾不出动，仪仗队不设置，就像唐代祭享宗庙、拜谒陵墓都使用小驾一样，现今暂且按照平日出行的规制办理即可。每年在神御所在的别殿举行斟酒献祭，同时在四时亲自祭享宗庙；提前在路寝斋戒，到当天黎明，皇帝车驾谒见太庙，亲自祭享七室，以尽陛下敬奉祖先、尊崇先考、事奉神明、训导百姓的诚心，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礼仪简略，诚意就能充分；仪式简约，也容易实行。传中说：“礼仪与其恭敬不足而仪礼有余，哪里比得上仪礼不足而恭敬有余呢？” 祖宗所享用的只是陛下的诚心，百姓所乐见的只是陛下的孝行，并不在于礼文是否繁多完备。陛下兴起百王废弃的典礼，承续三代失传的礼制，使大孝充满天地、遍及四海，又用来回应《洪范传》中关于大水异象的记载。为什么这样说呢？四时亲自祭享宗庙，是前代从未实行过的制度；由陛下创立制度，使万世子孙承继下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福祉。臣愚昧妄议大礼，只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幸而加以选择。举士【王安国】

译朝廷每隔一年下诏，从进士科直到明法科，都允许士人凭文状前来谒见应试。他们已经在乡里贡举，礼部又加以升黜考核，然后在朝廷确定名次。宰相和百官的选任，大体都出自这条途径。但臣愚昧，私下斗胆认为这并不正确。对待士人没有相应的礼遇，就不足以培养知耻的风俗；选取人才没有考察实际，就不足以得到可供任用的人才。士人进身时，过去的品行从未受到了解，却在一天之内让他们互相保举、担保贤能或不肖；按照这种方式取士，那么保举担保不足以凭信，本来就可以知道了。那些懒惰游荡、苟且卑贱、在乡里被人唾弃的人，却能够同豪杰之士一起驰骋于仕途。有关官员先让一个小吏在他们面前盘问姓名，随后又让他们跪拜俯伏听命。他们应试时，有吏卒看守，任意呵斥、搜查，肆意凌辱。有关官员以为人数混杂，不愿宽待；又拿成规约束他们，认为上面没有求取他们什么，而他们反倒能从做官中获利，这样对待他们就够了。士人长期习惯于这种耳闻目睹的情形，做官以后，难道还能用廉耻约束自己而不去侥幸追逐声名利禄吗？所谓诗赋、策论、章句、律令等技艺，不足以供天下实际使用，反而徒然损害求学者精锐的志向；又受礼部格式限制，取舍全由少数人的判断决定。即使完全符合那些格式，本来也不足以称善；何况取舍还不能避免受到个人好恶的错误影响呢？古人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不能做到就停止；如今的人，常常担忧的是爱好自私。担任有关官员的人，从未听说有谁因为自知不能胜任而请求停止，于是本来应当得到的幸运之士便出现了。那些人既然侥幸取得职位，有一天必然会任职于有关机构；对于与自己同类的人，难道能不选取吗？这就是人心溃乱而不知如何劝善惩恶、无法抑制求取仕进之心的原因。又所谓贤良、茂才之学，其弊病尤其严重：从六经、史书、诸子百家的学说，到各种传注异说，精粗大小无不记诵，然后才能回答有关官员的提问。即使有聪明敏捷的资质，所读如此广博，也必然无法深入探究、反复考察，以求得圣贤的本意。即使没有声病等形式上的拘束，考察名物、数字也很难真正中选；从未试验过一句话是否有效果，最终之所以被取用，不过是因为擅长记诵和文辞罢了。这种人得到推恩以及进士上等名次的，都按日程等待升至高位。朝廷忧虑这种情况，所以逐渐加以裁减。虽然只是能够看到这一点，但其中的弊病并没有完全革除，这正是臣还不能理解的地方。议论者却认为，如今朝廷贤才并不少，现行法制也足以得到人才，何必改变呢？谁知道这其实只是万分之一的侥幸所得呢？以今天下选用人才不统一而任用事务的情况来看，常常忧虑的是人们不学习。过去郑国让尹何治理封邑，子产最终没有同意，说：“先学习，然后才能参与政事；没有听说过拿政事来学习的。”连一个封邑都不能让没有学习的人治理，更何况所任用的职务比这大得多呢？诗赋、章句、律令，并不是古人所说的学问，只不过可以用来求取今天的科举功名罢了。把它们施用于行政治理，就茫然无措，仿佛从来没有读过书一样。即使策论稍微不同于这些，也不过是选取辞藻罢了。况且制定法令本想使四方万里的人才一个不漏地被选拔，依今天的情况看，难道能做到一个不遗漏吗？臣本来就知道不能。更严重的是，有道德的人往往以求取科举为耻，低头劳作以解决贫困；而且有很多人困顿于无法被录用。古代把人才未被录用视为有关官员的罪过，如今掌管升黜的人反而叹息说，是对方受到制度限制，而自己也无可奈何。使天下有道德的人以仕进为耻、不愿做官，使有关官员不能施展志向，却把这一切归之于命运，那么法制的弊病可以说到了极点。幸而如今君圣臣贤，正是一时的盛世，能够共同广泛听取群臣的谋议，探究问题的根本，又有什么可担忧而不能革新的呢？臣认为，应当让应进士科的人每人选择两部经书作策问，以古今治乱为题，让他们联系经义作答，在一两天内反复考察；用这种办法取代诗赋考试。贤良、茂才科应当停止，不再考试。应当命近臣考察有荐士之才的人；对其中行为特别优异者，召集到京师，多次让他们参与朝廷议论；确实可以任用的，就优厚授官；才德卓异者，作为台阁官员的候选；其余的人，则让内外官员征召为属官；如果与所听闻的情况不相称，就治推荐者的罪。律令之学可以废止，不再设置科举；学究科则去掉贴经、墨义，只责问经书的大旨，不必拘泥于传注而受其蒙蔽。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可供任用的人才。至于想用廉耻来培养他们，使他们不必自己排列相互保举，那么应当命令内外设置学校，让士人都在那里学习；这样任用官员的人可以考察他们的品行，不必再让同类互相担保。这当然还不足以成为万世不变的成法；但朝廷如果能以诚恳不倦的心意继续实行，充分讨论，逐渐推行，那么三代的法制从此难道不能复兴吗？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努力实行罢了。明责【李清臣】

译如今天下的形势怎么样呢？君主仁慈，百姓却没有受到恩泽；军队众多，夷狄却骄横；时局太平，百姓却困苦；土地广大，中原的气势却常常受压抑；灾年减少，财用却更加匮乏；法令文书完备，官吏却多有奸邪。时世的弊病如此之多而已。天下的人才、众多的官员，最终却没有看见有人奋然大有作为，能够一下子革除当世弊病，使我们的君主恢复盛治。前代治理天下的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呢？难道太平之世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吗？还是任用他们的方法不对，有才能却不能施展呢？如果说世上缺乏人才，那么古代从来没有过无人之世；如果说太平之世无处施展才能，那么弊病如此之多，正如前面所说。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生育出贤能聪智之士；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从未听说会有停止的时候，所以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才。议论者担忧治道赶不上古代，便说天下没有贤才，却不知道是有贤才而不能任用。任用贤才而方法不当，奇伟豪杰的才能都会变成苟且懦弱、畏缩不前，最终失去作为，于是便说没有人才，这实在值得悲叹。也曾听说古人任用人才的办法：看重成效，不只看开始；责求大节，不苛责细节；过失一件而功劳百件，就忘掉他的缺点而谋求他的成效。内心已经达到要求而外在表现尚未显现，就宽容安闲地等待他发挥作用。只要把事务交给他，他当然不会屑顾其他小节。如今任用人才，却计较小罪而不考察大节，顾惜浮泛言语而不探究实际功用；即使有稷、契、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也往往因一句话、一件事而决定他的升降进退；才刚刚显露出庭院、坛场、田畦、田埂之外的抱负，志向还没有实现就不得不离开。只有那些本来就只求保住俸禄、逃避事务、随时附和的人，才不会受到责罚而得以安稳。因此，庸碌平常的人安然前进，忠诚激愤的人走到半途便意气消沉；大臣畏惧怯弱，小臣争强逐利，天下的事情便一天比一天衰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人才却不能让他充分施展的过失。如今选拔一位大臣，把他置于百官之上任辅相，并不是只求他谨慎清白、没有过错，而是要把天下的责任交给他；选拔一名士人，把他置于一郡一邑之上任守令，并不是只求他能保全自己，而是要把一郡一邑的责任交给他；选拔一名士卒，把他置于万众之上任将帅，并不是只求他遵守法令、不失小节，而是要把安危胜负的责任交给他。所以古代责求宰相，必定说：“广泛施行教化，调和阴阳，使百官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务。” 责求郡守、县令，必定说：“使豪强受到压制而服从，使盗贼不再发生，使百姓安宁，使境内得到大治。”责求将帅，必定说：“士卒乐意听从调遣，敌国不敢谋动。”比这更低一级的，凡是任职办事的人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所以从上到下都各自承担责任，天子就可以无为而治。如今却不是这样。罢免宰相，都是攻击他的瑕疵，却从不指出天下没有得到治理是宰相的罪过；纠察、刻责守令，都是依据细小法条，却从不指出郡县没有治理好是守令的罪过；迁谪将帅，只因厨房、宴饮、馈送之间的细小文书和琐碎过失，从不把蛮夷骄横、军队气势不强视为将帅的罪过。因此上下没有人自己承担责任，只是小心谨慎地守住自身，只求不获罪；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实际忧患，最终没有人负责。于是天下这样广大，官员这样众多，却常常好像没有人才。尊贵的官位、优厚的俸禄一个接一个地有人占据，英明的功绩和伟大的事业却在几十年间寂然无闻。被资历束缚、被文法践踏，怀抱才能、肩负志向却不能有所作为，直到老死而沉没的人，在下位相望成群，难道不可惜吗？臣下的奸邪，有一种是自身安享宠禄，外表没有可以定罪的地方，实际上却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大奸。张禹正是这样默默无为而使汉朝灭亡，李林甫正是这样谨守格令而使唐朝灭亡。如今人们都推重少犯过失的人，认为他们贤能；却嫉恨敢于作为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制造事端。一旦掉入陷阱，终身都不敢再说话。因此狡猾的百姓、强悍的官吏可以凭借轻微罪过控制上司；游士、说客可以用口舌恐吓内外官员，借机求取财物；胥吏可以挟持簿书、执守格式条例，在朝廷之前争辩。身居其职的人，明知奸邪，有时却不敢铲除；看见贤才，有时却不敢任用。天下的祸害不能迅速革除，天下的事务不敢迅速办理，因循苟且，彼此只在腹中议论，却名义上称为最公正，结果万事更加困病。当今世道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想挽救这种弊病，也并不困难，不过是宽容小过而责求大体罢了。盗贼【秦观】

译臣听说，在治平之世，内部没有大臣擅权的忧患，外部没有诸侯不服的忧虑，所需要用兵对付的，不过是夷狄和盗贼罢了。夷狄的祸害，士大夫讨论得很详细，论述得很成熟。至于盗贼的变乱，却从未有人谈论。难道是认识不到吗？他们的意思是认为这不值得忧虑。天下的祸患，往往就产生于不值得忧虑的事。过去秦已经称帝，认为六国已经灭亡，天下没有什么可以再使秦国忧虑的敌人，只有胡人而已。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然而陈胜、吴广的叛乱，却在行伍和田野小路之间兴起。由此说来，盗贼从来不是没有的。平定盗贼和抵御夷狄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夷狄的军队，铠甲、战马如云，箭矢、石块如雨；牛羊、骆驼运输不断，人员熟悉战事而整齐；武器锋利而精良。所以当他们侵犯边境时，适宜迅速交战以挫败他们的气势。盗贼却不是这样：凭借险阻，靠抄掠夺取资财，以亡命之徒聚集；胜利时如乌合之众，并没有法制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失败时像野兽一样逃遁，也没有恩信把他们团结起来。然而他们一旦竖起竹竿、拿起木棒，郡县的士卒有时也不能制服他们，只是因为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罢了。所以当他们群起时，要迅速交战挫败其气势，却不要逼迫过甚以离散其人心。如果不迅速交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拖延下去就会使形势扩大；如果不避免逼迫过甚来离散他们的心，事情一急就会发生变故。虎这种动物，一吼便起风，发怒便使百兽震恐；它气势凶猛强悍，可以杀死，却不能侮辱。因此捕虎的方法，必定先在旁边设置机关、陷阱，布置网罟；用锋利的戟撞击，用强弓射击，鸣金击鼓乘势进攻，不转眼就能杀死老虎。蛇和鼠却不是这样：它们虽然毒性足以伤人，却没有兴风的勇猛；贪食足以损害财物，却没有震慑百兽的威势。然而不能突然捕捉它们，是因为一旦逼急，它们就会钻入洞穴。捕蛇鼠的方法，必定环绕洞穴守候，用艾草熏，用水灌；它们因无处取得食物而出来时，一根短棒就可以取它们的性命。夷狄如虎，盗贼如蛇鼠。对老虎不能用艾草熏、水灌，对蛇鼠不能用弓射、戟刺。所以说，平定盗贼和抵御夷狄的方法不同。虽然如此，盗贼平定并不难，断绝其根源却很难。平定而不能断绝，弊病有两种，不可不知：一是招降，二是穷追严治。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灾祸没有比穷治更深的。为什么呢？凡是盗贼兴起，必定有凶悍杰出、难以制服的人；负责追讨的官员一向没有奇谋，不知计策从哪里出，于是常常招降他们的首领。那些奸恶之民看见犯罪的人未必会死，便说：与其低头屈服，忍受饥寒的耻辱，哪里比得上抢掠攻劫而不失去爵禄的荣耀呢？由此说来，这就是诱使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盗贼的首领已经伏法之后，刀笔小吏不能作长远考虑、退后顾念，只知拘泥细节、疏漏大局，于是常常穷追支党而治罪。那些受到胁迫的百姓看见被牵连的人必定不能免罪，便会说：与其被镣铐、枷锁拘禁，束手等待死亡，哪里比得上逃入山海，脱身求生呢？由此说来，这就是驱使百姓作乱。所以说，灾祸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况且王者用来使天下感服的，是恩惠和威势。仁慈施及有罪之人，会损伤恩惠；刑戮牵连无辜之人，会损害威势。威势和恩惠两方面都丧失了，却想让天下人心中畏惧、力量上服从，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夏书》说：杀尽首恶，胁从者不治罪；过去受到污俗感染的人，都让他们共同获得更新。首领全部杀掉而不赦免，足以夺去奸雄的气势；胁从和受污染者不加治罪，允许他们自我更新，足以安定心怀反侧的人。这样一来，天下人谁肯舍弃生路而投向必死之地呢？唉！先王平定乱世的方法，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任臣【秦观】

译臣听说，君主对于进谏争辩的大臣，难处不只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在于取用他们的大节而略过他们的小过。所谓大节，是指刚直鲠骨、相信自己、把自身献给国家、不被利害得失动摇屈服。所谓小过，是才智不周全、思虑不周密、学术修养不够、听闻不够审慎。一定要既有大节又没有小过的人，才能担任进谏争辩的大臣，那么即使穷尽一生也得不到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其要求一个人一时没有小过，哪里比得上他终身具有大节呢？从前汲黯通晓经术不如平津侯，恢复武功不如大将军，明习法令不如张汤，文章儒雅不如司马相如，谨慎厚重、保全自身不如石庆，谋略纵横不如主父偃。然而淮南王谋反时，唯一忌惮的是汲黯喜欢直言进谏、守节而死义；至于平津侯等人，在他看来就像揭开蒙蔽一样容易对付。由此说来，进谏大臣的功用，在于维护纲纪、树立风宪、沟通上下情意，使乱臣贼子有所顾忌而不敢发动变乱，如此而已。一次举措不合事理，一次发言不合节度，哪里值得深深责怪呢？陛下即位以来，首先下达明确诏令，让中外大臣保举、担保谏官和御史，大约充任这些职务的有一百多人，而真正被任用的只有十几人。选拔既然精当，士人便很自重，人人都有毅然守节、为义而死的心；把兴利除害看得比满足嗜欲更重要，攻击奸恶就像报私仇一样。在前后几年的时间里，终于成就了冠绝古今的治理；即使这其中有神妙的功绩、圣明的教化和敏捷自然的才智，也同这些人进谏、劝善止过、辨明可否的力量有关。然而近来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没有奏效，谏官、御史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有的升任其他官职，有的补任外郡，台省因此空缺。臣愚昧疏远，不了解朝廷的事情，私下只想知道：陛下为什么任用他们如此困难，罢免他们却如此容易呢？况且人不是蓍草和灵龟，不可能没有过错，关键只在于他的用心和处置事情的意图怎样。过去汉代郦食其有扰乱楚国的过失，唐代魏征有放纵薛延陀的过错，本朝赵中令有遣送赵保忠的失误；这三个人都是天下豪杰、一时名臣，尚且有这样的非难、谬误和过失，更何况不如这三个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以汉师古为鉴，追法往昔而治理今日，慎重对待谏官的进退，谨慎掌握御史的升黜，取用他们的大节而略过他们的小过，使天下士人能够在陛下面前竭尽忠诚、用尽力量，那么神妙的功绩和圣明的教化又将比现在有新的发展了。有人对臣说：古代进谏争辩的大臣，职责不过是扩展君主的聪明、消除蒙蔽、成就德业罢了；后世却有狂妄之徒、轻薄小子、狡猾无道之人，有时借用谏官的名义来资助盗窃，利用谏官的器重来推行奸谋。像谷永，本是王凤的门客，却反过来讥刺、斥责宫闱中的事；刘栖楚，本是李逢吉的党羽，却叩击额头于宫门之前。他们表面上装作纠正过失，暗中却进行依附权势的谋划。这样说来，小过难道可以略过吗？略过小过，就会成全他们的大恶。臣回答说：不是这样。药物和砭石用来治病，也有因而导致疾病的情况；但从古到今，从未废弃药物和砭石，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治好的病多，造成的危害少。进谏争辩的大臣，只是器量有远近，才华有长短，大体都是士大夫中的人物，怎么可以全都诬称为谷永、刘栖楚一类呢？即使其中有一两个人，也只需罢免那一两个人，何至于使台省空缺并将他们全部驱逐呢？陆贽说：“上天不因为大地有恶木，就废止万物生长；天子不因为一时有小人，就废止听取意见、接纳进谏。”又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的才能；喜欢进谏的人，正好显示我贤明；进谏者狂妄，反而说明我能宽恕；进谏者泄露事情，彰显我能听从。以上任何一点具备，都是盛大的德行。”唉！君主任用进谏之臣的道理，陆贽已经说尽了。《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七 （明）贺复征编 ○进策五 治势【宋叶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