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四

译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根本大事，也有当务之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建立准则作为臣民的表率，是谋求治理的根本大事；审察事机、衡量形势，改变旧法以适合百姓，是挽救时局的当务之急。根本虽然已经确立，却不能改变旧法而实现良好治理，就好比琴瑟失调，不拆弦更换就不能演奏。臣恭敬地想到，我皇上登基以来，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勤于讲学和政务，始终把敬天法祖放在心上，把节省财用、爱护百姓作为要务。谋求治理的根本大事已经确立了，只是近来风俗人情因积习而产生弊端，已经有颓靡不振的趋势，有积重难返的征兆。如果不稍加改易，恐怕无法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使天下人的心志归于一致。臣不顾愚昧浅陋，日夜思考，谨就当今适宜办理的事情分列为六项，逐条上奏，请皇上采择。臣又自己思量，幸而凭经学得到圣主的知遇，充任辅弼大臣，早晚与共事的诸位大臣恭敬协和；凡有所见，本来可以随事进献忠言，似乎不必另外上书陈述。但是臣愚昧，私下看到皇上有一定要有所作为的志向，只是内心深沉静默，臣下无法窥知；天下有求治的心愿，但旧习因循不改，行动方向还不知道趋向哪里。所以臣斗胆不避嫌疑，披沥心迹向上陈述，希望能够宣扬彰明君主的德意，使众人的志向统一，并没有别的用意。伏乞圣慈垂察，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也幸甚。一、统一议论。臣听说天下的事情，谋虑贵在周详，实行贵在有力；谋划可以听取众人意见，决断却在于君主独自裁定。汉臣申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实行得怎么样罢了。”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朝廷中的议论太多：有时同一件事，甲方认为可以，乙方认为不可以；有时同一个人，早晨还称许，晚上就斥责；有时前后意见不知不觉互相违背；有时毁誉彼此矛盾。是非混淆在言语之中，任用或弃置取决于个人爱憎，政令频繁变更，事情没有统一的纲纪。又常见督抚等官员刚到地方，按惯例就上疏陈述，或者泛泛地说几件事情，或者更换几个官员；文章辞藻争相工巧，阅览的人常常被它弄得眼花缭乱，不是说此人有才，就是说此人能任事。其实，他们刚到任时，地方的利弊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属官的贤能与否，哪里能够完全察明？不过是从众人的言语中采听罢了。读他的辞藻，虽然似乎灿然可观，究其旨意，却茫然不见成效。等到时间一久，甚至连他们自己说过的话也忘记了。就如去年皇上因为敌人入侵内地，特意命令廷臣集体议论防御遏制的策略；当时众说纷纭，各种计策都提出了。如今又将满一年了，他们所说的是否都已经实行？已经实行的是否确实有效？又如蓟镇的事情，起初提出建议的人说：“我想要如此如此。”负责此事的人也说：“我想要如此如此。”没有多久，将领之间便互不相容，士兵在队伍中喧哗，不同的议论纷纷兴起，讹言接连传来，于是主张停止练兵的人又纷纷出现了。臣私下认为，事情没有全是有利的，也没有全是有害的；人有长处，也有短处，关键在于权衡利害的多少，斟酌长短是否适宜，委任人员并责成其完成任务，这样才有希望成功。如今开始时谋划不周详，已经因为别人的议论而实行；最后又不能坚定执行，反而因为别人的议论仓促停止；再加上爱憎相互攻击，意见任意横生，谗言偶尔说中，流言四处传播，追究起来又查不出源头，听的人无法不眼花缭乱。因此人们心怀疑虑，动辄看见虚妄欺诈，白白耗费岁月，难以看见成功。俗话说：“指头太多会扰乱视线，言语太多会扰乱听觉。”这是当今最大的祸患。伏望皇上从今以后振作精神治理国政，掌握教化的关键，扫除无用的空谈，追求亲自实行的实际成效。想要办理一件事，必须在开始时审慎筹划，务求妥当；谋虑既然周详，就应当作出决断并实行，如唐宪宗讨伐淮蔡，虽然有各种方法阻挠，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想要任用一个人，必须在开始时慎重选择，务求相互适合；一旦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信任并任用他，如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的书信装满箱子，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再乞请皇上下达明确而反复的诏谕，部院等衙门今后都应体察朝廷减少事务、崇尚实际的用意，所有章奏务必简明切实，是非可否都要明白直陈，不得彼此推诿，只是寄托于空话。大小臣工也都应秉公持正，以诚心和正道彼此相待，把努力修治职务作为要务；使轻薄的风气转为厚重，崇尚质朴而减少文饰，这样治理才能兴起，风俗才能改变。伏乞圣上裁决。一、振作纲纪。臣听说君主以一身居于万民之上，面对统治四海的广大疆域，之所以能使天下人都服从他的教令，整齐而不混乱，只靠纲纪罢了。纲如同网的总绳，纪如同丝线的总束。《诗经》说：“勤勉不懈的君王，使四方纲纪整齐。”这是君主掌握最高权柄，不能有一天反过来把权柄交给别人。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纲纪不严肃，法度不能实行；上下都一味姑息，百事全都顺从迁就。把含糊两可说成调停，把委曲迁就说成善于处理。法令所惩罚的，只有卑微低贱的人；而强横顽梗的人即使破坏法令、触犯纲纪，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礼法所约束的，反而是朝廷；而居于下位的人有时越过礼理、冒犯名分，却安然不知畏惧。上下陵替的风气渐渐形成，指挥臂使的权势越来越难以施行。贾谊所说的“[字形不明]盭”，实在值得深深忧虑。然而人情习惯于玩忽法度已经很久，突然振作纲纪，必定有人说：“这是违拗人情。”又会有人说：“这是专门急切严苛。”臣请允许我对此加以说明。顺应人情和徇从人情，名称虽相同，实际却不同；振作纲纪和操切办事，事情看似相近，作用却有差别。顺应人情，是根据人们共同希望的事情来施行，《大学》所谓“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

译如果徇从人情，就是不顾道理的是非、事情的可否，只求符合人情的便利罢了。所谓振作纲纪，是振奋整齐、严肃法令，把法令悬示给百姓，使他们不敢触犯；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所谓操切，则只是施行严刑峻法，残酷役使百姓罢了。所以人情可以顺应，却不可徇从；法令应当严明，却不应过于猛烈。伏望皇上振奋乾纲的决断，普施日月般的明察，张扬法纪以整肃群臣，掌握乾纲以端正各项制度。刑罚、赏赐、任用、罢黜，都一概归于公道，不必曲意徇从私人情面。政教和号令必须由皇上亲自裁断，不要让浮泛的议论导致纷更。法令应该加在谁身上，即使是贵戚近臣也不宽赦；事情有冤屈，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为之申理。仍乞下令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制定的宪纲和事理，再加申明告诫，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辅助皇上明察振作、励精图治的政治；这样或许体统端正，朝廷尊严，下面的人也有法可守了。伏乞圣上裁决。一、重视诏令。臣听说，君主就是主持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君主不主持命令，就没有威严；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没有法度，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臣查得旧有规制：各衙门的章奏，奉旨说“某部看了以后上来说”的，一定是紧要事情、重大的机务；奉旨说“某部知道”的，虽然好像稍缓，也必定是应当办理的事务，或者关系各地百姓的利弊，该衙门本应斟酌缓急，依次上奏。至于出自皇上圣意、特别降下的敕谕，又与普通诏令不同，更应紧急奉行，不能有所壅塞。天子的号令好比风雷，假如风不能吹动、雷不能震击，那么造化的机运就会停滞，天地的作用也会停止。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诏旨多被搁置不行，抄送到各部后全都停留搁置；有的已经题奏并奉到钦定命令，却一概视为废纸，禁令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至于应当查勘、应当回报而奉旨下达的事情，各地方官尤其迟慢；有的查勘一件事，十几年还不能办完。文书卷宗堆积，往往沉没埋藏；有关证人的一半已经死去，年代久远，事情多已失真，于是使漏网之人最终逃脱，国家有无法伸张的法律，覆盆之下的人徒自受苦，百姓怀有无法申白的冤屈。这样是非从哪里得到明辨，赏罚从哪里得到恰当呢？伏望下敕给各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然奉有明确圣旨，就必须在数日之内立即题奏回复。若事情道理清楚、明白易见，就应当依据道理剖析裁断，不要只是推给巡抚、巡按议处，以致拖延。若有应当议论、勘问、奏报的，也要斟酌事情的缓急、道路的远近，严格规定期限，责令尽快奏报。有关部门应设立号簿，登记并注销；如有逾期不奏报的，照实查究参劾，按违制罪论处。吏部即据此考察他们的勤惰，判定贤能与否。这样以后人人都会尽职，事务也不会壅滞。伏乞圣上裁决。一、核实名分与实际。臣听说，人主驾驭臣下所凭借的，不过是赏罚和任用、舍弃而已；而任用、舍弃、赏罚是否恰当，又在于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臣常见朝廷想任用一个人时，办事的人总是叹息人才缺乏。臣私下认为，古今人才并没有相差太远。人主掌握着任用、舍弃、给予、剥夺的权力，来驱使天下士人，想求什么而得不到，怎么能说世上没有人才呢？臣不相信。只是由于不核实名实，选择不精，用的人并不是所急需的，选取的人并不是所求取的，于是上面的爵禄赏赐失去分量，人人怀有侥幸之心。牛和骏马并驾而行，二者都疲惫；工巧与拙劣混在一起吹奏，便无法辨别，人才哪里会不显得缺乏？事情又怎么会办成呢？臣请大略说明其中情形。器物一定要试用以后才知道利钝，马一定要驾驭以后才知道劣良。如今用人却不是这样：称说一个人的才干，不一定用事情来检验他；把事情交给他，也不一定再考察他的成效。等到事情失败时，又未必明确地治他的罪。质朴愚钝而缺少文采的人，因为没有用处而受到讥笑；夸夸其谈而言不切实的人，却凭借虚名窃取声誉；豪迈正直的人因为违逆时俗而难以合群，圆滑逢迎的人却凭借巧于钻营容易获得官位。他的才干本来可以任用，有时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轻视；他的才干本来没有可取之处，有时却因为名声高而受到尊重礼遇。有的人因为一件事做得好，便终身借此作为资本；有的人因为一次行动失误，便被众人非议，视为毛病。再加上官职任期不长，办事不责成效，调动过于频繁，升迁转任过于迅速，资格限制过于拘泥，毁誉又与事实不符。近来又有一种风气，士大夫专门追求声名，舍弃本职而一心越职求进，所写的建议陈奏连篇累牍。等到考察他们本来应尽的职务，反而一无所知。掌管钱粮的答不出收支数目，掌管刑名的不了解律例条文。官守既已失职，事情凭什么办成？这些全都是所谓名实相背。这样一来，真正有才有能的人凭什么得到进用，百官各司的职务又凭什么得到治理呢？所以臣冒昧认为，世上不怕没有人才，只怕没有任用人才的方法。如果得到正确的方法，那么天下的士人都可以任举，唯独看皇上想做什么，没有不能响应的。臣愿皇上慎重对待官爵名器，爱惜爵禄赏赐；用人一定考察到最终成效，授任一定求其恰当。对国家有功，即使赏赐千金、授予通侯的印信，也不应吝惜；对国家无功，即使是轻微的皱眉或微笑、低贱的破旧裤子，也不要轻易赏给。仍乞下敕吏部，严格执行考核法，审察名实归属，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和外官，三年、六年考满时，不得一概援引旧例复任而滥行给授。

译恩典必须明白开列，称职与平常、不称职者，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若功过尚未十分显著，不能立即升降的，乞将诰敕、勋阶等项目斟酌裁定，略加等级差别，以表示激励和劝勉。至于任用、舍弃、升迁、退黜，一概以功绩实效为标准，不要只被声名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受毁誉动摇，不要夹杂个人好恶，不要因为一件事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也不要因为一点过失掩盖他的大节。在京各衙门的佐贰官，必须按照才干器量所适宜的职务授任。平时就让他们讲求本职，辅佐长官；如果长官有缺，就用佐贰官代任，不必另行寻找。属官中熟悉旧例、尽心守职的，任满九年，也照吏部升授京职；品级较高的，就转为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中品级相同的，不必再相互调任。各地巡抚官，如果确实适合在当地长期任职，可以就在当地加官升秩，不必再调往别省。布政、按察二司的官员，参议任职久的即可升参政，佥事任职久的即可升副使，不必互相调转多次，增添劳扰。这样，人人都有专职，事情可以责成，人才也就不必担心缺乏了。此外，像臣所说还有未尽之处，也乞下敕有关部门悉心研究条例，详细奏报，伏乞圣上裁决。一、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帝王治理国家，想要排除外患，必须先安定内部。《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自古以来，即使是天下极为太平的时候，也不能没有战争和边疆的忧患。只要百姓安乐，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即使有外患，国家根本深厚牢固，自然可以无忧。只有百姓忧愁困苦、想要作乱，人民无法生存，然后内贼外患才会乘机兴起。这是因为安定的百姓可以和他们行仁义，危险困苦的百姓却容易和人一起作非为，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恭惟皇上继承大位之初，首先下达免除赋税、抚恤百姓的诏书，百姓欢欣鼓舞，正切望获得新生。只是去年因为以元年名义免除一半赋税，国家用度不足，加上边疆军费重大，内库空虚，不得已派四名御史分道督促赋税，派三名都御史清理屯田和盐务，这些都是一时权宜之计，用来补助国家急需的费用，百姓于是有人苦于这种搜括。臣近日访察外间舆论，都说这样不便。由于各位御史出差后亲眼看到百姓困苦，也没有别的办法，清查时只得把官库所储全部催促解送，以致各省库藏空虚，遇到水旱灾害，只能眼看百姓死亡而不能赈济；两广用兵，供给军饷的地方很多，却不能支撑。因此国家用度还没有充足，百姓元气却已经耗损了。臣私下认为，上天所生的财物，无论在官府还是在民间，总共只有这么多；譬如人的禀赋强弱，自有一定限度。善于养生的人，只是节制爱惜，不让嗜欲损害身体，也都足以祛除疾病、延长寿命。从前汉昭帝继承汉武帝多事之后的局面，天下空虚耗损，霍光辅佐他，节俭省用，与民休息，实行了几年，百姓富足安定，国家用度也就充足了。既然如此，与其设法搜求，在有限的财物中强行索取来使百姓困苦，哪里比得上用心节省俭约，从本来足用之中取用，以厚待百姓呢？仰望皇上即位以来，凡是斋醮、土木以及淫侈的费用，都已经停止革除，即使大禹那样勤劳节俭，也不过如此。然而臣私下认为，纠正偏差的人必然要超过恰当的标准；正当百姓贫困、财物耗尽之时，如果不痛下决心节省，恐怕不能挽救局面。伏望皇上体念百姓贫困，加恩于国家根本，凡是不急需的工程、无益的征办，一律停止免除，崇尚俭朴，作为天下的表率。仍乞下敕吏部，谨慎选择良吏来治理养护百姓；对守令贤能与否的考核，只以自身端正清廉、真心爱护百姓为标准，列入上等考核、评为称职，并破格提拔任用。若只是善于侍奉上官、办理文书，而没有实际政绩惠及百

译姓，即使有才能干练，也只列为中等考核。贪污罪行显著的，要严格限期追缴赃款，押送发往各边自行缴纳；缴清后再发遣处置。这样不但可以惩治贪污，也可以作为充实边防的一项助力。还乞下敕户部悉心研究财用日益匮乏的原因，究竟弊端在哪里。如今想要筹划治理这些问题，应当从哪里入手？现在风俗奢侈靡费，官府和百姓的服饰、住宅都没有限制；对外，豪强兼并土地，赋役不均，分割田产、诡寄逃税，倚仗强横拒不缴纳，田赋粮税偏偏加重在小民身上；对内，官府制造营造，侵吞欺骗、冒领虚报，奸徒从中谋利，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各衙门对于官府钱粮完全没有查核，借公事谋私利，官吏因而滋生弊端。这些都是耗损财物、使百姓困苦的大害。如果找出损害财物的事情并革除，又何必向穷困百姓索取，以自行耗损国家元气呢？前面所说催督赋税的御史，事情办完以后，应立即命令回京，以后不必再派，以免再次成为地方祸害。各地清理屯盐所派的都御史，是否应召回另行任用？只责成主管的巡抚、巡按，让他们悉心清理；也乞下敕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奏报定夺。以后上下都只求清心省事，安静而不扰民，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根本才能获得安宁。伏乞圣上裁决。一、整饬武备。臣认为当今事务中最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边防更重要的；朝廷上日夜应当筹划的，也没有比边防更紧急的。近年以来，边患日益严重，边防事务长期废弛。近来屡次蒙受圣谕，严厉告诫边臣，人心都想着奋发。一时之间，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的守御似乎也略有准备。然而臣认为，敌势正盛，如果不重重打击一次，祸患不会停止。但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率谈论，必须从容审慎地筹划，用计谋战胜敌人。如今最好的策略，不如先治理自身；其中关键，只在于皇上赫然奋发，先坚定圣意。圣意坚定，怀抱忠心、蕴藏谋略的人才就能出来效力。现在议论的人都说：我们的兵不多，粮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认为这三点都不值得忧虑。兵力不怕少，只怕弱。如今军队虽有缺额，但粮饷名册还在；如果能按名册征集，清查冒名占缺，随宜招募补充，切实训练，何愁没有兵？捐除无用、不急需的费用，把财力集中起来抚养能战之士，何愁没有财？悬重赏来鼓励有功之人，放宽文法来伸张将领的权力，那么忠勇之士谁不想奋发？又何必忧虑没有将领？臣所忧虑的，只是中国没有奋发激励的志气，因循怠惰，姑且只求偷安；这样即使有兵、有粮、有良将，恐怕也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臣愿皇上赶快筹划先治理自身，坚定一定要有所作为的志向，委任谋臣，修明兴办实际政务，不求眼前小功，不忘将来有事，周密筹划、审慎实行，不出五年，敌人就可以谋取了。至于眼前自守的策略，没有比选择边地官吏、团练乡兵、修守墩堡、命百姓收聚保卫、时时挑选精锐、从敌人的空虚处出击制胜更重要的。敌人即使入侵，也可以不至于遭受重大损失。这几件事去年虽已经过内阁和各部议定施行，臣愚昧，仍担心人心玩忽懈怠日久，还会用空文敷衍塞责。伏乞下敕兵部，再次告诫各边督抚，务必把前述事项切实实行；等秋季防务结束后，严格查考有没有实际效果，大行赏罚。这样边地各郡处处都有准备，敌人就不敢窥伺了。又按祖宗时期京营军队有数十万，如今虽不足，仍可得到八九万人。如果训练得法，难道竟都没有用吗？只是士卒习气骄惰，法令难以施行，即使春秋操练，也徒具文书形式。臣考察古礼和我朝祖宗的旧事，都有大阅之礼，用来操习武事、警戒意外。

译如今京城内外的守备单薄弱小，臣常常以此为忧。伏乞下敕戎政大臣申明严格军政，设法训练；或者每年一次，或者隔年一次，在季冬农事空闲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方面考察将官是否能干，另一方面观察将士的勇敢或怯懦。技艺精熟的，分别赏赐；老弱而不能胜任的，立即淘汰更换。这样不但能使京城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取得以重驭轻的办法，而且这一举动传到远近，都知道皇上重视武备、整饬军务，也足以挫败强敌的谋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确实是转弱为强的一个关键。伏乞圣上裁决。《论边事疏》【张居正】昨天辽东巡抚张学颜等报告说，敌兵二十多万人谋划进犯辽东，前哨已经到达大宁，请求兵力和粮饷，急迫如星火。事情上达后使圣上忧虑，圣上当面告谕臣等，说敌人猖獗，深以为忧。那时臣等已经当面奏报，暑月不是敌骑纵横逞强的时候，料想不会有大事，请圣上放宽心怀。如今据蓟镇总兵官戚继光揭报，各路军队已经长期解散，眼下正在商议调取兵力。等到臣等派人在宣府秘密探察西路青巴图的动静，却发现此人一直住在巢穴中放牧，不曾向东行进。辽东所报全是边军为骗取赏赐而说的话，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几天以来，更没有听到消息。臣等因此反而更加忧虑。用兵的要领，必须知道敌我双方，审察虚实，然后才可以等待敌人、取得胜利。如今无缘无故听信一条讹传，突然仓皇失措，上面惊动九重圣虑，下面惊骇四方听闻，这就是对敌我虚实茫然不知，只凭传闻听信；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什么不同？像这样举措，哪里能够应敌？而且近来敌情狡诈，万一敌人常常用虚假声势恐吓我们，使我们惊惶奔波、疲于奔命，时间一久松懈而没有防备，然后突然袭来，使我们措手不及，那么敌人反而取得先声后实、用多种办法误导我们的策略，而我们却犯了不知彼知己、百战百败的错误。将来边臣误事，必定会由此而来。所以臣等不因敌人没有来而高兴，反而深深忧虑边臣不了解敌情。兵部的职责在于居中调度，尤其贵在审察时机，深思谋划而果断行事，这样才能在酒席之间折冲制胜，坐着便制伏敌人。如今一听到奏报便惊慌张皇，事情过去以后又默无一言，只使君父在上面日夜焦劳，为四方忧虑，而有关部门却以题覆公文为已经办完兵部事务。臣等认为，应特别降谕有关部门，追问敌情虚实的缘由，使其知道警戒。况且秋季防务将近，蓟州、辽东之间近日已经被虚假声势惊动，征调疲困，恐怕因此松懈，甚至造成疏忽，更不可不加以警戒。臣等愚见如此，伏惟圣明裁断施行。《论决重囚疏》【张居正】

译昨天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头传达圣旨，奉圣母谕示：“今年是大喜之年，命臣等在刑科三次覆奏的奏本上拟旨，暂且免行刑罚。”谨此。仰想圣母慈悲不杀的仁德，皇上顺从成全好生之美德，臣等岂敢不仰承圣意，以发扬恩德？但考查我朝祖宗旧制，凡官吏、军民等人犯下死罪，有的立即处决而不等待时日，有的关押到秋后；审讯明确以后，全都依法处决，从没有长期拘禁多年而不加断决的。到了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沉迷斋醮而开始有暂时免除、不予处决的命令，有时还根据御笔勾定，酌量处决。然而这实在是近年姑息的弊病，并非我朝祖宗垂示后世的典制。春天生发、秋天肃杀，是天道运行的规律；雨露霜雪使万物因此生长发育。如果一年之中只有春天生发而没有秋天肃杀，只有雨露而没有霜雪，那么一年四时的功效就不能完成，造化之理也可能停滞。贤明的君主顺应天道，刑罚、赏赐、任用、剥夺，全都奉行天意办事。《尚书》说：“上天命有德之人，赐给五种服饰，以彰明他的德行；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施用五种刑罚，以惩治他的罪行。”如果舍弃有德之人而不任用，释放有罪之人而不惩罚，那么刑罚和赏赐就失去公正，惨与舒的处理各不相称，这不是上天设立君主、治理百姓的本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臣等连日详细查阅法司开列的重犯供词，有杀害祖父母、父母的，有强盗劫财杀人的，有斗殴逞凶、当场打死人的。根据他们所犯的罪行，都已经断绝天理、伤害败坏伦理，是仁人所痛恨、天地所不能容的人。上天想诛杀他们，皇上却反而想释放他们，难道不是违背上天的意旨吗？《康诰》说：“可怜这些人，如果我们执政者不把罪加在他们身上，上天赋予我们人民的常道就会被破坏。要赶快依照文王所制定的刑罚，惩处这些人，不得赦免。”意思是说，那些抢劫、奸邪、不孝、不友的人，罪行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执政者不对他们施刑，那么上天赋予我民的常道就会泯灭、混乱，必须赶快依照文王所制定的法律施刑，不予赦免。这篇《康诰》正是皇上近日所讲习的。文王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是古来所称的仁圣之主，然而对于这类人也一定施刑而不赦免，实在是因为作恶之人自己陷入刑法之中，即使想使他活下来，也不可能了。况且禾苗和莠草不锄除，良禾就不能茂盛；冤愤不宣泄，乖戾之气就不能消散。如今圣母只看见犯罪者被杀的可怜，却不知道那些被他们残害的人，都在幽冥之中含冤积愤。贤明的君主和圣明的主上如果不为他们伸泄冤愤，他们就会把怨恨留在那里。冤苦之气郁积而不能消散，上面或许蒸腾成为妖异、灾气、凶兆的变异，下面或许招致凶荒、疫病的灾祸；这样造成的危害，就不只是一个人、一家人受到荼毒而已。为什么偏偏不忍心对有罪的凶恶之人施刑，反而忍心对无辜善良的人造成伤害呢？这样施行仁爱也就错乱了。况且这类人已经多次经过法司评审、九卿大臣在朝廷审问，众人都已证明清楚，他们也认罪服辩、无可推辞。即使今年不处决，将来他们也没有活路，不过是拖延一些时日，最终死在监狱里罢了。但与其暗中死在牢狱里而人们来不及知道，哪里如明正典刑，使刑罚能够惩奸而伸张法令呢？法令不施行，犯罪者就会越来越多，年复一年充满监狱，既耗费看守防卫，又损害国家法典，这对政体来说也是大错。伏愿皇上念及上天之意不可违背，祖宗之法不可废弃，不要被佛教之说迷惑，不要流于姑息的慈爱。奏告圣母，仍将各名重犯照常行刑，以顺应天道。如果圣心不忍全部杀掉，或者仍照去年旧例，允许臣等■〈扌东〉察他们的情况，罪行尤其严重的酌量处决几十人，其余暂且严密监候，等到明年大婚吉典完成以后，再一概免刑一年，那么春天生发、秋天肃杀，仁爱彰明、义理严肃，两者并行而不相悖。《请戒谕群臣疏》【张居正】如今大小臣工自陈考察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一时之间朝政开始显得更新。但是人心沉溺于旧习已经很久，积存的污垢还不能完全清除。如果不特别发布戒谕，明确指示正大光明的道路，那么众人的心意无所适从，政治教化又从哪里实现呢？臣等谨拟定一道敕谕，具稿呈览，伏乞圣明裁定后发下缮写完毕，于本月十六日早朝用宝，特召吏部官员捧出，在午门外集合百官宣谕施行。皇帝敕谕文武群臣：我听说，治理之道的关键在于端正人心，劝善止恶的要领在于先指明方向。朕年幼而承继大业，早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依赖的，是文武贤臣同心尽力，辅佐朕这个昏昧之人，共同达到太平。然而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浇薄败坏，官场法度残缺，有人钻营窥伺空隙，巧妙地把它作为越级求取官位的媒介；煽动朋党，施展排挤公事的手段；诋毁老成廉退者为无用，反说谗佞而便捷的人是有才；爱憎任意滋长，恩怨交相错杂，于是使朝廷施威施福的权柄徒然成为臣下酬报私人的资本，四维几乎不能张立，九德又怎么能够各尽其用？朕初承大统，深深洞察弊端的根源，急于大力铲除，以廓清污浊的气氛。但想到登临帝位才刚开始，恩泽正广泛施行，锋利的锄头或许会伤及芝兰，严密的法网恐怕会惊动鸾凤，所以只除去过分严重的，略加戒惩，其余都曲加怜悯宽宥，让他们重新开始。《尚书》不是说过：“不偏不党，王道广大无边；不党不偏，王道平坦光明”吗？朕正要与臣民共同会合归向皇极之道。你们诸臣也应当痛改过去的污垢，共同辅成王道。从今以后，希望你们使内心精纯清白，恭敬尽职；不要怀藏私心欺骗皇上，不要贪恋禄位而培植私交，不要依附阿谀、污浊苟且以随时俗，不要窃窃私语、相互附和非议来扰乱政事。担任辅弼的人，应当恭敬协和、同心同德，不要亲近结交淫乱朋党，以堵塞公正之路。掌管铨选的人，应当虚心鉴察人物，不要任凭个人好恶，以打开邪曲不正之门。有官守的人，无论在内在外，都应分别筹划、思虑，以救济艰难。有言责的人，对于公正和错误，都应当奋发直言，以帮助皇上听取意见。大臣应当崇尚培养德望，具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小臣应当磨炼廉节，具有退食自公的操守。这样或许朝廷清明、政令严肃，道路安泰、时世康宁，达到群臣济济、同心辅政的美好境界，归于广大平坦的王道领域。你们也应当把功名流传于史册，把禄位恩荫延及子孙，这难道不是美事吗？如果有人沉溺于旧习，固守旧路，把朝廷当作一定可以背弃的，把法纪当作一定可以触犯的，那么我祖宗的宪典十分严明，朕不敢赦免。你们所有在位之臣，都应当完全体察朕的心意。敬慎奉行吧！特此谕告。《请罢第一疏》【王家屏】

译奏为辅佐治理毫无成效、尸位素餐实在可羞，乞蒙恩准立即罢归以保全臣节事。臣听说汉臣汲黯曾说：“天子设置公卿辅相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阿谀奉承、顺从心意，使君主陷入不义吗？”况且既然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能顾及辱没朝廷呢？臣每每感念这番话，内心警惕自省。臣私下庆幸遇到皇上这样明圣的君主，只要朝政没有缺失、帝德没有过错，即使顺从成全而不算阿谀缄默，也没有什么可嫌疑的，这才是顺承圣意。然而近来九重宫门层层关闭，五位大臣深居不出，贪图安逸的毒害存在于心，兢兢业业的内心逐渐消失。郊祀宗庙不亲临，仁孝之念日渐疏远；朝堂上下不相接，君臣之情彼此隔绝。天灾异象的警告不能传入皇上的耳中，百姓生活和国家大计的忧患也不能进入圣虑。皇上试着反省此心，是恭敬呢，还是怠惰呢？对于治国之道，是得到呢，还是失去呢？臣充任辅弼，既不能婉转引导、秘密规劝，防止君心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就走偏；又不能公开直谏，扶持即将倾覆的乾坤枢机。旷废职守、使官事受病，早就应该退避，所以迟疑未去，只是因为承受皇恩深厚，却丝毫不能报答，希望竭尽愚忠，逐渐匡正政事。然而如今几个月之间，请求临朝听讲没有答复，请求元旦受贺没有答复，请求大计时临朝也没有答复。臣像犬马一样微薄的诚心，不能感动挽回天意，从这些事情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至于升立储君的大典，九庙神灵共同期待，天下万方的盼望尤其殷切。即使册立日期可以稍微等待，预先教育太子的举措实在应当早作筹划。科臣所说并没有错误，皇上即使厌恶他烦扰，驳回奏疏也就够了；再严重些，罚俸也就够了，何至于降职调往外任呢？诏旨一下，远近惊疑，使道路之间猜测议论横生，宫闱之内谗言构陷交相而起。这对于损害圣德、动摇国家根本，绝不是小事。臣冒昧请求宽宥却没有得到允许，皇上又迁怒于替他申救的诸臣，一概加以谴责贬谪。臣实在不忍心让明主蒙受拒绝谏言的名声，让清明的朝廷受到横加施罚，使部、科官员遭受无妄之罪，使宗庙社稷积蓄不可预测的忧患。反省自身虚庸无能，最终惭愧不能匡救。如果还要依附回护、保全禄位，污浊苟容，那正是汲黯所说的阿谀奉承、顺从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给朝廷带来羞辱。我即使死了也还会有余辱。愿乞圣恩，赶快准许臣罢职归乡，使臣保全晚节。臣不胜感激祈求恳请之至。《第二疏》【王家屏】奏为愚昧刚直而冒犯天威，祸患牵连朝廷内外，乞蒙恩早日赐罢斥，以保全善类、安定人心事。前些时候因科臣李献可等上疏请求预先教育太子，蒙受圣旨降罚。臣不顾身份轻微，冒昧地封还诏旨。臣以为事情涉及宫闱，不应大发怒气，以损害天伦亲情；言论出自台省官员，不应严厉斥责，以堵塞忠谏之门。这是为圣德考虑，为国体考虑，并不是只为李献可一人。臣上揭请求宽宥，没有得到允许。正准备退下补写奏疏，再次倾吐诚意，而科道诸臣申救李献可的，如锺羽正、张栋、陈尚象、邹德泳等，又已经获罪。两天之内，严厉的圣旨接连发出，有的夺去俸禄，有的削去官职；刚下一道旨意调往南京，又下一道旨意调往外任；刚下一道旨意降为边方杂职，又下一道旨意削籍为民。以至于孟养浩受廷杖一百，那就更加惨烈了。雷霆横击，风日凄阴。整个朝廷的士绅、远方的官吏百姓，看见的无不屏住气息，听说的无不痛心。实在想不到圣明哲君会有这样的举动，太平清明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景象。追究祸端的起因，正是从臣上揭申救李献可开始的。因此臣怜惜一个敢于直言的士人，反而连累了一群济济英才；臣争取减轻处罚，反而招来放逐的重典。这些善类成了罪人，也使清明时代增添了乖戾之气。因此臣自陈愚昧刚直，上疏请求罢归，希望能够感悟圣心、消解圣怒，使天色霎时放晴，赦免诸臣，让他们恢复旧官，努力图报皇恩。这样，他们开始虽因臣牵连而遭受无妄之灾，最终却因过错得到宽赦，获得自新的道路。臣即使退居田野，也还可以用离去来向诸臣谢罪。哪里料到臣铺草席等待多日，还没有得到处分。向同僚询问，才知道皇上因为臣所具的揭帖而降旨。臣恭敬接受圣旨，圣旨说臣追求名声不能如愿，假托疾病故意求退。臣听到这些话，惊惧不安，觉得罪责更加深重。臣私下想，名声并不是臣所希求的，也确实不是臣敢于抛弃的。臣所希求的，是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而臣成为尧舜那样的臣子；这种名声，流传千载而有无穷荣誉，所以值得希求。如果冒犯皇上脸色，触犯禁忌，抗争而使事情失败，被谴责罢归，这有什么名声值得希求呢？如果一定不希求名声，就让臣身居尊官、家中享受厚禄，君主的德行有过错却没有人挽救纠正，刑政败坏混乱却没有人匡扶维持，这才可以称为不希求名声的臣子。这样国家将依靠什么呢？再让臣抛弃名声而不顾，逢迎取悦、阿谀求容，即使是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那就是九庙神灵暗中诛罚的人，也是天下后世所唾骂的人。不仅仅是得罪李献可、锺羽正等诸臣而已，难道还能有一天站立在尧舜的朝廷吗？伏望皇上察知臣愚昧刚直，本来就是祸患的开端，特赐将臣罢免，以表明首倡此事的过错；仍召回被降谪的诸臣，以解除株连的牵累。这样善类就不会含冤，众人的心情也不会动摇。臣感戴再生之恩，即使环绕草木也难以报答，臣不胜战栗惶恐、等待命令之至。《第三疏》【王家屏】

译奏为恭敬接受圣谕，谨陈谢意，并乞怜悯臣的愚昧刚直，消解天威，俯允退休，以保全皇恩造就之德。臣近来因为申救科臣，触犯圣怒，受到斥责、罚俸、廷杖、遣谪，并牵连多名官员。几天以来，惊悸不安，惶恐得几乎想死。两次上疏请求罢职，都没有得到允许。忽然在本月三十日，蒙皇上特遣文书官李浚，恭敬捧着御札到臣的私宅，传示圣谕：“近年以来，喜欢惹事的小臣，狂妄放肆而不守道理，任意逞强，激动扰乱，姑且已经从轻处罚。你辅佐治理，看见这些追求名声而不守义的人，本应从中调停处置，用和缓的言词解除劝谏。你却直接驳回御批，故意激怒朕，极其失礼。等到朕发怒以后，你又不肯承受，假称有病上疏求去。朕想你真是想借此要挟君主、荒废政务，沽名钓誉、安逸高卧，这难道是做人臣的道义吗？况且你辅佐朕调和治理、赞助政务多年，如今国家事务多艰，你却漠然高卧，心中能够安宁吗？你既然有病，准许暂时休假数日，随后仍出入内阁办理事务，你应当恭敬接受。”特此谕告。臣谨焚香叩头，恭敬接受完毕。臣想犬马尚且能够报答主人，葵藿尚且能够向着太阳，草木鸟兽尚且如此，何况臣有人的面貌、心腹而为人，受到皇上培育生成的大恩大德，十年在讲幄任职，六年在政府任职，即使天地父母也不足以比拟皇上的恩慈。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充分报答皇恩。臣难道不知道顺从圣意、镇压平息群臣喧嚣，可以保全君臣和谐相处的美好，使内外获得和平的福祉吗？只是因为册立太子一件事，已经争论几年了。皇上钦定册立日期，已经有确实不变的信号；小臣们多次激动扰乱，却没有安静听命的恭敬。圣谕说他们喜欢惹事、任意妄为，这确实是诸臣的罪过，无法掩饰。幸而蒙受从轻处罚，臣本应委婉调停、从容缓解，却封还御札，致使激怒圣上。圣谕责备臣极其失礼，这是臣的罪，臣也不敢推辞。但皇子是皇上最亲近的人，册立与预先教育太子是重大的典礼；言语涉及至亲，不应动怒，事情关系典礼，也不应动怒。臣与诸臣只知道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担心以尽力直言来表示忠心罢了，哪里想到会激怒皇上呢？如果诸臣预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一定不敢激动聒噪地惊扰圣听；如果臣预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也一定不敢封还内降。之所以敢激谏、敢封还，正是仰仗皇上的圣明，知道没有一句话不会采纳；仰仗皇上的宽大，知道没有一件事不能容纳。如今几天之内，严厉的圣旨接连发出，斥责驱逐纷纷而来，臣才开始…… 惊愕失神、战栗失魂，惭愧地以为自己是在尽忠，却不是平日蓄意如此；还没有上达圣听，就错误地仿效牵衣直谏的旧事，本想取得弥补君王过失的功效，却导致一句话不合心意，万事如瓦片般破裂。譬如拉坏车辕的小牛，不可再驾乘；败坏群体的羊，应该赶快斥退。臣自己都不能在这个职位上安稳待一天，又岂敢用文辞求去，挟持君主而荒废政务呢？伏承圣谕严切责备，说臣沽名钓誉、安逸高卧，实在大违人臣之义；又应当温和慰留臣，念臣辅佐多年，要以国家事务艰难为忧虑。华美的衮服和刑罚的斧钺，全都属于皇恩；雨露和霜雪，哪一样不是至高的教诲？臣实在不胜感激流泪，铭记佩服于心。只是臣是孤忠独立之身，抱有下愚不移的疾病，俯身察看自己病根深重，恐怕不是几天休假就能痊愈。望乞保全臣的性命，实在把一旦被罢免视为幸运。臣不胜激昂仰戴之至。《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六 （明）贺复征编 ○疏三十篇 《请视朝建储疏》【明·王锡爵】

译臣私下想到，臣以卑微的身份幸遇圣明，从民间起身而得以位列辅弼。臣有疾病痛苦，皇上为之忧虑；臣有死亡丧事，皇上加以抚恤。臣愚昧，不知道到了老年应当止步，也不能胜任事务，以至于陷入风波嫉妒的场所，皇上却怜悯我、体察我、使我获得生存、保全性命。皇上对于臣，真如父母一般。父母的恩德，做人子女的应当怎样报答呢？臣微薄的心意，只有怀着赤诚之心苦口直言，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希望借此增加君主德行的光明，保全皇上的身体康健，使百神没有怨恨哀痛，四海没有流言，或许可以略微报答知遇之恩、弥补过失。近来臣私下看到，今年二月以来，皇上只出朝一次为潞王殿下送行，又出行一次到太庙举行时享，其余常朝日期全都传令免除。经筵春讲到现在还没有开讲。臣等还幸而每天因近侍官分送奏本，得以略微听闻圣上的旨意，恭候皇上万安。如果外廷百官在九天万里之外遥想皇上的清明容光，耳目不能相接，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就会产生讹言。白天居处而不处理政事，有人说不如夜晚闭门休息安适；以酒醪排遣疾病，有人说不如不服药而自然欢喜；燕居亲近妃嫔，有人说不如前有疑问、后有辅臣那样严谨；珍玩陈列充满，有人说不如左边图画、右边史籍那样快乐。小人以此窥测圣人，外廷以此推测宫禁内情，这些臣不敢知道。但皇上如果想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没有比勤于临朝听讲、每天亲近外臣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和穆的天颜、光明盛大的圣学，人人都能仰望圣容、承受圣上的美好问候，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或者因为天气渐渐炎热，圣体适宜静养，那么皇上居宫的十二个时辰中，可以用六个时辰休息宴息，三个时辰游览舒展，一个时辰向慈闱问安，两个时辰阅看奏章。停止曲宴，舍弃细小娱乐，专一精神，涤除烦闷，使群臣都明白知道皇上的心意在于尊重生命而不是厌倦政务，在于奉养亲长而不是沉溺逸乐，天下也就非常幸运了。又或者认为上天的事务由人代行，不必事事亲自操劳，那么就应当深思社稷安定，早日确定国家根本的计划；让太子升储出阁，由宫中发布旨意，然后把各项事务委托给内阁和各部，把烦琐的议论交付给刍狗，天下也就非常幸运了。这三条策略，是臣像犬马一样的愚忠；臣认为，只要皇上采用其中一条，皇上就可以向天下有所交代，臣等也可以向皇上有所交代。如今留在宫中的奏疏动辄经过很长时间，册立太子的吉期也迟迟没有明确宣布。臣起初还意气充沛，坚持顺从成全的说法，以抵御流言；到了现在，形影都没有得到验证，内心和胆气也孤单了。因此我私下拿自身来作比方：臣这样微不足道，是什么样的人呢？可是近来关于臣暧昧不明的诽谤，尚且苦苦自我申明；忿怒怨恨的话，也屡屡混杂在圣上的听闻之中。何况皇上配天而无穷的尊贵、洁白无瑕如玉的德行，难道忍心让细小的疑端得不到澄清，使万世基业像九仞之山只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吗？这样一来，皇上把臣视为心腹，臣却始终没有得到一点弥补匡救的帮助；而臣自从垂老以来蒙受知遇，只不过保全了身体、守住了俸禄官位。夜深自思，惶恐至此，又还有什么脸面，忿忿然去争论世上的毁誉是非呢？况且阁臣职务亲近、地位接近皇上，除了秘密辅佐处理政务之外，别无其他职掌；如今我们这些人徒然占着这个位置，享受它的俸禄，却一连十天半月不能接见圣颜，不能承受皇上的顾问访问，又有什么脸面扬扬自得地冒受荣宠，站在群臣之上呢？君主虽然最尊贵，天下虽然极其广大，宫禁虽然极其深邃，自古以来从没有凭恃安逸而不导致危亡、积累微小问题而不发展成显著祸患的。过去我的皇祖世宗皇帝，间或也曾在西内斋居，与外廷隔绝；然而四十年间精神明察不衰，万般政务没有荒废，这是因为他屏绝声色，吃粗饭、穿洗过的衣服，手不计算奇货厚利，身不贪恋驰骋的劳累，心中不忘农事艰苦；这就是他始终保持圣明，既保全自身又保全百姓的原因。皇上如果确实要效法世宗，为什么不试着取出《宝训》《宝录》来看看呢？当时边境有警报、大臣升迁任免，以及考察古事、考核文章、祈求丰年、忧虑旱灾等事情，皇帝亲笔批示有时一天数次下达，口头宣示有时同一人一天数次往返传达。我认为做到这样，就不必急于接见群臣，君臣气脉自然畅通了。穆宗皇帝在藩邸时，人情也颇为危疑；但加冠出封以后，长幼的秩序已经清楚，宫闱之间也没有隔别，皇子使用莞簟等物并无私自专用。我认为做到这样，就不必再讨论册立太子的根本大事，事情自然已经确定了。效法祖宗如果不学习祖宗的心，而先承袭祖宗的外在形式，世人愚昧，又有谁能在外在形式之外相信其内心呢？这就是我替皇上感到惋惜的地方。况且如今天下多事，正不比世宗朝少：各边苦于战争，内地苦于盗贼，百姓苦于年成荒歉，官吏急迫。皇上凭圣人的明察，天刚亮就思虑忧患，还有什么不能悟到的？凭圣人的勇毅，直到日暮无暇吃饭还在思考政事，还有什么不能勤勉的？何况帝王万世的大业、父子天性的至亲，难道还要等待外臣苦苦争辩劝说吗？我听说自古朝廷各有一代的家法。汉、唐的家法本来就不正，所以子孙能够在其中任意出入；如果我朝立国的根本正在这里，那么守护它也一定应当在这里。皇上即使有深藏在心、难以割舍的爱，也一定不忍心把家法当作私情；我们即使有迎合皇上、毫无羞耻的心，也一定不敢把家法拿来交易。如今皇长子的长幼次序已经确定，皇上三年前的明旨也已经交付史官、传布天下。册立之事去年没有举行，还可以说是年纪没有到；今年没有举行，还可以说是潞王尚未就藩。过了今年便再也没有什么说法了，可是皇上仍拱手沉默，拖延一天又一天，不早日下令让九卿、台谏讨论，以顺应臣民仰望拥戴的心情，以堵塞道路上猜测议论的嘴。这就是我日夜捶胸、流泪甚至泣血的原因。祖庙本来有神灵，忠臣本来有诚心，只希望皇上顾念此事。臣和母亲衰老残病，生命如朝露，来不及图谋长久；报恩还是负恩，决定就在今日，也只希望皇上怜悯我们。臣不胜恳切真挚、激动衷情，冒昧失礼至极。催促发出阁中的密奏疏【王锡爵】

译昨天臣与同僚臣某、臣某连续上了四道揭帖，恭候皇上的裁答。如今已经过了几天，却仍未下达。臣想到自己不肖，错误地蒙受皇上知遇，过去每有建议，都蒙皇上迅速批答，从未有过像这样停滞的情况。况且所说的原本并不是附和众人的意见，而是一定主张今年册立太子。道理容易明白，事情也容易处理，却一概与外廷各疏一起留在宫中，因此这些日子以来，人心更加汹涌，怀抱非同寻常的忧虑和不可知的恐惧，议论充满朝廷。至于臣，既是皇上的心腹之臣，也颇知皇上内心的事情。臣的忧惧与众人不同。臣所忧虑的是，皇上耳朵厌烦于各种言论，心中烦恼于各种思虑，有郁结而不能解除，有愤怒而不能伸张，甚至精神郁结不畅，睡眠饮食失调；这是臣替皇上忧虑的。臣所恐惧的是，皇上正在犹豫回顾，等待人心安定，可是人心长久不能安定，或许会使美意反而成为过错，使信任又变成疑惑，让匹夫小人得以窥伺宫禁之事，使游谈横议的人掌握朝廷权力；这是臣替皇上恐惧的。臣如今进见很难见到皇上的面，退下又难以抵挡众人的议论，就像父母患病而儿子不能亲自拿药，父母发怒而儿子不能亲自拿鞭子一样。臣自身有什么值得吝惜的，臣内心又怎么能安宁？因此日夜侧耳睁目，等待皇上的恩言下达；即使辱骂责备交相袭来，也不敢说羞耻；疾病缠身、身体支离，也不敢说困顿。臣七十九岁的老母病弱不堪，住在京城百里以内；箱中有皇上赐的衣服，却不敢穿用，柜中有皇上赐的银子，也不敢使用。考满已经过期，却不敢上报；剩余的一点忠心想要献上，却不敢陈述。臣实在想到，跋涉数千里，冒着严寒、忍受艰苦来到这里，如果不在这里使用臣的诚心，还能到哪里使用诚心？在这里不能说出想说的话，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呢？这就是臣饮泣呼天，回乡行装已经收拾好，却仍留恋一天在朝廷，只希望看到皇上宽和愉悦的面色，希望听到皇上的咳嗽声的原因。臣的诚恳天地可怜，也希望皇上再三思量，召臣回来究竟是为什么；臣勉强赴召又究竟是为什么。请皇上赶快采纳臣的愚见，俯身下达批答：或者明确确定明年的日期，或者先颁布太子出阁的谕旨，使众人的疑惑稍稍解除，使朝廷的听闻不受堵塞。皇上欣然举起万年长寿的酒杯，臣这个小臣也将自行庆贺君臣欢聚一堂了。臣不胜企盼、惶恐、迫切至极。确定国论、统一政体疏【王锡爵】

译臣因病请求退休，承蒙皇上特地下谕勉励挽留；臣所有的一点像老马一样的余忠，谨愿积蓄起来，等待在青蒲殿前答对。至于关系国论、政体的问题，臣愿与大小臣工剖开心胸、洗涤思虑，共同成就平荡正直的政治，请允许臣陈述一番。臣有幸与诸臣处在一个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侍奉英明圣主，以至于人无不可说的话，言论也不因说话者的官职而受限制，人人都可以扬眉吐气地议论天下大事，这难道不是非常盛大的局面吗？不过，言论太轻浮就会空泛，太烦琐就会混乱，太固执就会偏颇，太尖深就会刻薄；在这个非常盛大的局面中，也不是没有极其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所忧虑的，不是为臣自己，也不是为诸位臣僚，而是想到君臣上下先彼此信任，政事才能修治；彼此尊重，言论才能被采纳。如今言论不断却渐渐被轻视，不停地说却渐渐使人厌烦，于是君父把外廷的奏议看作商贩争论，因一个人而怀疑众人，因一件事而怀疑所有事情，君臣上下之间再没有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意思。以后即使有忠言直论，也将被阻隔而不能进入，这是臣所忧虑的。古人说有对立就会产生争辩，有争辩就会形成党派。即使圣明宽宥，绝不至于像前代那样酿成党祸，但朝廷中的议论已经分成两边，恐怕会因水火不容的争执而造成左右偏袒：这一边把那一边看作邪恶，那一边又把这一边看作邪恶，使天下士人的智力耗费在彼此窥伺上，名望损害在彼此诋毁上。即使一方胜一方负，朝廷也只能用到一半的人才。如果开始时双方相持，最后两败俱伤，不仅人才会全部毁坏，国家体统也会大受损伤，这是臣所忧虑的。上面有所裁决，而下面未必服从，势必发生争执；下面有所争辩，而上面未必明察，势必处置他们，但处置后他们仍不服；越争辩越不明白，越处置越加处置，争辩者越加争辩。下面把违逆上面看作高尚，上面把收回成命看作可耻；上下彼此激荡，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譬如水，波浪刚刚起来就用石头击打它，水花反而跳得更高；譬如石头，刚从火中取出就立即用水浇灌，它反而坏得更快；这又是臣所忧虑的。总的说来，数年来的议论开始于彼此矫正，终于彼此激怒，事情未必能够平定，所以有了‘激激’二字，就已经是不平。那边既然不平，这边又相互矫正；前面的弊病虽被矫正，后面的议论又产生了。议论反复更改而没有尽头，法令反复更改而难以遵守，事情反复更改而看不到成效，人员反复更换而难以考核成败，政事不能修治，纲纪不能振作，都从这里开始。如今这种风气已经形成，积重难返；既不能任由激烈情绪冲过额头，也不能严厉堵塞言路如同堵截河流，那么不如加以疏导：让他们发言，同时把意见归总统一。我私下认为，题覆应当慎重听取，采纳应当公开，甄别应当放在前面，查核应当审慎。从前皇上曾经严格禁止越出本职范围进言，臣认为不必禁止。古人所担忧的满朝议论，只是因为没有人承担责任罢了。如果使每一条意见都有归着，每一件事情都有总领，即使满朝议论又有什么妨害？臣请求把所有章奏一律交给有关部门议论。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可以施行的就施行，应当停止的就停止。以言论追究事情，以事情考核功效，明确坚持原则，丝毫不徇私。使天下的议论都归总条理于六部，由六部题覆，辨别黑白，最后由皇上一人裁定。正确的言论被采用，足以成为助益；妄言被搁置，也不会造成损害，那么朝廷反而只会担心议论太少。所谓题覆应当慎重，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君子不因言论而擢用人，也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在这两者高低取舍之间，实际上正可以相互发挥作用。然而臣看到近来听取言论的弊病，往往不问所说事情本身，而先猜测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此上面越轻视言论，下面越把言论当作抬高自己的资本。到最后，上面不能胜过下面，轻视不能胜过贵重，听取言论和任用人才终究都不得其平。臣认为乡里自有乡里的评论，官场自有官场的规诫；如果这个人不贤，朝廷自然有贬黜升迁的权力，又何必在听取采纳意见时先逆着心意深究其动机呢？从今以后，请一概遵从孔子的说法：论言论，不因发言者的身份而必然轻视；论人，不因其地位而必然尊贵。这样使士人断绝超越本分求取名位的希望，他们就没有必要用言论来谋求什么；由公朝开放广泛接纳意见的道路，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激愤的，气自然会平和。这就是所谓听取采纳应当公开。天下人的品行不相同，外在行迹相同而内心不同，言论相同而行动不同，确实不能不加以辨别。但必须先任用贤能的人，再慢慢考察不贤的人；赶快彰明他们的长处，稍稍责备他们的短处，然后众人的内心才会惭愧服从，舆论自然平定。然而臣又看到近来被长期弃置的诸臣中，有些人心地一向纯正、品行驯谨，卓然超出流俗之外；有的屡次推举却没有得到答复，有的被斥退一次便不再起用。朝廷既没有完全发挥真正人才的作用，天下又可以借此作为议论的把柄，这就是所谓推波助澜，越想澄清反而越混浊。不如完全放下过去的抵触，依次特别表彰任用他们；这样或许能够举用正直的人，使邪曲之人自行错乱；忘掉自己的成见，别人自然也会安定。这就是所谓甄别应当优先。朝廷的任用和弃置多凭借举荐弹劾；只凭自己的判断，耳目就不广；听任众人的意见，毁誉又容易混淆。近年以来，几乎到了朝廷没有完美的人、人人没有完美品行的地步。进言者认为事情一定有，辩解者认为一定没有，负责处理的人不再穷究有无，只是调停斟酌处置。若事情果真是假的，就是近在京城之内仍有无法昭雪的冤屈；若事情果真是真的，那么既然已经被朝廷听闻，难道会有不施行的法令吗？近来法纪松弛，劝善惩恶的制度不能确立，人才缺乏，推举任用不能充分，弊病大多由此而来。请下谕廷臣：今后议论某人，必须确切列明年月，明确指出证据，交给有关部门查勘，务求事实确凿。事实确实的，自然按道理和法律处理；虚假的，相关人的心迹自然可以洗清。被弹劾者的虚实确定后，弹劾者的是非也自然明白。所谓勘劾应当审慎，就是这个意思。以上这些，都是为了疏导言论、又把言论归总统一；至于臣如何处置自己、处置别人，也斗胆向皇上陈说，并且告诉天下，与士大夫重新开始。威福归还朝廷，政事归还六部，这是先臣徐阶的话，也是臣一向铭记在心的话。然而部臣的题覆、阁臣的票拟，都是共同办理这一件事。侍奉的是同一个君主，处理的是同一件政务，怎么能自行分成彼此呢？唐介说过：‘身在政府而政事却不能预先听闻，等到皇上有所询问，拿什么来回答？’臣既然错误地处在这个位置上，一切政务怎么能完全不参与知晓？但事情各有主管，也不是臣敢于擅自专断的。大的兴革、大的利弊，当然不妨共同商议。就臣所见，未必全部正确；各部院应当参考斟酌事情和道理而题奏，也不必完全顺从臣的意见。

译就各部院所见而言，间或也有不正确的地方；臣等参考斟酌事情和道理，请皇上裁决，也不必完全顺从各部院。事情有可行或不可行之处，事情过去就停止争论；言论有相同或不同之处，言论过去也停止争论。总之，只希望达到最公正、最恰当，共同帮助办理国事而已。史书称诸葛亮任相时，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把自己的过失公布给天下，并对属官说：‘诸位如果能够指出我的过错，事情就可以办成。’臣不敏，请以这句话自勉。从今以后，敢说自己不会有过错吗？如果有过错，就应当把它明明白白地呈现给天下，也明明白白地向天下改正。别人用平静的心情、平和的语气来议论，臣就用平静的心情、平和的语气来接受。臣一向有心胸浅狭、性情偏急的名声，未必一日之间就能变成宽宏大量的人；只是如今身负职务，亲自尝过其中的艰苦，私下思量，朝廷所共同治理的天下国家，靠的就是大臣和百官。心需要耳目，耳目需要手足。如今手足互相仇视，耳目又与心互相仇视；心与耳目手足彼此相仇，身体就会受到这种病害。臣实在不忍因为我们这些人的争执，使病害转移到天下国家；又实在不忍把天下国家的事情当作我们个人的私事，使扶持国体、调和人情的劳苦反而全部交给君父。况且天下有真正正确的，也有真正错误的；正确之中含有错误，错误之中含有正确。有些事不讲反而自然明白，越讲反而越不明白；不争论反而自然确定，越争论反而越不能确定。因此臣愿意先把自己置于不讲、不争的地方，以成就【原文此处疑有脱文】大臣小臣并肩侍奉君主的忠诚。事情的治理或混乱，应当由臣来承担责任；臣自身的得失，应当交给天下评判。已经发现自己的意见不妥，就应当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别人说得不确，也不妨舍弃别人而听从道理。除此之外的琐碎争辩，如果不是严重扰乱时政、严重迷惑人心的事情，请一概按照诸葛亮的话来处理。这就是臣报效国家、忠于皇上的职责。此外臣又想到，臣等不过是二三个寒士参与政务，只凭借皇上的知遇，所以身份得以尊隆；只凭借皇上的明断，所以事情得以办成。譬如星辰，依靠天空才高悬，依靠日月才明亮；当它排列在天上时便有光芒，等到坠落下来就同石头没有区别。如果宫禁与外界隔绝在深严之中，圣容圣颜远离咫尺之间，那么即使在铃阁之下，也和外臣没有区别，凭什么机谋策略能够安定济助天下？凭什么依恃而敢于主持政务？况且君臣隔绝，上下不相交流，潜伏的祸患和隐伏的忧虑很难全部说清。即使皇上圣明，能够独断，群臣不敢窥测；但如果把这种做法定为法则，后世必定有人承受它的弊害。天下看见我们这些人充任辅弼之职，却终年不能蒙受一次接见，怎么能不轻视我们？宫府隔绝，茫然不知道政事从何而出，怎么能不怀疑？皇上的喜怒有时却不可预料，大家就会借不可预料而产生怀疑；章奏有时得不到答复，大家就会借没有答复而产生怀疑。阁臣处在被轻视、被怀疑的形势中，天天战战兢兢地挽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能舒展四肢来帮助皇上万分之一呢？伏望皇上勤于批答，以显示圣明的裁断；平和喜怒，以调和群臣的情绪；时常亲临朝讲，以谋求政事治理、解决壅塞蒙蔽。臣等也得以依靠皇上的余光，奉行皇上的隆重旨意，尽自己的诚恳愚忠。如果仍然政事不能修治、朝廷不能治理，就治臣等的罪，以彰明我们的怠慢。只希望皇上稍加留意臣的话。臣在上月中已经进呈一道请求召见的揭帖，正屏息等待答复，只是特别担心仓促来到皇上面前时，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所以私下取《周易》中泰卦君臣交泰的意义，略陈这些要务。君主与臣下相交，大臣与小臣相交，负责政务的人与进言的人相交，都是共同成就交泰之道、确定国论、统一政体的事情。臣不胜惶恐企望至极。申请举行君臣交泰、任用人才的原奏疏【王锡爵】

译臣先前上奏《泰交用人》两疏，都承蒙皇上俯察臣的愚忠，给予温和的批答，臣不胜感激皇上知遇和眷顾，铭刻肺腑。可是连续数月以来，臣伸长脖子等待举行此事，却仍然没有实行。臣伏地自疑，天下人也因此怀疑臣。臣起初只想甘心承受怀疑罢了，后来又想到，辅弼的职责，应当直接把君主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也应当直接用自己的内心来匡正君主的内心。譬如立表就一定会显出日影，拿着券契就一定要取得偿付；不能只是用议论来敷衍责任，借着容纳意见来表示自己宽广而已。如今皇上有英明独断的圣德，臣却不能把它发扬出来；有抑制喧嚣、停止争竞的美好心意，臣却不能把它宣示出去。甚至反而连累皇上损伤威严、迁怒他人，使纷纷扰扰的局面更加严重，那么臣作为皇上股肱一体的意义又在哪里？臣怎么还敢支吾推诿，辜负皇上的知遇眷顾呢？如今关于皇上亲临朝廷、任用被废弃诸臣的请求，并不是没有连篇累牍地上奏；但臣私下遗憾的是，他们的言论不够详尽，而且发言过于激烈。为什么呢？皇上虽然静养多年，但朝廷没有一件章奏不被阅览，下情可以说已经通达；官员没有一项职责不被举察，贤能进用的道路可以说已经打开。只是朝讲长期停废了；或许有人认为亲笔批阅、目览章奏就是励精图治，而垂衣端坐数刻的雍容仪态，未必立即关系到纲纪的兴废。可是进言者总要另外寻找疑点，把怠政归咎于皇上，皇上自然会认为他们是在玩忽而不听。至于被废弃的诸臣没有立即得到任用，或许是因为官职已经充足、事情已经办妥，本来并不缺少人才；而民间几个人的任用或弃置，未必立即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可是进言者又总是使用激烈言辞，把拒绝听言归咎于皇上，皇上自然会愤怒而不听。皇上一次不听，怀疑的人更加怀疑，激烈的人更加激烈；这一切开始都源于他们没有深入了解皇上。普通百姓尚且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了解自己，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当相信他；天子如果不被臣民了解，那么凡是发布命令、行使庆赏刑罚威权的权力，都会一天比一天轻慢，又凭什么来控制天下呢？如今百姓不怕上帝，却怕有司，并不是有司的权力超过上帝，而是上帝的喜怒难以知道，有司的喜怒容易知道。距离远的人才难以了解，距离近的人才容易了解。皇上却不听从近臣，偏偏听从远处的人，难道是因为在斋宫处理政事，有皇祖的成法可以遵循吗？皇祖从民间继承帝位，早年英明的声望和睿智的裁断，已经震动了人们的耳目，所以晚年深居大内，天下人仍明白知道，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如今皇上只有天纵的资质，与皇祖相同，却生长在深宫之中，刚一出匣的光芒已经…… 有一半被张居正遮蔽掩盖，等到张居正的事情败露，那些朦胧的踪迹还没有完全分明，皇上已经拱手被称为神明的君主了。天下人又有谁真正了解呢？即使其中皇上询问得周详、御笔写得灿烂，除了我们二三个亲近大臣以外，也很少有人能够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天下人又有谁能够相信呢？皇上即使自信自己其实从未怠惰荒废，决不会陷入琐碎混乱；然而即便是舜那样至圣的君主，也还有倦于勤政的时候；商汤留下的谋略，也还有上天以风灾示警的时候。皇上能保证自己在临御千万年之后仍完全像今天这样吗？千万世的圣明子孙、神明后代又能完全像皇上这样吗？万一励精图治的念头稍有松弛，把静养当作惯例，那么天下百姓一线的命脉，就免不了从内部寄托在后妃的意向、近侍的传声上。平时就考虑变故，实在令人寒心。如今进言者动不动就以君臣隔绝、权力旁落为疑虑，其实现在只是相似罢了；沿着这条道路不改变，后来必定渐渐变成真的。刚刚相似时人人都敢说话，等到成为事实，人们就将不敢说话。臣正是为此忧虑，所以对因进言获罪的诸臣，常常上揭为他们解脱，并不是为了博取宽厚爱才的名声，而是常常担心国家万一到了不敢让人说话的时候，预先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趁现在泰运正盛的日子，使宫府相互联结，杜绝祸患的根源，难道一定要等到真正权力旁落以后才挽救吗？况且如今天下士风十分浇薄，议论也太多端了。事情起初确实是因为二三个君子长期被废弃，人人都贪求被废弃的名声来使自己依附于君子；所以真正身处此事之中的人，心中明白无疑，安然没有怨恨，而旁观者却故意歧视、挽袖挥臂，描绘彼此异同的形状，寻根究底，构成水火不容的争端。这里的缘故是可以看清的。如今皇上只观察表象，不察看实情；只知道众人所依附的是党派，却不知道被众人依附的人未必是党派；只知道请求任用被废弃诸臣是结党依附，却不知道任用他们正是为了破除党派；只知道任用他们必定借助势力作为援助，却不知道不任用他们反而会让他们借助声誉作为援助；只知道重重处置以明示多言的戒令，却不知道不处置他们反而会默默夺去好议论者的利益。抑制喧嚣、停止争竞，各有适宜的时候。譬如污水沟里的水，应当堵塞；而愤怒冲决的水，必须疏导；小火炬的火，应当扑灭；而郁积高盛的大火，必须宣泄。如今一概把他们视为党派，只知道扑灭和堵塞，完全不加疏导宣泄，结果使不是党派的人承受真正党派的牵累，真正党派的人反而被驱赶到非党派者的交往中。这就是近来朝廷之上聚集争论日益增多、吏治也因此更加混杂的原因。如今天下东西交相争战，南北同时荒歉，财力困乏、百姓贫穷，军队疲惫、粮食耗尽，实际政务存在缺失，确实不止一个方面。只是亲临朝廷、任用人才这两件事，看起来似乎空泛而不急迫，但天下所有实际政务都等待着通过这两件事来举措。否则一道命令发出，人们就争相猜测它的用意；一个人得到任用，人们就争相用言论阻挠他。即使斥退虚浮、崇尚实际的谕旨，也只托之于空言，臣等更完全无法辅佐最后的议决了。因此如今臣不怕唠叨，再请皇上稍稍留神阅览臣所上的《泰交》《用人》二疏，斟酌施行。使百官众府都能与臣等一同看见圣容，亲耳听到圣论，那么壅塞蒙蔽的疑虑从哪里产生？使被废黜禁锢的诸臣中，大多能够实行实际政务，听凭公论推举选择，有贤能的得到进用，有才干的得到任使，那么彼此异同的嫌隙从哪里形成？又使天下人知道臣等的进退关系到忠诚，议论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只是因仪表待遇受到宠幸、因爵禄受到羁縻，那么窥伺阻挠的机会从哪里形成？如果皇上不愿按照常朝的制度，也请间或驾临便殿，召集臣等和部院大臣从容咨询；这样既能彰显圣德，也可以借此察知臣下的忠诚或奸佞。

译又如果皇上不愿因为施加雨露恩惠而废弃雷霆般的威严，那么也请按照人的情况、事情的性质施罚，到此为止。有时偶然触犯皇上的盛怒，可以等怒气过去后再慢慢思考；有时原本是被进言者激怒，可以等言论说完后再自行采用其中的意见。如果让乙替甲受责罚，并且因事情本身而加重责罚，只会恰好向人显示皇上的意图可以被猜测，也教人容易触犯禁忌。善于使用威严的人，不应当这样做。臣且不必远引事例，仅说皇祖晚年亲笔写信谕告部院，涉及天下大事的事情并不少于阁臣；又常命令部中登记释放获罪、贬谪的诸臣，列名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而奏报罢免的只有六人罢了，何况罪行还没有达到贬谪程度的人呢？皇上如果永远说要效法祖宗，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可以考察。臣身处帷幄之中，熟悉君臣调和的政务，所说的确实最为委曲、详尽、真实、痛切，与外人没有切身痛感便一张口就陈说的不同；所请求的又都极其容易、简便，衡量今日的能力完全可以实行，与外人责求皇上事事完备的不同。至于其中任用人才一事，臣原本主张辨别人才品级，听凭皇上取舍裁定，也与外臣偏袒进言者不同。皇上实在不必先把收买恩情、培植党羽的说法放在心里，就一概怀疑臣等。昨日玉牒编成，承蒙皇上特旨给臣加官、荫及子孙；臣三次上疏恳切辞谢，才得以免除。由此又想到皇上天地般高厚的恩德，只要能够使臣自身荣耀，臣尚且不惜超越常格。众人已经大大突破常规来对待臣，皇上又何惜容许臣见上一面、实行臣的一句话呢？臣亲自病弱、身体衰老，子孙单薄，功名的念头已经没有了。与其让臣自身接受官位，不如让臣的志向得以施行、事业得以建立在官位上；与其推恩给尚未长成的子孙，借此报答皇上，不如多多举荐天下已经任用和尚未任用的贤才，与他们共同报答皇上。伏望皇上听取臣的话，既然实行就务必真正实行，不要再用温和泛泛的批答来敷衍了事，使臣不枉费这次出仕，臣也不辜负皇上对臣的责成。臣所期望的，臣的心意、世道和人心，都在这一举措上。臣不胜恳切祈求、激动迫切至极。问候圣安并劝谏疏【王锡爵】

译臣昨天承蒙天恩慰问，不胜感激，已经在前三天面向宫阙拜上表章，恭敬致谢，并派孙子携表送上。随后京师忽然有消息传来，说皇上玉体在二月中偶然稍微感受风痰之疾，睡眠饮食略有损伤，臣又不胜忧虑疑惧。不久又传来停止矿税、释放囚徒、起用废官的消息，臣又不胜惊喜，面向北方叩首祝告说：‘这是万年天子消除灾祸、保全福祉的第一要义啊！’后来果然听说传谕之后，圣体出了一次汗就痊愈了。此时想来已经向郊庙报喜，亲临接见群臣；这真是普天之下极大的美事、快事。可是臣愚钝，过去承蒙列入亲近机密之臣，深受恩私，难道敢独自在万众歌颂之中不说一句道喜的话吗？臣私下听说，卑贱之臣和庶民女子尚且能够凭借义烈激励风霜；有志之士和勇敢之人凭借精诚能够贯通金石。哪里有上天深厚地降生的圣子，而他一念之间的转变、呼吸之间的举动，却不能与上天的和气相符合？哪里有四海共同拥戴的君主，而万年的福禄寿考，却不能与四海的颂声相应呢？臣本来就以天人感应的道理推测，知道皇上身体不服药而有喜庆，必定不用等待占筮就可以确定。臣这个樵夫般愚陋的人没有别的所得可以献上，只是私下认为，前面的鉴戒并不遥远：过去为什么妖气灾异接连出现，变乱频繁发生？如今为什么民间歌谣说天下大同，上天之心安宁喜悦？皇上极其神圣明察，可以由此类推。自从矿税使者纷扰遍及海内，叛逆之徒和猖狂盗寇共同公开传布伪造的檄文，借此作为名义，皇上难道没有听说吗？即使听说以后斩杀成百上千的群奴，也抵偿不了对国家体统的损伤；哪里比得上今天雷轰电扫、万魔迸散那样荣耀？此前朝堂之上，大臣洒泪忧虑，小臣直言争辩，严重的甚至狂放激烈，几乎像辱骂，皇上难道没有听说吗？即使听说后把一切章奏留中不理，也消除不了圣心的郁结；哪里比得上今天上面安宁、下面和乐、四门洞开那样畅快？臣本来就以人和推测天和，又以圣体占验圣德，知道皇上一定不会收回成命。只是臣身处海滨远地，地方风俗喧杂讹传，近两夜以来流言多次兴起：有人说圣谕已经传出，随即又反悔更改；有人在城的四座门上到处张贴匿名榜文，煽动鼓惑人心。臣私下按照道理推断，矿税不停止就罢了，既然停止，明旨一下，各衙门已经立即发出，外地远郡也已经及时传到，哪里有可以再次收回的道理？人情正当长期困苦、无聊无助，内心孤弱、气力衰竭的时候，尚且还能勉强忍耐；等到愿望已经实现、美好的言论正在口中传说，却突然又被夺回，就像已经送到口中的食物被收回、已经归还的生命又被夺走，哪里会不喧哗？然而其中利害得失的道理，明白得很。难道圣明的皇上会有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愚民无端妄言，自作口业罢了？或者还有臣的愚虑：凡是朝廷便利百姓的政令，一定会让群小人非常不便，他们便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至于矿税，尤其是他们荣耀自身、肥厚家产的根本，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忍心一朝被夺去；他们一定表面上托言孝顺进奉，暗中实行谄媚逢迎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大利。’有人说：‘这是已经确定的成命。’至于上面触犯天和、招来灾害，就有人说：‘皇上的小病已经痊愈，不必烦劳忏悔。’至于下面扰乱百姓、激成变乱，就有人说：‘有司自然能够剿灭或安抚，不值得深深忧虑。’凡是说这些话的人，皇上如果不忍割舍难以割舍的爱，误而一旦陷入其中，所受损害就不会小。臣如今且不暇远忧，试举眼前的事情：皇上玉体不适时，诊察调理一定询问太医，不会询问眼前那些以孝顺进奉为名的人；查验药方、制作药饵，一定取用药库中的药，不会取用四方烧采、抽办来的东西。皇上试着由这件事平静下来后反思过去的痛苦，就足以知道，除了一身日常的饮食起居之外，其他东西全都是多余的。即使积金如山、装满珍宝的车子成群，到了缓急之时，也不能用其中任何一匙一筷。譬如灰尘从眼前掠过，完全无关轻重；粪土沾到身体上，正应当洗澡涤除，难道还要为搜刮聚敛而心烦，为经营求取而身体疲倦，抗拒上天的震怒去争夺蝇头小利，汇集百姓的忧愁来充实自己的袋囊吗？臣听说上天的心意仁爱，对君主往往先近示以小灾，远处潜伏着大的警告。社稷宗庙所寄托的君主之身，不可以拿来尝试；即使卑贱的匹夫匹妇，也有可能胜过我们。因此愿皇上乘着这次上天休祥刚刚到来的机会，在圣断改变施行的日子里，完全屏退谄媚奸佞，果断消除狐疑，豁然与天地一同重新开始。这样臣将看见圣心日益清闲而无事，朝堂日益宁静而无喧哗；玉板上刻着宏大光明的圣德，神圣的宝祚延续到万年，岂不是美好吗？岂不是盛大吗？臣这个远处蓬蒿中的臣子，避嫌守分已经十年，不敢谈论朝廷之事；如今承蒙皇上念及旧日的恩惠，恰逢耳闻革新政治，不胜感喜交集，间或进献这一番话。然而愿皇上暗中采纳臣的忠心，不要公开发出臣的奏疏，以便完全保全臣不越职进言的本分。臣这点像犬马一样的诚心，如果能蒙皇上体察，就是臣的万幸，也是天下的万幸。臣不胜欣喜颂扬、祈求恳切至极。《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七 （明）贺复征编 ○疏第三十一 《星变陈言疏》【明赵用贤】

译奏报星象发生变异，陈述意见，以维系人伦纲纪，以确定国家大计，以使圣治更加隆盛。臣听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极其幽微。因此君主想要寻求上天的心意，必定要从使人心安定上去求。为什么呢？上天不过就是道理罢了。人心所安定的地方，就是与天理相合的地方。所以君主做一件事，只要符合人心，上天就由此降下安宁；只要不合人心，上天就由此显示灾异。这里面的机制幽深微妙，但实际发生得比鼓槌击鼓还迅速，不能不慎重。近来天象显示异常，彗星出现在西南方，大内发生火灾警报，变异的征兆屡屡出现。皇上战战兢兢、警惕不安，立即下令群臣一同反省戒惧。一时之间进言论事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要求纠察大臣，有的要求修治举办公务，事情本来已经说得很详尽了。然而臣仍然认为，他们只是详察小事而没有看到大处。臣请不避斧钺诛戮，为陛下直截了当地说一说。臣听说，卑贱之臣叩心悲痛可以使飞霜降下，庶民女子向上天申诉可以使风势振作。一个人、一件事虽然微小，尚且能够这样感动天象发生变化，何况事情关系到君主和宰相之间，而所涉及的又是伦理中最重要的关系呢？近来辅臣张居正因为父亲去世，请求守制，奏疏上了两次、三次，而陛下挽留他达到四次。臣每次读他的奏疏，都真诚地抒写其中的衷情，泪水流尽，再没有什么可以吐露的；没有一次不为此抽泣饮泣，却偏偏不能稍稍改变陛下的听闻。陛下固然认为辅臣受先皇托付，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关键，有不可一日失去依靠的道理，这是最公正的心意。辅臣甚至已经借草席土块居丧，含着悲哀、忍受痛苦，却不能勉强接受陛下恳切挽留的命令，同样也是最公正的心意。然而臣认为，服丧必定为三年，自周公、孔子以来从未改变；世代儒者所讲说的道理，民间风俗所习惯安守的制度，千百年来也从未改变，这并不是所谓小节或寻常礼仪罢了。后世才有因为战争等事情，把臣子从衰麻丧服之中起用出来的做法；这只是权宜应对一时的缓急，是不得不暂时顾及而不能曲顾臣子私情，并不是先王的法制。臣这几天以来，看见辅臣身体瘦削、毁损得像柴木直立，形体精神都极其衰敝，有见识的人尚且为此忧虑。臣私下揣想，辅臣的内心如果想再提出请求，就会违背陛下挽留的意思；如果于是听从陛下挽留而不回乡，又会使父子长久分离，终身怀恨，片刻也不得安宁。辅臣能够凭君臣大义效忠多年，陛下却不能让他在一天之内稍尽父子亲情，臣不知道陛下怎么忍心这样做。臣查考得知，杨溥、李贤在先朝时也曾被起复；但杨溥先回家探望母亲，李贤也先回籍，后来才奉旨夺情起复；本来没有不出都城门而可以称作起复的。况且，陛下之所以不答应辅臣的请求，难道不是认为朝廷的政令要依靠他来参与决断，四海人心也要依靠他来观察法度吗？如今辅臣正承受深重的悲痛，他的精神恍惚，思虑急迫，必然不能像从前那样周详而全面；而四海之内远近听闻消息的人，又会以拘泥偏狭的寻常见解来怀疑他，这样又怎能像从前那样敬信而接受奉行呢？辅臣多年积累的功勋声望，陛下却反而在一天之内毁掉，臣实在不知道陛下怎么忍心这样做。臣认为，辅臣怀着悲痛郁结而不能抒发，这是干犯天和、震动星辰的大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如果怜悯辅臣，不愿使他忧伤而损害性命，就应当听从他的请求，暂时违背守制的规定；如果万不得已，请依照先朝旧例，特命一名礼官护送他上路，并限期赶赴阙廷，不得拖延误期。这样一来，他父子十九年音容阻隔的悲痛，或许可以通过凭棺痛哭一场来稍稍宣泄；辅臣的内心既可以稍得安宁，天下人的疑虑也可以消除，而陛下在辅臣与君臣、父子关系之间的处置，也差不多可以周全无缺，不留下非议了。然而臣由此感到，士气日益衰靡，国事的是非也越来越不明。国家设置台谏官，本来是让他们掌管纲纪法度，承担纠察弹劾的责任，当然不是让他们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专门阿谀逢迎、附和取合的。如今挽留辅臣，是皇上的主意，也已经有成命了，哪里还用得着这样喋喋不休呢？臣私下想来，他们起初迟疑而不说话，大概还以为凭通常的见解，可以希望陛下曲意体谅辅臣；后来既然已经进言却不肯停止，不过是追逐影子、附和声音，希望以此邀宠求荣，侥幸等到陛下答应他们的请求罢了。背弃公议而徇私情，蔑视人的至性而倡导异论，都是这些言论所开启的。因此，如今诸臣唯一可以自我解脱的，只是幸而没有使辅臣的名誉操守受到严重损害罢了。假如不幸将来有不肖之人乘势窃据高位，难道也要沿袭旧例而这样附和吗？臣实在不知道这怎么可以。臣认为，人伦纲常之所以能够树立，国家大事之所以能够确定，本来不只是为了一时的安定，而实在是为了万世的安定。陛下对此不可不垂察。况且，陛下如此深信辅臣而坚决挽留他，难道不是因为在朝诸臣还没有谁能像辅臣这样称合陛下的任用吗？然而尧、舜并没有因为五位大臣共同任职，就废弃自己知人善任的明智；文王、武王也没有因为有十位能臣位列朝廷，就损害自己求贤的心意，关键只在于陛下选择任用得怎样罢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在朝廷讲论政事的闲暇，专心考察、体察实情，从内阁讲读官直到部院大臣，不时召见答对，考察他们的行为来检验其心术是正是邪，委托事务来考核其才略是通达还是窒塞，使人人都能凭自己的长处表现出来，那么其中一定会有像辅臣这样的人接连出现，以符合陛下的任用。这样，即使辅臣离去，也和他留下来一样，陛下不至于把辅臣视为唯一的依靠；辅臣也因此获得推贤让能的美誉，这难道不比把忧劳集中在辅臣一人身上，使他违背父子天性、损伤天地和气更好吗？臣愚昧，不能测知天人之间的关系，但私下认为，能够合乎人心而又符合天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谨冒死向皇上陈述。惟愿圣明裁择，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陈述边疆事务的奏疏【张栋】

译题为边疆事务令人忧虑，想要效忠却没有办法，详细陈述愚见，希望其中或有一得。臣张栋浅陋无能，承蒙皇上拔擢安置在兵部，边疆之事，臣既然已经亲自承担了。近来因人手不足，奉命巡视边务，边疆之事，臣又亲自经历了。当时一同巡视的诸臣，大多借助筹策回去复命，唯独臣不敢置一言，因为深深见到边疆事务难以言说。边疆之事不过战、守、和三端罢了。谈战，那么兵在哪里？马在哪里？难道可以徒手与敌搏斗吗？谈守，那么是依靠险要地形吗？是依靠人力吗？难道可以坚守营垒而等待吗？谈和，那么和议已经二十多年了，和议的祸害到今天已经明白显著了。臣本来不忍不说，却仍不敢轻率地说；既然不敢轻率地说，最终又不忍不说。臣愿在皇上面前委婉进言，首先请求停止和议。先后请求停止和议的诸臣已经很多了，和议却始终不能停止，为什么？因为当权的大臣害怕皇上，也害怕进言的人。皇上圣明神武，威严照临其上，他们害怕本来是应该的；至于为什么害怕进言的人，则另有原因。和议的主张开始于嘉靖年间，到先帝末年才形成，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边疆的官吏都借此作为升迁显贵、越级求取要职的阶梯；朝廷之上，有人把它看作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计策，于是战守的机宜全都弃置不修，逐渐衰败到今天，废弛已经到了极点。一旦停止和议，那些像狼一样凶狠的敌人一定会张口闯入，屠城杀戮土地，万万没有不发生的。进言的人难道不会群起归罪于他们吗？当权者坚持不肯停止和议，臣本来知道他们也是不得已。但臣躺在枕上思考，心血已经耗尽；如果只图苟且维持眼前，养纵敌寇、祸害国家，而不去承担这种忧患，那么和议当然可以不停止。可是如果想到将来的祸患，必定会有人按剑而起，连一个早晨都不等待。臣曾经详细考察和议最初的主张，说是应当借此羁縻敌人，姑且延缓他们入侵；一年不来侵犯，就有一年的成功；两年没有警报，就有两年的实际成效。只要得到三五年的安宁，常胜的机会就在我们手中。如今何止三五年了，可常胜的机会在哪里？为今天打算，必定有人说：敌强我弱，不能轻易停止和议。那就应当从今天开始，努力修整我们的防备，真正足以制伏敌人的命脉，然后才可以停止和议。唉，这其实正是最初提出和议时所说的话。人心不受激励就不会奋发，不感到畏惧就不会思考，不被逼到危亡境地就不能轻视死亡，所以说：置于死地然后才能生存，置于灭亡之地然后才能保存。假如想借助和议来修整防备，那么从文武将吏直到杂役和受过刑的人，不能有一个人不是忠臣义士才行；否则只要有一念偷安，勇敢的人也会气馁；只要有一个人改变心意，众人的事业就可能坠毁。今天希望明天，明天又希望明天，再拖二十年，那时的祸患又会怎样，实在无法知道。因此，和议在今天，想停止还可以停止；越往后拖，越不可能停止。和议今天停止，祸患必定惨重；今天不停止而等待将来，祸患将会严重到不忍说出口。这难道还要等智者事后才看出来吗？臣因此首先请求停止和议，但臣又知道这个请求必定不能被采纳。若实在不能停止，那么希望商议禁止边将主动启衅的命令，商议减少军队行动的命令，把它们作为维持和议的辅助，可以吗？我们既然与敌和议，而边将为了贪功、边民为了贪利，从我方挑起事端，这才确实是主动启衅。如果敌人进来抢掠而我方杀死他们，怎么能说是我们启衅呢？只是二十年来小心翼翼地害怕破坏和议，所以敌人杀我们没有禁止，我们杀敌人却受到禁止。敌人又窥见了我们的意图，肆意横行，进来就抢，抢了就全部带走。沿边军民袖手旁观，不敢与敌交战；偶尔有操守等官稍稍表示不满，敌人又讥笑说：‘你能抵抗我，我就能用罪名陷害你。’ 于是大家都相互顾望、披靡退缩，任凭敌人肆意横行，仿佛在侍奉骄纵的孩子，实在可怜，也实在可恨。希望从今以后破除这条命令，不论边将还是边民，只要有人敢杀贼，敌人到来时听凭他拔刀杀敌；即使偷取敌马、劫夺敌营帐，也可以不予追究。敌人或许责怪我们背弃盟约，难道我就不能随意反问：你们所谓稍带人口、所谓误杀汉人，不也是如此吗？敌人天天侵犯我们，却不责怪他们背弃盟约；我们想要背弃盟约，反而担心自己失去信义，臣对此实在不理解。敌人入侵而不能收敛，不能堵截，因此被杀戮，这才确实是损失军队。如果与敌人交战而导致阵亡，怎么能说是损失军队呢？只是二十年来只庆幸边疆无事，所以敌人入侵，有利于隐瞒而不利于报告，有利于放纵敌人而不利于交锋。敌人一来，立即剥夺军人的财物来讨好他们，却不敢有一人张弓相向，灰灭壮士的心志，夺走勇将的锐气，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希望从今以后破除这条命令，不论大规模入侵还是小规模入侵，一律以率兵出塞为上策，不得以没有奉到军令为借口。假如事情发生得突然紧急，即使先出兵后报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哪里只是全军取胜才算上等功劳？只要能够鼓舞士气、争先出战，即使有所损伤，也应当置之不论。如果一定要用条文把他们束缚住，损失一个人、伤亡一匹马，都可以定罪。臣私下担心，这样一来，即使是淮阴侯韩信那样的将兵之才，也终究不可能有施展的道理；若还要责备今天的边臣，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提出这些话，似乎违背和议，却不知道这正可以保全和议。和议不停止，那么臣所希望的就没有超过这些了。和议不停止，边疆事务必然不能振作。因循拖延三年，又要进行巡视，而臣却请求停止巡视。巡视奉有先帝明确旨意，本来是因为敌人表示顺服，担心边臣松弛防备，所以借此警醒人心，振兴衰败。况且臣是无能之人，已经承受这次差遣了，又为什么请求停止呢？这也有原因。臣只是请求停止亲自前往巡视，并非不许巡视。巡视开始时，先差遣大臣；不久改为科臣；又不久改为按臣；再不久又命令我们九人分道出发。这样一阵刺激、一阵警醒，最终却不能保证以后不再痿痹。况且巡视官的职责在于纠察，不在于整顿振兴。事情已经废坏错误，即使纠察又有什么用？臣所到之处查阅报告册，八件事没有一件不说已经整顿；等到按察查验，八件事又没有一件不是废坏错误。难道要一件一件地追究吗？

译还是要一件一件地宽免呢？其中偶尔有极其严重的虚饰，令人目不忍睹，以至于拍心长叹，最终也只能置之于无可奈何。臣因此知道，巡视官不能为边疆事务真正发挥作用。如果确实能够得到真心任事的人，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各个边方，授予临机处置的权力，放宽繁密的文法，使他们日积月累、逐步整顿；一年以一年的成效责成，两年以两年的实效责成，正如最初议论所说的那样，那么又何必设置这种多余的差遣，来增加好事之徒的谈资呢？假如边臣没有合适的人，即使一年巡视一次、一个月巡视一次、一天巡视一次，也没有益处。臣因此请求停止巡视，但臣又知道这个请求必定不能被采纳。若实在不能停止，那么希望商议叙功的条例，商议论罪的条例，把它们作为巡视的辅助，可以吗？所谓边臣身系封疆重任，有锋镝死亡的忧患，所以论功行赏应当超过腹里地区一倍。等到和议形成，鼓声不响、刁斗不击了，就暂且根据八件事务考核；如果确实整顿有实效、确实有劳绩，才可以比照擒获、斩杀敌人的事例议赏。后来逐渐泛滥，是什么原因？因为擒获、斩杀有凭据，而整顿振兴没有凭据。不过，整顿的痕迹难以凭据，整顿的用心却容易看明白。敌人来了却不能作战，不能防守，验证已经非常明显。今天冒领上等赏赐，明天滥授显贵官阶，这是什么道理？稍有不合意，又说这不是鼓舞边臣的方法，臣对此十分困惑。希望从今以后破除这一惯例，果真有真心任事、不致力于粉饰的人，自然应当给予超常的提拔，即使一年九次升迁，也不必嫌过分。假如只不过完成寻常职务，没有废弛失误罢了，这也是人臣终身尽职的本分，凭什么能够算作特殊功劳而享受优厚报酬呢？如果不商议改变这一惯例，那么巡视一行，只足以替朝廷买取施恩赐予的名声，替边臣谋求升迁赏赐，哪里还能称作警醒人心的方法呢？功劳和罪过难道不应当同样重视吗？一方面劝勉，一方面惩罚，激励世人、磨砺懒惰，正要依靠这个。可是自从和议形成以后，往往只有奖劝而没有惩罚。所谓沿袭旧套、搪塞应付、耽误事务，即使按照贻误战机来拟罪，难道不严厉吗？只是二十年来没有见到实行过，为什么？因为可以辜负朝廷，却不能辜负同类。甚至把失败掩饰成胜利，把罪过写成功劳，下级欺骗上级，外部欺骗内部，凭空粉饰造假，却安然不以为怪。即使想要逐一揭破他们的虚假、揭发其中隐情，人们还会认为这是期望太高、要求太急，不是培养国家和平福祉的方法。臣对此十分困惑，希望从今以后破除这一惯例。对于那些因窃取兵符、征召可疑，或因投杼之谗而遭受诽谤的人，即使他们误入法网，也应当特意为之昭雪，以伸张公论。假如确实查明有徇私灭公、欺君误国的情节和罪行，为什么不能从中重重惩处一两人，以彰明法典？仅仅夺官免职，不足以作为惩罚。若不商议改变这一惯例，那么巡视一行，只能成为边臣掩饰过错的文章，却不能使朝廷明确显示法令，哪里还能称作警醒人心的方法呢？臣提出这些话，似乎过分压制边臣，却不知道这正可以振作边臣。巡视不停止，那么臣所希望的就没有超过这些了。臣请求停止和议，却又退而提出禁止启衅、减少损军的主张；请求停止巡视，又退而提出叙功、论罪的主张。这都不是臣最初的愿望。臣又知道当权者不能停止和议，但或许可以采纳禁止启衅、减少损军的建议；不能停止巡视，但或许可以采纳叙功、论罪的建议，这也不是当权者最初的愿望。是时势所造成的，大概是两难。因此臣由此又有话要说：前人制定法律，后人遵守它，这是说通常情况；法律将要败坏时，有见识的人加以补救，这并不妨碍通达权变。如今的时势，难道有可以通权达变却不应拘泥于常规的地方吗？臣认为，八件事务中有可以重新议定的，也有应当增加议定的。兵马、钱粮，难道不是八件事务中最为紧要的吗？所谓积储钱粮，难道只是稽查盘验的意思吗？考察原来的题疏，其中说嘉靖年间边地每年遭受敌寇，秋防时兵马由主守变为客军，费用极其巨大；自从与敌和议，各边兵马分别驻守信地，客军的钱粮每天都有积存、每月都有积存，三年巡视一次，查看积存了多少，所以不说‘查钱粮’，而说‘积钱粮’。‘积’字的意义是可以深入思考的。如今却以讹传讹，完全不知道原疏的宗旨。原疏不是说过吗？户部每年按例逐年发放，不得短少。每年秋防结束之日，节省下来的钱粮另项收贮，以等待巡视官查阅。如今按年例扣除数目后发放，已经不可能希望有剩余；民屯两项运输又连年拖欠，动辄达到千万。欠一分就少一分，只能东挪西补、借此抵彼，每天都不够用，又从哪里节省呢？军士的月粮，有拖欠三四个月未发的，有十几个月未发的，有一两年未发的。十分之五的人空着肚子忧愁，成百上千的军士跺脚叹息。他们困窘无聊的情状，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可是编造文册时，仍然挂着‘节省’的名义，甚至附会辞语，说比上一次多积了若干，这种荒谬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在今天，臣认为不妨明白说出钱粮缺乏，只应当苦心思考如何节制流失、防止匮乏。况且所谓军饷，就是军队的粮饷；不用于养军，不用于喂马，却一概随意支取，难道不可以重申禁令吗？巡视官不要把有存积当作功劳，而要把没有妄用当作功劳，这样或许节省就不再只有虚名而有实际了。所谓练兵马，臣也考察了原来的题疏，其中说兵马不训练就等于没有兵。如今既然与敌和议，国家有空闲时间，可以不时操练，所以有大操、小操、分操、合操的说法；又责成各道亲自监督，与各将领一体赏罚。如今不论各道官员，就是各将领中又有谁能想到兵马？有谁能想到操练？三年巡视时，张扬地举行操练，仅仅列一次营、布一次阵，不过是花费金钱赏赐罢了。臣不敢先责备别人，先责备自己。臣所到之处未尝不操练；兵少而不能组成队伍的，也未尝不按册点验。登记在册，姓名依然都在；点数查看，容貌也都相符；拿着头盔、夹着弹丸，含着马嚼、受羁系，所见的难道不都是士兵吗？

译难道不都是马吗？如果说这些是士兵，也是马，可以驱赶他们去抵御敌人，臣却不敢相信。即使是臣册中列出的实际精壮兵马，也不过是一次考核比较，看起来似乎胜过同类罢了。如今的兵马，哪里只是没有训练？正是说根本没有真正的兵，这并不是边臣造成的，而是和议造成的。今天也不妨明白说，兵马单薄衰弱；但增加马匹、减少士兵，必须先增加军饷，没有米却想做饭，空话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就现有的兵马切实训练呢？逐步革除补充，革去一个老弱，就可以增加一个精壮；革去一个游食之人，就可以增加一个能控弦作战的人。姑且不说这些，却去寻求招募；招募来的人也是游食之徒，也是老弱之人，哪里会成为精壮呢？这两件事是八件事务中最优先的，臣因此单独详细陈说，请求重新议定约束，告谕边臣，说明应当趁现在改弦更张。至于所谓修缮险要关隘，难道只是为了炫耀外观之美、夸饰载籍吗？墙垣确实足以作为界限，堡垒关塞确实足以自我保全，本来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方法；但没有想到流弊竟发展到雕饰粉刷、以虚文相互争胜，有些情形多得难以计数。其中最可笑的莫过于寿山、福海，几副花眼、垜头，几千万个，都称作险隘，全部载入报告册中，不知道对实际使用有什么益处。即使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有人新筑一座城、新建一座堡，耗费国库银两，竭尽百姓力量，只为猎取功劳赏赐，那就尤其可恨了。大概只要把修缮险隘当成功夫，怎么能不借修筑工程来报功呢？所谓整治器械，贵在数量多吗？还是贵在能够使用？如果确实能够使用，数量多又有什么意义？可是流弊沿袭下来，以多为优，终于导致虚报数目，动辄计算成千上万，而实际查验却根本没有；辗转传报下去，连主管官员不知道，连看守仓库的役卒也不知道。报告称为军队置办、民间置办的，虚报数目尤其多；一旦遇到警报，又请求置办制造，甚至借置办制造之名来委托给自己的私人，并借此叙功行赏，那就更加可恨了。大概只要把整治器械当成功夫，怎么能不借置办制造来报功呢？臣私下认为，修缮险隘不足以论功，必须等敌寇来犯而取得坚壁清野的成效，才算功劳；整治器械不足以论功，必须等临敌时取得攻坚击锐的成效，才算功劳。这两件事先应由户部条陈施行，臣再加以议论；臣另写奏疏请求，认为这是应当赶紧重新议定的事项。至于开垦屯田，大概是把粮食储存在塞下的意思，法令本身并不是不好。只是各地地利不同，民风也不同，不要说各个边地，即使同一镇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办法套用于另一个地方。这里可以开垦，那里或许不能；那里容易开垦，这里或许不容易。应当考察土地的适宜情况，宽减百姓的力量负担，这才是公私两利的办法。可是原来的议定却把开垦得多作为功劳，于是大家争相报告开垦；彼此争胜，报告的虽多，成熟的只有十分之一，荒废的却有十分之九。强行派遣军余占领土地、缴纳粮食，对正式军士来说不过是扣除抵偿，对余丁来说不过是兑换支发，结果屯田军日益贫困，屯地日益荒芜；屯地越荒芜，屯军又越贫困。这种制度的弊端，有许多难以说尽。请从今以后不要只把开垦多作为功劳；如果有人虚报开垦，因而连累军余赔偿粮食，仍应追究他的罪责。这是今天屯田政务中应当重新议定的地方。至于整治盐法，大概是通过飞挽运输来帮助边疆的意思，法令难道不好吗？只是边地辽阔遥远，客商害怕路远而不来，本地商人又衰落而没有人，于是把富民一概登记为商籍，名义上由官府派发盐引、征收粮食。那些贫困而不能独自承担的人，又编报为子户，由众人共同承担，甚至一张盐引连累几个人。盐引即使没有滞碍，又怎么能解决连累百姓的问题呢？所以，利益存在而百姓自愿趋赴，盐引才是真正的畅通。法令虽然存在而百姓不敢违背，盐引没有滞碍，也不是真正的畅通。请从今以后不要只把盐引没有滞碍称作疏通；如果强行使它流通而不顾百姓的负担，正应当作为罪过。因此，今天的盐法不能不重新议定。至于所谓逆党，是指丘富、赵全等人跟随敌寇而成为叛逆，应当设法使他们离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何必列出人数？可是现在却支离牵合，随意把投降的人以及通丁等都报入册内。臣起初查阅报告册，人数多的有百人，少的有几个人，以为都是真正跟随敌人作乱的人。试着叫来询问，原来都是营中的军士：有的因为被敌人掳去后逃回，有的因为偶尔会说敌方译语，于是就被称为逆党。何况他们已经列入兵马数目，又再次报作逆党，一个人出现两次，究竟是顺民还是逆党？这是第一件事。臣认为应当重新议定：必须确实是跟随敌人作乱的人，就像如今招抚板升等夷人，使他们能够招来归附，这才确实是解散逆党。否则就是欺骗蒙蔽，请按罪论处，可以吗？至于所谓市马，起初是说以马匹进行贸易，借此羁縻敌人，同时我们又获得马匹使用，所以把收马多作为功劳。如今所买的马已经一匹也没有可用的，只徒有市马之名，实际上是把马价丢进沟壑罢了。而且还把这些马分派给军士，扣除他们的月粮，用来抵充买马的本钱。各军早晨领到马，晚上马就死了，所得不足以补偿所失，军队日益贫困，敌人日益富足；敌人用将死的马消耗我们养军的钱粮。我们用有限的财力换来敌人无用的马，不但没有益处，反而造成了祸害。八件事务中仍然以收马论功，难道不是大错吗？臣巡视固镇时，虽然没有市马，却听各镇巡视官详细说过市马的害处。臣因此认为应当重新议定。过去马匹有用，就以收马作为功劳；现在马匹有害，请把不收马作为功劳。即使不能完全不收，也应当把少于原定数目作为功劳，把超过原定数目作为罪过。这是第一件事。看起来似乎与原来的议定相反，实际上是今天的时势不能不赶紧反过来做的事。还不止这些，先前各边抚赏每年有固定数额，唯一没有确定的是宣府一镇。如果果真能够守住原额而不超过，怎么会需要扣军粮、扣马价来填补无底洞呢？只是敌人贪得无厌、要求没有止境，边将受和议拘束，害怕买卖不成而获罪，于是不得不在原额之外私自增加。一年增加的数额，又成为下一年的定额；敌人的贪求照旧，要求照旧，于是又不得不在已增加的数额之外继续增加。

译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多，却没有人能够像神运鬼输那样把这些钱财探入自己的私囊。剥削军队来讨好敌人，正是这个缘故。今年巡视官出发，奉有明确的条例，斟酌确定数额；就连宣镇也已经有了定额，规定应当一体遵守。如果不能守住今天所定的数额，又像过去那样私自增加，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因而，巡视不停止，就应当把核定抚赏作为一项事务；不论取自官府还是取自军队，只要有私自增加，就用罪责抵偿。即使把八件事务增加为九件，又有什么不可以？还不止这些，各边的经制，先在嘉靖四十五年确定，到万历九年重新修订，已经刻成《会计录》，似乎可以永远安定而不改变。只是现在与过去时势不同，终究不能用划一的法令拘束。如果想坚持最初确定的数额，必定一丝一毫也不增减，既然抵触现实而不能实行；但如果任凭它随时增减，又完全丧失最初的定额，也不是制定经制的本意。这两种做法都不能作为准则。今年巡视官出发，已经由户部题请批准并重申限制；即使未必能立即作为永久定规，大致已经有了定数，三五年间，臣确实知道不会有多大变化。从今以后，只要遇到巡视期限，就确定经制的数额；数额既定，就应当遵守而不可改变。如果刚议定就重新议定，刚增加就重新削减，那么设置经制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巡视不停止，就应当把确定经制作为一项事务；斟酌议定必须守约，确定数额必须坚定。如果只用虚文应付，有罪而不得宽宥，即使把八件事务增加为十件，又有什么不可以？再依照巡视的惯例，三年派遣一次，九边派三人；今年强敌背弃和约，恰逢三年期限，于是派遣了九人。臣张栋浅陋无能，幸而跟随诸臣之后，勉力奉命复命，但内心始终不能满足，因此有这些陈请。臣想到，稽核贵在详尽而不贵在次数多，三年的期限似乎不必拘泥。派遣贵在得到合适的人，而不贵在人数齐备，三人、九人的数目似乎也不必固定。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应当像今年这样临时请求派遣，似乎不必拘泥于固定的衙门。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派遣官，也应当像今年这样便宜行事，似乎不必限制完成期限。诸如此类，乞请命令有关部门斟酌议定并妥善处理，务必使巡视不成为徒然的形式，以维护和议，不至于最终误国，那么边疆幸甚，臣张栋幸甚。本疏关系边疆事务，因忧虑而效忠，却没有办法，只能详细陈述愚见，希望其中或有一得；事情的处理不敢擅自决定，谨题请圣旨。请求早日确定大计的奏疏【伍袁萃】为恳请圣明赶快召见辅臣，早日确定大计，以安定宗庙社稷。臣上月收到邸报，大学士王锡爵上疏请求离职，承蒙皇上加以慰留，褒奖他的忠诚，并且说自有深意，想召他当面商议国事，使他安心，切勿怀疑阻挠。臣恭敬诵读皇上的诏令，仰见我皇上对待首辅，真如同股肱心腹，形体与心灵毫无隔阂；又如家人父子，情谊彼此相通。有这样的君主，他怎能忍心辜负？王锡爵应当怎样报答称颂才是？臣私下思考，皇上最为关注的事情，没有比元子更重要的；当今国家最大的事情，没有比册立更重要的；而安慰首辅之心、使他没有疑虑阻碍，也没有比册立元子更重要的。况且首辅的忠诚，向来已经明白；但舆论尚未协调，非议日益增多，有人不说他逢迎，就说他阿谀，仇视攻击没有止境，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认为他一出手便误了宗社大计。首辅也因此反省过错、思念罪责，希望在晚年挽回过失；但无法挽回天意，空占官位又可耻，不离去又凭什么自我解脱？这正是他内心极不安宁的地方，所以他再三恳切辞职。皇上既然想安定他的心，却不早日确定元良的地位，又凭什么使他安心？当群臣连续上章请求时，皇上全都置之不纳；如今忽然有旨意要召见他当面商议，难道不是对国本慎重考虑，谋划要涉及宫闱吗？谋划要涉及近幸之臣吗？还是由皇上独自决断于内心，再秘密与宰执确定呢？圣意实在深远。大小臣工都欣喜期待，抬头踮足盼望，心情极其殷切。如今首辅出来供职，也已经多日了。皇上既没有听说召见首辅，也没有听说首辅请求入对，臣十分困惑：是玉体尚未康复，想稍后再清问吗？还是所谓使他安心，只是用高官厚禄来羁縻他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首辅离去后又回来是为什么？辞职后又出来任职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被爵禄羁縻吗？臣认为，册立之事一天没有确定，首辅的内心就一天不能安定。即使首辅或许能够自我安定，也不能不羞惭着脸身居其位；那么天下后世的清议又将如何？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首辅受到皇上特别而通达的知遇，难道不是千载难逢吗？却竟然因为最初的谋划不善，不能施展安排；一时筹划一个策略，反而把自己作为箭靶、祸患的阶梯，难道不可惜吗？即使只为锡爵一人考虑，也还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唯独皇上明确的旨意屡次改变而不能取信，储位长期空缺而没有归属，外间议论纷纭，人心惶惑，这才是臣最为恐惧的。因此，赶快赐予面见，早日确定大计，不只是为了安定首辅，实在也是为了安定宗庙、安定社稷、安定天下人心，关系重大，所以臣希望陛下赶紧谋划。臣又听说，唐尧、虞舜时期，不只是臣下告诫君主，君主也告诫臣下，所以才有都俞的赞美声，却不忘吁咈的规戒；即使喜悦兴起、相互唱和，仍然切实警惕懒惰废弛。君主的治术明白，臣下的道义也就能得到实现。后世君主驾驭宰相，有温和的诏旨，却没有戒勉之词；开始时礼貌极其隆重，宠爱荣耀极其优厚，还替他们驱逐言官、排斥异议来安定其心。最终时势改变、事情变化，刚强的人遭到灭宗，柔弱的人覆餗而败，能够保全始终、承受恩遇的人有几个呢？由此可知，宠爱利益难以长久占有，高位容易招致败亡，而君臣相互警戒、共同成就的道理，怎么可以废弃呢？伏愿皇上以尧舜之君自我要求，也以尧舜之臣的标准要求臣下，时时召见公卿辅弼来告诫勉励；端正自身以感化君心，虚心听取意见以确定国事的是非。对于借剑执法、埋轮进谏的人，不要因为刚一发声就立即贬黜；对于依附权势、攀附权贵的人，也不要因为众人厌恶就一定留下。分别邪正，以成就和谦礼让的风气；公开推行公正诚实，以彰明平荡清明的治理。这样做而公论仍不归附、宰相功业仍不光大、天下仍不得安宁，是从来没有的。臣并非不知道越权进言有罪，触犯君威必然危险；只是想到正当国家大事之时，臣子怎能忍心一言不发？又想到元老大臣，不仅不顾国家的急务，反而喜欢同类、憎恶异己，竟又走上前人的覆辙。因此臣才敢倾吐内心愚见，冒昧烦扰天听。臣惶恐惭惧至极。请求迅速考选，以光大圣治的奏疏【冯琦】

译我私下考虑，行取这件事，始于前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此后各位官员都已经聚集在京城了。我们多次上疏请求考选，却没有奉到明确旨意，阁臣的奏疏揭帖也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我们自己想，阁部大臣尚且不能有所感动，何况疏远偏僻的下级官吏、羁旅在外的孤臣，即使有苦情，又怎么能够自行上达九重呢？只是我们所珍惜的，在于典章制度、政治体制、吏治和人才，而各位官员等待的苦处还在其次。国家设置官职，极其重视言路；选授言官的办法，尤其不同于各曹。各曹官员先任职，再慢慢考察其成效；言官则先考选，然后才授予职任，这是重大的制度，向来号称最为公正。如今诸臣已经奉到征召文书，来到宫阙之下，既离开旧任，又没有授予新职；既不能立即列入台省班次，又不能仓促改任曹郎的品秩。如今在内廷侍从官如此缺乏，在外等候又如此艰难，人才得不到做官的荣耀，官府也得不到人才的使用。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官员空缺官次、久候王言，越年经年像今天这样；如果让后世说，二百年的行取到今天竟然迟滞，二百年的考选从今天竟然废弃，祖宗的良法一时毁掉极易，日后恢复却极难，这就是我们替典章制度感到惋惜的地方。事情各有适宜的处理方式，政治应当懂得体统，前后相互衔接，这才叫有章法。从前季布被征召，不久又报告停止，当时尚且有人说，因为一个人的赞誉而召来，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而罢免，恐怕会被有识之士看穿。何况这次被征召的诸臣，还一并奏报了他们清廉善治的文书；召他们来，似乎是想任用他们；不予答复，似乎又想搁置他们。召来本来有名义，搁置他们又有什么罪呢？这使人把官职寄托在既非内廷又非外任的境地，把自身寄托在忽然被诋毁、忽然被赞誉的言论中；朝廷的政令也处在既不任用又不舍弃、忽而施行忽而停止之间，如同雨将落下却突然收住，春天已经和暖却忽然转冷。过去广泛访求、精选人才的旨意，全都没有着落；询问嘉纳正直言论的意旨，也总成了空话。这就是我们替政治体制感到惋惜的地方。外任官员中最优异的选拔，没有比行取更重要的；它不但能从上面借助忠直的规谏，也能从远处起到激励劝勉的作用。如今诸臣从偏远下国来到京城，仿佛仰望班生的车尘；等到了都门，却只是空等东方的粮食。他们这些下级官吏都有俸禄，被贬的臣子也都有官职，唯独诸臣没有职务可以供职，没有俸禄可以食用，使天下士人都有抚胸裹足、不敢上前的心思，都说做官何必求好官，好官不过是行取，行取不过是寄食于都城罢了；反倒不如悠闲度日，照样可以按资历升迁，何必振作精神、广泛访求来进行征召呢？这会使平庸之人借此作为托词，才俊之士对抚按官灰心，那么还要举荐做什么？部院采访又有什么用？完全不能激励人，谁会相信？从此以后，我们所担忧的就是吏治了。天下人才，只有由君上奖掖培养才会成长，压抑他们就会消退。世间既然需要人才，人才必定依靠士气；士气振作，人才也会舒展发挥；士气衰馁，人才也会退缩。诸臣刚开始进取，好比花木面对早春，葵藿倾向初升的太阳；如今已经遭受挫折，不能承受摧残，士气已经沮丧，人才又从何谈起？况且天下人看到前一年斥逐人才如此容易，今天登进人才如此困难，都会胡乱揣摩，多方规避，把自己全都变成百炼之后只守三缄其口的人；松柏上的乌鸦无影无踪，梧桐上的凤凰也断绝了鸣声。进言的人既不敢吐露实情，任事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带领天下士人归于依附逢迎、唯唯诺诺、委靡退缩，必定从此开始。这就是我们替人才感到惋惜的地方。这四件事，无论从时机还是形势看，都万万不能再拖延。况且我们一心为国，赤诚之心更加在于圣德圣度，又不只是前面所说的四件事。由于诸臣等待命令已经很久，朝廷内外相互观望，却找不到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从前曾触犯忤逆，不想让后来的人仿效；有人说是因为朝廷有过失，不想让下级臣子进言。事情未必真是这样，但人们已经这样议论了。做臣子的，谁不想长久保全自己的身家名声？谁不想结交并知遇于君父？怎么可以自己招来雷霆般的谴责，断绝君上的恩泽呢？有时是出于忠诚恳切，不忍不说；有时关系到职掌所在，不得不说。即使是前人，尚且有可以谅解的地方，何况因为前人的触犯忤逆，就阻塞后人的进用之路呢？这就像江湖上的船只，偶然发生碰撞，船帆的影子已经过去，水面的浪痕也已经平复，难道还可以执意抓住后来的一只船，想让它偿还前一只船的罪过吗？治乱的迹象，都具载于前代史书。不论宰辅职任是否有缺失，只看进言的道路是否畅通。原本没有过失的政事，是他自己妄加言说；他既然妄言了，我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确实有缺失，正应当寻求进言；我正在寻求进言，反而成为我的益处。只有朝廷不接受进言，臣下不肯进言，前面有奸邪却不知道，后来发生祸乱却不觉察，这才是真正的损失。自古以来，言官闭口不言，就像仪仗中的马不鸣叫一样。过去只是让它们列在仪仗中，却不希望它们长鸣；如今却害怕它们长鸣，先禁止它们列入仪仗。把这件事传到青史上，人们将怎样评论呢？皇上在几年前，曾求取意见、采纳谏言，佩玉鸣响、手执奏简，侍从近臣如云。拿今天的萧条与往日的全盛相比，究竟是得到还是失去？事情自然一目了然。如果任用官员没有成效，罪责在各位臣下；考察选拔不精，罪责在我们这些臣下。至于尽早发布明确的诏旨，只希望由皇上亲自裁断，那么圣明的治理会更加光辉，圣上的气度会更加广大，同时还可以保存典章制度，阐明政治体制，振兴吏治，培养人才；这正是春天发布政令的第一要义。新年开始，诸位臣子在公署见到我们，我们彼此相顾叹息。一草一木都已经萌芽，唯独诸位臣子郁结不得尽展才干；四时八方的风气都各自宣行，唯独诸位臣子黯淡不得尽行职责。既为诸位臣子怜惜，也兼为自己惭愧。所以不怕这些话烦琐而冒犯，像这样一一陈说，只希望圣明留意，稍加察看。赶快设法拯救，以收拢人心。奏疏【冯琦】

译臣等恭敬地看到，从去年六月没有下雨，一直到今天，三辅地区哀号遍野，百姓无法维持生活，草木已经吃尽，甚至剥取树皮充饥；夜间成群结伙地偷盗，白天也一同抢劫；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村庄的烟火都已断绝。据巡抚汪应蛟揭示，坐着等待赈济的有十八万人；再这样下去，夏麦已经枯死，秋季播种也没有进行，旧粮渐渐耗尽，新粮又没有收成，使百姓坐等死亡，这哪里还忍心说下去？即使百姓不肯坐等死亡，又哪里忍心说下去？京师是百万生灵聚集之地，过去居民富足，商贾云集；近来却因派买而贫困，因催征而遭掠夺，行旅艰难，水陆交通断绝，以致各种货物价格暴涨，市井萧条。而且库银不足数千，粮食不能支撑两年，各边军饷还有很多没有发放；万一河运发生阻塞，岁运的粮饷不能到来，京师的景象又将会怎样？建中年间的叛乱，难道不令人寒心吗？齐地有谚语说：“不忧虑年成歉收，只忧虑粮仓空虚。”几年以来，灾害和警报接连而来，秦、晋首先遭受，百姓已经吃土；河、洛地区接着遭受，百姓已经吃雁粪；齐、鲁接着遭受，吴、越、荆、楚又接着遭受，三辅也接着遭受。老弱之人填满沟壑，壮年人辗转奔走求食，向东向西张望，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尧时九年的水灾，并不是所有郡国都遭灾；汤时七年的旱灾，也不是所有河流湖泽都干涸。只是这里得到一些，那里耗竭一些，东边丰收，西边歉收，接连不断，才达到九年、七年的程度。拿今天的情形相比，难道不是已经超过了吗？加上频繁遭遇四方警报，接连兴师动用全国的力量，车马往来奔走，行军供应和居间输送不断；按丁增加调发，踏过田亩便加征租税。试取今天租赋的数额，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岂止增加了一倍！创伤还没有痊愈，呻吟还没有止息，矿税的议论已经兴起，貂珰宦官的使者已经出发。不论地方有没有矿，都有包办矿税的苦难；不论百姓愿意不愿意，都有派征矿税的苦难。他们指着房屋威胁说：“那里有矿，这家就马上破产。”又指着货物恐吓说：“那里漏税，这袋财物就马上倾空。”凭借无法查核的数字，任用毫无顾忌畏惧的人，做着没有天理、没有王法的事情。大略按十分计算，纳入内帑的占一分，被中使克扣的占两分，被参随瓜分的占三分，被地痞指使诈骗的占四分；至于地方上的供应、四时的馈赠、驿站传递的骚扰，以及那些无能官吏借机牟利的部分，都还没有计算在内。陛下只知道财源容易开辟、中贵容易相信，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剥削残害小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又哪里知道今天遭受矿税之苦的百姓，就是前些日子遭受灾害和战争的百姓，重重负担、层层困苦，哀叹愁怨到了这种程度？臣本来就知道陛下必定不忍心。俗话说：财物与性命相连。每年因争夺狗洞般微小的利益而争斗，为几文钱互相杀伤的，数也数不清。父亲取儿子的财物，怨恨的有十分之三；祖父取孙子的财物，怨恨的有十分之七；如果父亲、祖父拿取子孙的财物，交给强悍的奴仆婢女，怨恨的就十有九人。君主对待百姓，哪里只是祖孙父子之间的关系？而中使和参随对百姓的危害，哪里只是强悍奴婢的危害呢？自古以来，天下祸乱的开端，都是从民心离散开始的。离散之后便产生怨恨，怨恨之后便产生愤懑，愤懑之后便产生流言。流言不停，就会鼓噪；鼓噪不停，就会反叛。如今百姓只不过还没有反叛罢了，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形已经无所不有了。陛下也可以省察这一点，趁早堵住它的发展。比如湖广一省，激起变乱已经四五次，近来尤其以武昌为严重。陛下试想，无知小民为什么要冒死变乱？谁不是有性命的人？谁没有自身和家室？只是因为剥削到了极点，又无处申诉，变乱也是死，不变乱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能和那些将要受害的人肩挨着肩、脚跟着脚一起死，即使死了也不怨恨。人的常情并不是一定要等到临死才害怕死亡。人知道必死，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人不怕死，刑法又怎么能施加在他身上？所以，让奸民去害良民，是造成大乱的道路；激使良民变成乱民，去杀奸民，也是造成大乱的道路。大乱的端绪刚刚兴起时，君主都说一定不会发生；等到祸乱已经形成，想要挽救却苦于来不及。史册所记载的，那些剥削百姓的朝代，难道有哪一个后来没有祸患吗？推行得急，祸患也来得急；推行得稍缓，祸患也来得稍缓。急于推行的人一开头，迟缓的人也必然跟着附和。汉朝衰败，在于百姓困穷，困穷就会成为盗贼。唐朝衰落，在于官府困穷，盗贼兴起却没有力量应付。如今民间空虚了，山林湖泽空虚了，郡县空虚了，国库也空虚了。国家的空虚，就像秋天禾苗的汁液将要枯干，遇到风便会迅速凋落；百姓的穷困，就像衰弱之人的血气已经耗尽，遇到疾病便难以支撑。以这样的形势，又遇到大旱成灾，赈济没有办法，河流阻塞，边疆军饷匮乏，难道能不作长远考虑吗？百姓既然已经穷困、已经怨恨了，难道还有穷到极点、怨到极点却不想作乱的吗？既不能保证他们不作乱，而各地又已经搜刮一空，难道还有力量来应付这场变乱吗？天下矿税的总额，大略有百万。假如某一方发生警报，如宁夏、播州之战，不知道所费是否仅仅这百万？天下贡税的正额有四百多万，假如某一方发生警报，各处都仿效，征收不能及时，运输又没有道路，这四百多万能够按期到达吗？平日里唯恐天下财物不能全部归入内帑，若遇到有事，不知道内帑的钱财是否也会发出来应付天下的急难？平时夺取百姓几文钱，已经失去民心；若遇到有事，再向百姓索取几文钱，不知道还能立即得到民心吗？臣说到这里，不觉肝胆俱裂，声音和眼泪一同下来。如果说事情一定只有安定而没有危险，那么前代金瓯般稳固的基业，难道不也自以为永远牢固吗？为什么却没有传到今天？如果说财物一定只会聚集而不会散失，那么前代西园、太仓所积聚的钱财，以及积聚这些钱财的人，如今都在哪里？为什么只有贪黩货利的名声留到今天？这样看来，君主的珍宝，只有伟大的事业，以及能够传到后世的美名。臣等私下观察皇上的作为，就像神龙一样，能兴云，也能止雨；能掌握，也能放纵。从皇上兴起它，也由皇上止息它。发布仁德的诏令，撤回中使，收拢人心，挽回天灾，不过在半纸诏书之间。臣恭敬地读到皇上忧旱的诏旨，勤恳恳切，不减于周宣王《云汉》诗篇所表现的忧患。

译因此想到，宋神宗时废止新法而下雨，汉明帝时释放囚犯而下雨，总之都是以真实的德政来回应上天。近来镇抚司监禁官犯以及生员，是因为陈奉诬告上奏。如今陈奉的罪状既已明白，那么诸位臣子的情节便有可以怜悯宽免之处。酷热干旱，炎气蒸腾，他们沉沦在黑暗的监狱中，圣明在上，难道不会感到恻然吗？如果把现押的人发交刑部审问，把被逮捕的人听任抚按官结案上奏，那么肺石可以不再有冤屈，南冠也可以不再哭泣。在这些臣子中，只有冯应京最受楚地百姓怜惜。应京确实有爱民之心，爱民的名声在那里受到香火供奉，自己却在这里身陷囹圄，远近的人都为他悲伤。皇上重重处置这个人，并不增加法律的威严，天下却都认为应京冤屈；从轻处置这个人，并不损害法律，天下却都会认为朝廷正确。只希望皇上权衡两端，作出裁决。臣等忝列朝班，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我们所忧虑的是万民的心和万民的口，所珍惜的是万世的事业和万世的名声。只希望陛下对臣等的言论加以注意，臣等感激迫切、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难以尽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遗疏【冯琦】臣患病以来，忽然已经超过一年。平生受到的恩宠深厚，没有什么可以仰报的；如今病势又已加重。古代大臣曾有写遗疏的，而臣已经昏聩，一字也没有写成，只谨慎地把臣病中尚未上呈的奏疏补缀起来，呈上给您。臣仰想到皇上在位已经三十一年了。自古帝王即使享有长久国祚，也没有经过三十多年，正当春秋鼎盛、处于盛运之中，像皇上这样的人。君主的威势尊崇，国家的形势强盛，朝廷内外没有隔阂，东征西讨，神威显赫。五位皇子同一天接受册封，同一天加冠，子孙繁盛，麟趾螽斯，都是前代没有过的。上天既尊奉陛下为中国唯一的君主，又赐福陛下成为千古以来的一位帝王。陛下永远思念这层意思，应当怎样报答呢？遍考古代帝王临朝日久，有的因为长久治理而产生祸端，有的因为将要发生变乱而产生悔恨。经历的年数既多，就会有大乱或大治产生。臣希望陛下肃然自省：如果所作所为都正确，那么三十多年正是陛下保持盈满、保守安泰的时候；如果所作所为还没有完全正确，那么三十多年也正是陛下回心转意的时候。正当壮盛之年，正是治理与混乱的分界。若不把大小政务整顿一番，把朝廷内外的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渐过去，弊病日益深重；到想在倦于勤政之后挽回不可逆转的形势，也来不及了。陛下天资英明，神机谋略周密，只是未必全部实行。任用人才、处理政务的紧要处，正应当采用这些谋略，所以朝政仍未肃清，吏治仍未清明，君臣上下之间的交往仍未取得信任，天下人心也没有完全欣喜赞颂罢了。陛下不妨自己反省，论高明英断，比之前代贤哲的君王，哪一个能胜过您？如果问政事和民情，可以同哪一代相比？臣希望陛下奋发施展英明谋略，卓然以整顿天下为事业，以符合上天深厚宠爱、安抚天下的心意。请允许臣大略陈述其概况：朝政没有肃清，弊病在于人情堕落。臣近来看到人心怠惰玩忽，纲纪衰败，政令多有拖延，事务多被搁置；彼此喜欢相互依赖，上下不能贯通，议论少有成效，人心没有坚定的依托。比如皇上的批答有时不及时，或许是想慎重处理以表示不轻率，或许是想操纵进退以表示深不可测；群臣不明白这个意思，只说事情可以缓办也可以急办，可以做也可以搁置。朝廷把事情放缓，谁肯替它加快？朝廷把事情搁置，谁肯替它办理？因为政事是朝廷的政事，如果朝廷在上面不紧迫而果断地主持，负责办事的人就近于招揽权力，执法的人容易招来怨恨，于是彼此相率偷安，寻找空隙自行方便。遇到一件事就说：“我不是不想办，只是还没有得到诏旨。” 提出一条建议就说：“这件事已经说过了。”如果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作答复，又能怎样呢？这就是给臣下留下借口、用来敷衍塞责的余地，反而使废弛政务的名声由朝廷承担。臣认为天下的事情，宁可让朝廷责成臣下办理，也不要等臣下来催请。君父收到奏章必须答复，明确表示可行或不可行；奏章发下去就应当复核，明白规定期限。朝廷亲自做到精勤，用来给群臣作表率，不要再把奏章留在宫中，以滋生弊端；这样才能振作天下的懈怠，使政务归于整肃。吏治没有清明，弊病在于士风贪婪。人的常情所趋向的是利益；想要利益却不敢取，是因为害怕法律。法律悬在那里却不能使人不犯法，而有人执掌法律，便没有谁敢不肃敬，是因为害怕官府。所以州县治理百姓，郡府统辖州县，总要靠司道来维持纲纪。大致一个司道所管辖的有司，通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了人，十个人就都会奉行法令。臣恭敬地看到，如今司道的空缺不少于五六十人，其他因公务奔走以及升迁后尚未赴任的，还不在此数内。这样看来，司道空缺常常接近百人，而有司没有约束的常常接近千人。何况藩司、按察司已经苦于无人，郡守的官署也几乎空缺。有司既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考察，廉洁的人得不到鼓励，贪婪的人不感到畏惧。除了卓然自立的人以外，其他人便相继乘机搜刮牟利。陛下只知道慎重对待官爵的授予和罢免，自由裁决，哪里知道缺少一个官职，就废弃了一项官职的法度；废弃一项官职的法度，十个官职的人都会无所畏惧了。臣认为应当迅速补足天下两司和郡守的员缺，并且谕令他们考察所属官员，务期共同澄清吏治。到三年以后，计算整顿了多少、激励提拔了多少，以此作为黜陟的依据；这样才能革除吏治的贪腐，使它归于清明。君臣上下互相疏离，弊病在于拘泥形迹而产生疑虑。事情有不能实行的，是怀疑事情；人有不能任用的，是怀疑这个人。皇上英明睿智，本来就出于群臣之上；群臣忠奸不一，难道说完全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皇上所怀疑、所委任的事情，也有时会恰好猜中。一旦有所怀疑而又猜中，便把怀疑当作常态。开始只是因为一端，渐渐扩展到各种事情；开始时疑端在事情上，后来疑根便在心中。如今满朝臣子中，举动符合皇上心意的有几人？一年之中，皇上亲自点用的卿贰大臣有几人？群臣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下，机巧的人更加自行弥缝，以增加自己的见闻；廉洁的人远远避开嫌疑，迟疑徘徊而不敢上前，谁肯挺身承担朝廷的事情呢？如果君主推心置腹地任用人才，有缺额就立即补上，任命官员后便以职务责成他办事，群臣就没有什么顾忌，可以舒展四肢、竭尽全力去奉行王事；即使才能有长有短，他们的心也总是想向前努力。假如能使人人尽心、人人尽力，国家的利益还有什么能大过这个呢？唐德宗时猜疑群臣，人心沮丧；等到遭遇祸患，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这才知道天下的人才，用他们就存在，不用他们就像不存在。信任他们，就会觉得没有人可疑；怀疑他们，就会变成没有人可以信任。臣请求陛下明白诏告群臣：从前君臣上下互相激发，以致不能没有疑虑，本来君臣之间有什么嫌忌呢？从今以后，应当重新坦然地决定任用和舍弃，根据朝廷议论的是非，把赏罚交给已经形成的功过。群臣也各自洗心涤虑，纯洁无私地侍奉君主。有事宁可直率陈说，有过宁可引咎承担，不得欺骗隐瞒、回护遮掩，以开启疑端；也不得彼此猜忌嫌疑，最终造成倾轧。所有防范都撤除，表里完全敞开；这样才能解除上下的疑虑，形成君臣和泰的交往。要紧之处，没有什么比收拢人心更急迫。大凡人情一旦有所沉溺，众人的议论原本就很难改变，只有英明的君主亲自知悉、亲自决断罢了。凭皇上的英明洞察，平日里人的贤能与否、政事的得失，天下人尚且不知道的，皇上却知道。

译难道今天小人聚敛所造成的祸患、百姓忧愁痛苦而想要作乱的情绪，天下人都知道，反而皇上会有不知道的吗？百姓是朝廷的赤子，假使朝廷向他们取财，也还关系到他们的痛痒，还会加以斟酌。如今一概委托给中使，中使又听任参随办理，这些人与百姓有什么情分，又畏惧什么法度？只要有一分可以取财的空隙，难道会有不把它全装进袋囊、还留给百姓的吗？千方百计取得的钱财，苦难总归于百姓；万人从中得利，怨恨总归于朝廷。正当此时尚且有哀叹怨恨，何况传到千万世以后，谁肯体谅皇上这番心意呢？前代容易发生乱事，是因为前代君王的功德浅薄，后代君王的福力不足。如今取用百姓几年的财物而乱象还没有显现，是高皇帝的功德大，皇上的福力厚。就像人在壮年时起居失节，漫不经心，等到年老，百病一齐发作，即使有良医也无法救治。古代能够治理天下的，凭借民心而使天下不乱；已经乱了的，也凭借民心而复兴。陛下为什么要凭二百年牢固凝结的民心，却一旦使它涣散到这种地步呢？古人称赞成汤改正过错而毫不吝惜，并不是圣人没有过错，只是圣人才能改正过错罢了。汉武帝将老时才悔悟，唐德宗经历变乱后才悔悟；如果不等到年老、也不等到变乱就能悔悟，千古以来还有谁呢？古代只有成汤，如今只希望皇上能够做到。皇上以圣明君主的身份正当盛年，一天不悔悟，就相当于汉唐多一天不悔悟；一天悔悟，就相当于尧舜。我不敢妄言。前代想成为尧舜，在于积累自己所不足的；陛下想成为尧舜，在于克制和治理自己所有的过失。按照臣前面所陈述的，只有君臣上下彼此信任，稍微需要一些岁月。章奏可以一天之内发出，空缺官职可以一天之内补上，百姓认为不方便的事情也可以一天之内停止。陛下为什么要畏惧一天的发奋，而不以此成就一世的事业、树立万世的名声呢？臣从入春以来病势危重，十多天来已经不能再起身；思念圣主，伏在枕上勉强写信，才写了几句话便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又放下了。放下之后，心中又不能自已，大概经过十天才写成这篇奏疏。话语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但其中的情意却值得怜惜。臣的话到此为止，臣终究没有报效国家的日子了。只希望圣明留心阅览，臣感激、悲咽、思念和仰望的心情，实在难以尽述。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的奏疏【吕坤】

译臣听说，治乱的征兆垂示于上天，治乱的关键则由人招致。臣私下看到，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卜的人认为这是祸乱的征兆。臣不熟悉天文，只观察人事。当今天下的形势，乱象已经显现，而乱势尚未发动；天下人的乱心已经形成，而发动变乱的人还没有倡导。今天的政事，都是拨动乱事的机关使它发动，帮助乱民使他们倡导变乱。臣想在陛下面前痛哭吐血，把内心全部说出，却没有办法得见陛下，徘徊数月，反复思考，担心将来再说已经来不及的话，给陛下留下无法挽回的悔恨。不如今天进献尚未发生之前的意见，劝陛下预先筹划。只希望陛下稍稍宽缓雷霆般的震怒，细细垂下电光般的明察，把臣的话反复读三遍，便能对圣治有万分补益。陛下知道天子为什么尊贵吗？因为聚集天下亿兆生灵而处在他们之上。又知道亿兆生灵为什么拥戴天子吗？因为依赖天子休养生息，来保全自己的身家。譬如庭院中的火炬，把千茎芦苇捆在一起，火焰便光辉灿烂；芦苇散开，火光便无所依附。百姓是芦苇，君主是火光。又譬如佛塔，聚集百万砖石，才能建成高阁、托起宝瓶；砖瓦折毁，宝瓶便无所附着。百姓是砖石，君主是宝瓶。所以说君民一体，休戚相关。想使国家的国祚延续万年，只有“固结人心”四个字。过去二帝三王做君主，难道不知道崇高富贵可以凭恃吗？他们却说，四海困穷，天禄就会永远终止；这说明他们知道君臣的安危、社稷的存亡，权力掌握在百姓手中。所以说五帝爱民，三王也爱民。大概世间那些希望天下发生变乱的人有四类，他们都是夺取天下者所凭借的，也是丧失天下者所畏惧的。第一类是无聊之民，吃不饱、穿不暖，身体和家室都困窘；他们安于贫困、守着本分，未必能造成世变，但战争兴起时或许能够苟且活命，于是怀有思乱之心，以暂缓片刻的死亡。第二类是无行之民，意气高傲、性情强悍，轻视法纪、把生命看得轻；有的结党占据地盘、开场设局，有的呼朋结伴斗鸡跑狗，平时喜爱玉帛和子女，却受到法令拘束；一旦发生变乱，便抢劫奸淫，只追逐欲望。第三类是邪说之民，像白莲教那样结社，约定在黑夜聚会，教主传递信物，名下成千上万；他们越过乡县、隔着省份，暗中独来独往，感情像一家人，义气同生死；一旦有首领召唤，这些人便是归附者。第四类是不轨之民，怀有图谋称帝称王的心思，筹划乘机挑起事端；有的看见天变便煽惑人心，有的借助民心收拢众人的意志，只希望眼前发生变乱，不愿天下太平。这四类人，哪个朝代没有？皇上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减轻上面的负担、增加下面的利益，那么无聊之民就会思归，无行之民就会守法，邪说之民就无处施展奸计，不轨之民就不能实现志向。这四类人都是我的赤子；一旦失去他们的心，他们便会毁掉自己的计谋；如果失去他们的心，他们也都会变成我的仇敌。过去元代的疆土，在我朝尚未乱时比我朝还大，天下全盛；我太祖以平民身份提着三尺剑，轻易便取得了天下，为什么呢？因为四类百姓的心，元主失去了，而太祖收取了。今天天下百姓的贫富情形，是可以想见的！自从臣亲眼见闻以来，什么时候没有过凶年？却没听说有连续多年的凶年；什么时候没有过歉收的省份？却没听说有好几个省连续歉收。可是万历十年以后，没有一年不上报灾伤，一场灾害动辄牵连数省。近来抚按官以为赈济不能屡次请求，存留钱粮不能永远免除，起运也不能缺少，军国用度不能匮乏，因此灾伤的报告特别少，而催征赋税仍和过去一样严急，这难道不可怜百姓吗？可是形势已经无法停止。臣长期担任外官，熟知百姓的艰难。自从饥荒以来，陛下的赤子中，冬天没有被褥棉絮、冻得骨冷肌寒的占了一半；饥肠空空、一天不能吃两顿饭的占了一半；流民还没有返回乡里，荒废的土地仍然很多；活着的人替离去的人赔纳粮税，活着的人替死去的人承担差役；破屋颓墙不能遮蔽风雨，单衣躺在湿地上，铺盖茅草也不完整；男女哭喊饥寒，父母忍声吞泪，君门相隔万里，还有谁来垂怜他们呢？陛下看到这些，必定会潸然泪下。如今国家的财用已经耗尽，也可以想见了！几年来，寿宫的费用有几百万，织造的费用有几百万，宁夏之变的费用有几百万，黄河工程的费用有几百万，如今大工程的费用又有几百万，采木的费用又有几百万。这些钱粮有一半并非岁额，却年年取自这片土地，年年取自这些百姓，难道天上会下粮食，地里会涌出金银吗？陛下难道会说：“我多从府库中取，并不一定全都派给民间。”瓮中汲取的水，都是井里的泉水；杯中斟取的酒，都是壶里的酒。臣恐怕井水枯竭，瓮也会干涸；壶酒喝尽，杯子也会空掉。百姓不足，君主又同谁一起富足呢？如今国家的防御已经疏漏，也可以想见了！三大营的士兵，是用来保卫京师的；每天早晨炮声震天，却是马匹一半瘦弱，人一半衰老羸弱。九边的士兵，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到处铠甲映日，却都勇于挟制上司，而怯于临敌作战。外卫的士兵，是用来准备征调、资助守御的；操练只是虚文，射箭骑马仍沿袭旧事，兵员因服役而空缺，家属因需求而被牵累，士兵只剩皮包骨头，还能依靠他们抵御冲击吗？其余郡邑的武备也全都疏忽，库中没有兵器，城门没有箭石，城墙多已颓坏，谁来修筑呢？乡里虽有村落，却完全没有保障的方法；官员不足，粮草匮乏，百姓又不懂得甲兵之事。假如有一千骑兵横行，家家都没有活路；万人围困，处处都没有坚固的城池。臣所说的四类乱民，一人倡导便有万人响应。到了这个时候，边军固守疆界，不敢调动；卫所守卫城池，也不敢调动；计策无从施展，必定只能挑选民丁，让有怨恨的百姓去与有怨恨的百姓相斗，谁肯共同作战？让赤子攻打赤子，谁肯拼死效命？祖宗二百三十年浴血奋战取得的山河，怎么忍心坐视它毁掉！臣实在为陛下忧虑，所以说：人心是国家的命脉，不可以失去。今天的人心，臣哪里敢说呢？只希望陛下选择那些无损于国家、有益于天下的事情，收拢人心罢了。请允许臣说几件收拢人心的大事：洮兰之间，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小民没有办法谋生，只能织造、贩卖货物来糊口。自从传造花绒以来，限定日期催逼追赶，急迫得像星火。百姓苦于催迫，于是放弃农桑，提花染色，日夜不停，千百人的手忙碌一年也织不成一匹。而且这种织物，晾晒得不及时就会生白蛀，风吹日晒过频，红色又容易脱落。积存得多了令人担忧，长期积存也没有益处。何况山西的紬，苏、松的纱、罗、缎、绢，岁额本来已经逐日增加，再加造难道是因为缺乏吗？

译臣认为，一缕一丝都出自百姓的劳力，与其积存无用之物，徒然耗费财力，不如规定常额，随处按需要供应。假如四季袍服每年使用一千匹，就制造一年的用量，预先制造一年的储备；这样既可减少宫中收藏的负担，也可使天下不必过多取用。况且花样想要更新，就随时改造；这里增加数量，那里便减少织机，把节省下来的工银调来补充。这样对陛下没有损害，却对百姓有益，为什么还要害怕而不实行呢？至于饶州瓷器、西域回青，都是有余而不急需的物品，只是徒然加重那些被敲骨吸髓的百姓的负担。希望陛下一概停止这些征取，以收拢江南和陕西的人心。内府宫廷本来需要大木，但采木的苦难，陛下听说过吗？臣只说一根木头：周长一丈八尺的，并不是百年才有的木材；蟒蛇杂处，毒雾常浓，岩谷寂静，人烟极少，寒暑饥渴、瘟疫瘴疠，至于死亡更不用说。一根木头刚砍倒，千人也难以搬动；要隔着山涧搭桥，越过山岭牵引，每天都要祭祀神明，每次行进不过几步；如果遇到艰难之处，跌伤、压死的人常常达到百人。四川百姓说：“进山一千人，出山五百人。”苦难由此可知。至于木材碰撞受损的地方，哪里管它有没有伤痕，官府只责令百姓赔偿，说不合规格，经过年深月久还要拖到河边，等待秋水把它冲走；经过多次转折，木材又沉在河底，仍然没有用，只好再次进山砍伐。每一根木头，官定价格一千两，近来运到都城，费用竟达万金。臣见到四川、贵州、湖广的百姓谈起采木，没有不哽咽的。所希望的是天下安定如太山，国家根本坚固如磐石；即使茅屋像神尧所居，宫室像大禹那样简陋，对九重宫阙和五位之尊又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彰显二帝三王的治理。如今大工程所需木料已经报完，采办的新木料只需留作以后使用。假如减少数量，延长年限，降低尺寸，增加价格，那么四川、贵州、湖广的民心就可以收拢。山林湖泽中的资源，本来并不是山林湖泽所抛弃的东西；但天下的大祸，正隐藏在大利之中。所以军国用度告急时就开采一次，饥荒告急时也开采一次。南阳等府数年遭受饥荒，今天的百姓就是前些年吃父亲肉、吃雁粪的人。陛下发银赈济他们，百姓的菜色还没有改变，只是生气稍稍恢复；自从申报殷实户以来，百姓大半惊恐逃亡；自从一切官府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都依靠殷实户办理以来，百姓多被拖累而死。自从都御史李盛春以严厉的诏旨严加责备，抚按官便避嫌不敢处理。郧阳巡抚马鸣銮先前给臣写信说：“六十多顷土地，常常聚集十万多人。文家洞附近有近两千人，开采三个月，只见到十六处有砂。银矿有没有，费用多少，大概可以知道了。”如今矿税没有利益散布到民间，却要按数额坐等交纳银两，百姓也无力承担。搜括库银而没有矿，便代替解送；钦差两位使者也有据实开报的心意，但李盛春贪婪残暴，肆意虐害，图谋侵夺欺骗。朝廷得到一两金子，郡县却耗费千两金子；有司不敢说，抚按官不敢上报。这难道是陛下当初开矿的本意吗？臣恭敬地请求下令各省使臣，严格禁止把矿砂散给民间，不许借机代为解送。只要有像李盛春一样侵夺、捏造罪名残害小民的，必须诛杀，绝不赦免，这样各省的人心便可以收拢。官店的租银收取解送，始自赵承勋提出每年四千的说法；皇店又由朝廷开设，有内官派遣，于是征收榷税更加沉重。市井之地，是贫民谋求一升一合、赚取些微钱财来养活身家之处。陛下以万乘之尊享有天下的富贵，何必依赖这锥尖般微小的财利，来玷辱崇高伟大的体统呢？况且冯保有八家店铺，哪里可能每年都有四千金的税额呢？解送进献的数额既然有四千，征收的银两难道会只有几倍吗？不夺取市民的财物，又到哪里去凑足呢？如今权势豪强之家让仆人开店，各处居民尚且只能忍气吞声，不敢与之争较，何况朝廷还派使者赐给他们敕书，以泰山压卵般的威势行使密网竭泽般的搜刮之法，民间的苦难，不问也可知道。即使内臣廉洁安静、不扰害市民，长随手下还有各自的长随，挂搭之中又有各自的挂搭，强行吞并、横加侵夺，独占并群体侵害。内臣没有办法知道冤情，百姓又凭什么申诉？杨村、张家湾，向南通达各省，向北连接都城，是天下咽喉之地。陛下锁住这个咽喉，不到一年，商贾便不再到来，紧急时的物资又从哪里取得？不只如此，近来都城下讹传有太监谋求镇守的说法；虽然明知这话没有根据，也足以惊扰人心。正德年间曾经派太监镇守，导致九边动摇，四海驿路骚乱，几十万太监使数省百姓遭受祸害。我皇祖登基后，把他们全部召回京城，万顷皇庄全都归还民业，人心大为喜悦，天下才开始安定，这些事情《实录》现存，可以查考。臣希望陛下把两店的内臣仍然召回京城，原来应交的租银责令当地有司照数解送；如果有迟延或短少，就罢免斥退有关官员。这样既不减少银两数额，又能彰显圣德。这一举动，就可以收拢京畿百姓的人心。天下宗室不下数万人，都是九庙的子孙、天家的骨肉。假如罪行不予赦免，那么祖宗的法度自然会严明。楚王毫无恶行，而王守仁、王锦却相继把他陷害成彻底的神奸，编造欺骗上天的大谎言；他们相隔数千里，冒充王弼的子孙，相隔三百年，捏造说接受了寄托的财产；其间还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着欺骗圣主，暗中陷害亲王。幸亏防范得法，最终保全无事。假如楚王含恨自杀，陛下将用什么话向高皇帝的英灵谢罪呢？又将伤害大小宗藩的心，使中外臣民咬牙切齿。这两个奸贼，罪当诛死。陛下不把他们交给法司，却只命令他们回原籍，臣恐怕奸邪之人掌握了恐吓的权力，善良之人却没有保全性命的办法。一旦开启告讦之门，万姓都会惊疑；谁没有仇人，谁能逃脱怨恨的诬告？这关系到世道人心，实在不是小事。希望陛下发布诏令，命令彼此巡按御史将两人斩首示众，使天下明白知道圣天子严明法度、亲睦九族的心意。这样便可完全消除疑议，收拢天下宗藩的人心。崇信伯的贫穷，全国都知道；十箱珠宝的诬陷，全国也都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尺〕

译起初是被科道官听闻的传言误导，严厉追究确实不算过分。如今已经真正知道其中有冤屈，却仍加以禁锢，实际上就是残害无辜。圣人的举动正大光明，陛下为什么不直接说明听信言论的错误，严厉追捕揭发陷害的奸人，归还费甲的金钱，革除他的俸禄，恢复五城兵马司、厂卫以及奉降敕任命的官员，释放王坤，觉察其中违背大义的罪过？这就是所谓有过错而能够改正，不会损害日月般的光明。这一举动，就可以收拢勋戚的人心。法律是用来平衡天下人的情理、使罪犯心服的，应当从轻就从轻，应当从重就从重。太祖既然制定了法律，按照情节轻重办理，列圣又增订了条例；如果轻重可以迎合个人喜怒的情绪，法律条例就不能成为一定不变的法则。臣在刑部任职三年了，每次看见诏狱一下，持平办理的人大多违拂皇上的心意，严重时还要加重罪罚；而降调司官、主张从重处理的人都符合圣心，所以司官便迎合迁就，以此预兆谴责和震怒。像往年陈恕等人因为隐瞒家产而按盗窃论罪，王正等人因为知情藏匿而拟判徒刑，甄常照等人因为诬告白昼抢夺而拟判遣戍，都是我们这些臣下欺骗上天、蒙蔽世人，已经自行废弃了法律，陛下还认为判得太轻，全部加判死罪。又如近日李吉等人本来并非把持强夺，却一定要拟判充军；张泽等人只是预先支取局料，却一定要追缴银两；府库本来没有揭瓦偷盗的事实，少监王进忠等人却一定要按盗窃论罪。这些都是真正的屈枉，臣等不敢坚持上奏，陛下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冤屈呢？臣愿陛下俯从司法官的公断，勉力遵行祖宗的法度，使囹圄中的人心归服。自古圣明的君主，难道喜欢听诽谤的话吗？然而他们下诏求贤、赏赐直谏之臣，是因为知道天下的存亡系于言路的通畅或闭塞，言官就是朝廷的耳目，不可不予以重视。近年来，新进的小生喜欢夸耀名节，终于激怒陛下，波及台省诸臣，被驱逐的已经很多，选拔补用也都停止了。臣以为宫门深邃，御座尊严，如果不广泛通达四方的见闻，怎能明察万里之外？如今陛下所听到的，都是众人敢于说的；那些不敢说的，陛下就听不到了。使君主听不到不敢说的话，只是眼前一时痛快，却是日后的忧患。臣愿陛下思考祖宗广置言官的本意，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言官；释放监候的学官，程限召还被勾除的科道官，查核因上书建言获罪而被逐的臣子，分别召用：应当恢复官职的立即恢复，应当行取的立即行取。以后若有操行不端、奏陈不当的，再命令吏部区别降职斥退，何至于把他们禁锢在过去，又堵塞将来的言路，反而使潜伏的奸邪得意、酿成壅蔽的祸患呢？至于天下多有变故，全靠官吏弹压，吏部用人关系最为重大。如果吏部用非其人，就听凭科道官纠察弹劾而罢黜；如果吏部用得其人，就听凭它推迁选用，早日赐予施行，这样或许训练军队、督运军饷的人不会有废缺之事，候选待补的人也不会忧虑典卖产业。从而士大夫的人心也会归服。我朝的敌国外患，只有南方倭寇和北方藩部最为强盛。倭寇住在大海之中，难道能够航海运送军粮，长驱突进中原吗？又难道能够从浙江、福建逐步蚕食我国吗？只是朝鲜附着在东部边境，近在我国腋下；平壤西邻鸭绿江，晋州正对着登州、莱州。倘若倭寇攻取并占有朝鲜，借朝鲜的人众充当士兵，凭朝鲜的土地取得粮食，生聚训练，窥伺天朝，那么进军就会截断漕运，占据通仓，断绝我们的粮道；退守就会经营全州、庆州，守住平壤，窥伺辽东。不到一年，京城就会坐困，怀有胜负难料的忧患。倭寇如果兼并朝鲜，就成了两个倭寇，更加耗费应付的力量。臣以为朝鲜一旦失守，双方势必争战。与其等到朝鲜灭亡后再争，哪里比得上在它尚未失败之前救援？与其单独用力抵挡两个倭寇，哪里比得上合力抵挡一个倭寇？如今朝鲜请求援兵，而朝廷的说法却反复不定；答应出兵又拖延日期。有的说属国遥远、戍守困难，有的说军饷难以筹措，竟甘心承受剥肤之灾，袖手旁观燃眉之急。谚语说：小的费用尚且偏要请示，大的费用却无济于事。如今朝鲜已危在旦夕，愿陛下早日决定大计，合力东征，使属国之人的心也归服。运送粮食进京，一件东西要耗费十份费用，筹办已经艰苦，转运又很困难。如果对实际使用有益，那么积蓄储存得多一些又有什么可嫌呢？如今十库中的各种货物，以及各厂的物料，有些粗劣不堪使用，当然也有已经腐朽、毫无用处的，其中还有许多实在可惜。百姓的膏血变成了一室尘土。倘若每年查盘一次，每年夏天晾晒三番；对不堪使用的，严加监收之刑；对腐朽的，按重典治罪；把坏的变成好的，拿陈旧的换成新的。这样一年所储备的就可以抵三年使用，那么把实物输送暂时改为折色输送，既不会使国用匮乏，也没有暴殄百姓的财物。陛下若稍加留意，每年节省的不下百万，而负责解送缴纳的人心也会归服。京师是朝廷的腹心之地。祖宗时常常迁徙富户来充实京师，富民是贫民赖以生存的人。如今京师贫民不下百万，九门一关闭，煤和米就无法流通；一天没有煤米，烟火就会断绝，正如庚戌年发生的事情。京师戒严时，即使仓场的储粮只够军队守御使用，城中的富户还可以准备应急时劝借的资财。自从商人预先缴纳、借贷以及铺垫资财成为惯例，一经报入官府，百年不变。然而上等富户和贫户都任其自暴自弃，百姓聚集日多，只让奸民设计骗诈，使游手好闲者坐耗民财，使违法者诱导民间奢侈的风俗。至于中等富户和贫民，则分别被各衙门用印结证明，交给负责杂捕的轻薄差吏；这些差吏像饥饿的豺狼一样贪婪，差役又像猛虎一样凶狠。他们没有批票，却声称是奉命拘捕；本来只是善良柔弱的人，却诬陷为盗贼奸徒，随后又对富户和贫民下手。房屋门牌的负担重于滥行优免，科派的苦处又多于各种名目。一人承担多种差役，一件事招来众多祸害，贫者于是更加贫困。抄没之法越来越严，株连的人越来越多；以寄托财物为罪，便连家产也一并籍没；诬陷藏有大量赃物，便互相牵连亲戚故旧。住宅一被查封，鸡犬大半饿死；人一旦出门，亲戚也不敢收留。再加上官吏执法严酷，差役搜查困苦。万民看见这种情形，都短叹长吁；臣曾亲眼见过，掩面而泣，鼻中酸楚。这难道都是正犯的家属、重罪的人吗？只因一个字受到牵连，百口也难以申辩。陛下知道吗？知道了，就一定会怜悯他们。又有刁恶之徒乘机恐吓良民，捏造说某人寄藏了某种赃物，我要去首告。厂卫仗势牟利，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这样明目张胆地骗取钱财，谁敢喘息？半年之内，骚扰遍及京师。陛下知道吗？知道了，就一定会痛恨他们。伏望陛下减少不急需的上纳，禁止监收人员索取铺垫，严惩骗取夺取财物之罪，加重需索钱财的罪责；清理差役的颁定和优免的责任，慎重办理抄没之举。

译这样京城百姓的人心也会归服。列位圣人在位时，也有宦官和宫妾，但很少听说有人死于鞭笞。难道那些人当年都贤良，而如今的人都不肖吗？难道当年的法官都疏忽，而今日的法官都严密吗？这实在难以解释。大概是祖宗忧虑深远，所以能够体察人情。陛下近年来疑心深重、怒气太盛，朝廷之内血肉淋漓，宫禁之中啼哭悲惨。冤魂在夜里哭泣，化作愁云；怨鬼在夜间呻吟，积成厉气。吉祥之地，哪里适宜这样呢？况且上天是万物的父亲，所以天帝厌恶杀戮；君王是百姓的父母，所以舜的德行以好生为贵。民间千恩万爱，养育长子幼女，实在不足以供陛下一时的怒气。于是上殿的人愁苦得觉得死还不如不生，入宫的人出卖生命，简直等于出卖死亡。臣希望陛下发慈悲之心，生恻隐之情，把他们看作待宰的牛和将投入汤火的鸡，可以吗？况且宫禁和禁卫所在的近处，外人难以进入保护圣躬，能保护陛下的只有这些人。如今环绕宫门、守卫门户的众人，全都是伤心而侧目的人，表面忠诚，内心却藏着奸毒。他们怀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哪里还会爱惜这九死一生的身体？陛下卧榻之侧，同心同德的人有几个？在暮夜之中，能够防备祸患的人有几个？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臣希望法令虽然严格，却不要严酷到不能容忍；鞭笞责打也不要达到致死的程度，这样左右近侍的人心才会归服。祖宗以来，有一天三次临朝的，有三天一次临朝的，也有一天一次临朝的。大概君主一人振作精神，万事就会严肃整饬。朝门晚开早闭，谁敢滋生邪念？近来陛下已经很久不上朝了，人心的懈怠松弛到了极点，奸邪窥伺的机会也已经成熟。如今乾清宫修造逼近御前，军夫来往，谁能辨识他们的面貌？万一发生不测，拿什么应对？臣希望陛下在天明时打开宫门，在日偏西时放出军夫；事情不是军国紧急大事，务必慎重，不要在昏夜传宣。陛下难道不会说：“世宗晚年不上朝，也没有外患吗？”只是今日的人心不同于昔日的人心，惟愿陛下慎重。章奏不批复，先朝从未听说像今日这样，大半留在宫中；大概疏本照例送入，也恰好有许多疏本进奏。外廷无法知道，万一有国家大事，有人拦截实封奏章，在外面扬言“已经留中”，谁能知道呢？万一有人伪造传达诏旨，藏匿不予封还，在外面扬言“已经进献”，陛下知道吗？如今陛下精明，中官谨慎畏惧，当然不会有这种事；臣只是担心圣子神孙把它作为家法，倘若有人借此一逞奸计，还有什么变故不会发生呢？臣愿从今以后，凡留在宫中的章疏，每天在御前发出一张“未览揭帖”，其中写明某疏某疏尚未来得及批答；再由会极门转发各衙门备查，并把御札原本一并缴还，请求批写“知道了”三字，发给有关科道备查。这样君臣虽然不能当面交谈，但上下之间仍不会互相欺蔽；其中关系重大，不可不防。臣看陛下过去曾亲自步行到郊坛祈祷，发放金银赈济百姓，并不是忘记百姓；朝廷也没有一篇奏疏壅塞不通，奏疏没有四日还不发下的，并不是怠于政事。可是如今章奏过半搁置，百姓的忧愁也不加体恤。正当陛下春秋鼎盛之年，难道没有日夜忧劳的事情吗？陛下说只是担忧国用不富罢了。自古帝王以求富强为务的也很多，史册记载，打开书卷就可以知道。陛下试着看看他们当时是治世还是乱世，是处于安定还是危险？天下的财物就只有这些数目，想让君主富裕，天下就会贫困；天下贫困，君主难道能独自富裕吗？所以说：“与百姓有同样欲求的，百姓共同使他快乐；夺取百姓欲求的，百姓也共同夺取他所有。”天下百姓贫穷、财物耗尽，从来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陛下织造、烧造的事务日益增加，办理征取、采办的范围越来越广，把万姓的怨恨收拢在一句话中，把四海的仇怨结集到九重宫阙，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假使万里江山千年如旧，即使乾清宫里一无所有，谁忍心让陛下独自贫穷？如今禁城之内不乐意有这样的君主，天下百姓也不乐意继续活着；怨恨诅咒的声音、忧愁叹息的话语，陛下听到之后，一定会食不下咽、睡不安席了。臣看今日的形势，就像坐在漏水的船上，水还没有浸湿身体；又像躺在堆积的柴薪上，火还没有烧到身体。希望陛下赶快登岸，赶紧起身；不然，祸患积累千日，终将在一日爆发，陛下即使有千箱锦绣、千笥金珠，难道还能独自享受富厚吗？前代覆车的教训，是后人永远的鉴戒。大概人心得到，天下就是我的家；人心失去，哪里不是仇敌？臣已经老了，头发白了，牙齿也掉了，恐怕不能以太平终老此身。又听说小民暗中挖掘地穴来防备兵乱，缙绅预先购买山庄来躲避乱世。臣看到这种景象，仰天痛哭说：“臣民已经如此，皇上又将怎么办？”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替皇上说一句透彻的话，又该怎么办？臣以一点血诚，呼天叩地，斋戒住宿七日，心中思绪万端，难以裁量这份急切诚敬，于是上奏这篇忧虑危局的疏文。如果其中有一句虚假欺诳，存有惊骇皇上的用心，九庙神灵就夺去臣的魂魄。陛下倘若相信臣，就请把臣已经说过的全部赐予施行，对尚未说到的再加整治，把宫中的勤劳转移到勤理庶政上，把有利国家的念头推及体恤百姓。这样将使人心欢悦，天意转回，常常守住富有，常常守住尊贵，端坐在大宝之位，拥有无穷金珠而自在享用，还有什么福气能比得上呢？倘若陛下怀疑臣，请下诏询问三辅、九卿以及大小文武百官，逐一当面询问。如果他们果真说民情安定、臣的话是夸张，臣愿脱去衣服投入鼎镬，伸长脖子接受斧钺，作为人臣妄言荒诞者的警戒。臣所说的是天下大计，臣已经另具奏疏，不敢告诉别人，希望陛下秘密施行臣的建议；如果这些出自圣意，也请把臣的奏疏长期留存，以验证将来。臣日夜祈祷上天，只愿臣的话不要应验；如果臣的话真的应验，陛下即使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呢？冒犯天威，罪当万死，臣惶恐至极，不能自安。《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十八卷 （明）贺复征编 疏三十二 请求斥退辅臣回籍守制的奏疏【明·邹元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