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四

译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治理天下也有先后次序。尧、舜的典籍记载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先后次序。三王治理天下，用法度和数量使天下平均，用爵位和土地使各邦国等级相等，用井田划分百姓的疆域，用职事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法度，邦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责。这样使下属供奉上级，勤劳而不困苦；使上级治理下属，简约而不劳累。财物足以供使用，也可以防备天灾；兵力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反过来成为祸患。这些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用来教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就成就了。即使有荒怠的君主和孱弱的子孙继承它，也仍然能够延续七八百年才停止。三王的治理，难道同后世有不同之处吗？财物必定取自百姓，官员必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必定使用军队，防范百姓必定使用刑罚，大体上同后世治理天下的方法相同。可是后世常常多有乱亡失败，三王却独能使天下安定，为什么呢？因为三王善于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先后次序，办事有条理。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谁不想使天下安定太平呢？他们用心更加劳苦，政事却更加不能成功，常常忧惧不安，担心祸乱失败降临，却每每终于走到那一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根本和末节，不知道先后次序。当今的事务很多，应该优先处理的有五项。其中两项，是有司所知道的；另外三项，却还没有想到。使天下的用度充足，没有比财物更优先的；维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军队更优先的。这是有司所知道的。然而财物虽然丰足，如果取用没有限度、支出没有节制，那么下层百姓更加困苦，上层也更加劳累；军队虽然强大，如果不知道怎样使用它，军队便会骄横而生出祸患。所以节制财用、驾驭军队，没有比建立制度更优先的。制度已经完备，军队便可以使用，财物也足以供用；使大家共同守护这些制度，没有比任用贤能更优先的。因此，使财物均平而节制军队，建立法令来约束，任用贤人来守法，尊重名声来激励贤能。这五件事彼此相互作用，是拥有天下者的常务，也是当今世上最优先的事务，却是执政者所忽视的。如今四海之内并没有发生叛乱，上面的政令也并不暴虐，天时水旱也没有造成大灾，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谐；天下安然广远，没有一丝裂隙的端倪，为什么南夷却敢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员，西夷敢有强悍不服的王，北夷敢有抗拒礼制的皇帝呢？人口数量日益增多，土地的产出日益扩大，公家的用度却日益紧迫。四夷不服，中国不受尊重，天下的物资不能充实，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五件事没有完备。请试着说其中一两项。如今农民奔赴耕作，可以说很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湖泽中谋取利益，可以说很勤劳了；上面征收赋税、实行榷易，主管商利的官员搜罗细微利益，可以说详尽而没有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旱灾害，像明道、景祐年间那样，天下公私财物便全都匮乏。这说明在无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没有数年的积蓄。由此可知财物不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士卒赴汤蹈火；如今厢军和禁军，有司不敢役使，非到不得已而暂时使用不可时，就称为“借倩”。那些士兵彼此说：“官府借用我。”官府的文书也写作“倩”。赏赐本来是用来酬劳的；如今因为大礼的缘故，给不曾劳作的军队赏赐，每三年一次，所花费的达八九十万。有司不敢推迟期限，士兵得到赏赐并不是因为有功，知道惭愧的反而称多嫌少，比量好坏，稍有不如意，就聚集呼喊，拿着棍棒要打天子的大臣。平时无事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已经骄横。财物全部耗尽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制度和数额；军队竟敢骄横，是因为使用军队还没有掌握方法。由此可知约束制度尚未建立。财物匮乏、军队骄横、法制不能统一，却没有人奋不顾身、以身许国。由此可知没有任用贤能。没有任用贤能，并不是没有人才；有些人或许怀有财富、积蓄知识，只是当时正厌恶有好名声的人，人人都把才德藏起来、收敛起来，不敢奋发显露，唯恐接近名声，触犯当时人的厌恶。因此人人都由贤变愚，愚者没有人责备，贤者反遭讥讽嫉恨，于是使天下的事务将要松弛废坏，却没有人敢出力去办理。这种不崇尚名声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所以说，五件事全都废弛了。前些时候五代的动乱，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改换五个姓氏，出了十三位君主；亡国和被杀的有八人，任期长的不过十多年，严重的只过三四年就灭亡。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制定长久安定的计划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所不能做到，正是时势造成的。当时，东边有汾、晋，西边有岐、蜀，北边有契丹，南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成十三四块，四面环绕着狭小的中原；又有叛将和强臣割据其中。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在位时间还很短，威势和恩德尚未普遍施及，只能依靠强力的君主和武勇的统帅来勉强支撑，仅仅用来保卫自己；一旦不幸遇到懦弱的后代，往往传不过一两代就重新陷入混乱和败亡。因此，他们养兵就像把孩子喂给虎狼一样，尚且担心军队不能为己所用，又哪里敢用残破疲弊的民众来供养它呢？征收赋税，按户按人搜刮，像用簸箕聚敛一样，尚且担心还不够，又哪里谈得上节省财用来使百姓富足呢？天下的形势，正像一座破败的房屋：修补它的深处，角落就会倒塌；整治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覆，只能用枝条支撑扶持，苟且保存罢了，又哪里有空闲按照规制和法度来建立制度呢？所以军队没有制度，使用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应付而已。如今宋朝成为宋朝，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越和叛乱，没有能够抗拒它的国家；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大的叛臣；天下统一，海内安宁。国家存在不能说不久，天下范围也不能说不广。俗话说：‘衣袖长，善于起舞；钱财多，善于经商。’这是说有资本的人，做事就容易。如今承继三位圣主的基业，拥有万乘之尊的名号，统有四海一家这样的天下，尽是大禹贡赋所及的土地，没有一处不向朝廷输纳，任由皇上取用，不能说财用不足。六尺高的士卒，能够拿戈披甲，力能拉开五石之弩、弯开二石之弓的，有数百万人，任凭皇上节制调遣，不能说兵力不足。

译内外任职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官和吏部经常积存待用的人员，又有数百人。每隔三年颁布一次诏令，穿布衣来应诏的人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任凭皇上选择，不能说贤才不足。百姓至今将近四十年没有见过战争；对外振作武力、排斥夷狄，对内修明法度、兴行德化，都任凭皇上施为，不能说没有空闲。凭天子的慈爱、圣明、仁厚和节俭，再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共同谋划，天下积聚的财富可以达到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富足，制定礼乐可以达到成周那样兴盛；奋发威烈以显扬声名，可以达到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显赫；讲求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的政治。然而财用不能供皇上使用，百姓却已经困弊；兵力不足以在外部显示威势，内部却有敢于骄横的人；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反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敷衍，和五代时期没有不同，这实在太可叹了！这正是所谓身处可以达到目的的地位，赶上可以成事的时机，又具备可以成事的资材，那么还有谁会畏惧而长期不去做呢？《本论》中〔欧阳修〕 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了，世上那些卓然有见识、不被迷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他们曾经除掉过佛法，后来佛教又大规模聚集起来加以反攻，暂时打破它，它反而更加坚固；打击它还未消灭，它却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难道佛法果真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方法罢了。医生治疗疾病，必定推究疾病从哪里产生，然后医治承受病邪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趁着人体气虚而进入的，那么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打病邪，而致力于培养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离去，这是自然的效果。因此，挽救天下的祸患，也必须推究祸患从哪里产生，然后医治承受祸患的根本。佛教来自夷狄，距离中国最远，但中国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之间，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微，王政缺失，礼义废弃，过了二百多年，佛教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趁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弃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的根本。补足王政的缺失，修复被废弃的礼义，使王政彰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没有地方施加于我们的百姓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从前尧舜三代施政，设立井田制度，把天下的人登记在册，按照人口计算，人人都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谁不拥有田地并耕种它；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收的等级，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全都用在田地里，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苦而懈怠，进入邪僻之途，于是制定祭牲、酒醴来养护身体，设置琴瑟、笙匏、俎豆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教导他们礼义。因此，因他们打猎而制定搜狩之礼，因他们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因他们死亡安葬而制定丧祭之礼，因他们饮食聚会而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还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的重大伦理。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办法，都顺应人的欲求而制定制度，用彩色器物加以装饰，使它具有文采，是为了使人喜悦、容易趋向；顺应人的情性而加以节制，是为了防止越过限度。然而仍然担心这样还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礼义。因此，从上至天子郊外，下至乡里，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使他们互相告诫劝导，诱发并勉励愚钝懒惰的人。唉，安排得多么完备啊！尧舜三代施政，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极其精密，治理百姓的工具极其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极其周密，诱导百姓的办法极其深厚，勤勉地实行它，使它在万物中普遍施行。对万物的影响是周遍的，逐渐浸润，深入人心。因此，百姓活着的时候，不在田地里出力，就从事礼乐活动；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他们乐于趋向仁义，自己也不知道疲倦。一生都看不到其他诱惑，又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无从进入’，是说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到了周朝衰微，秦国兼并天下，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从此中断。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恢复这些治理工具，防范百姓逐渐变化的方法也不周密。佛教就在这个时候乘隙而出；在一千多年之间，佛教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所实行的政事却越来越坏。井田最先废弃，于是土地兼并和游惰的奸弊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导百姓的工具，也相继全部废弃。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空闲去做其他事情，善良的人也泯灭不见，不知道礼义为何物。奸邪的百姓有余力，就想做邪僻的事情；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该趋向何处。佛教在这个时候乘着空隙，正好鼓吹它荒诞宏大的说法来牵引百姓，百姓不得不跟随它归依。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倡导并驱使百姓归依，说：‘佛是真正值得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 幸好还有一些不受迷惑的人，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将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将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这种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及天下，哪里是一人一天能够办成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口舌所能胜过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不如修治它的根本来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天下，孟子忧虑这件事，专门讲说仁义。因此仁义的学说胜过杨墨，杨墨的学说就废止了。汉代时，诸子百家同时兴盛，董仲舒忧虑这件事，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的道理彰明，百家学说便止息了。这就是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八尺高的男子，披甲执戟，勇力超过三军，但见到佛却下拜，听到佛教的说法便产生敬畏仰慕之情，为什么呢？他确实强壮英俊，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原则，所以才会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材微小柔弱，进退畏怯，但听到有人宣说佛道，便把义理显现在脸上，不但不向佛屈服，还想驱逐断绝它，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悉，内心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来胜过佛教。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战胜佛教了。这就是自然的趋势。《本论下》〔欧阳修〕

译从前荀卿子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本来是恶的，并写了一篇文章来坚持这种观点。我起初很喜欢他的学说，后来看到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错误得太厉害了。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信佛的人抛弃父子关系，断绝夫妇关系，这与人的本性十分违背，又有像蚕食虫蛀一样的弊病，然而百姓却都相继归依它，是因为佛教有行善的说法。唉！如果真能使我们的百姓明白礼义就是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继跟从礼义呢？只是为什么教导和晓谕他们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呢？佛教的说法在人们耳中已经熟悉，进入他们内心也很久了。至于礼义的事情，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如今如果向众人宣布：‘禁止你们信佛，改行我们的礼义’，百姓就会惊骇逃走。不如逐渐实行，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鲧治水时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患更加猛烈；禹治水时用疏导的方法，于是水患就平息了。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就难以正面抗拒；不如逐渐引导它走向应有的方向，再除掉它，这样容易。如今尧舜三代的政教，其学说还在流传，治理的工具也都存在；如果真能讲明并修复它们，勤勉地实行，逐渐浸润，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们，那么它们就会充满天下地实行，佛教也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了。古书说：‘万物没有能够同时强大的，这是自然的趋势。’ 为什么一定要说烧掉佛经、拆毁佛寺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微以后，这些族类一起侵入中国，所以秦国凭借西戎占据宗周，吴国、楚国都僭越称王。《春秋》记载使用鄫子的事情，传记又记载有人披散头发居住在伊川，孔子也把不穿左衽衣服看作值得庆幸的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几乎也不会不被它扩大影响吧？由此说来，王道不彰明、仁义废弃，中国的祸患就产生了。到孔子作《春秋》，尊重中国而贬斥吴、楚，王道才重新彰明。如今九州的百姓没有谁不右衽而戴冠束带，他们所遭受的祸患只是佛教罢了。战胜它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学说，所忧虑的只是人们忽视它而不去实行。郊祀上天、祭祀大地以及宗庙社稷和朝廷的仪式，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都已经举行；至于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是郡县官府应办的事情，只在于讲明并逐步推行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实行、逐渐浸润，就不能深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以来，君王的政教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仁德才能形成。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将会说：‘佛教传来已经一千多年，有力量的人尚且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就是因为一日之功不能迅速完成便放弃，却连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功业也不去做，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孔子感叹‘制作俑的人不仁’，大概是感叹有人开启了逐渐用人殉葬的先例。那么，信奉佛教的人，难道不是比制作俑的人更加严重吗？佛教刚传来时，人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危害，便把它引进中国；如今它造成的危害已经显著，不只是先知先觉者看得明白、后来才被人发现而已。然而人们安然处之，不认为奇怪，为什么呢？万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气数穷尽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兴盛已经很久了，正可以趁它达到极点的时候使它反转变化，并不困难。从前三代施政，都是圣人的事业；时间久了以后也一定会产生弊病，所以三代的治术都改变其质朴与文饰来相互补救。即使佛教是圣人的学说，到了产生弊病的时候尚且应当救治，何况它并不是圣人的学说呢？奸邪之人能取得世人信任，虽然是小人，也一定有某种长处可以用来取得信任，所以古代君主被他们迷惑，直到国家混乱灭亡仍未醒悟。如今佛教的法门，可以说是奸邪了；它的学说也有能够迷惑人的地方，使世上的君子即使看见它的弊病，却不想办法救治，难道它不是善于迷惑人吗？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救治它的方法呢？要救治它，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舍弃这个办法而想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谋略，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话还没有来得及说，计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盛，若不逐渐引导它而去做，没有人能够与它抗衡。所以说：要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于是作《本论》。《朋党论》〔欧阳修〕

译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友，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好的是俸禄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引荐而结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着占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只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互相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因此，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提拔八元、八凯组成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治。到舜自己做天子时，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而舜全都任用了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亿万颗心；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王时，亿万人各自心怀异志，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但纣王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凭借他们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朋党的议论渐渐兴起。到唐昭宗时，把朝廷的名士全部杀掉，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心怀异志、不结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纣王；能禁止善人结成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他们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并走向灭亡。互相称赞、互相谦让而不自疑的，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疑虑而全部任用他们。然而后世并不责怪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这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举全国的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谁比得上周朝。然而周朝凭借这一点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会令人厌恶。唉，兴亡治乱的踪迹，君主可以把它作为借鉴。《原弊论》〔欧阳修〕

译孟子说：‘养活生者、安葬死者，是王道的根本。’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所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王政由此兴起的基础。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从来不敢忽视农业；如今做官的人却不是这样，只处理文书、听讼断案罢了。听到有人谈论农事，便相互嘲笑说：‘粗鄙的人，只知道征收赋税、筹措财用是急务，却不知道以农业为先，这是没有推究施政根本和末节的人。’知道致力于农业，却不知道节省用度、爱护农民，也是没有完全懂得务农的方法。古代施政的人，使上下相互调剂，以供给下民；下民劳作十分勤勉，上面使用物资十分节俭，百姓没有留下的余力，国家也不过度耗费。上面爱护下面，下面供给上面，使彼此不受困乏。三代的制度都如此，而周朝最为完备。周朝的制度说：‘把田地划分为井田和牧地，按十取一征收，一个人的力量，督促他一定尽到自己的职责；一天的用度，节省它一定要根据收入来确定；一年的耕作，供给国家和百姓的粮食，都从其中产生，而且常常还有剩余。’所以三年就能储备出一年的粮食。如今却不是这样，耕作者不再被督促尽力，使用者也不再计算收入和支出。一年的耕作，供给国家仅仅够用，百姓的粮食却只能维持几个月；严重时，场上的收获刚刚完成，就簸取糠麸来吃秕稗，或者采摘橡实、储存菜根来延续到冬春。糠麸、橡实，正是孟子所说的猪狗食物，而百姓终年也不得不吃这些东西。不幸遇到一次水灾或旱灾，百姓就彼此枕藉而死，成为饿殍，这实在太可叹了。三代治理国家时，公卿士庶的俸禄粮食，兵甲、车辆、牛马的物资，山林、宗庙、鬼神所需的供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些都出自农业，而百姓耕种的不过是如今九州的土地。每年发生灾荒，也时时有之，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本来完全拥有从前那些土地，制度也没有比三代更差，为什么从前物资常有余，而今天却常常不足呢？这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正好相反。从前既知道致力于农业，又知道节省用度；如今却让不勤劳的农民供养没有节制的用度，所以才会这样。不仅不勉励农业，还设置许多弊端来消耗农民；不仅不根据民力来节制用度，甚至也不考虑上天所能承受的限度。什么叫许多弊端？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端，有土地兼并的弊端，有劳役的弊端。请详细说一说：如今坐在华屋中、享用美食而无所事事的人，称作‘浮图之民’；依靠国家衣食来养活妻子儿女的人，称作‘兵戎之民’。这些人在三代时期，都是田地里的农民。如今议论的人把浮图与周公、孔子并列，说：‘三教不可以废除。’ 谈兵的人说：‘军队是国家的防备，不可以废除。’浮图不能与周公、孔子并列，这是不用说也容易明白的。请姑且谈谈军队。国家自景德年间停止大规模用兵，已经三十三年了。曾经经历过战争、懂得军务的士兵，如今已经老死殆尽；后来的人从未听过金鼓，也不认识战阵。他们生长在太平无事的时代，衣食又很充足，势必骄横懒惰。如今卫兵入宫值宿，不自己拿被褥，而让别人替他拿；禁兵领取粮食，不自己肩扛，而雇人代为挑运。他们骄惰到这种程度，哪里肯冒着辛苦去战斗呢？前些日子西部边境的官员，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却都立即失败，这就是结果。即使军队能够忍受辛苦、善于战斗，哪怕耗费农民来供养他们，也还可以；怎奈他们只有当兵的虚名，实际上却是骄惰无用的人呢？古代凡是身材高大、强壮健康的百姓，都在田地里耕作，农闲时才教他们战斗。如今却完全相反：一遇灾荒，州郡官吏便用尺量取百姓的身高，挑选强壮健康的人，招募他们离开农业去做禁兵；其次那些身高达不到标准而稍微怯弱的人，则登记为厢兵。官吏招募人数多就有奖赏，而百姓正值困穷时便争相投军。因此一遇灾荒，留在田地里的人就只剩下老弱者了。官吏却说：‘不把他们收来当兵，就怕他们成为盗贼。’唉！只知道他们一时不去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惰，白白消耗粮食。古代身材高大、强壮健康的人负责耕作，老弱者游荡懒惰；如今身材高大、强壮健康的人游荡懒惰，老弱者却留在田里耕作。为什么相反得这样厉害呢？然而百姓竭尽全力耕作，有的仍免不了吃猪狗食物；而一旦离开田地做了僧人或士兵，便终身安逸，享用丰厚的食物。这样，田地里的农民就不得不日益减少。所以说‘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端’，指的就是这个。这是消耗民力的一个方面。古代按人口授田，家家有给养，人人都能满足。井田制度败坏以后，土地兼并便兴起。如今大致一户拥有达到百顷的田地，就供养数十户佃客。其中使用地主的牛、出自己的力来耕种的，不过十多户；使用自己的牛、耕种地主田地并分取利益的，也不过十多户。其余都是交出田产租金、寄居在这里的人，称为浮客，并且还拥有余田。这数十户人家，原来并不是富有积蓄之家。他们春秋祭祀土地神、社神，婚嫁、死亡、安葬所需的费用，又不幸遇到灾荒和官府差役，在缺钱的时候，常向地主借债，后来偿还时，利息不是两倍就是三倍。等到庄稼成熟，先交出种子和税粮，然后再分取收成；偿还三倍利息后，所得全部用尽，有时甚至还不能补足耕作的本钱。早晨收割完，晚上就缺粮，于是又去借贷。因此冬春借粮，就指着夏天的麦子来偿还；麦子偿还完了，到了夏秋又指着冬天的稻谷来偿还。像这样的数十户人家，常常要消费三倍的粮食；而一个地主却常常把百顷土地的利益全部取尽。唉，拥有百顷土地、缴纳赋税的只是一个地主，而竭尽力量、承担输纳的却是数十户人家。即使国家有宽减征收、减轻赋税的恩惠，也只是增加了一户地主的幸运，数十户人家的困苦却始终如旧。所以说‘有土地兼并的弊端’，指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消耗民力的一个方面。百姓中有幸不受他人役使、能够拥有田地自己耕作的，从下至二顷、上至百顷，都按等级登记在册，承担官府差役；差役多的叫大役，差役少的叫小役。直到无法承受，就低价卖掉田地，或者逃走离开。所以说‘有劳役的弊端’，指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消耗民力的一个方面。这三种弊端，是主要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奇邪的百姓，离开农业去做浮巧的工匠，还有土地兼并者和商人，造成僭越奢侈的花费；又有贪官污吏的苛索，毫无名目的征敛，弊端多得不能全部列举。既不劝导百姓使他们勤劳，又设置许多弊端来消耗他们，大体上天下中等百姓中，富贵的人把粗劣食物变成精美食物；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常常吃掉五个人的粮食。

译当兵的人供养父母妻子儿女，再计算他们粮食运输的费用，一个士兵常常要吃掉五个农民的粮食。做僧人的供养子弟，自己还吃得丰足，一个僧人常常要吃掉五个农民的粮食。贫民借高利贷来度日，一个人常常要吃掉两三个人的粮食。天下怎么会不贫乏呢？什么叫不根据民力来节制用度？如今只是估量国家的用度，向百姓征取，从来没有估量民力来确定国家用度。古代太宰制定国家用度，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一年所得，三分之一供给公家，三分之一供给百姓粮食，三分之一用来防备灾荒。如今不预先制定国家的用度，而是一概临时向百姓征取，所以有支移之赋、和籴之粮、入中之粮、和买之绢以及各种杂料；茶、盐和山泽之利，有专卖也有征税。制定这些仍然不够，有关官府便屡次改变法令，争夺细微的利益；用心越来越劳苦，所得却越来越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制度没有预先确定，征取又没有限度。什么叫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限度？这就是说不懂得水旱灾害。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升降推移，不可能没有失常和伏藏，就像人的身体有血气，不可能没有疾病。因此，高明的医生不能使人永远没有疾病，只能治疗它；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使年年没有灾荒，只能预先防备罢了。尧、汤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使天下没有水旱灾害，但能够预先防备。古代丰年时补救灾荒的办法是：耕作三年，必定留下可以供一年使用的储备；这是把三年中的一年预先当作必然会发生灾害来准备。这是古代善于认识天时的人。如今有关官府筹划用度，只够一年的使用，这就是预期上天年年不发生水旱灾害。所以说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限度，前两三年连续遭遇旱灾和蝗灾，公家和私人都缺粮，正是因为预期上天不会发生水旱灾害，最终遇到灾害时便没有准备。井田按十分之一征收的制度，已经不能在今天恢复。筹划此事的人，不如顺着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制度；关键在于下层百姓尽力劳作而没有消耗和弊害，上层根据民力使用财物而有节制，那么百姓和国家大概就都能富足了。如今士大夫正在共同建立太平的基础，很重视推行以农业为根本的政策来振兴农业，所以我特意推究这些弊端并列举出来，等待那些兴利除害的人从有关官府采纳。《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五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四 《明论》〔宋·苏洵〕 天下有大的智慧，也有小的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的智慧，同时兼顾小智慧所能成就的功效；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蠢的人不知道大的智慧，却用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损害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依据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据时势。既不能守常道，又不能应时势，可悲啊，危险啊！只有具备大的智慧，才可以守常道；用自己所能达到的地方补救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因时制宜而又不失常道。‘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太阳和月亮运行在中天，大的光明可以照遍四海，小的地方却有时不能照入一间屋子的下面。它们本来不必使用这种局部的小聪明。因此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明，庄严地把它当作君父的威严；所以自从有天地、有日月以来，直到今天，从来不能有一天没有日月。天下曾有这样的话：‘叛逆父母、亵渎神明，雷霆就会从天而降击打他。’雷霆当然不能替天下人把这类人全都击杀，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是因为雷霆有时会降下不可预测的惩罚。假如雷霆每天轰轰作响，环绕天下寻找那些叛逆父母、亵渎神明的人并击打他们，那么这些人未必能全部找到，雷霆的威严岂不是反而被轻慢了吗？所以，懂得日月与雷霆作用区别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只是特别喜爱贤人用心简约而成效广大的做法，也特别奇怪愚人用心劳苦却不能成功。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所达到的效果就一定精确；兼顾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却也想去做到，所达到的效果就一定粗疏。把能够达到的地方做到精确，人们会说：‘他只是没有做不到的事，一做就做得精确。’如果不是这样，我恐怕奸雄会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国家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振作，诸侯就震惊畏惧了二十年。他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的贤者并不只有一个即墨大夫，这是明摆着的。扰乱齐国的人，也不只是一个阿大夫；在身边称赞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又有几个人，也很清楚。一个即墨大夫容易查知，一个阿大夫容易查知，身边称赞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几个人，也容易查知。顺着这些容易查知的事情加以精确处理，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成效广博。天下的事情，譬如有十件，我举出其中一件，人们却不知道我并非不知道其余九件；如果遍历九件而不知道其中一件，还不如只举出一件，使人无法测度，何况连九件也达不到呢。《谏论上》〔苏洵〕

译古今谈论进谏，常常主张委婉讽谏而少谈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孔子。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质相同，只是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伍举进献隐晦的话，楚王反而更加淫乱；茅焦解衣提出危急直言，秦始皇立即醒悟。讽谏固然不能一概赞同，直谏也不容易轻视。因此我说，关键只在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那么孔子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孔子的说法纯粹合乎经常之道，我的说法则兼顾权宜而归于经常之道。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君主只要有一点不像桀、纣，我进谏一百次他就听取一百次，何况那些能虚心纳谏的君主呢？如果没有掌握方法，君主只要有一点不像尧、舜，我进谏一百次也会一百次不被听取，何况那些违逆忠言的君主呢？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呢？回答说：要有机智、勇气和辩才，就像古代游说之士一样。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助成他们的欺诈；我希望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助成他们的忠诚。请详细谈论这种方法的效果。周朝衰微以后，游说之风在列国盛行，此后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我独自奇怪的是，进谏而被听从的百人中只有一个，说服君主而被采纳的却十人中有九人；进谏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说服君主而死的人却从未听说。然而触犯忌讳，说服君主有时比进谏更严重。由此可知，不一定在于采用讽谏，关键在于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用作进谏法的有五种：用道理晓谕他，用形势禁止他，用利益诱导他，用激怒的方法刺激他，用隐晦的话讽谏他。触龙以赵太后疼爱女儿胜过疼爱儿子的道理劝说她，没过多久，长安君就被送到齐国做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责问张唐，张唐出使燕国的日期就确定了；赵国士卒把两位贤王的意旨告诉燕国，燕国立即送还武臣，这就是用道理晓谕他。子贡以齐国内忧劝告田常，齐国便不能攻打鲁国；武公用麋鹿的比喻威胁楚顷襄王，楚国不敢图谋周王室；鲁仲连用烹煮魏国人、剁成肉酱来恐吓垣衍，魏国终于没有拥立秦王为帝，这就是用形势加以禁止。田生用万户侯来启发张卿，刘泽于是被封侯；朱建用富贵诱使闳孺，辟阳侯得到赦免；邹阳用梁王宠爱长君来劝诱他，梁王于是释放了他，这就是用利益诱导。苏秦用韩王甘居牛后的位置来羞辱韩国，韩惠王按剑长叹；范雎用秦国没有真正的君王来羞辱秦国，秦昭王长跪请教；郦食其用沛公帮助秦国凌辱汉王来刺激他，沛公停止洗脚，听取了他的计策，这就是用激怒的方法刺激。苏代用土偶的故事嘲笑田文，楚国人用弓箭和丝缴的比喻感动楚襄王，蒯通用娶妻的事情使齐国丞相醒悟，这就是用隐晦的方式讽谏。这五种方法相互倾轧，都是险恶偏邪的言论。虽然如此，把它们施用于忠臣，也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用道理晓谕，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用形势禁止，君主即使骄横也一定会害怕；用利益诱导，君主即使懈怠也一定会振奋；用激怒刺激，君主即使怯懦也一定会振作；用隐晦的方式讽谏，君主即使暴躁也一定会容纳。醒悟就会明智，害怕就会恭敬，振奋就会勤勉，振作就会勇敢，容纳就会宽厚。使君主达到这些境界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我观察古代的大臣，所说的话一定被听从，所讲的道理一定能够施行，没有谁比唐代的魏征更突出。他起初实际上学习过纵横家的学说，这就是所谓掌握了正确方法的人吧？唉！关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作良臣，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游说方法；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因此，对于关龙逢、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忠心。把这些作为进谏的方法。《谏论下》〔苏洵〕 臣子能够进谏，却不能使君主一定接受进谏，就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接受进谏，却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谏，就不是真正能接受进谏的君主。想让君主一定接受进谏吗？前面所说的已经完备了。想让臣子一定进谏吗？我来说明这件事。君主的伟大，如同上天；他的尊贵，如同神明；他的威势，如同雷霆。人不能抗拒上天、触犯神明、违逆雷霆，这也是明摆着的。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立奖赏来勉励臣下。古书说：‘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大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还担心臣下软弱退缩、阿谀奉承，使君主一天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又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尚书》说：‘臣下不正直，就施以墨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人的常情，除非患了疯病、丧失心智，没有谁会躲避奖赏而奔向刑罚；既然如此，为什么苦于不进谏呢？如果奖赏和刑罚都不设置，按照人的常情，又为什么要抗拒上天、触犯神明、违逆雷霆呢？如果不是天性忠义、不喜欢奖赏、不畏惧罪责的人，谁愿意用言语换取死亡呢？君主又怎么能把天性忠义的人全部找到并任用呢？如今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勇怯各半，一个怯懦。有人让他们面对深渊，并告诉他们：‘能够跳过去，这叫勇敢；不能跳过去，就是怯懦。’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一定跳过去；勇怯各半的人和怯懦的人却不能跳过去。又告诉他们：‘跳过去的人赏赐千金，否则就没有赏赐。’勇怯各半的人被利益驱使，一定跳过去；怯懦的人仍然做不到。不一会儿，他们回头看见猛虎突然逼近，怯懦的人不等别人再说，也会跳过去，像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一样。那么，人的本性难道真有勇敢和怯懦之分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君主难以触犯，就像深渊难以跳过。所谓天性忠义、不喜欢奖赏、不畏惧罪责的人，是勇敢者，所以没有不进谏的；喜欢奖赏的人，是勇怯各半者，所以得到奖赏之后才进谏；害怕罪责的人，是怯懦者，所以受到刑罚之后才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得到，所以把奖赏设为千金，把刑罚设得像猛虎一样，使人前面有所趋向，后面有所躲避，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极力直言规劝。这就是三代兴盛的原因。后世却不是这样，把奖赏施加给不进谏的人，把刑罚施加给进谏的人，臣子闭口卷舌、国家随之混乱灭亡，实在是理所当然。间或有贤明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只是奖赏进谏者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些怯懦的人肯跳过深渊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墨刑废除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昌邑王那些不进谏的臣子一样的事，难道不是很少吗？如今奖赏进谏，有时还会有；惩罚不进谏，却完全没有了。如果增加已有的奖赏，补上原来没有的刑罚，那么阿谀者也会变得直率，奸佞者也会变得忠诚，何况忠直之臣呢？如果真能这样，想听到正直的言论却听不到，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御将论》〔苏洵〕

译君主驾驭臣下，相比之下，驾驭宰相容易，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贤能的将领，有才干的将领；而驾驭有才干的将领尤其困难。驾驭宰相靠礼法，驾驭将领靠权术。驾驭贤将的办法，在于诚信；驾驭才将的办法，在于智慧。不用礼、不用信，是不肯这样做；不用术、不用智，是做不到这样做。所以说：驾驭将领困难，驾驭有才干的将领尤其困难。六畜起初都是野兽。虎豹能够搏击、撕咬，马也会用蹄踢，牛也会用角撞。先王知道能够搏击、撕咬的动物，不能靠人的力量制服，所以杀掉它们；只有杀掉它们，不能把它们赶走，才算罢休。会踢的马可以用缰绳驾驭，会撞的牛可以用楅衡拘束。因此先王不忍心抛弃它们的才能，使天下失去役使它们的用处。假如说：‘它会踢，它会撞，应当和虎豹一同杀掉、一同驱逐’，那么天下就没有骐骥，最终也没有可以驾车乘骑的马了。先王选用人才，除非是像虎豹那样无法改变其搏击撕咬本性的极大奸恶之人，从来没有不想用权术加以控制、保全他的才能，使之适合使用的。何况做将领的人，又不能用廉洁方正等细小谨慎的要求去责备他，只看他的才能怎么样罢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都是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都是才将。贤将本来就不多，得到有才干的人而任用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还说‘这种人难以驾驭’，那就是只允许不肖之人任职了。用厚重的恩惠笼络他，向他表明真心，给他美好的田地住宅、丰盛的饮食、歌童舞女，使他的口腹耳目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同时又用威势来折服他。这就是先王驾驭才将的办法。近来议论这件事的人，有的说：‘将领之所以竭尽智慧和力量，冒着霜露、踏着刀刃而不辞劳苦，是希望得到赏赐罢了。治理国家的人，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此来期待他们取得成功。’有的说：‘赏赐是用来役使人的；不先赏赐，人就不会为我所用。’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行的道理。将领的才干，本来有大小之分。在平庸将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干较小的人；在才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干较大的人。才干小的志向也小，才干大的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的才干大小，制定驾驭他的办法，使之与他的志向相称。片面的说法不能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丰足的草料和粮食，清洁它的缰络，让它住在宽敞清洁的马厩里，用清泉给它洗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骐骥的志向，本来常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吃饱一顿饭就放弃志向吗？至于养鹰，却不是这样：捕到一只雉，就喂它一只麻雀；捕到一只兔，就喂它一只老鼠。它知道如果不尽力搏击，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这才为我所用。才干大的人，就像骐骥；不先赏赐他，就如同养骐骥却让它挨饿，还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办不到的。才干小的人，就像鹰；先赏赐他，就如同养鹰把它喂饱，却还要求它搏击，这也办不到。因此，先赏赐的办法可以施用于才干大的人，不先赏赐的办法可以施用于才干小的人，两种办法兼用即可。过去汉高帝一见韩信，就授予他上将军之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推过自己的食物给他吃；一见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应饮食器具都按王的待遇办理；一见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还没有为汉朝立下功劳。后来追击项籍到垓下，和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他们没有按时到来，汉高帝便把数千里土地舍弃般赏给他们，好像丢弃破鞋一样。项氏还没有灭亡，天下还没有平定，而三个人已经享尽富贵了。为什么呢？高帝知道这三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让他们享尽富贵，他们就不会为自己所用；即使享尽富贵，如果不消灭项氏、不平定天下，他们的志向也不会停止。至于樊哙、滕公、灌婴这一类人，就不是这样：攻下一座城、击溃一阵敌军，之后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升迁。项氏已经灭亡，天下已经平定，樊哙、滕公、灌婴这一类人计算百战的功劳后，才授予通侯的爵位。难道高帝到了这时就吝惜赏赐了吗？他知道这些人的才干小、志向小，即使不先赏赐，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先赏赐，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立功当作自己的事情了。唉！当韩信在齐地立足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消除。在那个时候，如果夺取齐地而封韩信为汉王，岂不是危险吗？人难道没有想要三分天下、自己独立的愿望吗？可是韩信却说：‘汉王没有夺取我的齐地。’所以齐地不丢弃，韩信就不会怀怨；韩信不怀怨，天下就不会归汉。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了。《兵制论》【苏洵】

译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天下的百姓全都可以成为士兵。兵与民的区分，从秦、汉才开始。三代时，听说有诸侯违抗天子的命令，却没有听说有士卒成群叫嚣、横行的。秦、汉以来，诸侯的祸患并不比三代减少，可是驾驭士卒却像对待虎豹一样；一旦圈栏破缺，它们就咆哮着四处冲出。这是什么缘故呢？三代的士兵耕种来获得食物，养蚕来取得衣服，所以辛劳勤作，善良之心便会生出。秦、汉以来，所谓士兵，都是坐着接受县官供给衣食，所以骄纵放肆，便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三代的士兵都是普通百姓，老幼相互供养，患病相互救助，出门相互礼让，回家相互慈爱孝敬，有忧患相互慰问，有喜事相互庆贺；他们的风俗宽厚柔和，因此士兵畏惧法令，也自重身份。秦、汉以来，号称普通百姓的人与三代相比已经差了很多，何况所谓士兵，还是普通百姓中尤其凶悍狡黠的一类，所以常常轻视法令，自暴自弃。百姓自己耕种取食、养蚕取衣，即使不幸收成不足，也还不会怪罪我。现在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耕种，不要养蚕，替我当兵，我供给你们衣食。’过了一天，供给稍不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就会说：‘从前叫我不要耕种、不要养蚕，现在却不给我供给了。’ 这样一来，怨恨就从这里产生了。对于本来有善心的百姓，他们畏惧法令、看重自身，而且不怨恨我，想让他们作乱也不可能。可是他们既然骄纵起来，又轻视法令、自暴自弃，以此怨恨上级，想让他们不作乱也不可能。况且天下的土地并没有比三代增加，天下百姓依靠这些土地获得衣食的人也没有比三代减少；平时无事，占着军籍、养活妻子儿女而依靠这些百姓供给的人却遍布天下，不知有多少。百姓怎么能不日渐被剥削，直到流离失所、无处申诉呢？这种祸患起始于废除井田、开放阡陌，制度一旦毁坏，就无法重新收拾。所以即使有明君贤臣，焦心苦思、竭尽思虑来设法挽救弊病，最终也不过是开设屯田、设置府兵，使他们没有战事时就耕种取食罢了。唉！屯田、府兵的好处已经不足以遍及天下，后世君主又不能遵循并守住这些制度，终于废弛衰败。到了五代，燕帅刘守光又进一步实行黥面、涅手的制度，天下于是把它当作常法，使士兵明显不能与普通百姓并列，所以这些人更加自暴自弃，把普通百姓看得如同越人一样。太祖接受天命以后，鉴戒唐末五代的动乱，把重兵集中在京师；边境也不能说没有防备；削弱节度使的权力，藩镇也不能说没有威势。周代以及汉、唐，藩镇的军队强大；秦代郡县的军队弱小。军队强大，所以末端势力过大而无法控制；军队弱小，所以天子孤立无援。周、汉、唐是过强，秦是不足，能够取其中道的，只有我宋朝。虽然如此，设置统帅的办法远胜前代，可是控制军队的办法，我仍然有所疑虑。为什么呢？从汉到唐，有的开设屯田，有的设置府兵，使他们无事时耕种取食，而百姓尚且不能承受这种弊病。如今屯田几乎没有，府兵也已经废除，想使百姓富足，形势上是不可能的。国家安定太久，百姓中趋向务农的人日益增多，可天下已经没有荒闲的田地了。由此看来，本来应当像三代盛世时那样生活富足的百姓，却忧愁叹息，连一年的积蓄也没有，这是因为军队夺取了他们的粮食。三代的井田制度，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不可能恢复；但是依照古制加以仿行，逐步谋求，或许还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全国的土地，官府所有的只有两类：职分田和籍没田。职分田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交给官吏；籍没田则卖掉，否则就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交给公家。职分田遍布天下，从四京以下直到大的藩镇，多的有四十顷，少到一个县，也能有千亩。籍没田不知有多少，如今可以不再卖掉，而是按数额分给所招募的百姓，每家以三百亩为标准。过去收取一半租税，如今可以减为三分取一，以其中一部分交给官吏和公家。让每家出一个男子当兵；不愿意的，听任他回去耕田，另行招募的人称为新军。不要在他们脸上刺字，不要在他们手上涅字，不要把他们拘禁在营中；一年三季放他们回去，一季集中训练；发给他们武器，教给他们作战方法，再选择技艺精良的人担任军长。在田野里督促他们耕种，在战阵中督促他们作战，那么这些人全都是良农，也全都是精兵。籍没田既然不再出售，年年就会增加；田地越来越多，新军也会越来越多，而从前所说的那些依靠百姓供给的人，即使有废疾或死亡，也可以不再补充。这样经过几十年，天下的军队中，新军占十分之九，并且都努力耕田、不从事其他行业，那么这些人一定纯朴坚定、敦厚质实，不会有叫嚣横行的忧患，百姓也不再知道有馈送军粮、供应军需的劳苦了。有人说：‘过去收取一半，现在三分取一，这对官吏和公家来说，岂不是太少了吗？’回答说：‘古代公卿大夫有田地，是用来作为俸禄的，他们取得的也不过是十分之一。如今官吏已经有俸禄，再给他们田地已经很优厚了，何况三分取一，难道还不算优厚吗？’ 百姓的田地不幸被籍没，并不是官府靠它来发财；三分取一，不仍然胜过一无所得吗？而且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难以承担当兵的缘故了。有人说：‘古代税取十分之一，征收很轻，所以百姓能够承担兵役。如今三分取一，可以吗？’回答说：古代一家之中，一个人是正式士卒，其余人是预备士卒；田地耕作和追捕、服役时，全家都要出动。如今一家只出一个男子当兵，与古代相比已经是安逸了，所以即使征收稍重，也没有害处。这同周制中稍、甸、县、都的徭役较少较轻，而税收取十二分之一没有不同。百姓一家出一个男子当兵，却能够安坐着享用数百亩田地的收入，征发、徭役和赋税都不到他家门前，那么他们也就很乐意承担这件事了。《审势论》【苏洵】

译治理天下的人，要确定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所崇尚的原则一旦确定，即使经过万千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专一，使子孙有所遵守，这样就容易治理。因此三代圣人的后代，国祚长远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才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能够长久实行。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治；他们观察天下适宜崇尚什么，便坚定地遵守它，以此开始，也以此结束，不是早晨崇尚文治、晚上又崇尚质朴，因而自行败乱。所以圣人出世，必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原则。周代大概有周公为之制定礼制，于是天下便崇尚文治。后世有贾谊，曾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用。如今天下有幸正处于安定之时，关系子孙万世帝王事业的谋划，不能不预先在此时确定。然而万世帝王的谋划，常常首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能够安坐而守住旧制；到了政治出现弊病，才改变其中的小节，而根本大体终究不能轻易变更。因此国祚长久，百姓也不苟且简陋。如今考察朝廷和民间的情况，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我仍然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以权宜之道应对它。形势强大了，过于强大而不停止，就会折断；形势弱小了，过于弱小而不停止，就会屈服。圣人调节它，使过强不至于折断、过弱不至于屈服，靠的是威势和恩惠。过强时，威势已经耗尽，不能振作；过弱时，恩惠过于轻慢，下面的人不把它当作恩德。因此处于弱势时要运用威势，处于强势时要运用恩惠。凭借强势的威力来施行恩惠，恩惠就显得尊贵；凭借弱势中的恩惠来培养威势，威势一旦发作，天下就会震恐战栗。所以威势和恩惠，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形势的。然而不懂强弱形势的人，即使有杀人的威势，下面的人也不害怕；即使有使人活命的恩惠，下面的人也不欣喜。这是为什么？因为威势已经耗尽，恩惠也被轻慢了。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察并了解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使用威势和恩惠。不先审察形势，只是说我能使用威势、我能施行恩惠，是末节。因此，形势已经强大却再用威势去增强它，形势已经弱小却再用恩惠去助长它，终于导致折断和屈服，这是可悲的。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和砭石来养生，必须先审察它的性质属阴还是属阳，然后投用相应的药石。药石属阳却用阴性药物，药石属阴却用阳性药物，因此阴不会枯竭，阳不会亢盛。如果不能先审察自己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却用阴去攻阴、用阳去攻阳，那么属阴的必定死于阴，属阳的必定死于阳，无法挽救。因此善于养生的人，先审察阴阳；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以此制定谋略。过去周拥有天下时，诸侯势力过于强盛。在他们强盛的时候，大的诸侯已经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反而不过千里，周的形势是弱的。秦拥有天下时，把天下分为郡县，力量集中于京师，郡守县令没有大的权柄，伸缩进退全都掌握在我手中，秦的形势是强的。然而当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无不臣服，弱势还没有显露在外。到了后世周王失去德行，诸侯像鸟兽一样逃散，各自固守自己的国家而互相侵夺，而周王及其臣下最终还没有醒悟，只拘守小小的姑息之道，却希望能够制服强国，这就叫用软弱的政令来助长软弱的形势。所以周的天下最终败亡于弱。秦自孝公以来，形势本来已经逐日趋于强大。等到他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醒悟，只是一味任用法令刑制来砍杀鞭打平民，这就叫用强暴的政令来助长强大的形势。所以秦的天下最终败亡于强。周拘泥于恩惠而不知道权变，秦勇于使用威势而不知道根本；两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宋朝建立的治理制度，有县令、郡守、转运使，以大统辖小，像丝线牵引、绳索联结，全部汇总到上面。即使某地远在万里之外，土地方圆数千里，拥有百万军队，天子只要在殿阶之间一声召唤，一个三尺高的小童骑马传诏，捧着诏书前去召他回京，他便解下官印奔走而来，只怕赶不上。这种形势，正是秦所凭借而强大的形势。形势已经强大了，然而天下曾经苦于弱。唉！有像秦那样可以强大的形势，反而陷入弱势，是什么原因呢？是习惯施恩而畏惧使用威势。恩惠太过，而威势不足以胜任。之所以习惯施恩、恩惠太过，是因为赏赐频繁，而且赏给没有功劳的人；之所以畏惧使用威势、威势不足，是因为刑罚松弛、军队不能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都没有采取正确办法，所以弱势的实际情形显露在外。什么叫弱势的实际情形？就是说：官吏空缺懒惰，职务荒废而不履行，对败坏官政的惩罚又不加严厉；赎罪太多、赦免太频繁，有罪也不追究，法典刑律的禁令不能实行；冗余军队骄横狂妄，倚仗力量而侥幸求赏，朝廷却用维持姑息的恩惠来安抚，不敢加以裁减；将帅使军队覆没，单人匹马也没有逃回，对败军的责任却不加重；羌、夷势力强盛，欺凌压迫中原，而他们索取金帛、增加币帛的耻辱，朝廷也不感到愤怒。像这些情形，都是太弱的实际表现。长久不加治理，接下来还会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乘机而来，使局势逐渐衰微、逐渐消散，最终溃败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然而我认为，弱在政令，不在形势，这叫用软弱的政令败坏强大的形势。如今一车柴薪的火，是众人害怕而不敢触碰的；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那还能造成什么热量呢？所以依凭强秦那样的形势，却陷入弱周那样的弊病，天下于是看不出它的强大，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如此，政令软弱，并不像形势软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形势如弱周，必须改变诸侯的制度以后才能变强，这还可以做到；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事。至于政令软弱，只要使用威势罢了，可以早晨改变，晚上就确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威王又是齐国的贤君。当他即位时，把政事交给别人，自己不理政务，诸侯一起侵略齐国，人们都不知道齐国原本是强国。有一天他突然发怒，拆毁万家封地，把即墨大夫召来烹杀，又诛杀阿大夫和一向称誉阿大夫的人，并发兵攻打赵、魏；赵、魏全都逃走请求和解，齐国人人震恐，不敢再粉饰错误。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齐国政令软弱，能够运用威势来补救它的软弱。

译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贵，依靠郡县的形势，话从口中说出，四方就会响应；用来施行威势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全具备。拥有天下的人，忧虑的不是没有条件去做，而是有条件却不去做。如今如果真正把心思放在运用威势上，一切赏罚、一切号令、一切举动，无不出于威严；使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的人，强力推行、果断决断，不被众人的议论牵制；使用出人意料的刑罚，使用出人意料的赏赐，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到来，猛烈降下，却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也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以后，普通百姓会更加致力于检点谨慎，奸民猾吏也常常恐惧刑法加身，收敛手脚，不敢随意犯法，这就叫强政；政令强硬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大起来。所以我说：凭借弱势中的恩惠来培养威势，威势一发，天下就会震恐战栗。那么，按照当今的形势，要寻求所谓万世帝王之业，使根本大体终究不可改变，所应崇尚的只有威势罢了。有人说：‘按照当今的形势，事情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便利的了；可是，谁知道万世以后，政令不会改变，却一定要说应当崇尚威势吗？’ 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赖以成为君主的凭借；一天没有威势，就是一天没有君主。时间久了政令出现弊病，改变其中的小节，掺入恩惠，使它不至于像秦朝那样过分，这可以；把威势整个抛弃，那就错了。有人又说：‘王者任用德治而不任用刑罚；任用刑罚，是霸主的事情，不应当这样说。’这又不是懂得道理的话。商汤、周武王都是王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主。周武王承受纣王的暴政，把百姓从炮烙、斩刖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如果又大量杀人、严刑治民，那么百姓的心就会离去。所以他的治理全都出于礼义。商汤却不是这样：夏桀的罪恶本来与纣没有不同，但他的刑罚并没有像纣那样暴虐；天下百姓却受其风气影响，放纵懒惰，不遵守法度。《尚书》说：‘众人全都懈怠，不能协同一致。’ 而且诸侯中的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商汤诛除那些强横、懈怠、不守法的人，以平定纷乱。所以记载说：‘商人先施刑罚，然后施行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也并不是全都任用刑罚。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论刑法，所以桓公的治理常常任用刑罚。晋文公是厚道长者，他的辅佐狐偃、赵衰、先轸、魏犨都不主张以刑法为本，他的治理也从未以刑罚为根本，但仍然被称为霸主。如果说商汤不是王者、晋文公不是霸主，能说得通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就是霸道，施行德治也不一定就是王道，只是各自观察形势，看什么适宜使用罢了。既然如此，如今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不能称为王道？那些不先审察天下形势，却想应付天下事务的人，实在困难了！《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十六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五 《管仲论》【宋·苏轼】我曾读《周官》《司马法》，了解到军队编制中什伍的数目；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进一步了解到《管子》改变周代制度的办法。大概王者的军队，是出于不得已才使用，并不是为了求得战胜敌人。所以它制定的法度，重点在于保证不失败罢了。至于齐桓公、晋文公，他们若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无法确立霸业，所以他们的法度在于一定取胜。繁复曲折，是为了使军队不可战败；简明直接，是为了使军队一定取胜。周代的制度，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之中有二千，二千之中有五百，这些数目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知道它繁复而曲折。如今观察天道的度数，三百六十度均分为十二辰，每辰三十度，这是整齐的数；五日又四分之一，这是奇数。假如天道度数没有奇数，那么千年的日数，即使妇女儿童也可以坐着计算。正因为其中有奇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有巧妙的历法，也不能完全计算清楚。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章法、会合、统元等方法，以穷尽它的数目，穷极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百五十人中取十分之三作为奇兵，其余七成作为正兵。’ 四个奇兵阵、四个正兵阵合起来，八阵便由此产生。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编入八阵，理应有奇有正、不能完全整齐，因此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兵数、发挥各种变化。军队钩连盘踞，各有条理。所以三代兴盛时，治理军队、农业和军赋，都要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才取得天下。自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沿用三代制度。后来只有诸葛孔明认识三代遗制，认为它可以使用，想凭此取得天下。然而双方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诸葛孔明最终也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保证不败的，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争取胜利的吗？至于管仲的制度，他的军队编制可以说截然分明、容易了解。把齐国分为三部分，设置三军；五人为轨，每轨设轨长；十轨为里，每里设里司；四里为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乡，每乡设乡良人；五乡设一帅，一万人为一军。齐桓公统领其中一军，高子、国子各统领一军。三军三万人，像穿在绳上的珠子，又像画出的棋局，疏畅通达，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从施展巧计。所以他的法令简明统一，百姓有余力来拼死作战。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懂得兵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三代的制度，到列国时期仍有保存。郑国这样小的国家，鱼丽阵、鹅鹳阵还见于它的记载。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孤竹，九次会合诸侯，威震天下，可是他的军队营垒、阵法却很少被概括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用时间逐步使天下臣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制定这种简略而速胜的军队，因此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具体法制。后来吴、晋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王孙雄教吴王夫差用三万人压迫晋军营垒，军阵以百人为行、百行为阵，各阵都横向排列，没有隐藏遮蔽；吴军擂鼓进攻，勇者怯者都响应，三军一齐喧哗，晋军大为惊骇，吴国最终取得成功。由此看来，军法不简明直接，就不能取得决胜。后世如果不能深思繁复与简略各自适宜之处，就会招致失败灭亡。三代什伍的编制和《管子》中治理齐国军队的办法，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接近繁复曲折的，可用来坚守；接近简明直接的，可用来决战；这样或许能够做到不被战败而又有所必胜。《孙武论》【苏轼】

译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他所知道的只是替吴国谋划罢了。因此，把他当作将领来使用，可以；让君主按照他的办法治理天下，却不可以。如今他的书有十三篇，从小处说，涉及部曲、营垒、草料、粮食、器械等事务；从大处说，不过涉及攻城、灭国、使用间谍等事情，大概也就完全止于这些了。至于天子的军队、天下的形势，孙武没有涉及。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就能取胜。’这是他替君主说到的全部内容。我私下认为，天子的军队，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天下的形势，没有比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更重要的。天下的祸患，不在盗贼，也不在敌国；祸患在将帅不尽力，却借盗贼、敌国的势力在国内要挟君主。因此，将帅越多，敌国越强；用兵越多，盗贼越顽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的权力越重，爵位赏赐就不得不增加。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忧患，而将帅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而将帅却以此为幸。他们凭借百倍的势力，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堵住自己的借口，向上取得利益。这样而天下还没有灭亡，只是因为还有某种外在条件在支撑罢了。过去唐朝的动乱，开始于唐明皇。自唐肃宗收复两京以后，却不能乘胜集中力量，把河北的盗贼全部消灭；唐德宗收取魏博，几乎平定魏地，却不能在田悦陷入孤立困穷时将他斩杀。到了唐宪宗，天下大略平定了，但残余势力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唐朝之所以屡次兴盛，却最终始终不能振兴，是什么原因呢？是将帅之臣养寇自重，借此封官获利。所以说：天子的军队，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驾驭将领的办法，是用他所贪求的东西来引导他，同时把他所忌惮的东西交给他；如同良医使用药物，即使乌喙、蝮蛇、蝎子也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任意施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给了他所畏惧的东西。唐宪宗准备讨伐刘辟，认为不是高崇文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而刘澭是高崇文所忌惮的人。因此告诉他说：‘如果不能战胜刘辟，就让刘澭来代替你。’高崇文因此决战，毫不回头，很快擒获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领的方法。至于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怎么办呢？天下人不乐于作战，就不能和他们共同应付危急；喜好战争，就不能和他们共同处于安定之中。过去秦人的法令，使官吏和士卒各自为战争效力，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夺得的东西就让他们据为己有；使百姓养活自己、送终亲人的办法，除了杀敌之外就没有别的获取途径。所以秦民因为喜好战争而兼并天下，也因为喜好战争而走向灭亡。秦始皇虽然已经毁掉名城，杀戮豪杰，销毁兵器，但百姓喜好战争的心情仍然喧嚣不止。因此秦不能使百姓休息，最终走向灭亡。至于王者的百姓，关键在于使他们知道爱戴自己的君主、仇恨自己的敌人，使他们知道君主驱使他们参战，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乐于作战，也甘心牺牲。到了作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以夺取财物为目的；赏赐时，从公室发出，在宗庙中举行，使他们的利益不在于杀人。因此百姓不会立志成为好战之徒。这样以后，才可以让他们在安居中出动，在争夺时休息；可以和他们共同安定，也可以和他们共同应对危难，却不能和他们共同陷入混乱。这就是治理天下的形势。《大臣论上》【苏轼】能够用义理匡正君主而不损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没有明君，让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无不想奋臂攻击他们。小人一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在天下稳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能直接用法令攻击。攻击而不能取胜，自己死亡，祸患只及自身；攻击而取胜，君臣之间就不能相安，天下必定灭亡。因此《春秋》的法则是：不等君主命令而杀掉君主身边的恶人，称为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反叛，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扶助衰微、拯救危难，必须先谋划后果，建立可以长久安置的功业。事情能不能成功，是天命；因此功业成功后，天下才会安定。如今小人君主不杀，自己却去杀他，这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是不能长久安置的功业。既然已经侵犯君主的权力，却还想面向北方处在人臣的位置，使君主不怀疑自己，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国家有小人，就如同人的身体长了瘿。人的瘿一定生在颈部，附着咽喉，因此不能随意除去。有一个卑贱的人，不能忍受愤怒，强行把它割掉，于是虽然除去了疾病，却因此丧命。汉朝的灭亡、唐朝的覆灭，都是这个原因。自汉桓帝、汉灵帝以后，直到汉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入朝廷不被容纳，退居民间也不得安身，天下的愤怒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在这种时候，议论的人认为天下的祸患只在宦官；宦官一去，天下便无事。然而窦武、何进之类攻击宦官不能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攻击宦官取得胜利，汉朝于是灭亡。唐朝衰败时，情形也大体类似。自仇士良、鱼弘志以后，天子的废立听从宦官。在这种时候，士大夫的议论也只是要除去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类攻击宦官不能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到崔昌遐攻击宦官取得胜利，唐朝也因此灭亡。宦官尚未被除去时，不过像一个沉重的瘿罢了；等到已经除去，便会溃裂四处扩散，接着带来死亡。为什么呢？这是侵犯君主权力、不能长久安置的功业。而且作为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身押在一次决断上，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也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成功了就成为袁绍、崔昌遐，失败了就成为何进、窦武、李训、郑注。那么忠臣义士从这种做法中又能得到什么呢？窦武、何进死亡，天下为之悲伤，认为是不幸；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没有成功，反而也是幸事。假使他们成功了，这两个人又将凭什么自处呢？《大臣论下》【苏轼】

译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攻击他们，不是使自己灭亡，就是使君主灭亡。既然如此，这些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薄；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沉。并不是才能有所不同，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古代用兵有这样的道理：包围敌军时不要把他们逼到绝境，困穷的敌寇不要追赶，因为实在害怕他们知道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兵力很多也无从使用。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和越人也可以让他们互相救助，像人的左右手一样。小人心里知道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赦自己，便会日夜谋划，防备突然发生、无法预料的祸患。如今君子又从旁憎恨、逼迫他们，所以小人的谋划不得不更深，交结不得不更加紧密。交结紧密、谋划深沉，那么他们施加毒害时就会愤怒乖戾，无法化解。因此天下的祸患，往往由小人引起，却因君子急于逼迫他们而形成。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朝廷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还没有行动，客人先行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显得正当，君子的形势就近于不顺。言辞正当就可以欺骗众人，形势不顺就难以号令部下。所以过去那些发动事变的人，常常在事情进行到一半时众人离散，最终失败；其中的道理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至于有智慧的人就不是这样。他在内部巩固君子之间的交情，集中并增强自己的势力；在外表上假装浮泛，不违逆小人的意图，等待他们出现破绽。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习惯于我，使他们不把我放在心上；用利益诱惑他们，使他们的智慧昏乱；顺从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的怒气消减，然后等待他们先行动，乘着他们的破绽，推动他们跌倒，再拉住他们断绝的退路。因此用力少而没有后患，也没有人能抢在自己前面；君主不会发怒，自己的形势也不逼迫。这样做，功业成功而天下安定。如今小人，逼迫他们就会联合，宽待他们就会离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他们见到利益不能不争，见到祸患不能不躲，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骗，没有礼义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的交往一旦出现间隙，党羽就容易瓦解。可是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反而急于逼迫他们、促成他们交结，也已经错了。君子和小人混杂在一起、胜负未决时，为君子谋划，不如深入交结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能深入交结而暂不行动，小人就会倒拿权柄，乘我方的破绽。过去汉高帝临终时把天下托付给陈平、周勃；到了高后临朝，擅自封王吕氏，废黜刘氏。陈平、周勃平日只管纵酒，一句话也不提此事，却采用陆贾的计策，用千金与绛侯结交，最终因此诛灭诸吕，安定了刘氏天下。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和睦，那么他们将忙于将相相互攻击，哪里还有空暇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那种说法是：将相和谐协调，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化，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成为大臣了。《续欧阳子朋党论》【苏轼】欧阳子说：‘小人想要使别人的国家空虚败亡，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祸患没有比权力转移给别人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形成朋党更危险的。形成朋党就必定争斗，争斗则小人一定获胜，权力也就归于小人。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定敬重他，却也会疏远他；小人只顺从我的话，从不违背我，君主必定亲近他而亲昵他。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难以离异。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退去，以安于道义为乐而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小人必定获胜的原因。’我曾经评论过：君子好比嘉禾，培土栽植非常困难，除去却很容易；小人好比恶草，不用播种也会生长，除去后又会繁盛。世上从来没有不除掉小人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然而除掉小人最困难，斥退一个，就会有许多人援助他；想把他们同类全部除去，众人的怨恨又会更加深重。小的重新被任用，就放纵威势；大的得志，就窃取国家。善人替他们扫清道路，世上的君主为此屏息。譬如斩蛇却没有斩死，刺虎却没有刺毙，它们伤人的次数反而会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就是这种情况。齐、鲁两国任职掌权的人，没有不是田氏、季孙的党羽。厯数这些君主没有忘记诛灭他们，但最终简公被弑，昭公、哀公丧失了国家。小人结党竟然难以铲除到这种地步。汉代党锢之狱、唐代白马之祸，使忠义之士被斥逐而死，几乎没有剩余。君子结党竟然又如此容易被消灭。假使当世君主知道容易被消灭者足以引为戒鉴，而不可铲除者足以令人畏惧，那么政治就会有所好转了。况且，君子在世上并没有这样多，小人也没有这样众多。何况才智之士，锐意追求功名而热衷进取，不过随所任用而改变罢了。孔子说：“仁德的人安于仁，聪明的人以仁为利。”他们未必全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是门人的优秀者；跟随季氏，就成了聚敛财富的臣子。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假如没有陷入王叔文的党派，凭他们高超的才华和绝世的学问，也足以成为唐代的名臣了。从前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奔了。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那是栾氏的勇力，我能得到什么呢？”王鲋说：“您如果把他们当作栾氏的人，他们的勇力就成了您的勇力。”唉！范宣子早听从王鲋的话，哪里只是得到两人的勇力，难道还会有曲沃之变吗？我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不过是去除太过分的弊端罢了。假如罢黜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者不失去富贵，无才者也无从产生怨恨，那么将会忙于为我们所用，又何必谈报复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衣食不足罢了；农夫和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而衣食既然充足，盗贼难道就不能重新成为农夫和市民吗？所以善于除盗的人，是打开他们取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本业；善于除掉小人的人，是用富贵之道诱导他们，使他们瓦解党羽。用武力取得威势、争胜于人的人，大概没有不反过来被所对付者吞噬的。从前曹参治理齐国，说：“千万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狱讼和市场，是奸人得以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一点，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善治了。奸邪固然不能让它滋长，却也不能不容纳它。假如奸邪无处容身，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办法吗？牛党、李党遍布天下，而李德裕凭一人之力，想把同类奸党全部穷究出来，使他们必死无疑；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人祸害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败；用武力取得威势、争胜于人，果然是不可以的吗？我因此读欧阳子的论说，把它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戒鉴。思治论【苏轼】

译如今的天下究竟有什么弊病呢？问题在于开始时没有确立规划，最终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肯确立。一般人的情形是，做一次没有功效就怀疑，第二次就厌倦，第三次就抛弃它。如今世上的士人之所以彼此观望而没有人肯做，并不是他们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们的才干、谋略不如别人。问题在于苦于事情难以成功，因而不再确立规划，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的原因，正是没有先确立规划。假如确立了规划，就会成功。如今世上有三种忧患，始终没人能够去除。它们的根源，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自从宫室、祷祠等劳役兴起，钱币、茶盐等法制败坏，又加上战争，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财用。五六十年间，下层人士游谈聚议，上层改变政令、变更法令来求得财用的办法，不可胜数，但财用最终还是不能充足。自从澶渊之战以后，北方敌人虽然请求和亲，却始终没有得到要领。后来又加上西羌的变乱，边疆不得安宁，两个国家更加骄横。用战争不能取胜，用防守又不牢固，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兵力。五六十年间，下层人士游谈聚议，上层改变政令、变更法令来求得强兵的办法，不可胜数，但兵力最终还是不能强盛。自从选举人才的法令严格以后，官吏受到法令束缚，不以功名为志向。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法令败坏以后，贤能者没有受到勉励，不肖者没有受到畏惧，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合适的官吏。五六十年间，下层人士游谈聚议，上层改变政令、变更法令来求得可用官吏的办法，不可胜数，但官吏最终还是不能选得合适。财用不能充足，兵力不能强盛，官吏不能选得合适，难道真的是不可能吗？所以说：开始时没有确立规划，最终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肯确立规划。确立规划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先把规模定下来。古代的君子先确定规模，然后才着手办事，所以事情的发展有征候，成功也有形迹。众人认为那是漫无边际、无法预知的事，君子却认为其中有必然的道理，就像煮东西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因此用力少而成功快。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就像从事农功，要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谋划它的终结；早晚都要实行它，实行时不能越出思考的范围，就像农田必须有田界。”子产认为，不思考就施行，以及凡是施行而超出思考范围的事情，就像农田没有田界一样。开始虽然勤勉，最终一定会抛弃它。如今富人营造宫室，一定先估量自己的财力丰厚或不足，以此决定宫室的大小；内心确定以后，再选择优秀的工匠任用一个。他一定会告诉工匠：“我将建造多少尺度的房屋，要用多少材料、多少役夫、多少天完成？土、石、木材、芦苇，我到哪里去取？”优秀的工匠一定会告诉他：“某处有木材，某处有石料，需要多少材料和役夫，某日可以完成。”主人全都听从他。到了期限而完工，建成后不超出原来的规制，这就是先确定规模。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有司不知道君主想做什么，各人各有自己的打算：喜好做大事的人想称王，喜好权势的人想称霸，苟且偷安的人想休息。文官到哪里就办理刑狱，聚敛之臣则把搜刮财货当作急务。百姓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等到发布一项政令，就说：“姑且试行罢了。”它能否成功，本来还不可知。前一项政令的利弊还没有显现，后一项政令又发布了。如今所谓的新政，听它开始时的议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令人欣喜吗？然而颁布到天下之后，最终却不知道会怎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预先确定规模。任用或舍弃取决于个人好恶，事业的兴衰取决于支持者的多少。因此，因一点小小的不便而废弃万全之利的事情有过；因一点小利而不顾百世之患的事情也有过。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的职责，所发布的政令没有成效。这就像要到千里之外去，却不带粮食，反而在路上向行人乞讨；又像治病不知道应当使用什么药，却把各种药都试一遍，想在其中侥幸碰上一种有效的药。想要除去三种忧患，是不可能的。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到了几十代以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政策专一，所以形势本来就足以使事情如此。管仲辅佐桓公，从开始执政到成就霸业，他所施行的一切都有方法；等到成功以后，人人都知道成功的原因，直到今天还可以考察。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晋文公、勾践曾想任用他们的百姓，但两位臣子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等到他们认为可以任用时，就攻破楚国、灭掉吴国，如同把东西寄放在邻居那里，随时取回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看得明白、谋划成熟罢了。如今的世道，也只是要有明智的人来把事情谋划成熟而已。士人争相说：“这样做财用就能充足，这样做兵力就能强盛，这样做官吏就能选得合适。” 我采纳其中可行的办法，确定它的规模；用勇气发动它，用专一坚守它，用强力贯彻它；日夜努力求得符合已经确定的范围，而不致力于超出规模之外。用人专一，政令统一，却仍然不能成功的，从来没有过。财用不能充足、兵力不能强盛、官吏不能选得合适，这三件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源，也是天下的大事。把天下的大事交给一个人独自掌握并兼而论说，那么他治理这三件事的方法究竟得失如何，本来就无法知道。虽然无法知道，但这三件事决不可不治理，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不可以没有方法。这个方法并不难以知晓，却难以听取；并不难以听取，却难以实行；并不难以实行，却难以坚持到底。孔子说：“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如果只善于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大概世上有一个喜爱宝剑的人，聚集天下的优质金属铸剑，三年才铸成，认为自己的剑天下无敌。剑铸成后却狼戾缺折、不能使用，为什么呢？这是只知道铸造，却不知道收束完善。如今世上举办公事，即使事情很小，想使它成功的通常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常常多得数不清。能够成功的功业常常难以显现，仿佛不能成功的情状却往往先出现。

译上面的人正昏乱迷惑而不能自信，又哪里有空顾及坚持到底呢？古代有人能够触犯极其艰难的事情而谋求极其长远的目标，他们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而且不只是圣人如此。商君改变秦国的法令，触犯万人之怒，排斥全国人的议论，形势如此逆反。苏秦推行合纵，把天下各国的异同联合为一体，把六国疏远的关系联结成亲密关系，他的谋划如此迂远。淮阴侯向高帝请求三万人，愿意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攻齐国，向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再向西同荥阳会合。耿弇也向世祖进言，想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回头收取富平，再向东攻下齐地。世祖认为这计划零散而难以配合；这些都是越过别人的城邑去谋取别人的国家，功业的计划如此疏阔。然而四个人实行起来却像很容易，既然从口中说出，就在手中完成；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自己的君主，就应当亲自携带成果回来。如今我凭借自己拥有的天下，施行我所能做的事情；这件事又不是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也不是要等待别人之后才能具备条件，就像有财物便自行使用、有子女便亲自教育一样。然而政令发布于天下，有发布而没有成功的情况，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只知道发布而不知道坚持到底吗？不是不知道坚持到底，恐怕是意图漫无边际而无从坚持到底吧？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先确定规模，然后再办事。先确定规模，就可以谋划别人；没有先确定规模，连谋划自己都常常来不及，何况谋划别人呢？”而且如今的世俗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士大夫对朝廷的信服不深，人人喜好议论，专门非难君主，使人迷惑于是非之间，不知道该听从谁。听从他们，事情一发动就没有可做的；不听从，他们所实行的事情又常常多有变故，容易失败。事情多有变故而容易失败，是因为人人都拿自己的私意去破坏它；下层的议论占了上风，盼望它不能成功的人很多。富人谋求利益，常常能够成功，世人认为这是福气，其实不是。富人向来深受人们信任，平素得到人们的厚重对待，他所做的没有人加以妨害，他所希望的没有人非难；事情尚未成功，众人已经先替他完成了。事情施行时有形势，成功时有气势。富人就是凭借形势，承接气势。想使事情容易成功，就要先治理那些使天下信服的方面；不能用武力取胜，既然武力不能取胜，就不如顺从众人。顺从众人，并不是听从众多人的言论，而是顺从他们没有说出来却共同认同的东西，这才是真正顺从众人。众多人的言论并不是真正代表众人，只不过是传到我耳中、来到我面前的意见，没有不是个人的说法的。对于我来说它们似乎是众多意见，对于天下来说却是少数意见。众人没有说出却共同认同的东西，往往是众多言论都不喜欢的。若因为众多言论不喜欢，就放弃众人没有说出却共同认同的东西，那么喜欢它的人就少，不喜欢它的人就多了。古人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得到天下人的心，世上的君子却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失去人心，不知道古人所顺从的，不是众人的口头言论，而是众人共同认同的东西。怎么证明呢？世上所谓违逆众意、招来怨恨而不可实行的事情，没有比减少任子更明显的了；然而不顾众议而实行它已经五六年，天下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为什么呢？那是他们口头上不喜欢、内心却共同认同的事。顺从他们内心共同认同的东西而实行，即使仍有人发言，也可以不必忧虑。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用勇气发动，用专一坚守，用强力贯彻。假如懂得这三点，不只是治理我国，即使向北攻取契丹也可以。《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七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六 《北狄论》【宋苏辙】

译北狄的百姓，性情与中原人不同，擅长射猎，习惯奔驰；生长在盐碱荒地，成长于霜雪之野，饮水吃肉，风雨、饥饿、口渴都不能使他们困顿；上下山坡，筋力超过常人百倍；轻视死亡而乐于作战，所以常常凭勇力战胜别人。至于他们用来保护亲戚、休养生息、蓄养牛马、养育子孙、安居享乐、想保全性命的方面，大概与常人没有不同。可是中原的士人常常害怕他们勇猛，畏惧躲避而不敢侵犯；穿毡衣、着皮裘的人也因此恐吓中原，夺取中原的利益，这就是当今所谓的大患。从前汉武帝时，匈奴断绝和亲，进攻交通要道和边塞，天下震恐。后来二十年间，汉军深入匈奴境内，不怕死亡，舍弃性命，越过大漠以北，决一胜负；而匈奴妇女怀孕、牲畜繁殖都受到破坏，人畜疲惫，不敢再谈战争。为什么呢？勇士和壮马并不是中原所没有的，而穷追远逐，即使匈奴人多，最终也会有所不安。所以敌国强盛，并不是邻国最应深深忧虑的事，关键在于休整军队、培养士卒，聚集他们的勇气，使他们不受惊惧罢了。如今天下的形势是，中原百姓悠闲安逸，宽衣缓带，不知道战争的劳苦，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北狄索取的财物又以百万计，中原转运天下的财物，送上甜言厚礼来满足他们无穷的欲望，使天下士人耳朵听惯、眼睛看惯，认为百姓的性命寄托在他们手中，于是低头顺服，没有人敢于抗拒。中原所有勇健豪壮的气概，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能够战胜的军队，勇气百倍；战败的士卒，一生都不能恢复。大概战争所凭借的是气势，不作战所凭借的是蓄养的气势，作战以后仍能防守所凭借的是剩余的气势。古代不作战，是在培养气势而不使它受损；如今的士人不作战，气势已经耗尽了。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从前六国相争时，秦人出兵崤山以东，小战就斩杀将领，大战就割取土地，秦兵所到之处，天下震恐；然而诸侯仍然率领疲惫离散的军队，联合抗秦，磨炼战士，激发他们的气势。长平战败，赵国士卒死了四十万人，廉颇收集残余力量，向北击败栗腹，向西抵抗秦兵，振作精神、磨炼士卒，不肯屈服。因此百姓看到君上的作为，天天进取而不受挫折，全都自己奋发激愤，争着拼死抗敌。后来秦人围攻邯郸，梁王派将军新垣衍到赵国，想使秦王最终称帝，而鲁仲连慷慨激愤，深深认为不可。天下士人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抗拒强暴如虎狼的秦国，是因为秦国不是他们的君主；假如让诸侯跟着尊秦为帝，天下还有谁肯挺身而出，为一个不是自己的君主效命呢？所以鲁仲连并不只是惋惜尊秦为帝的虚名，更惋惜天下的形势将因此走向不可收拾。如今尊奉北方边塞的人，同他们交好、接受他们的财物，把他们当作兄弟之国，不敢稍微触犯他们的意愿，这恰好足以摧毁天下义士的气势，助长他们豪横的势力罢了。我认为应当养兵自重，卓然独立，不听敌人的无理要求，以此取得民众的拥护，保全我国的气势。这样经过几十年，天下受挫折的意志重新壮大，北狄的勇力就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了。《西戎论》【苏辙】边塞地区的风俗，是畏惧服从强大的势力，却轻视中原。那一方强大，这一方就向那一方称臣；这一方强大，那一方就向这一方称臣。双方都弱小以后，中原才可以使他们称臣；双方都强大以后，侵掠中原的祸患才不会发生。大概一强一弱，就是中原的祸患。弱小的一方不敢独自作战，所以争相依附强国的余威，向中原谋求利益，这样以后才没有顾忌。强大的一方兼并弱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南下，再无后顾之忧，于是才敢集中力量进攻中原而不离开。这两者随形势相互依从，无法离间，因此中原的士人常常不能解甲休息。从前冒顿、老上强盛时，正因为西戎没有强国，所以匈奴人能够全力使我国受苦。假使西戎有凭武力取胜的君主，那么中原的祸患就会有所分担而不集中于一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别的国家乘其后方。所以北狄强大时，中原不得不厚待西戎的君主；西戎的君主也将借助中原自立。然而，西戎若没有强力自负的国家，其形势也将折服而归入匈奴。只有它的国家强大而崇尚勇武，其君主想在一隅之地独立自保，不畏惧北狄的众多兵力，然后中原才可以利用它。然而天下人都认为，北方有强悍不屈的匈奴，又加上西方的大国，中原就不堪其困扰。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边塞以外的人，正因为愚昧鄙陋而多怨恨，所以可以同他们共同承担忧患；正因为强横凶狠而好胜，所以可以激励他们，使他们壮大。假如使他们彼此攻击而不能互相屈服，那么他们的势力必然转向中原。中原趁机收服他们，至于不肯服从的，才可以谋取。然而天下的议论又会认为，边塞的风俗不喜欢彼此攻战，却喜欢攻击中原军队；这样看来，形势本来就无法使他们合并。我也认为不是这样。边寇之所以喜欢进攻中原，是因为我们的军队不能苦战，而中原又是锦绣金玉交汇之地。如今假使我军精锐、粮食充足，占据险要，明设烽火，官吏士卒训练有素而不敢懈怠，那么他们即使有强壮的骑兵，也无从施展；这样进攻中原对他们就没有利益。坚守相持，不出十年，他们在外面无所掠夺，寇首将会焦躁难忍，转而寻求相互辱骂，以此作为起兵的名义。他们的军队同匈奴交战，怨恨却结在中原，那么他们凭什么自保呢？所以中原一旦举兵收服他们，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心。然而天下人的内心常常畏惧他们强大，没有人能够收服他们并使他们为己所用。这是多么不了解边寇的心理啊。《才论》【王安石】

译天下的忧患，不是忧虑人才不多，而是忧虑居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多；不是忧虑士人不愿意做事，而是忧虑居上位的人不让他们做事。人才的任用，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安定而荣耀；失去人才，国家就灭亡而受辱。然而居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多、不让他们做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三种蒙蔽。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是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除去耻辱、隔绝危险，终身不会有天下的忧患，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没有补益，于是安然放纵自己的意志，最终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这是第一种蒙蔽。又有人认为自己的爵禄富贵足以诱使天下士人，荣辱忧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坐着骄傲地对待天下士人，这样就不会有人不来投奔自己；结果也终于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这也是一种蒙蔽。又有人不寻求培养、选取和任用人才的方法，却忧惧不安地认为天下确实没有人才，结果也终于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这也是一种蒙蔽。这三种蒙蔽造成的祸患相同；其中用心不能说不善、却仍然可以议论其过失的，只有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这一种。因为这种人的内心并不是不想任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了解其中的原因。况且有才能的人，外表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遇到事情便能把事情治理好，筹划策略便能使利害得失恰当，治理国家便能使国家安定获利，这才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居上位的人如果不能精细审察并恰当任用他们，那么即使怀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智慧，也不能自行显出不同于众人的地方，何况才能较低的人呢？世上那些受蒙蔽的人却说：人身上如果有特殊才能，就像锥子在囊中，锥尖必然立即显现，所以从来没有实际才能却不能被看见的。这只是看到了锥子在囊中的情形，却根本没有看见马在马厩里的情形。劣马和骏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鸣踢咬，要找出它们的不同，几乎没有可能。等到让它们拉载重车、走平坦道路时，骏马不需多次鞭打、不烦劳驾驭，只要一抖缰绳，千里路程已经到达。这时假使让劣马同它并驾齐驱，即使车轮倾斜、缰绳断裂、筋骨败伤，昼夜不停地追赶，也遥远得无法赶上。到这时，骐骥、騕褭与驽骀才显出区别。古代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求取人才的方法，并加以试用。试用人才的方法，只在于让他担任适合其能力的职位。南越的长竹，用百炼精金制成箭头，以秋鹗强劲的羽毛作箭羽，装在强弩上射出千步之外，即使有犀牛、兕那样强悍的野兽，也没有不被当场射穿而死的；这是天下的利器，是决定胜负、显耀武力时所珍视的东西。然而如果拿它来敲打东西，就同朽木短棒没有区别。由此可知，即使得到天下奇异的材料和杰出的智慧，使用方法不对，也会像这样。古代君主知道这个道理，于是精确衡量人才的能力，谨慎安排他们，使才能大的、小的，擅长长处的、短处的，强的、弱的，没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任。这样一来，愚昧蒙蔽、鄙陋低下的士人，都能发挥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来完成小事，何况那些贤能、智力卓越的人呢？唉！后代在位的人，大概从来没有探求这个道理并以实际事务来试用人才，只是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真没有人才。”这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有人说：“古代对于人才，曾经通过教育培养来成就他们，而您却只说求取并任用人才，这是为什么？”我说：“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以后，必定要先寻找天下的人才并加以任用。如果能够任用天下的人才，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能恢复先王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小事没有不如先王时代的，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求取、任用人才的方法的原因。”唉！如今的天下大概曾经忧虑没有人才，我听说：六国合纵，于是游说辩论的人才出现；刘邦、项羽同时兴起，于是筹划谋略、作战攻伐的人才出现；唐太宗想治理天下，于是谋划国事、进谏诤言的辅佐之臣来到。上述这些人才，在这几位君主尚未出现以前，大概从来没有过。君主如果想得到人才，人才就会到来。天下如此广大，人物如此众多，却说“果真没有人才可以任用”，我不相信。《备乱论》【郑獬】要防备天下的祸乱，古今的大势已经可以看出，只是还没有能够很好防备的人。起初周朝的诸侯相互擒杀、分割，形成六国，最终都并入秦国。秦国认为诸侯灭亡了周朝，于是为此作防备，把诸侯一概铲除根基，改置为郡县，终于使天下没有一条绳索维系。诸侯不再兴起，但末期却有平民起兵的祸患。所以高祖没有凭借一尺土地，从尘埃之中突然兴起，五年就成就帝业。汉朝认为郡县导致秦朝灭亡，于是又对此作防备，把郡县土地重新分割，封给诸侯王；诸侯盘踞而势力过强，最终仍不能长久。而平民起兵不再发生，末期却有外戚的祸患。王莽窥伺其空隙，于是盗取了汉朝的玉玺。到光武帝重新开创基业时，认为外戚导致西汉灭亡，于是又作防备。外戚不再被委以重任，反而尊崇任用台阁官员，三公拱手而立，只守着空虚的权位。外戚不再兴起，但末期却有宦官的祸患。宦官积累残暴酷烈的行为，最终导致董卓出现，天下于是分裂为三国。魏氏认为宦官导致汉朝灭亡，于是又对此作防备，把宦官彻底扫除铲灭，让他们只回到宫闱供役。宦官不再兴起，但末期却有强臣专权的祸患。所以司马氏父子接连掌握大权，经过四代便以禅让方式取代了魏国。晋氏认为强臣导致魏国灭亡，于是又对此作防备。对于强臣，就扶植皇族宗室，即使是愚蠢的儿童、懦弱的后代，也都交给他们大国。强臣不再兴起，但末期却有宗室的祸患。早晨还是皇帝，晚上就成了囚徒，五胡乘机而起，于是中原荒乱，祸患蔓延泛滥，一直到唐朝。唐太宗颇能考察历代的得失，于是为此作了充分的防备。到了唐朝末期，却又有藩镇的祸患。梁、唐、晋、汉、周都凭藩镇而相继称帝。历代的祸乱，考察它们防备祸乱的办法，不能说不周到：堵住一个洞，又穿通另一个洞，为什么祸乱不能止息呢？大概是从来没有采取天下共同的制度，只是用自己的私意来作防备罢了。成汤、周武王凭诸侯的力量取得天下，而商、周却从未轻易废除诸侯，难道不是采用天下共同制度的缘故吗？正因为制度公正，所以后世能够长久，从秦朝以来尤其如此。只是急切地防备自己的私利，又矫枉过正。唉！不能得到圣人的法度而进行防备，哪里有不迅速败坏的呢？《通论》【潘兴嗣】

译从前井田法大大败坏，天下百姓因此困苦。然而智者一出现，就把兵器藏在百姓中，把粮食藏在军队中，以完整的制度控制而取胜，安坐其中收获功效，这就是所谓屯田。汉朝曾经用几万军队临近氐、羌，羌族本来弱小，但议论者认为耗费财力去战胜他们，不如采用完整的制度来控制。于是留下万人屯田，果然没有花费一箭一簇的代价，敌寇就被平定了。曹操生于扰攘之时，忧虑的不是先治理天下，而是忧虑粮食不能由军队自行供给。于是大力兴办屯田，以此向天下显示形势。形势没有比羌族更微弱的，事情没有比曹操当时更紧急的；只是他必定先做这件事，大概是不苟求一时的便利，而是考虑长久的利益。从前兵赋制度大大败坏，天下的武备因此空虚。然而智者一出现，就使军队有府，府有统帅，统帅有统一的节制。唐朝曾经让六十万军队在京畿附近屯田，四方有事时，长戈利戟奋然直往；没有战事时，就收起兵器从事农耕。所以天下谈论武备，必定先说府兵。如今让几十万军队驻扎在燕、秦、晋、魏之地，耗费天下一半的赋税，用大车巨轴逆着险阻奔运上去，仍然不足以供给他们的奉养；重视商贾的利益，拿出内府的钱财，也不足以补助费用。没有战事时尚且如此，一旦有事，又要加上四方的军队，使兵数加倍而增加。难道只是费用广大、坐着供养出骄兵，不能用来面对敌人吗？也曾经把二十万军队弃置在好水之上，结果车轮、奇马都没有回来；这是因为供养没有节制，平时没有做好防备。燕、秦、晋、魏的郊野，土地并非不广，百姓并非不强悍勇敢，田地也并非全都开垦了。一旦征集强悍勇敢的百姓，开垦土地使他们繁殖生息，有什么做不到呢？选择天下的精兵，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地区，仿照府兵而制定制度，又有什么做不到呢？不到十年，塞下的粮食一定会充盈，受黥刑、受墨刑的徒众也可以安坐着使其消解。晁错削弱七国，七国便反叛；主父偃提出分封的办法，诸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削弱。既然如此，屯田、府兵的制度实行以后，天下骄横的军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边地粮食已经充足，屯驻军队已经强盛，中原的赋税更加宽裕，那么北狄不敢吝惜他们的财礼，羌人不敢怠慢他们的礼节。用完整的制度来控制并取得胜利，从前的骄兵将成为今天的悍勇，从前不足的将成为今天的有余。万一有警报，内府发出符节，外府发出军队，统帅持钺出征；兵临燕地，燕地就震动；兵临秦地，秦地就恐惧。这就是所谓的庙算。荆、楚、蜀、越是四分五裂的地区，也是天下用武的地方，同样不能不加以思考。等到有事发生，才想用巧计取胜，难道不是既笨拙又迟缓吗？《论法上》【张耒】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忧虑法令不能建立，而忧虑不能正确施行法令；不忧虑法令不够完备，而忧虑法令过于繁密、不能胜任。既然如此，天下的治乱难道不取决于法令的存废吗？也要推究根本以后，才知道其中的究竟。法令的产生，不是因为原本无事，而是事情发生后无法治理，于是制定法令来规范它。事情日益增多，法令也日益周密；事情日益更新，法令也日益精巧。各种法令一同产生而彼此牵制，就会有不能胜任的弊端。法令不能胜任事情，天下的祸乱就纷纷兴起。所以治理天下，并不是崇尚法令越多越好，而是珍视没有事情发生；也不是认为法令越完备越好，而是忧虑事情的变化。过去三代的治理，不如尧舜；商周的治理，不如夏后。孔子说：“后世如果有能成就大业的人，虞舜也无法相比。”又说：“虞夏的治道，百姓怨恨少；商周的治道，弊病多得无法承受。”舜的礼制，比夏后时期简略；商周的礼制，比夏后时期完备。四代政治的好坏，难道是礼制不完备造成的吗？制度日益增多，淳厚精粹的风气日益衰败。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身体。有些世上的人不怕寒暑，不服药石，任凭口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任凭身体想怎样安逸就怎样安逸。像这样的人，问他的年龄，必定正当壮年。另一些人深居幽处，爱护调养无微不至，各种药石、百物和猛烈毒物一齐服用，灸艾、针刺、砭石遍及全身而没有遗漏；问他的年龄，必定已经老了。虞夏的治道就像壮年人的身体，虽不加治疗也可以有所作为，不足之处还可以补救。壮年人的疾病容易治疗，是因为根本体质尚未亏损，还可以有所作为。商周的治道就像老年人的身体，不加治理便难以有所作为，因为过去曾经治理过，却没有奏效；不足之处也难以补救，因为过去曾经补救，却没有达到满足。那种疾病才刚刚发作，我们的医术却已经用尽；那种变化还没有停止，应对的方法却已经穷尽。这样下去，死亡就会接踵而来。可叹啊！天下不愿意完全靠法令来处理事情，情形正是如此；而世上的君子却因为事情变化而制定对策，反而更加责怪法令不够，难道不可悲吗？法度的弊病，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胜过百姓；结果败在诱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夏继承舜的统治，难道不知道舜不可企及吗？商周继承夏的统治，难道不知道弊病将多得无法承受吗？然而他们明明看见弊病仍不停地这样做，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世道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繁杂，而德行有所不足吗？德行不足以使百姓恢复本性，于是眼看着混乱却没有人禁止，就要用智巧来补救。所以说：法令起源于德行不足，却想胜过百姓。上面的人用智巧胜过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用智巧胜过上面的人；不束住马头，就会毁坏嚼子、偷走缰绳；马一生都不知道树立门墙，就会钻洞越墙、偷窃。法令对于百姓，常常限制了这一处，却开启了另一处。限制的一面容易看见，开启的一面却难以防范。上下都用智巧互相胜过，奸邪诡诈虚伪就多得无法穷究。因此天下人开始忘掉欢欣拥戴君主的心，而产生怨恨、愤怒、嫉妒上位者的仇意。所以说：“败在诱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唉！夏以后是商，商以后是周。三代的治理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治乱的迹象也没有相差太远。周灭亡而成为秦，天下大乱。先王的治理被扫除消灭，丝毫没有留下。太平时代的迹象最终不能恢复先王时代的一点一滴，三代的风俗也就从后世消失了。为什么呢？法令没有达到极端，风俗的变化就不会走到尽头。夏、周的法令，曾经仿佛已经达到极端；然而百姓尚未十分厌弃。百姓还有未曾厌弃的心，那么淳厚的气质、美好的本性仍然有所保存。周代法令已经很详尽，不能再增加；风俗的变化已经走到尽头，百姓的奸心、邪态也无不完全显露。他们的智巧已经完备，本质已经耗尽；他们的恶已经极重，美已经竭尽。所以周朝灭亡以后，再也无法恢复原样。这就是圣人深深悲哀的原因，并说：“周人还没有亵渎神灵，而爵赏刑罚已经穷尽了。”这以后所以必然成为秦朝的时代吗？

译《盗贼论》【秦观】臣听说，天下太平的时代，内部没有大臣擅权的忧患，外部没有诸侯不服的忧虑，需要用兵的事情，不过是边寇和盗贼罢了。边寇的危害，士大夫讲得详细，议论得熟悉了。至于盗贼的变乱，却从来没有人谈论。难道是智慧达不到吗？他们心里认为盗贼不足以忧虑罢了。从前秦国已经称帝，认为六国已经灭亡，天下没有什么值得再忧虑的；成为秦国祸患的，只有匈奴。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然而陈胜、吴广的变乱，竟然从行伍、田间小路之间兴起。由此说来，盗贼从来不是没有。平定盗贼和抵御边寇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边寇的军队铠甲战马如云，箭石如雨，牛羊骆驼的运输接连不断；他们熟悉战事而整齐，武器锋利而精良。所以当他们侵犯边境时，有利于速战以挫败他们的气势。盗贼却不是这样，他们凭借险阻，以抄掠夺取资财，聚集亡命之徒；胜利时如乌合之众，并没有法制使他们相互约束；失败时像野兽一样逃窜，也没有恩信把他们联结起来。然而他们举竿持棒，郡县的士卒有时不能制服他们，只是因为人人都有必死之心罢了。所以在他们群起之初，要速战以挫败其气势，却不要逼迫得太紧，以免离散他们的心。如果不是迅速作战来挫伤它的锐气，就会因拖延而使它的势力放纵；如果不是不要逼迫它来收拢它的心，就会因急迫而产生变故。虎这种动物，长啸就会生风，发怒则百兽震恐；它的气势猛烈强悍，可以杀死，却不可侮辱。因此捕虎的方法，必先设置机关和陷阱，在旁边布置网罟，用锋利的戟撞击它，用强弓射它，鸣金击鼓乘势进攻，不一会儿就没有虎了。至于蛇和老鼠却不是这样：虽然它们的毒足以害人，却没有生风那样的勇猛；它们贪食足以蛀蚀物品，却没有震慑百兽那样的威势。然而它们不能突然捕取，是因为一旦急迫，就会钻入窟穴而已。所以捕蛇鼠的方法，必定围住它们的窟穴伺察，或用艾草熏，或往里面灌水；它们将因无处取得食物而出来，这时一尺长的木杖就可以制伏它们的性命。边境上的寇盗，是虎；盗贼，是蛇鼠。虎不能用艾草熏、水来灌，蛇鼠也不能用弓射、用戟撞。因此说，平定盗贼与抵御边寇的方法不同。即便如此，盗贼平定并不难，彻底断绝却很难；平定而不能断绝，其中祸患的存亡，不可不明白。大概就是招降和穷追严治。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灾祸没有比穷追严治更深的。为什么呢？凡是盗贼兴起，必定有凶悍杰出而难以制服的人；追捕讨伐的官员平素没有奇谋，不知道计策从何而出，于是往往招来他们的首领使其投降。那些奸恶之民见到负罪的人未必会死，便说：与其低头屈服、压低声气，甘受饥寒的羞辱，哪里比得上抢掠攻劫而不失去爵禄的荣耀呢？由此说来，这就是诱导百姓作乱。因此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盗贼的首领既已伏罪，而执掌文书的官吏不能从长远考虑、退一步回顾，只知拘泥细节而疏漏大体，于是往往穷究其党羽而治罪。那些受胁迫的百姓见到受牵连的人必定不能免罪，便会说：与其被枷锁、刑具束缚，束手等死，哪里比得上逃入山海，脱身求生呢？由此说来，这就是驱使百姓作乱。因此说，灾祸没有比穷追严治更深的。况且君王所以使天下感服的，是恩惠与威严。仁慈施及有罪之人，就会损伤恩惠的原则；杀戮施及无辜，就会损害威严。威严和恩惠两方面都失掉，却想使天下人心中畏惧、力量上服从，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夏书》说：杀尽他们的首领，对受胁从者不加治罪；过去染上的污浊习俗，全部允许重新做人。首领全都杀掉而不赦免，就足以夺去奸雄的气势；胁从者和受污染者不加治罪，并允许他们自我更新，就足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者的心。这样一来，天下人谁肯舍弃生路而投入必死之地呢？唉！先王平定乱局的方法，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取守论》【陈师道】

译世上的说法是：“文治和武功道路不同，夺取天下和守住天下所适宜的方法也不同。武夫、策士可以用来进取天下，儒者可以用来守成。秦朝因为使用武力而灭亡，宋襄公因为使用儒术而失败。所以汉高祖夺取天下靠诈术和武力，守住天下靠仁义；文治和武功交替使用，各自得到适宜的方法。”这话不对。这就像人一样，有喜就有怒，有可笑的事就有可哭的事；没有只喜而不怒、只笑而不哭的人。喜怒都出于人的本性，文武也同出于道。譬如人，从根本上看，手脚耳目都是身体，言语行动视察听闻都是身体的作用；从末节上看，手脚各有名称，耳目各有职能，世人认为它们不同，是因为只看到了末节。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凭借自身修养，守住天下的人也凭借自身修养，所以君子修养自身，天下就能太平。修养自身并不是有意用来取得天下，而是天下自然归附于他。树林并不是有意羡慕鸟，深渊并不是有意招引鱼，但鱼鸟跟随它们，是因为喜欢适合自己的地方。古代实行这种道理的人，周文王就是；这在《诗经》中可以看到。《周南》讲的是夺取天下，《小雅》讲的是守成，而孔子把它们著录下来作为法则。后世夺取天下的人凭借军队，军队所做的只是争斗，以诈术战胜诈术，以武力战胜武力，把争斗推向极端。等到敌人全部消灭，就没有可争的对象了，于是君臣之间互相残杀。所以有话说：“兔子死了，猎狗就被烹煮；鸟儿打尽了，弓就被收藏。”大概是因为他们用来夺取天下的手段，正是用来杀害自身的手段。譬如盗贼，足以凭此取得财物，却不足以凭此成就王业，秦、汉就是这样。商汤、周武王用兵，并不是为了夺取天下，而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古代守护天下的人以天下为谋划，所以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把帝位禅让给禹；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周公居住在洛邑时说：“有德就容易兴盛，无德就容易灭亡。”难道只是替子孙谋划吗？他们夺取天下是为了天下，守护天下也是为了天下，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却不能把天下据为私有。后世守护天下的人却替子孙谋划，他们通过争斗取得天下，守护天下时又害怕别人怀有争夺之心。因此秦朝毁掉著名城池，销毁兵器，杀死豪杰，使百姓愚昧，以此制止争斗。汉高祖说：“怎样才能得到壮士守卫四方来抵御争夺呢？”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原因在于私心。因此世人认为二者不同，是因为只看到了后世的情形。儒者难以与他谋划开创事业，却可以与他守成，这是叔孙通的话。叔孙通辅佐汉朝时，任用群盗和壮士；他的学问既不足以用来夺取天下，天下安定以后，便顺应时势、便利事务，制定朝会、祭祀和弁服的制度，把这些作为依靠仁义守护天下的工具。孟子说：“礼是节制和文饰，礼用来节制，仪用来文饰。” 朝会、祭祀以及弁服的制度，是仪，是礼的文饰，难道是仁义的实质吗？那么叔孙通的学问，在守成方面连文饰也不足。然而汉朝能够维持世道并遗留给后世的，难道是萧何的法令吗？叔孙通参与了什么呢？古人对于仁义，有四种情况：由仁义出发，这是道，无为而无所不为，舜、禹就是这样；实行仁义，这是善，喜好仁而厌恶不仁，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借用仁义，是经营世事的人，不善于修养自身，却善于治理政事，五霸就是这样；修养仁义，是修道的人。所以说：“颜回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不过是有时一天、有时一个月达到仁罢了。”七十弟子就是这样。汉朝对待仁义，不是善于修养自身，只是善于治理政事；不是明白自身的仁义，只是从古人那里有所见闻。它比不上五霸的地方，在于所谓政事还没有完全善治，所谓仁义也没有完全明白。它借用仁义，难道还没有达到吗？宋襄公有导致国家灭亡、百姓残破、自身丧命的做法，却把“不先击鼓进攻没有列好阵势的军队，不擒捉头发已经斑白的人”当作仁，这是不知轻重缓急。譬如盗贼，少取财物便自以为廉洁，却忘了自己仍然是在盗取财物。子鱼说：“如果怜惜他们已经受重伤，就不如根本不要伤害他们；如果怜惜他们头发斑白，就不如干脆向他们投降。” 这才是仁人的话。宋襄公懂得什么呢？《杨嗣复论》【崔鶠】气性相同的事物一旦结合，没有什么能够离间它们。君臣相互交往，必定有某种可以结合的地方。君子不去察看这一点，却想强行用言辞折断奸人的锋芒，势必不能振作，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一点。人情违逆它就发怒，顺从它就高兴；毁谤它就发怒，称誉它就高兴。小人的本性在于谄媚奸佞，志向在于诡诈顺从；君子则任道直行，有所触犯也不隐瞒，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二点。君子只赞同正直，不随便取悦别人；小人却窃取爵禄来培植朋党，竭尽智力来显示自己在朝廷中的内援，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三点。君子难以进身而容易退处，小人容易进身而难以退处。容易进身，就常在上位控制别人；难以进身，就常在下位受人控制，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四点。君子对柔弱者不欺凌，对强硬者也不屈服，不虐待幼小卑贱的人，不畏惧地位高贵显赫的人；小人对待别人，失势时像老鼠一样伏地侍奉，得势时像老虎迈步一样凌驾于人，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五点。君子困穷时以天命安顿自己而不怨尤他人，显达时以宽恕存心而不伤害万物。小人在下位时便心中不安，怀藏毒意伺机对付上位者；处在上位时便任意快意施虐来伤害别人，这是小人常常获胜而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六点。君子心中一有不安，就敬畏君主、敬畏父母、敬畏上天、敬畏他人；小人想要成就奸谋，就欺骗君主、欺骗父母、欺骗上天、欺骗他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七点。君子勉励自己守持廉节，尊崇名誉；小人只要能得到自己的欲望，天下人鄙贱他，他不觉得羞耻；万世非议他，他也不觉得羞辱，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八点。君子说话希望迟钝谨慎，做事希望敏捷；有过错就改正，见到合乎义的事就服从。小人却夸耀伶俐的口才使人服从，擅长用奸诈的言辞来掩饰过错，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九点。天下善人少，不善之人多，所以君子为国家求取人才，难于选拔；而凶邪之徒一声呼喊，就有成百上千人结成群体，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十点。君子不记念过去的仇恶，以恩德报答怨恨；小人却忘恩负义，甚至以怨恨报答恩德，这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十一点。君子有若无，实若虚，有了功劳不自夸，有了善行不自我炫耀；小人却把没有说成有，把空虚说成充盈，显露机巧、夸扬才能，夸耀功劳、标榜善行，以此迷惑当时的君主，希图侥幸获利。这就是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不能获胜的第十二点。君子和小人不能相敌，也就明白了。这就是郑覃、陈夷行因此被罢免贬黜，李德裕因此被贬谪而死在荒远之地，李逢吉、李宗闵、杨嗣复等人因此终于纵横得意、达到目的的原因，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八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七 《议赏论》【宋唐庚】刑罚和赏赐作为治国手段，历史已经很久了。尧舜时代就已有这种说法。如今《夏书》中有它，《商书》中也有它；到了《周礼》，记载最为详细，但孔子、孟子却不取用这种办法。因为他们认为，君主的意向所趋，天下人就会纷纷跟随；只怕君主做得过头，不怕做得不够。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只需把自己的好恶、荣辱显示出来就够了，何至于要使用刑罚和赏赐呢？天下没有事情时，百姓各自安守自己的性命本性。若不是有夏启讨伐国家那样的行动、盘庚渡河那样的战役，却要用重赏招募善人，用严厉惩罚来恐吓恶人，这正是惊扰百姓、败坏风俗的根源，是王者深深厌恶的。扬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看见德，不可让他们看见刑。看见德就纯正，看见刑就混乱。”依我看来，难道只是刑罚不可公开吗？刑罚和赏赐都不可公开显示，而赏赐尤其如此。秦法规定斩下一个首级，赐爵一级；当时秦人中获得爵位的，十户有九户。那时，宗室中没有这种爵位的不能列入宗族谱籍，百姓中没有这种爵位的不能享有荣华。因此民间百姓凭借公乘爵位欺侮乡人，郎中以上爵位的人傲视父兄。世人知道公开刑罚的弊病，直到秦朝灭亡，却不知道秦朝风俗败坏，正是由于公开赏赐。汉高祖用金钱、爵位和封邑收揽天下豪杰俊士，这可以和他开创事业，却不能和他守成；可以和他建立事业，却不能和他改善风俗。为什么呢？利益，是君子所忌讳的。宋牼一提到利，孟子就惊惧变色，认为这种话不可作为教训，更何况用利益来诱导天下人呢？汉朝治道的驳杂，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方法施用于普通百姓，似乎还有道理；施用于士大夫，就过分了。古代誓师时，必定把赏赐和杀戮作为誓词内容。到了告诫群臣时，却说：“用罪罚处死有罪者，用德彰显有善者。”所谓德，大概还包含恩惠和礼遇，不只是赏赐而已。不说杀戮，是因为士人可以杀，不可以侮辱。德接近义，所以用来对待君子；赏接近利，所以用来对待小人。古代用来对待君子和小人的办法，本来就有区别。世人称说伯夷、叔齐到了周地，周公旦派人去见他们，说：“给你们增加两等财富，授予一列官职，杀牲歃血同你们结盟。”二人相视而笑，这本来就是虚假的话。武王、周公难道会这样做吗？假使真有此事，那么他们被讥笑，本来就应该。为什么呢？贪婪的人追逐利益，刚烈之士追求名节；不察看他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却一概用利益诱惑他们，难道符合他们的志向吗？这种方法施用于士大夫尚且有些道理，施用于大臣就更加过分了。从前平原君借用魏无忌的军队解除邯郸之围，虞卿替他请求封赏，公孙龙说：“不可以。赵王任用您为相，封您于东城，不是因为您有功，而是因为亲属关系。您接受相印而不推辞，割地封赏也不说自己没有功劳，这同样是由于亲属关系；如今有了功劳便要求增加封邑，就成了因为亲属关系而接受城邑，却要按照对国家的功劳来计算，这可以吗？”世人认为公孙龙说得对。我听说留侯晚年决定把国都迁到关中，出奇策夺取马邑，都没有再增加封邑。他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很高，朝廷用来安排他的方式也很合体制。汉代君臣之间，只有这一点接近古代吧。《刑法论》【叶适】

译臣听说，刑法是用来对待天下有罪之人的，即使是最亲近、地位最尊贵的人，也不能随意偏私；而即使是最亲近、地位最尊贵的人，只要不能没有罪，刑法就不得不使用。然而臣认为，君主能够使臣下不触犯君主的法令，就不应当用刑法来驾驭臣下。君主所依靠、共同守护国家的人，从宰相以下直到一命之士，都必须是从天下选出的贤能之才；不能做到不犯法的人，就不应当居于官位。舜的时候，已经放逐了共、鲧、驩兜等人，和他一起担任臣工、岳牧的，都是忠诚严肃、和顺仁惠、明辨诚信的人，所以他的治理教化取得成功，直到普通百姓，都没有犯法的，何况官吏和长官呢？后来周文王、周武王最能得到天下贤才而任用他们，以诚信厚道相待，又用礼乐使他们进退周旋，所以《诗》中说：“济济众多的文王，左右大臣捧着玉璋；捧璋之人仪容高峨，俊士都适宜担任这样的职任。”把贤才聚集在朝廷，分别让他们承担百官的职事，穿着绣有云龙、黼火纹章的服饰，乘车有和鸾、旗旄的礼节，直到捧奉牲牢币帛、执持豆笾、进献祭告宗庙、举行类祭祀告天神，盛大到这种地步，那么戴着枷锁、被废黜流放、受黥刑劓刑或遭杀戮的人，怎么能参与其中呢？扬雄有句话说：“周朝的士人地位尊贵；士人尊贵以后，官位才尊贵；官位尊贵以后，国家才尊贵；国家尊贵以后，君主才尊贵。”既然如此，周文王、周武王尊重士人、礼遇臣下的原因，就是能够使他们不犯法，而从来不靠刑法来驾驭他们。选取不能不犯法的人安置在官位上，就免不了要用法令驾驭他们；一旦存有用刑法驾驭臣下的心思，那么他们在殿上唯唯诺诺、接受尊任宠信，仿佛将要承担心腹股肱的重任，转眼却被戴上枷锁、废黜流放、黥劓杀戮，毫不宽贷；臣下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安全，所以轻易做奸犯科，犯禁的人就多。唉！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啊！汉高祖曾经分割数千里土地，使十几位大功臣面向南方称王，后来却把他们擒获、消灭、剁成肉酱，甚至宗族都没有遗存；他的臣下于是把自己比作禽兽。所以后世子孙习惯看到前代的事情，不难把高爵厚位和宠禄授予不肖之人，也轻易用斧钺刀锯加到他们身上。唐太宗曾经喜欢张蕴古进献的《大宝箴》，认为它爱护自己，却因一件审理案件时的疑似过失，突然下令将张蕴古斩杀；又说卢祖尚文武兼备、忠诚有义，派他督理交趾，卢祖尚再三辞谢出行，也在朝堂上被杀死，而不认为奇怪；他的臣下如王珪、魏征，号称敢于当面折辱、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也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既然如此，当时用刑法驾驭臣下，在杀戮中任意发泄喜怒，即使英明如汉高祖、唐太宗，也不能避免。唉！用刑法驾驭臣下，本来是为了防备奸臣，难道是有意轻易杀人吗？如今考察起来，那些奸臣未必获罪，反而伸长脖子等待杀戮、前后相接的，全都是善人君子。既不能用礼义教化奸臣之心，却滥用刑罚惩治忠臣，国家将要依靠谁呢？这反而是借奸臣之手给他们提供资助罢了。大概舜、周文王的心意，到周朝衰败便消亡了，经过秦、汉、隋、唐都没有复兴，直到艺祖、太宗以后，才完全除去四代帝王苛刻、多疑、残忍的心意，一概以宽大诚信、进退礼节来对待臣下。受禅即位之初，沿用原来的宰相，像过去一样委任，六年以后才罢免。太宗召见并任命近臣，曾经命人选择良辰，说：“朕希望他能够善终。”卢多逊的事情败露，当时认为他所犯的是大逆之罪，法律条文已经完备，却因为他曾经掌管国家事务，只命令把他流放。汉代的三公没有一个能够以善终离开职位的，不是自杀就是受诛；即使罪责较轻的，也还要用丑恶的言辞写在策书上斥责。而自真宗、仁宗以来，执政大臣将要离任时，必定让他连续上疏自行请求，仿佛朝廷不得已才答应；又替他升官加赐，并把重要地区交给他。前代臣下因为进谏争辩违逆君主旨意而死的，都是这种情况。祖宗不仅不恼怒，反而升迁提拔他们，使他们做到公卿。神宗曾怀疑臣下中有些人懒散怠惰、不任职守，应当淘汰，却不忍心，于是开始增加宫观官的名额，供给他们粮食，不责令他们办事，后来便成为固定法令。后来章惇专权，曾想兴起刘挚的案件，借此杀害党人，哲宗没有听从。蔡京掌握国政，又想杀尽天下士人，徽宗也没有听信。绍兴初年，错误地听从宰相杀死两名谏官，不久便亲自悔悟，下诏责备自己，以此向天下谢罪。因此即使权臣掌权，二十年间官员的任用和罢免只凭意志，却没有杀害士大夫的灾祸。以礼进用人才，以义退处人才，而不以刑法驾驭臣下，没有比祖宗时代更好的了。秦、汉的风气消亡而没有延续，舜、文王的心意重新兴起，天下臣下甚至有胆怯懦弱过度、举手投足都畏惧法令的；却没有强横固执、不恭顺、蔑视法令以求自己便利的人。至于那种在父兄子弟之间发生的叛逆骚乱，大概也不再有了。不用刑法驾驭臣下，却和臣下共同守护法令，这难道不是祖宗治理国家的根本心意，也是舜、文王时代的风俗吗？《兵论》【叶适】

译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使专据一方，以抗拒朝廷命令，喜怒、叛服在片刻之间改变，于是藩镇之祸，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论题。然而国家权力落在将领手中，还可以说得清。没有多久，将领又被军队所控制，军队只听从将领所做的事，终于用军队劫持朝廷。因此国家权力落在将领手中，人人都知道；将领权力落在军队手中，却无人知道。大历、贞元年间，节度使本来已经是由士卒拥立的，唐末更加严重。五代延续到本朝初年，君主的兴废都由群卒推戴决定。君主一旦出兵天下，便低头听命，不敢较量。而议论者只认为祸患在藩镇，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太祖已经逐渐收回节度使的兵权，所以裁减军队，使兵力极少；治理军队又极严。因此能够平定一次次僭乱、以威势使海内臣服，靠的是太祖统御法纪的力量，并不是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群臣不考察事情的始末，不审察形势，忘了从前士卒高声呼喊、专门向皇上施加无礼的祸患，反而认为太祖建立国家的关键在于军队。把都城建在大梁，没有地势险要可凭借，它的险要在军队。至于定都大梁，是沿用周、汉的旧址，并不是太祖选择它作为都城。假使果真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就该连营百万，亲自增加军队，哪里还要等待后世呢？可是它的数量竟不到二十万，为什么呢？不以军队强盛作为国家强盛的依据，是前代帝王通常的原则。何况太祖的军队不到二十万，这就确定不是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后来征召募兵日益广泛，供给军粮日益增加，大概是端拱、淳熙以后，契丹横行而不可制服，于是才这样。康定、庆历年间，谋划国家的事情日益错误，依靠军队治国的说法大为盛行；不加禁止，天下才开始有百万军队。削弱天下来供养军队，而国家治理便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可是上下正得意洋洋地认为这是取得了良策，于是替军队办理文书，聚集财赋，完全使用衰世搜刮刻剥的办法，从百姓那里取来供给军队，仍然不够。等到军队不能使用时，又低头侍奉骄横的敌寇，使他们安然处在营伍之中。因此王安石想给神宗讲解销减军队的方法，知道军队不能无限供养，却仍然没有领悟依靠军队并不必多，于是命令各路设置保甲，达到四五十万，暗中想用来代替正规军。正规军不能被代替，保甲却使天下百姓都变成了兵。于是虚耗的形势显露出来，天下的局势更加衰弱。元祐年间废除保甲，史臣认为太祖设置等级制度，以什伍编制壮士，来消除奸雄之心；兵制最为清楚，因此一百多年没有祸乱。王安石不足以明白这一点，实录所记载的，大概正是当时议论的根源。即便如此，王安石确实不够明白这一点；但如果不是王安石，难道还有谁能够明白吗？到了绍圣以后，情况更加严重。保甲重新整治，正规军仍然照旧，内外一同耗损，本末一起衰弱。大观、政和年间，保甲人数达到六十七万二千，法令全都败坏，名义具备而实际已不存在，所以军制大坏，士卒不能披甲持戈，平民互相阻隔，变成盗贼。斡里雅布开始时只带一万多军队，却长驱而来，没有人能够抵挡。仓促间派人召集白徒来勤王，京师失守后，勤王之人便在天下各处劫掠。唉，真令人痛心！养兵使自己困顿，军队太多使自己招祸，不使用军队又使自己失败，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然而议论者仍说：“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整治军队的方法很好，可以沿用而不能改变，可以增加而不能削减。”这既是深深诬蔑太祖，也是严重误害国家。再加上四处屯驻的军队，更是过去没有的；把祖宗数倍的财用投入四个总领所的巨大深坑，州郡又各自用厢军、禁军困扰自己，侵削民力，直到耗空。问他们怎样抵御外敌，便说：“请求议和还来不及。” 问他们怎样加强内部防备，便说：“仓促之间可能有忧患。”统制、统领、总辖、路钤、将兵等官员遍布天下，白白耗费优厚俸禄，而军队从来没有一天真正使用过。如今国家还没有显现出难以治理的弊病，敌人也没有显现出难以击破的事实，却只是因为军队而使自己困顿，日渐积重难返，不能轻装利行。其中第一是四处屯驻大军的祸患，第二是州郡禁军、厢军、土兵、弓手的祸患。除去一种祸患，就能得到一种利益；一州的兵患除去，一州便获利；一方的兵患除去，一方便获利。兵患除去，军队反而强大，只要有所使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陛下如果果断地实行这一点，难道还会有长久不改革的吗？《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十九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八 《深虑论》【明方孝孺】

译考虑天下的人，常常谋划那些困难的事情，却忽略容易的事情；防备那些可以畏惧的事情，却遗漏那些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然而祸患常常发生在被忽略之处，动乱常常起于不足以怀疑的事情。难道是他们的考虑还不周全吗？大概思虑所能达到的，只是人事中按道理应当如此的部分；而出于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是天道。秦朝时，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便认为周朝灭亡在于诸侯强大，于是改变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正以为从此可以不再动用战争，天子之位可以世代守住，却不知道汉高祖从田野间的平民中起兵，终于灭亡了秦的社稷。汉朝吸取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于是大肆封立庶出的皇子为诸侯，认为同姓亲属可以相互继承而不发生变乱，却使七国萌生了谋划篡夺、弑君的阴谋。汉武帝、汉宣帝以后，逐渐剖析削弱诸侯，分散他们的势力，以为天下无事了；可是王莽最终还是移夺了汉朝的国统。光武帝吸取哀帝、平帝的教训，曹魏吸取汉朝的教训，西晋吸取曹魏的教训，各自惩戒前朝灭亡的原因而加以防备，但它们灭亡时，仍都发生在原有防备之外。唐太宗听说武氏将要杀害他的子孙，便在可疑的迹象刚出现时寻找并铲除她，却不知道武氏每天侍奉在自己左右。宋太祖看见五代藩镇足以控制君主，便全部解除将领的兵权，使他们力量削弱而容易控制，却不知道子孙最终困厄于边塞。这些人都具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负有盖世的才能；对于治乱存亡的关键，他们思考得详尽，防备得周密。思虑如此切近，祸患却从别处兴起，最终仍至于动乱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智慧可以谋划人的事情，却不能谋划天道。高明医生的儿子多死于疾病，高明巫师的儿子多死于鬼祟；难道他们只是善于使别人活命，却不善于使自己的儿子活命吗？是因为他们善于谋划人事，却不善于谋划天道。古代圣人知道天下后世的变化，不是智慧和思虑能够周遍考虑的，也不是法令和权术能够制服的，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私谋诡计，只是积累至诚，以大的德行来结纳上天的心意，使上天眷顾他的德行，像慈母保护婴儿一样，不忍心放弃；因此他的子孙即使非常愚昧不肖，足以亡国，天下也不忍心立即使他的国家灭亡，这就是深远的思虑。如果不能使自己同上天结纳，却想凭微小的智慧笼络当世事务，还必定希望后世没有危亡，这是道理上绝不可能有的，难道是天道吗？其二 拥有天下的人，常想把它传给后世，却免不了败亡，这是为什么呢？最大的祸患在于治理天下所用的法不是恰当的法，其次的祸患在于守法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民心难以聚合而容易离散，譬如龙蛇虎豹一样。想要长久驯养它们，就必须先探求它们欲望、爱好、厌恶、喜怒的节度，不违背它们的本性，使它们的本性安于我，而没有羡慕别处的心，然后才能得到并驯养它们。既没有失去它们的本性，仍担心后世的人不能都像我这样专心劳苦，于是制定驯养它们的法则，把它写在书上说：“这样做就可以长久驯养；那样做，它们就会逃走而无法禁止。”这样，即使后世的庸人和小子能够遵守我的法令而不改变，也可以驯养它们而不失去它们，这是开创基业者的责任。法可以用来治理，也可以用来造成混乱；法可以使国家存续，也可以使国家灭亡。把罪责归给子孙、推给天命，是可以的。假如我的法本身不完备，动乱灭亡又因我的法而兴起，还能说是天命吗？周朝继承王位的君主，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以后，只有宣王贤明，其余的与汉、唐那些导致动乱灭亡的君主没有不同。然而周朝到七百多年以后才灭亡，是因为守法者虽然昏昧低劣，但法令本身很好。在战国七国并起时，周朝虽然已经衰弱，假使有像宣王那样的贤主重新出现，赫然振作起来，举用文王、武王遗留下的典章并加以修明，诸侯难道有不整衣敛容来朝见的吗？所以周朝的弊病在于守法者不是合适的人，而不在于法令；汉、唐的法令驳杂而疏略，遇到贤主就能治理，遇不到合适的人就混乱灭亡，所以它们的弊病在于法令不够完备。对于周朝的事情，不能专门责怪守法者不是合适的人；至于秦朝的法令，本来就无法守持，假使有贤主继承秦始皇之后，仍然不免混乱，何况胡亥的刻薄暴虐呢？所以法令和守法者两方面都有弊病而灭亡的，是秦朝。隋朝的法令不同于秦朝，但守法者却与秦朝相同，因此法令虽不足以直接导致灭亡，国家却因暴虐而灭亡，这就是隋朝。上述五代君主中，只有周朝的灭亡可以说是天命；秦、隋、汉、唐虽然法令各不相同，但自行加速危亡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拥有天下的人，难道有意加速危亡吗？而子孙最终不能免于危亡，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法令有过错。世上制定法令的人，没有不想禁止暴乱、贪婪、奸猾、诡诈、虚伪、盗窃之人的；可是这几类人常常遍布天下的监狱，并没有稍微减少，难道是刑罚不够重吗？等到他们已经成为暴乱、贪婪、奸猾、诡诈、盗窃之人以后才去禁止，却不能使他们事先不成为这样的人。圣人制定法令，总是在这些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治理，使人心自己知道那是错误而不肯去做，所以制定法令的人不烦劳；守法的人不劳苦，百姓也不敢作乱。《易经》说：“豮过的猪的獠牙，吉利。”豮过的猪不是没有牙，而是有牙却不能伤人。这就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其三

译最上等的是有智慧的人制定法令，其次是守持法令，再其次是不扰乱法令。制定法令的人，不懂仁义之道就不能做到；守持法令的人，不懂制定法令的本意就不能做到；不懂制定法令本意的人，没有不扰乱法令的。古代圣人已经实行仁义的政事，却认为还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把仁义推行开来并寄托在法令中，使我的法令得以施行，而仁义也暗中随之施行。仰望我的法令的人，知道它值得畏惧而不敢触犯；触犯法律的人，知道法令的制定无不是出于仁义，因而不怨恨；运用法令诛罚百姓时，百姓相信它，说：“这不是喜欢施行法令，而是想实行仁义。”所以尧舜时代，即使有不杀人的时候，偶尔杀人，天下也服从它的公正，是因为他们制定法令很好才这样。制定法令，难道是为了使国家获利吗？难道是为了保全子孙不灭亡吗？它的本意只是要使百姓获利。因此法令只要足以使百姓得利，即使成于不同的时代、出自别人的手，也可以守持；如果确实违背先王的道路而不足以使百姓得利，即使是出于自己的心意，也可以不守。知道它好而守持它，是能够守法；知道它不好而改变它，也同样是能够守法。人们所厌恶的变法，是不懂法令本意，却凭个人意愿纷纷改动；自己制定的就认为正确，古人制定的就认为错误；该认为错误的反而不认为错误，该认为正确的反而不认为正确，把天下公正的好恶全都抛弃不用，一概按照自己的私意制定法令，严重时还随着自己的喜怒扰乱赏罚的公正，于是法令就不能施行了。萧何、曹参，是世人所说的刀笔吏；他们的功业和所作所为，君子都以称说为耻。然而萧何制定法令、曹参善于守法，后世无人能及。秦朝灭亡时，祸患不在于没有法令，而在于法令过于严酷；不担心法令废弃而不施行，却担心自己扰乱自己的法令。因此萧何在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上有所损益，曹参继承他以后，安静淡泊，不再另行创制。曹参的才能，是萧何所畏惧的；他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只是担心变更法令或许导致混乱，不如牢固守持现有法令最为万全。天下譬如宝玉，法令譬如收藏宝玉的器具。善于替宝玉作打算的人，器具制成以后就把宝玉收藏安置其中，不再搬动即可；如果天天拿着玩弄，带出去给人看，夹带着出游，失手掉到地上，即使不碎也会出现缺口裂纹。所以国家有时由于疏略而得到治理，却由于过度作为的谋划而混乱。过度谋划的人从来不免嘲笑疏略的人愚蠢，却不知道疏略正是极大的智慧。因此，运用智谋而显示智慧，是众人都知道的；不运用自己的智谋而显示智慧，却不是君子做不到的。孟子说：“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势做那些无须强行作为的事，难道只是治水吗？治理天下，也不过是顺其自然、做那些无须强行作为的事罢了。” 其四 勇猛强悍的人多死于刀箭，聪明的人多败在受到蒙蔽。天下的祸患，常常起于人所依仗的地方，发生在意料不到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呢？人可以有德，却不可仗恃自己有德；可以有才能，却不可仗恃自己有才能。祸患就聚集在这种自恃之中。一个普通人拿着木棒站在孟贲、夏育面前，孟贲、夏育变了脸色而不敢动，不是害怕他，而是不知道持棒者究竟勇敢还是怯懦。假使有人在孟贲、夏育门前喊道：“我的勇力超过天下所有人！”孟贲、夏育就会笑着杀掉他。为什么呢？真正勇敢的人本来从不依仗自己的勇力而对人骄傲。聪明的人，智慧足以穷尽万物的变化，才能足以通晓万事的要领，但内心常常感到不足，夸大的言辞不从口中说出，骄矜的脸色不显现在脸上，反而向当世的人广泛求教。因此能谋划的人献出谋略，有力量的人效尽力量，凡是有一技一能的人，都为他竭尽才能而不敢欺骗他。因为他所处的态度谦逊，所求取的范围广泛，并不自恃聪明。假如竟然自恃聪明，没有不败在臣下手中的。大概自恃就会自满，自满就以听到过错为耻，以听到过错为耻，人们就不把善言告诉他，他的见闻便日益狭窄。见闻既然狭窄，于是奸诈谄媚之徒假装卑微谄谀来献媚，正好在内心迎合他，暗中窃取他的威权，在外妄行赏罚；这就是国家大权潜移到下位，祸乱乘机兴起，全都是自恃聪明的过错。唐德宗对待卢杞，宋高宗对待秦桧，在任用这两位臣子时，都自以为遇到了圣贤之相，欢喜地与他们共同处理政事而不加怀疑。当时即使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受到了蒙蔽，他们本来一定会认为是妄言而不相信。谁知道他们自以为谋划高明的做法，恰恰成了被奸臣嘲笑的愚蠢行为呢？这样看来，他们所依仗而自以为聪明的地方，正是愚蠢到了极点。因此君主不以有智慧为可贵，而以不自居有智慧为可贵；不以有才能为可贵，而以不自居有才能为可贵；不以聪明为可贵，而以采纳众人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耳目为可贵。不这样做，却喜好自作主张的人，没有不败在受到蒙蔽上的。其五

译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任用人才的方法，没有什么比激发他们好名、喜功的精神更优先的。好名、喜功的人，是墨守常规的君主所厌恶的，却是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君主所希望得到并乐于任用的。天下的人才，不一定个个贤能，也不一定个个都足以任用。善于用人的人，能从千百人中拔擢一两个人，使其余千百人也在不知不觉中随之改变，这就是激发士气的方法。王良驾驭的马，难道全都是骐骥吗？当王良握着缰绳驾车，在郊外试车时，驾车徐行，马就徐行；加速奔驰，马就加速奔驰，万匹马的蹄声急骤，却像一匹马一样整齐。这并不是没有驽马、劣马和无才之马；即使是驽劣无才的马，也都被感化成了骐骥。它们被感化时，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筋力因何而发生变化；那些手执鞭策、每日侍奉在王良左右的人，也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而突然大不相同。只有王良知道其中的原因。马的材质禀赋由天而定，王良难道能增加它们的才能吗？不过是能够激发它们的气势罢了。所以，用对待骏马的态度来对待马，马就都成了骏马；用对待驽马、骀马的态度来对待马，即使有良马，也都会失去它原有的优点。尧舜时代的人，难道都是平素习惯行义、完全超过常人吗？只是激发他们的方法不同罢了。有些人因为好名而强烈进谏、直言争辩，有些人因为好名而修养廉洁、敦厚、诚信和谦让。单从这些人的品格来说，好名确实未必是好事；但从对国家有益这一点来说，只要能取得对国家有益的结果就可以了，哪里还要顾虑它是否出于好名呢？善于用人的人，依据各人的长处任用他们，而不剥夺他们所喜好的东西。他既然好名，我就顺势给他名声；这样，天下那些好名而愿意实行其道的人都会前来，我的人才就多得用不完了。喜功的人，如果能治理百姓，就喜欢借治理百姓来建立功业；如果能用兵，就喜欢借用兵来建立功业；如果能兴礼乐、理风俗，就喜欢凭借自己的才能来建立功业。然而，只要让他们各尽其才、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就不只是个人的功劳，而是有国家者的功劳。任用一个人，却使所有喜功的人都为国家效力，这有什么损害呢？这就叫作激发士气的方法。不能使用人才的人却不是这样：他怕别人好名，便不肯把名声给别人；怕别人喜功，便不肯让别人建立功业；甚至还压制、挫折、倾轧、打击他们，使他们的精神消沉、沮丧、陨落而不能振作，然后才授予他们职位。于是百官的职事荒废，天下没有奇才；各种德行败坏，天下没有善士。这并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不能激发他们才造成的。这种做法，方法极其愚蠢，打算极其自私；如果不是豪杰之主，谁能明白这一点呢？《治要论》【方孝孺】

译没有法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天下也不是单靠法律就能治理的。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能用威势强行制服，于是把革除奸邪、铲除暴行的意旨，寄托在宽缓而不急切的措施中，使百姓在其中从容地相互谦让，无不争相产生自重知耻之心。他们还没有见到斧钺，便畏惧威势；还没有受到审讯，便远离罪过；在闾巷田野之中暗自修养、默默改过，好像有人亲临其前督察他们。他们难道是依靠区区法律吗？法律的作用浅显简陋而容易了解；百姓的情性却深奥诡谲而难以测度。用难以测度的人情去面对容易了解的法律，法律已经穷尽，而人情的变化还没有停止；这样一来，没有人不暗自讥笑、背后诽谤法律。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常常使百姓听说自己的法律不可触犯，却不让百姓知道这法律究竟有多么可怕。人敬畏上天、惧怕天帝，是因为不曾受到诛杀；而那些曾受到诛杀的人，也不可能再复生。如果让鬼神来到人的庭院，揪住人便打，那么愚夫鄙妇都会想着拿棍棒追打它们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想让人郑重地再次触犯法律吗？法律贵在不轻易使用。对于百姓，如果我把杀戮看作轻刑而频繁使用，他们就会轻视我的杀戮而频繁犯法；如果我把鞭打斥骂看作极大的耻辱，慎重而严厉地施行，百姓也会把鞭打斥骂视为足以羞耻的事而畏惧躲避。掌握了要领的人，能使百姓把鞭打斥骂看得如同杀戮；没有掌握要领的人，即使在市上接连处刑，百姓仍谈笑自若，犯法也不会稍微减少。人总是把死亡看作最重大的事，所以知道珍爱生命；知道生命可贵，于是凡是可能损害身体、败坏名声的事，都会谨慎戒惧而不去做。假如人人都不爱惜生命，便会纷纷惊扰放纵，奔驰在法令之外，趋向死亡而不顾；即使有法律，又怎么足以制止他们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百姓畏惧我的法律，而依靠他们畏惧名声；不依靠他们畏惧名声，而依靠他们畏惧义。戴着纩冠、系着白色丝带，戴着玄色冠、系着缟色冠带，让人坐在嘉石上，在衣服上作图并施加到人身上，这些都没有毁坏形体、损伤肌肤的惨痛；可是让懒惰游荡、不被士人看重的人，以及触犯法律的人穿戴这些、坐在那里，他们便惭愧、悔恨、羞耻、怨恨，与戴着木枷绳索、被金属刑具束缚没有不同。这何必一定要用刑呢？给他加上不义的名声，其羞辱本来就超过刑罚了。孝、友、睦、婣、任、恤这些德行，先王曾以这几项来劝导天下百姓，并不是能够逐家劝说、逐人诱导；但人们却以能够做到这些为荣耀，以不能做到这些为耻辱。《书》中所说的党正、族师登记名册之事，仿佛接受王庭的命令而到司寇那里受刑；他们内心通达于义，所以知道敬畏义，只怕稍有违背。世上本来有些事情，看似不急迫，但作用极其重要；看似细微，却能产生极其广泛的教化。圣人常把治理世道、使百姓向善的精微用意寄托在这些事情中，使百姓奔走追求、欣喜仰慕，毫不厌倦，却不知道原因所在。世俗之人不明察这一点，以为它迂远，不如使用法律见效，于是就错了。君主没有不希望百姓兴起孝悌、礼让之行的，但人们却免不了违背德行、轻蔑教化；没有不希望官吏奉行职事、遵循法理的，但官吏却免不了怠惰放纵、污浊邪僻。那么，法律果真可以禁止这些吗？法律施加到人的肢体上，人尚且不服从，却说空洞的名义可以使人心服；这件事似乎不近人情，但其中的道理有适宜之处，是不可不察的。两个人治家：一个以变脸色、不说话表示愤怒；一个以鞭打、责骂表示愤怒。从严厉的一方面说，以变脸色、不说话来表示愤怒，似乎还不够严肃。两人表示愤怒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愤怒本身相同。人们看见他的脸色一向不轻易改变，那么一旦偶然出现在脸上，他们的畏惧恐慌，和面对鞭打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法律不一定要严酷，只要显示出它的意向罢了。没有什么羞辱比不能与普通人相同更大。在宴席上举杯，让众人用酒饮用，唯独一人用水，他的惭愧超过受刑；等到他以自己被醉酒者轻视嘲笑为耻，善良淑美的百姓都戴黑布冠，德行受百姓尊敬的人给他加以标识，行为为人所鄙视的人则不让他与普通百姓同列，那么百姓没有不修养自己可以受尊敬之处、去除自己可被鄙视之处的。官吏中以廉洁著称的，退休归来时仍穿戴相应服饰；不能依义退职的，则给他换上不同的服饰以使他羞愧，这样德行和恩惠就能使人尽到自己的职分了。由此类推，划一他们的田地乡里，区别他们的住宅，使百姓不论贵贱，都以德行高下定贵贱；做官的人不论职位尊卑，都以政绩广狭定崇卑。有罪的人，起初只是让他改变冠服；其次使他迁居到不同的里居；这样还不悔改，那么确实不能再和他一起行善了。然后才施加刑戮，使人知道刑罚确实是不得已才施行的，也确实只施用于不可不惩罚的人；这样必能自重其身，知道触犯法律是可耻的，于是礼义的风俗就形成了。如果可以改变风俗，即使是极难、极远的事情，先王也乐意去做，何况容易的事呢？容易的事，人们却忽视它，认为疏略而不屑去做；困难的事，人们又看重它，认为高深而不敢去做。这样一来，圣人的道路最终就无处能够实行了。可悲啊！《崇化论》【徐桢卿】

译治理产生有征兆，混乱出现有迹象，事物的本末、消长，全都有渐进的过程。智者能够预见，愚者却忽略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将要治理好，它的征象是清明；天下将要灭亡，它的征象是污秽混浊。什么叫清明？贤良之士一同进用，所崇尚的道理正直贞固，这是阳刚舒展、光明安泰的气象。什么叫污浊？小人在上位，社会崇尚结党，这是阴险邪恶纠结、闭塞否塞的凶兆。所以唐虞时代，百官都恭敬谨慎；幽王、厉王时代，他们的臣子喜好谄佞。这就是治乱所以不同的原因。因此君子处在朝廷上，以严正为根本，以忠诚笃实为操守，以廉洁正直为界限，以知羞知恶为内心。于是道义显明，风俗归于正道，这就是诗人歌咏羔裘的原因。至于廉耻之道丧失，国家纲维断绝，污浊嫉妒相互充斥门户，邪曲之人结党献媚。《诗经》说：“像鬼，像魅。”这样就不可测度了。鬼魅一同兴作，国家怎么会不灭亡？严正、忠悫、廉直、羞恶这八项，是贤士依靠来守护自身的，也是明君借以建立国家的。掌握它们的根本，推广它们的作用，那么太平盛治、天下和乐的祥瑞，就可以立即实现。如今正逢末世，大道已经隐没，世俗崇尚贪利而厌恶贫苦，喜欢趋逐竞争而厌恶守持玄道。阿谀依附成为风气，固守俸禄、吝惜恩宠，依循弊端、沿袭陋习，没有人敢于正色直言。正直之士放言直谏，便说他狂妄幼稚；廉洁之人坚持诚悫，便说他是庸弱无能之材；揭露弊病、挑剔过错，便说他不明大体；揭发奸邪、纠正错误，便说他好排斥人。向权贵行贿的人得到显赫声誉，攻讦权贵的人却遭到暗中贬黜；巧于逢迎、沉默不言的人得到高爵，善于说甘言、奉承上司的人考核成绩最好；搜刮百姓膏脂的人得到优厚荫庇，冒充军功的人得到上等奖赏；追问豪强贪赃的人遭遇迅疾灾祸，禁止私人牟利的人受到严厉诋毁。豺狼充斥道路，狐鼠结成群党，樗木栎木杂然并用，瓦石也一同发声。教化败坏，仁义不明，贤能正直的人愤怒，平民百姓呻吟。这些都是国政的大蛀虫、时俗的深重痛苦。明智的人在祸患尚未显形时就能看见，聪慧的人在祸乱尚未萌发时便会共同谋虑。《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难道能说没有过失吗？”这就是衰败迟滞逐渐形成的过程。时势的消长，并不是天地自然产生的，实在是在位者的过错。诗说：“显赫的尹太师，百姓全都仰望着你。”怎能不谨慎呢？而且衰败正是兴盛的根基，困顿正是复兴的渐进。天地的生机生生不息，何况人呢？如果能够补救过错、返回德行，洗涤污秽、推行革新，砥砺道德的本质，来弘扬教化之门，熏陶贪鄙之人，毁掉豪强右族的壁垒，崇尚鲠直的节操，斥退结党附和的媒介，那么伟大的教化就会流通四方，天下各地都可成为法则。即使有稂莠，良田也不会容纳；即使有驽马，群骏马也一定会踢它。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赏赐不能起到劝勉作用，什么摧折不能使人屈服，什么决断不能实行，什么阻塞不能止息呢？那么，伊尹、周公旦的功绩也不值得作为准则，三代五帝的教化也不足以称道了。上天生育众民，使万物各有形体、各有法则。尧舜时代并非人人贤能，桀纣时代也并非人人愚昧。禹、皋陶得到任用，天下不仁的人就被感化；崇侯、妇人、宦官得到进用，天下不仁的人就跟着仿效。所以放置肉酱便生出蚋虫，施放饵食便聚来鱼类，质地受到染色便发生变化，虫受诅祝便变得相似。这就是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机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我处在下位，并不敢以讥刺为乐，只是祸患正在危及在位者。我确实知道邪正的机微是治乱的根源，所以不敢不加辨别。《将难论》【髙岱】

译承担天下最重大责任的人，没有谁比将领更重要；处在天下最艰难位置的人，也没有谁比将领更艰难。将领的难处，不是将领之才难以得到。人才难得，这是君主的难处，不是将领的难处；也不是害怕兵器凶险、忧虑战争危急。害怕兵事、忧虑战争，是平庸将领的难处，不是有才将领的难处。贤能将领的难处，在于使自己的权势得到施行。什么叫权势施行的难处？在于制约他的人有过错。军队，是杀人的人；战争，是杀人的事。聚集杀人的人，每天练习杀人的事情，不是勇猛强悍、刚劲果决的人不能做到；而勇猛强悍、刚劲果决的人，又不能用文法束缚拘禁。君主任用将领和将领统率士兵，原则相同，都应当激励他们无所畏惧的心，激发他们敢于作为的气势。即使想防范、羁绊他们，也只能暗中控制关键环节，默默掌握细微权力，不能制定太多法令来束缚他们。如今任用将领的人，难道还没有讲明这个道理吗？古人称善于任用将领的，莫过于汉高帝。汉高帝手下的将领中，没有谁比韩信更出色。然而皇帝任用韩信时，隆重地筑坛拜将，授予他上将的符节。当时没有听说设置监军使，也没有听说设置统制主帅，也没有听说设置参谋职位，更没有听说有文书簿册来稽核。韩信请求兵员，就给他兵员；请求封王，就让他封王。胜利了不要求他献捷，失败了也不责令他认罪，只要求他完成后续任务、追究他的成效。因此韩信能够竭尽才能和力量，开拓数千里土地。如今任用将领的人，有谁能像这样吗？如今所谓总制、提督之类的臣子，并不是将领，而是用来监视将领的。将领，本应亲自掌握旗鼓、身临战阵。如今的将领，难道不艰难吗？上有统帅管辖，下有宪臣纠察；发放粮饷有专使，记录功劳有专官。将领见到这些人，地位尊贵的长跪在庭前拜谒，次等的侧着脚在旁边疾走，屏住呼吸而不敢说话，弯着腰而不敢伸展。哪里还能有像周亚夫在天子面前长揖那样的情形？若有这样的人，反而被认为跋扈不恭。那些鹰扬般的才干、彪虎般的勇士，怎么受得了这种待遇呢？不过，这还只是说礼制造成的困难。天子必然有自己特别信任的将领，将军也必然有自己亲信的士卒。亲信士卒靠什么？就是用财物收买他们。精锐士卒未必都是廉洁正义的人，大多是豪侠、贪纵之徒，如古代刺客一类；他们见到利益，便以生命相许；受到恩惠，便以性命报答。这样的人非厚重赏赐不能收买。将领有多余资财，可以多多收买死士，因此能够倡导三军的勇气，取得陷阵的功劳。如今即使进出一金，也必须有记录和查验；一个士卒的粮饷，也必须核查实数；大臣巡视边疆，有宪臣随行考察。地方上又要搜求剩余利益，计算盈余，一丝一毫也不遗漏，还自以为是在记录功劳。前面已经这样，后来只会更加厉害；那么边将又哪里有余财去招致众多死士呢？这就是拔掉犀牛、猛虎的牙角，剪掉鹰扬之鸟的爪羽，怎么还指望它惊惧野兽、搏击禽鸟呢？难道不知道李牧驻守边地时，市租不上缴，关闭城门犒享士卒，每天耗费牛和酒，这些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不过，这还只是说勇士的困难。两军已经接近，旗鼓相当，士卒冒着百死一生去摧毁强敌，侥幸斩获首级、俘虏敌人，这也是拿自身性命去换取的。将领在阵前看见他们立功，不超过时限就给以赏赐；然而将领又不能自行决定。还要让人裹着粮食奔走数百里把功劳报上去，统帅也不能自行决定。献给记录功劳的官员后，记录功劳的官员又不亲自查验，而是交给所属官吏；士卒奔走于道路之间，在官府门前等候，在庭台之前趋走伏拜，最后由吏胥一句话决定。那些人都是像猪一样横冲直撞的武夫，怎么能让他们辛苦奔波、因拖延而愤怒，还责骂他们欺骗蒙蔽呢？士卒即使精锐，又怎么能从中得到便利而杀敌呢？这还只是说士卒的困难。攻战进取必定有期限，破坏胜败形势必定有利害关系，斩获首级的多少必定有文书记录，行阵中的左证必定有姓名。血战之后，还来不及救助危急、扶护伤员，将领就要急忙呼叫吏士，催促办理文书。身披甲胄的人不熟悉刀笔，一旦有差错，双方就相互查核，甲乙互相裁决，随即用文法来绳治主将。还没有记录他克敌的功劳，却先追究他欺骗蒙蔽的罪过。唉！武夫在战马旁满身血污，文吏却在簿书上指摘；死士在强敌阵地反复战斗，宽衣大袖的文人却在官署中高谈阔论。即使有克敌制胜的谋略、报效国家的忠心，又有多少人不会因此受到摧折而后悔怨恨呢？这就是魏尚所受的羞辱、周勃所感的恐惧、李广甘愿自刎的惨痛、少卿忍受投降敌国的羞耻，却都无法忍受面对执掌文法的官吏。唉！虎豹般雄健的人，却责令他们低头接受羁绊；隼鹘般强悍的人，却约束他们收敛羽翼、进入樊笼。即使黄帝也不能真正得到这样的将领，即使穰苴也不能要求这样的士卒。一定要羁绊他们，他们就只能成为马牛；一定要把他们关进樊笼，他们就只能成为雏鸭。还要将领有什么用呢？这些都是制约者的过错，也是将领之所以艰难的原因。所以自古以来，承平时代很少有人建立荡平天下的功业，而在颠沛危乱的时期，往往显现骁勇雄杰的谋略。难道豪杰大多出生在乱世吗？大抵是承平时期被繁多的条例束缚，颠沛危乱时期则无暇顾及文法上的琐碎细节。渔阳的战鼓正震响时，二十四郡竟没有一座坚固的城池；完颜毁约南下时，军队渡过黄河却如同走平地。当时地势难道没有像巡远、李郭那样的人才，或张、韩、刘、岳那样的将领吗？只是被束缚了手脚，又以承担责任为耻；被文书牵制，不能追究实际施行。等到国家颠沛流离，把军队交给他们而不限制其权柄，这几个人也就都显露出非凡才干了。国家遭遇既成的变故，边境一片荡然；后来于谦建立社稷功勋，石亨施展摧陷敌人的谋略，也并不是异代才出现的人才。假如用太平时代的法律来约束他们，那么各位将领连挽救过失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有成功呢？有人说：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权柄倒持的祸患，消除尾大不掉的忧虑。这种考虑就过头了。古书说：“怀疑一个人，就不要任用他；任用了一个人，就不要怀疑他。” 所以，应当在委任任用的开始严格选择将领，而不应在任用之后设置过多的监视和制约。唉！没有陈平的谋略，蒯通不能改变韩信的志向；没有卢杞的谗言，朱泚哪里能够联合怀光的军队？黥布反叛汉朝，藩镇反叛唐朝，并不是因为监视制约少、文书稽核疏略。即使一定要过分加强防范，也不过如我所说的，暗中控制关键环节，默默掌握细微权力罢了。何至于像如今这样琐碎呢？假如他们真的想反叛，难道这些琐碎措施就能制止他们吗？《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夏言】

译善于驾驭的人，必定有所放任。所以君主的权力无所不管，但有时也有所不管；臣子的道义在于无所敢专擅，但有时也必须专擅。将领尤其应当如此。况且三军是国家的太阿之剑，把它交给别人掌握，怎么可以不加以控制呢？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怀疑就不要用，任用了就不再怀疑。何况军队掌握着百姓的生命，是国家安危所系；越是慎重对待，就越应当让将领专任；任用越专，放手就应越多。这正是将军施展才能的时机，怎么可以制约他呢？时机不能制约，那么我就以放任作为驾驭；放任不能没有常法，那么必定另有可以制约它的东西。因此孙子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从旁牵制，就能取胜。”读者不明察，便以为贤主任用将领，只是不加干预罢了，却不知道“不干预”这一说法，是贤主施用于有才能的将领的，不能概括施用于其他将领。将领有才能，然后可以不加干预；没有才能，我就要驾驭他。这样看来，统率士兵的权力常在将领，任用将领的权力常在君主。君主管制的事情重大，而不管制的事情较小，所以君将一心，三军同力，取胜不是理所当然吗？世上替君主谋划的人说：“掌握大军就像端着一盘水，稍微俯仰倾斜，水就会流失；一旦发生差错，想要止住也不可能。” 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呢？况且士兵多了，就有根基薄弱的忧患；张弛权力专擅，就有尾大不掉的忧虑；功勋声名盛大，就担心难以制约；统辖时间长久，就害怕难以收回权力。刁间爱重贵奴，便把全部资财交给他，来谋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但他拿着筹码计算，必定要使盈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才能让豪奴自由施展并竭尽其力。何况把千百万的军队交给将领，派到千百里之外，难道可以没有可控制的办法吗？所以替君主谋划的人，主张总在于控制，这确实是善谋和忠计。替将领谋划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说：“将领贵在专掌威权，军队贵在随机应变。”掌握三军的号令，却要在军中接受朝廷命令，权力就不能专一；处置一时的利害，却要在千里之外由朝廷决定谋划，就会失去应变的机会。因此明君必定借给将领建立威势的权力，并给他随机制变的便利。当世君主不通达这个道理，一概用钳制束缚的办法对待将领，于是出现荀林父在邲郊败绩、李广在绝塞自刎、子仪失去相州战机、曹彬损害北伐威势的事情，这正是忠臣志士为之扼腕叹息的原因。这样控制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替将领谋划的人，主张总在于不加控制，这才是善谋和忠计。孙子是大将，却持守不加控制的主张，不能用来完全通达君主之道。即便如此，孙子确实说过：“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牵制，就能取胜。”这不是说凡是将领都应当不加干预，也不是说凡是不加干预都能取胜。所以要知道，明主的权力从来没有不交给别人，但也从来没有轻率地交给别人。他把将领能够做的事交给他，对将领不能做的事则吝惜授权，这就是驾驭将领的方法。至于什么叫有才能，哪里是容易说清的！能够冲锋陷阵、攻破关隘的人，如果沉着坚毅方面有所不足，不能算有才能；智谋策略集中汇聚的人，如果勇敢决断方面有所不及，不能算有才能；智勇超出众人的人，如果根本上的忠义不坚定，也不能算有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才能有所偏失，他的志向也有可能被夺取。因此任用将领的人，要用五种才能来试验他，用五种谨慎来约束他，用十种过失来观察他，用八种征验来考核他；这样，将领才算真正有才能。于是有君主避开正殿召见的礼遇，有告庙的仪式，有登坛拜将，有分授阃外之任，都是为了尊崇有才能的将领。君主拿着斧头授给将领斧柄，说：从这里向上直到天上的事，将军都可以决定；又拿着大钺授给他钺刃，说：从这里向下直到深渊的事，将军都可以决定。这些都是为了让有才能的将领拥有专断权。所以，战与守有不同的用法，不要扰乱他的机宜；兵力多寡有不同的适宜，不要规定死兵数；迟与速有不同的效果，不要责求固定期限；破坏敌军、赏赐将士都应灵活施行，不要追问钱物的出入。不要因为满庭众人的议论而妨碍帷幄中的秘密谋划，不要因为悬测亿万的言论而混淆临机决断的定计。这些都是为了使有才能的将领获得宽广的施展空间。鼙鼓、金铎的声音传来时，耳朵有听不见的地方，并不是堵塞耳目，而是怕言语太多扰乱听觉；旌旗、麾帜陈列时，眼睛有看不见的地方，并不是蒙蔽视线，而是怕指挥太多扰乱观察。这些都是为了使有才能的将领获得信任。正因为如此，将领的权力统一；将领权力统一，所以向上足以仰赖君主；向上足以仰赖君主，所以向下便可以任用部众。因此，上面没有凌驾于他之上的天，下面没有牵制他的地，后面没有需要顾虑的君主，前面没有需要畏惧的敌人。各种事物一到面前就由他处理，一到面前就由他发布命令；事情顺着纵向就沿纵向处理，顺着横向就沿横向处理，全由我裁决，不再顾虑其他。这就使将领没有疑惑，谋略最终没有二心，号令出口没有反复，事情不必反复试探。军队一出动，四方夷族就震慑；白刃还没有完全拔出，天下便已服从。人们看见他谋划、控制得无所不强，安定正直而达到八方，便以为这是将领的功劳，却不知道君主本来有意放手让他施行；看见君主这样放手，也不知道将领本来有才能担当这种放手。古人称善于任用将领的，莫过于汉高帝、光武帝。汉高帝对于韩信，请求兵员便给兵员，请求封王便封王，从未听说另行规定一方策略、另立一套谋议。冯异在关中专断行事，光武帝却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君臣如父子般的情谊，诚恳真挚地发自至诚。那两位将领，怎么能不竭尽智慧和力量，报答国士相待的恩遇，奔赴建立功名的机会呢？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绛侯、灌婴等诸公，皇帝从未派他们独自统率军队；即使有时特意派遣，也从未不接受既定谋划，唯独对韩信不加牵制，是因为韩信确实有才能。东汉的诸将往往都合乎规矩，归于节制，没有飞扬跋扈的姿态，却有平定祸乱的谋略；光武帝不加牵制，本来就是适宜的。所谓“御”，是用驾驭马来作比喻。难以驾驭、会冲撞车驾的马，不能解开它的羁绊；一旦解开，就无法控制。假如有骐骥，一天能跑千里，却命令它套上重重缰络，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用驾驭普通马的方法驾驭骐骥，不能指望它一定达到目的；用驾驭普通将领的方法驾驭有才能的将领，也不能要求他建立功业。关键只在于君主能辨别他是否有才能罢了。我唯独奇怪世上那些荒谬平庸的人，凭借自己无能的本领，却反过来要求君主遵守不加牵制的礼法。跛鳖蹒跚而行，谁会去羁绊它呢？既然拿驾驭和驾车作借口，为什么不回头看看自己有没有才能呢？这并不是奇异的道理、特殊的议论，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齐桓公任用管仲，有人请求向他请示政事。齐桓公第一次说“仲父”，第二次仍说“仲父”。那人说：“您难道连耳朵和眼睛也交给他了吗？”齐桓公说：“我既然已经得到仲父，又再用耳目去监视他，那么用耳目监视人就永远不会停止。” 这也是有才能便不加牵制的道理。既然任用人才都应如此，那么任用将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皇明土官志论》【郑晓】

译土官原来隶属于吏部验封司，洪武三十年，凡是掌管土兵的人改隶兵部。洪武年间，土官没有儿子时，其女婿和妻子都可以承袭。永乐年间，承袭替代者的文书即使出自十年前也听凭办理；不过他们都要跋涉万里到朝廷，还要进献马匹和土产，请求任命极其谨慎。天顺八年三月，皇帝为西宫上徽号，才允许土官缴送呈文，接受勘验奏报以及冠服。于是没有中间使者约束，土官便任意施行威福；虽然托言羁縻，实际上终于开启了骄横强悍的渐变。成化十五年，又有缴纳粮食以备赈济的命令，于是经常性的制度日益卑下，谋求取利的办法也越来越鄙陋。孝宗末年，皇帝发愤整顿改革，到正德年间又旋即毁坏废弛。嘉靖九年间，皇帝斟酌情理，曲为制定条约，稍稍恢复了祖宗旧制。如今考察府、州、县的正贰官、幕属、巡检、驿传等，共三百六十处，隶属验封司；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共一百三十二处，隶属武选司。隶属验封司的，都受布政司管辖；隶属武选司的，有的受都指挥使司管辖。文武相互维系，机要权力寄寓其中，大事小事彼此相关，犹如掌指之间容易运转。近年来，镇抚、巡部等臣下上奏建言日益烦多，变更纷乱已极，任凭聪明而自作主张，宪典也渐被遗忘了。云南本是边徼之外的地方，明朝初年元朝残余势力窃据其地；戊甲年开创基业时，声教仍受到阻隔。王祎秉持大义捐躯，傅友德以及沐氏父子兄弟以威势平定、以恩惠安抚，梅思祖、张紞相继承担藩屏之任，平定徭役、均衡赋税，强悍的土酋势力才稍有开通。不过当地人剽悍，朝廷不得已顺应当地习俗施政，任命其酋长为官，逐渐表示安抚收辑。元江、永宁、镇沅、孟良、景东最为强横，镇南、蒙化、顺宁、沾益稍弱，但都反复无常，调处十分困难。各甸相互约束控制，腾冲各部又伺机窥伺窃取；不久得以平定，大概是因为麓川消耗虚弱，中原对孟养的奸宄曲意顺从，正统年间以来反复更加严重。何况任用非人，毁坏法令而好货利，湖南、滇北将有阻隔不通的忧患。到了谋求马湖、建昌、川陆、逵道的办法，也已经晚了。贵州本是西南的罗施鬼国，明朝初年霭翠、宋钦归附，于是让他们世代为官。那里山势险峭、土地贫瘠，夷人性情狡猾诡诈，分隶四川、湖广和云南。永乐癸巳年开始设立三司，当时顾成以威势和恩惠处理得当，土民稍稍称为驯顺。其地相互连接，正当交通要冲；它牵制四方，从泗城向北窥伺永宁、芒部，向南侵扰毕节，向西从播州以外突袭普凯，内部又因互相谗构而溃乱，喜欢制造祸乱、崇尚用兵，每发生一次阻隔，滇南便中断。由此可知，把它们分割开来、分别隶属三处，使强大的地域彼此牵制，不能说不是一种策略。湖广的土官都占据湖南古代巫黔中一带的土地，□中错杂，辰州、常德以外又连接四川、贵州，溪洞险深，难以扰乱却容易发生祸乱。彭氏富强，足以雄视威胁他方。各司从宋代直到现在，构结党羽日益广泛，骄横益发坚固。国家稍有征讨，他们就动辄议论调发军队；军队经过之处残破不堪，比大盗造成的惨害还严重，官府却无人敢过问。嘉靖年间，王守仁讨伐岑氏时，湖广按察司佥事汪溱统御严整，很称得上收敛，因此顺靖之祸并不只是湘楚之患；永宝的忧患，难道会有苗蛮吗？广西处在岭南西部，土地贫瘠，百姓强悍，与东部地区尤其不同。各苗族的巢穴盘绕其中，左边连接贵州，右边连接郁林；荔浦东西残破得无法形容。大藤峡深险尤其严重，成化年间诛除极其惨烈，近来又跨江依山出没劫掠，西宁、梧州、藤县各地的孱弱士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以北六洞成为祸患，便向北连接武冈；柳州、庆远以西八寨仍然存在，便向东通往怀远府江。上下各处有一半成为夷人的巢穴，盗寇侵扰没有一天停止。至于右江岑氏的猛贼虽然已经诛除，余党仍在；王、卢再次叛乱，思州、田州更加势强。姚镆征剿则滥用兵力，王守仁安抚又招致侮慢，恐怕几年之间还要再次烦劳经略了。四川山地环抱剑门栈道，水道锁住瞿塘峡，山川如衣襟衣带般拥束，足以称为天然险要。只是乌蛮阻隔东南，向西蔓延抵达番族聚居之地；想使他们驯顺，就在于调停和安抚。龙州是松播的咽喉，常常阻断我方粮道。乌蒙、乌撒、芒部各府，虽然仰赖我方鼻息而存，但它们内部的党羽日益坚固，屡屡制造间隙和叛乱；凭借唇齿相依的形势，它们得以挟制并扰乱我方叙州、泸州之间，应当掌握时机和权力，离间并收服它们的同党。至于碉门远远牵连各番部，播州又从旁通达四省，正是所谓与蜀地盛衰相关的地方。评论说：明朝兴起，平定四海，凡西南蛮、僰、徭、獞等地，西起巴东、牂牁，抵达湘楚，包围连接湖广与岭南，向东转而向南，南至海上，又向东跨越百粤三江。大的部族兼并占据相连的城池，小的部族凭借深山密箐自保；即使稍稍接受约束，也不过在于羁縻而已。然而一旦兵力稍强，便时而叛乱、时而归顺；如果功劳赏赐过分滥施，安抚怀柔失去策略，宏大的谋略便会陷入困窘，狡猾的巢穴反而更加深固。何况土地广大、官位高显，擅取利益而习于用兵，人口日益繁多，财货日益丰厚；用欺诈使谋略成功，用罪过以功劳抵消，忧患逐渐酿成祸乱，轻蔑玩弄中原，不能说没有危险。唉！夏代典制所说的要荒之地，周官所说的藩镇，大抵都是顺应民情、因循习俗；横渡海洋、降服波涛，越过湟水、隔绝山岭，疆域逐渐开拓，教化治理最终却仍然阻塞。由此才知道，上天的德行没有私心，王道却有一定限度；开拓国土不如安抚人民，曲意防范反而困窘于宽广的度量。假如这些异类部族自己能够获得温饱，中华不受他们荼毒，我又还有什么要求呢？只是官吏喜欢积聚财物，政务多有松弛；有的远避嫌疑以自我标榜清白，有的追求胜利而喜好功名，于是侵犯警报日益传来，军队屡次出动，法网疏漏、纲纪衰颓，内外一同困顿。如今想要收束总揽长远策略，以谋求长久安定，必须确定疆界、增强防守；理顺关系，那么邻近部族就不会争斗；预先说明嫡子和庶子的名分，那么宗子与庶子自然会安定。世代承袭之际，应当按时核查文书，钱粮输纳一概停止催报。还要督促将帅整治武备，在朝廷修明文德，这样狡猾作乱的忧患就会少了。《仇香化陈元论》【李攀龙】

译感慨自从汉室纲纪败坏、德化不能振兴以来，权奸放纵自己的羽翼，贪暴之徒肆意伸展鳞甲，百姓生活在这样的世道，仿佛处在猛虎般的苛暴统治下，一年到头没有安宁之日。唉！天下百姓，为什么这样不幸呢？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立下君主，让君主负责抚养治理；又担心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置臣子代替君主治理。身居这种职务的人，难道不应想一想：百姓生活极其艰难，百姓性命极其重要，千万不要施行严刑峻法来向百姓征求怨恨。于是就应当为他们阐明伦理，为他们增长恩爱，使他们在教化之国的恩泽中自由欢舞；如果有顽劣不灵、安逸懒散而接近禽兽，制造不祥、在家庭中横行的人，也要逐渐熏陶改变他们。唉！一定这样做，才算体察上天爱民的心意，也无愧于代替君主管理百姓的责任。我曾观察仇香任蒲亭长时，陈元没有受罚却被感化；这究竟修养了什么、经营了什么呢？仇香对奂说：“鹰鹯不如鸾凤。”由此可知，仇香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是有根本所在的。汉朝皇统衰败，从质帝到桓帝，驾驭国家的人放开了缰绳，马匹松弛了嚼子；居于帷幄、掌握国柄的人，显赫地佩戴着豸豹纹饰，果真能替汉天子在御路上鸣响和鸾吗？分封邦国、佩带玺绶的人，昂然穿着鹭鹭般的服饰，果真能替汉天子为百姓树立爵位、聚集贤能吗？他们每天用鹰鹯般的刑罚威势督责天下，天下人也被笼罩在刑罚威势之中，把它看作鹰鹯的攻击，凛然不敢触犯。唯独仇香用鸾凤般的治理来治理百姓，难道没有他的见识吗？他看见百姓虽然极其愚昧，但即使是掘土埋尸、屠狗为业的人，性情极其凶悍而无所顾忌，也未必没有哺育子女的念头；只是没有教导，善念就不会兴起；没有触动，善心就不会发动。我教导他们，使善念兴起；我触动他们，使善心发动；他们便怀有一家人、母子之间的爱，并乐于接受我在上位者所施的宽厚德政，就像凤凰看见有德之人的光辉而降临，人们无不庆贺美好祥瑞的到来。因此陈元在仇香还没有担任蒲亭长时，能够放纵不孝；等到仇香担任蒲亭长以后，却不能再放纵。这实在是因为鸾凤般的治理使他的内心受到激发。否则，一个数十年不改过的元恶，怎么能在一天之内改变打算，难道是区区崇尚刑法的人所能改变的吗？所以实行鹰鹯般的治理，可以改变百姓表面的行为，却不能改变百姓的内心；实行鸾凤般的治理，可以惩罚百姓作恶，也可以劝导百姓行善。拿这两者比较，谁得谁失呢？小人独处时作恶，见到君子以后才收敛厌弃，难道是君子有刑罚威势可以制约他，所以小人才消沉闭藏起来吗？确实如此。他所做的不善，在与君子相对时感到羞耻，正是因为羞耻，所以一定会想办法停止它。陈元的不孝，正属于独处时作恶一类。如果没有怀有鸾凤之德的君子，却只想用鹰鹯般的威势攻击他，那他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醒悟呢？这就是仇香感化陈元，并不是缺少鹰鹯般治理的意志，而是想着使他自己归附鸾凤，所以不采用那种办法。陈元一家受到仇香德化，笃行孝慈，于是这种孝慈从这里传扬开来；最终教化达到全县，蒲亭到处都是孝慈之人。由孝慈推而广之，兄弟之间有恩爱，就像鹡鸰在原野上相互呼应；夫妻之间有区别，就像关关鸣叫的雎鸠；朋友之间有信用，就像鸟儿嘤嘤相和。感化一个人，蒲亭就受到感化；激发一个人，五伦就得到彰明。谁能说鹰鹯般的治理可以和鸾凤般的治理相提并论呢？唉！宠有接受一钱的故事，寛有示以蒲鞭的故事，彪有被称为贾父的美名，香有鸾凤般治理的志向。这几个人，他们的功勋在汉代的郡邑，他们的德泽在汉代的官吏百姓中；他们的姓氏被载入循吏的篇章，难道是虚妄的吗？唉！有了循吏却没有明君，即使宠、寛、彪、香这些人传播德泽，贪婪残暴的人也会像乌鸦聚集一样聚集起来，伸爪张牙地搏击吞噬百姓；百姓又将怎么办呢？这就像孤凤在群枭之中鸣叫，怎么能够胜过恶声的争斗呢？再严重一些的情况是，梁冀虽然被诛除，五侯的势力却仍然炽盛，这就像先拒绝了老虎，后来却放进了狼。更严重的是，受宠的宦官作威作福，名贤却被禁锢，这就像修筑了让鸱鸟栖息的巢穴，却毁掉了凤凰的巢。最终连雌雄都无法分辨，而权柄落入虎视眈眈之人的手中，就像鸟雀害怕风多一样。它们离开高大的树木，改在细弱的枝条上筑巢，还自以为得到了安稳的处所。大人经过这里，就探取它们的雏鸟；婴儿经过这里，就挑取它们的鸟蛋。因此，汉桓帝、汉灵帝治理天下，难道就是像鸟雀治理巢穴那样吗？《图事论》【屠隆】纵观古今谋划事情却没有成功的，大多是因为谋略泄露于不严密，事情败坏于轻率行动，祸患形成于少有决断，事变因过于苛刻而激化，智谋迟缓于未能抢先下手，祸患产生于有所忽视。谋略不严密，事情尚未成功便先泄露，使别人得以防备；我的计划尚未施行，对方的谋划却先已发动，这是第一点。天下的事情，必须衡量敌我双方，审察才能和力量，考察事情的时机，然后谋划才不轻易发动，发动了就一定击中目标。如果力量不能胜过对方，时机尚未成熟，却轻率地想一逞强，便是自取失败的道路，这是第二点。乘着时机、遭逢机会，转手之间便可改变祸福，呼吸之间便关乎存亡，应当像迅雷激发、飞箭射出一样，使人来不及防备；一旦举事成功，却又狐疑犹豫，应当决断时不能决断，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对方反而制住了我，这是第三点。诛讨罪人，法律只应加于有罪之人，刑罚应当首先施于首恶；以威势铲除奸邪，以恩德广施而解除禁网，这样事情的体制安定，人心也安定。如果牵连株连、蔓延查引，像割草搜鸟一样，非要全部消灭之后才肯进食，那么陷入穷途的野兽就会反过来搏斗，天下的变乱往往因此被激成，这是第四点。有时有权势可以借用，有人才可以驱使，我却不能先占据相应的位置，反而被敌人取得并加以利用，而我只能束手等死，这是第五点。功成事定之日，还应当考虑后续的防患，永远谋划长久的良策；却说大事已经定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做，于是高枕无忧、放纵心意，意气盈满、志得意满，不再设置防备，结果意料之外的变故突然从身边发生，使先前的功业全部丧失，一旦跌倒便无法挽救，这是第六点。历观古今谋划事情没有成功，或者已经成功却很快失败的，没有不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当事之人，难道不应当谨慎吗？《都论》【郭子章】

译古今论说地势险要的都城，说到秦地和洛阳，而洛阳不如秦地。这是从汉代以来这样说的。娄敬劝汉高祖说：“洛阳居天下中央，有德就容易兴盛，无德就容易灭亡。”秦地山岭环绕、黄河依傍，四面都有险塞作为坚固屏障。考察秦地的旧址，它正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控制着它的后背。张良说：“洛阳四面受敌，不是适合用武力建国的地方。”关中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连接陇地、蜀地，三面有险阻，容易守卫。娄敬以此劝汉高祖，汉高祖最终定都关中二百年。后来王莽篡位，宋太祖想把都城迁到长安，晋王劝谏说：“关键在德，不在险。”宋太祖说：“我将向西迁徙，是想据有山河的险胜，并且裁减多余的军队。”后来定都汴京不到一百年，天下百姓的财力就耗尽了。宋朝最终定都汴京，一百五十年后徽宗、钦宗被俘北去。议论的人说洛阳不如秦地，似乎是对的。不过，辟雍的诗说：“考察占卜，王决定居处，就把镐京作为都城；龟兆认为正当，武王使它成为现实。”那么周朝定都镐京，也是经过占卜的。《周书》说：“我占卜黄河以北的黎水，后来又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只有洛邑适宜；我又占卜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只有洛邑适宜。”那么周朝定都洛邑，也同样经过占卜。周朝占卜定都镐京以后，西方、东方、南方、北方没有不服从的，却又孜孜不倦地经营洛邑，难道是预先知道子孙一定要向东迁徙吗？镐京距离秦地并不远，既然当时如此，为什么不占卜秦地而占卜洛邑呢？舍弃秦地而经营洛邑，周公并不是没有见识，也不只是专门依靠德行罢了。周朝享国八百年，定都洛邑五百年，难道洛邑的王气有时反而超过镐京和秦地吗？不只是周朝，定都秦地的西汉有二百多年，唐朝有二百八十年；秦、隋都传了两代便灭亡，它们国运长短的数目可以看到了。定都洛邑的，东汉一百九十五年，魏晋一百年；唐末迁都洛邑直到宋代靖康年间，在汴京、洛阳之间共二百二十年；拓跋氏、完颜氏又有一百年，它们国运长短的数目也可以看到了。那么洛邑为什么不如秦地呢？秦地是天下的头部，洛邑是天下的腹部。头部在形体上尊贵，而腹部容量广大；二者都可以作为都城。明朝兴起后定都金陵，好像是镇守六朝旧都。洪武初年营建汴京作为北京，这也符合周公的意思。洪武末年，太子东宫营建秦地，这也符合娄敬、张良、宋太祖的意思，但最终没有实现，难道是上天将把它留给燕地吗？成祖营建燕京时，当时台谏官交相进言说不便，主事萧仪说得尤其严厉。难道不是因为燕京是金、元的旧都，不是中原的都城吗？难道不是因为金朝国运只有一百年，元朝国运不满一百年，不适合建都吗？大概是没有了解成祖的心意所在。成祖说：“迁都北平，是我同大臣秘密筹划了几个月之后才实行的。现在那些秘密筹划的内容，你们当然不能听到。凭我的愚见推测，理由有四条。第一，燕地并不是从金、元才开始成为都城的。周朝把它封给召公，召公传给丹喜，历经四十三代、九百多年，时间甚至超过周朝享国的年数，适合迁都，这是第一条。古代享国长久的，没有不迁都的。商朝起初都于亳，后来迁至耿，又迁至相；周朝起初都于镐，后来迁至洛；汉、唐起初都于秦地，后来迁至洛邑；宋朝起初都于汴京，后来迁至临安。但这些迁都都是因为遭遇战争、受到强寇祸害，不得已之后才离开。所以靖难之后顺势迁都，也是为子孙长久谋划，这是第二条。西汉从汉中兴起而定都秦地，东汉从南阳兴起而定都洛邑；唐朝从太原兴起而定都秦地，宋朝从宋州兴起而定都汴京；元朝从开平兴起而定都燕地。明太祖从凤阳兴起而定都吴地，成祖说：‘我从燕地兴起，就把都城定在燕地。’这是第三条。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北方蕃族更猛烈的。我让子孙亲自承担这种祸患，希望四海豪杰像车轮辐条一样会聚到都城，足以同蕃族抗衡，这是第四条。成祖的秘密筹划，或许不超出这四点。那些书生的见识，哪里足以理解英雄的谋略呢？不过，蕃族盗寇只隔着一道边墙，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突袭，都可以作为鉴戒。” 漕运河道不过像一条衣带那么宽，元人的海运制度、托克托关于水田的建议，都应当加以研究。如果军队足以制服敌人，粮食足以自我固守，那么太行山、易水之间就是国家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居所。又何必再问秦地和洛邑哪一个更雄强呢？《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 （明）贺复征编 ○论二十九【文论】《魏文帝典论》

译论文人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才力大致相当，而班固却轻视傅毅。班固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因为擅长写文章，做了兰台令史，可是一落笔就不能停止。人往往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样样擅长，所以各人都拿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乡里俗语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把它看得值千金。’这就是不能看清自己的毛病。”如今的文人，有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个人，对于学问没有遗漏，对于文辞没有借助外物，全都像在千里原野上纵情驰骋骏马，昂首并驾齐驱；要让他们彼此真正心服，也确实很难。君子能够审察自己并衡量别人，所以能免除这种弊病，于是作了这篇论文。王粲长于词赋，徐干有时带有齐地文风，但也足以匹敌王粲。像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即使张衡、蔡邕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们的其他文章就不能都达到这个水平。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是当今文章中的俊秀之作。应玚的文章温和却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却不够严密。孔融的文气高妙，有过人之处，但不能坚持自己的论点，事理常常不如文辞，甚至夹杂着嘲讽戏谑。至于他擅长的文章，可以和杨雄、班固相匹敌。一般人往往重远方而轻近处，趋向名声而背弃实际，又担心不能看清自己，便以为自己已经贤能。文章虽然根本相同而末流各异，大概奏议应当典雅，书信、论说应当讲理，铭文、诔文崇尚真实，诗赋追求华丽。这四类体裁不同，所以能写好的往往各有所长。只有通才才能兼备各种体裁。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之别，各自有其本体，不是靠勉强就能得到的。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也按同样的法度，但演奏时气息有齐有不齐，技巧有巧有拙，即使是父兄，也不能把这种差异转移给子弟。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可以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终有尽头，荣华欢乐也只止于自身，这两者都有必然的终期，远不如文章能够无穷流传。因此古代作者把自身寄托于笔墨，在篇章典籍中表达心意，不借助优秀史官的文辞，也不依靠飞黄腾达的权势，声名自然传到后世。所以周文王被拘禁时推演《周易》，周公旦显贵时制定礼制；不因为困厄而不去从事，也不因为安乐而更加忧思。正因为如此，古人把尺长的璧玉看轻，却把寸阴看重，是害怕时光流逝。而世人大多不能竭力奋进，贫贱时被饥寒所震慑，富贵时又沉溺于安逸享乐，于是只经营眼前的事务，丢弃了流传千年的功业。日月在上空流逝，身体容貌在下方衰老，忽然便同万物一起迁移变化，这正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痛。孔融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留下了著作，成就一家之言。《文章流别论》【晋挚虞】文章，是用来宣明上下之间的和乐，阐明人伦秩序，穷尽事理、发挥人的本性，从而探究万物应有规律的。君王恩泽流布，诗便兴起；功业完成，颂便兴起；德行功勋建立，铭便著作；嘉美之事结束，诔便汇集。掌管祝祷和史事的人陈述文辞，官员以箴言劝诫君王。《周礼》说太师掌管教授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叙述一国之事，联系一个人的根本，叫作“风”；叙述天下之事，表现四方风俗，叫作“雅”。颂，是赞美盛德并描绘其形貌；赋，是铺陈敷述的意思；比，是以同类事物作比喻的言辞；兴，是因有所感而发的言辞。后世作诗的很多，歌颂功德的称为“颂”，其余总称为“诗”。颂是诗中用来赞美的体裁。古代圣帝明王，功业完成、政治安定后，颂歌便兴起，于是在宗庙演奏，以告知鬼神。因此颂所赞美的，是圣王的德行。古人作诗，情感发于内心，却止于礼义。情感发出，要借助文辞来表现；礼义的旨意，要借助具体事情来阐明。所以有“赋”这种体裁，用来借助形象穷尽文辞，铺陈自己的志意。古诗中的赋，以情感义理为主，以事物类别为辅助；如今的赋，以铺写事物形貌为根本，以义理端正为辅助。以情感义理为主，语言就简省而文章有规范；以事物形貌为根本，语言就应合事物而文辞没有固定格式。文章繁简、文辞险易，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借用的形象过于夸大，就会同所比之类相距太远；选择的文辞过于壮丽，就会同所叙之事不相符合；辩说过于重视义理，就会同所表达的情感相违背；华丽铺陈过分，就会同真情相悖。这四种过失，会背离文章的大体并损害政教。因此司马迁删削司马相如浮夸的言说，扬雄厌恶辞人的赋华丽而淫靡。诗的流别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大多以四言为体，有时在四言之间杂有一句、两句，后世加以演变，才形成篇章。古诗中的三言，如《振振鹭》《鹭于飞》一类；五言，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一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一类；七言，如《交交黄鸟，止于桑》一类；九言，如《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一类。诗虽然以情感志意为根本，却以形成声韵为节制。因此，雅正声音的韵律以四言为正体，其他形式虽然具备曲折变化的体制，却不是诗的正体。《文章论》【唐李德裕】

译魏文帝《典论》说，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之别而各自有体，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然而气不能不贯通，气不贯通，即使有华美的辞藻，像串联珍珠、缀合美玉一样，也不能成为完整璞玉般的宝物。鼓荡文气，以气势雄壮为美；但气势不能不收束，不收束就会奔放流荡而忘记回返。这也像丝竹音乐繁密演奏，必定要有稀疏幽微的声音，听的人才会喜悦；听到像河流迅疾冲激的声音，也必定要有回旋曲折之处，观看的人才不会厌倦。从兄李翰常说：“文章像千军万马，风平雨止，却寂静得听不见人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近世的诰命文章，只有苏廷硕在叙事之外，还能自成文章，才力确实有余，用之不尽。沈休文专门把音韵看作关键，把声调轻重看作难处，文辞虽然十分工巧，旨意却没有达到更高远的境界。荆山之璧不能没有瑕疵，隋侯之珠不能没有斑点；文章旨意既然精妙，难道能因为音韵便视为弊病吗？这只能用来谈论文章格律之内的事情，不能用来谈论文辞之外的意蕴。比较他的师友，魏文帝已经同王粲、陈琳、应玚、刘桢讨论过了。江南文人只在五言诗方面精妙，所以沈休文长于音韵，却说自屈原以来这种秘诀从未被看见，岂不是严重诬蔑古人吗？古人文辞高妙，大概是因为语言精妙而适合表达情感，并不取决于音韵。意旨表达完毕便停止，有时篇章不拘泥于偶数，所以篇章没有固定曲调，文辞也少有累赘的句子。譬如音乐，古人的文辞如钟磬琴瑟，崇尚最高妙的声音；今人的文章如丝竹、鞞鼓，受到急促节拍的拘束，由此可知声律造成的弊病实在太严重了。世上有人非难文章，说：“文辞不能超出《风》《雅》，思想不能越过《离骚》，只是模仿古人，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我说：譬如日月，虽然自古以来始终可以看见，但光辉景象总是常新，这正是它们成为神妙之物的原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箴》，现在把它载录在这里：“文章这种东西，靠的是自然的灵气，恍恍惚惚而来，不假思索便到来；若只是抒写取巧地得到它，便会平淡无味；若雕琢藻饰，即使珍奇也不值得贵重。它就像未经雕琢的玉石，磨治成器后，奢侈之人还要用金玉翡翠镶嵌它；美好的质地既被雕饰，真正的宝物反而被弃置。这就是作文的大旨。” 《荀卿论》【宋苏轼】我曾经读《孔子世家》，观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没有不合乎规矩的地方；他不敢放纵地发表高深议论，说话一定称引先王。由此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道理茫茫无边，却并不遥远；浩大无涯，却并不深奥。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都共同知道的道理；而他所实行的，却是连圣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做到的。唉，这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如果做不到，至少也可以成为少犯过错的人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辩才、冉有的智慧，这三种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以做到而又可贵的才能。然而这三个人，常常不为孔子所喜爱。颜渊沉默不言，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似乎同普通人没有区别，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要只学习他说了些什么吗？也要观察他的意旨指向罢了。孔子认为后世一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学说，也一定有人会窃取他的学说来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异常而令人一时喜爱的议论，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原则不可改变。从前我曾奇怪李斯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书，大大改变古代圣王的法度，对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后来侍奉秦国的思想都出自荀卿，这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这个人，喜欢发表异说而不肯谦让，敢于提出高论而不顾忌。他的言论会使愚人惊骇，使小人高兴。子思、孟轲，是世人所称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自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是这样众多，仁人义士是这样繁多，荀卿却独自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的本性就是如此；尧、舜的仁德是伪装出来的。”由此看来，推想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傲慢无礼而又过分自许。李斯则只是比他更加严重罢了。小人做坏事，尚且一定有所顾忌。因此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彻底灭绝，以至后世无法考察；这是因为桀、纣还存有一些顾忌，不敢把一切都废除。李斯却独自奋发而不顾一切，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度，这也一定是有所依仗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过失，便把自己的愚昧当成是正确，认为古代圣王全都没有值得效法之处，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快意一时而发表这种议论，荀卿也不知道它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就一定会进一步抢劫。荀卿阐明王道，叙述礼乐，李斯却凭借他的学说扰乱天下；正是他的高谈异论有以激发了李斯。孔子、孟子的学说从未标新立异，可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那还何必寻求奇异之说呢？《庄周论》【王安石】

译世上评论庄子的人并不一致。学习儒学的人说：“庄子的书专门诋毁孔子，以便证明他的邪说。应当焚烧他的书，废除他的门徒，然后才可以。”这种说法的是非曲直本来不值得讨论。学习儒学的人就是这样说。喜好庄子学说的人却说：“庄子的德行，是不让万物扰乱自己的思虑，并且能够相信和实行自己的道。庄子并不是不知道仁义，而是认为仁义浅小，不值得实行。他并不是不知道礼乐，而是认为礼乐浅薄，不足以教化天下。所以老子说：‘大道失去之后才有德，德失去之后才有仁，仁失去之后才有义，义失去之后才有礼。’由此可知，庄子并非不通达仁义礼乐的意义。他认为仁义礼乐是道的末流，所以才轻视它们。”儒者的说法虽然有道理，却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喜好庄子言论的人固然知道阅读庄子的书，却也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从前圣王的恩泽到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枯竭。天下的风俗大肆变得诡诈，质朴也一同散失。即使当世的学士大夫，也没有知道尊重自己、轻视外物之道的人。于是他们抛弃礼义的传统，在利害争夺之间互相抢夺；趋向利益却不以为耻，丧失生命也不以为怨，逐渐浸染沉溺，终于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庄子对此感到忧虑，思考用自己的学说来纠正天下的弊病，使它归于正道。他的用心过于深远，认为仁义礼乐都不足以匡正这种弊病，所以把是非看作相同，把彼我看作平等，把利害合而为一；只要内心感到满足，便认为得道。这就是他用来纠正天下弊病的方法。既然已经用这种学说纠正弊病，又担心后世竟然把自己的学说当成实理，因而看不见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大体。于是他又在篇末伤心自解。所以他的文章说：“《诗》用来表达志意，《书》用来记述事情，《礼》用来说明行为，《乐》用来说明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说明名分。”由此看来，庄子难道不了解圣人吗？他又说：“譬如耳、目、鼻，古来各有所明，却不能彼此相通；正如百家众技都各有所长，可以凭借各自的用途来说明圣人的道理。圣人的完整之道在那一方面，而不在这一方面。”但他又把自己的书列在宋銒、慎到、墨翟、老聃这些人的行列中，都说他们是有所偏执而不完备、只通一端的学者。大概是想说明自己的言论是针对某种弊病而作，并不是大道的全部罢了。既然如此，庄子难道不是有意针对天下的弊病，而保存圣人的道吗？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和顺，都是对天下弊病有所矫正的。庄子运用自己的心志，也可以说是伯夷、柳下惠这两位圣人的一类了。然而，庄子的言论不得不被视为邪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矫正过了头。矫正弯曲，是希望它恢复正直；矫正过度，就又会回到弯曲。庄子自己也说：“墨子的用心是对的，墨子的行为却是错的。”推究庄子的用心来考察他的行为，那么他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后世读庄子的人，如果赞赏他著书的用心，却不赞同他著书中的具体学说，就可以说是善于读庄子了。这也是庄子希望后世读他书的人做到的。如今的读者，借庄子的名义来嘲弄儒者，说：“庄子的道广大啊，不是儒者所能达到、所能理解的！”他们不知道探求庄子的本意，反而把不同于儒学当作可贵，真可悲啊！《论文》【明苏伯衡】

译尉迟楚喜欢写文章，拜见空同子说：“请问文章有固定的体裁吗？”空同子说：“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易》中有像诗的篇章，诗中有像《书》的篇章，《书》中有像礼的篇章，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尉迟楚问：“有法则吗？”空同子说：“起初哪里有什么法则？《典》《谟》《训》《诰》、《国风》《雅》《颂》，起初哪里有什么法则？”尉迟楚问：“文章难吗，容易吗？”空同子说：“如果说它难，那么《诗经》三百篇大多出自普通男女；如果说它容易，那么能成一家之言的人，一代也没有几个。”尉迟楚问：“文章应当繁复还是简约？”空同子说：“不在繁复，也不在简约；描写情感、写状事物，关键在于文辞通达。文辞通达，二三句话也不嫌不足；文辞不通达，千百句话也不嫌有余。”尉迟楚问：“应当像什么？”空同子说：“像江湖一样，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它有源头。”空同子又问：“像琴的弦同管乐器的关系，像门轴同门户的关系，像将领同三军的关系，像腰和领同衣裳的关系，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有统摄作用。”空同子又问：“像布置军阵，像构筑住宅，像营建国都，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布置谨慎。”空同子又问：“像草木，根生树干，树干生枝，枝上生叶，叶上生花，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条理精密畅达，而且彼此都有依附。”空同子又问：“像人的手足十二经脉，分别有起点、出口、循行、注入和会合，为什么呢？” 空同子问：“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分支各有区别，而荣气、卫气能够流通。”空同子又问：“像天地一样，包容六合，却看不见边际，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气象深沉郁积。”空同子又问：“像海水涨满一样，波涛涌动，鱼龙张腾，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浩大广阔而奇诡怪异。”空同子又问：“像日月一样，早晚都能看见，却总令人喜悦，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光辉景象总是常新。”空同子又问：“像烟雾舒展、云霞铺开，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动荡而变化。”空同子又问：“像风雷奔流、雨雹聚集，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精神聚合而幽深会通。”空同子又问：“像重重树林、深邃山谷，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深远。”空同子又问：“像秋日天空、寒冷的水，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洁净。”空同子又问：“像大羹、玄酒，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意味隽永。”空同子又问：“像水流回旋、马匹奔驰，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回旋驰骋。”空同子又问：“像羊肠小道、鸟道，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萦回曲折。”空同子又问：“像孙武、吴起用兵，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奇兵、正兵相互生成。”空同子又问：“像常山之蛇，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首尾相互呼应。”空同子又问：“像父亲、老师面对儿弟，像孝子仁人侍奉双亲，像贤能正直的士大夫端正衣冠站立在宗庙朝廷，为什么呢？” 尉迟楚说：“因为端庄严肃、温和文雅、正大堂皇。像楚庄王发怒，像杞梁妻哭泣，像昆阳城之战，像公孙大娘舞剑，为什么呢？”空同子说：“因为激切、雄壮、顿挫有力。像粮食、布帛、精金、美玉，又像出水芙蓉，为什么呢？”尉迟楚说：“因为对世道有补益，不凭借磨砺雕琢。将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空同子说：“《易》《诗》《书》、三礼、《春秋》中所记载的，左丘明、子夏、公西赤所传述的，孟子、荀子、庄子、老子等人所著述的，早晨读，晚上读，朗诵它，体味它，学习它。”这样就可以得到它了。不过，这不是靠人力强求便能做到的。圣贤道德的光辉积聚在内心，再发散到外在，所以他们的言语虽不刻意文饰却自然有文采。譬如天地的化育、雨露的滋润，使万物的魂魄因此产生，花蔓、毛羽都达到人力不能造作的极致，哪一样不是自然形成的呢？所以学习圣人的道，圣人的言语便会不用刻意追求而自然达到；只学习圣人的言语，不仅得不到圣人的道，连所谓圣人的言语也将无法达到。尉迟楚出来后，把这些话告诉公乘丘说：“我在文章方面，大概还处于山间小路之中吧？” 若不是空同子引导我走出来，我还不知道大道是多么广大无边。”于是他尽心学习，将要在文章方面通达明白，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了。《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一 （明）贺复征编 ○论三十【讽论】《王命论》【汉班彪】

译班彪二十岁时，光武帝在冀州即位。当时隗嚣占据陇右，公孙述在蜀地称帝，天下像云一样纷扰。隗嚣向班彪询问时事，班彪回答说汉朝应当复兴。隗嚣不以为然，于是班彪写下《王命论》，以挽救当时的危难。从前帝尧禅让帝位时说：‘唉，你呀，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身上。’舜也把这种天命传给禹，以及稷、契；他们都辅佐唐尧、虞舜，使恩德光大而普及四海。世代承载德行，到了商汤、周武王便拥有天下。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禅让和取代的方式不同，但说到顺应天意、顺从人心，其道理是一样的。因此刘氏承接尧的福祚，刘氏宗族的世系在《春秋》中已经显著记载。唐朝凭火德而兴，汉朝承接它；汉高祖起于沛县泽中，于是神母夜间哭号，以彰显赤帝的符瑞。由此说来，帝王的国运，一定要有明显圣明、显著美善的德行，丰厚的功业和利益，累积而成的事业；然后精诚才能通达神明，恩泽才能施加于百姓，所以能得到鬼神的福佑享用，天下人也归附往来。没有见过国运无根本、功德无记载，却能突然崛起而处在帝王之位的人。世俗之人看见高祖从平民兴起，却不能通晓其中原因，以为他只是恰好遇到暴乱，能够挥剑奋起。游说之士把天下比作争逐的鹿，以为幸运获胜便可以得到它，却不知道神器的归属有天命，不是凭智力和力量可以求取的。可悲啊，这正是世上乱臣贼子很多的原因。这样看来，难道他们只是昏昧于天道吗？他们在人事上也同样看不清。那些饥饿贫困、流离为奴、在道路上忍受饥寒的人，只想着得到一件粗布短衣和担石之粮，所希望的不过是一金，然而最终还是转死于沟壑之中。为什么呢？贫穷也有命运。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富有、神明所赋予的国运，岂能妄自占据呢？所以即使遭逢困厄和变乱，窃取了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强悍如项梁、项籍，成功如王莽，最终也会被置于沸锅、伏身受刑，被烹煮剁碎。何况一个连这些人都比不上的人，竟想昏昧地冒犯帝位吗？因此，劣马跛驴不能奔驰千里之路；燕雀一类不能奋发六翮之力；短小的椽柱之材不能承担栋梁的责任；器量狭小的人不能掌握帝王的重任。《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是不能胜任其职的。’秦朝末年，豪杰共同推举陈婴让他称王，陈婴的母亲阻止他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你家世代贫贱，突然富贵是不祥的。不如把军队交给别人，事情成功，少分得一些利益；事情不成功，祸患也有所归属。’陈婴听从了母亲的话，陈氏因此得以安宁。王陵的母亲也看出项氏必定灭亡、刘氏将要兴起。当时王陵是汉军将领，他的母亲被楚军俘获。有汉使到来，王陵母亲见到他，说：‘希望你告诉我的儿子，汉王是仁厚长者，一定能得到天下；你要谨慎地侍奉他，不要有二心。’说完便面对汉使伏剑而死，以此坚定地勉励王陵。后来天下果然归定于汉，王陵做了宰相，受封为侯。一个普通妇人的明智，尚且能够推究事理的结局，探察祸福的征兆，保全宗族祭祀于无穷，并把谋略垂留在《春秋》的史册上，何况大丈夫的作为呢？所以困厄和显达有命，吉凶则由人。陈婴的母亲知道衰败，王陵的母亲知道兴盛；审察这四件事，帝王的区别就判定了。高祖的兴起有五个原因：一是帝尧的后裔；二是体貌有许多奇异之处；三是神勇威武而有征兆应验；四是宽厚明达、仁慈宽恕；五是知人善任。再加上诚信，善于谋划而通达于听取意见，看见善行就像追赶不上，任用人才就像任用自己，听从劝谏就像顺着水流，顺应时势就像奔向目标。他进食时吐出口中的食物，接纳张良的计策；刚从洗脚盆中拔出脚来，便起身作揖接受郦食其的主张；听悟戍卒的话，断绝留恋故土的情感；推崇商山四皓的名望，割舍对太子的骨肉之爱；从行伍中提拔韩信，从逃亡者中收用陈平。英雄各自施展力量，群臣的计策全都得到采用，这就是高祖的大略，也是他成就帝业的原因。至于灵异祥瑞的符应，也还可以略微听闻。起初，刘媪〔字形有误〕侍奉高祖时梦见同神相遇，雷电震动、天色昏暗，并出现龙蛇的怪异征兆。等到高祖长大后，他常有灵异之处，与众不同，所以王武受到感应而撕毁债券，吕公看见他的形貌而把女儿嫁给他。秦始皇东游以压制他的王气，吕后望见云气而知道高祖所在。开始接受天命时有白蛇被斩断，向西进入函谷关时五星聚于东方，所以淮阴侯、留侯说这是上天授予的，并非人力所能做到。考察古今得失，验证行事成败，考察帝王的世运，推究这五方面所说的道理。取舍不能厌倦，符瑞也各不相同；如果不衡量这些而昏昧于权利，越过次序妄自占据帝位，对外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对内不知道天命，那么一定会丧失保全家族的根本，失去自然寿命，遭遇鼎足折断的凶灾，伏于斧钺之下受诛。英雄如果真正能够觉悟，像畏惧祸患、警戒灾祸一样谨慎，超然地从远处观察，深沉地进行思考，吸取王陵、陈婴母亲明辨兴亡的见识，断绝韩信、英布等人觊觎帝位的想法，拒绝把天下比作逐鹿的盲目说法，审察帝王神器确实有上天授予。不要贪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要让自己受到那两位母亲的嘲笑，那么福禄就会流传给子孙，天赐的禄命也会永远延续。《钱神论》【晋鲁褒】

译有一位公子出身富贵，身份高贵，穿着盛服在京城游览。他在市里停下车，看见綦母先生头发花白，徒步而行。公子说：“唉！您年纪已经大了，空手徒步，这是要到哪里去呢？”先生说：“想去拜访贵人。”公子说：“学过《诗》吗？”先生说：“学过。”公子说：“学过礼吗？”先生说：“学过。”公子说：“学过《易》吗？”先生说：“学过。”公子说：“《诗》不是说过吗？要用币帛、筐篚来表达深厚的心意，然后忠臣嘉宾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礼》不是说过吗？男子的贽见礼物是玉帛、禽鸟，女子的贽见礼物是榛子、栗子、枣和脯。《易》不是说过吗？随顺时势，其中的意义是很大的。我看您所凭借的东西，观察您所走的道路，哪里是随顺世俗呢？您虽然说已经学习过这些，我一定认为您还没有学过。”先生说：“我将用清谈作为筐篚，用机智和精神作为币帛。所谓‘礼呀礼呀，难道只是说玉帛吗’，说的就是这个。”公子拍着大腿大笑说：“您的话真固陋啊！既不了解古代，也不了解现在。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清谈？时代更替、世俗变化，古今风俗不同；富有的人荣耀尊贵，贫穷的人卑贱受辱，而您还崇尚质朴、固守实际，这就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样。贫穷不离开您的自身，名誉也不能走出您的家门，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从前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教导百姓从事农桑，把币帛作为根本。上等的聪明人首先觉察到这种变化，因势变通，于是开掘铜山；俯视仰观，铸造钱币。所以钱的内孔是方的，象征大地；外形是圆的，象征上天。钱的形体有乾有坤，积聚起来像山，流通起来像河；动静有时，流通和收藏都有节制。市场交易便利，不怕损耗折毁，也不容易腐朽，象征长寿而不被遗弃，象征大道所以能够长久成为世间的神奇宝物，亲近爱护它如同兄长，给它取字叫“孔方”。失去钱就贫弱，得到钱就富强；它没有翅膀却能飞，没有脚却能奔走。它能解开严肃的面孔，打开难以启齿的嘴。钱多的人处在前面，钱少的人居于后面。《诗》说：“富人多么快乐，孤独贫苦的人多么悲哀。”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钱”这个名称就是“泉”的意思；百姓每天都要使用它，它的源流不会枯竭，无论多远都能到达，无论多深都能深入。京城里的士大夫疲惫于讲习，厌烦听清谈，面对清谈便打瞌睡；看见我家的兄长，却没有不惊讶注视的。钱所保佑的事情，没有吉利不成；何必读书之后才能富贵呢？由此说来，钱可以称为神物：没有官位却尊贵，没有权势却炙手可热，能够排开朱门而进入紫禁宫门。钱所在的地方，危险可以变为安全，死人可以使其复生；钱离开的地方，尊贵可以变得卑贱，活人可以使其被杀。所以愤怒争执、辩论诉讼，没有钱就不能取胜；孤独弱小、幽闭困顿，没有钱就不能拔擢；怨恨仇怨、嫌隙憎恨，没有钱就不能化解；美名笑谈，没有钱就不能传播。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也可以暗中使用它。”难道是虚妄的吗？又说：“有钱可以使鬼，何况是人呢？”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却认为死生没有命，富贵在钱。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钱能够转祸为福，因失败而转为成功，使危险者得到安全，使将死者获得生存；寿命长短、禄位贵贱，全都在于钱。上天能管什么呢？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钱不如天。至于使困穷通达、打开闭塞、救济贫乏，天又不如钱。假如有臧武仲的智慧、卞庄子的勇猛、冉求的才艺，再用文章修饰，就可以成为完人。如今要成为完人，何必这样呢？只要有孔方兄就够了。钱能使穷困者通达，使富有者温暖，使贫穷者勇敢强悍。所以说：君主没有财物，士人就不来；君主没有赏赐，士人就不往。谚语说：官府没有内应，不如回家种田。即使有内应而没有我家的兄长，又同没有脚却想行走、没有翅膀却想飞翔有什么区别？即使才能像颜子，容貌像子张，空手挥臂，又能希望得到什么呢？不如早点回去，广泛经营农、商事业，利用舟车上下往来，役使孔方兄。所有君子都应同流合污而又保持自己的光彩，向上交结、向下接纳，这样名誉会更加彰显。《广绝交论》【梁刘峻】

译客人问主人说：“朱公叔的《绝交论》是对的吗？还是不对呢？”主人说：“客人为什么问这个？”客人说：“草虫鸣叫，阜螽就跳跃；雕虎长啸，清风就兴起。所以阴阳之气相互感应，雾气涌起、云气蒸腾；鸟儿嘤鸣相互召唤，流星飞驰、电光激射。因此王阳登第，贡公便欢喜；罕生去世，国子便悲伤。况且心志相同，如琴瑟和谐，言语郁郁然如兰芷之香；道义相合，如胶漆牢固，情志缠绵如埙箎相应。圣贤因此把这种情谊镂刻在金版、盘盂上，书写在玉牒、钟鼎上。至于匠人停止施展郢人运斤成风的奇巧，伯牙停止弹奏流水高山的雅曲；范式、张劭在黄泉之下相亲相厚，尹轨、班固在漫漫长夜中和乐相处。各种交往纵横交错，如烟雾飘散、雨水飞扬，巧历之士无法知晓，心计之人也不能测度。然而朱益州却沉溺于彝伦、训诰和谋略，捶击正直之士，断绝交游，把百姓比作鹰鹯，把人类比作豺虎。我对此很疑惑，请您为我辨明。”主人听了欣然一笑，说：“客人所说的，是抚弄琴弦而未能通达徽妙的乐音，干湿变化便使声调不同；又像张网于沼泽却看不见鸿雁在云中飞翔。圣人手持金镜，阐明风教功烈，或如龙飞腾，或如尺蠖屈曲，随从大道的盛衰。日月联璧，赞美绵延不绝的宏大旨趣；云飞电掣，显扬兄弟友爱的美好声誉。这正如五音的变化，成就九成之乐的妙曲。朱生是在赤水中得到玄珠，把神明睿智的思想写成言论。至于组织仁义、琢磨道德，使人欢喜愉悦，体恤它的衰败，把心志寄托在灵台之下，把遗迹留在江湖之上；即使风雨急骤，也不停止它的声调；即使霜雪飘落，也不改变它的色泽。这才是贤达之人的平素交情，历经万古也难得一遇。到了衰乱的后世，民风讹诈，狡猾欺骗像山谷中的暴风一样骤起，险恶得不能逾越；鬼神也无法穷究它的变化，人们竞相追逐轻薄的羽毛和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于是纯正的交情尽失，逐利的交情兴起。天下众人愚昧纷乱，如鸟受惊、雷使人震骇。然而利交同出一源，流传后却各不相同，大略说来有五种方式。比如宠势可与董石相比，权势压过梁窦，能雕刻百工、锻造万物，吐气便兴云雨，呼吸便降霜露。九州都被他的声势震动，四海相继受到他的熏灼，没有谁不望见他的影子便像流星一样奔来，听到他的声名便如河川中的野鸭一样竞逐。鸡人刚开始报晓，鹤盖已经聚成浓荫；高门早晨一开，来客的车流便接连不断。人人都愿意从头顶到脚跟受损，剖胆抽肠，约定像要离那样焚毁妻子，发誓像荆轲那样让全族沉没。这叫作势交，是第一种流别。富裕可与陶朱公、白圭相比，资财多如程郑、罗裒，山中占有铜矿，家里藏着金穴；出行时与平原君一样车骑相连，居住在里巷中也鸣钟宴客。于是那些住在穷巷、以绳作门轴的人，希望得到烛火将尽时的一点余光，求取使屋宇润泽的一点恩惠。他们像鱼贯、野鸭跳跃一样纷至沓来，密集如鱼鳞，分食雁鸭的粮食，沾饮玉杯中剩下的酒；口衔恩遇，进献诚意，攀援青松以表示心志，指着白水来表明信用。这叫作贿交，是第二种流别。陆大夫在西都宴饮欢乐，郭有道在东国品评人物；公卿以他们声名盛大而尊重他们，士绅羡慕他们如同登仙。再加上他们耸动下巴、皱起鼻子，涕唾流沫，纵谈黄马之事，施展碧鸡般的雄辩；说温暖，便使寒谷变暖；论严酷，便使春天的花丛落叶；人的升沉只在他们回顾指点之间，荣辱由他们一句话决定。于是有些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术还没有被通达之士认可，声名还没有在云阁中响亮，便攀附他们的鳞翼，乞求他们的余论；依附骏马的尾端，超越碣石上的归鸿。这叫作谈交，是第三种流别。阳气舒展、阴气惨淡，是生民共同的情感；忧患时相合，欢乐时相离，是万物的常性。所以鱼因泉水干涸而相互以沫润湿，鸟因将死而发出悲鸣；同病相怜，联缀成河上的悲曲；恐惧存于心中，便显明《谷风》的盛典。这就是断金之交起于狭困之地，刎颈之交产生于破屋草席之间。因此伍员曾向宰嚭低头求济，张耳、陈余曾在陈相处相互扶持。这叫作穷交，是第四种流别。在奔竞逐利的风俗和浇薄的人群中，没有人不手持权衡、掌握丝絮：权衡用来估量轻重，丝絮用来试探鼻息。若权衡不能举起，丝絮不能飞动，即使是颜回、冉耕那样的龙翰凤雏，曾参、史鱼那样芳洁如兰、清白如雪的人，即使才华如舒向的金玉渊海、卿云的华美文章，也被看作浮尘，遭遇如同土偶，没有人肯为他们费半粒米，很少有人肯为他们损失一根毫毛。若权衡能称重锱铢，丝絮稍稍飘动，即使是共工搜寻奸邪、驩兜掩饰义理之人，荆南的跋扈者、东陵的巨猾者，也都来匍匐逶迤、折枝舐痔；用金膏翠羽来迎合其心意，以柔媚逢迎引导其诚意。所以车轮车盖所到之处，一定不是伯夷、柳下惠的居所；苞苴贿赂所进入的，确实是张放、霍禹一类人的家门。凡事先谋划后行动，细微之处也少有差错。这叫作量交，是第五种流别。以上五种交情，义理都同于买卖，所以谭拾把它们比作市场，林回用甘美的醴酒来譬喻它们。寒暑交替而来，盛衰相互承袭；有的先荣后衰，有的始富终贫，有的起初存在而后来灭亡，有的古时困约而今时安泰。循环翻覆，迅疾如波澜。这正是殉利的情态，从未不同于变化的规律。由此看来，张耳、陈余之所以凶终，萧育、朱博之所以晚年生隙，断然可以知道了。可是翟公当时还规规矩矩地关门来警诫宾客，见识为什么这样晚呢？然而由这五种交情，又产生三种祸患：败坏德行、灭绝义理，彼此如同禽兽，这是第一种祸患；关系难以牢固、容易离散，成为仇怨诉讼聚集之处，这是第二种祸患；名声陷入贪食之人的境地，为贞洁耿介之士所羞耻，这是第三种祸患。古人知道这三种祸患会成为阻碍，又害怕五种交情迅速带来过错，所以王丹用槚楚杖责儿子，朱穆发表直言来表示绝交。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近世有乐安任昉，是海内的杰出人物，很早便佩绾银印黄绶，很早就享有百姓的声誉。他的文章劲健辞藻华丽，可以与曹植、王粲并驾齐驱；英明特异、俊秀超迈，可与许劭、郭泰齐名。他像田文一样爱护宾客，像郑庄一样喜好贤才。见到一个善人，便睁大眼睛、扼腕赞叹；遇到一个人才，便扬眉击掌。他口中评骘人物，月旦之评决定人的褒贬，于是车盖如辐条般聚集，衣裳如云般会合；车马相撞，座上宾客常常满座。踏入他的门槛，仿佛登上孔里之堂；进入他的深处，仿佛登上龙门的山坡。至于他一个回顾一瞥，就能使人身价倍增；稍加奖掖，便能使人声名长鸣。佩紫绶、登云台的人摩肩接踵地奔走，立于丹墀的人脚印重叠。没有谁不结恩交好，缠绵亲密，追想惠庄的清高风尘，希望达到羊、左交谊的美名。等到他闭眼死于东粤，遗骸归葬洛水之滨，丧帐还悬挂着，门前却很少有来洒酒吊祭的人；坟上的草还没有长满，野外已经没有使车轮转动的宾客。可怜他的几个孤儿，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办，流离在大海以南，把性命寄托在瘴疠之地。从前那些曾经执臂相交的英杰、情同金兰的朋友，竟没有羊舌肸为叔向之母下泣的仁心，哪里还仰慕郈成分宅给朋友的德行呢？唉，世上的道路险恶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太行山、孟门山，难道还算险峻吗？所以耿介之士痛恨世道竟如此，撕裂衣裳、裹紧双足，抛弃这一切而远走高飞。独自站在高山顶上，欢喜同麋鹿为群，清清白白地断绝尘世的浑浊，实在是以此为耻，实在是对此畏惧。《寱论》【唐元结】

译元子天宝年间曾在谏议大夫的座上参加宴饮，酒喝完了却没有酒可以继续。大夫叹息说：“谏议大夫是个闲散官员，贫穷得没有办法续酒。唉！”元子醉中议论说：“大夫如果能采用一个计策，就能使大夫尊贵显重如同侍中，威权等同司隶校尉，怎么样？”大夫问计策，元子回答说：“找一个会说梦话的婢女，让她处在人主身边，先用梦话暗中讽谏，就可以了。请听我说明。”大夫没有听懂。从前有个邰侯，侯家得到一个会说梦话的婢女，她睡着就说梦话，一说梦话，邰侯就鞭打她。这样过了一年，婢女仍旧说梦话，邰侯也拿她没有办法。有个奚奴，每每厌恶劳苦侮辱，睡着便假装说梦话，说得好像并不怨恨主人，又好像忠诚可信。邰侯听见后询问他，他便说：“我平素有说梦话的病，睡梦中说的话，不是我所知道的。”又拉来那个说梦话的婢女，让她为自己辩解，婢女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邰侯怀疑奚奴是学婢女说梦话，便不停鞭打他，又剃光他的头发、给他戴上刑具。奚奴说梦话更加厉害。于是奚奴进一步窥测邰侯的心意，先在事情发生前用梦话进言，说到邰侯的过错，用祸福来警告他。邰侯又拿奚奴没有办法。有个客人知道邰侯将有祸患，便借着奚奴的先声叩开邰侯的门，劝邰侯改正过错以免灾祸。邰侯接纳这个客人为上宾，恢复奚奴的身份，并命名说：“你叫寱良氏，子孙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邰地。” 大夫如果真能学习奚奴，仿效婢女，假借梦话来规劝人主，使人主悔过改错，和天下重新开始，那么大夫得到的尊贵、威权，哪里只是侍中、司隶的地位呢？大夫于是叹息说：“唉！我以为当今的士君子竟然还不如邰侯的奚奴吗！” 《争臣论》【韩愈】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人前闻名。他奉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边远之处。晋地边民受其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把他推荐给天子，任命为谏议大夫。人人都认为华阳先生受宠，他却不露喜色。居官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仍像在野之时。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韩愈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守其德而占问得正，结果却凶’的情形，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六二却说：‘王臣艰难困苦，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是因为所处的时势不同，所践行的德行也不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无用的地位，却成就不顾自身的节操；若处在蹇卦六二那样的王臣之位，却抱有高尚而不事王侯的心，就会产生冒进的祸患，兴起尸位旷官的讥刺。志向不能施行，罪过也终究不能免除。如今阳子居官已经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也不能说不熟，天子对他的待遇也不能说不优厚，可是他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他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心中不增喜怒。问他的官职，他说：‘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下大夫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守职责的人若不能尽其职便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若不能进言便应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进言之责了吗？尽到了却不进言，或者没有尽到却不离去，两者没有一个是可以的。阳子难道要做只为俸禄而仕进的人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而做官，这就叫以俸禄为目的的仕进。’既然如此，就应当辞去尊贵而居于卑下，辞去富裕而居于贫困，像抱关击柝的人那样也可以。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同样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把会计账目核算准确罢了。’一定说：‘使牛羊顺利繁殖罢了。’像阳子的官阶俸禄并不卑下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那么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刺君上，厌恶做臣子的把君主的过错揭出来作为自己的名声，所以即使有所谏诤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美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应入内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顺从君主在外面说：“这个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也像这样。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果真如此，那就更加是所谓的糊涂了。入朝便劝谏君主，出朝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做的。阳子本来是布衣，隐居在蓬蒿之下；主上嘉许他的品行，提升他居于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为名，他实在应当有所作为以尽职分，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的臣子，天子有不吝赏赐、从谏如流的美德，使岩穴中的士人听到后心生仰慕，束好衣带、结好发冠，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言，把我们的君主辅佐成为尧、舜，使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若《尚书》所说的做法，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做的。况且阳子的本意，难道是要让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正是在启发君主如此。有人说：‘阳子不求闻名而天下却听闻他的名声，不求任用而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不得已才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韩愈说：‘自古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求取闻名和任用；只是怜悯时局不平、人民不能安定，得到正道后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 他们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直到死去才停止。所以大禹经过家门而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灶台烟囱还没有烧黑。【原文有疑似缺字或异文，见 issues。】这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自在是快乐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悲悯百姓的困穷。上天把贤圣的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裕罢了？实在是想让他们弥补天下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耳朵主管听，眼睛主管看；听清是非，看到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得到安宁。圣贤，是时代的耳目；时代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阳子如果不贤，就应当被贤者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果真贤明，就本来应该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怎么能得到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过错加给别人，厌恶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像您这样议论直言，固然是直率了，但恐怕伤害德行而又浪费言辞吧？喜好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过错，这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难道也听说过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应想着以死尽职；在下【原文疑缺“有”字】而未得到职位，就应想着修饰辞说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阐明道理，不是要自称正直而把过错加给别人。’ 况且国武子没有得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中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左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言’，意思是听到直言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阳子可以算有道之士。如今他即使还不能达到这个境界，阳子难道将不能算善人吗？

译《辨奸论》【宋苏洵】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从细微征兆看出明显结果。月亮周围出现晕就会刮风，柱脚润湿就会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事的推移、道理和形势的相互因循，那些疏远难知、变化莫测的地方，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的变化？可是贤者有时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好恶扰乱了他的内心，利害又夺取了他的判断。过去山涛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就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不会有一个留下。’从今天看来，这些道理固然有可以看见的地方。在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固然有欺世盗名的一面，然而他不嫉妒、不贪求，随世浮沉。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有一位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凭什么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他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不足以迷惑世人；若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判断，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口中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上践行伯夷、叔齐的操行，招集喜好名声的人和不得志的人，一起编造言语，私自树立名号，自认为颜渊、孟轲再次出现；但暗中阴险狠毒，与常人志趣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卢杞合成了一个人。这种人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脏了不忘洗，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的真实情性。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巨卢那样的衣服，吃着狗猪吃的食物，蓬头垢面、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性吗？凡是违背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喜爱贤能的宰相，仍将举荐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祸患，必然无疑，岂只是王衍、卢杞可比呢？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使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错误，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知道祸患竟会到这种地步呢？若不是这样，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将获得能预知祸患的名声。可悲啊。《存旧论》【唐庚】汉代的礼仪制度，大多率意制作，与古代义理不相应的十件中有八九件，文章文采和法度也很简略。然而天下人见到它就欢喜，见不到它就悲伤。中间经历王氏之乱，被废弃不用十多年。光武帝进入洛阳，东都百姓开始见到司隶校尉的属官，欢喜踊跃，老人有的甚至流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看见汉朝官府的威仪。”从此天下人一致归附光武，相互出力，铲除祸患艰难，成就中兴事业，恢复汉朝的宗庙社稷。又过了二百多年，汉朝复兴的原因固然不只在这些礼仪威仪上，但也不能说它毫无帮助。况且汉朝官府的威仪，不如三代兴盛；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也没有周公的学问，萧何的制度又夹杂秦制，并不再是圣人的法度。然而遗民见到它，就像盲人重新看见光明，废人重新站起，又像流浪多年返回故乡，见到父子兄弟一样，感慨到了极点，以至于叹息流泪。它得到民心竟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如果把三代的车服制度给他们看，我知道百姓不会再次哭泣了。为什么呢？汉朝成为汉朝，到那时已经十代了，百姓只知道有刘氏而已。把天下从战国和秦、项羽造成的水火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安全安乐之地；不到几十年，四海无事，百姓得以养生送死，得以奉养父母、抚育子孙，这都是汉朝的力量。三代已经遥远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兴起时，制定正朔和服色，自成一代王朝的法制，而不羡慕前朝异姓已经陈旧的遗迹，他们的用意是深远的。由此看来，国家的旧有制度，应当让百姓经常看见并熟悉，使他们的耳目习惯、内心有所系恋；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轻易改动变更，以至于自行断绝与百姓的联系，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假如今天改变一项，明天废除两项，祖宗遗留下来的恩泽日益耗尽，不再呈现在眼前，一旦不幸有奸人从中动摇，人心就会动摇，天下也会离去。古代公卿大夫尚且知道守护本家法度，几十代都不改变衣冠和阀阅，国家即使有兴衰，国人仍然信服，始终没有人敢抗拒，把他们称作名门旧族；何况统治天下国家数百年的王朝呢？《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二 （明）贺复征编 ○论三十一【寓论】《显志赋序论》【汉冯衍】

译冯衍已经被废弃，不能得志，退居后作赋，自我议论说：冯先生认为，大人的德行，不应像玉石那样拘谨琐屑，也不应像石头那样孤高峻拔；应随风兴起、随云蒸腾，时而如龙飞腾，时而如蛇蛰伏，与大道翱翔，随时势变化，难道能只固守一种节操吗？被任用就出仕行道，不被任用就退藏；进退没有固定方式，屈伸没有固定状态。所以说：有法或无法，要根据时势来成就事业；有尺度或无尺度，要随着外物来决定取舍。经常致力于道德的实际，不求当世的名声；疏略细小礼节，放荡于人间事务之外；端正自身、正直行事，安然舒展自己的志意。只是常常喜欢奇特豪放的策略，而时势不能听取任用他的谋略，于是长声叹息，自伤没有遇到机会，长久滞留在小官位置，不能舒展胸中的抱负，压抑心志和节操，意绪凄凉、感情悲苦。靠伐冰办丧事的人家，不以养鸡养猪为利；掌管仓储的大臣，不经营市场上的利益。何况历任官职、享受俸禄二十多年，财产却越来越少，居处越来越贫困。君子出仕，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忧虑时政的人，不能只让自己的德行兴盛；为自身谋求的人，也不能成就功业。离职归家，又羁旅于州郡之间；自身越是拘守职位，家中越是贫困，最终遭受饥寒之灾，又有长子夭亡的祸患。先将军安葬在渭陵，哀帝去世后，又营建陵园；于是考察新丰以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的地势，那里地势高敞，四通八达，南望郦山，北连泾水、渭水，东面俯视黄河、华山，龙门以南是三晋的道路；向西看酆、鄗，是周、秦的丘墟，宫观遗址尽收眼底，可以通视千里，览见旧都，于是确定了墓地。退下来幽居时，他想到忠臣经过故墟会叹息抽泣，孝子进入旧室会悲哀叹息。每每想到祖先，曾在前代树立盛大德行，在后世留下宏伟功业，如今却遭逢时世祸患，坟墓荒芜污秽，春秋祭祀时昭穆次序也无人排列。年老岁晚，悲叹自己没有成就功业，想要到西边田地肥沃的地方放牧，发展产业，修行孝道，营建宗庙，扩大祭祀，然后闭门讲习道德，观览孔子、老子的学说，希望得到松乔那样的长生福泽。登上陇阪，攀上高冈，使精神遨游天地，放眼四方，遍观九州山川的形势，追溯考察上古得失的风气，怜悯大道衰落，悲伤德行分崩。看见事物的终局，一定要追溯它的开端，所以保存那些人的事迹，歌咏他们的道义，规划九州，经营五岳，心中遥遥生出凌云的志意，于是作赋自我激励，给篇章命名为《显志》。《显志》，就是说彰明光大风教的情怀，昭示阐发深奥玄妙的思想。《乐志论》【仲长统】假使居所有良田广宅，背靠山岭、面临流水，沟渠池塘环绕四周，竹木遍布周围，场地和菜圃建在前面，果园树木种在后面；船车足以代替步行涉水的艰难，役使的人足以解除身体的劳苦；奉养父母有兼具多种滋味的膳食，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好友聚集，就摆设酒肴使他们欢乐；良辰吉日，就烹煮羔羊、小猪来奉客。在田畦园圃间徘徊，在平林中游玩；洗濯清水，追逐凉风；钓游鱼，射高鸿；在舞雩台下吹风，在高堂之上咏歌而归；在闺房中安定精神，思考老子幽玄虚静的道理；呼吸精纯和气，寻求至人的仿佛境界；与通达之士论道讲书，俯仰观察天地，错综考察人物；弹奏《南风》的雅调，奏出清商的妙曲。逍遥于一生之上，俯视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世俗的责难，永远保全性命。这样就可以凌驾霄汉、超出宇宙之外了，哪里还会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呢？《劳生论》【唐卢思道】

译庄子说：“大地使我因生存而劳苦，这话确实如此。”我五十岁了，衰弱衰老接踵而至，回想从前，人生实在辛劳，于是写下这篇论说，借此谈谈当时的感受。罢去郡职退居后，有客人来拜访我，片刻之后，他扬眉说道：“生存是天地最大的恩德，人是有生命者中最有灵性的，因此能够与天地相配，在万物中最为尊贵。美丑、愚智的差别，像天悬地隔；立身行己的不同，如同入海登山。如今您生在尊贵的家族，九代都是卿族，天赋俊才，为万人所仰望，学问综贯百家，仰慕孔门的子游、子夏；文章极其华美，堪比汉代的卿云。出仕隐退有节度，进退合乎礼法，不谄媚、不骄傲，没有怨恨、没有喜悦，在贵贱之间俯仰自如，在言语沉默之间从容自在，这是多么宽裕啊！我实在羡慕您。”我微笑说：“您没有想过吗？为什么说得这样过分！请您静下耳朵，我来向您陈述。人的出生，本来都不如没有出生；就我的一生而言，劳苦也实在深重。年少穿着华美衣裳，伏心接受教义，规规矩矩行走，向善而进。戴冠以后，洗濯冠缨，接受官署任命；被仁义的缰锁束缚，被朝廷和市井的宠爱羁绊，失去了翱翔陆地的本性，丧失了远离江湖的情怀，沉沦在这风波之中，陷于颠倒困顿，忧劳总是接踵而来，事情绝非一个方面。为什么呢？门第高贵显赫，反而在掌管财货的官吏那里招致嫌疑；才华见识美好丰厚，也受到愚庸之人的嫉妒。专心学习、强于记诵，聋者盲者也会因此侧目；内心清明如河水奔泻，反使木讷之人感到不安。难道只是蛊虫吝惜春酒、鸱鸟贪惜腐鼠，像相如在江都一样长叹，像贾谊被傅长沙而不能归去吗？还因为鲁国遇到臧仓，楚国遇到靳尚，赵壹因此悲歌，张升因此痛哭。齐国末世没有遇到贤明君主，伸长脖子接受束缚，连藏身之处也没有；段珪、张让只看重金钱财宝，贾谧、郭槐的腥臭也足以使人饱厌，滥施刑罚以满足私欲，灾祸近如池鱼之祸。耳朵听到恶来的谗言，脚却踏在龙逢的鲜血上。周朝末年，又遇到昏僻的君王；收敛笏板登上殿阶，汗流浃背，莒国来客的脚跟攀登焦原，尚且不能与这种险难相比；齐人用手抓住马尾，在这种处境面前还算不上危险。至于经过羊肠、句注那样的道路，只能据鞍振策；在武落、鸡田以外，餐风沐雨，三十天只有九顿饭，也不敢说疲惫。这种劳役，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今太平的运数刚刚开启，四方门户和睦；上有帝王执掌符契，下有夔、龙辅佐天命；岐伯善于收卷书册，以沉溺幽忧为耻；羡慕务光，后悔曾随木石而居。我年岁已进入晚年，正迫近知命之年，按情理应当退隐，却不能享受安逸。即使像一片叶子随风飘落，也不损害邓林聚集的树木；即使像两只野鸭退飞，也不妨碍在渤海中游泳。耕田、凿井，早晨起来、晚上休息；等待南山早晨的云气，撷取北堂明亮的月色；泛读《汜胜之书》，观察其中的节制方法，把崔寔的《四民之令》奉为准则来实行。早晨背着蓑衣斗笠，和住白屋、戴黄冠的人为伍；晚上谈论谷物庄稼，和身体沾泥、双足涂土的人相处。浊酒装满酒樽，高歌充满席间。恍恍惚惚，天地万物归于一指，这就是乡野之人的快乐。您或许因此羡慕我吗？”客人说：“您的事情，我已经听到了。别人心中另有想法，请您再谈谈它的大概。”我回答说：“云飞在高处，泥沉在低处，尊卑各不相同；圆形的运行、方形的停止，行动和休息的情态不同。因此能摩天运海的禽鸟，轻易避开沼泽中的罗网；在五道交会、四方照耀之处，却忽然避不开山林中的斧头。我晚年遇上昌盛的时代，终于遂了自己微小的志向，看到人事的得失，目睹时路的艰难危险。严冬长夜，静静地长久思考，可以使人反复叹息、内心悲伤，流泪鼻酸。人的百年生命，实在短促脆弱，如奔跑的马驹、流逝的闪电，无法用言辞挽留。回顾追念、周详思量，数十年之内，穷通荣辱，不过是些不值得说的事情；有见识的人少，无见识的人多。心胸狭隘、见识浅近，轻浮、险诈、急躁、鄙薄。居家时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时则谄媚、阿谀、进谗、奸佞，无愧无耻。退身之后不知满足，忘记了伯阳的明确告诫；展示才能而就任官职，抛弃了周任的格言。遥远的古代，这种祸患已经积累；到了近世，这种弊病更加深重。范卿谦让的风气，士绅没有继承；《夏书》所说洪水使民困苦的罪过，执政者却以此为安。早晨露水尚未干，小车已经挤满董石的巷子；夕阳将落，黑色车盖填满阎、窦的里巷。人人都柔媚如油、顺从如韦，弯腰匍匐，吞食恶言以求媚，甚至以舐痔来亲近权贵。说美言、露谄笑，专门讨好他们的欢娱；假装哭泣、佯作悲哀，表示体恤他们的丧事。近处通送美酒，远方进献文蛇；艳姬美女，随时可以像脱鞋一样抛弃；金饰玉华，也可以像遗迹一样丢掉。等到邓通失势，连一支簪子的贿赂也没有了；梁冀被诛，五侯的尊贵就要兴起。先前那些求官买职、晚间拜谒、早晨趋走、低头望尘的旧游，以及在堂上逢迎的夜客，开始时都魂飞魄散，像牛兄遇见猛兽，心惊脸色沮丧，像叶公喜爱龙却见到真龙。转眼间却击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伴离开廉公的宅第，携手哭奔圣卿的门下。华丽车毂上生了尘土，来时像飞箭一样迅疾；雀罗暂时张设，离去时如琴弦断绝。甜蜜也不再甘美，山川也不能阻隔，变化反复，神出鬼没。做这些事的，都是衣冠士族，其中有的还颇有才艺，却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对朋友毫不惭愧，对妻子儿女也不感到羞惭。外表显出厚道的面貌，内心却藏着百般心机。因此他们缠绕青绶、佩带紫绶，治理州郡；戴冠系巾，劫持民众，厚厚地为自己积聚财产。美妙歌舞陈列，列鼎而食、撞钟而宴；耳朵听厌了丝竹，口中吃饱了珍味。即使清正的议论认为这是错误的，掌权的宰相却不责罚。末世的风俗愚昧混乱，弊病就是这样。我却违逆时俗，做着卑微的官，屏息穷居，十分以奔走钻营为耻，深深害怕追逐利益之心，像死灰一样不营求势利；家中贫穷得没有一石粮食，也不肯花费囊中钱财。偶然与影子相伴而为官，已有几十年。因为愚钝笨拙而招人讥笑，轻视生命正是我用来告诫劳苦的原因。真人治理天下，削去雕饰而恢复朴质。人们懂得荣辱，时世重新归于和乐。上有宰相施展风教之力，内里推行文教，任用方叔、召虎这样的重臣；对外弘扬武德，使大道普及，以淳厚的风俗浸润天下。任用人才必依据才能，爵位绝不滥授。像我这样明白始终的人，不参与衣冠士族之列。阿附结党、朋比为奸一扫而尽，轻薄之徒销声匿迹、逃窜无踪。砾石变成美玉，莨莠化作芝兰。从前煽动风俗、使当时惊耳污目的事情，如今全都听不见、看不见。还有谁敢欺侮我呢？《易经》说：‘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善仕论》【明汪道昆】

译舍人认为郡中没有善于做官的人，对伯子说：“你们十多人，都用方榫去投合当世，显然不能相合，难道只是习俗造成的吗？为什么还这样接连不断呢？”伯子说：“确实如此，敢问不能相合的原因是什么？”舍人立即列举说：“你们有五点超过当世之人：如今游说权门的道路很宽，而你不会游说，这是第一点；别人长着能说会道的嘴，务求迎合当权者的欢心，而你口才短拙，这是第二点；别人不穿裘衣也不披衣，弯腰曲背，好像承受不起衣服，而你刚直木强，这是第三点；别人不先倡导，只顺势附和，乘机控制他人而结交人心；所憎恨的人，即使尧也可以非难，所喜欢的人，即使盗跖也可以称誉；而你办事明察，持论又与别人不同，这是第四点；别人追逐利益如同射野鸡，背负遮蔽物藏身，只要稍稍窥察便能使人落入彀中；你放松而不张弓，即使张弓也会失去前面的猎物，这是第五点。只要有其中一点，就是仕途上的赘疣，何况五点都有呢？”伯子说：“确实如此，那么我将割掉赘疣来医治自己的疾病。”赘疣长着还能活，割掉却会死；有赘疣难道不还是胜过死亡吗？那些美貌的人，靠的是天性；乡里的妇人羡慕西施的美貌，最终却因丑陋而惊骇全城。我不幸只是长了赘疣，若相比乡妇还要丑恶，我宁愿提起衣襟、带着礼物节制行事，也不愿得罪乡野老翁；宁可不走到市场门口去张扬难听的话。” 舍人笑着说：“唉，正因为这个缘故，恶人很多，国色美人却很少。”《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三 （明）贺复征编 ○论三十二【设论】《非有先生论》【汉东方朔】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进见时不能称述往昔的事来扩展吴王的心意，退下后又不能宣扬君主的美德来显明他的功业，默默无言已经三年了。吴王奇怪地问他：“寡人承继先人的功业，位居众贤之上，早起晚睡，从未敢懈怠。如今先生毅然远行来到吴地，将要辅佐寡人治理国家，我实在私下嘉许。身体不能安睡在席上，吃饭也没有滋味，眼睛不看妖艳美色，耳朵不听钟鼓之声，虚心定志，想听到流传的议论，至今已经三年了。如今先生进来不能辅佐治理，退下不能宣扬君主的声誉，我私下认为先生实在不该如此。怀有才能而不显露，这是不忠；显露才能却不实行，是君主不明。难道是寡人不够明智吗？”非有先生伏地唯唯应答。吴王说：“现在可以谈了，寡人将振作精神来听取。”先生说：“唉，可以吗？可以吗？谈论哪有那么容易！有些言论违背眼睛所见、触犯耳朵所听，与内心相悖却对自身有利；有些言论看起来悦目，听起来顺耳，心里痛快，却会败坏行为。若不是明君圣主，谁能听取呢？”吴王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谈论高深道理。” 先生请试着说，寡人将听取。先生回答说：“从前关龙逢向桀深切进谏，王子比干向纣直言，这两位臣子都竭尽思虑、尽忠职守，怜悯君主的恩泽不能下及百姓、万民骚动，所以直言君主的过失，切切规谏他的邪行，是想用此成就君主的荣耀、消除君主的祸患。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把它看作诽谤君主的行为、没有臣下礼节，结果纷纷遭受身死之祸，蒙受无辜的恶名，连累先人被辱，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所以说谈论哪有那么容易。因此辅弼之臣瓦解，邪曲谄媚之人一同进用，于是到了蜚廉、恶来、革等人，他们都凭借虚伪、巧言和利口来求取进身，暗中迎合君主雕琢刻镂的喜好，以此投合他的心意；专门满足耳目之欲，把苟且取容作为准则，继续前行而不知警戒，最终自身被杀，宗庙崩坏，国家成为废墟，贤臣被杀，谗夫却受到亲近。《诗经》不是说过吗：‘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卑躬屈身，降低姿态，用柔媚的脸色、轻微的言辞，偷偷欢娱、温温和和地取悦君主，最终对君上的治理没有任何益处，即使志士仁人也不忍心这样做。若要神色庄严矜持，深切直率地进谏，上可以触犯人主的邪心，下可以减轻百姓的祸害，却会触忤邪君之心，触犯衰世法令，所以修养性命、爱惜寿命的人没有谁肯出仕进言。于是住在深山之中，堆土筑成房屋，编蓬草做门，在其中弹琴，吟咏先王的遗风，也可以因此获得快乐而忘却死亡。所以伯夷、叔齐逃避周朝，在首阳山下饿死，后世称赞他们的仁德，难道就是这样吗？君主的行为，本来就足以令人畏惧。因此说：“谈何容易！”于是吴王惊惧地改变了脸色，丢开坐席，撤去几案，挺直身子恭敬地听讲。先生说：“接舆逃避尘世，箕子披散头发假装疯狂，这两个人都是逃避污浊世道以保全自身的人。假使他们遇到英明的君王圣主，能够在清闲安适之时获得召见，见到君主宽缓和悦的神色，便发奋竭尽忠诚，谋划国家的安危，权衡事情的得失，对上可以使君主安定，对下可以使万民便利，那么五帝三王的治道就差不多可以重新出现了。”所以伊尹忍受耻辱，背着鼎俎，调和五味来求见商汤；太公在渭水北岸垂钓，以求见周文王。君臣心意相合，谋划没有不成功的，计策没有不被采纳的，这才真是遇到了知己的君主。深思远虑，以义理端正自身，推恩惠以扩大施及臣民，遵循仁德、尊奉义理，褒奖有德之人，任用贤能，诛除邪恶和祸乱，总括远方，统一各类事务，美化风俗；这就是帝王由此昌盛的原因。君主不改变人的天性，臣民不失去人伦，那么天地和谐融洽，远方的人归附怀念，所以称为圣主。臣子的职责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于是分割土地确定封国，封爵为公侯，使国位传给子孙，名声显扬于后世，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商汤和周文王。太公、伊尹能够这样，龙逢、比干却偏偏那样，难道不可悲吗？因此说：“谈何容易！”于是吴王神色庄重，低头深思，抬头时眼泪已经流到面颊上，说：“唉！我的国家没有灭亡，虽然绵延相接，却已经危险了！世代的延续也快要断绝了。”于是整顿明堂朝会，协调君臣的职位，举用贤才，施布德惠，推行仁义，赏赐有功之人，亲自奉行节俭，减少后宫的费用，舍弃车马的用度，禁止郑国的淫乐，疏远谄佞之人，减少厨房的开支，除去奢侈靡费，降低宫室馆舍的规格，毁掉苑囿，填平池塘沟壑，把这些财物给没有产业的贫民；打开内府藏库，赈济贫穷，供养老人，抚恤孤儿和孤独之人，减轻赋税，减少刑罚。这样施行了三年，四海安宁，天下大治，阴阳调和，万物都得到适宜的生长条件，国家没有灾害变故，百姓没有饥寒之色，家家富足，人人充裕，积蓄还有剩余，监狱空虚，凤凰来聚，麒麟出现在郊外，甘露降下，朱草萌芽，远方不同风俗的人仰慕教化和仁义，各自奉行职责前来朝贺。所以，治乱的道路、存亡的关键，像这样很容易看清楚，可是做君主的人却没有肯去实行的。臣私下愚昧地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因此《诗经》说：“王国能够产生贤才，只有周人是国家的栋梁；贤才济济，周文王因此得以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四子讲德论》【王褒】文学微先生向虚仪夫子请教说：“我听说，国家有道而自己仍然贫穷卑贱，是可耻的。如今夫子闭门踊跃，专心致志地求学，已经很久了。幸而遇到圣明君主、太平时代，却长久怀藏才华不肯施展，这就像伯牙离开钟子期、舜禹逃避帝尧一样。这样想要显扬名声、建立功业，不也是很难吗？”夫子说：“确实有这样的说法。蚊虻整天奔忙，也不能越过台阶的次序；依附骏马的尾巴，就能登上千里之远；攀住鸿雁的翅膀，就能飞翔到四海。我虽然愚笨顽钝，愿意跟随您。即便如此，又凭什么途径才能自我通达呢？”文学说：“在朝廷之上陈述恳切的忠诚，在公卿门下进献言谈。”夫子说：“没有人引荐的途径，怎么能到公卿那里去呢？”文学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从前宁戚唱商歌求见齐桓公，越石背柴使晏婴醒悟，他们并没有累积旧交的欢爱，都是在途中偶然相逢、突然遇合而彼此亲近的。因此毛嫱、西施，即使善于诋毁的人也不能遮蔽她们的美貌；嫫母、倭傀，即使善于赞誉的人也不能掩盖她们的丑陋。假如确实有最高的道理，何必要引荐呢？”夫子说：“唉！只是因为才能卓异而彼此了解的情况，千年才遇到一次；招纳贤才并与他们交友，是众多士人通常的道路。因此，空心的木杖没有刀刃，公输般也不能用它砍削；只是悬挂着柔软的短箭，蒲苴也不能用它射猎。所以，鼓动翅膀、拍击水波来渡水，不如乘船轻快；冲破蒙昧、登上田野以到达远方，也不如沿着道路行走迅速。才华被埋没，是因为没有知己；品行衰败，是因为缺少同道，这是古今的祸患，只有文学您考虑到了。”文学说：“是，是，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于是二人结伴携手，一同游历寻求贤才、访求朋友，经过西州，遇见两个人，乘着车唱歌，倚着车辕倾听；他们吟咏合乎《中雅》，转折运腔合乎音律，声调舒缓从容，曲折变化而不失节拍。问歌者是谁，原来就是所谓浮游先生陈丘子。于是按照士人相见的礼节同他交友。礼仪文辞已经完备，文学夫子离开座席，称赞说：“我这个粗俗之人见识浅陋，孤陋寡闻；先前从末流之途而来，希望听到高雅的言论，私下里已为之心动。冒昧请问，所唱的是什么诗，请让我听听它的解释。”浮游先生陈丘子说：“这是所谓《中和乐职宣布》诗，是益州刺史所作。刺史看见当今圣上极其圣明，辅佐大臣竭尽力量，德泽广大丰厚，百姓和睦，天人一同响应，屡次降下祥瑞福祉，所以创作三篇诗来歌咏这件事。”文学说：“先生举止都有应和，进退从容而合乎法度。南容反复诵读《白珪》，孔子看出了他的谨慎戒惧；太子击诵《晨风》，魏文侯了解了其中的意旨。如今您为什么喜爱这首诗并吟咏它呢？”先生说：“音乐能够深切地感动人心，使风气转移、习俗改变。我之所以吟咏它，是赞美它所表现的君主治术清明，而臣子的道义也得以施行。君主如同中心，臣子如同外在的肢体；外在肢体有所行动，然后才知道内心的好恶；臣下有所行动，然后才知道君主的节操和趋向。好恶不显露，是非就不能分辨；节操和趋向不确立，功名就不能彰显。因此美玉蕴藏在普通石块之中，凡人看见它便忽略过去；只有良工加以琢磨，才知道它温润而珍贵。精金藏在矿石中，庸人看见它便轻视；只有巧匠冶炼铸造之后，才知道它是坚硬的金属。何况圣人的德行巍峨广大，哪里是百姓所能完全称说的呢！所以刺史推而广之加以歌咏，宣扬君主的美德，深广浩大，覆盖承载无所不至，天地纷繁，宇宙寂静。明君的恩惠已经显著，忠臣的节操已经充分体现，皇唐的时代，还有什么能超过这里呢？所以我每次歌唱它，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老去。文学说：《尚书》说‘引导一个人，使四方归服，好像占卜得到的吉兆一样’。忠贤的臣子，导引君主的志向，承受君主的恩惠，发扬盛德来教化天下，使天下安定、家家都可封爵，何必要用歌咏诗赋来宣扬君主呢？” 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浮游先生神色激动，眼眶充满怒意，说：“这是什么话！从前周公歌咏周文王的德行，创作《清庙》，列为颂诗之首；尹吉甫赞叹周宣王‘和穆如清风’，把它列入《大雅》。世道衰微时，虚伪的臣子徒然称颂君主，那是危险的；天下太平、正道昌明时，臣子不宣扬君德，就是鄙陋。鄙陋和危险的弊病，会损伤王道。所以自从刺史到来，宣读诏书，慰劳百姓，从不懈怠，使百姓都明白圣德，无不受到恩泽。白眉长须的老人，全都珍惜朝夕，愿意尽力延长片刻寿命，暂且看一看大化流行的淳厚景象。于是皇上的恩泽丰沛，君主的恩惠充满四方，百姓欢欣鼓舞，中和之气受到感发，所以作歌来歌咏它。《传》说：‘诗人受到感动而后思考，思考而后积蓄情感，情感积蓄而后充满，充满而后创作。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所以歌咏；歌咏仍不能尽兴，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这是臣子对于君父的通常义理，古今都是一样的。如今您拘守细微尺度而不作深远推度，局促于手边之事而反倒排斥广大的境界，竟想谋划大人物的机要，评说方伯的得失，不是相差太远了吗？”陈丘子见先生言辞切直，担心两位客人惭愧，便跪行上前说：“先生请详细听我说，积水骤然汇集，江海并不认为它太多；泥鳅黄鳝一同逃入九罭大网，并不因此显得空虚。所以许由藏避尧而深居隐处，唐尧并没有因此衰微；伯夷、叔齐以周朝为耻而远走饿死，文王、武王也没有因此卑下。青蝇不能玷污垂棘之玉，邪僻的言论不能迷惑孔子、墨子。如今刺史资质聪敏而流布恩惠，舒展教化而宣扬名声，采集诗歌来彰显最高的德行，歌咏来帮助完成文辞；接受命令如同丝线，阐明它如同把丝线织成绳缕。召伯甘棠的遗风，是可以倚待其成效的。两位客人即使计谋受阻，议论被阻止又有什么妨害呢？”他回头对文学夫子说：“先生在谈论道理时略显自负，又不在应当担当的事情上退让，也还没有犯大错。希望两位放下疑虑。”夫子说：“不是这样。雷霆必定发作，潜藏在地底的震动也随之发生；鼓槌击鼓发出铿锵声，披甲的士卒便奋发振作。所以事物不受到震动就不会发作，士人不受到激励就不会勇敢。如今文学的话，是想借批评愚昧来感动对方，舒解先生的愤懑，希望两位不要疑虑。”于是文辞又汇集起来，这才开始讲论德行。文学夫子说：“从前成王、康王的时代，君主有君主的德行，臣子有臣子的力量。”先生说：“如果没有圣明智慧的君主，哪里会有召伯那样的贤臣？所以老虎长啸，风声便变得凄厉；蛟龙升起，就会招致云气；蟋蟀等待秋天才鸣叫，蜉蝣在阴气中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到大人。’

译声音相互应和，同类相互追随；人因心意相合而交往，事物因类别相同而聚集。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必处处窥视观望，却能凭明察看清一切；不必竭尽耳力去听，却能凭聪敏听明一切。为什么呢？贤良的人和君子，主动归附的人很多。因此，价值千金的狐皮大衣，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所能制成；高大的建筑所需的木材，不是一座山丘上的一棵树所能提供；太平的功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所能完成。君主是头脑，臣子是四肢，明白他们本来是一体，必须相互依待才能成事。有君主而没有臣子，《春秋》对此有所讥刺。三代以前，都有师傅辅导君主；五霸以下，各自寻求朋友。齐桓公有管仲、鲍叔牙、隰朋、宁戚，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晋文公有舅犯、赵衰，取得威望，安定霸业，使天子受到尊崇；秦穆公有由余，五羖大夫百里奚，排斥西戎，开始开创帝业；楚庄王有孙叔敖、子反，兼并平定江淮，威势震动中原诸国；勾践有文种、范蠡、泄庸，终于消灭强吴，洗雪会稽之耻；魏文侯有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秦国人停止用兵，千里之外的冲突也被化解；燕昭王有郭隗、乐毅，攻破强齐，使齐闵王困守莒地。凭诸侯这样微小的地位，功名尚且能达到如此，何况帝王从四海选取贤才，用他们作为百姓的羽翼呢？所以有贤明圣德的君主，必定有明智的臣子。若要积累德行，那么天下没有不能平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若要树立威势，那么百蛮也没有不能驱除的。如今圣明的君主以道德为冠，以纯厚的仁德为履，身披六艺，佩带礼文，屡次颁下明诏，举用贤良，寻求术士，招纳异才，拔擢俊杰。因此四海欢欣仰慕，无不如风驰雨集一般，纷纷杂杂一同到来，充满朝廷和宫阙。含淳咏德的声音充满耳中，进退升降、揖让的礼仪尽收眼底。进取的人乐于大道通畅，懈怠的人也想停下却不能；他们在诗书之门休息，在道德的领域游观，都洁身修德，吐露真情、披开胸怀，各自竭尽精锐才能来贡献忠诚，确实愿意推助君主，宏扬风俗，使太平之世得以驰骋，贤才济济，这就是周文王能够安宁的原因。至于美好的政令所施行、宏大的恩惠所润泽，无法一一穷尽陈述。以孝笃实地修行，尊崇才能以招纳贤人，去除烦扰、免除苛细来安抚百姓，给勤劳者增加俸禄以激励贞廉，减少膳食，降低宫室规格，减少田官，削减各处苑囿，疏减徭役，赈济困乏，抚恤百姓的灾害，不顾闲游宴饮，怜悯遭受无辜灾祸的老人，哀怜服丧服事的子弟，悲悯那些即将死亡、尸体腐朽的人，怜惜被囚系的子弟；恩惠还及飞鸟，惠泽加于走兽，使胎儿和鸟卵得以成长繁育，草木顺遂其生长茂盛。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是这样吗？” 先生难道没有听说秦朝的事情吗？秦朝违背三王，背弃五帝，毁灭诗书，破坏礼义，信任群小，憎恶仁人智者；奸诈虚伪的人得到进用，通达的佞臣谄媚者得到容纳；宰相苛刻严酷，大臣严刑峻法、身居要位而掌握政权，他们都缺少仁义而长于残酷暴虐，像狼撕虎攫一样，怀藏残忍，执持贼心。他们所治理的地方，无不使人战栗畏服；他们吹毛求疵，遍施毒螫，百姓惊恐不安，手脚无处安放，哀号愁怨，终于使秦族灭亡。因此养鸡的人不蓄养狸猫，放牧牲畜的人不养育豺狼，种树的人担心树木生虫，保护百姓的人要除掉残害百姓的贼害。所以大汉施行政事，崇尚简易，重视宽缓柔和，推举淳厚仁爱之人，选用贤才，上下没有怨恨，百姓因而和睦。如今海内安乐从业，朝廷清善廉明，天降的符瑞已经显著，人的祥瑞也清楚可见，万物都亨通，山川降下灵异，神光辉耀，洪大通达、天空明朗，凤凰来朝，举止整齐和谐，群鸟一同相随，舞蹈以显示德行、垂下祥瑞的容貌，神雀于是聚集，麒麟自行来到，甘露滋润，嘉禾排列如梳，大化降临并融洽施行，男女各得其所，家家富足，年年丰收，百姓都达到三壤的富足程度，难道不是盛大吗？从前周文王得到九尾狐的祥瑞，东夷便归服；周武王得到白鱼，诸侯便同声归附；周公接受黑黍酒，鬼方便称臣；周宣王得到白狼，夷狄便来宾服。名称一经端正，事情自然就能确定。如今南郡捕获白虎，也是偃息武力、振兴文治的应验。捕获它的人叫张武，武力彰显，猛兽便服。因此北方夷狄宾服和洽，边境不再忧患，寇盗和甲士停止活动，旌旗也倒伏了。”文学夫子说：“天降的符瑞既然已经听闻，这是天命了，敢问什么是人的祥瑞？”先生说：“匈奴是百蛮中最强大的族类。其天性骄纵傲慢，习俗强悍暴烈，轻视老人而尊重壮年，以气力相互争高下；职业在于攻伐，事务在于猎射。儿童就能骑羊，奔跑射箭，箭镞飞驰，逐水草、随牲畜迁徙，完全没有固定居所，像鸟聚兽散一样，往来奔驰，周游旷野，以满足嗜欲。他们的农具就是弓箭鞍马，播种就是张弦驾马、拍击弓弦，秋收就是奔驰追逐狐狸野兔，收获割取时便颠倒扑杀；追赶他们，他们就奔逃；放过他们，他们就成为寇害。因此三王不能使他们怀服，五霸不能使他们安定，他们惊扰边境，杀害樵采之人，诗人所歌咏的，自古就是忧患。如今圣德隆盛、威灵远播，连外部的日逐王也覆盖而使之归服，举国归附；单于以德行归顺，称臣入朝祝贺。凡天地所开辟、阴阳所交接之处，无论编发结发、沮颜、燋齿、枭瞷、剪发黔首、文身裸袒的国家，没有不奔走进贡、欢欣来归附的，他们婆娑起舞，呕吟歌唱，拍击腋下而欢笑。在天地和谐调和的时代，什么事物不快乐呢？飞鸟收拢翅膀，泉中的鱼奋力跃动。因此刺史感发胸中的郁闷，舒展声音来歌咏最高的德行。我这个鄙陋浅薄的人，不能完全理解，恭敬地遵循所听到的内容，却还不能穷尽其意。于是两位客人沉醉于仁义，饱享盛德，整日仰头赞叹，心情愉悦而心悦诚服。《释时论》【晋·王沉】

译东野丈人观察时势，居住在隐僻、耕种贫瘠土地的地方。有个冰氏之子，从严寒凝结的山谷中出来，路过这里，便来问路。丈人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从阴寒枯竭的地方来。”丈人问：“要到哪里去？”他说：“想去光明辉煌的殿堂。”丈人说：“进入光明辉煌的殿堂，必然要有显赫的光彩。如今你困于寒冷，却想求取温暖，没有获得温暖的办法。”冰子惊讶地说：“为什么这样呢？”丈人说：“温暖兴盛的地方，都是趋附温暖之士。能够进入炉冶之门的，只有携带炭火的人；假如不是这样的人，不如就算了。”冰子说：“我听说宗庙的器物，不一定取用华林中的树木；四方之门的宾客，何必一定是乘车戴冠的贵族？前代贤人有解下韦带而佩朱绂的，也有舍弃徒步挑担而乘坐朱轮车的。由此说来，又何必忧虑没有俸禄呢？希望先生告诉我迷失道路的原因。”丈人说：“唉！你听到这些道理只是如此，却不知道时势在于彼方。我将为你说明。道路有安危，时势有险易，才能有适用之处，品行有适宜的方向。英才奇士在纵横纷争的时代奋发，贤人智者在霸业初兴之时显达。遭逢困厄，就施展权变诡谲来谋求良策；遇到制作礼乐、建立制度的时代，就推行儒道以充分抒发才华。因此，衮龙袍可以出自粗布衣服，卿相可以起于平民。所以有人早晨还卑贱，晚上便显贵；先前屈卷，后来舒展。在这种时候，哪里还会计较门第资历的高低，谈论势力地位的轻重呢？如今却不是这样：上有圣明君主，下有贤明臣子，时势隆盛，道术安宁；群臣安逸宴饮，百官守持太平。君子世代相承，公卿之门多出公卿，卿大夫之家多出卿大夫。即使指骨秃尽、尸骨腐朽，也不挑选愚劣之人。众多士人都出自贵族，爵位任命不出闺门。朝廷四门肃穆，综襦充盈。仍叔的子孙都成为老成之人。卑贱者有固定的羞辱，尊贵者有固定的荣耀。富贵者接踵住在华屋，粗食者则沿袭耕作的踪迹。谈论名位的人，以谄媚依附权势；推举高名誉的人，因资历而随形势。以至于空疏喧嚣的人，把洪亮的声势当作雅量；琐碎机巧的人，把浅薄的功利当作高明；昏暗蒙昧的人，把没有检束当作宏大旷达；弯曲污浊的人，把固守己见当作坚贞；嘲笑叫嚷的人，把粗疏直率当作高明响亮；内藏愚蠢的人，把外表厚重当作笃实诚恳；贪婪的人，把广泛收纳当作通达周济；目光昏暗的人，把难以接近当作凝重清高；迟钝答应的人，获得沉重稳重的声誉；闪烁敷衍的人，获得清峻简约的名声；胆怯畏惧被称作谦让，软弱卑劣却被称作勇敢好争。这些都是寒微清贫者的致命疾病，却被当作荣达者的美名。凡是这些流弊，观察他们的用心，考察他们所安处的状态，就会发现他们责备别人总比责备自己急迫，平时对人宽厚无德，却自以为尊贵；地位还没有高，就自以为尊；眼睛不向下看，却远望高处；鼻子高翘直冲天空；嫉恨厌恶君子，喜欢谄媚小人，傲慢轻蔑正道。平素畏惧权门，内心因利益而倾斜，才智因势力而昏暗；姻亲朋党相互煽动，毁誉交相纷扰；身居要位的人迷惑于所接受的东西，听取采纳时又被所听到的言论惑乱。京城庄严繁盛，士人多达千亿，却奔走聚集到权势之门，求取官位、买求职务。童仆窥视他们的车马，守门宦寺观察他们的服饰；亲近的宾客暗中参与内室议事，疏远的宾客在门旁徘徊。偶尔得到接见，便故意摆出严厉的神色，内心其实怯弱，外表却假装刚直；谈论道义，就把它说成俗人的空话；议论政刑，就认为那是极其鄙陋的事。盛大的聚会、曲折的宴席，只谈升迁除授的消息；官职无论大小，都要问是谁出力。如今您孤寒清贫，胸怀真淳，志向凌云，独自与日影并行，正直地遵循常道，却难以通过关津；想要让韩卢良犬驰骋，却正逢没有狡兔；众多道路都已毁塞，举足投身还能错到哪里去呢？”于是冰子豁然开悟，说：“富贵是人所想要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我从小到大都在孔子、颜回的门下，长久处于清贫的道路上，却不知道趋附权势，甘心让自己被遮蔽禁锢。我恭敬地接受明确的教诲，保持我原本的清白，弹琴吟咏经典，以保全年寿。伯成子高、延陵季子，他们的高尚节操值得仰慕；乘朱轮车而导致灭族，吕氏、霍氏的遭遇令人悲叹；早晨荣耀，晚上灭亡；早晨飞腾，黄昏沉落。老聃、庄周是道术的老师，巢父、许由是德行的林薮；富贵高屋反而使家庭受到遮蔽，《易经》已经写下了明白的劝戒。人品卑下而地位尊贵，会积累难以承受的刑罚。三郄掌握晋国，宋国华氏招致祸患；弃置棋局，端正席幅，这确实合乎我的心意。《义侠传总论》【明·邹之麟】

译摩诘曾说：“西风割下自己的头，面对公子和七十岁的老人，还能求取什么呢？唉！有所求取，是为了利益；无所求取，是为了义。” 《传》曾说：“求取仁而得到仁，札的剑，良的铁椎，高的髡刑，钳布的奏章，以及越过头颅而行的事，这些是否就是仁，我不知道！” 不苟且取信，不违背诺言，这其中有义，大概可以算了吧？太史公发愤为古代平民侠士编次论述，可是这几个人却很少得到概略记载，为什么呢？鲁仲连不让秦国称帝，与伯夷、叔齐叩马劝阻周武王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可是一个被称为“义人”，一个却被说成“他的意旨不合大义”，难道君子只晓得义，而子长不是这样的人吗？因此我为她们编次女侠义士。聂荣 太史公说：假使聂政当初确实知道他的姐姐没有忍辱苟活的意志，也不看重暴尸示众的困难，一定会跨越千里险路来列举她的姓名。姐姐和弟弟一同在韩国都城被戮杀，也未必敢把自身托付给严仲子。难道会是这样吗？聂政知道姐姐贤明而必定赴死，所以亲自剥面、挖眼、剖腹。余曾说，渐离比荆轲奇特，而聂荣比聂政奇特。这两个人不只是侠义刚烈，大概也都是厚道长者。鲁保母 俗话说：“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难道还要责求保母一类的人吗？”保母尚且成为君子，那么程婴、杵臼这些人，又凭什么称许他们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如姬 如姬知道报父亲的仇，却不知道报答公子的恩德，难道还称得上如姬吗？如姬知道报答公子，却不知道报效君主，难道还称得上如姬吗？如姬被嬴氏窥知了秘密，受到急迫劫持，也实在没有办法。秦国数万军队压境，五国诸侯前来救援，两个公子争相行动，却没有哪一个计策能出于决断而听从。如姬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陷入困境了。君主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使贤者都扼腕叹息。楚国覆亡，而楚平王遭到鞭尸，这也是报父仇罢了。唉，伍子胥确实是大丈夫。李娃 史书称她摆弄姿态，弹奏鸣琴，挥动长袖，踩着尖利的鞋子，这本来是庸俗的姿态。李娃能够洗濯自己于污泥尘滓之中，以仁心作为本质，难道不是所谓蝉蜕吗？士人不遭受困辱就不会受到激发，不受激发，事情就不能成功。假如郑生能够自行树立功业、显名当世，那么李娃几乎可以同蕲王夫人相提并论了。张凤奴 一个女子，甚至沦为娼妓并被俘，却在城下大声号哭，劝告守城将士誓死守卫。那些人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士大夫戴着进贤冠，承受深厚恩典，却在生死关头苟且敷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高娃 读到汉代孔车收葬尸骨之事，主父偃被天子听闻后，认为他是长者，我没有一次不为他的心意感到悲哀，并为汉朝君臣长叹。当时被亨氏构陷的士大夫已经不少了。高娃的事情，皇上难道也曾听闻吗？唉，唉！谢小娥 鬼神既然已经在梦中向她显示，也就是已经告诉她了，所以故意作出隐语；难道是预先知道有人能够射覆，才显出这种奇异吗？谢小娥作为女子，作为寡妇，作为佣人，作为尼姑，她的遭遇几乎无法逐一相比并穷究。她对父亲孝，对丈夫贞，正是古人所称的有道德、有仁心的人。即使说她只是女子，我也不相信。魏乳母 魏国乳母不爱千金的赏赐，却愿意让婴儿死在水泽之中，真是奇异。这样的人怎么会知道仁义呢？只要趋向利益便说成有德，这大概只适合对鄙陋之人说，却难以用来评说高尚的节操和奇特的行为。张红红 张红红是有义气而风雅的歌妓，名流称赞她；她精于管弦，才艺非凡，感动得流泪至死。虽然属于钟情之人，但她超越常人的真性情，大概自有不可磨灭之处。俗话说：“士人为知己而死，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修饰容貌。”这两个人大概正好相反。庞娥亲 这些女子的逸事，往往从野史中得到，文辞不能深入考核。可是娥亲在书传中却独自多次出现，难道是因为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志向光明磊落，值得特别称道吗？侠士凭武力触犯禁令，而娥亲归于法律而死，这正是儒者所要褒扬并看重的。《节侠总论》【邹之麟】圣人忌讳谈论节烈，大概是因为一旦达到节烈，天下的事情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宁可取管仲的仁，而不赞同普通男子、普通女子的守信，这确实是慎重对待节义。即便如此，臣为君死，君子为义死，父亲或妇人为丈夫死，这是天性本来如此；何况民间所称道、朝廷所褒奖、丹青所宣扬赞美的事例都已经齐备，仍然还很少见到，难道中庸之道真的不能实行吗？白刃本来就可以践踏吗？至于不是君主，不是父亲，不是丈夫，却没有褒奖称誉、宣扬赞美的必要言辞，只因触动激发，咬破手臂相约，即使活着也有不愿意做的事情；若拿这来折合圣贤所说的节义，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评判。然而把彼此位置调换、改变对象，实在是很容易的。田先生回答太子丹说：“要做某种行为却使别人怀疑自己，这不算节侠。”唉，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我有所感触，于是为节侠作序。薛希涛 荆公是世人所称的险峻、苛刻、凶狠之人。薛希涛以一个歌妓来对待他，难道不是以卵击石吗？太史公赞美蔺相如，说形势不过是诛杀而已。希涛不怕被诛，即使有一百个荆公，又能把她怎样呢？《任侠传总论》【邹之麟】我看汉高祖释放季布，以及条侯听说剧孟的事，任侠而施展权力，几乎要夺取天子的权势了。他们专门奔赴别人的急难，甚至超过为自己的私事操心。既然把生死存亡都置之度外，不能说不是贤者，可是韩非却贬低他们，并且把他们同儒者归为一类而一同讥刺，难道匹夫妄想托居南面之位、触犯禁令扰乱法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汲黯、郑当时，都是古代著名的臣子，也都因任侠而闻名。难道他们不自夸才能、不夸耀德行，廉洁退让，难道没有值得称道的吗？唉！能够把天下让给别人，才有资格担当天下。只知趋向利益的鄙陋之人，能够和他谋划事业吗？莒妇 凭一个妇人就使一座城倾覆，已经令人厌恶而认为不祥了。左丘明把这件事传下来，难道是为了报答她丈夫的高尚义行吗？其他事情难道不值得论列几句吗？考察她使莒国败亡的踪迹，难道只是计谋和智术吗？恐怕其内心的用意也很深。士君子读到度鲂和结草报恩的故事，应当谨慎考虑自己所施加的恩惠。孙翊妻徐氏、张茂妻陆氏 古代覆败之后能够接连复仇的人很少。漆身吞炭，只是成就了国士的名声而已。即使下宫之难，也只能听闻而无法知道详情。要等到河水在裤中变清，还能等多久？人的寿命又有多少呢？陆氏讨伐张充，徐氏收捕张览，真是杰出而足以流传千古！看她们出奇制胜、谋划计算，如同从囊中取物。这难道只是义愤，大概也有绝伦的智慧谋略。唐平阳昭公主 以唐太宗的英雄气概，却让平阳公主为他统领军队，确实是难得的兄妹。她降服著名贼寇，攻打别部，攻下险要城邑，申明约束，颇有名将的风范。高祖为她悲伤思念，还命人奏乐送葬。《游侠传总论》【邹之麟】

译太史公所写的游侠传已经很详尽了，他抑制四位公子的门客，却推举朱家、剧孟，是有原因的。虞卿不看重相印，却跟随魏齐；郑庄能够行走千里，不需要携带粮食，交游之道十分广阔，飘逸的儒者也成为了侠士。游侠一篇缺少什么呢？我略微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编写、论列它。陶侃母湛氏 世上本来不缺少廉洁的人，然而即使拔下一根毫毛就能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去做，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内心仍然忘不了自己的私利。陶侃的母亲既能退还腌鱼，又能剪下头发、剁碎草荐，大概可以说兼具这些美德了。没有这样的母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儿子，真是知言啊！泽妪 因为老妇喜欢刘氏的歌唱啸咏，便拿出一头小猪；后来又为他的儿子谋求地位，这是所持太少而所求太多的人。吃了一头猪，又送进一头猪；报答的人不道谢，施予的人也不疲倦，这也算豪迈的举动了。络秀 汝南的财产并不比外黄少，却甘愿做人妾而不推辞，这是多么卑下啊！等到看见伯仁兄弟，才知道母亲是贤德的；贤母轻易地委屈自身，大概是有所用心、有所成就，并不是苟且如此。《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四 （明）贺复征编 ○议一 贺复征说：议，就是谋划事情，使它合乎义理。《尚书》说：“议论事情，以此制定制度。”所以，“议”是三代以来议论政事的固定名称。后世凡是用文章议论政事的，都称为“议”，并不专指奏议这一种文体。《鲁议》【唐·高郢】周公摄政七年，归还政权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他。鲁君可以乘坐大辂，树立太常旗；对外祭祀郊社，对内祭祀尝禘。虞、夏、商、周四代的服饰、器物和官职，也兼而使用，以此使鲁国在天下显得广大。我私下认为：从天子到平民，尊卑贵贱要依靠礼来区别；礼制丰厚的不可削减，礼制削减的不可擅自增丰。成王、康王过度赐予，是不合礼的；鲁君接受这种赐予，也是非礼。为什么呢？我听说，有了相应的地位之后，才能施行相应的典礼。孔子不把门人当作臣下，是因为他们不是君主；季札不继承吴国爵位，是因为他不是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使用王者的礼乐，因此这是以非礼诬陷周公。假如想以非礼诬陷周公，难道连昊天上帝也可以被诬陷吗？为什么竟让鲁国人在郊外祭天！从前孔子对衰微的周朝愤懑叹息，想在鲁国寻求礼制。等到看到鲁国僭越，便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德业大概衰微了吧？’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是为了郊祭上帝；既然礼乐名物制度不应当使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又担心后人把杞、宋使用王者礼制当作疑问，于是说：‘杞国的郊祭，是祭祀禹；宋国的郊祭，是祭祀契。这是天子的事情，他们只是守护祖先旧礼罢了。杞、宋两国作为二王之后，能够守护先祖的礼乐，鲁国又守护什么而使用它们呢？’还怕人们仍未明白，又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告和受福都不敢改变古常，这叫大嘏。’这就是进一步说明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有区别，这是固定的分限。夫子的话明白得如同悬挂日月，可是学者有的认为事情已经改变，圣人没有明说，因此在鲁国礼制的是非上难以下定论。议论者若只采取谦逊沉默的态度，也还可以；但在阐发义理方面，恐怕没有说尽。《诗经》说：‘你的教化施行了，百姓都来效法。’鲁侯使用王礼，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礼，所以季氏奏八佾舞，登临泰山，设置鲁公庙，歌唱《雍》，并在祭祀后撤去祭品。唉，礼制没有及早辨明，竟到了如此地步。古代父亲做天子、诸侯，儿子做士人，祭祀礼制依从儿子的身份，不得依从父亲的身份。晋国的应、韩是武王的后代，能够使用完备的礼物，难道能以天子礼仪祭祀武王吗？如果祭祀，那就是以非礼来褒扬武王，也就是周公不能算圣人；如果不祭祀，那么成王、康王只是用王者礼乐把周公困在鲁国，不能享用，这又怎么能说是扩大他的尊荣呢？况且周公的功绩，哪里比得上伊尹辅佐商朝？成王、康王的明智，哪里比得上太戊使异象变为祥瑞？伊尹不过被称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也没有给他们加用王者的礼乐。有人说，周公是成王、康王的叔父，相比伊尹更为亲近，所以尊崇他而给予特殊待遇。太伯是太王的长子，曾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天下，将国运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的人了。’也就如此而已。等到武王战胜纣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却没有追尊太伯。难道武王忘记了太伯的德行而不亲近他吗？大概是因为等级威仪的礼制、名分的区别，是万代的准则，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私情而改变。人的感情没有恒常，只有礼才有恒常；用礼去迁就感情，行动起来就会违背法度。再如帝王，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祖宗的庙代代不毁。大凡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想把自己的父亲尊为祖宗；但功德没有显著到相应程度，就不敢妄自增加庙号，这并不是感情上不愿意，而是受礼制限制罢了。所以礼行于宗庙，父子也不能任意满足私情，何况成王、康王，怎么能把天下公器和大典独自偏私给周公呢？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增加给他土地和附庸，可以；赐给他鬯酒、圭瓒，也可以。若是天子的礼乐，那是成王、康王凭借来确立尊位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给别人？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种做法，使自己对外僭越君主、对内陷父亲于非礼吗？假如周公亲自制定礼乐，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却不能承担，反而扰乱王者的制度，孔子说他的德业衰微了，不也是恰当的吗？《汉高祖伪游云梦议》【高参】

译有人说：汉高帝假装巡游云梦来擒获韩信，果然如此，他的智慧足以称道。我认为高祖没有考虑长远宏大的规划，却专门致力于一时的计策，于是就失去了处理政事、施行刑法的原则。圣人重视正道而不重视侥幸，赞同合乎法令的行为而不赞同藏匿罪恶。从前英明的君王五年巡狩一次，会合诸侯，让他们分别到方岳朝见，明确地考核升降，所以无德者削减土地，有功者增加爵禄。汉朝君临万国，却向人们显示虚伪，伪装巡游的名义不能成为后世的规范。况且在这个时候，韩信还没有反叛的迹象，突然拘捕韩信而使诸侯产生怀疑；天下人都怀疑，那么得到的利益少，失去的东西多。从前崇伯鲧违背命令而败坏族类，共工表面安静而暗中违背，帝尧凭借明察善辨的智慧却没有立即罢黜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行动上装作恭敬，而且还有四岳的荐举。假使尧帝因为四凶的行为而憎恶他们，拒绝四岳的举荐，不等到试用之后再加以诛杀、流放，天下人一定会认为他杀害了无辜。惩罚一个人而使天下都知道他的罪过，天下才会服从；赏赐一个人而使天下都知道他的贤能，天下才会受到劝勉。假如赏赐不能使人受到劝勉，刑罚不能使人服从，这是尧帝也不会做的。汉高祖不能斟酌古代典制，最终采用陈平的建议，拘捕韩信，押回京师。一两年之间，韩王信在马邑反叛，赵国丞相贯高谋划在柏人刺杀皇帝，陈豨在代地反叛，彭越、黥布、卢绾之类全都相继叛乱，难道不是奖赏不能使人劝善、刑罚不能使人服从的过失吗？《传》说：“做君主的人要守信用，做臣下的人要守忠诚。” 古代的盟主尚且以承袭侵伐之事为耻，何况是光大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唉！悠悠千年，欺诈变乱开始滋生，使天子不再谈论巡狩，诸侯不敢议论朝觐；大的诸侯自己嫌疑势力强盛，小的诸侯害怕被囚禁逮捕。这是因为恩德信义不能流布于下，忠诚孝顺不能上达于君王，王者的恩泽日渐衰微，就是从云梦开始的。《酷吏传》评论【权德舆】《诗经》赞美仲山甫说：“刚强却不吐露凌厉之气，柔顺却不欺凌弱小，所以刚柔兼备，强健而和顺，这叫作全德。”否则，正直只是顺循本性，能够掌握一个方面，事情在心中谋定后施行，也都合乎治理之道。得到柔顺之道的人，就是循吏；失去刚正之理的人，就是酷吏。司马氏编修《史记》，才开始专门写了一篇传记来告诫世人。后来却把郅都列为《酷吏传》的第一人，我对此很有感触。郅都任中郎将时，皇上想捕捉野猪、救活贾姬，他从容上奏议论，引用宗庙和太后的重要性来劝阻。他任济南太守时，诛杀豪强奸猾的首恶，使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他任中尉时，宗室贵臣都收敛锋芒，侧目而视。他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接近边境，甚至塑造他的偶像来祭祀，骑射之人也没有能够射中的。然而他的勇敢气节，根本在于公正廉洁；他不发私信，不接受请托寄托之事。具备这些品行，他就是汉代的名臣：入朝则居于受命的大卿之位，出朝则总领各郡；刚强坚贞、忠诚纯正，自始至终如一。他因临江王一案受到牵连，又触怒太后，最终死于汉廷，身首异处，由此可以看出汉朝纲纪的败坏、王者恩泽的松弛断绝。大概史官正是要揭示并说明这些，来表彰侍奉君主的臣节，激励出任官职的大臣，使百代以后的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司马子长既然把他列在酷吏传之首，班氏又沿袭此例，那么褒善贬恶的道义，在这里就有所缺失了。至于那些掘坟害命、舞弄文法、巧加诋毁的人，竟把他们同郅都视为一类，混杂排列在同一篇次中。到了传后的赞语，虽然说是辨明是非、争论大体，又有什么补益呢？唉！《洪范》的沉潜，《大易》的正直方正，都是臣下应遵循的道理。郅都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却已经接近它了。他不隐藏忠心来逃避死亡，不歪曲正道来任官，不具备“处父之华”的情形，也不同于申枨那种欲望。他所到的地方，必定以称职闻名。他大概就是古代那种刚强而不暴虐、发怒而合乎节制的人吧？刚强似乎像酷暴，软弱似乎像仁慈，关键只在于辨别时不受迷惑。天下间似是而非的事情，因辨别错误而受害的太多了，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我打开这篇传记时，恍然有所感触；况且司马氏、班氏都是优秀史家，尚且不能辨明，所以写成这篇文章。《世祖封不义侯议》【权德舆】先师说：“只有器物和名分，不能假借给别人。”又说：“那就一定要先正名吧？”又说：“只有法则才能安定国家。”唉！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东汉世祖初年，天命再次集中于汉室，正应当在此时端正各种法度，整饬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继承修明德教，真正答报上天的意旨。当时彭宠凭借过去在南阳的恩遇，位列上将，又有举兵取渔阳的功劳和向邯郸输送粮饷的忠诚，却因谗毁而获罪，于是心怀不平、怨恨观望，便在蓟地进攻朱浮，自称燕王。当时军队正盛，百姓十分困苦；当时的君主应当以使人民休息、缓解灾难为心，因此首先应当记取他的功劳，洗清他的污点；其次应当施行威严与怀柔，改变他的错误想法；实在不得已，才应凭借大义讨伐他，出兵征讨他。明君之义、君臣之义、臣下之义，这三者都没有得到运用，或者虽有运用却没有贯彻到底。等到苍头子密发动叛乱，怀有在便室中行刺君主的逆谋，施展阴险残忍的手段，伺机潜入寝室，终于使君主的性命断送在奴仆手中，仓促间被杀。子密到朝廷后，反而被封为不义侯。我认为伯通违抗命令、子密杀害君主，同样归于作乱，罪行不能互相遮蔽，应当各自依法处置，明白显示王法。可是反而封给他五等爵位，还把“不义”作为封号；既然举动本身是不义，就没有可以封侯的道理。如果这样的人也可以封侯，那么汉朝的爵位就不足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盗”，以及给三位叛乱者记载姓名的意义，难道不正与此相反吗？况且像栾布哭祭彭越、孔车安葬主父偃这样的事，如果放在东汉议论罪责，谁的罪更重呢？何况四方刚刚平定，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却不考察古代训诫，凭个人喜怒来施行刑赏，使天下的陪台、厮养都希望自己的君主发生混乱，好借机求取侯印；授予诸侯这种危险可疑的势力，开创臣下叛乱离散的根源；抛弃名器，扰乱常道，并且把法令当作儿戏。那时的风气浩荡奔流，再也没有恢复，终于使桓帝、灵帝昏乱无道，使山阳公受到胁迫、被夺去权力。推究事情的根源，怎么知道这不是封“不义侯”造成的后果呢？《改葬服议》【韩愈】

译经典说：改葬穿缌麻丧服。《春秋穀梁传》也说：改葬的礼服是缌麻，这是举出服制中最轻的一等。这些话都是说儿子对于父母，其他亲属则都没有丧服。怎样知道必然如此呢？经典依次排列五等丧服，在小功以下，才记载改葬的服制，并没有轻重的区别。由此知道，只有最亲近的关系才记载，其他亲属没有丧服，所以不记载。如果主人应当穿斩衰，其余亲属各穿自己的丧服，那么经典也应当说明，不应只说穿缌麻。传文说“举出服制中最轻的一等”，“缅”就是远的意思，“下”是指服制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疏远，所以服制轻。江熙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改换丧服后下葬，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完全使用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亲属呢？所以改葬的礼服只有轻服。由此说来，意思也就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穿缌麻，葬后就脱去；是不忍心不穿丧服送至亲到最后。不是父母的亲属则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穿吊服并加麻带。”这又是明文规定。文子又问：“如果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那么应当穿什么服？”子思说：“三年丧期尚未下葬时，丧服不能改变，既然没有除服，哪里谈得上除去呢？” 这样说来，改葬和尚未下葬是有区别的。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超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规定时间而不下葬的。超过规定时间而不下葬，叫作不能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没有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是孝子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先王一定要求按时下葬的道理。虽然经文有这样的记载，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人，由此知道这种情况极少。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了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比如周文王安葬王季时，水冲坏了他的墓；鲁隐公安葬惠公时，因为宋国军队和太子年少而仓促下葬，造成礼仪缺失，都是这类情况。丧事只有由轻而重的进展，没有改用轻服之后又退回重服的道理；在堂上停柩叫作殡，埋葬在野外叫作葬。近代以来，事情与古代不同，有的人出游，有的人做官，身在千里之外；有的儿子年幼、妻子稚弱，不能自行回来；更有的人受阴阳禁忌拘束，于是把亲人葬在当地。等到返葬时，远的有时已经过了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而他们穿着吉服从事日常事务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采用尚未下葬而丧服不变的例子，反而给他们加重丧服呢？正在服丧期间遇到下葬，尚且应当改穿轻服，何况已经相隔很远，反而穿全套凶服下葬吗？如果果真穿重服，就是所谓尚未到除服的时候却除服了，不应当加重却反而加重。有人说：“丧事，与其改变礼制，不如悲戚一些；即使穿重服，不也可以吗？”我说：不是这样。改变和悲戚相比，改变固然不如悲戚；但是，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节俭和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但是，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过头和不足，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有人说：经典称改葬穿缌麻，却没有记载应穿多少个月，似乎应当三个月后才除服。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葬后就除服。如今应当怎么办？我说：从启墓到下葬如果满三个月，就在下葬后除服；如果尚未满三个月，就穿服到满三个月。有人问：妻子为丈夫服丧怎样？我说：和儿子为父亲服丧一样。又问：没有吊服而只是加麻带，怎样？我说：现在的吊服，仍然就是古代的吊服。《省试学生代斋郎议》【韩愈】斋郎的职责是供奉宗庙、社稷中的小事，大概是士人中地位卑贱的一类。他们拿着祭祀用的豆、笾，快步奔走，为本部门的长官服役；不是凭德行得到提升，也不是凭言论获得声誉，只是取用他们的劳力来完备这些事务罢了。供奉宗庙、社稷的小事，拿着豆笾快步奔走，也不可以不恭敬。因此选取大夫、士的子弟中尚未得到爵命的人，来补足名额、填补缺员，并教他们办理事务。他们的劳苦虽然微小，但使用他们，不能不有所报答，所以一定要记载他们任职的年数。年头已经久了，于是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承担事务；这大概也是很微末的官职吧。学生有的因通晓经书被荐举，有的因擅长文章著称；即使才能较低的，也至少学习法律、懂得文字，都能对教化有所助益，能够供上级差遣。除非天资特别优异，经过长久岁月，以所学习的学业在乡里闻名，受到朋友称道，被州府推荐，升入司业，否则就不能列入国学学生之中。这样看来，供奉宗庙、社稷的小事，是任用体力方面的小事；能够辅助教化、供上级差遣，是德行才艺方面的大事。二者显然不能调换。如今议论者说学生没有事情可做，说斋郎是侥幸得到升进，不考察事情的本意，便说可以让学生代替斋郎承担职事并废除斋郎，这实在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斋郎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学生所从事的是德行和才艺。因为德行才艺被荐举，却让他们从事体力劳役，这是让君子承担小人的事务，而且也不是国家尊崇儒学、劝勉学习、诱导人为善的办法。这是第一点不可行之处。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小，却不可以不专心，这是恭敬之至，也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如果让学生兼任这些事务，到了规定的年、时、日、月，才把宗彝、罍、洗交给他们，他们的进退周旋一定不合礼度，进退一定不合宜，思虑一定不专一，容貌一定不庄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事务而且心志不专，难道不是接近于不敬吗？这就是又一个更大的不可行之处。若知道这样不可行，却仍让学生长期掌管这些事务，使他们荒废本业，那么学生教育就更加减少，学生的道路就更加受到贬低，而斋郎实际承担的事务仍然存在，只是斋郎的名目或许没有了。大凡制度的改变、政令的变更，如果比旧制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利益，就不应实行。何况还不如旧制呢？考察古代，它不合训诫；考察今日，它没有利益；探求名目而考察实际，又失去适宜。所以说，议论废除斋郎而让学生代替他们荐献祭享，也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晋文公问守原议》【柳宗元】

译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原地后，难以选择守原的人，便询问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原是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谋议于亲近而轻佻的宦官，以致辱没王命。晋君选择重大任职，不在朝廷公议，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谋问卿相，却只同寺人谋划。即使赵衰贤能，足以掌管守国之政，使事情不至于失败，但损害贤臣、丧失政事的祸端，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有见识和谋议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晋君却疏远他们，不向他们咨询，对外也不求助，最终竟由宦官决定。这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晋文公刚刚取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开始施政、给诸侯观看示范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了兴盛的原因，蹈袭了败亡的踪迹。即使这样，他仍能称霸诸侯，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又有天子的册命作为名义。诸侯确实畏惧他，哪里能够真心服从呢？后来景监能够做卫鞅的宰相，弘石能够杀害萧望之，误导他们的人，都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所问的人并没有选错，大概是问人的方式错了。这样尚且足以使当时蒙羞、给后代留下祸患，何况询问和选举两方面都错了，那又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君的罪过，用来附合《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理。《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五 （明）贺复征编 ○议二 《为兄后议》【宋刘敞】礼制规定，天子的宗庙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庙。所谓昭，是父辈之道；所谓穆，是子辈之道。天子、诸侯不一定都亲自有儿子，所以有时从兄弟的儿子中选取继承人。同族亲疏相同，就选贤能的；贤能相同，就选年长的；年长相同，就占卜吉利的。不是兄弟的儿子就不选，所以不以诸父为继承人，因为兄长也有尊长之位；不以诸弟为继承人，因为弟弟属于自己的同辈。这就是古代七庙、五庙的次序，使昭穆不相逾越，轮次毁庙也不相妨害。到了后世，国家多有变故，有时由兄长传给弟弟，有时由弟弟传给兄长，大概是出于不得已，于是礼制已经散失很久了。然而既然已经接受了国家天下，所传承的人虽然不是儿子，也仍然按子辈之道对待；传位的人虽然不是他的父亲，也仍然按父辈之道对待。这是因为把天下国家看得最为重要。春秋时的僖公，实际上是闵公的哥哥。闵公被杀，僖公不记载即位，表明君臣与父子在礼义上是一体的。公孙婴齐去世，《春秋》称他为仲婴齐，是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作为他的儿子，必须按儿子的例法处理，不得再顾念兄弟亲情，所以称为公孙。春秋的义理，有常规，也有变通。取得后嗣时不能取兄弟，这是常规；既然已经不得不取兄弟作为后嗣，就应当端正礼制，使他按儿子的例法行事，这是变通。所以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他为儿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他为儿子。这就是所谓常规用于常规，变通用于变通。既然正定了儿子的名分，僖公就不能不把闵公列为昭；归父也不能不把婴齐列为穆。既然正定了昭穆次序，轮流毁庙的次序也不能不一代接一代。可是儒者有人怀疑礼书没有关于兄弟为后嗣的文字，于是认为《春秋》记载仲婴齐，是不承认他以儿子继承父亲，这不对。儿子作为父亲的孙子，确实不是礼制的正例，只是有不得已的情形；《春秋》所端正的，只是君臣、父子一体的关系。所以他实际上是公孙婴齐，却称为仲婴齐；如果《春秋》根本不承认他作为后嗣，就应当记载说“公孙婴齐卒”。学习者问道：“这样说来，为什么称仲婴齐为公孙婴齐？不承认他作为兄长的后嗣，这才可以吧。”连《春秋》之家尚且重视这种名分，何况国家呢？国家尚且重视，何况天下呢？所以凡是继承君位，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儿子；继承大宗，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儿子。如果继承君位、继承大宗而不让他成为儿子，就是教人不奉行父子之道，轻视自己所接受的托付。这就是文公受到逆祀贬责的原因。然而《春秋》本来是为衰世制定的法则，并不是太平时代的正礼；太平时代从来没有这种情形。汉代确定轮流毁庙的礼制时，丞相玄成、丞相衡引用昭、宣两帝一同作为昭，只以孙辈作为昭，却不知道礼制没有两个昭，这就使昭帝的天下无所传，宣帝的天下无所承受，失去了礼制的本意。惠帝、文帝都是高祖的儿子，惠帝亲自从高祖接受天下，文帝则从惠帝接受天下；虽然都是兄弟，这同闵公、僖公有什么不同呢？生时应当以臣子关系叙述，死后应当以昭穆关系正定。可是汉代议论者推尊文帝，使他向上继承高祖；反而让亲自从高祖接受天下的惠帝不列入昭穆正序。至于光武帝本来应当继承平帝，却又根据世系自称元帝之子，向上继承元帝而成为元帝之后，这些都是违背经典、违反礼制、不能流传后世的做法。自汉代以来，这种议论尤其多，他们都说兄弟不能互相为后，不应以昭穆加以规范，这是错误的。如果不以昭穆来规范，那么天下究竟由谁承受呢？凡是君主以兄弟为后嗣，必定是因为没有儿子，才引兄弟来作为继承人，于是君臣、父子已经成为一体。可是应当继承的人反而因为兄弟关系，不继承自己所接受的国家，却去继承先君，那么所接受的国家最终竟没有人继承，这是第一重不可行。生前用臣子之礼侍奉他，死后却用兄弟关系来处理，生死之间的义理相悖，这是第二重不可行。已经实际接受后君之位的人，后君却不承受他的传授，先君如今又要自己继承先君；这不仅抛弃了后君以自己为命的命令，又要废弃先君以兄长为命的命令，这是第三重不可行。天下国家归属于自己，却在父子之礼上以不成为儿子为耻，这是第四重不可行。徐邈说：“如果兄弟之间按昭穆相承，假设兄弟六人相继为君，到后世祭祀时就会祭祀不到祖先和父亲，这又是荒谬至极。礼制有极限，义理有承继。作为后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是为了端正传授承受的关系，重视祖先的统绪。兄弟六人相继为君，也已经祭祀了六代祖先和父亲。假使不是兄弟相继，他们的祖先也应当迁入祧庙，不能无故保存。照这种说法，假使兄弟六人做君主，各自都称为昭，就会有十三座宗庙。而且最后一位君主还要向上继承先君，前面五位君主终究都没有后嗣，这难道是传承重器、授予国家的本意吗？”礼制规定为别人立后的人要降低对自己亲属的服制；假设兄弟六人做君主，就应当各自为后嗣，义理上不能曲意顾念亲属，难道会祭祀不到祖先和父亲吗？凡是谈论礼制的人，往往只顾迎合当时君主的心意，假意说扩大宗庙是大孝的根本，却不详细考察授受的道理。《春秋》的义理，是使应当传国的人不忍心把国家传给自己的宗族，说：“他不是我的儿子。”使应当接受国家的人又不肯用臣子之礼侍奉他的君主，说：“他不是我的父亲。”结果竟使宗庙杂乱增多，昭穆并列堆积，而有的鬼神反倒没有后嗣承祭；把生者的继承关系推到死者身上，难道只有这一处可以违背礼义吗？难道只有这一处可以违背礼义吗！

译《赏罚议》【赵瞻】世上的大患，正在于赏罚。用琐细的文法妨碍贤者，用规定的法令使奸人侥幸，这就是让国家替贤者推辞，而让法律成为奸人的依凭。有一个官吏，拿着功劳资历到考课部门，考课部门一定说：“某人在这个职位任职若干年，应当升任某官；某人在这次考核中列为最优若干次，应当增加某级官秩。”这个人究竟大贤还是大不肖，即使朝廷大臣、王公贵族，也不能擅自议论是否留用。若有变动，除非他的罪状已经明显，或有特殊情形不在诏令之中，才依据旧例询问；与法令有差异、冲突或突兀之处，也不予举荐。贤者难进易退，具有廉耻、谦逊、服从之心，难道不是替这种制度作辩护吗？若是这样，伊尹、太公就常常与普通百姓同列，傅说、箕子就常常同囚徒编在一起，冀缺、宁戚就常常与农夫为伍，管仲、五羖大夫就常常被掳获；难道他们还会屑于同当时争论微末的考绩、追讨拖欠的赋税，排列按时刻累积的功效，以求获得升迁吗？又有人因罪行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司法部门一定说：“依甲令应当处某种刑罚，依乙诏应当列入某种科条。”如果轻重有疑，就上奏请示皇帝。皇帝所作的升降，也不过依傍法律的尺寸而已。以奸人的狡猾和窥伺侥幸的准备来看，难道这不是为他们提供了可乘之地吗？况且唐尧、虞舜流放共工，放逐驩兜；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傅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书传说孔子诛杀少正卯。因此《尚书》记载三风十愆，礼经规定有四种罪行可以诛杀而不赦免。孟轲因为杨朱、墨翟的邪说不承认君主和亲属而加以排斥；荀卿因为宋钘、公孙龙等人以众说迷惑世人、扰乱名实而加以禁止。所以像晋国羊舌鲋掠夺美名、以尸体冒功，齐国阿大夫凭虚假声誉而被烹杀；弥子瑕因谄媚得宠却借忠孝之名获罪，郭解以豪侠自任却因所谓仁义而被杀；他们都是奸诈雄强、狡黠异常、最严重地损伤侵蚀风俗教化的人。然而把这些情况交给有关官吏处理，法律却没有相应的罪名。这不是勉强实行宽仁的政治，也不是保护盗贼叛乱的党徒，只是律令没有可以适用的条文罢了。赏罚如此驰骋变化，皇帝通往治道的道路尚未到达终点，而促使它前进的车辙却各不相同。有人说：“你所赞许的是古代，今天所采用的是时势。如果处在今天却采用古代办法，大概不能同权变相适应。”张开选举的程式法度，补授调任的等级名目，尚且还不够；何况要拿尧舜所忧虑的事情、三代的明智之治来责求有关官吏呢？又如前代君王的律法、后代君王的命令，附会比附、考验审理、弹劾审判、锻炼成狱，尚且还不够；何况凭难以查明的情状、容易迷惑的事情，就急忙施行大刑呢？如果正是这样，却让赏赐错误地施加给放纵之人，让刑罚错误地施加给善良之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错误呢？况且在困难处责求君主，叫作恭敬；说我们的君主不能做到，叫作贼害。那些人为什么偏偏不想推举县官，使之达到尧舜和三代的盛隆呢？人的言辞、品行、技能，号称经过搜求而置于朝廷；才能、器度、见识，号称经过衡量而授予爵位。这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只是一定要得到贤者之后才任用有关官吏罢了。真正贤能、确实廉洁，破格搜求他们，是有关官吏明察、皇帝审察的表现；奸邪小人、大奸巨恶，被显著诛杀，也是有关官吏明察、皇帝审察的表现。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皇帝如果不明察，有关官吏又不贤能，即使拘泥于品秩次序，事事拘守律令，反而只会增加奸人窥伺的机会，哪里有什么补益呢？只是古代采用这些办法也能治理，今天采用这些办法也能治理；不能正确运用，古今都只是末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又何必计较是否权变？假使今天得到一个伊尹、太公而赏赐他，天下人会非难吗？不会。得到一个驩兜、共工而惩罚他，天下人会非难吗？不会。假如赏赐伯夷却把他同盗跖等同，惩罚穷奇却向饕餮请教，怎么可以呢？《浑仪议》【沈括】

译五星运行有快有慢，日月交会有出现有隐没。要推求它们的次序和位置、经行和交会，方法都归结于太阳。冬至这一天，是太阳运行到最南端的一天。太阳运行一周天又回到表的位置，大约总共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称为一年。把周天按太阳运行划分，就叫作度。度的分划有两种。太阳运行较缓，月亮运行较快，二者交会并取平均，分别划出的叫赤道度。太阳由南向北运行，升降四十八度，曲折划分出的叫黄道度。度在天上不可见，能看见的是星辰。太阳、月亮和五星所经过的地方，有星宿正当度数的分界线，共二十八处，称为宿。宿用来校量度数，度数用来产生计算的数值。天上的度数，也可以用璇玑玉衡来表示；度数在器械上，就可以把日月五星纳入器械中观测，而不必让天体本身参与计算。天体不直接参与计算，那么天上的运行就不难知道了。汉代以前，历法家一定有璇玑玉衡，用来亲自验证天体运行的踪迹。后来虽然还有璇玑玉衡，却不再用它来制定历法；制定历法也不再用器械检验，因此节气、朔日、星位、纬度都不能知道其确切数值。到了唐代历法，僧一行改革《大衍历》的方法，才重新使用浑仪参验贯通，所以所得的历法成果比各家更多。臣曾经遍考古今制造天文仪器的方法，《虞书》所说的璇玑玉衡，只有郑康成大略记载了它的制度。到了洛下闳制造圆仪，贾逵又增设黄道，其中的详细制度都没有保存在书中。后来张衡在密室中制造铜仪，用水使它转动，大概就是所谓浑象，不是古代的璇玑玉衡。吴国孙氏时期，王蕃、陆绩都曾制造仪器和浑象。他们的说法认为，旧制把二分作为一度，却担心星辰过于密集；张衡改用四分，又使仪器过重而难以运转，所以王蕃以三分为一度，周长一丈九寸，另有五分寸之三，并具备黄道、赤道。陆绩认为天的形状像鸟蛋，略微扁平，黄道、赤道的长短相互妨碍，不能符合历法。刘曜时期，南阳人孔定制造铜仪，有两重圆规；圆规正好沿子午线表示天，有横规横贯仪器中部表示地，有持规斜着环绕天体腹部来测候赤道，南北竖立支柱以象征南北两极，其中设置游规和窥管。刘曜的太史令晁崇、斛兰也曾制造铁仪。它的圆规有六重，四重固定以表示地，一重表示赤道，另外两重表示南北两极，这就是所谓双规；其制度同孔定的方法大体相同，只是南北支柱弯曲环抱双规，下面有纵横水平的部件，用银镶刻星度，略微改变旧制；但都没有说有黄道，怀疑是失传了。唐代李淳风另行制造三重圆仪。最外层叫六合，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第二层叫三辰，在六合内部转动，有圆径八尺的璇玑规和月游规。所谓璇玑规，就是黄道、赤道所属的圆规。第三层叫四游，南北为天枢，中间是游筒，可以升降和旋转，另分出月道，旁边列出二百四十九个交点，用来带动月游规。一行认为这种仪器难以使用，它的制度后来也失传了。此后率府兵曹梁令瓒改用木材制造游仪，依据李淳风的方法稍加新意，诏令他与一行共同校验得失，改铸铜仪，古今都称其制度详密准确。至道年间，开始在司天监铸造浑天仪，多采用斛兰、晁崇的方法。皇祐年间，在天文院改铸铜仪，大体采用梁令瓒、一行的理论，但取舍之间各有得失。臣如今汇集古今的学说，用来求得天体数值和形象，其中有不合之处共十三项。第一，旧说认为如今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东南方，应当向西北观望北极星，把天极安置在正北中央是不对的；又说天总是向西北倾斜，所以北极星不能居中。臣认为，从中国的地理范围观察，说天总是向北偏倚还可以，说北极星偏向西方却不对。所谓东西南北，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难道不是把太阳升起的地方定为东，把太阳落下的地方定为西吗？臣考察古代观测天象的人，从南安都护府到浚仪大岳台，才六千里，北极高度的差别已经达到十五度；如果再稍微向北，哪里知道北极星不正好在人头顶上呢？臣曾读《黄帝素问》，其中说：站在午位面向子位，站在子位面向午位；至于从卯位望向酉位、从酉位望向卯位，都说是面向北。站在卯位背向酉位、站在酉位背向卯位；至于从午位望向南、从子位望向北，都说是面向南。臣开始不能理解其中道理，到如今思考，才知道它总是把天的中央作为北方。总把天的中央作为北方，大概是因为北极星总在天中央。《素问》尤其善于说明天象。如今南北相距仅五百里，北极就相差一度以上；而在东西南北数千里之间，按日辰来观测，太阳没有不在卯时中段升起、酉时中段落下的，这又可知天枢既然居中，太阳升起的地方就确定为东，太阳落下的地方就确定为西，天枢则始终为北，这是没有疑问的。用衡器窥测，在日辰时刻，把浑仪对准北极星，观测太阳的出没，太阳总在卯、酉的中段稍偏北处；这大概是四海都相同的现象，又从哪里知道中国处在东南方呢？他们只是看见中国东南面都临近大海，才提出这种说法。臣认为，北极星果真居中还是果真不居中，都不足以作为论据。北极出地的高度，在千里之内差别已经如此，又哪里知道在茫昧的几千万里之外会怎样呢？如今只应当根据建国所在的地方、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裁定为法则；不足以作为法则的，就应当搁置，不必议论。第二，有人说：设置水平的纮来象征地体。如今浑仪放置在高台上，向下观察日月升起的地方，那么纮就不能同地平线相合。臣详细考察这种说法，虽然略有道理，但是天地广大，不会因一座台子的高低而发生推移。浑仪考察天地的形体，有实数，有准数。所谓实数，是此处的数值就是彼处的数值，也就是这里移动一度，那里同样移动一度。所谓准数，是以这里作为标准推测那里：这里的一分，相当于那里几千里。如今台子的高低属于所谓实数，一座台子高不过几丈，地平线的差别也不过如此。天地如此广大，难道几丈就足以影响它的高低吗？至于衡器的低昂，则属于所谓准数；衡器移动一分，那里究竟相差几千里，就无法知道。因此应当慎重对待衡器的低昂，而台子的高低不值得忧虑。

译第三，有人说：月亮运行的轨道，经过交点后进入黄道以北六度，随后逐渐退回；再次经过交点，又运行到黄道以南，也是这样。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如同绳子绕着木头，所以月亮经过交点而运行到太阳运行道路的阴面，太阳就会亏缺，符合日食的规律；不发生亏缺，是因为月亮运行到太阳道路的阳面。月亮每月退行交点二百四十九日又有余数，然后重新相会。如今月道既然不能环绕黄道，退行交点又是逐渐变化的，就应当每天都有差异。现在却一定要等到月末才突然移动，最终也不能符合天体运行的度数，应当省去月环；观测月亮的出入，专门用历法推算。第四，衡的上下两端直径都为一度半，是采用太阳直径的大小。上端不能完全容纳日月的形体，就无法审定日月的准确位置。为了使日月正好充满上端，所以不能移动，这就是采用一度半作为尺度的原因。下端也是一度半，却不应如此。如果人的眼睛靠近下端的东侧，向上窥看上端的西侧，误差就会接近三度。凡是测定星辰的位置，必须使所求的星正对窥孔的中心。如今两端大小相等，人眼移动便无法知道是否正对中心。现在用勾股法计算，下端直径为三分，上端直径为一度半，这样两个窥孔相互对应，大小大致相等。人的眼睛不摇动，所观察的位置自然就准确。第五，前代都把北极星作为天的中央；自从祖暅用璇玑玉衡窥测考察天极不动之处，才知道它在北极星的末端之外，还多出一度有余。如今铜仪的天枢内径是一度半，却错误地把衡端的度数作为标准。如果璇玑玉衡的端部水平，北极星就总是在天枢之外运行；如果璇玑玉衡稍有偏斜，北极星就会偶尔进入其中。梁令瓒的旧法，天枢直径为二度半，大概是想使北极星在天枢中心运行。臣考验北极星，经过三个月才知道天中央不动之处离北极星有三度多，说明祖暅的窥测考察仍不够精确。如今应当把天枢直径制成七度，使人的眼睛贴近南枢观望北极星时，星正沿北极枢轴内部运行，周天运行时常能看见而不隐没。天体的形状方正。第六，梁令瓒把辰刻、十干、八卦都刻在纮上。然而纮正好水平，黄道斜着运行，到了子午之间，太阳运行的直径较大而轨道变短；到了卯酉之间，太阳斜行而轨道舒展。这样辰刻不能没有错误。新的铜仪则把刻度移到纬规上，四游规均匀平正，辰刻就不会失准。但是梁令瓒的制度让天中央的单环直对中国人的头顶，新铜仪则让纬规斜着连接南北两极，与赤道相直。旧法这样设置没有用，新仪移动它的位置才是正确的。然而应当把侧规制成像车轮的轮齿，不应把衡规制成像鼓陶；侧面逼近而狭窄，难以刻画辰刻，又会遮挡、映蔽星度。第七，司天监的铜仪把黄道、赤道与纮铸在一起，不能转移；即使它与天体运行不相符合，到了窥测的时候，也先用距离度数的星辰考定三辰所在的宿位，再转动游仪，使它对准本宿的度数，然后求出日月出入黄道的度数以及距离北极的度数，所得结果与梁令瓒的方法没有差别。它的方法本出于晁崇、斛兰的旧制，虽然不十分精密繁复，却相当简便。李淳风曾说斛兰制造的铁仪，赤道不能移动，就像把车轴胶住一样；用它考察月亮运行的差异，有时达到十七度，少的也不低于十度。这正是说直接用赤道观测月亮运行，差异会达到如此程度。如今沿黄道、赤道两次运行游仪，使它对准所在宿位的度数来求取；月亮运行，则每天按照月历计算它距北极的度数，这就不能说是把车轴胶住了。新法确定宿位而改变黄道，旧法确定黄道而改变宿位；新法只能刻出三百五十五度，不能完备其余分数，这就是它简略的地方。第八，梁令瓒的旧法把黄道设置在月道上方，赤道又在月道之下，璇玑最处于下方；每月移动交点，黄道、赤道就随之改变。如今应当省去月道，把璇玑移到赤道上方，而让黄道居于赤道下方；这样两道就与衡端相近，星度也容易考察。第九，旧法的规环一面刻周天度数，一面加上银钉。设置银钉，是因为夜间观测天空昏暗、眼睛看不清时，可以用手触摸它。古人用璇来制作，璇属于珠玉一类。如今司天监的三辰仪把齿设置在环的背面，不能同横箫相合，应当把它移列到两旁，以便参照观察。第十，旧法的璇玑都宽四寸、厚四分，其他规轴也沉重粗拙，不能旋转运行；如今略微缩小其制度，使它轻便灵活。第十一，古人知道黄道每年会移动，却不知道赤道也会随着它发生变化。黄道度数和赤道度数彼此相配；黄道向西移动，赤道不能独自固定不动，如今应当让赤道同黄道采用相同的变动方法。第十二，旧法把黄道、赤道水平设置，正好遮挡天度，妨碍人的眼睛观察；后来又另外加设钻孔，更加笨拙错误。如今应当把它们侧置并稍微偏斜，使天度露出北边之外，自然不会遮挡。第十三，旧法的地纮正好缠绕天经的一半，凡是观测三辰出入时，地平线恰好被地纮遮住。如今应当把纮稍微下移，使地平线同纮的上缘相平；观测三辰隐现，专门以纮的边缘为标准，自然就会默默符合天象。《讲官议》【曾巩】

译孔子教导人说：“不到心里想弄明白却又说不出的程度，就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角来，他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告诉他。”孟子教导人说：“有人来回答问题。”荀子教导人说：“不问就主动告诉他，叫作‘嗷’；问一个问题却回答两个，叫作‘囋’。嗷是不对的，囋也是不对的。君子就像在等待人来问，所以礼制没有规定主动前往教人，而是等待别人来问；那么，作为老师的原则，就是有人来问才予以告知。世上那些带着书本讲学的人，整天不停地说，却没有人来询问；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在强行聒噪，还想把这种妄为自认作老师的职责。古代教导太子的办法是：太傅考察父子、君臣的道理来给太子看，少傅侍奉太子，使他观察太傅的德行，并详细地向他说明。既然只是把道理展示给太子，还要靠详细说明才浅显易懂，所以不采用单纯展示的办法。何况对老师来说，又怎么能这样做呢？不过是端正自己，让太子观察自己而受到感化罢了。所以，有的人学到了他的行为，却未必懂得他为什么这样做；有的人听到了他的话，却未必懂得他话中的意义。越仰望他越觉得高，越钻研他越觉得坚实；德行达到这样，老师之道才算完备。因此，天子不能以臣下之名来称呼他，诸侯不能把他当作朋友，何况能够把他当作臣下吗？这就是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一类人所以忘却世俗权势，也是唐、虞、三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所以忘却自身权势的原因。世上那些带着书本在宫禁之中讲学的人，官职以“侍”为名，那么他们所承担的职责本来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却自以为这是老师的职责，认为应当坐着讲学，把这种做法请求于皇上。他们的说法是：“一定要这样，然后才符合古人所说的‘坐而论道’。”坐着讨论道理的人叫三公，起身实行道理的人叫卿大夫。这里说的是职责有无所作为，并不是以此作为尊重老师的礼仪。况且，朝见君王以及群臣朝会时，大家都站立，没有独自坐着的；燕饮时大家都坐着，没有独自站立的。所以，坐着从来不曾被当作尊师的礼仪。过去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说坐下，晋平公才坐下；曾子侍奉仲尼，孔子说“参，重新坐下”，曾子才坐下。这里所说的“坐”，大概是老师命令学生坐下，尚且不能算真正行使师道；那些人却恭恭敬敬、低声下气地请求坐下讲学。那么世上这样做的人，不是错误的吗？所以我写这篇议论来解除他们的疑惑。公族论【曾巩】天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成为天子，他的庶出儿子都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世系成为诸侯，他的庶出儿子各自在本国担任卿大夫，都拥有采邑。庶出儿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世代享有他的采邑；他的族人世世代代以他为大宗，这叫作大宗。庶出儿子本人也各自在本国做卿大夫，他的嫡长子和兄弟以他为宗，传至五世便停止，这叫作小宗。大概天子的嫡长子世代继承成为天子，他的庶出儿子世代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继承成为诸侯，他的庶出儿子各自在本国成为卿大夫，世世代代享有采邑，永远相传。难道会因为丧服关系已经终尽，就断绝他们的俸禄、官位、衣食和婚嫁，让他们自行谋生吗？不只是这样。过去周公兼并并治理天下，分封了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有五十三人。大概属于兄弟之国的有十五人，属于姬姓之国的有四十人。其中可以考见的，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国。称为兄弟之国的十五人，是周的近亲；称为姬姓之国的四十人，只是周的同姓而已。他们的爵位和任命使国家世代相传、永无穷尽，难道能以丧服关系作为断限吗？至于宗庙的数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而《祭法》所说虞、夏、商、周祭祀禘、郊、祖、宗、远祖，有的上溯到数十代以前，也从来没有以丧服关系作为断限。他们向上推溯，向祖宗报答根本，直到无法计数；向下推衍，扩大骨肉亲属的恩情，直到无穷。大概根基积累得深厚，流传的恩泽就长远；有治理天下功劳的人，接受天下的报答，道理和形势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这难道可以拘泥于平常的见解，在细微得失之中计较吗？所以，丧服关系尽了、悲戚之情淡薄，是用来节制常人的感情的；而大宗、小宗的制度，怎么可以据此议论帝王的功德、作为广泛亲爱亲族的法则呢？过去武王攻克商朝，还未等下车，就封立黄帝、唐、虞的后代；下车之后，就封立夏、商的后代。他对于异代后裔尚且特别加以显扬，急切到这种程度，何况承受祖宗的重任、推究功德的根源，难道能凭天下之大的规模，却吝惜对骨肉亲属的恩情，以致不能满足海内的期望吗？孟子说：“仁人对于兄弟，只是亲近他们、爱护他们罢了。亲近他们，就希望他们尊贵；爱护他们，就希望他们富有。” 先王把这种心意推及同姓亲属，所以把土地分给他们，把百姓分给他们，把宝玉分给他们，把宝贵器物分给他们。成王、康王说：“我不能独自享有文王、武王的功劳，这些功劳……”【原文疑有脱文】没有什么不是竭尽厚待的，从来没有沿袭那种简略的做法。大概《诗经》中“裳裳者华”一诗，是讽刺当时抛弃贤者、断绝功臣世袭，只让栾、却、胥、原、狐、续、庆伯以及陪臣一类家族传承的情形。他们的后代降为皂隶，叔向也把这看作晋国的忧患。何况帝王的功德与天地同等，怎么能让七八代以后的子孙同普通百姓一样混迹于闾巷呢？后世没有封公族以国家和采邑的制度，但让他们列于朝廷，给予府库赏赐，这也是亲近他们、使他们尊贵，爱护他们、使他们富有的意思。把名字登记在宗族名册上的人繁衍兴盛，实在是国家的喜庆。有关官署即使有所耗费，也不会多于天下七十一个国家中姬姓独占五十三个国家的开支。这也只是希望求得适中，以加以节制罢了。如今却命令除袒免关系以外的亲族，不得享有官职、衣食、婚嫁，让他们自行谋生，这也是没有考察古制。这样做在礼制上多么粗野啊！因为世人不能辨明其中的道理，所以写下《公族议》，使好学的人能够详细了解。为人后议【曾巩】

译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由族人以支子作为他的后嗣。作为后嗣的人，对于所承继的那一支服斩衰三年，而对自己的父母降为齐衰一年。礼制之所以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所知道的亲情如果近，就只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所知道的亲情如果推得远，就会懂得尊敬父亲的道理。懂得尊敬父亲的道理，就会懂得尊祖；懂得尊祖，就会知道大宗向上承继祖先、向下收摄族人，不能使其断绝。因此才有以支子作为后嗣的制度。作为后嗣的人，因为承受了这一支的重任，所以不得不以尊贵的丧服服丧。如果已经用尊贵的丧服服丧，却不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仍恐怕不足以表明所承继者的重要。既用尊贵的丧服服丧，又为此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然后才可以说足以表明所承继者的重要，而承继祖先的道理也完备了。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意义。所谓收摄族人，《礼记》说“与族人共同进食，按照昭穆排列，用礼义加以区别之类”，这只是诸侯庶出儿子的大宗，尚且要如此尊严对待。何况按照礼制所说，天子以及天子始祖所由出的祖先，是天子的大宗，是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主持者，是族人万世所依归的对象，怎么可以不表明他的至尊至重呢？所以前代有些君主以支子继承皇位，却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给他们加上尊号和地位，建庙奉祀，都受到古今非议，实在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亲情近，不能割舍私爱，用礼制加以节制，因而失去了奉承正统、尊奉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的意义。如果对于所承继的那一支，使用尊贵的丧服服丧，又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并且把亲生父母的尊号和地位退居较低的位置，不敢违反礼制而有所增加；在庙祀方面也不敢违反礼制而有所奉祀，那么至大的恩情和大义本来已经完备了。有人却说，还应当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按照所承继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他们，这是不懂得考察礼制。礼制规定，为人后者，对于所承继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子等，视同自己的子女，服丧都是为所承继者而服，不是为自己而服。对于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对于自己的兄弟服大功，对于出嫁的姐妹服小功，这些都是在本来的丧服等级上降低一等；这是为自己而服，不是为所承继者而服。假使对自己的父母服丧时，既说这是自己的父母，又说这是所承继者的父母，那么名称和实际就相违背，丧服和恩情也相冲突了。圣人制定礼制，不会这样错乱。况且自古以来为人后者，不一定都是亲兄弟的儿子，凡是同宗的族人都可以作为后嗣。因此，有以服大功、服小功关系的兄弟之子作为后嗣的，也有以服缌麻、袒免以及无服关系的兄弟之子作为后嗣的。如果应当按照所承继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那么也应当按照所承继者的关系来服丧。若按所承继者的关系服丧，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就有应当服大功、服小功、服缌麻、服袒免以及无服的情况了。然而圣人制定礼制，对于自己的父母都规定服齐衰一年，只是足以表明所承继者的重要罢了，并不是说应当因此改变自己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亲属关系既没有改变，称谓本来就不能改变。戴德、王肃《丧记》说：“为人后者，对于自己的父母降低一等，服齐衰一年。服丧的礼节，居住在倚庐，言语和饮食，与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不举行祥祭，不举行禫祭；虽然除去丧服，内心仍服丧三年。”所以直到今天仍载入服制令，从未改变。丧服制度既然如此重要，难道亲生父母的称谓反而可以断绝吗？崔凯《丧服驳》又说：“本亲有自然的恩情，降低一等，就足以表明所承继者更为重要，没有理由竟把亲生父母断绝。既然从未说可以断绝亲属关系，却贸然说可以断绝称谓，这也是迷惑。况且支子所以承继大宗，是为了推扩尊敬严父的心意，以此尊祖。” “只是因为尊祖的缘故，便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这难道是追溯亲生恩情的来源、符合先王教导天下的本意吗？”《礼》又说：“嫡子不能为人后，因为他要传承本宗的重任；支子可以为人后，因为他不承担传重的责任。”让承担传重责任的人继承自己的宗族，让不承担传重责任的人继承大宗，这种安排可以说顺合人心，使两方面的义理都得到安置。如今如果让为人后者只把对父母的丧服降低一等，便进而改变他们的称谓，不再称为父母，那就不是使两方面的义理都得到安置，也不是顺合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对于大宗来说，人道中最尊贵、最重要的是不能断绝尊尊之义；对于父母来说，人子最尊贵、最重要的是不能断绝亲亲之情。尊敬尊长与亲爱亲人，义理是一样的，没有可以废弃其中一项的道理。所以，为人后者降低对父母的丧服等级，礼制确实有这样的规定；但为人后者断绝对父母的称谓，礼制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有人认为，想要断绝亲生父母的称谓，大概是厌恶他同时具有两种关系，想使他合而为一，以使为人后的道理完备。考察实际情况，则有称为所承继者的，也有称为亲生者的；制定丧服，则有为自己而服、不是为所承继者而服的，也有为所承继者而服、不是为自己而服的。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厌恶这种二者并存，就强行使它们合为一体。至于称谓，大概是由实际关系产生的。却不知道既然不能因为厌恶二者并存而强行使其合一，反而想强行使称谓合一，这也是过错。即使称谓可以强行合一，而考察实际关系却并非一体，制定的丧服也并非一体，最终仍然不能改变，那么断绝称谓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古代圣人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二者并存而强行使其合一，却能够使关系疏远者彼此承担较重的义务，使亲近而深厚者彼此承担较轻的义务，靠的只是礼义。为什么呢？为人后者对于所承继者，实际上并非自己的亲人，却为他服斩衰三年，主持他的祭祀，这是用义来引导他。对于亲生父母，实际上是自己的亲人，却降服为齐衰一年，不得参加他们的祭祀，这是用礼来抑制他。用义引导，就使关系疏远者彼此承担较重义务；用礼抑制，就使关系深厚者彼此承担较轻义务。这样，为人后的道理就完备了。既然如此，想使为人后的道理完备，就在于用礼义从内在关系上加以明示，而不在于厌恶二者并存，强行从外在称谓上改变它。因此《礼》中的《丧服·齐衰不杖期章》说：“为人后者，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见于经典，是为人后者仍称本亲为父母的明文。

译汉代祭祀礼义认为，宣帝亲生父亲的谥号应当称为“悼”；魏相认为应当给他加尊号称“皇考”，并建立庙宇。后世议论者都认为称“皇”并立庙是不对的，至于称亲生父亲为“亲”、称为“考”，却从来没有认为不对。后来魏明帝尤其厌恶为人后者厚待本亲，所以非难汉宣帝给悼考加皇号；又说后嗣中有从诸侯进入而继承正统的，都不得称父亲为皇、称母亲为后。大概也只是禁止随意加上不合正统的尊号，却从未废除对父亲、母亲称考、妣的称谓。这见于前代议论，是为人后者称本亲为考妣的明文。又晋代王坦之《丧服议》说：“无穷的亲恩，不是制度教令所能裁断的；从前的称谓，也不是一朝之间能够去除的。”这说明为人后者仍然要为亲生父母服丧。又说：“亲情不能夺去，称谓不能废除；尊崇根本、叙明恩情，所以才降低丧服等级。”由此可知，为人后者从来没有去掉亲生父母的称谓。这是古今的常理，所以王坦之引用它作为制定丧服的证据。这又见于前代议论，是为人后者仍称本亲为父母的明文。由此可见，为人后者的亲生父母，见于经典，见于前代议论，称为父母、称为考妣，其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于见于其他书籍以及史官记载的，也称为父母、称为考妣、称为私考妣、称为本亲、称为亲人的，数不胜数；而把他们称为伯父、叔父的，不但礼制中没有，历代典籍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如今想要按照所承继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并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主张；不遵从经典文字和前代数千年来的议论，也是非常特殊的主张。既没有考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将凭什么向天下人说明呢？况且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和前代数千年来的议论来治理它。如今忽然想抛弃这些，而伸张毫无考据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为人后者称本亲为父母，就成了两个统绪、两个父亲，这可以吗？所谓两个统绪、两个父亲，是指给亲生父亲加皇号，建立庙宇奉祀，这样就没有专一于正统，对所承继者怀有二心，所以说这是错误；并不是说必须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那么，给亲生父亲加皇号，与礼制以及古代称“皇考”的做法有区别吗？回答说：“皇考”是一个名称，但有三种解释。《礼》说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这是把‘皇考’作为曾祖庙的名称。魏相说汉宣帝的父亲应当称尊号为“皇考”，这既不是礼制所说的曾祖称号，又带有尊号的文字，所以魏明帝非难给悼考加皇号。至于光武帝称南顿君为皇考庙，其意义也出于此，这是把加皇号作为尊崇亡父的称号。屈原称“我的皇考叫伯庸”，又有晋代司马机为燕王所作《告祢庙文》说“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又是把“皇考”作为天下臣民通称已故父亲的称谓。把皇考作为曾祖的庙号，古代使用它；把皇考作为奉事亡父的尊称，汉代使用它；把皇考作为亡父的通称，直到今天仍在使用。既然如此，这个称谓也有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的情况吗？回答说：把加皇号作为奉事亡父的尊称，用在为人后的义理上，就会妨害正统，这是从礼制考察而不可采用的。把“皇考”作为天下臣民通称亡父的称谓，用在为人后的义理上，并不妨害正统，这是从礼制考察而可以采用的。那么，把皇考作为亡父的通称，有什么情况下不可采用呢？回答说：如汉哀帝把亲生父亲的尊号称为“恭皇”，安帝把亲生父亲的尊号称为“考德皇”，这又是从礼制考察而不可采用的。况且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时使用天子的礼制，而尸仍穿士的服装；儿子没有给父亲授予爵位的道理，这是为了尊敬父母。前代那些违背礼制、用尊号和地位来抬高亲生父母的君主，难道只是失去了为人后者奉祀正统、尊奉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的意义吗？他们还以儿子的爵位加给父亲，以卑下的身份命令尊长，也不是尊重厚待亲人的办法。前代崇奉并修饰不合正统的尊号，过失就在这里；后世又说应当按照期亲旧例办理。增加官职、扩大封国的做法，也都可以说不合礼制。所谓“考”，是亡父的称谓；但用于礼制的场合，也不过是朝廷典册中的文字和宗庙祝祭中的辞语罢了。如果不加地位和尊号，就没有典册中的文字；不建立庙宇奉祀，就没有祝祭中的辞语。这样，即使把称谓纠正了，实际事务上又有什么作用呢？不过是说话时不能不使名称顺当罢了。前代从来不认为这值得怀疑，是因为礼制规定得非常明白。如今议论者纷纷，甚至耗费长久时间仍不能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不考察礼制，而任凭自己的看法行事。所以我从经典中采录材料，列出其中的旨意，希望可以用来相互考订。救灾议【曾巩】

译河北发生地震，水灾毁坏城郭，损坏房屋，百姓暴露在外，缺少粮食。皇上忧虑怜悯，下令放宽刑罚，派遣安抚巡行的使者，恩德已经很厚了。然而百姓苦于露宿，没有钱就不能建造房屋；苦于缺粮，没有粟米就不能吃饱。这两点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若不能得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无法救济他们的困苦、满足他们的要求。有关官署建议，请求打开仓廪发给他们粮食，壮年每人每天二升，幼年每人每天一升。皇上很快就答应了，赐给他们的粮食可以说很多了。然而有关官署所说的，只是平常施行的办法，并没有审察事情的始终，也没有看见众人所未能看见的情形。如今河北地震、水灾，毁坏败落的地方很多，可以说是非常的灾变。遭遇非常灾变，也必须有非常的恩惠，然后才能救济他们。现在百姓暴露在外、缺少粮食，已经废弃了原有的事业。假使他们成群结队，每天只等待官府发给二升粮食，那么势必没有时间再做其他事情。这样，农民不能重新修整田间沟畎，商人不能重新经营货物财物，工匠不能重新使用器具谋利，闲散百姓不能再迁徙转业。办事的人把一切事务都放弃，只专心等待上面发给一点粮食，苟且把它当作保全性命的办法，这只是在养活饥饿而死的人的行为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中等户计算，一户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粟三石六斗；幼年四人，每月应领取粟一石二斗。平均一户每月应领取粟五石，这种办法很难长久实行。不能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生活？如果长久实行，那么遭受水灾的地方既然已经没有秋收的希望，若不赈济到来年麦子成熟，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熟，共十个月，一户应领取粟五十石。如今遭灾的有十多个州，每州按二万户、且只计算中等户以上的人家；再除去未受灾害影响、不依靠县官供给粮食的户数的一半，那么依靠县官供粮的有十万户。若不能普遍供给，就会施舍不均，百姓中仍有无处申诉的人；若普遍供给，就要使用粟五百万石才够，怎么筹办得来？这同样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至于发放时，有迟有速，有均有不均，有真假之别，还有聚集百姓的扰乱和辨察真伪的烦劳；安置安排稍有差错，都足以造成弊端。再把百姓聚集居住，空气长久郁积污浊，必然会产生疾病瘟疫，这些都是必然到来的祸害。况且这样做不过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至于建造房屋的费用，又从哪里取得呢？建造房屋的费用既无处取得，他们到州县就食，就必然会成群离开。他们原来的住处，即使还有可以修整的颓墙坏屋，还有可以利用的旧木材旧瓦，还有可以依靠的各种器物和物品，也一定会丢弃而无暇顾及。更严重的，甚至有人杀掉牛马离开，有人砍伐桑树、枣树离开。这样的危害也可以说很严重了。如今秋气已经过半，霜露刚刚开始出现，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大概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这样下去不能停止，就将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就会失去作战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所担忧的，不能说没有祸患。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又会失去耕田种桑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尚未想到、但祸患尤其严重的事。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日后一旦有警报，边境戍守就不能不增加；失去耕桑的百姓，日后即使没有战事，边境粮食的买入价格也不能不昂贵。这两方面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可奈何的计策，窥伺仓库，偷取一袋粟或一束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有关官署的禁令，就一定会像鸟惊鼠窜一样，在草野之间偷偷拿着锄头、棍棒，来抵抗巡逻的官吏。强悍的人一旦喧嚣而起事，弱小的人必然跟随聚集。不幸如果连及一两座城的地区，出现击鼓报警的情况，国家怎么能安然无事呢？何况如今外有夷狄值得忧虑，内有郊祀将要举行，怎么能不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不等祸患萌发就消除呢？那么现在的办法是：下达万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粟一百万石，这件事就足够了。为什么呢？如今受灾的州有十万户，假如一户得到粟十石、得到钱五千，这已经超过下等户平常的财产，平日还没有达到这个数目的。百姓得到钱，就能修缮住所；得到粟，就能供给食物；这样农民能够修整田间沟畎，商人能够经营货物财财，工匠能够凭器具谋利，闲散百姓能够迁徙转业，办事者也都能重新从事各自的事业，不失去正常的生计；这与专心等待上面每天发二升粮食、因而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相比，差别难道不是很远吗？这才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照有关官署的说法，要用十个月的费用，耗粟五百万石；按照现在的办法，只用两个月的费用，耗粟一百万石。况且如今借出，日后收回，足以救济他们的艰难匮乏，最终又不会损害储存粮食的实际数量。真正花费的，不过是钱五十万贯而已。这才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并且没有发放不当的弊端，也没有疾病瘟疫的忧患，百姓不必离开原来的住处。如果还有可以修整的颓墙坏屋，还有可以利用的旧木材旧瓦，还有可以依靠的各种器物和物品，他们都能保有而不至于丢失；更不用说保全牛马、保护桑树枣树了，这种好处也可以说很大。虽然寒气刚刚开始，却没有暴露在外的忧患；百姓安居而且有足够的食物，就会产生乐于生存、珍重自身的心情；各自恢复本业，势必无暇顾及其他，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去，即使诱惑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饥荒年间聚集饥饿将死的百姓，只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这对于救灾补救损害的办法没有益处，是平常施行的弊法。如今废除这种平常施行的弊法，用钱和粟一次性赈济他们，足以救济他们的困苦，恢复他们的产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发布，一定都会高兴地认为皇上值得依靠，自安于田间沟畎之中，带着钱和粟回家，与父母妻子脱离流离死亡的灾祸；他们将感戴皇上的施舍，怀有想要报答的心情，难道会有止境吗？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永远喜爱皇上的仁义呢？如果这样还不能使下民和睦、不能使上天满意，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下民和睦，上天满意，然后皇帝乘玉辂缓缓出动，前往南郊祭祀；荒远夷狄的边陲地区，也会奉着玉帛前来进献；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嚣之声。这难道不是在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适应变化、在祸患尚未成形时消除祸患吗？

译这就是所谓审察事情的始终，看见众人所未能看见的情形。如果不早些采取这个办法，等到一旦出现击鼓报警的情况，即使想要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现在钱和粟恐怕不足以办理这件事。王者的财富，是藏在百姓那里；有余就取用，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在一起会不富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在一起会富足？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困，或者百姓饿死而君主独自保有财富，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又说：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重要的警戒。因此古代二十七年耕作，就有九年的储蓄，足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称为王政成功。唐尧遭遇水灾、商汤遭遇旱灾，而百姓没有受到损伤、消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国家仓库中的积蓄，本来不只是供国家使用，凡是为了百姓也都包括在内。即使仓库没有多余的粟，府库没有多余的钱，到了救灾补救损害的时候，尚且不能停止使用，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动用，怎么能只忧虑将来不足，眼看着百姓死亡呢？古人说过：剪指甲应该剪到皮肤边，割头发应该割到身体边。先王对于救灾，连头发和皮肤尚且不吝惜，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州军总共有三十七处，受灾的不过十多个州军，其他州的田地秋收有希望，可以命令有关官署收购粮食。粟的通常价格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不但足以使农民获利，要增加收购一百万石也容易。每斗增加一二十钱，是我权宜处理一时事务，自有办法来实行。用实钱按照通常价格支付，再用茶、荈、香、药之类补足虚估的价额，不过是捐出价值数万贯的钱购买茶、荈、香、药之类，而费用就足够了。茶、荈、香、药之类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样值得吝惜？这是不用等待讨论就可以知道的。花费钱五十万贯，再捐出价值数万贯的钱购买茶、荈、香、药之类，就足以救济一时的祸患、替天下作长远打算；利害轻重，也不是难以明白的。现在只看有关官署能不能超越拘泥的见解，破除常规办法罢了；这是当前事务的紧迫之处。所以写下这篇议论。《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六 （明）贺复征编 ○议三 孔子庙堂议【明·宋濂】

译世上谈论礼制的人，都取法于孔子。既然如此，建庙祭祀孔子，难道可以不考察古代礼制吗？不用古代礼制祭祀孔子，就是亵渎祭祀。亵渎祭祀就是不敬，不敬就得不到福祐。为什么如今的人却同古代不同呢？古代将要祭祀时，主人穿朝服，在阼阶就位，面向东西，祝官告知祭祀将成。主人站在阼阶上，面向西。尸出入时，主人下阶站在阼阶，面向东西。这些都是主人的正位。祭祀完毕，祝官在洗处盥洗，从西阶上去；主人盥洗，从阼阶上去。祝官先入，面向南；主人从门内进入，面向西。祝官斟酒奠献，主人面向西，拜两拜并叩头。这些都是因为几筵在西边。尸登上筵席，主人面向西站在门内，拜请尸安坐。尸向主人回敬，主人面向西放下酒爵，行拜礼。这些都是因为尸位于西方。《汉晋春秋》记载，章帝元和二年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进入庙中面向西，拜了两拜。《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南，三位献官都面向西。这还没有失去古代礼制的意义。如今沿袭《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迁到南面，而行礼的人面向北，这就不是神道崇尚右方的意义了。古代制作木主来安置神灵，天子、诸侯的宗庙都有木主。卿大夫、士虽然没有木主，大夫用束帛来依托神灵，士结茅作为菆，都没有设置塑像之事。《开元礼》也说，在堂上西楹之间设置先圣神座，在先圣神座东北设置先师神座，都铺设莞席。这仍然是扫地设祭的做法。如今沿用《开元八年》的制度，捏土塑造形象，就失去了使神灵显明的意义。古代灌祭使用鬯酒的香气，郁金草与鬯酒相合，香气向阴间通达深泉；灌祭之后，才迎接牲畜，这是使阴气到达。萧草与黍稷的香气相合，阳气向上通达墙屋；所以奠献之后，才燃烧萧草，使它与膻芗之气相合。大概这是在阴阳之间求取神灵。如今用熏香代替，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古代朝觐、会同，以及各种郊庙祭祀、宴享的事情，都设置庭燎，由司烜供给，火师监督。数量方面，天子一百枝，公五十余枝，三十枝；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庄严恭敬。如今用手持火炬代替，难道不是亵慢吗？古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让他们负责教导；死后把他们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叫作先师。比如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之类。凡是开始建立学校，一定要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举行释奠必须联合邻国；有先圣、先师的国家就不必联合。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先圣、先师，就应当同邻国合祭。假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那么各自祭祀，不相联合。当时，学生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向他学习，不是他所传的学问就不祭祀。学校废弃以后，天下没有人知道应当尊奉谁为老师。孔子汇集各位圣人的大成，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确实传承了孔子的道，尊奉他们作为先圣、先师，在天下通行祭祀，本来是合宜的。其余的人应当各自列入本国先贤；即使七十二弟子的祭祀，也应当停止，只在国学中设置，或许才不违背礼意。【《开元礼》规定，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子等七十二贤配享；各州只以先师颜子配享。】如今却杂乱地安置、妄自排列，甚至荀况主张性恶，扬雄侍奉王莽，王弼尊崇庄子、老子，贾逵忽视细小品行，杜预主张短丧，马融依附权势之家，也混杂在其中。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古代建立学校，专门用来阐明人伦。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进食，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所以禹不排在鲧之前，汤不排在契之前，文王、武王不排在不窋之前；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仍然尊奉远祖。如今一概安置而不加讲明，颜回、曾参、孔伋是孔子的弟子，配享在堂上；颜路、曾点、孔鲤是孔子的父亲或父亲辈，却排列在庑廊之间祭祀。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反而坐在二程下方。【淳祐初年，张载位居程颢、程颐之上，后来因国子监集议重新确定，张载于是位居程氏之下。】颠倒伦理秩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又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入学的人一定要举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校官员四时的祭祀，都举行释奠。【如今专门在春秋两季举行，也不对。】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二者轻重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音乐。如今却沿袭魏、汉法令所制定的大晟乐，这正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怎么可以使用呢？古代释奠、释菜，名称和意义虽然还存在，但仪式程序都已经无法知道。唐代《开元礼》仿佛依照《仪礼·馈食篇》的章节条文，记载得很详细；所谓三献官各自在献礼之后饮福，就是尸向主人、主妇和宾客回敬的意义。如今嫌仪式烦琐，只有初献官能够实行，怎么可以呢？唉！学校是礼制产生的地方，就像河流支脉的源头和大海一样，也像山岳的祖先昆仑山一样。如今竟然错乱到这种程度，那么其他方面也可以知道了。礼制本来不是士人和庶民敢于议论的，可是有良知的人，谁能默默无言而心安呢？即便如此，这里姑且只说其中的大略。至于庙制不合宜，冕服没有章法，器物使用混杂雅俗，升降行礼又不明白左右方位，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即使不断更换讲解的人，也说不完。有人说：“您的话确实辨析得很清楚！建安熊氏想把伏羲作为道统的祖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依次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以及稷、契、夷、益、傅说、箕子，都可以配享先王，他们是天子、公卿所应当师法的对象。应当依照这个次序在天子的学校中祭祀。至于孔子，实际上兼有承继、述作和制定法则的职责；如果对他通行祭祀，则这种祭祀可以从天子向下推广。假如按照熊氏的说法，道统就更加尊崇，三皇不会沦为医师，太公也不会被武夫辱没。不知道这样可以吗？过去周朝拥有天下，建立四代的学校；所谓先圣，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各自选取当时辅佐先圣、帮助他们成就德业的四位圣人，称为先师，配享祭祀。这本来就是天子建立学校的制度，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孔子庙庭从祀议【王祎】

译孔子庙庭中从祀的共有一百零五人：从澹台灭明到孔鲤的七十一人，都是在圣人门下受业、承受圣人教诲的人；从左丘明到许衡的三十四人，都是为经典作传注、尊崇圣学，并且与圣人之道有切实关系的人。大概从唐贞观二十一年开始，才把左丘明到范宁等二十一人列入孔庙从祀；到宋元丰七年，又增加荀况、扬雄、韩愈，按照世次先后从祀；在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之间，淳祐二年才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列入从祀；景定二年又增加张栻、吕祖谦；咸淳三年又增加邵雍、司马光；到了元皇庆二年，才让许衡接续宋代九儒列入从祀，这就是所谓三十四人。按今天的议论，汉代儒者从祀的有十四人，却还缺一人，即董仲舒；唐代从祀的有一人，却还缺一人，即孔颖达；宋代从祀的有九人，却还缺四人，即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代从祀的有一人，却还缺一人，即吴澄。自从孟轲去世以后，圣人之学不再明白，邪说盛行，异端纷纷兴起。经历秦代直到汉代，诸儒接连著述，然而他们修补经书、阐释传文，局限在各自专门的学问中，对于圣人的大道却没有谁真正有所闻知。只有董仲舒在其中被称为醇正的儒者。他博通诸经，尤其精通《春秋》的义理；因此他向君主陈说的天人、性命、仁义、礼乐，以及勉力实行、端正义理、阐明大道等论述，都是其他儒者无法说出的。至于他劝告当时的君主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隆盛孔子的教化，使道术有了统一的系统、异端得以消灭，百姓直到今天仍受其恩惠，那么他尊崇圣学的功劳，大概并不在孟子之下。荀况主张人性本恶，扬雄曾侍奉新莽，尚且能够从祀孔庙，董仲舒却反而不被采用，这是为什么呢？秦代焚书之后，圣人的经书残缺散失，汉儒收集整理散佚的文献，各自撰写笺注和传文，偏僻的学说、异端的见解各自立说成家。晋、宋以来，学说越来越繁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凭据，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归依何处。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诸经的疏义，称为《正义》，从此以后便成为定论；凡是不在《正义》之中的，都被称为异端。这实在是学者的宗师，是百代以后仍可取信的著作。孔颖达传注圣经的功劳，与马融、郑康成一类人相比，没有什么逊色；况且何休注《公羊传》却贬低周王而抬高鲁国，王弼注《易》却专门推崇清静虚无，对圣道的损害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在从祀的行列中，为什么偏偏到了孔颖达反而遗漏了他呢？圣人的大道，有的通过事功来彰显，有的载于文章之中，作用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三代以来，人才没有比宋朝东都时期更盛的了。其中慨然把圣人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并在实际行事中体现出来的，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说士人应当先为天下人的忧患而忧患，后为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即使是伊尹所承担的责任，也没有超过它的。何况在当时，天下的学术还不知道应当尊崇什么，而范仲淹首先把《中庸》传授给张载，成为道学的倡导者。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议论无不以仁义为主。虽然他的功业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志向，但他的事功所达到的境界光明正大，确实可以和司马光相提并论。自从圣道不能施行以后，世俗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事业，哪里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志向，本来并不专在这些方面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时代，实际上倡导并阐明圣贤之学，并把它写入文章。他关于《易》《春秋》的各种论说，以及《诗本义》等书，阐发经学十分精深。他想删去诸经《正义》之外的谶纬之说，使一切归于正道，对圣道尤其有功。他的言论以仁义为根本，并把它贯彻到政治道理之中，因此能够辅助六经，把这些道理载入后世。至于《本论》等篇，拿来同韩愈的《原道》相比，又有什么惭愧呢？可是世上浅薄的人，常常只把他看作文人。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也因文章而得以彰显；即使是治理天地、安排万物的学问，也称为“文”，难道反而可以轻视文章吗？这样说来，像范仲淹建立功业、欧阳修建立言论，都是可以说对圣人之道有功的人。韩愈、司马光既然已经列入从祀，那么这两个人本来就确实应当被选取。自从周敦颐接续了圣贤千年不传的奥秘，程颢、程颐兄弟承继了道统，于是圣贤之学有了传承。到了朱熹著述，《五经》《四子》都有传注和论述，他统合源流、会通本始，汇集圣贤学说的大成，继承了程子的传授。后来又遭遇学禁，他的学说不能施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一同兴起，竭力把尊崇朱学当作自己的责任，圣贤之学才重新明白。真德秀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了翁所著有《九经要义》，大体上都排斥异端、崇尚正理，以圣人的道理来验证而没有错误。他们对于圣人之道，可以说是有功的，足以接续朱氏所传的学术源流。因此，这两个人本来又应当继朱氏之后列入从祀。到了元代兴起，许衡在北方崛起，尊崇并采用朱氏之学来教导人，已经能够承担弘扬此道的重任；与此同时，吴澄在南方兴起，能够看到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孝经》《大学》《中庸》《易》《诗》《书》《春秋》《礼》都有他的传注，他综合古今诸儒的学说而加以折中。他对于礼经尤其多有删正，都是为了补足朱氏学说的不足。他真正的修养和实践，大概无不属于圣贤正大之学，因此这个人也可以说对圣人之道有功，本来应当和许衡同列从祀，不可以遗漏。按从祀的礼法，对圣道有功就应当祭祀。像这七个人，对圣人之道有这样的功劳，却在从祀之列有所缺漏，这是非常不妥的。搜集历代被搁置的典章，彰明万世共同的公论，把他们举荐而加以明确，本来正是今天应当做的事。又考察圣人的孙子孔伋，旧例排列在孔鲤之下；曾参也排列在曾皙之后。咸淳三年，才开始提升他们与颜回、孟子配享，作为四位侑祭者，坐在东边而面向西方。父亲因为从祀而列在廊庑之下，儿子却因为配享而坐在正殿之上，尊卑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圣人之道在于彰明人伦，却首先自己废乱人伦，凭什么教诏后世？即使说曾子、子思把传道看得最重要，但儿子也必定应当为父亲屈居。过去鲁国祭祀僖公，把他提升到闵公之上，传论的人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用祭食，认为这是颠倒祭祀。如今孔氏、曾氏父子的次序失当，难道不是颠倒祭祀吗？所以现在曾参、孔伋应当降居曾皙、孔鲤之下。又司马光对于程颢、程颐是前辈，张载对于二程是表叔，但他们的位次却都在二程之下，这种先后次序也不可不加以辨明。咸淳年间确定从祀次序，只是依照朱子六赞，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排列为次序，却不知道朱子的赞语只是用来形容六位君子道德的盛大，起初并没有确定他们先后的次序，怎么可以就据此作为标准呢？所以现在司马光、张载应当提升到程颢、程颐之上。至于荀况、扬雄、何休、王弼这一类人，有不应列入从祀的，这里又不敢贸然逐一列举。唉，天下的礼制有些事情看似缓慢，实际上紧迫；看似轻微，实际上重大，因为它关系到名教。公论所在，谁能废弃它呢？何况礼仪文制的事情，既然出自儒者，那么对有功于圣道的人，按礼就应当祭祀。而那些尚未合乎礼制的人，本来就不能放置不管、不加议论。因此我把那些关系到名教、而公论认为不可废弃的事项，列在上面。《七出议》【王祎】《礼记·大戴礼·本命篇》说：妻子有七种情况可以被休弃：不顺从父母、没有儿子、淫乱、嫉妒、患恶疾、多言、偷盗，就是这些。此外还有三种不能休弃的情况：她曾为丈夫家娶来妻室，休弃后无处可归；遇上需要服丧三年的丧事；先前贫贱而后来富贵。这些规定，都是圣人用来调和男女关系、慎重对待婚姻开端的。后世议论的人有的说：妇人不顺从父母、淫乱、嫉妒、多言、偷盗，因为这些是罪过而被休弃，是应该的。至于没有儿子、患恶疾，是她的不幸，并不是她的罪过，却因此休弃她，不合礼制。圣人制定礼制，难道竟然这样严酷吗？所以应当把七出确定为五出，这才符合礼制。我要说：圣人制定礼制，严厉和宽厚大概是同时采用的。正因为严厉，所以能够合乎天理的公正；正因为宽厚，所以能够顺应人情的正当。宽严相互适宜，制礼的意义就实现了。如今从七出的规定来说，没有儿子、患恶疾，固然是妇人的不幸，但因此休弃她，似乎过于严厉。然而三种不休弃的情形，妇人谁会完全没有呢？假如她没有儿子、患恶疾，但又属于曾为丈夫家娶来妻室、休弃后无处可归，或者遇上需要服丧三年的丧事，或者先前贫贱而后来富贵，那么本来就不能休弃她；这又不能说不是非常宽厚。夫妻的婚配，是人伦的根本。圣人制定礼制，一定会对这件事审慎考虑。所以说，宽严相互适宜，正是圣人制礼的意义，也是取其中道。有人说：患恶疾、没有儿子，但如果又有这三种不能休弃的情况，固然不能休弃。假如没有这三种情况，那么休弃她，难道能说是她的罪过吗？回答说：妻子的职责有两项，一是奉行宗庙祭祀，二是延续宗族后代。这两件事是人道的根本。如今没有儿子，就是断绝后代；患恶疾，就是不能共同供奉祭祀所用的黍稷牲醴。这是按道义不得不终止婚姻的情形。妻子不顺从父母，是因为违背了道德；淫乱，是因为扰乱宗族；嫉妒，是因为扰乱家庭；多言，是因为离间关系；偷盗，是因为违背义理。这五种，是恶劣品德在世俗人伦中应当被断绝的表现。没有儿子而断绝后代，患恶疾而不能共同奉祀，这两种是恶劣状况在天理上的应当断绝。按道义应当断绝，二者是相同的。有人说：古代诸侯有一位夫人、六位侄娣、两位媵；大夫有一妻、二妾；士有一妻、一妾。假使妻子患恶疾、没有儿子，本来还有妾可以生子奉祀，为什么一定要休弃正妻呢？回答说：礼制没有比嫡子与庶子之分更重要的，它是用来培植教化根本、堵塞祸乱源头的。庶子与嫡子并立，是家庭和国家的祸患，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假如因为妻子患恶疾、没有儿子，就宠爱庶子，从而开启争夺的祸端，那是家国的大不幸。何况平民有妻而没有妾，本身就是不幸。如果大夫又因为妇人的不幸而招致家国的大不幸，在轻重之间，圣人本来就会加以权衡，并且慎重防范于开始。因此，因为患恶疾、没有儿子而休弃妻子，是道义上不得已、礼制上不能避免的事。有人说：礼，是先王教化人的工具；律，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准则。所以礼只是形式上的文章，律才是实际的法令。七出的条文虽载于礼中，而五出的规定如今写在律中，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礼和律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加以禁止，都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制度。礼所不允许的，也就是律所不容许的；出于礼的规定，也就进入了律法。患恶疾、没有儿子应当休弃，载入律法以来，历代相沿，从未改变，这是因为它符合人情所共同认可的道理。礼与律二者都是圣人制定的，其中轻重的区别已经很清楚了。七出的名目，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废除呢？所以我曾经论述过，夫妻之道，是因义而结合，因礼而成就的。婚姻既然成立，就按照礼制迎娶；如果不能相合，就按照义理休弃，这是圣人所允许的。礼书记载：“诸侯休弃夫人。”夫人将要到达她的封国时，仍按夫人的礼节行事；到了以后送夫人入国，使者传达命令说：“寡君不才，不能让您跟随他共同守护社稷宗庙，特派臣某冒昧向执事者告知。”主人回答说：“寡君本来就曾先行辞谢，未能教导好您；寡君岂敢不恭敬地等待您的命令。”大夫以下休弃妻子，丈夫派人送达休书说：“某不才，不能让您跟随我共同奉祀宗庙，某谨此向侍者告知。”主人回答说：“某的女儿不肖，不敢逃避责罚，岂敢不恭敬地等待您的命令。”他们在进退之间，竟有这样的从容谦逊。先王考虑到这种分离是道义上不得已、礼制上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保留这些辞令而不废弃。因此孔子家族三代都曾有休妻之事。假如休妻果真是难以实行的事，那么圣人岂不是也不应赞同吗？由此看来，那些徇私情、溺爱小恩小惠，不懂礼义大节，认为妇人没有儿子、患恶疾不应被休弃，想把七出减为五出的人，可以说是对礼制非常无知了。《刘静修从祀议》【刘定之】

译谨慎考察，元代儒者容城人刘因，品德刚正，学识明达，他所作的诗文，理趣高出常人意料，不是迂腐的儒生、偏曲的学者和只知拘守字句的人所能比拟的。在进退取舍之间，他能安于义理和命运。至于他称许管幼安、吟咏赞叹陶元亮，那么他蔑视浊世、鄙弃功名爵禄的本心，也由此可以看见。因此裕宗不能留住他，世祖不能招致他，刘因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然而建言者仓促地想把刘因列入孔庙从祀，这件事体重大，不能不详细议论。建言者说，颜子没有著书，却配享孔子，不能因为刘因没有著书便不取用他。颜子哪里是可以这样比的呢？孔子的道统传给颜子，后世从孔子的言论中取得凭信，这些言论具载于《论语》，载于《中庸》，见于《孟子》，又保存在《易·系辞》等书中，远不止一处。颜子虽然没有著书，却不妨碍他传承圣道。譬如萧何没有战功，高祖却任用他为汉朝臣子之首；房乔没有战功，太宗却任用他为唐朝臣子之首。这就是所谓“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好的，了解弟子没有比老师更好的”。如今因为刘因没有著书，便仰攀颜子作为比拟，这就等于说臣下没有汗马功劳的，都可以攀比萧何、房乔，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建言者又说，从祀的诸位贤者中有些人不能没有过错，刘因没有过错，为什么反而不能从祀？那些跟随孔子学习的门徒，本来就有狂放或拘谨而不能合乎中道的人；又有聚敛财富而被圣人斥为不是自己门徒的人，也有丧期缩短而被圣人说是不仁的人。然而他们无不亲自受到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的德行熏陶，亲自接受文、行、忠、信的教诲，其中品德高尚的名列四科，其余的人也都亲身通晓六艺。因此《孔子家语》和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都详细记载他们，称为三千弟子，而七十子是其中最优秀的。既然如此，七十子中有过错的人，也正如先儒所说，圣人列举他们的事情加以责备，但他们的善处仍然很多。至于左丘明以下的二十二位经学大师，有不能深刻明白圣经宗旨的，也有像刘向那样缺少威仪、像王肃那样喜欢阿谀奉承的。然而在世道衰败、圣学微弱之时，秦代焚书，汉代黄老之学盛行，魏晋时期佛教流行，而这二十二人守护圣人遗留下来的经书，辗转传授，讲说注释，各自竭尽才能，以等待后世学者。那么他们的功劳，大概就像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子孙一样：虽然国势衰替微弱，没有力量振兴，却还能够守护姬姓宗族的祭祀和谱牒，使其经历春秋战国而没有灭亡，侥幸保存下来。即使有大的过错，也将加以宽宥，何况小的过失呢？如今拿刘因没有过错，同七十子和二十二位经师中有过错的人相比较，想让刘因进入从祀行列，我私下认为：孔子是没有王位的圣王，七十子帮助他创立事业，二十二位经师帮助他传下道统。遇到他们有过错，议论之后仍加以宽贷，尚且能够陪祀；刘因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却只说“我没有过错，可以陪祀”，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建言者又说，与刘因同时代的许衡、吴澄，他们的德行学问没有超过刘因，却也能够从祀，刘因怎么能独自被遗漏？刘因与许衡、吴澄相比，德行学问并没有大大不如他们，但功劳却有所不及。为什么呢？许衡有推行圣道的功劳，吴澄有阐明圣道的功劳。元氏从朔漠兴起，统治华夏时，君臣都昏昧无知，不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弟子，直到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道统；这种道足以安抚天下、治理帝位，而许衡首先倡导、率先教诲诱导，使他们知道此道是可以施行的。至于吴澄所作的诸经纂言，阐发得透彻明白，自朱子以后，依经立说的人很少能与之匹敌。因此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订《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其中大量采用吴澄的学说，吴澄可以说是能够阐明此道的人了。而刘因的学说没有被采用，这说明刘因既不如许衡使圣道在当时得到推行，也不如吴澄使圣道在后世得到阐明；他未能从祀，未必就是遗漏了应有的典制。至于薛内翰瑄，正直自守，仰慕古人，谈论圣道以教益门徒，进取时不攀附权贵，退处时不留恋仕途，勤奋好学、喜欢提问，可以说是有文德；归隐后洁身自持，可以说是清正。因此活着时蒙受圣明知遇，死后获赐美谥，作为本朝名臣，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然而若论他从圣道中所得的学问，拿来同朱子门徒相比，即便是亲自承受朱子精微言论的黄直卿、辅广，推演朱子余绪学说的金履祥、许谦，尚且不知道能否与他们相提并论，却贸然想让他从祀，我私下恐怕世上的君子会认为建言者不是愚昧就是谄媚，谁还敢附和他的说法呢？所以我认为，薛瑄的从祀可以不予施行；刘因则依照过去议论杨龟山的先例，命令他所在的官府建立祠堂奉祀，这或许足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劝勉后来的学者。谨此议论。《复河套议》【翁万达】

译我听说，聪明的人一定要等待时机成熟才举事，君子不会不明察形势就谋求功业。因此，道理上有必须做到的事情，时机上却有应当审慎考察的地方；志向上有必须奋发的事情，谋略上却有不可忽略的方面。如果这些都没有准备好，就很难同他谋划最终结果。河套本来是中国的旧有土地，以黄河作为界限，这本来就是上天用来分隔中原和外部的险阻，怎么可以适宜地放弃而不守，反而借给敌寇、资助盗贼呢？然而按照今天的时势来衡量，存在应当收复它的道理，却没有可以利用的时机；有许多必须奋发的志向，却很少有万全的计策。因此，凡是想谋划这件事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河套自周、秦以来就是国家的领地和郡县；汉代设置朔方，唐代修筑受降城，凭借险要扼制敌寇。这些往事都清楚存在。我太祖以神武平定天下，成祖亲自驾御六军，三次犁扫边廷。敌寇已经残破，而我们也没有余暇越过黄河去守卫东胜，这个谋划便偏于一方。后来又撤去东胜而退守延绥，河套之地于是沦为外蕃所有。然而在正统、弘治年间，我们虽然没有守住河套，敌人也没有取得它。看不见可贪求的东西，敌心便不会发动；没有夺取他们所凭恃的东西，他们的争夺也不会强烈。那时本来可以取回，却最终因循拖延，划地自弃；上天设置的险阻丧失了，肥沃田野的利益也失去了。这正是边疆大臣应当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有志之士因此扼腕、卷起衣袖而愤慨的原因。先任巡抚余肃敏公在榆林设置镇守，我想他也曾有意进行这项举措，但河套最终没有收复。镇守机构只是空设，开垦毫无成效，运输供应难以继续，孤立悬置，沙漠成为废墟。对外不足以作为藩篱，对内又不能从中取得赋税劳役，既没有得到它的利益，反而增加了驻守的劳苦。难道豪杰贤能本来就疏忽了长远谋略？还是当时也有牵制，使他们没有完成志向呢？但在弘治以前，我军还常常每年搜索河套、捣毁敌人的巢穴。此后我们的谋略日益疏忽，任凭敌寇出入，涉水履冰，挥鞭逼近边塞，毫无顾忌。如今他们又盘踞其中，发展畜牧，繁衍生息，简直像经营家庭、成就产业已经很久了。何况今昔时代不同，强弱形势不同，事情利害的缓急、人情好恶的趋向，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不能不加以考虑。想一举收复它，恐怕很难吧？所以说，有应当收复它的道理，却没有可以利用的时机；有许多必须奋发的志向，却很少有万全的计策。请允许我把这些全部说出来，以求得到圣上的明察。敌人有盛衰，我们有强弱。以强对弱，只能勉强相当；以弱对强，便是没有办法。汉武帝英断果决，上天又为他启用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不世名将，纵横大漠四方出击，也不能一次使单于屈膝。到成帝、哀帝在位时间短促、内部祸患又将发生时，呼韩邪单于却叩头称臣，愿意守护北方藩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遇到的是匈奴强盛之时，而成帝、哀帝时正值匈奴衰弱。马战、步战、弓矢、刀剑，各有适宜之处；主客双方的劳逸，步行与骑乘的状况，也各不相同。韩信背水布阵，以置身死地而求得生路；魏武帝舍弃鞍马，和吴越在舟楫之间争战，结果在乌林受挫，这是为什么呢？韩信把死地变成生路，因而获得了逸势；魏武帝舍弃中原军队的长处，反而陷入自己短处所在的水战。人情没有不爱护亲人的，但背米供养父母和遇到变故抵御祸患，缓急本来不同。人情没有不爱惜自身的，但一次劳苦而换来长久安逸，和暂时休息以保养身体，所趋向和所取舍也有很大差别。丧失先王乘坐的舟船时，与其等死不如夺取艅艎，这样的人必能渡河；正义之师唱歌思归，平定三秦就容易得多。我国在元代拯救天下时，天威所到之处如雷击风扫，残余敌寇像游荡的魂魄，只能勉强存活喘息。近年来他们收养残余势力，加上敌方部族人口日益繁殖，又有小王子、济农、俺答等部落，大约三四十万人；与过去逃奔穷荒、连马粪都见不到的时候相比，这是盛还是衰，是强还是弱？而我国太平日久，军政多有苟且。三五年以来，虽然依靠朝廷重臣的关注，边防逐渐振作起来，但为此竭尽谋虑、耗费财力，所取得的功业也已经不少了。回头看看太祖、成祖时期，双方强弱盛衰的变化又如何呢？河套长期沦陷在敌寇手中，间谍很少到达那里；敌人又在其中筑屋居住、放牧牲畜，内部山川的险易、道路的曲直、水草的有无，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率军深入敌境，能够没有忧患吗？即使塞内是我国土地，将领研究当地形势，士卒熟记其中要害，尚且不能全部了解，何况塞外呢？如今我们劳苦远行，敌人安逸等待；我军的马出塞三天便疲惫，敌骑遍布原野，一声呼喊就能聚集。即使取得一点小利，回程尚且困难；倘若失去向导，全军还能依靠什么？几万军队缓慢行进、持重谨慎，敌人的防备就会更加严密；快速行军追逐利益，辎重却会落在后面，而且出兵日期有确定期限，所带粮食有确定数量。敌人迁徙没有常规，作战便没有固定地点；远近无法预测，作战便没有固定日期。一战之后，敌人或许据守聚集，或许假装逃走；有时听到胡笳号角，有时相互依凭壁垒，离散后又重新聚合，始终不渡过黄河。这样一来，我军是作战呢，还是退兵呢，还是双方对峙呢？几万军队出塞，敌人也一定会有几万军队援助他们吗？有没有骁勇的将领能够打通粮道？能不能保证不被抄掠、不至于缺粮？这些都是极其困难而不能贸然承担的事情。快速奔驰攻击，是敌人的长处；据守险要，是我们的便利。弓箭适合奔驰攻击，火器适合据守险要。放弃火器和险要，去同敌人在黄沙白草之间奔驰射击、冲突攻击，究竟是得还是失呢？如今塞下的士兵，就是塞下的百姓。他们的坟墓、房屋，是祖先经营留下的；妻子儿女和亲属，是骨肉居住的地方；禾稷、黍稷、桑麻，是家业财产；牛马牲畜，是供养自身的东西。他们被刀兵逼迫、被生死震慑，尚且常常退缩怯懦，使上级不得不烦劳督责。如今把他们驱赶到无人踪迹的地方，用仅够立刻吃完的粮食限制他们，用难以保证成功的功业要求他们，用不能立即结束的劳役使他们困苦，又用将要迁徙的祸患恐吓他们，却想让他们拿出死力，可以吗？议论者想整顿六万军队，以三年为期限。春夏马匹瘦弱，敌人势力较弱，适合我们出征；秋冬马匹肥壮，敌人势力较强，适合我们防守。春天在河套搜讨，秋天在边塞防守，三年出兵三次，敌人一定难以支撑。等敌人远逃，再据黄河防守，这固然是一种说法。然而天时和物性，并没有相差得那么远。

译秋冬敌人的马肥壮了，难道我们的马不也肥壮吗？难道只对我们有利于防守吗？春夏敌人的马瘦弱，敌人势力较弱，不能入侵；然而他们坐等我们进攻，确实令人担心他们会骚扰袭击我们。秋冬马匹肥壮，敌人强盛，既然能够进犯，就会设法多方谋划，我们确实应当担心他们报复。六万军队，不是用来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千里的路程，也不是让自己获得安逸的道路。转眼之间，形势和状态就会发生不同变化。每年进行一次，等待三次行动，能够办到吗？兵家胜败本来就难以预先确定。一次出兵失利，士卒受伤、马匹损耗，议论纷纷，那时将要停止吗？还是竭尽天下力量、排除天下议论，等待它成功呢？三年三次出兵，如果都能实现志愿，敌人败退而我们据守；我们撤回后又再来，始终不能渡过黄河，筑城工程也难以兴举，那又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大概议论者看见近来捣毁敌巢的行动，常常能够取得斩首之功。过去在大同边境修筑五堡时，敌人也没有深入争夺，大家以为河套容易收复。然而收复河套与这两件事，实际上不同。捣毁敌巢，是因为它靠近边塞，乘敌人没有防备，胜了就迅速返回，败了也能支撑着退走。只要转身向南，便是自己的家门，壕沟、城堡都可以作为可靠援助。收复河套却是深入敌境，后援不能接续，胜利固然要历尽艰险，失败则担心陷没，这是时势不同。一定要获胜的军队，面对有限的箭矢，这就是李陵失败的原因。如今我们的将士，能够做到李陵所不能做到的事吗？过去修筑在各边的城堡，确实靠近我国土地，而且沿边土地敌人原本不认为有利可图，所以即使我们修城筑墙，他们也很少侵夺，并不在意。河套之地，自从和硕入侵以来，敌人已经据此为家，四时之间都不离开这里居住放牧；如今一旦想取而有之，他们能安然坐视吗？所以说，杀死老虎容易，夺取虎子困难；夺取虎子容易，夺取虎穴并居住其中困难。如今我们还不能杀虎夺子，却想进入虎穴居住，能办到吗？先占据北山，靠将领勇敢而取胜，这是赵奢成功的原因。如今我们的将士能够做到赵奢所做的事吗？如果说等敌人出动，堵住河套、据河防守，先占据渡口和可以履冰通过的道路，赶紧修筑墙垣，再依次把边堡迁到沿河地带，像过去王晋溪、近年张南川以及总兵官周尚文所议论的那样，似乎可以施行；却不知道如今各部酋长各有分地，河套是济农四个儿子所居之处，能控弦作战的人不下十多万，哪里会有空置的河套让我们出兵占领呢？沿黄河计算有二百多里，筑墙作为界限，哪里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迁置边堡，不是上百几十座就不能彼此联络；每座堡寨驻兵不能少于千人，而巡逻、瞭望、哨守的人员还不计算在内，□□□万人的兵力也不会停止。实在担心部署还没有完成，争夺巢穴的老虎就已经到来了。何况我国边塞距离黄河动辄千里，一年的粮食需要数亿万；沿边所产仅够自给，再增加这些数量就必须仰赖内地。由内地运输到边塞，远的有二千里，近的也不下千余里，然后还要从边塞再运到黄河；即使粮道能够打通，飞速运输也实在困难。这尤其是应当竭尽思虑、耗尽心力考虑的事情。那么，河套之地最终就不能收复了吗？回答说：事情变化的到来极不固定。总之，君子不能抱有侥幸心理。秦国所担心的，是秦代始终没有北方边患；汉代所防备的，是中叶以后会有敌人请求和亲、归顺边塞。事情的变化到来，谁能预先看见呢？我皇上以圣德建立大治，元老重臣以上知之士担任辅弼；有天意帮助顺利，那么将来敌人的盛衰强弱，敌人能够保证不变吗？他们难道不会像匈奴南北分裂那样自相攻击，或像先零羌遭受连续疫病而灭亡那样遭逢灾祸吗？难道会没有时机吗？等他们出现破绽，我们乘其弊病，收复河套，这不正是时机吗？现在应当谨慎修整塞防，整饬军备，协调军队，巩固元气，以等待敌人的破绽，这是正确的谋划。所以说，了解敌我双方，是百战百胜的根本。若不考察敌势的强弱，不审察事情的难易，不衡量我方力量是否充足，却使塞下百姓因备边而被逼得不得喘息安定，使沿边士卒因伤于刀兵而伤口不能痊愈起身，又反过来横向挑衅强敌，去做异常冒险的事情，这是我愚昧之人所不能理解的。谨此议论。《三途并用议》【归有光】

译我任都水司试吏，太子太傅、司空公用章奏考核各位进士，我奉命撰写《三途并用议》。议论说：所谓三种途径，就是进士、科贡和吏员。国初任用人才，有征聘，有经学通明、品行修洁，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超过常人，有楷书，有童子等科目。后来这些大多废止，太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和吏员。这三种途径起初并没有废弃，只是近来想革新天下吏治，所以在科贡、吏员之中稍微增加越级提拔，于是有了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在此以前也从来没有不并用。愚以为朝廷想要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效果，对于科贡、吏员应当加以考虑的，首先应当清理它们的源头。清理了源头，后来流传的弊端才能治理。如今进士和科贡，都出自学校，都用考试经书和议论文章。进士参加策试而不中，便进入国子监作为举人监生；举人考试不中，按照年资和财资逐年贡入，进入国子监成为岁贡监生。这并不像汉代贤良、孝廉参加对策和博士弟子判然为二，实际上只是同一条途径。然而进士升入礼部考试，是在优秀举人中选取的；落第者和岁贡生，国家也不轻视对待，所以让他们在太学学习，以观察他们的成就。如果确实有所成就，即使授予进士所任的官职也可以。如今成均的教育培养制度不完备，只让他们凭资历等待选用罢了，不再像古代那样有完备的学校制度，这就是科贡的源头没有清理。吏员在古代本来与士大夫没有区别，到了后来流品已经分开，便成为另一类人，士人不再肯屈辱地处于这种地位。因此本朝的资格制度中，吏员地位最高只能到七品，多任用为属官、幕僚、监当、管库之职；没有保荐，不能担任州郡官员，这样看来，吏员之道本来就不能同儒者并列。然而吏员起初都是由藩司、按察司、卫所、府、州、县署置任用的，还保留着前代辟举的遗法；如今却从一开始做吏就要求交纳钱财，从提控以下直到吏典，只按缴纳钱财的多少来区别出身等第，这就是吏员的源头没有清理。想使举人、贡生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修整太学制度，这样科贡就可以任用。想使属官、幕僚、监当、管库之职得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遵循古代辟举的旧制，这样这些职位就可以任用人才。然而吏员只能按照资历递进，正如祖宗的制度，不能同科贡并列。关于科贡，我还有话要说：会试有甲榜、乙榜，乙榜也是举人中试取者，只是受到钦定名额的限制，所以列在其次。乙榜授予教职，实际上与进士没有不同。如今却专门把答卷不合格的人列入乙榜，把请求恩典的人一概授予教职，这样教官的选任就被轻视了。岁贡本来应当从州县的俊秀中选取，正如往年所谓的选贡；如今不遵循洪武旧制，而只按日月积累资历，那么岁贡中就没有多少俊秀之士，哪里还可以施行成均的教育呢？我又奇怪，如今没有清理源头反而堵塞源头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自从纳粟买马、挖运纳级等条例日益开放以后，吏员的道路混杂而多端，官府选任人才的标准也日益错乱。科贡和吏员，都因此受到妨碍阻塞。所以想振兴整顿吏治，不如清理源头而不要加以堵塞。这些不过是在现有条例中修整废坏之处罢了。对于科贡和吏员这两方面，源头既已清理，条例也恢复正常，然后在其中选拔卓异者，增加越级提拔。大概天下奇才俊士少，而平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制定普遍的法则，以使天下平庸之士有所成就，但施展精神、灵活运用时，却可以对奇才俊士在法则之外特别加以任用，不受成法限制，这正是能够鼓舞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你说吏员之道不能同儒者并列，那么先朝像尚书徐熙、知府况钟，都得到显要任用，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这又不能按照吏员这条途径来论说。先朝任用人才，有时会从通常的资格之外选取。宋濂是一代文章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相之首，他们都以平民身份特然崛起，后来竟然掌管皇帝诏令、主持机密事务，难道只是循着普通途径逐步升迁的人所能相比吗？自古以来，中世仍然没有不广泛招致才俊、博泛采择声望之士、侧身礼待隐居之人、思求延揽众多人才的。如今一百多年很少见到这样的做法，只是专门按照资格逐级晋升，如今也颇为苦于这种胶着束缚、闭塞狭隘而不能开阔。因此才考虑提出三途并用的主张。我认为，如果不大力突破因循守旧的论调，考察国家旧有的典章制度，追踪三代、两汉的崇高传统，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清除历代积存的弊病，也不能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效果。谨此议论。《救荒弭盗议》【董其昌】

译天下有救济灾害的办法，也有把灾害转化为福祉的办法。水灾、旱灾频繁发生，盗贼聚集出没，是国家的灾难。能够设法运用奇谋来制止它们，也就足够了。可是说要把灾害转化为福祉，岂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下之所以遭受荒年，都是因为积蓄少；积蓄少，是因为土地还有未被利用的利益，百姓还有未被使用的力量。天下之所以遭受盗患，都是因为武备衰弱；武备衰弱，是因为国家有许多冗余军队，军队有许多冗余粮饷。如今有一种举措，既可以备办荒年，又可以平息盗患，而且只在百姓饥饿、盗贼兴起的时候，才能顺势利用，那么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安抚流民罢了。流民本来也是百姓，进可以作战，退可以耕种。他们被饥荒灾害驱迫，只仰赖食物求生。在这个时候，如果让奸雄利用他们，就会成为发动叛乱的基础；如果国家安抚收容他们，就会成为富强的资本。只是安置处置的方法要得当罢了。近来上天没有降下安宁，肥■〈虫遗〉肆虐成灾，吴越、江右各州彼此相连，都遭逢这样的荒灾，田野没有青草，人们怀有逃亡之心。江淮之间，流离失所的人充满道路，有的带着老人孩子，全家一同出行；有的抛下妻子儿女，独自逃走。郑侠的《流民图》就是因此创作的。如果真能得到掌握纲纪的大臣、忠实的官吏，选择官私房舍以及宫观屋宇，沿途把流民组织起来，供给他们粥食。能够劳作吃苦的，就让他们出力；有技艺的，就让他们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等到明年春天，发给他们牛具、种子和粮食，把荒地按人口分配给他们，让他们耕种。他们的父母妻子，都是刚刚离开南方田地的人；既然感激朝廷抚养他们的恩德，又深思一家人的温饱之计，一定能够深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等过了三五年，旱灾逐渐平息，人们有了安定的志向，再在农闲时慢慢教他们战阵之法。与其招募市井中游荡的闲人，哪里比得上收用这些等待救济的壮丁？这就是古代井田制和唐代府卫制的遗意，不过如此，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吗？从前西晋乱世起于李雄，曾专门招收流亡远方的百姓；唐朝末年，张全义设置屯将，聚集流落之民，教他们种植技艺。三年之内，河东的户口恢复，桑麻茂盛，每县有能作战的士卒七千多人，河东依靠他们如同长城。一个刺史实行这件事，尚且足以见效，何况凭借天下的力量来办理，哪里会有供应不足？所以说，把灾祸转为福祉的办法，就是这个。至于议论社仓、保甲，原本已有精通此道的人详细说过，我姑且简略说这些。《救荒末议》【贺复征】

译俗话说：救济灾荒没有什么奇特的策略，大体说来，预先准备是第一要务，临时采取措施是第二要务。三代以后，救荒政事中实行起来、流传百世而没有弊病的，莫过于魏国李悝的平籴法、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隋代长孙平的义仓和宋代朱熹的社仓。李悝请求各地随时买进卖出粮食；中等饥荒，就发放中等丰收之年所收的粮食；大饥荒，就发放大丰收之年所收的粮食，同时再买进粮食，这叫平籴。耿寿昌请求让边郡修筑粮仓，粮价低时提高价格买进，以便利农民；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卖出，以便利百姓，这叫常平仓。长孙平上奏，命令民间每到秋天每户拿出一石以下的粟米，不论贫富都一样，交到本社，由社司收集储存，以备荒年，这叫义仓。朱熹在崇安县设置一座粮仓，向府中请求，得到六百石米；灾年夏天从仓中借给百姓粮食，冬天则按米数加息偿还。此后随着年成好坏收取或发放粮食，小歉收就免去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共十四年，所得利息米建成仓房三间，并把原先的六百石米归还府中；现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存入仓中，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三升耗米，这叫社仓。这些办法都是在十几年前，或者三五年前就作好筹划，考虑到祸患而预先防备，所以即使遇到荒年，也不至于缺粮。如今常平仓只剩下名称，平粜、义仓、社仓也全都没有实行的办法了。一遇到旱灾水灾，便束手等死，不得不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临时设法处置。这就要靠公祖父母、县父母以及全县乡绅富户的精神和力量始终相互贯通，穷苦百姓也许才有救吧？就眼前的阳邑来说，不幸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已经持续三年，如今又遭遇大灾。上上下下毫无依靠，怎么能不恐惧？我冒昧以前人的苦心为依据，寻求适合今日的办法，预先筹划等待实行，列成几条，姑且尽我这个乡野之人的微薄见识。刘晏掌管财赋时，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刚刚发现收成不好的迹象，就先上报某月应当免除多少赋税、某月应当救济多少。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立即上奏实行。因此顺应百姓的急迫需要，从未错过时机；并不是等到百姓困顿死亡、流离逃亡、饿殍遍地之后才救济。据查，阳邑城中客米约有三十多仓，大约一万石。最紧急的办法，是全县乡绅共同具呈，把姓名写在前面，士民列在后面，各自押上花押，请求郡公祖、县父母借出公帑四千两，由八名殷实人家中的贤者负责领用。等麦价平稳时，发给他们官引，到江北一带买大麦一万石，储存粮食以应付官府平粜。米麦两项共计二万多石，每二升米麦可以养活五个人；每天卖出二百石，就能养活五万人。这二万多石粮食，已经足够百日之用。如果有希望下雨，百姓便有生路，平粜所得和收回的原银都还在。如果大旱不止，幸而有朝廷的赈济和免税，便先行抵除清算，即使宽厚的恩典也不必指望。明年有收成时，每亩增加摊派，编入条银中抵偿，决不会连累公祖父母。宋庆历八年，河朔发生大水，知青州富弼劝告所属百姓拿出粮食，又增加官仓粮食，选择公私房屋十多万所，把灾民分散安置，以便供应柴薪和饮水。官吏中凡是曾任职、等待任缺和寄居当地的人，都发给俸禄，让他们到灾民聚集处，挑选老弱病瘦者供给粮食，并且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上奏请赏。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据查，阳邑连年荒歉，百姓没有预先积蓄；即使号称素来富有的人家，也没有一整年的粮食。只有城中的富民每年囤积粮食牟利，有的三四仓，有的一二十仓。这些粮食与客仓不同，全都储存在本家；他们又一向能够攀附衙役，所以上官无法过问。查访到这类人家，应立即亲自到他们家中，核算粮食数目，同时悬出赏格，劝他们出米赈济，允许他们随时取回米价。至于上江来的客米，这次应当明确告知各地商贾，预先招引他们前来，不得像十一年那样禁运米粮，任其由大江直下，从孟河河口运走。还须选派候缺巡仓中能干办理事务的人，给他们俸薪，驻扎在河庄，稽查运米船只，不许放行。如果在奔牛地面查获客米，就应认定是本官卖放，从重处罚；如果办成有功，事情结束后允许实授官职。三县备荒的钱粮，只用于郡县守候客船会同买粮。这样商贾都会汇集到京口，粮价不用下令便会自行平稳。至于缙绅思念桑梓、士民乐于行义施舍，只在于上级官员能够加以鼓舞罢了。辛弃疾统帅湖南时，发布赈济榜文，只用了八个字：“抢米者斩，囤积不卖者发配。” 据查，每逢荒年，必然导致饥饿困窘，一两个乱民就会煽风作乱，像蜂群一样聚集，像猛虎一样横行。上官应先张贴榜文，禁止抢夺，对首恶严厉惩罚，以警戒其余人。这不只是救荒的重要办法，实际上也是紧急平息乱事的要务。至于囤积粮食不卖，最难处理。只有先向他们晓以情理，再用义理劝导，最后用法律裁处，并且其中还要适当运用不可预测的权宜手段，使事情既不扰民，也不留下空隙，才可以。永乐元年，真定等地发生蝗灾和旱灾，有人上奏请求核实灾情后再赈济。皇帝说：“百姓困苦得很，救济他们应当像救火救溺水一样，稍有迟缓就来不及了。如今往返核实灾情，至少要两个月，百姓的性命危在旦夕，谁能等到那时？”于是命监察御史迅速督促官府发放赈济。苏轼说：“朝廷厚厚地设置储备，熙宁年间，本路截留的粮钱以及从别路船运来的钱粮，加上因大荒而免除的税赋和亏损的课利，总计大约数百万，然而对救荒没有丝毫好处，是因为救济得太迟了。” 据查，阳邑有一百多万亩田地，十亩中还没有一亩播种，而且雨水没有日期可望；不但旱地里的谷物难以生长，就是已经播种的也将同归于尽。如果不在此时设法，拿银钱到产粮产麦的地方收买囤积，以防意外，转眼秋天到来，众人嗷嗷待哺，死亡马上就会到来。文皇帝诏书说：“稍有迟缓就来不及了！”既然不可迟缓，就应当赶快筹划。东坡学士的文章说：“是因为救济得太迟了！”既然不可迟延，就在于迅速救济。负有地方责任的人，应当怎样苦心筹划呢？《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七 （明）贺复征编 ○说一

译吴讷说：考察“说”这种文体，就是解释、叙述的意思，即解释义理，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叙述。“说”这个名称，起源于孔夫子的《说卦》。后来汉代许慎撰写《说文》，大概也是承袭这个名称而撰成此书。晋魏六朝时期，文章收入《文选》，却没有这种文体。只有陆机的《文赋》全面论述作文的道理，其中说：“说文光彩明丽而又诡诈欺骗”，这难道是懂得文章之道的话吗？到了昌黎韩愈怜悯这种文体日益衰败，写了《师说》。后来柳子厚以及宋代各家，都就具体事物和义理写成“说”，来使当时的人明白。从此，六朝的鄙陋习气一扫而空。卢学士说：“说这种文章必须出自自己的意思，无论横说竖说，都以抑扬有致、详尽充实为上。” 《弋说》【周楚人】小臣喜欢射鶀雁、捕鸗鸟，那些小箭所射的东西，哪里值得向大王谈说呢？况且楚国如此强大，凭借大王的贤明，所要射取的并不只是这些。从前三王用道德作为弋，五霸用战国作为弋；所以秦、魏、燕、赵就是鶀雁，齐、鲁、韩、卫就是青首，邹、费、郯、邳就是鸗鸟。除此之外，其余都不值得射取。如今只看见六双鸟就来奉给大王，有什么可取呢？大王为什么不把圣人当作弓，把勇士当作弓弦，按时张弓射取它们？这六双鸟都可以得到并装入袋中。那种快乐不只是早晚之间的快乐，所得也不只是野鸭大雁的实物。大王早晨张弓射向魏国大梁以南，再加力于它的右臂，使其直接连接到韩国，那么中原的道路就会断绝，上蔡郡也会崩溃。回头射向圉地以东，解开魏国的左肘，从外部攻击定陶，那么魏国东面的外部地区便会被抛弃，大宋、方与二郡也全都可以取得。魏国两臂被断，就会颠覆败亡。正面攻击郯国，大梁便可以据有。大王把弓弦系在兰台，赶马到西河饮水，平定魏国大梁，这是发一箭所带来的快乐。若大王确实喜爱弋射而不厌倦，就拿出宝弓，配上新弓弦，在东海射取鸟雀；回头包围长城作为防线，早晨射东莒，傍晚发箭攻浿丘，夜间进攻即墨，回头占据牛道，那么长城以东就可收取，泰山以北也可攻下。向西与赵国连接边境，向北通达燕国，三国排列布置弋具，那么即使不订立盟约，也可以顺利完成。向北放眼燕国辽东，向南登高眺望越国会稽，这是第二箭所带来的快乐。至于泗水之上的十二个诸侯国，只要从左边环绕、从右边拂扫，一天之内就可以全部消灭。如今秦国攻破韩国，反而成为长久的忧患，得到许多城池却不敢守卫；攻打魏国没有功绩，攻击赵国反而困顿，这样秦、魏的勇力就都屈服了。楚国原有的土地，如汉中、析、郦，都可以重新取得。大王拿出宝弓，配上新弓弦，渡过鄳塞，等待秦国疲倦，山东、河内便可以统一。使百姓劳作之后得到休息，使军队得到休整，就可以面向南方称王。所以说：秦国像一只大鸟，背负天下而居，面向东方站立，左翼占据赵国西南，右翼连接楚国鄢郢，正面攻击韩、魏，低头俯视中原；既然形势便利，又占有地利，如果振翼鼓动方圆三千里的土地，那么秦国就不可能独自招来并在夜间射杀它。《籍田说》【魏曹植】春天在籍田耕作，郎中令陪侍我。我回头对他说：“从前神农氏开始尝遍各种草木，教百姓种植。如今我兴办这块田地，是想借此比拟治理国家，并不只是供耳目观赏罢了。经营一万亩田地，把田地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用纵向的大路贯穿，用横向的小路环绕。这也是我的疆界。每天太阳落山才回到馆舍，早晨天还没亮就到田野来。这也是我率先下田。豆类、芦苇各有田地，禾黍各有田地。这也是我治理政事。等到田间水汽沸涌、树荫浓重，我怀念有虞氏，抚弄素琴。这也是我所学习的音乐。兰、蕙、荃、蘅，种在靠近田地的地方。这也是我所亲近的贤人。藜、蓬等有臭味的草，丢弃在远处的边地。这也是我所疏远的奸佞。如果年成丰收，果实茂盛，蔬菜繁茂，那么臣仆无论大小都可以从中得到验证。”又说：“边地有能用轻便的凿子和修长的钩子，除去树木上的虫子的人，树木就能茂盛繁殖。”中舍人说：“不知道治理天下的人也有虫子吗？”我告诉他：“从前三苗、共工、驩兜，不是尧的虫子吗？”他问：“诸侯的国家也有虫子吗？”我告诉他：“齐国的田氏诸族、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不是诸侯的虫子吗？” 然而这三个国家没有人承担用轻凿修钩除虫的责任，最终齐国被篡夺，鲁国衰弱，晋国分裂，难道不可悲痛吗？”他又问：“不知道做君子的人也有虫子吗？”我告诉他：“当然有。富有却傲慢，尊贵却骄横，残害仁德、破坏义理，以财货为乐、以美色为悦，这也是君子的虫子。天子勤于除草，以治理一个国家；大夫勤于除草，以取得世代俸禄；君子勤于除草，以彰显美德。农业开始于播种，结束于收获。雨泽已经按时降下，禾苗已经美好，却放弃它们不去耘田，就会使良田重新荒芜。丰年就是为了必定收获，譬如修养道德，也应当期望终身坚持。” 《髑髅说》【曹植】

译曹子在池塘边游览，走过丛生杂草的沼泽，四周萧条空旷，经过幽深险阻之处，回头看见一具髑髅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于是俯身靠在车轼上问它：“你是要系好帽带、拔剑为国君赴死吗？还是要披坚执锐，死在三军之中？还是染上这种顽疾，性命将要陨落吗？还是寿命终结、命数已尽，归于幽冥吗？”他敲着遗骸叹息，哀叹白骨已经没有灵性，羡慕庄周到楚国游历，或许可以借托梦境来沟通感情。于是髑髅仿佛有来者，恍惚仿佛仍然存在，影子显现又隐没，发出严厉的声音说：“您是哪国的君子？既然屈尊驾车前来，怜悯我枯朽的遗骸，不吝惜发声，还用这些话安慰我。您的言辞确实巧妙，但还没有通达幽冥的实情和死生的道理。所谓死，就是归去；归去，就是归于道。道以身体归于无形为根本，所以能够随着万物变化推移，阴阳不能使它改变，四时不能使它亏损。因此它通达纤微的领域，贯穿恍惚的境界；看它看不见形象，听它听不见声音，汲取它不能使之充满，注入它不能使之盈满，吹拂它不能使之凋零，呵气于它不能使之繁荣，激发它不能使之流动，凝聚它不能使之停滞。它寥落幽深、空寂无形，与道相依，安然长眠，快乐没有超过这种快乐的。” 曹子说：“我将替你向上帝请求，向众神祈求，让司命停止在名册上的记载，恢复你的尸骨形体。”于是髑髅长声呻吟，开阔地叹息说：“太过分了，您怎么这样难以劝说！太素氏不仁，以形体劳累我，以生命苦害我；如今幸而变化为死，正是恢复我的本真。您为什么喜欢劳苦，而我为什么喜欢安逸呢？您走吧，我将归于太虚。”话说完，声音顿时消失，神光和雾气也散去。曹子回头准备转动车轴，于是命仆人用黑色拂尘拂去尘土，用白巾覆盖它，便把它埋藏在道路旁，用红土覆盖，用绿色的丛生榛树遮蔽。生与死处在不同的世界，这是宣尼所陈说的道理；哪里有什么神灵凭依来虚假应答？可见死与生必定是均等的。《材之大小说》【唐李华】鸟巢中的幼鸟，羽翼将要长成，正在练习飞行并跟随母鸟，不幸被乌鸢惊扰，跌落在尘土和车辙之间。有一家高门显贵人家，家中有个奢侈的女子，乘坐雕饰的车、铺着绣花的褥垫，经过道路中央，遇见它便怜悯它，把它藏在玉箱中，用红米喂养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材料小便被看作珍贵，养护、玩赏它也容易。套在车轭上的牛，看起来像山一样高大；活着时，能够承担重载、到达远方，以利于天下；死后，筋、角、皮、骨都可以制成器物。由于水旱、寒暑不合时宜，又经历艰难困苦和驱赶劳顿，攀登重重山岗，在泥水中跌倒爬起，蹄子脱落，关节折断，力气全都衰竭病困了，眼睛还斜视着人。众鸟抓啄它的背，啄食它的肉，还恨不得把它啄食干净。乌鸦呀呀相呼，群犬牵扯它的腹胃，狂吠着争抢。车马在旁边来来往往，数以千万计，也没有人顾及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材料大反而成了负累，扶助救治它，也很难取得功效。假如当初不怕片刻的劳苦而把它救活，所得的利益本来是很厚的。可悲啊，材料大反而成为负累，材料小反而被当作珍贵，违背事理、悖逆道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统治天下的人如果辨明这种情形并加以纠正，不出一世就会成为仁政了。《原晋乱说》【杨夔】晋室南迁，制度开始草创；承接永嘉年间以后，浮躁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朝廷大臣中仍有人把谢鲲的轻佻、王澄的旷达放诞当作榜样，争相仿效，认为这是高尚通达。卞壸在朝廷上严肃地说：“帝位流转迁移，国家倾覆动荡，正是这些浮华虚伪造成了这种败亡，竟然还想推崇仰慕虚妄放诞，败坏当时的风气。”于是上奏请求审讯他们，以纠正衰败的风俗。王导、庾亮压下此事，使之停止。唉！西晋的乱亡，是百代以来令人悲痛的事；迁都江左，正是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时日，却仍然助长虚浮、扶持虚伪，推崇并煽动轻薄风气，踏着前人的败迹，沿袭覆亡的旧路，靠这样来创立朝廷纲纪、奠定王业基础，和登上用胶粘成的船泛渡大水、拿着朽烂的绳索驾驭奔跑的马匹有什么不同？假如实行卞壸的奏议，贬斥排除浮华虚伪，提拔任用淳厚诚实的人，遵循大法，维持纲纪，那么晋朝的国运也未可限量。后来王敦发动叛乱，苏峻接着作乱，我认为晋朝的乱，不是从王敦、苏峻开始，而是在王导、庾亮那里酿成的。《师说》【韩愈】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疑惑最终也不会得到解决。出生在我以前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就跟从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跟从他并拜他为师。我所学习的是道理，哪里需要知道他的年龄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让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只是教给他们书本、让他们学习句读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句读，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这样的称呼，就成群地讥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就说：“他和他年龄相仿，道术相近；地位低了就足以感到羞耻，官职高了又近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百工之人，君子是不屑与他们同列的；如今君子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真是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以郯子为师，苌弘为师襄和老聃。郯子这类人的贤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长，不过如此罢了。李家的孩子李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他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道理，写作《师说》送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杂说》【韩愈】龙吐出气就形成云，云本来并没有龙那么神奇；然而龙乘着这团气，在茫茫天空中无边无际地运行，迫近日月，遮蔽光辉，感应雷电，显现神奇变化，使水降到大地，水流冲刷山陵沟谷。云也真是神奇灵异啊！这是云使龙能够显出神灵。至于龙本身的神灵，并不是云所能使它成为神灵的。然而龙没有云，就无法显现它的神灵。失去它所凭借依托的东西，确实不行吧？奇怪啊！它所凭借依托的，竟然就是它自己所造成的。《易经》说：“云跟随龙。”既然这样，就是龙使云跟随它了。其二

译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表面的安危，只察看纲纪是治理还是紊乱罢了。天下好比人的身体；安危好比肥瘦；纲纪好比脉象。脉象没有病，身体即使瘦也没有害处；脉象有病，身体即使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了吧？夏、商、周衰落时，诸侯兴起，战争日益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罢了。秦统一天下后，不把权势分给诸侯，反而集中兵器并将其焚毁。只传了两代天下就倾覆，是因为纲纪灭亡罢了。因此，四肢即使没有毛病，也不值得依靠；关键在于脉象。四海即使平安无事，也不值得自夸；关键在于纲纪。应当忧虑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也应当害怕自以为可以自夸的东西。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可以称作上天扶助的人。赠给他们《易经》中的话说：“观察脚下所行，考察吉凶征兆。”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应当这样做。其三 谈生为崔山君作传，称说鹤能说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我观察世人，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而不像禽兽异物的，实在很少！这大概是那些愤恨世俗、嫉恶如仇、打算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的人所做的吧？古代的圣人中，有的头部像牛，有的形体像蛇，有的嘴像鸟，有的面貌像蒙倛。他们只是外貌相似而内心不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人吗？即使有人胸部平阔、皮肤舒展、面色如浓厚的红色，美丽却凶狠，外貌是人，内心却像禽兽，又怎么能称作人呢？既然如此，观察外貌的是非，不如考察他的内心以及行为是否合宜，这样才不会失误。关于鬼神怪异的事，孔子的门徒不谈；我特意取其愤恨世俗、嫉恶如仇的意义来写作，所以题作这个名称罢了。其四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并不常有。因此即使有名马，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中，和普通马一起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千里马著称。千里马一顿有时能吃下一石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按照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即使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吃不饱，力气不足，优良的才能也不能显现出来，想要和普通马一样尚且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用不恰当的方法鞭打它，喂它却不能让它充分发挥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捕蛇者说》【柳宗元】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子上有白色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如果咬了人，就没有能够抵御它的办法。然而捕获后把它晒成干，可以制成药饵，能够治好大风、拘挛、瘘疠，除去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种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收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蛇抵充他的租税。永州的人都争着奔走去捕蛇。有个蒋氏，三代都专门享有这种利益。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父亲也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这件事已经十二年了，几次差点送命。”他说这些话时，脸色好像非常悲伤。我怜悯他，并且说：“你憎恨这件事吗？我将把你的情况告诉负责政事的官员，替换你的差役，恢复征收你的赋税，那怎么样？”蒋氏更加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怜悯我，使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项差役的不幸，还不如恢复我赋税的不幸严重。假如从前我不做这项差役，那么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但乡邻们的生活一天天窘迫，耗尽田地的出产，榨干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跌倒在地，遭受风雨，冒犯寒暑，呼吸着有毒的瘴气，常常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过去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一家了；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两三家了；和我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四五家了。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因为捕蛇独自存活下来。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两边叫嚣，在南北各处横冲直闯，喧闹恐吓得人，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身，看看我的瓦罐，发现蛇还在，便放心地躺下。到了谨慎喂养蛇并献上的时候，就退回来享用田地中出产的食物，以度过我的一生。一年中冒两次死亡危险罢了，其余时间却安乐自得。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每天都遭受这种灾难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也已经晚多了，又怎么敢憎恨呢？”我听了更加悲伤。孔子说：“苛酷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如今从蒋氏的遭遇看，还是相信它。唉！谁知道赋税征收的毒害有比这种蛇更厉害的呢？所以我写下这篇说，等待那些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罴说》【柳宗元】鹿害怕貙，貙害怕虎，虎害怕罴。罴的形状是披散着头发、像人一样站立，力气极大，而且非常伤害人。楚国南部有个猎人，能够吹奏竹笛，发出各种野兽的声音。从前，他拿着弓箭和火种到山里去，用鹿鸣声来吸引同类，等它们到来，点火并射杀它们。貙听到鹿叫，便快步赶来。猎人害怕了，就装作老虎的叫声来吓它。貙逃走了，老虎却来了；猎人更加害怕，又装作罴的声音。老虎也逃走了。罴听到声音来寻找同类，到达后发现是人，便抓住、搏击、拉扯、撕裂，把猎人吃掉了。如今那些内在没有本领却依赖外在凭借的人，没有不成为罴的食物的。《祀说》【柳宗元】

译柳子担任御史，掌管祭祀事务，将把祀礼进献给有关部门，于是询问祀礼的说法。对方说：在南郊聚合百神，作为一年报答神灵的祭祀。举行祭祀前，必须先向户部核实。户部说：某地旱灾，某地水灾，某地有虫灾蝗灾，某地有瘟疫，那么就罢黜该地守臣所祭的神，不列入祭祀。我曾经学习礼制，经过思考而得到一个说法，便说：顺应丰收的地方，祀礼才通行。这样看来，这是古制。接着我叹息说：神的形貌吗？我无法看见。祭祀时神来享用祭品吗？我无法知道。这种说法空泛迷离、恍惚幽暗，无法执取。圣人的用心，一定只是有道理罢了，并不在于神，而是在于人。既然对这种空泛迷离、恍惚幽暗、无法执取的东西，尚且如此罢黜削除，何况那些形貌、言语、动作都具体可见的东西呢？这是借那里来设置戒惧，实际在这里警戒人，意义很大。有人说：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旱灾、水灾、虫灾蝗灾和瘟疫发生时，从来没有罢黜官吏，却罢黜神；既然您说是在于人，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像您所说的，旱灾、水灾、虫灾蝗灾和瘟疫，难道都是人造成的吗？所以罢黜在神；官吏暴虐吗？” “昏昧吗？贪婪吗？懈怠软弱吗？这些并不是神造成的，所以惩罚在于人。如今关于在人身上的道理，我不知道了。不明白这个道理，却保存古代的礼数，它的名称虽然还在，但教化的实际内容却隐没了；我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所以叹息着这样说。有人说：那么使雨降下、使风回转、使蝗虫不成灾、使老虎背着幼虎奔走，这些如果不是人所做的，又是怎样呢？我说：您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吗？所谓偶然，确实如此。假如一定是人做的，那么十年九涝、八年七旱，又独独是什么人造成的呢？罢黜神灵这件事，只要明白教化的道理，即使废除古代的礼数也可以。反过来，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空泛荒诞的说法就会占上风，名实相符的事理就会丧失，也足以令人悲哀了。《祀朝日说》【柳宗元】柳子担任御史，掌管祭祀事务，将举行朝日礼，他的同僚问道：“古代只称作朝日，如今却说祀朝日，为什么呢？”我说：“古代记载中，朝日是早晨拜见的意思；如今加上‘祀’字，是把早晨的意思说成祭祀。现在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问的人说：“把夕与朝相对，或许如今的说法是对的吧？”我说：“夕这个名称，是与朝拜相对的称呼。古人早晨拜见叫朝，傍晚拜见叫夕，所以《诗经》说：‘诸侯国君没有谁肯早晚来朝见。’《左氏传》说：‘百官承奉职事，早晨来而晚上不来。’《礼记》说：‘太阳落山就是夕。’又说：‘早晨不废弃朝礼，晚上不废弃夕礼。’晋侯将要杀竖襄，叔向在傍晚拜见；楚子留在干溪，右尹子革在傍晚拜见；齐国发生乱事，子我在傍晚拜见；赵文子磨治椽木，张老在傍晚拜见；智襄子建造房屋，美士茁在傍晚拜见；这些都指傍晚拜见。汉代礼仪中，夕礼是两位郎官面向宫门小窗拜见，称为夕郎，也出自这个名称。所以说：‘天子举行大采礼朝拜太阳，小采礼夕拜月亮。’又说：‘春天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傍晚夕拜月亮。’类似这样的例子就够了。又加上‘祀’字，大概是不学无术的人造成的。” 同僚说：“希望您把这个说法写下来，我们将把它施行于世，可以吗？”我答应了他。《说车赠杨诲之》【柳宗元】杨诲之将要出行，柳子起身为他送行。门外有车经过，我指着车告诉他说：“您知道这辆车为什么能够承载重物、行驶于世吗？因为材料优良，器具精巧；外部圆，内部方，就是这样。材料不好，就会很快损坏；工艺不精巧，就会很快败坏；内部不方正，就不能承载；外部不圆，就会受阻停滞。所谓方，就是车箱；所谓圆，就是车轮。没有车箱，东西就无法安放；没有车轮，车辆就不能行驶。您应当努力取法这些道理吗？”他说：“是。”我说：“这只是说一辆车，不是说各种车。我将告诉您各种车的道理。”车箱有泽车、杼车，车轮有山车、侔车；车前高低有上轾、下轩；有的拖曳祥而宽广，有的左边装革、车轴很长；有的车上设置戟架，用来观望安危，用来爱护老人；有的用辎车遮蔽内部；有的垂下缨绥用来田猎；有的载着十二旒用来行庙祭、郊祭和陈列于朝廷。它们的类别很多。然而它们的关键都在于材料优良、器具精巧，外部圆、内部方。因此，承载并使之安稳的是车箱，使之通行的是车轮，始终居中的为车轴，束缚固定的是车辖，车辕长而能曲进，不责怪马匹，也不责怪驾车人的是车辕；遮挡暑雨的是车盖；表示敬意、可以俯伏的是车轼；驾驭控制车辆的是马或牛。这样以后，各种车的作用才都具备。如今杨氏具有仁义的材料，天生资质优良；诲之学习古道，写作古文，气度冲和而有光彩。他的工艺精巧，如果能够扩大自己的器量，就像车箱四周周密而又通达；像车轮守住中正之道而向外运行、内部却不改变；像车轴以刚健来收摄全车；像车辖牵引并且驾驭外物；像车辕高长而远离污秽；像车盖低垂而成就礼制；像车轼面对险阻而安稳，简易而有利，行动合乎法则，那么大概就能使车的功用完备了。《诗经》说：“四匹公马奔跑，六根缰绳如琴瑟般协调。”孔子说：“左边代表六官，右边代表执法之臣。”这是说它能够通达于国家大政。凡人的资质不好，就不能方正而持守；资质虽然好，使用得不周全，也不能圆通。孔子在乡党中恭敬谨慎，遇到阳虎就一定说“诺”，而他在夹谷会盟时，注视并呵斥齐侯，像看待牲畜一样，内心却不曾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立志达到这种境界，我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诲之是我的亲戚，他年长而更加优良，内心也更加方正。我本来希望他能承担重任、行走于世间，只担心他外在的圆通还没有达到，所以借说车来赠给他。《汉史赞桑弘羊说》【张彧】

译班固称说桑弘羊从商贾小人中被提拔，正赶上凭版筑之才、喂牛之事而受到任用，并且说汉朝在这时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又把他同董仲舒、石建、汲黯、金日磾等二十多人并列评论，这大概不对。统治者致力于得到贤才，所以不会因为出身卑微鄙陋而隔绝他；但也要考虑贤人可能处于卑贱地位，不能说卑贱之人必定贤能。如今竟想把伊尹背着鼎的事拿来与厨师相比，把姜太公坐在水边钓鱼的事拿来向渔夫求全，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况且上面的人有什么欲望，下面的人一定会有人去成全他。所以曹伯喜好打猎，公孙强就出现；陈侯好色，仪行父就来到；殷纣王沉湎酒色，恶来革就进用；周厉王贪婪暴虐，荣夷公就兴起；汉武帝残酷剥削天下，桑弘羊就被提拔。他们的来由已经很久了。《尚书》说：“放纵你的心志，必然会在不合正道的地方求取。”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吧？季孙氏实行田赋，孔子说：“我所不了解的，是因为它超过了周公的制度。”何况那些挽起袖子、拍着手掌，竭力替天下聚敛财物的人呢？义，是君子可以为之死、为之生的东西，是小人不能达到的；利，是小人奔赴践踏也要得到的东西，是君子不忍去做的。汉武帝如果一定要实行先王之道，遵守高祖的法令，那么哪里用得着桑弘羊？如果要夺取万民的利益，堵塞百姓生存的资源，那么天下商人和市井小人都能做到，又何必只有桑弘羊呢？善于做盗贼的人，技艺越精巧，罪过越重；盗取的利益越多，君主受到的祸害越大。桑弘羊精于心算，干预盐铁事务，连秋毫般细小的利益都要分割计较，命令官吏坐地经商贩卖，完全不顾王者的体统。府库虽然充盈，君王的恩泽却枯竭；桑弘羊一人获得好处，天下却因他的计策而陷入困穷，这样就算成功了吗？汉朝又有什么亏欠桑弘羊的呢？卜式清白自守，不参与当时政事，知道桑弘羊的罪行后想把他烹杀，以此招致降雨。班固亲自修撰国史，把法则传给后代，为什么竟把桑弘羊和卜式视为不同类别，却仍把他列入所得人才之中？一句话说得不明智，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论孟子》【来鹄】孟子爱护人，只是推究他的话还不够精密；他认为如果人们习惯了某种技艺并从中获利，心里唯恐这种利益会发展到伤人的地步，所以说：“技艺不可不慎重。”唉，技艺哪里能靠慎重来解决呢？慎重对待技艺，便会违背人的真情；心可以慎重，慎重只在于知道技艺的害处，而不使它的利益发展到伤人的地步。假如仁人的心可以因技艺而有所行动，那么咎繇的技艺在于治理墨刑、劓刑和割刑，难道咎繇是以刑罚伤人为利吗？周公的技艺在于治理丧礼，难道周公是以丧事为利吗？这是因为他认为爱护人必定要有相应的防备。技艺完善，难道可以改变人的内心吗？那么老师的技艺正是用来遵循善道的。潘崇借老师之名杀死楚子，医术可以救活人，晋人却借医术给卫侯饮鸩。老师和医生所施展的技艺，难道不应该慎重吗？然而这又何曾是出于善心呢？如果果真认为获利能够稳固人心，只禁止某种技艺，那么制弓的工匠不保护无敌之人的身体，这也就是帮助敌人获利。巫师不为并未患病的人祈祷，这难道果真是有利于他的疾病吗？难道只是制箭工匠的心意如此吗？既然认为无利可图便使心有所触动，那么制箭工匠的利益也不愿以杀人为利，制甲工匠的利益也不愿以使人死亡为利，这已经是有心了。然而要使工艺精良，又不能不在有时以杀人和使人死亡为利。若弓箭是用来威慑天下，那么只有征讨不义之人之后才可以杀戮。棺椁是用来封闭荒野中的尸体的，只有按照礼制减损等级，死者才可以成为所获之利。唉，做臣子的却背叛，做儿子的却违背丧葬礼制，家人之所以担忧，是害怕他们的真情背离；因此，怎么能让技艺使百姓慎重呢？古人把防备安排周全，是用来教天下人懂得爱护。所以尊重生者、送葬死者，爱护之道全在这里；那么孟子所谓的爱护，难道只是细微地责罚制箭工匠的心意吗？圣人用工匠，到底应当怎样才算把爱护之道贯彻到底呢？《俭不至说》【来鹄】剪碎破旧的帛绢拿去烧，人们听见了，必定接连惊问：“哪一家在什么地方烧衣服呢？”把剩饭丢在地上，人们看见了，也必定接连惊问：“哪一家在什么地方丢弃食物呢？”烧衣服容易使人惊讶，丢食物容易使人惊骇，是因为衣服很贵重、食物很丰厚，人们不忍心烧掉衣服、丢弃食物。然而他们不知道，家中有无用的人，马厩里有无力的马。无用的人穿着衣服，与其烧掉衣服又有什么不同？无力的马吃着粮食，与其丢弃粮食又有什么差别？正因为这样烧掉、丢弃，从来没有稍稍感到惊骇。公孙弘做汉相时，盖的是布被，这是让人惊讶一家烧衣服的事，却不能使汉武帝惊讶；国家凭借奢华的服饰，晏子做齐相时，猪肩肉小得遮不住豆器，这是让人惊骇一家丢弃食物的事，却不能使齐景公那有千辆马车的马厩惊骇。《畜狸说》【杨夔】敬亭老人家里深受鼠害，老鼠肆意打穿墙洞，墙屋没有一处完整，啃咬竹笼箱箧，仓库里没有一件完好的东西。等到用财物贿赂捕野兽的人，请他寻找狸猫的幼子，捕到的狸猫必定比家养的更加锐利；过了几天，终于在汴地捕获了一只。老人得到它以后，给它铺设华美的茵席让它栖息，供给鱼鳞等食物，抚养得像亲生儿子一样周厚。它捕捉活物、搏击飞鸟，没有一次不成功。老鼠害怕而绝迹，屋里再也没有腥味、膻味，纵横奔窜也不敢侵犯。然而它的野性常常想着逃到外面，并不把老人养育它放在心上。有一天老人稍稍放松了系绳，它便翻墙越屋，转眼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老人又惋惜又爱惜，过了十多天仍不能释怀。弘农子听说后说：“野性不是驯服得了的，养育它也不能使它感恩，不只是狸猫如此，人也有这种情况。梁武帝对侯景，宠爱不能说不深；刘琨对匹磾，情意不能说不到位。他们既然辜负了对方的诚意，又反过来进行反噬。唉！不是自己应该豢养的对象却去豢养它，哪有不背叛的呢？” 《杂说》【陆龟蒙】邰侯姜女所生的儿子，起初被遗弃，便给他取名叫弃；宋国芮司徒所生的女儿，起初也被遗弃，也给她取名叫弃。邰弃后来做了稷官，使百姓得到他的福祉；宋国的弃天生美丽，辅佐国政，几乎使宋国发生改变，名字相同又有什么妨碍呢？舜有两个瞳孔，项羽也有两个瞳孔，只是形貌相似，又有什么害处呢？关键只在于选择怎样的道路罢了。季札根据音乐来占断，赵孟根据诗来占断，襄仲、归父根据言辞来占断，子游、子夏根据威仪来占断，沈尹戍根据政事来占断，孔成子根据礼来占断。他们的应验如同回声，并没有别的谋求，只在于精诚罢了。不精诚的人不能自我占断，何况要替别人判断吉凶呢？《说天鸡》【罗隐】狙氏的儿子没有得到父亲的技艺，却领会了鸡的本性。他饲养的鸡，鸡冠和距不高举，羽毛也不显耀，呆然像没有饮食的意向。等到遇见敌手，它却是别的鸡中最雄健的；到了报晓时，它又是别的鸡中最早的，所以称为“天鸡”。狙氏死后，把这种技艺传给了儿子；儿子却反而违背先人的道路。不是羽毛色彩斑斓、嘴和距尖利的鸡，他便不收养。那些鸡栖息时再也没有从前报晓的同伴，遇敌时也没有从前的勇气，只是高举鸡冠、大步行走，饮食而已。唉！道术败坏了，竟会有这样的事吗？《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二十八 （明）贺复征编 ○说二 《说玄》【宋·司马光】

译我年轻时听说过《玄》的名目，却没有机会读到，只看过扬子自己的序，说《玄》十分盛大。后来班固作传，却说：“刘歆曾经读过《玄》，对扬雄说：‘只是白白苦了自己。如今学者有禄利可求，尚且不能明白《易》，又怎么能明白《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拿它去盖酱罐子。’”扬雄笑而不答。各位儒者有的讥讽说，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书，就像春秋时代吴、楚的君主僭越称王一样，实在是应当诛杀断绝的罪过。班固保存这段话，可见班固的意见虽然比刘歆高明，却也没有认为《玄》像扬子所说的那样好。我私下也奇怪扬子不赞述《易》却另作《玄》：《易》的道理对于天道、人道已经完备，扬子难道还能有所增加吗？既然另作一书，又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我也认为扬子不应该作《玄》。等我长大后学习《易》，苦于它深奥难懂，便认为《玄》是贤者之书，与《易》相比，道理必定浅些，文字也必定容易些。登高山的人必定先踩着土块矮坡，去大海的人必定先沿着江汉而行，所以我愿意先从《玄》入手，再逐渐进到《易》，或许可以达到能够踮脚仰望的程度。于是多年寻求，才得以读到它。起初只觉得混沌漫漶，完全无从进入，于是精研《易》理，抛开人事，反复读了几十遍，参照首尾，才渐渐窥见它的大概，然后长叹一声，放下书说：“唉！扬子真是大儒吗？孔子去世以后，学习圣人之道的人，不是扬子又是谁？孟子和荀子几乎都不足以与他相比，何况其他人呢？读《玄》这部书，明白之处极尽人事，幽深之处穷尽神理；大的方面包罗宇宙，细的方面深入毛发；把天地人的道理合为一体，探究其根本，显示万物所由产生之处，孕育万物并兼作万物之母，就像大地承载万物而不可穷尽，又像海水汲取不尽。天下的道理即使有好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考察混元初始，《玄》已经产生；观察当今，《玄》并非没有实行；推究到天地终结，《玄》也不会灭亡；用万物的情状来叩问它，它没有遗漏；用鬼神的形态来测度它，它没有违背；拿六经的话来概括它，它没有悖逆。假使圣人重新降生，看见《玄》，一定会释然微笑，认为它已经得到自己的心意了。现在才知道，作《玄》是为了赞助《易》，不是另作一部书来同《易》竞争。为什么刘歆、班固知道得这样浅，却过错这样深呢？有人说：‘《易》的法则同《玄》不同，扬雄不遵循《易》而自行制定体例，怎么能说是赞助《易》呢？况且如果与《易》同一道理，既然已经有《易》了，为什么还要作《玄》？’我说：‘猎人打猎都是为了捕获禽兽，用网捕获和用箭射获，有什么不同呢？’ 书籍都是用来承载道的。《易》好比网，《玄》好比箭。已经用网捕过了，为什么不能再让射箭来作为辅助呢？你追求道，也太拘泥了！况且扬子作《法言》，是用来比准《论语》的；作《玄》，是用来比准《易》的。你不废弃《法言》却想废弃《玄》，不也是迷惑吗？《法言》和《论语》的道理，难道有不同吗？《玄》对于《易》也是这样。大厦将要倾倒时，一根木头支撑它，不如许多木头支撑得牢固；大道将要昏暗时，一部书辨明它，不如许多部书辨明得清楚。学者如果能够专心精研《易》，当然已经足够；然而《易》就像天，《玄》是通往天的阶梯。你将要登天，却要废弃阶梯吗？先儒为《玄》作注的很多，但扬子文章很多，训诂和旨趣幽深，而《玄》又是其中最难懂的。因此我怀疑先儒的解释还不能完全契合扬子的意旨。世间一定会有能够通晓它的人，到那时我将跟随他学习。”},{ 《唐说》——尹源 世人都说唐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诸侯势力强大；这种说法还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使唐朝衰弱的是诸侯，唐朝既已衰弱而长期没有灭亡的原因，又在于诸侯维系着它。燕、赵、魏首先破坏唐朝的制度，各自占据土地而治理，像古代建立诸侯国那样；这就是诸侯中强大者的情形。他们都把唐朝当作决定轻重的凭借，为什么呢？借用王命来相互制约，既容易又顺当。唐朝虽然对此感到忧患，却也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所以，河北诸镇倾心听从朝廷命令，天下想作乱的人就不能把叛乱进行到底；河北不顺从而发生变故，奸雄就可能依附其势而起兵。德宗时，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僭越的野心，最后却失败灭亡，是因为田悦先叛乱，武俊后来归顺。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消灭郓州的军队，连结四方而没有发生新的动乱，终于成就中兴功业，是因为田氏奉行朝廷命令，王承宗归顺朝廷。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告谕三镇，断绝它们合纵连横的计谋，因而王师得以诛灭刘稹而成功。像这样持续了二百年，虽然有奸臣逆竖专擅国政，也有夷灭将相的事情，却不敢窥伺帝位；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畏惧诸侯的势力。到了广明以后，关东不再归唐朝所有，方镇之间相互攻伐，仍然以王室的名义行事。等到梁祖在河南起兵，刘仁恭轻率出战而失败，罗氏归附朝廷，王镕请求结盟，那时河北的局势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梁人一举取代唐朝而拥有天下，诸侯没有谁能够同他争夺，这是形势使然。假如凭借僖宗、昭宗时唐朝的衰弱，乘着巢、蔡之乱，而让田承嗣守卫魏地，王武俊、朱滔占据燕、赵之地，彼此势力相当、互相连接，那么按理说没有谁敢首先发动进攻，何况梁祖的举动并不合乎义理呢？这样一来，即使梁主暴虐，也不过是在一方取得霸业罢了，怎么能够强行夺取天下呢？所以，唐朝衰弱，是因为河北强大；唐朝灭亡，又是因为河北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会分割天子的权势，你为什么反而把这件事说得过分呢？我说：秦、隋的势力并没有被诸侯分割，却比唐朝更快灭亡，这又该怎么说呢？《杂说》——欧阳修 星辰坠落到地上，不过是带着腥气、粗劣丑陋的矿石，化成一块恶石罢了。它在天上光明显著，万物都仰望它，只是因为精气聚集在那里。等到它陨落之后，连瓦砾都比不上。人的死亡，不过是骨肉发臭腐烂，成为蝼蚁的食物罢了。人之所以贵于万物，也在于精气。如果人的精气不被外物耗散，就会蕴积为思虑，发为事业，显现为文章，在百代之上昭然可见，又为百代之后的人所仰望；并不像星辰的精气那样，随着星辰陨落便一同消灭。这难道不值得珍视吗？可是人在生时，却被利欲蒙蔽并消耗精气；死后，又只剩下臭腐之物而被抛弃。那些迷惑的人却说：“满足于利欲，正可以使我的身体丰厚。”我对此不禁有所感慨。《稼说》——苏轼

译你何曾观察过富人种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沃而且多，粮食充足而且有余。田地肥沃而多，就可以轮流休耕，使土地的肥力得到恢复；粮食充足而有余，播种通常不会错过时令，收割也通常等到成熟。因此，富人种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谷少而果实多，长久储藏也不会腐烂。如今我一家十口，共有百亩田地，却一寸一寸地都要从中取得收成，日夜盼望着它。锄、耰、铚、艾等农具接连不断地在田地上使用，密集得像鱼鳞一样，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了。播种总是不能及时，收割又总不等到成熟，这样哪里还能再有好的庄稼呢？古代的人，他们的才干并没有大大超过今天的人。他们平日用来修养自己，不敢轻易施展，等待才干成熟，忧勤谨慎，就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柔弱的，培养到刚强；空虚的，培养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来做官，五十岁以后才取得爵位。他们在长期屈抑中取得信任，在十分充足之后得到任用，在已经充溢有余之后流布出来，在保持盈满的最后阶段才发扬出来。这就是古代的人远远超过常人的原因，也是今天的君子比不上他们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志于学习，只是不幸很早就取得了功名，和您同年。您的成就，也不能说不早。如今我即使想把自己看作不足，众人却已经妄加推许我了。唉！您还是离开这里，专心致力于学习吧！广泛地阅览而简约地吸取，深厚地积累而谨慎地发露。我对您的劝告就说到这里了。您经过这里回到京师后，如果有人问起，就说：“辙、子由，是我的弟弟。”也请您把这些话告诉他。《乌说》——苏轼 乌鸦在鸟类中最为机警，察觉人的声音、神色有异常，就立即飞走，不肯停留。即使有敏捷的箭和精巧的弹弓，也不能找到攻击它的机会。闽中百姓熟悉乌鸦的习性，认为万物没有什么不能利用其习性来捕捉，于是到野外带着一钵饭和楮钱，在坟墓间假装哭泣，像是在祭祀。哭完后便撕碎纸钱，丢下饭离去；乌鸦便争着飞下来啄食，把饭啄尽。哭的人又站到另一座坟前，像先前一样撕钱、丢饭，乌鸦并不怀疑这是在欺骗它。乌鸦叫得更加急切，争相飞来，竟至于三四次都跟随着哭者。等它们渐渐习惯亲近人，哭者便把它们赶入罗网，于是举网捕获了这些乌鸦。如今世上的人，自以为聪明足以保全自身，却不知道灾祸正从潜伏之处而来，这样的人有几个不会被哭者欺骗呢？有的人不知道保全自身的办法，反而凭愚蠢招致死亡，那么他的所谓智慧，还不如起初躲避弹弓的乌鸦。韩非写了《说难》，却死在秦国，天下人为他因智慧而死感到悲哀；楚人不了解《说难》，只说他是沐猴，天下人为他因愚蠢而死感到悲哀。这两个人，一个显得愚蠢，一个显得聪明，虽有不同；但他们走向死亡，却是相同的。宁武子说：“国家有道时就显得聪明，国家无道时就显得愚蠢。”能够观察时势而行动，灾祸哪里能够临及呢！《二鱼说》——苏轼 河里的鱼，有一种叫豚的，在桥间游动时撞到了桥柱，却不知道避开离去，反而恼怒桥柱撞了自己，于是张开两颊，竖起鳍，鼓胀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很久也不动。飞过的鸢鸟便把它抓住，撕开肚腹吃掉它。喜欢游动却不知道停止，因游动而撞到东西，却不知道过错在自己，竟妄自发泄愤怒，以至于肚腹被撕裂而死，真是可悲啊！（河之鱼） 海里的鱼，有一种叫乌贼的，吐出水来，用水遮蔽自己。乌贼在岸边嬉游，害怕别的东西窥伺自己，就吐水来遮蔽身形。别的动物和鸟类疑惑地察看它，知道它是鱼，便把它抓走。唉！只知道用遮蔽自己来求得保全，却不知道这样反而暴露了踪迹，使那些怀疑它是鱼的东西得以发现它。可悲啊！（海之鱼） 《说用》——曾巩 有的事物有根而生长，有树枝树叶而繁茂，有芽如穗而结实，有翅膀而在天空飞翔，有脚而在陆地行走，有喙而鸣叫，有呼吸而吞食啃咬，它们的形态种类很多。难道不是有一个主宰存在于虚空之中，使它们繁殖生长吗？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实在隐微深密。它使水滋润万物，使火焚烧万物，使雷震动万物，使风霆发出声响，使雪霜使万物憔悴，使雨露滋养万物；这些较为显著的作用，世人还可以知道。至于裁定万物的形体，使声音分散，使气充满，使万物经历生死始终，那就不是水、火、雷、风霆、雪霜、雨露所能使它们如此的了。世人本来就不能测知它究竟怎样做到这一切。然而万物彼此配合而得以生长，这难道不是它的作用同样隐微吗？如今人们聚群而居，缝制衣服，钻木取火来做饭，建筑土石，架构竹木来修造房屋，他们的嗜欲很多。那主宰使他们建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秩序，为他们制作衣食饮用之物，用礼仪节制他们，用声音沟通他们，用语言教习他们，用刑罚束缚他们；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世人都能够知道。至于使他们彼此亲近，调和他们使彼此喜悦，厚待他们使彼此谦让，用不争来联结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公义献出生命而不顾及私利，使他们离开对利益的追逐而趋向仁义，这些就不是秩序、事物、礼仪、声音、气、语言、形体所能使他们做到的了。世人本来就不能测知它究竟怎样做到这一切。然而万民彼此协调而得到治理，这难道不是它的作用同样隐微吗？我已经由此明白了。使万物出生又死亡的，是阴与阳；它们在内部运行，却不在外部显露，因此无法穷尽其中的奥妙。世人用水、火、雷、风、雪、霜、雨、露来寻求这种作用，是荒谬的。使万民相亲而行善的，是仁与义；它们从上面兴起而暗中施及下民，驯化于人心之中，却不能强行通过人的耳目来传达，因此无法认识它们的微妙。世人过分讲究礼仪，使声音繁多，拘泥于器物，凭据文字，用武力驱使、用法令束缚，却想以此求得仁义，实在更加荒谬。《易》说：“阴阳的变化不可测知，这就叫作神。”又说：“显现于仁德之中，隐藏在功用之内，善于播育万物、善于教化万民的，就是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史说》——张舜牧 马文渊说过：“人贫穷时应当更加坚强，年老时应当更加壮盛。贫穷而坚强的人，即使是市井小民，尚且还有；年老而壮盛的人，即使是士人，也没有见到过。”韩退之前往潮阳时，牙齿头发已经衰老，不像年轻时那样志气雄壮，所以用封禅的说法来迎合宪宗。又说：“从今以后，请允许我改变态度侍奉陛下。”看这话，真令人悲伤！大丈夫的操守，起初不是不坚强，誓言如金石，能够经受雪霜；后来却被生死吓住，顾念妻子儿女，很少有人不改变心意、低头屈服，以求免除一时的灾难，韩退之就是这样。退之并不是求富贵，只是怕死罢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像农夫种植园圃一样，开始时培养人才，不使他们夭折；最后将要成就其美德时，也不使他们受到摧折。君臣相互成就，共同达到正道，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处在竭尽欢乐、耗尽忠诚的地步呢？只有白乐天不是这样，他知道事情不可为，便完全舍弃；行为危峻而放纵言论，收起书卷而混同尘俗，可以说是处于晦暗却保全光明，显得柔弱却能自立。因此终身不受辱。像刘梦得、柳子厚这类人，除了文字语言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太极图说》【周敦颐】

译无极就是太极。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到极点便转为静，静而产生阴，静到极点又转为动。一动一静，彼此互为根本；阴阳分开，两仪由此建立。阳气变化，阴气凝聚，于是产生水、火、木、金、土。五种气顺序布列，四时便运行起来。五行就是阴阳，阴阳就是太极，太极本来就是无极。五行产生后，各自形成一种性质。无极的真实之理、阴阳二气和五行之精妙结合凝聚，乾道成就男性，坤道成就女性。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成，变化没有穷尽。只有人得到天地之秀气，最为灵异。形体既已生成，精神便产生知觉。五种本性受到感动，善恶由此分明，各种事情也由此产生。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它，以主持清静、建立人道的极则。因此圣人的德行同天地相合，光明同日月相合，秩序同四时相合，鬼神同吉凶相合。君子修养它便吉，小人违背它便凶。所以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又说：“推究开始而反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伟大啊，《易》！这就是它的极致了。《爱莲说》【周敦颐】水中、陆地上草木的花，可爱的很多。晋代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李唐以来，世人非常喜爱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从淤泥里长出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洗涤却不显得妖媚；内空外直，不牵蔓，也不旁生枝节；香气传得越远越清幽；笔直洁净地挺立在那里，只可远远观赏，却不可轻慢地玩弄。我认为菊是花中的隐逸者，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是花中的君子。唉！对菊花的喜爱，陶渊明以后很少听到了；对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牡丹的喜爱，当然人很多了。《葬说》【程颐】选择墓地，是选择土地的美好或恶劣，并不是阴阳家所说的祸福。土地美好，那么死者的神灵安宁，子孙兴盛，就像培土拥护树根，枝叶自然茂盛一样，这是合乎道理的。土地恶劣，就相反。那么什么叫土地美好呢？土色光润，草木茂盛，就是它的征验。父祖和子孙同属一气，祖先安宁，子孙便安宁；祖先危险，子孙也危险，这也是道理。可是拘泥禁忌的人却被选择方位、确定日期吉凶的说法迷惑，不是太拘泥了吗？更严重的，有人不把奉祀先祖作为考虑，却专门以有利于后代为忧虑，这尤其不是孝子安葬先人的用心。只有五种祸患不得不慎重，必须使墓地将来不被道路占用，不被城郭侵占，不被沟池挖毁，不被权贵势力夺取，不被耕犁触及。五种祸患已经慎重防备后，又要挖池深四五丈；遇到石头必须再穿凿过去，以防水气浸润。安葬以后，用松脂涂抹棺椁，用石灰封闭墓门，这只是大略。至于详细安排，还在于仔细思虑。各自单独安葬，是出于不得已；以后不能迁葬，就应当合葬。到了年代和祭祀逐渐久远，曾祖、高祖难以辨认，也只在于尽到诚意，各自备办棺椁安葬，不必借助梦境、睡梦或蓍草龟甲来决定。墓穴中安葬时，尊长居中，左边按昭、右边按穆依次排列；后来的墓穴有的在东边，有的在西边，也是左右相对开穴。出母不能合葬，也不能合祭；被遗弃的女儿回到娘家，就按夭折者的墓穴安葬。《怪说上》【石介】天地人三才各有恒常的道理。违背它们的恒常之道，就叫作怪异。日月星辰轮流照明，四时依次终始，这是天的常道。日月发生薄蚀，五星出现彗星、孛星，是怪异。五岳安稳存在，四条大河流淌，这是地的常道。山崩塌，河流枯竭，是怪异。君王面向南，臣子面向北，是君臣之道；父亲坐着，儿子站着，是父子之道。臣子抗拒君王，儿子敌对父亲，是怪异。中原本来是圣人治理的地方，是士、农、工、商四民通常居住的地方，是衣冠之人通常聚集的地方。可是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不做士、不做农、不做工、不做商的夷人占了中原一半，这是怪异。中原本来由道德治理，是礼乐施行的地方，是五常覆盖的地方；可是荒诞无稽的教法流行，妖异荒诞、幻惑人的说法充满，这是怪异。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二庙，庶人在寝室祭祀，都是为了不忘孝道。可是忘掉祖先，废止祭祀，转而侍奉夷狄的鬼神，这是怪异。凡是把法则施行于百姓的人，就应当祭祀；因死而勤勉于职事的人，就应当祭祀；因劳苦而安定国家的人，就应当祭祀；能够抵御大灾的人，就应当祭祀；能够抵挡大患的人，就应当祭祀。弃能种植百谷，所以祭祀他，把他奉为稷；后土能使九州平治，所以祭祀他，把他奉为社；帝喾、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周公，对百姓有功业；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山林川谷丘陵，是百姓取得材料的地方。不是这一类的，就不在祭祀的典制之内。然而老氏、佛氏的观宇寺院遍布天下，真是怪异。君主看见一天发生日食，一颗星隐没，一场风雨失调，一种草木不能生长，便能知道这是天地的怪异，于是退居正寝之外，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恐惧自责，修养德行，想要禳除它。可是那些消灭君臣之道、断绝父子亲情、抛弃道德、违背礼乐、割裂五常、改变四民正常居所、毁坏中原衣冠、舍弃祖宗而祭祀夷狄、使荒诞无稽的教法流行、使妖诞幻惑的说法充满的事，反而不知道是怪异。既不能禳除，反而还尊崇奉行。世人看见一只狐狸媚惑、一只喜鹊喧叫、一只猫头鹰鸣叫、一只野鸡闯入，就能知道这是人的怪异，于是开启咒语，祈祷祭祀，用厌胜之术压制它们。可是他们的孙子、儿子，父亲、母亲，忘掉宗祖，抛弃父母，离开正常产业，撕裂衣冠，学习夷狄鬼神之事，反而不知道这是怪异。既用厌胜之术，又加以尊崇奇异，实在更加怪异。中原的怪异太多了！不成为怪异的人，几乎太少了！唉！一天发生日食，一颗星隐没，天就因此不明；一座山崩塌，一条河枯竭，地就因此不安。释氏、老氏造成的怪异，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中原受到蛀蚀败坏，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不知道再过一千多年，释氏、老氏的怪异会怎样，中原的败坏又会怎样？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不再出生，唉！《笔说》【黄庭坚】

译歙州吕道人制作墨池笔，含墨量足而笔锋圆，是佳作。宣州诸葛家采用捻心法，像这样只有倒置笔毫并使其洁净，才是其中的妙处。因为倒置一株笔毫，便能破除笔锋。宣城诸葛高系的散卓笔，大略笔长一寸半，藏一寸在笔管中，露出一半；削笔管时，使管口的宽窄同露出的半寸相称。他捻笔心用粟米大小的毛，首尾不过三株。只要副毛安排得当，使刚柔随人意，这就是最好的笔。粟尾是江南人所说的蛣蛉鼠。歙州吕道人并不是因为贫穷才制作笔，所以能在这方面精工，并把这种方法传给黟州道人吕大渊。大渊心中领悟了韦仲将制作笔的技法，为我制作大小笔二百多枝，没有一枝不合心意。后来他看见我家有剪下来的狨皮，用手摇动，发现毛能够触到人的手，便用它制作丁香笔。如今试着写大小字，运转周旋都很称意，这也是古今制笔者所不知道的。过去僰道有个严永，把獭毛蒸制后替我作了三副笔，也可以使用；然而严永从不知道笔中精善和毛病所在，所以不能替别人制作合用的笔。大渊又替我取来高丽猩猩毛笔，拆开后拣去倒毛，另外捻制笔心，大约十枝中有六七枝极其好用。由此才知道，世间的技艺如果没有领悟的地方，也不能达到精妙。张遇制作的丁香笔，捻成的笔心极圆，束住笔锋很有力量，可以用来学习徐季海《禹庙诗》的字。傅其瑛、诸葛元都做不到。用它制作藏锋笔，写这样大的字，极其称心，是最妙的。《学说》【晁补之】学习不可以停止，只有了解它，才能喜爱它。《礼记》说：即使有美味的菜肴，不亲自吃就不知道它的滋味；即使有最高深的道理，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好处。孟子也说：理义使我心中喜悦，就像肉食使我口中喜悦一样。饮食是每天都需要的，所以把学习比作饮食，最容易让人明白。然而还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滋味。天下哪有不亲自学习而能够明察的呢？从前有乡野之人认为葈茎、芹菜、萍子甘美，面对乡里的豪强称赞它们，取来一尝，却刺痛了口舌，使肚腹惨痛。口腹的感觉本来人人相同，可乡野之人认为甘美的东西，却不是一般人认为甘美的。这难道只是因为没有尝过所谓甘美的东西，便把自己认为甘美的东西当成别人也认为甘美的吗？至于各种工匠和众多技艺，也都是学习而来的；下至舞剑、抛丸、攀竿、踏绳，人们既然终身从事，并不只是因为利益所在。是因为熟习之后知道其中的滋味，所以感到快乐。如果面对君子称赞这些技艺，就像乡野之人称葈茎、芹菜、萍子甘美一样，技艺本身是否有滋味，不必等到刺痛惨苦之后才知道。因此，美味菜肴，世人都知道它有滋味，但一定要亲自吃过以后，才更加知道它确实美味；最高深的道理，世人都知道它好，但一定要亲自学习以后，才更加知道它确实好。有人说，听说便知道它有滋味、知道它好，是凭意念推想的。有人说：“道从口中说出来，淡而无味；饮食却是人所甘美的，似乎不是一回事。”我说，人若不吃自己认为甘美的东西，仍然不知道它的滋味；道又淡而且难以喜爱，那么不知道它的人不是更多吗？然而终究还是同一个道理，毛病只在于不学习。学习而进入其中，怎么还会知道它淡呢？大观四年四月旦日写下此文，交给侄子公武，让他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学习小道的人。《罴说》【陈师道】晋人用狗打猎，五条狗追赶一只罴。罴凶猛而力大，长处在于使用大的力量；它所面对的敌手，都是天下强壮有力的东西。狗虽然弱小却健捷，长处在于以小取胜；一会儿从左边转向右边，一会儿从前面追到后面，罴无法搏击。走了不到几十里，罴失败伏地，狗又上前把它杀死。兽类中凶猛的，爪子没有比虎更强的，牙齿没有比野猪更利的，而罴却能吃掉它们，所以说到勇猛有力，必定称罴。罴之所以受制于狗，是因为遇到的不是适合单独对敌的对手，又困于群体围攻。《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说的就是罴这种情形。《观心说》【朱熹】有人问：“佛教有所谓观心之说，是真的吗？”我说：心，是人用来主宰自身的东西；它是一而不是二，是作为主宰而不是作为客体，是支配万物而不受万物支配的。因此用心来观察万物，就能得到万物的道理。如今又设想有一个万物来反过来观察心，那就是在这个心之外又有一个心，能够管辖这个心。那么所谓心，究竟是一还是二？是主还是客？是支配万物的，还是受万物支配的？这些问题不用再比较，也能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有人说：如果按您的说法，那么圣贤所说的精一、操存，所说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所说的“看见它立在面前、倚在衡器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说：这些话表面相似，实际不同，正如禾苗和莠草、朱色和紫色之间的差别，是学习者应当辨明的。所谓人心危，是说人的欲望开始萌发；所谓道心微，是说天理深奥幽微。心本来只有一个，只是因为正与不正而有不同名称。惟精惟一，就是处于正道而审察差异；排除差异而返回共同本体。能够这样，就确实把握中正，不会有过与不及的偏差，并不是把道看作一个心、把人看作一个心，又另外有一个心来使它们精一。所谓操持而保存，并不是用那个心去操持这个心、使它保存；所谓舍弃而灭亡，也不是用那个心去舍弃这个心、使它灭亡。心自己操持，灭亡的就能保存；心自己舍弃而不操持，保存的也会灭亡。可是所谓操持，不过是说不让白天日常行为中的欲望把仁义的良心牿害而丧失罢了，并不是呆坐不动，守住明亮却没有实际作用的知觉，就叫作操存。所谓尽心，就是推究事物、穷尽道理，使心豁然贯通，从而极尽心中所具的道理。所谓存心，就是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正如前面所说精一、操存的道理。因此，尽心便可以知性、知天，是因为心的本体没有被遮蔽，能够穷究道理的自然状态；存心便可以养性、事天，是因为心的本体没有丧失，能够顺应道理的自然状态。这哪里是用一个心来尽另一个心、用一个心来保存另一个心，像两个东西互相对持而不相舍弃呢？所谓“参于前、倚于衡”，是因忠信笃敬而发。意思是说，心中不忘忠信笃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它存在于那里，并不是说能够看见一个心本身。况且身体在这里而心却立在前面，身体在车上而心却倚在车衡上，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大体说来，圣人的学问以本心来穷究道理，又顺着道理来应对万物，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道路平坦，通达而居处广大安宁，道理充实，实行自然。佛教的学问，却是用心寻求心，用心支配心；就像嘴咬自己的嘴，眼睛看自己的眼睛。它的机势危险而急迫，道路险阻而闭塞，道理空虚而趋势相逆。它的话虽然有些地方似乎相近，实际上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能够审慎思考、明辨是非的君子，又有谁能不被这些说法迷惑呢？《跪坐拜说》【朱熹】

译古人坐时，两个膝盖着地，然后翻转脚掌，坐在脚掌上，正如今天所说的胡跪。行肃拜礼时，又拱着双手向下直到地面；行顿首礼时，又把头叩在手上；行稽首礼时，则进一步放下双手，让头触地，也正如今天的礼拜。这些礼都是因为跪坐而更加表示恭敬。所以《仪礼》说：“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说：“坐而迁之，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轩左。”《老子》说：“坐进此道。”这一类凡是说“坐”的，都是指跪。汉文帝同贾谊谈话，不知不觉膝盖前移到席子前；管宁坐时不叉开双腿，床榻在膝盖处都磨穿了，这些都是明显的证据。然而《礼记》又说：“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也说：“跪坐而进之。”如此看来，跪和坐又似乎有一点不同。我怀疑“跪”有危险之义：两膝着地，伸直腰和大腿，姿势危险的叫跪；两膝着地，让臀部落在脚掌上，稍微安稳的叫坐。又《诗经》说：“不遑启居”，其传把“启”解释为跪；《尔雅》把“妥”解释为安，而疏解释为安定地坐。用“启”来对举“居”，并把“启”解释为跪，那么“居”是坐便可以看出；把“妥”解释为安定地坐，那么跪是危险的坐姿也可以知道。大概二者相似，只是一种危险、一种安稳，略有不同罢了。至于“拜”作为礼节究竟怎样，已没有可考的依据；只是杜子春解释《太祝九拜》时，把奇拜解释说：“行拜礼时先屈一膝，就是今天的雅拜。”既然特意把先屈一膝称作雅拜，那么其他拜礼都应当同时屈下两膝，正如今天的礼拜一样。这三件事，书籍和传文都没有明确记载，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只是今天的人没有考察清楚。前些年钱子言建造白鹿礼殿，想依据《开元礼》不制作塑像，而在祭祀时设置神位；子言不以为然，坚持要制作塑像。我已经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略作礼制考证，又记起年轻时听先父说过，曾到郑州拜谒列子祠，看见列子的塑像席地而坐，于是也一并告诉他，认为如果实在不得不制作塑像，就应当依照这种样式，以免被苏子讥笑为俯伏匍匐。子言仍不认为然，恰逢我也辞去江东节度使之职，最终不能强行改变他；但直到今天仍以此为遗憾。后来才听说成都府学有汉代礼殿的各尊塑像，全都席地跪坐，文翁的塑像仍是当时雕刻的石像，尤其足以作为依据。不知道苏公是蜀人，为什么没有见到这些情形却这样说呢？等到杨方子直进入蜀帅幕府，便托他派人去访察，果然如传闻所说，而且还把文翁石像放倒，改塑成小土像。只是因为当时塑像工艺不精，也许他仍以为石像是盘腿坐着的。去年又把这件事托付给蜀漕杨王休子美，如今才一并得到先圣、先师的三尊像，木刻十分精美。查看它们坐后两只脚掌，隐约可从帷裳下面看见，这才审明它们之所以坐着，果然是跪坐无疑。可惜塑造白鹿洞石像时，没有得到这个证据来说明子贡的话，使东南学者不能再见到古人的形象，不能纠正千年来的错误，因此不禁长叹。姑且记下事情的始末，写信寄给洞学的诸位学生，让他们抄录后张贴在庙门左边，以等待后人考察。《吊说》【吕大钧】《诗经》说：“凡是百姓有丧事，便要爬着去救助他。”这不是说死者可以救活，而是说活人有时不去救助，便会死去。孝子的父母去世，三天不能进食，哭声不断。已经病倒了，要扶着杖才能起身，别人问了才开口说话。他悲痛恻怛的心情和痛苦疾病的状态，简直不想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他所考虑的大事也有不能周全的，何况其他事情呢？所以亲戚、同僚、朋友和乡党听说后前往吊唁的，不只是吊哭而已，没有不替他尽力的。开始便送来含敛、襚赠之物，周济他的急需；三天后共同送来糜粥，扶助他的羸弱；每次祭奠都替他主持礼仪；将要下葬时便帮助办理事务。随从灵柩时，年轻人执绋，年长者专门负责进退停止。填土掩埋墓穴时，壮年人把坑填满，老年人跟随返回。哭吊死者并送来赗赠；还不足，便送赠礼；仍不足，便送赙财。凡有事情便互相帮助，这才可以说是真正救助了死者家属。所以前往有丧之家的人所说的话，不说“希望见您”，而说“比”；即使国君亲临，也说“寡君承事”。别国使者则说：“寡君派我来，不敢把您当作普通宾客看待。”主人接见宾客，不论尊卑贵贱，没有不拜谢的，以此表明感谢，并且说明自己不同于平常的主人。宾客拜见主人，没有人接受主人的回拜，以此表明自己是来帮助他的，并且说明自己不同于平常的宾客。自从先王的礼制败坏以后，后世虽然传承礼的名目和数目，实行时却大多失去了它的意义。丧主接待宾客，像平常的主人一样；丧宾拜见主人，也像平常的宾客一样。把丧宾当作平常宾客，所以只停留在吊哭上，没有人敢参与丧事；把丧主当作平常主人，所以丧主舍弃哀痛，反而置办衣服饮食来奉待宾客。更严重的，甚至削减送终的礼仪来感谢宾客的辛劳，废弃吊丧哀悼的仪式来减轻丧主的费用。这样一来，先王礼制的本意，难道只能降低到这种地步吗？如今想要实行这种礼的人，虽然未必能完全做到合乎礼制，但至少在刚发生丧事时为之哭泣，有事情便前往祭奠，还能按自己的力量尽力经营；丧葬器具没有备齐的，便满足他的需要；让子弟和仆隶中能干的人去帮助服役；把更换纸币、壶酒的祭奠改作襚赠；把除去供帐、馈食之外的祭祀改作赗与赙。凡是丧家要款待自己的东西，全都用别的理由推辞接受，这样或许就可以了。《谱牒说》【吕大钧】

译夏、商、周三代时，所谓姓，是统摄祖先所出之处的称号，经历百世也不改变；所谓氏，是区别子孙从哪一支分出的称号，经过几代便会改变一次。天子树立德行，根据出生之由赐给姓；所得的姓虽然相同，但子孙分支另立为氏的，多得数不清。有的以祖父的字为氏，有的以先世的谥号为氏，有的以所任官职为氏，有的以最初受封的邑为氏。支派分流，千条万道，起初好像错杂纷乱，难以考察；等慢慢看清楚，便有纲有条，像指掌上的纹理一样清楚。孟、仲、季、臧、东门、子叔都出自鲁；游、国、封、印、公孙、伯、张都出自郑；向、华、荡、乐、鳞、鱼、仲、老都出自宋；栾、高、崔、国、叔、仲、东郭都出自齐。追寻它的支流便可以知道它的源头，追寻它的叶便可以知道它的根，这难道不是很容易吗？自秦汉以来，氏族制度中由上面赐予、下面更改的情形已经绝无仅有。至于世代守着同一个氏，流传一千多年而不改变的，天下到处都是。它的变化不像古代那样频繁，它的排列也不像古代那样繁多，可以说是简明而容易知道的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辨明氏族的源流。王姓只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出自元城的王氏，还是出自宜春的王氏，还是出自卭城的王氏？刘姓也只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出自陶唐的刘氏，还是出自奉春的刘氏，还是出自元海的刘氏？能够明辨而不迷惑的人很少。姓马的人，未必能辨别自己是马服之马氏还是马矢之马氏；姓石的人，未必能辨别自己是周、卫的石氏还是后赵的石氏。古代氏族繁多，反而有很多人知道它们；今天氏族简少，反而知道它们的人很少，大概只是由于谱牒有无明晰、兴废不同罢了。因此可知，谱牒之学不可不讲求。《粦说》【林景熙】柔兆困敦之年，北方骑兵压迫边境，所经过的地方烧杀抢掠，方圆数十里没有人烟。第二年秋天，我乘船夜里经过北塘，半醒半睡之间，一个奴仆坐在船尾说：“有什么奇怪的？”我睁眼看去，只见青色的火光三三五五，随后散布在田间小路，弥漫千里万里，直到林麓。我说：“奇怪啊，这是粦火！”《释文》说这是人马的血积聚后产生的光，难道确实如此吗？奴仆仔细观看，渐渐玩赏起来，脱下草鞋招引它，火光缓缓靠近船边；又挥手让它离去，便渐渐远去而稀疏。我抚摸船舷叹道：“太阳已经西沉，万物像被漆涂黑一样，那些凭借幽暗昏昧而任意显弄光怪的东西，为什么偏偏只有粦火呢？然而粦火不能主动接近远方的人，而使它接近的，是人。晋代温峤在牛渚燃烧犀角，海中的各种怪物便不能隐藏形体。假如有东西呼喊说：‘你和我之间幽明相隔、道路遥远，为什么要相互照见？’世间并不是没有怪异之事。孔子不谈怪异，只说明事物的常理罢了。所以人失去了做人的常道，鬼便施行它的怪异；中国失去了中国的常道，夷狄便施行它的怪异。怪异尚且不可谈论，何况还要招引它使它自己靠近呢！” 《唯诺说》【元·刘因】为什么说“唯”表示恭敬而“诺”表示承应呢？因为它们各有适用的地方。呼唤别人时，声音必定向内收，所以用“唯”来表示趋前应召，好像取来东西奉上；命令别人时，声音必定向外发，所以用“诺”来表示承受命令，好像把东西交给人而接受它。用错了适用之处，文章的条理也会随之混乱。不仅如此，凡是事物没有没有对立的，也没有没有阴阳的，声音同样如此。它在意义和形象上的清浊、开合，也无不相互配合。姑且从进退、存亡、吉凶、消长来体会，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天机的发动，也是礼乐由此产生的原因。即使天地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何况只是人呢？万物的声音也是如此，难道只是声音如此吗？凡是形体、颜色、气息、味道也都如此。何况古今时代的变化、事物之间的伦理，圣人什么时候曾在其中增减过呢？即使能够精妙地体会这个道理并主宰这些事情的，也不过在于心罢了。一定要竭尽其心，然后声音才成为律，身体才成为度。假如不是这样，差不多就会成为无论做什么都自以为合乎道的“道”了。作用，就是本性之本性。《无极而太极说》【吴澄】

译太极是什么？回答说：就是道。既然是道，为什么称它为太极？回答说：这是借用别的名称来命名。道本来不可命名，所以借用可以命名的器物来给它命名。因为天地万物共同由它而来，所以称它为道。道，就是大路。因为它的条理、支脉和细微纹理极其缜密，所以称它为理。理，就是玉的纹理。这些都是借用别物来作称呼。真实而没有虚妄叫作诚；整体自然而然叫作天；主宰造化叫作帝；神妙的作用不可测度叫作神；赋予万物叫作命；万物接受它而产生叫作性；获得这种本性叫作德；具备于心叫作仁；天地万物的统会叫作太极。道、理、诚、天、帝、神、命、性、德、仁、太极，名称虽不同，实质却是一个。极，是屋脊栋梁的名称。屋顶的脊檩叫栋，就一座屋来说，只有脊檩最高最上，再没有超过它的，所以称为极。凡是万物的统会之处，也借用这个意义命名为极，如辰极、皇极之类。道是天地万物的统会，最尊贵最崇高，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所以借用屋栋的名称，称它为极。那么为什么又称为太呢？回答说：“太”这个字，意思是大到了极点。屋极只是屋栋成为一座屋的极点；辰极只是北辰成为天体的极点；皇极只是君主一身成为天下众人的极点；甚至设置官职作为百姓的极点、京师作为四方的极点，也不过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处所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极点，虽然借用了“极”这个字勉强称说，但又怎么足以比拟它的形貌呢？所以又把称说推到尽头，说它是太极，意思是这个极是非常广大的极，不像一件物、一处地方的极。那些一物一处的极，是小的极；天地万物的极，是最大的极，所以称为太极。邵子说：道就是太极。太祖问：什么东西最大？回答说：道理最大。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为什么称为无极？回答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但它没有固定的形体，称为太极，并不是有某一件东西处在某一个地方，可以指认出来并命名。因此称为无极。《易》说：神没有固定的方所，易没有固定的形体。《诗经》说：上天运行的事情，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无极而太极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屋极、辰极、皇极、民极、四方之极，凡是名称中有‘极’的，都有可以指认、可以命名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极”。道没有形状、没有形象，不能执着，也无从指认；虽然称作极，却并没有可以叫作极的具体之物；虽然没有所谓的极，却实在是天地万物的极，所以说“无极而太极”。《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九 （明）贺复征编 ○说三 《扑满说》【明·宋濂】扑满是用来贮钱的陶器，形状像罂，口径只能通过一枚钱；钱放进去便不能取出，装满后只能把它打碎，所以叫扑满。宋濂因此未尝不为石荆州的为人感到悲哀。石荆州是个侠士，抢劫远方使者和商客，因而致富，甚至同贵戚争豪斗富，曾用铁如意把珊瑚击碎。若不是金钱多，不能这样做；他最终也因此送了性命。唉，石荆州难道也是扑满吗？《传》说：“仁人用财利来成就自身。” 又说：“积聚了财物却能够分散出去。”既然如此，只聚敛财物而不分散，难道不可以吗？《钻燧说》【宋濂】宋先生闲居时，看见家人在夏季改火，不用桑木、柘木，而取两尺长的赤檆木，从中间劈开一条，在里面挖成小孔；在孔的侧面开一条小缝，另取一根圆木，粗细与孔相同，把两端削得稍尖。把上端套上三寸长的竹管，下端放进孔里，用细绳缠在竹管腰部。另在小缝下面铺些草叶和毛絮，左手握竹管，右手握细绳，快速旋转它。两块檆木相互摩擦，孔中的木屑便冒起烟，木屑从缝隙流到毛絮上。等烟气浓盛时，用空掌覆盖在孔上把烟闷住，火焰便生起来了。宋先生叹道：“火在木头里面，不钻取就显现不出来；各种善性具备于人的本性之中，不学习就不能彰明。人怎么可以不学习呢！” 《人虎说》【宋濂】莆田壶山下有一条通往海边的路，贩运货物的人都从那里经过。至正丁未年春天，有个百姓穿上虎皮，把铁片锻造成锋利的爪牙，练习虎扑跃的姿态，像极了老虎。于是他伏在灌木丛中，派侦察的人爬到树上观察。有人背着袋子来到，侦察者便发出啸声作为信号，假虎跃出，扼住来人的喉咙杀死他；有时还把他的肉割成一片片，做出被撕咬的样子，撕破袋子，拿走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其余仍封好，向人显示袋子没有被动过，使人不生疑心。人们争相传说壶山下有老虎，不吃人，只吸人的血，而且把它当作神异之物。不久那个百姓偶然外出，他的妻子守在岩穴中，听到树上的啸声，以为一定有携带大量财货的人来了，便急忙披上虎皮与之搏斗。妇人身体柔弱，贩运者能够同她抗争，她害怕了便逃走，贩运者隐约看出那是人的脚掌。他回来和邻人商量，众人喧嚷着追逐，抵达洞穴后得到无数金帛。那个百姓终于逃走了。唉，世上的“人虎”，难道只有这个百姓吗？《猿说》【宋濂】武平县出产猿猴，毛色像金丝，闪闪发亮，很可观赏。小猿尤其奇特，性情可以驯服，但不离开母猿。母猿机警，无法捕捉。猎人把毒药涂在箭上，等待母猿疏忽时射中它。母猿料想自己不能活了，便把乳汁洒在树林里，让小猿饮食。乳汁洒完后母猿气绝，猎人剥下母猿的皮，朝小猿挥鞭；小猿立即悲鸣着下来，收拢双手接受制服。它每天晚上一定要睡在母皮上才安心，严重时就抱着母皮跳跃踉跄而死。唉，猿尚且知道有母亲，不因母亲死去而爱惜自己，何况人呢？《天说》【刘基】

译有人说：天灾流行、阴阳失调，是上天借此警告人吗，还是不是呢？上天以气为本质，气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变化。因此风雨雷电、昏暗明亮、寒冷暑热，就是上天的喘息、出汗、呼吸，是它的运动与止息、开启与闭合、收藏与发散。气运行通畅，阴阳就调和，律吕就端正，万物共同生长，五行按时运行，这就是上天保持正常状态。气运行阻塞，阻塞就会激荡，激荡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以后疾病便产生。因此气吼叫便成为暴风，郁结便成为虹霓，都是不平之气显现出来。气受到压抑、扭结、愤怒，回旋冲撞，暴怒满溢发作，便出现冬雷夏霜、骤雨疾风、折断树木、漂荡山石、日月星辰受到冲击、五行精气运行错乱、白昼昏暗、夜晚明亮、瘴疫流行、水灾旱灾和各种过失灾殃，这就是上天的疾病。雾气浑浊、星象妖异、日月有晕、背后出现阴气，都是疾病将至而气色先行显露。上天病了，万物承受上天之气而生，难道能够没有病吗？所以疫病流行、夭折死亡，是人的疾病。人狂乱反常、颠仆猖獗，是中了上天的病气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上天也无可奈何。只有圣人有神妙的治道，能够预先知晓，在尚未显形时便防备，不等征兆发动。尧时洪水九年，汤时旱灾七年，天下百姓却不知道那是灾害。朱丹、均不成器，被气所胜，所以尧、舜把他们举出来加以替代。桀、纣违背正道，自己同上天断绝关系，所以汤、武率领天下讨伐他们。元气不被扰乱，是圣人造成的。有人问：那么是人能够胜过天吗？回答说：上天有做不到的事，而人能够做到，这就是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才的原因。《尚书》说：“行善，天便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天便降下各种灾殃。”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上天的本心，但上天会受到气的疾病影响而有做不到的地方，只有圣人能够挽救它。因此圣人就像良医。朱丹、均不肖，尧、舜医治他们，使他们痊愈；桀、纣暴虐，汤、武又医治他们，使天下痊愈。周朝末年孔子善于医治天下，但当时不被任用，所以写下医治的方剂流传后世，《易》《书》《诗》《春秋》就是这些方剂。髙祖、文帝、光武能够医治天下，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疾病稍有好转，元气却没有完全恢复。和帝、安帝、平帝以后，疾病发作，却没有能够医治的人。桓帝、灵帝把钩吻当作参苓，而曹操、司马懿一类人又给它加上鸩毒。于是疾病深入膏肓，天道几乎穷尽了。有人问：那么元气已经停止了吗？回答说：有元气才有天地；天地即使毁坏，元气也不会停止。尧、舜、汤、武端正了法则，孔子传下了方剂，方剂和法则没有泯灭。若有善于医治的人把它们举出来实行，元气就会恢复。于是作《天说》。《菜窝说》【刘基】

译菜窝，是我的宗侄刘彬给自己的居室所取的名字。彬字宗文，年少时喜好学习而且有见识，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他住在处州府城东门，每次都请求我写篇文章，我总是没有空闲。今年我来到京师，刘彬也以儒士贡举的身份任工部主事，于是开玩笑写下《菜窝说》，并且用它来勉励他进取。犁眉公对东门子贆说：“你的居所在东门，井田有十亩，已经平整并翻耕过了；俯临壕沟挖成水沟，倚靠城墙作为屏障；用枳树丛作篱笆，用蘗木编成围栏。这地方大概像捆紧的针和锥子一样，仿佛聚集的枪矛和蛇蝎，连缝隙都无法寻找，蚍蜉也不能在其中打洞。为什么不把它开垦出来种树呢？又为什么不耕种它来栽种稷黍呢？不然，为什么不把它挖成大池，引北山的泉水来养鳖和鱼呢？却只是在其中筑一间简陋的屋子，用粪土砌墙，用腐烂的茅草盖顶，坟蝎把这里当作住宅，瓦砾铺在地上，羊蹄、猪脚和鼢鼠相互作伴。天刚亮就出门，不骑马、不乘车、不骑骡、不骑驴，去到别人的房舍；呼朋唤友，左奔右跑，谈论没有用的空话，勉强给自己命名为儒生。眼看着殷实肥沃的土地变成蓬藋丛生的荒地，难道不可悲吗？”我听说燕地、秦地的枣栗，穰地的橙、邓地的橘，李、梨、薁、鬰，秦地的杏、周地的漆，柿、桃、柰、楔，像美玉一样的形质；椅、桐、栝、柏，坚实细密而有纹理；桂、椒、茰、榝，吐出浓郁芳香；木瓜、榅桲，藷、藇、葛、芴，丛生蔓延，彼此纠结，这里采收后那里又茁壮；有的以材用，有的取其果实，有的黄如金，有的红如太阳，枝条高举伸向远方，可以供养蜜蜂酿蜜。只要勤勉经营，哪怕得到其中一种，财富也可与封君相比，接受上天所给予的俸禄。范蠡所到之处，便挖池养鱼；《史记·货殖列传》盛称陶朱公。八口之家，五亩住宅，墙下种桑，便足以穿丝帛。如今你既不做士，也不务农、不经商、不做工，只把名字挂在州学籍册上，口腹身体都不能得到满足，人人都讥笑你。你为什么不惭愧呢？”东门子贆听了，忧愁地思考，茫然惊惧地站起来，拜了两拜，惭愧地站着说：“先生的话，我领受了；但我也有自己的见解，请允许我回答先生。我要种稷黍吗？古人一夫授田百亩便能养活自己，如今我把五亩用作住宅，那么所得不过是二十分之一，不能因此免于饥饿。还是要种树吗？近处的树木没有三四年不能成材，远处的不知道还要多少年，不能悬着我的锅等待做饭。还是挖池养鱼吗？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借助别人的力量，不知哪天才能完成；不能让我的肚子干枯着等待取水。如今应当种菜来卖，或许还差不多可以做到。菜，就是可采摘之物，是君子所要采取的东西。有人称它为蔬；蔬，就是疏远，是吃粱肉的人所疏远的。君子所采食的东西被吃粱肉的人疏远，或许这样可以使我富裕吧！” 于是他前往访问溪南的园圃人，学到了使土壤肥沃、泉水丰足的方法；搜罗四方的蔬菜种类，按族类分别种植；买来一头牛，用铁锄两把清除荒草，拔去恶草的根，除掉高起的土堆、遮蔽的笋壳并烧掉；在四角挖井，架设桔槔；蓄水有池，泄水有渠；有的培土，有的浇灌，有的丛植，有的奇植，灌溉各得其宜；有的除草，有的培土；疏密相间，稚嫩的全都长得肥壮；根、茎、果实、嫩芽，各随时令生长。蔬菜排列茂盛，篱笆间花木繁密。过了十来天，东门氏家的童仆个个面色润泽、容貌喜悦；看他的园子，只见郁郁芊芊；进入他的门内，便有春天般温暖的气象，酒也斟满了酒尊。后来犁眉公经过这里，东门子贆到门口迎接他。犁眉公笑着说：‘你也满足于此而已吗？’东门子贆拜了两拜答谢说：‘我想见先生并且向您陈说，已经很久了。请到我的屋里坐坐，让我为您说明，可以吗？’犁眉公说：‘这是我的愿望。’东门子贆说：‘先生能把我的菜全都认识吗？’犁眉公说：‘还不能。’于是他请犁眉公到园中，指着菜说：‘起初我不经营这个园子，茫然无所思考；如今我既然经营了这个园子，推究它用来壮大我的居所、厚待我的生活的道理，便知道事情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天地长久地运行其道，万物才得以生长；圣人长久地保持其德，各种功业才得以成就；士农工商长久地坚持自己的事业，各种事务才能安定。所以我种韭菜作为君主，韭就是久，是用来使我的生活长久的。要达到长久，必须谨慎地把握准则，所以种葵；葵就是揆，揆量得道，视力就明、听力就聪，所以种葱；聪明通达，获得的计数便多，所以种蒜；蒜就是算，计算不失误，家庭一定丰足，所以种蘴；丰足便强盛，所以种姜；姜就是强。事物过于强盛便会过刚，刚过头就会折断，君子对此戒惧，所以种芥；芥就是戒。戒惧事情的人思虑一定苦，思虑苦便有毒害，所以种荼；荼毒积于内心而仍然用力勤勉，所以种芹；勤勉到了极点便会生病，所以种蒲；蒲就是痡，病得很重。病重必然衰弱，所以种荏；荏是柔弱的意思，柔弱便会微小，所以种薇；薇就是微，腿胫微弱便会生疮，腿胫微弱就会使行走羸弱，所以种蒌；蒌就是偻。疾病痊愈必须用药，所以种芍药；药物攻治疾病，不能失去调养，所以种鞠；鞠就是养。得到调养之后才能复苏，所以种苏；苏就是复苏，复苏便能起立，所以种芑；起立后必须谨慎保全后果，所以种瓠；瓠就是护。保护而不违背道，就会舒展困难并产生福气，所以种芷；芷就是祉。招来福祉没有比培育德行更大的，所以种蓄。” “一定会有所救济，所以种荠；荠就是济。救济由近而远、由低而达到高，所以种菘；菘就是高。达到最高便会困穷，所以种芎藭。忧虑困穷的人一定要早作打算，所以种蓟；蓟就是计。我早晨在这里游赏，看着它们茂盛青翠，可以使我的眼睛愉悦、心情舒畅；晚上来游赏，采摘它们的芳香、吃它们的嫩芽，可以使我的肚腹感到美味、延长我的寿命。还可以由此穷究我的知识、通达事物的道理，怎么能不悠然长久地思考、怡然自得呢？我的屋子只是一个窝，不足以请长者来延长光临；如今长者肯来，不能不记载此事。请给它命名为‘菜窝’，希望先生为我写下记文。”犁眉公十分高兴，于是遍尝他的菜，饮他的酒，写下这番话便离去了。《瞽说》【苏伯衡】

译空同子经过北邙山，看见丛丛坟墓，感慨叹息道：“这里埋葬的是人吗，是王侯将相吗？是豪门富户的子弟吗？是百工技艺之人吗？是侠客、释氏中人吗？是经纪商人吗？是农民、奴隶吗？是操笔作文的人吗？是人的奴仆之类吗？他们当初是仪仗鼓吹、前后簇拥着被送来这里的吗？还是被捆缚着抛弃在这里的吗？还是饿死后埋在这里的吗？他们起初将要把墓室封闭在九泉之下，使天文地理的陈设全都具备吗？将要使房屋、道路、门阙、罘罳极其壮丽吗？将要把随葬的秘器和臣妾都准备齐全吗？将要挖墓穴挖不到泉水，而使坟丘没有安置之处吗？还是不封土、不植树吗？墓中将要放置珠襦玉匣、黄肠题凑吗？将要用桐木做棺材、用葛藤捆扎吗？将要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吗？还是让尸体裸露，返回本真吗？”唉呀！这些全都无法知道了。何况他们的姓名、籍贯和乡里，又怎能考察清楚呢？只见华表摧折，穹碑剥落，土上的花纹斑驳，牛羊磨蹭着角，可悲啊！牧童纵横往来，连泛泛清扫也没有，漆灯已经熄灭，阴暗的磷火忽明忽暗，可悲啊！蒿草杂草淹没墙垣，麒麟石像歪斜，翁仲默然无言，白日自行隐没，可悲啊！” 衰草稀疏，露水寒冷，风声凄厉，罔象在其中出没，狐狸在其中啸叫哀鸣，可悲啊！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樵夫说：“唉，这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人的寿命超过百年，也不过像闪电流过、骏马奔驰一样短暂。当他活着时，有的困穷，有的显达；有的兴盛，有的衰败；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有的富有，有的贫穷；有的聪明，有的愚笨。即使欢欣、得失、任用、弃置、寿命长短各不相同，等到大限突然到来，转眼长逝，谁也无法追回。即使有桑弘羊、孔仅的辩才，张仪、苏秦的雄辩，项籍的机巧，像工倕一样腰悬章绶、手执璧圭、把锦绣铺陈在地上、把珠玑视若土块，虽然想要与众不同，最终都归于蝼蚁，能做到吗？”唉！岁月流逝，寒暑更替，他们的骨头、毛发、牙齿和爪子也将逐渐消尽，尘土飞扬之后颓然独存的，不过是败坏坟墓一座接一座罢了。过了四五代，后人不能再守护它们，丘垄、坟墓和墓地又将任人耕犁，苍茫如故的，只剩下空山高高耸立罢了。这种道理和形势本来就是必然的，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先生为什么竟不能忘情，站在那里抽泣呢？即便如此，在万物之间、众人之中，贤者和哲人杂处其中，树立德行、建立功业，与天地同舒同张，盘踞大地直到苍穹，有生有死，虽然这是众人共同的归宿，但他们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草木腐朽，他们的美名声誉将长久与天地并存而无穷。如果能够这样，那就很好了，还为什么要为那些坟墓悲伤呢？唉！宇宙之间有不朽之道，人们却不去从事；反而像苍蝇一样营营钻营，像猕猴一样狡诈，用尽智巧和机心，在早晚之间争逐浮华的荣誉，以极小的得失较量强弱；低头有可拾取的，抬头有可攫取的，争夺权势利益，崇尚卑劣之事。尸体还没有冷，名声已经消失，为什么世上的人都这样昏昧无知，竟然如此啊！”空同子说：“好啊！抛弃那种强求和贪羡，摆脱放纵和羁束，放情于山林之间，弹琴诵诗，增进道德、修习学业，只怕落在别人后面。” 其二 空同子说：“向别人有所求，却不因此更加亲近；对别人没有所求，也不因此更加疏远，这种人是君子。向别人有所求，便唯恐不亲近；对别人没有所求，便唯恐不疏远，这种人是小人。一个人如果确实是君子，他交朋友时，必定不会因对方得势而更加亲近，也不会因对方失势而更加疏远；对方得志时不会亲近自己，对方失志时也不会疏远自己。一个人如果确实是小人，他交朋友时，必定会因对方得势而更加亲近，因对方失势而更加疏远；对方得志时便亲近自己，对方失志时便疏远自己。因此君子的友谊叫真友，小人的友谊叫伪友。伪友通常很多，真友通常很少。真友少，所以朋友之间有始有终的，十人中不能有一二人；伪友多，所以朋友之间没有始终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这是因为君子以道义交友，而道义不会有兴隆或衰替；同道义一起不兴不衰，就是君子的内心。小人以势利交友，而势利有兴有衰；随着势利一起兴衰，就是小人的内心。这就是小人的存心没有恒常、君子的存心有恒常的原因。以有恒常的心同人交友，即使祸福、生死也不能使彼此亲疏，何况小事呢？以没有恒常的心同人交友，即使一箪饭、一豆羹也能使彼此亲疏，何况大事呢？所以君子不随便同人交往，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交友。要同人交友，一定要考察对方为什么交友；要接受别人交友，一定要谨慎考察他为什么交友。谨慎交友要在开始，考察朋友要从细微处入手。考察朋友不从细微处开始，便不能知道他内心存着什么；谨慎交友不从开始时进行，便不能知道他一生所遵循的原则。自古至今，那些最终互相嫉恨、倾轧、诋毁、争竞、倾陷、仇视、残害的人，起初都曾互相求助、推让、谦下、亲近、救济、依靠、许诺；起初互相求助推让、谦下亲近、救济依靠、彼此许诺，最终却互相嫉恨倾轧、诋毁争竞、倾陷仇残，是伪友造成的。真友本来不会这样。所以君子要考察并谨慎选择朋友：属于真友的便接纳，接近伪友的便断绝。断绝伪友，是为了使天下人轻视势利；接纳真友，是为了带领天下人崇尚道义。崇尚道义、轻视势利，百姓的道德难道会不厚重吗？交友之道难道会没有始终吗？” 其三

译尉迟楚喜欢写文章，拜见空同子说：“请问文章有固定的体裁吗？”回答说：“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易》中有像诗的篇章，诗中有像书的篇章，书中有像礼的篇章，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有固定的方法吗？”回答说：“起初有什么固定方法？典、谟、训、诰，国风、雅、颂，起初有什么固定方法？文章难吗，容易吗？”回答说：“若说它难，那么古诗三百篇大多出自平民和妇女；若说它容易，那么能成为一家之言的，一代也不过几个人。应当繁复还是简约？”回答说：“不在繁复，也不在简约；描写情感、摹写事物，关键在于文辞通达。文辞通达，二三句话也不嫌少；文辞不通达，千百句话也不嫌多。应当怎样？”回答说：“像江湖一样，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它有源头。像琴键对于管乐器，像门轴对于门户，像将领对于三军，像腰领对于衣裳。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它有统摄。像布置军阵，像营造住宅，像建立国都。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布置谨慎。像草木，先有根和干，干上生枝，枝上生叶，最后开花。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条理精细流畅，并且各自有所附着。像手足的十二经脉，各有起点、出口、运行、注入和会合。” “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支脉分开而又各成派别，营卫之气流通。像天地，包容六合，却看不见它的边际。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气势深沉郁积。像大海涨潮，波涛涌起，鱼龙张扬。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浩瀚而奇诡。像太阳和月亮，早晚都能看见，使人喜悦。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光景常常更新。像烟雾舒展、云霞铺开。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动荡而变化。像风雷流动、雨雹聚集。为什么？”回答说：“因为精神聚合而在幽深处会通。像重重树林，像深邃山谷。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深远。像秋日天空，像寒冷清澈的水。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洁净。像太羹，像玄酒。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意味深长。像急流回旋，像骏马奔驰。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往复驰骋。像羊肠小道，像鸟道。为什么？”回答说：“因为盘绕迂回、曲折。像孙武、吴起用兵。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奇兵和正兵相互生成。像常山之蛇。为什么？”回答说：“因为首尾相互呼应。像父亲和老师面对着子弟，像孝子仁人侍奉亲人身旁，像元夫硕士端正冠冕站立在宗庙朝廷之中。为什么？” 回答说：“端庄严肃，温和文雅，正直宏大。像楚庄王的愤怒，像杞梁妻的哭泣，像昆阳城之战，像公孙大娘舞剑。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激切、雄壮而有顿挫。像豆类和粟米，像布匹和丝帛，像精炼的金，像美玉，像出水芙蓉。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对世道有补益，不借助磨砺雕琢。将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回答说：“《易》《诗》《书》三礼《春秋》中所记载的，左丘明、高、赤所传述的，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一类人所著述的，早晨读，晚上读，讽诵它，体味它，学习它。”这样就可以得到它了。不过，这不是靠勉强用力便能做到的。圣贤道德的光辉积聚在内心而发于外，所以他们的言语不刻意文饰却自然文采斐然。譬如天地的变化、雨露的滋润，使万物的魂魄由此产生，花蔓、毛羽之类，都是人的力量所不能造作的，哪一样不是自然形成的呢？所以学习圣人的道，圣人的言语即使不刻意追求，也会自然达到；只学习圣人的言语，不但得不到圣人的道，连他们所谓的言语也不能达到。尉迟楚出来后，把这番话告诉公乘丘说：“我对于文章，难道还处在山间小路上吗？” “若不是空同子引导我出来，我还不知道大道是多么宽广。”于是他尽心学习，在文章方面豁然贯通，再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了。《猫说》【薛瑄】我家深受鼠患之苦，向别人求得一只猫。它身形魁梧，爪牙尖锐锋利。我私下盘算，有了它，鼠患应当不必再忧虑了；但因为它还没有驯服，便把它捆绑起来，等候它驯熟。群鼠听见它的声音，一同窥看它的形状，觉得它像是有本领的，害怕被它咬伤，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一个多月。后来见它已经驯服，便解开捆绑。它正好看见出壳的小鸡，啾啾鸣叫，立即跃起把它捕捉。等家人追上夺回时，小鸡已经咽下肚了。家人想抓住它打，我说：‘不用。动物有本领的必定也有毛病，吃小鸡就是它的毛病，难道它偏偏没有捕鼠的本领吗？’于是放了它。此后它畏缩沉默，饿了就吃，饱了就嬉戏，什么也不做。群鼠又偷偷观察，以为它将要隐藏形迹来捕捉自己，仍然躲伏不敢出来。后来老鼠观察它越来越仔细，发现它没有别的异常，便走遍各洞相互告诉说：‘它什么也不做。’于是同类一起重新出来，像从前一样作乱。我正感到非常奇怪，恰好又有一只小鸡经过堂下，它又急忙跑去捕捉，叼着逃走；追上它时，小鸡已经被咬伤过半。我的家人抓住它带到面前，责备它说：‘上天赋予的才能各不相同，有本领的必定有毛病，舍弃他的毛病，还可以使用他的本领。如今你没有捕鼠的本领，却有啃食小鸡的毛病，真是天下应当抛弃的无用之材啊！’ 于是鞭打它一顿，把它放走了。《赤子说》【邹守愚】

译婴儿出生刚满二十天，蠕蠕而动，咿咿呀呀地呼吸，一无所知。正当他睡得熟时，扶动他也不惊醒，慢慢敲击他也没有知觉。不一会儿，他怡然一笑，我很惊讶，让家人点灯照看，只见他脸上有喜色。婴儿自己并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家人说：“这是他做梦。”不一会儿，他又大惊而啼哭，像是在号叫，又像是在诉说。我很惊讶，让家人点灯照看，只见他脸上仍有怒色。婴儿自己并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家人说：“这也是他做梦。”过了一会儿，婴儿也醒了。我说：“婴儿也会做梦吗？他做梦也会有喜怒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应当有这种情况。他刚出生时，内心湛然纯一，形体受到外物的感动也极其微弱，他的心应当像天然的一样，不应当有纷乱的念头存在其中。全身都属于外在之物，然而是什么使他顺遂时喜悦，什么使他违逆时悲伤呢？难道是夜里的梦，白天行为的反映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他的思虑吗？如果不是，那么是外物引起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事情将要发生的先兆吗？婴儿才满二十天，难道会有邪念、外因，或先兆吗？这一定不可能。那么，他梦中为什么会有喜怒呢？是形体使然吗？它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情感的呢？”我因此俯身深思：《易》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从他刚出生的时候起，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在那时，婴儿与圣人并没有不同。孟子说：“大人，就是不失去婴儿之心的人。”既然如此，圣人难道真是上天赐给他崇高名号，使他与别人不同吗？不过是能够不失去婴儿之心罢了。我为世上那些凭借喜怒自行损害本真之性的人感到悲哀，这样的人何其多啊！《说吏》【祝允明】官吏的职责，本来是制止百姓争斗的，可官吏同百姓争斗，比百姓彼此争斗还要严重。百姓争斗，求助于官吏来制止；官吏同百姓争斗，又将由谁来制止呢？所以设置官吏，必须先要求他们不与百姓争斗，然后才要求他们制止百姓争斗，这样才可以。否则，就是官吏教百姓争斗，而设置官吏的人又教官吏争斗。与其想制止百姓争斗，反而教会他们争斗，不如不设置官吏，那样百姓的争斗还会少一些。《虎衔鱼说》【张含】《春秋推灾度》说：“四方纷扰，百姓失去恩泽，老虎就会衔鱼。”禺山子说：“哪里只是衔鱼呢？哪里只是衔鱼呢？如今恐怕还免不了衔虾。”我最近停留在都城附近，见到渔石公叹息。渔石公对我说：“前二十年，监司很少有因受贿而著名的；近来却很少有不因受贿而著名的，方岳之臣更增加了一倍。何况铜章名义和实际都是铜，墨绶名义和实际都是黑，郐国那样的小地方也没有什么可讥笑的了。”他又说：“士人本来应当守住贫穷的节操，女子本来应当守住不以偶影自娱的操守。监司而受贿，简直像佩戴六珈而妖媚的人；方岳之臣而受贿，简直像穿着翟服而嫉妒的人；佩铜章、墨绶的官吏而受贿，简直像收受十金的主妇逃奔的人。”我又对渔石公说：“从前的受贿，要钻洞越墙；如今的受贿，却连通门户，直入深闺。从前的淫乱对象是叔孙侨如，如今的淫乱对象是卫浑良夫。古人说过：‘臣子的父亲清廉，只怕别人知道；臣子自己清廉，只怕别人不知道。’如今却反过来了。从前的受贿只怕别人知道，如今的受贿只怕别人不知道。受贿并不是美名，为什么还说只怕别人不知道呢？回答说：如果别人不知道，受贿的人又为什么要来呢？由此看来，老虎哪里只是衔虾呢？”《左传》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受宠和受贿之事彰明。” 《录鬻妇说》【刘楚】乙巳年战乱之后，年成大歉，有百姓把妻子卖给庐陵的潇洲，换得五斗粟。丈夫拿着粟走出门，已经走了几百步，妻子哭喊着追上他，对他说：“本来因为灾荒歉收，不能让两个人都活下去，又没有别的财物可以解救眼前的急难，所以宁愿卖掉自己来救济你。如今得到的粟只有五斗，算算距离收获新粮的日子还很远；吃这五斗粟，难道就能吃到新粮吗？如果不能，你就会最终饿死，我怎么能仓促舍弃结发夫妻的情谊，作出这种痛苦的割舍呢？听说永新近几年丰收，粟米富足，这里距离那里不到百里，何不把粟还给主人，和你一起去乞讨求生，万一能够两个人都活下来，免除离散的祸患，不也可以吗？即使不幸死去，也一起死；何况也未必就会死呢？”于是她哭泣着向主人道谢，夫妻相携离去。刘子听说后叹道：“这妻子的话多么合乎义啊！夫妻是凭义而结合的，如今他们濒临死亡而彼此抛弃，难道是出于得已吗？竟至于只看见粟而看不见妻子，只要得到升斗粮食来延续朝夕，就再也没有考虑长远的打算了。假如侥幸吃到粟而不死，或者把粟吃完后死去，都还不可知；然而一旦吃了他的粟，就终究得不到妻子，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她把粟退还后离去，究竟是死是活，大体上还不可知；可是她的话严正合义，她作为妇人的操守却保存下来了。她哪里是怯懦地只顾维持旦夕性命、以此自夸的人呢？卖身本来不是合乎义的事，但主动卖身来救济丈夫，怎么就不可以呢？既然已经卖了身，而所得又不能最终救济丈夫，那么还不如保全自身、听凭命运，反而更好。这就是她反复权衡，最终归于正道的缘故吗？”唉！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刚烈的大丈夫了，何况妇人女子呢？那些享受别人俸禄、担任别人授予的爵位的人，本来应当认为在君主或父亲一旦遭遇危急时，自己是可以被依靠的。君主和父亲不幸遭难，即使像纪信那样诈称汉王、像董永那样卖身，也应当有所不辞。如今他们不考虑这一点，反而乘人危难以谋求私利，放肆地把自身托付给别人，却还说从前所受的俸禄不足以酬报自己的功勋，反而后悔没有早些离开；同这位妇人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极大的羞愧吗？又有些人不能及早以义决断，只是暗中忍受污浊，终于丧失了自身。后来又不胜悔恨，开始说自己不能忘情于旧日丈夫，像饼师回忆旧事那样；那又有什么用呢？唉！妇人是要跟从丈夫的，一生只能有一个丈夫。至于饥饿和死亡，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所以我对潇洲的这位妇人，实在深有感触。《获麟说》【唐顺之】

译《春秋》为什么以“获麟”作为结尾？杜预说：“孔子感动于麒麟而作《春秋》，因此以获麟作为结尾。”我认为不是这样。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诗亡失之后，《春秋》才产生。”又说：“世道衰败，道义微弱，孔子忧惧，因此作《春秋》。”孔子为当世的动乱而悲伤，为万世制定法则、留下鉴戒，所以作《春秋》，难道只是为了某一只麒麟吗？假如麒麟没有出现，《春秋》就不会写成了吗？郑众、贾逵、服虔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修订经书已经完成，麒麟受到感动而来。胡安国也说：“箫韶奏起，凤凰来仪；《春秋》写成，麒麟出现。”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孔子曾说：“凤凰不出现，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是因为他悲伤自己不能招致这些祥瑞。孔子删订《诗经》、审定《尚书》、系辞于《易》、整理礼乐，功业已经达到极点，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祥瑞。难道偏偏《春秋》完成而麒麟出现吗？假如麒麟没有出现，《春秋》将以什么作为结尾呢？况且既然是祥瑞，却又被鉏商捕获，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春秋》为什么要以这件事结尾？我认为是为了记载异象。《春秋》记载灾害，却不记载祥瑞。麒麟是圣王出现时的祥瑞。如今时势已经到了，《春秋》所说的乱臣贼子接连遍布天下，日食、星陨、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鹢倒飞、鸲鹆来巢、多麋而有蜮等事，史书接连不断地记载；在这样的时代，麒麟为什么还要出现呢？” 本来不应当到来却到来了，这才是祥瑞，也正因为反常而成为异象。有丰年、大有年，是吉祥；本来不应当有收成却有了收成，才成为异象。麒麟是祥瑞，本来不应当到来却到来了，才成为异象。楚国狂人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微了！”这难道就是麒麟所处时代的衰微吗？即便如此，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如今它已经出现，却又令人悲伤，孔子难道没有感触吗？难道我们的道终究不能实行吗？所谓“我这一生也就完了”，所以就以这件事作为结尾。《介轩说》【杨继盛】“介”从哪里产生？从心中生发的义而来。义又从哪里开始？开始于上天赋予人的利。因此，根本立于内心，源头追溯于上天，并不是由外物熏染而成的。人之所以能够建立纲常、弘扬德业、与天地并立、同圣贤相匹配，全都依靠它作为根本和骨干。这件事难道可以苟且对待吗？一定要刚强与廉洁二者相合，才称得上介。然而任性乖张、忤逆众人，像是介的刚强却不是真刚强；矫揉造作、惊骇世俗，像是介的廉洁却不是真廉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世上那些被称为介的人，不求合于天，只求合于人；不从自己的内心求取，只在声音笑貌等末节上下功夫。所以能在外表上表现出介的人，有的未必能在内心保持介；能在开始时保持介的人，有的未必能坚持到最后。这样一来，这种介并不是真介，不过是欺骗世人的机关、求取宠爱的诱饵罢了。它对“介”的损害，难道还不深吗？看李封君的操守，从内心到自身，再到家庭和乡里，他的介之操守始终相同；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他的介之操守也始终相同。他本来就是把内外、始终合为一体的人；称为天下最为介正的人，不是吗？用他的名号来命名轩室，本来就很合适。评论者还认为二位君子的介没有传播到天下，为之惋惜。然而记述这件事的是司寇禹江，那么天下称颂他们的介正，本来就还会有所等待。唉！不苟且求和叫作介，但介而不和却是偏激。不苟且取用叫作介；如果只是存心求取名声，即使不是谋求财利，也叫作取。我斗胆用这句话来补足“介”这一说法的含义。《友琴生说》【徐渭】陆君凭借清俊的才华，年少时进入国子监，理应一心写求取功名利禄的文章。然而他已经喜好古文，于是能写古诗文；又喜好琴，久而久之领悟了其中的趣味，更加亲近琴，把琴看得像人一样。出行就把琴装在袋中随身携带，停下就把琴悬挂在面前。忧愁或喜悦一到，便亲手弹奏出声音，仿佛在同琴交谈，于是自己称作“友琴”。人们也因此称他为友琴生。我客居金陵时，友琴生来拜访。我问他关于这个称号的说法。我曾听人讲友琴生的事：他以前客居杭州，在屋中弹琴，忽然有一只老鼠从洞中出来，蹲在几案下，很久不肯离去。座中宾客起身呵斥它，它反而更加停留。这同伯牙弹琴时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能使马仰头吃琴声，何况是老鼠呢？声音感动异类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何况友琴生又领悟了琴的趣味呢？他应当把琴当作朋友。友琴生请我再说，我默然不语，他也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好像已经领悟了，但希望您把话说完。”我说：“如果你确实思考过，当还没有梧桐树时，当蚕还没有吐丝、琴弦还没有制成时，当工匠还没有砍削木材时，人虽然具备耳朵，却有时还没有听觉。这就是声音尚未形成的时候。假如友琴生处在那个时候，琴尚且没有实际形体，又哪里会有琴这个名称？名称都没有，又怎么能同琴交朋友呢？那么你认为应当怎样呢？”陆君又默然不语，像是丢失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明白了。”如今才知道，虽然以琴为友却未曾真正与琴为友；说没有成为朋友，却又从未不是朋友。我说：“好。” 《相说》【孙作】给人相面的方法，只根据形貌来判断取舍，这是世俗盲人术士的见解；它不仅不足以认识人，而且我们用来选取人才时，只要一次失当，就不免丧失心志，茫然得连君子和小人都来不及选择了。九方皋是天下最善于相马的人，他寻找马匹时，连毛色、雌雄都不能辨认，却不妨碍他识得良马，所以伯乐说：“像九方皋所观察的，是马的天机。”他得到精髓而忘却粗处，看到内在而忘却外表。善于识人的人也是如此。相貌虽可从形、神、气、色中判断，但真正的识见常常在形、神、气、色之外。我曾学习这种方法，得到两条原则：一是变化，二是常态。常态，是人们所看不见的；变化，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常态还可以勉强察知，变化则即使鬼神也有不能知道的地方。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勉强作态、逆向谋划以掩饰真实感情时，即使季咸去给壶子相面，也不能窥知其大概。至于天机发动，忽然显露而无法遮掩，即使像裴行俭评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那样，也没有什么能超出这一点。最难逃避的，是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中的机微；最难驾驭的，是仓促之间应对变化的机微。要在不可逃避之处，观察他爱憎、取舍的常态；要在不可控制之处，穷究他内心突然发作、难以忍受的变化。一变一常，反复相互印证，贫富、贵贱、寿夭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譬如水，汇聚起来成为深渊，激荡起来成为急流，受约束起来成为峡谷，流动起来成为河川，人们只看见它们的不同罢了。然而水面浩荡起伏的形态、凶猛愤怒而崩裂收缩的势态，虽然千变万化、没有常规，但大小深浅的规律仍然可以凭智慧推测，它们的道理是同一个。乡里的士人陈君汉翁，善于识人，他对我说的话全都与我的见解相合，所以记录下来留给漠翁；士大夫得到我的说法而加以贯通，也许就能知道，相人并不只是提高相术而已。《秀才说》【汤显祖】

译秀才的才，为什么称为“秀”？“秀”是灵性所成。所以天生的人，最为灵秀。孟子说：“认为人从来没有才性，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是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性罢了。”所以，依照本性而有的才，才是真正的才。充分发挥才性，就会日日更新；心中含有灵秀纯粹之气，英华便从外表灿然显现；行动有法度，言语有声调。这就是《易》所谓“黄中以通其理”。有才而能秀，世间确实需要才，正需要这样的才。有人说：“诸位读书人不大谈论本性，正因为谈论本性的人，也未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性。”即使大圣人，也不是五十岁才学《易》、知道天命，很少能一生没有大过失。只有那些言论可信的人，才承认他们；行为可信的人，才跟从他们；言行可疑的人，弃置不论罢了。又有人说：“近来，士人把谈论道性看作虚，把饮食男女之性看作实；把豪杰看作有，把圣人看作无。”唉！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十三岁时，我跟随明德罗先生游学，那时血气还没有稳定，读非圣贤的书，游历四方，总是结交那些意气和道义之士，意气激烈而不能自持，几乎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后来途中又见到明德先生，他叹息着问我：“你每天同天下的士人纵情放浪、悲歌，究竟想做什么？” 你对性命之理究竟有什么打算？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我夜里思考这番话，不能安睡，过了很久才有所省悟，知道“生”就是本性，并不是饮食男女之性；知道所谓豪杰是有道的豪杰，并不是把迂腐地看待圣贤的人当作豪杰；他们的豪迈不等于世俗所谓的才，他们的才也不等于世俗所谓的秀。《左传》不是说过：“折断三次手臂，就可以成为治国的医生。”我谨慎地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君子。《古砚说》【许獬】我家有一方古砚，是从前友人遗赠给我的；我接受后只是把它放置在那里作一方砚台使用，并不知道它是古物。后来有识者说：“这是五代、宋时的器物，古老了，应当谨慎地珍藏，不要让它受损。”我听了这话，也就跟着珍藏起来，没有时间去辨别它究竟是不是真的五代、宋时之物。即便如此，假如这件东西确实是五代、宋时之物，当时的人也不过把它当作一方砚来使用罢了，哪里知道它一定不会毁坏、一定会流传到今天而成为古物呢？只是到了今天以后，我们才知道它是五代、宋时的东西。不知五代、宋时的人所珍藏的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同这方砚相比又怎么样呢？又不知他们把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拿给周、秦、汉、魏以前的人看，那些人自我看待自己的时代，又会怎样呢？人们看见当世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沉溺于纷华绮丽的享乐，奔走在权贵显要的门下，撩起衣裳涉水，受到羞辱却不知道羞耻。于是有一个人出来矫正这种风气，卓然以道自重，以淡泊自守，以古代先贤的琴、书、图画、器物和玩好来自娱，称作“好古”。所以凡是以好古闻名的人，一定不是庸俗之人。因为这些东西是非庸俗之人所喜好的，庸俗之人也就跟着仿效。于是读书人中那些追逐利益、求取进身的人，必定竭尽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谄媚侍奉权贵显要；权贵显要也时常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士人夸耀。那些仰慕古风却不知道切实务实的人，也常常同世人竞相追逐，非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仿效出来才满足。唉！这并不是真正好古，只不过同庸俗人有相同的爱好罢了。既然同庸俗人有相同的爱好，却还喋喋不休地窃取“好古”的名声，想借此显得异于庸俗之人，不知道只是名称正确，而用意却错了。我所说的好古，是学习古人的道，写古人的文章，思念古人而不能相见，来回上下地寻求，希望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手泽而观赏把玩，于是恍惚间如同见到了他们本人，因此喜爱而不厌倦。所以古人所谓好古，不在于喜爱古物，而在于喜爱古人。如果只在于古物，那么今天的人又凭什么不同于古人呢？如果不只是物，而是重视古人的人格，那么我也可以成为后世的古人。怎么知道千百代以后，好古的人不会喜爱我呢？如果一定舍弃自己身上已有的东西，只去喜爱古人，那也太糊涂了。我看当今世人的爱好，大多类似这样，都是所谓“名义正确而用意错误”。不能全部写尽，只写下其中相近的情形，作《古砚说》。《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 （明）贺复征编 ○字说一 徐师曾说：“按《仪礼》，士人举行冠礼，要三次加冠，三次行醮礼，再以字辞申说告诫。后人沿袭这种做法，于是有了字说、字序、字解等文章，都是字辞的源头。虽然这些文章的文辞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但其中反复告诫训诫的意义并没有太大不同。至于字辞、祝辞，则是仿照古代文辞写成的。不过近世大多崇尚字说，所以现在以字说为主，其他体式也一并列入。至于名说、名序，则是援引这个意思加以推广；女子举行笄礼也可以称字，所以宋人给女子作名辞，实际上也是字说。”贺复征说：“现在只选字说、名说，以完备这一体裁。” 《仲兄文甫字说》【宋苏洵】

译苏洵读《易》读到《涣卦·六四》说：“涣其群，元吉。”便说：“唉！所谓‘群’，是圣人想要涣散它、使天下混合统一的东西。我的二哥名叫涣，字叫公群，这岂不是拿圣人想要解散涤荡的东西来命名自己吗？这样可以吗？”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哥哥说：“您可以替我改一个字。”苏洵说：“好。”不久又说：“把‘文甫’改给您作字，怎么样？”况且哥哥曾见过水和风吗？水油然而流动，深沉而停留，静静回旋，浩浩荡荡，满了便向上浮起，这就是水；而风实际上使水兴起。风蓬蓬勃勃地从太空中发出，不到一天就行遍四方，荡漾无形，从远方飘来，离去以后又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这就是风；而水实际上使风显出形态。如今风和水在大泽岸边相遇，曲折婉转，蜿蜒起伏，安静时相互推移，愤怒时相互冲撞；舒展时如云，收缩时如鳞；迅疾时如飞驰，缓慢时如徘徊；彼此作揖退让，回旋避开，相互顾盼而不前进；繁密如车毂，纷乱如雾，纷纭郁扰，百里之内仿佛浑然一体。它们汩汩顺流，到达沧海边，便磅礴汹涌，怒号着相互挤压，交错缠绕，放纵于空旷之中，翻腾于无边无际之间；横流逆折，喷涌回旋，倾斜侧转，曲折而凝滞；回旋的像车轮，萦绕的像带子，直冲的像燧火，奔腾的像火焰，跳跃的像白鹭，腾跃的像鲤鱼，种种形状、各种姿态，应有尽有，风水的极致景观也就具备了。” 所以说：“风行水上，就是涣。”这也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章。然而这两种东西，难道有意追求文采吗？它们无意彼此求取，也没有约定却相互遭遇，于是文采便产生了。这种文采，不是水的文采，也不是风的文采。风和水都不是有意作文章，却又不能不形成文章，是万物彼此作用，于是文采从其中产生。所以这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章。如今美玉并不是不温润美好，却不能构成文章；雕刻镂饰、彩带刺绣并不是没有文采，却不能拿来同自然相比。所以天下不经营、不刻意安排而自然产生文采的，只有水和风罢了。从前君子处在世上，不求建立功劳，到了不得已而功劳成就，天下便认为他贤能；不求留下言论，到了不得已而言论发出，天下便把它当作口实。唉！这些话不能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哥哥可以听。” 《名二子说》【苏洵】车轮、车辐、车盖、车轸，都各有自己的作用，唯独车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即使这样，去掉车轼，我就没有见过还能成为完整的车。车轼啊，我担心你只注重外表的装饰。天下的车没有不沿着车辙行驶的，但谈论车的功劳时，车辙却不在其中。即使车辆翻倒、马匹毙命，祸患也不会牵连到车辙。这车辙，正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东西。车辙啊，我知道你可以免于祸患了。” 《杨荐字说》【苏轼】杨君以他自己的名字“荐”请我为他取字，我便给他取了字。尊已之后，我告诉他说：古代的君子佩玉而穿蔽膝，戴冕而垂旒，举行一次献礼，宾主跪拜百次，俯身曲背之后才进食。人之所以饮食，是为了吃饱；之所以穿衣，是为了保暖。如果直说只是为了吃饱保暖，那么古代君子所做的一切，岂不是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吗？大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产生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如果达到满足就停止，本来已经足够，却还一定要制定礼节文饰。因此，他们用来保养身体的方式非常周全，用来安置自身的标准非常高，也令人敬畏。他们凛然像闺中的少女，谨慎得像怀抱价值千金的玉璧行走。正因为如此，不仁的人不敢走近他的墙，不义的人不敢经过他的门。如果他的行为只停留在满足自身的程度，人们也就会亲狎他，轻易地把不义之事加在他身上。由此看来，世上凡是所谓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的礼节，都是君子用来使自己尊贵的手段。《易》说：“用白茅作衬垫，没有灾祸。”孔子说：“即使直接放在地上也就够了。”用茅草作衬垫，有什么灾祸呢？地面并不是不够放置，却偏要用茅草作衬垫，这就是君子借过分周备来保持自身尊贵。我希望杨君以过分周备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尊贵，所以借他的名字“荐”，取《易》中的意义给他作字。杨君有杰出的才能，聪明果断，超过常人；我所担忧的，只是他自爱自重还不够罢了。《赵德麟字说》【苏轼】宋朝拥有天下一百多年，同它共同参与治理天工、治理百姓事务的人，都从疏远、卑微的人中选取，而不偏私自己的亲属，所以宗室中贤能的人，从来没有因功勋和名声闻名于世的。神宗皇帝才开始慨然想要选出宗室中的英才，同天下人共同任用他们，增立教养和选举的法令，用来培植、磨炼他们的制度十分完备。实行二十年后，文武人才渐渐纷纷显现。元祐六年，我从翰林学士出任汝南太守，开始同越王的孙子、华原公的儿子签书君令畤交游，了解他的为人：博学有文才，品行笃实而刚强，诚信地奉行道术，敏捷地处理政务。我认为他有成为栋梁之材的用途，有瑚琏之器的尊贵，将来一定会显名于天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公子而已。从前汉武帝到雍地祭祀五畤，获得白麟献给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马迁、班固在书中说：“获得一只独角兽，大概就是麒麟吧。”所谓“盖”，是表示怀疑。野兽而有一只角，本来就是麒麟，二人为什么还怀疑呢？难道是因为从汉武帝那里追究，却没有看到他招致麒麟的原因吗？汉朝有一个汲黯，而汉武帝不能任用，于是只把白麟、赤雁当作祥瑞。司马迁、班固并不是怀疑，而是认为这件事浅陋。如今先帝制定法令，使宗室中的贤才得以出仕，而当今皇帝虚心谦下，求贤若渴，四方出现的祥瑞全都压下而不让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获麟。” 麒麟本来并不求被捕获，只是不幸有了这样的德行和这样的形貌，这正是麒麟的灾患。如今您学习道术，观察玄妙，淡泊自守，把富贵看作浮云，而文章议论又承载着您的美名，使它传遍天下；您既然有了麒麟的灾患，又怎么能够逃脱呢？我恭敬地给您取字“德麟”，并为此作说。《黎远字子思说》【黄庭坚】龙水人黎充，字子美，是和我同年考中的进士。黎充是黎与几的族子。他的名字触犯了他远房祖先的名讳，请求我替他改名，我给他取名为“远”，取字为“子思”，并告诉他说：“远，你是黎家的子弟；如果废弃书本而不读，这个志向就不长远；出门只顾追随所喜欢的事情而忘记回家，这种考虑就不长远；耳目聪明却仍然沉沦在这种境地，只是因为不思考罢了。”从今以后，以“子思”为字，凡遇一件事，思考三次，也是可以的。崇宁四年九月初六日。《黄彝字子舟说》【黄庭坚】

译我的族弟彝，字与迪，名字取自《诗经》“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字取自《尚书》“兹迪彝教”。我把他的字改为子舟，是取自《周官》所说礼器“六彝都有舟”。只有酒可以用来观察人的德行，所以宗庙中的酒器称为彝。意思是凡列入祭祀礼典的酒，都具有恒常的德性。只是酒很容易使人沉溺，所以六彝都用舟作底足，意思是凡列入祭祀礼典的人，都不沉溺于酒。先王制作器物，一方面用来象征德行，一方面用来给人以示范，可以说是最完善的教化了。子舟喜好德行，守持常德，神态安闲、纯粹温和，饮酒数斗也不乱，又常常戒酒，不达到自己的酒量极限，可以说是能够做到温和自守的人。拥有某种长处却不加以规劝，是疏远他；没有某种长处而设置戒告，是亲近他。所以子舟虽然不沉溺于酒，我仍然要告诫他。” 《黄氏三女甥名说》【游言九】黄氏三位外甥女将要举行笄礼、出嫁了，来向老舅游某求取名字。我于是思考说：古代女子很少有名字著称，像姒、任、姬、姜，都是姓氏。大概女子本来不取名；再想想，像姜嫄、简狄、妲己，解释的人本来都把它们说成名号，那么古代也曾有女子取名。汉代以后，像班氏的女儿昭、蔡氏的女儿琰、苏氏的女儿蕙，因为通晓文字，又都有字。距离古代已经很远，语言渐渐废弃，何况是今天呢？给她们取名并取字，或许可以保存训诫的意义，也未尝不可。然而她们的母亲已经给她们取名为华、明、柔。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女儿怎么敢忘记她，我又怎么可以改动呢？其中长女，就叫伯华；华一定要务实，因此给她取字全真。次女叫仲明；明不想炫耀，因此给她取字贵韬。这两点是君子立身行事所遵循的原则，何况身居内室的女子呢？小女叫季柔；柔是坤的德性，也是妇人的根本，因此给她取字德本。唉！看看她们母亲给她们取名的用意，其中大概是有深意的。我写下这些字的意义，没有别的，只是依照并申说她们母亲的训诫罢了。三位外甥女记住这些话。” 《陈平甫三子字说》【真德秀】陈平甫的三个儿子，一个叫琰，一个叫瓒，还有一个没有取名。他们间或来拜访我，让我给前两个取字、给最小的取名。我说：“周官所说的祼圭有瓒，是用于宗庙祭祀的器物；像琬、琰这样的玉，是用来向诸侯传达使命的。三者的用途各有适宜之处，但材质都是玉。祭祀、聘问、征伐，都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器物一定要用玉。大概世间万物中，只有玉具备五常之德，因此君子看重它。器物尚且以具备德性为贵，何况人呢？所以我想给最小的取名为琬，给琰取字德元，给瓒取字德仲，给琬取字德季。希望三个孩子想到名字的尊贵，就知道如何使自己尊贵；想到字的美好，就各自努力来成全自己的美德，这不是很好吗？”平甫说：“好。”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们。《谭氏三子名字说》【明苏伯衡】长沙的谭君济翁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棨，次子名棐，小儿子名集。他把这件事告诉我苏伯衡说：“我的长子、次子出生在金华叶仪先生那里，叶先生曾经作过著名说，但他们都还没有取字。希望您替我作取字的文辞来祝福他们。”这种礼，古代是在加冠时实行的。如今我的儿子们都还没有加冠，却先实行这种礼，希望他们早早懂得道理、早日成才，幸不要因为这是改变礼制而推辞。伯衡有幸同济翁交往，如今已经超过十二年了；我认识三个孩子，从他们还是幼儿时起，就看出他们俊秀爽朗、才华焕发，都是美好的器材。我怎么能忘记爱护帮助他们的情意呢？哪里敢以才疏学浅推辞？”于是祝福说：“有衣的戟，这叫作棨；门户的尊贵兴盛，就由它来显示。棨虽然只是一件器物，却足以显明人的门第，何况是人呢？难道不能乘时建功立勋，使父母显达吗？唉，小子棨，给你取字公，显达之道还要努力啊！早晚都要以贤哲自我勉励。有一种用来校正弓的弓架，这叫作棐；弓的松弛和张紧都要借助它。棐虽然只是一件器物，却足以辅助弓的张弛，何况是人呢？难道不能实行道义、救济百姓来辅助君主吗？唉，小子棐，给你取字公，辅助君主之道还要努力啊！早晚只应仰慕贤哲。唉，小子集，愿你以公义为准则；给集取字‘之’，就是以‘积’作为训诫。” 大海的深，是水积聚而成；天空的高，是气积聚而成。道积聚于自身，是君子所看重的；如果要谈论其中的要点，没有什么比积累义更重要。义积累起来，浩然之气就会充满天地；承担重任、处置大事、面对重大节义、裁决重大议论时，都会充沛而有余裕。努力吧，公义！还要内心恭敬而外表正直，不要开始勤奋而最后懈怠。祝福完毕，又对他们说：“显达，是侍奉父母的道理；辅助，是君臣之间的道理；积累义，是求学的道理。这些大体上都是做人所应当致力的。尽了孝道，却没有尽臣道，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人；尽了臣道，却没有尽孝道，难道可以算作人吗？又怎么会有不尽求学之道，却能尽孝道、臣道的人呢？既然这样，入内侍奉父母，出外侍奉君主，本来就是你们三人的共同责任。低下头来勤勉求学，你们三人难道不可以彼此勉励吗？如果彼此勉励，那么做人的道理还有什么不能尽到的呢？三个孩子，努力吧！努力吧！三个孩子。” 《二子字说》【归有光】我过去游览吴郡西山，西山靠近太湖。那座山叫光福，仲子正好出生在家中，所以给他取名福孙。三年后，季子出生在安亭，当时我在昆山宣化里，所以给他取名安孙。如今福孙将要加冠并娶妻，我于是依据《尔雅》的意义，给福孙取字子祜，给安孙取字子宁。回想从前我和他们的母亲共同处在危险、困苦、艰难之中，家庭欢乐团聚的日子实在很少。若不是像古人那样辛劳于天下，就不能成全自己的孩子；我以此为他们记下这些名字。这大概也是出自他们母亲的意思吧。如今母亲去世已经很久了，两个孩子难道不能自我伤感，同时思考如何立身行道，求得无愧于生养自己的母亲吗？还是说，这只是偶然同古代的羊叔子、管幼安名字相同罢了？这两位先生生在魏晋时代，崇高的风操和重大节义，遥远得难以企及。假如孔子称许他们，也一定会把他们看作伯夷、惠施一类的人。士人应当以修养自身为目标，至于富贵却不是自己能够强求的。管幼安隐居，羊叔子出仕，我难以预料他们将来会怎样。至于他们深厚典雅、高尚清正，以道德自守，这是士人一天也不能没有的。如果不是这样，只是成为随波逐流的人，假如获得爵禄功名而在世上显达，也不过是个鄙夫罢了。”},{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一 （明）贺复征编 原一

译吴讷说：“查考字书，‘原’就是根本；另一种说法是推究本源。这个意义最早见于《大易》‘原始要终’的训释。至于文章体裁中所说的‘原’，先儒认为始于韩退之的《五原》，大概是取推究事物本源的意义来昭示世人。后来的作者，大概也都以此为取法对象。”贺复征说：“原，是水的发源处。文章称为‘原’，是说要穷究事物的道理，就像水必有源头一样。” 《原道》【唐·韩愈】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乎适宜叫作义，按照仁义去实行叫作道，仁义充足于自身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意义未定的称谓。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德和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要诋毁仁义，而是因为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观看天空，说天空很小；并不是天空小，而是他把和悦亲爱当作仁，把谨守小节当作义；他把仁义看得狭小，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说的道，只把他所奉行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只把他所认定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与义而言，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与义而言，是个人私下的说法。周代的正道衰微，孔子去世，秦代焚书，汉代盛行黄老之学，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一派，就归入墨翟一派；不归入老子一派，就归入佛教。归入那一派，必定就从这一派出来；归入的奉为主，出来的视为奴；归入的加以依附，出来的加以污蔑。唉！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跟从谁来听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那些以孔子为师的人，平日习惯听到这种说法，喜欢它的荒诞，反而自轻自贱，也说：“我的老师也曾拜他为师，就是这样罢了。”他们不仅在口头上称举他，又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去寻求呢？人的喜好怪异，实在太过分了！不探求事物的根本，不追问事情的末流，只想听闻怪异之说。古代从事各业的民众有四类，如今却有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只占一类，如今从事教化的人却占三类。务农的人家只有一家，靠粮食生活的人家却有六家；从事工艺的人家只有一家，使用器物的人家却有六家；经商的人家只有一家，依靠商人供应的人家却有六家。这样一来，百姓怎么会不贫穷而且盗窃呢？古代的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以后，才教导人们彼此生产、互相养活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和老师，驱逐虫蛇禽兽，让人居住在适宜的地方。土地寒冷了，才替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才供给食物；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土地上容易生病，于是才替他们建造房屋；设置工匠来供给器用，设置商人来流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治夭折死亡，设置丧葬祭祀来延长恩爱，制定礼制来排列尊卑先后，制作音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令来统率懈怠疲倦，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彼此欺凌的行为，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彼此争夺时有凭信，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他们。祸害到来，就替他们准备防备；忧患发生，就替他们设置防御。如今有些人却说：“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人们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也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生产粮食、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货财，用这些来奉事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据；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不生产粮食、麻、丝，不制造器皿，不流通货财，不用这些来奉事上级，就要受到诛罚。如今他们的学说却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离弃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产、互相养活的道理，来追求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他们幸好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生在三代之前，不能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匡正。帝和王的称号各不相同，但他们成为圣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了饮水，饥饿了吃饭，事情虽不同，但其中的智慧是一样的。如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回到太古那种无所作为的状态呢？” 这就好比责问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采用葛衣那样容易的办法呢？”责问饥饿时进食的人说：“为什么不采用饮水那样容易的办法呢？”《传》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齐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内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代所谓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要以此有所作为。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灭人伦的自然常性：身为子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身为臣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作君主，身为百姓却不去做自己应做的事。孔子编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的礼制，就把他们视为夷狄；他们进入中原、采用中原礼制，就把他们视为中原之人。经书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治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则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下去，离彼此都变成夷狄还远吗？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广泛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沿着仁义去实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经典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所教化的民众包括士、农、工、贾，它所安排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所规定的服装有麻、丝，它所规定的居处是宫室，它所规定的食物有粮食、果蔬、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的教化容易实行。因此，把它用于自身，就会顺遂吉祥；把它用于待人，就会仁爱而公正；把它用于内心，就会和谐而平正；把它用于天下国家，就没有一处不恰当。所以活着时能够得到人的真实情状，死后也能尽到应有的常理。在郊外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是哪一种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从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一传承就断绝了。荀子和杨子有所选择，却不够精审；有所论说，却不够详尽。从周公以前，居上位而成为君主，所以这种道理能够实行；从周公以后，处于下位而成为臣子，所以这种学说能够流传。那么应该怎么办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水就不会流；不停止，事情就不会通行。”应当让人恢复人的本性，焚烧他们的书籍，拆掉他们的住所，用先王的道来引导他们。鳏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得到供养，这样或许差不多就可以了。《原性》【韩愈】

译性，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情感。性的品类有三等，而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情的品类有三等，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为什么这样说呢？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性，只是纯善而已；中等的性，可以引导，使它向上或向下；下等的性，只是纯恶而已。构成性的五种因素是：仁、礼、信、义、智。上等之性对于这五种，以其中一种为主，同时实行其余四种；中等之性对于这五种，其中一种稍有不足，就会稍微偏离正道，对于其余四种则混杂不纯；下等之性对于这五种，违背其中一种，也悖逆其余四种。性对于情的影响，要看性的品等。情分为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七种因素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之情对于这七种，虽有所触动，却能处在适中的状态；中等之情对于这七种，有的过分，有的不足，但仍求得合乎中道；下等之情对于这七种，不是过分就是不足，只是任凭感情直接行动。情对于性的影响，也要看情的品等。孟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说性：“人的本性是恶的。” 扬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开始是善后来变恶，开始是恶后来变善，或者起初善恶混杂而后来有善有恶，这些说法都只举出了中等的情况而遗漏了上、下两等，都是得到其中一面而失去另外两面。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因贿赂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他一定会使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把这看作极大的忧患，知道若敖氏的鬼魂将来没有祭祀享用。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遭遇灾祸；他刚开始爬行，就显得步态奇异而高大聪颖。文王还在母腹中时，母亲没有忧虑；出生以后，保傅教导他不劳苦；入学以后，老师教导他不烦琐。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均，文王的儿子管、蔡，所接受的教习并非不好，但最终成为奸恶之人；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接受的教习并非不好，但最终成为圣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孟子、荀子、扬子三人谈性，只举出了中等而遗漏了上、下两等，都是得到其中一面而失去另外两面。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上等和下等的本性最终都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的本性经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的本性畏惧威势便会少犯罪。因此，上等之人可以教化，下等之人可以控制。” 至于人的品等，孔子说是不可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谈性的人与此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如今的说法，是杂糅佛、老之说而谈性。既然杂糅佛、老之说，还有什么话会不与此不同呢？” 《原毁》【韩愈】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详，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周详，所以不会懈怠；对别人宽松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仁义待人，是仁义之人。寻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努力达到像舜那样。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多才多艺。寻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努力达到像周公那样。舜是伟大的圣人，后世无人能及；周公是伟大的圣人，后世无人能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周详吗？他对待别人则说：“那个人能做到这些，就足以称为善人；能精通这些，就足以称为有才艺的人。”只取他的一点，不责求他的其他方面；只看他的现在，不追究他的过去。总是惶恐不安，唯恐那个人不能获得行善的好处。一种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技艺容易掌握。他对待别人还说：“能做到这些，这就已经足够了。”又说：“能精通这些，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不就是对待别人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详细周全，对自己却要求简略宽纵。要求别人详细，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自己简略，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却说：“我能做到这个，这就够了。”自己还没有才能，却说：“我能做到这个，这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稍有所得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待自己太过宽纵吗？他们对待别人却说：“那个人虽然能做到这个，但他本人不值得称道；那个人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才能不足以称道。”只挑出一点，不计较其他十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总是惶恐不安，唯恐那个人获得声誉。这不就是要求别人过于详细吗？这叫作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我没有看出这是尊重自己。虽然如此，这样做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着验证过这一点。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回应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和他共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属于上述情况的，如果是强悍的人，听到这种话必定发怒；如果是懦弱的人，脸色也必定露出怒意。我又曾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不回应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和他共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属于上述情况的，如果是强悍的人，听到这种话必定喜悦；懦弱的人，脸色也必定显出喜色。因此，事情办成了，诽谤就兴起；德行高尚了，毁谤就随之而来。唉！读书人在这样的世道上，想要声名显耀、道德得到推行，太难了。将来如果有居上位、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听取我的这番话并保存它，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可以得到治理了吧？《原人》【韩愈】在上方形成的叫作天，在下方形成的叫作地，禀受命运而处在天地之间的叫作人。在上方形成的，日月星辰都是天；在下方形成的，草木山川都是地；禀受命运而处在天地之间的，夷狄、禽兽也都属于人这一类。有人问：“既然这样，我可以把禽兽也称作人吗？”回答说：“不可以。”指着山问：“这是山吗？”回答说：“是山，可以这样说。”山中有草木禽兽，这些都包括在山之中。又指着山中的一棵草问：“这是山吗？”回答说：“说它是山，就不可以了。”所以天道紊乱，日月星辰就不能按正常轨道运行；地道紊乱，草木山川就不能保持安定；人道紊乱，夷狄禽兽就不能各得其性。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草木山川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失去了作为主宰的道理。因此圣人对一切人一视同仁，厚待亲近的人，同时推举远方的人。《原鬼》【韩愈】

译有东西在屋梁上发出啸声，跟随声音点灯照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声音。有东西站在厅堂里，跟随过去察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形体。有东西触碰我的身体，跟随过去抓它，却什么也没有抓到。难道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声音和形体，哪里会有气呢？回答说：鬼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果真没有鬼吗？回答说：有形体而没有声音的，万物中有这种东西，土石就是；有声音而没有形体的，万物中有这种东西，风雷就是；有声音又有形体的，万物中有这种东西，人兽就是；没有形体也没有声音的，万物中有这种东西，鬼神就是。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有些怪异之物与百姓、万物相接触，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有两种情况，有的是鬼，有的是物。寂然无形无声，是鬼的常态。百姓有违逆天意的行为，有违背民情的行为，有违背万物规律的行为，违背人伦而感应了气，于是鬼便在有形之物上显出形体，凭借声音显现，以此回应他们，使灾祸降临，这些都是百姓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事情结束后，它又恢复原来的常态。有人问：“什么叫物？”回答说：由形体和声音构成的，土石、风雷、人兽就是；恢复为没有声音和形体的，鬼神就是。既不能有形体和声音，又不能没有形体和声音的，是物怪。所以鬼怪出现并与百姓接触时，没有固定的情形；有时触动百姓而造成灾祸，有时触动百姓而带来福气，有时触动百姓却既不造成祸害也不带来福气，只是恰好遇上百姓正处于这样的时机。于是写下《原鬼》。《原仁》【牛僧孺】拯救天下的人都说这是仁，取得天下的人都说这是利，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不得已而拥有天下，才称为仁；有条件、可以不拥有却仍然取得天下，才称为利。善于畏惧取得天下之利，善于决断是否实行仁，都是圣人。汤、文王就是这样的人。《原意》说：圣人把天下百姓看作处在焚烧、溺水中的婴儿，没有不去提携救助的。那么，救起他们以后，是要把他们交还给各自的家吗？还是要干脆提携他们而据为己有呢？夏朝没有贤君，汤据有它，是不得已而行仁；殷朝有贤人，文王若据有它，就属于有条件而谋利。前代贤人阐明汤的用意，所以没有说伯夷；后代圣人阐明文王的用意，所以说：“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原十六卫》【杜牧】国家开始沿袭隋朝的制度，设置十六卫将军，共三十人；属官共一百二十八人，分别署理守卫、分掌部务，夹峙着宫禁各省。自制度创立以来直到现在，从未废止削减。然而从今天看来，设置这些官职而说不上有什么意义的，恐怕就是十六卫吧？探究这件事的本末，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命运。事情开始于贞观年间，后来既已完成武功，又转而重视文治；朝廷内部用十六卫蓄养武臣，朝廷外部设置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处，以储备兵员。假如发生不幸，方圆二三千里成为盗寇之地，土地上几十、几百万人成为盗寇军队，蛮夷戎狄四处践踏侵扰，这时武臣应当带兵驻守外地。至于天下统一，暴乱消除，单车一纸符节，奉使命四处奔走，无不信服顺从，这时武臣应当带兵驻守内地。他们居于内地时，官职是将军，绶带有朱有紫，旌旗饰物有金有银，带领成百上千骑兵趋奉朝见；宅第陈列车马，蓄养歌儿舞女，念及功劳赏赐，都出自皇帝的特别恩赐。所属士兵分散居住在各府，最大的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三季从事耕种，穿蓑衣、使用耞耒；一季操练武艺，骑马、佩剑、持兵器弓箭。副职卫官用训练成绩考核父兄，并相互告诫不得另入其他户籍，登记在将府军籍之中；他们分散在田地里出力，势力已经被分解，人人都爱惜自己的生活，即使让蚩尤来做统帅，也很难使他们作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千百骑〕 等到他们应当驻守外地时，所属各部的士兵接到檄文才前来，接受朝廷命令；眼前有斧钺，身后有爵禄赏赐，看敌人的首级来争取自己的首级，以力量对抗力量，在猛烈的冲击中彼此搏斗，哪里有空闲施展别的谋略？即使让蚩尤做统帅，也完全没有能力发动叛乱。从贞观年间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武臣和军队从未发生叛逆篡夺，这是圣人能够掌握统摄轻重、控制内外屏障的结果，是神妙的谋略。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生上奏说：“天下文治已经过盛，请撤销府兵。”诏令说：“可以。”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已经强盛，请进攻四方夷狄。”诏令说：“可以。”于是府兵在内被铲除，边兵在外兴起，武臣和军队像急流奔腾、箭矢飞驰一样向外而去，朝廷内部一个士兵也没有了。从辽地起兵，奔走到蜀地，绵延往来万里；对付五个强大的盗寇，十多年中死了百万人，形成尾大中干、燕地势力偏重的局面，而天下震动，根基萌发、余烬复燃，七位圣主为此忧劳到天未明就进食，想要除掉它，尚且不能做到。由此看来，武臣和军队怎么可以有一天解除钤键、离开控制呢？然而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它们。驻守外地就会叛乱，驻守内地就会篡夺；要使驻外不叛、驻内不篡，使军队不离开编制，避免自焚之祸，使将帅能够保全性命，也免得有“烹狗”的劝诫。从古到今，法术中最完备的，是不是设置府兵、建立十六卫呢？近代以来，对于武将的任用，弊端又更加严重了。人们喧嚷说：“朝廷已经下诏任命将领了，看看名单，带头的都是市井小人，而且大多如此。”他们能做的，不过是贿赂金玉，背靠权势，藏身幽暗，折券交货。完全不懂父兄礼义的教化，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概，却一朝得到百城千里的权力。那些强悍刚愎、蛮横暴戾的人，就扰乱削弱法制，不让法律束缚自己，也不让刑法诛灭宗族；忠良之士不能违背他的意志，他凭借力量、专断和便利，无不成为盗寇。那些阴险、圆滑、巧诈的人，也能计算家产、搜刮人口，把一切托付给邪恶的宠幸。可以由卿而买得公爵，离开郡守而取得都城，四方境域所治理的地方，都被指作别馆。有时一个人侥幸长寿，便割取生民，掠夺几乎遍及天下。因此天下常常兵乱泛滥，齐地百姓枯竭困敝，乡党风俗淫邪卑劣而衰败浅薄，教化恩泽被阻塞压抑，不能下达，因而招致灾异，甚至祸及牛马。唉！从愚昧到有知的人，难道都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武将的职责在于诛罚，如同天时有秋季；文臣的职责在于治理，如同天时有春季。上天不能把春秋颠倒，豪杰也不能兼总文武两种职责。这样的人是接受斧钺去诛除暴乱的吗？回答说：难道关键在于某人施行教化吗？回答说：关键在于想要制造祸害、蛀蚀国家而不去做的人，这种人从来没有。恭敬地思考文皇帝关于十六卫的旨意，又有谁能重新探究它的实际意义呢？这关系到天下的命运，所以写下《原十六卫》。《原亲》【皮日休】

译能够继承并光大父母亲族事业的，不叫作子吗？我看如今世上的人教导儿子，必定鞭打肌肤、敲击骨骼，伤害亲爱之情、毁坏人的天性，把这当作教育。唉！孟子所说“古代交换儿子来教导”，确实是有道理的吧？不能教育自己的儿子，就是毁掉自身；不能得到亲族的拥护，就是舍弃自己的宗族。古代有些奸臣，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必定舍弃父亲而去奉事别人，公子开方就是这样；爱别人的权势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必定杀掉儿子来迎合别人，易牙就是这样。自此以后，那些想做强臣的人，想要夺取别人的宗族，必定先杀死自己的儿子，王莽杀子宇就是这样。唉！教导尚且不可，何况杀害呢？有人问：“都是亲人，都是祸害，那么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石碏杀死石厚，叔向诛杀叔鱼，汉文帝流放淮南王，难道可以吗？”回答说：“他们都是亲人，贤能的人就能继承亲族事业，凶恶的人就能覆灭宗族；他们都是祸害，周公不诛杀他们，别人也会诛杀他们；石碏不杀石厚，别人也会杀他；叔向不诛叔鱼，别人也会诛他；汉文帝不流放淮南王，别人也会流放他。由自己施刑，只祸及一人；由别人施刑，就会祸及他的宗族。这正是圣贤爱惜宗族的地方。刑罚之中，也包含着仁。” 《原奕》【皮日休】我向某人询问下棋的起源，某人说：尧教丹朱下棋，这是有根据的，确实有这样的道理。皮子说：下棋作为一种技艺，是对方的谋略已经失误，我的谋略便抢先一步；我的智慧已经亏缺，对方的智慧便乘机而入，这是伤害。想要使内部获利，必须先攻打外部；想要取得远处，必须先攻打近处，这是欺诈。处于胜势，即使没有城池，也像有金城汤池一样坚固；处于败势，即使没有铠甲兵器，也像奔逃溃败一样。胜者不相让，败者也不相让，胜负相争。保全这个，就会丧失那个；得到那个，就会失去这个。像苏秦的合纵、陈轸的游说，都是虚伪。照这样说，不伤害就会失败，不欺诈就会灭亡，不争夺就会失去，不虚伪就会混乱。这是下棋必然如此的道理。即使奕秋再次出现，也一定会采用我的说法。我试着来谈论这件事：尧具有仁义礼智信，这是他的本性。正如人一出生就必然能够使用手足、凭借耳目一样，难道尧还要特意施展细小的谋略和微末的智慧来显示技艺、争夺胜负吗？尧在位时，三苗不服。以尧的仁德，面对三苗的傲慢，尧本来可以出兵讨伐并灭掉他们，就像罗人杀鸮鸟、献人烹煮鲲鱼幼鱼一样。但尧不忍心用兵，于是把这件事交给舜；舜也不忍心征伐，而是广泛施行文德，后来有苗才归服。三苗如此傲慢，尧尚且不肯用兵，难道他会怀着伤害、欺诈之心，凭借虚伪的智谋，把这些作为作战方法，教自己的儿子去攻伐国家吗？那么，下棋的开始产生于战国时期，恐怕是那些讲求伤害、欺诈、争夺、虚伪的纵横家一类人创制的。怎么能说是尧呢？怎么能说是尧呢？《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三十二 （明）贺复征 编 ○原二 《原古》【宋·贾同】古，是过去的意思。比我更早的，都属于过去。傅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不能长久治理天下，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向什么学习呢？回答说：向众人学习。有人说：“古代和今天相同。人们之所以总要援引古代来谈论事情，是因为要从众人那里取得经验。取法众人，见识就会更加长远。比我更早的，都是古代；比我更晚的，只是一个时代。用一个时代的眼光观察千百个时代，那么什么样的法则会没有呢？选择而采用它，使用什么不会有长处呢？”由此可知，师法古代，并不是师法它的年代，而是师法古代众人的经验。周公因此考察夏、商、周三代而制定礼乐；孔子因此继承叙述尧舜之道而修订六经。这就是师法众人而掌握其中的中道。有人问：“尧舜以前，伏羲、神农、黄帝的道，难道不值得效法吗？”回答说：“不是不值得效法，而是无法完全效法。”锦绮做成衣服，难道不美吗？但治理天下的人不采用它，而采用布帛，是因为布帛能够满足天下人的需要。周公、孔子的道，万世不能改变，是足以适用于万世的道。贤能的人能够达到它，不贤的人会失去它，而没有人能够超过它；不能超过它，同样还是失去它。所以周公、孔子的道就像秤。物体比秤砣重，秤就不能举起物体；秤砣比物体重，秤砣就不能平衡物体。只有秤砣与物体的重量相称，秤才会平正。有人问：“既然如此，伏羲、神农、黄帝也是圣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道作为中道呢？”回答说：“时机还没有到。圣人希望顺其自然，到了不得已之后才有所创制。事情既然发生，就为它制定适宜的制度和节度，这叫作礼；可以长久施行于后世的，叫作经。礼和经，都是在世道渐薄之后产生的；世道薄到极点，然后再斟酌厚薄之间，才叫作中道。但百姓还没有达到世道渐薄的程度，怎么能预先教他们薄呢？”有人问：“圣人也知道后世一定会变得浅薄吗？”回答说：“知道。”又问：“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预先制定中道呢？如果不长久保持淳厚，哪里会有淳厚呢？”回答说：“圣人厌恶教人变得浅薄。道德薄到极点，臣子就会弑君，儿子就会弑父，怎么能让圣人预先知道他们将要弑君弑父呢？”由此说来，一天的淳厚也不可不保持。有人问：“那么凭什么知道后世的制度不可改变呢？”回答说：“从治乱发展到极点这一规律可以知道。”又问：“凭什么知道治乱会发展到极点呢？”回答说：“从力量和欲望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力量是有常的，欲望是无常的。无常的欲望不断增长，力量就会耗尽；力量耗尽，欲望就会停止。” 欲望达到极点，就会使混乱达到极点。若不停止，百姓就会全部耗尽。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因混乱而使百姓全部灭尽。停止欲望，就能舒缓力量、减少欲求；不停地减少欲求，欲望就会耗尽，力量就会恢复，于是治理达到极点。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循环终结又开始，向上追溯自有万物；向下延伸至无穷，我知道它不可能穷尽了。于是写下《原古》。《原过》【王安石】

译天有过错吗？有，日月运行失常、发生斗蚀就是。地有过错吗？有，崩塌、松弛、枯竭、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不致覆倒、承载失常，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可能没有过错，最终却不妨害其成为圣贤，为什么呢？也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考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重视迁善，这些都是同一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悔悟，悔悟而能改正，别人却说：“这是他从前所做的事罢了。”如今他所做的事与从前的事并不相同，这不是他的本性，分明是掩饰外表来迷惑世人。这样的人哪里懂得道理呢？上天把五行播布给万物，人本来就具备这五行。具备却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却不实行，就会荒废。有一天责备自己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付诸行动，这就是失去之后重新得到，荒废之后重新振作。反而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带领天下人残害自己的本性。譬如一个人有财物，被盗贼抢去，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这个人的财物，因为先前是被盗贼抢走的。”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还不如本性属于自身。财物失而复得，尚且不能说“这不是他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吗？《文原》下篇【明·宋濂】写文章一定在于培养气；这种气与天地相同。如果能够充实它，就可以与天地间的三种神灵相配，统摄万物；否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君子之所以致力于内在修养而不专攻外在技巧，谋求大的境界而不局限于小的方面，正是这个原因。力量可以举起大鼎，是人所难以做到的，而乌获能够做到；君子不看重这一点，是因为它局限于小的方面。智慧可以搏击老虎，是人所难以做到的，而冯妇能够做到；君子不看重这一点，是因为它驰骛于外在技巧。气得到培养，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周遍，没有什么境界不能达到；推演而写成文章，就没有什么不能参照、没有什么不能包容。九天之类，高得无法窥见；八柱之列，厚重得无法测量。我的文章的容量，得自【■〈火见〉毁魄】、深渊运行不息、根基地面万物闪耀、星辰运行秩序不乱。我的文章的光焰，得自昆仑、玄圃的崇高，以及清冷的层城九重的深邃。我的文章的峻峭，得自南方巨柱、北方瀚海、东方瀛洲、西方大海，它们幽远渺茫而没有边际，包容承载而永不枯竭；鱼龙在那里生长，波涛在那里兴起。我的文章的深沉，得自雷霆鼓舞般的风、云气开合般的雨以及露水的滋润；鬼神幽隐恍惚，没有谁能穷尽它的端绪。我的文章的变化，得自天地上下之间万物自然呈现的颜色和形态：有羽毛的飞翔，有足的奔跑，潜藏的游泳，植立的繁茂，有大的，有细的，有高的，有低的，种类多得无法计数。春天的花朵和秋天的草木争奇斗艳，鸢鸟在树林中鸣叫而蟋蟀在台阶上吟唱，水在蹄印大小的浅坑中涌动，火在萤虫尾上闪耀，衣服覆盖着土偶而使它不能视听，蠛蠓死。它生长在坛坛罐罐之中，不知道四海的广大、六合的辽阔。这些全都是不知道培养气的缘故。唉！人如果能够培养气，情感就会深厚而文理明晰，气势就会充盛而变化神妙，应当能够与天地建立同样的功业。既然能够与天地建立同样的功业，最终却把自己的智慧归结为一个小小的人物，难道不可悲吗？《原医》【方孝孺】

译羿能够教人射箭，却不能使人一定射中；王良能够教人驾车，却不能使人没有马受惊、车轴折断的忧患。医术的精微之处，可以用语言传授，却不是语言所能全部说尽的；可以用法度和数理推求，却不是法度和数理所能穷尽的。如果不能在心中默默领会，却想执守古人某一种固定的说法，来应对无穷的变化，那么不至于失误的就很少了。何况有的人只得到医术的方法，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呢？医术对于百姓的生命，作用最为切要。古代医书中论说最精粹的，没有超过《素问》《难经》的。它们阐述阴阳气运的道理，辨析形体、荣卫的根源，用来说明养生治病的方法。若不是古代神明睿智、聪敏通达的人，哪里足以参与领会这些道理呢？然而其中精微的要领，必须从心中领会并在疗效中显现，本来就有不能用语言传授的地方。书籍难道足以完全表达它的意义吗？后来的学习者不能探求医书的本意，却拘泥于书上的说法，所以所说的话未必不可喜爱，但不善于实际应用。更有甚者，抛弃医书而不去省察，只钻研浅陋拘泥的方术。天下人的疾病，变化万端而没有穷尽；风气有古今的不同，禀赋有厚薄的差异，服食的种类、劳逸的差别、安静与躁动的程度、供养和嗜好、居处和习业、所处的时代、所遇的变化，每个人都相差很远。如果不深思广考，周全地了解其中的原因，却想按照已经试验过的方法，细细比较分量来治疗人的疾病，这同在临敌应变之际使用乡射礼仪有什么不同呢？失败是必然的。有人在严寒时仍饮水，也有人遇到风就咳嗽；有人披甲骑马、持剑握槊走几百里也不出汗，有人一出门就疲劳困倦，不能行走。两者相差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呢？这就是禀赋的不同。古代的人大多高大敦厚，寿命可达百岁；如今的人还未壮年就先衰老，未到老年便已经衰弱。疾病怎么能相同呢？这是风气不同。有人能饮酒至石数而不醉，有人却不敢让嘴唇沾酒；有人吃肥美鲜嫩、甘甜浓厚的食物，有人却只能吃藜藿菜羹；有人穿夹衣来抵御冬天，有人却穿皮衣、粗布衣来度过暑天。服食的种类，不只是五方之人各不相同。富贵人家的子弟从未赤脚、沾染劳作，而平民终年服劳，和牛马一样。懂得道理的人发怒时不显露在脸上，暴躁强悍的人动不动就辱骂叫嚷。劳逸、安静和躁动，怎么能相同呢？中原人夏夜露天而卧也没有灾患，南方人照样做就会生病；江海之人闭气在水中行走，凿开厚冰来捕取鱼鳖，山林之人照样做就会死亡。人的耳目手足相同，脉络、血气、筋骨也相同，但他们的变化却如此乖异。医术难道容易谈论吗？药物难道容易使用吗？病在心，却去用药治肺；病在寒，却把它当作热病；病在实，却把它当作虚病。病人不能自己说清，服药而死也没有地方申诉，所以医生可以施展他的医术，而没有人追问责难。俗话说：“山川如果能够说话，葬师就无处藏身；腑脏如果能够说话，医生就会面如土色。”这说的是用药的困难。所以，智慧足以了解古人的学说，却没有自己的领会；有了自己的领会，却不能察看脉象；察脉很精确，却不善于用药；想要完全切中疾病而一定治愈，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以医术闻名于世的医生，哪里能够多得呢？从前有位贵人得了病，正值天旱不下雨，请来治病的医生有十多个，却都没有疗效。最后来了一个医生，诊完脉，便用手指推算干支说：“某一天一定会下雨。”他最终出门了，也没有说出治疗疾病的方子。贵人怀疑地说：“难道是说我的病无法医治吗？为什么只说下雨，却不提给我用药呢？”不久，晚上果然下起雨来，贵人高兴地起身在庭院中行走。到了天亮，疾病好像已经脱去。第二天，最后到来的医生前来拜见，贵人高兴地问道：“先生前天诊我的病却说会下雨，如今果然因下雨而痊愈，这是为什么？” 医生回答说：“君侯的病，是因为忧虑旱灾而得的。但我私下推测，君侯忠诚而仁爱，所忧虑的是百姓；因为旱灾而忧虑，因为下雨而痊愈，这是事理本来如此，哪里需要依靠药物才能治愈呢？”像这样的医生，可以说是得到了医道。医方书中所具备的内容、成法中所已有的东西，人人都能使用；能够在语言之外寻求，并领会其中未说出的意义的，若不是奇异之士，还有谁能做到呢？起初我听说四明有一位世代行医的邵君真斋，擅长开方；他看见人的疾病，如果认为不能治，就一定不治，而凡是他治疗的，必定取得奇效，我心中暗自记住了这件事。今年真斋来拜访我，我与他坐着交谈，他谨慎恭敬，不随意引用夸耀；至于察脉用药，确实一点也不苟且，我更加信服他。百姓的疾病很多，如果不衡量能否治愈，就拿病人的身体来试验，因而接连失败的人很多；像真斋这样不随便用药而必定取得成功的，难道还有吗？有没有人能在法度之外探求周公、孔子的本意呢？如果这样的人实在难得，那么对于真斋，不应当没有几句话可说。因此写下《原医》赠给他。《原诗》【蒋徳璟】

译情，是性的产物；性，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有了性就不可能没有情，有了情就不可能没有诗。并不是古代有诗、今天没有诗；然而今天确实没有诗。孔子平日雅正的言论，把诗同书、礼并列；孟子说：“诗亡而《春秋》作。”再看子夏所说：“可以使夫妇关系有常，使人形成孝敬之心，使人伦敦厚，使教化美善，感动天地，感通鬼神。”那么，诗中就包含了书、礼。诗能明辨得失，哀悯刑政，讥刺郑国的放滥、宋国的燕乐，讽刺卫国的趋附和齐国的邪僻，那么，诗中也包含了《春秋》。诗的意义多么伟大啊！这才叫真正的诗。因此，作诗之人不必选择卿相一类的身份；他的胸中不必局限于书史；他的创作方法不拘泥于四声，而能使宫、商诸调相协；他的才思不必包罗万有，而能如丹青一样润饰万物；他的主旨兼有书、礼、《春秋》的功用，但意象深微，思考的路径在经书之外断绝，另成一宗。所以诗的妙处在于反复涵泳，慢慢体会其中性情产生的缘由。自从郑康成用注释礼学的方法笺注诗，已经像进入梦境；有人连《毛诗序》也一并凭臆测删去，那就是梦中之梦了。《诗经》三百篇以后，汉代有苏武、李陵，魏代有曹氏，六朝有陶渊明、谢灵运，唐代有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明代有李梦阳、何景明，他们都是诗中的雄杰，其余更是数不胜数。即使不谈子夏所称的那些作用，后世诗歌又怎么比得上呢？至于曹操父子竟然出而称霸诗坛，真令人叹息。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诗亡”。诗难道真的曾经亡失吗？古人不专门谈诗，诗反而产生了；今人竞相作诗，诗反而亡失了。因此，郊祀上天的诗，以《生民》为质朴正当，到了《时日》就变成虚妄了；宗庙禘祫的诗，以《玄鸟》《那》为正，到了《房中》就渺无踪影了；朝会的诗，以《卿云》为华美，到了《柏梁》就变得亵俗了；巡狩的诗，以《翕河》为真实，到了《匏子》就变成铺张浪费了；歌颂美德的诗，以《康衢》为淡雅，到了《唐丛》就变成矫饰了；讽刺的诗，以《椒聊》为含蓄，到了《五噫》就显露直白了；赠别的诗，以《蒸民》《梁山》为深奥，到了《河梁》就浅薄了；通达生死的诗，以《蟋蟀》为有节制，到了《龟虽寿》就放纵了；羽猎的诗，以《吉日》为真实，到了《上林》《长杨》就荒逸了；闺中哀怨的诗，以《白华》《飞蓬》为厚重，到了《团扇》就轻浮了；从军的诗，以《杨柳》《雨雪》为体恤，到了《铙吹》就夸张了；描写都会的诗，以《商邑》为壮伟，到了《三都》就芜杂了。描写宫室的诗，以《斯干》为艳丽，到了《景福》就腐朽，到了《灵光》就诡异了。这些尚且都是后来善于作诗的人，何况比他们更差的呢？那么，诗终于亡了吗？回答说：没有亡。古代的草木鸟兽，仍是今天的草木鸟兽；古代的笔和舌，仍是今天的笔和舌；古代的情感，也是今天的情感。若只从诗的形式来谈诗，那么承袭宋代的膏腴，拾取唐代、晋代的余香，魏代依傍汉代的规矩，扬雄步武司马相如，宋玉沿袭屈原的体制，都是抄袭。摘取青色配对白色，使用材料和典故，都是借用。无缘无故地呻吟欢笑，为了不得已而应酬，都是赝品。这些都是没有真情的诗。若从情感来说，情感所到之处，自然而然地受到触动，蓬勃地兴起，这些就都是本性，也就都是诗。这不过是循着根本而已。古人长期受到圣人教化的熏陶，一个念头之间，孝敬、人伦、教化、刑政和得失都隐约浮现在心目中；他们认为天地鬼神的本性原本同人的本性相通，所以本性得到治理，情感也得到治理。汉代还接近古代，诗尚有些可观之处。但使情感偏离其本性的，晋、唐尤其严重。晋代以老庄之学形成时代风气，一变而趋向淫靡，《子夜》乐府同平康坊的歌辞没有差别。唐代用诗取士，正如今天一样，义理和格式的套子已经熟练，便再也不知道圣贤究竟说的是什么了。后世的诗沿着这两条路发展，于是舜、皋陶、周公、召公、尹吉甫的旨意消失了。想要使诗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就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难道不是相距很远吗？圣门之中，只有子贡和子夏真正妙悟诗理；子贡说性是不可听闻的，而他同师乙谈论声歌时说：“宽厚、宁静、柔和、端正的人，适宜歌颂；胸襟广大、疏通达意的人，适宜歌大雅；恭敬节俭而爱好礼仪的人，适宜歌小雅；正直、安静、清廉而谦逊的人，适宜歌风；放达正直而慈爱的人，适宜歌商。”这些全都是为了治理人的本性。诗，是人的真实本性直接流露而产生感动的东西。懂得怎样治理本性，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诗。撰作原诗。《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三 （明）贺复征编 辨一 吴讷说：“从前孟子回答公孙丑关于喜好辩论的问题时说：‘您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中间历述古今治乱相继发生的原因，用来深刻说明圣人和自己不能自已的心意。这不仅道理明白、义理精确，字法、句法、章法也足以成为作文的典范。等到韩昌黎作《讳辨》，柳子厚作《桐叶封弟辨》，有见识的人说他们在文学上学孟子，确实如此。大体说来，辩论必须有不得已而辩的意思；如果不是有关世道人教、对后学有益，即使写得精工，又有什么用呢？”贺复征说：“所谓辨，就是剖析疑似难明的事理。” 《公狱辨》【唐代杨炯】

译一位缙绅先生在东郡任职，整饬属吏，审理有公正之处的案件。我恰好在座席末端，乘机请教他实行公正的办法。先生说：“我每次查看诉讼文书，推想其中的是非曲直，指出来交给属吏办理。他们能够立即写成文牍，没有不符合我的意思的，也可以说已经充分做到公正了。”我坐在席末，不敢当面说这不对。退下之后，我又辨析这种公正，并且引用古语说：“君主认为不对，臣子就提出可行的意见；君主认为可行，臣子就提出不妥的意见。这是想弥补君主判断中没有达到的地方。等到君主认为可行臣子也说可行，君主认为不对臣子也说不对，所以晏婴认为叔向有罪，丘据便跟随君主的意思。叔向讥刺乐王鲋，是因为他只会顺从君主。我之所以向愚者询问，是因为他或许也有所得。尺排在寸之前，是因为它或许有所长；各种微小的水滴都被重视，是想用它们助成广大。何况末世的人纤细奸巧，内外表面柔弱而内心强硬，怎么会有不让他们把话全部说完，却能一定查究其真实情况的道理呢？假使居上位者掌握了实情，属吏接连追问，这可以说合乎道理，却还不能说是公正。若居上位者的见解错误，远离正理，却也跟着追问，取悦并迎合他的意思，这就是所谓在不合法的地方显示聪明，怎么可以称为公正呢？况且不以古人的言论为师，并非不能做事，但做得不会长远；依循礼制办事，并非不能实行，但实行不会长久。所以君子尽心效法古人，行动一定以礼为根本，这样才能走得长远而不拘泥，持续长久而不混乱。至于审理案件时，把任意妄断当作明察；属吏迎合自己，把顺从当作公正，这就使心存侥幸的人有了窥伺进身的道路，使怀有邪念的人有了自我容身的门径。何况在棘刑之中，痛苦无所不至，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何况承受执政者的指示，去满足他所想要的呢？唉！喜欢别人顺从自己的人，我看见他扰乱了是非曲直；喜欢别人附和自己的人，我看见他混淆了善恶。可是他还要夸耀自己的治理，称誉自己的公正，这岂不是像盲人炫耀自己能分辨五种颜色吗？《讳辨》【韩愈】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并且取得了名声。与李贺争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应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这话的人没有考察，便一唱一和，异口同声。皇甫湜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辨明，您和李贺将要获罪。”我说：“是的。法律说：‘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说征，不称在；说在，不称征。’法律又说：‘不避讳音近而意义不同的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蓲这一类。’现在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是违反了两个字名字避讳的法律，还是违反了嫌名避讳的法律？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那么父亲名叫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避讳究竟起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导天下人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避讳两个字的名字，《春秋》也不讥责不避讳嫌名。康王钊的孙子确实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晳，曾子并不避讳。以前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他们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呢？要避讳嫌名，难道连自己的姓也要避讳吗？还是不避讳这些嫌名呢？” 汉代避讳武帝的名字“彻”，改用“通”字，却没有听说还要把车辙的“辙”改成别的字；避讳吕后的名字“雉”，改称“野鸡”，却没有听说还要把治理天下的“治”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发布诏令时，没有听说要避讳“浒、势、秉、机”等字，只有宦官和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认为那会触犯禁忌。士大夫的言语和行事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法守呢？现在考察经书，以法律为依据，再查验国家的典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可不可以？凡是侍奉父母，能够做到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讥责了；做人能够做到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可以止步了。如今世上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致力于避讳父母的名字，想要胜过曾参、周公、孔子，这正显出他们的迷惑。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无法胜过的；若说胜过周公、孔子、曾参，便等同于宦官宫妾，难道宦官宫妾孝敬父母，反而比周公、孔子、曾参更贤吗？《桐叶封弟辨》【柳宗元】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说：“成王拿桐叶同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进来祝贺，成王说：‘只是开玩笑罢了。’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把唐地封给年幼的弟弟。”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吗？周公就应该选择适当时机向成王说明，不必等到他开玩笑时再祝贺来促成这件事；不应当受封吗？周公却促成了成王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的人去做君主，这样的人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的话不可随便而已，难道就一定要顺势把它办成吗？假设不幸成王拿桐叶同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也要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设还没有做到恰当，即使改十次也不算毛病；但一旦达到了恰当，就不能再让它改变，何况只是因为一句玩笑呢？如果开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导成王把过错贯彻到底。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以道理从容地引导，使他安乐，最终归于中正而已；一定不能迎合他的错误为之巧辩，也不应当把他束缚起来、驱赶催逼，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况且普通家庭的父子之间，尚且不能凭这种办法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关系呢？这只不过是小丈夫■〈垂夬〉■〈垂夬〉行事的办法，不是周公所应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这件事，是史佚促成的。” 《论语辨》【柳宗元】有人问：“儒者称《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可信吗？”我说：“不完全如此。孔子的弟子中曾参最年幼，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年老后去世；如果这部书记录了曾子的死亡，那么它距离孔子时代已经很远了。曾子去世时，孔子的弟子大概已经没有人在世了。我认为这是曾子的弟子编成的。为什么呢？况且这部书记载弟子时一定称字，唯独曾子称‘有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由此看来，‘有子’是弟子们对他的称呼。那么有子为什么又称‘子’呢？”我说：“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认为有子很像孔子，便拥立他并以他为老师。后来他不能回答众弟子的询问，于是呵斥他们退下；这样他本来就曾经有过老师的称号。现在所记载的弟子中只有曾子最后去世，因此我知道这一点。大概是乐正子春、子思一类的人共同编成的。”有人说：“孔子的弟子确实曾杂记孔子的言论，然而最终完成这部书的，是曾氏一派的人。” 《辨〈晏子春秋〉》【柳宗元】

译司马迁读《晏子春秋》，认为它高明，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谁写的。有人说是晏子写的，后人又加以编缀；有人说是晏子的后代写的。这些说法都不对。我怀疑是墨子门徒中一个齐人写的。墨家崇尚节俭，晏子又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并夸大晏子的事迹，以增加自己学说的声势。况且书中的主旨多有崇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不主张厚葬、反对长期丧期等内容，这些都出自墨子。又批评孔子喜欢谈鬼事，反对儒家彰明鬼神，这也出自墨子。书中谈到问枣以及古冶子等事，尤其怪诞；又常常说墨子听闻这些道理而称赞它们，这一点更是明显。自刘向、刘歆、班彪、班固父子，都把它收入儒家书籍之中，几个人实在太不够详细考察了。大概不是齐人，就不能详备地写出其中的事；不是墨子的门徒，言论也不会像这样。后世记录诸子书籍，应当把它列入墨家，并不是说晏子属于墨家，而是因为写这部书的人采用的是墨家的道术。《鬼谷子辨》【柳宗元】元冀喜欢读古书，却十分推崇《鬼谷子》，为它撰写了几千字的指要。《鬼谷子》这部书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汉代刘向、班固所著录的书目中都没有《鬼谷子》。它在汉代以后才出现，内容险僻、乖戾、峭刻、浅薄，我担心它以妄言扰乱世道，使求学者难以取信，所以它不被前人称道是应当的。然而世上谈论纵横术的人，有时还保存这部书，尤其到晚近又增出所谓七术，怪异荒谬得厉害，无法考订校核。它的言论越发奇诡，道理却越发狭隘，使人狂乱失守，容易陷入危险；幸好保存它的人很少。如今元先生又为它撰写指要，唉，他喜好这种术数实在过分了。《辨害》【罗隐】虎豹造成祸害，就焚烧山林而不顾及野人的豆粟；蛟龙造成祸害，就截断水流而不顾及渔人的钩网。这是因为所保全的利益大，所除去的损失小。顺着大道而行，是为了救济天下；完全遵循规矩而行动，是为了保全礼义。用权宜之计救济天下，使君臣关系建立、上下秩序端正，然后礼义才能存在。力量不能用于济世，而君臣上下又不端正，即使抱着空器皿，又能施展什么、安排什么呢？因此，辅佐武王会盟津之师，正如焚山、截流；叩马进谏，正如计较豆粟而顾惜钩网。唉！《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四 （明）贺复征编 辨二 《君临臣丧辨》【宋代刘敞】君主亲临臣子的丧事，却让人手持桃枝和苕帚走在前面驱邪，这是不合礼的，是周代礼制尚未完备时的做法。臣子侍奉君主，因此成为臣；君主任用臣子，因此成为君。君臣之间的义，并不是徒然加上的，而是把国家社稷寄托给他，把宗庙寄托给他，把人民寄托给他。既然如此，谁会轻视这种关系呢？所以君主有喜庆，臣子也应当喜庆；君主有忧戚，臣子也应当忧戚。《尚书》说：“君主像头脑一样明智，臣下像股肱一样贤良。” 只是尊卑有所不同罢了，即使对待自己的臣子也是这样。所以臣子生病，君主亲自去慰问；臣子死亡，君主亲自为他哭泣，这是用来表达忠诚和爱护的。如果臣子活着时任用他，死了却弃置他；活着时厚待他，死了却薄待他；活着时爱护他，死了却厌恶他，这就是教导臣子忘记生前，也教导臣子背弃死后。祸患没有比背弃死亡、忘记生者更大的了。假如能够背弃死者、忘记生者，就不足以把幼主托付给他，也不足以把百里之地的政权寄托给他。施加于人的待遇，不因生死而改变，这样人们看待他的死亡，就如同他仍然活着。那么，桃枝和苕帚为什么要用于诸臣的宗庙呢？有人说：“《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应当是合礼的。”我说：“不对，那本来也是周代末期的记载。”从前孔子的狗死了，子贡把它埋葬，说：“我听说过：破旧的帷幕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马；破旧的车盖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狗。可是我孔丘贫穷，没有车盖，也可以给它一张席子。”不因它卑贱就抛弃它，是因为它曾有劳绩；不因它死亡就欺辱它，是因为它生前存在过。劳苦虽属卑贱也不抛弃，死亡虽只是狗也不欺辱，何况君臣之间呢？所以我说：君主亲临臣子的丧事，却让桃枝和苕帚走在前面驱邪，是不合礼的，是周代礼制尚未完备时的做法。不过，其中一定另有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古时候，君主若不是吊丧、问疾，不会到臣子的家里去；不是吊丧、问疾却到臣子家里，便说君臣之间是在嬉戏。所以君主去吊祭臣子，要先让巫祝在宗庙门前手持桃枝驱邪，然后才进去。所谓驱邪，是向神灵报告有事。后世有人丧失了这种本义，便说巫祝是在为君主祓除不祥吗？鲁襄公曾经朝见楚国，楚君去世，楚国人说：“鲁君一定要亲自为楚君袭敛。”鲁国人推辞，楚国不答应，于是鲁国让巫祝拿桃枝和苕帚先行祓除，大概是为了压制不祥。由此看来，鲁襄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有人说：“君主亲临臣子的丧事，不让桃枝和苕帚走在前面，我就相信了。”又说两个人手持戈走在前面，难道不是为了厌恶邪气吗？回答说：“哪里是说这个呢？”君主出行本来一定有卫士护卫，何况到臣子的家中呢？从前楚国公子围在宋国会见诸侯，将要登坛时，让两个人手持戈、穿着服装分列护卫，诸侯的大夫都知道那是君主。如果只是厌恶邪气而已，为什么还要在宋国举行会盟呢？难道会盟本身是为了厌恶邪气吗？《怪竹辨》【欧阳修】说竹子有知觉吗？那它本不该生长在廊屋下面；说它没有知觉吗？它却能够避开栏槛，弯曲着保全自己的生命。它果真有知觉吗？那么有知觉的东西没有比人更强的了，人是万物中最灵的。可是人对于外物仍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甚至有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自知的，例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人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凭人的灵性尚且不能自知自己的身体，假使竹子有知觉，也一定不能自知自己为什么弯曲或挺直。竹子果真没有知觉吗？那么没有知觉的东西没有比枯草、死骨更甚的了，所谓蓍草和龟甲就是这样。自古以来，大圣大智的人有不知道的事情，也一定要向蓍草、龟甲询问并作出决断；这样看来，枯草死骨所具有的知觉，反而远远超过圣人和智者所知的范围。既然枯草死骨尚且如此，又怎么知道竹子没有知觉呢？如果因此认为蓍草、龟甲具有神奇的智慧，便说百物都有知觉，那么再敲问其他草木瓦石，它们又顽然无知；如此说来，竹子也未必没有知觉。由此说来，说竹子有知觉不可以，说它没有知觉也不可以；说它究竟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都不可知，这才可以。万物生在天地之间，其中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说一定有心才有知觉吗？那么蚯蚓没有心；说凡是动物都有知觉吗？那么水也是一种动物。人和兽生来有知觉，死后便没有知觉；蓍草和龟甲生来没有知觉，死后才有知觉。这些都无法穷究诘问，所以圣人治理那些可以知道的事，搁置那些不可知道的事，这就叫大中之道。《正统辨》【元代杨维桢】

译正统的说法，是从哪里兴起的呢？它起源于夏后氏传承国统、汤武改易王朝，这些都出于天命和人心的公正。正统既然出于天命和人心的公正，那么三代以后历代相承的正统，就可以任意归给某个人吗？所以正统的意义，建立在圣人的经书中，用来扶持万世的纲常。圣人的经书，就是《春秋》。《春秋》是万代史书的宗主。开篇在鲁隐公元年记载周王的正朔，是为了尊重大一统。五霸的权势并不比周王弱，但《春秋》一定贬抑他们，不让奸邪之人侵犯正统；吴、楚的称号并不没有僭窃王号，但《春秋》一定把它们视为外域，不让僭越者侵犯正统。既然如此，正统所在，不能根据割据的土地和僭伪的名号来判断。早在汉代以后，前代正统论者不因刘蜀国祚短促、土地偏僻，就剥夺它的正统地位，这正是《春秋》的义理。那些撰写《三国志》的人，把昭烈帝贬低到同吴、魏相等，使汉朝正统的继承者同汉贼并列，这是《春秋》的罪人。后来又有人作《元经》，自称效法《春秋》，却把北魏列为帝统，贬斥江左，其错误同《三国志》相同。至于尊奉昭烈帝、承续江左正统，使两魏的名分不正、言论不顺，到了宋代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才得到彻底匡正。有人问朱氏撰述《纲目》的主旨是什么，回答说：“在于辨明正统。”所以《纲目》所承认的正统在蜀、晋，所压抑的僭统则有秦昭襄王、唐武氏。至于不得已而以秦始皇二十六年开始承接周，以汉高帝五年为汉的开始而不从降秦之年开始，以晋平吴之年为晋的开始而不从太和年间开始，以唐群盗平定之后为唐的开始而不从武德元年开始，这些也都是效法《春秋》尊重大一统的原则。那么，今天修撰辽、金、宋三史的人，应该没有什么比辨明正统和大一统更严格的了。自从我世祖皇帝建立国史院，曾命承旨百一王公修撰辽、金二史。宋朝灭亡后，又命词臣共同修撰三史。延祐、天历年间，多次劳烦诏旨，但三史最终没有成书，难道不是因为三史的正统问题没有确定吗？正统问题没有确定，又难道不是因为宋朝南渡以后，受制于辽、金在北方的抗衡吗？我曾经考察契丹建立国家的情况。自从呼纽氏部落开始壮大，起初枯骨化形，风俗奇异，荒唐怪诞，是中原人不愿谈论的。部落中的豪强到了安巴坚，分离其党羽而自立尊号；等到耶律光时，它的势力逐渐强盛。“契丹”的名号，建立于梁贞明初年；“大辽”的名号，改于汉天福年间。自安巴坚至天祚帝，共九位君主，历时二百一十五年。大辽本来就是唐朝边地的夷族，乘唐朝衰弱，像草寇一样起兵。石晋把它引入中原，又割让幽州、燕州给它，于是它得以窥伺中原的衅隙，石晋也因此不得不灭亡。然而议论者认为辽承继了晋的正统，我不知道它承继的是什么正统。金国的建立始于完颜氏，实际上又承接了契丹。到了阿固达创建国家，在道宗时期建立传承，后来竟萌生了做人臣而取代君主的念头，全部夺取辽地，于宋徽宗重和元年僭称国号。前后相传九位君主，共历一百一十七年。议论者又认为金平定辽、攻克宋，成为中原皇帝，因而接续了辽、宋的正统；我又不知道它接续的是什么正统。议论者还说，完颜氏世代做部落首长，保有肃慎之地；到太祖时，南北成为敌国，向来不是君臣关系。辽太祖神册年间，宋太祖还没有出生；辽太祖比宋太祖早兴起五十多年，而宋朝曾派使者用卑下的言辞求和，结为兄弟，到了晚年，辽成为翁，宋成为孙。这种说法实在曲解而且浅陋。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不都是在汉、唐之前兴起的吗？可是汉、唐又都曾同它们通和。吴、魏对于蜀，也是一时并立、彼此不相统属的国家。但执掌史笔的人，一定把匈奴、突厥列入纪传，却把汉、唐列为正统；一定把吴、魏列为分系，却把蜀列为正统，为什么呢？因为天理和人心的公正，经历万世也不可磨灭。议论五代的人又说，朱梁氏属于篡逆，不应合称五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我又不知道朱晃篡夺帝位时，李克用父子不是把他当作仇敌吗？契丹背弃同唐朝结为兄弟的约定，却向梁称臣，难道不是逆党吗？《春秋》诛讨逆贼，还要重重诛罚其党羽；那么契丹所受的诛罚应当怎样呢？况且石敬瑭侍奉唐朝，却不接受唐的命令，反而篡夺唐的国位，也是不合正统的。契丹俘虏晋出帝，将晋改为辽；汉朝兴起，人心归附汉，说它承继晋统，又可以吗？即使说它承继晋，又能说它承继了正统吗？又有人说北汉四位君主，远远兼并郭氏、周氏、宋氏的疆土，到宋太平兴国四年才接受北汉投降，于是把周朝视为闰统，却不认为宋承受周禅让是正统。唉！如果按照五代的正统来讨论，那么南唐李昪曾经建立大唐宗庙，自称是宪宗五代孙。宋朝在开宝八年灭南唐，那么宋继承唐，难道不比继承汉、继承周更优先吗？但是五代都只是闰统，我不取它们的正统。唉！上天安排的历数自有归属，各朝正统和闰统不能混乱；千年以来历数的正统，不一定要以承接前朝、延续亡主为正统。既然亡主不算正统，那么宋朝兴起就不必因为接受周的禅让，或承接汉、唐的闰统而取得正统。宋朝不必接受周禅、承接唐朝来作为正统，那么说欧阳修没有把五代确定为《南史》，是为宋接受周禅预先张本的说法，全都不对。唐明宗向上天祈祷时，认为自己德行浅薄，不能担当社稷和百姓的君主，希望上天早日降生圣人。此后天人相感，宋太祖就出生了。上天厌恶祸乱到了极点，于是让宋太祖君临中原。朱氏《纲目》记载五代年号时，都把它们细注在每年之下，其中留下的深意本来就是在等待宋朝。既然等待宋朝，就应当直接以宋朝承接唐朝的正统，又何必计较它是否接受周的禅让呢？中途虽遭逢阳九之厄，上天却仍未使宋朝的社稷灭亡。宋朝的国统瓜瓞相承，延续在长江以南，子孙享有国祚又共一百五十五年。金朝泰和年间的议论，把靖康之后的宋朝比作游荡的魂魄、残余的精气，与昭烈帝在蜀地相提并论，这说明泰和年间的议论本来就知道宋朝在江左还保有遗留的正统。金朝想承接这一尚未断绝的正统，能说是取得正统吗？

译那些喜好结党、排斥君子的人，竟把绍兴年间的宋朝斥为伪宋。唉，我都不忍心说下去了。张邦昌迎接康王府的文书说：“凭借康王府原有的藩封，继承宋朝的大统；汉家遭逢十世的厄运而由光武中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而重耳仍然在世。这实在是天意，哪里是人力所能谋划的呢？”这篇文书如果把靖康以后的宋朝视为游荡的魂魄、残余的精气，张邦昌难道会愿意取代它而占有它的国家吗？张邦昌不能革除宋朝，金朝也就不能承接宋朝。这样看来，后宋与前宋，正如东汉、西汉的关系；又不是刘蜀、牛晋那种宗族关系疏远、世系如牛马般混乱的情形可以相提并论的。讨论正统、闰统的人，尚且认为正统在蜀，而正朔相承在江东，何况后宋继承国祚，同光武、重耳相比更为亲近呢？又怎么可以把它斥为伪朝呢？因此，南渡以后不应当列为《南史》，道理已经很明白了。我世祖平定宋朝时，曾有超过唐朝而不及汉朝的说法：“宋朝的正统应当断绝，我朝的正统应当接续。”这说明世祖把历数上的正统归于宋朝，同时把今天承接宋朝正统的责任归于我朝。当时一两位大臣又上奏说：“宋国可以灭亡，宋史不能灭亡。”这也说明编年史的正统在宋朝。讨论到这里，中原正统而且最为尊大的国统，都不在辽、金，而在上天所赋予的百姓之主，这一点清清楚楚。那么，讨论我元朝的大一统，应当以平定宋朝之日为界，而不应以平定辽、金之日为界，这一点也可以推知了。为什么今天的君子不明白《春秋》大一统的旨意，却急于把我元开国之年作为正统起点，竟想接续辽朝作为正统？他们违背天数的符命，悖逆世祖君臣的比喻，也不顾万世共同的是非公论。唉！不把天数的正统、中原统绪的大义归属于我元，使我元承接宋朝，正如宋承接唐、唐承接隋、晋、汉那样，却妄自划分闰代的承接，想把荒夷而非正统的国统归给我元。我又不知道今天的君子把今天当成什么时代，把当今圣人当成什么君主了。唉！《春秋》大一统的义理，我已经说尽了；请再以成周的大统来说明今天的情形。文王处于诸侯地位，共五十年；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时，才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然而又过了九年，大统仍未集中，必须到了武王十三年伐纣而有天下，商朝的天命才开始改易，大统才开始集中。大概革命这种事，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一天的天命没有断绝，就一天不能说大统已经集中；当天的天命断绝，当天的大统才集中。宋朝的天命一天没有革除，我元的大统也一天不能说已经集中。成周不急于在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以前集中天下大统，那么我元又何必急于在太祖开国五十年以及世祖十七年时集中天下大统呢？再来谈道统：道统所在之处，就是治统所在之处。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去世后，道统几乎失传，过了一百多年才由孟子传承。孟子去世后，又几乎失传，过了一千多年才由濂、洛诸儒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传承。到了杨时，道统向南传布。后来宋朝也南渡了。杨时的传承，传给豫章罗氏、延平李氏，直到新安朱子。朱子去世后，道统传到我朝许文正公那里。这就是历代道统的源流。那么，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后来又传到我朝，君子由此可以看出治统所在之处。唉！时代相隔以后议论才公允，事情久远以后论断才确定，所以前代的史书一定要由后代的君子修撰，因为后人的议论公允、论断确定。晋史由唐人修，唐史由宋人修，那么宋史的修撰理应在今天，不能再推让了。可是今天的君子又不肯把使议论公允、论断确定作为自己的责任，却推托说把公论留给后世的儒者。我不知道后世的儒者又是什么样的儒者。唉！司马迁把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破坏了《春秋》的大法，唐代儒者萧茂挺尚且能够对此提出批评，谁说众多大儒之中会没有一个萧茂挺呢？这是草野中有识见的人士最为痛惜，却不能把自己的言论倡导到朝廷之上。所以我私下著述自己的看法，作《宋辽金正统辨》，等待千年之后修订纲目的君子。至于根据子、午、卯、酉以及五运的旺衰来划分正统的说法，不过是术数家小技的议论，是王勃一类人谄媚君主的言论罢了。君子不取，我也没有什么可再评论的。《辨〈通鉴纲目〉书：汉亡》【明代何乔新】炎兴元年十一月，魏将邓艾到达成都，后主出城投降，北地王、皇子刘谌自杀而死。汉朝灭亡，尹起华说：“记载‘汉亡’，是为了表明汉朝是自行灭亡的，并不是邓艾等人所能灭掉的。”君子说：“尹氏的说法不对。”朱子作《资治通鉴纲目》，上下千余年，记载亡国的事情很多，却从未写过某国灭亡，唯独在这里写“汉亡”，这是《纲目》特别用笔的地方。昭烈帝是汉室宗亲，愤恨奸臣窃取权命，汉朝鼎器将要转移，立志要铲除群凶，恢复高祖、光武的大业，不幸天命已经离去，凭力量无法挽回。等到曹丕篡位，昭烈帝才在武担山以南即帝位，在已经熄灭的灰烬中吹起炎汉的余火，宣扬烈祖光复汉室的事业；他的名分极其正当，意义也极其弘大。自从陈寿谄媚晋朝，撰作《三国志》，尊曹操而压抑刘备，在昭烈帝父子身上不称汉而称蜀，大概是把他们从汉朝正统中隔绝出去。司马氏沿袭这种做法，于是用黄初年号承接建安年号，大概认为汉朝已经灭亡。朱子的意思则认为汉统的血脉尚且存在，不可以说已经灭亡。昭烈帝父子在陇蜀建立国号，祭祀汉室并配享上天，共四十五年，所以汉朝尚未灭亡。到了邓艾的军队抵达成都，后主刘禅不采纳皇子刘谌的意见，却采用谯周的计策，于是赤帝的祭祀中断，汉统才灭绝。所以特别写“汉亡”，是为了表明汉朝不是在献帝成为山阳公时灭亡，而是在邓艾到达成都时灭亡。尹氏寻求其中的说法却没有找到，便勉强替它作解释，这哪里足以知道大贤删削取舍的旨意呢？陈子桱的《续通鉴纲目》，难道知道这个旨意吗？因此，崖山被攻破时，特意写“宋亡”，因为伯颜进入临安时，宋朝还没有灭亡；直到帝昺蹈海而死，宋朝才开始灭亡。由此看来，陈寿把“丞相诸葛亮讨伐贼寇的军队”写成“入侵”，姚燧把陆秀夫一类人诋毁为“流亡逃窜者”，这些做臣子的，难道真是名教的罪人吗？《诸葛武侯文集辨》【李梦阳】

译《诸葛孔明文集》六卷，共七十六篇。《将权之北狄》五十篇，世间已经流布；称为《将苑》的，另一名称叫《心书》；《武德的阴察》二十六篇，则是后来增加的，称作《文集》。阎子任信阳兵备时，刻印他的文集并传播。有人问阎子：“为什么要刻这部集子？”阎子说：“我正有军事事务。”问：“是为了军事事务吗？”答：“是为了兵法。”问：“是为了兵法吗？”答：“是为了兵道。”问：“是为了兵道吗？”答：“是因为它出自诸葛氏。”问：“确实是因为这个。您学习它、依循它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刻印传播呢？”阎子说：“我厌恶那种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他人的人。”李子听到后说：“阎子真伟大，可以说是没有自我的人了。”然而，说这部书出自诸葛氏，是不对的。阎子来拜访李子，问道：“这部书为什么不是出自诸葛氏呢？”李子说：“我私下听说，善于阐明道理的人不会剽窃说法来窃取名声，善于发表言论的人不会附和他人来显示自己。因此，老子不归属于孔子，儒家不收纳墨家；名家和法家的宗旨不同，称王之道不叙述称霸之术。这部书把仁义、诈术、武力并列讨论，确实混淆了真伪；把汤、武、齐桓公、晋文公并称，便混淆了王道和霸道；引用经书、概括史事，把各种流派都引来作证，明显像把零碎材料杂凑在一起；出入黄老、申不害、韩非的学说，说明其传授源流驳杂。” 繁简采用不同制度，文体就乱了；军事说得详尽而政治却简略，立意就涣散了。因此，这部书所谈的事情杂，方法广，道理混杂，是把各家说法抄撮而附会在一起写成的。所以说，这不是诸葛氏亲自撰出的书。阎子说：兵法是应变之事，运用没有固定的形态。汉人与贼寇不能并立，耕作者夹杂在渭水之滨，这样做就很好了。难道不曾说过袭取荆州的孤城、勒降益州吗？如果一定要符合商汤、周武王才算正确，那么龙颜就不该像汉高祖，日表也不该像唐尧了。李子说：兵法没有固定的形态，道却有恒常的体式。所以谈商汤、周武王的人以桓公、文公为可耻，仰慕桓公、文公的人又鄙视孙武、吴起。为什么呢？商汤、周武王的兵是仁义之兵，是顺应天意、回应民心的兵；桓公、文公的兵是节制之兵，是借此求取自身利益的兵；孙武、吴起的兵是诡诈之兵，只有施用于昏乱怠慢的国家才可以。这部书三者都具备，所以称为杂。杂，事情就纠缠；称为广，该书的方法就彼此杂用；称为混，道理就混乱。所以说，这是抄撮各家说法而附会相同之处写成的。况且它奖赏蒙、进用吴，称赞关羽的德行胜过曹操，说刘备是蜀的先主，等等。这些话果真是诸葛亮亲口说出的吗？阎子说：《内经》假托黄帝、岐伯而成，但医术家没有谁能离开它；《左传》被怀疑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学者也没有舍弃其中的文辞。这部书只要学习并依照它，便用它来指陈事情，依着心意探求方法，观察自身来制定道理，那么对于世上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用了。这难道是可以闲置不论的吗？《鲁之郊禘辨》【杨慎】

译程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然而这些事情都是臣子本分中应当做的。鲁国怎么能独自采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赐予、伯禽接受，都是不对的。”我读到这段话，虽然喜爱他言辞严厉、义理正确，却未尝不为他考证不精而遗憾。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乐，是鲁国末世的事，并不是成王、伯禽所为。从前成王命令君陈时，恳切地把遵循周公的谋略训诫作为告诫。谋略训诫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上下名分。难道他命令伯禽时，反而首先废弃这一点吗？由此按道理可以断定，这件事并不存在。根据孔子的话来考察，《论语》记载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啊。”《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郊祭、社祭的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的礼，是用来侍奉祖先的。明白郊祭、社祭的礼和禘祭、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了。”这两句话，是用精微的话显明其中的意义。孔子又怕当时人不能理解，所以又说：“禘祭从灌礼以后，我就不想观看了。”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我不知道。”真正知道禘祭道理的人，对于天下的事，岂不是就像把东西摆在这里给人看一样吗？这里是指自己的手掌。这样已经透露一二了。他又怕后世不能理解，于是又说：“杞国举行郊祭，是祭祀禹；宋国举行郊祭，是祭祀汤。这是天子的事情，守住这种礼制即可。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不合礼。周公的礼制大概已经衰微了。”还有什么比这些话说得更深切明白呢？以上几句话，显明了其中的意义；《春秋》和《鲁颂》则显明了事实。《春秋》记载在庄公时举行禘祭，说明禘祭的僭越始于闵公；记载四次占卜郊祭，说明郊祭的僭越始于僖公。《鲁颂·閟宫》第三章说：“于是命令鲁公，使他在东方封侯，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这是说成王命令伯禽，授予他爵位和土地；诗中只说他是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以下的人，并没有说诗人赞美僖公郊祀的事出自成王的命令。孔子在《春秋》中记载郊祭，从僖公开始，到哀公结束；假如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已经有郊祭，为什么不记载呢？《鲁颂》歌颂僖公，正是为了显明鲁国僭用郊祭的开始。由《春秋》《鲁颂》考察，就知道郊祭、禘祭不是成王所赐。况且史书是记载事情的书，以天子的礼乐赐给诸侯，难道是小事吗？左氏从未说过这件事，公羊氏从未说过，谷梁氏从未说过，《国语》也从未说过。公羊氏说：“占卜郊祭不合礼。”为什么占卜郊祭不合礼？因为鲁国举行郊祭不合礼。他的话正是孔子的意思。隐公曾向众仲询问舞蹈所用的羽旄数目，众仲说：“天子用八列，诸侯用六列，大夫用四列，士用二列。”隐公听从了。于是开始献舞用六列羽旄。假如八佾是成王所赐，众仲为什么不拿这件事来回答？据此可知，隐公时还没有郊祭。庄公观看齐国的社祭，曹刿劝谏说：“天子侍奉上帝，诸侯参加，以接受天命；诸侯祭祀祖先，公卿大夫辅助，以接受政事。”据此可知，庄公时还没有郊祭。皋鼬结盟时，苌弘想让蔡国的祝鮀先讲述鲁、卫最初受封时所蒙受的恩宠和赐物。他讲鲁国受宠，获得大辂、大旗、夏后氏的璜、封父国的繁弱弓、土地陪敦，以及祝宗、卜史、官司和礼器，细节全都列举，好像鲁国曾受赐天子礼乐。祝鮀本来正应借此机会夸大其辞，可是反而一句也没有提到，为什么？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子家驹说：“设置两座阙观，乘坐大辂，用朱盾玉戚舞《大夏》，用八佾舞《大武》，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 如果这些礼乐果真出自成王所赐，子家怎么敢当面指斥昭公僭越而毫不避讳呢？由此看来，鲁国借用的并不只是郊祭、禘祭，天子礼乐无论大小全都使用了。周公阅来鲁国聘问，鲁国设宴用昌歜、形盐招待，他推辞不敢接受。▯武子出使鲁国，鲁国宴请他，奏《湛露》、献彤弓，他说：“我怎么敢触犯大礼呢？”两人的辞谢，大概都是厌恶鲁国的僭越。由此看来，可以知道鲁国僭越礼制的时间还不长，所以从上至天子的宰相、下至邻国的卿，只要有见识的人都感到疑怪并加以辞谢，而鲁国人却没有一句话提到成王的赐予来为自己辩解。由此可知那是诬说。我考察《吕氏春秋》说：“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祭、宗庙的礼制，天子派史角前往答复，大概并未同意。”这难道不是明白的证据和大案吗？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襄王出逃后又回来，尚且不允许晋文公请求开凿隧道；平王衰弱而迁都，仍不答应鲁惠公请求郊祭。成王的贤德胜过襄王、平王许多，尚且吝惜不给，却说成王曾赐给鲁国；晋文公、鲁惠公尚且不敢轻易使用，却说伯禽接受了，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已经赐予、已经接受，鲁惠公又何必再次请求呢？有人说：“您的话固然如此，然而《礼记·明堂位》有这样的说法，《祭统》有这样的说法，《诗经·鲁颂》的传文也有这样的说法。”唉！这三种说法都是假的。《明堂位》的说法，是鲁国浅陋的儒生想要尊崇宗国，仿佛没有这件事就不行。鲁公逃奔齐国，哪里有先王向楚国夸耀鲁国的事？只是有这样的说法而没有这样的事实罢了。这样说不但不能扬名发誉，反而足以贬低君主、自取损害。汉代儒生没有远见，把《明堂位》列入礼经，于是《祭统》的说法因袭它，《鲁颂》的传文也因袭它。因此，《祭统》的错误，是并列承袭《明堂位》枝节的错误；《鲁颂》的错误，是承接《明堂位》遗留下来的漏洞。君子不考核经文、会通传文，却偏偏相信这一说法，也太固执了。况且《明堂位》的说法本身也互相矛盾。既说成王因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劳，赐给鲁国天子礼乐；又说成王、康王赐给鲁国重祭。既说是成王，又说是康王。成王已经赐过，康王就不应再赐。拿这件事来追问，就像审理没有感情的案件一样，一审问便显露出它的真相。大概自从王道恩泽枯竭之后，隐士之士便混杂议论：有人说舜是尧的臣子，有人却说舜囚禁了尧；有人说禹的德行衰退，有人说伊尹以烹饪之术要挟商汤；有人说孔子在卫国依附痈疽、瘠环，南游时向漂女交谈辞谢。这些都是厚诬圣贤、方便自己私意的说法。

译这种说法的兴起，大概与它们是同时的。幸而孟轲辨明了这些事，孔子也顺带加以辨正；至于成王、伯禽的事情，不幸没有得到明达之人的辨析，反而被号称大儒的人拿来解释经文，使成王、伯禽蒙受首要罪人的恶名达千年之久，我难道可以不为之辨明吗？古语说：“三次占卜，听从其中两次的结果。”现在俗话说：“四次不拗，六次不变。”都是说贵在顺从多数。经传中的明证，数量如此之多；曲解经义的儒生孤陋的说法，数量如此之少。在千年之后辨明是非，应当听从哪一边？也不过听从多数罢了。《周正辨》【周洪谟】有人问南皋子：“唐、虞、夏后都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就是现在历法所用的月份。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难道是把子月作为正月吗？”南皋子说：“所谓岁首，是说改元从这个月开始，因此把这个月作为正朔，并不是把这个月叫作正月。”又问：“正朔和正月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正，就是端；端，就是开始。正朔是十二个朔日中的第一个，是史官纪年的起点；正月是十二个月中的第一个，是历官纪年的起点。”有人说：“正，是长的意思。正朔是第一个朔日，正月是第一个月，就像长子是第一个儿子一样，所以都可以叫作岁首。”在商朝以建丑为岁首以前，《尚书》说：‘惟元祀十有二月。’这是说商代以十二月为正朔、为岁首，并不是把十二月称作正月。在秦朝以建亥为岁首以后，史书说秦国兼并天下后开始改年、举行朝贺，都从十月朔日开始，所以说‘元年冬十月’。这是说秦代以十月为正朔、为岁首，并不是把十月称作正月。由此推知，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十一月为岁首，并不是把十一月称作正月。后世儒者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有纷纷不决的争论。汉代孔安国、郑康成认为周人改了时令和月份；宋代程伊川、胡安国认为周人改了月份而没有改时令。只有九峰蔡氏认为既没有改时令，也没有改月份。到了元代，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浚、吴渊颕、汪克寛等人，又远远承袭汉儒的错误，竭力诋毁蔡氏的说法，认为用于解释《尚书》可以听从，用于解释《春秋》却不能听从。唉！四时的次序，千万古以来都不可改变，他们却把它纷纷改乱：把冬当作春，把春当作夏，把夏当作秋，把秋当作冬；位置随着次序迁移，名称与实际相违，即使庸人和痴子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难道圣人整齐四时、奉行天道来治理政事，竟然会这样吗？我担心学者被他们的话迷惑，最终没有不诬蔑圣经、扰乱先王法度的。因此把《易》《诗》《书》《周礼》《春秋》《论语》《孟子》以及《汲冡周书》《史记》《汉书》中可以证明各位儒者争论错误的材料，参照考订，详细列在下面。《成王赐伯禽天子礼乐辨》【王世贞】《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命令鲁公世代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程子说：“成王赐予、伯禽接受，都是不对的。”杨慎说：“这个议论是正确的，但对事实却没有考察详尽。”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是在鲁国末世吗？《明堂位》是在周室衰微时由浅陋儒生写成的。从前鲁惠公向周天子请求郊祭、宗庙的礼制，周天子派史角前往答复他，这是平王时的事。如果成王已经赐予、伯禽已经接受，鲁惠公为什么还要再次请求？有人说：“史角前往答复时，尚未正式答应。”周室到了平王时已经衰微，到了襄王时又更加衰微。襄王尚且不答应晋文公请求开凿隧道，却说成王会赐给鲁国郊祭礼制吗？那么鲁国的僭越究竟怎样呢？回答说：“都记载在《春秋》中。”《鲁颂》以及《春秋》记载：桓公五年记大雩，雩祭始于桓公；闵公二年记禘于庄公，禘祭始于闵公；僖公三十年记四次占卜郊祭，郊祭始于僖公。鲁国从伯禽以下传十八世，到僖公时才开始郊祭，诗人歌颂他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又说：“伟大的上帝，皇祖后稷。”那么郊祭显然不是成王所赐。孔子所以说：“禘祭从灌礼以后，我就不想观看了。” 又说：“杞国的郊祭，是祭祀禹；宋国的郊祭，是祭祀汤；鲁国的郊祭、禘祭，不合礼。”周公的礼制大概已经衰微了；鲁国的君臣惭愧不安，害怕天下人的议论，于是借成王、伯禽作借口；那些浅陋的儒生又极力附和他们，真是毫无顾忌。《鲁颂》说：“白牡骍刚。”白牡，是殷人的白色公牛。鲁国为什么不用赤色的牛？唉！我知道了：鲁国是沿袭宋国而僭用礼制的，难道还想用宋国来为自己解说吗？王子说：“杨慎辨析得很清楚，也很精彩，然而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礼制这件事，成王实际上已经解释清楚了，从哪里知道呢？从鲁国请求开凿隧道这件事可以知道。隧道是隐微的礼制。晋文公是称霸诸侯的强国君主，又因复立周王而有大功；周王却是软弱的君主。晋文公谦恭地请求，周王以强硬态度拒绝，而晋文公也不再请求。郊祭、禘祭是重大的典礼，鲁国是弱国；鲁国没有请求，天子也没有追问，所以我说这是成王所赐。后来鲁国内部又改而归属于齐、晋这样的盟主。拖欠赋役会受到讨伐，擅自用兵会受到讨伐；国君被阻止，国君不得朝见，大夫两次被拘执却无人追问，都是因为僭用礼乐而受讨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借口呢？回答说：“向天子的宗伯、太史申辩，而他们的官职并未废失；三国分配宝物的事，天子确实有记载，难道会对这样的大礼忘记它的来源吗？” 鲁国早已在齐、晋之前取得了僭越礼制的资格，为什么还要等待鲁国呢？《春秋》通过相互参见的记法，只是含蓄地加以讥刺罢了。如果僖公才开始僭用郊祭，《鲁颂》为什么不删掉这些内容？《鲁颂》没有删掉，正说明不是僖公才开始。既然如此，为什么使用白牡？回答说：“这是成王的心意，是为了尊崇周公、报答他的功德。”使用白牡，是把鲁国和宋国同等看待；又把宋国列入其中，是为了显示等级。鲁惠公为什么还要请求呢？是请求讨论这件事；有时以器物作为答复，表示已经许可。《吕氏春秋》毕竟只是吕氏的说法，有什么证据呢？《放生辨惑》【陶望龄】

译芝亭张先生来到这里，王子和各位善友在万历辛丑年仲夏初一，于城南创立放生会，于是书写云栖大师的《放生文》，会稽人推为首篇，又命我把浅陋的言语附在篇末。我认为慈悲之心和功德，前代贤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不必再加以论述；只是针对世俗人所排斥、坚固难以突然破除的观点，略作几条答复，以解开众人的疑惑。唉！蚊虫叮咬人、虎狼吃生肉，自古就有这种说法，可是白发老人仍然迷惑不解，这正是被鲍氏弱子讥笑的了。问：仁者应当广泛救济苍生，拯救扶持华夏，何必对微小的生物留情，效法那种小小的慈悲，最后和孩子嬉戏一样，哪里有大丈夫的气概？答：事情有大小，慈悲之心却没有大小之分；捕捉大象、擒拿兔子时，狮子全力都在其中；纤细的草木和高大的树林，一场雨普遍沾润，并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难道因为善事小就嫌弃它而不去做吗？心难道不是广大的吗，怎么能看出小事不是大事？如果一定照你说的，那么畜养池塘就没有相郑的功劳，祝网的故事难道不是成汤的谋略吗？你不知道天心平等地爱护，道眼普遍地观察；既然这种心没有宽狭的差别，那么论及万物的生命，又有什么贵贱之分？所以即使寒微的生命也应当立即珍视，肖翘之类也能救活万人；世上的君主图谋称王，觳■〈觳，束代殳〉也胜过天下，怎么能任意残害浪费呢？只应当不断扩充这种慈悲心。问：亲爱亲人，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又爱护万物，次序有先后，施行有轻重，应当先谋求其中重要的，先把这些轻微的事情放在后面。答：如果靠劫盗来供养亲人，不如制止盗贼以使亲人安宁；如果靠屠宰来行布施，不如减少布施而保全生命。大概忍耐一次可以使生命得以保全，百次忍耐也只是一个慈悲，而能涵盖百种慈悲。爱亲的人尚且不敢把恶意施加给别人，那么救济众生的人难道反而应当残害万物吗？从前有个懦弱的人，曾经被围困在城中，起初虽然蒙着被子仍然争斗抗拒，后来却登上城墙亲自防守抵御。于是他问别人：“勇敢可以学习吗？”勇气来自血气，尚且可以因练习而增长；仁爱本是人的天性，难道还难以学习吗？本来就应当滋养我的生意，远离杀害的念头。生是最顺应天理的，所以喜爱生命就是招来顺遂的阶梯；杀是最违逆天理的，所以远离杀害就是除去违逆的关键。如果能够时时救护万物，念念利益生命，就能使暴戾的人广泛生出爱心，如同把春色转移到寒冷的树枝上；使忤逆的儿子奉承父母欢乐，如同用勺中的水疏浚源泉一样。问：万物与人并非同类。假如先王不设置网罟、毕弋，鸟的足迹、兽的蹄印必定交错遍布中原。即使说是爱护万物，终究还是会妨碍人。况且鸡、鸭长期繁殖，青蛙、鱼类不杀同类，充满天地，恐怕会没有容身之处。答：野兽有茂盛的草地，鱼儿跃入深水，彼此共同生长，怎么会互相妨碍呢？如今蜀地不吃蟹，楚地不捕蛙，却没有听说楚、蜀的乡里全被青蛙、螃蟹占据。杀它们，种类反而更加繁盛；不杀它们，生命反而不一定繁殖。人和羊的说法，其错误实在可悲。问：鳞片和鬣毛还没有舒展，网罟就已经追捕而来，既然难以逃脱死亡，放生又有什么用？这种妇人般的仁慈，明智的人会笑话它。答：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总有无常，人也是这样，并不只是万物如此。假如因为物命难以延续，就认为理应把它煮来吃，那么也将说人生没有多少年，便可以随意诛杀消灭吗？然而监狱中必死的囚犯，病床上濒临死亡的病人，医治者仍想尽力拖延朝夕，掌刑法的官员也一定反复斟酌到秋冬。这是已经决定死亡却仍希望它生存，那些放生的生命则是重新获得生机而未必立即死亡。何况放生救护的举动，本来出于我的慈悲怜悯之心；亲眼看见它获得生命，就好像永远把它投入生路；亲手挽救它的死亡，就好像永远使它脱离死门。那么何必预先怀疑它会死，为什么要求生命一定永远保全呢？问：众多生命走向死亡，大多会遭遇这种情况，而放生极少。救活一个却遗漏一万个，何必追求普遍周全呢？答：爱心要靠内心实行，慈悲要借方法运用。从前所说的仁术，尚且不妨杀羊来替代牛；如今发慈悲之心，又怎么妨碍救活一个而遗漏一万个呢？只要有这颗心和这种方法，自然就能普遍周全。所以布施几文钱，功德也可说等同于大千世界；何况使众多生命获得新生，功德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救济旱灾本来不是只浇灌一次，最终也能使将要枯死的其他禾苗恢复；绕塔礼佛难道等同于游猎吗？这也好比向沸汤中投入一勺水。况且愚人只求满足口腹，智者以此愉悦心神；只知道口腹满足的甘美，却不懂心神愉悦的大快乐。因此，干涸的鱼鳞忽然得到水润，被笼的鸟羽重新舒展，刚要游入锅中却忽然返回江湖，将要走上刀砧却突然脱离拘缚，仿佛正要被押赴刑场却遇到赦免，又像遭受盗贼俘虏却得以返回；它们刚刚苏醒便悠然远去。在水濠中知道游鱼的快乐，面对水流便忘记饥饿；看到生命获得保全，觉得安逸轻快就在自己身上；庆幸它脱离灾难，就像自身重病痊愈。那些人筷子下摆着万钱，面前陈列着方丈大的食物，三寸舌头以外的美丑哪里知道？一片肉吃饱以后，腥膻之物令人厌恶；这种所谓娱乐又有多少呢？哪里比得上在生死之间救脱生命，在飞跃之际使我的心情愉悦？洗涤于清澈浩渺的水中，共同享受游入深谷的欢快；放眼烟云，一同享受冲上长空的快乐。这样看来，众人经营的是口腹，我所娱乐的是精神情感，取得适意本来相同，只是心与口有所不同罢了。问：万物本来不是万物，生命也本来没有生命，只须彻底领悟这一点即可。一心便足以曲成万物，投身悬崖、割肉喂食尚且属于有为之事，赠蚌放螺只是徒然增加劳费。答：穷究最根本的道理，哪里还有什么死与生？顺应万物的情性，也会为生而欣喜、为死而悲哀。因为众多有形之物正是真空之境，涉入事物正是融合理法的门径。如果执着于无为而厌恶有为，那么无为的言论正好给吝啬提供借口；执着于无生而诋毁放生，那么无生的说法反而助长贪婪残暴。既然吃肉不妨碍真正修行，难道放生反而违背玄妙的道理吗？就像所说的投身悬崖、割肉喂虎，都是完全忘却自身；喂虎、饲鹰，则使悲悯之心更加广大。运用悲悯之心而行有为的功德，这就是显著的；去除执着自身而达到无生的宗旨，这又暗中相合。如今所看重的是自身，所轻视的是万物的生命；珍爱自身生命已经如此，却贪恋生存而杀害别人的身体，反而假托无生无死。这比世俗人还要更加不仁。《李长吉诗辨》【锺惺】

译杜牧和李长吉是交情深厚的朋友。杜牧在《叙长吉诗》中说：“李贺将要死时，曾把平生所作的歌诗共二百三十三首交给我。现在二百三十三首都在，那么长吉的诗就没有散失的了。他所散失的作品并不算散失，都是李贺不愿保存的。”可是李藩却从李贺的外兄那里搜集他散失的作品，还怨恨他的外兄因为旧日的怨恨把诗全都投入堤堰之中，这不是纷纷扰扰、多管闲事吗？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何况李贺这类人，内心都有确实的依据，而在世俗社会中却没有什么可以寄托的人呢？一个内心有自己的依据、却不被世俗接纳的人，死时把诗交给知己朋友，诗只有二百三十三首，那么除此之外的作品必定都是他不愿保存的。这样还不足以确定长吉的诗，偏要另外传布他不愿保存的作品，实在是无知之人祸害诗歌。然而，把李贺的诗投入堤堰和怨恨其投诗的人，作为庸人而无知，这两者相同。总的说来，诗能够投入堤堰之中，是长吉的幸运；而二百三十三首流传于世、没有一个字散失，都是长吉文章之神所造成的。像长吉这样的人，自己不愿保存的东西，即使全天下都想共同传布，他也一定毅然自行舍弃。《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五 （明）贺复征编 ○解一 刘勰说：“解，就是解释；解释疑滞，征引事理来回答。”吴讷说：“解，也以讲释、剖解为意义，与‘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种说法是：“解，就是解释疑惑，必须设置问答来充分说明情理，这样在讽诵之间，疑惑自然就会得到解释。”这种文体的意义大概始于《七发》等篇，《文选》于是把“七”作为一种文体，这并不是懂得文体的人所说的。到了韩愈写《进学解》，才开始以“解”命名篇章，所以现在特意把它列为一体，并把《七发》等作品附在后面。贺复征说：“《文选》把‘七’列为一体，固然不合前面的说法；把‘七’收入‘解’体，也不妥当，详见后面设置文体的说明。” 《进学解》【唐·韩愈】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学生站在讲堂下，教导他们说：“学业因勤奋而精进，因嬉游而荒废；品行因思考而成就，因放纵随便而毁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逢，治理国家的各种措施都已施行，铲除凶恶邪僻之人，擢拔尊崇俊秀贤良之士。只要稍有一点善行，大都可以登记姓名；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搜罗、剔选人才，洗去污垢而磨砺光彩。即使有人幸运而被选拔，谁说人才多就不会被显扬呢？各位学生只应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能精进，不要担心主管官员不明察；只应担心品行不能成就，不要担心主管官员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吗？弟子跟随先生学习已有多年，先生口中不停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上不停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情，一定提取它的要点；编纂言论，一定探究它的深意。贪求博闻而务必有所收获，细小和重大的内容一样不舍弃。燃烧灯油来接续白昼，始终勤勉不懈地度过一年又一年。先生的学业可以说很勤奋了！您排斥异端，推拒佛教、老氏，弥补儒学的缺漏，阐明深奥幽微的道理，探寻已经失传的绪脉，独自从旁广泛搜求并远远继承。阻挡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把已经倾倒的狂澜重新回转。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是有功劳了！您沉浸在醇厚浓郁的学问中，含英咀华，写成文章，著作堆满家中。向上探究姚、姒时代的文章，浑厚广大而没有边际；《周诰》《殷盘》确实艰深聱牙；《春秋》谨严缜密，《左传》却浮夸铺陈；《易》奇特而有法则，《诗》端正而繁美。下至庄子、屈原的作品，司马迁所记录的文章，以及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精工。先生在文章方面，可以说内涵宏大而外在铺陈自如了！您年少时开始学习，敢于进取；年长后通晓事理，处理各种事情都很合宜。先生在做人方面，可以说已经成就了！可是您在公事上得不到人们信任，私交上也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就获罪。暂时担任御史，随即被贬逐到南方夷地；做了三年博士，职位闲冗而没有政绩。命运和仇人合谋，您什么时候不遭失败呢？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诉饥饿。头发秃了，牙齿缺了，到死又能得到什么补益？您不考虑这些，反而来教导别人像先生这样做。”先生说：“唉，你到前面来。大木做栋梁，小木做椽子，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自都得到适当的位置，使用它们来建成房屋，这是工匠的本领。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的皮，全都收集蓄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良医的本领。选拔贤明、公正任用人才，各种巧拙的人都进用；迂回有余的使之显得美，卓越特出的使之成为杰出人才，比较长处、衡量短处，只根据器用来适合安排，这是宰相的办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车辙周行天下，最终老死于奔走；荀卿坚守正道，弘扬宏大的学说，因逃避谗毁而到了楚国，最终废弃而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吐出言辞便成为经典，举足行动便成为法则，超越同类、脱离常伦，完全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遭遇世俗又怎么样呢？如今先生学习虽然勤奋，却没有遵循学术的正统；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抓住其中的要旨；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显著于众人面前。即便如此，您还每月耗费俸禄，每年消耗廪米；儿子不知道耕作，妻子不知道纺织；骑着马带着随从，安坐着吃饭；沿着前人的道路匆匆追逐，窥看旧有的书籍来窃取其中的内容。然而圣明的君主没有加罪于您，宰相也没有斥责您，这不是您的幸运吗？一行动就得到诽谤，名声也随之受损；被投置在闲散职位上，本来就是命分所应当如此。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无，盘算官阶俸禄的高低，忘记自己的才量所能相称的范围，专门指摘前人的瑕疵，这就像责问工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栋梁，讥笑医师用昌阳延年，却想要进用豨苓一样。《获麟解》【韩愈】麒麟作为祥瑞之物，显而易见。它被歌咏于《诗经》，被记载于《春秋》，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东西，家中不会蓄养，天下也不常有。它的形状奇特，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等。这样一来，即使有麒麟，也无法知道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适宜了。即便如此，麒麟出现，必定是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认出麒麟，于是麒麟果然不是不祥。又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是凭德而不是凭形。如果麒麟出现时没有圣人，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适宜了。《命解》【李翱】

译有人说：“尊贵和富有都在自己，只要凭智慧去求就能得到，哪里还需要谈什么命运？”又有人说：“不是这样。求取却得不到，不求取却有得到的，都是命运；人为努力又有什么用？”两人离开后，有人问我：“这两个人的话，哪一个正确？”我回答说：“这些都是把人引入不善的说法。凭智慧去求取的人，就像偷种别人田地的人；把一切都归于命运的人，就像不耕种却等待收获的人。我都不取。”遵循正确的方法，沿着正当的道路，即使获得千乘之富，整体被置于卿大夫之上，接受它而不推辞，也不能说是贪婪；因为利于自己的私益少，利于天下的益处多，所以不推辞。这与命运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取得它不遵循正道，即使只是一杯饮料这样微小的东西，也不可以接受，何况巨大的富贵呢？这并不是廉洁，因为利于别人的地方少，损害正道的地方多，所以不去做。这与智慧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君子的处世原则，就可以知道了。《人旱解》【盛均】涒滩年间，越地广大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塞地各处迁移集市，始终不下雨；祈祷山川众神，也仍然不下雨；祭祀土龙，舞动巫觋，反而更加不下雨。有人说国内有个方术之士，能够捕捉并驱退龙，还能对龙喧骂。从前曾经这样做过，农田获得了水泽。等到召来方术之士，旱象却依旧，太守发怒，立即命人捉拿他，方术之士逃走了。他留下的袋子里有一幅书，题目叫《人旱》。旱灾有三种：天旱、国旱、人旱。什么叫天旱？阳气失常而肆虐，地下的百姓谨慎守持，即使六七年，百姓也不会饥饿。什么叫国旱？君主之道造成灾害，道德枯竭、仁爱干涸，贪婪之风和暴虐之气蒸腾，形成时疫。什么叫人旱？国家败坏政事，官吏以行为残害百姓，千里之内人心焦躁，不能化为阴和之气。天旱，应当从仁爱上求治；仁爱融洽，年成便丰收。国旱，应当从道德上求治；道德滋润，恩泽便流布。人旱，应当从政事上求治；政事清明，风俗便富足。如今财货流通于上层，刑罚滥施于下层，百姓焦虑愁苦，积聚成怨恨和暑热，这就是所谓人旱。太守不清理自己的政事，却追捕龙来求雨，就像乘车赶往大海、豢养羊而盼望它长翅膀一样，哪里值得希望呢？太守得到这篇书，怒气更盛。这一年从正月一直到五月不下雨，第二年饿死的人有几千，而太守也因财货之祸受到惩罚。《象刑解》【沈颜】舜、禹时代，采用象征性的刑罚，百姓不敢触犯。所谓象刑，就是用赭色、墨色染在犯人的衣冠上，使服色有所区别，共分三等。到了秦代法律苛刻残虐，才使用肉刑，锯、凿、鞭打、扑击，各种痛苦刑罚全都施加，但犯罪的人反而更多，风俗更加无法治理。原因是什么？不只是因为上古淳朴，百姓容易教化，也因为圣人的智慧深远，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每天割鼻、断足、鞭打、扑击他们，他们也不再畏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九个人戴冠，一个人披发，披发的人羡慕戴冠的人，戴冠的人胜过披发的人；九个人披发，一个人戴冠，戴冠的人羡慕披发的人，披发的人反而胜过戴冠的人。百姓不知道戴冠、披发哪一种更好，只看见人数多的便羡慕。如今免刑的人多、受刑的人少，人们尚且羡慕免刑者多；等到受刑者多、免刑者少，难道还会以少数为胜吗？所以说：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每天割鼻、断足、鞭打、扑击他们，他们也不再畏惧。百姓的心，只知道放纵自己所做的事情，却不知道戒除自己的过失；如今侮辱并鞭打他们，不足以成为惩戒。为什么呢？因为鞭打停止，罪名就被认为已经释放；疼痛停止，羞耻就消失；羞耻消失，便又做起原来的坏事，所以不足以成为惩戒。虞舜把犯人的衣冠染上颜色，使服色不同，这样罪名终身不能解除，羞耻一生不能消灭。难道只是犯人自己感到羞耻吗？看见他的人，也都认为这是羞耻，也都把它当作戒惧。我所以说，不只是因为上古淳朴、百姓容易教化，也因为圣人的智慧高远，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叛解》【李甘】有人说：“申恒与谁结仇，为什么要叛乱？”回答说：“盗贼难道与富豪结仇吗？不过是贪图他们的财产而强行索取，就像怨恨主人一样。申氏学习盗窃，恒氏学习抢劫，不是差不多吗？”又回答说：“损害财物叫盗，因盗窃而伤害人叫贼。天下有士人家中储藏布帛粮食，天下有丞相家中拥有子弟。申凭借叶县，难道不是盗吗？恒惊扰宰相，难道不是贼吗？”有人说：“有人盗窃一金，难道要花费十金去捕捉他吗？有人杀害一个人，难道要杀十个人才能把他处死示众吗？如今出兵三年，并不是花十金才捕获一个盗贼，费用怎么算？死了一万人，并不是杀十个人才处死一个贼，杀戮又怎么算？”回答说：“如果因为一金价值轻微而不捕盗贼，那么穷人家家都会谋划盗窃，富人家家都会遭遇盗窃；如果因为杀一个人数量少而不处死示众，那么强壮的人个个都会成为贼，懦弱的人个个都会被贼所害。因此，消灭天下的盗贼，三年还算早；战胜天下的贼寇，死一万人还算少。”有人说：“我听说人少的家庭要加固门户，为什么不把门闩好呢？”回答说：“天下雨而墙垣毁坏，盗贼乘机而入，难道只是因为门没有关好吗？”又问：“既然他们熟悉叛乱的技巧，把他们赎出后任用为官吏怎么样？”回答说：“盗贼想要逞巧，官吏却不想扰乱。” 这就像赎出倡女来做妻子；她做倡女时可以淫乱，做了妻子就会禁止淫乱吗？《朱氏梦龙解》【刘蜕】吴郡朱氏说：“从前有一天夜里，我梦见龙进入井中。”喜欢说荒诞话的宾客便编造吉祥的占辞来为朱氏庆贺。我说：“我从未认识周公、孔子。然而假如我梦见一个男子，只要给他穿上古代的衣冠，便说他是周公、孔子，人们一定知道这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从未到过越地，不知道越地的城郭、宫室、道路和巷子；假如偶然梦见它，也不能自己知道那是哪座城。那么朱氏梦见进入井中的东西，怎么知道它是龙呢？难道不是因为平时常见画工所画的龙，弯曲它的脊背，伸张它的爪子，在身上施加甲片、鬣毛和云气，于是才像那个进入井中的东西吗？这说明朱氏梦见的是画中的形象，大概不是梦见了龙。自夏后氏以来，人们没有见过真正的龙，然而谈论龙的人，不过是相信图画罢了。汉、魏之间所谓多次见到龙的人，见到的也是画中的龙。薄姬怀孕的故事，也是画龙造成的。时门的斗龙故事，也同样是画龙造成的。史书都把它们说成龙，并且已经显明史书的荒诞，何况朱氏所学的说法不是更荒诞吗？龙不会轻易出现，也不可以被轻慢亵渎。妇人有德便不会争斗，所以知道那些都不是龙。唉！龙以变化为德，所以孔子说：‘只有龙啊！’它不可知，这正是它的德；如果只是像蚯蚓、像尺蠖、像蛇、像鱼，仍然可以知道，那就不能称为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有人说，既然像所画的形状，也可以称作龙，那么朱氏梦见的究竟是什么龙呢？《学解嘲对书》【沈亚之】

译有位客人认为，如今国家的粮食供应不足，漕运转输又无法承受其中的弊病，这是劳费远方而怠慢近处，便来向我询问。我因此愤懑了好几天，特意详细地回答说：从前汉朝迁徙崤山以东那些豪强富户和兼并之家，来供奉园邑，共有一百二十四万户；又有南北东西各军，以及匈奴等杂乱的寇盗，凡是以国人众多前来归附的，都仰赖汉朝供给，从没有听说过要等到从吴越漕运转输来以后才供给他们。如今用三十万人从事江淮地区的粮食运输，每年贡粮三十万斛，逆流而上，跋涉险滩，船只倾覆，车轭毁坏，能够运到的不到一半。自渭水以东，负责督察稽核的官署共有四十七处，每署官吏不少于数百人，每年耗费钱财，大数约为十万；而各部官吏、船夫、雇工彼此勾结作奸，鞭打榜笞，流血遍地，痛苦的声音彼此相闻；禁锢多年不能解除，每年有一千多人，即使得到赦免宽宥，死在狱中的人也多得数不清，这实在不是圣人治理人民的办法。从前燕人叛乱，玄宗南巡巴蜀，肃宗在神武操劳军务，于是两次车驾远游；代宗驻临陕地，关中百姓流离失所，瘦弱的牛一条缰绳竟值市钱二十万。因此才有了转运输粮的办法，虽然可以救济一时，但最终却转而造成祸患，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虽还不能突然废除这种办法，暂且应当把三辅的粮食作为贡赋，并重视资助农民，这样耕种就会自然勤勉；耕种勤勉，那么甸服之内就不会有荒芜的土地和游民了。这样积蓄九年的粮食就可以储备起来，又何必劳苦地向远方运输呢？客人说：恭敬地听取了您的话。《相解》【皮日休】如今的相士给人看相，一定会说：某人的相貌像龙，某人的相貌像凤，某人的相貌像牛马；某人将位至公侯，某人将位至卿相。这就是说，长得像禽兽就能富贵。唉！人立于天地之间，从万物中分有人的本性；尊贵的，不过是人罢了，哪里会有具备真正人的形貌却贫贱，像禽兽却富贵的道理呢？如今的人，听见别人说自己的相貌像禽兽就高兴，听见说自己具备人的形貌就恼怒；听见别人说自己的行为像禽兽就恼怒，听见说自己有人的仁心就高兴。凤难道只是禽鸟吗？凤是有仁义的禽鸟。驺虞难道只是兽吗？驺虞是有仁义的兽。如今的人，仁义能够与它们相符合吗？所以行为还不如禽兽，也是应当的啊！有人问：相术真的存在吗？我说：最高的善出于本性，最大的恶也出于本性；中等资质的人，善恶取决于后天教化。最高的善出于本性，如周文王还在母腹中时便不使母亲忧虑，重耳年幼时柔弱而不好嬉戏，便是这样。最大的恶也出于本性，如商臣长着蜂目、发出豺声，必定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叔鱼长着虎目、猪腹，必定会因受贿而死，便是这样。中等资质的人，善恶取决于后天教化，如大舜施行教化而有苗归服，仲尼施加教导而子路服从，这是受善的影响而改变。又如齐桓公，管仲辅佐他便称霸，竖貂辅佐他便发生动乱，这是受恶的影响而改变。所以舜辅佐尧，天下太平；禹辅佐舜，大灾得以消除；咎繇辅佐禹，这才是所谓的相人。看见一个人便知道他的贤能或愚昧，看见一个国家便知道它治理得好还是混乱，这也是相人。有人问：贤愚，是看见人的行为而知道的；请问圣人给人相面，能够知道他将来是否有官位吗？我说：尧对于舜，把天下托付给他，是知道他有资格居于帝位。舜对于四凶，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是知道他们没有资格居位。有人说：如果这样，圣人能够相人，那么贤者必然得到官位，不肖者就不会立于朝廷了。三苗、九黎怎么还能建立国家？飞廉、恶来怎么还能得到爵位？我说：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能识别人相，竟至于使国家灭亡，哪里还有工夫相人并任用他们呢？因此三苗、九黎没有听说不灭亡的，飞廉、恶来没有听说不被诛杀的。唉！圣人相人，一丝一毫也不会差错，不会失误到累黍那么微小的程度；说他善，他一定善；说他恶，他一定恶；说他能够胜任，他一定能够胜任。如今的人不按照这种方法考察自己的内心，却拘泥于求取子卿、唐举那样的相术；处在穷困的境地，困厄时不想以道义通达，不想以德行进身；一听说自己有官位就忽然自负，坐在白屋中便自认为有公侯的姿态，吃着藜羹便自认为有卿相的神色，这大概是因为不能自己相察自己的内心啊。有的士人处于穷困境地，盼望得到一金的帮助，已经有终身难以摆脱的困境；有荒诞的人自称精通子卿、唐举的相术，取得他们的钱财，简直易如反掌。难道有人能够用圣贤之道来考察自己的内心吗？唉！举世都顺从这种做法，只有我独自违逆它。这种做法的荒谬，已经非常明显了。《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六 （明）贺复征编 ○解二 《碑解》【宋孙何】

译进士鲍源凭文章来拜见我，借给我二十篇碑文与我谈论。他对东汉、李唐的旧事相当熟悉，可惜安于自己所习的旧说，其中仍有未能改变世俗观念的地方，所以我写了这篇《碑解》赠给他。碑并不是文章的名称，大概是后人借“碑”来承载铭文罢了。铭文不能完全表达的内容，再用序文补足；编录的人通称为“文”，这就错了。陆机说：“碑如果只披览文章而考察实质，那么本末便没有依据了。”铭的起源，大概始于论述和撰写祖先事迹，称述器物功用，借镌刻流传下来以作鉴戒。刻在嘉量上的铭，称作“量铭”，这样才对；把那篇文章称为“量”，就不对。刻在景钟上的铭，称作“钟铭”，这样才对；把那篇文章称为“钟”，就不对。刻在宗庙鼎上的铭，称作“鼎铭”，这样才对；把那篇文章称为“鼎”，就不对。古时候盘、盂、几、杖都有铭，顺着器物来称作“盘铭”“盂铭”“几铭”“杖铭”，这才差不多合乎正名。若指着那些文章说是“盘”“盂”“几”“杖”，那么三尺高的儿童也会笑话他们。如今人们写碑，也正是这样。天下人都相继沿袭这种错误，所以众人不知道它错了。蔡邕有《黄钺铭》，却不把它的文章称为“黄钺”；崔瑗有《座右铭》，却不把它的文章称为“座右”。《檀弓》说：“公室使用丰碑，三家使用桓楹。”注释的人说：“丰碑，是砍削大木制成的；桓楹，只是形状像大柱子罢了。”四根立柱称为桓。《丧大记》说：“国君下葬用四条绳、两座碑，大夫下葬用两条绳、两座碑。”又说：“凡是封土，都用绳索离开碑。”注释的人说：“碑，就是桓楹。把它竖立在墓穴前后，用绳索绕在碑间的辘轳上，牵引棺木下葬。所谓‘用绋去碑’，是说纵放棺木下去的时候。”《祭仪》说：“祭祀那天，国君牵着牲畜，进入庙门后，系在碑上。”注释的人说：“丽，就是系。说的是牵牲进入宗庙，系在中庭的碑上。”有人说：“是用纼穿过碑的中部。”《聘礼》说：“宾客从碑的内侧听取命令；又说面向东方，按北边为上，站在碑的南面。”注释的人说：“官府一定有碑，是用来辨识日影、引导阴阳的。”考察这四种说法，那么古人所谓的碑，不过是在丧葬、祭祀、宴享、聘问之际竖立的一根大木罢了；它的字从石，大概是取石头坚固而长久的意思吧？然而没有听说过在它上面刻铭文。如今丧葬制度规定螭首、龟趺以及长度、等级、品秩等形式，又改用石头，这都是后来的儒者增添的。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盛世的事迹，六经所记载的，都没有刻石的事情。《管子》称无怀氏封禅泰山、刻石记功，那出自寓言，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说。世人又称周宣王在岐阳搜猎，命随从大臣刻石，如今称为石鼓，有人称为猎碣；至于延陵墓表，俚俗称为孔子十字碑，这些事情都不合经典，我不取。司马迁撰写《始皇本纪》，对秦始皇登峄山、登会稽山记载得很详细，只说刻石颂德，或说立石记颂，也没有刻碑的说法。如今有人称它为峄山碑，那只是乡野人的说法罢了。汉代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碑》《陈太丘碑》文，他们的文章都有序，篇末冠以铭，未曾把碑的材料称为文章的名称。那位士衡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自魏以来直到李唐，立碑的多得数不清，大体都是仿照班固、蔡邕而作的。虽然失去了圣人述作的本意，但还仿佛保留着古意。到了李翱写《商愍女碑》，罗隐写《三叔碑》《梅先生碑》，所谓序和铭已经混杂而不能分辨；文集列举篇目时，也不再称为“文”，考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又未曾刻在石上，这简直是把用于绕绳系牲的器具拿来命名文章，还有比这更背谬的吗？复古的事情，不应当这样做；错误流传千年，正是陆机说的那种缘由。如今人们写文章，颂扬前代贤哲，称作“赞”就可以；警戒官吏职守，称作“箴”就可以；针砭史书缺失，称作“论”就可以；辨析政事，称作“议”就可以；在宗庙中行裸献礼，称作“颂”就可以；陶冶性情，称作“歌诗”就可以。何必拘泥于不合经典的题名，专门以“碑”命名呢？假如因循时俗，不想完全违背那些纷纷争论的人，那么像班固、蔡邕的作品一样，保存序和铭，统称为“文”，也还算次一等的办法。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吗？”又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君子对于名称，片刻也不能不使它正确。何况历代的错误、终身的迷惑，难道可以不改吗？我起初寄居在颍地，因为涉猎此道还浅，曾到郊外看见荀氏、陈氏的古碑有好几座，上面都凿有孔，好像是供绳索穿过的样子。我跑去询问缘故，起居郎张公观公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概汉代距离舜还不远，所以还保留着古代丰碑的形状罢了。”后来的碑就不是这样了。五年前我接待柳先生仲涂，仲涂又详细讲述了以前的事情，恰好与我的看法相合，并且大笑起来。从前喜爱写碑的人，我很久以来就想阐发这一说法，用来告诉同道。我自认为资历声望很浅，未必能得到世人的信任；而且近世许多人把这种做法当作互相抬高的资本，夸耀为高论，如果顺着他们来说明，诽谤必定纷纷而起，所以一直积蓄在心中没有发出来。因为鲍生努力而且古文嗜学，恰好他的兄长又与我是进士同年，所以替鲍生略作一二说明和辨析。唉，古今的疑惑、文章中的错误，比这严重的还很多；我们这些人却乐于因循，害怕改作。许多人只说那是习惯沿袭的缘故，但鲍生只要努力思考它，那么所得的收获就不只在于辨明“碑”了。《刘景烈字解》【刘敞】

译刘侯是外戚家的公子，比常人出众的地方有三点：他的弓力有七钧，能够射中百步之外的目标，箭的末端甚至可以杀死牛；兵器无论长短，剑无论单手还是双手使用，他都能随机应敌，施展巧技，转瞬之间变化莫测，像神一样；居处于士大夫之间，却恭谨谦逊而不失礼节，很像儒者。因此我赞许他。士人有英迈的气概，但如果没有可以建功立名的时代，才略就大略得不到施展；有建立功名的才干，但如果没有受到信任任用的形势，功效也会无法显现。如今刘侯天赋的才干很多，又有皇亲国戚的亲缘，而四方边塞仍有许多放纵凶暴之徒。假使他趁着时机奋发自己的气概，功名难道会终于很少吗？可是他长久处在未被任用的境地，所以我为他惋惜。有一天宴饮时，他说：“我的名叫永年，字叫昌龄，用来解释它可以，用来作为训诫却不可以。希望能有人替我改换一个字。”我说：“是这样。假使富贵能够使人长寿，那么怎么会有齐、梁的君主？假使富有能够使人长寿，那么怎么会有范、中行这样的臣子？齐、梁君主的尊贵，范、中行的富有，忽然之间都不再存在了，哪里还能说他们可以长寿呢？关键只在功名。天地没有穷尽，而人的生命却有期限。拿有限的生命游走在无穷的天地之间，却不能用什么来使自己区别于万物，不过蠢蠢而生，蛰伏而止，也就完了。即使这样，和万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唉！这正是有智有勇的人舍弃筋骨力量，忘却利害而不顾，以求成就功名的道理。所以一旦把自己寄托于义，便终身安处其中。金石可以摹写他的声名，丹青可以描绘他的形貌，简策可以叙述他的事实。做到这样，就可以长久流传了。把你的字改为‘景烈’，怎么样？”座中宾客都应和称善。刘侯拜谢说：“谨受教诲，请允许我把它铭刻在心中，不敢片刻忘记。”于是我把这些话写成序交给他。《魏梁解》【欧阳修】我论述正统，辨明魏、梁不应视为伪朝，有人认为我极大地违背了《春秋》的宗旨：魏、梁都背负篡夺、弑杀的罪恶，本应加以诛灭断绝，我却反而抬高它们，这是奖励篡夺，并不是《春秋》的本意。我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的本意。鲁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宣公杀害子赤而自立，郑厉公驱逐世子忽而自立，卫国公孙剽驱逐他的君主衎而自立，圣人在《春秋》中都没有断绝他们作为君主的名分；这就是我不排斥魏、梁、采用《春秋》之法的原因。魏、梁的罪恶，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可恶；如果我没有圣人的法则作为依据，难道敢于把它们列入正统而不怀疑吗？那么《春秋》也奖励篡夺吗？我说：正因为不割断这四人为君主的名分，才能由此看出《春秋》的深意。圣人作《春秋》，用意深远，所以劝善惩恶切中要害；所记言辞真实可信，于是善恶分明。想要把他们的罪行昭示给后世，关键在于不抹去事实：他们事实上曾经做过君主，就记载他们为君主；他们事实上是篡夺者，就记载他们篡夺，并分别传述事实，使后世相信，那么四位君主的罪恶便无法掩盖。假使做君主的人不能掩盖自己的罪恶，那么世人作恶的念头大概就会止息了；这就叫用意深远而劝戒切实，言辞真实而善恶分明。凡是称为恶的事情，不只是君子憎恨它，即使小人也知道它可恶；而小人常常终于作恶，大概是因为认为可以欺骗别人，以为幸好别人不知道，便可以掩盖罪恶。地位没有比国君更尊贵的，却不能逃脱大恶的名声，这就是向人们表明不可欺骗别人，罪恶也不可掩盖。假使四位君主因为圣人诛灭断绝他们，而使他们的罪恶显著，那么后世作恶的人将会说：他们只是不幸遇到了圣人，被贬斥断绝，不能做君主，所以罪恶才暴露；我这里没有孔子，世上也没有谁能贬斥我，那么就希望别人可以欺骗，罪恶可以掩盖。这样一来，侥幸的心理就会被开启。正因为让他们做君主，却使他们无法掩盖罪恶，这才是《春秋》的深意。桀、纣不必等到被贬低为王，万世之人共同憎恶他们。如今普通士人拿自己同颜、闵相比就高兴，拿自己同桀、纣相比就恼怒，这说明大恶的君主还不如一个有一点善行的士人。《春秋》对于大恶的君主不诛灭断绝，并不妨害它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宗旨。只是不要抹去事实，以显明他们的罪行，使后世相信；让他们作为君主却不能掩盖罪恶，以止息人们作恶的念头。能够懂得《春秋》的这个宗旨，然后才知道我不排斥魏、梁是正确的。《解疑》有人议论说，涪翁管理奴婢不用鞭打，只能慈爱而不能威严。涪翁笑着说：“奴婢是卑贱的人，不过常常作恶而假装行善，怠慢命令而假装恭敬。等到他们的恶行已经显现在眼前时，即使是我也不能不发怒。但退下来自己反省，我自身不肖的情况，实在有很多方面。况且我还要鞭打自己的后身，又哪里有空闲舍弃自己的沐猴而去治理别人的沐猴呢？”有人说：“孔子说：‘小小地惩罚而使人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那么这样说不对吗？”涪翁说：“对，确实有这样的话。不是还说‘不教导便加以诛罚，叫作虐；不先告诫而只看结果，叫作暴；怠慢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叫作贼’吗？如今使用鞭打的人，有谁能避开这三种过错呢？”从前陶渊明任彭泽令，派一个役夫帮助他的儿子耕种，告诫他说：‘这也是别人的儿子，要好好对待他。’这就是所谓面对人民而怀有父母之心。面对人民却没有父母之心，这难道还算是人吗？这难道还算是人吗？” 《儒解》【明王祎】

译能够发挥作用的才称为儒，世上的议论者却都说儒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我说：这不是议论者的过错，他们所说的没有用，确实是没有用；而我所说的有用，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没有用。周公、孔子都是儒者。周公的道曾经用于天下。孔子虽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但他的道就是周公的道，是天下所应当采用的。他的道，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内外没有两样；从以自身为根本一直到在百姓中得到验证，以三王为依据，本末始终一贯。小处说，可以体现在日常事物之间的言语行动；大处说，可以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这就是周公、孔子所说的儒道。周公、孔子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他们留下的言论确实载在六经之中；凡是帝王治理世事的谋略、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都清楚完备地存在其中，是后世儒者所应取法的。不效法周公、孔子，不足以称为儒；既然称为儒而效法周公、孔子，难道还不能说是有用吗？唉！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它果真是世人所说的无用之人吗？至于世人所说的无用之人，我知道了：缝制宽袖衣服，抬高眼睛，迈着阔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过是咀嚼背诵训诂罢了，不过是缀辑辞章罢了。问到天下国家的事务，就说：“我这个儒者不曾学习这些。”让他参与事务而遇到变故，就说：“我这个儒者没有能力做这些。”唉！儒者之道，难道果真完全止于训诂和辞章吗？这样做儒者，被世人诋毁讥刺为迂腐空疏，原本就应该被称为无用，也确实无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姑孰的潘君章甫，是有用的儒者。他自从任右史以来，便把美善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上奏，写在简册上以求得到君主的知遇；历任湖广、淛东宪，所到之处都有显著的政绩声誉，因此入中书任参议，最终授任江西按察使。辅佐宰相，总领宪法法度，这是国家职任中最重的；而潘君却交替担任这些职务，这种有用，是人人都知道的。不过我所知道的，本来还有比这更大的。周公、孔子的道，我将希望看到儒者把它发挥出来，或许能够依靠它使天下明白，难道仅仅像今天所见的这样吗？虽然如此，有用的作用很难实现，无用的作用也不容易做到。像我这样的人，大概正从事于无用之用，流于迂阔而不能自行返回正道。潘君难道不可以用什么来教导我吗？我曾经执笔写作，继承在潘君之后，对此知道得很深，所以在他出行时写这篇《解儒》作为赠言。《八蜡解》【程敏政】《郊特牲》说：“天子举行大蜡祭，祭祀八种对象。以先啬为主，并祭司啬；祭祀百谷，以报答农事的功劳；享祭农神以及田舍；迎祭猫、虎；祭祀堤坊和水沟。”先啬，是神农；以他为主，是尊崇他。司啬，是农官。百谷，是百谷之神。农，是先农。邮表畷，是田间的房舍。猫、虎，是用来驱赶老鼠和野猪的。坊，是用来蓄水；庸，是用来排水，这些都对农田有功。所谓报啬，是申明上文祭祀百谷的意义。所谓仁爱到了极点、义理完全尽到，必须报答它们，是为下文迎祭猫、虎的话作铺垫。所谓“土地回到它的居所，水流归入它的沟壑，昆虫不要兴作，草木归入它的泽地”，是祭祀时祝告的话。这样说来，先啬是一，司啬二，百谷三，农四，邮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陈氏把坊、庸合为一项，把猫、虎分为两项，舍弃百谷而增加昆虫，这是错的。王肃又把猫、虎分为两项，虽然去掉了昆虫，却遗漏了百谷，也没有完全说对。只有横渠先生说：“百谷是第八项；昆虫会造成祸害，不应当祭祀。”这才是正确的。《李淑人大节解》【李攀龙】

译中丞霍公的母亲李氏，二十多岁时，抚养遗孤。后来已经追赠为太淑人，承蒙皇帝恩典，但她的大节却没有办法自行上达天子，于是中丞为她写状说：“勤劳憔悴、忧愁困苦，精纯清白、贞洁专一，这就是先大母的德行。我认为这八方面都具备了，她的大节真是巍然高峻啊！”当她的丈夫永远离世、年幼的孩子还抱在怀中时，她怎能急切地徘徊于一死了之的念头之间？在盼望孩子成长、又不知前途如何的时候，她几乎想放弃，却又顾念着施恩报德的事业；勉力支撑，和因大义完成仁行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呢？衡量自己的力量，计算应守的期限，这边的事情刚起，那边又接着发生，大概有年有月可以安排，但我始终不能就此安心。匍匐劳作，艰难困窘，未曾稍离，这就是劳苦。只是这个孤独遗儿，孤苦伶仃而又忧病缠身；疾病因劳累而加重，悲痛忧伤成为劳苦；即使预想将来疾病更加深重，而死者不能复生，也会终身为此忧苦，何必一定要残损形体、以毁体表示决绝，才算惨痛呢？这就是憔悴。忧患壅塞，悲苦闭结，忧愁和疾病相继而来，好像处在昏暗之中，视听都幽暗不明；虽然还寄身世间，没有成为未亡人罢了，但各种纷乱的事情都埋藏在地下，唯独她所发出的相连不断的喘息，细微得像气息，微弱得像声音，不能停止，这就是沉重的忧虑。若可以停止，便舍弃生命来结束它；若不能停止，那么活着就有不能舍弃的责任，这样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她事事预先防备，以致使自己困顿；处处深思，以致使自己危惧。孩子已经开花将要结果，树木也从幼弱渐渐壮大成长，其中有些事情并不取决于我，而心愿却常常因此穷尽。为了求得死者的福佑，她承受纷乱、烦恼和冤屈，甘愿接受这种苦毒，这就是苦。抚立孤儿比殉葬更难，妥善安排后事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她以这两种伦理贯穿大义，辨明这不是借困难来窃取便利，也不是借优厚条件苟且偷生，使夫妇、母子之间都没有遗憾，这就是精纯。大概这些本来就是她的天性：既不自行修饰，也不自行改变。不然的话，捐弃身体、跟随殉葬，本来可以被视为洁净，却还更加看重外表，仍然可以被人采择，就不是一向把它作为行为准则了。光耀家门而又湮没无迹，若还说伦理足以窃取便利、义理足以苟且偷生，那不过是如此；她以恬淡为常态，不故意摆脸色，这就是清白。根据她不肯舍生的内心，以及她心愿屡屡穷尽的意志，如同天地确定的分际不可改变，如同山河确定的位置不可移动；殉葬自然显得光明，舍身自然显得正当，沟渠小水般的诚信，普通男子一时也可以做到。又不是这样的话，若不是因为她如此勤劳憔悴，幽深的苦难难道不会使她想舍弃一切、被它扰乱吗？这就是贞洁。她起初被激发而决意终身守节，到了事情完成时又更加深厚；舍生而使自身死亡，两者都只是失去一半罢了。她们各自成全自己的诚信，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是心意自然满足；不以慈爱作为功劳，而使道理自然完整，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难道这是因为习惯了便觉得方便吗？难道是因为坚守它便可以保存自身吗？最终都是她自己作出决定、自己实现的，她的美德没有遗漏。这就是纯洁。她的大节真是巍巍高峻啊！她以连续不断的喘息维系生命，以生命延续神明的后裔；后世恐怕很少再有这样的人。我还来得及看见中丞任御史时，主持考核天下郡国上计吏，风采操守卓异。后来历任廷尉、中丞、少司马、司寇，遍历三台，功绩更加显著。对于太淑人来说，这已经是余留下来的光荣了！勤劳憔悴、忧愁困苦，精纯清白、贞洁专一，完全具备大臣的道德。有意味啊，她这些话！《井田解》【徐渭】自从禹治理水患以后，九州各地的大水不再大规模泛滥、决口、改道，大概是因为田地划分为井田的缘故。井田之间的水，从遂流入沟，从沟流入洫，从洫流入浍。沟宽、深各四尺，洫的宽、深各是沟的两倍。这样是为了把细小的水流收集起来滋润田地，使水势分散，千条万派，像头发被梳齿分开一样，因而没有水流阻塞、积滞不通的祸患。废除井田而改为阡陌，那么原先分散开的细流，都会合并成为陆地上的大水道。就像原来被梳齿分开的头发，如今重新束起来盘成发髻，水势合并，力量自然强大，怎么会不决口并改道呢？又当初开沟、洫、浍时，田地上的道路由小径到畛，由畛到涂，由涂到道。小径可以供牛马行走，畛可以容纳大车，涂可以容纳乘车之车，一条道可以容纳两辆乘车，四方的辇车、车轮都能直达京畿。井田废除而田地连成陆地后，车辆辇车行走时不得不避开田地；避开田地，四方道路便开始无法承受曲折迂回，往返要加倍耗费日月和旅途供给。所以废井田不只是妨碍水流，也妨碍陆路，何况还没有办法限制战马吗？《闲闲子解》【张鼐】

译闲闲子天性迟钝，却喜爱读书；才干笨拙，却喜爱著述；身体多病而且瘦弱，却喜爱接待宾客，谈论文章和性命之事。弟子中喜爱闲闲子的人上前规劝说：“为什么不枯坐着使心神沉静，断绝行迹、闭塞感官的孔窍，以保养自己的元气呢？”闲闲子接受了这番话，把自己的房屋题名为“闲”，并用“闲”来作解释回答。人的一生，像车轮转动、车毂运行一样，几乎没有停止的时候。天道是生发而又收藏，地道是潮起而又潮落，人道是活动而又安静；前往而有更新，运行而不积滞，新旧相生而不积滞，所以才是闲。流水涓涓汩汩，因不断流动而常常清澈；把水蓄积在水塘中，能够整天不腐败的，几乎没有。人从出生起就已经涉入活动；由活动而归于安静，所以安静反而不可单独看见，而能看见的只是活动。善于说的所谓“人生下来本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如今人们只知道枯坐就是安静，冥想就是安适，断绝行迹、闭塞感官孔窍就是闲暇。哪里知道不枯坐的安静、不冥想的安适、不闭塞行迹和感官孔窍的闲暇呢？况且人的灵心一定要有所寄托；如果不寄托于诗书、文章、谈论，就一定会转而寄托在别的地方。所谓别的寄托，是追逐腥膻的场所，是污浊泥淖的府库，是酒食醉饱之后的赌博、下棋和筹算之事。爱惜自己的生命，反而使生命受到残害；厚待自己的身体，反而使身体遭受祸殃。我怎么知道手里夹着书的人，不仍然胜过以赌博为游戏的人呢？如今心就像王种，王种无所作为，也必定把权力寄托给三公、孤卿、宰执；而无为的本体，怎能安然处在无所寄托的状态？宦官、宫妾一定会乘着空隙来窃取它。因此王种寄托于臣种，臣种也就是王种。心这个官职寄托在诗书、文章、谈论上，诗书、文章、谈论都是使心闲适的东西。不劳累你的形体，却不能完全不用形体；不摇动你的精神，却不能完全不用精神。不使用形体，不使用精神，那么作为人就会同枯鱼一样。形体和外在形貌，是有限的事物；天性却是不受侵蚀的根本。天性闲适，形貌便安泰；天性不劳累疲惫，形貌就不会妨碍每日的活动。所以说：“有所节制却不拘着，有所放任却不躁动，处于喧闹之中而没有厌恶，经历事务而没有烦恼。”无事，是读书的要诀；使内心明白，是著述的妙道。眼前没有一个不是善人的，宾客朋友都足以使我得到生长。这种闲适，不已经很多了吗？镜子随着外物显现形状，而镜子并不劳累；镜子闲适，形状却自然忙碌。晴朗的天空没有尘埃，游云往来其中也没有阻碍。正因为晴朗的天空闲适，所以能够容纳游云。我因此称他为闲闲子。唉！大鹏凭借六月的气息飞翔，却是闲适的；《易》说：“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闲适的。懂得“不息”意义的人，才可以谈论六月的气息。那么，闲闲子既然读书、著述、谈论道理、评论文章，他也就是真正的闲人了。这样可以养生，可以享尽天年，于是作《闲闲子解》。《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七 （明）贺复征编 ○喻 《喻古之法》【唐卢硕】轩、昊时代，君主像心，百姓像四肢百骸；尧、舜时代，君主像眼睛，百姓像万物；三代时期，君主像医生，百姓像疾病；五伯治理天下时，君主像工匠，百姓像木材；二汉时期，君主像堤坝，百姓像水。心治理得好，百骸就会顺从；眼光明察，众物就会显露；医生善于诊断，疾病就不会逐渐加深；工匠善于测量，木材就不会有被弃置的。把心交给它而不妄为，这是轩、昊时代的治理，是自己治理自己；依靠眼睛就必然有所等待，这是尧、舜时代的治理，是寻求治理。医生不完备，人的生死就危险；三代的治理，根本在于仁。工匠不审慎，曲直就会错乱；五伯的治理，依靠的是智。等到再往下衰落，百姓成了水，政治成了堤坝。堤坝不完整，水就会漂没城邑。渐渐到了曹魏、司马氏时代，终于形成衰败毁坏的局面。唉！不能让百姓成为水；把水堵在堤坝中，他们就困苦了。然而轩、昊确实具备尧、舜的德性，明白三代的仁，具备五伯的智，二汉却用法令禁止人们反叛。这种禁止使君主成为仇敌，百姓便有了寇仇。《日喻》【宋苏轼】一出生就是盲人，不能认识太阳，便向有眼睛的人询问。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敲击铜盘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另一天听到钟声，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又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摸索蜡烛可以得到它的形状。另一天摸到钥匙，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太阳和钟、钥匙相差得很远，但盲人不知道它们的不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寻求认识它。人对于道的认识困难，比认识太阳还难；而人没有学习道，也同盲人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区别。通达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善于引导，也不会超过用铜盘和蜡烛来说明太阳。由铜盘推到钟，由蜡烛推到钥匙，转来转去地相比拟，哪里有穷尽呢？所以世上谈论道的人，有的就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东西给道命名，有的自己没有见过却凭臆想来推测，这都是求道的过错。既然如此，道最终就不能求得了吗？苏轼说：道可以达到，却不可以强求。什么叫作达到？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来到自己预定的地方，而不被敌人牵着走。”孔子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不去强求而自然来到，这就可以叫作达到吧？南方有许多善于潜水的人，天天同水相处；七岁就能涉水，十岁就能浮水，十五岁就能潜水。他们能够潜水，难道是偶然的吗？一定是从水的规律中有所领会。天天同水相处，所以到了十五岁便掌握了潜水的规律。生来不懂水性的人，即使成年后看见船也会害怕。因此北方的勇士向善于潜水的人询问潜水的方法，按照他所说的在河里试验，没有不溺水的。所以凡是不学习却专门强求道的人，都是北方那个学习潜水的人。过去凭声律取士，士人杂乱地学习各种东西，却不专心于道；如今凭经术取士，士人只求取道，却不致力于学习。渤海吴君彦律，是有志于学习的人，正要到礼部参加科举考试，我写作《日喻》来告诫他。《溪喻》【明方孝孺】

译金华俞君子严向太史公求学，将要回去，我在溪桥上为他送行，指着水对他说：“你知道溪水为什么能够不断流吗？是因为它所处的地势低下，容纳的容量宽广，源头深而且远；这就是它能够不断流的原因。九仞高的山冈，形势陡峭，气势高大；一阵时雨经过，雨水像从高处倒下的水一样奔流，不到一会儿便流失了。瓮和盎这类器物，大的能容纳一石，小的能容纳一斗；一石装满、一斗装盈，想再加一滴水，便会从旁边流出而横溢。蹄窝中的积水、断开的水湾，靠行潦来补充；雨停之后行潦干涸，接着就会枯竭。这三种情形，都是因为地势高、容量狭小，而且没有源头。学习又怎么会不同于此呢？以孔子那样最高的圣人资质，尚且还要学习《诗》《书》《易》《礼》，直到年老也不敢懈怠，因为他知道学习不能没有源头。当时世上没有人足以和他相比，但他仍然向老聃请教，向师襄请教，向郯子请教，向太庙的主管请教；看见妇人哭泣便询问，看到熟悉水性的老人也请教；对于人没有什么不问的。难道别人的智慧超过孔子吗？这是因为他知道学习不能把自己封闭得太狭窄。等到他的德行已经成就，足以同尧舜相比、同周公交友，别人称他为圣人时，他却惊讶叹息而不接受，反而把自己比作喜欢古道的老彭、懂得知耻的左丘明；别人向他问农事，他说不如农夫；问园圃，他说不如园丁；和三个人同行，他就认为其中一定有可以作为自己老师的人。他这种自处卑下的态度又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原因。人的祸患，没有超过自高自大的；人的弊病，没有比自我封闭更严重的；而最难的，没有超过找不到源头。以周公、孔子的道为源头，那么终身依靠它也不会穷尽，用来施于百姓也绰绰有余。假如另寻其他源头，我没有见过不枯竭的。扩大内心，只有这样才能容纳众多；充实内心，不拒绝细小的事物，对于学习大概就会有所收获。自以为尊贵而轻视别人，自满而拒绝外物，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善于学习。内心歉然，好像空虚；神情凝重，好像愚钝；忧惧不安，好像害怕赶不上别人；如果能这样而不迷失道路，学习便会有所收获，大概就可以守住了。喜爱名声而专务炫耀，卖弄聪明而自以为有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达到道。唉！这溪水还不足以比喻道，只是取它相似的地方罢了。你还是看看大海吧！用九年的旱灾炙烤它，却看不见它干涸；用百条河流的水灌注它，却看不见它盈满；船桨和船只承载海水而海水不觉得沉重；蛟龙、龟、鱼、鲲鹏、虾蟹，无论大小都在其中生长，而海水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然而大海能够达到这种境地的原因，是它所处地势低下，容量宽广，源头深而且远，这与溪水的情形也没有不同。唉！你离开以后，更应当使自己的源头深而广吧？不要像山冈那样高，也不要像瓮盎那样狭窄。” 处在低下的位置而广泛容纳，得到知识不要认为满足，守护所得还要更加恭敬。太史公的教诲，不过如此罢了。即使孔子的道，也不过如此罢了。你出发吧！我对你寄予很深的希望。○难 《难蜀父老》【汉司马相如】

译汉朝兴起已经七十八年，德泽深厚，延续到六世；威势武功纷纷展开，深厚广大的恩泽遍及众生，充满四方之外。于是便命令使者向西征伐，顺着水流推进并扫荡，风教所到之处，没有不披靡臣服的。于是经过冉、从、駹，平定莋地，保存卭地，略取斯榆，攻占苞蒲，连接车轨，回转车辕，向东准备报功。到了蜀都，年高有德的老人、大夫以及缙绅先生等二十七人，庄重地前来拜见。辞见完毕，便进言说：“听说天子对于夷狄，只是以羁縻为义，不使他们断绝关系罢了。如今停止三郡的兵力，开通通往夜郎的道路，至今已有三年，但功业还没有完成，士卒劳苦疲倦，百姓不能得到充分供养。现在又接连进攻西夷，百姓的力量已经困竭，恐怕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也是使者的负累。我们私下替您忧虑。况且卭、莋、西僰与中原并存，年代已经很多，无法计数。仁德不能使他们归附，强力也不能把他们兼并，恐怕这件事终究不可行吧？如今割弃齐民而使他们依附夷狄，损耗我们所依靠的力量，使本来可以用来办事的东西反而失去作用。鄙陋之人见识浅薄，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使者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如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么蜀地就不能改变服饰，巴地也不能改变风俗了。我还厌恶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本来就不是旁观者所能看见全貌的。” 我这次出行匆忙，详细情况已经来不及听取了，请允许我向大夫们大略陈述其中的要旨。世间必定先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有了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才有非同寻常的功业。所谓非同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所感到奇异的。因此说，非同寻常的事业开始时，百姓会感到恐惧；等到事业完成，天下就安然无事了。从前洪水沸腾奔涌，泛滥漫溢，百姓上下迁徙，奔走崎岖而不得安宁。夏后氏对此忧虑，于是堵塞洪水源头，疏导江河，冲洗沉积，消除水患，使水向东流入大海，天下才长久安宁。当时辛劳的难道只有百姓吗？夏禹心中为谋划而烦劳，亲身承担劳苦，身体长满老茧和厚茧，连汗毛都脱落不生，所以他的美德功烈显耀无穷，声名流传到后世。况且贤明的君主登上帝位，难道只是拘泥于琐碎小事，受束缚于形式和习俗，遵循诵习旧传，以取得当世人的称誉罢了吗？他必定要崇尚宏大的议论，创立事业，垂示传统，作为万世的法则，因此努力做到兼容并包，勤于思考，使功德与天地相配。况且《诗经》不是说过吗：“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所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渐渐浸润扩展，凡是有生命的事物，如果有不能受到恩泽滋润的，贤明的君主就会以此为耻。如今疆域之内，戴冠束带的百姓，全都获得了美好的福祉，没有缺失遗漏的了。然而夷狄风俗不同的国家、遥远隔绝的异族地域，舟船车辆不能相通，人迹很少到达，政令教化尚未施加，流传的风教仍然微弱。内则在边境侵犯义理、践踏礼法，外则邪行横生，放纵地杀害君上，君臣更换位置，尊卑失去次序，无辜的父兄，年幼孤儿沦为奴隶，被捆绑拘系而号哭，面向中原怨恨地说：‘听说中原有最仁厚的君主，德泽广大，恩惠普遍，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如今为什么唯独遗弃我们呢？我们踮起脚跟思念仰慕他，如同久旱的禾苗盼望雨水，连暴戾之人也为此流泪。何况上圣之君，又怎么能忍心停止呢？’所以向北出兵讨伐强大的胡人，向南派遣使者责问强劲的越人，从四面传播德泽，东方、南方两地的君主像鱼鳞般聚集仰承恩流，愿意接受封号的人数以亿计。因此开通沫若，巡行牂牱，凿通灵山的道路，开辟道德之途，垂示仁义的传统，将广泛施恩，远方安抚，长久驾驭，使疏远偏僻之地不再闭塞，使险阻幽深、昏暗蒙昧之处得到光明照耀；在这里停止兵甲，在那里平息征伐，使远近成为一体，中外共同享有福祉，不也是安康的吗？拯救百姓于沉溺之中，奉行至尊的美德，使衰败时代重新振作，继承周氏中断的事业，这才是天子的当务之急。” 百姓虽然劳苦，又怎么可以因此停止呢？况且王者本来没有不是开始于忧劳勤勉、最终却安逸享乐的。这样看来，承受天命的符验正在这里。现在正要增加泰山封禅的礼仪，举行梁父山祭祀，鸣响和鸾之铃，宣扬乐章颂歌，使上达到五帝之数，下达到三王之盛；到那时，观看的人还没有看清手指的动作，听的人还没有听到乐声，就像鹪鹏已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而捕鸟的人还在看着草泽。可悲啊！于是诸位大夫茫然失去了原先怀抱的疑虑，来到这里却失去了进言的理由，叹息着一同说：“汉朝的德行确实美好，这正是我们这些鄙陋之人所愿意听到的。”百姓虽然劳苦，请让我们以自身作先导；但他们却蒙昧而不肯迁徙，因而拖延推辞、躲避不前。颜率请求九鼎，终于使秦军退兵【明宋濂】

译秦国出兵逼近周王室，索求九鼎。周王为此忧虑，把事情告诉颜率。颜率说：“大王不要忧虑，请允许我申明大义，使秦军退去。”颜率于是到秦军那里，长揖行礼后说：“周与秦，形势上虽然像敌对国家，但名分上却是君臣关系。我听说君主攻伐臣下的事情有过，除非是弑君叛逆，从未听说臣下可以攻伐君主。不知君王为什么出兵经过周的国都附近？天子谨慎地派我来向您的左右询问。”秦君说：“没有别的缘故。我私下听说九鼎是四海的奇珍异宝，实在希望亲眼看一看。不过担心周的执事不能体察我国的心意，所以才大规模陈列军队和卫士，以防备意外。我是臣下，哪里敢说自己要作乱呢？”颜率说：“我以为君王忘记了自己是臣下，如今幸而没有忘记，这很好。我曾经到过蔡国，蔡国有一个侍奉君主的人，他的君主有一把龙渊剑。那个蔡人拿着刀和戟追赶并夺取它。有人劝他说：‘这是你的君主之物，你怎么竟敢这样做？难道不怕背上不义的名声吗？’蔡人说：‘我只看见龙渊剑，没有看见君主。他尚且看不见自己的君主，所以才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现在君王明知自己是臣下，却出兵索求九鼎，这是为什么呢？君王没有听说齐、晋的事情吗？” 齐国土地纵横千里，披甲的士卒有数十万。天王曾赐给太公征伐的权力，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都可以专门征伐。等到桓公兴起，平定宋国，挫败郑国，使荆楚臣服，威势施行于诸侯，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了，但仍然恭敬地把尊奉周王作为职责，从未敢索求九鼎。晋国土地也纵横千里，披甲士卒同样有数十万，倚仗太行山的高峻，凭借首阳山的雄伟，延伸依托黄河的深广，覆盖大陆泽的广大，这就是所说的表里山河之险固，晋国确实拥有这些条件。晋文公凭借累世的强盛，攻入曹国，讨伐卫国，在城濮大战，楚军大败，各国畏惧其威势，没有敢不服从的；然而他仍然把尊奉王室放在第一位、第二位，也不敢索求九鼎。如今君王想施行霸主之术，却不思考效法桓公、文公，反而从头到尾行为不合轨度，我恐怕诸侯会因此议论君王。况且君王有三件不义之事：以臣下身份率领军队劫持天子，这是第一件；九鼎是先王的重器，竟敢觊觎它，这是第二件；肆意显示虎狼般的威势，意图在于毁坏宗庙，这是第三件。六国怨恨秦国的暴虐，日日夜夜在洹水之上共同谋划，只恨找不到名义来出兵。” 假如知道君王有这种举动，韩国一定会派三位将军从宜阳出兵；赵国、卫国与韩国唇齿相依，也一定会把强弓劲弩送来帮助。燕国虽然势力稍弱，也不能独自安宁。四国合为一体，精兵至少有三百多万。齐国是崤山以东的大国，也一定会驱遣军队向西进攻崤山、函谷关；楚国看见诸侯一同起兵，吞并天下的雄心会更加暴露，也一定会迅速赶往攻打武关。君王即使有函谷关一夫当关、百人莫开的险要，也像举起六只豹子去吞食一头牛，直到血肉狼藉也不会停止。我私下替君王感到危险。九鼎又是用来彰明德行的器物。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它。从前夏朝强盛时，九州贡来铜金，铸造九鼎，画出万物的形象并据此作好各项准备，使百姓知道神灵与奸邪，因而能够协调上下，以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德行昏乱，九鼎迁到了商；商纣暴虐，九鼎又迁到了周。周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却还没有改变，君王难道还可以凭力量强求九鼎吗？楚庄王的强大，是君王所听说过的。他借攻伐陆浑之戎，便前来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只说了一句话就使他退却，他立即低头，不敢出声，难道是力量不足吗？实在是害怕背负不义的名声。君王世代对天王有功，如今的行为难道还不如蛮荆的首领吗？替君王谋划，不如向众人宣布：‘寡人不聪明，昧于君臣的大义，率领你们这些军队，想到周王那里看看九鼎。’ 周的大夫没有把寡人看作不肖之人，诚恳地开导寡人。寡人虽然极其愚昧，也已经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了。你们应当解除铠甲、收起兵器，跟随寡人。寡人有幸到了宗庙，就应当举觯自我惩罚，再告诉太史把这件事记下来，以表明寡人的过错。”君王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像成汤那样不吝改过的人，今天又会出现了。君王的德行还有谁能超过呢？”秦君听到这些话，惭愧地向颜率道歉。颜率说：“您的话确实正确。”当天秦军就停止进攻，向西撤退【鼎，是周鼎，所以借周天子立论】。评论者说：秦军索求九鼎的事情虽然紧迫，假如颜率能用这样的义理折服他们，秦军即使暴横也一定会退兵，根本不必等到陈臣思带兵来救援。既然不能这样做，却又用八十一万人搬运九鼎去欺骗齐国，颜率真是小人啊！唉，大义不明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颜率一个人这样吗？唉，大义不明已经很久了。” ○考证 律尺考【明王廷相】

译古人制作尺，是为了调定音律，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来确定尺的长度。然而各代不断变更，始终没有确定的标准。《汉志》说：“律尺的根本起于黄钟管的长度，取羊头山中大小适中的黑黍，一粒黍的宽度，量取九十粒黍作为黄钟管的长度。”大概把一粒黍约定为一分，九十粒黍就是九寸，也就是律尺。这一定是上古以来有所传授，所以历代沿用它来确定律尺的长度。《周礼·考工记》在记载案时说十二寸，在记载镇圭时说一尺二寸，又说桓圭九寸，可见周人以十寸为一尺。因此历代都把周尺作为古尺。汉代有刘歆铜斛尺、蔡邕铜钥尺、建武铜尺、汉官尺；魏代有杜夔尺；晋代有父玉尺、梁表景尺、晋始平古铜尺、汲塜玉律尺、钱乐之浑仪尺；隋代有开皇水尺、官尺；后魏有元延明尺；梁代有刘曜土圭尺；五代有王朴律准尺；宋代有和岘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尺、阮逸尺。由此看来，尺随着时代更换，音律也随尺而不同。虽然有仰慕古制的君主出来校正，终究不能归于一统。难道不是因为神妙的道理难以说明，而器物的尺度容易受到限制吗？考察晋代荀朂依照《周礼》制作的尺，称为晋前尺，它与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祖冲之铜尺、汲塜玉律尺的长度都相合。隋人认为它与周尺相同，于是用它来校验各代的尺。” 田父玉尺、梁表尺，比荀朂尺长七厘；汉官尺，比荀朂尺长三分三厘；始平铜尺、杜夔尺，比荀朂尺长四分；浑仪尺，比荀朂尺长六分四厘；蔡邕铜钥尺，比荀朂尺长一寸五分八厘；元延明尺，比荀朂尺长五分八毫；开皇水尺，比荀朂尺长一寸八分六厘；刘曜土圭尺，比荀朂尺长一寸五分。史臣称赞荀朂推考百代的法度，方法极其精密。可是阮咸听到他所制作的乐器演奏的音乐，却认为钟律声音太高，乐调悲哀。等到得到始平古铜尺，果然比荀朂所造的尺长四分。这难道可以认为只有荀朂所造的尺正确，而各代的尺全都错误吗？宋仁宗朝廷诏令丁度详细审定邓保信等人制定的律尺，于是以和岘的景表尺为长尺；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长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余。胡瑗、阮逸、保信以及李照所使用的太府寺布帛尺，制作得更加长，距离古制也更加遥远，不能采用，于是再次制作景表尺上奏。高若诺最终采用汉钱尺，依照《隋书》确定十五尺，收藏在太常寺。宋祁认为胡瑗所造的钟律与古法相合，隋、唐以来的诸位儒者都比不上胡瑗；而高若诺却认为不可采用。” 那么，在钟律和尺度之中，究竟依据什么来确定标准呢？依靠器物吗？器物有形，容易受到限制；依靠声音吗？声音无形，难以调定。如果认为应当校验黍粒，那么黍有大小不同，累积起来又有长短宽窄的差异，黍粒就不能完全作为依据。如果认为应当根据人的声音来确定，那么人的喉咙有长短不齐，声音有清浊各异，也不能完全依靠声音。因此历代以来，尺的长短始终没有明确的标准，音乐的高低也始终没有固定的音高。各种议论纷纷，最终没有谁能够裁定。唉！形体和质地难以均齐，这是事物自然的情状。因此圣人制定制度、建立法则，只保存大概的标准，关键在于凭聪明来审察罢了。如今制定律尺的人一定说累积黍粒来定尺，这本来没有恰好完全相合的奇妙；如果说抛弃黍粒来制作尺，也没有特别相合的道理。我认为应当先遵守累积黍粒的方法，把它作为制定律尺大致标准的依据；然后再参考古人凭耳听、用心体会的方法，把它作为考察声音、确定尺度的根本，这样或许所谓的本元之声就能够由此得到。否则，只依据小小的累积黍粒之法，把它当作确定尺的关键，恐怕难免有毫厘的差错，最终造成千里之谬，又怎能指望达到夔、旷那样的境界呢！”},{ 《岁差考》【王廷相】

译按照岁差法，尧帝时冬至太阳运行到虚宿一度，夏至运行到柳宿十四度，春分运行到胃宿十二度，秋分运行到氐宿十度。到了唐代开元年间的《大衍历》，冬至太阳运行到斗宿十度，夏至运行到井宿十度，春分运行到奎宿七度，秋分运行到轸宿十四度。宋代《统元历》记载，冬至在斗宿二度，夏至在井宿六度，春分在奎宿初度，秋分在轸宿七度。历代历法可以考验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然而，虽然有进退变化，其度数不超出一宿前后，这是因为天体运行、星辰行动，本来就不免有时提前、有时退后，略有不齐。历家按步推算，不过是死板的方法，怎么能完全与天相符呢？所以称为岁差。后世随着时令观察天象，不断修改历法，力求与天相合，也是不得不这样做的。汉代自邓平改历以后，洛下闳说八百年应当相差一度；当时史官考察上古中星，已经知道太初历差了五度，而洛下闳没有深入考究。大概古人制定历法时，还不知道有岁差之法，他们论定冬至太阳所在的星宿，认为固定不变，却不知道太阳运行经过天球的交会之道并不能均齐，剩余的差数积累久了，度数必然出现误差。现在某年冬至太阳所在的位置，与上一年冬至的位置相比，常常会有不齐的差分。到了晋代，虞喜才察觉到这种差异，于是把天当作天、岁当作岁，建立岁差法来追踪它的变化并进行计算，大约以五十年太阳退后一度，但这样又差得太多。宋代何承天把这个年数增加一倍，大约以一百年退后一度，却又有所不足。到了隋代，刘焯取两家数值的中间数，以七十五年为较接近的数，但也还不够精密。到了唐代，僧人一行才用《大衍历》推算，得出八十三年相差一度。自唐代以来，历家都遵从他的算法【《大衍历》的算法说：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的度数并没有改变，但太阳已经到达了原来的位置，所以每年都有未能赶上的分数；大约把天的一度分作三千四十分，计算一年未及的分数为三十六分，累积到八十三年，便差三千四十分，即相差一度】然而仍然没有达到实际情况。到了元代，郭守敬进行计算，大约六十六年相差一度；计算过去的年份减去一算，计算将来的年份加上一算，这样岁差才开始精密。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司天台官员推演历法，又多有不合天道的地方，有见识的人往往上奏请求再次改定历元，以校正岁差。唉，天体是运动的，进退盈缩，本来就不免略有不齐，不能拘守一种固定的方法。刘焯取虞喜、何承天两家数值的中间数，定为七十五年，当时确实是很好的办法。到了唐代又再次出现误差，僧人一行定为八十三年，当时人认为与天相合了。到了宋、元交替之际又再次出现误差，许衡、郭守敬定为六十六年，当时人认为已经精密了。如今又再次有了误差，那么固定不变的方法，难道可以拘泥执守吗？何况历法本来就有权宜变通之处。例如确定岁数的方法，四个节气周期余下一日，把这一日分摊到四个周期中，那么冬至、夏至的确定，每每会疑惑于丝毫之间，必须斟酌衡量来确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确定日数的方法，把一日分成九百四十画，是因为节气和朔日都有不能尽数分割的余数。每月三十日，一个节气盈出四百一十一画二十五杪，一个朔日亏欠四百四十一画；把这些盈亏之数累积起来形成闰月，所以确定朔日时，必须看四百四十一画的前后，以判定日行的盈亏。因此确定朔日，每每会疑惑于一画之间，总也必须斟酌衡量来确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至于推算日月交食的方法，时刻、分、杪最为精微，到了半杪这样难以分辨的地方，也必须斟酌衡量来确定，并没有固定标准。冬至相差的丝毫、朔日相差的一画、交食相差的半杪，积累年久以后，就都会造成误差，不能与原来的推算相合。以天道不齐的运动，再加上年久必然产生误差的历法，却想守住一种固定不变的计算方法，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应当随时考察验证，以求与天象相合，这才是最恰当的办法。尧帝时冬至在虚宿，到了今天难道还可以固执地坚持这一说吗？圣裔考【程敏政】

译先圣孔子之后，凡是继承爵位、奉祀先圣的人，称为大宗子。宗族制度属于礼制，不能不慎重。然而考察史籍，在承袭过程中仍有值得议论之处。大概从先圣传到泗水侯，再传为沂国公。沂国公五代以后生了顺，顺在魏国做官，因为是孔子的后代，被封为鲁国文信君。大概圣裔受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顺生三子，长子叫鲋，秦国封为鲁国文通君，又担任陈王博士；次子叫腾，担任汉长沙王太傅；三子叫树。鲋、腾的后代，分成两宗。鲋的六世孙生何，齐成帝时，梅福上书说孔子是殷人，应当封他的后代来奉祀成汤，于是封何齐为殷绍嘉侯，不久晋爵为公，封地方圆百里。这是一宗。腾的四世孙生霸，元帝时赐号褒城君，奉祀孔子。这也是一宗。这样看来，绍嘉公是大宗，褒城君是小宗。何齐生安，光武帝时继承爵位，又进封宋公，在汉朝宾礼中位列诸侯。霸的上三世孙生均，平帝元始初年进封褒城侯。均的二世孙生损，和帝永光年间改封褒尊侯。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大概这两宗到汉朝灭亡时都失去了传承。魏文帝黄初年间重新寻求先圣的后代，找到议郎羡，赐爵宗圣侯。传了两代生震，晋武帝太始初年改封奉圣亭侯。震的二世孙生懿，跟随元帝南渡，居住在会稽。孔氏从此又分为南北两宗。懿生鲜，宋文帝元嘉八年因罪被夺爵。十九年由隐之继承。隐之又因儿子不肖而失去爵位。二十八年由惠云继承，又因重病失去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由迈继承。迈传给儿子莽，莽也因罪失去爵位。这是南宗。后魏时期寻求先圣后代，找到二十七世孙乘，任为崇圣大夫。孝文帝太和年间改封他的儿子珍为崇圣侯。珍的三世孙生渠，北齐文宣帝改封恭圣侯，进入后周后，宣帝进封为邹国公。渠的二世孙生嗣哲，隋炀帝时改封绍圣侯。这是北宗。这样看来，跟随元帝南渡的是大宗，接受北魏封爵的是小宗。南北两宗到隋朝灭亡时，又都失去了传承。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才找到先圣后代德伦，赐爵褒圣侯。德伦的二世孙生燧之，玄宗开元年间进封文宣公。传了七代生光，遭遇五代之乱而失去爵位，后来任泗水令。有个洒扫户孔未，想冒充继承封爵，把孔氏诸人全部杀死。光的妻子生下儿子仁玉，当时只有九个月，于是秘密抚养他。后周时才找到他并让他继承爵位，进入宋朝后去世。到太平兴国年间，又召仁玉的儿子宜来继承封爵。宜的二世孙生圣佑，圣佑没有儿子，于是由弟弟宗愿继承。仁宗嘉祐年间，因为祖先的谥号不能加给后人，改封为衍圣公。宗愿传给若蒙，哲宗元祐初年改封奉圣公。若蒙因事获罪被废，由弟弟若愚继承，又恢复为衍圣公。若愚传给儿子端友，端友跟随高宗南渡，居住在衢州。孔氏从此又分为南北两宗。端友传了四代生洙，宋朝灭亡后失去爵位，这是南宗。伪齐刘豫在济南僭越称帝，找到先圣第四十九世孙璠，赐爵衍圣公。刘豫被废后，金国沿袭这一封爵。璠传三代生元措，金朝末年崔立作乱，投降元朝，于是连同元措也一并俘获带走，这是北宗。这样看来，跟随高宗南渡的是大宗，接受刘豫封爵的是小宗。元措进入元朝后去世，没有儿子，于是召洙来让他继承爵位，洙坚决辞让，返回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集中书省议定，寻找应当继承封爵的先圣第五十三世孙，最终找到元措的族人思晦，把结果上报。”},{ 思晦接受爵位后去世，因其儿子显贵而追封为鲁郡公。如今作为大宗子的人，都是思晦的后代。宗法礼制，是先王制定的，大概是用来端正天下的大伦、断绝争端的。先圣制定礼乐，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何况他们的后人奉守世代祭祀，怎么能不慎重呢？魏代、唐代初年，所封之人的世系，史书既没有记载；而凡是属于北宗的人，又都是一时访求得来，却要让他们承担大宗子的责任，这也与先圣的礼制不同了。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南宗还比较接近正理。因为南宗出自当时承袭爵位的人，北宗则是与宗族关系疏远、世代遥远的人。有人竟把离开宗国说成南宗的罪过，把守护林庙说成北宗的贤行，那就更大错特错了。根据史书考察，凡是出自北宗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灾难而四处奔走、流落民间，并不是真有仗义守礼、效死不去的心志。既然如此，取此而舍彼，又哪里是大公至正的道理呢？何况北宗的祖先璠，起初接受逆豫的命令，最后又归顺元朝；所谓因袭承继之间，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也不过就是这些罢了。于是作《圣裔考》。《欧史十国年谱备证》【徐一夔】

译五代时期，十国中称帝并改元的有七国，荆楚、吴越则经常使用中原的年号。欧阳公的《五代史》撰写十国世家年谱，写到吴越时说：“听老年人说，吴越也曾经称帝改元，但想求得相关事迹却没有找到，只找到他们把落星石封为宝石山的制书，上面称宝正六年辛卯，这才相信吴越曾经改元。”《欧史》所依据的就是这件事；之所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是怀疑这个年号只在吴越国内施行，不在外国施行，后来又把这件事隐讳了。至正年间，我到海宁州以东避乱，有个姓许的人曾经开挖大宅，发现一座古墓，里面有墓志砖，大概是钱氏部将许俊的墓。许俊十八岁从军，凭勇猛善战立功，屡次升官至节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宝正三年去世，葬在这里，墓志所记年月十分清楚；这又是钱氏改元的一条证据。可惜欧阳公没有见到它。钱镠消灭黄巢、杀死董昌，占有两浙之地，又不断向中朝进贡，如果没有称帝改元的事情，那么在唐明宗即位初年，安重诲掌权时，钱镠给安重诲写信，言辞有所轻慢，安重诲大怒；正好使臣乌昭遇、韩玫出使钱镠，召他回朝，韩玫诬告乌昭遇说钱镠称臣舞蹈，安重诲于是上奏削去钱镠的王爵。钱镠大概是因为受到刺激而这样做的【原文“镠盖有激而然而”疑有脱误，句意不明】。然而钱镠去世的那一年，正是明宗改元长兴的壬辰年，也就是宝正六年的下一年。安重诲被杀是在长兴二年夏天，而钱元瓘自陈请求恢复钱镠的王爵，则是在安重诲死后；钱元瓘承袭王位后不再改元，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来。依我看来，钱镠在梁末帝贞明二年被加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并设置直属官属；唐庄宗进入洛阳时，他献上厚礼，因此得到赐予玉册、金印，自称吴越国王，把自己的居所改称为宫殿，官属都称臣，还派遣使者册封海中各国的君长。至于许俊，从分别论等级的角度说，也不过是钱镠的一个陪臣，却同样授予前面所说的官职名称，俨然已经在做皇帝所做的事情了，哪里还要等到安重诲断绝关系以后才这样做呢？欧阳公距离五代不远，所以老年人的传闻大概是可信的。当时十国都不属于中原所有，钱镠是否称帝改元，也不值得争辩；这里只记录所见材料，用来作为欧阳《五代史》的一条证据罢了。《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八 （明）贺复征编 ○评论 《太史迁〈秦纪〉评》【汉·班固】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这一天，周历已经转移，仁德没有取代母亲，秦正好处在其位。吕政残暴虐待百姓，却凭借诸侯十三国兼并天下，放纵自己的情欲，极尽享乐，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军队所到之处无不征伐，制定政令，施行于后世君王，大概是获得了圣人的威势。河神授予图谶，凭借狼狐之兆，踏着参、伐二星，辅助进攻、驱逐敌人，拒绝这些说法的人称他为始皇。始皇死后，胡亥极其愚昧，骊山陵墓还没有完工，又兴建阿房宫，以完成先前的计划。他说凡是有天下、地位尊贵的人，都应当任意放纵、极尽欲望；大臣甚至想废止先君所做的事情，于是诛杀李斯和冯去疾，任用赵高。这话说得多么令人痛心啊！一个人头却发出畜牲般的叫声，既没有威势，也没有功伐；罪恶不深重、不虚妄，就不会灭亡，拒绝这些道理的人不能留存。残暴虐待百姓加速了他的灭亡，即使处在地势便利的国家，也仍然不能保存。子婴按照次序应当继承帝位，戴着玉冠，佩着华美的韨，乘坐黄屋车，跟随百官拜谒七庙。小人僭居不当的职位，无不惶惑失守，只图苟且偷安度日；只有子婴能够长久思考、反复谋虑。他与儿子共同施展权谋，近在宫门窗牖之间取定计策，终于诛杀奸猾之臣，为君主讨伐贼人。赵高死后，宾客婚姻之礼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慰劳完，饭还没有咽下，酒还没有沾唇，楚军已经屠戮关中。子婴这个真人在霸上投降，乘坐白色车辆，车上系着缨组，奉上符节、玉玺，归于帝王之人。郑伯手持茅草制成的旌旗和鸾刀，周襄王严肃地退避一舍。黄河决口后不能再堵住，鱼腐烂后不能再恢复完整。贾谊、司马迁说：‘假使子婴具有平庸君主的才能，又得到中等贤能的辅佐，即使崤山以东发生动乱，秦国的土地仍然可以保全并占有，宗庙的祭祀本来不应当断绝。’秦国衰败日积月累，天下像土崩瓦解一样，即使有周公旦那样的才能，也已经没有地方施展他的谋略，却拿一天之内成为孤立君主的子婴来责备，真是错误啊！世俗传说把秦始皇说成罪恶的开端，胡亥确实把这种道理发挥到了极点。又责备这个小孩子说：‘秦国的土地可以保全。’这就是所谓不通晓时势变化。纪季带着酅邑出奔，《春秋》不直书其名。我读《秦纪》，读到子婴车裂赵高时，没有一次不赞许他的决断、怜惜他的志向。子婴对于死生大义，可以说是完备了。《祀黄熊评》【程婴】《左传》说：子产出使晋国，晋侯患病，梦见黄熊，以为是厉鬼作祟。子产说：鲧的神魂化为黄熊，鲧是夏代郊祀的对象，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晋国作为诸侯盟主，难道没有祭祀他吗？于是便派人祭祀鲧。杜预又注说：‘这是说周王室衰微时，晋国作为诸侯盟主，可以辅佐天子祭祀群神。’我说：‘这与我的说法不同。如果鲧是夏代郊祀的对象，三代都祭祀他，那么掌管周礼的人还在；晋国主持盟会，难道可以把天子的祭典当作诸侯应当举行的祭典而僭越祭祀吗？这是不应祭祀他的第一个理由。羽山又不是晋国所望祭的山，这是第二个理由。鲧如果是天下的厉鬼，就有天子所祭的大厉主管其祭祀，这是第三个理由。如果只是一个国家的厉鬼，就有掌管东海诸侯国厉鬼祭祀的官职主管其祭祀，这是第四个理由。何况杞国是夏后氏的后裔，鲧有归属于杞国的祭祀，又不属于厉鬼，这就是第五个理由。’子产所说厉鬼作祟的事情有两种，我只取其中一种。他所说实沈、台骀作祟，我可以接受；至于黄熊作祟，我不敢听信。晋侯当时正在患病，难道是神志昏乱了吗？内心产生偶然的梦境，把某种形状和颜色的东西叫作黄熊，怎么可以拘执这一点，硬说是鲧化为厉鬼，而举行昏乱僭越的祭祀呢？《大儒评》【唐·陆龟蒙】世人把孟轲、荀卿称为大儒；看他们的著作不违背孔子的道，除了儒者还是什么呢？然而李斯曾经向荀卿学习，进入秦国求见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被任命为左丞相。有一天，他诱骗诸生，把他们聚集起来坑杀；又下令禁止说：‘天下人胆敢收藏诸子百家的言论，都交给郡守、郡尉烧掉；偶然谈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从前孔子对弟子们，像仲由、冉求以下，都说他们有可以任用的才能；至于他们是否仁德，则说不知道。李斯从荀卿那里听闻孔子之道，官位做到丞相，这可以说是实行其道、实现其志向的人了；反而焚烧《诗》《书》、坑杀儒士，他的不仁实在太严重了！不知道什么是不仁，还能说谁呢？何况荀卿贤明有智慧，却把道传授给李斯，这就是昧于观察和听取。即使李斯备受五刑，荀卿还能够被称为大儒吗？我认为他不如孟轲。《古今书评》【袁昂】

译王右军的书法像谢家的子弟，即使有时不够端正，也光彩焕发，自有一种风度。王子敬的书法像河洛一带的少年，虽然都显得充实和愉悦，但整体拖沓，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羊欣的书法像大户人家的婢女充当夫人，虽然处在那个位置，举止却羞涩拘谨，终究不像真正的夫人。徐淮南的书法像南冈的士大夫，只是喜好追求风范，终究免不了寒酸乞相。阮研的书法像失去品秩的贵族子弟，憔悴不堪，再也不能排斥、压倒英贤。王仪同的书法像晋安帝，并非没有处在尊贵地位，却完全没有神采。施肩吾的书法像新亭的北方粗人，乍一看似乎还像那么回事，但一开口同扬州人交谈，声音和姿态就暴露出来了。陶隐居的书法像吴兴的小孩子，外形虽然还没有长成，筋骨体势却十分骏快。殷钧的书法像高丽使者，傲岸豪放，很有气概，但声韵终究缺少精妙的意味。袁崧的书法像深山里的道士，一见到人便想退缩。萧子云的书法像上林苑春天的花朵，远近都可观赏，没有一处不开放。曹喜的书法像讲经论道的人，言语绵延不绝。崔子玉的书法像遮蔽阳光的险峻山峰，只有一枝孤松，含有令人绝望的意味。师宜官的书法像鹏鸟的羽翼尚未停息，轻盈地自行飞去。韦诞的书法像龙显威、虎振威，笔势如剑拔弩张。蔡邕的书法骨力气势通达，清爽而富有神采。钟会的书法含有十二种意趣，意趣之外又格外奇妙，实际上也多有奇异之处。邯郸淳的书法合乎规矩，方圆兼备才能成形。张伯英的书法像汉武帝爱好神仙之道，凌空而行，仿佛将要成仙。索靖的书法像旋风突然升起，又像猛禽忽然飞翔。梁鹄的书法让太祖废寝忘食地观赏，甚至看得失明。皇象的书法像歌声绕梁，又像琴师舍弃琴徽。卫恒的书法像插花的美女，在镜台前舞蹈欢笑。孟光禄的书法像山崩崖绝，令人见了便感到可畏。李斯的书法像世代显贵、冠盖相承，难以改变施展。张芝的书法惊奇，钟繇的书法尤其超绝，王逸少的书法兼善各种体势，王献之的书法冠绝当世。四位贤者各有相似之处，宏美的文采并不减色；羊欣的楷书、孔琳之的草书、萧子云的行书、范怀的篆书，各自在一个时代达到绝妙境界。奉诏派遣臣下评论古今书法，我认为钟繇的书法意态气势严密华丽，像飞鹄嬉戏于海上、舞鹤遨游于天空，字行之间繁茂严密，实在难以超过。萧思话的书法运笔连绵不断，字势曲折强劲，像蛟龙跃过天门、猛虎卧在凤阁。薄绍之的书法字势错落舒缓，像舞女弯腰、仙人在树旁长啸；至于挥毫振动纸面，又有迅疾闪动、飞舞流动的气势。《诗评》【敖陶孙】魏武帝的诗歌像幽燕一带的老将，气度韵味深沉雄健。曹子建的诗歌像三河地区的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的诗歌像饥饿的雄鹰独自飞出，奇特矫健，无人能比。谢康乐的诗歌像在东海扬帆，风姿和目光流丽。陶彭泽的诗歌像高空中的绛色云霞，舒展收卷，自然自如。王右丞的诗歌像秋水中的芙蓉，倚着秋风自我含笑。韦苏州的诗歌像园客独自吐丝结茧，暗中合乎音律。孟浩然的诗歌像洞庭湖刚刚起波，树叶微微飘落。杜牧之的诗歌像铜丸滚下斜坡，又像骏马奔下山坡，迅疾有力。白乐天的诗歌像山东父老谈论农桑，件件事情、每句话都写得实在。元微之的诗歌像贺怀智谈说天宝遗事，容貌虽憔悴而精神并未受损。刘梦得的诗歌像雕刻冰块、琢磨美玉，流动的光彩自我照耀。李太白的诗歌像刘安得道后鸡犬升天，遗留下的声响飘在白云之间；考察它最终归宿，却仿佛没有固定所在。韩退之的诗歌像背水列阵、囊沙筑堤，只有韩信能够做到。李长吉的诗歌像汉武帝食用承露盘上的露水，对实际没有补益，却有许多欲求。孟东野的诗歌像埋在泉下的断剑，又像卧在山谷中的寒松。张籍的诗歌像优伶主持乡饮酒礼，酬答献礼有次序，合乎时宜，气度恢宏。柳子厚的诗歌像深秋独自远眺，雨霁的傍晚独自吹奏。李义山的诗歌像百宝制成的流苏、千丝交织的铁网，精巧繁密而瑰丽，却终究不适于实用。宋代苏东坡的诗歌像黄河水奔注天河，又倒流连接沧海，变化眩目多端，最终归于雄浑。欧阳公的诗歌像四瑚八琏这样的礼器，正适合用于宗庙朝廷。荆公的诗歌像邓艾缒兵进入蜀地，主要以险绝取胜。山谷的诗歌像陶弘景入朝做官、分析事理，谈论玄理，但松风之梦本性仍在。梅圣俞的诗歌像关河放水，转瞬之间悄无声息。秦少游的诗歌像当时的女子在春天行走，终究有过于婉弱的伤处。陈后山的诗歌像九皋深处独自鸣叫的鹤，又像深林中独自芬芳的花，冲淡寂静而自有美感，并不求得到世人的赏识。韩子苍的诗歌像梨园按乐，排列配合独具伦次。吕居仁的诗歌像散圣安坐参禅，自然能够奇特超逸。其他作者难以一一详尽列举。唯独唐代杜工部的诗歌像周公制作礼乐，后世没有人能够仿效议论。《评论前代史》【宋·唐庚】司马迁敢于胡乱说，却说得好；班固不敢胡乱说，却说得不好。不胡乱说而且说得好，是《左传》；胡乱说而且说得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如果存有一丝一毫《唐书》的影响，《唐书》也会成为来生的种子了。《元词评》【明·涵虚子】

译马东篱的词像朝阳中鸣叫的凤凰；张小山的词像笙声和仙鹤飞翔在瑶天；白仁甫的词像大鹏盘旋于九霄；李寿卿的词像洞天春晓；乔梦得的词像神鳌鼓动波浪；费唐臣的词像三峡的波涛；宫大用的词像西风中的雕和鹗；王实甫的词像花间美人；张鸣善的词像彩凤梳刷羽毛；关汉卿的词像琼玉筵席上的醉客；郑德辉的词像九天上的珠玉；白无咎的词像太华山上的孤峰。以上十二人为第一流。等人评论贯酸斋，说他如天马脱缰；邓玉宾如幽谷芳兰；滕玉霄如碧汉闲云；鲜于去矜如奎璧腾辉；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里鸣泉；徐甜斋如寒林秋月；杨澹斋如碧海珊瑚；李致远如玉匣昆吾；郑廷玉如佩鸾鸣玉；刘廷信如摩云老鹘；吴西逸如空谷满泉；秦竹村如孤云野鹤；马九皋如松阴鸣鹤；石子章如蓬莱瑶草；盖西村如清风爽籁；朱廷玉如百草争芳；庾吉甫如奇峰散绮；杨立斋如风烟花柳；杨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张云庄如玉树临风；元遗山如穷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盘牡丹；阿鲁威如鹤唳青霄；吕止庵如晴霞结绮；荆干臣如珠帘鹦鹉；萨天锡如天风环佩；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顾均泽如云中乔木；周德清如玉笛横秋；布呼密如闲云出岫；杜善夫如凤池春色；钟继先如腾空宝气；王仲文如剑气腾空；李文蔚如雪压苍松；杨显之如瑶台夜月；顾仲清如雕鹗冲霄；赵文宝如蓝田美玉；赵明远如太华晴云；李子中如清庙朱瑟；李叔进如壮士舞剑；吴昌龄如庭草交翠；武汉臣如远山叠翠；李宜夫如梅边月影；马昂夫如秋兰独茂；梁进之如花里啼莺；纪君祥如雪里梅花；于伯渊如翠柳黄鹂；王庭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扬辉；金志甫如西山爽气；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凤管秋声；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吴仁卿如山间明月；秦简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宝如罗浮梅雪；赵公辅如空山清啸；孤仲章如秋风铁笛；岳伯川如云林樵响；赵子祥如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挂月；陈存甫如湘江雪竹；鲍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张时起如雁阵惊寒；赵天锡如秋水芙蕖；尚仲贤如山花献笑；王伯成如江鸳戏波。以上七十人列在其次。又有董解元、卢疏斋、鲜于伯机、冯海粟、赵子昂、班彦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泽民等，共十五人，没有加以评论。这些人又在其次。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等人，都没有评论。评论文章、比喻学问【崔铣】崔先生说：金、元交替之际，中原的文章，气势雄健而文辞倔强刚劲，想要陈述义理却不精密；这些人可以同他们共成事业，却不能长久合作，所以国家容易毁败。这就像秋日的深壑、霜覆的山崖，孤峭而喷涌决裂，并不是可以寄托生命的地方。南宋的文章，气势浮薄而文辞细弱靡丽，所以国家更加衰弱。更严重的，像叶水心的诡谲、周平园的散漫、陈止斋的驳杂、秋阳的浮华，只不过说明了它的索然无味罢了。本朝文章评论【王世贞】

译宋景濂如酒池肉林，只是丰盛富饶，却缺少调和百味的勺药。王子充、胡仲申二位先生如官厨中的内酝酒，稍有风致法度，却不能清醇绝妙。刘伯温如丛台上的少年人，说起社交应酬便机敏圆滑，流利而只显小聪明，口才很高。高季迪如拍张、担幢的杂技，急促迅疾，令人眼花。苏伯衡如十室之邑，粗略有些街市，却缺少曲折周详。方希古如奔腾的急流，一泻千里，却很少有回旋浩荡的姿态。解大绅如驿站交接时奔驰的快马，速度很快而少有步调。杨士奇如寒门读书人做了官，举止雅正、缓步徐言，安详平和中时时流露寒俭之气；又如新任廷尉的文书，有法度而简略。丘仲深如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不太可食。李宾之如开坛讲法的法师登堂，铺陈丰裕，听来可取，但实际上缺少精深义理。陆鼎仪如何敬容，喜欢整洁，夏天熨衣服时甚至把后背烫焦。程克勤如借来丧服替人吊丧，缓步而衣冠严整，举止端庄，却缺少真情。吴厚博如茅屋竹篱，勉强可以坐卧，此外没有壮丽的景观。王济之如长武城的五千名士兵，整肃闲雅而足以作战，只是嫌人数太少。罗景鸣如用药物铸成的鼎，虽然古色古香，令人惊异，却本来不是三代的器物。桑民怿如社日演的夷歌，也自有满眼满耳的声色。杨君谦如夜郎王，略具君臣之制，却不知道汉朝的广大。罗彝正如姜姓赋道士登坛讲法，言语不离道理，却少有玄妙的趣味。陈公甫如坐禅僧，只偶尔说出一句圣谛，随后东涂西抹，却也能偶然动人。祝希哲如吃人的气势逼迫得人说话结巴，又如拙劣的工匠织锦，丝理多有遗憾。王伯安如吃哀家梨，入口咽下时爽快得无法形容；又如飞瀑冲击山岩，一泻千尺，却没有深潭澄静幽深的情致。崔子钟如古法织成的锦，文理黯然，雅色可爱，可惜幅面狭窄。湛源明如乞食的道人，记得几句经文佛曲，沿门唱诵。李献吉如尊彝锦绮，天下珠玉环绕，然而丝理也不免有剥蚀的毛病。何仲默如雉鸡的五彩羽毛，飞不了百步，却能灼伤人的眼睛。徐昌谷如风流少年，回顾景物而自我欣赏。郑继之如孔北海议论时，志向很大而才力不足。王子衡如用丝绳驾驭旄牛，珍贵而能负重，却不懂得行进的步调。康德涵如听齐人演唱《霓裳散序》，格调高而声音低。王敬夫如狐禅鹿仙，也自有纵横之气。高子业如玉盘中的露珠碎屑，确实清雅高贵，又带有寒淡之意。何夏文愍如登上小丘，伸脚便能看见平野，不过只是疏略的议论罢了。王稚钦的书信如美人诉说衷情，他的其他文章则像把老鼠说成璞玉、把驴叫作卫江，名实颠倒。景昭如走进鸿胪馆，听见的全是鸟语和侏离之音，一个字也听不懂。廖鸣吾如屠户酒贩在小店里冒充富人，纷纷扰扰，反而更加令人厌恶轻贱。郭玠夫如乡里老人叙事，粗略却颇有绵延不绝之意。丰道生如古董铺，真赝混杂陈列，偶尔也能看见宝物，却经不起轻浮欺诈。李舜臣如盆池中的金鱼，即使足以供人观赏，放到江湖的空阔天地中，便显得渺小了。陈约之如小径上的落花，在衰败憔悴之中，略有含蓄的艳丽。黄德兆如山中的瑶民勉强说汉语，免不了舌音不正。黄勉之如新安的大商人，钱帛米谷金银都充足，唯独法书名画不是真品。陆浚明如手持麈尾的人，从容对谈，不缺少名理。江子顺如试飞的幼鹰，矫健而任意翱翔。袁永之如王武子挑选有才的兵家子弟，命相不够厚重。吕仲木如梦中不停说呓语，偶然才会停下。马伯循如在河朔吃羊酪，汉地的膻肥气味冲鼻。颜惟乔如突然显贵的寒门读书人，实在经不起矫饰。杨用循如用彩帛做成的花，没有各种自然生长的生气。屠文升如小户人家的子弟充作乌衣巷的贵族子弟，终究不太相像。王允宁如小县城的工匠雕琢玉器，不是不奇异珍贵，只是刀痕斧迹清清楚楚；又如王子师学习画相国，只停留在外在形迹上，所以反而更相距遥远。罗达夫如讲师和参禅者两边都想立足，却都不堪登堂居高。王道思如金市中的高门宅第，房屋华美，巷道曲折，但工匠没有读过《木经》，其中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许伯诚如通达的津渡驿站，投入本钱少，供应却不空缺。薛君采如咀嚼白蜡，靠着青芦杖也经不起谈论，显得软弱。朱子玠如小儿吹芦笙，只吹出一两声，仿佛想列入太常雅乐。乔景淑如江东秀才，文弱雅致，却气势不足。吴峻伯如佛门中的讲师，言辞虽多，却不认识本来的面目。归熙甫如秋天的积水留在地上，有时浩荡得不可测量，却只能一泻而尽。卢少楩如春水横流，浩荡放纵，却少有归宿。梁公实如贫寒士人喜好古物，品味并非没有一两件醒目的东西，只是苦于难以为继。宗子相如骏马容易跌倒；又如美妙的歌者，只会唱《渭城》一曲，日日在人耳边回响。李于鳞如商代彝器、周代鼎器这样的海外奇珍，本身不是三代之人，却和波斯胡人一样，贵重而不可议论。本朝诗歌评论【王世贞】

译高季迪如射雕的能手，刚健迅利，往往能够命中；又如燕地歌姬盛妆打扮，巧笑而善于逢迎。刘伯温如刘宋时喜好武事的诸王，力量和事业都相称，服饰技艺华美整齐，见到王、谢两家的衣冠子弟，也不免低眉。袁可潜如琴师弹琴，流畅而有情致。可惜高山尚且遥远。刘子高如雨中的素馨花，虽然仍然娇艳，却没有寒梅老树的风骨。杨孟载如西湖的柳枝，柔美婉约，近于人情；至于他的言语，则使风雅扫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笛，虽然不是太常雅乐，却铿锵而有情致。徐幼文、张来仪如乡间男女，有质朴也有情感，却缺少体度。孙伯融如刚调教好的御马，步伐尚未熟练时，看起来轻快。孙仲衍如豪富子弟进入少年游乐场，轻浮放纵而自以为得意。浦长源、林子羽如小乘佛法中作论，若依师生天性则可以成佛，实在很遥远。解大绅如河朔大侠，胡须张立如戟，与他周旋饮酒的都是粗俗之人。杨东里如流水上的平桥，粗略形成一点小巧的情致。曾子启如奉节度使之命募兵东征，鲜明华丽而杂乱，精锐骑兵很少。杨公让、刘源济如淮阴少年逞强斗勇，摆出要吃人的样子。刘钦谟如村女头簪鲜花，浓艳而羞涩，恰好各占一半。夏正夫如乡里的啬夫穿着绣衣拜见达官，虽然整齐严饰，时时流露本来面目。李西涯如池塘秋日的积水，浩荡平缓而容易看清底里。谢方石如乡里的社塾先生，每天发出小孩子般嘶哑的声音。吴匏庵如学究出身的人，虽然闲雅，却脱不掉酸腐习气。沈启南如老农老圃，都是实际内容，只是多用俚俗辞语。陈公甫如学禅的人偶然得到一句自然的话，便称为游戏三昧。庄孔扬好的地方不用说，坏的地方却像乡村巫师降神、里中老人骂座。陆鼎仪如吃人却说雅语，很多话都堵在咽喉之间。张亨父如劳作的人唱歌，滔滔不绝中只合俗人的耳朵。张静之如小船划过急流，一瞬间便过去了，再没有雅观可言。杨文襄如老弋阳伎，发声很便利，却多鼻音，再也听不出曲调。桑民怿如洛阳的赌徒，家家没有一石粮食，却一掷百万。林大用如太湖中的顽石，并非没有一点细微情致，只是未免痴重。何乔新如汉朝官员出巡远郡，也自粗略具备威仪。祝希哲如开店的商人张罗铺面，颇有珍玩，陈设却总是杂乱不堪。蔡九逵如荒草丛中的蔷薇、沙洲边的小岛，时而显得娇美，但也只够看一眼。王敬夫如汉武帝求仙，根本欲望已经染污，却时常偶然遇到一些仙境，终究不是真实境界。石少保如披沙拣金，时时能见到美玉。文征仲如士女淡妆，维摩居士坐着谈法；又如小阁疏窗，布置雅致，但眼前景致容易看尽。康德涵如靖康年间的宰相，不是不处于尊贵地位，只是惊惶纷扰，粗率而没有大的处理办法。蒋子云如白蜡糖，看起来甘美，却不堪咀嚼。王钦佩如小儿头上戴花，学着做柔美华丽的样子。唐虞佐如苦行头陀，终究少有玄妙的领悟。王子衡如外国人投归唐朝的武将，坐禅般的威仪和解悟之中，仍免不了流露轻佻放浪的本色。熊士选如寒蝉在初秋稀疏的树林中乍然鸣叫，并非不清楚，只恨缺少别样情致。张琦如夜间露中的青蛙鸣叫，自有极强的声情，却脱不了泥中的气息。唐伯虎如乞丐唱《莲花落》，但他年轻时也曾有玉楼金埒。边庭实如洛阳名园，处处都是绮丽花草，不必全都称为姚黄魏紫；又如五陵身穿裘衣、骑乘骏马的千金少年。顾华玉如春天原野遍开的荼蘼花，并不少。刘元瑞如闽人强行说齐地话，多数难以分辨。朱升之如桓宣武被说成像刘司空，没有什么不是令人遗憾的。殷近夫如越地军队纵横江淮之间，终究不能成就霸业。王新建如长瓜梵志，在他自己的教法中铮铮有声，能够动人。陆子玄如捐资取得官职的人，作文时语言雅正、步履从容，虽然自有余力，却没有脱离本来的面目。郑继之如冰棱石骨，质地刚劲而不华丽；又如天宝年间的老人谈论丧乱之事，都是实际经历，时时流露感慨。孟望之如贫寒读书人置办酒席，寒酸淡泊，却不至于腥膻。黄勉之如假山池沼，虽然华美整齐，却极费人力。高子业如高山鼓琴，深思独往，树叶全都脱落，石中的青气自现；又如卫洗马谈愁而憔悴，婉转笃厚，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叶玉几，夺取天然巧妙；又如美人临池，稀疏花影中独自含笑。胡孝思如骄纵少年喜爱吴地口音，兴致来时便放声歌唱，不必合着拍子。马仲房如程卫尉屯兵西宫，侦察警戒精严，铠甲仪仗雄整，只是士卒缺少乐于效命的气势。丰道生如沙苑的马，劣马良马各占一半，任情奔驰中多有失败跌倒。王舜夫如用破铁网捕取珊瑚，用力坚深，得到的宝物却很少。孙太初如雪夜率偏师从小路进入蔡地；又如鸣蝉伏蚯蚓，声音震动月色露气，身体却滞留泥土。施子羽如寒鸦几点、流水孤村，可惜景物萧条，迫促脱略，意趣已经尽了。王履吉如乡间少年长期游历都会，风流洋溢而雅致，却没有完全脱去本来面目；又像扬州盛宴，虽有水陆珍馐，却时时带有陈宿的味道。常明卿如沙苑的小马驹，骄傲嘶鸣，自我欣赏，却还没有调和步伐。张文隐如药物铸成的鼎鼐，灿烂夺目，令人惊异，却终究缺少古雅。王稚钦如良马奔驰下坡，美女舞弄长竿，五言诗尤其像长城般坚固。陈约之如青楼少女在月下弹箜篌，起初取得闲适，最终变成凄楚；又如雨后的残荷，虽然衰落，却仍然姿态嫣然。杨用修如突然暴富的子弟，拥有铜山金埒，却不知道吃饭穿衣。李子中如刁家奴仆，车马显赫，散施金帛，但那些本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廖鸣吾如新开的渠道，浮土浊泥一瞬间全都冲下去了。皇甫子安如玉盘中的露珠碎屑，清雅绝伦，可惜绢幅轻薄短小，难以裁剪。袁永之如王、谢门中的贵族子弟，举止都很可观。黄才伯如紫色美玉，很像靺鞨宝石，晚年也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处。周以言如中等智慧的比丘，虽然缺少根基，却不至于说出小乘之语。施平叔如小县城的百姓，房屋器物都完备。张以言如贝州的石斗，色泽像玉，表面纹理却粗疏漫漶。

译胡承之如病弱的寒门读书人，学习白猿公的技艺，操持舞弄如同按规矩击刺，却还不能华美。华子潜如疏林中的磐石、清溪上的短桨，虽处秋冬之际，也不废弃枫树和橘树。张孟独如阵前叫骂的士兵，瞪眼挥袖，果然有勇猛的气势。张愈光如拙劣工匠雕琢山骨，斧凿痕迹清楚可见；又如东铜，铜腹内外都充满旁门之物。汤子重如乡里的三老，入城时威仪端正，终究少有华美冶艳的姿态。傅汝舟如讲说《法华经》，写作风格却多是凡俗之语，圣贤之语很少。乔景叔如清泉流淌、新月映桂树，但这样的景致很少，不能纵情久观。蔡子如娇女织黄绢，不懂丝理，却勉强织得文采斐然。王道思如受惊的弋鸟和栖宿的鸟，扑腾迅疾，实在有愧于幽闲的姿态。许伯诚如商人作独自游历，随遇而挥洒，不管是否合乎节度。陈羽伯如东市娼女，羡慕青楼的身价，略施粉黛，勉强做出颦笑。王允宁如马服君的儿子，陈列兵法，自作奇正，却不懂兵法；又如项王，刚发出呜呜声，忽然又发出低沉的怒吼。徐昌谷如白云自流，山泉清冷，残雪留在地上，与新月相互掩映；又如飞天仙人偶然下游人间，不沾染尘俗。何仲默如朝霞点染水面，荷花试受微风；又如西施、毛嫱，不论才艺如何，只要回眸一顾，便使其他人的粉黛失去颜色。李献吉如金翅鸟劈开长天，神龙嬉戏大海；又如韩信统兵，兵力多少都能随心运用，纵横排荡，令人无法测度。李于鳞如峨眉山积雪、阆风山蒸腾的云霞，气色高华，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又如大商船，装满明珠异宝，贵重得足以匹敌国家，次等的也还是木难、火齐一类的珍宝。宗子相如渥洼的神驹，一天能奔驰千里，却不免有咬断缰绳的毛病；又如华山道士的谈话，谈的都是烟霞仙境，不是人间的事情。梁公实如绿色原野中的山池，繁丽、雅正而匀称适宜；又如汉代司隶的衣冠，使人惊叹美好，但不是全盛时期的礼仪器物。吴峻伯如子阳在蜀，也具备威仪；又如初地菩萨见到声闻乘之人，便进入大乘境界。冯汝行如幽州骑马的游侠，虽然显得刚强豪迈，却很缺少文雅。冯汝言如晋人评论会稽王，有远大的体势，却没有远大的精神。张茂参如粗野之人渡江，揖让礼节简略，终究还是中原门第。卢少楩如浊世中翩翩的佳公子，轻俊而任意放纵。朱子价如高坐的道人，穿着便服、踏着木屐，忽然说出癫狂的话。陈鸣野如子玉，军队超过三百辆兵车便会失败。彭孔嘉如光禄寺设宴款待使臣，菜肴排列周详整齐，但其中有许多陈宿之物。徐汝思如刚调教的鹰初次见到搏击猛禽，因而很难捕获新鲜猎物。黄淳父如北里的名妓，充当掌管酒宴的女侍，才色本来就值得观赏，时而说出俊逸的语句，受到宾客赞赏。谢茂榛如大官府的老厨师为小县城设宴，虽然菜肴并不奇异，摆列却不苟且。魏顺甫像黄梅的坐客，谈论乘势纵横之理还没有完全透彻，却不失为有门第传承的人。春秋大夫评论【袁宗道】要评论三代以来的人物，实在困难啊！除了《壁经》所记载的，写在国史中的人物，难道没有那些光彩照耀后世、芬芳润泽人们口齿的吗？然而尺长的美玉中有一寸见方的瑕疵，完整的材料难以一开始就驾驭；如同丝带反复试用，屡屡跌倒，末路便难以走完；长于堵塞洞穴，却短于衡量城池，便难以担当大用；外表像凤凰的翅膀，内里却像蝮蛇猛禽，便难以保持纯白。要给三代以来的人物加以褒贬，也实在困难啊！我没有时间再逐一评论，只举较为著名的：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晏子顺应君命而又能权衡君命；赵衰、狐偃跟随公子重耳西行，使他成为晋文公；晋国先轸在城濮击败敌军；孟明视取得胜利后焚毁船只；士燮先忧虑内患而使国内安宁；赵武不在绛地徒然动用兵甲。和戎，是说士燮；从前忧国，是说士燮；谋划伐楚，是说敖；使秦显扬，是说奚。国家重视善于谋划的大臣便会安定，除了这几位大夫，还有谁呢？季友在鲁僖公时匡助鲁国，宁武子使卫成公时局安定，华元在宋昭公时抵御外侮。国家重视能够平定祸乱的大臣便会安定，除了这几位大夫，还有谁呢？蹇叔劝止袭击郑国的军队，子革陈述《祈招》诗，史鱼以尸体进谏而使君主醒悟，他们大概都有古代辅弼遗留下来的风范。鲍叔牙荐举管仲，子皮荐举子产，公叔荐举僎，他们大概都有古代推举贤才的风范。至于目夷因为宋国而谦让，子臧因为曹国而谦让，季札因为吴国而谦让，难道就是所谓把国家看得像鞋子一样轻吗？他们大概只是廉洁安静的人罢了。孔父因宋督而死，仇牧因南宫而死，荀息因里克而死，难道就是所谓把赴汤蹈火看得像吃糖一样甘甜吗？他们大概只是倚仗节义的人罢了。至于柳下惠能够兼顾治理与拨乱，蘧伯玉能随时舒展或收敛，士会在中原没有隐瞒真情，他们不也是世人所称的贞良之士吗？这些大夫，本来都是朝廷推举选拔的人物，足以照耀史册；但深入追究他们一生，优点很多，却不能遮掩缺点：如同骏马却不能胜过跌倒，如有才却有时受困于大用，如斑驳而有时违背纯白。因此，要给三代以来的人物加以褒贬，确实困难。然而我私下认为，考察一个人是否适合国家任用，应先看功勋；评定一个人的品格，应先看操守。论功勋，有谁比得上尊奉天王、排斥戎族，不用歃血盟誓便把诸侯掌握在股掌之间的管仲？论内心，有谁比得上不以侍奉污君为羞、不怨恨被遗弃，连三公之位也不能夺去其操守的展禽？所以论功勋，应以管仲为首，狐偃、赵衰次之，百里奚等人又次之；论内心，应以展禽为首，子产、蘧伯玉、季札次之，士会、士燮等人又次之。大概总的列举各国大夫，我所褒扬的人还算优异；而在我所褒扬的这些人中，管仲、展禽尤其优异；至于器量狭小而留下讥评、不恭敬而招致嘲笑的，其余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想求才力不受困窘、内心不违背，表里都醇厚，才华和实际都纯粹完美，这种人在三代盛世或许还有，在春秋时代就难以评论了。所以我说：“给三代以来的人物加以褒贬，实在困难。” 天台评论【王思任】

译我游览天台山，大概是主持一天文辞评判的人。幸赖仙佛的灵验，风雨没有造成妨碍，得以搜罗阅览，完成此事。略微采用发榜的惯例，评定甲乙等次；我同诸山山灵约定，在天地日月之前发誓，不敢存有私心。文章的胎骨清峻高拔，气象华美尊贵，如同剖开万块美玉而玉璧放光，展开万匹锦绣而色彩夺目。是昆仑山嫡传的血脉，足以把群山都视为奴仆。即使仙人也承认它，人力不能到达，这就是所谓琼台双阙。第一是磅礴浑茫，仿佛从天而降，不依靠父师而立，参入神圣境界；雄奇到了极点，反而归于端正堂皇。我敬畏它，最终又喜爱它。石梁瀑布列第二，图绘巧妙，如鬼斧雕凿；腹中奇字很多，令人解颐。若论沉溺于文章而能品评的，可列入神品。明岩列第三，如孤月照洞庭，正自寂静明照，忽然又像天山万里积雪，一夜飞来。这是旷世的逸才。国清列第四，恍惚幽玄，不知是哪个朝代；片刻坐在那里相对，人便化为碧桃源中的人物。第五是绕肠的雄气，满腹古文，郁郁苍苍。扶余穷北列第六，万年寺如邓艾缒兵入蜀，专以险绝为功；不险便不奇，奇绝正因为险。断桥落涧列第七，醉笔横陈，英姿如玉树挺立，不与绛灌等人为伍。它是名士，只是才气显露得太过，尘俗气息尚未除尽，所以稍稍置于后面。赤城列第八，孤芳自赏，独自长鸣，不求世人赏识；然而奇特矫健，无人能比，人人见了都为之震慑。寒岩列第九，清新俊逸，俨然有道骨仙风，是瀑水岭下的几家山水。它还没有知名，应当赶快提拔。第十，气魄张扬，力量宏大，有如天风海涛，早已获得台山的声誉。华顶列第十一，能够因时制宜、随势变化，曲折中自有微妙情感，含藏时仿佛景物消灭，行动时一定声势顿起。高明寺幽溪列第十二，远看非常奇特，走近却十分平常，另造一格，反而把高下次序颠倒了。桐柏宫列第十三，停匀冲和纯粹，如淡日和风，轻轻进入长春之园，实在名副其实。天封寺列第十四，句句像番邦语言，字字有鬼斧神工般的才气，另有偏僻奇异的情怀，不能因为不合文体便黜退。神仙赶石列第十五。其余如广严、护国、无相佛陇、福圣等山水，以及悔山、欢溪、顾堂、察岭等处，还有一百多处胜景没有记录。有的前面所写的工巧容易被掩盖，有的一日所见的长处尚未穷尽，有的像星星碎屑可以舍弃，有的彼此雷同容易令人厌倦，有的是眼睛尚未看到，有的是脚力已经嫉妒而不能到达。希望能够附合“拔十得五”的道理，幸免于挂一漏万的讥评。我之所以这样排列天台山的次序，就是如此。《文章辨体》卷四百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九 （明）贺复征编 ○品 《诗品》上【梁·钟嵘】

译气的运动感发万物，万物又感动人心，所以摇荡人的性情，表现为舞蹈歌咏；它照耀天地人三才，使万物都显出光辉美丽。神灵凭借它来享用祭祀，幽微之事凭借它来明白昭告。能够感动天地、感动鬼神的，没有什么比诗更接近的。从前《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它们的意义已经非常遥远了。夏代歌辞说：“我的心郁结忧思。”楚地歌谣说：“给我命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完备，却是五言诗的开端。到了汉代李陵，才开始著录五言诗的名称。古诗年代久远，世人难以详知。推考它的文体，本来确实是炎汉的制度，不是衰周的创作。从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这些人以来，辞赋竞相争胜，却很少听到吟咏之作。从李都尉到班婕妤，近百年间，只有一位妇人写诗。诗人的风气顿时已经残缺衰败。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质朴木讷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曹操父子特别喜爱这种文章，平原兄弟郁然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其次又有攀附龙凤、借此使自己进入帝王车驾随从行列的人，大约有百余人，文采彬彬的盛况在当时完全具备了。此后逐渐衰落，直到西晋。太康年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文风勃然复兴，继承前代诗人的脚步，风流余韵尚未消失，也是文章的一次中兴。永嘉年间，士人崇尚黄老，渐渐重视空谈。当时诗篇往往义理超过文辞，淡薄而缺少滋味。到了江南，微弱的余波还在流传，孙绰、许询以及桓氏、庾氏诸公的诗，都平实典雅，像道德论说，建安诗歌的风力已经完全消失。此前郭景纯凭借俊逸高超的才华，改变并创制诗体；刘越石凭借清峻刚健的气魄，帮助完成这种美好风格。然而他们人数少而世俗势力多，还不能改变风气。到了义熙年间，谢益寿文采斐然，接续创作。元嘉年间有谢灵运，才华高、文辞盛，富丽艳美难以追踪，确实已经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是建安诗人的杰出者，公干、仲宣为辅；陆机是太康诗人的英杰，安仁、景阳为辅；谢客是元嘉诗人的雄杰，颜延年为辅。这些都是五言诗的冠冕，是文章中名传当世的人。四言诗文辞简约而容易铺陈，取法《诗经》和《楚辞》，便可以写得很多；但常常苦于文辞繁多而意义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五言诗处在文辞的要害，是各种作品中最有滋味的。因此能流传于世俗之间，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物、塑造形象、穷尽感情、描写事物，最为详尽贴切吗？所以诗有六义：第一叫兴，第二叫比，第三叫赋。文辞已经说尽而意味还有余韵，叫作兴；借助事物来比喻志意，叫作比；直接书写事情，寄托寓意来描写事物，叫作赋。弘扬这三种方法，斟酌着运用，以风骨力量贯穿其中，以绚丽色彩润饰它，使品味的人感到意味无穷，使听到的人内心受到感动，这就是诗的最高境界。如果专门使用比兴，弊病在于意义深奥；意义深奥，文辞就会艰涩。如果只使用赋体，弊病在于意义浮浅；意义浮浅，文章就会散漫，嬉游而流移，没有停泊归宿，便有芜杂漫衍的弊病。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雪严寒，这些四时节候的感触，都是诗人所吟咏的。欢聚时借诗来表达亲近，离开群体时托诗来抒发怨情。至于楚国臣子离开故土，汉宫嫔妃辞别宫廷；有的人尸骨横陈在北方荒野，有的人魂魄追逐飞蓬；有的人背戈出征异族，杀气雄壮地充塞边疆；戍边客子衣单身寒，寡妇闺中泪水流尽。文士有人解下佩玉离开朝廷，一去便忘记返回；女子有人扬起蛾眉进入宠幸之中，再回眸一顾便使全国倾倒。凡此种种，都能感动激荡心灵。不陈述诗歌，凭什么舒展这些情意？不放声长歌，凭什么纵情抒发？所以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使人抒怨，使困穷卑贱的人容易安于处境，使幽居独处的人不感到苦闷，没有什么比诗更高明了。因此词人作者没有不喜爱它的。如今士人和世俗中，这种风气更加炽盛。刚刚能够穿衣，才进入小学学习，就一定甘心驰骋于诗歌之中。于是庸俗的声音和杂乱的体裁，各自形成一种样子。以至于富贵肥腴的子弟，以文章不及人为羞耻，从早到晚雕饰文辞，分去夜半时间苦心吟咏；自己单独观看，便认为是警策之语，众人看了却终究沦为平庸迟钝。又有轻薄之徒，嘲笑曹植、刘桢古拙，称鲍照为义皇以上的人，称谢朓古今独步。然而学习鲍照始终赶不上，只能像正午集市那样喧闹；学习谢朓也只得到低劣的程度，像黄鸟飞过青枝。只是自行放弃于高明的听闻之外，对文坛流派没有任何益处。看看王公缙绅之士，每当广泛谈论之余，何尝不把诗当作谈话内容？各随自己的嗜好欲望，商量评定各不相同；黑白混杂，朱紫相夺，喧闹的议论争相兴起，评判标准无所依据。近来彭城人刘士章，是个有俊逸鉴赏力的人，痛恨这种混乱，想为当世编定诗品，口头陈述标准，却没有完成文章，因而感发作此书。从前九品评论人物，《七略》裁定士人，以宾主名实相校，确实有很多不相符合。至于诗这种技艺，比较起来便可知道，大概和博弈相同。当今皇帝凭借天生而知的最高才华，体会深沉郁结的幽思，文章光彩胜过日月，鉴赏穷尽天人之理。从前还是贵族游士时，已经被称为第一，何况如今八方疆域都已覆盖，风行云集，怀抱美玉的人肩并着肩，手握明珠的人接踵而来。他俯视汉魏而不放在眼里，把晋宋文章吞纳于胸中，料想不是农歌和车夫之谈，怎敢拿来安排流别。我钟嵘如今所编的这部书，只希望用它在乡里流传，在谈笑之间作个均衡评议罢了。《诗品》中

译每一品之中，大略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来安排次序。况且那些人已经去世，他们的文章已经定型；如今只说寓意的作品不收录，只收存那些铺陈词语、比附事物、可以用来通论的作品。至于治理国家的文章符命，应当凭借博古之学；撰写颂德的奏疏，应当穷尽前代的功烈。至于吟咏性情，又何必贵在使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只是眼前即景；“高台多悲风”，也只是所见之景。“清农登陇首”，没有什么故实；“明月照积雪”，难道出自经史吗？考察古今优美的语句，多数并非补缀假借，都是直接寻取眼前景物。颜延年、谢庄尤其繁密，当时的人受他们影响。大明、泰始年间，文章几乎都像抄书。近来任昉、王元长等人，文辞不以奇特为贵，却争相使用新典故。从那以后，作者渐渐成为风俗，于是句句没有虚语，字字没有虚字，拘束缝补，侵蚀文章已经很严重。但是自然形成的英妙旨趣，很少遇到真正能写出它的人。文词既然失去了高妙，便应该增加事义。即使像谢灵运这样的天才，也姑且显露学问，这难道不是一种道理吗？陆机《文赋》，通达而没有贬损；李克《翰林》，疏略而不切实；王微《鸿宝》，细密而缺少裁断；颜延年论文章，精微却难以理解；挚虞《文章志》，详尽而博大，颇可说是懂得言辞的人。考察这几家，都是就文章体制来谈论，却没有显明优劣。至于谢客的诗集，遇到诗便收取；张隲所编的文士作品，遇到文章便记录。各位英才的著述，意义都在文章本身，从来没有品评等第。钟嵘如今所收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然如此，却网罗古今，诗词文章几乎都已汇集；我姑且想辨明清浊，挑取它们的毛病和长处。总共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一诗歌流派的，便称为才子。到了这中品、下品，升降差等并非固定制度，现将变通裁定的意见申明出来，只希望寄托给有识者。《诗品》下 从前曹植、刘桢几乎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是各自形成诗体的才士。他们锐意精研、苦心思索，千百年间却没有听说宫商的辨别和四声的理论。有人说前代通达之士只是偶然没有发现，难道真是这样吗？姑且试着说明：古人说诗、颂都要配入钟磬金石之乐，所以如果不调和五音就无法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这样的句子，是押韵的开端；所以三祖的诗辞，文采有时并不工巧，却能合于歌唱，这就是重视音韵的意义，但和世人所说的宫商并不相同。如今既然没有完备的管弦乐器，又何必取法声律呢？齐地有个王元长，曾经对我说：宫商和天地阴阳一起产生，自古词人都不知道，只有颜宪子说到律吕音调，但其实大错，只有范晔、谢庄稍微懂得这些。我曾想进献《知音论》，还没有完成，王元长创始其端，谢朓、沈约推扬其流波。这三位有的是贵公子孙，从小就有文辞辨析的才华，于是士人仰慕景从，务求精密，堆叠细微之处，专门彼此凌驾，因而使文章多受拘忌，损伤了真实的美。我认为文章本来就必须能够讽诵阅读，不应艰涩阻滞，只要清浊通畅流转，口吻协调流利，这就足够了。至于平、上、去、入四声，我还没有能力掌握；蜂腰、鹤膝等声病，乡里已经懂得了。陈思王赠给弟弟、写仲宣的《七哀》，公干思念朋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惑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昭《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年《入洛》，陶公《咏贫》，惠连《捣衣》，这些都是五言诗中的警策之作，正是篇章中的明珠光泽、文采中的邓林。《二十四诗品》【唐·司空图】

译雄浑 宏大的作用向外舒展，真实的本体在内充实；返回虚空而进入浑然之境，积聚刚健而形成雄伟。万物都被它具备，横亘而超绝于太空。苍茫的油然云气，寥廓的长风；超越形象之外，取得环中的妙理。持守它并不勉强，来势无穷无尽。冲淡 处在朴素之中而沉默，微妙的机理也隐约不露。饮受太和之气，独鹤与之同飞。犹如柔和的春风，缓缓停留在衣上。听竹林的声响，觉得美好，便满载而归。遇见它并不深奥，越接近却越显稀微。即使偶然有形似之处，一经握手，已经彼此相违。纤秾 彩色的流水潺潺，遥远的春意蓬勃。幽深的山谷中，时时可以看见美人。碧桃开满树梢，风光映照水边。柳荫下道路曲折，流莺仿佛就在近旁。随着它前行越远，认识它便越真实。仿佛将要无穷无尽，与古意相结合而化为新意。沉着 绿林野屋，落日时空气清爽，脱下头巾独自散步，时时听到鸟鸣。鸿雁没有飞来，那个人远行了；所思念的人并不遥远，却仿佛隔了一生。海风吹拂，碧云在天；夜晚水边月色明亮，若有佳句可得，眼前正横着大河。高古。奇异之人乘着真气，手持芙蓉，泛游于浩荡的劫运之中，幽深地任意纵横。月亮从东斗升起，清风相伴而来。太华山在夜色中呈碧色，人们听见清越的钟声；空自凝神守持纯素之心，超然脱离尘世的藩篱。黄帝、唐尧独处于世，孤高地掌握着玄妙之道。典雅。带着玉壶买来春酒，在茅屋中欣赏雨景。座中都是优秀之士，左右环绕着修长的竹子。白云刚刚放晴，幽鸟相互追逐。把琴放在绿荫下安眠，树上还有飞瀑。落花默默无言，人情淡泊如菊。把这些岁月中的景物写下，其中的诗句值得诵读。洗炼。如同矿石中炼出黄金、铅中炼出白银，超越内心而加以陶铸，绝不沾染淄水与磷火。空潭倾泻着春光，古镜映照着心神；本性素朴而积存清洁，乘着月色返回真境。再看星辰之气，再歌咏幽居之人；流水是今日之景，明月仿佛前身。劲健。行动如长空般舒展，气势如彩虹般贯通。巫峡深达千寻，云随风奔走。饮食真道而含咽刚强之气，蓄养纯素之德而守持内心。以此比喻运行不息的健行，这就叫保存雄健之气。与天地共同建立，与神妙变化同流。以真实来期待它，以始终如一来驾驭它。绮丽。精神富足而视富贵如浮云，才开始轻视黄金。浓烈到了尽头必然枯竭，淡泊之物反而常常深厚。雾气散尽的水边，红杏盛开在树林中。月光照亮华美的屋宇，画桥映在碧色的树荫里。金樽中斟满美酒，陪伴客人弹琴。取用这些便已足够，尽情抒发美好的胸襟。自然。俯身拾取便到处都是，不必从邻近处求取；一切都顺着自然之道而来，着手便能化为春色。仿佛恰逢花开，仿佛正看见新年。真正的自然不可强夺，勉强求得反而容易贫乏。幽居之人在空山中，雨后采摘浮萍；略微言说便领悟其中情意，悠然自得，任凭自然的陶钧运转。含蓄。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话语不涉及自身，却仿佛承受不住忧愁。似乎有一个真正的主宰与它一起沉浮：如同清酒斟满、花开的时节，回返于悠悠秋意；空寂的尘世忽忽而过，海上浮沤有深有浅，万种聚散最终只取其一而收束。豪放。观赏花木并无禁忌，气息吞吐着广大荒远的天地；循道而返归元气，处世自得而近于狂放。天风浩荡，海山苍茫。真实的力量充盈无际，万物万象都在身旁。前面招来日月星辰，后面引来凤凰。清晨策马越过六鳌，洗脚于扶桑之下。精神。想要回返却总也走不尽，相约一起到来；明亮的水波清澈见底，奇花刚刚孕育。青春时有鹦鹉，杨柳掩映楼台；碧山之中有人来，清酒斟满深杯。蓬勃的生气远远发出，不沾染死灰之气。如此神妙地造化自然，究竟有谁能够裁定？缜密。其中自有真实的踪迹，仿佛又不可确知；意象将要显现，造化已经奇妙。水流花间，清露尚未干。道路越是通达，距离反而越远；幽深的行迹因此更加迟缓。言语不愿触犯，思虑不愿痴迷；却又如春意在绿色之中，如明月在雪天之时。疏野。只依着本性所安居之处，真正取用而不受拘束。驾驭外物自然丰富，任性率真而与之相期。就在松树下筑屋，脱帽观看诗篇。只知有早晚，不辨是什么时候。只要心意舒适，哪里一定要有所作为？如果任凭天性放达，正是这样才能得到它。清奇。清丽柔美；群松之下有曲折的水流，晴日的积雪铺满竹林，溪水对面停着渔舟，美好得如同玉人。穿着木屐寻访幽境，时而观看，时而停步；空濛碧色悠悠无尽，精神显出古朴奇异，淡远得无法收束。如同拂晓的月色，如同秋日的清气。委曲。登上那太行山，翠色环绕着曲折的羊肠小道。幽暗的云气流动如玉，花香悠悠飘来。力量顺应时势，声势通达羌地。仿佛已经前往又已经返回，仿佛幽深却并未隐藏。水流回旋曲折，大鹏乘风翱翔。道并不自限于某种器物，随着形势而有圆有方。实境。取用的语言十分直白，思考谋划并不深奥。忽然遇到幽人，仿佛见到了道心。在清澈山涧的曲折处，在碧松的树荫下；一位客人背负柴薪，另一位客人倾听琴声。情性所到之处，妙处并非刻意寻求。这样的遇合出于天然，清冷而难得听闻。悲慨。大风卷起水浪，林木都被摧折。正困苦得几乎要死，招呼休息也没有人来。百年人生如流水，富贵如冷灰。大道一天天衰落；即使有雄才壮士，拂拭宝剑、浩然长叹，也更加感到悲哀。萧萧落叶，漏雨滴在苍苔上。形容。极力凝神守持灵秀纯真的境界，稍稍回归清明真实。仿佛寻找水中的影子，仿佛描绘明媚的春光。风云变幻，花草各具精神；大海的波澜，山岭的嶙峋，都仿佛与大道的妙理相契合。混同尘世而不失本形，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大概才近于这样的人。超诣。不是神灵的玄妙，也不是事物细微的机理；仿佛要带着白云清风一同归去，远远引领，却不能真正到达，一到临近便已不是原来的境界。稍有道家之气，终究便会与世俗相违。乱山之间有高大的树木，碧苔映着芳香的日光；诵读它、思考它，声音反而越来越稀微。飘逸。孤高地想要远行，矫健而不与众同。像缑山的仙鹤，华顶的云。高人的胸中蕴含慧心，美好的容色和气韵交织氤氲。驾御风势，如蓬叶般漂浮于无边之境。仿佛不可执取，又仿佛将有所闻。识得它的人期待着它，越想得到，反而越分离。旷达。人生即使有百年，彼此相隔又有多远？欢乐实在短暂，忧愁却确实很多。哪里如同每日携酒而往，让烟萝和花朵覆盖茅屋的屋檐？稀疏的雨来相访，饮尽杯中酒，拄着藜杖边走边歌。谁没有面对过古老而巍峨的南山？流动。仿佛容纳流水的车轮，又如旋转的丸珠。哪里能够用言语说清？借有形之体而显得仿佛愚拙，天地的轴运转得茫茫然，天机运行得悠悠然。既探求它的端绪，又听闻它的符应。精神超然高远，反复回归幽冥虚无。往来于千载之间，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文章辨体汇选》第四百三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四百四十卷。（明）贺复征编。○释。徐师曾说：“按照字书的说法，‘释’就是解释，是‘解’的别名。自从蔡邕作《释诲》，郄正作《释讥》，皇甫谧作《释劝》，束晳作《玄居》，相继都有作品，但它们的辞意不过是相互承袭罢了。直到韩愈作《释言》，另出新意，才足以追配蔡邕的文章，免于因袭的浅陋。” 《释言》【唐·韩愈】。

译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我韩愈从江陵法曹任上奉诏授任国子博士，第一次进见如今的相国郑公。郑公赐我坐下，并且说：“我见过你韩愈的某些诗文。我当时在翰林院，职务亲近而所在之地禁严，不敢同你通消息；如今替我把你的诗文抄写一份送来。”我拜谢后退下，抄录了若干篇诗文，选定日期时辰，准备随后献上。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我说：“你把诗文献给相国了吗？”我说：“是的。”他说：“有人在相国座前进谗言说：‘韩愈说，相国向我征求文章，我不敢藏匿；相国难道真的了解我吗？’你可要谨慎。”我回答说：“我任御史时得罪了德宗，在朝廷中一同迁谪到南方的共有三人，唯独我先被重新任用，相国给我的恩赐已经很大了。百官进见相国，有的人站着说几句话就退下，而我却蒙受赐坐的礼遇，这在相国而言已经过分礼厚了。四海九州岛的人，从百官以下，想凭自己的学业通达到相国身边的很多，大家都畏惧而不敢行动，唯独我蒙受相国先行求知的待遇，这已经是知遇至极了。恩赐之大、礼遇之厚、知遇之深，这三者若让地位卑下的人承受，应当拿什么来报答？何况对象是天子的宰相呢？人没有不了解自己的：凡是适合任用的叫作才，能够胜任事务的叫作能力。我在这两方面虽每日勉励自己，却还赶不上要求；能够束带执笏，站在士大夫的行列中，没有因不肖而被斥退，已经是幸运了，哪里敢在言语上傲慢呢？” 傲慢虽然是凶恶的品德，却一定有所凭恃才敢实行。我家族亲属很少，没有可以攀援联结的势力；如今又不善于结交人物，朝廷中没有彼此相互扶持、愿为对方赴死的朋友；没有早年积蓄的资财可以用来钓取声势；才力不足，能力衰弱，不能奔走钻营、乘机投隙以求取权利，我凭什么傲慢呢？至于那些狂妄迷惑、丧失理智的人，跳河投火，胡言乱语而辱骂他人，这样的人确实有；但人人都知道我没有这种疾病。即使有一百个谗毁我的人，相国也不会相信他们，我又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人来对我说：“有人在翰林舍人李公和裴公面前诬陷你，你可要谨慎。”我说：“这两位公卿，是我们的君主早晚都要询问、要靠他们治理天下而达到太平的人；在朝中，他们是天子的心腹和辅弼，出朝后则是天子的股肱。四海九州岛的人，从百官以下，谁不愿意忠心办事而希望得到恩赐？我既不狂妄也不愚蠢，不会跳河投火、得风病而胡乱辱骂，本来就不应有像谗言所说的那些事。即使有一百个谗毁我的人，二公也不会相信，我又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我这样回答来客后，夜里回去，私下责备自己说：“唉，街市上有人说有老虎，以及曾参杀人的故事，都是谗言发生效力的例子。” 《诗经》说：“把那些谗人抓来。”把他们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也不吃；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接受；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痛恨谗疾而把它说得更加严重的话。又说：“祸乱开始产生，是从僭越之心已经滋长开始的；祸乱再次产生，是说君子听信谗言，起初只是怀疑，最后终于信以为真。”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之人。”奸佞之人不能远离，就会有时候听信他们。如今我仗恃正直而不加戒备，祸患恐怕要来了！徐师曾又自行解说道：“街市上有老虎，是因为听者庸愚；曾参杀人，是因为对曾参的爱使耳聪惑乱；《巷伯》所写的伤痛，是因为遭逢乱世。如今三位贤臣正与天子谋划治理天下、达到太平的方法，听觉聪敏、视力明察，为人公正而宽厚。大夫聪明，就不会被听闻和所见迷惑；公正，就不会亲近谗邪；宽厚广大，就能够容纳众人并加以思虑。那些谗人，谁敢上前进谗呢？即使上前进谗，也没有人会听信。我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皇上命李公担任相国，李公对我说：“你先前已经被一位相国听到谗言，如今李公又成为相国来处理你的事，你危险了！”我说：“先前在宰相面前毁谤我的人，翰林不知道；后来在翰林面前毁谤我的人，宰相不知道。如今两位公卿共同处理政务，又都听到了这些话，如果事情涉及我，他们一定会说：‘韩愈也不过是个人罢了，他既傲慢于宰相，又傲慢于翰林，究竟想求取什么？’他们一定不会这样说。我现在才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后来谗言果然没有发生作用。《文章辨体汇选》第四百四十卷。●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四百四十一卷。（明）贺复征编。○问对。吴讷说：问对体，是记载古人一时问答的话，有时也设置宾客发难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文选》所收录的宋玉回答楚王、司马相如回答蜀地父老的文章，就是所谓问对之辞。至于《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品，则都是假设言辞来自我排遣的文章。《对楚王问》【楚·宋玉】。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大概有失检点的行为吧？为什么士人百姓、各类民众这样极力地不称誉您呢？”宋玉回答说：“确实有这种情况。希望大王宽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有个客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的是《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应和的有几千人；他唱《阳阿薤露》，都城中跟着应和的有几百人；他唱《阳春白雪》，都城中跟着应和的有几十人；引奏商调，刻画羽调，又夹杂流动的变徵声，都城中跟着应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这说明歌曲越高雅，能应和的人就越少。所以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凤凰向上冲击九千里，穿越云霓，背负苍天，翱翔在极其幽远的高空。那篱笆下的小燕子，哪里能和它谈论天地的高远呢？鲲鱼早晨从昆仑山的原野出发，在碣石山显露鱼鳍，晚上停宿在孟诸。那浅水泽中的小鱼，哪里能和它衡量江海的广大呢？所以不只是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士人中也有这样的人。圣人的奇伟心意和高尚行为，超然独处于世俗之外，世俗之人又怎么能知道我的作为呢？” 劝说蜀地父老〔汉代司马相如〕

译汉朝兴起到现在已经七十八年了，六代皇帝的德业深厚，威势武功盛大，恩泽深广，万民都受到滋润，恩德洋溢于四方之外。于是天子命令使者向西征讨，顺流而进，所到之处，风教所及，没有不披靡归服的。使者于是招致冉族，降服駹族，平定笮地，安抚卬地，攻取斯榆，举兵至苞蒲，整顿车马，回转车驾，向东准备报功。到达蜀都时，蜀地年高有德的老人、大夫以及缙绅先生等二十七人，庄重地前来拜见。礼辞完毕，他们进言说：“听说天子治理夷狄，只是按照羁縻之义，不使其断绝关系罢了。如今疲敝三郡的士卒，开通通往夜郎的道路，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却还没有完成功业；士卒劳苦疲倦，百姓也无以自给。现在又接着经营西夷，百姓的力量已经竭尽，恐怕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也是使者的累赘。我们私下为您担忧。况且卬、笮以及西夷各地同中国并存，历年已久，无法计算。仁德之人不能用德义使他们归附，强者也不能用武力兼并他们，恐怕这件事终究难以成功吧？如今割弃齐民去亲附夷狄，损耗我们所凭借的力量去办理无用之事，我们鄙陋浅见，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使者说：“怎么能这样说呢？如果真如你们所说，那么风俗便不会改变服饰，巴地也不会教化风俗。我一向厌恶听到这样的说法。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本来就不是旁观者所能看见的。我的行程很急，详细情况已经来不及让你们听闻了，请允许我为诸位大夫大略陈述其中的道理。大凡世间一定要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会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有了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才会有非同寻常的功业。所谓非同寻常，本来就是普通人所感到奇异的。所以说：‘非常之事的开端，百姓会因此恐惧。’等到事情完成，天下就安宁了。从前洪水汹涌涌出，泛滥漫溢，百姓上下奔走，迁徙于崎岖之地而不得安居。夏后氏为此忧虑，于是堵塞洪水、填塞水源，疏导长江和黄河，洗除沉积、消除灾害，使洪水向东流入大海，于是天下长久安宁。当时辛劳的，难道只有百姓吗？夏后氏心中为此忧虑，亲自承担劳苦，身体磨出厚茧而没有一根汗毛，皮肤也不再生毛，因此伟大的功烈显耀无穷，声誉名望直到今天仍然流布。况且贤明君主登上帝位，难道只满足于从事琐碎猥鄙之事，拘泥于文饰、牵制于习俗，遵循诵习旧传，只求在当世取得称誉罢了？他必将发表宏大的议论，开创基业、垂示统绪，为万世制定法则。所以要广泛兼容并包，勤于思考如何参合天地之道。况且《诗经》不是说过吗：‘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不是王臣。’因此，六合以内、八方之外，只要是有生命的万物，逐渐浸润、广泛充满，若有不能沾受恩泽的，贤明君主就会以此为耻。如今疆域之内，戴冠束带的民众，全都获得美好的福祉，没有遗漏；可是那些风俗不同的夷狄国家、遥远隔绝的异族地域，舟车不能通达，人迹很少到达，政令教化尚未施加，流传的教化仍然微弱。若把他们纳入国内，他们就会在边境之外违犯义理、侵凌礼法；若置之于外，他们就会邪行横行，放纵地杀害君上，使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无罪受害，幼儿孤儿沦为奴虏，被捆绑拘系而号哭，面向中原怨恨地说：‘听说中国有至高的仁德，恩德广大、恩惠普遍，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如今为什么偏偏唯独遗弃我们呢？我们踮起脚跟思念仰慕，像久旱的庄稼盼望雨水，连凶暴的人也因此流泪。何况圣上，又怎么能对此置之不理呢？所以向北出兵讨伐强胡，向南派遣使者责让强大的越人。四面八方都受到德化，二方的君主像鱼鳞般聚集仰望恩泽，希望接受天子封号的人数以亿计。因此开通闗沬，越过若徼和牂牱，凿通灵山，架设道路，创立道德之路，垂示仁义的统绪，将要广施恩惠，远方安抚，长久驾驭，使疏远偏僻之地不再闭塞，使昏暗蒙昧之处能够在光明中显现，在这里停止兵甲，在那里平息征讨，使远近成为一体，中外都获得福祉，岂不是安康吗？把百姓从沉溺中拯救出来，奉行至尊的美德，使衰败时代重新振兴，继承周氏中断的事业，这是天子最急迫的职责。百姓虽然劳苦，又怎么可以就此停止呢？况且君王本来没有不是开始于忧劳勤勉、最后归于安逸享乐的。因此，承受天命的符瑞正在于此；正要增修泰山封禅，加行梁父山祭祀，鸣响和銮，宣扬乐歌颂诗，上比咸池五帝，下比登三皇的功业，而观礼的人还没有看见它的深意，听礼乐的人还没有听到它的声调。就像鹪鹏已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而捕鸟的人还在俯视草泽一样。可悲啊！于是诸位大夫茫然失去了原先的想法，来时所准备的进言也失去了根据，叹息着一同称赞说：‘汉朝的德业确实美好，这正是我们这些鄙陋之人愿意听到的。百姓虽然劳苦，请让我们以自身作为先导。’他们惶惑徘徊，拖延着辞谢退下。《月坞痴人对》〔明代李梦阳〕

译张生名含，是金齿人。张含陪侍父亲南园大夫在京师，曾经跟随北郡李子游历。李子居住在梁地时，有人称他为“月坞痴人”，便来见他。来见他的就是张含。李子说：“你为什么有这个称号呢？”张生说：“我在郡城大保山经营一处坞舍。月亮从东方升起时，我面对坞舍站立，月光接触山形而互相映照，仿佛一下子把面容照亮；光影层层递进，时而亏缺、遮蔽、流动、迁移，月光放射到栏槛上，照得厅堂洁白，映在枕席和竹簟上，仿佛水波满溢，而这一切都包容着我。”于是他走出坞舍站立，仰头观看，低头斜视，恍惚间像失去了自我，又像心中充满了所得。过了很久，他颓然忘我。李子说：“真是幽冥啊！那么你所忘掉的，是月亮呢，还是坞舍呢？”张生说：“我起初看见山岩，万木灿烂。天黑之后，明暗分辨，实景仿佛浮沉于虚空，山谷寒冷，风声瑟瑟；不久耳朵和眼睛仿佛互相替换，迷乱得不知道什么才是精微真实的景物，灵气飞扬飘荡，像鸿雁高飞，又像彩霞升腾。我不知道哪个是月亮，哪里还知道哪个是坞舍呢？山中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呆呆地无法应答。”于是山中人跑去告诉南园大夫说：“您的儿子发痴了。”大夫急忙召来张含询问缘故，张含仍然呆呆地无法应答。大夫大为惊异，抚摸着张含的背说：“孩子，你真的痴了吗？” 于是南园大夫派张含再次北上到京师游历。满足于栖息一枝的人，很难同他谈论天地的运行；占据腐肉的鸢鸟，仰头向天鹅鸣叫，并不是它的智慧不如天鹅，而是它所处的地方狭小。处在狭小环境中却能有远大志向的人很少，安于幽暗之处的人，一旦见到光明便会感到炫目。因此，看到朝廷廊庙、钟鼎的盛大气象，建功立业的心志就会兴起；看到声名、文章、冕冠汇聚的场合，出仕作为的志向就会增长；同四方贤士豪杰交游，见识就会广博，学业就会提高。这样，幽暗寂静的状态可以改变，痴愚也可以摆脱。李子说：“大夫教导儿子，意义真重大啊！张含为什么回来呢？”张生说：“方形的榫头对不上圆形的卯眼，即使公输般也不能强行使它嵌入，所以材料各有适宜的用途，人的性情也难以改变。他人机巧，我笨拙；他人善于逢迎，我拙于言辞；他人通达，我闭塞，因此许多地方都不能适应。”京师认识张含的人并不说张含不能适应，反而责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出仕呢？”张含仍然呆呆地无法应答。众人于是又都惊讶地说：“南国大夫的儿子真是痴人。”张含自己笑着说：“后来的痴人说我痴，先前的痴人说我痴，究竟是我们这些人痴呢，还是我张含痴呢？”于是人们便称他为“月坞痴人”。李子说：“奇怪啊！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痴病也会有痊愈的时候。我不把你当作有病，反而认为这是你的幸运。” 《马对》〔李梦阳〕 秦先生北游京师，骑马坠落，伤了脚。当时郁郅子也患有霜露之疾。两人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郁郅子一向与秦先生友善。过了一段时间，他对门人说：“西边不是有个秦先生吗？不过我已经听说过他的为人了，他不就是所谓守道自信的人吗？”于是作了《黄鹄之歌》，让门人上官氏作为使者，前去赠给秦先生。秦先生当天正好会见使者，使者到来时，在路上遇见了他；使者觉得这件事奇异，两人各自回到主人那里，之后才互相往来。过了很久，秦先生病愈，先去拜访郁郅子，于是谈到坠马的事情。郁郅子勉强起身询问缘故。秦先生说：“我是南方出生的人，不习惯骑马。出门时仓促借了别人的马，又不能辨别马的好坏，所以才坠落。”郁郅子说：“你的话真奇怪！那么你能把天下所有的马都学会驾驭吗？”秦先生说：“不能。”“你能在借马之前，完全辨别它的好坏吗？”回答说：“不能。”“既然这两件事都做不到，你难道一生都不骑马了吗？”回答说：“也不能。”“那么你坠马伤到了哪里？”回答说：“伤了脚。”“伤到脚还算幸运；假如当时伤到内脏经络，扭伤脖颈，撞伤头脑，剜伤眼眶，损坏牙齿，你还能立即起身吗？危险啊，危险啊！”秦先生听了，惊恐得脸色全无，结结巴巴地说：“这可怎么办？” 先生幸而愿意把其中的道理教给我。”郁郅子说：“从前伯乐擅长识别马匹，跟随他的老师学习了三个月仍无进展。老师问：‘可以再有所提高吗？’伯乐说：‘我还没有看出马的骨骼。’三个月后，他看出了马的骨骼。老师又问，他说：‘还没有看出马的神气。’又过了三个月，他看出了神气，说：‘我还没有把马的外在形貌以内的全部奥妙都领会，也没有穷尽老师的技艺。’于是辞别老师回去。此后他凭借这些本领鉴识天下的马，听它的声音而会通它的精气，观察它的形体而贯通它的神灵，于是天下的良马没有能够逃过他的辨识。在那种时候，他哪里还有闲暇去逐一练习骑马呢？如今您不从马的外在形貌之外去探求，只是天天劳碌地比较马的好坏，那么坠马的事情只会更加严重。”秦先生于是欣然笑道：“你的谈论真是阔大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并不常有。您把伯乐的标准来要求我，恐怕太过分了吧？即使如此，伯乐如果有幸生在今天，我恐怕那些只会辨别骊马、黄马、公马、母马的人，也会借机混淆是非、攻击高明。假使众人的议论已经坚固成见，伯乐即使有幸再次出现，也未必能破除他们所说的非良马之论。”郁郅子没有回答，怅然沉默了一会儿，说：“万物不是依靠天就不能产生，不是依靠地就不能成长，不是依靠人就不能成就。所以材料虽美却不能充实其用，这叫作辜负上天；粮草充足却懈怠它的力量，这叫作损害大地；材料已经充实，也没有懈怠它的力量，但世上没有王良、造父那样的人，这就叫作命运。” 所以马本来是同一种马，遇到王良、造父，就能越过城郭和土堆，快得如飞光流影，追逐奔跑的闪电，踏着血迹奔驰万里，名声显扬天下；没有遇到他们，就被放逐在低洼的沼泽中，和鹿、野猪、鸟、鸢一同游荡，难道不是命运吗？难道不是命运吗？”从前有人向楚王献马，楚王喜爱它，给它穿上华美的绣衣，让它住在华丽的房屋里，铺设露床使它享受安适，给它吃枣脯，却终身不让它驾车。马感到惭愧、愤懑、悲哀，嘶鸣踢咬，希望施展本领报效楚王哪怕一天。楚王不听，马最终老死在马厩之下。因此可知，知道它却不爱惜它，不如根本不知道；爱惜它却不使用它，不如根本不使用。所以我宁愿心甘情愿地待在沼泽中，和鹿、野猪、鸟、鸢一同游荡，也不愿穿绣衣，住华屋，享受露床的安适；即使有枣脯这样的食物，也不吃。这叫作尽情发挥自己的本性，以等待上天的安排。况且您也将等待由上天决定的时机吗，还是等待由人来决定的时机呢？”秦先生离去后，郁郅子叫上官氏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不久，郁郅子的病也痊愈了。秦先生客居京师很久，郁郁不得志，最终取得学职，前往楚地下属的县邑教书。郁郅子前去为他饯行，说：“您还记得从前坠马的那番话吗？您不为天下所知，也已经很久了。虽然如此，前行途中自会有发现您的人，您只管走吧。” 《论师》〔何景明〕

译有人向何子请教说：“现在的老师与古代的老师怎么样？”何子说：“古代有老师，现在没有老师。”那人说：“既然如此，如今所谓的老师该怎么称呼呢？”何子说：“如今所谓的老师，不是古代所谓的老师；只有名义存在而实际内容已经消亡，所以说没有老师。”那人说：“古代的老师，可以请您讲给我听吗？”何子说：“古代教人的方法，是讲性和伦。性，就是仁、义、礼、智、信；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长幼、朋友。于是学习这些，并依循它们而行，叫作道；学习这些并由此获得，叫作德；运用这些而足以在天下施展，叫作业。因此，古代的老师，是要使人尽其本性、明白人伦，从而使其积蓄道德、成就事业，这才叫古代的老师。那人说：‘什么叫如今的老师？’何子说：‘如今的老师，是教授科举功业的老师。他们执持经书传授，分章断句，拟作题目、分类比附，编纂摘录成简略篇章，剽窃现成程式，口耳相传，安于察看内心臆想，背叛圣人、抛弃古道，只为迎合主管科举的官府。因此，如今的老师所教的是迅速取效、苟且成功的办法，是求取荣名、攀附权要、谋求利益的策略。’那人说：‘老师只是这两种吗？’何子说：‘不止如此。汉代有经师，是作训诂来传授一家学业的人，君子尚且尊重他们。唐、宋以来，又有诗文老师，他们辨析体裁，约束格律，审察声韵，开启文辞、发挥藻饰，比较议论文章的工巧与鄙陋，反复咀嚼字句，以求媚悦耳目。’ 然而壮健有志的人仍以称他们为老师为羞，所以道德老师居上，其次是经师，再次是诗文师，最后是科举功业师。老师一旦成为科举功业师，其卑下可羞没有超过他的了。那人说：‘既然如此，就废除科举功业吗？’何子说：‘怎么可以废除呢？这是当今选取士人的制度，也是士人进身任用的阶梯。’那人说：‘既然不能废除，您为什么说它卑下可羞呢？’何子说：‘我所说的卑下可羞，不是这种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教授科举功业的老师造成的弊病。古代老师教人，树立廉耻的节操，遵守礼义的界限，不看重富贵，不以贫贱为羞，不因威武而屈身，不在患难中丧失志向，因此君主乐于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如今难道不想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吗？只是用自身去求取这种人才很困难，所以便以言辞来观察他们。既然有科举制度，难道不是违背老师的教诲和弟子的学习，把它变成求利的门路吗？我曾见过这样的情形：有人为子弟寻找老师，等到子弟愿意学习时，便到处打听、采集传闻。有人告诉他说：‘某人是高官，过去名次也很高，科举功业尤其精通；若拜他为师，即使相隔千里也要跟从。’又有人告诉他说：‘某人还没有做过高官，也没有取得高名次，但他的道德足以为师；’这时即使住在隔壁，也没有人愿意跟从。’ 巫师、医生、乐工以及各种工匠互相以对方为师来学习技艺，是为了谋求食物。哪里有读书人互相拜师只是为了谋求食物，却还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卑下而可羞。那人说：‘如果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何子说：‘如今科举功业所学习的内容，本来就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应当通过圣人的言论探求圣人的道理，在内心修养自己，而不贪求外在的功名；得志时便施行它，困顿时便保存它。若能振兴这种教化，怎么知道如今的老师不能成为古代的老师呢？’问话的人于是离开座席行礼，说：‘今天才承蒙您把关于老师的道理进一步教益了我。’ 《龙场生问答》〔王守仁〕 龙场生向阳明子问道：“先生在朝廷上所说的话，似乎是爱护君主、没有忘记君主的。如今您因罪被谴责到这里，却急切地求去，难道有所改变了吗？”阳明子说：“我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不同了。如今我又生了病，所以想离开。”龙场生说：“先生因病而想离开，这一点我已经听到您的吩咐了。请问您所说的‘有不同’，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过去因为地位尊贵，而如今因为地位卑贱；过去处在朝廷内部，而如今处在朝廷外部吗？乘田、委吏这样的职务，孔子也曾经做过。”阳明子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道；不凭道义而出仕，就是窃取职位。如今我已经不能用出仕来推行道了。即使古代有以俸禄为生的仕宦，也从未败坏自己的职守。”龙场生说：“牛羊长得肥壮，账目计算也恰当，我如今并非毫无惭愧。以俸禄为生的仕宦，是因为贫困；而我有先世留下的田产，努力耕作足以供给早晚生活。您究竟是把我看作求道的人，还是把我看作求贫困救济的人？”龙场生说：“先生来到这里，是因为被谴责，并不是为了做官。儿子对于父母，只听从命令；臣子对于君主，也是一样。难道不应该说侍奉君主始终如一，却可以违拂君命吗？这样做恐怕就是不恭敬了吧？”阳明子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被谴责，并不是为了做官。” 我所受的谴责，本身就是一种出仕，是承担职守而不是服役。服役凭借的是体力，出仕凭借的是道义。体力可以屈服，道义不能屈服。我从万里之外来到这里，是为了接受谴责，但仍然有职守在身；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守而离去，就不是为了逃避谴责。君主如同父母，始终如一地侍奉他，本来是应当的；但难道没有‘就近奉养也有合宜的方法’这一说吗？只知道服从命令而不顾道义，是妾妇式的顺从，不是奉行恭敬之道。”龙场生说：“圣人不敢忘记天下；如果贤者都离去，那么君主还能和谁治理国家呢？难道说贤者就可以忘记天下吗？”阳明子说：“有人从波涛中救出溺水者，这是潜水之人的能力；如果陆地上的人贸然下水，就会全都溺死。我害怕的正是大家一起溺死。”龙场生说：“我听说贤者对人的益处，只在于是否被任用，并不选择事情大小。若是这样，难道也会有不利之处吗？”阳明子说：“贤者被世间任用，只是施行自己的义而已。合乎义的事没有不适宜、没有不有利的；如果没有得到合宜的位置，即使事业广大，君子也不把它称为有利。况且我听说，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只有圣人才无所不能。我还没有达到贤者的境界，而您却拿圣人的事情责备我，本来就不是我能够比拟的。”龙场生说：“先生并不是不屑于被任用。假如先生愿意被任用，兰蕙盛开在厅堂台阶之间，芬芳就会遍布几案坐席；芦苇割下来可以覆盖墙垣，草木中微小的东西尚且能够如此，何况贤者呢？” 阳明子说：“兰蕙先盛开在厅堂台阶之间，然后芬芳才能遍布几案坐席；芦苇先长成，之后才可以割取来覆盖墙垣。如今您要割取兰蕙，却责备它必须承担覆盖墙垣的用途，您究竟是在爱护它，还是在伤害它呢？” 《文章辨体汇选》第四百四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二。（明）贺复征编。设一。《七发》八首【汉·枚乘】。

译楚国太子患病，吴客前去问候，说：“我听说太子的身体不安，稍微好些了吗？”太子说：“疲惫不堪，谨向您致谢。”吴客于是说道：“如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值年轻富盛之年，想来是长久沉溺于安逸享乐，日夜没有节制，以致邪气侵袭逆乱，内心仿佛郁结不通，纷乱昏沉，叹息烦闷，惊惧不安，躺下不能入睡，胸中空虚而听觉过敏，厌恶听到人的声音，精神散乱，百病一齐发生，视听昏眩，喜怒失常，长期拖延不能停止，生命就会倾覆。太子莫非有这种情况吗？”太子说：“谨向您致谢，仰赖您的关心，时常有一些这种症状，但还没有达到如此程度。”吴客说：“如今贵人的子弟，必定居住在宫室内，深处闺房之中，内有保姆，外有师傅，想同外界交往也没有机会。饮食则温厚甘美，肉食肥浓；衣裳则繁多华丽、温暖燥热。即使是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也将被消熔而解体，何况人的筋骨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欲望，任意追求肢体的安逸，会损伤血脉的调和。况且出门乘车、入门乘辇，这是导致跛痿的根源；深闺清宫，是寒热病的媒介；洁白的牙齿、弯曲的眉毛，是损害性命的斧头；甘美脆嫩的肥腻食物，是腐蚀肠胃的药物。如今太子肤色柔弱，四肢痿软，筋骨松解，血脉淫浊，手足懒惰。越国女子侍立在前，齐国姬妾侍奉在后，往来游乐，纵情于曲折幽深的房室之间；这就像把有毒的美食当作餐食，又像戏弄猛兽的爪牙。病根由来极深，积滞长久而未曾停止，即使让扁鹊治疗内疾、巫咸治疗外疾，又哪里还来得及呢？如今像太子这样的病，只宜依靠世上的君子：他们见闻广博、记忆强，趁着闲暇谈论事理，改变旧的习惯和心意，时时陪伴而不离左右，作为太子的羽翼。沉溺安逸的享乐、浩荡放纵的心志、逃避事务的意念，又怎会由此而来呢？”太子说：“好，病已经好了，请让我实行您的话。”吴客说：“如今太子的病，即使不用药石、针刺、艾灸等治疗，也可以用精要的言语和玄妙的道理劝说使它痊愈。您不想听听吗？”太子说：“我愿意听。”吴客说：“龙门的梧桐，高达百尺而没有枝条，中部郁结盘曲，根部四散分离；树上有千仞高峰，树下临近百丈深溪，急流逆波，又冲荡不息。它的根半死半生，冬天受到烈风、冰雹和飞雪的激击，夏天受到雷霆霹雳的震撼；早晨有黄鹂、鳱鴠在鸣叫，傍晚有失偶的雌鸟和迷途的鸟栖息，孤鹄在树上清晨哀鸣，鹍鸡在树下悲声飞翔。到了秋末冬初，便让琴挚砍伐它制成琴，用野蚕丝制成琴弦，用孤子之钩制成琴的徽，用九寡之珥制成琴的约，请师堂弹奏。畅伯子牙为它作歌，歌词说：“麦穗秀美啊，野鸡早晨飞翔；面向空旷的山谷啊，背靠枯槐；依傍绝远之地啊，面对曲折的溪流。”飞鸟听了，合拢翅膀不能离去；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能行走；蚂蚁等小虫听了，抵住口器不能前进。这也是天下最悲哀的音乐。太子能勉强起身听一听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 吴客说：“肥牛的脂肉，用笋和蒲菜调配；肥狗的肉羹，用山肤作配料。楚地的苗米饭、安胡的饭，捏合时不易散开，但一口吞下便散化开来。于是让伊尹煎煮，让易牙调味；熊掌炖熟，配以芍药酱；烤薄切的肥肉，切鲜鲤为脍；用秋黄的紫苏、白露时采的蔬菜，再饮兰花美酒，以此斟酒清涤口腔。山梁的野味、豢养的豹胎，小口吃饭、大口饮酒，犹如热汤浇在白雪上。这也是天下最美的食物。太子能勉强起身尝一尝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 吴客说：“钟岱所产的牡马，配上齿至之车，车前像飞鸟，车后像距虚。让它吃穱麦，安置在宽敞处，使它内心急躁、外表烦闷；系紧缰绳，换上道路。于是让伯乐在前后察看马匹，让王良、造父驾车，让秦缺、楼季在右边护卫。这两个人，马匹奔驰失控时能使它停下，车辆翻覆时能把它扶起。于是让人用价值千镒的重箭射击，争逐千里之程。这也是天下最骏良的马。太子能勉强起身乘坐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 吴客说：“登上景夷台，向南眺望荆山，向北眺望汝海，左有长江，右有湖泊，其中的快乐无可比拟。于是让博学善辩的人推究山川根源，详尽说明草木，比较事物，联类铺陈，纵情游览观赏。接着在虞怀宫中设酒宴，回廊四面环绕，台城层层构筑，色彩纷纭而青黑相间；车道斜交，黄池曲折；水中杂有章草和白露草，孔雀、鹍、鹄、鹓雏、鵁鶄，翠色的鬛毛和紫色的缨羽交相辉映；螭龙和德牧并列，群鸟和鸣；阳鱼腾跃，振翅摆鳞；水面清澈，薵蓼丛生；蔓草和芳苓，女桑和河柳，白叶紫茎；苗松和豫章，枝条直上云天；梧桐和并闾遍布，极目望去连成树林。众多芳草芬芳浓郁，在五风中交错；姿态舒缓柔美，随着阴阳消长而变化。宾客列坐纵酒，尽情欢乐以娱心；景春佐酒，杜连奏乐；各种滋味纷纷陈列，菜肴混杂齐备。美丽的色彩使眼睛愉悦，流动的乐声使耳朵欢快。于是奏出激楚的结风，传播郑卫的美乐；让先施、征舒、阳文、叚干、吴娃、闾娵、傅予等人，衣襟交错、发饰低垂，眼神含情，姿态流转；她们手持杜若，蒙受清尘，沾染兰泽，穿着燕服侍奉。这也是天下最华丽、最奢侈、最盛大的享乐。太子能勉强起身游玩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 吴客说：“我将为太子驯服骐骥，驾飞軨之车，乘坐强壮骏马，右手带着夏服的劲箭，左手执乌号雕弓，在云林中游猎，在兰泽周围奔驰，在江边放慢车节；遮蔽青苹，迎游清风，感受阳气，激荡春心，追逐凶猛的野兽，捕捉轻捷的禽鸟。于是竭尽犬马的才能，使野兽疲于奔逃，穷尽驾驭者的智慧，使虎豹恐惧、猛禽惊慑；追逐时马鸣镳响，鱼跃如跨，麋奔如角，践踏麕兔，蹂躏麖鹿，汗流沫落；野兽困顿伏地、陷于窘迫，即使没有受伤而死的，也足以装满后面的车乘。这就是校猎最壮观的场面。太子能勉强起身游猎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不过阳气已经显现在眉宇之间，逐渐向上升腾，几乎充满了整座宫室。” 吴客看到太子面露喜色，便顺势推进说：“黑暗的火光逼近天空，兵车如雷声般奔驰，旌旗高举飘扬，羽饰肃然纷飞；驰骋角逐，争相追求猎物，视野广大无边，远望有界；纯洁完整的牲畜，献到公门。”太子说：“好，请再讲给我听。”

译吴客说：“还没有结束。于是进入榛林深泽，烟云昏暗迷蒙，兕虎一齐出现，武士刚毅勇猛；袒露上身，逼近雪亮的刀刃，矛戟交错，掌握捕获的功劳，赏赐金帛。遮蔽苹草，纵情驰猎，如同牧人；摆设美酒佳肴，献上烤肉、脍肉、炙肉以招待宾客；酒杯纷纷举起，震动人心，惊动耳目，确实使人无怨无悔；彼此决绝相许，贞信的神色显现在金石般坚定的面容上；高歌反复吟唱，万岁也不厌倦。这才真正是太子所喜爱的事。能勉强起身游猎吗？”太子说：“我非常愿意随从，只是担心成为诸位大夫的负累罢了。不过我已经有起色了。” 吴客说：“将在八月十五日，和诸侯及远方的宾客、兄弟，一同前往广陵曲江观看潮水。到达那里还没有看见潮水的形状，只看水势所到之处，就足以使人惊骇了。观察潮水所驾驭、拔起、扬起、翻滚、冲刷的一切，即使有谋略和善辩的口才，也不能详细描绘它形成的缘由。它恍恍惚惚，使人忧惧战栗；水势混沌奔涌，忽而明灭，忽而倏然变化，广大浩瀚，空旷无边；心志仿佛直达南山，视线贯通东海，水势浩大无际。苍天直到岸边，放眼浏览没有尽头；精神一天天归于平静而不再扰乱。乘着水流向下，有时不知道它将停在何处；有时水流纷纷折转，忽然曲折而去，不能再回到眼前；红色的水波漂荡远逝，心中空虚烦闷而更加疲倦；直到离散之势中天色发亮，内心仍存定力而自我持守。到了这时，胸中的污秽得以洗涤，五脏得到清理，手足得到舒展，头发牙齿得到洁净；抛弃安逸懒怠，排出污浊，分解疑惑，使耳目重新明察。当此之时，即使患有久病沉疴，也将伸直弯曲的身体、起身跛行，使盲者睁眼、聋者恢复听闻而来观看，何况只是微小的昏眩烦闷、因醉酒而患病的人呢？所以说，启发蒙昧、解除疑惑，都不足以说明这种效果。” 太子说：“好。那么，潮水是什么气势呢？” 吴客说：“我记不清了。但我曾听老师说：它有三种情状像神奇之物而又不是神物：急雷声传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涨成潮，山中涌出云气，日夜不停；水势漫溢迅疾，波涛涌起。潮水刚开始升起时，洪大而淋漓，仿佛白露向下飞翔；稍稍推进，浩浩荡荡，像白车白马张开帷盖；波涛涌起、云气紊乱，纷纷扰扰，像三军腾跃整装；从旁边奔涌而起，飘忽迅疾，像轻车奔驰、六马驾车出征，蛟龙随从，太白星纯然疾驰，长虹前后接连不断；水势高昂强劲，层层坚固，纷杂如军队行进，轰鸣震响，汹涌盘旋，浩荡奔流，不可抵挡。观察它两旁，水势澎湃郁积，昏暗猛烈；上声如雷，下势如律，仿佛勇壮的士卒，突怒而无所畏惧，踏击堤岸，冲撞渡口，穷尽曲折而随地势转弯，越过堤岸向外奔出；遇到它的必死，抵挡它的必坏。它起初发源于某处津涯，草根盘结、山谷分裂；水流回旋，穿过青竹，驾驭着曲折的水道，在伍子之山放慢节势，直冲厉过骨母之地，越过赤岸和篲山；扶桑一带横流奔腾，像雷声疾行。它奋发威武，像振怒一般，混沌浑厚，形如奔马；水势滚滚，声如雷鼓；怒涛重叠，清流上升飞越；后续大波奋力振荡，在藉藉之口交战。飞鸟来不及飞，游鱼来不及回转，野兽来不及奔走；水势纷乱，波涌云乱，冲荡南山，反击北岸，覆压丘陵，冲平西边；险峻的堤岸崩坏，池泽决裂，直到决出胜负才停止。” 水流急促潺湲，披散飞扬，横冲暴涌到了极点；鱼鳖失去依托，倾倒侧卧，水势滚滚绵延，水中生物匍匐相连，神奇怪异之物多得说不尽，简直使人跌倒，回望时昏暗而凄怆。这是天下奇异诡谲的景观。太子能起身观看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起身。” 吴客说：“我将为太子请来有才略的方术之士，如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这一类人，让他们论说天下精微的道理，辨析万物的是非。孔子、老子纵观其理，孟子拿着筹码推算，万无一失。这也是天下最重要的言论和精妙的道理。太子难道想听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起身说：“畅快啊！一听圣人和辩士的言论，汗水顿时流出，病霍然痊愈。” 《七启》【魏·曹植】。

译从前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辨》，崔骃作《七依》，文辞各自优美，我心中十分仰慕，于是作《七启》，并命王粲也作一篇。玄微子隐居在大荒之中，飞遁远离尘俗，澄清精神、安定心灵，轻视俸禄、傲视权贵，不与外物经营，沉溺于虚静，羡慕长生，独自驰骋思绪于天云之间，没有任何外物能够使他倾动。于是镜机子听说后准备前往劝说他。他驾着超野之驷，乘坐追风之车，经过遥远荒漠，走出幽深空旷之地，进入广大无边的原野，终于来到玄微子的居所。他的居所左边有激流，右边有高山，背靠洞壑，面对芳林；玄微子戴着皮弁，穿着有花纹的皮衣，从山峰深处的隐穴出来，倚靠峻崖嬉游。他的心志飘然高远，仿佛把六合看得狭小、把九州看得局促；好像将要飞去却尚未离开，又好像举起翅膀停留在半空。于是镜机子攀着葛藤登上山来，站在岩石旁，顺着风说道：“您难道没听说，君子不应逃避世俗而抛弃名声，智士不应背离社会而湮没功勋吗？如今您抛弃道艺的华美，遗弃仁义的精华，把精神耗费在空旷虚无之中，废弃人世的纲纪法度，岂不是如同在无形之物上描画形状、在无声之处制造声响？您没有考虑过吗？究竟是什么规划使您不能通达呢？”玄微子低头回答：“唉，竟有这样的话吗？太极初始之时，混沌未分，万物纷杂错列，与道一同兴盛。大概有形之物必然朽坏，有踪迹之物必然穷尽；茫茫元气，谁能知道它的终结呢？” 名声会玷污我的身体，职位会成为我的累赘。我私下仰慕古人所追求的志向，敬仰老子、庄子的遗风，借灵龟来寄托比喻，宁愿像庄子所说的神龟那样在泥涂中摇尾。镜机子说：“善于辩说的华美言辞，能够使干涸的水泽重新产生流水，使枯木重新繁茂，希望还能感动神灵、激发精神，何况近在人的性情之中呢？我将为您讲说游览观赏的极大快乐，铺陈声色的妖媚奢靡，论述变化的极端奇妙，阐发道德的宏大华美，您愿意听吗？”玄微子说：“您整顿自身、厌倦尘世，探求幽隐、拯救沉沦，不远行路而来，幸得光临，我将恭敬地洗耳聆听您的美言。” 镜机子说：“芳美的菰米和精细的稗米，霜中的蓄菜和露中的葵菜；玄熊的白肉，肥牲的厚肌；把肉切得如蝉翼般薄，剖析细微，层层堆叠如重叠的绉纱，分开如散雪，轻随风飞，刀刃无需回转。山鵽、斥鷃，珠玉翠羽般的珍品；采摘芳香莲花的果实，切西海飞鳞为脍，烹煮江东潜伏的鼍，煮汉南鸣叫的鹑；混合芳香、酸、甘等调味，既用醇厚的玄冥之味调和咸味，又由蓐收调节辛味，配以紫兰、丹椒，调味必定适度。滋味各不相同，遗留的香气四处散发。又有春日清冽的缥酒，是康狄酿造的；随应化而变化，感受气息而形成。弹奏征调则味苦，敲击宫调则味甘。酒酿成后，盛在翠色酒樽中，用雕花酒杯斟饮，酒面浮沫如蚁，鼎沸般翻腾，浓烈而芬芳，可以调和精神，可以愉悦肠胃。这就是肴馔的美妙。您能随我一起享用吗？”玄微子说：“我甘愿吃藜藿，没有空闲享用这些食物。”镜机子说：“步光剑，纹饰繁复华美，用有纹理的犀角装饰，用翠绿之物雕饰；缀以骊龙之珠，镶嵌荆山之玉。陆地上斩断犀牛、大象，也不足以显示它的锋利；随波截断鸿雁渡水之处，刀刃不受损伤。九旒之冕，光彩四散，垂下文饰；华美丝带制成的冠缨，随风纷纭。佩饰上系着结绿、悬黎等宝玉，宝物的精妙光彩照耀灿烂，流光扬辉。” 穿着绣有黼黻纹样的衣服、纱罗绉纱制成的下裳，脚穿金华鞋；脚趾一动便留下光彩，繁复的装饰高低错落，细微鲜明如霜。玉佩相互缠绕，有的雕刻，有的镶嵌；用幽兰熏染，芳香流布。仪态雍容，闲适行走，周旋之间光彩飞扬；南威为此展颜，西施为此巧笑。这就是容貌服饰的美妙。您能随我穿戴这些吗？”玄微子说：“我喜欢粗毛布衣，没有空闲穿这些服饰。” 镜机子说：“驰骋最适合舒展心情，纵情游猎可以娱乐性情。我将为您驾驭云龙般的飞驷，装饰玉车上繁复的马缨，垂下弯曲彩虹般的长绥，高举招摇星般华美的旌旗，插上忘归之箭，执持繁弱之弓。忽然踏着日影轻快奔驰，超越奔逸的骏马和追风的速度。于是填塞溪谷，夷平榛薮；沿山设置捕兽网，遍野张开罗网。地面没有遗漏的足迹，空中没有逃脱的飞鸟。鸟兽聚集之后，便会合围猎的徒众；武骑如云布列，丹旗如雾散开，光耀原野；戈矛明亮，拖走有纹理的狐狸，遮捕狡兔，掠过鹔鷞，拂过振翅的鹭鸟。凡处在车道上的都被践踏，遇到马足的都被踩倒；飞车如闪电而过，野兽随着车轮转动，翅膀来不及张开，足来不及腾跃，便碰上飞来的锋刃，举身挂在轻网之中。搜寻树林，探索险地，穷尽浅滩和阻碍；腾越山岭，奔赴深谷，风势猛烈，火焰般飞举。弓箭不会虚发，射中必定深入羽毛。于是人群密集，罗网严密，地势逼仄，兽势受迫；咆哮的猛兽张牙奋鬛，决意冲突，凶猛的气势毫不畏惧。于是让北宫、东郭一类的勇士，生生抽出豹尾，分裂貙的肩胛；其形体不能抗拒双手，骨头不能挡住拳头；劈裂熊掌，拉倒猛虎，摧折虎斑。野外没有毛类动物，树林没有飞禽群，积聚的野兽如山陵，飞鸟的羽翼如云。” 骏马并肩昂首，扬起銮铃和飞沫；俯身倚着金车轭，仰手抚摸翠色车盖；仪态雍容，悠闲自得，心志在世俗之外得到娱乐。这就是羽猎的美妙。您能随我一同观看吗？”玄微子说：“我以恬淡宁静为乐，没有空闲观看这些。” 镜机子说：“闲静的宫殿宽敞明亮，云状高屋光辉灿烂；筑起景山般高大的台基，迎着清风建立高台。红色轩廊、紫色柱子，彩绘椽木、华美栋梁；绮丽的藻井含着花饰，金色台阶、玉色宫室。温暖的房间里冬天可以穿葛布，清凉的房室中盛夏仿佛含有霜气。华美楼阁直入云端，飞梯高凌虚空；俯视可以看见流星，仰望可以观察八方。即使攀登飞龙也赶不上它，远远高居天际。繁复巧妙、神奇怪异的形制，使公输般无从施展斧斤，使离娄也为之失去视力。美丽的草木交错栽植，奇异的品类纷纷陈列；绿叶朱花，光照天空。清水充满池沼，丛生树木连成树林；飞鸟凌空高翔，鱼鳞深藏水底。于是逍遥闲适，忽然像忘了归去。又让任公子垂钓，让魏氏发射弩机；把芳香鱼饵沉入水中，用轻缴射取飞鸟，射落高空云中的翔鸟，牵出九渊中的灵龟。然后采摘菱花，拔取水苹，戏弄蛛蚌，与鲛人嬉游；吟咏《汉广》中所歌唱的诗句，在水滨看见游女，在水中洲岛上显耀神采；披着轻薄的织罗，留下芳香，安步而行，举起洁白的手唱清歌。歌唱道：‘遥望云际啊，有我喜爱的人；通往天上的道路漫长啊，却没有前往的途径。佩戴兰蕙啊，是为谁修饰？美好温柔的人远去啊，我心中忧愁。’这就是宫馆的美妙。您能随我来这里居住吗？” 玄微子说：“我沉溺于岩穴生活，没有空闲居住在这里。”

译镜机子说：“既然已经游览中原，逍遥于闲宫之中，心情放纵、志意舒展，淫乐还没有结束，又会有才人和妙妓、遗世独立的美客，传播北里的流丽歌声，继承阳阿的美妙曲调。于是驾着文饰华美的车，面对洞庭湖；琴瑟交相弹奏，左边吹箎，右边吹笙；钟鼓一齐震响，箫管同时鸣奏。然后美人穿上华丽的文绉短衣，振动轻绮制成的飘带；戴着闪耀的金摇，扬起翠羽双翘；挥动流芳，显耀飞舞的花纹；踏过盘鼓，光彩纷呈；长裙随风飘动，悲歌直入云霄；动作轻捷如飞，踏空远行，凌空跃起，超越奔驰；身姿曲折迅疾，像鸿雁高飞，又骤然如野鸭潜入水中；放纵轻盈的身体迅速前进，日影追赶身形也赶不上；飞扬的歌声激起尘埃，声调时高时低而激越；才智敏捷如神，形态难以描摹。正在欢娱尚未结束时，白日已经向西倾斜；乐人散去，装饰也变换，女子轻步走入内闺。黛眉舒展，铅粉脱落；收拢散乱的头发，拂上兰泽；身形柔美，穿着轻软的衣服，散发幽兰香气；红颜适宜微笑，眼神流转含光。此时与您携手同行，踏上飞檐，进入闲房；华美的烛火灿烂，帷帐张开；启朱唇，唱清商；扬罗袖，振华裳。九秋的夜晚，欢乐仍未尽。这就是声色的美妙。您能随我一同游乐吗？” 玄微子说：“我愿意追求清静虚无，没有空闲作这样的游乐。” 镜机子说：“我听说君子乐于奋发节操以彰显义理，烈士甘愿使身体遭遇危险以成就仁德。因此，雄杰俊士结交同类，重视气节而轻视生命，感念情谊而献出自身。所以田光在北燕伏剑而死，公叔在西秦舍命；果敢坚毅，轻率决断，像猛虎步行、山风怒号；威势震慑万乘之君，华夏称其为雄杰。”话还没有说完，玄微子便说：“好。”镜机子说：“这只是游侠一类罢了，还不足以称为精妙。至于田文、无忌这一类，才是上古杰出的公子。他们都发扬仁义，腾跃于道艺之中，心游无方，志向凌云；凌驾诸侯，驰骋当世。挥袖便使九野生风，慷慨激昂便使气势化作彩虹。您若处在那个时代，能随我与他们交友吗？”玄微子说：“我确实愿意，但这样恐怕会妨碍大道，怎么办呢？” 镜机子说：“世上有圣明的宰辅，辅佐帝王成就霸业，和天地同量，与日月同辉；玄妙的教化可与神明参合，与神灵相契合。恩惠播及百姓，威灵震动天下。超过殷、周的隆盛太平，接续羲皇而与其同样安泰。显赫的朝廷清明，王道远播而均平。百姓仰望君王如草木向阳，我的恩泽如春风普施。黄河岸边没有洗耳的隐士，高山之上没有巢居的百姓。因此俊杰贤能前来做官，观览国家的光辉；选拔人才不遗漏，进用之人各有不同才能。在辟雍赞述典礼，在明堂讲论文德；纠正流俗的浮华言论，综合孔氏的旧典章。散播礼乐，移易风俗，国家富足，百姓安康。神灵感应，吉祥屡至，所以甘露纷纷在清晨降下，景星在夜间舒展光芒；观看神渊中的游龙，听闻高岗上的凤凰鸣叫。这是霸道最为隆盛、雍和熙盛的时代。然而君主仍认为恩德施布得不够广，担心声教传播得不够远，于是从偏僻鄙陋之地访求英奇，从岩穴中宣扬皇明。这正是宁子商歌的时节，也是吕望投竿而起的时机。您是太和时代的百姓，难道不愿意在陶唐的时代做官吗？”于是玄微子挽起衣袖起身说：“这话多么光辉啊！刚才您所说的那些，只是用华丽淫靡的欲望来激怒我，反而扰乱了我的心。如今听到天下清平，明君治理国家，能够观察盈亏盛衰的正理，知道顽愚朴陋之人的迷惑。” 使我的身心顿时开阔，身体轻盈得仿佛要飞起来；我愿意恢复原来的服饰，跟随您一同归去。” 《晋问》【唐·柳宗元】。

译吴子问柳先生说：“先生是晋地人，晋地的旧事应当很了解。”柳先生说：“是的。既然如此，那么我愿意听听，可以吗？”吴子说：“可以。”柳先生说：“晋地的形势，封锁太行山，牵制首阳山，发端于黄河，延伸到大陆泽，铺展而开。有的巍峨高耸，有的张口般深陷成渊。景山、霍山、汾水、浍水穿行在它的边缘，山势仿佛变化迁移，钩连缠绕，最后融成平原。于是诸侯建都，大夫筑邑。山势高大雄壮，腾突撑拒，险峻郁怒，仿佛熊罴咆哮、虎豹怒吼，自古至今不曾离去；它攫取秦地，搏击齐地，敢于抵挡它的都会失去凭据。燕、狄之人恐惧胆怯，像鸡蛋将被压碎，战战兢兢，想要关闭门户，惶恐得像仆妾一样。山地平缓处则平展充盈，盘旋延伸，曲折舒缓，平坦绵延，像飞鸟翔舞、回旋之水从容流动。用来耕种，庄稼丰硕；用来栽植，草木茂盛；用来放牧，牲畜繁多；用来饲养，禽畜众多。百姓因此富裕，国家因此兴盛。黄河发源于昆仑深处，流入天渊，从无门之处涌出，流行于无边之地；从匈奴之地向南，成为西部边界的屏障，冲奔太华山，转折着向东，冲决后土；浑浊的水流翻腾如沸，龟鳖及怪异水族纷纷出现，水势汨汨奔涌，翻腾跳跃，停泊在岸边；水口张合吞吐，杂乱推移，纷纷坠落。” 黄河冲荡激烈之处，群山高低错落，广阔原野崩裂；轰鸣如雷，风势怒号，撼动着鸟兽，使它们在崩石滚跃、大木拔起之处惊飞；水声漰泙，洞荡践踏，绵延数千里，仿佛万名壮士同时砍伐。至于船轴所承载的东西、桅樯所驾驭的船只，鳞次布满川流山谷；云朵崩落、雨势逃散，转眼之间倾泻而下，水势密集滚滚，百舍之远一齐奔赴。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先生所说的，确实丰厚险固，真是晋地的美景。然而晋人所说的‘表里山河’，只是用来防备败亡罢了，并不是用来夸耀壮观、显扬广大。吴起说过，关键在德行而不在险要，这正是晋人凭借的东西。我愿意听听其他方面。” 先生说：“大卤的金属，棠溪的工匠，以火锻造、以水淬炼，制成完备的器械。可以制成棘、矛、铩、钩、镝、镞、槊、鍭。召出太白星，征召蓐收，召来招摇星，降伏蚩尤；神气肃穆纷盛，集合众神灵来铸成它们。有宽的，有窄的，有弯的，有直的，有分叉的，有径直的，有长的，有短的。聚集起来如繁星，挥动起来如雷霆，运转起来如盘旋。浩浩荡荡，光彩闪耀，清亮明澈，熠熠生辉。像雪山冰谷堆积在一起，观看的人胆战心惊，眼中流出寒泪。兵刃在空中发光，精气相互缠绕，光芒晃荡、洞彻四射，天空尽被照白；太阳仿佛变小，光芒熔云破霄，连飞鸟也被击落。弓匠制成的弓，铠匠制成的甲；胶和角经过百般选择，犀角、兕皮反复装配。于是让跟超、掖夹一类的人穿戴持用。向南可以俯视诸华，向北可以震慑群夷；击刺和操练的节制之法传遍天下，这就是善于用兵的军队。”吴子远远望去，已经拳手拘挛，喘息流汗，脱下头盔，袒露上身；前进不敢下拜，后退不敢逃窜。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军队的使用，依靠德行便吉祥，依靠暴力便凶险。这也不能算作值得观赏的美景。”先轸说：“正义的军队才强盛，邪曲的军队必然衰老，何况只是把坚甲利刃看作最重要的呢？” 先生说：“晋国马匹很多，在屈地出产。土地寒冷，气候刚劲，山崖裂开，山谷崩裂，草木短缩，鸟兽隐伏，而马匹却繁盛。马群成列，密密繁多，浩荡纷纭，车轮般轰鸣；有红的，有黄的，有黑的，有青的，有纯色的，有杂色的。然而有的阴暗发亮，有的阳光照耀；仿佛旌旗旗帜灿烂辉煌，忽进忽止，忽伏忽起，忽奔忽跌。又像江汉之水，在疾风驱赶下波涛冲击山岭、荡涤深谷，云气翻腾而不停息。群马饮水使水源干涸，回头啃食野地的红草；在河中洗浴，逼起波浪，喷吐震荡，水花四处飞洒，湿漉漉一片。仿佛海神驾着雪浪从天而下。观察它们四散奔走、恍惚变化，形态万千：欢喜的像喜鹊高鸣，愤怒的像人相搏；突然尘土飞扬，纵跃奔突，千里之外彼此争斗。风吹鬃毛如雾，马鬛翻腾，能够凿山掘谷；耳朵摇动仿佛触及层云，腹部擦过众多树木。它们有时寂静地远游，不久又回来抓地跳跃；坚硬的骨骼、柔韧的筋腱，彼此交颈互咬，用争斗的目光相互驯服。聚集排泄，又彼此争夺空地，抬头张嘴。小马则相互牵连，缰绳缠绕；仰头吃奶，低头啃食，像蚂蚁、蝗虫一样杂集，啾啾潗潗，成群奔走，丛聚站立。其中有些适合作为良材的，便收拢训练；挥手便飞快牵引，指点毛色便能驱使牲畜，百步之外就能使它们就羁。用荀息牵引，用王良驾驭，用范鞅使它们腾越，用栾针使车轩高举；用来田猎，用来作战，便能捕获野兽、摧毁敌军。” 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依仗险要和马匹，您没有听说过吗？所以说，冀州北部是马匹生长的地方，却不是只有一个姓氏的人拥有它们。请放下这一点，换个新的说法。” 先生说：“晋国北山有奇异的木材，梓人、木匠和工师建造宫室，凡是寻求大木材的，天下人都到这里来。仲冬到来后，寒气凝结；树木外表凋落，内部坚贞，汁液不再流动，于是坚硬而良好。众工一齐举斧砍入，必定寻找那些生长在倾斜岩崖、曲折涧谷、险峻山峰顶端、泉水冲刷之处的树木。树根缠绕怪石，不凭土壤而生长；千寻高、百围粗，与石头同样颜色。伐木者罗列砍伐，树梢高举直入银河，刀刃劈开仿佛彩虹；声音震动连绵山岭，木材填满层层深谷。丁丁登登、硠硠棱棱，像战车登上高地。声音所引起的回应，溃溃漰漰、汹汹薨薨，像飞起、像崩塌，仿佛螭龙争斗，风雷相互腾跃。那些特殊而向下倾斜的树木，枝柯相互削杀摧折，山体崩坠，霞光披散，闪电般裂开。又像共工撞击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断；鹍、鹳、鹙、鸧惊叫飞翔，貙、豻、虎、兕奔突，鸟兽惊栗伏地，无处可藏，逃跑也不能脱离。然后截断量度，收集木材，削去危险的树梢，砍除繁密枝条；借着水涨的波涛进入黄河，随流而下，水势冲荡，木材高低翻腾，时浮时没，像秦始皇命神人驱石填海。到达曲折之处，木材密集，汇流如雷般冲开；前面的疾流奔越，后面的水势逼仄，于是下过龙门的悬水，折断、拉扯、倾倒、践踏，揪住树头，翘起树尾，轰然投入重渊，不知流了几百里。” 水涛旋转奔腾，山峰仿佛触及天空；水流既停又平，放眼望去辽阔悠远。很久以后，木材才开始高高耸立，涌出水面；成林般竖立的峰状木材穿云蔽日，忽然散开，又重新排列成行，浑浑然流去，直到它们应到的地方。只要有良工指点调度，丛台、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昭阳宫那样高大华丽、奇特壮丽的建筑，全都可以由这些木材建成。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我听说君子担忧没有德行，不担忧没有土地；担忧没有土地，不担忧没有人；担忧没有人，不担忧没有宫室；担忧没有宫室，不担忧木材取之不尽。您所陈说的这些，都在四种忧患之下。况且虒祈台建成以后，诸侯便背叛了它。”

译先生说：“黄河中的大鱼，迎着波涛向上游；罗网堵塞渡口和水涯，千里之间雷驰电掣，重马轻车奔驰而来；于是奉君主命令，发箭纵观捕鱼。大网截断水流，长网横贯山岭；罩、罶、罣、■〈罒鹿〉等网具交织其间。巨大的船只高昂起伏，强劲地回旋；水军轮流呼喊，声音震裂商颜山。于是击鼓喧噪，一齐追逐；扼住蛟龙的咽喉，拔取鲸鱼的鳍，杀死白鼋，追逐毒螭；呵斥水神冯夷，站立水边，搜寻搅动，使水中生物流离；或用手掬取，或逼迫收缩，或推移驱赶；横梁交错，网眼收紧，网势腾空，四面包围；人们跺脚拥挤，争相登船。鱼群经历山崩般垂落，仿佛百川归海、山岭崩塌、云气披散。即使有能顺应造化、通达神异，振拔水波、展开奇异花纹、长出怪鳞，冲上飞涛、逃到龙门而生雷电的鱼，仍然会被仰射的丝线和飞箭捕获，踏住取出。没有不脱落角、撕裂鳍翼、张口惊叫、匍匐在地，伏身任人切割，不能保全龙族的名籍；全都调和五味，陈列在雕刻的俎案上。风云失去气势，沮丧消散而远去。至于魦、鲿、鲔、鲤、鰋、鳢、鲂、鱮等细碎微小之鱼，本来就不值得一一数说。漏过网眼的，便放回水府养育；而三河百姓已经吃得充足饱满，鱼腥油脂沾染鞋履。听说鱼脍炙肉的美味，反而捂鼻皱眉，认为它们比粪土还低贱，没有人顾惜。” 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一时的景观，不足以向后世夸耀；口腹的滋味，也不足以使百姓获利。我姑且想听听更高层次的道理。” 先生说：“猗氏的盐，是晋国最大的宝物。人们依赖它，就像依赖粮食一样；它仿佛由神灵造就，不是人力所能完成。到了那里，只见沟、堘、畦、畹纵横交错，盘曲如庄稼、如园圃；开阔而均匀，涣散而鳞次，曲折延伸、纷纷相连，不知边际。忽然开源分流，交相灌溉，彼此倾注；水流如枝如股，曲折延展；水脉流泻，盐膏浸润，湿漉滑动，漫过高处，淹没低处；覆盖田垄，冒过土块，水声决决，水势沉没，远近汇合。遇到堤防，便浩大充沛地积成深渊，流漫而成川。观看的人只看见浩浩荡荡的水，却不知道其中有神奇的盐液从地下暗暗渗出，甘卤密集涌起，孕育灵性、富养大地，默默施予美利，无声无形。盐花迅速凝结，奇异变幻；回头一看、眨眼之间，百里积雪般洁白。盐粒明亮密集，奋然离析；像锻造圭、捶击璧，旋转闪耀。忽然仿佛陨星落地，光明交相照射；又像冰裂雹碎，层层隆起增多。大的像印章相累，小的如珠子剖开；涌起的像小丘，平坦的像瓦缶。阳光下晶莹闪烁，像萤火惊飞、电光疾走；一步之间便可装满车，方圆一尺就有数斗。于是把盐收集聚拢，堆积起来，洁白高大，仿佛玄圃的高山；明亮浩瀚，像狂山、太白山上的水光淋漓。它变化的神奇令人惊骇，终究无法推测。” 然后用驴、骡、牛、马运输，向西运出秦陇，向南经过樊、邓，向北到达燕、代，向东越过周、宋；每家都得到制盐的利益，每个人都享有调和六气的功用；它能够调和军粮，以此征收，以此进贡。它给予天下的利益，足以与大海分成功劳，可以说确实有济民之用。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魏绛说过：‘靠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难道说的就是这种事吗？”先生说：“即使如此，这只能说可以使百姓得利，还不能说是百姓真正的利益。”先生说：“愿意听听什么叫民利。”吴子说：“使百姓安于常业，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服从教化而有利于自身；各种货物流通，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老幼亲属彼此保护，却没有谁因此自称有德；不苦于军队出动，不忧虑赋税劳役。这才叫民利，也就是百姓自己得到利益。” 先生说：“晋文公成就霸业时，援助秦国、击破楚国，囊括齐、宋、曹、卫，分割鲁、郑，在温地震慑诸侯，使周王安定；奉上册命而接受赏赐，夹辅周王，纠合远近，于是成为诸侯之长。在践土会盟，权衡升降玉帛；天子依靠它来拥有诸侯，诸侯依靠它来保有国家，百姓依靠它来保有妻子儿女、凭自己的劳力取得食物。叛乱者用武力制取，归附者用仁德安抚；推行德义，建立信约谦让；显示必定实行，明确方向，传达禁令，统一喜好。春秋时期的事务，有公侯大夫的策书文告，马匹奔驰，轩车往来，出入相连贯通于国都；于是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各有定位，左右各有秩序。禽畜牢牲、馈赠食物交错陈列；文质相间的宴享有美乐，宴会有庭中陈设；升降进退都合礼仪，善于作赋者和牺象等礼器一齐出现；犒劳、赠送财物，无不合乎礼节。六卿治理军队，大戎、小戎，钟鼓丁宁，讨伐不恭顺者。战车相当于万乘，士卒占天下一半；击鼓便震动四方，挥旗便使人畏惧。号令一发，像水的源头，像车轮旋转，没有不按心意实行的。当这时，百姓都能欢欣快乐地侍奉君上，所以晋地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喜好义理、任用力量。这是凭借民力巩固自身、借仁义使用天下，它的遗风至今还有留存。” 像这样可以算作百姓的利益吗？”吴子说：“接近了，但仍然不是。那霸主的心意，是把巨大的利益引向自己，借用别人的力量来巩固自己，而百姓反倒排在后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教化百姓、也不是不发布命令使人统一，这和我刚才所陈说的不同。所以说，接近了，却仍然不是。” 先生说：“三河，是古代帝王更换都城的地方；而平阳，是尧治理天下的地方。那里有用茅草盖屋顶、用未经加工的木材作椽子以及以土制作器物的制度，所以那里的百姓直到今天仍然俭朴节约，并且具有温和恭敬、能够谦让的品德；所以他们直到今天仍然善于谦让。那里有师锡等人都说‘询问谋划’的传统，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喜欢谋划，思虑深远。那里有百兽随着音乐起舞、凤凰来仪以及‘变时雍’的美好景象，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和睦而不易发怒。那里有以正直言论警戒人的训诫，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忧思深重，害怕灾祸。那里有无为而治、不用言语、垂衣拱手的教化，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安闲愉悦。这就是尧留下的遗风。我愿把这些告诉您，您认为怎么样？”吴子离开座位站起来，拱手说道：“美好啊，完善啊，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这本来就是我所想听到的。俭朴，就会使财物用度充足而不奢靡；谦让，就会遵守名分而进德行善；不争斗而善谋划，就能通达远方而周全办事；和睦，是仁的根本；警戒，是义的实质；安闲愉悦，就能安定并长久守持这种道理。真是达到极致了！如今皇上正在致力于天下太平，举动都以尧为准则。先生这番话，是道理中深奥的内容；如果果真能把它献给皇上，那么我知道实行起来一定非常容易。把晋国的风俗推广到天下，使天下归于一统，也不过如此罢了。” 我恭敬地拜了两拜，接受您的赐教。《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三 （明）贺复征编 设二 《答客难》【汉·东方朔】

译客人责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旦遇到万乘之君，就能登上卿相的职位，恩泽延及后世。如今您修习先王的学术，仰慕圣人的仪范，讽诵《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多得数不清；把它们写在竹帛上，读到嘴唇腐烂、牙齿脱落，还始终牢记在心而不放弃。您爱好学习、以道为乐的成效，已经十分明显了。您自认为才智能在海内无双，可以说是博学多闻、聪明善辩了。然而竭尽力量、尽忠职守来侍奉圣明的皇帝，经过长久岁月，官职不过是侍郎，地位不过是执戟郎。想来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品行上的缺失呢？与您同类的人，也没有容身之处，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先生长叹一声，仰头回答说：“这本来就不是您所能完全理解的。那是一个时代，这是另一个时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大大衰败，诸侯不来朝见，各国凭武力争夺权势，彼此用兵相攻，合并分裂成十二个国家，胜负尚未分明。得到士人就强盛，失去士人就灭亡，所以游说之士的主张能够实行。他们身处尊贵地位，珍宝充满内外，粮仓充实，恩泽延及后世，子孙长久享受。如今却不是这样，圣明的皇帝广施德泽，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也被联结起来如同衣带；天下安定得像倒扣的盂，皇帝一举一动都仿佛运转手掌那样容易。” 贤能与不肖，凭什么会有不同呢？遵循上天的规律，顺应大地的道理，万物都能各得其所。所以，安抚它就安定，扰动它就困苦；尊重它就能成为将领，轻视它就会成为俘虏；扶持它就处在青云之上，压抑它就沉入深泉之下；任用它就像猛虎，不任用它就像老鼠。即使想尽忠竭诚，又哪里知道前途和结局呢？天地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竭尽精力进行游说、像车轮辐条聚集一样争相进用的人数不胜数；他们全力仰慕权势，却困顿于衣食，有的甚至失去了立足之处。假使苏秦、张仪与我一同生在当今时代，连掌故这样的官职也未必得到，哪里敢奢望做常侍郎呢？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即使如此，难道可以不努力修养自身吗？”《诗经》说：“宫中敲钟，声音传到宫外；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如果能够修养自身，又何必忧虑不能获得荣显呢？太公践行仁义，到了七十多岁，才被文王、武王任用；他的主张得到信任，受封于齐国，延续七百年而没有断绝。这就是士人日夜勤奋、努力实行而不敢懈怠的原因。譬如鹡鸰鸟，既飞翔又鸣叫。《传》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峻，就停止它的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扰攘，就改变自己的操行。” 上天有恒常的法度，大地有恒常的形态，君子有恒常的操行。君子遵循恒常的道理，小人只计较自己的功利。《诗经》说：“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所以说：“水太清就没有鱼，人太苛察就没有同伴。”帝王戴冕而在前面垂下旒，是为了遮蔽过分明察的目光；在耳旁垂下黄绵充耳，是为了阻塞过分灵敏的听觉。眼睛有所不见，耳朵有所不闻，举用大德之人，赦免小的过错，这就是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的道理。对弯曲的加以扶正，使他自己获得正道；对软弱的加以宽缓，使他自己寻求进步；衡量、推度事情，使他自己探索答案。这大概就是圣人的教化方法：希望人自己得到道理；自己得到道理，就会敏捷而且见识广博。如今世上的隐士，孤高而没有同伴，空旷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谋略与范蠡相同，忠诚与伍子胥相合。天下太平，他们与义相互扶持，朋友少、同伴少，本来就是适宜的。您又何必怀疑我呢？至于燕国任用乐毅，秦国任用李斯，郦食其攻下齐国，游说之术如流水般顺畅，委曲顺从如圆环般无碍，所希望的必定得到，功劳像山丘一样高，天下安定，国家安宁，这是因为遇到了合适的时代。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俗话说：“拿管子窥视天空，拿蠡勺测量大海，拿草茎撞钟，哪里能通晓它的条理，考察它的文理，发出它的声音呢？” 由此看来，这就好比小鼱鼩袭击狗，孤独的小猪去咬老虎，刚一接近就被打败，能有什么功劳呢？如今您凭着低下的见识非难隐士，即使想不困顿，本来也无法做到；这恰好足以说明您不懂得权宜变化，最终仍会迷失于大道之中。《解嘲》【扬雄】

译哀帝时，丁氏、傅氏和董贤掌握权势，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出身寒微却能升到二千石的官位。当时扬雄正在撰写《太玄》，以此自守，淡泊自若。有人拿《太玄》崇尚玄黑、篇章尚白来嘲笑扬雄，扬雄便为此解说，题名为《解嘲》。文章说：客人嘲笑扬子说：“我听说上古的士人，能够维系人伦纲纪；他们不出仕便罢，一旦出仕，就能使上尊重君主，下使父母荣耀；分割别人的圭玉，接受别人的爵位，怀藏别人的符节，分享别人的俸禄，身系青紫绶带，车毂涂成朱丹。如今您幸运地遇到圣明盛世，身处能够直言不讳的朝廷，与群贤同行，经历金马门，登上玉堂，已经指日可待了。可是您竟不能谋划一项奇策，提出一条计策，上面劝说君主，下面议论公卿；眼光如闪耀的星辰，舌头如闪电般敏捷，一纵一横，论辩者无人能抵挡。可是您却沉默地写作《太玄》五千字，枝叶繁茂，独自讲说数十万言；深的深入黄泉，高的直出苍天，大的包容元气，小的细入无间。然而官位不过侍郎，提升也只到给事黄门。想来莫非《太玄》崇尚黑色而不合时宜吗？为什么您的仕途这样坎坷呢？”扬子笑着回答说：“客人只想把我的车毂涂成朱丹，却不知道一旦跌倒，将使我的宗族都遭受灾祸。从前周王室的法网解开、天下群雄争相逃逸，分裂为十二国，又合并为六七国，四分五裂，最终成为战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得到士人就富强，失去士人就贫弱。士人振翅磨砺羽翼，随心所欲地施展才智。所以士人有的自我夸耀，带着钱囊求进；有的凿墙毁坏门户，隐遁而去。” 因此邹衍凭着与人抗衡而取得世俗资望，孟轲虽然屡受困顿，仍然成为万乘之国的老师。如今大汉左边有东海，右边有渠搜，前面到番禺，后面到陶涂；东南设置一尉，西北设置一候；用符信和刑法整饬，用铁制刑具控制，用礼乐教化，用《诗》《书》熏陶，放宽刑法而给以岁月，以守丧居庐的制度约束。因此天下士人如雷声震动、云气聚合，像鱼鳞一样纷纷杂沓，全都奔走于八方；家家都自认为是稷、契，人人都自认为是皋陶，戴着头巾、垂着缨带来谈论的人，都把自己比作阿衡。五尺高的童子，都以把自己同晏婴、管夷吾相比为羞耻。当权者升入青云，失意者弃置沟渠；早晨掌握权势就是卿相，晚上失去权势就成了平民。譬如江湖的岸边、渤澥的岛屿，成群的雁飞来并不会因此显得多，双双野鸭飞走也不会因此显得少。过去三位仁人离开，殷朝便成为废墟；二位老人归附，周朝便兴盛；伍子胥死了，吴国便灭亡；文种、范蠡留存，越国便称霸；五羖大夫入秦，秦国便欢喜；乐毅离燕，燕国便恐惧；范雎因进言而使穰侯危败；穰侯、蔡泽因沉默含忍而被人讥笑；唐举本来就在有事时发挥作用。国家有事时，如果没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樊哙、霍去病等人，就不能安定；国家无事时，读章句的士人相互坐守，也没有什么忧患。所以世道混乱时，圣人贤哲奔走驰骋仍嫌不足；世道太平时，庸人高枕无忧也绰绰有余。” 上古的士人，有的解开束缚便做了宰相，有的脱去布衣便成为太傅，有的倚靠夷门而笑，有的横卧江潭而垂钓，有的游说七十次而没有遇合，有的站着交谈片刻便被封侯，有的屈驾万乘之君到自己的陋巷，有的手持扫帚在前面引路。因此士人很能凭借自己的口才、奋力挥动自己的笔，钻空隙、抓机会，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屈服。如今县令不请士人，郡守不迎接老师，群卿不向宾客作揖，将相不低头礼贤。言论奇异的人受到怀疑，行为特殊的人遭受排斥；因此想说话的人闭紧舌头，随声附和；想迈步的人先看别人脚步，跟随别人足迹。假使上古士人身处当今时代，策略不是甲科，品行不是孝廉，举荐不是方正，就只能不时上疏陈说是非；运气好不过等待诏命，运气差则触犯禁忌而被罢免，又怎么能得到青紫绶带呢？况且我听说：火焰炽盛的终会熄灭，声势隆盛的终会断绝；看那雷声和火光，似乎充盈坚实，最终上天收起它的声响，大地收藏它的热力。显赫之家，鬼神也窥伺其室。强取豪夺的人灭亡，沉默自守的人生存。官位达到极点，宗族就危险；能够自守，身体才能保全。因此懂得玄默，是守道的极致；清静自守，是神游的境界；寂静淡泊，是守德的居所。世道虽然不同、事情虽然变化，人所应遵循的道理并不不同。假如我和您交换所处的时代，结果还不知会怎样呢？如今您竟拿鹦鹉、枭鸟去嘲笑凤凰，拿蜥蜴去嘲笑龟龙，不也是一种病吗？” 您只笑我《太玄》崇尚黑色，我也笑您病得太重，只可惜没有遇到俞跗、扁鹊这样的医生。可悲啊！”客人说：“这样说来，难道没有《太玄》就不能成名吗？范雎、蔡泽以下的人，难道一定要靠《太玄》吗？”扬子说：“范雎，是魏国逃亡的人；肋骨被打断，胯骨被折伤，好不容易逃脱刑具的拘束，缩着肩、弓着背，爬入布囊之中；他激励万乘之主，离间泾阳君，抵制穰侯而取代他，这是时势所决定的。蔡泽，是崤山以东的平民；下巴和脸颊受伤，鼻梁折断，涕唾流淌；他向西拜见强秦的相国，扼住他的咽喉、压制他的气势，拍打他的后背而夺取他的职位，这是时机所造成的。天下已经平定，兵革已经止息，定都洛阳，娄敬放下车子、解开牵引的绳索，凭三寸之舌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建议把中原之人迁徙到长安，这是适合时势。五帝留下典章，三王传承礼制，百世都不能改变。叔孙通从击鼓作战之间起身，解下铠甲、放下兵器，于是制定君臣礼仪，正是时势所需要的。吕刑衰败，秦法酷烈，圣汉权宜制定制度，于是萧何制定法律，正是合宜。所以，如果在唐虞时代制定萧何那样的法律，就是悖乱；如果在夏、殷时代制定叔孙通那样的礼仪，就是迷惑；如果在成周时代提出娄敬的策略，就是乖违；如果在金日磾、张汤、许广汉、史高等人当权时谈论范雎、蔡泽的说法，就是狂妄。” 萧何制定规章、曹参遵循不改，留侯张良献策，陈平出奇谋，他们的功劳像泰山一样高，声名像高岸崩塌般传播。虽然这些人本身具有丰富的智慧，也正是遇到了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因此，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做应该做的事，就会顺利；在不能作为的时候做不能做的事，就会遭祸。至于蔺相如在章台取得功劳，商山四皓在南山享有声誉，公孙弘在金马门建立事业，骠骑将军在祁连山建立功业，司马长卿从卓氏那里取得资财，东方朔从细君那里分取烤肉，我确实不能与这些人相比，所以默默独自守持我的《太玄》。《解难》【扬雄】

译文章说：“客人责难扬子说：凡是著书的人，所写的都应当是众人喜欢的。美味应当合乎口味，优美的声调应当悦耳。如今您却发表幽深的言论，阐述宏大的思想和微妙的旨趣，独自驰骋于有无之间，熔铸万物。读者历览它已经多年，却始终不能领悟。您只是把精神耗费在这里，又使求学的人在那里劳苦。这就好比画家在无形之处作画，乐师对着无声之处弹奏，恐怕是不行的吧？”扬子说：“是的。至于宏大的言论、崇高的议论以及幽深微妙的道路，大概很难同一般读者相同。古人曾观察天象，考察地理，探究人的法则；天体广大而绵延，大地普遍而深厚。古人的言辞，如玉如金，难道他们喜欢故意艰深吗？实在是形势不得不如此。您难道没有看见青色的虬龙、红色的螭龙将要升上天空时，必定先在苍梧深渊中腾身而起；如果不凭借浮云、驾驭疾风，腾空上升，就不能攀援盘曲的高空，飞腾到九重天。太阳和月亮运行，如果不照耀千里，就不能照亮六合、辉映八方。泰山高耸，如果不高峻险拔，就不能蒸腾云气、驱散湿热。因此宓牺氏创作《易》，把天地贯串联系起来，用八卦加以经纬；文王增附六爻，孔子错综其卦象而解释其卦辞，然后发掘天地深藏的道理，确定万物的根基。” 《典》《谟》的篇章，《雅》《颂》的声调，如果不温厚纯正、深沉润泽，就不足以宣扬宏大的功业、彰明连续兴盛的德业。大概卑微的役夫才做宰臣，寂寞的人才做尸祝。最美的滋味必定清淡，最高的音乐必定稀少；宏大的言语声势浩大，宏大的道理却曲折深沉。因此，声音微妙的音乐不能同普通人的耳朵相适合；形态美好的事物不能混同于世俗人的眼光；繁复深远的言辞不能同庸人的听闻相等同。如今弹琴的人把琴弦调得很高，把弦柱收得很紧，追逐流行、迎合嗜好，于是座中之人不约而同地聚拢来。试着为他们演奏《咸池》、传授《六茎》、发扬《箫韶》，咏唱九成之乐，却没有人能够应和。因此钟子期死后，伯牙便断了琴弦，打破琴也不肯再同众人弹奏；夔人死后，匠石停止挥斧，不敢随意砍削。师旷调校钟声，是等待后世知音的到来。孔子作《春秋》，几乎已经预见君子后来的作为。老聃留下话说：‘能够珍视我的人很少。’这不正是他的操守吗？” 《答宾戏》【班固】

译永平年间，我任郎官，主管校订秘书，专心致力于儒学，把著述作为事业。有人讥讽我没有功业；我又想到东方朔、扬雄以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来自我解嘲，却没有用正道批驳他们、说明君子所应守持的原则，所以姑且再次作答。文章说：宾客嘲弄主人说：“我听说圣人有确定的论断，烈士有不可改变的操守，说到底不过是求取名声罢了。所以最上等的是建立德业，其次是建立功业；德行不能离开自身而独自显盛，功业也不能背离时代而独自彰显。因此圣贤治理天下时，总是忙碌不安，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还没有熏黑。由此说来，取舍才是古人的首要事务，著书不过是前代贤人的余事罢了。如今您幸运地生在帝王盛世，亲自穿着绶带冕服，浮游于英华之中，沉潜于道德之内，龙虎之文早已有了。可是您最终不能施展才华、振奋羽翼，摆脱污泥，腾跃于风云之上，使看见您的人惊骇形色，使听到您的人震动声响。您只是喜欢枕着经籍读书，曲身居于简陋门第；向上没有凭依，向下没有根基，只在宇宙之外抒发意趣，在毫芒之内锐意思索，潜心默记，日积年累。然而才能不能在当世获得重视，作用不能施用于一代。即使辩说像涛波一样奔涌，辞藻像春花一样绚丽，对于考核官员的优劣仍然没有什么益处。您何不暂且谋划朝夕可行的策略，确定迎合时势的计策，使活着有显赫名号，死后有美好谥号，岂不是更好吗？”主人悠然一笑说：“像宾客您这样的说法，是只看见世俗功利的华美，却昏昧于道德的真实；守着幽暗角落的一盏微灯，却没有抬头看见天庭和白日。” 从前王道荒芜，周王失去了驾驭天下的能力，诸侯并驾齐驱，战国诸侯纵横驰骋；于是七雄咆哮，分裂中原，龙争虎斗，游说之士如风卷雷震般纷纷兴起，挽救天下。其余像火焰飞腾、光影相附、在其间闪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当时即使拿钝器磨砺，铅刀也都能一刀斩断。因此鲁仲连只射出一箭，就使千金之军崩溃；虞卿一个回顾顾盼，便舍弃了相印。啾啾的鸟叫投入曲调，即使悦耳，若合于不合音律的调子，也不是《韶》《夏》之乐。顺应形势、适合变化，偶然遇到时机；如果违逆时势而不能贯通，就不是君子应遵循的法则。到了合纵之人联合诸侯、连横之人离散诸侯的时候，亡命游说之士、羁旅奔走之士纵情陈说；商鞅挟持三种策略游说孝公，李斯奋力迎合时务以求取悦始皇。他们都踏上风尘际会，处在颠沛的形势中，凭借险要、乘着邪势，求取一日的富贵；早晨还荣华显赫，晚上便可能像鹪鹩一样憔悴。福气还没有充满眼前，祸患已经溢满天下；凶险之人尚且因此自我悔恨，何况吉善之士能够依赖这种做法吗？况且功业不可以凭空成就，名声不可以虚伪建立。韩国以辩说激励君主，吕不韦用欺诈来经营国家；游说之术成功之后，他自身却被囚禁；秦国的货殖计划取得高位之后，他的宗族也随之覆亡。” 所以仲尼坚持超越浮云的志向，孟轲培养浩然之气；他们难道喜欢故意迂阔吗？只是因为道不能有二。如今大汉扫除群体的污秽，铲平险阻，清除荒芜，开拓帝王的疆域，恢复皇纲的根基，功业高过伏羲、神农，规模广大超过黄帝、唐尧。汉天子统治天下，光明如太阳，威严如神明，包容如大海，养育如春天。因此六合之内，没有不共同源流的，都沐浴玄妙的德泽，承受仰望太和之气，如树枝依附树干、叶子附着枝条。譬如草木生长在山林，鸟鱼繁殖于川泽，得到时气的就繁茂，失去时机的就凋零。参合天地而施行教化，哪里能说只是人事待遇有厚薄呢！如今您身处皇帝的时代，却议论战国；以自己听闻的知识炫耀，却怀疑眼前所见；想凭微小的土堆测量泰山的高度，怀抱浅水去探测深渊，也还没有达到要求。宾客说：“至于商鞅、李斯这一类人，是衰败周朝的凶险之人，我已经听明白了。请问上古的士人，修养自身、践行道义、辅佐天下、成就名声，能够流传后世的，难道只是沉默而已吗？”主人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咎繇为虞舜谋划，箕子向周人询问，言论通达帝王，谋略符合神圣。傅说因殷高宗梦见而在傅岩被发现，周文王因姜太公在渭滨而得到征兆，齐国宁戚在大路上激昂歌唱，汉代张良在邳地接受黄石公传书；他们都是等待天命而在精神上相交，并不是靠言辞取得信任。” 所以他们能够制定必然成功的策略，建立无穷的功勋。近来陆贾凭从容游说《新语》而兴起，董仲舒下帷读书、在儒林中发挥文采，刘向主管典籍、辨明整理旧闻，扬雄思考论说《法言》《太玄》；他们都及时进入当代君主的宫门，探究先圣深奥的道理，在学术技艺的领域中从容游历，在典籍的园囿中休息，以保全他们的本质、发扬他们的文采；因此将其纳入圣德之中，使光辉功业照耀后人，这难道不是贤者中的贤者吗？至于伯夷在首阳山坚持操行，柳下惠降低志向而受辱做官，颜渊以箪食瓢饮为乐，孔子在西狩获麟后完成《春秋》，他们的声名充盈天地上下，实在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况且我听说，一阴一阳，是天地的规律；有文有质，是王道的纲领；有相同有差异，是圣贤的常道。所以说：慎重修养自己的志向，守持你的天性；把生命交给命运，满足于道义的滋味；神明会听见并鉴察你，难道你的名声会舍弃你吗？”宾客又说：“您难道没有听说和氏之璧藏在荆山的石头中，隋侯之珠藏在蚌蛤里吗？历经世代没有人看见，不知道它将要含藏光彩、吐露精华，历经千年而流传光辉。应龙潜伏在污水中，鱼鳖轻慢它而没有看见；难道它不能奋发神灵之德，与风云相合，超越荒远之地而盘踞昊苍吗？所以，先在泥中盘伏而后飞上天空，是应龙的神异。” 先被轻视而后显贵，是和氏璧、隋侯珠这样的珍宝；时运昏暗而长久之后才彰显，是君子的真实品德。至于伯牙、师旷使耳朵清听管弦，离娄使眼睛精细到能看见毫厘，逢蒙把弓箭技艺发挥到极致，般输使斧斤技巧达到极致，造父、王良驾驭车马的才能无与伦比，乌获能抗拒千钧之力，和、扁鹊在针石医术上发挥精妙，研、桑在谋算方面心思无边；我自知不能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所以姑且在这些文章中自得其乐。《释诲》【蔡邕】

译我闲居时玩味古书，不与当世人物交往。感念东方朔的《客难》，以及扬雄、班固、崔骃等人借设问来自我通达，于是斟酌众家言论，肯定其中正确的，纠正其中错误的，写成《释诲》，以此自我警戒勉励。有一个热衷世务的公子向头发花白的胡老劝说道：“我听说圣人的大宝是地位，所以用仁德守住地位，用财富聚集人众。既然如此，有地位就尊贵，有财富就富有；实行仁义、通达大道，是士人的职责。因此伊尹有背鼎求仕的自荐，孔子说过执鞭驾车也可以求仕，宁武子有清商之歌，百里奚有饲养牛的经历。像这样，便是圣贤所共同通达的旨趣，也是古人明确的志向。先生生在清明和穆的时代，承受醇厚和谐的禀赋，深思典籍，把六经珍藏在匣中；安于贫困、乐于卑贱，同世俗没有争逐，精神沉潜重渊，志向高入苍冥，包罗万物而无所遗漏，综合分析无形之理，这已经很久了。可是您始终不能拔萃出群，传播芳名、发挥文采，登上朝廷，叙明伦常，扫除六合的污秽，清除宇宙的尘埃，使自己的光芒与白日相接，使炎盛之气连于祥云。时光流逝，年岁将晚，您默默无闻，我很迷惑，所以说：如今圣上宽厚英明，辅弼贤能而有智慧，推崇英俊超逸伟大之才，不让他们埋没。德行弘大的人建立宰相功业并获得封土，才华美好的人承受荣耀俸禄而获得赏赐。您何不也转向通达之路和显要职位，低头抬头以取悦权贵，收集当世利益，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在此时荣耀家族宗室，留下不朽的美名呢？难道您独独没有考虑过这些吗？” 胡老傲然一笑，说：“像公子所说的，是看见昏暗不明的利益而忘记明亮显著的祸害，只专注于必定成功的功业而忽视跌倒失败的灾难。公子肃然收拢衣袖站起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胡老说：‘坐下，我将为你解释。从太极初分、君臣开始建立根基以来，有义皇的洪大安宁，有唐虞的极盛时代，有三代的隆盛，也都是不断修明光辉而来的。五霸扶助衰微的王室，勤勉地抚治天下；从此以后，天网放纵，人伦纲常崩解，王道败坏，太极倾斜，君臣如土崩裂，上下如瓦解。于是有智谋的人施展诈术，有辩才的人驰骋游说，武夫奋发谋略，战士讲求锐利；如雷电惊骇、风驰雾散，变化欺诈、乖异诡奇，以迎合时宜。有的人献出一条计策便获得万金，有的人谈论片刻便得到瑞玉。连横者身佩六枚印信，合纵者身系成串组绶；尊贵迅速上升，财富积累无边，凭借机巧、踩着机会而忘记危险。花朵离开花蒂就会凋萎，枝条离开树干就会枯死；女子炫耀妖艳容貌便流于淫荡，士人背离道义便伤害他人。满盈会毁坏自身，神明会憎恶邪曲。利益的端头刚刚萌发，祸害也逐渐生芽；车毂急速相接，灾害不断加重。想要使房屋富厚，反而遮蔽了自己的家庭。因此天地闭塞，圣贤隐藏形迹；石门守候黎明，长沮、桀溺并耕，颜歜怀抱璞玉，蘧瑗保全生命；齐人归返欢乐之地，孔子于是出行，雍渠驾车陪乘，离去而留下轻名。’ 这难道是傲慢对待君主、背弃国家吗？道是不能倾覆的。况且我听说：太阳运行到最南时，黄钟之律应和；温和之风发动，鱼便跃上冰面。蕤宾之律统摄时，微弱的阴气萌生；芦苇苍苍，白露凝结。寒暑相互推移，阴阳交替兴起；运行到了极点就发生变化，治乱相互承接。如今大汉继承陶唐的伟大功业，荡平四海的残余灾害，隆盛隐没于天际的高大之势，折断贯穿大地的根基。皇道融和，帝王的谋略光明显著。万类都含受甘美、吸饮滋润，整饬六合之内的众物，使它们登上雍熙太平之境。群臣在各自职守上恭敬自持，圣明君主垂衣拱手端坐于两楹之间。君臣和穆，以平和守持；贤才众多，端正衣冠，佩带缙绅。鸿雁渐渐飞来充满台阶，振鹭般的贤士充满朝廷。譬如钟山的玉、泗水之滨的石，即使堆积圭璧也不会使它们充盈，即使采集浮磬也不会使它们减少。从前洪水源头疏通，四方诸侯汇集；武功平定，兵器停止。猃狁被驱逐，尹吉甫安享太平；城濮取胜，晋军凯旋。因此国家有事时，蓑衣斗笠一起穿戴，披甲扬锋，忙于事务而无暇休息；国家无事时，宽舒衣带、缓行佩玉，鸣玉而行，从容绰有余裕。世代为臣的门阀子弟，受到上天隆厚的庇佑，君主丰厚的俸禄，抱持胸怀从容自得，爵位自然随之而来。” 他们整理胡须，其他官员把尊贵的位置让给他们。他们进取顺利，旋转圆转也不足以比喻其便利，稍作退让、放慢脚步也不足以形容其容易。人人都有超群的才华，个个都有优厚充足的智慧。童子不向老成的人询问疑难，蒙昧之人不向先生请教谋略。他们内心安恬淡泊，守持高尚；意念无为，谨慎保持盈满。光明灿烂，无不荣华显耀。明智的人淡泊自守，不失去安宁之处。狂放淫乱使人动荡，于是扰乱心情；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夸耀的人为权势而亡。看见这些事情，身体躁动、内心烦乱，不明白谦逊与盈满的效验，迷失于得失的规律。驱赶劣马奔驰在长路上，羡慕骐骥而更加催促。向外戚之家低头屈身，向近臣贵人求取帮助和声誉。荣耀显贵还没有符合期望，就跟着跌倒；低处受到灭族连坐的罪责，高处受到诛灭家族的惩罚。前车已经覆亡，仍沿着旧轨奔驰，竟不以祸患为鉴而知道畏惧。我实在为此悲伤，祸害竟达到如此地步。天高地厚，人却只能局促踡缩其中，怨恨难道会在明处显现吗？祸患产生于不加思考，应该战战兢兢，谨慎避免过失。况且被任用就出仕，是圣哲；被舍弃就退藏，是最为顺应时势。九河水涨溢，不是一道弯曲的堤防能够防御；百万披甲之士，不是一个勇士能够抵抗。如今您却要求一个平民去清理宇宙，难道可以因为水灾旱灾而责怪尧、汤吗？”},{ 我担心烟火会把一切烧毁，哪里还敢让光芒放射出来呢？况且，大地将要震动时，枢星和直星就会出现在井宿；没有日影，是因为太阳被阴气遮蔽而发生了日食。君主宽厚，月神望舒就会显出亏缺；王侯严肃，月亮就会侧身隐匿。因此，君子能够由细微推知显著，寻着端倪看见征兆，踏到霜便知道冰将要形成，踩到露水便知道暑气将要到来。时机适宜就行动，时机不宜就停止；顺应消息盈虚、刚柔消长，从天道中取法，利用时势而遇到泰运，难道就可以同处于否运吗？乐于顺应天命而知晓命运，守持精神，任凭自己的本性。众车正在险路上奔驰，怎么能同它们并驾齐驱呢？想到危险祸难便预先自我戒备，所以身处卑贱也不以为耻。正要在典籍的高大道路上驰骋，在仁义的深广渊薮中休息，在周公、孔子的庭院间盘旋，向儒家、墨家作揖并同他们交友。才华舒展开来，足以光照四方；收敛起来，便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蕴藏。至于如果恰逢千载难遇的时运，响应神灵的符命，开启天门，登上通天大道，拥持华盖而奉行皇权，把深奥的谋略纳入圣德之中，在天下宣扬太平；谋划相合、计策顺利，那是自己的谋图；功勋没有建立，那是自己的罪过。龟山、凤山被烟云遮蔽，雾露没有消散；我在草野间跳跃奔走，只显出自己的愚拙。不理解我的人，将会说我是迂腐。修习学业、思求真理，难道要抛弃这些而去吗？我将安静地等待命运，不懈怠，也不改变。百年之后，便归还到自己的居所。

译幸而得到称誉，只是因为受到上天的诱导罢了；我不过是任意漫游，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从前伯翳能综合辨识鸟的鸣声，葛卢能分辨牛的叫声，董父因饲养龙而受赐姓氏，奚仲因制造车辕而奉献德能，倕氏凭借精巧的工艺兴起政事，造父因驾御骅骝而登显，非子因善于养马而享有封土，狼瞫因擒获禽兽而取得右职，弓父把筋角的制作技术发挥到极致，佽飞因投身急流而显示勇力，寿王因格五棋而创立基业，东方朔因滑稽善辩而获得宠幸，上官桀因执掌车盖而效力，桑弘羊凭借筹划谋略而居于宰相之位。我不能同这些人相比，所以怀抱璞玉而优游自处。于是公子低下头走下台阶，忸怩着退避。胡老便扬起车衡，含笑取琴弹奏并歌唱道：‘洗炼我的心，使它渐渐融入太清；洗涤污秽浊气，保存正直的神灵；调和的精气流畅，神气安宁；情感志意淡泊，内心安然而端正；嗜好欲望止息，不再有产生它们的由来。超越宇宙而遗弃世俗，微妙轻捷地独自远行。’ 《客傲》（晋代郭璞） 客傲对郭生说：‘玉要以价值连城才算珍宝，士人要以声名显著才算贤能。明月不会徒然照映兰花，难道它会白白鲜明吗？如今您已经从繁茂的草木中显露文采，在祥云下庇护柔弱的根基，凌驾扶摇而振动羽翼，挥动清澈的水波来洗濯鳞甲。然而，声名没有传遍一方，身价也没有达到千金；在荣枯盛衰之间傲然自处，在龙鱼之间上下浮沉；进身不能成为谐隐之士，退处也不成为放言之人。没有沉冥幽深的韵致，却仰慕严光的风范；只是徒然耗费心思钻研吟咏，摹拟《洞林》而连接《连山》，还谈什么名声呢？攀住骊龙的胡须，抚摸翠鸟的羽毛，却不能冲出霞光之市、跨越天津，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郭生灿然一笑，说：‘鹪鹩不能同它谈论云中鹏鸟的翅膀，井蛙难以同它衡量海中的巨鳌。即使如此，我将解除您的疑惑，把您尚未领悟的道理告诉您，可以吗？从前大地的维系中途断绝，天上的光辉失去色彩；皇家的气运暂时回转，广大的福祚笼罩淮海；龙德乘时而兴起，群才如云般惊动聚集，茂盛得如同邓林会集，飞扬的文采灿烂得如同溟海容纳奔腾的波涛。不必烦劳叹息着访求，也不必借助蒲车束帛来征召，天下九州的奇异骏才，全都在一朝之间汇聚。哪里只是丰沛的英才、南阳的豪杰？昆吾挺出锋刃，骕骦昂然出众；杞梓争相生长，兰芽竞相挺秀。’ 鸟儿相互应和的声音超过了《伐木》，援引同类的声势繁盛如同拔茅。因此，水中没有被遗弃的贤士，山岩中没有幽隐的人才。割取兰草尚且来不及，烧煮桂木也供应不上，哪里还用得着把杂乱的柴薪混在一起呢？况且，潜藏在洞穴泉水中的东西，不去思慕云中的飞翔；冰雪融化时显出的光彩，也不羡慕旭日的照耀。把光辉混同在尘埃烟霭中的人，又哪里会愿意追求沧浪的深广、秋阳的照映呢？登降进退纷纷交错于九五之位，沉沦与腾涌悬隔在龙津之间。蚯蚓、飞蛾凭借无才，陆地上的枯槁蠎■〈施，虫代方〉也能腾起云雾；暴露在外的鳞片，即使价值连城，也可能藏在粗布衣里。三秀之草虽然艳丽，也会埋没在华美的色彩中；香气在哪里才算芬芳，身价又在哪里才算存在呢？因此，不沾染尘俗，也不陷入昏冥；不争似骊马，也不争似骍马；使精神支离疏散，使形体萧索憔悴。形体衰废，精神反而强盛；行迹粗疏，名声反而产生；身体完整的人却可能成为祭祀的牺牲。真正独立的人并不孤单，傲视世俗的人不能因此获得自得；默默觉悟的人不必涉足一切。他使心胸恢弘而遗忘形体，不受外物牵累而连知识也忘却；不必身居岩穴便能冥寂，不必处在江湖便能放浪。玄妙的觉悟不因应对机变而显现，深彻的鉴照不因昭明广阔而显露；不把万物和自我分别对待，不把是非截然判定；忘掉的意念并非我的意念，获得的意趣也不是我的胸怀；把群声寄托在无形之境，使万般差异归于一体。不以长寿为尊、不以夭折为卑，不认为秋毫壮大、泰山微小；太山和蚊■〈亡上虫下〉随着天地同流，蜉蝣和大椿共享同样的年岁。然而，一合一开，是天地阴阳运行的踪迹；一冲一溢，是日月星辰运行的节律。水的融解与凝结以寒暑为期，草木的凋零与繁茂以春秋为要。青阳时节的翠色秀美，龙豹般的华美文采衰落；骏马和狼各有长处，光明照耀着玄色大地，而白昼也有长短。因此，郊野成为悲欣聚集的场所，蝴蝶成为万物变化的器物。喜欢黄莺鸣声的人，不会因蟪蛄的吟叫而皱眉；能够敞开云台观景的人，必定会闭藏系带之人的欢乐。有人纵情踏歌，吟咏采荠；有人拥墙而立，感叹抱关。若用机心同外物争斗，就不能从一根琴弦中得到真正的意趣；若只在感叹中体悟往来循环，又怎么可以同乐天知命的人谈论快乐呢？至于庄周在漆园中困顿自守，老莱子在林间洞穴中婆娑自得，严平沉默地隐居于尘俗市肆，梅真隐没于市井之间；最终梁生吟啸而矫异其行，焦先混沌自守而形容枯槁；阮籍昏醉酣饮而出卖傲气，翟酺与人隐遁身形、倏忽不见。我不能在这几位贤者中占有一席，所以寂静地玩味这圆形筹策和智慧之骨。《起废答》（唐代柳宗元）

译柳先生担任永州刺史以后，处理完政务，回来游览愚溪上游。溪边聚集着黑发老人、壮年人和老年人，共十一人；他们快步上前，排列站立以示庆贺，事情办完后相互看着，进一步说道：‘如今本州使两个被废弃的事物重新起用，先生大概听说并知道了吧？’柳先生答道：‘是谁？’众人说：‘东祠里的跛脚和尚，中厩里患额病的马驹。’柳先生问：‘这是怎么回事？’众人说：‘凡是奉行佛教的人，在州郡都会中一定有导师；导师善于制定戒律来训诫弟子，初学者和女尼都非常尊敬他，而且生活优裕安闲。那跛脚和尚有导师的身份，年轻时便患了跛病，后来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住在东祠十年，扶着身体匍匐拖行，未曾赶上别人，躲在一旁，惭愧恐惧得特别厉害。今年，其他有导师身份的人全都因为旧事离去了，初学者和女尼怅然失去老师，于是共同把跛脚和尚请出来作为老师，给他洗浴，搀扶他；壮年人抬轿，年轻人在前面引路；给他披上他的法衣，举着他的旗帜为他引导，众人惊惧而睁大眼睛，牵引他并像鸟张翼一样护卫他。跛脚和尚不得已，只好接受。凡是做了几百天老师，他每天都得到饮食供奉，时常有人献上巾帨，神情洋洋自得，所有人都不敢逾越他的规制。中厩里那匹患额病的马，额头患病也将近十年了。它毛色乌黑而不杂斑，没有别的技能，只是耳朵大得突兀；然而因为患病，不能同其他马一样列入马群进食，被赶出不同马厩，常常吃得很少，只能站在一旁；又受到排斥、侮辱和鞭打，处境异常悲惨，低着头、耷拉着耳朵，口涎悬垂落地，厩中所有的马都不肯同它为伍。’ 恰逢现在的刺史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来治理本州，他屏弃了群马，乘船逆江而上将要到达，却没有马可以供他乘骑。厩吏们都说：‘这匹病额马高大而不杂斑，可以喂养装饰它。’其他马或矮小、瘦弱、跛痹、狭窄，没有一匹可以配得上我们的刺史。于是众人把马驹牵到干燥的土地上，在大屋下面给它铺上席子，用丝带络住它，挑去虱子，剪去鬃毛，刮除污垢和鼻涕，铲去杂草；用雕胡米喂它，用香草和贝壳状鳞纹的缨带装饰它，凿刻金字的辔络，用和铃装在缨上，系上朱红色的緌；有时给它的鬣毛涂油，有时梳理它的臀部。御者把一切装饰完毕，然后才敢拿着工具修治道路，在水边踏着石头让它站立；前面罗列旗幢旌旟，后面跟随杠旗和车盖，千人从两侧护卫，沿着道路奔驰而来。马昂起头，挺出胸脯，众人兴奋地欢呼嬉游。在这个时候，如果马有知觉，难道不会说‘这才合适吗’？柳先生说：‘事情确实如此，那么老人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黑■〈利上黑下〉老人上前说：‘如今先生来到本州也有十年了，脚步超过疾风，鼻子能够辨知膻味和香气，腹中充满儒家典籍，口中熟悉法令典章；融会贯通古今，进退行止都很完美。然而，一个被废弃的人始终没有重新起用，竟然还不如跛脚、流涎、额病的马尚且有这样的遭遇。我这个朽老之人不明白，斗胆把心中的疑惑拿来请教，希望先生为我解答。’先生笑着回答说：‘老人家说错了。那匹马的病，是病在脚和额头；我的病，是病在德行。’ 又说到我的遭遇，是因为我遭逢了这种没有耳目的处境。如今朝廷以及四方豪杰如林而立，谋略像河流一样奔涌，众人聚谈争较才智，列坐竞相显露英才；有的已头发斑白，声势声名仍然煊赫，有的年少而驰名，甚至年幼之人也都各自凭借门第和才艺，排比而来，像鱼鳞般接受征召。一个职位暂时空缺，百般事务便交相并集，众人骈集，连脚都拥挤在一起，却始终不能施展。不像这个州缺少能解释经义的老师和大马那样，而我却因为德行不足而伏处在这里。难道一个跛足、流涎、额头低垂的人，还能有所期待吗？老人的话实在太明白了，不要再增加我的罪过。于是黑齿的老者和壮年人互相看着，既欢喜又叹息，说：“明白了。”他们作揖行礼后转身离开，却替先生忧虑。愚溪问答——柳宗元 柳子命名愚溪后住在那里，过了五天。夜里，溪神托梦对他说：“您为什么侮辱我，使我成为‘愚’呢？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名称本来就应当随之而来。如今我果真是这样吗？”我听说闽地有一条水，生出毒雾和恶气，接触它的人便发热、昏闷、呕吐、腹泻；水中藏着石头，冲走沙砾，船只相连也会被冲散。有一种鱼，长着锯齿般的牙和锋利的尾巴，却有兽足，以人为食，必定把人咬断再跳起来仰头吞食它，所以名叫恶溪。西海有一种水，涣散无力，连一片芥叶也承载不起，投入其中便萎靡下沉，直到沉到底才停止，所以名叫弱水。秦地有一条水，水流曲折泥泞，搅混沙砾，看上去只差一寸，却仿佛斜视墙壁一样，深浅险易都昏暗难辨。它又汇合清澈的渭水来显露自己的污浊，所以名叫浊泾。雍州西部有一条水，幽深险峻，黑得像漆，不知道它发源于哪里，所以名叫黑水。恶水、弱水，是最坏的六种情况中的两种；浊、黑，则是卑贱的名称。它们能够承受这些名称，穷尽万世也不改变，是因为确有相应的实际。如今我非常清澈美好，被您所喜爱，而且功用足以灌溉园圃，力量足以承载方舟，早晚都有人靠我渡过。您有幸选择住在我这里，却用一个没有实际根据的名称侮辱我，把我称为愚；最终既不看见我的功德，反而任意散布诬蔑，难道终究不能改掉这个名称吗？” 柳子回答说：“你确实没有‘愚’的实际情况，但因为我自身愚钝而唯独喜爱你，你难道能逃避这个名称吗？况且你没有见过贪泉吗？有人饮过那里的水后向南行，看见交趾珍宝货物很多，光彩耀眼，便想伸出双手从左右抓取，抱在怀里；这难道是泉水本身的实际吗？人经过那里便产生贪念，泉水仍然因此得了‘贪’的名称。如今你唯独招来愚人居住在这里，他长久停留而不离去，即使想改变你的名称，也不可能了。圣明君王在位时，聪明的人被任用，愚拙的人退居隐伏；被任用的人适宜接近君王，隐伏的人适宜远离。如今你所处之地距离王都三千多里，偏僻曲折而隐蔽，和蒸郁的瘴气为伍，和螺蛤为伴；只有触犯刑罪、受到贬斥侮辱、愚陋而被黜退隐伏的人，日渐纷纷来游历你，闯入并守在你这里。你想成为聪明的水吗？为什么不召来当今聪明、明察而锐利，掌握天子和官府权柄、能够养育天下的人，让他们经过你这里，而只让我独自居住？你既然不能得到那些人，却被我占有，这就是你的实际。当你被称为愚时还认为这是诬蔑，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溪神说：“确实如此。但请问您的愚，怎样才能达到我这种程度呢？”柳子说：“你想穷尽地听我说明愚吗？即使把你所能流经的地方全部走遍，也不足以让我把话说完；即使把你所流过的水全部放干，也不足以润湿我的笔。” 姑且略略告诉你：我茫然无知，冰雪交加时，众人穿皮裘，我却穿葛衣；酷暑熔灼时，众人跟随凉风，我却跟随火热。我放纵地奔走，不知道太行山和九条通衢有什么不同，以至于遭到失败。车子放开任意游走，不知道吕梁和安稳平流有什么不同；安然行驶，直到沉没。我乘船，也用脚踩踏坑井，头撞木石，冲入荆棘，跌倒在毒蛇蜥蜴之间，却不知道惊惧警戒。什么是失去？什么是得到？前进不以为充盈，后退不以为压抑，荒凉昏暗而沉默，最终不能自我克制。这就是我的大概情形。愿意用这些玷污你，可以吗？”于是溪神深思叹息道：“啊，已经足够了，确实达到我这种程度了。”于是低头惭愧，抬头叹息，眼泪交错流下，举手告辞。天一会儿昏暗、一会儿明亮，柳子醒来后不知道溪神去了哪里，于是写下了这篇问答。设渔者回答智伯——柳宗元

译智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之后，志向更加膨胀，联合韩氏、魏氏包围赵氏，在晋阳引水攻城。智伯瑶乘船来到赵氏城下，又往来察看水流的来源，一心想迅速夺取晋阳。有一群渔人，其中一人坐着垂钓，智伯感到奇怪，便问他：“你捕鱼有多久了？”渔人说：“我起初在河里捕鱼，后来到海里捕鱼，现在主公把这么大的水域当作目标，我因此来到这里。”智伯问：“你捕鱼的情况怎样？”渔人说：“我从小喜欢捕鱼。起初我在河里捕，有魦、鱮、鳣、鰋等鱼，它们不能自行觅食，却贪食我的鱼饵，我每天能捕到一百条。我觉得太少，便离开那里到龙门下面，等候大鲔鱼。大鲔鱼到来时，跟随着它的有几万条鲂鱼、鲤鱼；它流着口水和泡沫，后面的鱼便得到食物。然而它饥饿时，也会回头吞食跟在后面的鱼，越发用力，逆流而上，希望变成螭龙。等到撞上大石，激起纷乱的飞涛，鳍折翼秃，翻倒跌扑，顺流而下，曲折昏乱，绕着沙洲水湾却不能出去。先前跟随它的大鱼，幸而被它张口吞食，我也徒手捕到了，仍然觉得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捕鱼的任公子，捕获的东西更多，于是离开这里到海上，向北漂到碣石，寻找大鲸鱼。我还没来得及施展捕鱼器具，就看见大鲸鱼驱赶群蛟，在渤澥边追逐肥鱼，震动大海，摇撼巨岛，一口便吞下几十条像船一样大的鱼；它勇猛不停，贪食不止，向北逼近碣石，最终在那里枯死。” 原先被它当作食物的鱼，反过来一起吞食它，我也徒手捕到了，仍然觉得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捕鱼的太公，捕获的东西更多，曾经钓得文王，于是我便舍弃那里来到了这里。”智伯说：“如今你遇到我，又将怎样呢？”渔人说：“先前我已经说过事情的端绪了。起初晋国那些奢侈的大族，如栾氏、祁氏、郄氏、羊舌氏等十多个家族，不能保全自己，因为贪图晋国的利益而看不见祸害，主公和五卿已经把他们分裂吞食了。这和魦、鱮、鳣、鰋没有不同，脑浆流尽、骨头腐烂在主公的鼎中，可以作为惩戒了。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对象。像范氏、中行氏，贪图别人的土地，侵夺别人的势力，羡慕诸侯的地位，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主公和三卿又把他们分裂吞食了：剥去鳞，切碎肉，剖开肠子，斩断头颅，并把它们遗弃给鲲鲕；它们留下的后代没有不被摆上祭祀器皿的。这和大鲔鱼没有不同，也可以作为惩戒了。然而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对象：吞并范氏、中行氏来增加自己的肥壮，仍然认为不够，力量越大，求取食物越没有满足；驱使韩、魏二家作为群蛟，去追逐赵氏这条肥鱼，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贪求肥美势力的行为将不止于赵氏。” 我看见韩、魏害怕灾祸将要殃及自身，也幸而主公被困在晋阳，眼神已经动摇；可主公竟然傲然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几案俎盘之上，正磨利舌头准备吞食。我又有些害怕了！如今辅果已经舍弃族人退走，不肯同受祸患；叚规怨恨很深，正在策划谋略，而主公却仍未醒悟。我担心主公会像大鲸鱼一样：头在邯郸被剖开，鳍在安邑被摧折，胸脯在上党被剖裂，尾巴在中山以外被斩断，肠子流落在大陆，成为鲜肉和干肉，填满三家子孙的肚子。这就是我极为恐惧的原因。否则，主公的勇力强大，难道还能超过文王吗？”智伯不高兴，最终仍未醒悟。于是韩、魏与赵联合灭掉智氏，把他的土地分成三份。寓居问答——孙樵 我寓居长安，闭门诵读书籍，憔悴得像冻冷的灰烬，瘦弱得像干枯的柴薪，志气枯竭，精神疲惫，恍恍惚惚，闷闷不乐。有一天，一个曾经见过面的人推门进入屋里，惊讶地絮叨着说：“疲惫吗？饥饿吗？为什么这样自我摧残？”我回答说：“孙樵是上天注定的穷困骨相，应当安于困守、保持拙朴。”不久，我拿着笔进入贡士的行列，苦心推敲文章，读书读到舌头破烂；十次参加考试，十次被有司黜退。有司已经知道我了，朋友往来日渐懈怠，彼此分离，何况我又从远方来到关东，行囊空空。一进入长安，十年间屡屡困穷；白昼漫长而酷热，饥饿的肠胃被火般的饥迫逼迫，满眼仿佛都是黑色的火。直到下午西斜才有饭吃，傍晚大雪严寒凛冽，入夜后寒冷透骨，钻进破被子，到天亮才得以活命。古人取士看文章，要求大概还轻，一篇文章脱颖而出，便能至死留名。如今人们取士看文章，贵在奇异；一句话稍有违背主考人的意思，尚在卷子前面就已知道要被黜退。想到每年春天将尽时，我背负暑热，洗涤剔除杂念，使精神清澄，胸襟和思虑开拓；清晨对窗、夜里对烛，上下雕琢，采择的言辞一定要高雅，积蓄的思考一定要深刻，字字都反复磨校，只为牢牢取悦知音。何况荣辱在外部扰乱，得失在内心伤害，机关陷阱就在脚下，锋利刀刃就在背后。我又不是栏中的猪、笼中的雏鸟，难道能在困穷时反而向人献媚吗？客人离开后，我便写在几案上作歌说：“使容貌肥美，和使道义充实相比，哪一个更好？向别人求取，和向自身求取相比，哪一个更好？处在世间还是出离世间，哪一个是得到，哪一个是失去呢？” 乞巧问答——孙樵 孟秋将近时，夜空清朗，庭院中摆设筵席，盘中有瓜，盆中有果。人们拜伏着祈求，好像在向神灵祷告，我于是问他们。回答说：“七夕是祈求巧艺的祭祀日，您有什么愿望吗？”孙樵回答说：“我守持自己的拙朴，用来保全节操。假如巧艺可以求得，反而会成为我的羞耻。那种巧在言语上，能说会道，花言巧语，出口便像簧片一样悦耳，专门取媚于世人。把白说成黑，蛊惑正直、残害德行，称誉盗跖为圣人，诬陷皋陶为贼，离间君臣父子，出卖并扰乱国家。那种巧在文章上，摘取奇异、猎取新奇，拘束字词、编排句子，推求格律、合乎法度，磨炼韵调、调和声律，排除浊气、留下清音，雕刻枝叶、镂饰花朵，像花朵争艳、鸟巢显明。甚至拆破经书、割裂史事，考据古事却颠倒本末，大体类似排偶，观看的人张口发笑而流出唾液。沈约、谢朓凌驾并损伤《楚辞》和雅正传统，只为迎合当时，古朴的文风便不再回来。那种巧在做官上，窃取声誉、假装仁善，咬住舌头、钳住嘴巴，向灶神献媚、向权贵行贿，忍受耻辱、接受侮辱，惭愧畏惧得像老鼠，望着车尘便扫门迎接，专等着九次升迁。君主把这种人纳入仕途，他们便颂扬唱和，言辞美盛，玩弄世故、苟且偷安，败坏风俗、扰乱官政。那种巧在工艺上，奇诡变化没有穷尽，唾弃古朴、嘲笑质实，雕琢镂刻而错落繁复，凭借云气高耸凌天，光彩闪烁，延绵不绝地追求奢侈，耗尽尘世物力而超越礼制，逾越制度制作绣纹锦幅、云绡雾縠，仿佛出自鬼神之力。” 大蝎妇人织造这些东西，终于使世俗崇尚浮华，名声沉溺于奢侈，凋敝家庭，磨损国家。胸中的抱负还没有施展，便被这种风气蛊惑了教化的根本，损伤了百姓的力量。由此看来，巧艺有什么值得说的？我珍爱自己的拙朴，虽然与世事相距很远，却可以悠游于经史之间，卧看云彩，长啸明月。九条大道上喧闹不息，道路两旁都是朱门；清晨鼓声一响，车驰马奔。我正高枕安卧，闭眼就寝，腹部起伏，鼻息沉重，梦见回到故乡，槐花飘落庭院，鸣蝉在晴日里喧叫。怀里夹着书轴，囊中装着名帖，挨门挨户去求取声誉。我正幽居吟咏歌唱，我的草庐面对松树、斜倚怪石，此外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上天赋予我这样的性情，我难道会没有命运吗？为什么要追求巧艺来扰乱我的清静？我正想登上天门向天帝呼告，堵塞巧艺的门户，使天下人各自回归本性，无忧无虑，快乐和悦。耕田来吃饭，织布来穿衣，像上古时代一样。巧啊，巧啊，你将施展在什么地方呢？” 宾主辨——宋晁补之

译晁子摘取陶子《归去来辞》来命名自己的居所，并写下这篇记。他自认为听闻大道已经多年，却觉得陶潜仍然有所不足；内心惭愧而疑惑，倚着几案摒弃智巧，于是方寸之间顿时空旷虚无。仿佛有两个男子，分别作为宾客和主人，戴着头巾、穿着衣裳，坐在草庐中。宾客说：“您的道和我的不同，但很多人说您像我，难道真是这样吗？大体上，您把躁动当作快乐，我把宁静狭隘当作和谐；您是放纵于世的人，而很多人又说那些自我放纵的人与我属于同一类。我已经把世俗遗弃干净了，您同外物的缘分却还很多。可是您却恭敬地跟随我，为什么呢？”主人说：“万物聚集在同一闾巷，千古人物并行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人们就在其中求取道理。天地职分不同，父子面目有别，没有比天地、父子更大更亲近的了，却仍然因区别而分判。如今宾客想把两个人合成一体，那么万物与自我便会纷纷而起，无法停息。宾客若不明白这一点，就连宾客自身，十根手指有长有短，两只眼睛有大有小，肝胆相连，却仍然如楚越一般划界而居。何况宾客出现在千载之前，我生在千载之后，族类不同、居处有别，遭遇也不同；宾客却断然以为自己听闻了大道，反而责怪我浮躁，难道不伤害宾客所主张的大同吗？”宾客反省自己的内心，发现日子变迁、年代更改，壮年不同于幼年，老年又违背壮年时的自己；今天认为正确的，昨天或许是错误的，前面丢弃的，后来又拾取回来，甚至让宾客自己掌握也不可能做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丈〕 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到了六十岁还会改变自己的智慧和见解；惠子一类人只看见他的勤勉，却不知道他的变化。宾客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齐婴公与扈离各自站立，改变心意，梦见自己成为鱼鸟，也可以随之在水中沉浮、空中飞翔了。何况我想要遵循您，像这样恭敬地把自己作为您的宾客吗？依照宾客的说法，放下心来任凭去留，顺应变化直到生命终结；变化本来就是人生经过的过程，怎么可以吝惜我对您的仰慕呢？”宾客也因此接近躁动、狭隘和谐的说法，说：“情感不是本性；人的放纵是自我放纵，并不是故意说成命运。到了极点，彼此都到了极点；有所前进，也都一同前进。宾客遗弃世俗虽然已经彻底，却仍然有许多牵连；我同外物的缘分虽然很多，却终究会全部断尽。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因为宾客的病已经痊愈，就傲视我正在患病呢？”水蜕变之后，大地之气又使水蜕变；我正要解除自己认为不对的地方，经过宾客所说的道理，我已经变化了。即使六十岁还要改变，也未必能知道那只是一个定数。况且万物本来会因为相近而互相爱慕：从前伯宗听人说自己像阳父，就感到喜悦；桓温的婢女认为自己像刘琨，也感到欣喜。阳父、刘琨都追逐权势而丧身，而夸说他们相似的人却仰慕他们，恐怕未必能够与他们为邻。前车已经翻覆，后车仍不回头；那些人都炫耀智谋、争斗力量，较量驱驰、竞相奔走，所以强弱可以据此存在，胜负也可以据此评说。如今我和宾客既已共同走出忘我的境界，却又一同堵塞在牵累外物的门前，那么得失在哪里，是非又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宾客难道没有听说鲁国男子拒绝寡妇借宿的故事吗？寡妇说：‘您为什么不像柳下惠？’男子说：‘柳下惠固然可以，我却确实做不到。’但是我将凭借自己的不可为，学习柳下惠的可为，而孔子说学习柳下惠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像这个人。如今想让我像宾客一样，解下官印，长久违背我的本性，那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到的，是使身体安逸。宾客其实仍然是我，譬如鲁国男子审察自身，所以他成为柳下惠，不是因为与柳下惠相同，而是因为二者不同。等达到那个境界，结果却是一样的。可与不可又能寄托在哪里呢？宾客又凭什么知道我与宾客不同呢？如果到了葛天氏那样的境地，又该怎样说呢？”于是宾客唯唯应诺而起身，主人送他，却没有离开座席；宾客顿时豁然如有所悟，于是把这件事写在记文后面。《文章辨体彚选》第四百四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第四百四十四卷 明代贺复征编纂 箴一 刘勰说：“箴，是劝戒的意思。医者用箴石刺治疾病，所以凡是有所讽刺、用来挽救过失的文章，称为‘箴’。古代有夏、商两篇箴文，见于《尚书大传》的解说以及《吕氏春秋》。然而虽然还存有零句，全文已经缺失。只有周太史辛甲命令百官规箴君王过失，其中虞人一篇完整地记载在《左传》中。后来扬雄仿效这种体例创作箴文，此后作者相继出现，也用它来规诫自己。所以箴文有两类：一类叫官箴，一类叫私箴。大体都使用韵语，用来留下警戒。” 虞箴——周辛甲 禹所治理的疆域广大无边，划分为九州。经由疏通开辟九条道路，百姓有自己的寝庙，禽兽有茂盛的草地，各自都有适宜的居处。德政施行而不受扰乱，到了帝王夷羿时，他贪恋原野中的禽兽，忘记国家的忧患，只想着雌雄之欲。武力不可反复滥用，不能让夏家因此不得扩张。掌管原野的兽臣，谨敢将这些话告知仆夫。皇太子箴——周王褒 臣听说教化从最初开始，歌咏尚且不足以尽其意；政治和风俗既然发生改变，风雅也随之变化。伏惟皇帝圣明，统御天下，功德与造物者相等，改变浮华文饰而归于质朴，削去雕饰而成为素朴。皇太子像雷声反复震动而居东方震位，又像光明两次出现而居离位；春夏讲习干戈，秋冬演习羽钥。叔誉惭愧于五次称赞，师旷所答又得到降赐四马的恩宠。臣私下认为，太史的官箴，是虞书所警诫的传统，可以永远树立芳美功烈。丞相因此撰写文章，深深看见安危的道理；太傅据此陈述训诫，谨敢依照这个意义献上箴文。” 上天生养众民，设置官员来治理他们，使各种事业都兴盛，以此彰明君王的法度。惠爱百姓，垂下传统；优秀的太子继承帝位，端正地处在离位，光明照耀。只有天机启发，才有美好的声誉和美好的声望；要听习《诗经》，要学习礼仪。太子随从君王时便抚军，君王出行时便监国。秋坊能够通达梦兆，春宫用来培养德行。桓荣献上经书，荀攸观察法则。太子成年后作为士，年长后按照卿的等级授予官秩。穿朝服到寝门问安，回转车驾营造居室。正当阳光充足时居于君位，像高大的枝条承担父道。臣子所崇尚的，以忠孝为珍宝。不要说居于尊位，祸福便不会自来；不要说亲近贤人，王道就会偏私；不要说不必考虑开始，不要说不必预先谋划。减损再减损，保全再保全；没有只前往而不返回的，也没有只平坦而不险陂的。美好的疾病、甜美的言语，很少有不成为牵累的。能识别贤哲最难，了解人也并不容易。居处之中也要行善，不要抛弃一寸光阴。不要以为已经保存便会永存，不要以为已经安定便不会有危险。神明的听察不会受迷惑，天道的嫉妒便会降临。文昌星显现在前星的位置，秬鬯由守护宗庙器物的人掌管。愿百官以此自我规诫，谨敢告知守门之人。冀州牧箴——扬雄自此以下二十八篇都由扬雄创作 广大的冀州，原野辽阔，大陆平展，太行山以南是它的都会；岛夷以皮服进贡，河水缓缓流淌，两岸夹着碣石。三代君王将这里分封为侯伯之国。周朝末年，赵、魏两国以此为居，冀州土地翻腾如沸水，水势旋转如汤；时而兴盛，时而衰败，时而顺从，时而横行。陪臣擅自发号施令，天王因此衰微；赵、魏互相反目，秦国乘其弊病而起，在北方修筑长城，扩展夏人的疆场。汉朝兴起，制定制度，改以封地分封藩王。回顾前代，其兴亡力量实在太大：起初安稳如山，后来崩坏如山崖。因此治理国家不能忘记动乱，安定时不能遗漏危机。周王室自以为有所凭恃，哪里想到会被毁灭？六国奋发逞强，果然断绝了周室的维系。掌管冀州的牧臣，谨敢把这些话告知在阶前的人。兖州牧箴

译悠悠济水、黄河，是兖州的疆域；九河已经疏导，雷夏是水泽所在。草木生长茂盛，漆树、蚕丝、葛麻都出产其中。济水、漯水已经通畅，百姓从丘陵下来居住在平地。成汤五次迁都，最终定都于亳；盘庚向北渡河，牧野成为居处。丁公感叹雉鸟鸣叫，祖己、伊尹忠诚进谏，于是纠正政事，终于延续了高宗的事业。后来政教衰败颠覆，汤的事业由西伯灭掉黎国而得到振兴。祖伊奔走进谏，传达上天威严的命令；然而纣王不恐惧、不震动，反而听信妇人之言。母鸡却在清晨报晓，三位仁人已经看清，武王果然用兵讨伐殷，牧野的俘虏，难道还能再沉溺于甲子那一天的欢宴，难道还能再讥笑别人吗？国家存在即使长久，也一定要畏惧上天的责罚；百姓存在即使长久，也一定要害怕人的灾殃。箕子悲泣叹息，殷的居处终于成为废墟。掌管兖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文书的人。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以大海和泰山为边界，是产盐铁的地方，也出产铅、松木和奇异的石头；众多河流在这里汇聚，莱夷负责治理。贡物按时送交，不可懈怠，不可违背。昔日文王、武王在位时，把吕氏封在齐国；那里的土地泥泞，军队驻扎在丘陵营地，齐桓公讨伐五侯九伯，征伐不服。后来马疲惫、缰绳失控，周室荒乱，小白因此称霸诸侯，众人归服，重新尊崇周王室。小白死后，周室日渐衰落。可叹这位天王，把命令颁布到下土，却丧失法度，失掉文王、武王的事业。掌管青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规矩的人。徐州牧箴 东临大海，北接泰山，南有淮水，东海成为水边。徐州的土地，城邑分布在广大的疆域中。大野水泽已经蓄积，有羽山和蒙山。孤生的桐木、蚌珠，泗水和沂水相汇，这些实物列为藩屏。诸侯守卫东方，百姓喜好农业和蚕桑。大野因此安宁；帝癸和帝辛不敬不谨，沉溺于酒，忘记了东方的农事。上天命汤、武王消灭他们，断绝其事业；周朝将姜氏降封到这里，使其镇守琅邪。姜姓断绝后，田氏成为都邑所在。事情由细微处开始，不思虑、不谋划，祸患便如山丘一样高大，根源就在萌芽之中。掌管徐州的牧臣，谨敢告知仆夫。扬州牧箴 挺拔的扬州，处在长江、汉水之滨。彭蠡湖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栖息。橘、柚、羽毛、贝类，瑶玉、琨玉、细竹、大竹都出产于此；闽越是北部边界，沅水、湘水都流向这里。淮夷强悍，荆蛮愚昧蠢动。周昭王气势翩翩南征，却没有返回。人们都容易被小土堆绊倒，却未必会被大山绊倒；都容易跌入污泥，却未必会跌入大河。明智的人不应说：‘我只是使蒙童明白’，也不应说：‘我昏昧无知。’汤、武王圣明而师法伊尹、吕尚，桀、纣昏乱而诛杀逢蒙、比干。大概眼前的事不可不察看，远方的人不可不亲近。没有孝子会违逆父亲，也没有忠义之人会忘记君王。太伯让出王位，为吴国开创并延续了同族；夫差一次错误，使太伯的后代失去福祚。周室不能匡正，勾践便进入霸业。当周朝兴盛时，越裳还要多次翻译才能来朝贡；到了春秋末年，侯国、甸服之国纷纷叛逆。君主要不断思考，辅佐之臣不可不勤勉。尧重视多次省察，舜盛大地敬重谋议。掌管扬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筹策的人。荆州牧箴 巫山幽深高远，在荆州南面。长江、汉水如百川朝宗，水势浩荡。夏禹遭逢洪水，便治理荆山、衡山一带；云梦泽泥土肥沃，包匦盛着菁茅。金、玉、砥石、砺石、象牙、齿、黑色大龟等物，贡篚中的百般物品，世世代代都很丰饶。可是到了桀，形势战战栗栗，桀荒淫放纵，说：‘我处在帝位，像上天有太阳一样；我不慎重对待各国，谁敢夺取我？’后来又有成汤，果然执掌兵器，把他放逐到南巢，称他为桀。南巢广大无边，包括楚地和荆地。这里风势猛烈强悍，气势锐利刚劲；有道者后来归服，无道者首先强盛。天下即使安定太平，也不敢放纵享乐。掌管荆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驾驭的人。豫州牧箴 荆山、黄河郁郁苍苍，伊水、洛水贯穿其中；草木繁茂，播种麻和漆，正是凭这些而成就物产。田地相连，房屋相接。夏、殷没有把都城建在这里，成周却以此为居处。豫州的原野所在，正在鹑首星分野；四方僻远之地都在这里安居。不要让陪臣掌握政令而不思虑、不谋划。王室衰微，丧失了爪牙；没有贤哲，没有圣人，抛弃并失掉正道。方伯不能维系，韩卒擅自发号施令。文王、武王极其纯正，到了厉王便昏乱；成王、康王非常安宁，到了幽王国祚便倾覆。因此拥有天下的人，不要说‘我强大，没有谁能败我’，也不要说‘我强盛，没有谁能灭亡我’。夏朝占有九州，到了末世，终于被放逐到南巢。成王、康王时代太平，降至周朝衰微，危惧屏蔽、忧惧不安，久久不能振作，祸患延及子孙。周赧王达到极点，实际上断绝了周朝的祭祀。掌管豫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柱史。益州牧箴 岷山高峻，古代称为梁州；华山以南是西部边界，黑水向南流，洪波茫茫。鲧堵塞洪水，使陆地下降；当时有八个都邑，百姓不得安居。禹疏导长江和沱水，岷山、嶓冢山开通水道；远近各地都来进贡，磬石、错石、砮石、丹砂，以及丝麻等物品畅茂丰足，有粳稻和水稻。从京城直到田野，百姓因此温饱。后来有桀、纣，沉溺于酒，行为偏邪，阻绝并残害苗民，毁灭夏、殷的功业。周朝接受天命，恢复古代常道；幽王、厉王败坏事业，使土地破碎断绝，成为荒地。秦国施行无道统治，各地溃散叛乱；义兵讨伐暴政，终于在汉朝建立国家，拓展强大的疆域，扩大梁州的原野，划分为十二州，光耀超过虞、夏。掌管梁州的牧臣，负责此职并谋划治理，经营国家的盛衰，谨敢告知士大夫。雍州牧箴 黑水和西河横截昆仑山，斜指阊阖门，划定为雍州的边界。上方侵近积石山，下方阻隔龙门。自氐、羌以来，没有谁敢不来朝廷，没有谁敢不来称王臣服。每到末世君主在位，常常失掉先王事业；诸侯不进贡，边荒侵扰，国家日渐衰败。秦国据有此地而暴虐，出兵山东，攻打六国，使天下颠沛，上帝也不得安宁。于是天命汉朝建立都城，从陇山向西延伸，列置城邑作为西部荒塞；向南排斥强悍的越人，向北开拓强盛的胡地，并连接各属国，设立一处都护。大概安定时不可忘记危难，兴盛时不可忌讳衰败。掌管雍州的牧臣，谨敢告知缝制衣服的官员。幽州牧箴 广阔的平原，是从冀州分出的地方；北面受幽都阻扼，戎人与华夏在此相逼。从前唐、虞时期，这里确实是平坦的陆地。周朝末年，獯鬻接连来侵，形势逼迫。晋国沉溺于陪臣专权，周王使者也不能阻止；六国擅自掌权，燕、赵以此为根本都城，东面限制濊貊，势力延伸到东胡。强大的秦国向北排斥敌人，蒙公修筑城墙。大汉初定天下，面对北方狄人的荒地，元帅屡次征讨，军势如风腾跃。义兵渡过沙漠，使我们的边境百姓安定。既然已经安定康宁，就应当恢复古代唐、虞之治；兴盛不可不谋划，衰败不可忘记。堤坝会从蚁穴溃决，器皿会因针芒般的小孔而漏水。掌管幽州的牧臣，谨敢告知侍傍之臣。并州牧箴 雍州分出朔方，黄河水悠悠流淌；北面开辟到獯鬻之地，南面以泾水为界，划定这片朔方土地，端正地成为幽远的北方。从前为什么这样治理？没有谁敢不来进贡，没有谁敢不来称臣。周穆王远征，犬戎不进贡；于是北方貊人凭借德势，侵扰玩弄上国。周宣王命令将领驱逐他们，泾水以北重新归于周室。后来礼法日益失职，政事一天天荒疏，既没有祭祀礼仪，也没有军队武力。犬戎发动动乱，最终死在骊山之下。最高的治理在于彰明德行，其次才是彰明武力；德与武都败坏，国家没有不憔悴荒废的。掌管并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纲纪的人。交州牧箴

译交州处在荒远边裔，水天相接。越裳是南方荒远国土以外的国家，自天地开辟以来，便不受羁绊。周公摄政时，白雉自行前来进献。周昭王衰微，周室因此混乱；越裳断绝进贡，荆、楚叛逆，四方国家向内侵扰，像蚕食一般侵吞周室；到了末世，终于进入灭亡。大汉接受天命，兼并包容中原各地，南海之内的疆域，凭圣明武力而扩展。各地逐渐接受羁属，最终到达黄支，航行大海三万里，前来牵引犀牛进贡。国家盛大不可不忧虑，昌隆不可不恐惧。应当回头看见衰败，却不要忘记前人的规法。亡国多因逸乐安逸，存国多经历艰难。泉水枯竭则中间空虚，池水枯竭则浅滩干涸。掌管交州的牧臣，谨敢告知执掌法令的人。光禄勋箴 规划宫室，划分内外廊、殿、门、闼，用禁界加以限制。国家有周密的卫护，百姓有藩篱，各自都有应当保守的地方，因而不致错乱。昔日在夏、殷，桀、纣沉溺荒淫，拿牛饮酒，宫门荒乱。郎官虽然执戟，谒者却参差不齐，殿中如同集市，有人击鼓，有人击鼙，忘却廊庙而聚集逃亡之徒。四方罪恶很多，号哭喧叫不止。对内不可不省察，对外不可不澄清。应当让有德之人立于朝廷，让议论政事的士人充满朝堂。掌管光禄的臣，谨敢告知执掌经法的人。卫尉箴 茫茫上天，居处崇高，于是设置山川险阻，划定防御界限；层层边垒、重重关塞，设置宫阙作为城池，守卫以等待暴乱突发。国家因此得到巩固，百姓因此获得内部安宁，各自守护自己的职分，长久修治而不致败坏。昔日百官各得其人，肩扛戈矛而歌唱，内外都因此坚固。齐桓公心怀警惕，却使宿卫不整饬，守门者不是其人，门户废弃了职责。曹刿举剑，终于成就欺诈；荆轲挟带匕首，卫士却没有觉察。秦二世胡乱安排住宿，败在望夷宫；阎乐假传诏令搜捕，持戟的人没有谁能够阻止。掌管卫尉的臣，谨敢告知执掌维系之职的人。太仆箴 太仆恭敬肃整，负责供给车马；车铃锵锵，和铃、鸾铃响着，驾车载着时龙。昔日上帝巡视四方，君王实行三面驱猎，放走前面的禽兽。纣王行事不善，武王便征伐殷朝。檀木车高大，四匹骖马明亮；仆夫执持缰绳，驾着赤马和浅黑马。我的车安稳，我的马娴熟；即使奔驰驱驰，也不是放纵，不会有过失。昔日有穷国君羿沉溺驰骋，忘记回归；齐景公有四千匹马，却在齐国纵情享乐。《诗经》赞美雄壮的牡马，放牧在駉野；辇车到牧场，诗人因此兴起感慨。鲁国马厩被焚，孔子询问有关人员。孟子深深厌恶那种马厩里有肥马、田野中却有饿死者的情形。掌管车驾的仆臣，谨敢告知执掌马匹的官员。廷尉箴 上天降下五刑，这是夏朝所制定的，用来治理那些扰乱平民的人，不偏不倚，不徇私曲。昔日蚩尤制造滥刑，延及苗民，使夏氏不得安宁。周穆王年老昏乱，甫侯为他谋划，以五刑训示上天之道，周朝因此增厚了根基。后来政教衰微，上帝不再护佑，周朝减轻刑制，秦朝却繁重地加重罪罚。五刑纷乱不止，盗贼遍山，受刑者走满道路。昔日唐、虞只施象征性的刑罚，使上天的百姓得以保全；纣王设置炮烙，把百姓坠入深渊。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要说：‘为什么施刖刑、劓刑？’也不要说：‘剥皮、剖割又有什么害处？’只知虐待、杀戮，百姓无人能够奈何他。殷朝因刑罚而覆亡，秦朝因酷刑而败亡。掌管狱讼的臣，谨敢告知执掌审理的人。大鸿胪箴 唐、虞时代广大无边，法度贯通到极远之处；历代帝王盛大昌明，依靠天工和人力，划分上下等级，罗列各种官职。人各有才干，官署有等级差别；根据才能升迁、授予官职，各有适宜之处。君主因此不致废弛，官署因此不致毁坏。昔日三代，后世君主不能清除弊病，败坏德行，轻慢正道，任用不合适的人，使人不能发挥才能，职位反而与官员不相称，官署荒废，国政混乱。文官不能充任武职，武官不能充任文职；大小、上下都不能颠倒次序。掌管爵禄的大臣，谨敢告知在近旁的人。宗正箴 巍巍帝尧，敬慎亲爱九族；宗伯通晓明哲之道，礼制各有训诫，亲属各有名籍，各自抚育子弟，世代相承而不发生错乱。昔日夏朝，太康不恭敬，有仍氏的两个女儿以及五个弟弟，家道衰降。晋献公悖乱继承的统序，宋宣公扰乱嫡长次序，齐桓公没有合宜的后嗣，忘记了宗族的根本。周人讥刺娶戎女，鲁人喜爱子同，高祖在秦国制造祸患，扶苏遭受凶灾。宗庙荒废成为废墟，祖先魂灵无所依附。掌管宗族的伯臣，谨敢告知执掌宗主之职的人。大司农箴 如今大司农主管金钱和粮谷，从京城到边荒，以粮食供养百姓。事情开始时，实际施行的根本就是粮食。主管农事的后稷，使有无相互调剂，使多寡得到均衡；都城制定赋税程式，又向四方求取衣食，百姓因此得以生存。上考察尧、舜，下考察三代，按十分之一征收，成为百姓共同遵守的常法。远近各地进贡，百姓对此不能忘记。帝王盛世，都在于重视农业生产。周朝末年混乱，春耕秋收没有得到督促，肥沃土地不能收获，各种物产一起荒废；府库空虚，没有积蓄，没有仓储，国势日渐衰微。姬周最终因困苦而灭亡，秦朝收取天下大半，二世仍不能治愈弊病。到了秦末，百姓泣血，天下之内无所安宁。掌管农事、调均赋税的臣，谨敢告知执掌徭役的人。少府箴 少府确实负责供给奉养，掌管九品财物和制度，臣子共同遵守；天下的钱帛财物众多，如云聚集。家中应有孝子，官府应有忠臣；同僚共同遵循旧典，圣人的法则最为高明地加以遵行，使百姓不受扰乱，国家不感烦劳。昔日帝辛、帝癸的时代，酒池肉林，糟堤为岸，甚至用象牙筷子进食；终于沉溺享乐，妲己、妹喜造成祸患。同僚不能劝阻，也不能扩充夏、殷的事业，二朝丧失国家的安康，最终日渐衰败。嗜好不可不察看，欲望不可不谋划；人未曾在俭约上失误，却常常在奢侈上失败。掌管府藏的臣，谨敢告知执掌觚简的人。执金吾箴 唐、虞时代温和敦厚，德行纯粹成熟；考察并表彰九种德行，设置武官来抵御盗贼。武器像虎有牙、鹰有爪，国家凭它自我巩固，禽兽凭爪牙自我保护。牙爪虽然威猛，也应当选择时机行动；使用不合道理，反而会产生灾祸。秦政暴虐乖戾，到处播散威势和虐害，丧失仁义，只想着残酷；猛烈的力量不可反复重用，威势也不可单独施行。尧向虞舜询问，所崇尚的只是思虑道义。掌管执金吾的臣，谨敢告知执掌璜佩的人。将作大匠箴 将作大匠勤勉地营造宫室：墙用来抵御风，屋宇用来遮蔽太阳，寒暑因此得以排除，鸟鼠因此得以驱逐。君王有宫殿，百姓有住宅。昔日帝王时代，茅草屋顶、土筑台阶；夏朝降低宫室规格，把宫室建在沟洫旁。桀修筑瑶台，纣营造璇室，民力不能承受，帝王的事业也没有完成。《诗经》歌咏周宣王由俭入奢；丰地大屋的营建，连小家也在《春秋》中受到讥刺。《尚书》记载泉台、两观和雉门，鲁国因此不能扩张；有人要建造高大的府库，闵子却认为不仁。秦国修筑骊山宫殿，嬴氏因此覆亡。所以君主不要说‘我尊贵’，便任由椽头飞檐扩张；不要说‘我富有’，便把淫奢建造到极点。在墙屋营造之间，却忘记国家所受的耻辱。掌管营造的臣，谨敢告知执掌谋略的人。城门校尉箴

译幽深的山川，堵塞九条道路；盘石横陈，险要层层加固。国家有城池沟堑，家庭有门闩箱柜，各自都有坚固的防备。百姓因此不用忧虑，德行使内部归服，险阻使外部难犯。王公设置险阻，又用坚固的覆盖来承接。昔日上古有殷、有夏，帝癸、帝辛没有德行，却设置险阻。汤王、武王于是出兵征伐，没有什么能阻挡、抵御他们。作为君主的危险，不能以为德行少了还可以只靠城沟保护，也不能以为德行稀薄还可以只依赖城沟。唐、虞长久修养德行，所以四海永远归怀；秦国扩建长城，天下却背叛离散。掌管城门的校尉，谨敢告知侍奉阶前的人。上林苑令箴 广阔的田野，庄稼茂盛生长；山中有山路和平地，野外有树林和山麓；平原、洼地、沼泽，是禽兽藏伏的地方。鱼鳖按照时令捕取，柴薪也都繁殖生长。国家因此富足，百姓因此家家自给。昔日帝羿到处打猎游乐，崇尚弓箭，射杀大野猪，不顾及过失，最终遭遇后来的忧患。因此田猎只取三面驱赶的猎物，不可过度；母鹿和麋鹿藏伏，尚且不如德行达到极致。掌管山泽的臣，谨敢告知执掌指示的人。司空箴 大地神灵广大无边，与上天相匹配而成为法则；分等制定五服，划分为万国，于是设置地官，司空正负责此职。茫茫九州，城邑和边鄙，充满各方区域；纲纪统摄群牧，以方伯连接起来。杰出贤能的人炽盛，王臣恭敬谨慎。臣子应当胜任其官，官职也应当授予合适的人。九一之政，七种赋税，都用来均平。昔日末世，分封俸禄却遗弃贤人，剥削者充满朝廷，而象恭貌似恭敬，实际傲慢滔天。不是贤人却掌握权力，不是善政却强行施行；流通货物、买取宠幸，贿赂礼物竟被拿来买卖。王道因此浮薄，谁能不倾覆？掌管土地的司空，谨敢告知在旁近的人。太常箴 太常恭敬谨慎，实际是宗伯；神灵庄严肃穆，寝庙宏伟盛大。按照等级举行大祭祀，分次祭祀群神。我的祭祀既然恭敬，祭品也非常洁净；没有过错，没有差失，公尸便合宜。不是为了祈祷求取，而是以德行来报答神明；不矫饰，不欺诈，希望可以少有罪悔。昔日成汤时代，葛国不来吊祭，弃礼而轻慢祖先；夔子不祭祀，楚军便俘虏了他。鲁人把僖公神位升于闵公之上，臧文仲却没有醒悟。鲁文公毁坏太室，鲁桓公接受郜国的贿赂，灾祸降临两座宫室。由此可以告诫不要废弃不迁的祖先牌位。所以圣人在位时，不要说‘我尊贵，便轻慢礼制、繁复祭祀’，也不要说‘我有才能，便轻视自身、依仗巫祝’。东邻的祭牛，还不如西邻的麦饭和鱼祭。秦二世死于望夷宫，隐公死于钟巫之祸。掌管太常的臣，谨敢告知执掌文书的人。尚书箴 伟大光明的圣哲，确实能够整饬百官，命令他们恭敬谨慎。龙担任纳言，掌管机密，出入传达我的命令；他是君王的喉舌，进献善言、宣扬美德，折断谗言邪说。我察看时要明察，我听取时要聪敏；早晚勤勉，诚信而恭敬。所以君子居于室内，一旦发言便像风一样传播，影响百姓，发布重大号令，使万国安定守信。《春秋》讥刺泄露言语，《易经》说不严密便会失去臣下。兑卦以和悦为吉，巽卦因反复不定而有遗憾。《尚书》称赞明察，反复告诫亲近之臣。昔日秦国崇尚权术诈伪，官员任用不当，符节印玺被偷偷发出，扶苏因此丧身。一个奸臣错误地传达命令，秦朝七庙便成为废墟。威福出自同一门户，连床上的亲近之人也成为罪过。掌管诏命的尚书，谨敢告知侍立角隅的人。博士箴 盛大啊，夏、商、周三代的典章礼仪都得到修治：绘制辟雍，国家设立学校，诸侯设立泮宫，各自施行教化，德行因此不会衰败。从前周文王在位，开始开辟了这条道路，勉励人们遵行美德，思念众多贤士；贤士成为国家的栋梁，周朝因此安宁。国人兴起谦让之风，虞、芮两国以文王为裁判而和解；公刘饮用路旁积水，使浑浊混乱的风气由此清明；官吏各守其职，士人各执其经书。从前圣人安定风俗，没有比施行教化更好的办法，所以孔子观览太学，知道实行王道其实很容易。大舜面南而治，无为而治，天下安定如同安坐席上；他在朝廷的阶梯之间接见军队，三苗因此归服。秦朝施行暴政，斩断破坏天理，淹没王道的踪迹，又坑杀术士，使《诗》《书》消亡，只保存诸家私说；礼器不再陈列，终于颠覆了国家。因此仲尼不回答陈国所问，而遵循瑚簋之礼。原伯并未学习，闵子骞却知道周朝将要衰落。儒臣掌管典籍，谨敢把这些话告于宾客。《太尉箴》【崔骃】太尉是天官冢宰，是众官的统领，辅佐上天并承受帝命。虞舜设置太尉，于是配合三台，安定国家疆域。制定军政、诘问禁令，王师成为九州的法式，用以安抚诸公，使天下都得到治理。干戈于是收藏，长久维系纲纪。上位者以此据守，下位者以此拥戴。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帝王的事业。从前周人思念周公，召南歌咏甘棠；昆吾使夏兴盛，伊尹使商强盛。到了末世，风气偏邪，礼制不能匡正。不要说我强大，就没有人敢使我丧亡；不要说我强盛，就轻视战争、喜好杀戮。纣王的军队有百万之众，最终还是不能自救。宰臣兼掌军政，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边际之臣。《河南尹箴》【崔骃】辽阔的天下区域，划定冀州作为京城；商邑宏伟整齐，经营四方。唐、虞、商、周都建都于河洛一带。周成王迁都郏鄏，以安置鹑觚旧墟。各诸夏势力强盛，有的顺从，有的横行，攻破我们的城墙房屋；而太师、尹氏不能匡正，霸主便夺取了王室权力，宗庙重器因而分散，图籍迁往齐国，九鼎最终进入秦国。《司徒箴》【崔骃】上天在下察看，兴起仁德，于是设置司徒，治理这些百姓。天下各地广阔，四海之内的人民众多；人人都仰望你，四方都依靠你。应当日夜勤勉警惕，不懈怠、不违背职守。恭敬地施行五教，使具备九德的人都能任事；使农人得到彰显，使百姓富足。不要说“我有所依恃”，而忘记我和你的辅佐；不要说“我是圣人”，因而忽视执掌政事的人。不能任用贤良，就会荒废你的使命；各种功业不能使人欢悦，反而会使你的俸禄成为罪责。树木繁茂却折断枝干，鼎中食物丰盛却使鼎倾覆。《尚书》歌咏股肱之臣，《诗经》讽刺南山；尹氏不能胜任，于是国家法度产生过失。我这个掌管众官的臣子，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藩屏之臣。《大理箴》【崔骃】遥远啊，皋陶辅佐唐尧，担任士官；设置监狱，九种刑罚都处理得当，像磐石一样公平，像深渊一样清澈。三槐九棘之前，可以据实质问、听取讼辞；罪人因此被处死，凶恶之徒因此逃散，光明地治理帝王的事业，并广泛施行明察。从前仲尼哀怜圣人，子罕谨慎使用礼刑，使卫国人解除艰难。廷尉释之忠诚正直，辅佐孝文帝建立功勋；于公哀怜寡妇，因而使于定国显达，扩大了家门，真是深远长久啊！如果不遵守旧日训诫，君主怠慢、臣下骄纵，残暴地对待百姓，用赏赐来助长欲望，用刑罚来任意发泄愤怒，就会像纣王制造炮烙而周人灭亡殷朝，夏朝滥用刑罚而商汤誓师讨伐。卫鞅严酷暴烈，最终死在秦国；不疑加害他人，灾祸也不会回到自己身上吗？唉，大理官啊，你应当谨慎对待职守。施赏不可不思考，断狱不可不虔敬。有的人忠诚却受到伤害，有的人孝顺却遭到残害。吴国沉杀伍子胥，殷朝剖杀比干；不要使自己的心愿不能实现，不要任意截断、施刑；不要只遂自己的心意，以致招来诛戮。上天的鉴察就在眼前，细小的事情也没有不被记录的；福佑善人，灾祸恶人，其报应来得非常迅速。你掌管刑律，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狱讼之臣。《东观诸箴》【崔瑗】

译宏大的东观，是古代史官所在之处；三坟五典，没有一种义理不贯通。左边记载君主的行为，右边记录君主的言语。辛甲、尹佚受到君主顾问，文王、武王的政教因此明达；倚相显现才能，楚国因此安定。为什么到了末世却咆哮暴虐，不敬畏天命，逞强矫饰，还杀害逢干？卫国的巫祝监视诽谤，国家中没有人敢说话；狐突受到排斥，淖齿遭到残害。秦始皇焚烧文章、坑杀儒生，嬴氏反而被汉朝取代；巫蛊之祸，受残害的人有数万。唉，后世君王，为什么不以此为鉴？所以明智的人能预先识察，选择良木而居。夏朝灭亡、殷朝兴起，周朝［文字漫漶］、晋国黍离，有人哭泣，有人悲笑，抱着典籍逃走。三代之后的靖公，果然丧失了他的事业；宗庙随着国家覆灭，远迁到荆楚。麦秀之歌，历经亿万年也不会腐朽。史臣掌管记载，谨敢把这些话告于侍奉后王之臣。《河堤谒者箴》【崔瑗】夏朝兴起，便开辟道路、奠定山川秩序；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在龙门开凿河道，又疏通形成砥柱。沿着黄河两岸治理，大陆既已得到疏通，水流播散到北方原野；济水、漯水都顺畅，沂水、泗水随势流淌，长江、淮河浩浩荡荡，于是冀州成为可居之地。澹水、菑水水流潺潺，向东归入大海，九州大地十分安宁，四方偏远之地也没有危险。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夏禹的功业逐渐衰败；疏导不再按原来的方法，堵塞也不再合乎原来的制度，八方原野淤塞，水位高过民居，水势泛滥奔涌，多次冲决金堤；瓠子口水流潺湲，于是修筑宣房，作歌记其事。使臣掌管水利，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河道之臣。《外戚箴》【崔琦】显赫的外戚啊，荣宠华贵而光耀。从前帝舜在位，德行高盛，娶娥皇、女英为妻；周朝兴盛，有三位贤母，莘国女子辅佐商汤。周宣王晚起，姜后摘下发簪以劝谏；齐桓公爱好音乐，卫姬便不再奏乐。他们都以礼辅佐君王，以仁扶助君主，荐举贤才、进纳善人，以义来成就自身。到了衰败的时代，逐渐亏损颓败；后妃次序混乱，九嫔进御失序。晋国的灾难，起于骊姬。只顾家族衰败，牝鸡报晓；外戚专权擅宠，显贵者遮蔽贤人，凌辱长者、离间旧臣，毁伤至亲；让后妃并列、嫡庶失序，淫女最终死于陈国。不是贤人而被尊崇，潘崇反而做了司徒；承受爵位却背负车乘，享有名都的采邑。诗人对此加以讽刺，德行因此不能安定。暴虐的辛王受妇人迷惑，拒绝劝谏而使自己孤立；他心如蝮蛇，放纵毒害无辜，杀害诸父，剖开孕妇腹中的孩子。上天震怒，大地愤懑，人谋划、鬼图谋。甲子日天刚亮，便身首分离；起初是天子，后来却成了人的奴隶。不只是沉溺美色，母后尤其如此；不相互以礼约束，反而竞相凭借权势。开始时还在欢笑，后来便号哭，最终因羞辱而遭残害。国家、家族全都灭亡，宗庙被焚烧。妺嬉使夏朝丧亡，褒姒使周朝灭亡，妲己使殷朝覆灭；赵王迁于沙丘，戚姬被做成人彘。吕氏宗族因此败亡，陈皇后以巫蛊获罪，最终死在宫外；霍氏想毒杀皇子，自己反而遭到废黜。所以说：不要以为我尊贵，上天将要摧毁你；不要依仗长期的美色，因为美色也会衰歇；不要凭恃长久的宠爱，因为宠爱也会衰落。不要说我有才能，上天和人都会违背你。祸患从没有德行中产生，福分有赖于谨慎把握时机。太阳不会永远在正中，月亮盈满之后必然亏缺。践行正道的人稳固，依仗权势的人危险。我这个掌管外戚的微臣，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此处。《谏大夫箴》【崔寔】光明的上帝啊，开导人们使他们明智，不只是以水为镜鉴，更是察看人的行为。居处有诵读训诫之声，出行有卫士护从；悬木铃以求言，便接纳巡行采风之人，各自询问政事，因此政务不会紊乱。从前大禹恭敬接受昌言。癸辛暴虐残酷，祸害上及于天；到了周厉王，轻慢德行而不知悔改，众人相互煽动诽谤，民间的怨言便产生了。他不顾自己的过错，反而讨伐、阻止百姓。众人不能忍受，于是把他们流放到彘地，企图堵住人的嘴。用堵塞河流来作比喻，难道不能暂时停止吗？一旦决口，水便潺潺流出；即使只是潺潺小流，也还可以堵塞。言论一旦被压抑，就会酿成祸害；沉默造成的祸患，足以使国家倾覆。谏臣掌管谏议，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辅翼之臣。《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五 （明）贺复征编 ○箴二 《乘舆箴》【晋潘尼】

译《易经》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人伦；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 《左传》说：“最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臣。” 然而君臣、父子的道理，是天地、人伦的根本，没有什么能排在它们之前。所以，上天生养众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负责治理他们，原本是要引导众生的本性，调理万物的情状，难道只是为了宠爱一个人的身体，使他满足无穷的欲望吗？古代做君主的人没有私欲而极其公正，所以有茅屋土台的俭朴；后代做君主的人有私欲而只顾自己，所以有瑶台琼室的奢侈。没有私欲的君主，天下人共同推戴；有私欲的君主，天下人共同争夺。推戴到了极点，即使禅让、改朝换代也视如脱鞋；争夺到了极点，即使劫持、杀戮也在所不避。所以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怎么能把它据为己有，或者仅仅辞让了事呢？”修养自身而感化他人，近处开始而远处显现，说的就是言语和行为。因此，人主所忧虑的，没有比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更严重的；人主所可贵的，没有比喜欢听闻自己的过错更可贵的。假如有这样的君主，说：“我一定没有过错，只听取赞成我的话，不许人违背我。”这难道是孔子所说的“差不多了”吗？这其实是一句话就能使国家灭亡。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过错出现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即使尧、舜、禹、汤那样盛德，也一定设置诽谤木、敢谏鼓、盘盂铭和不隐讳的史官，借此防止邪僻，使自己纳入正道。他们这样自我约束、维持自身，准备得十分周全，所以箴规的兴起，是为了挽救过错、弥补缺失。不过仍然采用委婉讽谕的方式，使进言的人不获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前代儒者已经援引古义，列举内外的区别；汉高祖又排列六官，论述成败的关键，文辞端正简约而又十分完善。从虞人箴直到百官箴，不只是规诫各官所掌管的事务，实在是希望君主斟酌其中的得失。《春秋左氏传》说：“命令百官规谏君王的过失。”那么这也是天子的职责。潘尼认为，王者承受天命之时，掌握帝王之位，统领万机而安抚四海，选拔群才并慎重决定授予谁以官职；他应当孜孜不倦地求取贤人，急切地听闻过错，即使群臣在朝廷争辩、当面折辱，也还应当恳切请求他们进言，怎么能唯独缺少箴规谏诤呢？因此我不顾学识浅陋、思虑短浅，趁着负担劳作的空闲，试着编撰叙述这些箴言；不敢直斥至尊的称号，所以以“乘舆”作为篇名。帝王之事极其重大，古今的变化又极其繁多，文章繁复而义理奇诡，意旨局促而辞句粗疏，想要仰慕前贤、依稀追随崇高的轨范，就好比小土丘仰望华山，微小星辰系连着日月；相距实在太远了。天地万物最初形成时，茫茫一片，清气与浊气混同流动，黑色与黄色交错并立，上下没有形体，尊卑没有纲纪。赫胥氏时代安闲自在，大庭氏时代更加久远。皇极建立，两仪分开，常道和伦理永远排列，万国也已纷纷出现。国家侍奉明主，家庭奉事严君，各自都有所尊崇。德行不再勤修，从伏羲、神农以后直到夏、商，有的以禅让相传，有的以父子相传，有的质朴，有的文饰。最高的境界是不求名声，百姓只知道有君主存在。仁义尚未出现，人们却归于孝道；慈爱而无为、无所执着，还有什么欲望、什么思虑呢？忠信衰薄，礼制和刑罚便日益增多；既有赞誉，也有畏惧，既有侮辱，也有欺骗，于是制定誓言、结成盟约，人们开始叛离。煌煌的四海，众多的万乘诸侯，并不能只凭誓约来依靠。左辅右弼，前后丞相，一天要处理万种事务，时时战战兢兢。君主发出一句善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没有人违抗，但也有因一句话而丧失国家的先例。权力机关一旦发动，国家便会因此兴盛或衰败。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为什么不以此为征验？况且厚味会酿成腊毒，华屋会产生灾祸。辛王建造璇室，夏桀兴建瑶台，又筑糟丘、设酒池，使用象箸、玉杯；那些菜肴是什么呢？是龙肝、豹胎。只是因为有这种聪慧而邪恶的妇人，才成为祸乱的根源；殷朝因此丧失军队，夏朝也不能复兴。所以帝尧在位时，茅屋屋顶不加修剪；周文王直到日偏西才休息，天未明便起身，使德业大为显明。德行轻如毫毛，但能举起它的人很少，所以濩有惭德，武王也未能尽善。后世道德衰落，末俗教化浅薄，沉溺享乐游玩，荒淫酗酒，不遵循古代训诫，却喜好巧言诡辩；不遵行王道正路，反而重蹈覆车的道路。成败的结果都记载在前代典籍中，不只是国家逐渐衰微，连整个时代也因此灭亡。所以说，树立君主是为了什么？是要让他主掌人民，把人民当作牧人照看羊群一样，看到他们受伤便心痛，知道他们的寒暖；这样才能安抚他们使其柔顺，厚待他们使其和睦。没有哪个地方不归附，没有什么心意不服从。难道只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放纵，供他玩弄耳目吗？内则迷恋声色，外则荒废于奔驰游猎，不修治政事，最终走向覆亡。从前唐尧把帝位传给舜，舜又任命禹；接受尧的终命、奉祀先祖，盛大地承继天道。商汤放逐夏桀，武王灭亡殷朝，所以禅让、改朝换代并不局限于一个姓氏，社稷也没有永远固定的主人。四岳、三涂等九州的险阻，彭蠡、洞庭等大泽，殷商的军队，虞、夏的兴盛，都不是因为占有一尺土地；纣王百战百胜，最终却断绝了后嗣。因此王者不应偏爱亲属，关键只在选择人才。偶然相逢也能成为旧交，白首之交反而可能成为新识。伊尹由钓鱼人被举荐，伊尹从有莘国兴起，背鼎、操刀而谋划，终于与圣明之君相合。难道能只借助身边的官员，任用那些亲近之臣吗？有国有家的人，不要说自己聪明，或许那只是臣下当面顺从。不要说自己有智慧，因为听取、接受意见并不容易。甘美的话语其实像美丽的病灶，很少有人不因此受累。由余、伯夷能够逃避宠禄，远离名位如同脱鞋。无奈人主身居极位便奢侈自满；能够知人是明哲之举，却正是帝王最难做到的。唐尧的朝廷已经安定，四个宗族仍然作奸；周室已经兴盛，管叔、蔡叔仍然不敬。若不是两位圣君，谁能消除这些祸患？即使九德都具备，选拔俊才并让他们任官也同样重要。君主没有臣子就不能治理，臣子没有君主也不能安定。所以《尚书》赞美“康哉”，《易经》重视“金兰”。我这个掌管国家的臣子，谨敢把这些话告于负责进言的人。《太师箴》【嵇康】

译浩瀚的太初本体，阳光照耀，阴气凝聚；天地两仪陶铸万物，人伦由此开始兴起。最初蒙昧无知，不思虑、不经营；想凭借外物开启智慧，却因事务而招致祸患，触犯时机、遭受伤害，智慧也不能挽救生命。宗族长者归于仁爱，这是自然的情感；所以君主之道应当顺乎自然，必定要托付给贤明之人。遥远的古代，没有哪个时代不安宁。赫胥氏之后，继承的是皇羲；沉静无文，浑朴未损，万物欣欣向荣，不夭折、不离散。到了唐、虞，仍然笃守这种传统，体察事物而采取简易之道，顺应天命、合乎法则；穿粗布衣裳，居土木房屋。万物有时失去本性，便担心好像是自己的过错；于是询问能使天下兴盛的人，最终把帝位禅让给舜、禹。统治众人者劳苦，被众人仰望者安逸；最高境界的人珍重自身，不肯为外物操劳。因此子州称病，石户乘木筏离去，许由恭敬行礼，辞让统治九州的长位。先王仁爱，怜悯世人、忧虑时局，哀伤万物将要衰败，所以才亲自临政。后来道德衰微，大道沉沦，智慧日益被使用，人们逐渐偏爱自己的亲属；害怕万物离散，便割裂仁义，分别仁爱；逐利逞巧的竞争愈发激烈，繁琐礼仪屡次建立，刑罚和教化争相施行，人的天性丧失了真朴。末世日益衰败，继承帝位的人凭借祖先资业，依靠尊位、仗恃权势，不亲近贤者、不尊师长，宰割天下来满足私欲；所以君位越来越奢侈，臣下也生出争权之心，竭尽智谋治理国家而不惜粉身碎骨，但赏罚虽然存在，却没有真正的劝善惩恶作用。至于骄傲自满、任意放纵，凭借武力、擅自专权，夸耀威势、肆意虐待，灾祸便堆积如山。刑罚本来是用来惩治暴徒的，如今却被用来胁迫贤人；过去是为了天下，如今却只是为了自身。臣民憎恨君主，君主猜疑臣下，许多国家因此丧乱，最终覆亡。所以殷纣无道，首个挂起白旗；周幽王败坏法度，任用彘人谋划；楚灵王暴虐至极，干溪发生溃败叛乱；晋厉公残暴虐待，栾书发动祸乱；赵主父抛弃礼制，连胎中小兽也不肯宰杀；秦始皇荼毒百姓，祸害流遍四海。因此亡国接踵相继，古今相承；明知这种覆灭可耻，却仍沿袭亡国的征兆。起初安稳如山，后来失败如山崩；临到刀刃逼身、锋刃震动时，后悔又有什么用？所以身居帝王之位的人，不要说“我尊贵”，便轻慢美好的德音；不要说“我强大”，便放纵骄奢淫逸；应当舍弃佞幸，接纳敢于直言、触犯颜面的臣子。阿谀之言顺耳，却会污染德行、滋生祸患。广大的百姓啊，我将控制、告诫自己，只把政事授给贤人，何必一定任用亲戚？君主顺应正道，便会创造美好局面，百姓也都相互效法；治乱的根源，难道没有昌明的教化吗？穆穆的天子，应当思考、询问自己的过错，虚心引导众人，诚心求取正直的言论。我这个掌管师法、训诫君王的臣子，谨敢把这些话告在前面。《吏部尚书箴》【傅玄】圣明的王者制定制度，设置九等官秩；君主遵守常道，臣下各有固定职分，各自掌管相应事务，治理因而不邪僻。贵者没有永远固定的尊位，贱者也不应被永远视为卑下；若不明白这些德义，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从前舜举用咎繇，贤能之士都在官位；商汤举用伊尹，便把不仁之人流放屏退。树立表率端正，影子便平直；太阳偏西，影子也随之倾斜。处在喉舌之位的人，忧虑的是选官制度没有常准，不忧虑自己不明察。所以说：“不要因为事情隐微，就废弃公正而任用私情；不要喜欢独断专行，违背众意而招来怨恨。”因此古代君子不亲此疏彼，顺从大道，修养自身以合乎正道，以自身弘扬大道。《易经》重视美好的爵位，《尚书》谨慎任用官员；官职不可随意授予，职位不可暗中接受。能干的人得到培养，便会带来福气；不能胜任的人掌权，便会造成弊害、招来罪咎。我这个掌管文书的衡臣，谨敢把这些话告于左右。《尚书箴》【张华】圣明的先王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制定制度、垂示法则；仰观列星，设置百官，政务因此没有过失。从前舜进入大麓任职，七政因而协调；内政成就、外部安定，风雨也不失调。仲山甫辅佐周王，不偏刚强，也不偏柔弱，补救我王衮衣上的缺失，使王道像玉一样完美；王道确实充实，四海便都安宁。即使君主圣明，也必须依靠贤能之材。不要说我有智慧，却不给有才干的人任官；君主发言如丝线，发出之后便会成为纶言。千里之外的响应，关键在君主自身。世道末期，天纲［文字漫漶］，既没有老成之臣，又擅自改变旧有法制。法制不修整，后代便不能长久。我这个掌管尚书台的臣子，谨敢把这些话告于侍卫之臣。《女史箴》【张华】茫茫的天地造化，两仪已经分开；元气分散，形体流动，经过陶铸和锻炼。伏羲氏成为帝王，开始经纬天地、人伦，于是先有夫妇关系，进而有君臣关系；家庭之道因此端正，王道也有了条理。妇人的德行崇尚柔顺，内含文采而守正得吉；性情婉顺、善良谨慎，端正地居于内室，给丈夫系上衣带、结好衣襟，恭敬地主持饮食，严肃谨慎自己的仪态，使人看见清明美好的品德。樊姬感化楚庄王，因此不吃新鲜禽肉；卫国女子劝正卫桓公，因此连美妙的音乐也忘记听。她们志向坚厉、义理崇高，使两位君主改变了心意。玄熊攀住栏槛时，冯媛赶上前去；难道她没有畏惧吗？只是知道即使死也不吝惜。班婕妤作辞拒绝与皇帝同辇；难道她没有情意吗？只是防微杜渐、考虑长远。没有永远兴盛而不衰落的道路，也没有永远强盛而不衰败的万物。太阳到了正午就偏斜，月亮满盈之后就渐渐亏缺。尊崇如尘土积聚，衰替却像受惊的弩机突然发射。人人都知道修饰容貌，却没有人知道修饰本性。本性不加修饰，就可能违背礼法正道；应当像雕刻、修饰器物一样修养自己，能够这样思考，就可以成为圣人。说出善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假如违背这个道理，即使同床共寝也会产生猜疑；言语稍有差错，荣辱便由此而生。不要说幽暗之处无人知晓，神明的监察无所不在；不要说玄远空寂之处无人听见，神明的听察没有声响也能知道。不要夸耀你的荣宠，天道厌恶盈满；不要依仗你的尊贵，隆盛者终将坠落。应当以小星为鉴戒，警惕那些将要实现的事情；应当像螽斯那样同心，于是你的族类便会繁盛。欢乐不可以过度亵渎，宠爱不可以专擅占有。专擅必然产生轻慢，宠爱到了极点就会转移；盈满必然导致损失，这是固定的道理。美丽的人自以为美，反而因此招来责怪；以妖冶容貌求取宠爱，是君子所憎恶的。恩情结成后又断绝，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小心翼翼、谨慎自持，福气才会由此兴起；安静恭敬、时时自省，荣显才值得期待。我这个女史作此箴言，谨敢把这些话告于众位姬妾。《女史箴》【裴頠】油膏不嫌新鲜，水不嫌清澈，美玉不嫌洁净，兰花不嫌芳香。你的形体如果端直，影子也不会弯曲；你的声音如果清正，回声也不会浑浊。绿色衣服即使很多，也没有什么比颜色更尊贵；邪僻的小路即使便捷，也没有什么比正直更高尚。春花即使美丽，也应期待秋天结出果实；冰一样的玉璧即使光泽明亮，也应等待见到阳光。沐浴的人要振抖衣服，洗头的人要弹去帽尘；人们知道穿正当的衣服，却不知道使行为端正。服饰华美只能悦目，行为美好才能感动精神。天道保佑顺理而行的人，常常与吉祥之人同在。《逸民箴》【陆云】

译我从前作《逸民赋》，大将军的属官何道彦，是大府中的才俊，作《反逸民赋》，极力称赞做官，赞美官位俸禄的华美，不把伟大的名位当作至宝，文采斐然，很值得观赏。名声，是实际功业的宾客；官位，是寄托于外物的东西。地位达到极高必然有倾覆的危险，过分的赞美会招来最大的恶评，怎么能不谨慎呢？所以我作《逸民箴》，用来告诫那些反对正道的人。浩瀚的太初本体，制成天地两仪，开始确立君臣关系；朝廷有俊杰辅弼，民间有隐逸之士，各自都有适合的位置，然后万物才有条理。从前的帝王能够齐同万物、通达观察，赏赐不借助爵位，教化不靠强行劝导，号称、谥号都不设置，而百姓生活淳朴安宁。到了中古，黄帝、象帝的事迹还可观览；唐朝文德灿烂，于是雕琢文饰。浑朴一旦散失，万物的心思便放纵开来，形体追逐宠爱放纵，精神沉溺于利益。高大的车子一出现，就召唤那些隐居山林的人。于是怀藏美玉的人反而丧失宝物，披着粗布衣服的人解开衣襟；恬淡消失，智巧产生，人们便同世俗争竞。不是智谋可以鉴察一切，而是内心才是镜子。大禹的足迹遍布天下，后来却都变成道路；我每每思考此事，偏要使反常回归正道。正道反而转向宠禄，既然尸居于禄位，便相互勾结安居其位，扩大自己的房屋。俸禄一旦成为尸位素餐，刑罚就会成为你的主管；房屋一旦过于丰大，便会在宫室中丧失家业。因此，不凭德才而居高位的灾祸，应当以凶险来警戒。人人都知道保存事物就是存在，却不知道过分得到反而是丧失。荣耀如同禾穗振动，坠落却如荒丘崩塌；灾祸来自专擅宠爱，福分在于沿墙谨慎行走。所以自以为保全安定的人常常危险，忘却身外存亡的人反而不会灭亡。不要沉溺于荣宠，你自身才是真正亲近的名声；不要以为自己尊崇，精神应当追求谦冲。要警戒鼎中食物倾覆，也要防止栋梁高隆压倒。对细微之处如同显著之处一样谨慎，才能保全自身直到终老。自古以来，逸民都有所作为；他们观察天地宇宙，把它比作脱落的鞋子，难道没有什么值得休息，却偏偏喜好虚静淡泊吗？因此，名利造成的灾祸，是至人所谨慎防备的。假如你不相信，不如看看桑弘羊和霍光的遭际。既然畏惧上天的明察，就应知道神道并不偏亲；善行在于求诸自己，福庆由积累仁德而来。不要忘记你的根本，应当不断修养淳厚本性；拥有盈满却如同虚空，才可以返归天真。逸民掌管正道，谨敢把这些话告于做官的人。《狱箴》【唐张说】官府设有决曹，掌管刑狱之事；不只是审议罪行，也用来防止私欲。所可贵的是仁慈宽恕，并不是一味务求困厄拘束。官吏如果吹毛求疵，百姓将怎样安身立足？古代做君主的，把这些作为戒惧和勉励。天下广大，众生愚昧而繁多；贤愚混杂，真伪相互倾轧，像鱼受到惊吓，像鸟受到惊恐。人不能完全没有过犯，应当公平处理。有的罪大，有的罪小；有时从重，有时从轻，不要为了快意而判决，应当以查明真实情况为准。谁能说这不是国家最重要的政令？谁能说这不是关系人的性命？残虐会招来罪咎，宽厚会招来福庆。应当谨慎、应当怜恤，既可畏惧又应敬重。监狱修筑得坚固，牢房幽暗深闭；早晨严密掌管钥匙，夜间谨慎安排更鼓。圜土寂寂，囚犯一个挨一个被拘系；为了求食而摇尾巴，看见官吏便低头。从古以来建立监狱，正是不得已之处。牢室狭窄，屋宇倾斜漏雨；冬天极其寒冷，夏天酷热难耐。怎么可以错收无罪的人？怎么可以随意关押？不要说没有妨害，不要说没有伤害。一个妇人含冤，可能造成三年大旱；一个男子结下愤恨，可能导致六月飞霜。这些足以关系国家安危、兴亡。谨敢告诫掌管刑法的人，不要轻视国家法令。《县令箴》【古之奇】告诫你们众位士人，各自掌管自己的官职。政令不应过于严猛，刑罚不应过于宽纵；宽纵则人民轻慢，严猛则人民残伤；宽纵则政事不能成功，严猛则人民不得安宁。小恶不能放任，涓涓细流终会积成池塘；片言也可以采纳，细小事端也可能逐渐酿成大祸。既然已有德行的根苗，难道会没有种子吗？镜子不能照见自己，只能鉴照万物；人不能自知，就应听取劝谏而不要违逆。欲望不可放纵，财货不可贪污；贪财会产生灾祸，放纵欲望会使祸患迅速到来。不要轻视小人，蜂蝎都含有毒；不要轻视小道，大车也可能因此倾覆。不要以为刚强可以长久，长久逞强的人会灭亡；不要以为柔弱可以任意践踏，践踏柔弱的人也会感到羞耻。刚强有适用的时候，柔弱也有适宜的时候；应当常常思考时势是否合宜，务必深入思考。不宽恕而自以为明察，不如不要明察；不通达而自以为清正，不如不要清正。不要施行恶行，不要违背善名。守住中正之道，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我这个过路之人以此箴告士人，希望与你们同声相应：像山一样厚重，像水一样清澈，像石头一样坚固，像松树一样贞正，像宝剑一样锋利，像镜子一样明亮，像弓弦一样直，像秤一样公平。《官箴上》【明刘基】上天生养人民，人民浑浑噩噩而且有各种欲望，无法自我节制，于是设置君主，又让君主成为老师，使君主养育、教化人民，不要扰乱他们固有的常性。唉，你们这些治理百姓的人，代替君主安抚他们；君主给我俸禄，我便替君主施行政令。国家根本不稳固，各种事务都会毁坏；接受托付并不轻松，怎敢不肃敬谨慎？治理人民首先要做什么？要以慈爱养育他们；有顽劣而不受教的人，就用威严警戒；振作懒惰者、奖赏勤劳者，拯救艰难、安息疲困；百姓疾病交迫、困顿不堪，我便扶持他们。禁止暴行、平息奸邪，减少多余、补益不足；如同农夫种苗，早晚勤勤恳恳，涝时疏水、旱时灌溉，不容杂草秕苗滋生。像善于驾车的人一样，顺势引导百姓，不要让他们陷入泥泞；对强悍者加以鞭策，使其前进。慈爱不是我的私爱，而是上帝普遍施行的命令；威严不是我的憎恶，而是国家一贯的法则。弱者不可欺凌，愚者不可欺骗，刚强者不可畏惧，谄媚者不可盲从。不要为了自己的便利，把别人置于危险；不要因为害怕诽谤，见到正义却不去实行，上天的鉴察极其明白。百姓各有自己的心愿，以恩惠待他们，他们就会怀念；把他们推开，他们就会离去。受到赞誉不可骄傲，器物盛满便容易倾斜；受到诽谤不可恼怒，应退回来反省自己的私过。人们常说，要把百姓看作孩子，不要反过来损害他们的利益。把暴虐当作聪明，所以作此箴言，谨敢把这些话告于执掌拘系之任的人。《官箴中》从前上古时代，分封土地、建立国都，把百姓交付给诸侯，使他们养育人民而不使其劳苦。上下同心，各自保守自己的区域；明察众官而考核功绩，留下了光明的典范。秦朝废弃圣人的制度，以狡诈取代德治，刀笔之吏的权力开始归于胥吏；他们玩弄文字、舞弄法律，使聋者、痴者、瞎者、愚者陷入困境，这种流弊延续到今天。只要任凭文书事务在公堂上运行，他们便像雁、像野鸭一样趋附。我想求取什么，便追逐什么利益；揣摩官员的心意，以满足自己的觊觎。官员只要喜欢财货，我就甘心以财货奉承；官员只要喜欢名声，我就迎合阿谀；官员只要害怕嫌疑，我就用疑似污名来迎合；官员只要喜欢懒惰，我就用淫逸娱乐他；官员只要喜欢猜疑，我就用多种途径迷惑他；官员只要喜欢威势，我就用手段助长他的威权。言语沉默、俯仰进退都各有作为，窥察神色、辨析言辞，助长愤怒，迎合欢愉。嘴上满是法度，身体却充满奸邪；以蛊惑之智使人昏昧，欺骗庸人，陷害迂腐者，使奸人作恶，颠倒黑白。尚未取得官员欢心时，便恭顺谦卑；一旦取得欢心，就像登上通天大道。于是傲慢地凌辱百姓士人，欺压乡里；罪恶积累，祸患到来，官员也与他一同遭殃。人们常说，遇到官吏要像遇到奴隶主一样，坚固防守、筑紧堤坝，还担心他们偶然钻空子；何况竟然听任他们这样做，百姓有什么罪过？因此作此箴言，谨敢告诫执役的仆夫。《官箴下》

译不要说我明察，没有人能蒙蔽我；离娄善于观察，也看不见自己的后背。不要说我有能力，没有人敢欺骗我；校人烹鱼的事情，子产尚且不知道。办事只求公正，照察欺诈只靠诚信。小节不要固执拘泥，小恩惠不要随意施行。不要夸耀自己的廉洁，只守住应当做的事；不要沽名钓誉，以免使众人产生疑心。怎样简化讼事、裁决案件，使上下通达？怎样平息贪欲、谨慎自守？就应亲自远离谗言，斥退佞臣，远离吏胥，亲近百姓。待人要宽厚，律己要勤勉。不要责怪别人不信任你，诚心到了，别人自然会信服；不要忧虑别人听不见你的声音，只要有德便不会孤立。用德行进用善人，用威严挫败奸邪；德行不可偏私，威严不可烦琐。不要说他富有，我就一定救济他；不要说他贫穷，我就一定偏袒他。持守内心要像秤一样，以义理作为公平的准绳。不要为了避嫌，就放纵无情之举。人们常说，做臣子并不容易。因此作此箴言，谨敢告于有职位的人。《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六 （明）贺复征编 ○箴三 《酒箴》【汉扬雄】你就像一只瓶子。看这瓶子的处所，它处在井栏边，位置高而临近深井，稍一动就常常接近危险。酒浆不进入瓶口，瓶中只装满清水，也不能被左右牵引的绳索束缚。一天如果被什么东西绊住，就会被砖石撞击，身体落入黄泉，骨肉化为泥土。自己这样做，还不如鸱夷。鸱夷圆滑善于应变，腹部像大壶一样，整天装酒，人们又借它来买酒。它常常成为国家的器物，放在属车上，出入两宫，办理国家公事。由此说来，酒有什么过错呢？《学箴》【晋李充】老子说：“断绝仁爱，抛弃义理，家庭才会恢复孝慈。”难道必须先断绝仁义之道，然后孝慈才会产生吗？大概是忧虑真正修行仁义的人少，而借仁义谋利的人多。道德丧失，仁义才显现；仁义显现，名利之心便产生。礼教的弊病，正是在这里。先王因为道德不能实行，所以用仁义教化人；仁义实行得不笃厚，所以用礼制和法度来约束人。约束越繁复，虚伪也越广泛。老子、庄子于是阐明无为的益处，堵塞争夺欲望的门径。穷尽人的灵智之妙、总合万物会通之和，没有比圣人更高的了。改变一代的宏大制度，垂示千年的遗风，不是圣人便不能建立。然而，圣人在世时，发言便成为训辞，处理事务便成为万物的准则；时运通达，便与时代一同兴盛；道理丧失，便与世俗一同衰败。因此我作宏大的论述，用来标明其宗旨。万物必有根本，事务必有主宰；把责任寄托给圣人，却把累赘留给旧有事迹。所以用“断绝圣人、抛弃智慧”来教化，用无名的淳朴来镇定。圣教救治末端，老庄阐明根本；本末的途径虽然不同，作为教化却是一致的。人的迷失，已经很久了。看见外在形迹的人多，达到大道的人少；没有看见千仞高门，却追逐适应外物的痕迹。追逐形迹越专一，离开根本就越远。于是华饰的末端和浅薄的风俗一同兴起，精妙的道理和淳厚的风气一同断绝。因此圣人长久隐没，但其遗迹从未消灭。我担心后来的学习者被这种现象迷惑，越过礼制、抛弃学习，去希求无为的风气；只看见仁义教化的衰弊，却从未观察它的兴盛。我略略说出心中所想，用来弥补其中的缺失，引述道家的宏旨，调和它与世俗教化的合宜之处。义理不违背根本，言辞不流于放诞，或许可以驱除蒙昧的遮蔽，使人觉悟长期以来的迷惑吧？箴辞如下：茫茫的太初，悠悠的洪荒；万物浑朴，与大道一同忘却自我。圣人的踪迹尚未显现，贤人的名声尚未彰明。安乐地鼓腹而食，任凭自己放纵。生养条件已经广备，各种道路都希望互通；以昏暗为师而归向光明，不是我主动求取蒙昧。忘却自身而救济万物，使天下成为公有。大庭氏奠定根基，伏羲、神农宏扬赞助；六爻各位依时形成，离卦的光明呈现宏大景象。恩泽如雨水滋润，教化像风一样流布；家家相近、风俗相同，而人们不僭越、不混乱。到了中古，贤哲的君王相继承接；质朴与文饰交替出现，礼制系统轮流兴盛。事务凭借外物而繁多，教化因阻滞而凝固；难道不是人的本性扰乱了宁静、心神使清明失去，名教因此显明而大道因此废弃吗？于是削弱原本兴盛的，崇尚已经衰替的。刑罚产生于德行衰败，三种刑法兴起于末世；既要敦厚，又要诱导，于是矫正、激励。敦厚已经完备，矫正也更加深刻；雕琢产生文采，抑扬形成声调。众多能人施展技艺，各种巧匠竭尽心力；野外没有闲置的马，山中没有散落的树林。风无不吹动，教化无不改变。人们失去德行，反而把正直说成奇异；于是放纵欲望以越过礼制，却不知道一味争竞本身就是祸害。背离平坦大道，遵循险峻小路；狡兔越过山冈，游鱼逃入河川。极其深奥精妙，大象幽深玄远；抛弃鱼饵、收起捕兽网，却反过来责求蹄迹和筌篓的功效。先王的纲统丧失而归于无有，只寄托旨意，却忘了言语本身。政教不同，言辞也不同，结果便拔掉根本、堵塞源头。终日逃避形迹，穷年追寻声响；刻意离开本性，反而失去常道。然而世道有险有平，时运有通有塞；损益要合乎时势，升降只能依循道理。大道不能一日废弃，也不能一朝便拟定完成；礼制不能作为千年的固定制度，也不能只适用于当时。没有仁爱便无法使万物长久，没有义理便无法整齐人的羞耻之心。仁义本来不可远离，真正有害的只是那些损害仁义的人。竭力实行尚且担心做不到，若只是遥远地仰慕，距离就更远了。屋内有善言，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何况行为和止息都恢复礼法，能够克制自己、感化他人？我谨以此箴告诫君子。《口箴》【唐姚元崇】君子希望说话谨慎，吉祥之人少言寡语；伶牙俐齿应当引以为戒，长舌多言只会造成祸患。这句话如果说得不好，千里之外都会因此违背你。不要以为说出的话可以收回，四匹马也追不回来。只有安静、沉默，才是澄清精神的极致。去掉过分和极端，处在万物之外。话多过失多，事多危害多；声音繁杂便流于淫滥，声音稀少反而显得宏大。屋子本来没有暗处，墙壁也有耳朵。什么话能欺瞒上天？李树不言，却自然形成小路。好像不能言说的人，反而被世人尊重；不轻易开口的人，成为当时最受尊敬的人。不要摇动你的舌头，以招来你的罪咎；不要轻易改变你的言辞，那也非常可耻。要敬慎这些，才能成就宏大而长久的事业。怎样敬慎？即使接连三次受命，也要辞官离去。怎样谨慎？把嘴封上三道。努力吧，先生；前行吧，继续勉励自己。把这些话写在屋壁上，用来代替韦带和弓弦的警戒。《五箴》【韩愈】

译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已经知道却不能改正，这是没有勇气。我活了三十八年，头发中短的部分日益变白，牙齿中松动的日益脱落，耳聪目明不如从前，道德却日益背离最初的心愿；我最终不能成为君子而成为小人，已经清清楚楚了。因此作《五箴》来责问自己的过恶。《游箴》我年轻时，将要追求多种才能，早晚都勤奋不懈；我如今已经吃饱便嬉游，早晚都无所作为。唉，我难道是没有知觉了吗？是君子所遗弃的人，而归于小人一类了吗？《言箴》不懂得言语的人，怎么可以同他谈话？懂得言语的人，即使沉默不说，心意也已经传达了。在幕府中辩论，别人反而把你看作叛逆；在台省中评论，别人反而把你看作倾覆之徒。你还不吸取教训吗？难道还要喋喋不休，以至于害死自己吗？《行箴》行为违背义理，言语违背法度，即使后来没有祸害，你也可以后悔。行为没有邪僻，言语没有偏差，即使死了也等于没有死，你还后悔什么？应当后悔而停止作恶，你的恶行怎么会痊愈？应当停止作恶却只知后悔，你的善行又在哪里？后悔不能追回过去，后悔也不能代替行动。思考便能有所收获，而你却不思考。《好恶箴》没有善的理由却有所喜好，是没有观察它的道理；没有违背之处却有所厌恶，是没有详察其中的原因。从前所喜好的，如今发现它有过错；若仍然顺从，便成了朋比，若舍弃它，便成了仇敌。从前所厌恶的，如今发现它有善处；若仍然顺从旧意，便会感到惭愧，若舍弃旧见，便成了狂妄。仇敌、朋比、狂妄、惭愧，这些都会对自身不祥，对德行不义。不义而不祥，是恶行中最大的。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即使做事没有颠沛失措，年纪还小，也应当有所思考；如今已经老了，还不谨慎，究竟是为什么？《知名箴》内在不足的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充实有余的人，名声自然四处传播。今天告诉你求取名声的方法：不要忧虑没有声名，应忧虑声名过于显赫。从前子路只怕自己的名声传闻不够，结果声名显赫，千年之后道德声誉更加尊贵。你夸耀自己的文章，依仗自己的言语，乘别人不能胜过你，便借此掩饰自己来求取名声。你不是别人的父亲，也不是别人的老师，不经请求便去教导别人，谁会说你不是欺骗？用欺骗换来憎恶，用掩饰招来怨恨。你竟然始终没有醒悟，以至于遭遇祸难。小人在受辱时也能够知道悔改，等到处境安宁，最终却没有人能戒惧。既然这些话出自你的内心，就把它铭刻在你面前；你如果仍不顾念，招来祸患也是理所当然。《忧箴》【柳宗元】忧患可以没有吗？没有什么能使人安宁。你如果不忧虑，忧患就会一天天产生。忧虑不能成为常态，若成为常态，还有谁会感到喜悦？你常怀忧患，才是小人的忧戚。冒昧地问，忧患的原则是什么？我将告诉你：听闻道理却不实行，有了过错却不改正，应当说话时不说，不应当说时却烦琐多言，应当退让时反而逞勇，不应当害怕时却恐惧，这些都是内心不诚恳的表现。行为过分或有所不及，便是忧患的根本。只要对此急切警惕，内心不得安宁，过分放纵就是忧患。反省自己而无愧，即使死去也能安然自得。所忧虑的在于道，不在于祸福吉凶的预兆，这样才可以没有过错。告诉你，像这样守持，不要堕失。《暗室箴》【欧阳詹】人的行为是用来检点自身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淫乱，不放纵，处身立行应当专一。即使在幽暗的室内，也要勤勉自守；不要放纵你的精神，不要轻视你的身心。远离这些小恶，思念那些大善。不要以为旁边有帷幕、头顶有覆盖，苍天的鉴察没有边际；不要以为前面遮掩、后面关闭，神明存在于无形之中。上天不会长久容忍邪恶，神明确实公正正直；神明发怒、上天降罚，从来没有尽头。昔日赵盾假装睡觉而保持庄敬，上天于是回转了对他的灾害，鉏麑因此灭亡；又有苻坚暗中制定法度，神明败坏了他的同类，苍蝇也因之发声。上天察看，神明察看，人没有不知道的；神明愤怒，上天愤怒，身体无处隐藏。山涧的松树抱守节操，幽深处的兰花散发芳香；即使岁寒也不改变，无人欣赏也自有芬芳。草木尚且如此，人又怎么能说做不到呢？要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要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先师有这样的话，谨敢告诉大君。《行己箴》【李翱】别人爱我，我要用义来衡量：合乎义的就是朋友，不合乎义的就是为了私利。别人厌恶我，我要思考其中的缘由；如果是我的过错，难道不改正吗？又有什么可仇恨的？仇恨实际会产生怨恨，私利实际会损害德行。我如果不思考，就会陷入迷惑。内心反省而感到不足，惭愧便显现在脸上。内心没有别的亏心事，为什么要害怕众人的议论？只有过错在自己身上，才像站在市场上等待受戮。别人轻慢戏谑，那不是你的羞辱。古代的君子，只凭礼来自我约束；从小事到大事，哪一件不依从这个原则？如果远离这个原则，还有什么不敢做呢？事情既然与人有关，即使昏昧的人也知道改变；但事情临到自己，却没有人去思考。仓促之间不加戒备，灾祸怎么可以预料？把这番话写在身旁，作为我的老师。《酒箴》【皮日休】皮某生性嗜酒，无论处境困穷还是显达，没有酒就不能舒适。在襄阳的鹿门山居住时，用山中赋税的余利来酿酒，终年荒唐醉酒，自我戏称为“醉士”。居住在襄阳的洞湖时，用船载着一甔醇酒，往来于湖上，兴致来时便饮酒，于是自我调侃说：“醉民。”唉！我的性情极其荒唐，又嗜好这个，恐怕也成了圣贤的罪人。又自我戏称为“醉士”，自我调侃为“醉民”。天地这样广大，难道容不下醉士、醉民吗？又何必挤在丝竹歌舞的筵席、脂粉女子的座席之间呢？襄阳元侯听说“醉士”“醉民”的称呼，问皮某说：“你沉溺饮酒的性情，在喧闹和寂静之处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皮某说：“酒的作用，难道仅仅是充实口腹、使人以悲欢为乐罢了？过分饮酒，上层人就会被它化为淫乱沉溺，下层人就会被它化为酗酒闯祸，因此圣人用应酬礼节来节制它，用诰诫训示来晓谕它。然而仍有上层人被淫乱沉溺所化，最终导致亡国；下层人被酗酒闯祸所化，最终导致丧身。况且难道没有看见前代因饮酒而遭祸吗？潞酆舒有五项罪过，其中一项就是嗜酒，被晋国杀死；庆封更换内室而沉溺饮酒，国家于是迁亡；郑伯关闭房门沉溺饮酒，最终在驷氏的甲兵逼迫下逃亡；栾高嗜酒而听信内室之言，最终败在陈氏、鲍氏手中；卫侯在籍圃饮酒，最终被大夫们厌恶。唉！我是不贤之人，生性确实嗜酒，还害怕成为酆舒那样的戮尸；超过这个限度的事，我是不做的。又怎么能使喧闹变为寂静、使寂静变为喧闹呢？怎么能不在寂静中沉溺淫乱，不遭受酗酒闯祸的波及呢？既然淫乱沉溺、酗酒闯祸在心中发生，能不成为庆封、郑伯、栾高那样的人吗？大概是本性不能自我节制，所以作箴来自我约束：箴说：‘饮酒所得到的快乐，是以保全人的真性情为乐；难道能使我醉，却不使别人醉吗？’ 《食箴》【皮日休】

译皮某年少而卑微，对于饮食，只甘愿吃粗粝的粮食罢了，从未在乡里、亲戚、州县乡鄙那里接受宴食。有一位邓邑大夫听说皮某的名声，虽然还没有相互馈赠礼物，却准备丰盛的食物来宴请我。皮某推辞，大夫答应他说：‘你自己甘愿吃粗粝食物，这当然可以；但对于乡里、亲戚、州县乡鄙，又有什么关系呢？’皮某说：‘一杯酒、一餐饭已经极其鲜美了，如果专意追求滋味，必然不能自我抑制。既然不能自我抑制，每天就必须增加丰盛的菜肴；既然每天都要增加菜肴，那么贫穷时就不能不感到不足，于是产生妄求，贪欲之心产生，穷贪极嗜的名声也产生。况且大夫没有看见前代因贪味而遭祸吗？所以羊斟来不及给华元进食，便接受了他的谋害；鼋羹分配不均，子家便放纵祸乱；熊掌没有煮熟，厨宰被杀而赵穿弑杀国君；两只鸡被换成野鸭，馈赠给子雅，庆舍因此被杀。唉！我难道不是不仁吗？实在是依靠这种处境，想要的无法求得，嗜好的无法得到，才自己甘愿吃粗粝食物罢了。假使我生在钟鸣鼎食之家、膏粱富贵之门，每天放纵奇异的嗜好，年年形成非分的欲望，也未必不会成为驾车者那样奔向华元的人，成为子家那样讨伐灵公的人，成为晋灵公那样杀厨宰的人，成为卢蒲癸那样杀庆舍的人；这仍然是禽兽争食而死罢了。所以，在天子那里吃饭的人，就会为天下而死；在诸侯那里吃饭的人，就会为国家而死；在大夫那里吃饭的人，就会为封邑而死；在士那里吃饭的人，就会为他的家而死；又怎么能把乡里、亲戚、州县乡鄙当作推辞的理由呢？’大夫说：‘说得好。’皮某自己想到，饮食的本性不能自我节制，也同饮酒的本性一样，于是又作箴来自我约束：箴说：‘宁可由我来吃食物，不要吃别人的；如果反过来吃别人的食物，那就是在吃掉自身。’ 《让箴》【宋刘敞】资政富公起初辞让枢密直学士，后来又辞让翰林学士，再辞让枢密副使，总共辞让了三次。他所辞让的官位越来越尊贵，而他所坚守的操守也越来越坚定，鲜明地具有古人的遗风。因此作《让箴》来纠正世风、激励习俗。辞让是怎样的辞让？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是先使天下百姓相信我的道。辞让是怎样的辞让？不是为了求取利益，而是使天下人都相信我的义。世上有一种常见的忧患，忧患在于求速成；宁可弯曲一尺，也要伸直八尺，最终却附着于耻辱。世上又有一种常见的忧患，忧患在于贪得；辞去小的而接受大的，最终反而陷入自以为正直的困境。富公全都违背了这些做法。富公既已陈述它、启发它、廓清它，使世人以此为准则。他说：‘我难道厌恶富贵吗？富贵在于德行；别人以厚待我为德，我便以厚待国家来回报。如今难道没有人才吗？在昏暗的夜里乞求怜悯，即使偶然得到富贵，哪里比得上贤德？如今难道没有人才吗？乘机谋取利益，即使偶然得到富贵，哪里比得上智慧？’啊，这位富公真是正直啊！谁能安闲从容地审视他，而不因自己比不上富公感到羞愧？谁能牵着富公的手一同游行？昔日宋考父多次受命而更加谦恭，愿富公与他千百世相同。作诗记录这份赞美，其风貌和顺如清风。《畏言箴》【刘敞】我非常害怕言语，言语确实可怕，却不能默默不言。我的话诚恳恳切，先倡导而后得到响应，人们仍然认为我有过错。我的话绵密有序，赞誉别人而不诋毁别人，人们仍然认为不对。并不是我的话本身可怕，而是人们有太多忌讳；并不是我不能沉默，而是人们实在太多言。像这样，难道应该停止吗？难道应该罢休吗？难道不再追问，只是唯唯应答吗？把它比作事物，难道要成为石头而不成为水吗？水势滔滔，流去而不回来；有时陷入深渊，有时受阻而回旋，有时受到激荡而冲到山顶，这也能叫水吗？这也能叫水吗？《四箴》【程頥】颜渊问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做。这四件事是身体的作用，由内心发出而应对外物；从外在行为上加以制约，是为了涵养内心。’颜子奉行这些话，因此能够进步到圣人的境界。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应当牢记在心而不要失去它。于是作箴来警戒自己。《视箴》心啊，本来是虚灵的，面对外物而不留下痕迹；操持它有关键，视觉一旦成为准则，纷杂的事物交错显现在眼前，内心就会随之改变。在外部加以制约，来安定内心；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久而久之就能达到真诚。《听箴》人具有不变的常性，根本出于天性。知识受到外物诱惑，心志受到外物改变，于是忘记了正道。那些卓越的先觉者，知道止步而心志坚定。防止邪念、保存诚意，不合乎礼的不要听。《言箴》人心的活动，要借助言语来宣泄；发言必须禁止浮躁妄诞，内心才会安静专一。何况言语是事情的关键，能够挑起战争，也能够促成和好；吉凶、荣辱，都由它召来。过于轻易就会流于虚诞，过于烦琐就会支离。话一旦放纵，便会触犯外物；说出悖逆的话，便会招来违逆的回应。不合乎法度的事，不要说。要敬重这些训诫之辞。《动箴》明智的人知道事物将发生的征兆，在思考时就保持诚意；有志之士勉励自己的行为，在行动时守持正道。顺从义理就宽裕，放纵欲望就危险。即使仓促之间也要克制自己的念头，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习惯与本性相互养成，最终都归于圣贤之道。《敬斋箴》【朱熹】草庐说：这篇箴共有十章，每章四句。第一章说静时不要违背敬，第二章说动时不要违背敬，第三章说外表端正，第四章说内心端正，第五章说心不驰骛而能通达于事务，第六章说处理事务专一而根本在于内心，第七章总括前六章，第八章说内心不能不驰骛的弊病，第九章说处理事务不能专一的弊病，第十章总结全篇。它所讲的持敬功夫，周密而完备了。端正衣冠，使目光庄重，专心安居，如同面对上帝。双足的仪态一定沉稳，双手的仪态一定恭敬；选择地方才踏步，转身回旋也像沿着蚂蚁封土那样谨慎。出门如同接待宾客，奉行事务如同举行祭祀，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轻忽。守住嘴巴像守住瓶口，防备意念像防守城池；恭敬专一，不敢有丝毫轻率。不向西而向东，不向南而向北；面对事务便存心应对，不要另有所趋。不分心于两端，不杂乱于三件事；专一守住内心，以监察万般变化。奉行这些，叫作持敬。无论动静都不违背敬，表里相互端正；只要片刻之间稍有间隙，私欲就会有千头万绪。不是火却感到灼热，不是冰却感到寒冷；细微的差错，也会使天地易位。三纲已经沦丧，九法也废弛了。唉，年轻人啊，记住它，敬畏它！墨卿掌管警戒，谨敢告诉你的心灵。《磨兠坚箴》【明宋濓】从前李侍郎敦立曾把“磨兠坚”三个字悬挂在座位旁。“磨兠坚”是古代谨慎说话的人。这是多么善于自我防范啊！于是我写下这篇箴文：磨兠坚，谨慎啊，千万不要说话。嘴巴是灾祸的门。古人说：磨兠坚，人各有心，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磨兠坚，高得不知道极限，深得无法测量。磨兠坚，话从嘴里说出，灾祸便跟随在后。磨兠坚，钟鼓的声音，是因为受到敲击才鸣响。磨兠坚，如果没有敲击却自己鸣响，必然惊骇众人的听闻。磨兠坚，只有嘴巴才是准则；用沉默来守持，用沉默来守持，这就叫深藏不露的德行。磨兠坚，磨兠坚，谨慎啊，千万不要说话。《三箴》【祝允明】

译我认为祸福并不是圣哲所追求的，却分明有些祸福是人自己招来的，大概也有其中的关键。士人的祸福关键，多由三样东西造成：心、舌、笔。因此我分别为它们作了箴。心 心念忽然一转，人就可能变得智慧如圣贤、神明般而与天地齐平；没有这颗心，哪里会有这种变化？心念忽然一转，事物就可能变成奸邪、盗贼，万物也会因此受害；没有这颗心，祸乱从哪里产生？别人利用它来杀我，我也利用它来杀人。直到祸及自身，人未必能够察觉，但我却可以引以为戒。戒惧啊！戒惧啊！祸福都由心产生。舌 舌头忽然一动，便能称誉仁人贤者、智慧之士和儒者，使他们声名远播、获得虚浮的信誉；没有舌头，哪里会有这些？舌头忽然一动，也能诋毁他人，使暴戾、轻慢、鄙陋、悖逆之人受到憎恨、远离和弃绝；没有舌头，这些又从哪里产生？别人轻蔑地利用它来杀我，我也利用它来杀人；没有什么能与这种罪孽一同存在。祸患未必能被察觉，但我可以引以为戒。戒惧啊！戒惧啊！祸福都由舌头产生。笔 笔端忽然一动，便能褒奖华衮，使人立于朝廷而声名显赫；光明昭著，若没有笔，哪里能够做到？笔端忽然一动，也能贬斥象服，使人脸上受黥刑，流落污秽之地；污秽的刀笔之祸，若没有笔，哪里会有？别人利用它来杀人，我自己也利用它来杀害事物，连同自己一起承受贬谪；事物未必能够察觉，但我可以引以为戒。戒惧啊！戒惧啊！祸福都由笔产生。《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四百四十七 （明）贺复征编 ○铭一 据郑康成说：“铭，就是记名。”刘勰说：“观察器物而给它确定名称。”所以说：“制作器物而能在上面刻铭，就可以成为大夫了。”考察夏、商时代的鼎、彝、尊、卥、盘、匜等器物，没有不刻有铭文的，但文字多已残缺。只有《大学》中还见到汤盘铭，《大戴礼》中完备地记载了周武王的各种铭文。此后作者逐渐增多，凡山川、宫室、门户、水井之类，都有铭辞。大概铭文不只是施用于器物罢了。然而概括其体制，不过有两种：一是警戒，二是祝颂。陆机说：“铭文贵在广博、简约而温润。”这句话说得对。另有碑铭、墓碑、墓志铭，此处不一并列出。《黄帝金人器铭》古代谨慎说话的人啊，警戒吧！不要多说话，不要多做事。话多就多失败，事多就多祸害。处于安乐时一定要戒惧，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它的祸患将会延长；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它的祸患将会扩大。不要说“没人听见”，神明将会窥伺人。微小的火焰不扑灭，烈火燃起又怎么办？涓涓细流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绵延不断的细丝不截断，也可能结成罗网。毫末般的小事不及时处理，终将需要动用斧柄。确实能够谨慎对待这些，就是福分的根源。若说“这有什么伤害”，就是祸患的门径。强横的人不得善终，好胜的人必然遇到敌手。盗贼憎恨主人，百姓怨恨他们的上司。君子知道天下没有可以凌驾的地方，所以甘居人下；知道众人不可以抢先，所以甘居人后。温和恭敬，谨慎修德，使人仰慕他。守持柔弱，安处卑下，没有人能超过他。人人都奔向那边，只有我守住这里；人人都被迷惑，只有我不改变。内心藏有智慧，不向人炫示才能。我虽然尊贵显赫，别人却不能伤害我。只有做到这样才行。江海虽处在百川之下，却长久胜过百川，因为它处于低下之处。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警戒吧！《黄帝巾机铭》不要挖掘沟壑却依附高丘，不要舍弃根本而治理末节。太阳正中时一定要扫除，拿起刀就一定要割，拿起斧就一定要砍伐。太阳正中却不扫除，叫作错失时机；拿起刀却不割，叫作错失有利时机；拿起斧却不砍伐，贼人将会到来。涓涓细流不堵塞，终将成为江河；微小火光不扑救，烈火燃起又怎么办？两片叶子不及时除去，最终就要动用斧柄。《商王成汤商鼎铭》微小的德行不足以成就大事，却不能因此自夸，否则只会招来忧患。微薄的食物不足以使人习惯满足，不能把它当作膏粱美味，否则只会招来灾咎。《周武王席铭》【从这里以下二十四篇铭文都是武王所作】处于安乐时一定要敬慎，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一次反转、一次侧身，也不可不记在心上。可以借鉴的事情并不遥远，看一看你所替代的前人。《几铭》要永远保持敬慎，口舌会产生祸害，口舌会造成杀身之患。《鉴铭》看清眼前，也要考虑身后。《盥盘铭》与其被人溺死，宁可溺死在深渊中。溺死在深渊中还可以设法游出，溺死在人的祸害中却无法救治。《楹铭》不要说“这有什么残害”，它的祸患将会发生；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它的祸患将会扩大；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它的祸患将会延长。《杖铭》还有什么比愤怒更危险？还有什么会使人因嗜欲而失去正道？还有什么会使人因富贵而彼此忘却？《履屦铭》谨慎啊，勤勉啊，这样就会富足。《觞豆铭》警戒骄傲，骄傲就会逃亡。《带铭》火熄灭后修饰仪容，谨慎戒惧一定要共同遵守；共同遵守就能长寿。《户铭》名声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没有勤勉就不要自称“我懂得它吗？”没有勤勉就不能达到目标，却说“我能掌握它吗？”纷扰和阻塞会把它困住；就像风将要到来，必定先摇动树木，即使有圣人也无法替它谋划。《牖铭》顺应上天的时令，利用大地的财物，恭敬地祭祀皇天，恭敬地遵循先王的时令。《剑铭》把剑带在身上作为服饰，行动就一定要实行；有德行，国家就兴盛；违背德行，国家就崩溃。《弓铭》弯曲和伸展的道理，废弛和兴盛的行为，都不要忘记反省自己的过错。《矛铭》制造矛，制造矛，稍有空闲便要警戒，不要忍受终身的羞耻。这是我所听闻的道理，用来警戒后世子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书冠》恩宠加于头上，却使自身不正，留下的将是德行上的过失。《书履》行动一定要考虑是否正当，不要存有侥幸之心。《书车》自己赶路的人要急，承载别人的人要缓。取得欲望没有限度，就会由自己奔逐而反受其害。《书砚》石与墨相互接触便会变黑；邪恶的心思和诬谗的言语，不要使洁白受到污染。《书锋》忍耐片刻，才能保全你的身体。《杖铭》辅助别人，不要苟且；扶助别人，自己就没有灾祸。《衣铭》桑蚕劳苦，女工难得；如果只添置新的而抛弃旧的，最终一定会受寒。《镜铭》用镜子照自己，可以看见容貌；用别人作为镜子照自己，可以看见吉凶。《觞铭》欢乐到了极点就会转为悲哀，沉溺饮酒会招来过失，使国家陷入危险。《笔铭》笔毫繁茂，陷入水中还可以脱身；陷入文章之祸，就无法自拔。《嘉量铭》【撰写人姓名缺】当此时应当文思深沉、反复思索，确实达到极致。嘉量已经制成，用来为四方诸国作观法。永远启发后代，这件器物就是准则。《鼎铭》【宋正考父】第一次受命便弯腰，第二次受命便曲背，第三次受命便俯身；沿着墙根小步快走，也没有人敢侮辱我。在这里煮稀粥，在这里煮稀饭，来糊口度日。《杖铭》【汉刘向】经过危险、登临险地，没有手杖就不能行走；年老力竭，没有手杖就不能支撑。有手杖却不能承受，使人跌倒，能怨谁呢？有贤士却不任用，那祸害还有什么可说的？甘蔗虽然甜美，却不能用作手杖；谄媚的人使自己高兴，也不能用来辅佐。手杖只须选择便利的，不必取它的滋味；用士只须任用贤能的，何必取决于他的尊贵。《车左铭》【傅毅】虞、夏制作车子，取法于玑衡。君子站在车左，效法上天的阳道，端正位置接受缰绳。乘车时不要向车内回顾，车尘不要飞出车轨。用鸾铃来节制步伐，言语不要急促，手指不要弯曲。以深远的目光观察道，永远思考其中正道。《车右铭》【傅毅】选择驾车者要占卜，车右要选择有德之人，任用良善者并听取意见，把年高德劭的老人接纳到自己身边。能够匡正我的只用贤者，能够作为老师的只取道，能够作为法式的只是箴言，以此警戒随从和勇士。向车内回顾时要自我约束，不要荒废法度，不要违背准则。更加戒惧，敦厚节俭，以礼仪使国家光彩。《座右铭》【崔瑗】

译不要议论别人的短处，不要夸说自己的长处。施恩给人，千万不要记在心上；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俗的赞誉不值得羡慕，只有仁德才是做人的纲纪。内心审察清楚后再行动，毁谤议论又怎么能伤害自己？不要使名声超过实际，安守愚拙是圣人所赞许的。身处污泥而可贵的是不被染黑，默默无闻而内含光辉。柔弱是长生的一类，老子告诫人不要刚强逞胜。气势汹汹是鄙夫的志向，深远悠长的心志却难以估量。谨慎说话，节制饮食；知道满足，胜过遭遇不祥。实行这些如果能够持之以恒，长久之后自然会散发芬芳。《樽铭》【崔骃】在一年的开端，举行朝贺并奉上酒樽；金罍、牺尊、象尊等礼器齐备，嘉礼全部具备，献酒和酬酒交相进行，万国都欢悦。《韈铭》【崔骃】玑衡指向建子之月，万物都含藏滋养之气。黄钟孕育化生之功，用来养育万物的根基。长久践履盛大的福祉，直到亿万年。皇天神灵已经保佑，福祉禄位纷纷到来。本宗和支派延续百世，子子孙孙绵延不绝。《漏刻铭》【李尤】从前先圣配合上天垂示法则，仰观日月五星七曜，俯顺大地的德性，努力设置掌管日时的官职，使人建立漏刻。昏暗与明亮已经有序，日光星曜运行没有差错。唐尧命令羲和，恭敬地把天时授予百姓；天象悬明，按照次序而使光明兴盛。末世不再虔敬，德行从此衰败；挈壶氏失去职守，讽刺其事流传在《诗》中。圣哲考察古事，敬奉帝王的法则；尺璧并不珍贵，更看重这一寸光阴。天未明就使德业大为显著，恭敬地听取漏刻的声音。思念我王的法度，它像玉一样温润，像金一样坚贞。《井铭》【李尤】井所可贵的，是寒冷的泉水清冽纯净。法律取法于井的道理，不需比较便自然平等；取用很多也不会减少，汲取很少也不会盈满。执掌法度如果能这样，哪里会有邪曲偏私？笥铭（胡广） 美好啊，这只笥！凡是器物都可以作为法式，用来承受宰相君子的身份，承载这方印绶。这是皇帝所珍惜的命令，用来褒奖美德；佩戴它以自我修养，服膺它以自我警诫。忠诚、严肃、恭敬、美善，没有不成为法则的；无所后悔，无所吝惜，神灵和人都降下福祉。樽铭（蔡邕） 酒是用来成就礼仪的，不可因过度饮酒而损害德行。不要因醉酒过度而荒废沉溺；酒满了也不要溢出。这是古人的劝戒，希望你鉴察这件器物，努力勉励自己的心志。警枕铭（蔡邕） 应龙盘曲蛰伏，潜藏德性以保全灵性；制作器物取法于万物，使它显现其中的形态。聪明的人以此为鉴，身处安逸时也能听见倾覆的警示。座右铭（严遵） 快速奔跑也不能逃脱影子，巨大的声音也不能遮掩回声。沉默地托身于荫蔽之处，影子和回声便没有产生的缘由；平常保持卑下柔弱，祸患便没有萌发的机会。口舌是祸患的门户，是毁灭自身的斧头；言语关系到天命，也是形体的一部分。出行失误会招来祸患，言语失误会忘掉自身。因此圣人到了应当说话时仍心存戒惧，开口说话时仍忧虑不安，如同奔赴水火、踏临险地深渊；若非不得已，必定审慎妥当之后才说话。嗜好欲望，是溃烂腹腔的长矛；贪求财利，是丧身的仇敌；嫉妒，是毁灭身躯的祸害；谗言奸佞，是割断脖颈的兵器；残酷，是断绝后代的灾祸；陷害，是灭绝子嗣的场所；淫逸嬉戏，是耗尽家产的沟壑；嗜酒，是陷入贫困饥饿的渊薮；忠孝，是通向富贵的门户；节俭，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我每天反省三次，把这些话传告给后代，万世都不要遗忘。刚卯铭（撰人缺） 在疫病盛行的日子里，严正的卯器命令夔、龙说：‘顺从你的职责，牢固地伏守，使这神奇的殳发挥作用。’它既端正，又笔直，既有棱角，又方正。众多疫病和刚瘅之气，都没有谁敢来侵犯我。三神鉴铭（撰人缺） 我铸造明镜，幽深地冶炼；以三商之颂，使芳名长存。尚方鉴铭二首（撰人缺） 尚方制作的镜子，不要使它受到大的损伤。左边有龙，右边有虎，掌管四方；朱雀、玄武，调和阴阳。子孙齐备，居于中央。长久保佑双亲，使他们享有富贵昌盛啊！适合侯王使用啊！第二首 尚方制作的镜子，实在非常美好。上面有仙人，不知道衰老。口渴饮玉泉水，饥饿吃枣；遨游天下，游历四海。寿命可以和金石相比，成为一国之宝。《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八 （明）贺复征编 铭二 魏文帝五熟釜铭 光明显赫的魏国，作为汉室的藩辅；它的宰相维系国政，实在是心腹股肱。早晚恭敬勤勉，不顾得闲安居；百官整齐有序，以此作为法度准则。无射钟铭（魏王粲） 魏国匡救国家，功业确实显著，上达于天地，下及于四方；吉祥的征兆依时出现，人民喜悦，时世安宁，于是铸造这口衡钟。皇帝有命，以三次来记录，以六次来调平；它的容量非常美好，它的音律非常合时。声音和谐，人们的德行共同光明；听它的声音不会厌倦，用它来开启福运。刀铭（王粲） 侍中、关内侯臣王粲说：奉命制作刀铭，并把它的序文给我看。工匠回报说，这确实是朝氏的刀，而张常担任工匠。我于是思考着作铭，谨献上这篇浅陋之文，不值得观看。察看阴阳时令，制作这件锋利的兵器；调和各种颜色的药剂，考察清浊；浇铸、折叠都依照法度，材质和形状显现分明。刀背和刀刃相合，刀锋舒展而形制交错；在陆地上能刺穿犀牛和野牛，在水中能截断鲵鱼和鲸鱼。君子佩用它，可以彰显威严神灵。不要说没有意外，戒备之心不可因事先看不出而放松。口铭（晋傅玄） 神灵凭借它相互感通，内心由口舌表达。福气产生有征兆，灾祸到来有端由。感情不要妄动，口中不要多言。蚂蚁般的小孔能够使河堤溃决，细小的水道能够使山崩塌。疾病从口中进入，祸患从口中产生。这里是生死的关键，是开合的机要。口舌和内心相互谋议，是安危的根源。关键言语一经发出，荣辱便系于其中。反金人铭（孙楚） 晋朝太庙里有一个石人，张大嘴巴，在胸前刻着文字说：‘我是古代多言的人。不要少说话，不要少做事；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后世人还有什么可以述说呢？我诵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幽深奥妙的地方没有不探究，深奥的道理没有不钩取，所以言论充满天下而口舌没有过失。唯有树立言论，名声才会长久。为什么要块然无为地活着，钳住自己的嘴，在广大的朝廷中自我拘束，终身拱手而已呢？’凡夫贪恋财物，烈士为名节而死；盗跖被视为污浊，夷柳被视为清白；鲍鱼店被视为腥臭，兰花园被视为芳香。不要以澄清为贵，也不要以污秽为贱；二者虽然说法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处。尧悬挂谏鼓，舜树立诽谤木，听取采集民歌民谣，每天都唯恐时间不够；使道德润泽众生，使教化兴盛到家家如此。末世逐渐衰败，礼教越来越衰微；顺承上意就得到优待，违逆心意就遭到排斥。当时以腰细为美，宫中人人都挨饿；当时喜欢额头宽大，下面的人便都画细眉。触犯君主的逆鳞，必定陷入这种危机；闭口不言便没有灾祸，才能免遭诛杀。败坏自己的德行，实在可悲，这些都可以作为警戒。无妄之时，竟有人借周庙之事妄加言说，实在愚蠢；所以君子追究此事而加以纠正。药奁铭（宋鲍照） 岁月陨落，像滚丸一样令人厌倦；颓墙时时坍塌，骤然得到的长年之药来自遥远地方：水玉从烟雾中出现，灵飞草生出光彩；龟文草带着闪电般的纹理，龙采草披着云一样的衣裳；九芝、八石，可以延年益寿、涤荡邪气；二脂、六体，能够振兴衰弱、使衰老返还青春。毛姬服食叶子，凤子藏在花中；景色断绝，如翠色的虬龙，气息隐没，如赤红的云霞。深奥的神妙很少有人能辨识，奇妙的功效也不张扬；有的像繁茂的虎杖，有的与蛇床子混乱难辨。因此，不是世间罕有之物就不能服用，没有通达之识就不能品尝；能使眼睛眩惑、目光错乱的，才是良药。飞白书势铭（鲍照）

译秋毫般的笔锋精细劲健，霜白的纸绢凝结而鲜明；蘸取这瑶池般的墨水，染上那松烟制成的墨色，超越工匠所传的八种笔法，穷尽奇妙的六种文字。像鸟踮足、龙腾跃，像珍珠解散、泉水分流；轻时如游动的雾，重时如崩落的云。笔锋断绝如剑被摧折，惊险的气势如箭飞驰；像燕子斜飞而起，像鸿雁振翅归来。面对危势而控制节奏，身临险处而腾挪取势；棱角如圭，锋芒如星，明丽灿烂而飘逸。像丝线缠绕、头发下垂，平正的纹理端庄严密。满尺的锦绢两片，字迹价值千金，旧日仙芝也不能相比。软弱烦琐的书体既不足论，双虫虎形的琐碎书迹，又怎么能相配？君子品评它，这是最神妙的笔法。梁简文帝书《案铭》刻着香纹，雕镂彩饰；细银缠绕着足部，色泽映照如黄金；回旋的花纹像青玉，漆的光华映出紫色；绘画的形制舒展出绿色。性情宽广，见识平正；文饰雕刻而不歪曲；杂置锦绣帷帐，承受芳香华美的织物。尊敬宾客，礼敬贤人；恭敬思考，庄重自持。通晓古今，察知奸邪，治理世俗；仁义可以使人安定，忠贞可以自我照察。把这些鉴戒刻写下来，了解细微之处而恭敬勉励自己。新刻漏铭（梁陆倕） 一时暑热，一时寒冷；有光明，也有昏暗。神妙的运行没有踪迹，天然的功巧很少有可替代的。于是设置挈壶漏，这正是用来成就光明功业的。气息均衡，石制日晷端正；权衡和尺度反映着世道的兴亡，礼仪制度也随之消磨败亡。水火仓促迁移，人人争相倒换衣裳，击打漏壶而次序错乱。聚集木材却不合规矩，于是考察它、测量它。当今皇帝在位，方形的壶在外层，圆形的水流在内层相接；水流大的和小的分成不同等级，高处和低处各有层次。灵虬承接水注，阴虫吐纳水气。忽然过去，忽然到来，如鬼神出入；细微得像抽丝，迅疾得如闪电。耳朵听见的声音没有停止，眼睛注视的景象没有停留。铜史掌管刻度，金人手持箭筹。行走在薄冰上却不战栗，面对深渊也不恐惧；授受没有差错，升降没有失误。唯有精确而专一，才可以作为法式、作为形象。月亮不知道自己何时到来，太阳也不隐藏已经过去的时光；分刻如同符契，准确得如同回声和影子。黄昏时相合，夜晚时收卷；蓂荚按时生长。还可以辨察天意，仍然能够测度地情。我神妙的创造沟通幽冥、洞察灵妙，与皇帝相配而达到极致，成为后世的法程。座右铭 侍奉父亲要尽孝，恭敬侍奉君主要端正忠贞；兄弟之间要敦厚和睦，朋友之间要笃实诚信。做官要重视公正谨慎，立身要以廉洁清明为贵；对待士人要仰慕谦让，治理百姓要崇尚宽厚公平；审理诉讼只求正直，察办案件必定审察实情。听到诽谤议论不值得怨恨，遭受宠辱哪里值得惊慌？身处盈满常常害怕满溢，居于高位本来就要担忧倾覆。诗经礼经固然可以学习，郑声卫乐不值得听。幸而能够修养真实的操守，何必等待虚假的声名？白圭上的污点可以磨去，黄金般的诺言不可轻视。秦穆公曾饮食盗马之人，楚国宾客曾报答绝缨之辱。言语行为既然无可挑剔，无论生前死后都能自己扬名。大云寺钟铭（独孤及） 它参合变化，孕育律吕，调和神灵和人。没有什么比声音传播得更快，所以天地借雷震动万物，圣人借音乐调节八方之风，佛王借钟声警醒六时。天造与圣作，符契相同而贯通途径不同。自从真乘开设佛法之轮，三转佛教没有坠失，法鼓的制度也得以保存。红彤彤的莲花宫在江边，万家井邑坐落在它前面。善恶兴起于人；将要广泛宣扬我的法音、启发众生的善根，所以我制作这口万钧之钟，使器物宏大，用来彰显佛法的法度。谁来主持这件事？长者杜海以及此地的上士、精通佛法的观释法鸾，和一百三十五位比丘，共同实现了这个愿望，将要完成所制作的钟。当时火官和金工遵循戒令，按照阴阳九六的制度取范，来符合造化；调匀厚薄、宽窄的尺度，来协调清浊；聚集精力和精神，召集工匠参与其中。宏大的誓愿既已远播，昏昧和疑惑都被破除，所以众人的心志如城墙，布施的人多得如市场。大悲心的感应，与万物神灵相接；祝融和回禄仿佛也交相响应。经过五月，到辛丑日，新钟铸成。于是本地百姓大规模会聚，膜拜并纵情观看，河川道路都被堵塞，亿万民众专心谛听。鲸鱼形的钟杵于是撞击，声音轰然如大风扶摇长鸣，万窍一同怒号，霹雳般的声响发出，仿佛崇山也被震破。在坑中充满，在山谷中充满；金属的声响高耸震荡，仿佛地震，又仿佛摇荡。继而，猛烈的声势散开涣漫，和回旋的狂风一同激荡，越过大千世界，遍行六虚，经过森严的城池，进入梵宫；在霜天中回旋，在清冷的夜空中凌厉传播。千门都被穿透，万户都受到警醒；鱼龙全都奋动，虫豸也不再蛰伏。于是听到钟声的人，贪婪愚昧的改变而向善，聋者盲者也知道方向；纷乱的识念平静如水，地狱变得清凉，阎王解除形骸束缚，刀轮也被摧毁收藏。内心严肃专一的人，听到声音便知道所受之境，观察所受之境便悟得佛法；仿佛露水清洁耳根，明镜照见身业。那种金鼓之声整齐、众人相互应和的声势，相比之下就浅陋了。圣人弘扬道法，是为了观察善因；以善建立佛法，制作法器来利益天下。利益是教化的结果，佛法是教化的原因，智慧者是教化的宗旨。我的钟如今悬挂在这里，是用来训导、用来崇奉的；世界有尽，而这宏大的声音没有穷尽。瘗砚铭（韩愈） 陇西人李观，字元宾，起初以进士身份被贡举，在京师居住。有人送给他一方砚台，经过四年，无论悲欢、困厄还是通达，他从未停止使用它。他同别人一起在礼部应试，实际经过两年，考中上等名次。经过褒谷时，役夫刘胤误把砚台坠落在地上，砚台毁坏了。于是把它装入匣中带回，埋在京师里巷之中。昌黎韩愈，是他的朋友，作赞并记下这些话。它本来是土吗？质地是土；经过陶制吗？才成为器物。恢复它原来的质地，并不是生死一类的变化；完整时发挥这种用途，毁坏后便不能发挥，我不忍心抛弃而埋葬它，并为它作记，这是仁爱的道理。砚啊，砚啊！你和瓦砾不同。井铭（柳宗元） 起初，州里的人各自用瓦罐背江水，没有人能够饮用井水。江岸陡峭厚重，干旱时水源更加遥远，人们上下攀登非常艰难。雨多时道路泥滑而跌倒，常常只有叹息、怨恨和疑惑，流言纷纷，始终不能成事。元和十一年三月初一，命令开凿水井；城北护城壕上，天还没有黑，果然水质寒冷清冽，泉水很多。邑人用它灌溉土地，使土壤坚实肥沃，长久获得它的利益。主持此事的是僧人谈康和诸军事牙将米景，开凿者是蒋晏。总共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工三十六人，大砖一千七百块。井深八寻又六尺。铭文说：把水盛满，凭借它的神妙，水源永不枯竭，恩惠我的后代人民。唉！谁肯像这样施政呢？它的来源将日日更新。栉铭（卢仝） 既然有头发，就应当每天想着梳理；既有心，也有身，为什么不这样自我修治呢？门铭（卢仝） 贪婪残暴、奸诈酗酒、狡猾谄佞、急躁刚愎，是毁灭自身的八种祸害；背弃恩惠、倚仗自己、亲近不肖、嫉妒贤能，是损害才性和性命的四种罪孽。有这些毛病，有这些行为，我岂敢推辞；没有这些毛病，没有这些行为，我就是你的老师。一天见不到你，我心中时时思念这个人，又惧怕这个人；他的交往，他的艰难，我敢把这些告诫写在门上。陶器铭（欧阳詹）

译常侍向长者谈论，偶然说：‘近代制作玉杯，华丽固然华丽，但我认为不如古人制作陶器。’长者认为他说得对，认为这是知晓事理的话。退下后我思考它的根由，觉得陶器也确实没有辜负那人的赞誉。器物以实用为本，道理从简易而来。实用，贵在没有什么地方不适用；简易，取在建立功效而不劳烦。如今天下最丰富的材料是土，不劳费便能成器的是火。陶器只需用手捏取成形，再用火烧结；它既不劳费，又能因而取得丰富的器物。无需磨光便洁白如冰，珠玉般的光泽不用锻炼，金属坚固、石头坚硬也能自然具备。一名工匠施加功力，千家万户便可以得到觳、鬲、罍、甗、瓶、缶、杯、盂等器具；大到能够承受穷大的用量，小到能够容纳极少的东西。经过鼎镬也安然无恙，在烈火中也不会改变。满堂之中没有奢侈靡费的讥议，携带它也没有劫掠杀害的忧患。它的功效是简易，它的实际作用是实用，它的收藏又能保全安稳。简易，是天地阴阳的道理；实用，是五行的根本；保安，是立身处世的方法。掌握做人的方法，履行万物的根本，顺从天地的道理。这正是三皇五帝时代内门不用闩、外门不用关、无为之德由此产生的原因。难道只有玉杯比不上陶器吗？其他器物有谁能够和它相比呢？至于砍削材料、搜求璞玉，穷尽山岭、越过沟壑，磨砺雕琢，铸炼涂丹，耗尽终年功夫，花尽无法估量的财产，才勉强合成器质，却还害怕汤火。富贵之家得到的只是奢侈盈满的讥讽，内心还产生盗贼祸害的负担。它的功效不是简易，实际作用也不是实用，收藏它也不能保全安稳。它违背天地阴阳的道理，违反五行的根本，背离立身处世的方法。这正是夏桀、商纣时代人人偏邪、家家都可诛戮、亡身之祸由此产生的原因。节省费用、少费劳力，万物的美德都具备在陶器中，尚且像这样被人轻视；劳烦人工、耗损财物，却不能满足使用，祸患又如此，人们反而尊贵它。世道迷乱已经很久了，物品有本来低贱却可以贵重的，也有本来贵重却可以低贱的，只有贤者能够审察清楚。我不幸偶然思考而有所心得，确实违背普通人的看法，恭敬地作铭来推广它。铭文说：排斥污秽，改变杯器；圣人制作器物，以简易作为法式，以实用作为贵重。考察历代记载，陶器确实由此兴盛。只裁取手捏的材料，借助焚烧蒸结成器。不施彩绘丹饰，不雕刻加工，自然结成金属般坚硬，天然具有冰一样的色泽。不损耗财产，不耗尽力量。容量从大到小无不满足，穷困幽僻之处也都能供给。物品即使价值千金，只要与我不同，我便取不费力而有实用的。有人把积累的技巧互相推崇，我便取不劳烦而能成工的。物品有怕汤水、忌火的，我便取到哪里都无不可的。物品有遭劫杀、焚烧身体的祸患，我便取收藏起来而没有忧患的。心中存着这种道理，眼睛看着奢侈之物来到堂上；满堂都是奢侈盈满，也不能使我产生省察。平庸而周全实用的东西被轻视，这是什么原因，竟要买来祸害？劳烦人工而被人尊贵的东西，怎么值得尊贵？不该尊贵的物品却违背它的类别，是昏昧；即使尊贵也必定坠落。可以轻视的却不轻视，物品各得其选择，能够正确选择就是明智；即使幽微也终将显现。上至五帝，下到三王，确实都凭此兴盛，也确实都凭此灭亡。愚昧的百工啊，谁能像我的陶器这样？恭敬地把这些话刻在器物上，永远告诫那些滔滔不绝的人。佛衣铭（刘禹锡） 我已经替僧人琳撰写《曹溪第二碑》，又思考六祖设置佛衣而不传承它的宗旨，于是作《佛衣铭》说：佛说不要传递佛衣，于是人们争相忽视近处而看重远方，这是古人的常情。孔子出生时，土地上没有一里之地；孔子去世以后，鞋子仍保存了千年。过去有梁朝，像狂象一样；达摩为了救世而来，成为医治众生的法王。用言语不能治愈，于是凭借器物迁移教化。好比手持符节，通行于复关；百姓不知道官员，只看见车子便畏惧；世俗不知道佛法，得到佛衣便以为尊贵。坏色的衣服本身并不含有佛道，道却借它使人相信，所以它才成为宝物。六祖的道法尚未显彰时，他的出身低微；等他回到荒远之地，愚昧的世俗众生，如果没有可信的器物，众生归依何处？这是开启方便之门，并不只是为了传衣。开始必然有结束，传递难道会没有终止吗？万物必定归于尽灭，佛衣凭什么能够长久依恃？预先知道终点，才能把握终点，作用才不会穷尽。我的道不会朽坏，佛衣又有什么关系？它的作用既已陈旧，哪一样不是刍狗呢？座右铭（白居易） 崔子玉的《座右铭》，我私下仰慕它。虽然还不能全部实行，却常常把它写在屋壁上。然而其中似乎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于是续作《座右铭》。不要羡慕富贵，不要忧虑卑贱贫穷。问问自己道义如何，贵贱哪里值得说！听到诋毁不要忧愁，听到赞誉不要欣喜。看看自己的行为怎样，毁誉哪里值得谈论！不要凭心意傲视万物，以免远离他人而自取羞辱；不要凭脸色求取事情，以此自重其身。交游要同邪恶分道，居处要同正道为邻；内心自有取舍，除此之外不分疏亲。修养外在行为以达到内心，安静涵养和气与真实；涵养内心也不遗漏外在行为，行动总是遵循义与仁。千里之行从脚下开始，高山由微尘积起；我的道理也是如此，实行它贵在每天更新。不敢规劝他人，只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终身且自我勉励，死后留给后代。后代如果反而背离这些道理，那就是我的子孙之过。盘石铭（白居易） 元和九年夏天，有山中客人送给我一块盘石，我把它转放到履道里的宅第中。当时正值炎热暑天，我坐卧在石头上，喜爱它，便为它作铭如下。客人从山中来，把盘石送给我；它圆润平整，细腻光滑，长宽有六尺。质地凝结如白云，纹理裂开如碧色烟霞。上面有莓苔斑痕，也有麋鹿留下的足迹。把它放在竹林下，风来扫拂，露水滴落。坐在这里等待禅僧，睡卧时留住醉客。清凉冷冽，令人喜爱，四肢身体都十分舒适。这就是白家夏天的床席。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刘蜕）

译所谓文冢，是长沙人刘蜕，字复愚，写文章时不忍心丢弃草稿，于是聚集起来封埋。刘蜕愚钝而不善于实际运用，百工的技艺，上天没有使我精通，却唯独使我精通文章。因此无论饮食时、昏暗时，还是悲伤、忧愤、疾病、嬉游、群居、出行服役之时，我从未不把文章放在心上。正好当时没有别的事情，天下将以文章为号；文明兴盛，各种明暗事物都因文章而发挥作用。所以日月星辰有文彩吗？旗帜、常旗、昆虫、鸟兽有文彩吗？礼器在徐方的土中以纹饰配于侯社，夏地的雉羽以纹饰用于旌旄。登龙于章服，升玉于藻饰；百工和妇女雕琢、染练，用来供应宗庙祭祀，难道只有我刘蜕如此吗？难道生来就知道发挥作用的人也不能及时写文章吗？然而我的心意常常得到上天帮助，却得不到人的帮助，所以即使困穷也没有遗憾。在专心写作的时候，我不敢打喷嚏，不敢咳嗽，不敢吐唾沫，不敢跛行倚靠；嗜好欲望和躁动争逐都忘在心中，恭敬戒惧，就像面对上帝。因此，有的文章灿烂如星光，明丽如贝中之气，如蛟龙宫中的水；有的黯淡如聚集的云，如长久的阴天，如枯腐熬燥的颜色；有的如春日阳光，如繁花映照的河川，曲折舒缓；有的如海上运行，如雷霆震怒，动荡怪异。我写十篇文章，不能有十篇都合乎心意，只有少数合乎心意，难道不是上天在帮助吗？我常常想让天下人听到后必定实行，看见后必定践履；把它传播开来，使它成为道路；把它推演开来，使它逐渐影响万物。这样以后，写给农事的文章就使风雨按时，写给兵事的文章就使藩篱守卫顺利；文章流传于乡野，也流传于市场，使那些隐居的士人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使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然而自己振作起来却没有力量，最终知道这些的人非常少，难道不是得不到人的帮助吗？唉，十五年了，实际得到二千一百八十张纸，其中有涂改的，有用乙字校改的，有加注释楷书的，有背面重写的，有用朱墨圈画的。于是用《周易》占筮，得到复卦变同人卦。占筮者说：‘在地下鸣响，声音殷殷隆隆，七日而复归；复归之后，天下会光明融和吗？’另一天又召来龟卜，合并占问；听到火兆接连显示吉利，像秦地占卜只说不吉，在水上占卜却不能成事吗？河洛的兆象也只说不吉，在木上占卜而闷闷不明，土兆相合而吉利；累累堆积成为冢，这是汲卦的兆象吗？高峻耸立成为墙壁，这是鲁卦的兆象吗？而且卦辞说：‘土的文理成为山，河流成为华美的英华，将不会崩塌、不会枯竭，作为滋味而流传吗？凝结成为丘陵，是为了设置险阻吗？’ 融化成为河川沟渠，是要率领百流朝宗归海吗？华美成为百谷，是要用来洁净祭祀的丰盛供品吗？不然，是要迅速腐烂成为废墟泥土，长出嫩草来喂牛羊吗？是要化成泥土，成为陶器制作器物吗？还是要凝结成五色土，分封土地、设置茅社吗？流入乐声，成为土鼓和土制鼓槌，以泄发和谐声音吗？夷平成为都邑，兴建宫庙吗？凹陷成为池沼，滋润生物草木吗？成为祭祀用的坛和灶吗？成为井和墓穴吗？这些我都无法知道。既然最终不能为我所用，只希望赶快转化为百工所用；千万不要腐朽成灵芝菌类，以奇异之物向人炫耀；千万不要坚硬成金铁，引发交易争夺；千万不要涌出成为醴泉，去迎合谄媚者的口味；千万不要祈祷成为城隍社神，让狐鼠凭借妖异作怪；千万不要耸立成为良材，被雕琢而损伤本性；千万不要萌生成为兰草蕙草，被佩戴使用而遭到亵渎。唉！使它坚硬成为石头，使它能够说话；使它舒展成为蚯蚓，使它饮用泉水。等到多年以后，那些游荡的魂魄还没有归来，也要命令巫师来哀悼，用三招魂的呼号说：‘在几案楼阁之间的，回来吧，已经被遮掩成尘垢；在耳目之间的，回来吧，忽然看见你的丑陋；在口吻之间的，回来吧，赞誉不会长久属于你。’唉！在笔绝之年却出现麒麟而成为祟害，文章难道没有祟害吗？口中没有含着珠玉，收殓时也没有裙襦。后世研习诗礼的儒者，不要惊扰我幽冥中的坟墓；它在苍茫的荒野，在大地形成的丘陵上。时在唐大中丁卯至戊辰之交的深秋。铭文说：文章啊，文章啊！其中有鬼神吗？凭借风水，只有正固才会使你的子孙获利吗？文贞公笏铭（孙樵） 大中六年，诏令取出文贞公的笏，归还给他的孙子、丞相謩。孙樵请求为这块笏作铭，说：灵异的獬豸献出角，比干献出骨骸，合起来就是这种愤激刚烈。落在文贞公手中便成为笏，愤怒时连猛虎也可唾弃；笏却不可挫折。太华山可以裂开，笏却不可折断；支撑苍天而不倾斜，指向太阳而不被侵蚀。标举仪法，直抒胸臆，奋起刚直之气，开辟正道。唉！谏诤之舌直切君上，磨砺到帝阙也不违逆、不愤怒。这样的笏，是文贞公的笏，紧紧拱持着，折列成节。若谏诤之舌不发声，反而胶着不动，便会有荣宠，顾及俸禄，向下偷安而向上刚愎。若不是文贞公的节操，谁能成为文贞公的笏？潼关甲铭（孙樵） 潼关的关门张开，东面的翼墙低矮宽敞，南面有几十副黑色铠甲，堆放在前柱旁。尘土随风飘动，断裂的皮革缀联着磨损的甲片。孙樵经过这里讥刺它，并且说：‘这里是国家的关隘，小则想要遏制盗寇，大则想要扼住诸侯。如今关禁■〈施，弓代方〉而不严密，守卫的铠甲还在却不完整，将凭什么抑制天下人的心志、分担天子的忧患呢？’关吏笑着走上前说：‘假如潼关的铠甲可以照耀太阳，潼关的旗帜可以染红天空，战鼓白天惊响，警报夜里鸣叫，我们这些人将忙于整顿坚甲、肩负锻炼兵器，连投身死地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和客人合验符传向东走、向西走呢？如今皇上君临万邦，号令所到之处，风清日明，政治达到大和。既然如此，关隘的禁令为什么还要加紧？关隘的铠甲为什么还要修缮坚固？’玄宗四十二年，关中的军队屯集如云，安禄山从西面来，叱喝一声便攻破它；守卫的铠甲难道还会完整吗？古代善于守护天下的人，施行礼制以防范，推行音乐以调和，彰明刑罚以整齐，修治政事以巩固；这样一来，他的防守就在四海之外，哪里还用得着关隘？何况要使铠甲完整呢？所以天下越安定，关禁就越松弛；天下越太平，铠甲就越破败。’孙樵将要离去，又为铠甲作铭说。潼关的铠甲完整，我和谁一起安定？潼关的铠甲破败，我和谁一起济助天下？铠甲啊，铠甲啊！治理由你我共同谋划，混乱也由你我共同谋划，不要让工匠为你修缮。隋鼎铭（皮日休） 隋氏有一只鼎，这件器物并不古老；它以欺诈作为金属，以盗贼作为铸造者，以暴虐之火煎熬四海，以毒害之气蒸腾九州。上天借助唐朝的力量，以仁爱之杠撬动它，用恩德扑灭暴虐之火，用德行消除毒气。既折断它的足，又咬断它的耳。唉呀！圣王不会蓄藏这样的器物。书铭（陆龟蒙）

译太古之时，哪里曾有欺诈相加呢？结绳记事以后，百姓才开始彼此猜疑；画卦、造书，是圣人制作图式、承载文字。起初人们还不知道纸笔，只有简和牍；砍断竹子、剖开木材，积累起来必定堆满庭院，背负它们必定压折车轴。竹简上的韦编一旦断绝，名目便会错乱。后来逐渐追求轻便省事，捣碎麻絮、剥取谷物纤维，用胶一层层连接，任凭便利而为。虫书、篆书又变为隶书，形体模式改变而易于传播；上至古代，下至今日，卷起舒展开来都连绵不断。熏烤曝晒，防蛀除郁，但仍有瑕疵而不坚固。又取珉石来篆刻雕镌。自从简牍以下，保存它们的地方遍及四方；玺印、印章、名称、称号，殷勤地作出标记。技巧更加繁多，学说更加复杂。盟约契券以实质为要，早晨订成，晚上便反悔；诰命誓言和制度法令，末尾违背开头的言辞。笺书、檄文、奏章、报告，离开方正而趋向圆滑；传记、抄录、注释、记录，把丑恶者写得美好，把美好者写得可怜。铭、诔、碑、表，虚构功劳，妄自称贤；歌、诗、赋、颂，多半思考着谄媚权势。写在简牍上的文字，被埋没、腐烂、毁坏，一篇也没有留下；用麻纸和谷纸作副本，保存得最久。错误悖乱、颠倒混杂，庞杂蒙昧而不加删削。刻在珉石上的文字，则用来固宠纳赂，只求辞藻艳美；雕凿完成之后，声名反而消失。尧舜的道理，靠人来传承；有人死亡，必有人继承，流传到亿万年。应当斥责欺诈虚伪，焚烧抛弃这些东西，恢复到太古结绳之前。《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九 （明）贺复征编 铭三 盘水铭（宋司马光） 盘中之水充盈，停止摇动便会平静；平静以后才清澈，清澈以后才明亮。不要让它稍有倾斜，稍有倾斜就会倾覆；倾覆后无法收拾，便会毁掉原有的成就。唉！奉持它，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几铭（晏殊） 少吃饭要防止食物腐败，迈小步行走要提防跌倒；衣巾有棱角，坐垫要保存衣襟；唯有缺少忠孝，才会遭到摧折。击蛇笏铭（石介） 天地极其广大，其中却有邪气横行，成为凶暴残贼；若任凭它肆意行动，就好像天地孕育了它而无人能够抵御。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也有异类出现在人的外表之中，成为妖怪；若相信它的异端，就好像人把它遮蔽起来而无法显露。祥符年间，宁州天庆观有蛇妖，极其怪异。郡刺史每天两次到它的庭院朝拜。人们把它当作龙，全州内外远近没有不飞奔到门前、恭敬庄严地拜见而不敢懈怠的。如今龙图侍御孔公当时任幕职，也随郡刺史来到它的庭院。孔公说：‘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这条蛇岂不是在欺骗人吗？它迷惑我的百姓，扰乱我的风俗，杀掉它，不予赦免。’于是用手板击打它的头，它便死在面前，原来这条蛇并无奇异之处。郡刺史以及州内外远近百姓，顿时像揭开蒙蔽、看见青天、看见白日一样明白，所以蛇妖不能肆行凶残、制造妖惑。《易经》说：‘因此可以知道鬼神的情状。’说的不就是孔公吗？天地之间有纯粹刚正的气，有时聚集在物上，有时聚集在人身上。人会死亡，物会灭尽，但这种气不会消灭，炽烈地贯通亿万世而长存。在尧时，它是指佞草；在鲁国，它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利刃；在齐国、晋国，它是董狐和史官的笔；在汉武帝时，它是东方朔的戟；在汉成帝朝，它是朱云的剑；在东汉，它是张纲的车轮；在唐代，它是韩愈的《论佛骨表》和《逐鳄鱼文》，也是段太尉击打朱泚的笏。如今它成为孔公击蛇的笏。因此，佞人被驱逐，尧的德行更加聪明；少正卯被杀，孔子的法度得以施行；赵盾使晋人畏惧，惩办崔杼使齐国刑法严明；拒绝董偃，折断张禹，弹劾梁冀，汉室得以治理；佛老之学衰微，圣人的德行施行，鳄鱼迁徙，潮州的风气振作，怪蛇死亡，妖气消散。唉！天地聚集的纯刚至正之气，存在于孔公的笏中，难道只是杀死一条蛇而已吗？轩陛之下有欺骗君上、蒙蔽百姓、揣摩心意而奉承旨意的人，孔公便用这块笏指斥他们。朝廷之上有蒙蔽贤能、掩盖罪恶、违法乱纪的人，孔公便用这块笏挥斥他们。朝廷之内有谄媚的容貌、奸佞的神色、依附邪恶而背弃正道的人，孔公便用这块笏击打他们。这样一来，轩陛之下不仁的人被驱逐，朝堂之上没有奸臣，朝廷之内没有佞人，这就是笏的功劳，难道仅仅在于杀死一条蛇吗？孔公以笏为职责，笏得到孔公才发挥作用；孔公正是朝廷的正直之人，笏才成为孔公的良器。我谨以此称颂孔公的德行，作《笏铭》说：天地间有至正之气，才有这块笏。只有灵异之物，笏才能承受它。笏这种器物，纯粹刚强正直；孔公是正直之人，所以孔公能够得到它。笏在孔公手中，能够破除淫邪妖异；孔公在朝廷，谗人便消失。灵气没有穷尽，这块笏就不会折断；正道没有灭亡，这块笏就不会收藏不用。只有孔公珍视它，使它发出烈烈光辉。司马公布衾铭（范纯仁） 粗食野菜的甘美，绨布衣被的温暖，名教之乐，德义之尊，求取它们非常容易，享有它们常常安稳。锦绣的奢华，膏粱的珍美，权势宠爱的盛大，利益欲望的繁多，艰难才能得到，却很快招来危险和耻辱。舍弃困难而取容易，离开危险而趋向安稳，即使极其愚笨的人也知道，士人难道不应如此吗？颜回以箪食瓢饮为乐，成为万世师表；纣王居住琼台，死后成为孤立的独夫。君子以俭朴为德，小人因奢侈而丧身。既然如此，这床被的简陋难道可以忽视吗？西铭（张载） 乾称作父，坤称作母。我这样渺小，便混然处在天地之间。因此，充塞天地的气就是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道就是我的本性。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大君是天地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中的辅佐。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我同他们一起尊敬年长者；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使我同他们一起爱护幼弱。圣人是天地之德的合成者，贤人是天地之德的优秀者。天下凡是疲惫衰弱、残废疾病、困苦孤独、鳏寡无靠的人，都是我颠沛流离而无处申诉的兄弟。此时应当保全他们，这是作为子女尽心翼翼的孝道。因天下安乐而不忧愁，是纯粹的孝。违背天理叫悖德，损害仁爱叫贼害。助长恶行，是没有才能；能够实践人的本性、使形体合乎天理，才是最相称的。懂得万物变化，就能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究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天地的志意。不因暗室无人的地方而惭愧，就是无愧于天地；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是不懈怠。厌恶美酒，是崇伯子顾养自身的道理；培育英才，是颖封人推广善类的道理。不懈怠劳作而达到和乐，是舜的功业。无处逃避而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敬。承受身体而使它完整归还，是曾参的道理；勇于顺从父命，是伯奇的道理。富贵福泽，是用来使我的生命丰厚；贫贱忧患，是用来磨炼我、使我成才。活着顺从天地而办事，死后安宁而已。东铭（张载） 戏谑的话也是出于思考，戏谑的动作也是出于谋划。它们从声音中发出，在四肢上表现出来；如果说这不是自己的内心，就是不明白。想让别人不怀疑自己，是不可能的。过失的言语不合乎本心，过失的行动不出于真诚；声音一出口就失误，四肢的行动错乱迷失，却说自己本来就应该这样，是自我欺骗。想让别人依从自己，是欺骗人。有的人认为出自内心的言行，应当把责任归给自己；因戏谑而在思虑上有所失误，却又自我欺骗说这也是自己本来的意愿。如果确实不知道警戒，凡是从你身上发出的都归咎于自己，凡是不从你身上发出的却归咎于别人，那么长久傲慢并且继续犯错，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明智呢？

译文与可琴铭（苏轼） 抓住它时，幽深宁静，仿佛水流入山谷；放开它时，萧瑟空寂，仿佛树叶脱离树木。按动琴弦时，发出应和手指的声音并且长鸣，像君子；放置它时，空空然只留下形体而不说话，像仆人。天石研铭（苏轼） 苏轼十二岁时，在所居纱縠行宅第的空地上，和一群孩子挖地嬉戏，得到一块像鱼一样的奇石。它的表面像竹子一样温润光洁，呈浅碧色，内外都有细小的银色斑点，敲击时铿然作响。我试着用它制成砚台，非常能发墨，却没有贮水的地方。先父说：‘这是天砚啊，具备砚台的德性，只是形制有所不足。’于是把它赐给我，说：‘这是文字的祥瑞。’苏轼珍爱它并使用它，又为它作铭说：一经接受它的成形，就不可以再改变；有的在德性上完整，有的在形体上完整。这两者同样可取，只看我究竟要取什么？俯仰之间以嘴唇和脚来取用，世上本来就有很多这样的人。黄鲁直所赠洮河石砚铭（苏轼） 洮河的砺石，能够磨利金属和铁器；雕琢成砚后，砚池深而坚密润泽。洮、岷郡的石材运到中原，便使中原弃置矛剑而改用笔墨。丙寅年，北斗向东北时归来把它赠给我的人，是黄鲁直。鼎砚铭（苏轼） 鼎没有耳，盘却有足；明察幽暗却什么也看不见，几案几乎不能倚靠。太阳中的三足乌坠落，羿失去了他的箭头；羽渊发生变化，帝祝的尾部不周全；东南崩裂，塌陷之处幽黑而深。水聚集在那里，这是谁造成的？过去还没有开始嬉戏，我却在它的臀部刻铭，又增添了幻诡之意。锡杖泉铭【苏轼】锡杖泉在罗浮山宝积寺，就是景泰禅师卓锡的地方，也叫卓锡泉。苏轼说：“我从前由汴京进入淮河，泛舟长江，溯汉水而上，回到蜀地，饮用江淮之水，大概经过了整整一年。到达蜀地后，觉得井水腥涩，过了一百多天才习惯，因此知道江水比井水甘美，确实如此。我来到岭外，从扬子江开始饮用江水，到了南康，江水更加清澈湍急，水也更加甘美，于是又知道南江胜过北江。近来翻过山岭进入清远峡，水色如碧玉，味道也更加美好。今天游览罗浮山，斟饮景泰禅师锡杖泉的水，才知道清远峡的水又逊色了。岭外只有惠州人喜欢斗茶，这水果然没有白白流出。” 却鼠刀铭【苏轼】乡野之人有一把不甚珍爱的刀，送给我，长不到一尺，是剑、钺之类兵器的余料制成的，纹理像连环，上下交错，擦拭后才显现出来，有的地方漫漶得仿佛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它，只是告诫自己随身带着，收藏它也没有害处。那时凶暴狡猾的老鼠到处滋生，在墙上打洞，侵入厅堂和房屋，跳上床铺，撼动帷幕，整夜窸窸窣窣。管家呵斥它们也不离去，啃食枣子栗子，掀翻杯子舔食瓦罐，离开时一粒也不留下；它们不管道路，仰身行走，踩着墙壁。家中设置两道门，它们困窘时便从旁边逃出；行动轻捷狡猾，忽然就无法捉住。我把刀带进门，老鼠便消失了，一点踪迹也没有。还有更奇怪的：它们聚在一起，竟像妖怪一样，白天出来争斗，互相瞪视，在正门前起舞，和主人杂居。猫见了也不咬，反而在家中哺乳，习惯了永氏家的情形，以为世上都这样。我赶紧磨利这把刀，把水盛在盘中放到面前；饭还没有煮熟，老鼠便肃然无踪。世上哪里真有这种事？我以为是刀不灵验。试用了十多天，老鼠却更加畏惧惊逃。猫本是凶猛的鸟兽，白天巡行、夜里窥伺，弓腰贴耳，眼睛来不及转动，胡须在洞穴旁颤动；老鼠如雾一般奔赴，猫便碎裂它们的头颅、剖食它们的肠子，却始终不能把它们赶走。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特别？明明只是一尺长的刀，藏在鞘中并未使用，也没有爪牙，那些老鼠究竟怕它什么？却一个接一个地逃走了。唉！假如我确实拥有这种威势，不用说话就能使人明白，又何必劳费口舌呢？徐州莲华漏铭【苏轼】故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以创造器物的才智闻名天下。他制作莲华漏，世人都佩服它的精巧。凡是燕公任职的地方，必定制作一件。如今各州郡往往都有，虽有巧匠，也不敢增减改动。唯独徐州使用盲人卫朴所造的漏，废弃旧法而任意制作，有水壶却没有漏箭，自以为没有眼睛便废弃天下人的视觉，使守漏的人只能观察漏水流出到一定程度便作出判断，再重新注水，人人都嘲笑它。国子博士傅君是杨公的外曾孙，详细掌握这种漏的制作方法；他任徐州通判时，才开始改制，并请我苏轼作铭。铭文说：人所信赖的，是自己的手、足、耳、目。眼睛能够辨识多少，手能够知道轻重。然而人从来不会用手来测量、用眼睛来计算，必定把这些交给度量和权衡。难道是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器物吗？大概是认为器物无私无我，这样才能获得万物的真实情况。所以天地间寒暑的变化、日月的晦明，在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浑然运行、广泛弥漫，却不能逃过三尺长的漏箭和五斗容量的水瓶。即使遇到疾雷、阴霾、风雨、冰雪，白昼昏暗，漏水运行或快或慢，也都有一定尺度，不会因此增减。假如所有做官的人，都像水瓶承受水一样，不过分超出它的容量；像水上浮着的漏箭一样，始终不失平正；像漏箭升降一样，只看时刻的高低，不因下降而感到羞辱，也不因上升而感到荣耀，那么百姓将会纷纷心悦诚服，把自己的生死托付给我们了。铜雀砚铭【苏辙】有位客人游历河朔，登上铜雀废台，得到它遗留下来的瓦片，制成一方砚台。砚质非常坚硬而有光泽，他回来后把它送给我，于是我为它作铭说：泥土孕育万物，也能长久保存。铜雀台初建时，万片瓦砾如云屯聚。加水揉和，经过火烧便坚硬；水分干了，火也冷了，泥土却不再迁移。它有石头的质地、金属般的声响，都是水火造成的。楼台毁坏、栋梁摧折，为什么唯独它能完整保存？拨开丛生的荆棘得到它，仿佛古人亲自来到眼前。把它做成我的砚台，明亮的窗下铺着细毡，我老了还要用它著书。抚摸着它长声叹息，物品的被用与被弃各有时运；有人愚昧，有人贤能。枕铭【蔡襄】白天有明亮的太阳却不珍惜啊，为什么还要安放着你来醉卧？夜晚有明灯却不点燃啊，为什么还要安放着你来安睡？如果内心果真无意于求善求学啊，哪里比得上安卧在你上面而无所牵累？杖铭【蔡襄】道路艰难险阻啊，实在靠你扶持。你并非自我炫耀啊，是人需要你才来求取。有时被使用，有时被舍弃啊，这也是你的时运。使用你时难道就该欢喜吗？舍弃你时难道就该悲伤吗？瘿尊铭【黄庭坚】这件瘿尊，是庭坚从舅父李公择那里得到后，献给仲父圣谟的。仲父怀藏珍宝而不急于出售，晚年在山林岩壑间享受福分，探寻幽深之处，眺望遥远之景，兴意盎然便忘了归去。他带着酒来请我作铭，宾客也跟随而来。这件酒尊形状魁梧奇特，是得到奇巧匠人后才制成的器物。它所能容纳的酒，足以供仲父在山川间闲暇的日子宴饮。仲父抚摸着酒尊说：“它因为丑陋而使世俗惊异，你替我作铭，让客人明白它。”庭坚说：它是瓮盎中留下的老者，像宿瘤女一样三次被赶走；后来游说桓公，辅佐宣王，声名显扬于齐国。识别人才实在困难，拿着斧柄作法则；它身材臃肿，枝曲钩连，不受绳墨拘束。把它砍削成雷纹酒尊，对于饮酒来说便成为有德之器。君子提携着它，愿与椐木一样长寿。子子孙孙都不要废弃它，要用它饮酒。曹伯达砚铭【黄庭坚】巴东南浦，巴子国金崖山下，有一块青苍色的石头，雕琢成砚，用来承受书写时的墨汁。林中主人和文人墨客并不嫌弃它，让它与自己起居相伴而不分离。它的轻重、南北，或重或轻，都可以作为道德的警戒。曹氏父子，是百人之中独特出众的人。蛮溪砚铭【陆游】

译这块石头，出自汉嘉的蛮溪，大概原是夷人用来磨佩刀的磨石。后来在山阴镜湖雕琢成砚，便成为放翁笔墨的祥瑞。它的质地如玉，纹理如绉纱，是黟县龙尾砚石众多支脉中的一种；又是溜水藏玉之石中的仲、季之品。延平的双龙离去后不留踪迹，把光彩和精气收敛起来，凝聚在石中；声音像浮在水面的磬，颜色如青苍色的玉璧。我文章的声势日渐衰退，惭愧不能与它相匹敌。延平砚铭【陆游】古砚铭【崔鶠】知道洁白，却守持黑色，像老子；学习从不厌倦，教诲从不疲倦，像孔子。其实它属于墨家一流，磨秃头顶，磨破脚跟，也在所不辞。钟铭【叶适】声调不属律，也不属吕；既非阳，也非阴。击破幽暗，驱出昏昧，以宏大的声音发声。可悲啊，有生命的万物，仿佛在梦中自行沉沦。各自随着听到的声音，恢复本来的心性。家藏古砚铭【唐庚】砚台和笔、墨，大概属于同类，出处相近，受到任用和宠遇的情形也相近，唯独寿命长短不同。笔的寿命按日计算，墨的寿命按月计算，砚的寿命按世代计算，这是什么缘故呢？从材质说，笔最锋利，墨次之，砚最钝，难道不是钝的长寿而锋利的短命吗？从用途说，笔最活动，墨次之，砚最安静，难道不是安静的长寿而活动的短命吗？我由此懂得了养生之道：以迟钝作为本体，以安静作为作用。有人说：“寿命长短是命数，并不是由迟钝、锋利、活动、安静所决定。”即使笔不锋利、不活动，我也知道它不能像砚一样长久。即便如此，我宁愿采取这种方式，也不愿采取另一种方式。铭说：不能锋利，便以迟钝作为本体；不能活动，便以安静作为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长享年寿。简仪铭【元姚燧】旧有的仪器，把昆仑、六合、包外、经纬、纵横、天常、斜带、三辰、内循黄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等结构合在一起。如今改制，全部拆分为不同部分，由此能够疏通说明，观察时不再受到阻碍。四游仪的两轴和两极配置适当，南轴与之相接，下端就是天常；北方倾斜，取轴的矩度相应，刻镂成百刻，并标明时刻。赤道上承载周天列宿，分为三百六十五度有余；地平面平安地加在立运仪上，所经过之处错落刻出乾、艮等方位，并像十二地支那样排列。五环、三璇、四衡都系连在一起，两端连接窥管，窥距随转动而停留、迁移。想知道某星出地的情形，以及它离北极有多远，就通过游仪来测定。赤道仪上重叠着衡杆，四条弦线在末端张开，上端连接北轴，移动日影即可相互观测。测日只需推移一件仪器，测星兼用两件即可确定星距和入宿。天空高大巍峨，距离深远无边，广大无际而光明赫赫；在几步之内，便可尽情考察其中的奥秘。由此明白，制造器物、运用器物都有一定法则：制度简明而合宜，使用周密而无穷，历法校验胜过古代陈法，功效没有可比。伟大啊，皇元发掘天帝的深奥，把它赐给羲和，使之成为万世的训则。仰仪铭【姚燧】没有形体之物，没有比天更大的了。无与伦比的天，只能由人仰望，以仰置的釜来承载它。釜的深和宽各为六尺，长度各再加一倍。深与宽都加倍，便可以提起釜的两耳。振动、灌注而不泄漏，周围缭绕着水沟。端正位置，辨明方向，这是太阳运行的标志。横纵刻度交会于中央，水平、斜向各有两重。斜线从南极升起，水平线压在釜底。大小各有用途，画线一直延伸到地下。起初周天逐渐被截断，直至极外；南极入地深达四十太。北方为九十一度，赤道在此交错。排列五十六个时刻的刻度，与之相配。横杆加在刻度上，巽、坤两方在内。用来承受缩竿，子午两方相对。末端旋转机杖，孔穴可以容纳芥子。上下悬挂垂直，与釜底相会。观察太阳漏下的光，便可知道它处于哪一度。日出于旸谷，早晨迎接，傍晚送行。寒暑的发生与收敛，可以验证其进退。日食月食的终止与开始，可以鉴察生杀。用它来躲避强烈阳光，以免夺目伤眼。南北方向的偏差，也可以大略测定。极浅处为十七度，是林邑一带；极深处为五十二度，是铁勒边塞。赤道较浅，是高地人所记载的情形；夏天短、冬天长，仍然稍有差异。赤道较深，所以冬天白昼昏暗；夏天太阳不没，昼夜长短的差别最大。关于两种天体的书，称作《浑盖》。一件仪器便能测量，怎么会相互违背？以指示便可以说明，不必烦劳言辞。使昏暗者凭借它获得光明，使疑惑者充分明白。聪明的人认为它正确，拘泥的人却觉得奇怪。超过前人的巧妙历法，不是少数人的功劳。若非谦让便不会制作，是因为思虑还没有达到。将要窥探天的奥秘，造物主也会珍惜它。它的功用有所等待，正好彰显圣明的时代。愿泰山磨平、黄河变成衣带，它仍像黄金一样不磨灭，依赖它长久流传。愿鬼神加以呵护斥责，希望它不要毁坏。《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五十 （明）贺复征编 ○铭四 沙漏铭【明宋濂】沙漏的构造，是把细沙贮存在底部，再流入斗中，共运用五个轮子。最初一轮的轴长二尺三寸，周长一寸五分；横置轴端有轮，轮周长一尺二寸八分，上面环列十六个斗，每斗宽八分，深度也一样。轴梢传动六个齿，沙子从斗中倾下，推动齿轮，再钩动第二轮旋转。第二轮的轴长一尺，周长和第一轮相同；横置的轮周长一尺五寸，有三十六个轮齿，轴梢也传动六齿，钩动第三轮旋转。第三轮的轮周和轮轴都如此，与第二轮相同；它的轴形与第一轮相同，轴梢也传动六齿，钩动第四轮旋转。第四轮与第三轮相同，只是横置方式与第二轮相同；轮梢也传动六齿，钩动中轮旋转。中轮与第四轮相同，其余轮子侧向旋转，只有中轮水平旋转。中轮轴高一尺六寸，轴梢不设齿，挺直向上伸出，穿入测景盘。盘上排列十二时的分刻，刻满一百刻，并雕成木制的太阳形状，下承云朵，附着在轴的中央。五个轮子像犬牙一样相互咬合，依次运转，越来越慢。中轮每天带动盘面转一周，云朵的脚到达哪里，便知道是什么时辰、什么刻数。其余轮子各有刻度标记，中轮没有。轮子和沙池都藏在几案腹内，盘面露在几案上面；旁边刻有两个穿黄衣的童子，一个击鼓，一个鸣钲，也随轮运转来推动流沙。每天都要观察沙子的进退。这就是它的大致构造。当初滦阳的水很容易结冰，即使烧鼎煮沸的热水浇下去，也不能制成漏刻。新安人詹希元于是集中精思，用沙代替水，漏刻制成后，认为这是古来未曾听闻的创制。拿它同郭守敬所制、能按时自鸣钟鼓的七宝灯漏相比，大概也不会逊色吧。浦阳人郑永与希元在京师交游，因此知道其中详情，回来后仿制，请我作铭。铭说：提起漏壶建立漏刻，原来用水来测量；改用沙来代替水，从詹希元开始。水遇寒湿会结冰，沙却不会停止；一天运行一周，仿佛与天相似。郑君继承它，制作得更加精美。请珍惜短暂的光阴，看看这件计时器吧。铜雀瓦砚铭【宋濂】临汾徐昭家收藏一方铜雀瓦砚，是从漳河中得到的，据说传世已经超过百年。兵部员外郎许珪因出使经过那里，于是得以看到它。砚质坚贞，纹理幽黝，大概是真品。太史金华宋濂为它作铭说：泥土揉和成胎，凭借大地之气；烈火一烧，便坚贞而长寿。禁得住雨淋风吹，留下的功勋长久。为什么呢？舞榭倾毁，尘土覆盖；你的踪迹幸得上天借漳河之水洗涤，除去了污秽。如今出而辅助文墨，列在左右。半夜虹光冲天，直上斗宿。龙形图案、龟形文字，首尾相互交结。一定要使遗留下来的文章流传不朽。奎上人耘杖铭【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