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四

译古代庖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便考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适宜之处，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作《易》的八卦，用来垂示法则和形象。到了神农氏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并统摄政事，众多事业日益繁杂，虚饰和伪诈开始萌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足迹，知道纹理可以分辨异同，便开始创造文字和契刻；百工因此得到治理，万物因此得到辨察，大概取法于《夬》卦。《夬》意为在王庭上宣扬，意思是文字在王者朝廷上宣扬教化、彰明变化；君子因此施恩惠于下民，若居有德行却自以为是，则应当忌讳。仓颉最初创造文字，大概依照事物类别来描摹形状，所以称作“文”；后来形声相互辅助，便称作“字”。所谓字，是说文字不断滋生而逐渐增多。书写在竹帛上，称作“书”。所谓书，就是如同事物本来的样子。直到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形体不断改变；在泰山封禅的七十二代，没有一代完全相同。《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导国子，先教六书：一叫指事，指事就是一看便可以识别，仔细观察便可以看见，如“上”“下”就是这样。二叫象形，象形就是写成事物的形状，随着形体曲折，如“日”“月”就是这样。三叫形声，形声就是以事物为名，取声相互配合，如“江”“河”就是这样。四叫会意，会意就是合并同类、会合意义，以显示所指的方向，如“武”“信”就是这样。五叫转注，转注就是建立同类、共同一个部首，以相同意义相互转注，如“考”“老”就是这样。六叫假借，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依照声音寄托事物，如“令”“长”就是这样。到了周宣王时，太史籀创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些不同。后来孔子书写六经，左丘明撰述《春秋传》，都使用古文，其意义还可以考察说明。此后诸侯以武力争权，不再受周王统辖，厌恶礼乐妨碍自己，纷纷毁弃典籍；天下分为七国，田地的亩制不同，车辆道路的轨距不同，律令法制不同，衣冠制度不同，语言声音不同，文字形体也不同。秦始皇帝刚刚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请求统一文字，废除那些与秦国文字不合的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省略改动，这就是所谓小篆。当时秦朝焚烧经书，清除旧典，大量征发隶卒，兴起劳役和戍守，司法事务繁重，于是最初出现隶书，以求简便易写，而古文也由此断绝了。从此秦国文字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汉朝兴起后有了草书。按照尉律，学习文字的童子十七岁以上，先要考试诵读籀书九千字，才可以做官；又用八种字体考试，把成绩送交郡里转报太史，并把成绩最优者任为尚书史。书写如果不正确，便立即举劾。如今虽然还有尉律，却不考察小学，也不修习，已经很久没有人能通晓其中的道理了。孝宣帝时，召来通晓《仓颉篇》的张敞，从他那里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讲说这门学问。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让他们在未央宫廷中讲解文字，并以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内容，写成《训纂篇》。从《仓颉篇》以下共十四篇，总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各种书籍所记载的，大略都保存下来了。到了王莽摄政时，让甄丰等校订文字书籍的类别，自以为是在响应制作新制，又对古文作了不少改定。当时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就是孔子墙壁中发现的文字；二是奇字，就是与古文不同的字体；三是篆书，就是小篆，由秦始皇帝命下杜人程邈创作；四是佐书，就是秦代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刻印章；六是鸟虫书，用来书写旗帜和符信。所谓壁中书，是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时得到《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献上《春秋左氏传》。各郡国也常常在山川中得到鼎彝，它们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彼此都相似；虽然难以再看到它们流传久远的全貌，但大致还可以说明。可是世人共同加以非难讥刺，认为那只是喜欢奇异的东西，于是擅自改变正规的文字，在孔子墙壁中凭空制造不可知的书，扰乱通常的书写规则，以此向世人炫耀。诸生争相解释文字、解说经书，喧嚷着称秦代隶书为仓颉时代的文字，说父子相传，怎么会改变呢？甚至荒谬地说“马头”是“长”字，“人拿十”是“斗”字，“虫”是中间弯曲的形状。廷尉讲解律法，甚至根据字形来断案；苛刻之人收受钱财，把“苛”字解释成“止句”。像这样的说法很多，都不符合孔子的古文，也与史籀的文字相违背。俗儒鄙夫玩弄自己所熟悉的东西，被少见所闻遮蔽，没有见过通达的学问，从未看过文字条例，反而把古旧字形视为怪异，把乡野传言当作正确；把自己所知道的当作秘妙，妄想探究通晓圣人的微妙旨意。又看见《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等文字，便因此说是古帝所作，其中还有神仙方术的话。他们迷惑错误而不明白，难道不是荒谬吗？《尚书》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说话一定要遵循、修习旧有文字而不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所不知而存疑的时代，如今恐怕没有了吧。”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而不问，而是世人任凭自己的私意，是非没有正当标准，巧言邪说使天下学者产生疑惑。文字是经学的根本，是王政的开始，是前人用来传示后世的东西，也是后人用来认识古代的凭借，所以说根本树立了，道便由此产生；由此可以认识天下最幽深复杂的事理，而不至于混乱。如今我叙述篆文，并把古文、籀文合在一起，广泛采集通人的学说，无论大小，都取信实而有证据的内容，考察编纂它们的说法，想要整理各类事物，解释谬误，使学者明白，通达神妙的旨意，分别编排部类，使它们不相混杂；让万物都可以观察，没有不兼收的。如果意义不明白，就加以阐明以说明它的名称。《易》取法于孟氏，《书》取法于孔氏，《诗》取法于毛氏，《礼》取法于《周官》，《春秋》取法于左氏，《论语》《孝经》都是古文。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大概就缺略不说。

译叙说：这十四篇，共有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形，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释文字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编排时，以“一”作为开端，方形字按类别聚集，万物按群类分列，同一部首牵连成条，义理共同贯通；虽然杂列，却不相越乱。依据字形使它们相联，引申推究，以穷尽万物的根源，最后终于“亥”部，由此了解万物变化在时序中达到幽深尽头。大汉圣德光明，承受天命而考察唐尧的功业，施行、崇尚殷代中正之道，远近都受到恩泽，恩惠丰厚广大，事业昌盛而能辨析幽微。学士知道方向，探究深奥、寻求隐微，其中的义理便可以传下去。到了永元困顿之年、孟春之月、朔日甲申，我这个曾曾小子，祖先出自炎神缙云氏，辅佐黄帝，共同承继高辛氏，太岳辅佐夏朝，吕叔建立藩国，使祖先受封为许侯。世代承受遗留下来的神灵，从那里来到召地，居住在汝水之滨。我私下仰慕先贤的高尚品行，冒昧涉足圣人的门径。它的广大如何呢？正如“巍巍南山”一般，使人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我已经竭尽愚笨的才力，只是珍惜大道的滋味。听到疑问便记录疑问，阐发并赞述其中的志意。依次排列这些微小的言辞，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如果有幸使人明白我的过失，希望有通达的人能够整理订正它。《画山水序》【晋宗炳】圣人包容大道而应对万物，贤人澄净心怀而品味万物的形象。至于山水，形质真实而有灵秀趣味，所以轩辕、尧、孔子、广成子、大隗、许由、孤竹君等人，必定都有在崆峒、具茨、■〈艹〈豸页〉〉姑、箕首、大蒙等山的游历，又称作享受仁者、智者的乐趣。圣人以精神体察大道，贤人通过山水的形质使大道显现美好，仁者从中得到快乐，不也接近大道了吗？我眷恋庐山、衡山，远游荆山、巫山，眼看年老将至，却惭愧不能凝聚元气、调养身体，又痛惜自己追随石门隐士的流水，于是描绘山水、敷设色彩，构成这座云岭。上古之上的道理既然不能直接探究，便可以在千年之后凭意会来寻求；言语形象之外的微妙旨意，便可以在书册之中用心体会。何况是我亲身徘徊之处、亲眼反复观览之景，还可以用形来描写形，用色来描写色。昆仑山如此高大，眼睛却如此微小；若把它放到眼前一寸之处，反而看不见它的全形；若远隔数里，便可以把它收纳在眼睛的一寸范围内。确实是距离稍微拉开，所见的形象反而越小。如今张开绢素从远处映照，昆仑山的形状便可以收纳在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可以表现千仞之高；横墨数尺，可以表现百里之远。因此观看画图的人，只应担心形似得不巧，不应因为把大的东西画小而妨碍它的相似。自然的形势本来就是这样，那么嵩山、华山的秀美，幽深玄妙的灵气，都可以在一幅图中得到。以眼睛应接、内心会合为原则，只要形似达到了巧妙，眼睛也会相应，内心也会一同会合。眼睛相应、内心会合而感通精神，精神超越形理而道理获得；即使再去空自寻求幽深的山岩，又怎么能超过它呢？况且精神本来没有固定的形状，寄托在形体上而因形类受到感发，道理进入影迹之中；如果确实能够精妙地描绘出来，也就完全达到真实了。于是闲居时调理气息，拂拭酒杯、弹琴作声，展开画图幽静相对，坐着穷究四方的景象，不违背天造自然的丛聚，独自与无人之野相感应。山峰高峻，云气与树林幽深，圣贤的精神映照于绝代之外，万种情趣融入我的神思。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不过是使精神舒畅罢了；精神所得到的舒畅，还有什么能排在它前面呢？《四体书势序》【卫恒】

译从前黄帝创制万物时，有沮诵、仓颉这样的人，开始创造书契，用来代替结绳记事，大概是看见鸟的足迹而由此产生思考。文字因而逐渐增多，便称作“字”，有六种意义：一叫指事，如“上”“下”；二叫象形，如“日”“月”；三叫形声，如“江”“河”；四叫会意，如“武”“信”；五叫转注，如“老”“考”；六叫假借，如“令”“长”。所谓指事，就是在上面便是上，在下面便是下。所谓象形，就是太阳圆满、月亮有亏缺，描摹它们的形状。所谓形声，就是用同类事物作为形体，再配上声音。所谓会意，就是止、戈合起来成为“武”，人说话合起来成为“信”。所谓转注，就是以“老”解释“考”。所谓假借，就是几个字使用同一个字形，声音虽然不同，文字意义却相同。从黄帝到三代，文字形体没有改变；到了秦代使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便断绝了。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人因为已经不知道有古文，便称它为科斗书。汉代把它秘密收藏，很少有人能够看见。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卫恒的祖父敬侯抄写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了正始年间，树立三体石经，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书法规范，因袭科斗书的名称，便仿效它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的墓，得到竹简文书十多万字；考察敬侯所写的文字，仍然有些相似。古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卷论述楚国事情的，最为工巧精妙。卫恒私下喜爱它，因此竭尽自己的愚思来赞美它的美，惭愧不足以列于前贤作品之中，只希望能够保存古人的形象。从前周宣王时，史籀开始创作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世人称作籀书。到了周平王东迁，诸侯以武力争权，各家各国不同，文字形体也发生差异。秦始皇帝刚刚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请求增补统一文字，废除与秦文不合的文字。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大篆，有的稍加省略改动，这就是所谓小篆。秦朝毁坏古文之后，文字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时，命司空甄丰校订文字的类别，改定古文，又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的文字。二是奇字，就是与古文不同的字体；三是篆书，就是秦代的篆书；四是佐书，就是隶书；五是缪篆，就是所谓摹印；六是鸟书，用来书写旗帜和符信。到了许慎撰写《说文》，以篆书作为正体，建立字书体例，这是最可以据以论说的。秦代李斯号称善于写二篆，各座山上的刻石以及铜人铭文，都是李斯的书法。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稍不同于李斯，但也以善书著称。邯郸淳拜他为师，略微探究到其中的奥妙。韦诞拜邯郸淳为师，却没有达到他的程度。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为善于书法被留任补为侍中。魏氏珍藏器物上的铭文题字，都是韦诞所书。汉末又有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方法，写成古今杂糅的字体，但精密而闲雅、条理清楚，不如邯郸淳。秦朝既然采用篆书，而秦朝事务繁多，篆字难以快速写成，便命令隶人用辅助字体书写，称作隶字。汉朝沿用这种做法，只有符节、印玺、旗帜符信和题署使用篆书；隶书就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人王次仲开始创作楷书法式。到了灵帝喜爱书法时，当时有许多善书之人，其中师宜官最为出色。他写的字，大的直径一丈，小的方寸之间能写一千字，十分夸耀自己的才能。有时他不带钱到酒家饮酒，便在酒家墙壁上书写，回头让观看的人以酒钱相抵；等讨得的钱足够了，便把字迹擦掉。每写一部书，就削下竹简把它烧掉。梁鹄于是更加制作木版来写字，等他喝醉后偷走他的木版。梁鹄最终凭借书法做到选部尚书。宜官适合写大字，邯郸淳适合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得到了次仲的笔法，但自己的用笔已经把笔势发挥到了极致。汉末有个左子邑，稍微不同于邯郸淳、梁鹄，但也很有名。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形成行书法，都向刘德升学习；钟氏稍有不同，但也各有巧妙之处，如今在世上广泛流行。汉朝兴起时出现了草书，不知道作者姓名。到章帝时，齐国相杜度号称擅长写草书。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以工于书法著称。杜氏的字写得很稳妥，但字体稍显瘦弱；崔氏很能掌握笔势，但结字略显疏散。弘农人张伯英因此更加精进，技艺非常巧妙。他家凡是要染练的丝帛，必定先写上字再染练。张伯英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黑了。他下笔一定写成楷模法式，号称匆匆忙忙也没有闲暇。草书哪怕一寸纸也不遗弃，直到今天人们仍尤其珍视他的书迹。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次于张伯英。又有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等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世上有名，但远远不如张文舒。罗叔景、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代，在西州受到称誉，却自恃技巧而与众不同，很能迷惑人。因此张伯英自称：向上比崔瑗还不足，向下比罗叔景、赵元嗣则有余。河间人张超也很有名，但虽然与崔氏同州，却不如张伯英那样掌握书法的法则。《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唐·杜甫】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我在夔州别驾元特的宅第，看见临颍人李十二娘舞剑器，被她舞姿的雄壮盛美所震撼，便问她的老师是谁。她说：“我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开元三年，我还年幼，记得在郾城观看公孙氏舞《剑器浑脱》，那舞姿流畅纵横、顿挫有致，独自超出当时所有舞者之上。从高头、宜春、梨园三教坊的内人直到外供奉，凡是晓得舞蹈的，在圣文神武皇帝在位初年，只有公孙大娘一人而已。她容貌如玉、身穿锦衣，何况如今我已白发满头，今天这个弟子也远不如当年的盛况。颜真卿既已辨明她舞艺的来源，知道她的气势和波澜无人能比，抚今追昔，心中慷慨激动，姑且写下这首《剑器行》。从前吴人张旭擅长草书，曾多次在邺县观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从此他的草书大有长进，笔势豪放激荡，正是受了感发，这样看来，公孙大娘的高超技艺就可以想见了。《棋序》【柳宗元】

译房直温和我的两个弟弟交游，都是好学的人。我担心他们过于专一，便思考用什么来让他们休息。于是得到一块中央隆起并且刻成圆形的木棋盘。棋盘下方画成方格，直着摆放二十四枚棋子，分为贵、贱两类，各占一半。贵的称为上，贱的称为下，都从第一排到第十二排。两个下棋子才能抵一个上棋子。用朱、墨两色来区别它们。房直温于是拿出两支笔，按照棋子的等级分别书写。后来两人相互争斗较量，就看它们是贱的便轻视，是贵的便尊重。要让棋子相互冲击接触时，总是先使用贱棋；不得已使用贵棋时，棋子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够击中目标。得到朱色棋子便觉得力量有余，得到墨色棋子便觉得力量不足。我仔细观察并思考这件事，起初这些棋子本来都是相同的。房直温只写上一笔，轻重尊卑就变成这样；不过是因为靠近他的手，便先写了它们，并不是能够选择好的写成朱色、坏的写成墨色。然而上棋被当作下棋，下棋被当作上棋；下棋中贵的仍被尊重，贱的仍被轻视。他把那些棋子换来换去，却敬重这一类，于是便相距悬远。这样看来，世人用来判定人的贵贱，难道和房直温判定这些棋子的贵贱有什么不同吗？不过也是因为接近自己，便优先对待罢了。难道真有人能够选择人的善恶吗？那些受到敬重而被轻视的人，也会随之动心。难道真有人敢于评议人的善恶吗？那些因贵棋而获胜的人，有谁不会意气扬扬、心志放纵呢？那些因贱棋而获胜的人，有谁不会面容怠慢、内心放肆呢？那些所谓贵棋，有谁敢轻视它、驱使它去冲击呢？那些所谓贱棋，有谁敢躲避驱使它们相互冲击呢？那些被分为朱色和墨色的棋子，差别不过是相隔千万而已，有谁敢用两个贱棋去抵一个贵棋呢？我属于墨色棋子这一类的人，观察这些棋子从开始到最后，觉得它们很像世人，所以写下这篇序。《重修〈说文〉序》【宋·徐铉】臣徐铉等奉诏校订许慎《说文》十四篇以及序目一篇，共有一万六百多个字。圣人的旨意，大概已经完备地包含在其中了。考察八卦开始创制、万物形象已经区分之后，文字便成为承载万物的大车，典籍便成为驾驭它的六根缰绳。先王的教化之所以能够施行于百代，对于万物的功用与天地造化相同，是不可忽视的。即使五帝以后改换了不同的字体，六国时代文字形体各不相同，但仍保存着篆书、籀书的痕迹，没有失去形体分类的根本。等到暴虐的秦朝施行苛政，散隶书迅速兴起，便于末俗使用，人们争相以它为师法；古文既已断绝，讹误伪造的文字日益增多。到汉宣帝时，才开始命令诸儒修习仓颉造字的法则，却也不能恢复原貌。所以光武帝时，马援上疏论述文字的讹误，所说已经很详细。到和帝时，又命令贾逵修治旧文字。于是许慎采集史籀、李斯、扬雄的著作，广泛访问博通之人，并向贾逵考订，撰成《说文解字》。到安帝十五年，才上奏献上此书。但隶书流行已久，人们越写越熟练，加上行书、草书、八分书纷纷间杂出现，反而把篆书、籀书看成奇怪的字体，不再用心学习。至于六经中的旧文字，历代相承传抄，大多追求便利通俗，逐渐失去了本来的根源。《尔雅》所记载的草木鱼鸟名称，任意增添，已经不堪观览。各位儒者传授解释，也没有精心考究，小学一门的学者更没有能力纠正。唐大历年间，李阳冰的篆书笔迹特别卓绝，独冠古今；他自称从李斯以后直到自己这一代，中间无人可以相比，这话并非虚妄。于是他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纷纷师法仰慕，篆书、籀书因此复兴；但他很排斥许慎，常常凭自己的臆见立说。凭个人主观意见，破坏先儒所承述的传统，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如今研究文字学的人，也多采用李阳冰的新解释，这就是所谓重视听闻、轻视目见。唐末遭逢丧乱，经籍传授的道路中断；大宋承受天命，二位圣明君主相继而起，人文与国家典章灿然光明，遍及四方，兴办、尊崇学校，选拔众多人才。文字是六艺的根本，本来应当遵循古法，于是诏令取来许慎《说文解字》，精心详细校订，作为百代遵循的法则。臣等愚陋，斗胆竭尽所知。大概篆书湮没衰落，已经很久；传写《说文》的人又不称职，所以文字错乱、脱漏，无法完全考究。如今用官府收藏的正本、副本和群臣家藏的本子，全部详加考察；凡许氏注义、序例中已经记载，而各部中却没有的，确知是脱漏的，全部补录。又有经典中历代相承传抄、以及当时社会需要使用，而《说文》没有收载的字，承奉诏令附加增补，以扩大篆书、籀书的使用范围；这些字也都依照形声相从的原则，不违背六书的意义。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当时通俗文字发生讹变的，便详细列在注中；其中有义理乖谬、违背六书的，也一并编列在后面，使学习的人不至于产生疑惑。总的说来，这部书务必援引古法来纠正今字，不要顺从今俗而违背古法。至于高雅的文章和大部头的典籍，应当把篆书、籀书刻在金石上；至于日常通行的简牍，草书、隶书就足够了。又因许慎的注解文字简约、意义深奥，不是人人都能周遍理解；李阳冰以后，各位儒者的笺注论述中有可取之处的，也一并附加增补。仍有未尽之处，臣等粗略作些训释，以成一家之学。当时还没有反切，后人增补的反切彼此多有不同。孙愐《唐韵》流行已久，如今一并以孙愐的音切作为定本，希望学者有所遵从。用餐时间便编成了此书，已经不同于淮南王刘安的敏捷；把黄金悬挂在市场上，也曾不是吕氏的精密。冒犯、烦扰圣明，仿佛面临冰谷，恭谨献上。《良方序》【沈括】

译我曾经说，治病有五种难处：辨别疾病、治疗疾病、服用药物、处置药方、辨别药物，这五项就是。如今看病的人，只等待诊察气口六脉而已。古人诊察疾病，一定观察病人的声音、脸色、举止、肤理、性情、嗜好，询问他平时所作所为，考察他的行为，这样已经掌握了大半；又要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病发生于五脏，五色便会相应，五声便会改变，五味便会有所偏嗜，十二脉便会发生变化。这样求察已经如此详细，仍然害怕有所遗漏，这就是辨病的第一难。如今治疗疾病的人，只拿一两本药书规定服药的时间和方法，交给病人便算了事。古代治疗疾病的人，首先了解阴阳运行历数的变化，所以山林川泽的气机孔窍发动时，又观察病人的老少、肥瘦、贵贱、居处奉养、性情习惯、喜好厌恶、忧愁欢喜、劳累安逸，顺应适宜的方面，避开不适宜的方面；有时用药，有时用灸火，有时用针，有时用砭石，有时用风，有时用液体，改变其原有常态，推求、摩挲其性理，反复搏取探究，抓住时机顺应变化，间隙丝毫不能容许。又调节他的衣服，调理他的饮食，改变他的居处，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有时顺应天时治疗，有时依据人为因素治疗。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晴天、雨天、雷电、冰雹，鬼神、灵异、厌胜、蛊毒，以及甘、苦、寒、暑的节度，先后相胜、相复的作用，这些属于天道。病势的盛衰、体质的强弱，五脏禀赋各不相同，饮食嗜好也各不相同；要顺着他们共同之处，又察看他们偏异之处，不能因为这个人的形体就套用到另一个不同的人身上，不能用一个人的情况作为众人的标准。这属于人事。古人所说的医术，即使不能全部传写在书中，也不能全部用口头说明；其精细超过承蜩，其观察细密胜过刻棘，眼睛不离开面色，耳朵不漏听声音，手不离开脉搏，仍然害怕诊治有误。把药交给病人便离去，却希望能十全十美，难道不是很难吗？这就是治疗疾病的第二难。古人服药，煎煮炼制有一定节度，服饮也有适宜的方法。有些药适合长时间煎煮，有些药不适合久煎；有些适合旺火，有些适合温火，这就是煎炼的节度。药宜温还是宜寒，服用宜缓还是宜快；有些要顺应饮食、喜怒而服，使饮食喜怒发挥作用，有些却要避开饮食、喜怒，使饮食喜怒成为对抗因素，这就是服饮的适宜。水泉有好有坏，掌药的人有勤有懒，像这样却责怪药物无效，并不是药物的罪过。这就是服药的第三难。单独一味药本身就是药，而要知道它单独使用的功效却很难。世上的处方者认为一味药不够，又增加许多药，却不知道药物有相互辅助的，有相互抵触的，有相互配合而药性发生变化的。方书虽然记有药物相使、相佐、相畏、相恶的性质，但古人没有说到、人的情理又不能测知的情况，哪里能够全部穷尽呢？比如酒对于人，有人饮下超过一石也不会醉乱，有人稍微沾到便咳嗽、跌倒、眩晕；漆对于人，有人整天接触涂洒也没有伤害，有人一碰到就疮疡溃烂。怎么知道其他药物对人没有这种差异呢？这是禀赋不同。南方人吃猪肉鱼类可以生存，北方人吃猪肉鱼类却会生病，这是风土之气不同。水银得到硫黄便变红如丹砂，得到矾石便变白如雪。人想吃酸味的东西，没有超过醋的；如果认为醋还不够酸，又加入枨，两个酸味相互助长，本来应该更酸，却反而变甜。巴豆善于通利，如果认为巴豆的通利还不够，又加上大黄，那么通利作用反而减弱。螃蟹和柿子，分别吃时没有危害；两物相遇，不一会儿就会呕吐。这些是颜色容易看见、味道容易知道，呕吐和泄泻又是明显的变化，所以人人都知道。至于药物相合而作用于别的脏腑、导致别的疾病，哪里容易知道呢？例如乳石忌讳人参与白术，触犯这种禁忌的人多会死亡；至于五石散却都使用人参、白术，这是古人处方的精妙之处，而世人有时还不能明白。这就是处方的第四难。医生确实有医术，药方确实很好，使用也合乎节度，但药物有时不是良药，那又怎么办呢？橘子过了长江就变成枳，麦子受潮就生蚂蚁，雀鸟越过山岭便变黑，鸜鹆越过山岭便变白，月亮亏缺时青蛙、蛤蟆消瘦，露水降下时蚊子的嘴便发生变化。这些是形态和气候容易知道的变化，药物的性质难道唯独不会变化吗？我看越地人种茶、种稻，只隔一条沟、一条垄，距离远不过几步，颜色和味道就顿时不同，何况药物的产地相隔秦、越、燕、楚那么遥远，又有山地、泽地、肥沃、瘠薄、干燥、湿润等不同禀性，怎么能使每一种药都完全适宜呢？而且《素问》说：阳明之气居于天时，花果便会损伤元气；少阴之气居于泉下，金石便失去常理。像这样的论说，采药的人本来从来没有顾及。又有采收时间早晚不同，收藏方法优劣不同，风雨燥湿稍有变化，便会使药物枯槁暴坏。如今（缺文）。《熙宁字说序》【王安石】所谓“文”，是奇偶、刚柔交错排列而彼此承接，就像天地的纹理，所以称为“文”。所谓“字”，开始于一、二，繁衍生生而达到无穷，就像母亲生育子女，所以称为“字”。文字的声音有抑扬、开闭、合散、出入，形体有横竖、曲直、斜正、上下、内外、左右，这些都有意义，都以自然为根本，不是人的私智所能创造的。它和伏羲的八卦、文王的六十四卦虽作用不同而制法相同，彼此依待而成《易》。先王认为这不可忽视，又担心天下后世失去它的法则，所以每三年统一一次。所谓统一，就是使道德归于一道。秦朝焚烧《诗》《书》，杀害学士，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古文而成为隶书，大概是上天要使这篇文章所代表的文化丧失吧。否则，秦朝凭什么力量能够做到呢？我阅读许慎《说文》，时常对书中的意义有所领悟，于是编录他的学说，写成二十卷，并附上门人推求的经义。可惜先生的著作残缺已经很久，许慎所记载的并不完备，又有许多错误，而我凭浅陋的学识考察，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相合。即便如此，怎么知道这不正是上天将要兴盛这种文化呢？我只是赞助它的开始，所以对它的教导也一定从这里开始。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道德的意义就已经懂得十分之九了。《相国寺维摩院听琴诗序》【曾巩】

译古代的学者对于六艺，射箭不仅要会弓箭之事，还应当熟悉作揖谦让的礼节；驾车不仅要会车马之事，还应当熟悉驱驰的礼节；书法不仅是能够挥笔书写，还应当辨识字体并通晓其中的意义；数学不仅是能够排列筹策，还应当知道它的用途并各自穷尽其法则。五礼的威仪多达三千条，六乐的节文可以说既精微又繁多。唉，为什么要烦琐劳苦到这个地步呢？然而古代的学者必须做到这些，也确实可以说很难。但他们在礼中学习射箭、驾车，在音乐中学习干戈武事，所以年少时用于学习，长大后用于朝廷，武备本来就修习好了。他们家中有塾，党中有庠，乡中有序，国中有学；教育有老师，视听言动各有仪容，衣冠饮食各有法度；几案手杖上有铭文，盘盂器皿中有戒语；乘车时有和鸾之声，行走时有佩玉之音，闲居时有雅颂之乐；若非有特殊缘故，琴瑟从不曾离开面前。大概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之间，耳目所接触、四肢所行动、内心所通达的事物，用来涵养身心，竟然详细严密到这样的程度。即便如此，这还只是需要依凭外在事物的方面。至于天地人三才和万物的道理、性命的关系，还应当努力学习来求得，深思来探究，使自己知道其中的纲要、认识其中的精微，斋戒来守持它，竭尽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与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必须从内心获得。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唉，古代的学者在内外两方面这样用功，以守持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性，竟达到如此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光阴、自强不息，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原因。然而他们平素的学习有根基，闲暇时又有各种器具和环境来辅助，像这样去寻找放纵的心、铲除邪僻的气质，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实质，可以说很容易。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大概音乐是用来感动人的内心、使人受到教化的，所以说“成就于乐”。从前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音乐不只是去除邪僻，也是用来纠正人的性情偏失、使其归于中正的。所以和鸾、佩玉、雅颂、琴瑟的声音，若非有特殊缘故便不离身前，难道是虚设的吗？如今学士大夫在守持自身、涵养性情方面，凡是需要外在事物辅助的，一概不能具备；能够从内心获得的，又全都忽略了其中的功夫，可以说简单而容易了。然而要寻找放纵之心、铲除邪气，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实质，难道不难吗？这就是我害怕自己不能达到君子境界、反而陷入小人之列的原因。那些需要外在事物辅助的方面，我已经力量不足；至于琴，我私下还略有一点。我立志于此已经很久了，只是担心没有人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结识洪君，才和同舍诸人一起在相国寺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只是能够弹出声音，还能够领会其中的意义。我将要向他学习，所以说出我所仰慕的古代学者之道，希望能够借此自我启发。同舍的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我是曾巩，字子固。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和吏事闻名于世。《仁宗御书后序》【陈师道】人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上等的人能够胜过自己的爱好，次等的人任凭爱好支配自己，下等的人则把爱好蕴积起来并加以推崇。只有至高之人没有私好；有某种爱好，不过是同于常人罢了。神文圣武皇帝，他的爱好同于常人，却在胜过爱好方面不同于常人；相同之处用来成就德行，不同之处用来制定法则。接近声色，而欲望不能胜过礼义；珍爱珠玉，而利益不能胜过义理；有时游猎田野，而安逸不能超过法度。所以他在位四十多年，四方万物没有因之受到损益。只是喜欢飞白书，便在明窗净几之间，偶尔写一写，以满足自己的爱好。于是将相、宗室、外戚之家都有收藏。我不懂书法，不能歌颂它的美妙，却私下有所感叹。凡是技艺，不拘泥于古法，就会顺从今俗；拘泥于古法，就会舍弃自身而趋就规矩。顺从今俗，就会忽略法则而追逐世俗爱好。因此它的弊端是君臣争逐名声，祸乱随之而来。我私下观察皇帝，他能会通书法的法则而忘却世俗，也能会通其中的道理而不拘泥于法则，所以工拙、偏正都不足以评论。所谓掌握道理而进于技艺，王者对待技艺，大概就是这样。彭城王氏世代做贵显将领，所以家中有传承的书迹。他的从孙、主簿臣王有基，把皇帝所书的六个大字拿给我看，我只是远远一望便知道它出自皇帝之手。我不懂书法，却能一望而知，是因为我从道理上领会了它。臣只想到，皇帝能够摒弃天下人的爱好，却留心翰墨，这是帝王的美德，也是后世的伟大传闻，但臣实在因此感到忧惧。臣听故老说，当时二府百官、内廷宗室、外戚姻亲，甚至下至身边近臣，没有人不喜欢书法。士大夫迎合君主的爱好而学习书法，本来还不会妨害政事，但臣担心小人会借书法来求进。因此君子对于自己的爱好，也必须格外谨慎。臣只想到皇帝明白这一点，所以世上没有流传他的书法；而臣愚昧，不能不感到忧惧。《钟鼎篆韵序》【元·熊禾】

译《钟鼎篆韵》所收，有雕戈、钩带以及各种碑刻上的古篆字。称作“钟鼎”，是因为钟鼎属于珍贵的礼器。《考工记》说：“金属有六种配比，其中第一种是钟鼎之齐。”钟鼎这一名称便由此开始。鲁国铸造林钟时，臧武仲曾论述制作礼器的原因。杜预专门谈论钟鼎，所以祭祀器物的款识通常都称为彝。俯视形状的称钟，仰视形状的称鼎，这是礼器中较大的。器物一定要有文字来流传久远，像鼎、盘、量器上的铭文，在经书中已经可以见到。自从仓颉根据物象创制象形字、推类造字以来，又由形声相互推衍，文字便产生了。周公时代还没有改变籀书，却已经有六书的教法；孔子时代已经改变籀书，却还保存蝌蚪文。秦朝法令重视本国文字，孔氏以及秦国博士各自把古书藏在屋壁中。济南人通过口授传承，尚且还能按声音寻得文字。孔安国把蝌蚪书改定为隶古定体，蝌蚪书于是绝迹。看汉代所得的齐国器物、周鼎、柏寝的刻辞、栒邑的铭文，都有能够按其款识加以考释的人。屋壁古书有一半已经诵读流传，既说已经考定了所能知道的内容，又说当时的人没有能够认识的；如果果真不可知，那么隶书凭什么作为依据？不过是直接废弃古法而遵从俗体罢了。后来汉朝寻求古文，终于再也得不到；竹简削损磨灭、腐朽残缺，也不如近代纸墨的传布容易。唐初盛行临摹，才开始有人把楮纸拓摹碑碣，制成墨本。东巡所立的石碑、偃师的盘、岐阳的石鼓、延陵季子的墓碑，篆字石刻虽已泐损而仍有墨本流传，但还没有人能够摹写钟鼎上的款识。皇祐年间，朝廷才命太常摹绘历代器物款识作为图册；三馆的学者不能全部辨识，于是欧阳修、刘敞、李公麟、吕大临逐渐扩大考订记录。宣和以后，关于金石文字的著作更多了；除《博古图》外，还有晏慧开、蔡天启、赵明诚、荣咨道、董彦远，直到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等各家相继论述。古代彝器、鼎器也多在政和、宣和年间出土，事物常常聚集到爱好它们的人那里。当初，夏竦仿照二徐的韵例，以《唐韵》统摄古篆；当时器物款识还不完备，其中钟鼎字文有缺略之处，便广泛取用俗书来补足奇字，也还没有以“钟鼎”命名。政和年间，王楚作成《钟鼎篆韵》。薛尚功承接李公麟旧图，他的字帖起于雕戈，又因王楚已经成书，便把自己的韵书称为《重广》。乙卯、癸亥年曾两次脱稿，应该没有遗漏文字，但字帖所收的韵部有时仍有缺失。商钟已有释文和韵书，所以标作“无音释”；石鼓已经载入字帖韵书，便不再取石鼓文字。自从韦应物、韩愈过分称许以后，反而增添了众多疑问。翟耆年评论周宣王遗迹，极力称赞《吉日碑》，却怀疑石鼓刻有“维”字，认为它不像古代款识，因此以此表示怀疑。这些字的笔意在“柳”“帛”“君”“庶”等字上赶不上笔画，怀疑是把短笔拉长、把长笔缩短，因而取得名声。夹漈先生怀疑这是秦篆，茌平马氏怀疑是宇文周所作；但这些是在讨论篆字，不是在讨论韵书。如今编纂篆韵，还何必追问这些呢？本来只是因为收字多便显得丰富罢了。旧刻的夏、薛诸家韵书，临摹转移时失去了真相，正是古人所叹息的烟墨、所哀伤的纸竹。临江杨信父参订旧字，广泛采集金石上的奇古字迹，又增入奉符党氏的韵书，补足夏、薛两家没有收录的字，请我为它作序。他所收的篆字是夏、商、周、秦的篆体，韵部则依据《唐韵》，姑且用它来记载文字罢了。金属装饰、戈、带上的文字属于一个时代；夹钟、昭铃上的刻辞又属于一个时代。从古篆以下直到李阳冰，有些字体不可相比而强行归为一类，也有籀书古字错杂散见于召陵公乘的著作中。有些古文历经世代后才出土，有些则是后人仿造古体而近似；仔细辨审后加以采用，就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了。有人说，编作《钟鼎篆韵》，是为了给篆刻准备字形文字。刻符摹印，也是书学中的一门。马援不拘守章句，却喜爱讨论篆文；当他被授为伏波将军时，上书说：“我所借用的伏波将军印文中，‘伏’字的‘大’字向外。” 他又说：“成皋县令的印章中，‘皋’字下部从‘白’而下接‘羊’；县丞印下部有四个‘羊’；县尉印则是‘白’下接‘入’，‘入’下接‘芈’。”同一个县的长官，印章文字竟然不同，这不能用来作为凭信。事情交给大司空办理，便纠正郡国的印章。如今考察“伏”字旁边从“犬”，难道会没有向外的笔画吗？“皋”字并不是从“羊”，而是谐声字。记载东观之事的人，没有一句话来辨明它。印章文字本来由司空掌管，即使少府所藏的印章尚且有讹误不同，何况香奁中的家藏印记、铜龟私印、高平刻鹊、瑞字印章、元晖奉虎儿等字，以及私人记录姓氏名字的材料，大概多得无法计数。像啸堂所录的材料，流传时间已经很久。欧阳修一生只用一个字记录自己的名字，后来的儒者却追求更多。世上爱好古代事物的人很少。至于记录姓名，有的人喜爱古篆，却只是爱好而不能辨察，还不如那些不知道古篆、因而不妄自爱好的人。自从《玉篇》兴起，《说文》便弃置俗书，籀书之学也废弃了，难道受影响的只有字书吗？音义解释流行于世，《诗》《书》《易》便不再保存古音；以韵书考士取士，字音也不再通行古韵。古学当然不只在字书，譬如剖开竹子，由末端一直到根本，也许这就是同一条道路。我曾感叹汉代法令考察官吏，要求诵读史籀之书，儿童学习仓颉的教法，那时文字学还接近古法。汉朝寻找能够读懂古文字的人，一定征召齐地人，因为凭借传闻，伏生的学问可以考辨讨论。传记说山东的大师能够讲说《尚书》，是用齐地语言相互传授的。孝宣帝命张敞接受齐地的学问，于是能够读懂鼎上的刻辞，因此达到通达显贵的地位。张敞担任京兆尹时事务繁忙，哪里有闲暇顾及古书，所以没有能够光大老师的传授。杜邺跟随张敞的儿子张吉得到余绪，也以小学闻名成家。至于张敞接受学问时所征召的老师，史书却遗漏了他的姓名，只含糊地说是齐地人罢了。每当读到汉史，我没有一次不为这个人叹息。如今杨信父对篆韵很有贡献，为什么不把他的姓名写下来呢？不要像那个人一样。信父名銁，以字行世。《伤寒会要序》【元·元好问】

译从前我在京师，听说镇人李杲明之被称为国医，却没有见过他。壬辰之战时，明之与我一同离开汴梁；在聊城、东平期间，我同他交游了六年，到如今才详细知道他为什么能成为国医。明之家世代代凭财产雄厚而称于乡里，他的几位叔父都读书、喜爱宾客；他居住的竹里，名士每天都登门。明之年幼时喜好医药，当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术闻名燕赵之间，明之拿出千金跟从他学习，几年之内便完全得到他的医术。家中已经富厚，他并不靠医术谋生，凭借有余的财力自重自守，别人也不敢以医生称呼他。士大夫有时苦于他禀性高傲耿介，很少屈身降意；若不是危急的疾病、实在不得已，也从来不去拜访他。他大致在伤寒、痈疽、眼病方面尤其擅长。关于伤寒，他撰成《伤寒会要》，有三十多万字。他说：“伤寒一门有经禁、时禁、病禁，这三种禁忌，学医的人人人都知道；但还要看具体如何运用它们。”《会要》推阐说明仲景、朱奉议、张元素以来的学说，已经完备。见到证候便知道用药，见到药物便知道证候，按类别相互归属，关键全在掌握之中；仓促之际，即使让粗疏的医生使用，也如同带着指南车走遍四方，不会有找不到道路的困惑，可见他的用心多么广博。对于其他疾病，他不把古方当成死板的法则，而是依据七方十剂的学说，取用药物时只凭自己的判断增减；这样开出一剂药，胜过把病情托付给亲密朋友、劳烦孝子来求医，别人是做不到的。北京人王善甫任京兆酒官，患小便不通，眼珠凸出，腹部胀得像鼓，从膝盖以上坚硬得仿佛要裂开，饮食也无法下咽，甘淡渗泄的药物全都无效。明之来到后对众医说：“病已经深重了，不经过深思不能处方。”我回去思考，到半夜，忽然拉起衣服站起来说：“我想到了。”《内经》说：“膀胱是津液之府，必须气化才能排出。”他们已经使用了渗泄药，病却更加严重，这是气没有气化。启玄子说：“没有阳，阴就不能产生；没有阴，阳就不能气化。”甘淡渗泄药都是阳药，只有阳而没有阴，想要气化办得到吗？第二天用一组阴药投下去，服用一次便痊愈。西台掾萧君瑞在二月中患伤寒发热，医生给他服白虎汤，病人的脸黑得像墨，本来的证候从此不再显现，脉沉细，小便失禁。明之一开始不知道该用什么药，等到诊脉后说：“这是立夏以前误用白虎汤的过错，难道已经给他服过白虎汤了吗？” 白虎汤性大寒，不是运行经脉的药物，恰好会使腑脏寒冷；使用不当，就会使伤寒的本来病情隐伏曲折在经络之间，或者又用大热药来挽救，以苦味药驱除阴邪，那么其他证候必然又会出现，这并不是挽救白虎汤的方法。我使用能够温暖药性、升发阳气、运行经脉的温药。有人质问说：“白虎汤大寒，不用大热药怎么挽救？您的治疗办法是什么？”明之说：“疾病隐藏在经络之间，阳气不升， 经脉便不能运行；经脉运行，本来证候就会显现。本来证候显现了，还有什么困难呢？”果然如他所说，病便痊愈了。魏邦彦的夫人突然生眼翳，翳膜从下向上发展，颜色发绿，肿痛难忍。明之说：“翳膜从下向上，病是从阳明经传来的。绿色不是五色的正色，大概是肺与肾相合而发病吧？”于是到画工家取墨调和腻粉配成颜色，仔细端详后说：“这和眼翳的颜色相同，肺肾有病无疑。”于是泻去肺肾的邪气，又使用能够进入阳明经的药物来辅助，病已经见效。后来病又复发了三次，每次发病所涉及的经脉和眼翳颜色各不相同，他便再次根据病情推求变化，说：“各种经脉都属于眼，脉有病，眼睛便随之生病；这一定是经络不调，经络不调，眼病就不能痊愈。”问询后果然如此，便按他说的治疗，疾病终于不再发作。冯内翰叔献的侄子冯栎，十五六岁，患伤寒，眼睛发红而突然口渴，脉搏每呼吸八九至。医生想用承气汤攻下，药已经煎好，正好明之从外面回来。冯叔献告诉他应当使用承气汤，明之切脉后大为震惊，说：“差点杀了这个孩子！”《内经》说：“从脉象说，各种数脉都属热，各种迟脉都属寒。”如今脉搏八九至，是热到了极点；可是《会要大论》说：“疾病有脉象顺从而病情反常的，为什么呢？脉搏虽然来得快而顺从，但按下去没有鼓动之力，各种阳证都是这样，这是传变成为阴证了。”赶快拿姜、附子来，我要用热因寒用的方法处置。药还没有配好，病人的指甲已经变色；服下八两药后，不久便出汗而痊愈。陕帅郭巨济患半身不遂，两根脚趾着地后不能伸直，于是把明之迎到京师。明之到后，用长针刺入骫中，深至骨头而病人竟不知疼痛，放出一二升血，颜色像墨一样；又反复针刺，像这样六七次。服药三个月，病大为好转。裴择之的妻子长期患寒热病，月经数年不来，后来已经气喘咳嗽。医生大都给她使用蛤蚧、桂、附子等药，明之说：“不对，这是阴病被阳气搏击，温热药用得过分，所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给她使用寒凉凉血的药物，月经便来了。后来果然如此。宣德侯经略家的家人患崩漏，医生都不能奏效。明之诊脉后，又用纸列出她的证候，多达四十多种，再据此用药治疗。第二天便有二十四种证候减轻，前后五六天完全痊愈。明之的处置方法都属于这一类。戊戌年夏天，我将要回太原，他的儿子李执中拿着所谓《会要》来，请我作序。于是把上面这些事列在各篇之前，使学者知道明之在书中所说的疗效，已经验证过的，大概就是这样。《书则序》【韩明善】

译书法果真有法则吗？书法是心灵的图画。笔画有长短，字体有肥瘦，体态因人而各不相同，不能用一条标准拘束。书法果真没有法则吗？古代的学者耗尽精神，费尽岁月，临摹仿效，直到老年也不厌倦，其中必定有它的规律。大概书法是聚集点画而形成形体，形质具备之后，性情便显现出来。不同的是形体，相同的是道理。能够穷尽其中的道理，就可以成为法则。三代时候，文字用来记录事情，并没有开始拿点画来比较工拙。然而鼎彝铭志的文字，俯仰向背之间精微到了毫发，难道是有意追求工巧吗？大概是穷尽了道理，便不能不工整。秦汉以后，以书法闻名的人，哪里数得过来？能够穷尽书法之理的，只有钟元常、王逸少几个人而已。那些残破的丝帛、败坏的纸张、剥蚀的碑、断裂的碣，幸而保存于世的，都被人珍爱。看它们如彩霞分散、云气疾驰、龙跃虎腾，变化迅疾，无法控制把握，令人喜爱、玩味、惊惧、诧异，却不能测度其意趣，也不是法度所能束缚的。慢慢观察，其中俯仰向背的道理，又仿佛完全符合契合。后来的学者彼此以之为法、加以论述，各随所达到的程度，而各自有所成就。下至黄庭坚、米芾，书体尤其纵情放肆，而法度却极其森严，所以都能在后世专擅书名。从此以后，人们全都从事书法；其中资质足以擅长书法的人，又喜欢发表极高的议论，认为只凭自己的心意任意发挥便足以自成一家，何必受这些拘拘束束的法则限制呢？他们的形质和性情乖戾昏惑，向前不能取法古人，向后又不足以成为后人的标准，书法之道因此中断。如今承旨赵公以翰墨为天下倡导，学者纷纷聚集追随。赵仲德曾请问书法的要旨，赵公说应当以古人为法，不要只向今人取法。赵仲德于是摘取古人评论书法的要语，辑成一部书，名为《书则》，以完成赵公的意旨，并给学者提供指南。有好事者将要把它刊刻成书，赵仲德让我为它作序。书法是六艺之一，是儒者所应当从事的。书法有自然的道理，道理所在之处，学者就应当以它为法则。它就像射箭的准绳、车轮的轨道、针砭药剂的腧穴荣卫。此书能够流传并厚待学习者，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吗？仲德又说，我曾经采集先儒读书的方法，汇合编成一书，尚未完成，完成后也将一并刊刻。唉，考察古人的言论，用来寻求事物的法则，是经籍所记载的、儒者全部的事业。难道只有书法如此吗？赵君大概会在这方面继续进步吧！因此把这番话一并记在篇首。《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五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五 《洪武正韵序》【明·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