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

译臣听说，上天对于君主，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样。儿子有过错，父亲会生气；做儿子的忧愁郁闷，痛切地悔恨自己的过失，也已经稍稍消解了父亲的怒气，但仍不能改正过错、趋向善道、立身行道，以大大取得父亲的欢心，在天下成就大孝；反而依仗父亲的宠爱，骤然在一家之中放纵起来。那些作为仆役的人，吃主人的食物，穿主人的衣服，听从主人的使唤，却一点也不想到顾念主人，为主人作长久打算；看待主人的忧乐，就像秦人看越人的肥瘦一样漠不相关。这样长久下去，父亲用来爱他的感情，也将转变为愤怒。上天就是伟大的父亲，陛下是上天的嫡长子，内外大小臣僚都是陛下的仆役。如今陛下正要平息上天的怒气，而内外大小臣僚却不能使圣明的君主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这就是臣寝食不安的原因。陛下能够长叹，却不能自行停止忧虑；然而天下应当进言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臣不敢逐条罗列以冒犯圣听，请把今天的急务陈述给陛下，只希望陛下虚心听取。顺应天元，是人君的职责；调和天元，是宰相的职分。陛下对于辅臣，有缺失一定为之补备，有事情一定向他们咨询，有特别的恩典和不同寻常的待遇一定加给他们，也可以说是任用了他们。然而有时改革一项政令、进退一个人、处置一件军国大事，往往出自内批；实际上是一两个小人暗中掌握了权柄，这就是既任用辅臣又怀疑辅臣。陛下任用他们又怀疑他们，难道不是想推诚相待吗？臣私下想到，他们当初进身，大多出自私人门路，因此有些行为使陛下产生了厌恶和轻视。到了议事的时候，又唯唯诺诺、含糊迁就，仿佛不能这样做；畏缩谨慎，仿佛不敢这样做；甘心模棱两可，安于伴食尸位，反而不如一两个小人能够办事，这就是陛下既任用又怀疑他们的原因。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宋朝的英明君主，没有超过仁宗的。夏竦怀奸挟诈，辜负任用，就罢免贬黜他；吕夷简痛改前非，努力谋求日后的功效，就包容他；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才气兼备、声望很高，就不按常规越级提拔他们。因此能够北拒契丹，西使元昊称臣，而庆历、嘉祐年间的治理号称太平，从未听说一边任用一边猜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臣希望陛下察看谁是夏竦，我就罢黜他；谁是吕夷简，我就包容他；谁是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我就提拔他。把他们召到便殿，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治理太平天下的道路，不让一两个小人有机会夹杂其中，那么上天赋予的治理职能就会因此彰明。臣又听说，天下的事情，只有辅臣能够议论，只有谏官能够进言。谏官虽然职位低下，却与辅臣同等重要。宋神宗将要制定官制时，对蒲宗孟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古人重视谏官，就到了这种程度。如今的谏官，把身材魁梧看作美，把应答敏捷看作贤能，把办理文书刑狱当作职业，对上不畏惧天命，对下不怜悯百姓的穷困。群居整日，行迹像鹁鸪一样嘈杂。偶尔有人用忠义激励他们，他们便说：“我的舌头不是不能说，我的心不是不想说，我的官职也不是不能说，只是话一说出，灾祸和贬谪就会跟着来，谁还会听我的？”唉！既不能尽数进言来称职，后来又把过错归到君主身上。有良知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臣希望罢免浮夸冗员之辈，广泛寻求有风骨节操的臣子。有的让他们在朝廷仪仗前弹劾斥责，有的让他们入阁参与议政，有的让他们请求单独召见，有的让他们轮流入对，有的在非固定时间召见他们；用温和的脸色接待，以厚重的话语慰问，使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内心，丝毫没有顾忌。进言有可采纳的，就依次实行；否则也宽容对待，不加罪责，那么上天听取下情的通道就会因此打开。臣又听说，猛虎在山中，藜藿就无人采食；汲黯在朝廷，淮南王谋反的计划就会搁置。正人君子对于国家的益处，是很大的。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正人君子，然后才可以任用吗？陛下之所以不喜欢正人君子，反而使他们受到委屈，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所说所做的事情有利于公室而不利于私门，所以小人巧妙地制造谗言离间，来中伤他们罢了。姑且把臣所知道的说一说：比如兵部尚书王恕，是元勋硕德，陛下却削去了他的爵位；监察御史强珍，忠肝义胆，陛下却剥夺了他的权力。又如章懋的正直明亮、林俊的刚强方正、张吉的纯正高雅，有的被放逐到空山，有的被疏远到所属部门之外，有的被流放到瘴烟漳雨的蛮荒之乡，使他们虽怀有往日的忠诚，却不能最终施展。这难道是上天生育贤才的本意吗？臣希望陛下用蒲轮装饰车驾迎接王恕，用骢马迎接强珍，把林俊等人分别安置在重要而接近朝廷的地方，使他们各自尽展平生所学，以谋求将来的功效，那么上天的心意就会因此协调。臣又听说范祖禹有言：“自古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轻易改变祖宗旧制。”开创基业的君主，取得天下艰难，所以防患深远，谋虑长久，因此立法严密。后世即使有聪明才智的君主，独自超出群臣之上，最终也不如祖宗经历的事情多。我们太祖高皇帝鉴察前代的事迹，认识到祸乱的根源，所以凡是宦官一类人，只让他们从事供给和洒扫的差役。近年来，旧有章程日益败坏，邪僻的路径日益开启。君主的大权，全都落到这些人手中。对内依靠他们作宰相，对外依靠他们作将领，藩省依靠他们作镇守抚治之人，伶人和卑贱工匠依靠他们制造奇技淫巧，法王、佛子依靠他们出入宫禁，镇国永昌寺也依靠他们向军民结怨。其他耳目所不能察及、思虑所不能顾及的事情，更是多得说不完。欧阳修说：“宦官的祸害，比女宠更严重，怎么能不思考，怎么能不畏惧！”臣希望陛下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然后深思极虑，确定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的计划，那么国家的大纲就会因此端正。然而深入追究根本，仍在于陛下明白义理究竟如何。朱熹说：“君主的学问，应当把明白义理放在首位，这是万古帝王的准则。”陛下圣明的资质高远，圣学深厚长远，难道不在明理之学上用力吗？

译然而臣私下听说，侍臣进讲时，指出某一章属于某一部书，把某一个字训释为某种意义，完全没有反复论辨的功夫。陛下听讲时，每年有固定的月份，每月有固定的日期，也完全没有从容启发辅佐的益处。像这样却想通过明理来应对事务，臣不相信。臣希望陛下探究难以穷尽的义理，珍惜容易流逝的春秋岁月，在经书中考察，在历史中验证，使之会通于心，落实于自身。一年之间，没有一天不这样做，那么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去掉。哪里只是四件事情的举措而已呢？《考正孔庙从祀疏》【程敏政】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一定把祭祀典礼看得很重，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并把教化流传后世，使人心向善。所以，在一个时代有功德的人，就由一个时代祭祀；改变朝代以后，在一方有功德的人，就由一方祭祀；超出地域也是如此，仍然是为了劝勉当时、作为一方的范式，不敢轻率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都有功德，天下世世代代都祭祀他，那么孔庙庭院中陪祭、配享的人，难道可以苟且应付吗？一定要文才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称，在圣门有功而又不为公众议论所指责的人，才差不多足以表达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的心意。如果配享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岂只是先师在神灵前不愿享用祭品？还将使掌握经典规范的人不知道应当教什么，做弟子的人不知道应当学什么，世间教化不明，人心不能向善；这种影响通达天下并施及后世，关系难道只是一个时代、一方地方所能相比的吗？近来言官想把文庙从祀诸贤中有罪的人撤出配享，皇上下诏礼部集合议论，臣愚昧，也在参与议论之列，只是疑惑他们所说的还不够周全，而议论者彼此坚持，害怕改动。臣考察经书，揣度心意，不敢妄自标新立异，谨慎地逐条陈述，上奏冒渎圣览。臣恭敬地请求皇上大大发扬文教谋略，主持这一道统，仍然下令礼部普遍召集议论，采纳并实行其中可行的意见，彻底洗除前代相沿的陋习，永远成为百世可以遵行的典章，使世间教化得到兴起的益处，使人心趋向公正，这对于治理之道并非没有补益。谨具奏闻。一、唐贞观三十一年，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大概当时圣学不明，议论者没有见识，拘泥于旧有注疏，认为祭祀先师，就像《诗》有毛公、《礼》有高堂生、《书》有伏生之类，于是把专门训诂之学当作得到圣道传承的学问，又把马融等人一并列入，沿行至今。实在不能不考察他们品行的得失和义理是否可行，并在大明有道的时代加以厘正。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隲征召，担任秘书，历任官职做到南郡太守，因贪污浑浊被免官，受髡刑徒步流放朔方，自刺未死；又不拘守儒者节操，前期教授学生，后期列置女乐；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为正直之士所羞。由此看来，各种丑行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五经也因此被玷污。后世却因为他的空泛言论，称他为经学大师，让他配坐在孔子庭院中。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刘向起初因献赋得到进用，喜欢诵读神仙方术，曾上书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不成功，被交给执法官吏，按死罪论处；他的兄长阳城侯救了他，才得以免死。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最为错乱驳杂，使箕子治理天下的微妙言论流变成阴阳术士的小技。贾逵因献颂被授为郎官，不修饰细小节操，专门附会图谶，因此得到显贵，实在是以旁门邪说扰乱政治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他所注的《易》专门以老庄思想为主，而范宁追究晋室的祸乱，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超过桀、纣。何休只有《春秋训诂》一书，却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又注释《风角》等书，把它们与《孝经》《论语》并列，实在是淫邪端伪之说的一流。戴圣任九江太守时，治理和品行多有违法之处，害怕何武弹劾自己而自行免职；后来做了博士，又在朝廷诋毁何武。等到他的儿子因为门客盗窃而被捕入狱，何武秉公判决，使其免于死罪，他却又不上门道谢，毫不惭愧。先儒说戴圣是礼学家的宗师，但本人却是贪赃官吏，儿子却是盗贼，可以说是后世的鉴戒。王肃在魏国时，把女儿嫁给司马昭；那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势力已经形成。王肃作为世代为臣的人，受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只是坐观成败。到毌丘俭起兵讨伐叛贼时，王肃又替司马师出谋划策，帮助他成就恶行。若说喜爱好人、谄媚权贵，这还只是他的较小过错。杜预所著的，也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在大节上同样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他镇守襄阳时，多次馈赠财物给洛阳的权贵，欺骗别人说：“只是害怕他们加害罢了，不是为了从中求取好处。”伐吴之时，又借口江陵人讥讽他颈上长瘤，把江陵百姓全部杀死。作为官吏，他不廉洁；作为将领，他不仁义。以上这些人，在名教方面犯的罪过不小，但议论者却说他们能够守护先儒遗留下来的经书，辗转传授给后来的学者，也不能说没有功劳。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所谓守护先儒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之于《书》，毛苌之于《诗》，高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杜子春之于《周礼》，才可以当之。秦火之后，即使《易》凭借卜筮而仅存，其他经书如果没有这九个人，几乎就要熄灭了。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因此让他们配享是可以的。至于马融等人，不过是训释这九人所传的经书罢了。况且他们的著书在唐代流行，所以唐代姑且把他们列入经师之数，祭祀他们。如今在理学大为昌明之后，《易》采用程氏、朱氏之学，《诗》采用朱子的学说，《书》采用蔡氏之说，《春秋》采用胡氏之说，又为什么要取用汉、魏以来那些驳杂而不正的人，让他们安享天下的祭祀呢？祭祀他们，并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也是要使人认识他们本人，把他们当作可以交往学习的前贤。臣担心学者学习他们的训诂文章，对身心未必有补益；而考察他们奸谄、淫邪、贪墨、怪妄的行迹，就会自己甘心走上仿效他们的道路。于是说：“先贤也这样吗？”他们祸害儒学、损害道统，将有说不尽的后果。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但他们的作为也还不能窥见圣门，他们的著作也不能发明圣学。像这五人如果可以参与配享，那么汉、唐以来应当参与配享的人还多着呢。臣愚昧地请求，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削夺爵位，罢止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各自在本乡祭祀。后苍在汉初讲说礼学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人都接受过他的学业。如今《礼记》这部书，如果没有后氏的传授，就不会流传于世。

译请求加封后苍爵位，使他与左丘明等人同样配享，那么伪儒就免去欺世盗名的名分，贤者得到专门的祭祀，情理和文制也都得到妥善处理。一、孔子的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从颜回以下共有七十六人。《孔子家语》出自孔氏，应当得到真实情况；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成都庙壁所画的，又多出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认为后人根据所见增添，恐怕不能作为凭据。臣考察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申枨是孔子弟子，《家语》作申续，《史记》作申党，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今庙庭中配享申党，封文登侯，在东庑；又配享申枨，封临川侯，在西庑，重复而没有根据，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诬告子路，来阻挠孔子，是圣门的害虫；孔子称蘧瑗为夫子，绝不是孔门弟子。林放虽然曾经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朱子《集注》都没有把他列在弟子之中。秦冉、颜何，恐怕也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如申枨、申党一样，只是无法考证罢了。臣愚昧地认为，申枨、申党的名位封号应当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见载于《家语》七十弟子之数，应该停止祭祀。如果蘧瑗、林放二人不可不祭祀，那么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于本地的乡贤祠，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以显示优厚崇敬贤者的意思，也差不多可以使名分和实际相符，不违背礼制。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求黜去扬雄、董仲舒的配享。太祖高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予以实行。主持这一道统来使人心向善，可以说功劳很大。然而荀况和扬雄其实不相上下，而荀况把人性说成恶，把礼说成虚伪，把子思、孟子说成扰乱天下，把子张、子夏、子游说成卑贱的儒者。因此程子有“荀卿的过错多，扬雄的过错少”的说法。如今言官想连荀况的祭祀也一并黜去，是适宜的。然而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人比得上董仲舒，唐代儒者没有人比得上韩愈，但还有一个人可以议论，就是文中子王通。关于王通的言论和品行，先儒已经有很多评论，大体认为他僭拟经典，因此不能和董仲舒、韩愈相比罢了。臣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作裁断。程子说：“王通是隐居而有德的君子，论他的纯粹之处，恐怕不是荀况、扬雄所能比。至于续作经典之类，都是不是他写的。”既然如此，程子难道是偏爱王通吗？正是因为他的言论纯粹，才知道他不是僭拟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述治理的根本道理，见识高明处超过董仲舒，但根本立场不如；才气爽朗处像董仲舒，但纯粹程度不如。”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王通所能达到的程度，然而仍不免有文士的习气和追求利禄通达的心思。若论观察古今变化，把它施用于事业，恐怕不如王通精密周到、恳切哀痛而又有条理。”至于王通在河汾建立师道，产生于魏晋佛教、老庄思想流行之后，到如今人们还认为它盛大，他本来就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都并列配享，而王通不能参与，臣疑心这是礼典的缺漏。臣又考察，宋代儒者自周敦颐以下九人同列配享，其中还有一人可以议论，就是安定先生胡瑗。关于胡瑗的言论和品行，先儒论述得很详细，大体认为他著述较少，不能与濂溪、洛学诸儒相比罢了。臣也请求用程氏的说法来裁断。程子审察《学记》说：“应当建立尊贤堂，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可以把他们作为矜式。”朱子《小学》一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把他看作百世的法则。臣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的建立没有超过胡瑗的。何况程子在胡瑗活着时，想让他与张载、邵雍同处尊贤堂；等他去世后，却不能与张载、邵雍一同配享于宣圣孔庙，这是礼典的严重缺漏。况且宋端平二年议论增加十位贤人配享时，把胡瑗列为首位。如果说胡瑗没有著述的功劳，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著述，但他以身作则的美好教化与胡瑗相当，实在不能偏废一方。臣考察礼制，有道德、对教化和学业有贡献的人，死后就作为乐祖，祭祀于瞽宗；乡里的先生去世，就祭祀于社。像王通、胡瑗二人的师道，百世之后仍然像新的一样，应当加封爵位，使他们与许衡并列，祭祀于学宫，这最符合礼意。一、自唐、宋以来，让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在堂上，而颜子的父亲颜无繇、曾子的父亲曾点、子思的父亲孔鲤，都坐在廊庑之下。臣考察礼制，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应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而三代的学问，都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孔子所用来施教的，以及各位弟子所用来学习的，不过就是阐明人伦罢了。如今却让儿子坐在上面，父亲坐在下面，难道合乎礼吗？如果认为这是根据传道功劳而定，那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排除人伦而谈论道的。即使这是后世尊崇的安排，也不是各位贤人的本意。臣担心诸贤在幽冥之中，心中一定不安，不敢享用不合礼制的祭祀。臣考察得知，元至顺三年，曾经封颜无繇为杞国公，谥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经封为邾国公。臣愚昧地请求下令有关官署，在各地庙学中按照乡贤祠的制度另立一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繇、菜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配享，这样差不多就不会失去以礼尊奉圣贤的本意。臣又私下观察，圣学失传一千五百年，到程朱出现以后，孟氏的道统才开始续接。那么程朱的父先，也不可以缺少。何况程子的父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先在属官中认识了濂溪周子，推荐他代替自己任职，又让两个儿子跟随他游学。朱子的父亲韦斋先生、追谥献靖公朱松，临终时把朱子托付给他的朋友籍溪胡氏，使朱子得以学习程氏之学。程珦因为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退居洛阳；朱松因为不依附秦桧的和议，奉祠闲居于闽地。他们历任官职、立身行事，都有值得称述之处。臣愚昧地请求把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配享启圣王，使学者知道道学的传承，凡有开创必有先导；使明白人伦的意义不成为空文。《修举屯政疏》【扬一清】

译题为整顿和振兴屯田政务事。先前户部等衙门题奏夷情之事，因为甘肃地方的夷情重大，必须有一位大臣前去整理粮草、整顿屯田政务。推举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刘天和可以胜任。适逢奉到钦依，任命刘天和升为右佥都御史，着令在甘肃地方专门整理粮草、整顿屯田政务。敕书写给他，钦此。命令下达以后，内外臣民都仰见皇上忧念边疆、攘除外患而安定内部的心意，无不感到庆幸。臣自弘治初年出任陕西按察司官员以来，屡次蒙朝廷选拔任用，授予风宪重职，历任督理马政、茶法，经略巡抚、总制提督三边。中间多次承召任用，出入内外，差不多四十年。而臣在陕西时，常常……东起延绥，西至宁夏，直达甘肃地方，都是臣亲自经历过的。臣切实看到，延绥专门防备河套寇贼入侵；宁夏有时背靠山、面向河流，贼寇难以深入。只有甘肃一镇，从兰州渡过黄河，所辖庄浪、西宁、凉州、镇番、永昌、山丹、甘州在城五卫，以及肃州卫、古浪、高台、镇夷等千户所，共十五卫所，绵延二千多里。南面有番人，北面有达子，只有一条道路贯通其中。肃州、嘉峪关以外，各种夷、羌部落杂居，时常出来抢掠，四时都应当防备贼寇。自古以来这里就号称难以防守，而今天的形势又有很大不同。从前，亦卜刺、阿尔秃斯两个贼寇偷偷潜伏在西海，起初残害各番部；如今却同番人合为一体，窥伺我庄浪，近来又从内部侵犯河、洮一带，这种腹心之患，是过去没有的。西域土鲁番接连数代作恶，前些年还只是残破哈密一卫，后来竟将沿边一带的川边、王子庄等地，以及赤斤、罕东等番卫全部蹂躏，于是胆敢举兵叩关，侵犯我肃州，围困我甘州镇城，这也是过去没有的。如今他们虽然请求和好、要求进贡，但狂妄悖逆的心情仍然不可测。西海贼寇造成的灾患，庄浪是最接近的地方，而甘肃守臣相距稍远，反而把它看作缓慢之患；土鲁番的衅端，是甘肃门庭之内的祸患，而庄浪、凉州的守将却视若无关。殊不知，这就像痈疽，虽然病发在一处，整个身体都受到它的毒害。如今如果还不设法处置，臣私下恐怕十年以后，将没有甘肃了。没有甘肃，就没有洮岷；没有洮岷，就没有临巩；那么陇西、关右一带的土地还能保全吗？这件事的利害，不只关系到陕西，实际上也关系到中原的安危。对今天的形势来说，我们既然还不能奉诏讨伐问罪，作出捣毁敌巢、扫除敌穴的谋划，也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以制定抵御敌人、消除侮辱的策略。所以说，抵御戎敌没有比自治更高的策略，治理自己才是上策。所谓自治，没有比兵力和粮食更重要的，也就是这两件事。如今各卫所的队伍空虚，士卒疲惫，逃亡的人逐月逐年增加，却不能招回补足；现存的人啼饥号寒，无法维持自身生活。镇守、巡抚官员固然没有忘记忧虑，但形势有困难，虽然不敢坐视，力量却有限。近来皇上已经敕令提督尚书王宪前去经营处理，仍请求皇上再降下谆谆的言语。如今王宪亲自渡过黄河巡视，直达甘州，会同镇守、巡抚官员检阅军马，整顿边防，设法招回补足逃亡人数，对现存人员厚加抚恤，一切战守事宜都预先准备。因此说：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预先使城郭沟堑坚固，预先使弓箭铠甲鞍马锋利，预先训练进退、包围、救援，预先使侦察、候望和间谍工作清楚，预先使号令、赏罚能够实行。把这几件事一并办理，确定成统一的规章，希望能够以静制动、以近制远、以逸待劳，作战就一定取胜，防守就不会危险。这是提督、镇守、巡抚的事情，臣不能一一细说，关键在于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完成。然而兵力充足必须先使粮食充足。如今河西卫所粮储缺乏，士卒面有饥色，马匹大多瘦弱受损。大概陕西布政司近年来坐派边粮，只征收折价银两，而腹里州县的百姓也都困苦疲敝。灾伤有蠲免的条例，荒歉有减轻折征的条款，内地郡县收入不足以供应边地，危急时没有办法，于是接连上章累牍请求朝廷供给。皇上不吝惜内库财物，接连发给，但都不过是在当地买入，存入当地仓库罢了。无奈关山阻隔，舟楫不通，一个境地之外再没有别的来源。播种不广，即使有官银也没有地方买粮；市场价格上涨，日不同、月不同，官府没有办法，往往发散银两买粮，大概凭卫所将军和军余开册申报。至于平民穷人，也都分发银两到市场购买，再交还官府，限期和杖责都与追缴正粮一样。众人嗷嗷怨愤，怨声遍于道路。臣在固原时，每每根据贫困军户的诉状，了解到他们本身都是承担差役占役的人，本来应缴的屯粮尚且无力交纳，又被逼迫替官府买粮；所给的价格又多有不足，稍微能够过活的人也免不了折腾赔纳，贫困艰难的人只好甘心受杖责而不能完成官府的要求。臣多次实行禁止和革除，不许再这样派扰，军心才稍稍安定。臣访察到这种弊病，至今仍不能完全没有。积储边粮，不过是招募商人买粮和派军队买粮两种办法。派军买粮，已经有前面所说的祸害；差遣官员收买，弊病也很多。况且有粮食的人一听说官府要买，大多躲避而不敢出售，反而导致耽误。只有招募商人是快捷方便的办法。商人追求利润，即使利润很小也会趋之若鹜。想要积蓄边储，花费再多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商人得到一分利润，官府就有一分收益。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不明白这一点，为了避开商人的嫌疑，却给贫困军户留下祸害。月粮折银，只能得到一半的价格；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即使有价钱，也没有地方收买，迫使军人逃亡，这正是由此造成的。应当命令都御史刘天和把开出的盐引用来招募商人，务必缴纳本色粮料，不许折成银两；即使数量多，也不会没有益处。至于民粮运往京师的银两，除了酌量留下，准备在收成时按月折发之外，也要招募商人买粮；稍微提高价格，买粮的人自然增多；稍微减轻斗头，缴纳的人也不会误期。这就要由刘天和以及巡抚都御史灵活处置。臣固然不能把话全部说尽，却也不忍心不说。腹里民粮既然已经因转运而受困，难以恢复过去缴纳本色粮的旧制，那么想用本地出产来供应本地需要，若不广泛兴办屯田，又怎么能做到呢？

译臣考察户部本章，看到本镇抛荒的屯田，想要命令派去的官员会同巡抚、巡按等官员赶紧查照此前题奏的事例，设法清查，平均搭配派拨；由该镇官军督促，认真耕种，务必希望五六年以后，荒芜土地全部开垦，使边地粮储充实，兵力强、粮食足。这的确是探究根本的主张，但如何经营规划，还在于所用的人，因此其中的缘故不能不讲明。为什么呢？在编的正式军士，自己有差役操练；随军的军余，按例分拨屯种。但有军士而没有军余的，实在很多；即使有军余，却没有力量，任由土地荒芜而不能播种的，也不少。因此，靠近城郭的屯田，每每归于主管官司和权势人家的手中。有的屯田军余，终年赔纳粮食，却不知道屯田在哪里。人的情性，谁不趋向利益？谁肯舍弃可以耕种的土地，甘愿赔纳没有田地的粮食呢？也只是因为自顾力量有所不能罢了。那些贫困艰难的壮丁，即使有良田，却没有牛可以耕种，没有种子可以播撒，不免把田地租给别人。若田地偏远，土地贫瘠、收益微薄，没有人愿意租种，也不免出卖劳力受雇；一年所得的雇钱，甚至还不足以补足一年的草料和粮食。管理屯田的官员，有的把十岁以下的幼童上报充作屯丁，三两人结成一伙，称为“抬粮”。屯田事务的弊端，到了使边地百姓困苦的地步，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要广泛兴办屯田，必须先补助屯田军户，按照屯田的办法，三分兵力守城，七分用于屯种。如今各卫所沿边的墩台、堡寨星罗棋布，除征操之外，每月守墩、守堡、伏塘等差役很多，现有军伍已经不是原来的额数，守城虽有定额，拨去屯田却无人。应命令布政、按察二司的清军官，清查各卫所军户中应当承继军伍的人，都选送精壮军人，配以真正的军妻，并另外带一名军余；家大族众的，带两名，都随军居住。正军负责操练，余丁负责屯种，使他们来时可以互相作伴，到达后即可成家，既有亲属相依之势，又有生活安定之心，这样或许能长久便利，不至于随到随逃。又担心军户过多而贫困，清查后无人可送，也可以略仿古人招募百姓充实塞下的办法，张榜招募陇右、关西一带附近的百姓，令他们交纳粮食以供口食而不服差役，来补足屯田额数。人情行动必定考虑利益，愿意交粮且有余粮的，听任其自行供养自己；既能获利养身，百姓必然愿意应募。超过屯田额数后，凡有人能够尽力耕种、尽量开垦可耕之田，都听任其便；仍等田地成熟三年以后，才征收其应纳的粮食，并不令其承担其他差役。这样，屯户充实了，屯种就可以扩大，仓库也会有余粮。查考从前兴修屯田的时候，牛、犁、种子都是官府的财物；凡屯军年老退伍，或选入军伍后改为屯田，按例都将牛、犁各二具、种子五石，随田地交替使用。各卫所每年制作牛具、种粒文册的制度，如今全都废弃了。应依照仿效古人已经实行的办法，斟酌今日可行之处，令刘天和就在发给尸部的官银中支取一万两，购买牛只，置办犁铧。除家道过得去、素来已有屯种器具的屯丁，令其自行准备外，其余确系贫困者以及清查发解的户丁、招募来的人丁，每人发给公牛、母牛各一头，犁铧各一张，种粮五石，足以拨给屯田，并督促他们屯种。每年收获的粮食，先扣除应办理屯种所需的粮食，以备官军发放支用；再扣除原先借给的种粮，以等待春耕时发放；剩余多少，全部听任自行供养。种粮所余既由本人自养，而交纳给官府的粮食又由各军自行支用，这似乎也接近于“选择可以劳作的人，让他们劳作”的道理。屯丁充足，屯种扩大，不仅屯粮可以完成，而且耕种者有余粮，没有其他搬运途径，也自然便于自行买粮，不至于多费官府钱财；既能积蓄储备，又能充实边地。几年以后，耕种者遍布田野，无事时耕田，有事时守卫；粮食充足，命令得以推行，士气自然振作，边城的形势也就自然强盛了。至于被埋没的屯田土地，委派官员清查，务必查明实情；也可以允许百姓首告，并免除其罪。官员豪强所占种的土地，晓谕他们退还，不追究以往的罪过；只是又担心这样会因声息泄露而造成阻碍。臣认为，春种秋收，每次不过半月二十日而已，应令各地守臣预先晓谕，约定时间同时办理，抽调官军架设梁棚、哨守田地。只要侦察严密，哨兵发现贼寇入境，烽火一经举起，各处城堡都可以收兵躲避。那些没有信用、怯懦的将官，只知道坚壁清野，借口贼寇尚未到来而关闭城门、加高城垒，把这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那么将军还要他们做什么呢？况且贼人入寇有时，贼马践踏也有限；如果播种广泛，田垄连成云片，禾稼遮蔽原野，贼人又怎么能全部践踏呢？卫所管理屯田的官员，必须委任得当，不能让屯田落入贪婪之徒手中，也不能交给庸劣之人。买来发给的牛只，要计算毛色和年龄，均衡分配公母，并为此制定约束，严令爱惜牛力，按时放牧，调配水草，每年查验上报一次。巡守、管屯的二司官员，也要严加约束；考核三年以上屯粮没有拖欠的，指挥、千户、百户分别酌情给予犒赏；五年以上没有拖欠并且积有余粮的，就是勤勉能干的官员，应举荐保奏并提拔任用。这样人心自然奋发，积累的功效也会明显显现。如今整顿屯政的大要，不过如此。该部提出建议的本意，也必须这样做之后才不至于辜负。若只是以清查、催缴为名，却没有经营办理的办法，只在边防事务上做些空文，有什么益处呢？前面所说的屯种事宜，臣曾见先任肃州兵备副使戴书也有论述，十分详尽，只是没有实行；臣所说的许多内容都是采用他的意见。不知道的人或许认为这些办法迂缓难行，却不知道“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如果平时不储蓄艾草，终身也得不到。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却又因循简陋，苟且度日，平时输纳粮物已经势所难行，一旦有警，馈运道路必然阻塞。到那时，向官府取用粮食，而官仓没有储备；向市场购买，而市场没有可买之物。即使有数百万两银子，也只能束手待毙罢了。即使聪明机巧的人很多，又怎能善后呢？臣私下忧虑过深，反复思量，不知不觉忧惧叹息到了这种地步。仰望皇上日夜操劳的胸怀，每每忧念三边，乞请皇上赐予省察阅览。弹劾宦官的奏疏【韩文】

译臣等私下想到，君主能够辨识奸邪才算英明，臣下敢于冒犯君颜才算忠诚。因此，群小奸邪逼近君主身边，势力足以危害社稷、扰乱天下；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揭发，那就是祸患的萌芽。所以说：萌芽不可使其滋长。臣等有幸在股肱大臣的行列中任职，正值君主年少、国家多疑的时节，仰观天象，俯察舆论，瞻前顾后，内心痛苦如割。至于半夜起身叹息、面对食物流泪，已经多次如此。臣等思量，与其叹息流泪，不如冒死进言。即使进言而死，难道不仍胜过缄默苟容吗？这是臣等的志向，也是臣等的职责。臣等近来看到，朝政日益败坏，号令多有不当。自入秋以来，皇上临朝渐晚，臣等仰窥圣容，日渐清瘦。众人都说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人制造奇巧虚伪之事，诱惑皇上的心。有时击球走马，有时放鹰逐犬，有时把俳优杂剧纷纷陈列在面前，有时引导万乘之尊同外人交易，亲狎猥亵，完全没有礼仪体统。白天游乐还不满足，夜晚又接着游乐，使精神劳损，志向德行受到损害。于是使天道失去秩序，地气不得安宁，雷电异常、星象变异，桃李竟在秋天开花。考察这些天象所对应的征兆，全都不是吉祥的征象。切实因为这些小人只知道蛊惑君上，以便实行自己的私欲，却不思考赫赫的天命、宏大的帝业，都系于陛下一身。如今大婚虽然已经完成，储嗣却还没有确立。万一游乐宴饮损伤精神，起居失去节度，即使把这些人剁成肉酱、剁成肉泥，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从前我高皇帝历经艰难、百战取有天下，列圣相继承继，传给先帝，直到陛下。先帝临终时顾命的话，陛下是听到过的。为什么还要姑息这些群小，把他们安置在左右，长夜游乐，放纵没有止境的欲望，从而连累圣德呢？我私下观察前代宦官误国的事，其祸患尤其惨烈。汉代十常侍、唐代甘露之变，就是明显的验证。如今马永成等人的罪恶已经显著，如果放纵而不治罪，将来他们便无所忌惮，造成的祸患绝非小事。伏望陛下振作刚断，割舍私恩，上告两宫，下谕百官，将马永成等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挽回天地的变异，宣泄神人与百姓的愤怒，早日消除祸乱的根源，永远保全长久的帝业。这样，皇上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臣等也就是辅佐太平的有用之臣了。此事关系安危，情势出于迫切，臣等不胜战栗，等待皇上的命令。怜悯百姓困穷，立即停止派官织造的奏疏【杨廷和】先前各地负责织造的宦官，仰赖皇上登极之初，分别将他们召回京师，使百姓困苦得以缓解，天下人正不断称颂圣德。近来没想到皇上偶然误听内织染局的奏报，派官员前往苏州、杭州督理织造，命臣等撰写敕书。臣等查得，南直隶苏州府以及松江、常州、镇江等府，浙江杭州以及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府，今年四月以后烈日成灾，入秋以来大雨不停，旱灾和水灾相继发生，灾异十分严重，地方实在狼狈不堪。本地原有的钱粮尚且不能办纳，还要上奏请求减免；如果又派织造官去，各种物料和工匠从哪里筹办？摊派供应不仅会逼迫百姓逃亡，恐怕还会激成其他变乱。何况经过的淮扬、徐邳等州，如今水患极其严重，高低远近一望全是水，军民的房屋、田产全被淹没，百里之内绝无一缕炊烟，流亡、死亡的人难以计数，各处白骨成堆，幼男幼女按斤称量出售；母子相对痛哭、投水而死的，一个接着一个。各地官员都上奏请求赈济，该部却因公私财力匮乏、钱粮无法筹办，正日夜忧惧，想不出办法。从现在到麦子成熟还要几个月，各地饥民难道能低头空着肚子坐等死亡吗？这种形势必然会使他们起来做盗贼。传闻凤阳所辖泗州洪泽一带，聚集在船上的饥民已经不下两千多人，抢掠过往客商的船只，没有人敢于过问。所听到的情况究竟是否属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剿平呢？将来的形势还有许多不可预料之处。臣等忝居辅导之职，实在惊惧。前面所说的敕书，臣等决不敢撰写。伏望皇上俯从六科十三道各官的意见，怜悯地方灾情重大，收回成命，停止派遣织造官员，祖宗的百姓无不庆幸。如果袍服有所缺乏，只依照工部覆奏的意见，命镇守、巡抚、巡按三司官员筹划物料和工匠，由镇守官督理织造；这样既可使地方免遭更重的困苦，供应也不至于耽误。请求立即停止斋醮，以彰明圣德的奏疏【杨廷和】

译我私下认为，君主一身是天下的根本；要使出入起居、处理事务样样尽善，关键在于左右前后都任用正直的人，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每天实行正道。这样，奸佞之徒不必驱逐，自然会远离；异端邪妄的说法又从哪里产生呢？臣等先在正德十六年四月初，曾经具启请昭明慈寿皇太后下令司礼监官员，将尚冠、尚衣等四执事以及膳房、茶房、殿内答应、掌宫、侍卫、牌子等各类人员，预先选用老成稳重、谨慎周密的人，以等待陛下任用；那些曾在先朝随侍、败坏事务的人，不许滥行参与，当时已经承蒙懿旨施行。等到陛下登极之初，臣等又极力进言，异端邪说亵渎经义、扰乱伦理、伤害风俗，应当立即彻底禁绝；又分条奏陈谨慎开始、修养德行的十二件事，写成牌匾悬挂在殿壁上，其中一条说，斋醮、禳祷必须预先断绝其根源，不可轻易相信。没想到近来无缘无故、不时举行斋醮，恩宠赏赐超过寻常，远近听闻后无不惊骇。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先前那些败坏事务的人名下的掌家、管家等人，设法引荐番僧、汉僧、道人等，以花言巧语欺骗蛊惑，致使陛下没有察觉而错误地信任他们。各人名下的这些人员向来所败坏的事务不止一端，如今还拿斋醮一事来试探圣心。斋醮之事，是异端邪说用来欺骗蛊惑世俗的手段，借此名目谋求衣食；佛家的三宝、道家的三清，名称虽不同，实质都是虚妄荒诞、诬罔欺骗，是圣王必定禁止的。过去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个饿死在台城，一个被拘系于金国，宗庙社稷化为废墟，百姓惨遭涂炭；求福没有得到，反而招来祸患，史册记载得十分明白。假使这两位君主当时身边随侍的都是正人，哪里会遭受这样的祸患呢？这两位君主暂且不详细议论，近来刘瑾修建玄明宫，钱宁修建石经山祠，张雄修建慧□寺，张锐修建寿昌寺，于经修建碧云寺，张忠修建隆恩宫，耗费的金银数不胜数；他们本来都是想求福，却全都遭到诛杀或流放，家产败亡，丝毫没有得到佛与天尊的庇佑。由此看来，这些事情不值得相信，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谗邪小人还公然肆意欺骗蛊惑，不遵守祖宗法度，不畏惧天下舆论，竟使宫闱之内举行斋醮，让万乘之尊亲自来到坛场；对上迷惑圣听，对下欺骗愚民，妄称可以培植求福的福田。说什么可以求得利益、消除灾害、招来祥瑞。却不知道近年来远近各地烈日干旱、风沙阴霾、灾变频仍，他们为什么不诵一部经、念一个咒来消除这些灾害呢？南北直隶、山东、河南一带，流贼往来，焚烧抢掠、杀人屠戮，他们为什么不驱使神兵、役使鬼将把流贼扫平呢？陛下试着这样想一想，那么斋醮无益而有害，不用等到辩论就明白了。何况陛下亲临坛场，行香拜箓，也十分劳累。为什么不把这些精力用来御临讲筵呢？举行斋醮，耗费钱粮也很多，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粮用来救济穷困呢？正道与异端不能同时并立。内心既然系念于彼，就必然不能系念于此；邪说一旦进入，圣贤的经训自然就被疏远。把这种风气传播到天下、流传于后世，对圣德的牵累很大，不只是损害圣化、耗费民财而已。臣等职在辅导君主、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培养君德，这本是分内之事。只是臣等积累的诚意还不够，言辞虽反复恳切，却没有得到采纳。如今不得已把意见写入奏章，在朝廷上公开说明，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震动天听。所以臣等不避冒犯，草率地上奏。伏望圣明赶快采纳臣等所说，特命司礼监官员将前面所说那些有名的蛊惑引诱之人逐一查出，先把首恶从重查办，其余攀附依从的人全部斥逐，不许再像从前那样随侍。再命礼部查访在外寺观中同恶相济、表里勾结售卖奸邪之人，僧人、道士一体治罪。又命光禄寺查明近年来每次斋醮取用的米、面、蔬菜、果品等数量；再命内库查报各类人员所得的赏赐、布施银两等物，分别开列数目进呈，追究并追回，以消除冒领滥赏。还请皇上大力施行乾断，把凡是无益的斋醮一概停止，只把敬天法祖、修德保身作为每天的首要事务；这样圣治会更加隆盛，圣寿会更加延长，圣德也会更加光大。能够使国运绵延千万年而没有尽头，关键就在这里。感谢存问并进献《讲学》《亲政》意见的奏疏【王鏊】

译奏为感谢恩典一事：臣承蒙圣恩，特地下敕谕，派行人柯维熊前来存问，并表示优厚眷顾。臣长久隐居乡野，忽然听说诏使来到门前，就像从天而降，山林沟壑都增添了光彩，乡里也充满欢喜。恭敬诵读玺书，其中训诲告谕十分周详，怜悯臣因坚持正道而难以容身，又嘉奖臣凭劳绩自我效力。臣的一片内心，特别承蒙九重圣上的知遇，即使死上一百次，又怎能报答万分之一呢？臣本想立即赴阙叩谢，但衰老疾病日渐加重，恐怕在道路上跌倒，所以才敢具疏上奏。臣本是无用之材，幸逢圣朝，也曾暂代内阁职务，参与听闻国家政事。正赶上逆瑾盗窃政权，任意操弄威福，臣力量既不能阻止压制，性情又不善于诡诈逢迎，不得已请求退身，居于乡野十三年，早已不再有当年的期望。恭逢陛下登上九五之位，各项政务焕然一新，海内百姓欢欣相告，又看到了太平之治。臣这个草野之臣，更没想到能够享受优待年老臣子的礼典。臣不自量力，曾经写成《讲学》《亲政》二篇，本来想效法野人献芹的心意，却没有机会进献。如今有幸蒙受天恩下及，哪里还敢自我疑虑，以身处职位之外为嫌呢？臣私下想到，古代圣君贤相共同成就至治盛况，大概是从上下相交开始的。近世君臣交往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讲学，二是亲自处理政事。陛下登基以来，时时御临经筵，圣学已经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忧虑，恐怕学习功夫有时中断而不能贯通。臣所希望的是，陛下在清闲燕居时，在宽广的殿宇之上，时时召见文学侍从，从容讲论。凡古代帝王处理政务的大原则、大法度，每天都陈述在陛下面前。处理万机之余，只以读书为事；读书之余，静心养性，这样从内到外无处不是进学的地方。这就是殷高宗所以能够谦逊求学、努力及时敏学，使道德修养积累于自身的原因。陛下天刚亮就临朝，圣政已经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忧虑朝廷上下等级相隔太远，君臣不能亲近。臣所希望的是，陛下临朝之余，时时到便殿，公卿大臣、侍从、台谏官员每天轮流入对，从容询问百姓疾苦和政事得失，使他们每天都能陈述在陛下面前；陛下总揽国家大权，不必事事亲理细务；接见忠臣贤臣，不使他们因疏远而隔绝。这样从早到晚，无处不是修治政务的时候。这就是周宣王早朝、宴罢而终于成就中兴名声的原因。讲学，则圣心日益明睿；亲政，则圣政日益修明；君臣上下每天在一堂之上周旋，又哪里会有隔绝的忧患呢？二帝三王的治世，今天就可以重新看到了。听说古人即使身在田野，也不敢忘记君主，所以我才冒昧效法他们献上愚诚，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是否有用、是否能够实行；但其中的道理，就是臣子侍奉君主尽心竭力的原则。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夜间阅读，如果认为可以采纳，就采纳实行，那么臣即使填尸沟壑，也再没有遗憾了。《讲学》《亲政》二篇附在奏疏之后，一并上奏。臣不胜感恩激切、惶恐不安之至。《讲学篇》：国家设置经筵，真是盛大啊！天子从正朝乘辇来到文华殿，公卿大臣穿着盛装侍立排列，羽林军士也都环列在旁听讲。经筵一开，天下没有不欣喜的，把它传为少有的盛典。所以说：“真是盛大啊！”然而一年之间，寒暑都要停讲，春秋两季每月分摊下来每天不过二三日，遇到风雨便免讲，政事有妨碍也免讲。讲学的日子，早早准备好讲章，到了日期讲完，皇上颁赐宴席，仪态庄严地退下，君臣上下的情意并没有显得亲近密切。至于日讲，可以说亲近了，但君臣礼分仍然过于严肃，上面有疑问从来不询问，下面有见解从来不进献。从前传说劝告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收获，只有谦逊自己的志意来学习，努力及时勤敏，修养才能来到自身。”所谓“逊”，是使自己的志意谦逊，像有所不能；所谓“敏”，是学习敏捷，像总感到有所不及。成王向群臣询问政事时说：“学习要不断光明发扬，指示我显明的德行。”所谓“学习要不断光明发扬”，就是继续学习并使它光明；所谓“指示我显明的德行”，就是希望群臣能够启发指示我。商、周的君主求学如此迫切。君主一天要处理万般政务，本来没有时间像儒生学士那样日夜勤勉不懈；但帝王精诚专一的学问传统、治理天下的大原则大法度、古今治乱的事迹、天人之间精微的关系，如果不是谦逊勤敏、不断发扬光明，又怎么能指望有所心得呢？像这样宽疏简略，晒它的日子少，冷落它的日子多，传授它的人少，干扰它的人多，是不会有所得的。而且不只是商高宗、周成王如此。汉光武帝即使在军中，也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谈论道理，直到半夜才停止。唐太宗召集四方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薛收等十八人轮班值宿，讨论经籍，有时直到半夜。如今《贞观政要》和魏征所论，也可以看出这些情况。宋代贤明的君主，宫中有闲暇时只读书，平日居于禁中也有每日功课，翰林侍从每天在禁中值宿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刚取得天下，就开设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天讲论。后来圣学高明，颁告天下的诏书全都出自御制，皇上的睿智文翰奔流如水，群臣恭敬观看；如今的《御制文集》就是这些文章。仁宗皇帝临朝时，在思善门右边建立弘文馆，几位文学之臣轮值进入馆中讲论。孝宗皇帝除经筵之外，每次还阅读《永乐大典》，又曾在宫中索取《太极图》《西铭》等书来观赏，尤其喜爱从前学士沈度的书法，每天临摹多遍。自古帝王求学如此，祖宗求学也如此！陛下天生睿智明哲，正值盛年，讲明圣学，正是时候。臣愚昧，特别希望在便殿旁边恢复弘文馆的旧例，精心选拔天下文学、品行、才艺兼优且博闻强记的人七八名，轮番入值。由内阁文臣一人主持，仿照先朝杨溥的旧例。陛下处理万机有闲暇时，驾临馆中，屏退仪仗侍从，特别收敛威严，从容询问；有时讲经，有时读史，有时讨论古今成败，有时讨论民间疾苦。闲暇时还可以挥毫作书，即使诗文一类，也只要陛下喜欢便不加禁止；这也是日讲的意义，只是更加亲近。大体上如同家人父子：上面有疑问就一定询问，下面有见解就一定陈述，日积月累地改变教化，甚至会有不知不觉而自然达到的效果。时常御临经筵，是为了彰明国家的盛典；每天到弘文馆，是为了崇尚圣学的实际功效。这样不停实行，圣德就会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也不能独自专美于前了。

译《亲政篇》：《易经》说泰卦是上下相交而志向相同；否卦是上下不相交而天下没有国家。上面的情意能够下达，下面的情意能够上达，上下一体，所以是泰。下面的情意被堵塞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情意被疏远隔绝而不能下达，上下阻塞隔绝，虽然有国家却等于没有国家，所以是否。相交就安泰，不交就闭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但“不相交”的弊病，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君臣相见，只限于临朝的几刻时间，上下之间靠章奏、批答来往联系，靠刑名法度彼此维持罢了。不只是沿袭旧例，也是宫殿地势造成的。为什么呢？国家每天在奉天门临朝，从未有一天废止，可以说很勤勉了。然而朝堂与殿陛相隔悬殊，威仪显赫，御史纠察仪礼，鸿胪寺官员举奏不合礼法之处，通政司引导上奏，皇上只看一看，臣下谢恩、辞见，惶恐地退下。皇上何曾处理一件事情，臣下何曾进一句话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地势相隔太远；所谓朝堂之上远如万里，即使想说话，也没有机会说。臣认为，要实现上下相交，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有三朝：库门之外是正朝，大臣在这里谋议政事。路门之外是治朝，天子每天在这里临朝听政。路门之内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每天日出时临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临朝接见群臣，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听政而到路寝，是为了沟通远近的情意。汉代制度中，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官组成中朝，丞相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组成外朝。唐代皇城北面，南边三门叫承天门、元正门、冬至门，接受万国朝贡时皇帝在这里临御，大概就是古代的外朝。三门北面叫太极门，门内叫太极殿，朔日、望日皇帝在这里坐朝，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再往北叫两仪殿，平日听朝处理政事，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代平日常朝在文德殿，每五日一次的“起居”在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接受祝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集英殿，考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官员每五日一人上殿，称为轮对，必须入内陈述时政利弊；在内殿召见时，有时赐座，有时免除穿靴，这也保留了三朝的遗意。天上有三垣，天子仿效它；正朝象征太微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本朝在圣节、正旦、冬至举行大朝会时使用奉天殿，就是古代的正朝；平日临朝使用奉天门，就是古代的外朝。唯独内朝缺少了，但其实并不是缺少。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等，难道不是内朝遗留下来的制度吗？洪武年间，有宋濂、刘基；永乐以来，有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也曾在便殿奏对。在那个时候，哪里有上下阻塞隔绝的忧患呢？如今内朝没有恢复，临御常朝之后，臣下再也没有机会进见。三座宫殿高深幽闭，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因此上下的情意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由此积累。孝宗晚年对此深有感慨，多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讲论天下事务，正要有所作为，却因百姓没有福分，来不及看到大治的美好。天下至今都以此为遗憾。希望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彻底革除近世上下阻隔的弊病。平日常朝之外，就在文华殿、武英殿仿照古代内朝的用意办理政事。大臣每三日或五日一次入朝问安，侍从、台谏各一人上殿轮流对答。各司有事需要咨询裁决，皇上根据所见裁定；有难以裁决的，就与大臣当面商议。还应不时召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见一类事情，都允许上殿陈奏。皇上虚心询问，和颜悦色地与他们交谈。这样人人都能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陛下虽然深居九重宫中，天下的事情却都能清楚地陈列在面前。外朝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是为了沟通远近的情意。这样做，哪里还会有近来上下阻塞的弊病呢？唐尧、虞舜时代，明察四方、广听各地，嘉言没有隐伏，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也不过如此而已。奉诏陈述意见的奏疏【黄体行】

译近来上天显示警戒，灾祸降临寝宫。陛下忧惧不安，深深地谨慎戒惧，发布敕谕告诫群臣，诏告天下，敬畏上天的心意，没有比这更深的了。然而之所以恳切地求取意见，是因为灾变不会自行产生，只是由人的行为招来。只是九重宫阙深邃，不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就不能全部知晓情况。大小臣工敬承圣意，发誓竭尽忠诚，以图报答。于是大臣进言，接着科道官进言；他们不陈述百姓隐情，反而指责切中陛下自身，这不是有什么忌讳而故意宣扬陛下的过错，也不是天下百姓都安定而只有陛下自身做得不够妥当。因为陛下一身，天下人都仰望其是否端正，实在关系天下政治的兴衰。群臣有所进言，不归结到陛下自身，又归结到谁呢？可是如今十多天、一个月过去仍不见实行，臣实在愚昧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陛下登极至今已经九年，五年以前，逆瑾窃取权柄，敢于制造祸乱的根源，百姓惶惶不安，害怕没有活路。幸亏国运仍然深厚，元凶终于被擒获。唉，也真危险啊！然而危险之中仍有支撑，这又可以看作一次转机。陛下能做到吗？六年以后，逆瑾遗留下来的祸害日益炽烈而没有停止；由于从百姓那里搜取的已经穷尽，百姓无法生活，形势无所归依，便互相带领投入盗贼之中。一旦刘六、刘七一伙挺身而出，亡命之徒便争相响应。北关一声呼喊，聚集的盗贼多如山丘；他们煽动星星之火，去焚烧南北原野，几乎无法收拾。幸亏国运仍然深厚，天兵压境，江神助顺，贼人的船只便随风飘走。唉，也真危险啊！然而危险没有最终变成灾难，这又可以看作一次转机。陛下能做到吗？如今川江一带的余党还没有全部平定，接受招安的剧贼有时又重新反叛，正是陛下兢兢业业、警惕奋勉的时候。陛下不谋划这些事情，却听任番僧、义子、边军之类彼此儿戏；皇店、内市、打球钱等没有名目的征收都由此产生；又信任几十名童仆，让他们护随圣驾，偷偷出到外面的市场，过了很久才回来。百姓家中有千金之子的，尚且知道自重自身，不坐在高堂边缘。何况陛下一身，是天地、祖宗所托付的，是万方百姓所归依的；与那千金之子的轻重完全不同，怎么能交付给童仆之手，自己招来意外呢？即使侥幸没有出事，所受损害已经很多了，这正是臣深为陛下惋惜之处。这种心意一旦放纵，百事都会荒废：朝廷礼仪废弃而不修，宫殿寝居疏远而不临幸，威严尊重受到损害却不知道，储君之位空虚却不忧虑。上天降下灾异，特意显示切身的警戒。陛下起初虽然有所警醒，最终却还是受到蒙蔽；即使有大臣、科道以及各部属官的进言，仍把它们看作扰乱圣听。先前进言的人，得到答复却不实行；后来进言的人，奏章被留置而不答复。难道是因为群臣都是外人吗？形势隔绝、情意疏离，便任意把奏章丢弃。人的感情，没有比母子更亲的，没有比夫妻更密的。仁寿宫、坤宁宫，是陛下最亲近、最亲密的地方；群臣的话不值得听，两宫的话难道也不值得听吗？臣本是一介儒生，侥幸考中甲第；孝庙末年窃居俸禄，陛下初年录用为官。臣承受国家的恩德，确实深厚。起初想稍微效献愚诚，只是八十岁的老母在堂，依赖臣养老送终，按道理难以报效国家。等到老母不幸去世，臣仍然留恋不去，蒙受耻辱而不能为陛下尽言。即使此身还活着，也不过是行尸罢了。伏望陛下特别澄清圣虑，大大改变圣断，想到今天的天下，都是祖宗辛勤劳苦打下的天下，不可以稍有轻忽；今天的人民，都是祖宗辛勤劳苦养育的人民，不容稍有改变。遣出番僧，屏退义子，遣散边军；凡皇店、内市、打球钱等对天下无益、对百姓无补、也不是君主应当做的事情，一概停止。撤去出行的行殿而深居宫中，把那里作为生育皇储的地方；减少游幸而早朝，以堵塞暗中转移政权的门路；召亲王入朝辅政，以断绝奸邪窥伺的道路。这样，群臣的意见就会依次实行，陛下自身也就端正了。陛下自身端正以后，百姓将有所依靠而得到安定。川江余党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会平息而解散；重新叛乱的剧贼也会转为安稳服帖。陛下这时便可以安定居处，收获长久清平的治理。假使不听群臣的意见，仍然重蹈覆辙，天下将来的事情就不可预知了。即便如此，君主对于臣下，犹如父亲对于儿子；父亲有过错，实在也是儿子的责任。陛下偶然走上了有过错的道路，臣尸位素餐的罪过，也有不能逃脱的地方。乞请将臣放归田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臣决不后悔，冒犯天威，内心极其警惧战栗。《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四 扶植国本的奏疏【明·林俊】

译臣认为，君主的德行没有比听取采纳意见更大的，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君主更重的。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两京地震，陵寝摇动，日月接连发生食，野熊进入禁苑；上天昭示的警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强敌横行，侵犯我北部边境，边地百姓受到骚扰，戍守士卒叹息怨恨，实在不能不为此忧虑。臣愚昧地认为，这还只是手脚上的疾病。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其严重，百姓流徙到其他郡县以及荆襄等地，每天以数万计；严重的全县无人，稍好一些的也逃走了十分之七八。仓廪空竭，无法救济，树皮草根也已经吃尽；饥民倒毙道路，恶臭之气熏天。道路上的人听说这些，无不流泪。而巡抚、巡按、三司等官员在当地享用肉食，既然知道旱荒，本应提前上奏，恭候圣裁；却茫然无知，毫不在意。形势到了这种地步，仍然顾盼徘徊，只顾设法蒙蔽皇上，看见百姓饥荒却不怜恤，轻视国家和重地而不奏报。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变化，草野之间的祸患深重而难以预测；这确实是心腹上的危急疾病，医治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不能稍有迟缓。近来大学士万安等人上言，令生员等人纳米，这固然是救济灾荒的一项办法。然而，如果想让这些地方轻装运送粮食，那么那里就会粮食空乏，想买米也无从买起；如果想从其他地方转运，又会困于盗贼劫掠，道路难以通行。臣恐怕缓不济急。如今的办法，应当下达宽恤百姓的诏令，加重欺罔之罪，以收拢人心。立即派遣有才干力量的大臣，以及科道、部属中廉能的官员，分别携带内库的财物，日夜兼程赶往临清等处；根据当地道路远近便利，有运到的官粮，或邻近地区的积蓄，就由官府雇车装运，兼程前进，随处赈济，那么尚未死去的剩余百姓，或许还可以得到救济。不过臣还有话要说。孟轲说过：“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事情，所以有些祸患也不能躲避。”臣若把这番话说出来，可以发泄天地神人的愤怒，使圣祖、神宗的心意畅快，彰显陛下是明圣而能听取意见的君主，奠定万亿年无疆的福祉。万一触犯圣旨，祸患不过落在臣一人身上罢了；难道还吝惜一己之祸，而不替陛下陈说吗？臣听说修养长生之说，荒诞怪异而没有根据；佛、老的教说，虚幻妄诞而没有可取之处，所以这类事情不见于尧、舜、禹、汤的时代，而它们的欺诬之说，常见于唐、宋儒先的议论中。史册所考察记载的事实，是不能抹去的。谨按僧人继晓，本是一个奸邪险诈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从前他曾冒然指称邪术，欺骗楚府。事情败露、被捕捉拿后，却逃身躲避罪责，不图改过自新，反而更加放纵荒诞，暗中住在京师，通过多种门路钻营，欺骗蒙蔽圣上，屡次得到异常恩宠。连五尺高的儿童都咬牙唾骂他，他竟敢再次肆无忌惮地惑乱圣听吗？如今又发出内库银数十万两，修建大镇国永昌寺。臣仔细想来，陛下聪明圣哲，决不会做这种事。这一定是继晓这个小人倡导荒诞之说，说什么此寺一旦建成，圣上的寿命就会更加长久，国运就会更加昌盛，百姓的生命就会更加长久，边疆就会更加安宁，用这些话来诱惑陛下罢了。他哪里知道，把可以使用的财物拿来供给无益的费用，国计将会日益削弱。凭陛下超越三王、胜过五帝的资质，却走唐宪宗、梁武帝的老路，圣上的声誉也将日益受损。下面的人纷纷以陛下为榜样，争先恐后地奉事佛教，圣政也将日益败坏。百姓被迫迁徙，劳役没有止息，民怨也将日益兴起。即使如继晓所说，先王的政治也决不会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万万没有这样的道理，反而会造成重大祸害呢？从前卫懿公喜爱鹤，有的鹤还能乘坐轩车。将要作战时，接受铠甲的国人都说：“让鹤去吧，鹤实在有俸禄和职位，我怎么能够作战呢？”鹤的爱好表面上似乎没有危害，实际上连人都尚且如此。伏望陛下由此类推。臣认为，如果不斩杀继晓，将来的祸患就不可言说了。然而纵容他的人是梁芳。梁芳覆乱倾覆、阴险狠毒，引进邪恶奸佞，排斥忠贞贤良。辅佐他的人很快得到美官，触犯他的人动辄遭到放逐。欺骗蒙蔽如赵高，奢侈骄纵如石崇。几年之间，他借进贡、买办为名，盗取祖宗一百多年积藏的府库财物，几乎把家产般堆积的财富盗空，仍然觉得不够。各处受到他的风扰，连汪直也不能超过他。如今他又推荐继晓，暗中求建寺庙，虚耗内库财物，外间流言纷纷，说陛下本来不肯做这件事，是被梁芳逼迫，只得屈从。这是因为他害怕天下议论自己，所以想让陛下独自承担毁谤。臣子有善行，君主就归功于臣子；君主有过错，臣子就归罪于自己。如今梁芳想要文饰自己的奸恶，却把过错归给陛下，仅凭这一件事，就已经不容诛杀了。况且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贤才是元气，财用是骨肉，小人就是疾病。梁芳耗损元气，削弱骨肉，又把疾病引入其中，臣私下替国家感到危险。臣断定，即使把梁芳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偿他罪恶的万分之一。臣的德行不足以取得信任，职分又不是言官，本可眼看着不说话来保住官位，却竟不自量力，和这两个专权奸臣抗争是非。这就像蜗牛触山、飞蛾扑火，已经不能说是明智了。然而臣想到，牛负责耕田，狗负责守卫，即使是卑微的走兽，也要凭劳动来取得食物。臣靠陛下供养，已经七年了。近来又因年资劳绩，承蒙加升品秩，感激惭愧，无地自容，半夜思量此事，眼泪不住地流。臣以为，人主深居九重，利害之事怎么能够全都知道；而祖宗在天之灵，也在盼望臣等把意见进献给陛下。如今内有大臣，外有百官，以及乡里平民，也都痛心疾首，恨不得吃梁芳、继晓的肉。最终不敢把这些话进献给陛下，只是因为舍不得官位、害怕死亡罢了。假如臣也不说，那么陛下终究不能觉悟，祖宗在天之灵会把臣等看作什么人？天下后世会把臣等看作什么人？执笔的史官一定会讥笑臣等，恐怕也将连累陛下。惟愿陛下留心听取阅览，反复谋划而一定实行，臣就万分幸运了。请求紧急诛除大逆不道的专权宦官以防御大乱的奏疏【林俊】

译臣认为，臣下进言，如果不把死置之度外，就不足以称为忠诚。死亡，难道是人心所愿吗？进言而人主不听，随后又因此发怒，那么不过是不幸而死罢了。进言而人主听取，听取后又实行，那么国家将由危转安，人心将由失去转为重新获得，世道将由混乱转为治理，朝廷的福分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所以忠贞、愤慨而爱国的臣子，常常以一身来试验祸患，以挽回朝廷的福祉。从前元朝政纲不振，奸臣专权，群雄同时兴起，我太祖从民间奋起，经过百战而取得天下，这是极其艰难的事。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各朝，世代忧劳勤勉，以保全天下，也是极其艰难的事。不幸孝宗升遐，把完整的天下交付给陛下；当时顾命大臣的话，陛下已经认真记住了，必定不愿把孝宗的旧臣全部驱逐，而只独自任用一个内臣刘瑾。陛下具有二帝三王那样的资质，刘瑾却不希望陛下拥有二帝三王的圣明，也不希望天下享有二帝三王的治理。陛下倚重任用刘瑾，如同任用伊尹、周公；刘瑾却不希望陛下成为太甲、成王，对陛下当面欺骗、心里诽谤，表面上轻侮，无所不至，只是陛下还没有察觉。刘瑾干犯纲纪、夺取权柄；自古以来奸邪弑逆的贼人，如赵高、石显、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陈弘志、刘克明、宗爱、苏佐、王守澄、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等人所具有的，足以危害人主、败坏国家的一项大恶，刘瑾全都具备。刘瑾是古今奸恶之首。如今近在京师、远在天下，人人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说有坐着的皇帝、站着的皇帝。意思是陛下居于皇帝之位，而刘瑾实际上掌握皇帝的权力。陛下姓朱，所以称朱皇帝；刘瑾姓刘，所以称刘皇帝。陛下有时出来临朝视事，刘瑾却面向西南傲然站立，鸿胪寺唱令各官叩头、题奏，下令交给某部执行某项敕令、供应某种酒饭，都是他说了算。各官起身后，鸿胪寺喝令面向东方作揖，所以称陛下为坐皇帝、刘瑾为立皇帝。尊卑陈列出来，贵贱的职位就分明了。只有名号和礼器，不能假借给别人。君主施行福惠，臣下不能施行福惠；君主施行威权，臣下不能施行威权。逼迫就会僭越，僭越就会发生祸乱；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天是最尊贵的，皇帝虽然由天所立，也不能与天并称，所以叫天子。皇帝是最尊贵的，太子是皇帝的副贰，虽然由皇帝所立，也不能与皇帝并称，所以叫帝子。哪里有供事内廷的宦官可以与皇帝并称，站在朝廷上接受诸臣朝见的作揖呢？《春秋》说，臣下将要弑君，尚且必定诛杀；刘瑾本来就不只是可以称作将要弑君的人了。国家的成法由太祖制定，由太宗遵守，精密至极。刘瑾却把它们全部取来任意纷更。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祖宗吗？大臣由孝宗选用，极为恰当。刘瑾却把他们全都诬陷排斥。刘大夏最为贤能，所受祸害最大；刘健、谢迁、马文升、韩文、杨一清、许进、马中锡，也很贤能，所受祸害也很大。张敷华也因此忧愤而死，只剩林瀚等待命运，独自留存。这是说孝宗不明白吗？因此竟要与孝宗抗争吗？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自己的父亲吗？太皇太后、皇太后时常被离间，使纯正仁懿的主母忍受下等家奴的脸色，受其挟制索取。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祖母和母亲吗？按照旧例，皇太子尚未出生、亲王尚未册立时，亲王一位不得前往自己的封国，这是为国家根本作长远考虑。刘瑾却谗毁离间荣王，径直遣送他前往封国，使陛下陷于孤立，内外人心无不暗自替陛下担忧，只是陛下还不知道。刘瑾又傲慢地对待荣王，挟势索取他的财物，无所畏惧。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自身和自己的叔父吗？藩王是金枝玉叶，是与陛下同宗共脉的人。刘瑾吹毛求疵、百般刮搜，天天肆意索取、加害。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自己的宗族吗？刘瑾让皇亲夏儒向他跪拜，呼喝斥骂，和市井小儿没有两样，重重索取他的金钱。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容忍受制于一个专权宦官，不能庇护自己的外家吗？公侯、驸马、伯爵，不是功臣就是亲属；他们和都督等官员都是朝廷的腹心爪牙，与朝廷同休戚。刘瑾唾骂、骗取、勒索，任意中伤；今天捆绑某人的兄弟，明天捆绑某人的子侄，后天又强迫其回话、勒令闲住、停发一半俸禄；更严重的，甚至不顾铁券誓书，令平江伯陈熊本人充军，把他的手下处以枭首，使陛下完全失去勋戚的心。内阁、九卿不是贤能之臣就是旧臣，与科道等官员都是朝廷的股肱耳目，是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人。刘瑾诛求无已、凌辱欺侮，极力嫁祸于人；今天杖打某人至死，明天给某人戴枷至死，后天把某人发遣为民、充军；更严重的，已经死去的都御史钱钺还被说成忍心播下祸根，抄没其家；出差在外的都给事中许天锡被寻衅敲诈，逼令自杀，使陛下完全失去文臣的心。二十四监的宦官，有的历事数朝，有的恪守礼法、通晓事务，都是在陛下身边侍奉的近臣，和刘瑾同为宦官。刘瑾败亡之后，群小受到伤害，官职的升降废置都由他随心所欲；今天更换镇守，明天更换掌印，后天更换管事；更严重的，则有赐王岳死，废黜萧敬、邓原、麦秀、扶安、丘聚，使陛下完全失去近臣的心。指挥、千户、百户，有的出身艰难，有的凭功勋取得职位，刘瑾故意阻止他们替代承袭，使他们难以通过比试；今天把某人调往某卫，明天降某人的官，后天又把某人充军，使陛下完全失去武臣的心。屯田本来没有的将领却强行设置，已经免除的税粮又重新征收；法令烦琐苛刻，稍一举手就触犯禁令，官校相互勾连，所见之处没有区别。像龙舟竞渡这样的楚地习俗，就夸大其事，最终抄没人家；服饰器物稍微过于奢侈的吴地习俗，也夸大其事，抄没人家，使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以致陛下完全失去天下军民的心。况且一家人的用度，财物很容易满足；刘瑾却把天下的财富搜刮到内库中。若不是想图谋叛逆、暗中收买人心，为什么聚敛这么多财物？一家人的居处，房屋很容易满足；刘瑾却把关防之处的房屋几乎都建遍了，比内府还多。若不是想图谋叛逆、屯驻兵马，为什么聚集这么多房屋？一家人的乘坐，马匹很容易满足；刘瑾却把西北的名马全都蓄积起来。若不是想图谋叛逆、供给骑兵，为什么聚集这么多马匹？

译内外传闻，刘瑾曾议论要让京军、边军轮番进京操练，被张永阻止；又奏请让京军官校随同回乡祭扫，也被张永阻止，这些确实都有其事。刘瑾的叛逆，不仅京师知道，天下知道，连同类宦官也知道了，唯独陛下不知道。臣听说，京师盗贼兴起，是说由于刘瑾造成的；两直隶、山东、河南盗贼兴起，也说由于刘瑾造成的，这些臣还未详细知道。广东、广西、福建盗贼兴起，是由于刘瑾指派人员查核盘剥，导致财力枯竭，臣则详细知道。江西盗贼兴起，是由于刘瑾指派人员勘察事务、盘剥搜刮，导致财力枯竭；湖广盗贼兴起，是由于刘瑾两次派人筹划赈荒，索取银十数万两，盘剥到财力枯竭，这些臣是亲自询问得知的。如今四川夔州、保宁、蓝五等处盗贼兴起，是由于刘瑾革除抚慰百姓的办法；播州、安宁、天苗等地蛮贼兴起，是由于刘瑾庇护杨友以及盘剥搜刮，导致财力枯竭，这些臣是亲自审问得知的。又听说云南、贵州土夷纵横，盗贼遍布，也是由于刘瑾多方诛求盘剥，导致财力枯竭；前些日子官军在辽东作乱，今天官军又在宁夏作乱，贼人杀害守臣，僭越建立安化政权，明明是因为刘瑾专权放纵，动摇内外，实在应当共同诛除。臣要说的是：刘瑾即使还没有自行反叛，也已经逼得天下人全都反叛了。世道的治乱，取决于纲纪、人才和风俗。如今纲纪大坏，人才大坏，风俗也大坏，他竟还敢捏造诬陷、毁谤孝宗，说祸乱起于孝宗颁布诏旨，说孝宗想振兴纲常、革除奸弊，却不想想孝宗圣明仁厚、宽大仁慈，是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都不能比。若说孝宗亲手造成的治理还不如刘瑾亲手辅佐的治理，那么为什么以前大治、如今却大乱？臣子替君主讳饰过失，即使孝宗确实不如人，也应当委曲隐讳，何况孝宗确实是圣明之治，怎么敢诬蔑毁谤呢？况且刘瑾淫虐毒害、残酷惨烈，罗织罪名加害他人。比如边粮亏欠、盐课拖欠，本来有专门的官吏、攒夫和灶户承担，如今却追究巡抚、巡盐御史，逼他们绕道回家，擅自在驿舍住宿；本来有杖罪的正律，如今却发遣为民、戴枷示众直至死罪；罚赎的米不过五十石，如今即使属于公罪免予科罚，却罚一千石、五百石。这岂不是免除科罚的杖刑，反而加上相当于赎死刑二十等、十等的处罚吗？公罪处罚到本人死亡，赃物追究到子孙，古代有这种事吗？贪官受取财物，确实不可能完全没有，但一二十两、三五十两，至多一百两，也已经到极限了。刘瑾收受财物，起初就是三五百两，后来就是一二千两，再后来就是一二万两，甚至达到十多万两。稍微违逆他的意愿，祸患立即临头，以致镇守、司府等官员全都耗尽一生而改变操守，竭力阿谀奉承来逃避刑罚，贪婪的像饿虎，廉洁的像乞丐。至于他收受财物的范围，无论贵贱、贫富、大小，没有不受其害的。刘瑾处理事情，大多都是这样。臣长久居于林下，不能全部知道，陛下如果允许朝廷大臣直言不隐，自然会有人数说他的罪恶，臣这疏远之人的话不值得深信。伏望陛下稍微收敛怒色，允许臣当面进奏，并请两宫当面质问；皇亲、府部文武大臣、各监年老持重的内臣、各科道部属郎署官员、各守卫团营的官兵、各坊市的百姓，如果有一项不如臣所说，臣甘愿承受欺罔的重罪。臣与刘瑾素不相识，向来没有仇怨。刘瑾斥逐正直之人，使朝廷内外几乎空虚，唯独臣一人侥幸免于斥逐。前年臣投递无名奏疏到内廷时，刘瑾当面向众臣称许臣的忠义；如今又有巡抚之事，臣本应以知己之恩报答他，难道反而像拿着兵器闯入自己家中吗？臣承受三朝厚恩，实在不忍坐看天下将乱、国家将危，却不加以救援。从前崔洪推荐郄诜，郄诜却上奏弹劾崔洪；王凤推荐王章，王章却弹劾王凤；安禄山推荐颜杲卿，颜杲卿却讨伐安禄山。臣难道敢因为一己私情，废弃天下公论，忘掉国家社稷的根本大计吗？伏望陛下独自振奋刚健之气，以大义割舍私爱，公正处置刘瑾，以此向天地、祖宗和天下谢罪。重重处置臣，以此向刘瑾交代，那么大逆之贼就可以除去，大乱就可以平定了。庆贺讨伐诛戮宦官奸贼的奏疏【林俊】

译臣在得汉军中，听说贼臣刘瑾谋反的事情已经被察觉，陛下特意依法严正处刑，大大泄除了天地、祖宗、臣民的愤恨，为我大明万万年筹划了大计。臣又惊又喜，庆幸万分；祖宗在天之灵、陛下继承大统的光辉，竟有这样的盛举。从前，贼刘瑾无故倡言朋党之说，残害大臣，挫辱杀害言官，凌辱蔑视同类，推诿剥削，罗织天下之人。臣认为这是奸臣玩弄权术的旧有伎俩，然而古来还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近来听说他遣送荣王前往封国，修建行宫，使陛下住到宫外，臣抚心流泪，认为这个贼人必定谋反无疑。按照旧例，太子尚未出生，出生而未册立，册立而尚未成年，亲王一位不得前往封国。宋仁宗、高宗没有儿子时，听从司马光、娄寅亮等大臣的意见，寻求宗室中贤能的人，把他养在宫中，是为了杜绝祸乱根源，为国家作长远打算。普通百姓的忠仆尚且担心主人孤立，何况陛下是华夷万民万物的君主，贼刘瑾难道能把陛下置于孤立之中吗？荣王已经前往封国，贼刘瑾本应依照司马光、娄寅亮的旧例，像辅佐仁宗、高宗那样辅佐陛下，选择宗室中一两位十多岁的贤者，养在别宫；在国家方面，这是杜绝祸乱；按当时的习俗说，这是增加子嗣。等皇太子诞生，诞生后成长，成长后册立，届时再遣送他们回封国也不晚。孝宗在位时，陛下已经长大，还是没有遣送荣王前往封国；如今皇太子还没有出生，贼刘瑾怎么竟能径直遣送荣王前往封国呢？他的阴谋逆计，是认为一定要把人主置于孤立之中，孤立了就容易图谋。唉，听说这件事尚且令人寒心，何况是贼刘瑾亲自做出这种事情呢？自古以来，君门深达九重，是为了严密人君的防卫，并不是为了装饰美观。百姓之家筑高墙、设重门，夫妻夜间同寝同处，也是为了防备盗寇。我的太祖夜间起身偷偷听察，四周没有人的声音，才放心就寝，并把这件事写入《祖训》，并不是过度忧虑。财物贵重尚且会诱发盗贼，何况天子的尊位极其贵重呢？人世间的腹心亲信，只有夫妻最为可以依靠；帝王之家，难道能和百姓之家相比吗？陛下所能倚仗的腹心亲信，只有三宫，怎么能让她们离开深宫而到宫外寝居，把性命寄托给他人，使自己处在孤危之地呢？他的阴谋逆计，是认为一定要把人主置于浅近便利之处，处于浅近便利之处就容易图谋。唉，听说这件事尚且令人寒心，何况是贼刘瑾亲自做出这种事情呢？臣惊惧忧虑、愤懑郁结，整夜不能入睡，起草一篇奏疏，论述紧急除掉大逆之贼以防御大乱的事情。已经和御史陈茂烈私下商议，却没有一个可以托付携带进呈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托付抄写奏本的人，彼此相对饮泣。等到前往四川，稍微接续听到一些消息，才让教谕范府誊写清楚。臣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家人也必定全被灭亡，只是想到四川百姓长久遭受贼祸，如今又使陛下忧虑，便打算等平定贼乱后，随即上呈这篇奏疏。后来又知道他私自制造御宝、御袍、宫牌、牙牌、火药、军器，反叛的形迹竟然如此明显，足见其狂妄悖逆。幸得上天借张永之手，先行揭发了他的奸谋。陛下神武英明、果断决断，立即审决此案，这是国家的大幸。然而仔细想来，危险也已经到了极点，因此实在不能不寒心，预先防备，及早辨明。过去夙沙卫使殿国，杨思勖平定叛乱，《春秋》纲目记载这些事情，说功劳出自宦官，是因为国家没有人。如今贼刘瑾谋反，国势如同千钧重物悬于一根头发之上，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进言，只有幸亏有内臣张永一人。幸亏有张永一人，正可悲伤文武百官无人；悲伤文武百官无人，也由此看出陛下信任文武大臣还不如信任张永。假如陛下信任文武大臣如同信任张永，难道会容许不及早揭发刘瑾的奸谋，以至于国家动荡、土崩瓦解，危险紧迫到这种地步吗？这正是《春秋》纲目的深意。臣地处偏远，不了解张永；但臣请求诛讨刘瑾之后，曾请求陛下像仁宗、高宗那样，选择宗室中一两位十多岁的贤者，养在别宫。也曾请求陛下撤去行宫，回到内宫，以三宫为腹心亲信，夜间共同寝居，使祸患消弭，福禄繁盛。如果事情还没有这样做，是张永还不知道杜绝祸乱根源的方法吗？还是张永本来就没有学习过，所以还不能明白吗？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没有过错吗？臣听说，近来文武大臣有职位空缺，和二三个内臣共同推举人选；如果确有此事，难道不是因为以前把心腹亲信专门托付给刘瑾，所以导致祸乱吗？如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又兼任托付给其他人，以杜绝祸乱吗？不知道以前把心腹亲信专门托付给刘瑾而导致祸乱，难道现在兼任托付给多人，就能保证没有刘瑾吗？现在兼任托付给多人，能够保证没有刘瑾，那么以后继续兼任托付给多人，也能够保证没有刘瑾吗？臣不敢远引他事，只就本朝来说：王振之后，难道能保证不会再有王振，却出现了吉祥；吉祥之后，难道能保证不会再有吉祥，却出现了刘瑾。人一旦得陇又望蜀，窥伺窃取富贵，有什么界限呢？人心难道可以完全信任吗？《周官》中六卿分掌职事，百官由冢宰统领，九伐由司马掌管；如今就是吏部、兵部的职权。假使内臣本来就应当参与周代的制度，太祖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时，也已经制定了这种制度；如果并非如此，就应当都能说明其中的弊端，不应由我们开这个先例。阴阳、日月、寒暑，各有分掌的职分，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效；一旦相互侵夺，就会造成灾害，不能成就一年的功效。人君体现上天的法则，这种分职制度也不能改变。臣又听说，吏部任用杨一清是恰当的；其他人有的任用失当，弹劾刘瑾的党羽也是恰当的；但宽赦两个党魁，仍然属于刑罚失当。户部尚书，没有比韩文更合适的；内阁大臣，没有比刘健、林瀚、谢迁、王鏊更合适的。《春秋》有举荐仇敌、举荐亲属的义例，如今正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却不任用忠诚明亮、端正谨慎而不可屈服的人，只取那些圆滑老练的人，治理就不值得期待。党魁不加以正法，祸乱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历朝大臣不忍心加罪，难道历朝给予的厚恩却独独忍心忘掉吗？身为旧臣，身受旧朝任用，却甘心投靠新主，狡猾狠毒、反复邪僻，帮助逆贼扰乱国家，窥视神器，这谁能忍受？《春秋》在事情过去之后仍诛杀奸谀之人，对于活着的贼人更不应放过。是谁替陛下谋划这几条策略的？如果不是确实没有见识，就是有所偏私。当时，言官还不进言，文武大臣不进言，辅臣也不进言。唉，实在可怕！观察治理国家的人，还不能因此停止忧虑。伏望陛下效法古代，心怀忧惧，考虑长远，谨慎处理细微之处，时时把专任贼刘瑾的错误作为戒鉴，循用孝宗的旧臣，恢复孝宗的旧日治理，依法处置两个党魁以及像吞舟之鱼那样的大恶而漏网的人，那么圣德将日益光明，圣政将日益更新，天位将日益稳固，人心将日益安定，祖宗创建大明的盛业也将永远昌盛。臣即使死去，也像活在应当尽忠的岁月里一样，谨慎地把前一篇奏疏的稿本随同本奏上呈，并不是想夸耀事后的多余言辞，也只是想让天下后世知道，忠贞愤激之情，即使是久已闲居、年老多病、身处疏远地位的臣子，也仍然不能停止。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君主，要想使文武臣下信服，不得不专一信任；要想杜绝祸乱，也不得不及早行动。贼臣逆子尚且知道有所畏惧而改变心意。论淮盐利弊的奏疏【霍韬】

译臣私下认为，制定法律必须公正，广泛推行法律必须严密周详；但还要善于根据情况通权达变，这样才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唐代刘晏只使用淮盐，便使国家财用得到补济。臣现在姑且议论淮盐的利弊，由此天下盐务也可以类推。建国初年，把两淮盐碱之地授给百姓煎盐，每年征收盐课有一定数额，也就像把田地授给百姓而征收赋税一样。只是盐课条例说：“凡各灶丁除正额盐以外，煎出的余盐夹带出场以及私自贩卖的，处绞刑。”那么耕田的百姓缴纳了正额赋税以后，把剩余粮食卖掉，也可以处绞刑吗？这项法律本来有很深的用意，只是后人失去了它的本意。淮盐原定每年办理三十五万引有余，后来改办小引七十万有余。然而两淮盐货除正额以外，仍然能产出余盐三百万引有余。如今正额已经不能多取，余盐又不许私卖，那么三百万引余盐将到哪里消耗呢？两淮行盐的地区，南到湖广，西抵河南，东到东海，地方数千里，百姓有亿万家，所依靠的食盐只有七十万引，日常饮食到哪里去取得满足呢？因此，私盐泛滥、盐价上涨昂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建国初年，灶丁每办一引盐为四百斤，官府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大概洪武年间一贯钱值钱一千文，所以灶丁能够得到这样的实际利益；即使冒禁贩卖私盐，也会被绞死。如今一贯钞票换不到二斗粮食，禁止灶丁贩卖私盐，就是逼迫他们因饥饿而死。这是后来法律实行造成的弊端，并不是初年制度的过失。正统二年下令说：“贫困艰难的灶丁，除正额盐照旧收纳外，其余盐储存在本盐场，每二百斤官府给米麦二斗。”正统十三年下令说：“每余盐二百斤，官府给米一石。”如果灶丁每有二百斤余盐，确实能得到一石米，那么仍然私卖盐而被绞死，也是可以的。只是当时这个命令虽然颁布了，米粮实际上无法筹措，所以官府只是拿这项命令来征取余盐，实际上不能保证实行。这个命令给百姓米麦；贫弱的灶丁早晨有余盐，晚上就盼望米麦，米麦得不到，只好先向富家借贷，然后用加倍的盐偿还，这样的人是有的。所以盐禁越严，贫困灶丁越多，原因就在这里。贫民贩卖私盐，官府立即捕获；富家贩卖私盐，官府却容忍隐瞒，所以贫困灶丁的余盐必定积聚到富家手里，才能私下贩卖。富家豪民凭借海边地势险要，招募许多贫民，大面积占据盐碱地煎盐私卖，富有得可以与王侯相比。所以盐禁越严，富家越横行，原因就在这里。况且法律越严，利益就越大；顽民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法律，淮安的顽民有数千万人。他们荒废抛弃农田，专门贩卖私盐，携带兵器、背负弓弩，官府不敢呵斥查问。近年他们依仗人多，往往进行劫掠；这个漏洞不消除，必定留下大患，不只是阻碍破坏盐法而已。然而既不能研究古法来处理余盐，又不能变通钞法来补给工本，那么贫民依靠什么生活，怎么能不发生变故？盐禁越严，盗贼越多，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盐场灶户方面的利弊。洪武年间，召募商人纳粮中盐，每引缴纳银八分，官府征收极少，商人获利极厚，盐价平稳低廉，百姓也受到好处。永乐年间，每盐一引输送边地粮食二斗五升，商人的税负虽然增加，但边粮得以满足，百姓也受到好处。永乐以前，淮盐开中虽然没有固定数额；永乐以后，每年定为七十二万引，又规定七分为常股，三分为存积。所谓常股，就是照常发运；商人先缴纳边粮，官府才发给引目，守在盐场等待支取常年盐，有人守候数十年，到老死也不能支取。如今由兄弟妻子代为支取，这些情况都有记录可查。所谓存积，是把盐积存在盐场，遇到边粮急缺时，就提高价格开中，越次发放支取的盐。这是囤积货物来谋利，不是王法的正常制度。成化以后，准许缴纳折色；每盐一引准许缴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又下令说，客商如果没有现成的盐，允许在本盐场买盐补足。所谓在本盐场买补，就是解除了开余盐私卖的禁令。因此奸商借官引来掩饰私盐，但商人和灶户都能得到利润，州县的百姓和士人也能吃到便宜盐。只是私盐越流通，官盐就越积压，法律于是大为败坏。如今两浙盐课允许缴纳折色的命令，仍可考见。弘治、正德年间，有的是奸邪权贵奏请，有的是勋戚蒙受恩赐，都得到引目自行购买余盐，所以法律虽然大坏，盐价却也平稳低廉。又有各年开中未完的盐，名叫零盐；称量掣取后剩余、堆积在当地的盐，名叫所盐；这些都被权要报称开中，借此掩饰私盐，堵塞正额盐的销路。因此正德以前盐价虽平稳，正课却日益减少。自从御史秦钺上奏革除所盐、秤掣余盐，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银一两，征取就过重了。自从御史戴金上奏减低盐价，每盐一引缴纳银八钱，才差不多适中。如今议论的人又说盐包太大，都是不明白事情本末的见解。洪武年间，一引盐只缴纳银八分；永乐年间，只缴纳粮食二斗五升；如今每引却缴纳银七钱五分，权势之家卖盐窝又收取利银二钱，还要搭配长芦、两浙的盐。商人一人要在三路配额支取盐，支盐的劳费几乎无法计算。计算淮盐一引，大概要用银二两有余。商人转卖时，又加上市场利润，于是盐价更加昂贵，这也是必然的。正盐价格上涨昂贵，私盐就会盛行；私盐越流通，正盐就越滞销，这也是必然的。这是商人纳粮中盐方面的利弊。如今如果想恢复洪武的办法，这是上策；如果只想解决今天的紧急问题，这是中策；若只是小修小补近年的利弊，就已经没有办法了。什么叫上策？必须变通钞法。钞法的价值提高，钱法均平，盐法就能实行。如今如果立法规定，使一贯钞值钱十文，成为灶丁的实际利益，那么正额盐一大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余盐一小引也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各盐场的余盐全部归官府所有，私自夹带、私自贩卖的立即处以绞刑，不准赎罪；这样，两淮正盐七十万引、余盐三百万引，就都可以召募商人来开中。或者照永乐年间的成例，每引输送边粮二斗五升，也可以；或者照成化年间的成例，每引折合银四钱，也可以；如果国家财用充足，照洪武年间的成例，每引缴纳银八分，把富裕留给国家，那就更好了。私盐流通，是因为正课太重；正课减轻，私盐即使不禁也会自行停止。

译所以称为上策。什么叫中策？必须重新制定法令说：凡各商人中纳正额盐一百引，允许带中余盐三百引。正盐缴纳边粮二斗五升，余盐缴纳边粮二斗，听任商人与灶户按价购买。又严令说：客商借官引来掩饰私盐，灶户不加辨验便凭官引出售余盐的，各自依照私盐条例绞死，不准赎罪。又严令说：正额盐一引只准二百五斤，余盐一引也只准二百五斤，革除近年盐包过大的弊端，革除近年强劝借取米麦的弊端，革除盐场多年侵害商人的弊端。三边选拔一名廉洁而有才干的人，任提督都御史兼三边观农使；遇到盐商缴纳粮食，就立即收受；粮价低时允许缴纳本色，粮价高时允许缴纳折色，使商人不至于长期滞留。凡多年给商人造成危害、阻碍破坏盐法的事情，全部革除。再选拔一名廉洁而有才干的人，任漕运都御史兼理盐法，使他自行举荐任用运司提举等官。凡商人缴完粮料，就立即发给盐，不得长期拖延。凡多年给商人造成危害、阻碍破坏盐法的事情，立即革除。漕运都御史与提督都御史，使盐课和边储彼此沟通，互相调剂盈亏；又使他们对接济方面的利弊共同承担，同忧共乐，使边方和腹里同心协力。两位都御史如同左右手，这样以后才足以办成事情。实行数年，边储就可以充足。再用余下的积储招募流离百姓，开垦边地，劝导督促农田耕作；边地越开辟，边防就越巩固，这是百年的利益。所以称为中策。什么叫无策？洪武初年，把盐碱地给灶丁，又给他们草场，所以对灶户的利益优厚。正额盐一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又免除灶丁的杂差，所以对灶丁的资助十分优厚。每年征收的盐课只有十万引，所以对他们的取用极少。即使余盐不许私卖，有余盐就给官钞收取，在下可以资助灶户，在上可以总掌盐利而使恩惠均匀施行。天下百姓享有吃便宜盐的利益，灶户没有余盐积压的弊端，这项制度极为完善。自从钞法不能实行，官府和私人就没有办法处理余盐了。于是却说：私自夹带余盐的绞死，贩卖私盐的绞死，这果真可以实行吗？实行得严厉，灶丁就会空着肚子死去；否则就会发生变故。实行得宽松，三百万余盐的利益就全都落入奸人的袋囊之中。这是法律的弊端走到穷困绝境的第一点。灶丁穷困了，转而逃亡，于是只进行一些小规模赈济、小规模招抚；长期扼住他们的喉咙，一天突然给他们食物，能够使他们暂且活下去吗？所以抚慰招安虽然徒然勤劳，逃亡的人反而更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日〕 这是法律的弊端走到穷困绝境的第二点。召募商人开中盐，一引银四钱已经很重了，如今又加到七钱，就更加重了。购买盐窝刻意收取二钱，边地上科罚或三四钱，强劝借取米麦又是二钱，几乎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税负越重，利润就越大；奸人逃避重税而趋向大利，逃避重税就使正课堵塞，趋向大利就使私盐流通；私盐越泛滥，正课越堵塞。即使设置绞刑，讲求整治盐法，事务繁琐细碎，也无益于盐利，只足以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罢了。所以如今想要兴复淮盐的利益，必须选任淮安漕运都御史和三边提督都御史，研究谋求盐法，并责令他们取得成效。所选之人的得失，委托与责任要专一明确；成效是否真实，由提督上报吏部，限期数年。如果盐利不能兴盛，边储不能充实，边民不能增加，边地不能开辟，不能取得长久重大的成效，就把两位都御史、吏部尚书、侍郎一并治罪，并实行连坐。这样以后，任用人的人就不会苟且，受任用的人也不敢怠慢玩忽，最终才会取得实际成效。这就是两淮盐务的利弊。把两淮的情况推广开来，天下盐务也就可以知道了。遵守祖宗训诫以端正政治根本的奏疏【孙懋】

译臣曾恭读圣祖的训诫，其中说：“凡是要扩大耳目，不能偏听偏信，这是为了防止被蒙蔽、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又说：“朝堂上裁决政事，众人的意见认为好，就立即施行。伟大啊，君王的话！这确实是子孙万代的帝王所应当遵守的。”近来承接先朝，内外奸人相互勾结、盘踞要津，蒙蔽皇帝的听闻，暗中玩弄威权，使朝政废弛，言路不通。所有奏章，有的事先被沉匿，不让转达上闻；有的被捏造、篡改旨意，肆意欺骗蒙蔽，以致该授予或剥夺的处置不合适，刑罚和赏赐失当。等到言官上疏议论，又有许多被留在宫中不发，借口说朝廷震怒，动不动就遭到谴责贬谪，钳制人们的言论，使人不敢再说话。因此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真伪无从辨别考核，扰乱了政治的根本，酿成祸患，败坏祖宗的法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再加上奇珍异宝和淫巧玩物，百般诱惑，使先皇帝既不能每天亲自处理万机，又不能同儒臣接见，经筵停止讲学，积累已有多年；一个月只临朝一次，而且常在昏暗将暮之时，君臣隔绝，形迹疏远。于是威权和福赏的大权全落入奸人手中，内阁不能参与，六科徒然从事论驳，御史不能纠察，有关部门不敢坚持上奏，纲纪大坏，奸党横行，在边方蓄积祸患，毒害流布全国，上使天象发生变异，下使人心丧失。十六年之中，大难接连发生，给国家留下忧患。蒙蔽闭塞的祸害，也实在太深了。例如往年刘瑾捏造、篡改旨意，已经伏法诛杀；而近来又从钱宁家搜出题奏本四十多件，江彬阻抑边情的奏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监藏匿不报的奏本又有几百件。像这样的欺骗蒙蔽，实在令人寒心。还依赖上天眷顾保佑、宗庙神灵护佑，国家才没有倾覆危亡，这才真是大幸。如今臣恭逢陛下，聪明是上天所赐，仁慈孝顺早有声誉，从亲王藩府起身，光荣地登上帝位，四方万国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仰望太平。现在正是陛下登极之初，也是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的开始；而国家安危的关键、风俗教化污浊或兴盛的转折、天下治乱的分界、君子和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都将在此时决定。昨天臣恭敬地看到明发的诏书，痛下决心革除先朝弊政，彻底洞察小人的奸邪行状，中外臣民无不欢欣庆贺，认为我朝一百六十年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诏令；陛下拨乱反正的功绩，可以说盛大极了，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但臣认为，如果根本之处没有治理好，那么末流仍然有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恭请陛下奉行天意、效法祖宗，总揽朝廷大权，广开视听，大大拓宽言路。臣请求从今开始，每天临朝以后，立即到文华殿听政；凡是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的章疏，都集中精神、深入思考，逐一俯察阅览；并且不时召见内阁大臣，以备顾问，从容地讲论，斟酌裁决。凡是重大政事中意见相互矛盾的，就应下令让廷臣集体议论，不应同亲近而不当的人谋划，直接按照宫中批示办理，像先朝那样；即使最终搁置不办，也应明确告诉外廷可以还是不可以，以彰显陛下至公无私的气度。臣又私下深思，内阁是机密重要的地方，祖宗设置官职、建立法令，必定极其周详；拟定诏旨进呈，也必定各有职掌；皇帝发布的诏令，也必定有所记录。前面所说的蒙蔽闭塞，似乎不应有可以容纳它的地方，为什么竟能公然隐匿而无从查考，肆意作假而再没有顾忌畏惧呢？这说明防范的办法还很疏阔，拟定诏旨的权力可能被侵越，小人便乘机得以暗中玩弄权柄了。然而臣考察司礼监的职掌，载在祖训之中；内阁的创设，列在《大明会典》里。臣愚昧地请求陛下仰遵圣祖的大训，载取太宗文皇帝的旧例，下令由内阁专门负责拟旨，司礼监专门负责进呈；仍令内阁设置印信文簿一册，或者加盖御宝，把每天皇帝裁决过的事项明白记载，五天一次汇类进呈揭帖，同六科有关圣旨的题本相互核对。即使陛下的圣旨有所取舍，也必须经过内阁议论后再施行；若有可以执行的，应允许内阁坚持上奏，不应再有传奉行事的制度。还请求下令让御前纪事给事中二人，退朝后到左顺门，会同司礼监官员收接所有章奏，记录其数目，送交吏部附入簿册，以备查考。这样就会极其公正，明白通达，蒙蔽、欺诈、沉匿章奏的奸邪行为全都无处容身，朝廷的政务也将没有一件不是出于正道。臣忝居谏诤之官，幸逢圣明，只凭一片朴实忠心，粗略先提出这样的见解。恭望陛下整顿振兴祖宗长期创立的伟业，厘清纠正历朝沿袭的弊端，光复正确的法典，永远树立宏大的规制；追究从前蒙蔽章奏的行为，揭明这种欺骗蒙蔽，对所有奸邪之人明降敕旨，处以重典，以示严厉警戒。这实在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效法祖宗而建立政事的第一要义。恭请圣明留心，天下幸甚。臣冒犯天威，惶恐惭惧到了极点。《确定守令任期的定例疏》【胡世宁】

译臣认为，天下直接亲近百姓的，是郡县的守令；总督郡县事务的，是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巡视考察二司和守令的，是巡按御史。这几类官员的设置，都是为了百姓。祖宗旧制，只有巡按一年轮换一次，回京奏报，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其余布政、按察二司和守令，都是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治理成效。弘治以前都是这样，如今却迁调没有常规。因此春天还是在南方做知府或佥事，秋天就升为北方的副使或参议，来年春天又升为东西地方的参政或副使。更严重的，有人刚升任右布政使，因为害怕路远不肯赴任，在家稍等两三个月，就改任左布政使而连续升迁三次。到任还不到两三个月，就盼望调转为京堂官。这样一来，一年之中往来道路如织，时间过了一大半，他们能在任上有多久呢？至于进士出任知县的，也只求勉强守满三年，有人推荐就立即调走，办事只在承奉上级，而不在体恤下属。因此如今布政、按察二司和守令都只是过客。他们看到地方凋敝，就像看见驿舍破损漏雨一样，谁来替它修理？看到百姓饥饿困苦，就像看见驿站的马疲惫瘦弱一样，谁来体恤他们？过去责成他们兴修水利、劝勉农桑，他们不屑于做；责成他们积储粮食、准备荒年，他们也不屑于做。至于核查户口、均平赋役、清除盗贼、压制豪强等事情，也都不屑于做。只有巡按批问诉状，或者委派他们查勘事情时，他们才按照巡按的意思赶紧办理；事情的虚实、轻重，只看巡按想听什么而向上报告罢了，至于是否诬陷冤枉，根本不予顾及。从前巡按掌握的权力太重，办事又太过分，先朝考定《宪纲》一书，作为应该遵守的规范，其中同三司、知府等官员相见，各有规定的礼仪；他们所任的职务和办理的事务，也各有规定的常例。如今布政、按察二司和守令都不能专门行使自己的职权，所有事情都要向巡按请示。甚至连固守职位的巡抚，也不敢独自办理一件事情，而要察看巡按的意旨行事。相见时，知府以下长跪不起，布政使以下列队跟随；严重的，回答应对时都低头直到膝部，名义上叫作拱手，实际上却屈服得如同拜跪。至于审理刑狱、议决事务、考核官吏时，任用或罢免、轻重取舍，全由巡按发言，布政、按察二司只能唯唯诺诺地接受命令，不能稍微提出商议。有一个刚正不阿、在其中表示可否，或者专断办理一件事的人，哪里只是巡按憎恶他，众人也都嫉恨他。有的暗中在考语中写上几个字，有的公开挑出他一件事情的过失，弹劾罢退他。因此布政使以下的官员，都以作伪应付为名义，每天在御史门前等候，没有空闲各自推行政务；严重的，公文往来还都必须亲自递送。布政使作为一方大员，按察使作为外台长官，竟亲自承担铺司、铺兵的差役，也不以为耻。那些做布政使的就说：“我暂且谦卑退让几个月，就会升任京堂官了。”已经做都御史、巡抚的又说：“我暂且谦逊几年，就会得到升任部堂的提拔了。”否则弹劾就会跟着到来，哪里还能得到这些？于是内外大小官员都把谨慎自守、保住职位当作贤能，把慷慨任事的人当作不谨慎、不忠正的人，因此被罢黜的很多。谁还肯以国家为重、忧虑百姓，替他们兴办有利的事情、准备祸患呢？这就是今天百姓陷于饥困的原因。现在假使大臣中有像富弼那样贤能的人，陛下给他黄金一万镒，让他奔驰到地方赈济救灾；想要打开粮仓，粮仓却都空了；想要买粮食，米粮却完全没有；想要劝说大户捐助，大户自己也供应不足；想要知道饥民的确数，守令平日根本没有调查；想要委派官员，又没有真心办事的人，而有时即使把差事交给巡按，巡按也不敢接受命令。一个人的耳目毕竟有限，这能怎么办呢？不过是把公文发下去，造册后上报，说一句“赈济了若干人”罢了；百姓究竟是生是死，实在无法知道。这就是今天的饥荒确实不能救治，而后日的饥荒却应当赶快预备的情形。圣旨所忧虑的盗贼突然窃发、豪杰可能乘机起事，正是值得忧虑的时候。臣只说：“扭转士人的风气，改变治理的体制，并且全部恢复祖宗旧制，这是今天救济百姓的急务。”然而这件事大臣不敢独自承担，只能依靠圣明在上面作主张。为什么呢？臣僚从前都升迁很快，如今放慢他们的升迁，他们就怨恨；怨恨就诽谤。御史以前权力已经很重，如今压制他们的权力，他们就怨恨；怨恨就弹劾。弹劾和诽谤，都是大臣最深深畏惧的事。如今在任时降职还可以忍受，死后议论追赠和谥号时，又把是否曾遭弹劾作为应当还是不应当的依据。因此那些只求浮沉保全名声的人总是得意，而以国家为重、任事并承担怨恨的人却没有谁敢做。臣所以说，今天保护百姓的急务，只在于依靠圣明来主持。恭候陛下裁决。《兵部十件事疏》【胡世宁】

译臣长期卧病，错误地蒙受圣恩，改任兵部尚书，又承蒙加授臣太子太保；陛下两次颁下温和的诏旨，称誉臣超过了实际。臣感恩刻骨铭心，不敢默然无言而不献一言来报答。过去唐代姚崇、宋代李纲，在刚遇到他们的君主时，都用十件事情来要求进说，君主答应后才敢就任。他们都是一时的名相，能够辅佐国家中兴。至于臣是什么人，哪里敢效法前代贤哲？臣斗胆倾吐愚诚，妄自陈述兵部应当施行的十件急务。其中有涉及其他部门的，是因为用人完全依靠吏部，军粮又依赖户部供给。恭望圣明不要嫌弃臣的浅陋意见，特赐亲自阅览。第一，确定军事谋略。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整治军备、训练武艺，专门是为了防备蛮夷和盗贼，因为这两者都能残杀百姓、倾覆宗庙社稷，所以采取杀人来救人的办法，实在是不得已。如今境外四夷，已有祖训不许轻易征伐；先朝只责成边将谨慎防备他们来犯，或者他们驻屯在边境百里以内，形势将要入侵时，才先行破坏他们的谋划。历来不能远征，至于边境的叛军，则听任依法处决擒杀，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没有别的议论。只有民间盗贼起事时，才希望陛下深切体会先王保卫国家的最高义理，并查考历朝设立巡抚、兵备时的敕词，确立为固定制度，务必使军队训练有素、粮食充足；一听说盗贼发生，就立即出兵扑灭。应当一面剿灭、一面奏报；如果拖延日久，就应当安抚和捕捉同时进行，以使胁从者离散，使党羽分裂，同时一定要消灭首领，不许姑息。若一时失策，稍有挫折，就应体谅胜负是兵家常事，责令他们谋求后效，以取得全功。若最终毫无成功，或者事先隐瞒坐视，以及地方有关官员，有的先争夺权力、曲意阻挠；有的后来嫉妒成功、暗中诋毁功劳，都应重重惩治其误事之罪，严重的立即依照先年重例处死。第二，尊重宪职。如今各边和腹里的军粮调度、军队将领的选拔训练，都在巡抚手中，其次是兵备；这些职位比其他官员更难任用，朝廷任用他们，也应当区别于其他官员。近来吏部每次公开选任，大多能够得到合适的人，但偶尔恐怕也有不当的，应当派人查访实情，选出替代者；都要任用年纪壮、资历浅、熟悉兵事、才能应变、真心以国家为重的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然而要想让他们长期任职、保卫地方，必须规定任期三年或五年，每任满一次增加品秩，使其升转比其他官员更快，以补偿职位的艰难，然后人们才肯尽力。又必须加重他们的责任，使他们能够施展；放宽文法，使他们能够因时制宜；听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通过多种办法筹集罚赎钱粮存放在官府，用来训练军队、捕盗、招募和使用死士、先登之士等项开支；鼓励劝勉，不许执法官吏从中掣肘，像从前王翱在辽东那样。这样以后，武备才可以修整，军威才可以振作，盗贼才可以平息，外来侵侮才可以抵御。筹措安排得当，同向贫民摊派不同，本来不会造成危害。臣愚昧而不敢隐瞒：臣最初任德安推官时，凡是修造粮仓、建立铺舍和监所，以及买马、练兵、捕盗、发给赏赐等事情，多使用罚赎钱粮。后来任抚州兵备，曾修造四座城和一个县城，以及练兵、发赏、救灾等事情，也间或使用罚赎钱粮。臣先前承蒙行取入京，有人被罚交粮食数百石，自己备办兵马把臣送到京城。后来臣离任几十年，两次经过德安、一次经过抚州，百姓都欢迎臣并哭泣送行，远至百里之外；遇到盗贼时，百姓还拼死出力来保护臣。如果臣收取罚赎损害百姓，百姓难道会没有怨恨吗？如今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受到的束缚太多，所以都避嫌自保，放纵盗贼祸害百姓，地方一天比一天衰败。因此臣不避忌讳，认为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办理。第三，加重将领的权力。臣私下认为，赵国将领李牧守卫边疆时，能够便宜行事、任置官吏，市场租税都收入幕府，每天用来犒劳士卒，赵王也不怀疑他，所以能够击破杀伤匈奴，使匈奴不敢接近边境。宋朝失去边境险要，契丹最为强盛；宋太祖分别命令李汉超、郭进等人防守，他们都长期任职、专门统制，并厚加财帛待遇，像赵国的李牧一样，所以都能凭一郡之力抵抗强敌，使宋太祖没有西北的忧患。这是古人善于任用将领的明证。臣恭读我太祖皇帝任命将领的制词，其中说：“古人说，将领在军中，君主不干预他就能取胜，你们应当记住这句话。”这是圣祖任命将领的成法。如今各边总兵、巡抚，见一个敌寇出现，就要赏赐一支军队；有一个人立功，就要杀一个不听命的人，全都不能自行决定，必须奏请，事情由中央控制，他们还可以推诿责任，所以很难责成取得成功，常常导致误事。唐代陆贽所说的“刀锋箭镞在原野交战，决策却在深宫之中；战机在片刻间变化，谋划却在千里之外制定”，实在不是好的计策。如今各边巡抚、总兵的选任既然合适，更希望陛下体察圣祖的成法，效法古人任用将领，假以威权，使他们能够专断处罚，多给金帛，使他们能够厚加赏赐。至于临战时应变、根据敌情出奇制胜，都应任凭将领处置，而不由中央从中控制。朝廷只掌握统辖将领的权力：有功就升迁赏赐，有罪就诛杀罢黜。这样将士才会听命效力，战机才不会丧失，才能使将领取得成功。第四，增加武备。往年招募、扩充京军两万多人，这些人都骄横懒惰，没有经过战阵，遇到紧急情况难以依靠。如今不如在辽东、大同、宣府三镇各增加游击二员，增募精锐士兵六千名，每名游击各统领三千人。平时轮流派一员驻扎在京城近郊，另设营地操练；有警报时就同时调往一处防战，不到半个月便可以集结。这在缓急之间，内外都有可依靠的兵力；同任命将领出京相比，军队空虚、声势和实际作用相差太远。第五，进一步调整赏罚。说到赏赐，按首级论功，并不是建国初年的旧制度。两军相敌时，首先冲上去格斗的人，手眼只在瞬息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哪里有空闲割取首级？假使他取了首级，就不能再战，反而会被敌人乘机攻击，也会被后军争夺，甚至因此丧命。所以除非我军大胜、敌军大败奔逃，否则不能割取首级；而割得首级很多的，也有可能不是真的。贪图功劳、拼死杀敌的人，只希望得到赏赐，使衣食稍微充足罢了，难道是希望升官吗？只是因为按首级升官，所以杀敌的人不能取首级，而取得首级的人又被有势力的人夺走；又有因争夺首级而互相践踏，反被敌人击败的。这是边地士兵最大的怨恨，也是作战中的大祸患。说到惩罚，原先奏定的边地条例规定，交战受伤四五人就要审问并发配充军；杀敌十人以上却不上报的，只降一级，轻重完全不相称。隐瞒反而能够获利，谁还会苦心如实上报呢？又有两军交战、胜负相当、杀伤彼此相抵的情况，我军被杀的人可以指名查验，但杀死敌人的人因为不能取得首级，不能论功，反而还要追究先前的罪过。因此如今边将只把退缩保守当作职责，任由墩堡被攻克，任由乡民被杀被掳，上下互相隐瞒，只做欺骗隐瞒的事情罢了。

译更严重的是，被杀的人拼死逃回边堡，因为先前没有上报，害怕受到查究，于是竟把他们杀死，这尤其令人痛心。如果蒙圣明重新制定赏罚的标准，只严惩隐瞒不报的罪行：两军交锋而杀伤人数相抵、没有割取首级，抚按官明知实情而回奏的，不追究罪责；如果确实是防备不足、力量达不到，即使被杀被掳二十人以下，也不问罪充军；如果力量足以抵敌却不抵敌，即使损失四五人，也要问罪充军。至于兵力相当时退缩败阵，或者拥兵自卫，放纵盗贼深入而又不能乘其疲惫归退将其击败的，只要被杀被掳数十人以上，都按贻误战机论罪。其他军校有小的失误、没有误害地方的，轻则听任领兵官酌情责打，重则送巡抚官立即审问裁决，不必一件件奏请查勘，以免使边军因牵累而死亡。至于战胜论功，只凭巡抚、兵备查审众人的证词：某人制定策略，某人首先攻破敌阵，某人杀死若干人，都听任巡抚官酌情及时发给赏银，但只记录功劳，不必升官。若有三次制定谋略，或者首先攻破敌阵，或者一次连续杀敌三五人以上、勇力出众的，才保奏升官。如果巡抚、总兵办事失误而互相串通隐瞒，或者冒领功劳、把赏赐给自己偏爱的人，却由巡按访查属实并加以纠举，就一定要追究重罪。这样大概才能使赏罚恰当，使人心思奋，也不至于使朝廷耗费太多官职爵位。第六，防御土夷。各地土官，关键只在于治理时任用合适的人，顺应他们的习俗，简化约束，禁止他们贪取财物。对其中势力大的，更重要的是加重信用和命令的分量，要使邻近部族上下都只相信我们，使那些作恶的人不能欺骗他们、煽动他们叛乱。他们有诉讼，就迅速替他们勘察裁断；应当承袭职位的，早早勘验保举，不必等他们到京。如果发生仇杀，不听从调解，或者因叛乱兼并别部，就命令他们的邻近党羽联合征讨。因为不讲信用，邻近党羽就会联合抗拒；讲信用，邻近党羽就会率先跟从并共同兼并。尤其是他们所憎恶的人，及早征讨很容易取胜。征讨后自行服罪就放过；不服罪而擒杀的，也只顺应民情、审察事势来决定。应当设置流官的就设置流官，应当恢复土官的就恢复土官，应当统一管辖的就统一管辖，应当分属管理的就分属管理。设置流官，必须是其罪恶极大、民众怨恨，又把他的族人全部除掉以断绝祸患，然后才可以实行，不许轻率行事。这些都应顺应当地民俗，只听凭镇守、巡抚官员处理决定，奏报皇帝裁决，并请求给衙门以相应职掌。如果拖延不处理，或者处理方法错误，导致再次作乱而不能亲自平定，就治镇守、巡抚的罪。镇守、巡抚的奏疏下达到有关部门后，应当奏报裁决却不奏报，不应当推勘却借故推勘，以致拖延多年而贻误事情的，治有关责任人的罪。如果想预先杜绝他们争夺承袭职位的祸患，应当命令土官娶妻生子，妻子去世后再娶，儿子去世后再生，所有这些情况都逐级申报有关上司；各自使用厚纸大簿，由掌印官亲自用重笔清楚注明，加盖印章作记，今后就可以按户籍知道应当承袭的子孙。届时应当确定姓名上报，等他们稍微长大，就允许他们代替父辈统领目兵，或者派往上司处禀报事务，使人人都知道承袭关系难以轻易更改，这样以后自然不会作乱。这些事情都在于朝廷选用巡抚、知府时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并取得百姓信任，然后才可以实行。所以臣用信用使夷人臣服，先后多次试行都取得了成效。臣最初任广西太平所属十五州县的土官时，都是依靠信用取得信任。只因不使用财物、不回避嫌疑，立即为他们保奏承袭；不贪图功劳、不回避罪责，轻易地诱使他们投降被擒。例如上下冻州赵文兴被诬陷为死罪，臣明白告诉他其中原委，却禁止他前来相见；他多次送妻子儿女来作人质，臣立即遣返。如茗盈州李万盈前来相见却违背约定，臣立即把他锁拿去依法惩治，随后又释放他。如他同全茗州许荣高相互仇杀三十多年，臣命令划江分断他们的地界。后来臣离任，他们都哭泣着送行，送了两天路程。又如太平州世代叛乱的李浚，因为被巡按轻率提调，拥兵作乱，臣委派他的表兄、龙英州的赵元珤将他擒获，晓谕他的四千名士兵立即解散；他的百姓全都归附府治，早晚前来相见，亲口说才知道做王朝百姓的快乐。臣同他们讲说利害和道理，他们都非常明白。又如罗阳县王景明争占官地二十多年，臣召他来调解，他不肯到，于是张贴告示晓谕当地百姓；王景明只身逃走，官地便归还本县。又如思明府叛族黄文昌等，四代作乱，杀死知府，三代占据三州半府的地方，使当地官军屡屡失败。信任臣，想要来归附，臣却拒绝接纳；总兵康泰因此把他的三个兄弟拘捕，委托臣守一座空城。臣担心他们劫掠夺取，就同参将和两司率兵连夜逃走。臣危在旦夕，而所属土官预料到这件事，都在近山埋伏兵力，当天就赶到替臣守城，旗帜和鼓声震动耀眼，他们的谋划于是断绝，臣才得以生还，并且追回、退还了他们原先占据的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黄旸侍奉臣，臣写文召他，他就前来提调其人；调集他的兵力，他就立即到达。等到臣听到将要离任的消息，他急忙设法上奏请求留下臣兼管他的府，自愿把自己作为州来听属，以求保全。臣哭泣着没有答应，他才停止。大概信用和义气，即使对蛮夷也容易产生感化；上有天日，臣不敢欺骗。后来臣任四川巡抚，路上遇到天全六番护印招讨高勋派人来诉说，臣立即传送以前责备他家族占田围县的罪恶深重。臣说：“新天子英武，同太祖相符；如果依照判决，就留下你的地方；否则就灭掉你的家族。”那人回去报告不久，他们就发文前来承认所占田地原本属于百姓，愿意依照判决归还；而原先曲意判给他们的人，便沮丧得无地自容。臣到省城不久，杂谷安抚、松潘各番都上呈番文，发誓不再作恶。松潘的番人又让兵备胡澧砍伐木材，修筑城池，修整官署和灶具，等待臣到来。大概是番人信任胡澧，胡澧又信任臣，并替臣传播声誉，所以不久便远近都取得了信任。臣哪里有什么其他才能呢？臣说这些话，只是希望施行时，能让那些土官所属的上司根据事实询访，因而以信用推行，以作为地方上一点微小的帮助罢了。如果他们宣扬臣的罪过，臣在士人舆论中也无处逃避。

译第七，充足边疆储备。如今边疆储备最为困乏不足，而使它充足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扩大屯种。谁不想扩大屯种呢？然而每次派官员督促劝导，仍然不能增加，是因为他们急于征收科税获利。年成收入不稳定，而租额却固定不变，那么开垦的人还没有得到利益，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所以人们不敢开垦耕种。如今如果查照北直隶遵奉太祖皇帝圣旨的事理，听任各屯原额中抛荒和空闲的土地，不论土著、外来、官民、军户、舍人，都尽力开垦，永远不再征税，那么只有利益而没有祸害，人们就乐于开垦种植。重要的是扩大耕种、增加收获，使民间米粮价格低廉；发银两就能买到粮食，边疆储备就容易充足。至于南方被谪发到那里充军的民人罪犯，应当责令拘押解送他们本房真正的家属，到了那里全部拨给各武职官员，作为随从，责令其收管，使他们开垦耕种；同时按照名册代替当地军伴承担操守。这样他们势难逃脱，人口可以逐渐增多，耕种也可以逐渐扩大。第二，兴办盐利。如今天下人口比建国初年多几十倍，吃盐的人多了，所以现在私盐盛行，而官盐也并非不能销售。说禁止私盐就能阻止官盐销售，只是沿袭旧时的说法。因此如今应当在定额之外多开放商人中纳盐引，听任他们买补。如果担心权势之家占据盐窝、专擅盐利，那么每年开中时，只把盐引发到边地，交给巡抚都御史和管粮郎中掌管，听任他们在那里召集商人，责令商人限期缴足粮食，然后才填发盐引；逾期不能缴足的，就转给别人。如果都御史、郎中在召集商人、接受申报时容许私情，导致粮饷延误，就听任巡按参究，这样自然不会有这种弊端。至于私盐不必严禁，只要像近来都御史汪鋐奏议的那样，由官府抽取一半盐利，并发给凭照允许销售，那么官盐和私盐的利益都归于国用，边疆储备就可以充足。私盐不禁，就可以减少巡逻的士卒，盐徒意外造成的祸患也可以消除。盐业广泛销售，壮丁就更加乐于煎盐；军民容易获得食物，这对上下各方的好处，实在不止一项。第三，预先收买粮食。平常边粮价格低廉时，官府不肯预先买入；到了用兵时才发银高价购买，还逼迫百姓强行出售，公私双方的劳费不可计算。如今应当精心选派各边管粮的部官，责令他们每月报告米价贵贱，每年报告田地收成厚薄。如果遇到丰收米价低廉的时候，就借给当地官银数十万两，多买米粮储存在仓中；或者估计今年买的粮食足以供后来两三年使用，就扣除后来两三年应当发给的粮银；又在其他边地米价低廉的地方收买，或者查考应当解送边粮的地方，如果当地米价昂贵，就酌量让其折价。把钱粮解送边地用于储备粮食，这样灵活筹划处置，务必使远近官民都方便，使边粮容易筹集积存，这也是治理国家灵活通变的办法。但收买粮食全在于官府的法令简便，革除弊端严格明确；不许压低价格、刁难勒索，使粮食难以收购，以致依靠屯田为生的农民遭受损害，这样才可以经常收粮。第八，杜绝弊端的源头。先前正德年间，权奸贪图财货，使富有权势的小人冒领、夺取军功，超越常规升任世袭军职，严重败坏了祖宗赏罚公正的原则。至于军匠，也有许多超出定额滥行收取；每年耗费国家储备数十百万，国家的田赋有限，怎么能够供给？臣最初平定江西盗贼时，看见那些真正杀贼的人没有一个报功，报功的人却没有一个见过盗贼；后来充军辽东，又看见冒领功劳的人势焰熏天，使边地人心中战栗。总兵官既夺取边军血战所得的首级，替那些人报功；卫所官又克扣边军忍死等待的粮银，用来给他们设宴赏赐；而且任凭他们骑用边军的马、役使边军的人，鞭打呵斥如同对待囚犯奴隶。那些替国家拼死出力的人低头丧气，不敢发言，他们心中的悲哀怨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从前讨伐宸濠、调动辽东军队时，辽东人的心都踊跃起来，想要南下投降；如果不是天命已经确定，北军到达那里，天下的大事就完了。圣祖所告诫的赏功不当，时间一久祸患就会产生，大概几乎已经应验了，难道不十分可怕吗？上天命令我皇上入继大统，皇上奋然下诏，全部革除这类人的弊端，人心才开始畅快，天下才开始安定。然而有见识的人仍然遗憾没有籍没他们的家产来充实边疆储备、救济贫困军士，也没有斩下他们的首级悬挂在边境，以快慰愤懑的军心。我皇上振作精神、恭敬节俭已经八年之久，但天下的财力物资却被他们坐食耗损，困穷至今还难以恢复。臣恐怕如果不及时严格法度、加强警戒，就容易逐渐松弛；奸弊如果不重重加以杜绝，也容易重新发生。恭望陛下深思子孙万代的大计，特意同以国家为重的大臣商议，从今以后严格制定成法，载入天府档案，颁布到天下。今后官员、军士、民众等人，谁敢像从前那样奏报、冒领功劳而升职，必定斩首。地方上如果确实有报效之功，亲手立功、应当升任军职的，也只许填写到原来立功的地方卫所，不许再改署锦衣卫文武职官；除非确有查平叛乱、平定盗贼的奇功，由朝廷特赐子孙官职、世袭荫补。凡是听任、容许子孙弟侄通过钻营像从前那样冒领升迁的，文官除名，永不叙用；武职揭黄永远不许承袭。至于军匠通过钻营再次超额滥收的，允许有关部、科、道官员坚持上奏，审问革职，发配边远充军，永远作为定例。这样奸弊就可以断绝，赏罚永远分明；财用逐渐充足，百姓的贫困也可以救济，实在是宗庙社稷万年的福祉。第九，纠正错误。近来有许多错误的做法。例如新例规定，军职人员立功后，可以用五十石米赎罪，立即恢复原职。比如一名指挥使，立功五年，国家每月可以省下正俸实米共四百八十石，余俸、薪钞折合共一千六百二十石；如今只得到他缴纳的五十石米，却立即把职位还给他，所得很少而耗费很多。又如边卫武职有罪，按规定应调往外卫；他们大多安于本土而害怕迁徙，这些官员生长在边方，熟悉边地事务，同南方疲懒松弛的人不同。应当命令巡抚重罚他们若干边粮，或者令其降级、减俸，就在当地派遣操练，免去调往外卫，这样就可以了，每年减少的月粮也不可估量。臣曾经提出过意见，却没有实行。又如武职人员按规定应充军而身死，长子承袭职务、领取俸禄，次子代替父亲充军，这十分不公平；这类官员也应当降级承袭，免去充军，可以节省每月粮食。先前给事中曾提出意见，也没有采用。又如京卫官员过去有按照本人意愿改注外卫的例子，因为军政方面外卫官员较少，后来革除，又重新推行；有人依仗这一点作恶，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京卫官员很多不能管理事务，只承担一名军士的差役。如今恢复、增加改注外卫，就可以扩大选拔范围，也能使军政方面得到合适的人。从俸禄供给来说，外卫容易供给，而京城粮储难以运输。比如调出一名指挥使，每月就能节省京城粮储米八石，可以养活八名壮士。如今这项办法也被停止阻挠而不能实行。臣认为这些事情全都属于错误，应该查明纠正，总的来说，对国家粮储很有益处。

译第十，珍惜人才。如今天下士人的习气因循守旧，大多依附逢迎、自我保全，而能够舍身为国、摧毁奸邪、抵御外侮、平息盗贼、安定百姓的人极为难得。如今朝廷中文职官员中只有李承勋、伍文定二人能够统率军队，但他们的地位声望已经很高，不宜为小规模盗贼轻易出征。国家养兵蓄将，不能一天没有人。近来辅臣奏议，长期想寻求推荐这样的人，却一直没有人推荐，大概是因为这种人才难以了解；即使了解，也没有经过试用；已经试用并取得成效的人，又大多有一些小的过失牵连，所以不敢推荐。然而一旦朝廷有事，将怎么办呢？臣访得原任都御史马昊、陈九畴二人。马昊先任佥事，在四川杀贼有功，历任升为巡抚，后来因为叛夷招讨一事，有人通过钻营权奸，奏请将他逮捕到京，降为平民。陈九畴先任兵备，突然遇到番戎入侵，内诛叛乱者，外退强敌，却被番使写亦虎仙等使用反间计构陷获罪；后来任巡抚，大破番狄，又偶然因报功差错，被憸邪之人聂能迁等使用反间计散布诽谤，逮捕后发配充军。臣认为这两个人，应当收回任用；在京城不拘大小职务，都可以留下来，以备缓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杨必进二人，都先任御史，后来升为兵备，都有杀贼安民的功劳。杨必进只是有误弹劾一人的过失，施儒只是因为禁止百姓怪异风俗一事受到诽谤，以致考察后闲住。臣认为这两个人可以恢复原职，再考验他们的才能和功绩后加以任用。又有原任兵备副使胡澧，他的德行追及古人，忠信之名施行于蛮貊之地，有才能却不显露，有功劳却不自夸。臣过去曾推荐他代任巡抚，但也被考察罢黜。可惜他已经老了，筋力如何也不得而知，臣不敢推荐；只希望吏部另作一项，对他加以表彰区别，以此激励士人的风气，就是幸运了。《崇尚一德以享天心疏》【唐皋】臣曾恭敬地看到太祖高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序》中说：“君臣同心，恭敬谨慎、同心同德，所以感动皇天后土的鉴察，使海岳神灵显现效验，由此风雨按时顺适，五谷丰收，家家富足，人人有余。”它的第一章又以君臣共同游乐为题，说明竭尽忠诚来成全君主，纠正君主的过失，节制君主的过错，补救君主的缺失。伟大啊，皇帝的话！用来为后代谋划、留下福荫，作为万世圣明子孙的训诫，意义深远而重大。仲虺详细陈说“一德皆有”的功效，孟子极力说明“君臣相待如一体”的道理，都没有超出我祖宗一贯的训诫。臣仰望皇上，起身于潜邸，继承守护宏大的基业；登极之初，以效法宪祖为首要，把振作精神作为根本志向。天下臣民都翘首踮足，仰望太平，认为陛下将要改变武宗遗留下来的做法，向上继承孝宗的治理，并且远远恢复圣祖盛世的局面。然而自从即位以来，君臣没有共同游乐的美好，上下很少有同心同德的美德；知道有股肱之臣，却不借助他们来运用；知道有耳目之臣，却不依靠他们来明察。这样看来，陛下虽然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心愿，却失去了求得治理的方法。臣曾在华盖内殿供职，亲眼看到殿外东方最北边有一座便殿，有人指给臣看说：“这是孝宗皇帝休息的地方。” 凡是各位大臣的奏章，都必须在这里审阅；遇到有疑问、尚未裁决的事情，必定召辅臣到这里详细参议可否，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因此政务没有缺失，显著的美名可以流传无穷。况且每逢召见之时，传令赐茶，有时还撤下御膳赐给臣下，君臣相遇相知，至今仍被传为美谈。不知左右近臣中熟悉先朝典故的人，曾经把这些事对陛下说过吗？臣恐怕他们既不能说，也不肯说。臣又看见先王优待礼遇老成之臣，到了年老请求退休的时候，如果不准许他们的请求，就一定赐给他们几杖，以表明眷顾挽留的诚意。这是因为老成之臣谋划国事，熟悉许多旧有典章，不可不加以重视爱惜。近来户部尚书孙交、刑部尚书林俊因病请求致仕，奏章多次上呈，陛下用温和的诏旨慰问挽留，这本来正是爱惜老成之臣、重视刑法的深厚用心。臣正打算请求赐给他们几杖，作为圣明时代的光彩，却没想到近来因为太监崔文家人的缘故，竟说林俊违背、阻格诏旨，命令他回奏说明。这同陛下起用废退之初所下的温旨，实在大不相同。万一林俊坚持上奏，奉行大臣以道理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的义理，挂冠离去，设帐为他在东都送行，那么陛下即使没有弃绝老成之臣的心意，又将如何向天下人的议论自我解释，并求免于万世的非议呢？臣观察陛下在内廷所宠信的人，多是过去在藩邸长期侍奉过陛下的人，并不是先朝那些少有过失的人。假如这几位大臣果真忠于陛下，难道肯让陛下因为崔文一个家奴的缘故，弃绝老成而以国事为重的臣子吗？又难道肯让陛下把劝善纠过的忠言，变成违背、阻格诏旨的罪名吗？又难道肯让陛下把勉力挽留的温和诏旨，变成雷霆震怒般的威势吗？自古以来，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从没有治理不好的；上下隔绝，朝廷内外互相猜疑沮丧，也从没有不发生混乱的。陛下即位至今两年，虽然还没有武宗以来那样危乱的形势，却有正德以后那样严重的灾变，其苗头实在非常可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遵循圣祖的话，举用先朝的典章，虚心接受辅臣的顾问，隆重实行礼敬大臣的礼制，培养圣主改过向善的勇气，成全老成之臣秉公执法的忠诚，明察奸邪并非祸乱的根源，消除亲近旧习而包庇奸人的祸害，务必使君臣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宫廷与官府、内廷与外廷如同一家人的形势。这样，政务就会因道义而成就，和气就会随之招来，各种福祉和祥瑞都可以达到，没有一样不完全到来，那么我圣祖关于上天垂鉴、神灵显应的训言，就可以在今天得到验证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一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五 陈述边防事务的奏疏【明·王守仁】

译近来臣私下看到，皇上因彗星出现的灾变而警戒自省，又因边境盗寇猖獗而命令将领出兵，日夜忧劳，顾不得安宁。这确实是圣明君主遇到灾变能够警惕、面对事情能够畏惧的深厚心意。如今祸患很多，君主忧虑便是臣子的耻辱，谁敢吝惜自己的性命？何况臣有一二点见解，难道忍心不把它上奏给皇上吗？臣愚昧地认为，现在最大的祸患在于：做大臣的，表面上借慎重老成之名，内心却谋求保住禄位、希求宠幸；做左右近臣的，内里凭借相互勾结、蒙蔽阻塞的条件，外面却肆意养成招权纳贿的恶习，终于形成风气，彼此互相作奸。忧虑时世的人被说成迂腐狂妄，进言的人被视为浮躁，从而压抑正大刚直的气概，养成胆怯懈怠、因循苟且的风气。所以国家衰弱颓败，将要发展到无法支撑而自己还没有察觉的地步。如今幸得上天仁爱，恰好出现边疆的祸患，正是忧虑警醒、改弦更张的时机。这在陛下看来，必定应当已经有痛下决心革除弊端根源、惩戒警策并振作起来的办法了。像臣这样的新进小臣，哪里敢越分谈论这件事，以招致越职进言的罪责？至于军情的利害、事情的得失，只要有所见解，本来就是普通百姓可以进言、士卒也可以谈论的事情。臣又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即使所陈述的意见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舆论，然而臣私心认为事情一定应该这样做，就不能因为害怕意见不合而停止进言。谨陈八项有利措施，供陛下采纳选择：一是储备人才以应急，二是舍弃短处而任用长处，三是精选军队以节省费用，四是实行屯田以充足粮食，五是施行法令以振作威势，六是广施恩惠以激发愤怒，七是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八是严密防守以乘敌人弊病。什么叫储备人才以应急？臣认为，将领是三军赖以行动的人，任用得当就能克敌制胜，任用不当就会失败灭亡，怎么可以不预先储备呢？如今边境的小股盗寇，尚且不值得辱劳偏将，而朝廷会议推举将领时，已经仓皇失措；不得已在一两个候选人之外另想人选时，竟没有可以接替的人。像这样却希望克敌制胜，军队将凭借什么才能做到呢？南宋偏安一隅，尚且有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这些人担任将领，有李纲这类人担任宰相，却还不能阻止金人的冲击。如今拥有统一天下的大势，要求找到像这几个人一样能够任事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见到。万一边境盗寇长驱直入，不知陛下的臣子中有谁可以派去抵御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寒心，及早谋划呢？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武举只能得到会骑马射箭、搏击的人才，却不足以选拔通晓韬略、能够统率驾驭军队的人才。现在公侯之家虽然设置教读，不过是空作应付旧例的形式，实际上没有什么益处。如果确实能把公侯的子弟都集中在一处，选择一名像如今提学官那样、文武兼备的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学习书史、骑射，教授他们韬略谋猷；又在武学生中，每年把其中超群出众的人升入这里，使他们彼此磨炼砥砺，天天考察、每月考核，区别他们才干的高下；每年校试，三年选举。至于兵部，从尚书以下，两位侍郎让他们每年轮流巡察边境；在科道、部属官员中，选择两三名通达时务、才能出众的人随行，使他们能够周遍了解道路远近、边关要害、敌情虚实、事势缓急，平日里无不深入熟悉、仔细察看。这样一旦有紧急情况，要从远处估量形势并前往处理，就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孟轲说过：“如果不储备人才，终身都得不到。”臣希望从今以后就储备人才。什么叫舍短处而用长处？臣认为人的才能，除非圣贤，否则有长处必定有短处，有所明白必定有所蒙蔽。而且人的常情，也一定会因前面的过失受到惩戒，然后在后来的事情上有所警醒。吴起杀妻，是残忍的人，却被称为名将；陈平接受金钱，是贪婪的人，却被称为谋臣；管仲曾被囚禁却建立霸业，孟明视三次败北却终于成功。关键只在于居上位的人怎样驾驭、鼓舞他们罢了。所以说：“任用人的仁德，就要去除他的贪欲；任用人的智慧，就要去除他的奸诈；任用人的勇武，就要去除他的暴怒。”在仓促艰难的时刻寻找人才，却一定要把人拘束在规矩准绳之中，我知道这样必定不能成功。臣曾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从前边关将士中以勇猛强悍著称的人，大多因为过失获罪，被排斥到闲散之地。一个人有过失罪名，在平常无事时，确实不能让他处在人上；至于今天事情很多，那么他们的勇猛强悍也确实有可以任用的地方。况且他们被排斥已久，一定已经悔改前非，思考着奋发自励。如今如果确实交给他们几千人的队伍，让他们能够立功赎罪，他们又一向熟悉边防事务，再加上积蓄愤懑之后的力量，那么同那些不熟悉地利、只打算保守自守的人相比，功效应当相差很远。古人说：“使用有功劳的人不如使用有过错的人。”这就是所谓使用有过错的人。什么叫精选军队以节省费用？臣听兵法说：“每天耗费千金，然后十万人的军队才能出动。”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从国内取得军需，靠敌境的粮食供给自己，尚且每天耗费千金。如今凭借中原来抵御外敌，如果没有漕运转输就没有粮食，没有征收赋税就没有钱财，本来就不能说可以靠敌人的粮食供给自己。那么今天的军队，难道可以轻率出动吗？臣因公差在外，刚回来十天，远远听说要出兵，私下认为未必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北方土地多寒冷，如今暑气渐盛，他们的体质不耐炎热，而我们正好得到时机，这是第一点。他们依赖弓箭，如今大雨时常降下，弓弦和胶质都松弛，这是第二点。他们逐水草而居，靠射取禽畜为食，如今已经聚集两个月，边地的草几乎吃尽，野外也没有什么可猎取的，这是第三点。依臣推测，官军刚到，他们就会逃走。用兵本来有先声夺人而后求实际的做法，如今军队既已出发，再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精选军队这一项，还可以节省无谓的费用而取得实际功效。用兵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现在赶快诏令各位将领，秘密地在万人之中选取精壮而足以任用的三分之一，其余人都让他们返回京师。万人的声势已经张扬出去，如今秘密返回京师，边关本来不会知道。

译这样，万人军队的威势仍然存在，而实际上又可以节省无穷的费用，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何况如今官军出动，交战就退却，事后争功却争先，也不是边将所喜欢的。边将请求援兵，只是因为事情办不成时可以分担责任罢了。如今如果确实把供养京军的办法用于边塞士卒来供养他们，把赏赐京军的办法用于赏赐他们，那么十天之内，几万人的队伍就可以立即招募到帐下，何必一定要从京师出兵呢？什么叫屯田以供给粮食？臣认为军队以粮食为根本，没有粮食就没有军队。边关转运粮食，水陆相距千里，途中颠顿损失，十份粮食运到一份。因此兵法说：“国家因用兵而受害的，是远途运输；远途运输就使百姓贫困，军队靠近的地方物价昂贵，物价昂贵就使百姓财物耗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的军官既不能胜任战阵，又让他们无事坐享粮食，增加边地的困窘，这就是替敌人谋划。三边的守军正因为忙于作战和防守，来不及耕种农田；如果确实让京军分驻那里，供给种子、发给农具，等待秋收，让他们各自靠劳动所得供养自己。盗寇到来，就让他们披甲返回驻地，远远造成声势，互相形成犄角；盗寇离去后，仍然恢复原来的农务，又利用空闲时间修缮盗寇拆毁的边墙、亭堡，以阻遏冲击。这样虽然不能完全供给塞下军队的粮食，也可以稍微减少运输供给的负担。这确实是持久等待时机的方法，是王师出兵的万全长策。什么叫施行法令以振作威势？臣听说李光弼替代郭子仪时，张用济被斩于军营门前；狄青到广南时，陈曙被杀于军旗下。因此他们都能振作疲惫涣散的士卒，摧毁正强大的敌人。如今边臣贻误战机，往往设法侥幸脱罪，早晨在东边丧失军队，晚上就调到西部边境驻守，处罚也不加给，士兵因而更加放纵懈怠。这样一来，陛下不仅不把他们治罪，反而替他们设法曲意保全，他们又有什么畏惧而竭尽死力呢？法律不能施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违反它。如今总兵官的头目动辄以一二百人计算；如果他们真是凭武勇而被收录任用，那也没有什么不可。然而这些人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就是豪门的攀附者，都是凭借权力强行委任的。他们还要索取财物、刻剥百姓，骚扰道路，凭势力夺取功劳，没有劳绩却冒领赏赐，使战士丧失斗志，激起边地盗寇的怨恨。担任总兵的人又依仗权力彼此争先后，他们把这些人委任下来，敢不接受吗？既然接受了，又肯不庇护他们吗？如果他们触犯法律，又敢把这些人斩首示众吗？这样将军的威严本来已经因这些人而荡然无存了，又凭什么统领军队、使众人服从呢？臣希望陛下亲自下诏给提督等官员，命令发布之日，就把先前导致军队败亡的人斩于军营门前，以整肃军法；至于所谓头目一类的人，全部禁止任用，发回原处，不要让他们扰乱、侵夺、冒领，以妨碍将领的权力。这样士卒就会奋发自励，军威就会振作严肃，克敌制胜都将由此而来。否则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只是白白耗费国家、劳苦百姓，仍然没有用处。什么叫广施恩惠以激发愤怒？臣听说杀敌靠的是愤怒。如今军队刚刚失利，士气消沉，三边守军中那些死去的人，不是他们的父母子弟，就是宗族亲戚。如今如果确实抚恤他们的创伤，询问他们的疾苦，救济他们的孤儿寡妇，接济他们的贫困，使死者家属都没有怨恨，那么活着的人自然会受到感动。然后选取其中强壮的人，向他们宣布国家的恩惠，告诉他们敌人的仇恨，说明天伦亲情，用大义激励他们，悬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揭露敌人的罪恶来加深他们的愤怒，使他们痛心疾首，日夜磨炼自己，务必要同他们一起杀死杀害父兄的仇敌，以报答朝廷的恩德。这样我们的兵势会一天天壮大，士气会一天天奋发，而区区小丑就没有什么不足以攻破的了。什么叫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臣听兵法说：“想要从敌人那里取得东西，必定先牢固地把东西给予他。”又说：“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追赶；敌人作为诱饵的军队，不要吞食。”这些都叫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如今敌人的势力正盛，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一定会派精锐出来挑战；挑战不止，就一定会设下诡计引诱我军，有时丢弃牛马假装逃跑，有时隐藏精悍部队来显示弱小，有时假装溃败而埋伏，有时暗中派兵却请求讲和，这些都是用利益诱骗我们。相信并追随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然而如今边关守将各有自己的想法，敌情的虚实、事情的真相很难立即辨别；敌人挑战诱骗时，蓄势不应战，难免一定会有人担心敌人抢掠。一人认为应当救援，一人认为可以趁机邀击；听从前者就必然陷入危亡之地，不听从又害怕犯下坐视不救的罪责。这就是王师奔逐疲劳、损失威势，而敌人得志的原因。如今如果放手让他们自行掌握，允许他们临机处置，那么他们放任敌人时，不要认为是坐视；舍弃小利时，不要认为是贻误战机，只培养威势、积蓄愤恨，只要求他们取得大成功，而对小小的挫折损失一概不追问，那么我军就能常常安逸，军威也不会受损。这实在是胜败存亡的关键。什么叫严密防守以乘敌人弊病？臣听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中原人擅长自守，而夷狄擅长野战。如今边军刚刚战败，敌势正盛，如果再同他们交战，就是把自己的长处送给敌人，使胜利让给敌人。现在的办法，只有环绕城池坚固防守，派远距离斥候防备奸细，勤于使用间谍谋划敌情，熟练训练士卒以发挥长处，严格号令以整肃懒惰，同时频繁加以犒赏，使大家蓄养力量、保养锐气。这好比积蓄水势，等水满溢出以后再借怒势急速决堤，那么力量合并起来骤然冲出，直到冲垮山岭、漂荡巨石仍不会停止。从前李牧防备边境，每天用牛肉和酒犒赏士卒，士卒都乐意拼死一战，但李牧多次压制阻止他们，直到再也无法禁止，他们才奋威一同出兵，像是迫不得已之后才听从他们。因此只交战一次就击破了强敌。如今我们的粮食已经充足，威势已经强盛，愤怒已经深厚，军队已经休息充分，防守已经坚固，士气已经锐利，这就已经周密而万全，所谓不可战胜的条件已经在我们这一方了。由此，我方粮食充足，敌人就会日益匮乏；我方势盛，敌人就会日益衰弱；我方愤怒，敌人就会日益理亏；我方安逸，敌人就会日益疲劳；我方坚固，敌人就会日益空虚；我方锐利，敌人就会日益迟钝。推究情势、比较谋略，敌人必将疲惫逃奔，然后使用奇兵、设置埋伏，整顿全军，出现在敌人不想去的地方，奔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迎面截击、两面夹攻，从头到尾横向打击。这样就是以充足对付匮乏，以强盛战胜衰弱，以正义的愤怒压倒理亏，以安逸攻击疲劳，以坚固攻破空虚，以锐利攻击迟钝；这就是在万全条件下取胜，立于不败之地，又不失去敌人败亡的机会。

译以上臣所陈述的，并没有什么奇特超人的见解，本来都是兵家的常谈，也是如今做将领的人共同知道的道理。只是如今边关将帅即使有的知道这些，却不能实行，大都把它们看作寻常话，完全不加省察；形势有了变化，就推托说无可奈何；事情怕烦琐困难，就因循苟且。因此玩忽熟视、松弛废弛，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不要忽视这些小事，臣请求命令兵部把臣的奏议仔细讨论是否可行，转告提督等官员，立即斟酌施行。不要把它看成空文，务必要求取得实际成效，希望对军务多少有所补益，臣为国家忧勤恳切到了极点。《谏迎佛疏》【王守仁稿本，尚未上呈】臣自七月以来，私下听到道路上传播的说法，认为陛下派遣使者到外国，远道迎接佛教，群臣纷纷进谏，却都被斥责而不予采纳。臣起初听说时不相信，后来知道确有其事，却独自暗自欢喜庆幸，认为这正是陛下圣明智慧开始开通、善念萌芽的表现。群臣的进谏虽然也是出于忠诚爱护的至情，却没有推究陛下这一念头产生的根源。这本来是行善的开端、成为圣人的根本，正应当顺势引导并加以扩充，追溯源流以求根本；他们却拘泥于世俗儒生尊崇正道的说法，只是一味争论、竭力阻止，陛下有所拂逆而不接受、忽视而不省察，也就难怪了。愚臣的看法却与此不同，只担心陛下喜好佛教的心意还不够深切。假如陛下喜好佛教的心果真已经真诚恳切，不只是喜欢它的名声而一定要取得它的实质，不只是喜欢它的枝末而一定要寻求它的根本，那么尧舜的圣德就可以达到，三代的盛况就可以恢复，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幸运、宗庙社稷的福分吗？臣请为陛下说明真正喜好佛教的意义。陛下聪明圣智，从前身居青宫时，声名本来已经传遍四海；即位以来，偶然遇到许多事情，没有空闲讲求五帝三王的神圣之道。虽然有时驾临经筵，儒臣进言说理，不过是每天沿袭旧例，就着经文敷衍而已，片刻之间，哪里能够立即有所启发呢？陛下听了这些话，认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那么又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所以陛下渐渐把志趣转移到骑射技能上，放纵心意观看游乐，大概也是没有地方施展自己的聪明、发挥自己的才力，偶然把精神寄托在这些事情上。陛下聪明，难道会始终满足于此，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吗？在驰逐劳累之后，在夜气清明之时，陛下本来会越来越厌倦，越来越迫切地悔悟；可是左右前后又没有人用神圣之道来劝说陛下，所以陛下便远远想到西方佛教，认为佛道能够使人清心绝欲，保全性命，超脱生死，又能够慈悲普爱，救度众生，除去他们的苦恼，使他们达到快乐。如今灾害日益兴起，盗贼日益猖獗，财力日益枯竭，天下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如果确实能够亲身得到佛教的道理来拯救他们，难道只是安息精神、保养元气、保全自身性命吗？难道只是一个人的快乐吗？还将使天下万民的困苦也因此得到苏息。因此陛下特地下达诏令，拿出财物派遣使者，不怕路途数万里遥远，不吝惜数万金的费用，不顾惜数万生灵困顿死亡，不嫌往返数年之久，远道迎接学佛的人。这大概是陛下想彻底洗除旧日习气的错误，毅然转向高明光大的事业。陛下请试着按照臣的话反过来思考。陛下的心意，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圣明智慧开始开通、善念开始萌芽，难道是臣故意说谄媚话来奉承陛下吗？陛下喜好佛教的心意如果确实真诚恳切，那么臣请陛下不要只喜好佛教的名声，而要努力取得它的实质；不要只喜好它的枝末，而要努力寻求它的根本。陛下如果真想取得实质、寻求根本，那么请不要向佛求取，而要向圣人求取；不要向外国求取，而要向中国求取。这也不是臣随便编造游说之辞来欺骗陛下，臣还请详细说明。佛，是夷狄的圣人；圣人，是中国的佛。在外国，可以用佛教来教化引导愚昧顽劣的人；在中国，自然应当用圣人的道理来参与天地化育。就像走陆路一定要用车马，渡海一定要用舟船。如今居住在中国却以佛教为师，就好像用车马渡海，即使让造父驾车、王良在右边辅驾，不但不能顺利渡过，必定还会有沉溺的祸患。车马本来是用来到达远方的工具，难道不是有利的器具吗？然而用在不适合它的地方，技能就无从施展。陛下如果认为佛教的道理虽然不能用来治理天下，或许还可以使一个人脱离自身的生死；虽然不能参与天地化育，却有时也可以教导众生中的愚顽之人。即使这两种说法成立，也不过是得到我们圣人学说的一点余绪。陛下如果不相信，臣请把两者比较论述。臣也曾私下学习佛教，最初非常尊崇信奉，自以为领悟了其中的深奥道理，后来才窥见圣人之道的广大，于是舍弃了佛教的说法。臣请暂且不说它的短处，只说它的长处。西方的佛，以释迦为最高；中国的圣人，以尧舜为最高。臣请把释迦同尧舜比较论述。世上最崇敬仰慕释迦的人，没有什么超过把脱离生死、超然独存于世看得最重要的。如今佛教的书籍详细记载始末，说释迦在世说法四十多年，享年八十二岁去世，那么他的寿命确实可以说很高了。然而舜活了一百一十岁，尧活了一百二十岁，他们的寿命同释迦相比，又更高了。佛能够慈悲施舍，不吝惜头、眼、脑髓来救助人的急难，那么他的仁爱施及万物，确实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他必须在雪山苦行，奔走于道路之间，然后才能有所救济。至于尧舜，则端坐而无为，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只因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使九族亲近，九族就和睦了；辨明百官的职事，百姓就明白了；协调和睦各邦，百姓就变得善良而和乐了。推而至于上下四方的草木鸟兽，没有一样不顺遂。其仁爱施及万物，比释迦又更为至极。佛能够用方便的方法说法，启发众多迷惑的人，戒止人饮酒，阻止人杀生，去除人的贪欲，断绝人的嗔怒；他的神通妙用，确实也可以说很大了。然而必须面对面反复教诲之后才能做到。至于尧舜，则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他们运用至诚，自然可以不说话就使人相信，不行动就使人改变，无为而使事情成功。他们的德行同天地相合，他们的光明同日月相合，他们的运行同四时的秩序相合，他们同鬼神共同掌握吉凶；其神妙教化没有固定方式，妙用也没有固定形体，比释迦又更加广大。至于诅咒、变化、幻术、炫耀怪异、捏造妖异来欺骗迷惑愚昧之人，这本来正是佛教深深排斥、极力斥责的东西，称为外道邪魔，同佛道正相反。陛下不应喜好佛教，却反而喜好同佛教相反的东西；不应求佛，却反而求取佛教所排斥斥责的东西。陛下如果因为尧舜已经去世，必定想从他们那里求取圣道，那么释迦去世也已经很久了。如果说外国学佛的人能够传承释迦之道，那么我们中国这样广大，难道反而没有能够传承尧舜之道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去寻求罢了。陛下试着在大臣中寻求，如果有人能够阐明尧舜之道，就每天同他推求讲论，那么一定会有能够阐明神圣之道、使陛下达到尧舜境界的人。

译所以臣认为，陛下喜好佛教的心意如果确实真诚恳切，那么请不要只喜好它的名声，而要努力取得它的实质；不要只喜好它的枝末，而要努力寻求它的根本。既然要取得实质、寻求根本，那么请不要向佛求取，而要向圣人求取；不要向外国求取，而要向中国求取。这果然不是臣妄自编造游说之辞来欺骗陛下。陛下如果真能以喜好佛教的心来喜好圣人，以求取释迦的诚心来求取尧舜之道，那么不必跋涉数万里，西方极乐就在眼前；不必耗费数万金钱，使数万生灵死亡，经历数年之久，一尘也不用移动，弹指之间就可以立即登上圣人境界；神通妙用，随心而至、随身而足。这也不是臣荒谬地说大话来欺骗陛下。只要考察研究这番道理，都是确凿可以验证的话。孔子说：“我想实行仁，仁就会到来。”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于仁。孟轲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难道这是欺骗我们吗？陛下请回过头来思考，又试着询问大臣、询问群臣。如果臣的话果然是虚妄荒谬的，臣甘愿接受欺骗妄言的刑戮，绝不避讳忌惮。臣近来看到陛下善心萌发，不觉欢跃庆幸，便进献了顺势引导、加以扩充的主张。只希望陛下明察，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不胜祝愿，恳切至极，专门派舍人某撰具此疏上奏，使陛下知悉。请求宽免税粮、紧急救济民困以消除灾变的奏疏【王守仁】查得正德十四年七月间，陆续接到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属庐陵等县申报旱灾的文书，开列说：本年自三月至秋七月一直不下雨，禾苗尚未抽发就全部枯死，夏税、秋粮没有办法缴纳，百姓忧愁叹息，将要流离失所，请求转达朝廷予以宽免等情由。臣随即派官吏、老人到上述地方踏勘，确实是自三月以来雨水不降，禾苗枯死；后来又遇到宁王谋反，乘机煽动叛乱，传播伪造的命令，声称优免租税。小人只顾追逐利益，纷纷想着作乱。臣于是通行告示，答应奏闻朝廷、请求优免税粮，并用臣民的大义晓谕他们：祖宗有休养生息的恩泽，宁王却有贪求无厌的恶行。由此人心稍稍安定，背叛逆贼而归顺朝廷；老弱留守，壮丁出征，结团保卫，运送粮饷，城邑没有一家不出人，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留下。即使雨水调和，江西百姓也已经荒废耕种事业而承受战争的痛苦，何况军队、旱灾同时发生，即使富裕人家也免不了饥荒，普通百姓难道不会转死沟壑、流散四方吗？假如饥寒所迫、征输所苦，人人都起来作乱，将怎么办呢？如果承蒙陛下俯察，臣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暂且把正德十四年的税粮一律优免，以救济受创残破的百姓，防止变乱的根源。还希望皇上停发冗员的俸禄，减少不急需的赏赐，停止没有名目的征收，节省用度费用，以充足军队和国家的需要，天下幸甚。事情的缘由是：臣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题请求圣旨，还没有得到明确降旨，随即蒙大驾亲自出征，京师和边地官军前后数万人接连来到，充满城塞内外。百姓在守城和战斗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放下负担，又要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供应军队杂役；各种征取逼索，使妻子儿女被卖去换取草料，百姓的骨髓也耗尽于征输之中。正在这时，鸟惊鱼散，贫民老弱流离，被丢弃在沟壑；强悍的人逃入山泽，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只有略有家业而且善良、坚持守家的，十家中不过二三家，而且也都在刀刃捶打之下颠沛呼号。郡县官吏全都奔赴省城和军队驻扎的地方，奔走听命，不能体恤百姓的隐忧。上下人心汹汹，好像驾着漏船处在风涛颠沛之中，只怕船覆人溺还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顾及其他，考虑日后的忧患，担心税赋是否免除、征科是否完成呢？那时即使臣等也都奔走道路，处在危险疑惧、仓皇不安之中，恐怕不能替百姓请求一时的性命，哪里还顾得上为长久岁月考虑，忧虑赋税是否免除、征科是否完成呢？

译征科尚未完成，哪里还有空闲再为此请求呢？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几个月，京师和边地的官军才将要有返回的期限，而户部按年度规定的征收命令已经下达，漕运交兑的文书已经催促，督促催征的使者和严厉责备的檄文又交相驰送、四处汇集了。流离的百姓听说官军将要离去，稍稍屏住气息，伸长脖子盼望，准备回去寻找旧日产业；脚还没有踏入故乡，脖子已经被追征赋税的人套住了。荒旱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又因之发生变乱；变乱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又加上战争；战争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又因供应军需而耗尽百姓，因各种征取而增加负担，因征敛急迫而逼迫他们。在这种时候，有眼睛的人不忍看，有耳朵的人不忍听，如今又要从百姓身上榨取膏血，有人心的人难道还忍心这样做吗？如今远近军民号哭匍匐，申诉呼告的声音喧腾不止，请求朝廷拿出府库钱粮赈济，久而没有得到，反而下达追征命令，众人哄然生怨，说臣等过去蠲免赋税的话是在欺骗他们，私下彼此悲伤叹息。他们说：宁王叛逆，尚且知道优免租税来收买人心；我们都是朝廷的百姓，都曾经竭尽骨髓、拼死用力来勤劳国难，如今困穷到了极点，却偏偏不能得到一点优恤，反而还要追征赋税，这将让我们凭什么保全自己呢？所以朝廷下达命令，他们反而更加不相信；安抚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愤怒；愤怒地晓谕他们，他们反而更加喧闹；刚刚萌生收复故业的希望，又计划流徙他方。计策穷尽、形势逼迫，就隐藏起来做奸邪之事，放纵起来成为盗寇。两个月以来，有关部门每天都在报告小股盗贼，没有一天空缺，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家业和衣食的资本，没有父母妻子的牵挂，又有旁边追捕呼喝的痛苦，上面还有捶打剥削的灾祸，若不是知礼义的人，谁肯闭口空腹坐等死亡呢？如今朝廷也曾下达宽恤命令，也曾有赈济的制度，但内无府库发放钱粮，外无官府储备，只是让有关部门自行筹措；筹措的人难道能够让神来运输、鬼来搬运吗？必定将从富民那里取用。如今富民也都成了贫民，削减贫民来救济贫民，就像割下心上的肉来填进嘴里，嘴还没有吃饱，身体已经先死了，而且还会有侵吞克扣的弊端和搜刮猎取的奸弊。百姓依靠它来活命的东西不能达到十分之一，坐等死亡的百姓却常常有十分之九。因此，空有宽恤的文书不如蠲免租税的实际恩惠，难以施行的赈济不如免除租税容易实行。如今不免租税，不停止征取逼索，却只说要宽恤赈济，这就像夺走人口中的食物，却说“我将医治你的饥饿”；剖开人的腹肾取肉，却说“我将拯救你的死亡”，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会不再相信了。户部以筹划国家财政为职责，以漕运转输为任务。如今催促按年度规定的赋额交纳、催促交兑，都是它职责所在。然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粮食，我们还能得到并食用它吗？恭请皇上怜念地方遭受涂炭之后的情形，百姓困苦已经到了极点，想到国家根本应当稳固，忧虑祸变可能发生，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迅速把正德十四年、十五年该省应缴的钱粮全部宽免。其中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残破尤其严重的，再加重宽免，使百姓能够逐渐恢复气息，修复生计。这不只是解除江西一省倒悬般的危急，使臣等免遭地方变乱之祸、免于诛戮，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宗庙社稷的福分。免除江西一省的粮税，不过四十万石。如今吝惜四十万石而不肯蠲免，日后祸变突然发生，即使拿出数百万石，也已经无法挽救灾难了。这其中的情势已经显现，事理十分明白。臣等对上不能筹划征收以充足国用，对下不能谋划设置办法来救济百姓，只能痛哭流涕，说一说百姓疾苦的情状。只希望陛下赶快把臣等罢免，遣归田里，早日赐准施行，以舒缓祸变。事情是由于请求宽免税粮、紧急救济民困、消弭灾变，特此具本请求圣旨。

译《浰头捷报奏疏》【王守仁】据江西按察司分巡镇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呈报：一哨统兵、负责守备南赣二府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的指挥使郏文呈称：统领安远县义民孙洪舜等人的军队，于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盗巢，十一日攻破半径等盗巢，共五处。二月二十六日在水源等地同盗贼交战，擒获、斩杀大盗首吴积祥、陈秀谦、张秀鼎等七颗首级，盗贼陈希九等一百二十六颗首级，俘获盗贼家属男女五十六人，烧毁盗巢房屋、粮仓二百五十三间，并夺获器械等物。二哨统兵赣州府知府邢珣呈称：督同同知夏克义、知县王天与、典史梁仪、老人叶秀芳等官兵，于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湖等盗巢，初九日攻破黄田坳等盗巢，共四处；二十五等日在白沙击败盗贼，擒获、斩杀大盗首黄佐、张廷和、王蛮师等，并夺获赃物、兵器、牛马等项。三哨领兵广东惠州府知府陈祥呈称：督同通判徐玑、新民庐琢等官兵，于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热水等盗巢，初九等日攻破铁石障等盗巢，在五花障等处击败盗贼。二月初二等日在和平等地同盗贼交战，擒获、斩杀大盗首陈活鹞等十一颗首级，俘获盗贼家属男女，并夺获器械、赃银、牛马等项。四哨统兵南安府知府季斆呈称：统制训导蓝铎等官兵，于正月初三日攻破石坑等盗巢，十一日攻破新田径等盗巢，又在风门坳等地交战，擒获、斩杀大盗首刘成珍等四颗首级，盗贼胡贵琢等一百三十颗首级，并夺获赃银等物。五哨统兵赣州卫指挥余恩呈称：统领新民百长王受等人的军队，于正月初七日会同推官危寿攻破上、中、下三浰的大盗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盗巢，擒获、斩杀大盗首赖振禄等九颗首级，盗贼赖贱仔等三百五十颗首级，并夺获器械、牛马等项。六哨统兵赣州卫指挥呈称：统领新民梅南春等人的军队，于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盗巢，二十七日在乌虎镇击败盗贼，擒获、斩杀大盗首谢銮、曾用奇等五颗首级，并夺获器械、牛马等项。七哨统兵赣州府推官危寿呈称：统领义官叶芳等人的军队，于正月初七日会同指挥余恩，攻破上、中、下三浰的大盗巢，初十等日攻破镇里寨等盗巢，共四处。二十七日，在中村等地再次击败贼军，擒获、斩杀大贼首池仲宁等十二名，贼众黄穏等二百一十一名，并俘获贼属男女以及缴获赃物、兵器、牛马等。八哨统兵、赣州卫千户孟俊呈报说：他统领义官陈英等人的军队，于正月初七等日会同指挥余恩，攻破上、中、下三浰的大巢穴；初十等日又攻破大门山等巢穴，共六处。擒获、斩杀大贼首谢凤、经呉、宇张、廷兴、石荣等九名，贼众张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并缴获器械、牛马、赃银等物。九哨统兵、南安县县丞舒富呈报说：他统领义民赵志标等人的军队，于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岭等巢穴，共两处；二月十四日在干村等地与贼交战，擒获、斩杀贼众刘三等一百零七名，并缴获器械等物，以上情形呈报到本道。查得，先前因地方贼情紧急，据信丰县呈报说：正徳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龙南县贼首黄秀魁纠合广东贼首池仲容等人，突然来到本县杀人放火，如今正在攻城，仍不退兵，请求发兵救援。本道议定委派经歴王祚、县丞舒富领兵剿捕，斩获贼首四颗，被贼杀死的报効义士杨习举等十人，经歴王祚也被贼掳去。随后本道亲自到该县，暂且招抚各贼，遣送他们回原来的巢穴；经歴王祚以及送出叅将失事的知县王天爵等人，都各有罪责。并将前次贼寇应当剿捕的缘由详细呈报转达，另行具奏。正徳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接到提督军门的牌文，议定说：上犹等县的贼巢既已平定，广东龙川县浰头等地的贼巢又奉有成命，应当会同进剿。大贼首池仲容等人，本院已经设计诱捕，现今军势颇为振作；如果不趁此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坐等广东军队到来，恐怕会错失战机。本院除遵奉勅谕，自行酌量调遣官军，设法剿捕，部署军队，分布各哨各路，并行文仰请守备指挥及知府等官郏文、陈祥等统领军队，各自接受进止方略之外，特此备文仰告本职：前往军前记录、核验功劳等级，并催促各哨官兵赶紧依期进剿；仍移文廵按衙门前来核实办理。功劳核验清楚后，生擒的贼犯解送提督军门，斩首后悬首示众。贼属男女变卖所得的银两、器械、赃物和兵器，赃银全都储存在库中。叅照：浰头大贼首池仲容、池仲宁、池仲安、高允贤、李全等人盘踞一方，已有多年，擅自称王，伪设官职。广东翁源、龙川、始兴，江西龙南、信丰、安逺、会昌等县屡次遭到攻打城池、杀害官军、焚烧村寨、掳掠杀害男女之害，一年之中没有一天安宁。曾经有狼兵夹攻，几次都让他们漏网逃脱；这些人是群贼中奸诈凶恶的首领，也是三省盗贼的根源。如今幸而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池仲容束手就擒，池仲宁、池仲安等同时被斩首，各巢穴的贼众也几乎全部被擒获或斩杀。这全是仰仗朝廷德威远播、朝廷谋划周密无遗。提督军门赏罚信实，号令严明；军队出动遵守纪律，谋划机密慎重；亲自身先士卒，不逃避艰险；洞察敌情，安抚与剿捕都很有方法。因此，数十年来的巨大盗患一旦平定，连接四省的百姓也将永远得到安定。谨呈请依照详情转达。臣接到呈文后查得，先前因地方贼情紧急，后来臣看出南赣盗贼中，南安的横水、桶冈各巢连接湖彬；

译赣州的浰头、岑冈各巢则与闽、广交界相连。与湖彬交界的地方，贼众虽多但势力分散，依仗山溪险要作为屏障；与闽、广交界的地方，贼人狡猾而势力集中，结党互相援助。臣等遵奉勅谕并查照兵部咨文所示方略，起初议定先攻横水，再攻桶冈，最后才与广东会合出兵，慢慢谋取浰头。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地方，最后处理木节。自正徳十二年九月起，臣等议定进兵横水；但担心浰头的贼人趁虚出动骚扰，便想办法离间其党，臣亲自撰写告谕，详细说明祸福利害，派报効生员黄表、义民周祥等人前往劝谕各贼。又都赏给他们银两、布匹，一时间贼党也多受到感动。各寨酋长黄金巢、刘逊、刘粗眉、温仲秀等于是都愿意跟随黄表等人出来投降。只有大贼首池仲容，即池大鬓，愤怒地对众贼说：‘我们做贼已经不是一年了，官府来招安也不止一次，这又有什么可凭信的？等黄金巢等人到官府后，如果果真没有别的情况，我们再派人出去投降也还不晚。’当时臣等兵力还不能分派，打算暂且羁縻他们，使他们不要出来作乱，所以也没有再与他争辩。黄金巢等人到来后，臣便赦免他们的罪过，推诚相待、厚加抚慰，他们都愿意出力杀贼立功。于是登记他们的部众五百多人，全部编为军队，叫他们跟随进剿横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经攻破横水。池仲容等人听说后开始害怕，料想臣等一定会按次序继续进兵。于是召集池仲宁、高飞甲等酋豪，谋划让他的弟弟池仲安率领二百多名老弱部众前来投降，请求随众立功，实际上想拖延官军，乘机窥探虚实并在内部接应。臣预先知道他的阴谋，假装答应。等臣进攻桶冈时，让他带领部众在上新地截断道路，以拉远他们的退路；内部严密设置警戒防御，以防他们乘隙作乱；外部则显出宽容的样子，以安定他们的心。暗中派人分头召集邻近各县那些被贼害过的人，让他们都到军门商议。十天之内，来了几十人。臣询问攻剿的策略，他们都说这伙贼狡猾凶悍，非同一般盗贼，他们出外抢劫掠夺都有深谋，人不能测知；自知罪恶极大，国法难容，所以防御抗拒的办法也极其险诈。此前两次夹攻，都是二三万狼兵，竟然也不能大获全胜；后来虽败退逃走，但双方杀伤人数也大致相当。近年以来，他们的奸谋越来越老练，凶恶气焰越来越盛，官府无可奈何，常常用调集狼兵来恐吓他们；他们总是轻蔑地说：‘狼兵容易对付，即使调来其他军队也要半年；我躲避他们，只需一个月。’他们的意思是狼兵来得不快，驻留也不能长久，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如今他们已经擅自称号、设置官职，奸计逆谋更非过去可比；要除掉他们，如果不大规模调集狼兵，恐怕很难成功。臣认为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势，应当根据敌情变化来制胜。如今各贼习惯于旧有常规，又认为一定要等狼兵到来才敢进攻；这正是可以不依靠狼兵而攻破他们的原因。于是秘密制定方略，让这几十人各自回去召集部众，等我军确定日期后便占据险要拦截贼军。十一月，贼人听说臣等又攻破桶冈，更加害怕，开始准备作战和防守。臣派人到贼营，赏给各酋长牛肉和酒，以察看他们的变化。贼人估计隐瞒不住，便谎称龙川新民卢珂、郑志高等人将要袭击他们，因此才暗中防备，并不是防备官军。臣也假装相信他们的话，因而又假装恼怒卢珂、郑志高等人擅自带兵仇杀，移檄龙川查明事实，并催促各贼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准备回军从浰头取道前往讨伐他们。贼人听说后，以为臣等确实有回师的打算，又害怕官军借道来讨伐他们，因此既高兴又害怕，便派人前来致谢，并请求不要劳烦官兵，他们将竭力自行防御。卢珂、郑志高、陈英都是龙川原有的招抚新民，拥有三千多人；远近的人都被池仲容胁迫，只有这三人独自与他抗争，所以贼人非常仇恨、忌惮他们。十二月十五日，臣的军队返回南康，卢珂、郑志高等人分别前来报告变故，说池仲容擅自称号、设置官职，如今已经点集军队，召集远近各巢贼首，授予总兵、都督等伪官，准备等候三省军队夹攻他们。军队一到，便同时发动叛乱；并把池仲容等人伪授给卢珂等的官爵、金龙覇王印信和文书一纸，粘在状纸上前来告发。臣先已侦知此事，等卢珂等人到来，便假装发怒，说：‘你们擅自带兵仇杀投降招抚之人，罪当处死；如今又捏造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乘机诬陷别人。况且池仲容等人正派他的弟弟带兵报效，诚心归顺，怎么会有这种事？’于是把卢珂等人捆绑起来，准备斩杀。当时池仲安的部属正在营中，看见卢珂等人前来告发，大为惊恐。到这时，他们却都高兴地罗拜，欢呼着争相诉说卢珂等人的罪恶。臣于是也假装命人写下文状，说要把他们的党羽、亲属全部拘捕斩杀。随后便把卢珂捆绑起来，同时派人秘密告诉他臣假装发怒的用意，想借此诱使池仲容等贼前来；又让卢珂等人先派人回去召集部众，等他们回来后再行动。臣又派生员黄表、听选官雷济前去劝说池仲容，让他不要疑虑；暗中收买他的亲信，秘密劝说他们，让他们自行前来申诉。二十日，臣的军队已经返回赣州，便奏乐大宴将士，并向城中下令：如今南安的贼巢都已扫荡，浰头新民也都诚心归化，地方从此可以无忧；百姓长久劳苦，也应暂且休息娱乐。于是遣散军队，让各人回乡务农，表示不再用兵；同时让池仲安也率领部众回去帮助他的兄长防守，并说：‘卢珂等人虽然已经被拘押在这里，但恐怕他们的党羽会怀恨，或许会趁你们不备发动袭击。’池仲安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众贼，贼众都很高兴，于是放松了戒备。臣又派指挥余恩带着文书前去赏赐池仲容等人，命令他们不要撤除防备，以防卢珂等人的党羽。贼众更加高兴。黄表、雷济又借机劝池仲容说：‘如今官府安抚、招徕你们，待你们十分厚重，怎么能不亲自前往道谢？何况卢珂等人日夜哭诉你们谋反，请求官府试着拘捕你们；如果拘捕而你们不来，就正好可以证明他们所说谋反属实。’

译‘如今如果不等官府拘捕便主动前往，当面申诉卢珂等人的罪恶，官府一定更加相信你们没有别的图谋，也一定会认为卢珂等人是在诈称罪状、想借机杀人。’先前收买的亲信又竭力赞同黄表、雷济的话。池仲容认为有理，便对众人说：‘如果想伸展自己，必须先委屈自己；赣州的伎俩，也必须亲自去看破。’于是议定，率领部下四十多人亲自前往赣州。臣派人探知池仲容已经上路，便秘密先行通知所属各县，命令调集军队、分布哨道，等候报告后出发。又派千户孟俊先到龙川，督促召集卢珂、郑志高等人的军队。但由于道路经过浰头贼巢，恐怕惊动各贼，于是另外带着一面牌文，以拘捕卢珂等党羽为名。各贼听说孟俊前往，果然拦路迎接，询问缘故。孟俊拿出牌文给他们看，他们便都罗拜在地，争相引路护送他出境。孟俊先到龙川后才发布牌文，部署、统领卢珂等人的军队。众贼听到后，都以为官府是要拘捕卢珂等人的亲属，便不再在意。闰十二月二十三日，池仲容等人到了赣州，看见各营官兵都已经散归，街市上又多张灯、演戏作乐，便相信官府不再用兵。于是暗中贿赂狱卒，私下前往窥看卢珂等人，果然见他们被戴着刑具关在深牢里，大为高兴，派人回去告诉部属说：‘现在我们的事情才算万全了。’ 臣于是连夜释放卢珂、郑志高等人，让他们骑马赶回去发动军队；同时命所属官员轮流设置羊酒，每天犒劳池仲容等人，以拖延他们返回。正月初三日，估计卢珂等人已经到家，所属各县所调集的军队也应当已经大批聚集，臣便在庭院中设宴犒劳，预先埋伏甲士，引池仲容进入，将他的党羽全部擒获。拿出卢珂等人告发的状纸审讯，他们都认罪服法，于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当夜又派人催促所属各县发兵，约定初七日同时攻入贼巢。当时，知府陈祥的军队从龙川县和平都进入，指挥姚玺的军队从龙川县乌虎镇进入，千户孟俊的军队从龙川县平地水进入，指挥余恩的军队从龙南县高沙保进入，推官危寿的军队从龙南县南平进入，知府邢珣的军队从龙南县太平保进入，守备指挥郏文的军队从龙南县冷水径进入，知府季斆的军队从信丰县黄田冈进入，县丞舒富的军队从信丰县乌径进入；臣亲自率领帐下官兵从龙南县冷水径直捣下浰大巢，同时命各哨分路并进，会师于三浰。此前贼徒得到池仲容的消息，说赣州军队已经撤回，大家都放松了戒备，分散驻在各个巢穴。到了这时，突然听到官军从四路同时进攻，都惊恐失措，只得分头出兵抵御，又把一千多精锐据险设伏，合势在龙子岭迎战。我军集中成三路，形成犄角之势向前推进。指挥余恩所领百长王受的军队首先与贼相遇，激战很久，贼军败退，王受等人奋勇追击一里多。贼军伏兵四起，猛烈反击；王受和推官危寿所领义官叶芳的军队擂鼓呐喊向前，再次奋力攻击。贼军伏兵从后方出现，千户孟俊的军队从旁边绕到山冈背后，横冲贼军伏兵，与王受合兵。于是贼军大败溃逃，喊声震动山谷。我军乘胜追击，终于攻克上浰、中浰、下浰。各哨官兵远远听说三浰大巢已经攻破，都奋勇齐进，各处贼军全部溃逃。知府陈祥的军队攻破热水巢、五花障巢；指挥姚玺的军队攻破淡方巢、石门山巢、上陵巢、下陵巢；知府邢珣的军队攻破芳竹湖巢、白沙巢；守备指挥郏文的军队攻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的军队攻破右坑巢、三坑巢。当天擒获、斩杀贼首和随从贼人，俘获贼属男女、牛马、器械和兵器很多；其余坠崖、填谷而死的人数不胜数。当夜贼人又奔逃聚集到尚未攻破的巢穴，第二天早晨便命各哨官兵侦察贼人去向，分路急攻。初九日，知府陈祥的军队攻破铁石障巢、羊角山巢，缴获贼首金龙霸王的印信、旗帜和袍服；知府邢珣的军队攻破黄田坳巢；指挥姚玺的军队攻破岑冈巢；指挥余恩的军队攻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户孟俊的军队攻破大门山巢；推官危寿的军队攻破镇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的军队攻破中村巢；守备郏文的军队攻破半径巢、都坑巢、尺八岭巢；知府季斆的军队攻破新田径巢、古地巢；指挥余恩的军队攻破空背巢；县丞舒富的军队攻破旗岭巢、顿冈巢。十三日，千户孟俊的军队攻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蓝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寿的军队攻破风盘巢、茶山巢。连续多日，各军擒获、斩杀贼首和随从贼人，并俘获贼属男女、牛马、器械和兵器很多。然而各巢逃散的贼人中，精悍者还有八百多人，又聚集到九连大山，扼守险要自我固守。臣看九连山地势极高，横向绵延数百里，四面都是陡峭断绝之处。我军既不能从正面进入山内，而东面连接龙门山后各处贼巢，数量有一百多处；如果我军进逼，贼人必定逃入其中，诱使各巢相互连接、同时起事，势力将更加难以控制。然而那里既没有军队截断道路，如果想从邻县一带暗中出兵截断他们的后路，必须半个月才能到达，缓慢得来不及办成事情。只有贼军驻守的崖壁下面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但贼人已经占据险要，从上面滚下石块、木头，我军一百人中也难有一个活着。于是选取七百多名精锐，都穿上缴获的贼衣，假装败退，在傍晚时分直冲贼人据守的崖下涧道而过。贼人以为是各巢败散的同伙，都从崖下招呼他们；我军也假装呼应，贼人疑虑而不敢攻击。等通过险道后，便扼守截断他们的后路。第二天贼人才知道是我军，于是合势冲击敌军。我军已经占据险要，从上、下两面攻击，贼人不能支撑，便退败。臣料定他们必然溃败，预先命各哨官兵在四路设伏等待。贼人果然分队潜逃。二十五日，知府陈祥的军队在五花障击败贼军；知府邢珣的军队在白沙击败贼军；指挥余恩的军队在银坑水击败贼军。二十七日，指挥姚玺的军队在乌虎镇击败贼军；推官危寿的军队在中村击败贼军；知府季斆的军队在北山击败贼军，又在风门奥交战。其余逃散的残余贼党还有三百多人，分头逃往上坪、下坪、黄田坳等地。各哨官兵又追踪会合追击。二月初二日，知府陈祥的军队又在平和与贼交战；初五日，又在上平、下平交战。

译初八日，推官危寿、指挥余恩的军队又在黄坳与贼交战。十二日，知府陈祥的军队又在铁障山与贼交战。十四日，县丞舒富的军队又在干村交战，又在梨树交战。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斆的军队又在芳竹湖与贼交战。二十三日，县丞舒富的军队又在北顺交战，又在和洞交战。二十六日，守备郏文的军队又在水源、长吉、天堂寨连续交战，多日擒获、斩杀贼首和随从贼人，斩获贼级很多。三月初三日，根据乡间向导等人从四路侦察探查的情况，都认为各巢中积恶凶狡的贼人已经被擒斩得差不多了，只有余党张仲全等二百多人，其中多是老弱，以及远近村寨中一时被贼驱使胁迫、跟随作恶而不久的人。如今他们势穷计尽，聚集在九连谷口，呼号痛哭，诚心投降请求招安。臣派报効生员黄表前往查验虚实，果然如侦察所说，于是带领甲首张仲全等数人前来投见，诉说他们被胁迫、实属不得已的情形。臣酌情加以责罚处治，随即派知府邢珣前去抚慰他们，登记人数，于是把他们安置在白沙。初七日，据知府邢珣等呈报说，我军自去年二月起从征闽地盗贼，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没有得到片刻休息。如今幸好各巢贼人已经扫荡，余党不多，又承蒙抚顺招安。况且现在阴雨连绵，很多人染病，加上农事已经开始，百姓都想耕作，应当抚慰顺从他们的心愿，遣返军队休息；义官叶芳等以及各村乡居民，也呈报了上述情况。臣于是亲自巡行查看地形险易，督同副使杨璋、知府陈祥等筹办设置县治和关隘，以求长久安定之策，留下军队防守后回去。大致从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后两个月，共捣毁贼巢三十八处，擒获、斩杀大贼首二十九名，次等贼首三十八名，随从贼人二千零六名；俘获贼属男女八百九十名，缴获牛马一百二十二只匹，器械、赃物和兵器二千八百七十件，缴获赃银七十两六钱六分；总计擒获、斩杀、俘获、缴获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颗、口、只、匹、件、把，均已命兵备等官审验记录，并移交纪功御史核实办理，现将原委具文呈报。如今根据上述情况，臣等会同江西廵按御史屠侨、广东廵按御史毛凤叅照认为：大贼首池仲容等荼毒百姓，骚扰三省，暗中图谋叛乱，积年累月，擅自设官称号，罪恶滔天，比上犹各贼更加桀骜难制。上犹各贼虽然有擅自窃取名号、图谋叛乱的名声，但只以抢劫、焚烧为嗜好；至于浰头各贼，虽然也以抢掠绑架为生，实际上却怀有僭越称号、割据一方的志向，所以招引四方无业之徒，藏匿远近妖邪之人，日夜谋划，逐渐形成奸计。加上贼首池仲容、池仲安等人都能奋力搏击猛虎，敏捷胜过飞猱，凶恶的名声早已传遍四方，四方贼党向来都服从他们，因此凭恃险固、顽抗到底，屡次征剿反而更加猖獗。此前明知对他们无可奈何，也只是苟且招安，侥幸求得无事；实际上既不能挽救百姓遭受荼毒的惨状，反而助长了奸贼的谋划。如今臣等率领未经训练的军队，使用匮乏的军费，不到两个月便攻破这群奸雄，使其无法继续作乱，除去三省数十年的祸患，这如果不是朝廷的威德和朝廷的谋划，又怎么能够做到？臣等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成于责任专一，败于职守分散、彼此牵制。就这次事情来说，此前曾经两次夹攻，多次计划剿捕；论军队，过去的军队强而现在的弱，过去有数万人而现在只有数千人；论时间，过去用了一年而现在只用了两个月；论费用，过去是现在的两倍，而现在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论办事人员，过去多是有谋略、经验丰富的人，而现在却像臣这样迂腐疏略、才力浅薄的人。然而比较功劳成绩，反而超过了过去，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朝廷之上能够明察万里，洞悉以往的弊病，处置得当。既授予臣赏罚之权，又改授臣提督的职责；既忌讳远方军队受到遥远的牵制，又加重各省专任征剿的责任；又考虑到事情可能受到牵制和因循，便压制守臣请求干预的做法。授予他们方略，却不以成规拘束；责令他们建成功业，却不限定时间。因此诏旨一颁布，贼人先已胆破气夺；咨文一发布，众人都踊跃争先。献策的人知道没有受到阻挠的忧虑，便努力完成功业；希望受赏的人知道没有功劳被侵削的弊端，便拼死尽力。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预先取得胜利的谋算，在酒席之间取得折冲御侮的功劳，实在是用兵的要道、处置事务的良法。事情若都能如此，天下的治理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臣等偶然承蒙任用，哪里值得庆幸自己滥竽充数而竟能成功！谨在献上捷报之余，拜首叩首表示祝贺。伏愿皇上推究成功的根由，查明发动指挥的缘由，以免滥行赏赐，并表彰最初谋划的人。又考察兵备副使杨璋监军给饷、记录功劳、督促作战，备尝辛劳，应当加以显著升擢。守备指挥郏文，知府陈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寿，指挥余恩、姚玺以及千户孟俊、县丞舒富等人，都亲自上阵，多次建立战功，都应当奖赏升擢，以表示激励，作为后来者的劝勉。臣本来平庸无能，错误地承担重任，偶然遇到有利的时机，幸免于覆餗之诛。然而功劳并非出自我的才能，所受福分已经超过本分，谨此奏报，等待圣旨。

译【山泉子说：我观察浰头的贼人，他们桀骜狡猾，真像狼兔一样，是最难剿杀的。如今读这篇奏疏的始末，发现其中出奇制胜的地方有十一项：利用他们党羽相互盘结、担心他们趁虚出动骚扰，先用祸福劝谕，又派黄表、周祥重金收买贼党，剪除他们的羽翼，这是第一项。池仲安率领老弱来投降，想借此窥探虚实、实施内应之计，于是表面答应他，仍然在路上截断道路，拖延他的归途，这是第二项。表面上恼怒卢珂，宣称他擅自带兵仇杀的罪行；表面上接受池仲容投降，暗中却隐藏杀机，这是第三项。下诏劝谕军民，让长期劳苦的人休息，表示不再用兵，这是第四项。又反过来命池仲容防备卢珂，颠倒反复，曲折地施行反间，这是第五项。命黄表、雷济劝池仲容前来道谢，暗中告知各县各路调兵分哨，等候报告后出发，这是第六项。等池仲容到来，又张灯演戏，表示不用兵，使他深信没有防备，这是第七项。命狱卒把卢珂戴上刑具关在牢中，又让池仲容到狱中窥看，使他相信我们确实厌恶卢珂，从而不再疑虑，这是第八项。由此，军队从和平都进入的，从乌虎镇进入的，从平地水进入的，直到从龙田冈进入的，共有八路，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又从旁边绕出山冈背后，横冲贼阵，这是第九项。】【派千户孟俊到龙川，召集卢珂、郑志等人的军队，作为夹攻的计策；因为道路经过浰巢，担心惊动各贼，于是又带着一面牌文，以捉拿卢珂党羽为名，把牌文给贼人看，使他们罗拜欢呼，这是第十项。等贼人聚集到九连大山、扼守险要自固时，从上面向下攻击；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我军一步也无法前进，于是派七百名精兵穿上缴获的贼衣，混入贼巢，使贼人以为是各巢逃散的同伙，假装与他们呼应交好，趁机截断他们的后路，我军又从上、下两面攻击贼人，使他们像锅中之鱼一样受到包围，这是第十一项。到了最后，贼寇聚集的势头如雷如电，我军攻破他们就像摧折枯木、拉断朽木一样容易；在含蓄中蕴含着发扬之气，足以壮大国威，这也是文章善于描写变化之处。】《擒获宸濠捷音疏》【王守仁】

译查得，先前因宁王图谋危害宗庙社稷，起兵作乱，我已经具奏请求发兵征剿；后来看到宁王的暴虐气焰日益嚣张，臣凭借一百多名疲弱士卒，不敢轻率突然进攻，于是退守吉安，姑且采取牵制的谋略。当时远近军民都被宁王积累的威势所胁迫，道路上人们只用眼色示意，谁也不敢出声。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人，调集军民、兵快，招募四方报効义勇之士，并奏请留任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分担职务办理军务；一面约集该府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侨、监察御史张鳌山、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叅谋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叅政黄绣、知府刘昭等人，共同激发忠义之心，向远近发布檄文，宣扬朝廷深厚的仁德，揭露宁王的罪恶。于是豪杰纷纷响应，人们才开始想着奋发作战。当时宁王声称要先夺取南京，臣担心南京尚未设防，恐怕被他袭击，于是先在丰城布置疑兵，显示出要进攻丰城的态势，所以宁王先派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己留在省城防御臣军。到七月初二日，宁王探知臣等军队尚未集结，便留下万余军队守卫江西省城，自己率兵向京城进发。臣昼夜催促军队，约定本月十五日在临江的樟树会合，同时亲自督率知府伍文定等人的军队直下。于是知府戴徳儒、徐连、邢珣，通判胡尧元、童珂、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天与、王冕，各自率领军队前来会合。十八日到达丰城，分派哨道，命知府伍文定等人进攻广润等七门。这天得到侦探报告，宁王在新旧坟厂埋伏一千多名军队，准备援助省城；臣于是派奉新知县刘守绪等人从小路连夜袭击并攻破伏兵，以震动城中。十九日从沛汊出发，向各军郑重宣誓，重申、宣扬朝廷威势，再次揭露宁王的罪恶，众人无不咬牙切齿、痛心激愤，争相奋勇。傍晚一齐出发。二十日黎明，各军到达指定地点。此前城中防备十分严密，滚木、灰瓶、火炮、器械无不齐备。臣派出的军队已经攻破新旧坟厂，溃败的士卒都逃回城中报告，城中人已经惊恐。到这时又听见我军从四面突然聚集，更加震惊丧气。我军乘其动摇，呼喊呐喊一齐进攻，架梯、系绳登城。城中军队纷纷倒戈退逃，于是城池被攻破，擒获守卫城池的宜春王拱樤及伪太监万鋭等一千多人。宁王宫中的眷属听到变故，放火自焚，火势蔓延到居民房屋。臣当即命令各官分路救火，释放被胁从的人，封闭府库，谨慎守卫关隘，以安抚军民。除将擒获、斩杀的功劳等级发交御史谢源、伍希儒暂行审验记录外，又分兵四路追踪宁王的去向，见机擒捕剿杀。关于本月二十二日已经具题的事情，今日又据侦报以及十多名从安庆逃回、曾被俘的船户报告说：宁王十六日攻打围困安庆，没有攻下，亲自督促士卒运土填沟，决心一定攻克。当天有守城万门官派人来报告：赣州王都堂已经率兵到达丰城。城中军民震惊恐惧，请求赶快分兵回援。宁王听说后非常害怕，立即想要回船；但太师李士实等人劝阻说，必须直奔南京，一旦登上大宝，江西自然会归服。宁王不听，第二天便解除对安庆的包围，把军队移到院子江停泊，商议先派两万军队回援江西。宁王自己也从后面督率军队跟来。此前臣等驻兵丰城，众人商议安庆被围，应当带兵直奔安庆。臣认为九江、南康都已经被贼占据，而南昌城中有数万军队，其中精锐也有一万多人，粮食物资充足。我军如果抵达安庆，贼军一定回师拼死作战；安庆的军队只能自守，必定不能在湖中援助我军。南昌的军队会截断我们的粮道，九江、南康的贼军又会合势骚扰追击，四方援军也无法指望，事情就难以图谋了。如今我军突然集中，先声所到，城中必定已经震慑；趁势合力急攻，城池一定可以攻下。南昌贼军一旦被攻破，先已胆破气夺，失去根本，势必回去救援。这样一来，安庆的包围自然解除，宁王也可以坐等擒获了。到这时得到的报告，果然如臣所料。臣督同领兵知府、会集监军以及倡义各乡官等人，商议抵御宁王的策略。众人多认为宁王军势强盛，气焰所到之处，就像燎烧毛发一样迅速；如今四方援军还没有一个到达，他凭借愤怒，集合全部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势必不能支撑。而且应当收拢军队进入城中，坚守营垒等待四邻援军，然后慢慢决定进退。臣认为宁王兵力虽然强，军锋虽然锐利，但他所到之处只是依靠焚烧、抢掠、屠杀的惨状来威胁劫持远近百姓，从来没有遇到过强大敌手与他交锋。他用来鼓动蛊惑部下的，完全是以进取封爵的利益为说辞。如今出兵还不到一月便退兵回去，士气已经离散沮丧；我们如果先派精锐，乘他们疲惫回归之时迎头截击，使他们的锋芒一挫，将士们便会不战自溃。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敌人的气势，攻击有瑕疵之处，坚固的地方也会变成有瑕疵之处。当天，抚州府知府陈槐的军队也到达，于是派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徳儒共同率领五百名精兵，分路同时出击，攻其不备；又派都指挥余恩率四百名军队在湖上往来，以诱使贼军到来。知府陈槐、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人，各自率领一百多名士兵，从四面布置疑兵，设下伏兵，等伍文定等人的军队与贼交战后，便从四面同时合击。部署已经确定后，臣便大力赈济城中军民，担心宗室郡王、将军中有人作为内应引发变乱，亲自加以慰问劝谕，使他们安心。又发布告示：凡是被胁从的人一概不问罪；即使曾经接受贼人官爵，能够逃回归顺的，也免除死罪；斩杀贼徒后归降的，给予赏赐；让城内外居民和向导等人从四路传播，以瓦解贼党。二十三日，又得到侦报，宁王的先锋已经到达樵舍，风帆遮蔽江面，前后绵延几十里，无法计算数量。臣于是分别督率各军乘夜赶进，命伍文定以正兵迎击正面，余恩军随后接应，邢珣率兵绕到贼军背后，徐琏、戴徳儒张开两翼以分散贼军势力。二十四日早晨，贼军擂鼓呐喊，乘风前进，逼近黄家渡，气势十分骄横。

译伍文定、余恩的军队假装败退来诱使贼军深入，贼人争相前进、贪图取利，前后军队彼此脱节。邢珣的军队从后面横向冲击，直贯贼军阵中，贼军败逃。伍文定、余恩督兵追击，徐琏、戴徳儒合势夹攻，四面伏兵也呐喊着一齐杀出，贼人不知所措，于是大败溃逃。追击十多里，擒获、斩杀二千多名，落水而死的有数万人。贼军气势大为沮丧，率兵退守八字脑，贼众逐渐逃散。宁王震惊恐惧，于是亲自激励将士，赏给首先冲锋的人每人千金，受伤的人每人百两，并派人把九江、南康守城的军队全部调出，以增援军势。当天，建昌知府曾玙也率兵到达。臣认为九江不攻破，湖上的军队终究不敢越过九江来援助我军；南康不恢复，我军也不能越过南康追击贼军。于是派知府陈槐率四百人，联合饶州知府林城的军队，乘隙进攻九江；派知府曾玙率四百人，联合广信知府周朝佐的军队，乘隙进攻南康。二十五日，贼军又集中兵力、气势旺盛地挑战。当时风势不利，我军稍稍退却，死了几十人，臣急忙率人斩取首先退却者的首级。知府伍文定等人站在火铳、火炮之间，火焰烧着了胡须，也不敢退却，奋力督促各军拼死向前。炮火打到宁王的船上，宁王退逃，于是大败；擒获、斩杀二千多人，溺水而死的多得无法计算。贼军又退守樵舍，把船连接成方阵，拿出全部金银赏赐士卒。我于是连夜督促伍文定等制造火攻器具。邢珣攻击其左翼，徐琏、戴徳儒进攻其右翼，余恩等各官分别率兵从四面埋伏，约定火起后合击。二十六日，宁王正在召见群臣，拘集所擒获的三司各官，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拼死效力、坐看成败，准备押出去斩首。争论尚未决定，我军已经从四面奋力合击。火烧到了宁王的副船，众人于是四散奔逃。宁王与妃嫔哭泣诀别，妃嫔和宫人都投水而死。我军于是擒获宁王以及他的世子、郡王、将军、仪宾，还有伪太师、国师、元帅、叅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卢璜、丁瞶、王春、呉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勲、何镗、王信、呉国戚、大信等数百多人。被擒获的胁从官员有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潘鹏、叅政程杲、布政梁辰、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昂等。擒获、斩杀贼党三千多人，落水而死的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丢弃的衣甲、器械、财物和漂浮的尸体堆积横陈，仿佛连成了一片沙洲。于是余贼的数百艘船四散逃溃，我又派各官分路追击剿灭，不让他们逃入别的境内造成祸患。二十七日，在樵舍追上他们，大败贼军；又在呉城击破他们，擒获、斩杀一千多人，落水而死的几乎全部死亡。二十八日，收到知府陈槐等人的报告，他们也分别在沿湖各处与贼军交战，各自擒获、斩杀一千多人。我等擒获宁王入城后，城内外聚集观看的军民有几万人，欢呼声震动天地，无不抬头举手加额，真像解除了倒悬之苦、从水火中被救出来一样。除将宁王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伪授太师、国师、元帅、都督、都指挥等官分别监禁，等待押解外，被擒获的胁从官员和各宗室另行议奏；至于擒获、斩杀、俘获的功劳，共一万一千多项，已派御史谢源、伍希儒暂时审验记录，另行造册传报。此外，查得臣按节次应当钦奉敕谕：凡有盗贼发生，立即严厉督促各该兵备、守备、守巡以及各军卫、有司设法调兵剿杀。统领兵丁、快手等人的官员，不论文职武职，如果在军前违期、逗留或退缩，都听凭依军法处置。生擒盗贼，审问明白后，也听凭就地斩首示众。斩获的贼级，命令各该兵备、守巡、守备官及时记录、查验清楚，具报江西按察使造册缴报，按照事例升迁、赏赐，以资激励。钦此。又奉兵部题称：今后只要草寇发生、事情紧急，主管官司立即依法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当会合捕剿的，也立即调发兵力策应等因。按节次奉到钦依，已备文咨送前来。又按节次奉敕：如果江西其他府报告有贼情紧急，文书送到之日，你也要及时派兵策应，不得违误。钦此。以上均已经恭敬遵行。臣私下考察，宁王淫乱奸暴，腥秽之名远近皆知，杀害善良，残害百姓；数说他的罪恶，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谋划不轨已经超过十二年，积累的威势所造成的压迫，远远波及四方。士大夫即使在千里之外，也都闭眼摇手，不敢议论是非。小民即使身处偏僻之地，也只能忍声含恨，不敢申诉冤屈。他又招纳叛逃亡命之徒，诱引剧贼首领，如呉十三、凌十一之类，牵引数千多人；招募四方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够拔树排关的人，也有一万多人。又派他的党羽王春等人分别携带数万金银，暗中在沧州、淮扬、山东、河南之间招致奸徒，也各有数千人。等到起事那天，跟随他的护卫、姻亲，连同党羽和私交，驱使胁迫商旅军民；又分别派他的官属亲信，让他们各自招募士兵随行，多的数千人，少的数百人，帆樯遮蔽江面，号称有十八万人。跟随他向东而下的，实际也不少于八九万人。并且伪称有密旨，以此胁制远近；伪造檄文诏谕，扰乱人心。所以他起兵倡乱一个多月，四方震恐畏避，都认为他的大事已经成功，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正义同他抗争。参与其事而抱守节义的人，只能据守坚城；忠愤之士，也只是聚集军队等待时机。并不是天下缺少智谋忠义，而是他的气焰造成了这种局面。臣以孱弱多病的身体，才智不及平庸之人，见识又常常失于迂拙。在这场大变中，竟敢冒险承担并非自己职分的责任，带着旅途中聚集的一百多人，在颠沛危疑之中起事；不到一月，便能够收复坚城，擒获元凶，以一万多乌合之众击破强敌。十万人的众多力量，固然是上天暗中扶助、宗庙社稷默默保佑、陛下威灵所致，也是朝廷谋划的大臣们在祸患将要萌发时便消弭它，尚未发动时便预先制伏它的结果。

译朝廷改任臣为提督，使臣能够扼守上游，凛然具有山中虎豹般的威势；申明法律条例，使人人都能自行作战，协调一致，形成如臂使指的形势。又敕令臣及时策应，不受地域限制，暗中形成常山首尾相应的态势。因此臣能够不等诏旨下达，便调集数郡的军队；数郡的百姓也不等诏旨督促，便自行奔赴国家的危难。长驱越过境界，直捣敌巢，穷追不舍，不因越职而顾虑。这就是在无形之中埋伏极其危险的力量，在常规制度之外藏有不可测的谋略。人们只看见嬖奚捕获很多，却不知道正是王良善于驾驭，因而能够控制局面。那么今天的行动，朝廷诸臣预先谋划、早作安排的功劳，又有谁能超过他们呢？又查得御史谢源、伍希儒负责监军督哨，谋划最多，激励勇气、宣扬威势，劳苦备尝。领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徳儒、陈槐、曾玙、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挥佥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楫、李美、王冕、王轼、刘源清、刘守绪、傅南乔；随哨通判杨昉、陈旦；指挥麻玺、高睿、孟俊；知县张淮、应恩、王庭、顾泌、万士贤、马津等，虽然所效的功绩和贡献各有等级，但都首先跟从义军，争相奔赴国难，协同谋划、合力作战，共同取得全部功劳。其中如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徳儒等，冒险冲锋，功劳尤其大。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郎中曾直、评事罗伦、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叅政王绣、知府刘昭等，仗义兴兵，协助张扬威武，筹划谋议，从旁辅佐以挫败敌人。以上各官的功劳，即使是在通常的征讨剿捕中，也已经十分难得，何况当时四方震恐动摇，知道勇敢的人都不敢迎击其锋，而各官激发忠愤，舍身报国，竟能做到这样。伏望皇上在朝廷论功、赏赐之外，普遍加以爵禄赏赐，表彰提拔，以劝勉天下忠义之士，激励将来怯懦之人。仍请下诏晓谕天下，使人知道像宁王这样的奸雄，其不轨谋划已经十多年，而一经发动不过数月便被擒获消灭，由此可以看出天命有所归，神器不可觊觎，从而安定天下人的心志。尤其希望皇上停止巡幸，确立国家根本，端坐安静而振作精神，以承受宗庙社稷的宏大福祉，断绝奸雄的觊觎，那么天下就大幸了。【山泉子说：我读擒获宸濠的捷报奏疏，其中出奇制胜的地方有十一条。先攻打南昌来解除安庆之围，这是第一条。命令指挥余恩用游兵诱骗贼兵，又命刘源清佯装疑兵设伏，等待各路兵马会合，这是第二条。又晓谕诸王祸福利害，以防止他们帮助叛逆，这是第三条。用伍文定的正兵在正面迎敌，邢珣绕到贼军背后，从后面横向攻击并直冲，这是第四条。又考虑九江、南康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不能同时攻取，就不能合力攻打宸濠；于是先攻破二府，合兵共同进攻，这是第五条。假借都御史杨的火牌，声称调来四十万大军一齐前往江西；又让雷济拿调兵火牌打入省城，使贼军迟疑不敢前进，这是第六条。假造南雄等府的飞报，每天接连送到省城；又假造迎接京军的文书来壮大兵势，这是第七条。假称李士实有书信秘密寄给先生，又假称凌十一等递交状文、反戈立功，以离间宁王对部下的信任，这是第八条。让雷济等人在昏暗夜间张贴告示，标插旗号和木牌，这是第九条。假造给李士实的回信，称赞他精忠报国，告诫他不要泄露报告宸濠被擒逃走的人的消息，使他深信李士实与先生结为党羽，借此使贼军疲惫、士气衰竭，来阻挠宸濠进攻南京的谋划，这是第十条。书写数十万面免死牌，顺流投入江中，声称宸濠已经被击破，并告诫军士不得任意杀戮，以免扰乱军心，这是第十一条。】处置平定地方以谋求长久安定奏疏【王守仁】

译臣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圣明的君主遵奉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世的君主和公卿，又设置大夫、师长来承接辅佐，并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如今天下郡县的设置，有大小、繁简的区别，有中原与边地的不同，有流官与土官世袭的差异，难道是故意制造这么多不同吗？大概也是因为各地有广阔的山谷、大河，风土有不同的气候；人们生活在其中，禀赋有刚柔缓急的差异，服饰饮食、器具使用、喜好习俗也各不相同。因此顺应他们的性情，不违背他们的习俗；沿袭原有传统，不改变适宜的制度，关键在于使人各得其所，这也只是为了治理百姓而已。臣以迂拙庸劣的才识，错误地承受重任，到这里查办军务。按节次钦奉敕谕：“认为可以抚慰的就抚慰，应当剿灭的就剿灭。”这正是陛下的心意，只在于除去祸患、安定百姓，从未预先限定某一种办法。又按节次钦奉敕谕：“等盗贼平定之后，共同商议处置，应该设置土官还是流官，哪一种能够长久而便利。”这正是陛下的心意，只在于安定百姓、平息叛乱，从未预先限定某一种办法。当初因为他们抗拒教化，既然已经起兵，便加以诛讨；后来因为他们悔罪来投，于是又宽恕释放他们，这也无非是仰体陛下不嗜杀人的心意，深切忧悯百姓无辜罢了。然而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设置流官是中原的制度，已经设置流官却又撤去，便有失去中原制度之嫌；设置土官是獠猺的习俗，已经撤去土官却又恢复，便有顺从獠猺习俗之嫌。两方面都将无法逃脱舆论的非议，那又凭什么能够建成事业、取得成效呢？这些说法全都不对。流官一设置，獠猺便服从，既然如此，又何苦不设置流官呢？如果正因为设置流官，獠猺便骚乱，仁人君子难道忍心宁可让百姓骚乱，也一定要设置流官吗？土官一撤去，獠猺便服从，既然如此，又何苦一定要设置土官呢？如果正因为撤去土官，獠猺便背叛，仁人君子难道忍心宁可让百姓背叛，也一定要撤去土官吗？这些人都是忧虑眼前的毁誉，躲避日后的形迹，只顾苟且保全自己，而不替国家谋划长远之计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够仰窥陛下如天一般的仁德，以及那平平荡荡、无偏无党的心意，只以治理百姓为根本呢？臣在思恩、田州平定恢复之后，立即仰遵圣谕，与总镇、镇巡、副叅、三司等官，以及太监张赐、御史石金等共同商议，设置流官、土官哪一种长久便利。不能因为嫌疑和避忌而苟且从事，内心有所保留，谋划有所不忠，大家都认为应当仍设土官，以顺应当地情势；分设土目，以分散他们的党羽；设置流官，以控制他们的势力。獠猺的性情，譬如禽兽；若一定要用中原的郡县制度来控制麋鹿，再用流官的法律来约束它们，就像把一群麋鹿关在厅堂屋室之中，却想让它们驯顺服帖，最终一定会撞翻酒器、掀翻几案，狂跳惊窜。因此必须把它们放到宽闲空旷的地方，以顺应它们粗野的性情。如今所以沿用土官旧制，就是为了顺应它们粗野的性情。然而只实行土官制度，却不想办法分散其党羽、控制其猖獗，就像把麋鹿放在田野中，却没有墙垣限制，也没有控制其獠牙、束缚其行动的方法，最终一定会长奔直窜，无法约束。如今所以分列土目，就是设置墙垣限制和控制束缚的方法。然而分立土目，却始终没有在它们之间建立统属关系和纲维联系，就像把麋鹿养在苑囿中，却没有人看守，不能按时守护墙垣、禁止群鹿冲撞，最终必然越过墙垣远逃；它们践踏庄稼、冲破藩篱，也没有人察觉。如今所以特别设置流官，就是为了设立看守苑囿的人。议论既已共同同意，臣仍认为土夷的心意未必都已了解，穷山僻壤中或许还隐藏着实情，又怎么能保证这个办法一定可行呢？于是臣又遍历田州、思恩境内，巡视各村落，整治经营各城堡，并把这种处置办法询问土目首领，他们全都认为好；又询问当地父老子弟，也全都认为好；再询问那些顽钝无耻、厮役下贱的人，也全都认为好。这样以后，才相信它可以长久实行，也或许可以幸免于日后的杀戮。这样以后臣才敢撰写奏本请求施行，也是仰仗圣明在上，洞察万里之外，没有细微之处不被照见，所以臣能够相信自己的愚忠，不再有所顾忌。然而臣仍反复陈说、交替说明，并不是担心陛下不能体察臣的愚见，实在是因为如今的士人多半固执己见，倡导主观臆说，也足以动摇众人的心意、败坏已经办成的事情。因此臣不避旁人议论纷纷，也想借此晓谕他们。烦扰冒犯圣听，臣不胜战栗惶惧之至。因这是关于处置平定地方、谋求长久安定和长治久安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决定，所以列举事实，具本请旨。自劾疏【王守仁】

译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敢直言；上情容易被了解，下情也容易治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恩泽却被阻塞而没有宣达，怨恨积聚而无人听闻。臣等竟没有说一句话，甘愿以逢迎取悦为事，既不能使上面彰显君主的圣明，也不能解除下面百姓的疑惑。伏想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宫以来，万民仰慕您的德行；登上大位以后，四方都受到感召。不幸奸贼刘瑾窃取权柄，毒害百姓，暗中谋划僭逆，几乎危及郊社。幸赖祖宗和上天的神灵，使张永等及早揭发他的奸谋。陛下施展雷霆般的决断，诛灭他的党羽，清除凶恶污秽，恢复祖宗旧有的制度，抚恤百姓的疾苦。任用贤能，整顿政务，与百姓重新开始，天下没有不欢欣鼓舞的，都说陛下本来就是爱民的君主，从前的一切都是奸贼刘瑾的荼毒；知道陛下本来就是有作为的君主，从前的一切都是奸贼刘瑾的蒙蔽。人们日夜踮足伸颈，盼望太平。可是过去暴政造成的伤害，百姓的创伤尚未恢复；余毒煽动之下，妖孽接连兴起，近两年了，越来越放肆横行，屯驻的军队不能撤除，百姓日益困苦。贼势相互连接，几乎遍布各地，财物耗尽、粮食枯竭，早晚都将陷入汹汹不安。臣等身居大臣之位，却不能提出一条计策来缓解祸患，不能放松一条束缚来救百姓于倒悬之苦；抚心自省，知道自己的罪过，实在无法尽言。至于臣等的罪过已经暴露于天下、在道路上受到指责辱骂，尤其难以掩饰的重大罪过有三条，请允许臣自己陈述大略，以伏受这些罪责。朝廷用来发布政令，政令用来成就事业。陛下每月临朝视事，除了初一、十五以外不过一两次，难道不是因为臣等在下面分掌职务，只要事务没有荒废，不临朝又有什么损害吗？然而群臣百官希望时常见到圣颜却不能如愿，便忧虑彷徨，渐渐懈怠。远近百姓于是怀疑陛下不再想到他们的困苦，日益产生怨恨。四方盗贼也认为陛下从未有意剪除他们，于是更加猖獗。天刚亮临朝不过片刻，陛下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臣等不能详尽陈说天下汹汹不安的情形，使陛下醒悟，这是臣等的第一大罪。陛下每天在后苑操练军事，鼓噪声震惊城中，难道不是因为盗寇尚未平定，想要振奋威势、讲习武事吗？然而这本来是将领士卒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宫禁中适宜做的事。何况如今太子之星尚未显耀，东宫之位仍然空缺，却在那里耗费力量于牵制奔逐之事。群臣惶恐疑惑，两宫忧虑危险，宗庙祭祀的根本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事，而臣等不能竭力劝陛下蓄养精力、保养精神，以延续皇储的福庆，思考祸患、预先防备，为后代安排长久之计，这是臣等的第二大罪。如果每天亲近儒臣，讲论道德，涵泳义理，以培养根本、开发志意，那么耳目会日益聪明，血气会日益和畅；穷究天地的变化，体察万物的情状，从容舒展地与古代先圣先贤为伍，这也是天下最大的快乐。陛下如果知道这种快乐，就会终身以此为乐，片刻也不愿舍弃，哪里还有闲暇享受游玩的快乐呢？如今陛下即位以来，临御经筵还不到四五次，却把心思放在骑射劳顿之事上，都是因为臣等不能详尽陈述最大的快乐，来改变陛下原有的爱好，这是臣等的第三大罪。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臣等却不能引导陛下达到三代之治，使天下百姓头痛皱眉，彼此相告归罪，怀抱愤懑如同汉唐末世；臣等即使死了也罪有余辜。伏愿陛下从今以后，天刚亮就临朝，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端坐清静，保持玄默，以保养自然和气；端正《关雎》之诗所象征的夫妇之德，培育麟趾般的祥瑞；每天御临经筵，讲求治理国家的道理，体味义理使心灵愉悦，除去游宴而败坏法度的行为；正应当治臣等失职之罪，罢免我们，送回田里，推举年高德劭、久负声望的贤人，与陛下一同承担上天赋予的职责，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本来是哀怜百姓的，只因臣等不能极力直言切谏，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从今以后，务必休养生息，不再有任何骚扰；亲自修习圣学，以树立天下的大根本；其他积习染习，也依次洗除，那么民生自然会顺遂，如同阳气到来而万物进入春天；寇盗自然会消灭，如同白日升起而魍魉消散。对上可以承接祖宗的大福，对下可以为子孙垂示统绪；近处可以慰藉臣民的忧惶，远处可以回应四方的仰望。臣等即使死去，也如同生年一般，不胜激切、颠仆待罪之至，谨具奏疏上报。再次辞谢封爵，普遍施行恩赏以彰明国家典制奏疏【王守仁】

译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收到吏部咨文：关于臣奏报前事，按节次奉到圣旨：“论功行赏，是古今的法令制度，《诗经》《尚书》中都有记载，完全可以考察。卿倡导义举、督率军队，剿除大患，尽忠报国，功劳值得嘉奖，特意加封爵位，以昭示公论。应当勉力接受恩命，所辞不准。兵部知道。钦此。钦遵。”臣因罪恶积累深重，灾祸延及先臣，正孤苦憔悴，忧伤瘦弱，几乎没有死去；听到命令后心中惊悸，魂魄散乱。后来伏在枕上深思，臣以孤苦劳瘁之身，冒然承受重赏，这就是所谓贪取上天之功，掩盖他人的善行，窃取下属的才能，忘掉自己的羞耻，这些臣已经在前一份奏疏中详细陈述了。然而圣旨优厚的恩赏，唯独加在臣身上，其他人都没有得到记录，难道江西的功劳果真是臣一个人能够独自办成的吗？朝廷封爵赏赐，本来是要公平施及天下的，而臣却凭一己之身掠取众人的美名，独自承受赏赐，这是臣堵塞了朝廷的大恩泽，使天下人产生不公平的希望，罪过不是更加严重了吗？朝廷的赏赐，是朝廷的公议，臣不敢僭越插手。至于与臣共同协力办事的人，则有不得不为他们申明的一点。古代赏赐不超过时日，是希望人们迅速得到行善的报偿。如今效忠赴义的士人，伸长脖子等待已经三年了，如果对此再不说一句话，事情已经一天天远去，人情意志也一天天衰退，谁还会替他们陈述呢？所以臣冒昧剖开心中的痛苦、忍住悲哀，冒着斧钺之诛来控诉请求。在气息奄奄之际，忽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言辞急躁狂妄，也是因为这件事触动了从前的情感，在心中激发了感慨。臣私下认为，宸濠之变确实突然发生；他的声势张扬，积威压迫，即使相隔数千里也无不震惊失措，何况江西各郡县近在眼前，处处都有贼兵，随处都有贼党。当时臣以寄居异乡的孤身发动事变，其中虽然仰仗皇上的威灵，号召远近，但尚未接受巡抚的任命，各官并不属于臣的统属；尚未奉到讨贼的诏旨，这件事只是出于义举倡导。假使当时各郡县官员果真抱着畏死偷生之心，只以没有正式命令、不能保证土地为借口，那么臣又能怎么办呢？然而他们一听到臣的调令，就都感激奋发，有的带兵到来，有的挺身而来；如果不是真有舍生赴难的义气、竭力报答君主的忠诚，谁肯甘愿遭受粉身碎骨的灾祸、遭受灭族的诛罚，踏入必死之地，去希望那万分之一也难以得到的功劳呢？既然如此，凡是与臣共同办事的人，都是具有忠义诚心的人。大家同样秉持忠义之心，共同赴国难；如果功成后行赏，却由臣一人独自承受，那些人将无法得到任何利益。这正是臣不敢接受封赏的原因。况且宸濠之变，实在是上天暗中夺去了他的魂魄，使他迅速败亡，所以功成之后，不能因此就把共同办事的诸人看作普通差役。如果不幸一败涂地，粉身碎骨、灭族的惨祸，难道也应由共同办事的人承担吗？难道还可以凭借众人的议论来解救，慢慢免除罪罚吗？天下人冒着死难去践行义举，上面的人就应当实行必定兑现的赏赐来报答功劳。如今臣的爵位独自尊崇，而共同办事的人有的得到赏赐、有的得不到；有的没有实行奖赏，反而削去功绩；有的赏赐还没有公布，惩罚已经先行；有的徒然得到升职的名义，却因此被迫退闲；有的被加上不忠的名号，随即被废黜斥退。这样说来，他们又何苦舍身赴义，引来这些喋喋不休的议论，自己求取没有实质的灾祸呢？还不如退缩回避，反而可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安享富贵，逃脱众人的非议。披坚执锐，亲身列入军伍，按期奔赴危难，却免不了遭受不忠的惩罚，那么那些托词推诿、坐观成败的人，又该如何处置呢？如今不议论那些人，却只审察这些人，已经错了。过去有人踩踏了别人的田地，主人便夺走他的牛，君子认为踩田固然有责任，但夺牛就太过分了。如今有人赶牛替我耕田，已经播种并且收获了，我却追究他耕作得不够好，又因此夺走他的牛，这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某人一向贪婪，有的鄙视某人一向急躁狂妄，所以即使有功也应当压低他的赏赐，即使有劳也不能抵偿他的罪过。唉，这也错了。宸濠之变时，巡抚、巡按、三司等官全都被驱逐捆缚，有的死亡，有的随从；其余大小官职，近处的遭受杀戮，远处的逃散溃败了。当时只要知道有人跟随我，就都可以认为是忠义之士，难道还能够追究他们平日的表现吗？何况所谓贪婪、鄙劣，有的出自进谗嫉妒之人的口中，未必都是真的。平常处在安逸环境中，选择人才任用，尚且免不了用错人，何况一时仓促聚集的众人，却要用这些标准一概衡量，责求于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考察平日的品行，区别贤能和否，以激扬士风，这是考课的通常制度；衡量功劳，实行确实的赏罚，以振奋士气，这是军旅中的大权。因此，卑鄙猥琐的行为，平时在士人行列中不被看重；但即使使用贪婪、奸诈的人，军队也不应因此废弃他的才能。在危急患难、呼吸之间的时刻，关键只在摧毁敌锋、战胜敌人，哪里有时间反过来计较其他事情？当时即使有侵犯国门的盗寇，只要能够施展才智和力量来协助我们的事业，也将任用他；事情如果果真成功，也一定奖赏他。何况他们同属士人，都有勤勉办事的忠心呢？人们平日无事时，扼腕击掌谈论，谁不说自己能够面对大节、死于大难？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甚至还没有到死亡的地步，有的人却已经仓皇失措了。何况在箭石飞来的地方、刀剑交错之间，前面是必死的情势，后面还有灭族的祸患，人们为什么不设身处地想一想，稍微体谅他们呢？考课的制度和军旅的政令，本来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互违背，但也不能混在一起施行。如今一个人正有可以记录的功劳，我暂且立即实行对他的赏赐就可以了；即使有过去的过失，也可以用现在的功劳抵偿，只根据明显可见的事实，不要深究隐约不可见的事情。赏赐已经施行，而这个人的过错仍未改正，再据此实行贬黜谪罚，人们会说：过去因功劳而赏赐，如今因罪过而贬黜，功罪分明，劝善惩恶也清楚了。如今却表面上彰明军旅中的赏赐，暗中把考课的意思夹杂在其中，人们只看见赏赐尚未施行，惩罚已经加身；功劳没有记录，罪过却受到加重。这样不能惩创奸邪、警戒恶行，只会阻碍忠节之心，满足进谗嫉妒者的心愿。

译这就好比把一杯酒倒进河水里，却说河水中有酒，也可以饮用而喝醉；若不是易牙那样的味觉，恐怕不能辨别出来；但能指望饮水的人喝醉吗？臣下对于国家的危难，凡是内心所能期待、力量所能做到的，即使肝脑涂地、骨髓化为膏油，也都是职分本来应当做到的；这样说来，这些共同办事的大臣，难道就敢都把功劳据为己有，向上面邀功求赏吗？只是臣与他们共同办事、共同立功，如今赏赐集中在臣身上，而他们却没有得到，臣若厚着脸皮默然接受，不说一句话，就会使朝廷真以为功劳全归臣一人，使这些人的功绩因臣而被遮蔽，最终无法在世上显露。况且自从平定祸乱以来，这些共同办事的人不仅受到已经被斥逐的权奸诬陷、挫辱，群起憎恨、众人嫉妒，只是一味搜罗罪名，从未见有人为他们鸣不平、伸张冤屈。如今陛下登基，日月般的光辉赫然照耀，英贤辅佐，清除阴暗之风，鼓动震动如雷；于是阴气开始消散，魍魉暗中消失，但覆盆之下仍有不能自行显露的人。因此臣怎敢顾虑夸耀、僭妄的罪责，便为这些大臣申诉他们艰难压抑的情状。从前汉臣赵充国击破羌人回来，有人讽谏他应当谦让、不夸耀功劳，赵充国说：“我已经老了，爵位也已经到顶，难道还要嫌弃夸说一时的事情，以欺骗君主吗？”这才是圣明的君主啊！军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老臣如果不把自己的见解替君主说一次，明白陈述其中的利害，突然死去以后，谁还会再说呢？于是他最终如实回答。一个人忠于国家，即使杀身灭族也不回避，难道反而要回避夸功炫善的嫌疑吗？臣当初在丰城遇到变故时，是在仓促茫昧之中起事；当时哪里能够暗中看见事情一定成功，认为会有今天封爵受赏的荣耀，才这样做呢？只是因为事情关系宗庙社稷，所以不计成败，舍弃身家，抛下九族，只求尽忠愤而死守节义，这就是臣最初的心愿。至于号召三军，虽然用忠义来激励他们，实际上也用爵禄、世代荣宠来吸引他们，用名节来勉励他们，又用恩赏显耀的美好来打动他们；这难道是敢用虚言欺骗诱惑他们吗？臣认为功劳如果能够成就，那么这些爵禄恩赏也是国家的制度，按道理必定会有。如今臣得到特殊赏赐，而众人却未能得到，就是臣用虚言欺骗诱惑下属，竭尽众人的性命共同成就功业，掩盖众人的美德而独自取得赏赐，见利忘信；这就是贪婪鄙劣，对外欺骗下属，对内背弃初心，臣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们呢？臣不敢独自承受特殊赏赐，并不是不知道封爵是荣耀，而是因为有比封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不敢苟且取得。伏望陛下鉴察臣的话，不要认为这是夸耀，并因此察知诸臣被埋没的功劳；允许臣的请求，不要认为这是虚伪，并因此把施恩普及诸臣。如果果真认为臣的赏赐应当从轻，那么臣也不能独自优厚；如果果真认为臣的赏赐可以优厚，那么诸臣也不能最终受到轻视。江西共同办事的诸臣，臣在前一份奏疏中已经略有列举，而且各部也有册籍可查，臣不敢再有所烦扰冒犯。臣正处于服丧忧苦之中，本不是可以进言的时候，但事情不能停止，因此有了这次行动；臣不胜承受恩典的感激，含着悲哀冒死陈奏【如此】。《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二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六 表彰忠义以维持世道奏疏【明杨僎】