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二

译对国家的形势有所凭借而强重，地势也会随之强重；国家的形势没有凭借而轻弱，地势也会随之轻弱。形势强重的国家，使用全国力量还绰绰有余；形势轻弱的国家，想要保全自身也感到不足。我曾经广泛考察建立国家的规模：将领有勇敢和怯懦，军队有强盛和衰弱，财赋有丰足和匮乏，器械有坚固和朽坏，这些形势属于国家，而且没有固定的形态。高山重岭，关隘严密牢固；惊涛怒浪，舟船便利，这些险要设置在土地上，有固定的形势。自古至今，是同一个国家，也就是同一片土地；是同一片土地，也就是同样的险要。然而本来有善于利用本国而无敌于天下的，也有仅仅保全国家、左支右绌而无暇应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取决于国势的强弱轻重。地势的险易与国家共存亡，国势的强弱轻重随着时势而升降。考察它的将领果真勇敢吗？军队果真强盛吗？财赋果真丰足、器械果真完备吗？这就叫国家的形势有所凭借而强重。如果是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内外有山河屏障，只看我方如何利用地势的便利罢了。所以说，使用全国力量还绰绰有余。考察它的将领果真怯懦吗？军队果真弱小吗？财赋果真匮乏、器械果真缺少吗？这就叫国家的形势没有凭借而轻弱。如果是这样，用来作战就不能取胜，用来防守就不能稳固，坚固如金城、深险如汤池的地势，反而足以成为敌寇的资助罢了。所以说，想保全国家也感到不足。感慨时事，抚念现实而激发悲哀。我曾经考察齐国建立国家的原因：最初凌驾于方城、震动逼迫汉水的，是这个齐国；后来困于易水、受役于函关的，也还是这个齐国。难道地势不如从前了吗？有齐桓公、管仲，国势就强重；没有齐桓公、管仲，国势就轻弱，这就是利用国家的功效所以不同的原因。我又曾考察晋国建立国家的原因：最初攻打楚国、援救宋国，俘获曹国、擒取卫国的，是这个晋国；后来被六卿分割、受辱于秦国和楚国的，也还是这个晋国。难道地势不如从前了吗？有晋文公、舅犯，国势就强重；没有晋文公、舅犯，国势就轻弱，这也是利用国家的功效所以不同。总的说来，地势有固定的形态，国势却没有固定的状态；地势固定之处，在于选择险要并知道防守什么；国势不固定之处，在于振作它就兴盛，放弃它就衰败，振奋它就强盛，轻慢它就衰弱。而究其兴衰强弱的根本，尤其取决于立国形势的强重或轻弱。执事先生根据今天援引古代，考察适合国势的地方，最应先谨慎办理什么？地势中需要防备的地方，哪一项最紧急？” 您提出问题让我作答，作为下策末学，愚臣私下认为：地势的险易，没有不凭借国势的强弱轻重来决定国家存亡的。江左的事情也很浅陋，但它有所凭借而建立，难道可以不推究其中的原因吗？赤壁之战，人人都说吴国能够战胜魏国，是因为黄盖的一把火。却不知道在击案的片刻之间，孙权因为什么受到激励而奋发震怒？在周瑜密表之后，周瑜又看见了什么才请求出兵？那么吴国建立国家，一定暗中有足以凭借的东西。国土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人都能发挥作用，它的整体形势强重到如此，那么赤壁的险要，并不是单纯由于地势险，而是因为有所凭借才使地势成为险要。淮淝之战，人人都说晋国能够击退秦国，是因为朱序的一声呼喊。却不知道谢安在别墅游玩时看见了什么而不感到畏惧？刘牢之渡涧出击时又顾虑什么而敢于前进？那么晋国建立国家，也一定暗中有足以凭借的东西。指挥授计从容有余，部署军阵严整，它的整体形势强重到如此，那么淮淝的险要，也不是单纯由于地势险，而是因为有所凭借才使地势成为险要。至于雍丘驻军，将领没有一件兵器，军队没有一斗粮食，却能扼制石勒的强军而挫伤他的锐气，这是使国势赖以强重的因素，由祖逖主持。等到以若思代替他，国势便自行轻弱，雍丘也不再属于晋国了。刘裕进入关中时，君主没有预先谋划，国家没有预先防备，却能够捣毁姚秦的都城并割下其首领的首级，这是使国势赖以强重的因素，由刘裕张扬振作起来。等到把关中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国势便自行轻弱，关中反而被赫连占有了。参照这些事并加以综合观察，没有国势强重而地势不随之强重的，也没有国势轻弱而地势不随之轻弱的。既然如此，今天也将使国势扩大呢，还是将使地势扩大呢？我曾综合观察东南的大势，私下认为整个蜀地，是天下的头目。东晋不能拥有它，而我们宋朝拥有它。荆襄之地，是天下的要害。孙权不能拥有它，而我们宋朝拥有它。凭借从前人不能拥有的地方，而唯独我朝完整地占据它，扼守它的险要，按理说立国的形势一定有江左所不能相比的地方。但今天的弊病，却已经显出明显的衰弱。这是为什么呢？唉，何不就从平日所凭借的东西来观察呢？愚臣不知道今天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果真是依靠我们的爪牙之将，足以加重北门的锁钥吗？为什么贪婪的将帅纷纷出现？果真是依靠我们勇猛的将士，足以加强三边的驻军吗？为什么空有兵籍的人纷纷出现？还是依靠我们腐红的粮食、锋利的器械，来加重大山四维的根基吗？却又不能做到这一点，财货虽堆积如山，兵器铠甲虽寒光闪亮。正因为没有足以使国势强重的凭借，所以鞑人的骑兵再次驱驰而来，整个蜀地就危急了；庸碌的将领一声号令，荆襄就土地崩溃般失守了。地势的险要，正是从前人所希望得到却不能得到的，恐怕将不再属于我们了。世人扼腕而谈、击掌而议，未尝不把地势的存亡作为忧虑。愚臣却说：国势的强弱轻重，尤其应当忧虑。今天国势日积月累地轻弱，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了。端平以来，名义上说是改革，然而举措的轻率，比前日更加严重。帅府的谋略，起初轻视战争，后来又轻视和议；朝廷的命令，起初轻视施行，后来又轻易更改；名位器物被轻慢到近于亵渎，赏罚被轻视到近于儿戏。做官的人轻视朝廷，做士兵的人轻视将帅，做百姓的人轻视长官。这样积累起来的轻弱形势，恐怕国家将不足以成为国家，哪里还只是地势险要是否足以防备的问题呢？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势强重呢？回答说：君主掌握大权，国势就强重；朝廷拥有公正的舆论，国势就强重；天下有君子，国势就强重。凭借这些来张扬国威，将领就勇敢、军队就强盛；凭借这些来充裕国家财计，财赋就丰足、器械就完备。国势轻重的关键，表现在内部；兴衰强弱的征兆，显现在外部，全在我君主一举一动之间。

译难道不从本朝的家法来看吗？我朝建立国家以来，重用宰相，使他专掌一项政权，以防止权力被专擅窃取；重视台谏，使他们掌管言官职责，以防止下情壅塞、上情被蒙蔽；重视给事中、中书舍人，使他们主持君王诏命，以防止私下请托；重视监司，使他们监察州县，以防止枝末势力大于根本。正因为有所凭借而强重，所以强悍的藩镇在西部边疆气势嚣张，却屈服于王文正公的一句话；契丹在北境桀骜不驯，却在司马公担任宰相时低头；西川的盗贼听到张忠定的威名，便放下武器；陕西的军队听到韩忠献重新统帅，便增加了士气。唉，一定要有这样的人，才差不多足以使我国势强重。近来梅鼎改任台谏职务，台星位置发生变化，必定会有承担新责任的人。学校中的诸生怀有忧虑国事的心情，已经很久了。因此借着明确的策问，吐露臣的狂直之言。【沈芬说：原集有一种试策，文辞蔓衍靡弱，俨然像今天的八股文，姑且保存一首，以记载这种文体。】上舍试策【王十朋】全国的人都成为儒者，儒者的名称反而无人听闻；做官的人都循良，循良官吏的名称反而无人听闻；士人都有纯厚的德行，乡野没有遗漏的贤才，独行、逸民的名称反而无人听闻；做儿子的都孝顺，做臣子的都忠诚，忠臣、孝子的名称反而无人听闻。我曾读内容广大浑厚的典籍，从中认识了九官、十二牧的为人；读内容宏大明盛的典籍，从中认识了伊尹、伊陟、傅说的为人；读内容严正刚直的典籍，从中认识了周公、闳夭一类人的为人。他们都是大儒，当时却没有称他们为儒者；他们都实行治理、达到循良的政绩，当时却没有把他们称作循吏；他们都是忠臣孝子，当时却没有指着某人说这是忠臣、某人说这是孝子。下至乡党、学校、序馆之间，听不到有独行之士；山林草野之间，也听不到有逸民。自从鲁国人以儒者著称，儒道就开始衰落于周代了；自从郑国宰相子产、楚国宰相孙叔敖以循吏闻名，列国的吏治就开始衰落了；自从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称，天下士人就开始有崇尚偏执的弊病了；自从长沮、桀溺一类人以逸民身份长久离去，隐匿才华、埋没光采于渔樵之间的人就多被称作逸民了；自从伍子胥在吴国以忠著称、曾参在鲁国以孝著称，忠臣孝子就变得稀少、疏落、寥寥无几，如同参星和辰星彼此相望一样。唉，士人凭借一种品行在当时获得名声，那又是怎样的时代呢？西汉有《儒林传》《循吏传》，并不是西汉的美事。大概自从高祖看见儒生的服装便轻慢辱骂，儒者的地位就没有振兴；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在世间施行，官吏的治理大多出自刑名之术。班固撰写《西京书》，列出《儒林传》《循吏传》，正是为了表现西汉儒者和官吏的衰败。东汉有《独行传》《逸民传》，也不是东汉的美事。大概自从矫饰激烈的风俗兴起，士人开始流于乖僻奇异、决绝偏激的行为；自从廉耻的风气丧失，时代才开始尊崇远走高飞、远离尘俗的人。范晔撰写《东都书》，列出《独行传》《逸民传》，也是为了感伤士人少有纯全之德、时代多有独善其身之人。李唐有《孝友传》《忠义传》，也不是李唐的美事。大概自从高祖在晋阳改变节操，唐朝就没有忠义的风气；文皇帝在闺门之内行为有亏，唐朝就没有孝友的习俗。执掌史笔的人列出《孝友传》《忠义传》，是因为感伤当时忠孝难以做到，而仅有少数人能够做到，便足以受到尊贵。天下人人都有的东西，著书也写不完；天下人人都没有的东西，只有少数人拥有它，才值得记载。况且西汉有商山四皓，并不是没有逸民；有矫正世俗的杨王孙，并不是没有独行之士。可是班固没有设立《逸民传》《独行传》，大概因为当时士人廉洁退让的还很多，不认为逸民值得特别尊崇；品行完整纯正的人仍然很多，也就不需要取独行之士来记载。他不因此设传，大概是不愿让当时出现逸民、独行的名目。东汉有江革、申屠蟠一类人，并不是不十分孝顺；有李固、杜乔一类人，并不是不十分忠诚；可是范晔没有设立《忠义传》《孝友传》，大概因为当时世俗中孝友之人很多，孝友之事不能全部记载；人们多有忠义，忠义之士几乎不用单独列传。两传没有设立，大概是不愿让当时出现孝友、忠义的名目。至于列在《儒林传》中的有二十三人，以经学传承源流深厚著称的，孔安国最为突出；安国得到圣人家传的学问，难道不是经术渊源深厚吗？列在《循吏传》中的有六人，以政治忠厚著称的，蜀地的文翁最为首；文翁兴办学校来教化百姓，难道不是忠厚吗？以独行著称的有二十四人，臣私下认为范式值得取法；范式以信义行于朋友之间，当时人知道可以把死后的事情托付给他，这本来就是以圣贤为根本，并不是矫饰激烈。以隐逸著称的有十七人，臣私下认为严陵值得取法；严陵崇尚自己的高尚志趣，最终不肯被光武帝任用，议论的人说他得到了圣人的清高，因此乐于生活在山林，不窃取声名。句句刚烈，是史臣用来赞美颜叚的；德行盛美，是柳宗元用来铭记李兴的。然而颜真卿秀美的品行和实际的功业并不止一个方面，却没有列入忠义之士；我唯独在忠义三十七人中，最喜爱能够保全节操的张巡、李兴。在孝道友爱十人中，我唯独最喜爱义门的李知本。至于延续四百年的汉朝、三百年的唐朝，那些大儒硕学、将相名臣，都由这条道路出身，却没有列入这些名目，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值得列入，正是因为他们德行完备、行为全面，不可以只按某一方面列举而使他们显得渺小。况且西京的儒者没有比扬雄更出色的，难道可以把扬雄列入儒林吗？东都的循吏没有比卓、鲁二人更出色的，难道可以把卓、鲁列入循吏吗？李唐时代的忠孝没有比狄仁杰更出色的，难道可以把狄仁杰列入孝友或忠义之中吗？由此推论便知道，因一种品行而获得名声的人，还不如不列入这一类别更为美好。史臣取舍人物，确实各有深意啊！不过，班固史书的取舍固然很好，张汤、杜周是以残忍苛刻著名的人，却没有列入酷吏，那么怎样衰减残酷苛刻的风气呢？范晔史书的取舍固然很好，蔡琰在胡地失去节操，并不是不丑，却因为她的文采而把她列入《列女传》，那么怎样勉励天下妇女守节呢？唐史的取舍固然很好，裴延龄是奸邪谄媚之臣中的首要人物，却没有列入奸臣，这又不是《春秋》那种以斧钺诛责罪人的笔法了。唉！自古以来名士很多，具有史才的人却很少。班固、范晔诸人都有优秀史家的才干，但取舍人物仍未完全恰当。隐德幽香，未必都能得到彰显；已经死去的奸邪谄媚之徒，也未必都能受到诛责。这就是韩退之所说的人祸、天刑令人畏惧的原因。《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一百九十三卷 （明）贺复征编 进策一 审察形势【宋·苏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