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三

译治理天下的人，要确定国家所崇尚的原则。一旦所崇尚的原则确定下来，即使经过万千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专注于一个方向，使子孙有所遵守，就容易实现治理。所以三代圣人的后代，延续得久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不忘记他们的功劳，才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凭借它来治理国家，所以可以长久。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治；他们观察天下适宜崇尚什么，便坚定地坚持它，以此开始，也以此终结，不是早晨崇尚文治、晚上又崇尚质朴，以致自行败乱。因此圣人出现，必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原则。周朝时，大概有周公为之制定礼制，于是天下便崇尚文治。后世有贾谊出现，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用。如今天下幸而正处于安定时期，为子孙万世帝王考虑的大计，不可不在此时预先确定。然而万世帝王的大计，应当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能够安坐而守住旧制；等到政治产生弊病以后，再改变其中的小节，而根本大体终究不可改易。这样才能享有长久的国运，百姓也不会苟且简慢。现在考察朝廷内外，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我仍然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用权变来应对它。形势强盛了，如果强盛过度而不停，就会折断；形势衰弱了，如果衰弱过度而不停，就会屈服。圣人用权变调节它，使它不至于折断或屈服，所凭借的是威和惠。过于强盛时，威势耗尽而不能振作；过于衰弱时，恩惠轻慢而下属不把它当作恩德。因此处在弱势时适宜使用威，处在强势时适宜施行惠。凭借强盛的威势来施恩，恩惠就尊贵；凭借弱势中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就会发作，使天下震恐。所以威和惠，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形势的。然而不懂强弱形势的人，即使有杀人的威势，臣下也不害怕；即使有使人得生的恩惠，臣下也不欣喜，这是为什么？因为威势已经耗尽，恩惠也被轻慢了。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慎地知道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使用威和惠。不先审察形势，只空说我能使用威、我能施行惠，那只是末节。因此，形势本来强盛却再用威来助长，形势本来衰弱却再用惠来助长，以至于折断和屈服，这是可悲的。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饵食和金石来养生，必须先审察它的性质属于阴，还是属于阳，然后用相应的药石治疗。药石属阳而用来治疗阴，药石属阴而用来治疗阳，所以阴不会干涸，阳不会亢盛。如果不能先审察自身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却用阴去攻阴、用阳去攻阳，那么属阴的必定死于阴，属阳的必定死于阳，无法挽救。因此善于调养身体的人，先审察阴阳；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以此制定谋略。从前周朝拥有天下时，诸侯过于强盛；在诸侯强盛之时，大国已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反而不过千里，其形势是弱的。然而当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臣服的，弱势还没有显露在外。到了后世君主失德，诸侯像禽兽一样逃散，各自固守自己的国家而相互侵夺，可是周王室的人最终没有醒悟，只拘守小小的姑息之道，却希望凭此制服强国，这叫作以弱政助长弱势。因此周朝的天下最终死于弱。秦朝拥有天下，到秦孝公时，它的形势本来已经迅速地一天比一天强大。等到他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醒悟，专门任用法令制度来斩杀鞭打平民，这叫作以强政助长强势。因此秦朝的天下最终死于强。周朝拘泥于施惠而不知道权变，秦朝勇于使用威势而不知道根本；两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们宋朝的治理制度，有县令、郡守、转运使，以大统摄小，像丝线牵引、绳索联结一样，总归于上级。即使有人在万里之外拥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统率百万军队，天子只要在殿陛之间一声召唤，三尺高的童子骑马传递诏书，召他回京，他就会解下官印奔走而来，只怕赶不上。这样的形势，正是秦朝所凭借而强盛的形势。形势明明强盛，可是天下的弊病却常常表现为衰弱。唉！有像秦朝那样可以强盛的形势，反而陷入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习惯施惠而怯于用威，恩惠太过而威势不能胜任。之所以习惯施惠且恩惠过度，是因为频繁赏赐，并且把赏赐加给没有功劳的人；之所以怯于用威且威势不能胜任，是因为刑罚松弛、军队不能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都没有用得恰当，所以衰弱的实际情形显露在外。什么叫衰弱的实际情形？就是官吏旷职懒惰，职务废弛而不办理，对败坏政务的官员却不严加惩罚；赎罪的事太多，赦免太频繁，有罪的人不追究，法典刑律的禁令无法施行；冗余的士兵骄横狂妄，倚仗武力而希求赏赐，朝廷却以维持安抚为恩，不敢加以裁减；将帅使军队覆灭，连一匹马也没有回来，对败军之罪却不加重；羌、戎势力强盛，欺凌压迫中原，对他们索取金帛、增加币帛的羞辱，却不感到愤怒。像这一类情形，就是太过衰弱的实际表现。时间久了仍不治理，接着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逐渐衰微、逐渐消散，最终崩溃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乘隙而来。然而我认为，衰弱在于政治，不在于形势，这叫作以弱政败坏强势。如今一车柴薪燃起的火，是众人害怕而不敢触碰的；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又能造成什么热呢？所以，拥有强秦那样的形势，却陷入弱周那样的弊病，天下因此不知道它的强盛，正是这个道理。不过，政治衰弱不像形势衰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要使衰弱的周朝改变诸侯的制度，之后才会强盛，这是可能的；但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一天之内能做到的。至于政治衰弱，只要使用威势就行，可以早晨改变，晚上确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齐威王又是齐国贤明的君主。他刚即位时，放任政务而不治理，诸侯一起侵略齐国，人人都不知道齐国是强国。有一天他突然发怒，拆毁万家封邑，召来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以及经常称誉阿大夫的人，并且发兵攻打赵、魏；赵、魏全都逃走请求讲和，齐国人人震恐，不敢掩饰错误。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政治衰弱，能够使用威势来救助衰弱。

译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位、郡县的形势，话从口中说出，四方就会响应；用来施行威势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备。况且拥有天下的人，忧虑的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有作为却不能成功。现在如果真能把心思放在使用威势上，赏罚、号令、每一个举动，都一概出于威严；使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之人，坚决果断地实行，不被众人的议论牵制；使用无法预料的刑罚，使用无法预料的赏赐，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降临、猛烈落下，不知道从哪里发出，也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以后，平民便更加务必检点谨慎，奸民猾吏也常常恐惧刑法降临自身，收敛手脚，不敢随便犯法，这就叫作强政，政治强盛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盛起来。所以我说：凭借弱势中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一发作，天下就震恐。那么，按照当今的形势，寻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根本大体终究不可改变的办法，只有崇尚威势罢了。有人说：按照当今的形势，事情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便利的了，但谁知道万世之后，政治不改变，就一定要说它是威势呢？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凭借它成为君主的东西；一天没有威势，就是没有君主。时间久了政治产生弊病，改变其中的小节，并以恩惠加以调和，使它不至于像秦朝那样严重，这可以；把威势全部抛弃，就是错误。有人又说：王者凭借德，不凭借刑；任用刑罚，是霸者的事情，不应当这样说。这又是不懂道理的人啊！商汤、周武王都是王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者。周武王承接纣王的暴政，把百姓从炮烙、斩足断肢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如果又任意多杀人、多用刑来治理，百姓的心就会离开。因此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却不是这样，夏桀的罪恶本来与商纣没有不同，但他的刑罚没有纣王那样残暴；天下百姓却受到他的风气影响，放纵懒惰，不遵守法度。《尚书》说：“民众全都懈怠，不能协同。”又有诸侯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杀铲除那些强横、懈怠、不守法的人，以平定纷乱。因此记载说：“商人先施刑罚，后行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也并不是都只任用刑罚。齐桓公、晋文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刑罚，所以桓公、文公的治理常常任用刑罚。晋文公是厚道长者，他的辅佐狐偃、赵衰、先轸、魏犨都不主张刑法；他的治理也未曾以刑罚为根本，但名号仍然是霸主。难道能说商汤不是王者、晋文公不是霸主吗？所以使用刑罚未必就是霸道，使用德政也未必就是王道，只是各自观察形势，看什么适宜使用罢了。既然如此，如今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不能称为王道？不先审察天下的形势，却想应对天下的事务，那就困难了！审察敌情【苏洵】

译中原属于内部，四方夷族属于外部。忧患在内部，是根本；忧患在外部，是末节。天下没有内忧，必然会有外部的恐惧。根本既然稳固了，为什么不暂且放下末节来休息呢？回答说：不行。古代的忧患在外部，如今的忧患在内部。放下末节是可以的，但我不能明白。现在所忧虑的，表面上是末节。古代四方夷族的势力，大弱就臣服，小弱就逃遁；大盛就侵略，小盛就掠夺。我们的军队精良、粮食充足，将领贤能、士卒勇敢，那么祸患就不会在中原。这样说外部忧患是可以的。如今对于契丹，姑且不要指望它臣服或逃遁，即使希望它的志向只止于侵略掠夺，也无法得到。契丹骄横放纵已经很久了，每年索取金帛，数以十万计。过去幸亏我们有西羌之变，它便说出傲慢无礼的话来震撼中原。天子不忍心使边境百姓更加困苦于战争，所以它一天比一天骄横，贿赂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到了现在，总计已经数十万、数百万，它仍不满足，不能填满欲望。它把中原看作自己的外府，那么它的势力所求又哪里只是数十万、数百万呢？贿赂越多，赋税就不得不越重；赋税越重，百姓就不得不受到残害。所以虽然名义上说是让百姓休息，实际上却是爱惜他们的死亡而残害他们的生存。名义上是外部忧患，实际上忧患在内部。外部忧患不能消除，圣人尚且以此为耻；内部有忧患却不为之谋划，我就不知道天下凭什么能够长久安定而不发生变故。古代匈奴强盛，不过以冒顿时期为最；在暴虐的秦朝刻剥百姓、刘邦和项羽争战夺取天下之后，中原已经疲惫不堪。按照今天的情形推测，匈奴本应乘机进入、践踏中原，如同决开大河冲破蚁穴一样，最终却不能越过它的疆界取得我们一寸土地。这是为什么？中原的强固，远远超过匈奴百倍，即使长期衰弱、刚刚建立新政权，也仍足以制服它。五代时期，中原没有君主，石敬瑭只贪图一时利益，像儿子一样行事，契丹割取幽州、燕州的土地来助长自己的强大。幼主继位，大臣在外叛乱，契丹扫荡边境前来进犯，军队没有经过流血战斗，京师就已守不住，天下遭受它的祸害。契丹从此开始有了轻视中原的心，以为中原可以取得。到了我宋景德年间，契丹大举前来进犯，章圣皇帝一战将它击退，于是同它订盟讲和。人的情势是，取胜就会习惯于胜利，习惯就会失败，失败就会警戒，警戒之后又会取胜。契丹习惯于石晋时期的胜利，却遭到景德年间的失败；它警戒景德之败，而我还不知道它将在哪里取胜，这是非常可怕的。不过，几十年之间能够没有发生大变故，为什么呢？契丹的谋划一定是这样：我百战百胜，虽然人人屈服，但我也疲劳奔波；只要进入中原一次，以表面声势压迫它，以强大形势逼迫它，每年得到数十万、数百万金钱。这样经过几十年，我会增加数百千万的财富，而中原损失数百千万，我一天比一天富裕，中原一天比一天贫穷，然后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边境之上难道没有可以乘的空隙吗？让它前来进犯，大则足以夺取一个郡，小则也足以杀掠数千人。但它不因此动心，是因为它的志向并不小；它将要蓄养锐气，等待我们的空隙，以实现它最大的欲望，所以不肯因小利而败坏远大的谋划。古人说：“幼蛇不摧毁，长成大蛇又怎么办？”契丹的势力一天天增长，如今已经炽盛，却还柔顺地养着它，希望它最终不发生大变，这也是糊涂的。况且如今中原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奉它的欲望，还要担心它，害怕有一件物品不合它的心意，并不是说中原的力量不足以承受它的愤怒。然而据我推测，当今中原虽然绝没有像石晋那样可供契丹乘隙的形势，契丹的力量虽足以侵犯边境，但今后十多年，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侵犯边境的忧虑，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它害怕我们，而是因为它的志向不止于侵犯边境。它的志向不止于侵犯边境，而力量又不足以完成它想做的事，所以它心里只怕我们有一天突然断绝和好，使它失去丰厚的贿赂。然而它骄傲自大，不肯稍稍屈服，为什么呢？它的想法是：“先向对方提出要求，然后关系才会稳固。”凶猛的鸟将要攻击时，必定隐藏自己的形迹。从前冒顿想要攻打汉朝，汉朝使者一到，他就总是隐藏强壮的士卒和健壮的马匹，所以兵法说：“言辞谦卑的是要进攻，言辞强硬的是要退却。”如今匈奴的君臣没有不夸张声势来向我们炫耀的，这清楚表明它的志向是不想交战。阖闾进入楚国，凭借唐、蔡两国；句践进入吴国，凭借齐、晋两国。契丹如果真的想与我们交战吗？过去陕西有元昊叛乱，河朔有王则变乱，岭南有智高之乱，这些也都是可以乘势进攻的机会；但契丹最终没有行动，那么它不想交战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唉！它不想交战，而我们于是也不和它交战，那么它已经达到自己的意图了。兵法说：“利用敌人所希望的，施行自己能够做到的，使敌人不能做到的事情落空。”反过来看，现在我们恐怕正与此相反吧？况且契丹的力量既不足以实现它最大的欲望，而夺取一个郡、杀掠数千人的小利又不能使它动心，那么我们只要不再给它贿赂就行了。不再给它贿赂，如果它以此作为借口，就回答说：“你对我有什么功劳？你每年都想要我的贿赂，我只有战争可以给你。贿赂是得不到的。”不过天下人一定会说：“这是愚人的计策。”天下谁不知道贿赂有害、不行贿有利，只是形势不允许罢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今外部忧患的形势如同汉朝七国之乱的形势。从前汉高祖急于消灭项籍，所以把数千里土地分封给各位将领为王。项籍死后，天下平定，而诸将的封地于是便无法削夺。当时不是刘氏而称王的有八国，高祖害怕他们将要作乱，所以大肆分封吴、楚、齐、赵等同姓诸侯国来制约他们。不久，韩信、英布、彭越、卢绾都被诛杀，但吴、楚、齐、赵的强大反而没有力量加以制约。在这时，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没有谁不怀有称帝的心思。胶东、胶西、济南又跟着响应，于是擅自给人授爵，赦免死罪，乘坐黄屋车，刺客公然行动，匕首在京师交错，罪行已经明显，形势已经逼迫。然而当时的人仍然悠闲从容，仿佛不足忧虑；每月不谋划，每年不考虑，早晚只是缓慢地抚摩它、温和地吹拂它，侥幸没有大变故，直到孝景帝时期，才有谋臣鼌错开始提出削减诸侯封地以削弱他们的权力。

译天下人都说：“诸侯一定将要反叛。”鼌错说：“本来就是如此，削地也反叛，不削地也反叛；削地，他们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他们就反叛得慢而祸患大。我只怕他们不能在现在反叛。”天下人都说：“鼌错愚蠢，唉，七国之祸看来无法避免。”与其让祸患从远处发生而灾祸扩大，不如让它在近处发生而灾祸较小；以小祸患换取大祸患，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不赞同鼌错的人，难道都不知道形势将有远祸吗？他们知道形势将有远祸，却估计自己活不到看见的时候，认为可以把祸患留给后人，姑且使自身免祸。因此，鼌错为自己谋划就是愚蠢，为天下谋划就是明智；君主又怎么可以舍弃为天下谋划的方案，而采用为自身谋划的方案呢？如今契丹的强大不亚于七国，而天下人又采用当时的议论，因循维持直到现在，正把它看作无事。我却认为天下的大计，不如不再给契丹贿赂。不行贿，变故发生得快而祸患小；行贿，变故发生得慢而祸患大。害怕变故发生得快，不如害怕祸患扩大；喜欢变故来得慢，不如喜欢祸患较小。天下的形势如同坐在破败的船中，船正迅速驶向深渊；不趁水还浅时离开，寻求自救的方法，却以脚被水沾湿为借口，这本来就是覆没溺亡的道路。圣人总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然后才能把灾祸转化为福祉。如今不幸已经把它养到这种地步，而眼前的忧虑和小患又害怕而不能决断，那么长远的忧虑和大的祸患终究无法除去。赤壁之战，只有周瑜、吕蒙认为可以取胜；伐吴之战，只有羊祜、张华认为正确。由此看来，宏大深远而切实的谋略，本来就不能符合庸人的心意，这正是鼌错被认为愚蠢的原因。不过，鼌错的谋略仍有遗憾。为什么呢？鼌错知道七国必定反叛，却没有预先为反叛制定防备之计，所以七国反叛时，崤山以东发生变乱，关内也受到骚动。如今匈奴的祸患，又不像七国之乱那样难以制伏。七国反叛，中原有一半成为敌国；匈奴叛乱，中国却可以完整地控制它的后方，这又容易谋划了。那么应当怎样谋划呢？回答说：契丹的谋略不过三种：一是声势，二是形势，三是真实行动。契丹认为中国怯弱已经很久，以为我们终究不敢与它抗衡，而且心中总想巩固从前的和好关系、取得丰厚的贿赂，以养蓄自己的力量。如今突然断绝贿赂，它一定会说：交战取胜，不如坐着得到贿赂有利。汉人怯弱，我们可以先用声势威胁他们，他们将会重新贿赂我们。于是向远近宣布：我将在某日包围某处，在某日攻打某处；这叫作声势。命令边郡让士卒休息，放倒旗帜，停止鼓声，寂静得仿佛听不见契丹的声息。声势既然不能动摇我们，它的计谋就会转而表现为形势。修整道路、砍除荆棘，多设置疑兵，逼近我们的城池；这叫作形势。挖深壕沟、加固营垒，清空野外的粮食和百姓来等待它，寂静得仿佛看不见它的形迹。形势又不能动摇我们，那么它的手段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随后训练军队、喂饱战马，以真实行动出击；在真实交战中击败它，是容易的。它的计谋一定先从声势、形势开始，之后才会采取实际行动。声势和形势，是希望我们害怕而用重金贿赂请求和解；采取实际行动，是不得已而与我们交战，希望侥幸取得一时胜利。勇猛可以施用于怯弱者，却不能施用于有智慧的人。如今大声呼喊、跳跃奔走，以气势压倒对方的人，是世人所谓善于战斗的人。但蓄积全部力量来等待他，就未尝不能取胜。那人的呼喊是声势，跳跃是形势；如果没有防备，声势和形势也足以乘人不备。否则，只是把自己的力量白白耗费在无用的地方，因此不能取胜。韩许公任宣武军节度使时，李师古忌惮许公严整，派人来告诉他说：我将借道去讨伐滑州。许公说：你能够越过我的边界来做盗贼吗？我已经有所准备，不要说空话。滑州主帅告急，许公派人告诉他说：我在这里，你不必害怕。有人报告说，敌军正在修路、砍荆棘，军队即将到来。许公说：军队到来，不会先修路。李师古的欺诈计谋已经穷尽，只得拖延时间逃走。所以我说：敌人的计谋出于声势和形势，却不能使我们动摇，那么它的手段就到此为止了。与它交战，击败它很容易。如今匈奴的君主有内部祸难，刚刚即位，我认为这必定是容易对付的邻国之难，是称霸称王的资本。况且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祸害。贾谊说：大国的诸侯王年幼柔弱，还没有成年，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掌握着政权；几年以后，大多都已成年。到那时他们血气正盛，汉朝所任命的傅、相又因年老患病而被赐予罢免。到了那个时候还想求得安定，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唉，这就是七国的形势。策论断篇上【苏轼】

译西北两方面正成为中国最深重、最长远的祸患。天下的谋臣、猛将和豪杰之士，想在西北有所施展，已经很久了。我听说兵法讲：“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的时机。”过去我愚昧地认为，西北虽然有可以取胜的形势，但中国还没有不可战胜的防备，所以私下曾认为可以专门设置一个官职，让他独自承担这项责任，而执政大臣得以专心治理内部事务。如果天下的弊病没有不被清除的，纲纪修整清明，粮食充足、军队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知道爱戴君主，卓然具备不可战胜的防备，那么我本来将详细陈述并极力进言。天下将要兴盛，积累必定有源头；天下将要灭亡，祸患必定有门径。圣人只要知道那扇门，把它堵塞住就行。古代灭亡天下的有四种情形，而天子无道并不在其中：有因诸侯强大逼迫而灭亡的，周、唐是这样；有因平民横行而灭亡的，秦是这样；有因大臣掌握权力而灭亡的，汉、魏是这样；有因蛮夷侵入内部而灭亡的，两晋是这样。假使这七代的君主都能预先知道自己灭亡的门径并把它堵塞，那么国运延续到今天也不会衰败。只是他们忌讳谈论灭亡而不作防备，或者虽有防备却没有找准门径，所以祸患发生后便无法挽救。天子的势力盘结于天下、凝聚于民心，根基十分深厚，所以它灭亡时必定先有巨大的裂隙，并且每天逐渐溃坏；人们窥探到这个裂隙非常困难，夺取它也极其隐秘，经过长久时间才能找到机会，并不是一旦突然发生便无法挽救的祸患。因此圣人一定在国家全盛的时候，堵塞它走向灭亡的门径。我认为当今的祸患，外部可怕的是西戎、北狄；内部可怕的是天子的百姓。西戎、北狄不足以构成中国的大忧患，但它们的行动可能招来内部的祸患。内部百姓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存亡的权力，却不能独自发动变乱，必定要等待外部发生变故，先由戎狄引发，再由我们的百姓接续。臣所说的可怕之处，只在这里。从前敌国的祸患，起因是索求太多而供给不足；供给者有疲倦之时，索求者却没有满足之日。以有疲倦的一方应对没有满足的一方，却想长久安定无事，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两个国家的祸患，只是有远有近，归根到底一定会发展到交战。请问如今之所以交战，难道不是仓促发生、只在一时进行防备吗？况且军队平时没有确定部署，临时才出动，在危疑纷乱之中，如果我们不能自我决定，那么权力就掌握在敌国手中。权力在敌国手中，我们想交战却不能，想休战却无法前进，不能交战而退却，也不能休战；这样一来，它的计策就会从求和开始。由我们主动求和，那么用来缔结和约的代价，必定是在重兵交战之后，又接着付出更重的和约代价，于是国家用度不足。国家用度不足，就要向百姓增加赋税；增加赋税而不能停止，就不得不施行各种强行搜取、豪强掠夺的办法。天下一有动荡，变故便会从没有规律的地方发生，国家的大忧患必定在这里。我曾听说，用兵有权，权力所在的国家才会取胜。因此国家无论大小，军队无论强弱，有些小国弱兵却被天下畏惧，只是因为权力在它手中。千钧重的牛，受制于三尺高的儿童，低下耳朵顺从他，竟不如猿猴在山林中奋力跳掷。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权力在人手中。我想战就战，不想战就防守；交战时天下没有谁能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窥伺。从前秦国曾经使用过这一办法。打开关门出兵，攻打诸侯，诸侯无不愿割让土地来求和。诸侯割地向秦求和，秦人从不急于得到割地的利益，总是仿佛不得已之后才答应，因此诸侯常常想求和，而秦国常常想交战。这样一来，权力本来就在秦国手中。而且秦国并不是比天下诸侯都强，只是秦国能够自己作出决定，诸侯却不能，所以天下虽多次变化，最终仍归于秦。诸侯的利益，本来就在合纵连横之间。早晨听到陈轸的主张，就联合起来实行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就分散开来实行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无论连横者想实行连横，还是合纵者想实行合纵，都让他们自行选择并审慎处理。诸侯彼此相望，最终却没有谁能自己作出决定，那么权力在秦国手中，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从前宝元、庆历年间的河西战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开始时，秦国不得已之后才交战；到最后，却预先探知对方的心意而同它讲和，随后又送上丰厚的馈赠，只怕有一天再次交战。这样一来，敌人总想交战，而我们总想求和。敌人并不是能够常常取胜，只是保持想要交战的姿态，利用我们想求和的形势，屡次使用而屡次得志。因此中国虽然广大，权力却不在我们手中。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让权力掌握在中国更好的办法；想使权力掌握在中国，没有比先发动进攻然后停止更好的办法。向敌人显示我们不怕交战，表现出喜好作战的姿态，然后天下的权力才会有所归属。如今庸人的议论却说不要成为祸患的开端。古代英雄的君主，难道是喜欢祸患、喜好杀戮吗？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还年年出兵，向外域用兵；直到晚年也不疲倦，亲自冒着风露远行千里，前后两次亲自攻打高丽。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争先行动而处于强势。当时群臣不能深刻明白他的用意，认为敌国没有衅隙，是我们主动发动战争。治理国家的人，使别人防备自己，权力就在我方；使自己防备别人，权力就在对方。唐太宗时期，边境庭前震恐，处处防备中国，所以中国的权力很重。假如不先发制人，对方就可能掌握权力。可是我们又战战兢兢地厌恶战争、喜欢停战，使敌国知道我们所忌惮的事情，并凭借这一点迫使我们作出决定。这样一来，即使拥有天下，我们又怎能治理它呢？唐朝衰落时，正是因为厌恶用兵、害怕战争，一有失败，便小心畏缩地低头退走。因此奸臣掌握了权力，用来要挟天子。到宪宗奋发而不顾忌时，虽然遭受小挫折，却没有因此沮丧；在这时，天下的权力在朝廷，攻打敌人足以使敌人忧惧，放弃攻打足以成为朝廷的恩德。所以我说，先发动进攻然后停止，权力就在我手中。《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四卷 （明）贺复征编 进策二 其一：自行决断【宋·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